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 科学技术 政治效应
【正文】
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问题是科学技术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国外，围绕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的 研究 ，已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科学技术政治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着力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提出了一个独特而有 影响 的观点，即当代的科学技术取代了传统的政治恐怖手段而变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形式。下面我们将评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这方面观点。
青年卢卡奇在《 历史 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已经涉及科学技术的 社会 政治效应问题。他认为，当科学认识的观念被 应用 于 自然 时，它只是推动科学的进步，当它被应用于社会时，它反转过来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1] 现代 科学越 发展 、越复杂，它的 方法 对自然理解得越好，就离人本身越远，越成为片面的、封闭的、与人无关的东西。技术的情形也一样，“技术的专门化破坏了整体的形象”，“它把现实世界撕成碎片，使整个世界的梦幻烟消云散”。[2]卢卡奇实际上把科学技术当作物化的形式来加以批判，认为资产阶级一方面将科学技术当作征服和控制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又将它们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有效手段；科学技术成了资产阶级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越发展，工人受剥削受压迫就越厉害，科学技术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矛盾异化现象的一个祸根。在这里，卢卡奇显然注意到了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的事实， 分析 了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法兰克福学派沿着卢卡奇的思想传统，对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这成了其科学技术观的一个主题。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种控制最终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作为代价的，即科学技术既是人控制自然的工具，反过来变成人对人统治的手段。在他们看来，在当代社会，统治的原则已发生了变化，原来的那种基于野蛮力量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科学技术手段，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命令被内化为一种社会及个人心理，技术已经成为新的控制形式。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提出的基本论断是“技术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因为人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而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由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的直接联结，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精确，反过来导致对人的奴役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人日益变成机器操纵的对象，因而科学技术体现了人对人的统治欲。这种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充分说明技术合理性又与政治统治结下不解之缘，技术的合理性变成了统治的合理性。
马尔库塞在他不同时期的著作特别是《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 工业 化和资本主义》、《单向度的人》、《反革命和造反》等都涉及了这个问题。他不仅明确提出“在当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命题，而且对此作了详细的分析论证。马尔库塞把发达工业社会定义为“工艺装置”，定义为在技术概念和结构方面自身发挥作用的统治制度。他认为科学技术已经从特殊的阶级利益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成为统治的体制，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扩展到社会的具体结构，成为组织化的统治原则。非人的管理和操纵感染了整个社会系统，这不仅在技术应用的具体目标上，而且甚至在技术起源上（在基础研究水平上）都是如此。自动化的技术理性的出现则是一种独特的统治形式，对自然的理性控制和对工作过程的官僚控制，或者通过整合，或者通过对偏离的有效压制，构成了实际上不会遭到反对的社会“幸福意识”的基础，在 经济 、政治和文化三个层次上发生了需求的管制和进步思想的消除。
在《现代技术的某些社会内涵》（1941）一文中，马尔库塞讨论了技术和技术理性是如何变成统治工具的，分析了现代工业组织是如何要求对效率和绩效的服从的。在《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一文中则通过对韦伯关于资本主义、合理性和统治之间关系思想的分析，发挥他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种统治手段，技术合理性就是统治合理性的观点。他说：“不仅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目的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技术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一社会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和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是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3]“机器不是中性的；技术理性是统治着一个特定的社会的社会理性。”[4]
在《单向度的人》（1964）特别是导言和第一章（标题是“控制的新形式”）中，马尔库塞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进步扩展到控制与调节系统，并创造出一些生活和权力形式，这些形式调和与这个系统对立的力量，击败或驳倒为摆脱奴役和控制而提出的所有抗议。[5]在工业社会，生产和分配的技术手段不是作为可以与社会和政治分开的纯粹的仪器的总和，而是作为先验地决定着这些手段的生产及使用和发挥这些手段的操作系统在运转；生产的技术手段不但决定社会所需要的职业、技能、态度，而且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志向。技术的“中立”的传统已不再适应，技术本身与其应用已无法分开。因此，技术趋向于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技术社会是一个政治系统，它已经在按技术的思想和结构运转。作为技术世界，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政治世界，是一个独特的规划，它塑出论说与行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整个世界形态。在技术的中介中，文化、政治和经济溶合为一个无所不在的系统，这一系统同化或者排斥所有的替代，它的生产力和潜在的增长稳定了这个社会，同时把技术进步适应于其统治的框架中，技术的理性变成统治的理性。在日益增长的生产力的日益提高的生活标准的双重基础上，发达工业社会用技术，而不是恐怖手段征服社会的离心力量。[6]
马尔库塞因此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7]今天，政治权力的运用突出地表现为它对机器产生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的统治）”[8]。这种新的控制形式的显著特征是，使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或控制，形成对人的本能的一种“补充的心理压抑”。也就是说，它从生产、消费、政治、人际关系、文化 艺术 领域乃至人们的私生活、休闲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工业——心 理学 ”的操纵或控制，从而把人们整合到现有的制度中。这就造成了“不合理的合理性”、“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的悖谬状况。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成为控制的新形式也就意味着技术的异化。他说，机械化的技术过程本应使人超越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使人类生存的结构往合理的方面发展，使人从外界强加给他的各种古怪的需要或可能性中解放出来，使个人发挥自主性和创造性；这本来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目标，技术理性的终点。然而，实际上却是相反的趋势占上风，技术手段把它的经济和政治要求强加给自由和劳动时间，强加给物质的和精神的文化，造就了单面社会、单面人及单面思维方式，技术成了极权主义者、控制的新形式和发达工业社会异化的主要根源。
在《反革命和造反》（1972）一书中，马尔库塞又涉及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资本主义进步的法则等于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9]他认为，从广度上看，技术合理性组织控制了社会的生产程序、国家机构和个人的劳动时间、闲暇时间，并且剥削对象已不局限于工厂、商店和蓝领工人，而是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从深度上看，人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有学问的经理、政治家和将军们的控制，整个人——包括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机器或机器上的零件，仅仅在履行部分的技术操作职能，而情感和理智都变成了管理对象。因此，他断言：“在技术和民主政治的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即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10]
哈贝马斯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的看法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他同样将科学技术看作政治统治工具。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他分析了 科技 进步与政治统治合理化的问题，特别是用韦伯的“合理化”观点来说明他关于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统治合理化的观点。他说：“合理化的意义首先是使社会服从合理决策的范围；其次，它使社会劳动工业化，结果是工具性的活动渗入生活中的其它领域。”[11]韦伯已用这种合理化说明：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成果，可以组织一些手段、进行新的选择，达到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因而，科学技术就渗入到社会组织中，改变旧的社会制度，使资本主义合理化。但是，哈贝马斯并不满足韦伯的观点，尤其不同意韦伯对“合理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的分析，认为必须注意到科学技术对人和社会的控制作用。他说：“韦伯所说的这种合理化并不是合理性的实现，而宁可说是用合理性的名义来实现没有公开承认的政治制度的一种特别形式”。[12]根据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关于资本主义文明以人对自然的统治和人对人的统治这两种相互联系着的统治作为基础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合理的有目的活动就是实现控制，既控制自然，又控制人。关键的问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技术也使人的不自由变得非常合理，并证明技术使人不可能成为自主的，不可能决定自己的生活。这个不自由既不表现为不合理的，也不表现为政治的、倒不如说是表现为服从技术机制的”。[13]既然人的受控、不自由以服从技术机制的形式出现，那么，这种受控、不自由就变得“合理”了。因此，他得出结论：“技术的合理性并不取消统治的合理性，而是保护了这种合理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就出现了一个“合理的极权社会”。[14]
一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也论及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问题。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w·莱易斯在《自然的统治》一书中就继承和发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当代科学技术是一种新控制形式或统治形式的观点，该书的中心主题是“征服自然的观念培养起来的虚妄的希望中隐藏着现代最经常的历史动力之一：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15]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换或削弱了对人的统治，相反，加剧了这种统治。他具体分析了这两种统治的联系机制，即科学作为控制自然的工具是如何变成控制人的手段的。他认为，关键的中介环节是技术，人们利用技术来控制自然和对自然资源进行分配，而日益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产生影响，这样，技术便使科学的合理性渗透到社会之中。莱易斯认为，技术理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特征：一是“技术与实践的生活活动的直接联系先验地决定着那种通过技术发展而实现的控制：由于陷入社会冲突之网，技术成了一种把控制自然和控制人联系起来的手段”；二是“技术合理性在20世纪极端的社会冲突形式——大规模的破坏性武器、控制人的行为技术，等等——中的应用预示着合理性本身的危机。”[16]根据马尔库塞等人关于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控制提供概念和工具的观点，莱易斯认为，“对人的劳动和剥削的强度直接依据于控制外部自然所达到的程度。这里的决定性一步是工业社会的到来：机器和工厂系统扩大了劳动生产力，从而扩大了对它的剥削的可能程度”。[17]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又由于分配成果与分配资源而造成愈来愈强的社会冲突；同时，由于对自然的技术控制而加强的冲突又陷入追求新的技术，以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政治统治。因此，这两种统治（控制）是相互促进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或控制的新形式的观点呢？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当代科学技术的重大政治功能，并把焦点集中在消极政治效应方面；注意到当代资本主义在社会控制的形态、方式上的变化，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来维护自己统治的事实，列举了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所造成的种种异化现象；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某些新特点，特别是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辩护这一点，指出现在的统治不仅是依靠政治暴力和经济手段，而是主要依靠科学技术手段，对人们进行心理操纵，特别是“操纵、控制、支配个人的潜意识和无意识”。[18]他们实际上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社会功能与政治效应的局限性，并力图指出这种局限性的根源尤其科学技术成为控制新形式的理性、社会根源。
