【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主体性
科学发展观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问题的科学概括,是一种全新的发展理念、发展战略,是新世纪、现阶段指导我国发展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是一个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科学发展观被精辟表述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提出后,理论界对它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系统的研究。本文将进一步研究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坚决树立和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使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社会建设都切实地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朝着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的目标前进。
一、以人为本的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主体性原则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主体能动地改造和探索客体的社会性的客观物质活动。这里的实践主体是指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之中,具有自主意识和实践能力的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突出了实践者即人的主体性。实践以人为主体,人既是实践活动的策划者,又是实践活动的践行者,实践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科学地回答了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也就是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主体性原则。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本观点。
首先,人是发展的前提。“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是社会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整个世界历史都是人通过人的实践而创造的。这里所说的人,就是“以人为本”的“人”,就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前提。
其次,人是发展的目的。马克思认为,在再生产过程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人的发展为目的,以人的发展为最高价值取向。发展应以人为中心,以满足人的需要,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为核心,应建立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科学发展观把发展的目的定位于以人为本,定位于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定位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作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的和核心价值,为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以及生态与环境的条件。
再次,人是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实践的主体,并非任何人都是实践的主体。只有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和实践技能,参与改造客体的人,才能在实践活动中表现出自己对客体的主体地位。在实践中,人按照对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去改造事物,把它塑造成适合人占有和利用的形式,充分显示了人的主体能动性。人是创造社会财富的物质生产过程中,是社会改革、历史前进的过程中唯一能动的因素。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变革社会制度,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的主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
以人为本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关于人在实践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实践的根本目的的重要思想有了鲜活的时代气息和当代中国发展实践的具体内容,并在中国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得以体现并发挥重要作用。
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看作是一种物质的活动,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感性活动。动物的活动主要是出于求生存的本能需要,没有明确思想或目的的指导,而且动物的活动基本上是消极地适应外部环境,不能依照一定的目的去有组织地改变环境。人的实践活动则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计划性,人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要求去改变客观对象,使之适合或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直至创造出客观世界原本不存在的新事物。人在实践过程中不仅使客观对象发生合乎人的需要的变化,还在客观对象中实现自己的目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和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在这里,“种的尺度”即客体的本质和规律的尺度,“内在的尺度”即体现着主体需要和目的的人的尺度,这两个尺度的统一就是客观规律性和主观目的性的统一,以它为指导的实践才是真正的人的实践,是真正的“美”的实践。
社会的发展,是政治、经济、文化、人口、资源、环境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正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价值取向。全面发展,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面发展包括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发展;包括物质文明建设,也包括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社会文明建设。协调发展就是要做到“五个统筹”,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以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为基础,以激励经济发展为条件,以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发展。
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在取得了改造自然的巨大成果、从自然界获得巨大财富的同时,不合理的实践活动也在全球范围内导致了人口激增、自然资源短缺,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破坏了生态平衡,并且受到了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威胁到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以及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讶的是:人们为取得上述成果而作出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影响,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他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特别强调人类实践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价值取向。提醒人们在实践过程中不仅要达到自身的发展目的,要正视人类实践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要根据资源利用情况、生态环境状况等客观条件提供的可能性来展开实践,用合规律性来约束人们不合理的实践活动。正如同志所说:“要科学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学会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更加科学地利用自然为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发展服务,坚决禁止各种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做法。”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求实践主体在自然资源、客观环境等条件提供的可能条件下展开实践,并合理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追求,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发展。
三、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升华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深切关注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认为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首先在这一社会形式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里强调的是“每个人” 的发展,“社会的每一个成员”的发展,而不是一些人得到发展,另一些人得不到发展,也不是一些人的发展以另一些人的发展权利被剥夺为代价。发展是集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环境、社会等多项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是人类共同的和普遍的权利,各个国家,各个地区都享有平等的不容剥夺的发展权利。其次“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只能在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得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说:“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以经济社会发展为基础,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实现。科学发展观提出“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求我们充分认识和正确处理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
推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同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推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社会文明的协调发展。首先不断推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通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才能够使人们有条件接受高水平的教育,使人们的能力得到有效的培育,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才能够使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人们有条件参与各项社会活动,从而突破劳动及社会角色的固定化、单一化,以及人自身发展的片面化。推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才能改善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其次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必要前提。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精神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就更加推进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推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发展,进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过程。
我国还出于而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论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建设,还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完善,要满足人的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还不可能完全做到。现阶段,我们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步骤,不断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不断积累社会物质财富,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共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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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确立
众所周知，实践概念并非是马克思所首创，而是在遥远的古代就已出现了。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宣称：只要一息尚存，我永不停止哲学的实践。亚里士多德也曾指出：实践是包括了完成目的在内的活动。在欧洲哲学史上，康德正式把实践概念引入到哲学中，在他看来，实践即道德的践履，就是实践通过规范人的意志而支配人的道德活动，进而使人达到自由。但他的实践并没有脱离伦理实践的范畴[1]。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也对实践提出过一些深刻的思想，他认为实践是认识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解决主、客体矛盾的中介，是通向客观真理的必由之路。黑格尔尽管提出了实践、特别是劳动对人的解放具有积极意义的论断，但究其实质，还是把实践限制在精神、观念的活动范围，抽象地发展了人的实践活动的能动的方面，所以黑格尔的实践主要是作为绝对理念自我发展的一个环节而出现，这无疑是绝对唯心主义的。旧唯物主义者，例如费尔巴哈，反对唯心主义把实践理解为逻辑的或理论的活动，认为实践是感性活动，甚至提出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那些疑难，实践会给你解决。但是费尔巴哈所理解的实践只是单个人的活动，是消极适应环境的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说，费尔巴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的、活动的意义。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所有哲学家都没有把实践看作人类创造历史的活动，因而都没有能够从历史观的高度科学地揭示出实践的本质涵义。