如果我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 科学 技术的统治效应的观点放在近 现代 西方对这个 问题 研究 的脉络来考察，就可以发现其独特和高明之处。在西方，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出现了一种对于科学技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从启蒙运动到英国经验主义唯 理论 ，以及当代实证主义，再到科学主义思潮都持有这种看法。它把 自然 科学特别是物 理学 视为科学的最高形式， 科技 理性为理性之光，科学、理性和进步三位一体；科学是真理，技术是利器；认为科技不仅可以使人类从自然的束缚、贫穷无知之中解脱出来，而且可以创造人类的福祉、民主与自由。但是，自从十九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消极 社会 功能和 政治 效应日益暴露，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 工业 化、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却使人论为机器的奴隶，并导致冲突、战争和生态失衡，人类获得了一个物化的世界，结果却失去了自身。面对这些情况，一些 哲学 家特别是人本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对科学技术及其理性基础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人本主义精神是不相容的，科学技术进步不但侵犯了人文文化的领域，更损害了西方人在近现代所坚持的个人自主与尊严。科学技术虽然带来了物质的高度文明，却同时造成了精神的空虚与失落。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持批判与悲观的态度。例如，施本格勒认为，尽管科学的 发展 使人的智力完善化，知识精确化，促进了生产，但却使大众遭受机械劳动的痛苦，导致社会对抗加强和西方世界没落；现象学宗师胡塞尔则提出“欧洲科技危机”说，认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注重物质追求，轻视精神需要，造成人的精神空虚，人的价值和人生意义丧失，从而导致“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则批评技术活动使人本身变为技术系统中的“持有物”，技术的本质威胁人的本质，危及人类的前途命运。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他们并不满足于对现代科学技术消极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现象的列举（如生态破坏、核威胁、伦理道德的伦丧及人性的堕落等，他们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现象），他们也没有局限于对科学技术本身的谴责，而是更进一步去挖掘这些问题根源，力求从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去做文章，既审视科学技术对人及环境的负面作用，又觉察到科学技术已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工具加以利用的局面；从而提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理论，从人类理性的深处去挖掘深层次原因，抨击理性的工具化，说明工具理性如何变成统治的合理性、政治的合理性，即把科技理性的异化同政治统治联系起来。
遗憾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超越多远，其新见也是有限的。他们最终未摆脱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行批判的旧巢，并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解放力量的观点。尽管他们将科学技术、合理性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科学技术消极政治效应与特定制度有关，但是他们往往将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利用所造成的危害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赋与科学技术以原罪的性质，将科学技术看作人的异化和受奴役的超时间、超 历史 罪恶根源，使之成为脱离社会制度和阶级对立的极权主义者。他们片面地夸大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某些潜在的消极倾向，而得出一个普遍的结论：在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动的东西，变成奴役的工具。因此，他们日益用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来取代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 制度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科学技术的政治效应尤其是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的观点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看作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认为科学技术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的力量的书”、“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既增强了人的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成为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保证，同样也为新社会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因此，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统治人的异己力量，而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和解放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与具体的社会形态或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他们认为，社会关系的性质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有决定性的 影响 。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统治的工具，从科学技术本身的潜在否定性或消极倾向推出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和异化现象不同，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工具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认为科学技术异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使用的资本主义方式分不开，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能够缩短工作时间，减少工人的劳动，增加社会财富，确定人 对自然力的控制等等。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19]因而科学技术的使用必然使劳动更加紧张，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无保障，使人更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受社会力量的奴役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各种矛盾、异化现象，马克思写道：“在我们这个 时代 ，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的财富的源泉……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和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其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20]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把资本主义的种种异化现象和矛盾对抗归咎于科学技术。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有力杠杆。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执行双重职能：“一方面，机器成了资本家用来实行专制和进行勒索的最有力的工具，另一方面，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21]依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的性质和 内容 有所不同。在文艺复兴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较早阶段，科学技术成为资本主义手中的一件有力武器，资产阶级在理论和实践上依靠这一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权威和封建世俗权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科学技术和政治的冲突基本上处于隐蔽的状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传统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与政治接近起来，并日益发生冲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科学技术发展及 应用 的干预，纷纷建立起国家的科研管理或协调机构，这些科研管理组织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国家机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是科技成果日益被应用于军事目的，军事需要成了科技进步的一个首要的推动力，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扩张、掠夺和争夺世界霸权，纷纷把科学技术当作提高军事能力的主要基础，将科技成果用于制造和改进武器装备；三是科学技术不仅被当作掠夺自然的手段，用于增加生产力及剩余价值，而且也日益被用于控制社会，对人加以奴役，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使科学技术从属于政治的倾向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的一个基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密切的，科学技术同样具有重要的政治职能。但是，这种关系具有新的特质。社会主义制度使人类有可能消除科学技术的非人应用，使之真正地为人民服务，充分发挥其解放潜能，使人类彻底摆脱自然的束缚，摆脱社会的奴役，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社会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基本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有可能确立起一种新型的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一方面，科学技术履行着重要的政治职能：它们构成国家或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基础，或者说是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科学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管理之中，成为政治管理的必要成分，贯穿于政治过程的始终；科学技术不仅被用于提高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被用于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构成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必要条件，若没有科学技术以及掌握科技知识的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可想像的。此外，作为科技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科技知识分子也日益参与社会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管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产生着重大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国家根据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制定并实施科技发展战略及一系列科技政策，确定科研主攻方向，改革科研管理体制、建立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机制，指导国家的科技发展及应用。当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新型关系以及科学技术正面政治效应的良好发挥并不是自发形成起来的，而是要通过人们长期积极的探索才能建立起来。在这种社会，科学技术仍然具有被应用于邪恶政治目的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不断加以限制，以至于最后消除。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积极政治效应将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
总之，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自科学一诞生就出现了。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关系的性质和内容，其阶级实质和目的是不相同的。从近代开始，不同的阶级出于不同的需要和理由（实践上的、意识形态上的等）而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本世纪开始，科学技术日益成为国家的重要力量，科学技术与政治的联系日益加强，科学技术对达到各种政治目的，对于实现各种政治意图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二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展开，科学在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更加巨大，因而，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成为当代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科学技术与国家政治的关系；二是科学技术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在当代，一个国家的强弱，它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科技发展水平及如何有效地利用科技成果。因此，在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经济、文化战略，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军事战略。由此观之，研究当代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较早注意并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和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有一定的启发作用。但是，他们的理论在总体上并不是可取的，他们并没有看到不同的社会制度（甚至同一制度的不同阶段）中，科学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没有看到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解放力量，将科学技术本身看作一种统治控制工具，夸大了科学技术的潜在消极政治效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并最终陷入反对科学技术的悲观主义之中。
【 参考 文献 】
[1][2]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3][4] 马尔库塞：《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载《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06、108页。
[5][6] 参看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导言）第4、6——7页。
[7][8] 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9][10] h·marcusc,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boston,1972,pp.4,14.
[11][12][13][14] j·habermas,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boston,1971,pp.81,82,84,84-85.
[15][16][17] w·莱易斯：《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序言），第130、138页。
[18] 马吉：《与马尔库塞的一次谈话》，《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3年第11期，第13页。
[19]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3页。
与人类的认识规律一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认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经历反复和曲折。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并不是孤立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与其他社会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特定时候，二者相互制约、相互影响。既然如此，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呢？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含义。科学技术观，简称马克思主义科技观，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作为一种观点、看法、态度，总是一定的人对科学技术的观点、看法、态度。这种对科学技术的观点、看法、态度不仅与他所生活的社会的科技文化、所接受的科技教育有关，而且更与他的与科学技术有关的社会实践活动密切相关。他对科学技术的观点、看法、态度不仅直接影响着他本人的相关行为，而且间接影响着他周围人对科学技术的态度乃至行为。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其基本内容，是对科学技术的价值属性、社会效益、社会推动作用、人类历史地位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推动历史的发展的正确认识。正如上文所说，科学和技术属于社会意识，因而也属于一种历史观。既然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属于一种历史观，那么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就不可避免地与特定的社会观相关联。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科技观虽然具有相对独立的和客观的形式，但也带有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研究的内容虽然与科学技术有关，但内容也决不能局限在这个范围。这里，我们不难推出，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最大的特点从属于历史观受到历史观的影响，又对历史观有较大的影响。
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主要特征
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与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一脉相承，是对当代科学技术及其发展规律的总结概括，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其内涵丰富，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技术本质观。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本质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以社会生产的发展为物质基础的，社会生产不断为科学技术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是科技进步的物质保证和不竭动力；反过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又会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强大力量。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体。
第二，科学技术人才观。毛泽东提出对于科学家要委以重任。邓小平对科技人才极其重视，对科技人才的管理使用作出了很多精辟的论述。江泽民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胡锦涛进一步肯定了科技人才在社会进步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第三，科学技术和谐观。毛泽东认为如果对自然界没有清楚的认识，自然界就会对我们予以处罚。邓小平指出，科技发展是处理环境问题的最为有效的方式。江泽民认为，我国科技的发展必须要坚持保护环境。胡锦涛指出，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保护发展体系。
第四，科学技术创新观。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在一个比较短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邓小平提出要善于自力更生创新。江泽民把创新提到了关系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胡锦涛关于自主创新的思想体现了科学技术的本质特征，指明了中国科学技术未来发展的方向。
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实践意义
3.1 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对当今以及今后我国科技事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当代中国科技事业继续发展和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指针。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和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指导思想，就要做到： 必须长期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技生产力观，将科学技术提升到关系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的战略性高度。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主义的诸多任务中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第一的地位，在发展生产力的诸多任务中要把科学技术摆在第一的地位，更好地促进科学技术和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和科学技术这两个时代潮流的结合”，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增强、国家安全的维护以及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动提供重要的保证。
3.2 促进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
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为指导，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现代农业生产中的作用。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关系到人民的幸福安康以及国家的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更是关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关键。邓小平的农业现代化要求农村现代化、农业科学化，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推广到中国来，将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理经验应用到中国来，把农业从过去的传统的发展模式整体转变成现代的发展模式。显然，邓小平的这个观念客观上要求农业作业的机械化，效率化。因此，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下，我国农业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学习掌握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经验，提高农业作业的机械化，提高生产劳动的效率，节约生产劳动过程中产生的成本；还要掌握并研究生物科技，发展培育新型无污染的化肥农药，提高单产量；借鉴学习无土栽培、海洋养殖、安全的转基因技术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
1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涵义
与人类的认识规律一样，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认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经历反复和曲折。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并不是孤立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与其他社会意识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特定时候，二者相互制约、相互影响。既然如此，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呢？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含义。科学技术观，简称马克思主义科技观，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作为一种观点、看法、态度，总是一定的人对科学技术的观点、看法、态度。这种对科学技术的观点、看法、态度不仅与他所生活的社会的科技文化、所接受的科技教育有关，而且更与他的与科学技术有关的社会实践活动密切相关。他对科学技术的观点、看法、态度不仅直接影响着他本人的相关行为，而且间接影响着他周围人对科学技术的态度乃至行为。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其基本内容，是对科学技术的价值属性、社会效益、社会推动作用、人类历史地位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推动历史的发展的正确认识。正如上文所说，科学和技术属于社会意识，因而也属于一种历史观。既然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属于一种历史观，那么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就不可避免地与特定的社会观相关联。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科技观虽然具有相对独立的和客观的形式，但也带有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研究的内容虽然与科学技术有关，但内容也决不能局限在这个范围。这里，我们不难推出，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最大的特点从属于历史观受到历史观的影响，又对历史观有较大的影响。
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主要特征
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与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一脉相承，是对当代科学技术及其发展规律的总结概括，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其内涵丰富，基本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技术本质观。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本质观，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以社会生产的发展为物质基础的，社会生产不断为科学技术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开辟出新的研究领域，是科技进步的物质保证和不竭动力；反过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又会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和强大力量。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体。
第二，科学技术人才观。提出对于科学家要委以重任。邓小平对科技人才极其重视，对科技人才的管理使用作出了很多精辟的论述。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进一步肯定了科技人才在社会进步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第三，科学技术和谐观。认为如果对自然界没有清楚的认识，自然界就会对我们予以处罚。邓小平指出，科技发展是处理环境问题的最为有效的方式。认为，我国科技的发展必须要坚持保护环境。指出，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保护发展体系。
第四，科学技术创新观。指出，我们必须在一个比较短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邓小平提出要善于自力更生创新。把创新提到了关系国家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关于自主创新的思想体现了科学技术的本质特征，指明了中国科学技术未来发展的方向。
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实践意义
3.1 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对当今以及今后我国科技事业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当代中国科技事业继续发展和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指针。推动我国科技事业和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指导思想，就要做到： 必须长期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技生产力观，将科学技术提升到关系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的战略性高度。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主义的诸多任务中要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第一的地位，在发展生产力的诸多任务中要把科学技术摆在第一的地位，更好地促进科学技术和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和科学技术这两个时代潮流的结合”，才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支撑，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增强、国家安全的维护以及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动提供重要的保证。
3.2 促进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
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为指导，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现代农业生产中的作用。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关系到人民的幸福安康以及国家的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更是关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关键。邓小平的农业现代化要求农村现代化、农业科学化，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推广到中国来，将世界上最先进的管理经验应用到中国来，把农业从过去的传统的发展模式整体转变成现代的发展模式。显然，邓小平的这个观念客观上要求农业作业的机械化，效率化。因此，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下，我国农业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学习掌握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经验，提高农业作业的机械化，提高生产劳动的效率，节约生产劳动过程中产生的成本；还要掌握并研究生物科技，发展培育新型无污染的化肥农药，提高单产量；借鉴学习无土栽培、海洋养殖、安全的转基因技术
3.3 为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马克思曾经指出，科学技术是一种能够推动历史演变的重要力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技观集成板并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科学技术一方面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面貌，通过一定的形式可以转化为物质财富，属于第一生产力；另一方面科学技术通过一定形式还能转化为社会职能，推动精神文明的进步。在科学技术发展的今天，社会的和谐实际上就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己间的和谐。首先，科学技术的进步帮助人类科学的、合理的索取自然资源，并转化为物质满足自身的需要，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一种和谐的状态。其次，科学技术的进步还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联系的方式，人与人之间由于物质的丰富和交流方式的进步而变得和谐。最后，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人类自身思维和智力的改善，让人们眼界开阔认识增强，增进了人与自己的和谐。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中国化两次飞跃的历史进程既反映了我党以与时俱进的态度不断推动着理论创新，又体现了我党坚持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继承与发展的统一。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94 年版.
[2].论科学技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年版.
[3]崔禄春.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研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年版.