科学实践观之新其次在于它突出了实践是只为人所特有的对象性活动，突出了实践者即人的主体性，从而在客观规律和主观能动性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平衡。实践虽然是一种客观的物质性的活动，但人却是带着主体的利益、目的、意志、需求和价值判断投入实践活动的，旨在通过实践活动否定和改变外部环境和条件，使之服从于主体的目的和需求[2]。旧唯物主义者只看到客体制约性的一面，强调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决定作用。而马克思在承认这种决定作用的同时，还看到了另一面：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所以马克思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实践是社会的主体（人）与客体的相互作用中体现出来的人类感性活动，实践是人的实践，人是实践的人。在实践中，人按照对事物运动规律的认识去改造事物，把它塑造成适合人占有和利用的形式，充分显示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同时，人在实践中自觉地把自己和自然界区分开来，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具有了主体意识。实践唯物主义彻底改变了旧唯物主义的消极直观的性质和被唯心主义所抽象发展了的主体能动性思想，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地高扬了人的主体性，并把它置于科学的基础上，使人与自然、社会和环境能够达到和谐的统一。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科技哲学关系
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也是哲学社会科学保持蓬勃活力的重要保证。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思想中把握的时代，从来都不是一种对精神以外的材料的简单接受，而始终立足于自身的活动，立足于一种内部的再造，即通过创造性精神而获取的、按照根据与结论而进行的理性明察的内部再造。科学技术哲学作为哲学的二级学科，在面向新世纪的时代变化中，如何保持自己的优良传统又能够做到与时俱进，进行理论创新，其现实的路径选择是完成研究范式的转换。马克思强调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3]。因此，捕捉到现实世界的迫切问题并使其升华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是哲学研究的理论自觉。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不是超历史的抽思想，而是对时代课题的理论反思。哲学面向现实，但又拉开间距，使问题中的哲学升华为哲学中的问题。脱离历史与时代的理论会失去其生存的环境。因此，哲学理论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从时代性的状况去反思人类的存在，从时代性的问题出发去探求人类的解放，使哲学真正成为自己时代的精神精华。因此，理论应具有实践性的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特征，也是马克思为现代哲学开辟的现实道路。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凸显了实践优先的思维方式和思想立场，并获得了如下洞见：在理论与实践的二者关系中，实践具有本体意义上的优先地位，理论的实际根基在于现实的生活实践之中。其开辟的哲学道路可以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表述：以往的哲学家总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即劳动实践、社会实践、历史实践出发把实践提升为哲学最根本的解释原则，重新观察、解释和对待人与世界的关系，实现了以实践为基础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哲学理论的归宿和指向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终极关怀。所以，在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信息化、网络化的普遍应用，使人们的认识和实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是人的认识和实践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又为人的认识和实践的新发展构筑了新的基础，提供了新的前提，并且还直接引起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结构、方式、功能和效率的新变化；这种新变化又必然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内容影响到人与世界的关系、人际之间的交往以及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时间与空间。与此相适应，人的存在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必然发生变化。这些变化都是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信息化、网络化的普遍化条件下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所产生的效应。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种效应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当代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当代人的认识论。如果认识论还没有打开这本书，那么这种认识论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人们在实践的结果中直观到自己的本质力量。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
三、科技哲学影响
哲学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而形成的真理，经得住时间检验和实践验证。就理论层面讲，哲学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科技哲学理论、军事哲学理论；就社会生活层面讲，哲学蕴涵于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中，包括领导决策、人际关系等诸多内容。由此可见，哲学贯穿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始终。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和哲学理论的不断发展，使科技与哲学实现有机结合，形成科技哲学[4]。该学科是综合性的学科，从属于哲学学科，是哲学理论发展中的衍生，具有與时俱进性。科技哲学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与人类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例如：在化妆品、保健品检验过程中，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督，并进行评价。在该过程中，相关人员工作中遵循的理论依据，是哲学与科技问题的反映。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充足动力。科学技术、人才是国家得以快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只有提升科学技术水平和人才储备，才能增强国家综合国力。哲学是对自然界生活中多样化关系的阐述，科技哲学以科学技术为基础，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由此可见，科技哲学的发展，有利于和谐社会构建。
四、基于现代哲学转向提升科技哲学社会维度
在哲学发展的历史上，通常把近代哲学称为认识论转向，其社会生活基础是工业化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引起了人们对人类思想认识客观性的反思。由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使近代哲学家们一直没有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做出满意的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实践的思维方式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的认识论问题，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被称为哲学史上的实践论转向，在思维方式上实现了从两极到中介的转变，从而开辟了现代哲学研究的新视角从现实的生活世界出发，讨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现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都是从马克思的实践论转向开始的。现代科技哲学的研究，也应以马克思开启的实践论转向为理论支点，源于事实上，马克思的实践论科学观具有很丰富的内容，当代西方诠释学的现象学理解科学的思维方式在具体内容上与马克思的实践论科学观形成互补。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的思维方式实现了哲学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首先，在其客观内容和普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哲学世界观，它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其次，把实践观引入认识论，为人类历史活动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最后，在其理论价值和社会功能上提供了哲学方法论，成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最深刻的层次上为现代哲学开拓了正确的道路，现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正是从人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出发反思人与世界的关系，寻求人类存在的意义；以实践论辩证法的反思方式，对现存生活世界的批判，使每一个哲学命题成为这一时代人们社会生活的表征，以塑造、引导新的时代精神。现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著名的哲学命题：语言是存在的家，用以表征语言是人的实践方式和存在方式，进而从存在出发来分析人对世界的理解。后现代主义思潮也是引申马克思的思想方法来批判现代主义的哲学理论，从而形成对现代社会人的生存、社会发展状况的反思与批判。鉴于哲学发展的实践性本质特征，作为哲学重要分支的科技哲学，其研究方向必然以哲学转向为导向，以现代社会的生活实践为根基，研究时代提出的新课题。现代社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生产力水平在广度和深度上的空前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科技的日益发达，科学技术社会化、社会科学化进程明显加速，科技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在经济活动中越来越扮演核心的角色，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又一种独特的经济形态。同时，由于工业社会以来人类的不合理开发导致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空前紧张，消解人的物化和科技异化成为人类理论和实践的新课题。鉴于现代哲学生存论转向的理论背景以及科学技术现实的发展状况，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与社会的新型关联，决定新时代的科技哲学研究必然要立足于生存论的视角，增加其研究的社会维度，紧跟哲学时代主题的转换，把握现代哲学历史演进的逻辑，对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做出系统的观念清理和价值排序，更好地完成科技哲学研究的时代课题。由此，我们选取一种广义解释对科技哲学学科进行定位：科学技术的哲学反思。这样，在时代变化的背景下，我们必然从人、社会、自然的综合视角来思考人类自身发展的合理性，审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继而对其进行哲学思考。
增加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社会维度，将大大拓宽科技哲学研究的理论视野，科技与社会的研究将成为科技哲学研究的重要延伸和理论的生长点。把科学技术放到当今的社会发展中，研究其在社会大系统中的运行机制，这种研究将更好地发挥科技哲学理论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作用，又为科学技术的创新实践提供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础。在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关系领域内，存在着大量急待解决的前提性哲学理论问题，比如，关于科学对社会消极作用的根源问题，科学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问题，科学技术的价值属性问题等等，都将成为科技与社会研究中深层次的理论问题。
恩格斯发表于1888年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全面、系统地阐明了哲学基本问题和辩证唯物论文联盟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把马克思写于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附录其中（第50页），高度评价《提纲》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伟大历史贡献。今天，结合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研读这两个重要文献，对于加深理解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哲学走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从“哲学基本问题”说起——实践唯物主义的确立和它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
众所周知，恩格斯在《终结》第二章用较大篇幅经典地概括了哲学基本问题，指出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及各占何等重要地位：其第一个方面是思维与存在何者是本原的，即哲学的最高问题；其第二个方面是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即物质世界是不是可知的问题，阐明了它对哲学最高问题的重大影响。毫无疑问，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对于坚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笔者认为，能够坚持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承认物质世界的本原性，同时也承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世界的可知性，这仅仅是停留在或者说仅仅是达到了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恩格斯还是一“整个学派”时期的唯物主义的高度，即1845年马克思写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前的高度；也可以说是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马克思、恩格斯对德国古典哲学，包括对他们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还没有进行“清算”[1]以前的高度；更确切些，用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下简称《唯批》）中的话说是“早在1843年，当马克思刚刚成为马克思，即刚刚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成为比以往一切形式的唯物主义丰富得不可估量和彻底得无可比拟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创始人”[2]以前的高度。也就是说，承认和坚持哲学基本问题，仅仅是达到了从一般唯物主义哲学提高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起点。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成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从哲学基本问题这个起点出发，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世界的可知性，即把人的认识理解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承认并且坚持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笔者认为应着重认识和把握以下四点：
1.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经典论述，只是对一般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恩格斯把思维与存在何者是本原的，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作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是因为只有它才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而把思维与存在有没有同一性，即世界是不是可知的问题，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因为它对于哲学的最高问题具有重大的影响，就是说只有在坚持物质世界的本原性的同时，也坚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物质世界的可知性，才能捍卫物质世界的本原性这个唯物主义最高原则，才能把握“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3]这个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的唯一标准，才能巩固哲学最高问题的最高地位。