[4]李志红，马俊峰.科技思想[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5]张锡龄.邓小平科技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
“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这本是恩格斯提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论断。1887年，恩格斯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胡绳晚年借用恩格斯的这个命题，就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作过专门论述。1994年底，在等单位联合召开的学习《邓小平文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上，胡绳发表了《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的演讲，当即在会上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反响。石仲泉回忆说：他当时也参加了那次会议，当场“许多代表对他说：什么是最高水平?这就是当今我们国家的最高理论研究水平。这篇讲话是一个老题目，但讲出了一般人讲不出的新意”(注：石仲泉：《与时俱进：胡绳学术晚年的新辉煌》，《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67页。)。1995年11月，胡绳在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志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研究规划时，又谈到了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那次谈话在国内没有公开发表，而后来香港的一些报纸在传播胡绳的谈话内容时，把问题说得很片面，完全走了样。1996年10月，胡绳在接受《百年潮》杂志社社长郑惠先生的访谈时，借机把那些误传作了澄清，并再次就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前途和历史命运作了比较新的阐发。胡绳提要式的宏论，独辟蹊径，新意迭出，把一个多数人知其然，却道不出其所以然的道理，分析的头头是道，令人信服。本文择其要点，略论一二。在当前形势下，研究胡绳的这一学术思想，对于我们更好地学习与宣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科学技术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来源，不仅有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而且也包含着来自各门自然科学理论成果的启迪。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研究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克思精通数学，并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深入钻研与此有关的化学、农业化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学科。他晚年对用化学合成法制造细胞的试验很感兴趣，并高度重视电在各方面的应用。恩格斯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各个学科有渊博而精细的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是建立在科学技术的基础上的。而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生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革命实践的新发展，不断修正自己的个别论点和阐述。科学技术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的一百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20世纪40年代以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宇宙航行、卫星技术、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方面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许多新的生产领域，为生产力的飞跃创造了广泛的可能性，使人类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革。邓小平高瞻远瞩地分析了科技发展的这一新特点，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这一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揭示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位的变革作用。胡绳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无论宏观世界还是微观世界，无论无机世界还是生命现象，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水平。新的认识并不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世界观，而恰好是为这种世界观提供了更有力的证据。利用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新成果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应该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
胡绳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推进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和为马克思主义提供新证据的同时，为人类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就业、通讯、产业结构、资源、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科学技术发展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穷人和富人之间差距越来越大的矛盾。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劳动生产方式，也必然会对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影响，使其原有的内涵解释不了新的现实，比如经典的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就解答不了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脑力劳动者的阶级属性问题；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是否创造财富和价值问题；资本、经营管理能否创造社会财富和价值问题；工人不再是无产者等等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如果还停留在蒸汽机时代、停留在电气化时代，就不可能对这些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解答。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就必须表现在它能够容纳科学技术革命所创造的巨大成就，并深刻阐释它的社会意义；表现在它能够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把科学技术作为自己的自然资源，特别重视科学观念的变革对自身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所以，胡绳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对于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都不能不发生巨大的影响。也就是说，考虑这两个问题不能不顾到科学技术正在迅猛发展的历史条件。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如果先进的科学技术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垄断，那就谈不到社会主义的胜利。”(注：胡绳：《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138、137、139、139—140、140、141、141、136、143、133页。)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前提；发展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阶级、阶级斗争问题的新观点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 前提 必要条件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
马克思主义清楚明确地揭示了现代工人运动即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性或世界性,同时,这个国际性或世界性就蕴含在民族性之中,国际性和民族性是辩证统一的,国际性是共性或普遍性,而民族性就是个性或特殊性。现代无产阶级运动的这一基本特性,在思想上引申出一个理论原则,即:共产党人“这些原理的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①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再申明,马克思主义没有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提出过“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②作为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不是在书本上,而是在具体的国家或民族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实践中才能体现出来;马克思主义一经与现实世界相接触,成为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思想和行动纲领,就必须回答和解决当时当地的具体和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质,就是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解决本国的实际问题,首先使本民族的无产阶级事业取得胜利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与时俱进品格的必然表现。无疑,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华民族化。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要具备一个前提和两个必要条件。
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被实践验证了的科学体系,是正确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阐明的共产主义理论,是真理。所谓真理,即客观事物的规律,而一切真正名副其实的科学的知识及其体系,无不是对事物客观规律的正确揭示。正因为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即资本主义必定灭亡和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这一不依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所以我们才坚信其为真理。而且马克思主义诞生160年来的国际和国内的实践,完全验证了和正在进一步验证它的真理性。后来的列宁主义和思想,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和重大的发展,但是,毕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俄国和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结合本国国情解决本国实际问题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它是基本规律的进一步具体化和丰富化。
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批判王明时曾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虽然也翻译了很多书,可是实际上没有对马、恩、列、斯著作做很好地宣传……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不能比国家的大小……”③针对中吹起的个人迷信思潮,强调要突出马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其后的列宁主义、思想等的关系,是“总店”和“分店”的关系,是“源”和“流”的关系。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要寻根索渊。不寻根索渊,既不会深刻理解它后来的发展,也难以真正掌握其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曾说过:“马列主义应包含三部分:一、马列主义的哲学,这是理论基础;二、马列主义的经济学,这是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考察经济现象的学说;三、马列主义的革命学说,比如关于阶级斗争、政党、无产阶级等的学说。这三部分不能分割,而应视为马列主义的三个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总之,“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这是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革命的理论,即运用这个世界观来观察与解决革命问题的理论。④
如何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一再告诫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读原著,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恩格斯在1890年9月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明确写道:“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指唯物史观――作者注)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可惜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并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⑤他在给《资本论》第3卷写的序言中也指出:“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⑥
列宁说过:“对于伯恩施坦这一著作的意义,对于这一著作引起的争论感到兴趣的读者,我们只能大力建议你们去看德文原著;千万不要相信俄国著作界中占优势的折中派的那些偏颇的片面的评论。我们听说,有人想把考茨基这本书摘译成俄文。这很好,但是这不能替代阅读原著。”⑦
马克思在为《资本论》法文版写的序言里谈到,《资本论》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而“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我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而气馁。”他接着写道,“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⑧这就是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要付出艰苦的脑力劳动。
确立无产阶级立场、掌握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基本知识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必要条件
一是必须培养和确立无产阶级立场。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不是任何人都能学懂和掌握的。由于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认识工具和思想武器,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首先,理所当然地会遭到包括资产阶级的辩护士在内的一切剥削阶级分子的极力抵制和拼命反对。同时,尚未确立无产阶级立场的人,假如不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一边学习马克思主义,一边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就不会也不可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所以,立场问题,是个根本的问题,是个大的原则问题。
二是必须掌握关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及其方法的基本知识。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新形势下,人类面对越来越复杂的世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对各种各样的复杂性问题。当前科学的发展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并在此基础上呈现出以高度综合为主导的大趋势,其中蕴含着由简单性科学向复杂性科学的转向和飞跃。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系统科学的发展,在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数学、经济等学科领域开展了许多有关复杂性或复杂系统的跨学科交叉研究,用系统的方法,以复杂性探索为中心内容的复杂性科学应运而生了。突破机械论与还原论,发展有机论与整体论,在创建辩证统一的系统论基础上构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已经成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进程中重大的时代课题。
钱学森院士运用实践论的观点,按照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将现代科学技术划分为5个层次,即:工程技术――技术科学――基础科学――部门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这样,现代科学技术就构成了一个大的系统整体,在这个体系的,还有尚未进入科学技术体系的“前科学”,即实践经验知识库和不成文的实践感受。这个体系是开放的,随着社会进步和科学技术发展,现代科学技术部门还会增加或重新整合。在东西方文化互补、融和的基础上,钱学森提出的宇宙探索的五观(渺观、微观、宏观、宇观、胀观)世界的学说、社会主义社会四个文明建设的体系结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与大成智慧,这些构成了钱学森科学技术思想的基本内涵。可以说,钱学森科学技术思想的核心是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把握,是依据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论证了恩格斯关于自然科学正在发展为“一个伟大的整体的联系的科学”这一命题的科学性,揭示了现代科学技术具有怎样的整体性,按照怎样的模式相互联系、运动、发展。因此,不论在科学技术体系的内容方面,还是在科学方法论上都具有重大的突破,是当今科学技术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理论创新,已经引起我国和世界科学界的高度关注。学习、研究和掌握钱学森提倡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思想及其方法是包括法学在内的所有科技工作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这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有了这个前提和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法学还不一定可以中国化;但是,没有这个前提和必要条件,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肯定不能实现。(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1、285、248页。
②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7、697～698页。
③《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60页。
④(《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6页。
关键词：马克思；科学技术；观点；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对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向来重视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进步中发挥的作用，而且在许多著作中都明确表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他们把科学技术纳入了生产力的范畴，并指出科学技术是一般的生产力的论断。在马克思的的理论观点中，他认为科学技术是一般的生产力，是一种以知识形态存在的，而且不同于物质生产力存在的直接生产力的潜在生产力，是一种物质化了的知识力量。科学技术把人们从繁重复杂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节约了人们的体力和时间，科学技术不断推动着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革，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强大动力，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都在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进行着无情的批判，但是他们也对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创造出的先进技术表示赞赏，认同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人类历史上发挥的重大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表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那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中蕴藏这样的生产力呢？”。[1]
一、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的诞生与发展
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并非马克思和恩格斯凭空想象出来的，它具有深厚自然科学基础和深刻的理论渊源。19世纪被人们称为“科学的世纪”，文艺复兴运动让自然科学从统治欧洲长达一千多年的宗教神学中解救出来，告别了长达一千多年的黑暗的中世纪，自然科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到康德和拉普拉斯的“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提出宇宙并不是静止的，而是无时无刻都在处于运动和变化发展之中，太阳系由微小的尘埃物质演化而来，天文学最先打破了宗教神学的束缚，被恩格斯称为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的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以及生物进化论恰合时宜地对宗教神学以沉重打击，细胞学说提出了生物的有机联系的关系，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提出了物质的统一性和物质各种运动之间的相互联系，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指出“即使是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也是自然界不断演化的产物。”正如恩格斯所说：“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它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副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2]
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就是关于事物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理论学说，现代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指出“自然科学离开了认识论的指导，就会成为混乱的材料；认识论要是不同科学接触，就会成为空架子。”通过以上的分析，19世纪的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这门理论学说提供了丰富、宝贵的资料，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的自然科学基础。
二、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的主要内容和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科学技术的研究非常重视，他们除了密切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之外，而且身体力行去花费大量的时间去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恩格斯曾说“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可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知识”[3]，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其实都是建立在科学技术之上。
在各种发明层出不穷和机械化大生产的十九世纪，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科学中不断孕育着新的理论，科学不断创造着新的社会文明，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高度关心和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将科学技术看作为共产主义事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自然科学的过程中，运用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去论证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运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来考察自然科学，在不断的探索科学发展的过程中，研究了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并一一作出论述，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
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主要在以下几部著作中体现出来：《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和《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还有《反杜林论》当中。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他们的理论思想为广大无产阶级描绘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观，虽然马克思在高度赞扬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力方面比其它社会形态的雄厚与强大，但是，重要的是这些生产力进步的资本主义背后都是由机械大工业化生产、新的发明创造和新的科技的运用所带来的。“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4]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革命。”[5]“世界市场促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工业的扩展。”[6]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痛恨资本主义，但是他们仍然肯定资本主义在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比其它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前进性，然而科学技术的广泛的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它极大程度的提高了劳动生产和生活的效率，不断推动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革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最终人类社会由封建社会走向了资本主义社会，尽管资产阶级在主观上是以提高自身利益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推动整个人类进步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产阶级和科学技术的历史地位都分别作出了实际的、客观的评价，即科学技术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杠杆。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变动而变动。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7]“总之，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地变动，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地变动”[8]这表明随着科学技术不断的发明和创造，商品的生产成本和出售的价格会越来越低。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人类的生产实践出发，具体分析了技术的本质，人类的历史在实质上就是不断改造自然的历史，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的创造着原本不存在于自然界的新物质以满足人们自身需要。劳动使人与自然界中的动物区别开来，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开启了人类历史的大门，“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9]科学技术其实是对人的体力和脑力的一种扩展，然而科学技术是和生产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指出：“一定的生产方式与一定的共同的活动的方式联系着，而这种共同的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
[10]人们依靠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在满足自身需求的过程中来改造自然，生产生活是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动力，人类发明的技术也紧紧围绕着自身需要。
三、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的意义
众所周知，科学技术的存在无疑是一把双刃剑，在极大程度上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改善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会由于过度的采伐自然资源而对自然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严重威胁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恩格斯表示“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绝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1]科学技术本身是无害的，但是由于人们对待科学技术的看法不同，从而对科学技术的不当使用可能会带来很难扭转的不良后果，对待科学技术，我们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去辩证地、一分为二的去看待和对待科学技术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
然而，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过程中，带给社会好的方面是主要的，对人类产生深刻影响的三次科技革命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在第一次科技革命中，蒸汽机的发明创造和使用，把人们从手工业时代带入了蒸汽机时代，使生产的效率有了质的飞跃。在第二次科技革命中，蒸汽机被电力的发明创造所替代，人们的生产生活进入了电力时代。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原子能、计算机和生物工程等应用拉开帷幕，这次革命极大程度的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深刻影响了人们生活方式，是人类迈向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里程碑。
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马克思主义的其它部分理论学说一样，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不断遭受资产阶级学者的攻击和诋毁。许多人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等同于技术决定论，许多西方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断章取义，关于技术决定论的理论含义，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是这样定义的“技术决定论常指强调技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认为技术能直接主宰社会命运的一种思想。技术决定论把技术看成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12]这是中国学者对技术决定论比较典型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不等同于技术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的错误在于它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过分夸大科学技术的作用，从而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邓小平曾指出：“现在世界上有人说，什么都是技术决定，不要完全迷信这个。当然，我们也要讲究技术，不讲技术是要吃亏的。但是，把电子计算机看成能代替全部指挥职能，那不可能，那样人的能动性也就没有了”。[13]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关 键 词:马尔库塞;技术概念;本质;社会批判传统
Abstract:Hebert Marcuse's idea or theory about technology is mainly a social criticism. On the whole， the conclusion was drawn from two technological philosophers: Carl Mitcham and Egbert Schuurman. For example， Carl Mitcham pided the technology philosophy into two kinds， i.e.， the engineering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humanist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he didn't attribute Marcuse's idea to either of the two kinds but to the part of the traditional social critique of technology. On the other hand， Egbert Schuurman pided the technological R&D into transcendentalism and positivism， and he didn't think that Marcuse'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belongs to either of them but to a technological type of social critique. Actually， what the Marcuse'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embodies is the core of humanism. The nature of Marcuse's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s of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n current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Key words:Hebert Marcuse; theory of technology; essence; tradition of social critique
赫伯特·马尔库塞(Hebert Marcuse，1898—1979)，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他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包括我们熟知的单向度的社会，单向度的人，爱欲解放论和新感性等等。随着当今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Doulas Kellner)对马尔库塞未发表的手稿和书籍的整理，马尔库塞关于技术的思想也逐渐展现出丰富的内容。本文主要是就马尔库塞技术概念的本质加以分析论述，希望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思想的研究有一定的助益。
一、 技术概念的定性:社会批判传统
宏观上来看，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本质是社会批判传统，这一结论来自于以下两位技术哲学家的论述。