2.费尔巴哈和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原来是一“整个学派”。列宁在《唯批》一书中，为了捍卫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在批判唯心主义否认世界的本原性和否认世界的可知性的谬论时，一是运用自然科学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材料；二是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原理；三是引用费尔巴哈的论述。列宁曾直截了当地称“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个学派”，指出他们都是“从康德那里向左走，走向完全否认一切唯心主义和一切不可知论”[4]。还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5]。恩格斯在《终结》的《1888年单行本序言》里也说：“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那个狂风暴雨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6]在该书第一章，恩格斯曾经热烈地赞扬和描述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一书的出版，对他和马克思“思想解放”的重大影响，他说费尔巴哈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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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书“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7]。
当时的费尔巴哈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是既承认物质世界的本原性，也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即物质世界的可知性。例如他说：“自然界并不论文联盟让自己躲藏起来，它反而是尽力地自荐于人，或者可以说老着脸去迁就人的。恰像空气通过我们的口、鼻以及一切毛孔，挤进身内来一般。”[8]这说明在哲学基本问题上费尔巴哈与马克思、恩格斯原本是一致的。他们的差别是后来的事，具体说是在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创立之后，或者说是在马克思于1845年为了“供进一步研究用的匆匆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后的事。
3.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扬弃中创立实践唯物主义的。恩格斯在谈到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时指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9]这里所说的“绝大多数哲学家”，既包括彻底的唯心主义者黑格尔，也包括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不过，在黑格尔那里的“可知”是“这个世界的思想内容”、是对他那个“绝对观念”的“知”；而马克思、恩格斯和费尔巴哈的“可知”是对“我们周围世界”的“知”，是人脑对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事物的“知”。“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10]。
可是，人对于客观世界是怎样从不知到知的呢？作为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费尔巴哈，他虽然坚持物质世界的本原性，同时也承认世界的可知性，但他“所附加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11]。他虽然也说感觉不是一堵墙，而是一座桥，通过感觉可以认识客观世界。但是他的这座“桥”，不是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的，他不了解对不可知论“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12]。
回答这个问题的任务是由马克思的《提纲》和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扬弃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创立的实践唯物主义来完成的：人们是在社会实践中才实现由不知到知的。
马克思在《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说费尔巴哈“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3]这些论断击中了包括费尔巴哈哲学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要害。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同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最大、最根本的差别就在于怎样对待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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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提纲》通篇贯穿的一条红线是实践；而恩格斯的《终结》通篇贯穿的则是马克思的《提纲》这个“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基本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们从哲学基本问题出发，扬弃费尔巴哈的“论文联盟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14]，而把社会实践引入认识论，引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创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这个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吸取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的同时跃进到实践唯物主义，而把费尔巴哈抛到了后面。正如在《实践论》开头第一句话所说的：“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15]还说：“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16]它认为只有实践才是联系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唯一的条件，是检验这种同一性（认识）的效果（正确与否）的唯一的标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只有在思维见之于存在，即“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中，在思维符合于存在、主观符合于客观的过程中才实现的，“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17]。
4.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是人们能动的改造世界的活动，是为了改变世界。费尔巴哈作为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也曾经从理论上给实践以很高的评价。但是，他的实践观只是停留在人的认识和理性层面，他“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18]，他除了强调要把世界看作是客观的，而把人的认识看作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映像、模写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意思。
而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是人们能动的改造世界的活动，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人的主体能动性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自然本能的主要标志。马克思评论费尔巴哈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9]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如果在费尔巴哈那里有时也遇见类似的观点，那么它们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对费尔巴哈的总的世界观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只能把它们看作仅仅是具有发展能力的萌芽。”[20]
但是，费尔巴哈的这个“萌芽”并没有生长为长青之树。当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进行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伟大斗争的实践中自然科学也有了重大发现的时候，费尔巴哈因为出版反对宗教的著作而遭到反动政府的迫害，被赶到了乡下，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孤陋寡闻的生活”。这既反映了当时德国反动政府对真理的惧怕和对人才的扼杀，也是费尔巴哈的“实践”理论不可能彻底的客观原因，决定了他没有可能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跃进到实践唯物主义的高度。用恩格斯的话说这“不是他的过错”[21]，但他却被远远地抛到时代和实践的后面，和马克思、恩格斯形成了天壤之别。
二、与时俱进——实践唯物主义的本质特征和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根本规律
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也是一条基本原理。十年“”中，、“”打着“高举”的旗号，说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论”也就是僵化论、封闭论。那时候的“理论学习”可以说是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但“学习”的内容却是“一句顶一万句”的、不再发展的“终极真理”“绝对真理”，是把马列主义、思想封闭在一个“圆圈”里的“最高”理论；“”刚结束的头两年，又出现了“两个凡是”这样禁锢思想发展的思潮。在邓小平的支持下，通过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和全党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转贴于论文联盟
实践第一”的观点才重新登上中国哲学的“王座”，重新恢复了倡导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推动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但是，由于“顶峰论”和“两个凡是”的影响至深，一些人把在“”中读过的马列著作的个别结论和说过的每一句话（例如“以阶级斗争论文联盟为纲”等），都当成了“一句顶一万句”的、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而把过去当作“错误”批判过的观点（例如“唯生产力论”等等）都当成永久不变的所谓“谬论”；当后来发现以前的错误加以纠正的时候，当实践向前发展而理论也随之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等重大决策的时候，一些同志却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觉得不可理解，还一度产生了所谓的“信仰危机”，说“过去学今天批，今天对明天错，理论上的事没准”；认为理论工作者是“轴承脖子弹簧腰”，是“跟形势，赶浪头，随风倒”的“风派理论”等等。当时，理论局曾发表过一个调查材料，反映一些高等院校“相当多的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课不感兴趣”，说“理论无理”（有权就有理），“理论无信”（变来变去），“理论无用”（不解决问题） 等等[22]。
这种思维定势，在某种程度上与当年的黑格尔哲学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那样的“具有最终性质的”“绝对真理”的情形极其相似，对人们的思想禁锢极大、影响至深。直到今天，一些同志的思想仍然不够解放，一些高等院校依然存在不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等情况，实际上还是对“”中“顶峰哲学”之被“终结”，而未能正确理解的思想的延续。
恩格斯指出：“如果人类在某个时候达到了只运用永恒真理，只运用具有至上意义和无条件真理权的思维成果的地步，那么人类或许就到达了这样的一点，在那里，知识世界的无限性就现实和可能而言都穷尽了。”[23]还说：“辩证哲学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24]本人也是极其反对思想僵化的，他曾经深刻地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25]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也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26]这些论述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一脉相承的。
因此，把过去的理论都当成“绝对真理”而不可移易，那么，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就只能在、“”鼓吹的“顶峰论”这个“圆圈”里漫游了，那还有什么三十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伟大成就和人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2007年党的十七大前夕，在某公园有人塞给笔者一份有五六十人签名（多为党的高级干部和理论教授）、长达近三万五千余字的写给党中央的所谓《献言书》，公开否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张退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然而，那样本来是革命的、不允许有任何保守的马列主义、思想，不是要遭到黑格尔哲学体系那样——被“闷死”和“终结”的命运吗？那还有什么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党的创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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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发展观——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当代应用和中国哲学走向
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周年大会上指出，要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笔者认为，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论文联盟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解决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是怎样对待实践的问题，就是说，把握实践唯物主义的关键是在于用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实践把思维与存在联系起来并且能够取得成功。