第一位是卡尔·米切姆(Carl Mitcham)。美国技术哲学权威卡尔·米切姆有过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定性的论述，米切姆把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归为技术的社会批判传统的一部分，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技术哲学概论》中。他说，后来的浪漫主义对总是设法掩盖生活本质要素的现代技术的批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传统。在20世纪前半叶，存在主义和接近存在主义的哲学家等，都使用一种生命哲学框架，指出现代技术社会的种种难题，甚至从马克思到马尔库塞这样的社会理论家，“就他们敢于对技术作出超技术的批判而言，都可以看作是与这种研究方向有密切联系的”［1］18。然后，米切姆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技术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不仅避免使用‘技术哲学’这个术语，而且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强调这种批判并不是指向技术本身，而只是指向它的社会关系。没有任何关于技术的质疑，只有关于技术镶嵌于其中的社会情景的质疑。”［1］44米切姆的特别贡献之一是把技术哲学分为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在对技术哲学进行两大阵营的分类之后，米切姆又接着补充问题，他问到，在技术哲学中是否不止两种传统?随后的答案是还有第三种技术哲学，而马尔库塞就名列这第三种技术哲学中。米切姆认为，对技术进行反思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存在，对这样的论题提出了最尖锐的挑战。西欧的法兰克福学派包括马尔库塞和东欧科学技术革命的理论家等，以及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者等，他们“都是对技术的社会批判传统的一部分，这一传统受到马克思思想的激励”［1］43。“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也许整个社会科学的技术哲学传统很可能被用来展示一种与工程学的和人文主义的传统截然不同的值得特别重视的途径。可以认为，这种传统的基本观点既不是对技术的接受和阐释(工程学的传统)，也不是对技术的质疑(人文主义的传统)，而是对技术的社会批判和改造。”［1］43可见，在米切姆看来，马尔库塞技术观就是社会批判。
第二位是E.舒尔曼(Egbert Schuurman)。现代著名的技术哲学家舒尔曼也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有过定性研究。不过，舒尔曼对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定性是间接地提出来的。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中。和米切姆一样的是，舒尔曼也把技术研究分为两个类别，不过不同的是他把技术研究分为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两个类别。舒尔曼认为:“一般来说，超越论者在科学技术的力量中感到了对人的主体的威胁;……而在实证论那里，情况都反过来了。他们认为现代技术是一种好东西。他们在现代技术的发展中看到了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和文化的进展。”［2］61而且这两种观点是有联系的。
在谈到把技术研究分为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这两个类别之后，舒尔曼把斯泰因布赫作为实证论者之一提出来，在这个过程中舒尔曼把马尔库塞与斯泰因布赫加以对比，在这个对比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舒尔曼对马尔库塞的定性。这里插一句，卡尔·斯泰因布赫是卡尔斯鲁厄技术大学的通讯与信息技术专业的教授，他撰写了关于技术发展、技术的未来等方面的著作［2］407。
舒尔曼把马尔库塞归入到绝对化的自由一派中，同时还包括哈贝马斯。他说:“在论及斯泰因布赫时，我还论及到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他们的观点，既不同于超越论者，也不同于本章涉及的实证论者。”［2］3也就是说，在舒尔曼看来，马尔库塞和斯泰因布赫一致的地方是他们的技术思想中都有一种强调绝对化和控制的倾向。但是不同的是，他们强调的内容和角度不同。马尔库塞强调的是社会中自由的作用和地位，而斯泰因布赫则强调的是社会中权力的不可战胜。换言之，舒尔曼认为，马尔库塞属于技术与绝对自由的联姻一派，而绝对自由是社会批判理论的追求目标，是社会解放的一个标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舒尔曼实际上也是把马尔库塞看成是社会批判的技术类型。
但是，由于他信奉耶稣基督，因而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在他那里没有位置。“不管是在绝对化的权力中(斯泰因布赫)还是在绝对化的自由中(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意义都找不到它的实质，意义是在耶稣基督那里给定的。”［2］246最后，舒尔曼指出马尔库塞和斯泰因布赫的本质上的不同。“尽管斯泰因布赫求助于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尽管他有直接民主制思想，然而斯泰因布赫与这些革命思想家之间还是出现了一种根本性的区别。斯泰因布赫是受到未来可以完全被控制论所控制这一思想驱使的。我们看见，即便他的直接民主制观念也必须服务于这一目的，由于这种民主制的宣告在统计学理论的基础上是可以预期的，因而也是可以加以考虑的，因为未来正在被规划之中。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相互之间虽也有分别，但都寻求一种‘摆脱控制’的技术发展。他们同意优先权应当给予实践目的的实现，而不是给予技术问题的解决。简而言之，尽管斯泰因布赫从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那里借来了一些观念，他的技术意识形态却是与他们的自由意识形态相对立的。”［2］318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实证论者，斯泰因布赫强调和关注的问题更多的是技术本身，而作为社会批判的技术类型，马尔库塞则在意的是实践目的的实现，而不是给予技术问题的解决。由上可见，舒尔曼笔下的马尔库塞，其技术概念是寻求一种摆脱控制的技术发展。马尔库塞更加强调的是实践目的的实现和摆脱控制这个方面，而不是技术问题自身，他对什么是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并没有多着笔墨，而且实际上这个思想特点也体现在马尔库塞的著作里，在他一生的众多作品里，他提到技术的时候无一不是关注技术的社会解放和批判传统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也就是为什么舒尔曼没有把他归入到前两个阵营即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的主要原因。
综合米切姆和舒尔曼的看法，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虽然说法不同但是实际上舒尔曼和米切姆的评价和定性已经十分接近了，他们都认为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
二、 “社会批判”本质的具体体现:人道主义或人文主义特征
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本质是社会批判，社会批判在现实中的具体体现为人道主义或者人文主义。这与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自身的经历和社会背景。马尔库塞生长于1898年到1979年之间，而这81年是一个十分动荡的年代，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出现后短短的20多年间，把一个经济上落后的数十个封建国家转化为一个欧洲举足轻重的大国，在工业能力上仅次于大英帝国，追求生产和利润是其主要生活目标。这种影响对每个人都产生很大的冲击。人们对科技的神奇无不惊叹。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一下子可以把限制人的物质匮乏的局面打破，使人得到足够的自由和物质享受。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令人向往。随后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它证明了人类理性没有因为科技的发展而改变，相反，科技的进步使战争更加残暴。更多的市场竞争不但没有带来更多的利益，反而是更多的种族和国际间的敌意和仇恨，这些都迫使不少当代的哲学家重新反省西方文明的前景，反思科技与人文主义关怀的问题。马尔库塞即是其中之一。这种深刻的亲身经历更加促使马尔库塞本人去批判和揭露科技发展本身所带来的问题，从而不断地在哲学上在理论上寻找这种矛盾的根源并试图给以解答。所以说，从出发点和自身的社会背景来看，马尔库塞的科技观就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批判立场。
其次，马克思的印记。从资料来看，我国学者在研究马尔库塞和马克思的异化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的时候多从批判和比较的角度指出马尔库塞的错误理解，批评马尔库塞“要批判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到《手稿》(编者注: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道主义上来”［3］，笔者认为这恰好可以说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对马尔库塞的影响。马尔库塞的技术观与马克思关系密切。戈菲说:“马克思的例子表明，人们很容易从技术的人类学过渡到一种对这种技术的评价。当人们把技术活动与生命的活动联系起来，从生命活动开始对技术活动进行评价时，人们会发现这是极具吸引力的。因为，生命历来被看作是一种价值。因此，我们也正是将从这一方面，讨论当代对技术的评价。”［4］110戈菲这样评价马克思的技术思想。他说:G.西蒙栋、海德格尔和D.伊德，以其各自的方式，用技术客体与人类实在论之间的关系问题代替了自然的与人工的之间的关系这个古老的问题。“这种观点在马克思对工艺学的分析中仍然是很明显的。”［4］85也就是说，马克思强调了技术客体与人类实在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为马尔库塞进一步把技术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工具这一想法提供了桥梁的作用。“异化”是马克思哲学的中心概念，马克思是人道主义者的观点在西方世界颇为流行，尤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马尔库塞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就秉承这样的观点。这也是为什么当他阅读到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就立刻认可了马克思在该著作中阐发的异化论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原因。
再次，当时对科学和人文的关系的探讨成为马尔库塞人文主义特征的直接来源。自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社会对人文主义要求的呼声日益强烈，科学技术发展的人文关怀和人文主义的主题与特征也越来越突出。卢梭对技术的批判核心即是对过分强调技术的使用而忽略了人文和社会综合因素的批判，开了人文主义批判的先河。以后，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都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分析和批判科技发展及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状况。马尔库塞也正是继承了这种人文特征和传统。霍克海默尔在他的科学技术观中阐发的人文关怀丧失的问题也影响了马尔库塞的技术的人文主义的批判特征。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当代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科学主义是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而人文主义则有较长的历史。近代科学与人文分化的结果，一方面为人们谋取物质利益取得巨大成功，另一方面其反自然、反人道却使科学失去了人性的光彩。但无论科学主义还是人文主义都是对人的本质的片面理解。而科学人文主义则是两者的结合，是一种理想状态的追求和美好愿望。正如贝尔纳所说:“由于应用了科学和创造发明，人类有了新的发展可能性。”［5］543“科学意味着要统一而协调地，特别是自觉地管理整个社会生活;它消除了人类对物质世界的依赖性，或者为此提供可能性。此后，社会仅受到自我的限制。”［5］544马尔库塞从技术入手来研究资本主义和现代性的问题。首先，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受到当时科学和人文的矛盾的影响，这是当时文化批判传统的体现。如胡塞尔、海德格尔等都对当时的科学和人文的矛盾关系给予关注。其次，他强调技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技术概念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中来论述技术问题，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体现了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人道主义是马尔库塞“社会批判传统”这一技术本质的具体体现，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的批判也体现出了人道主义的思想特征，该本质对他的科技观研究有重要的意义。究其一生，他的思想观点和论题经历了多个变化阶段，但是唯有他的“社会批判传统”的技术本质是始终如一的。在马尔库塞一生的各个阶段里，他都以“社会批判传统”的本质来衡量和评价某个理论的得失与否和价值标准。所以说，马尔库塞是坚定的人道主义者。从科技观而言，他的科技观也必然带有既积极入世又消极避世的矛盾。积极入世具体体现在从开始马尔库塞即确立了科技批判的现实，而消极避世则具体体现在他一生中对科技观的分析和矛盾解决都从人的心理、人的感性等方面去开拓出路而没有从阶级分析和社会经济发展上找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确立什么样的哲学基础和本质对他的影响有多大。衣俊卿在《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一书中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时，特别注重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判，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到马尔库塞等法兰克福学派再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贯穿于东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主题或思想主线是人道主义的文化批判”［6］247。不同于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等人是“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6］55。马尔库塞等，“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人的本质，并且把自己关于人的存在与本质的见解同对现存社会的具体批判结合起来”［6］225。由此可见，马尔库塞作为人道主义者是不容置疑的。
三、 评价和意义
于是我们的问题也由此产生了，如何看待米切姆和舒尔曼关于技术的划分，以及如何看待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的本质。
笔者认为，首先需要肯定的是米切姆和舒尔曼等划分技术的方法是有其必要性的，其必要性在于他们突出了技术问题本身，而我们知道当时的技术问题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人们并没有看到技术问题有它自身的存在和地位。正如舒尔曼指出现代技术问题的重要意义那样:“现代技术的问题之所以很少有人看准，主要是缺乏这种分析。只有当我们了解到技术是什么，以及怎样把它区别于其他人类文化活动时，才有可能对技术和文化相互作用进行有成效的哲学反思。尤其是需要清楚地探明技术与科学的关系，以便去评估技术对文化的未来的重要性。”［2］1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说，米切姆和舒尔曼等划分技术的方法一方面促进了人们对技术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使得当下关于技术的论述得以系统和归类，有利于理论上的反思和进一步的研究，其意义在于凸显出了技术问题本身，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问题发展的逐渐显现的客观规律，功不可没，具有积极的作用。而且，正是沿着这一研究思路，后人对技术的研究不断深入下去，今天技术哲学界还在做此论题。它开辟了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此外，从有别于通常的技术哲学的两个传统之外的第三个传统来阐述马尔库塞技术观的归类，从哲学的角度讲具有科学性和提纲挈领的作用，使我们对马尔库塞技术哲学的研究有针对性和目的性，从而对整个技术哲学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其次，米切姆和舒尔曼认为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这种划分属于一个角度的问题。而且也正如米切姆和舒尔曼所划分和定性的那样，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是必要的一种存在方式。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或者说属于社会批判的技术，也有其必要性。其必要性在于马尔库塞社会批判的技术突出了社会现状。其目的是为了突出社会现实中的社会问题，所以马尔库塞和其他的技术哲学家(这些技术哲学家包括米切姆所划分的工程学的技术哲学和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以及舒尔曼所划分的超越论者和实证论者)的出发点不同。其他的技术哲学家是从上面提到的需要重视技术问题本身的角度来说的，而马尔库塞所强调的是需要重视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的角度来说的。这也是为什么在米切姆和舒尔曼的划分里没有把马尔库塞作为其中的一个成员的根本原因所在。
再次，马尔库塞的技术概念属于社会批判的传统的意义或者说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的技术的意义。第一，实际上，马尔库塞提出了从纯粹技术角度研究技术问题对社会的作用和影响的可行性的问题。第二，从马尔库塞的身上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与技术问题的结合作为一种趋向，更有助于解决社会中的技术问题。马尔库塞与他们的研究领域不同，当技术问题变成为社会问题时，这种从社会传统的角度来分析技术问题的做法则有的放矢。第三，技术问题也是现代性中的根本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出发，是唯一解决的方法，当然，其他方法可以辅助、参考和补充，但是无法超越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实践的检验能够使得技术问题不断得到验证，而唯物主义的原则和立场则表示技术问题深深扎根于人类生活。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解决技术问题提供了宏观上的指导。
参考文献:
［1］卡尔·米切姆. 技术哲学概论［M］. 殷登祥，曹南燕，译.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9.
［2］舒尔曼 E. 科技文明与人类未来:在哲学深层的挑战［M］. 李小兵，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5.
［3］张和平. 《手稿》的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手稿》地位观点之批判［J］. 晋阳学刊， 1997(1):53－58.
［4］让-伊夫·戈菲. 技术哲学［M］. 董茂永，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诞生以来，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一直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是指导我们正确地把握时代、准确地分析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宝贵资源。在当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历史的变迁，马克思主义哲学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挑战与诘难。“马克思主义哲学危机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修正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终结论”等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调纷纷登场。可以看出，这些论调反映出了某些人的别有用心，同时也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总体上看，全球化的深度推进、现代科技的高度发展和西方各种现代思潮的诘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三个主要挑战。
（一）全球化的挑战
当今社会一个不争的事实即我们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不管我们对全球化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抑或欢迎并拥抱，抑或反对和拒绝，全球化都以其深刻性和广泛性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和跨国企业的主导下，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经瓦解，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全球市场已经形成。然而，全球化又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全球化，还有政治、文化等的全球化，欧盟和各种国家、地区间组织的出现就是例证。在全球化所塑造的“地球村”中，不同民族、国家、宗教和其他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人类社会各种文化和文明的冲突也史无前例地凸显出来。19世纪40年代，面对刚刚开始涌动的人类社会的全球化浪潮，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提出了“世界历史”理论，预言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为当今的全球化理论奠定了哲学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已经是“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行动”［1］89。不可否认，如今的全球化进程正一步步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预言。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通讯工具的发达，当下的全球化对社会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仍然超出了马克思的预期。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资源和生态问题、人口和粮食问题、民族和阶级问题已经越出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成为全球性的难题；同时，基因技术的负效应、核危机的蔓延、恐怖主义的猖獗也演变成为世界性的危机。面对全球化进程给人类生活实践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深刻影响，我们已不能期冀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中找到现成答案，而必须立足人类整体利益，总结反思这些全球性问题的复杂成因，努力探索出人类走出当前生存和发展困境的有效途径。同时，这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我们要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尤其是要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人类整体立场，深刻反思并关注人类面临的各种全球性问题。
（二）现代科学技术的挑战
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但受到了全球化的冲击，也同样遭到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僵化的教条，正如恩格斯所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但是，当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了严峻挑战。“信息社会”的到来，冲击和改变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野。伴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社会的到来，一方面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从根本上拓展了人们实践活动的深度和广度，提高了人类实践活动的能动性和自由度。另一方面，它也给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带来了深刻的挑战，如虚拟实践的出现和发展，改变着传统实践观的结构和形式，导致人类生存和活动方式的变迁；信息的资源化，冲击着传统的资源观、价值观和劳动观，导致人类财富观、权力观的变迁；人工智能的飞跃发展，挑战着传统的思维和意识观，导致既有理论的苍白；信息社会的出现，重构着传统的社会组织方式，导致传统文化观念的变迁等，这一切都冲击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野。与马克思得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时代相比，现代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敏锐地发现了科学技术在生产力要素中的重要地位，然而，目前科学技术已不仅仅只作为生产力的一个要素而存在，而是成为了生产力各要素中的决定性因素，它不仅决定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速度，而且也决定着生产中的产品结构、劳动方式、产业结构及组织结构，甚至决定着未来生产的方向。在劳动、资本、科技三个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中，科技的作用已经越来越重要，要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不能只靠劳动力和资本，更要靠科学技术。总之，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系统中已上升到主导的地位。当代新科技革命改变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预期。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预言了“两个必然”，向世人宣告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20世纪初，列宁也预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将进入一个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已经为期不远。然而，当代科学技术打破了马克思的这一预言。一方面，现代科技改变着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资产阶级开始采用比较缓和的方式（如实行政府调节经济、社会福利政策和相互制衡的权力结构等）来解决国内矛盾；对于国家间的冲突，资本主义国家因不愿意承受现代高科技武器的毁灭性后果，因而放弃用世界大战的方式解决，而采用经济战、科技战的方式，利用高科技优势“和平地”掠夺资源，获取利润。可见，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当代资本主义的剥削和掠夺变得日益隐蔽。另一方面，新科技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严峻挑战。20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制度在一些国家确立，彰显出了旺盛的生命力。然而，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出现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体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包括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对科技、教育、人才等重视不够，发展机制不健全，平均主义和分配不公交相困扰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严重破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美好向往和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极大热情。
（三）西方各种现代思潮的挑战与诘难
与全球化和现代科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界也遭遇着各式各样的挑战和形形的诘难。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毋庸置疑，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本质和思想精髓，但同时也不能否认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的挑战。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挑战并不意味着径直的对抗。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基础上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批评和质疑。我们知道，自马克思主义产生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与全球化的推进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有关，当今世界理论与现实际遇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正是依据这一变化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进行了不同于马克思的批判性思考，在这个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是时展的必然结果。西方其他社会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诘难。从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等人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到20世纪后期，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宣布自由民主将是“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和“人类统治的最后形式”，再到20世纪末苏联解体，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了重大挫折，“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过时”的论调风靡一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盛行，一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持有偏见的学者提出了“淡化马克思主义”等口号，这在事实上宣告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用论”。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诘难中最具蛊惑力的论调。由此，西方学者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当性展开了攻击。新的理论境遇要求我们必须对这种以“全球话语”和“普世价值”的方式展开的西方意识形态强势话语予以回击，由此，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变得十分迫切。
二、问题的澄明：正确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
黑格尔曾说：“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2］12正如黑格尔所言，任何哲学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英、法等国确立起来，这致使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与剥削日益严重，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逐渐激化。马克思、恩格斯积极响应时代号召，参加并指导无产阶级运动，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分析创立了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经产生，便引领无产阶级掀起了一波波的共产主义革命浪潮，对资本主义产生了致命打击，令资产阶级瑟瑟发抖。我们知道，就目前来说，马克思主义已不仅仅是一种思想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一种现实的、历史性的存在，众多思想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不得不在和马克思主义的碰撞、对话和交流中实现自己的理论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创始人逝世130年后仍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力，这本身就是其时代性的重要标志。然而，面对各色各样的挑战与诘难，我们只有对其进行澄明，还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面相，才能在时代不断变迁的情势中正确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
（一）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