众所周知，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时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改变了“社会主义不能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论断，领导苏联党和人民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创立了列宁主义；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时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改变了先夺取大城市的模式，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战略，取得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创立了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改变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科学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创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全部马克思主义发展胜利的历史，都是实践唯物主义发展胜利的历史，都充分体现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永久的开放性和实践性；体现了伴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思想认识的永久的解放性、发展性、创新性；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列主义、思想永久的一脉相承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恩格斯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27]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原则”，当然也包括他和马克思为无产阶级所创立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们不但多次告诫人们，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并且也不断的纠正他们自己以前的、经过新的实践检验“已经过时了”的理论，例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1888年英文版序言》所说的那样。总之，在我们每一代人之前的一切理论以及我们自己以前的理论，无论它们在曾经的那个时候多么正确（多么符合当时当地的实际），但在对它们再运用时也必须结合此时此地的新的实践。
历史事实证明，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新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就是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就是不能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一个人可以说他坚决承认物质世界的本原性、承认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也承认实践是联系思维与存在的桥梁，他也可以赌咒发誓说自己是个唯物主义无神论者、物质世界可知论者等等，但是只要他否认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不同时代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就仍然不过是一个费尔巴哈主义者：他或许是一个马克思时代的、列宁时代的、时代的、改革开放时代的费尔巴哈主义者。当年俄国的马赫主义者、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些自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人们，以及当前我国的一些热衷于大搞封建迷信的党员干部，不根据当时当地具体实践瞎指挥、瞎折腾的领导干部，则是连费尔巴哈主义都不如的唯心主义者。一切脱离当时当地的社会实践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都是唯心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说它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个别结论。关键在于那个“四海”是什么“海”、是什么地方、什么时代、是什么状况的“海”。最近有学者提出：哲学是自己时代的精华，任何哲学都属于自己特定的时代，哲学是“在路上”、哲学是“过程”，真正的哲学永远不会停留在某一个点上[28]。这些话不无道理。
马克思、恩格斯扬弃费尔巴哈哲学，创立实践唯物主义之所以是唯物主义哲学的“革命”，就在于这个伟大学说能够指导随时发展着的、日新月异的实践，能够在实践中不断地实现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使马克思主义得以不断的向前发展。列宁形象的比喻，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长青的。今天我们学习实践唯物主义，就必须着眼于今天的实践这棵“长青之树”，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当前的实践，用新的发展着的实践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
实践唯物主义，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前面的话说，就是“改变世界”“改变事物的现状”的唯物主义。我国当前的实践、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要通过改革开放不断的“改变事物的现状”，不断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29]。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转贴于论文联盟
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30]。但“实事”总是不断的发展变化的，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要从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中，去“求”出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是”即“规律性”，如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论文联盟体系、坚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缩小和消除贫富差距、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切实关注民生，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反腐倡廉等等，来作为我们今天行动的向导。
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31]坚持实践唯物主义，就是要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世界中，不断的解放思想，不断的研究新实践，不断的发现旧错误、纠正旧错误，不断的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不断的认识新规律、适应新规律，不断的创造新理论、运用新理论。
因此，我们当代共产党人，也可以向世人宣布，虽然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有其一定的相对稳定性，但它总是要发展的，也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我们党的创新理论，之所以是“创新”，就是说它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变化、创新。
我们党的“科学发展观”，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说是“实践”发展观、实践唯物主义，从它的名称上就体现了其永久的动态性、前进性、发展性。其“第一要义是发展”，本身就是对封闭性、停顿性的否定；再就是它的“科学”性，即围绕“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和“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在与时俱进的、发展变化的、新的社会实践中，不间断的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的“发展”是不是实事求是，是不是“科学”？经过实践的检验就会原形毕露，老百姓也会看的明明白白，从而在发展中、在实践的检验中坚持对的，纠正错的，使我们的“发展”这个“第一要务”不断地沿着科学的轨道前进。我们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本身强调的也是学习和实践、强调“践行”。在这个“实践”“践行”“活动”中，我们会不断的发现“新大陆”，纠正我们前辈的错误；也纠正我们自己以前的错误；而我们的后人在今后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中，也会在他们的新的实践中， 发现“新大陆”， 也会纠正我们今天的错误， 从而实现党的理论的不断创新、再创新——这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长久的历史性，或者可以说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在中国当代的哲学走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实践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729（2011）05-0003-06
一、“三化合一”是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创新的历史抉择
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三化合一”是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创新的历史抉择。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它不仅在全世界无产阶级面前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为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第一个详细的实践纲领，而且为我们观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并对之进行理论创新提供了政治立场与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与近代以来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发展密切相关，是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寻找救国道路而作出的必然选择。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为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前赴后继，进行了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斗争。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始开技术层面的变革；洪秀全、洪仁主张发展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的生产关系，始开经济领域的变革；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了把向西方的学习从经济领域推进到政治领域,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始开制度层面的革命；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参照欧美经验，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第一次在中国提出了建立体制完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治国方略。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不仅学习西方理论而且付诸实践，他们建立过团体、组织过政党、实行过变法、发动过革命，但都失败了。这在客观上为人们接受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准备了适宜的思想土壤。俄国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促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然而，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崭新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一切问题，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这里，有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具体实际即中国国情的问题，也有如何正确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原理的问题。掌握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掌握它的精神实质，运用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运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和分析实际问题”［1］。这就需要使马克思主义本身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厚土壤，从而使之具有中国作风、中国特性和中国气派，并且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认同；同时也要使中国革命经验与历史文化实现由实践到理论、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而推进中国传统与历史文化的现代化，使马克思主义在创新中运用、在创新中发展。这种科学创新，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保持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需要。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紧密结合，与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思想作坚决斗争并深刻总结了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考察、分析了中国社会历史和民族的特点，深入研究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阐明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把马克思主义由欧洲形式和异民族语言变成了中国民族形式和本民族语言，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语言，创新表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原则与方针政策，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进行了第一次历史性总结。［2］20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主题，构成了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创新，构成了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中国社会新生产力的增长和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构成了思想产生的物质基础和阶级条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则构成了思想产生的思想条件。它抓住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即什么是中国革命和怎样进行中国革命的问题，在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创造性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内容、动力、领导、前途、步骤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它贯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外交、治军治国等多方面的完备的科学创新体系。在它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找到了一条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紧紧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进行理论探索，第一次初步回答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世界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构成了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以及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借鉴，构成了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依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构成了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现实基础；而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鲜经验的科学总结，以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它所提供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思考和回答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则构成了邓小平理论最直接的思想来源与理性基础。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思想边疆，把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的智慧结晶。它创造性地回答了在充满希望和挑战的21世纪“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课题，以及一系列关系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推进到了又一个新阶段。1990年代以来国际局势和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如经济全球化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日趋明显、政治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以经济和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较量更为突出、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各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带来的强大冲击波等，这些构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和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探索，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面临新的巨大困难和压力，这些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而新时期党的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一些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领导水平特别是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差，一些党的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党性观念淡薄，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行为严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膨胀，消极腐败现象在党内滋长蔓延，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一部分党员、干部那里被淡忘甚至被丢掉等，这些构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与发展的现实依据［3］；而我党由过去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由过去受到外部封锁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为对外开放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种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带来的高难度历史课题，要求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些构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法理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又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又一次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全面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性认识。
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的最新成果，是对我党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与创新。它针对的是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整体适应了新阶段的新任务、新要求、新环境和新条件。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根本依据，旨在使我们认清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长期性与艰巨性，提高全党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自觉性和能动性；立足我国新世纪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现实基础，旨在使我们从容应对经济体制深刻变化、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革带来的一系列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正确判断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主流方向与阶段特征，激发发展的巨大潜力与广阔空间，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领域，以新的思路、新的方法推进现代化建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之路；立足于科学总结当今世界的发展实践和发展理念，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重要借鉴，旨在使我们顺应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吸收并利用世界各国发展的先进思想与实践成果，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顺利实现工业化、信息化的战略任务。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科学发展观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它在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等整体看法和根本观点上，全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的发展原理，全面体现并深化了我党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观的核心内容与理论特质；科学发展观在各个方面印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实践品格，从现展理念上验证了我党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观与科学实践观的内在统一，再一次丰富发展了我党的科学创新体系。［3］
我党90年发展的光辉历程，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也是我党几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90年的传播史、运用史、实践史，就是它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发展史，也是它科学地实现“三化合一”的创新史［4］。更重要的还在于，我党的理论创新是一种立足于实践的科学创新，她不断求立足国情、与时俱进、把握规律、开拓进取之真，务以人为本、执政兴国、科学发展、促进和谐之实，使我们的思想行动符合时代要求、人民期望，真正赢得并见证于时代与人民。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泉是实践，其发展依据是实践，其检验标准也是实践。任何固守本本、漠视实践、超越或落后于实际生活的做法都不会得到成功；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也就永无止境。党和人民的实践是不断前进的，指导这种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要不断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在党和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中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不断完善，这一实践创新过程也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开辟广阔前景。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观，旨在及时回答当代实践提出的新课题，为改革开放事业提供科学指导。实现这一目的，关键在于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以新思维、新方法对之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努力开启改革开放新征程，吹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号角，开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
二、植根实践沃土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创新的现实诉求
从学理上看，作为一种集时代智慧、实践升华、科学总结为一体的创新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势必随着时代的改变、实践的扩展、科学的进步而不断获得重大发展，其彻底的科学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是脱离实际的抽象思辨体系，更不是不结果实的精神花朵，而只能是永远面对现实世界、实际生活，关注和研究时代课题并科学总结实践经验而提出的创新体系；实践性、开放性决定了它不是什么宗派主义体系，更不是什么狭隘经验主义学说，而是在实践中生成又在实践中发展的“实践唯物主义”；坚定的革命性、批判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什么故步自封的僵化体系，而是具有自我批评意识并根据时代变化、实践发展和科学进步而不断革故鼎新的“文明的活的灵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当代探索中不断获得新的力量、采取新的形态、获得新的生机。正是由于它自觉植根于时代和实践的沃土并根据时代和实践发展的需要而不断进行科学创新，它才能成为一种开放的、不断发展着的创新体系，并能够保持长久的生命活力，非但没有结束真理反而开辟了在实践中不断认识真理和发展真理的广阔道路。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创新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获得其科学性和革命性之统一的，它能够把严格的科学性同鲜明的革命性紧密结合。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过程中，不是任何新的提法、新的论断、新的举措、新的概括都可以称为思想创新的，只有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在理论上不断开拓新领域、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旧做法和旧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才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不断谱写新的理论篇章。
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作为一种创新体系，它在任何时候都不去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它也从不主张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而只希望在紧密结合实际中与时俱进、革故鼎新。在笔者看来，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对之做出变革；只有基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及其发展规律，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同它的现实生活基础生动地结合起来，不断实现科学创新。［5］诚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多种实践、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最新变化、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世界科技革命的巨大影响以及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这一切都向当代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考验，使得我们必须在坚持其理论原则和思想精髓的基础上，在与马克思主义原生态的理论观点保持前后相继、一脉相承的前提下，按照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化合一”的创新机制对之进行科学的当代构建。若离开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本真精神和思想精髓搞创新，就会失去根本、流于空谈；若背离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内在机制与发展规律搞创新，就会使其迷失方向、自我消解；若背离马克思主义科学本性与实践品格，一味标新立异、空想杜撰，或者生吞活剥、食洋不化，就会彻底丢弃、消解创新；若不把理论创新服务并落实于实践创新，就会失去理论创新的科学内涵与真实意义。
思入生活本源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科学创新的现实基础。［6］回顾党90年的发展历史，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不断科学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历经了一个由浅到深、由感性到理性、由少数人认识到形成全党共识的发展过程。基于对中国革命进程中正反两个方面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内在要求的正确把握，我党认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因此，正确的理论创新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而生成，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就在于它是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的、是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运用和发展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的深刻内涵就在于，强调我党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变化的特征相结合，与处在变化时代中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对时展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新的回答，得出新的科学结论，从而不断用新内容、新思维、新语言写出马克思主义的新“版本”，使之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实践的深入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进步和完善。实现理论创新，尤其是推进它的科学创新，这是我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关键步骤,更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形成与发展的根本需要。
三、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观的当代意义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即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观的发展历程，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所证明。中国共产党的生机与活力就在于始终坚持理论创新的科学性，党90年的历史经验说明，注重理论的科学创新，是党的事业前进的重要保证，什么时候我们紧密结合实践不断推进理论的科学创新，党的事业就充满生机与活力；什么时候理论的发展落后于实践，党的事业就会受到损害甚至发生挫折。全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必须坚持创新、创新、再创新。这里强调的“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其中，理论创新是前提、是关键，其他一切创新都是在理论创新的指导和推动下进行的。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不能停顿，不停顿就是需要大胆创新。这里强调的“理论创新”，是指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正确认识客观实际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并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它的生命力，在于同社会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能够为人们认识真理指明方向和开辟前进的道路。”［7］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出现失误。在新的形势下，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又不同于其他方面的创新，这种创新必须是科学的、合理的，为了进行科学的理论创新，必须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方向；必须坚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勇于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革命首创精神；必须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我们的思想从那些不合乎中国实际、不合乎时代进步、不合乎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必须自觉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新自由主义、历史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错误观念划清界限，从对马克思主义各种各样的错误理解中解放出来，从制约马克思主义科学创新的各种旧思想、旧做法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科学性、实践性、开放性，旨在与时俱进地使党的全部理论工作和实践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科学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抓住时代精神、把握时代特征、适应时代要求、找准历史方位，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发展阶段，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开辟新境界。时生了巨大变化，历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面临的情况变了，时代问题不一样了，解决问题的理论、思路、方法和措施也就不能不变；科学地创新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的方针，把握事物变化发展的新规律、新趋势，并依据对新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而做出我们的行动。为此，必须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科学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创新，既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性，又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联系和本质要求，把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性统一起来，从而使我们的思想创新正确地反映改革开放的发展规律，使我们的实践活动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避免误入歧途和劳而无获。科学地创新马克思主义，还必须开拓进取、大胆创新，在荆棘中开辟出一条路来，甚至在没有路的地方闯出一条路来。不开拓就走不出一条新路，不创新就达不到一种新的思想境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创新，永远在途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将随着党的事业的宏伟发展，谱写出最新最美的华章。
［参 考 文 献］
［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1068.
［2］ 李公允.解答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任务――兼论思想的主要理论贡献［J］.沈阳大学学报，2010（2）：5.
［3］ 朱新春.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的科学精神――以科学发展观的创立为例［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6.
［4］ 朱荣英.马克思主义当代语义的虚假营造与“三化合一”走势――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实践整合及其未来趋向［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15.
［5］ 顾玉平.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J］.江海纵横，2010（9）：25.
［6］ 朱荣英.思入生活本源 引领时代前进――对哲学与时代双向互动关系的若干思考［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9.
［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822.
［收稿日期］2011-06-29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人与社会的发展必须在生产中实现，人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全面解放。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是在新时期，新情况下，以人为中心实现人的全面解放的实践举措。
十六届三中全会中，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本观的丰富和发展，更是实现马克思提出的人的全面解放具体举措。
一、马克思主义人本观的基本观点
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提。马克思十分重视人，他把历史看作是人的历史。他指出，对于历史的考察是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地、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①关于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是建立在人的需要基础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分析了现实的人的五大需要：（1）维持自然肉体存在的吃喝住穿；（2）从事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3）建构家庭，繁衍后；（4）建立社会关系；（5）从事意识和精神生产。这五大需要之间有着递进关系。最基本的和第一的需要是维持肉体存在的吃喝住穿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一最基本的需要，递进地产生了后面四种需要，这就是人类的历史。
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进行生产，才能满足人的需要，人也只有通过生产，才能最终和动物区别开来，获得真正的解放。在马克思看来，生产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生产或者经济生产，还包括人口生产（或者叫人的生命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和精神生产。“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地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②
第三，生产的目的是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必须实现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③。生产造成了物质财富的变化，财富的增长只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物质生产的变化，直接生产了新的社会关系。
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大机器生产为无产阶级成为自为的阶级提供了可能，而无产阶级的觉醒，使社会生产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
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人本观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由于历史的局限，马克思不可能提出实现人的全面解放的具体举措，更何况一百多年来科学突飞猛进，人类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马克思也不可能想象到。这是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正是在这种新的社会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针对新情况，总结国内外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全面发展既包括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发展；既包括物质文明建设，也包括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全面发展，首先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的经济发展中，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现象依然存在；农村与城市相比发展缓慢，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呈扩大趋势；在经济与社会发展关系上，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出现了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破坏、污染严重、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等现象；在处理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上，有些地区领导认为，只要能引进外资就是政绩。这些问题说明我们固然需要加快发展经济，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形成经济和社会相互促进、全面发展的良好格局。只有四个文明共同建设，才能实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
协调发展，是指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以及社会系统内部之间相互适应、相互推动，国际间、区域间相互配合、相互影响，从而形成的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相宜和效益兼顾的社会发展形态。协调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并着重强调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其要旨在于使社会与自然以及社会诸领域、诸要素从紊乱到有序，从失调到和谐，实现协调发展。
可持续性发展，就是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充分考虑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承受能力，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不牺牲未来需要的情况下，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对发展内涵的认识所达到的较高境界，是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发展理念，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点所在。历史一再证明，只有把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因素综合起来统筹考虑，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世界，才可能避免全局性生态和社会灾难的降临，健康长久地前进。
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不管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还是可持续发展，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人，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否则，所谓的发展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因此，从目的来看，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把人为最高价值主体，把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追求，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理想。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们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人与社会的发展必须在生产中实现，人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全面解放。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是在新时期，新情况下，以人为中心实现人的全面解放的实践举措。
十六届三中全会中，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本观的丰富和发展，更是实现马克思提出的人的全面解放具体举措。
一、马克思主义人本观的基本观点
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提。马克思十分重视人，他把历史看作是人的历史。他指出，对于历史的考察是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地、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①关于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是建立在人的需要基础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分析了现实的人的五大需要：（1）维持自然肉体存在的吃喝住穿；（2）从事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3）建构家庭，繁衍后；（4）建立社会关系；（5）从事意识和精神生产。这五大需要之间有着递进关系。最基本的和第一的需要是维持肉体存在的吃喝住穿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一最基本的需要，递进地产生了后面四种需要，这就是人类的历史。
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进行生产，才能满足人的需要，人也只有通过生产，才能最终和动物区别开来，获得真正的解放。在马克思看来，生产不仅仅是一种物质生产或者经济生产，还包括人口生产（或者叫人的生命生产）、社会关系的生产和精神生产。“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地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②
第三，生产的目的是实现人的解放和发展。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必须实现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③。生产造成了物质财富的变化，财富的增长只是社会发展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物质生产的变化，直接生产了新的社会关系。
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大机器生产为无产阶级成为自为的阶级提供了可能，而无产阶级的觉醒，使社会生产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
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人本观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由于历史的局限，马克思不可能提出实现人的全面解放的具体举措，更何况一百多年来科学突飞猛进，人类社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马克思也不可能想象到。这是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正是在这种新的社会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人针对新情况，总结国内外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全面发展既包括经济发展，也包括社会发展；既包括物质文明建设，也包括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全面发展，首先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的经济发展中，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现象依然存在；农村与城市相比发展缓慢，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呈扩大趋势；在经济与社会发展关系上，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出现了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破坏、污染严重、气候异常、灾害频发等现象；在处理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上，有些地区领导认为，只要能引进外资就是政绩。这些问题说明我们固然需要加快发展经济，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形成经济和社会相互促进、全面发展的良好格局。只有四个文明共同建设，才能实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
协调发展，是指社会系统和自然系统以及社会系统内部之间相互适应、相互推动，国际间、区域间相互配合、相互影响，从而形成的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相宜和效益兼顾的社会发展形态。协调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并着重强调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其要旨在于使社会与自然以及社会诸领域、诸要素从紊乱到有序，从失调到和谐，实现协调发展。
可持续性发展，就是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充分考虑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承受能力，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在不牺牲未来需要的情况下，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对发展内涵的认识所达到的较高境界，是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发展理念，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点所在。历史一再证明，只有把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因素综合起来统筹考虑，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世界，才可能避免全局性生态和社会灾难的降临，健康长久地前进。
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不管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还是可持续发展，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人，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否则，所谓的发展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因此，从目的来看，科学发展观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把人为最高价值主体，把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追求，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价值理想。以人为本，就是要把满足人的全面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们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
关键词：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实践观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时期的一部经典著作。它是被恩格斯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在《提纲》中，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实践观，并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马克思实践观的理论来源
马克思实践观主要来源于黑格尔实践观和费尔巴哈生活实践的观点。马克思实践观的确立，是他清算了过去哲学信仰的结果。马克思自身思想发展有两个过渡期：在1844年，马克思已完成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世界观）、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政治）的过度。思想发展史上，正处于创立自己新世界观的前期。随着世界观的不断转变，马克思的思想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科学的实践观点。他在《提纲》中批判了旧哲学不了解实践的伟大意义，因而走向直^论或唯心论；科学地阐述了时间范畴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
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阐述的实践观
在《提纲》中，马克思就自己多年来对哲学思想史的研究，从总体上概括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开始用科学的实践观去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从而为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奠定了一个牢固的基础，以后各条的内容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所展开的。
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不了解实践的意义，它只是从客体的或者只管的形式去理解事物。旧唯物主义不是把反映理解为人类所特有的一种主观能动活动过程，不是理解为实践活动过程。一切旧唯物主义者把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仅仅理解为一种直观的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他们不懂得人们的认识对象同时又是人们的时间对象、人们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反映客观事物。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在实践基础上统一起来的。实践既是人们所特有的主观能动过程，又是一种客观的物质活动过程、旧唯物主义对这些根本不理解。
和唯物主义相反的是，唯心主义只是抽象的发展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它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无限夸大了意识的能动性，把实践活动排斥在了认识论之外。
在《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这也就是说，人的思维、任何一种理论体系、任何一种哲学思想是不是客观真理，归根结底只能由实践来检验。马克思提出的这个论断，是哲学发展史上第一次革命性的突破。
马克思总结哲学史上的经验教训，尖锐的指出了：“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这也就是说，离开实践谈思维的真理性问题是毫无现实意义的。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明确地把科学实践范畴纳入了自己的哲学体系，把实践看做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看作是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一种不断接受实践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开放的科学理论体系。
实践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全部理论的枢纽。因此，马克思曾把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把实践纳入认识论的范围，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错误理解，提出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著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针对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错误理解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著名论断。要理解人的本质，就必须把人作为从事实践活动并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来理解。因此，研究人的本质，要从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的总体上来考察。在全部阶级关系中，生产关系是基础，它决定其他社会关系，而其他社会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关系集中表现为阶级关系，人的本质也是阶级的本质。同时，社会关系又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人的本质既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发展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了人们不同本质。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命题，既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观点，也是研究探索人的本质的根本方法。
马克思还提出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质的观点，揭示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进一步对旧唯物主义的唯心史观进行了批判。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在这里马克思阐明了旧哲学，不论是旧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它们都轻视或无视了实践的作用，把实践排斥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之外。由于他们不懂得实践的意义，不懂得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加上其阶级局限性，他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说明世界，即或者通过抽象的理论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辩护；或者用某些进步的理论去批判被认为是错误的东西，而不能成为改造世界的伟大精神武器。马克思认为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解释只能在改造世界中实践，而认识世界的目的就在于改造世界。
总之，马克思从时间观点出发，科学的解决了哲学史上长期悬而未决的关于什么是判定认识和理论真理性的标准问题。《提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中心思想就是阐明了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性作用。它确立了科学的实践观在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就哲学的决裂，一种崭新的哲学体系在科学实践观基础上建立起来。
三、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意义
综上所述，马克思通过科学的实践观，同唯心主义以及一切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从而为建立完备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奠定了基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实践观是整个《提纲》中的思想灵魂，也是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集中表现：一是把时间作为认识的基础。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即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彻底战胜了“不可知论”和一切唯心主义。二是把实践引入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社会实践的概念，创立了科学的实践观点。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点的创立，引起历史观、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马克思用科学实践观点作指导，揭示了社会的本质和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完成了第一个伟大发现，实现了历史领域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运用科学的实践观点分析人及社会生活的本质，人们为了生活，就需要衣、食、住、行以及其他东西。因此，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活动本身。人类社会要延续下去，就不能停止生产。因此，人类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物质生产活动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和赖以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物质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决定了人们的活动方式。物质生活过程决定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这就是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唯物史观的创立是马克思在人类历史上做出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是他的第一个伟大的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马克思出丧礼的唯物史观正确地揭示了社会现象产生的根源，把唯物主义从最后一个避难所――社会历史领域李驱逐了出去，从此有了真正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实现了历史观的革命性变革。
2.马克思立足于科学的实践观点，以实践作为观察和处理一切哲学问题的出发点，全面解决了人与自然、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能动性与本原性的关系，克服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片面性，实现了哲学理论观点的根本变革，创立了以实践为根本特征的崭新的哲学――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以实践的观点为原则，从实践活动中去理解主体与客体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自觉地从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能动性与本原性的统一联系出发，去解决这些相互关系问题，从而科学的可解决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克服了唯心主义哲学和旧唯物主义哲学的片面性，把辩证法和唯物论统一起来，创立了真正科学的、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完备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性质的革命性变革。
3.科学实践观的创立，标志着一种崭新的科学思维方式的诞生。马克思实践观点，决不仅仅是用以回答认识的基础、来源和真理标准等认识论问题的一般性原则，而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即从实践出发去观察、认识和处理一切问题的一种思维逻辑。马克思把实践观点作为自己新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把它提升为哲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在解决人的本质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以及长期以来哲学纠纷不休的种种矛盾问题时，都以实践作为基础和出发点，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实现了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
⒖嘉南祝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继承；发展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运用到中国发展的伟大实践中，能够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
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形成有着一定的发展过程，它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有着其特定的具体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形成过程
实践的观点最初起源于亚里士多德，他的实践观点有两层内涵：一层是道德德性，一层是日常生活实践智慧，之后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都只是片面的、单一的发展了亚里士多德实践观点的一部分，直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首次制定了科学的实践范畴，从总体上、从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对立上提出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于1845～1846年写的《形态》是对《提纲》的深入探讨和科学阐述，标志着马克思科学实践观的彻底形成。《形态》第一次科学阐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随后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正在阐释的历史唯物主义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因此，如果没有对实践的科学阐述，便没有历史唯物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认为实践活动是人所从事的“感性活动”“、对象性活动”“，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人们通过参与实践这种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的感性活动，在改变外部环境的同时也改变了自身。1.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观点是科学实践观。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础，科学实践观实现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统一。它确立了认识来源于实践的观点；阐明了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指出实践是人的认识能力得以提高的根本途径。2.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实现了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它在揭示自然界对于人和社会的先在性的同时也阐明了实践活动中的物质生产活动对于政治、精神活动的影响，并通过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去说明人和社会的历史发展。3.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实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从科学实践观出发，阐明人是从事着感性活动的主体；将世界看作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直观性、机械性和形而上学。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
在中国不断发展进步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
（一）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继承和发展
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时期，根据中国的具体现实状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观，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实践观。他着重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也就是认识不仅从实践中来，还必须回到实践中进行检验。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不唯书、不唯“本本”，通过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照搬苏联经验和模式，而是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的“实践论”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作为基础、以实践和认识的辩证统一关系作为中心点，将革命反映论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论述。在“实践论”中指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包括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其中这个主观世界包括着人的认识能力，鉴于此，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具有责任感，勇于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改造主观世界，不断增值自身的价值，提高理论素养。
（二）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继承和发展
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深深扎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并对这一实践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这是在思想的基础上又一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邓小平坚持认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明确地提出“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他提出必须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科教事业，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和历史使命是“解放发展生产力”。邓小平不仅把“实事求是”这一原则论发展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还将具体化了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发展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实践目的论、形式论的具体化，形成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中国的第二次具体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三）对马克思实践观的继承和发展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在对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和形势分析的基础上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又一次新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秉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特质，坚持把社会实践作为理论发展的基本途径。作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又一次发展，不仅以高度精炼的表达概括了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而且以高度浓缩的形式蕴含着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三个代表”理论的实施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科学阐述，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中国发展新阶段的理论代表。
（四）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继承和发展
在进一步深化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过程中，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指导下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思想。在认识过程中，实践是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它是认识的基础，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总结多年发展经验的同时以科学实践观为指导做出的重大决策。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全面发展”思想正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科学发展观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具体表现，在将其运用到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过程中，在对我国的社会现状进行分析总结的过程中，同志审时度势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提出重视人和自然、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的协调发展，这些方面无不体现着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继承和发展。
（五）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继承和发展
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重要讲话，无不彰显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现实价值。“中国梦”不是停留在思想观念上虚无缥缈的想象，而是能够激发行动意志、具有行动能力并最终能够得以实现的梦。作为一个实践对象，它的提出是尊重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立足于当代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同时“，中国梦”作为一个美好的愿景，并不是实现不了的国家目标，它需要我们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如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新方针、新举措来确保中国梦的实现。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表明社会生活的一切内容都可以通过实践来解决。伟大的梦想源自现实的土壤，“中国梦”的实现也不例外。人的思维、任何一种理论体系、任何一种方针政策等社会意识和人的行动正确与否，归根到底是由实践来检验。为此，在筑就“中国梦”的实践中，立足当前中国最大的国情，党的十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新方针、新举措；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的发展理念，并在总体布局上提出了新提法，即由过去的“五位一体”，升级为“六位一体”。总之，在实现“中国梦”的历程中，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理论指导，将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三、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观着手，辨证地认识实践对于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结合现实不断地进行反思，用实践观的理论思维来指导中国社会的建设发展。
（一）从现实出发搞好社会建设发展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是客观的，是以客观实践作为依托的，所以在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要着力于社会现实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的进程，更早、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社会建设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出发点是要符合我国的国情，找到一条与社会现实相符的道路才是硬道理，社会建设发展的过程要经过多次的尝试和探索，只有紧紧地与社会现实统一起来，从现实里找到与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元素，逐渐摸索更适合中国发展的新模式，才能够在探索的道路上走得更持久。
（二）充分地尊重人的发展需要
人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起到无可取代的作用，是连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和客观物质世界的桥梁，也是沟通两者的有力工具。因此，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百年奋斗目标，必须充分地尊重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人的主体地位，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世界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不断丰富发展的过程，要紧紧依靠人类，以人的实践活动作为根本，发挥人类的聪明才智，认识与实践相结合，不断推动社会发展前进。
（三）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明方向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攻坚时期，把握好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城市和乡村等各方面的关系，正确处理相互之间存在的矛盾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正确理论指导。把握了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从根本上把握了国家的利益、把握了人民的利益、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改革开放三十七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在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举世注目的伟大成就，在以后的发展道路上，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指导下，中华民族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必将指日可待。
作者:张超 单位:齐鲁工业大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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