不可否认，与马克思所预言的世界历史阶段相比，当今的全球化已经大大出乎马克思预料，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与困境也不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中找到现成的答案。那么，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当下的全球化有什么新的特点，或者说，当今的全球化在哪些方面超出了马克思的预期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全球化速度的不断加快。当代科技的迅速发展大大缩短了时空距离，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商品、资金、人员的流动频率越来越高，速度越来越快。二是全球化广度的不断扩大。当下的全球化已不仅仅只限于经济的全球化，而是已经渗透到政治、文化、交通、信息、科技等领域，甚至带来了竞争的全球化和观念的全球化等。三是全球化深度的不断加深。与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不同，当代人类社会全球化正在向着更加有机化和高度组织化的方向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这三点新变化给全球化带来的后果，即使全球化的效应不断地双重化：一方面，全球化为世界上各个地区、民族和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尤其是为广大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同时，全球化所提供的无限广阔的范围和空间，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利资源。另一方面，当代的全球化也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等人与世界关系问题方面带来了灾难，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陷入了的困境。了解了当代全球化的新特点，我们就不难理解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的问题与挑战。虽然全球化带来了资源生态问题、人口粮食问题、民族阶级问题等全球性难题和基因技术的负效应、核危机的蔓延、恐怖主义的猖獗等世界性危机，但我们要看到，这些问题只不过是全球化效应在新时期双重化的状态下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全部否定马克思的全球化理论。总体看来，全球化进程仍有力地证实了马克思的历史观，尤其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回首近一百多年来的人类历史，它不正是马克思全球化预言的真实写照吗！马克思指出，不断扩大商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开辟了世界市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美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88。可以说，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场域”中，无论这种场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对者创造的。总之，我们的一切思考和行动都不自觉地置于这种场景之中。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些挑战以否定的方式促进了人类共同利益的形成，这就要求我们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强化人类意识。这里所讲的人类意识与马克思所强调的阶级意识并不矛盾。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之时，马克思曾反复强调无产阶级是其进行资本主义批判的阶级基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真正解放自己。这也表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与全人类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马克思将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设定为自己理论的根本任务所表达的正是对整个人类前途和命运的深刻关切。今天，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并最后解放自己的历史任务还远未完成，但它却以变化了的形式蕴藏于当代各种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过程之中。从这一方面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今天仍肩负着重大使命，仍具有强烈的时代性。
（二）从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内容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科学和实践都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基本内容。与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相比，当今人类实践活动呈现出大科学、大实践的基本特征；大科学、大实践时代特征的形成和出现既挑战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别结论，又深刻地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观和实践观。所谓的“大科学”是相对于20世纪以前的科学而言的。当代的大科学呈现出如下基本特点：研究活动规模巨大，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研究活动出现了深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整体化特征，新兴学科不断出现；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趋向越来越明显，科学已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所谓的“大实践”，是指当代人类实践呈现出大技术、大规模和大效应的特点。与以往各个历史时期相比，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更新突破，当代人类实践的技术不但结构复杂、形式多样，而且效率惊人，呈现出大技术的时代特点。借助于当代实践的大技术，一方面，当代人类已真正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真正以类主体的身份来面对自然、改造自然和正视自身，同时，当代人类也把实践的客体扩大到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范围，使得人类实践活动呈现出大规模的时代特点。当代人类实践的大技术、大规模又进一步决定了它的大效应。在当代实践活动中，各种大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已经对人类社会活动的各个领域和方面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也因此经历着巨变。然而，需要明确的是，当代人类实践的大效应不仅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等人与世界关系各个方面的正效应，也包括各个方面的负效应。深刻反思人类实践活动负效应，我们发现，其原因乃在于技术本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为人类带来幸福，也能为人类带来灾难，这在当代各种高新技术的应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也正因如此，当代科技的发展确实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个别结论造成了严峻的挑战。然而更重要的是，当代人类大科学、大实践的形成和发展，仍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尤其是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观和实践观。作为人类科学和实践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当代大科学和大实践乃是人类科学和实践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们是由历史上的科学和实践发展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科学的基本观点，如科学是一种社会活动，科学是社会总劳动的特殊部分，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有力杠杆，同时也是人类哲学思维发展的现实基础和推动力量等思想在当代大科学的背景下仍然适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的基本观点，如实践是人类把握世界的最基本方式，实践是人类所特有的对象性的物质活动或感性活动，实践是全部人与世界关系的基础，也是人类哲学思维应有的立足点等仍然正确地揭示了当代人类实践活动的本质和特点。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科学和实践的基本观点，在当代大科学、大实践的时代背景下，仍然是正确的。当然，这不意味着在当代大科学、大实践的背景下，我们要完全固守马克思的所有结论，而是要求我们正视当今人类实践活动呈现出的新变化，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和实践观，建构出符合时代特征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大科学观和大实践观。这既是由马克思的科学观和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决定的，也是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性的内在要求。
（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世界的影响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依据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状况而形成的理论体系。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当时的时代特征，它充分体现了19世纪时代精神的本质内容。如今，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低潮，各种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发出了种种质疑。针对这些质疑，我们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予以回击。第一，众所周知，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重要品质，马克思正是围绕着“资本”这个核心概念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的。如今我们依然生活在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逻辑时代。不可否认，与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相比，如今的资本统治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巨大变化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与马克思所描述的阶级斗争相比较，目前的阶级斗争已经越出民族国家的界限，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而弥漫整个世界，进而表现为资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二是与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家为了利益而斗争相比较，目前人类是在与资本无限增殖逻辑下产生的全球性生存危机而斗争。这两大变化非但不是资本主义顽强生命力的标志，反而是资本主义日渐走向灭亡的前兆。资本主义经历的危机归根结底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资本的无限增殖带来的矛盾与冲突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马克思所描述的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的榨取而引起的阶级斗争，第二阶段是世界范围内资本家利益的争夺并带来周期性的金融危机，第三阶段则是随着资本逻辑的推进，人类对自然界的掠夺开发导致的自我毁灭。根据此逻辑，人类必然会在资本无限增殖中走向灭亡，而要避免灭亡，就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摆脱资本逻辑的控制。纵观今天的国际斗争和生态危机，不正是资本逻辑的结果吗！这不正是宣告着资本主义在走向破产吗！事实上，马克思的思想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马克思的思想就依然有效。正如伊格尔顿所说：“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稳定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多数批判至今仍有其道理。只有当资本主义体制可以冲破自身的边界，开创一个崭新局面的时候，才能改变这样的状况。但资本主义恰恰没有能力创造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3］15所以，马克思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社会批判依然绽放着夺目的时代光芒。第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历史的影响来看，在几千年的人类思想史上，从来没有一种思想能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对世界格局、社会结构和人类学术思想的理论思维方式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伊格尔顿指出：“与政治家、科学家、军人和宗教人士不同，很少有思想家能真正改变历史进程，而《共产党宣言》作者恰恰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历史上从来未出现过建立在笛卡尔思想之上的政府，用柏拉图思想武装的游击队，或者以黑格尔的理论为指导的工会组织。马克思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历史的理解，这就是连马克思主义最激烈的批评者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就连主义思想家维希•冯•米塞斯也认为，社会主义是有史以来影响最深远的社会改革运动；也是第一个不限于某个特定群体，而受到不分种族、国别、宗教和文明的所有人支持的思想潮流。”［3］2事实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和反对者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一座高山。就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而言，马克思主义这座高山仍然等待人们攀登，当代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如金融危机、文化困境、社会公平正义等都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就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们在某种程度上都吸收了马克思的思想精髓用于治理社会，可以说，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是19世纪40年代的“幽灵”，而是不可战胜的思想巨人［4］。这让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有力量和当代价值，马克思的根本观点、立场与方法并没有过时，因为作为马克思立论根基的资本主义社会依然在遵循资本的逻辑顽强运行。无论如何，我们今天仍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域”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远未终结，虽然它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但这非但不能否定它的时代性，反而是其生生不息的标志。正如德里达所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5］因此，我们只有在坚持挖掘和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精髓的基础上，结合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才能深刻认识到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探寻出人类走出困境的路径。
三、问题的反思：以可行的方式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的各种挑战与诘难从根本上并没有妨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但是这些挑战也为我们在新时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出了警示，即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直面时代生活实践的新挑战，构建反映时代特征、永葆创造激情的新形态，从而对世界做出新的贡献。回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中的百年历程可以发现，坚持与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功能，不能靠纯概念的演绎、诠释，只能通过理论与现实的互动以及不断推动其新形态的构建来实现。曾指出：“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6］邓小平也曾提醒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7］他们依据中国实际，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走上了国家富强、民族繁荣之路。因此，根据当前中国社会历史实践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质，也是历史的必然。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不断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时代内涵。
（一）强化问题意识，正确审视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与困境
马克思曾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的精华”［8］，黑格尔也说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那个时代”［2］12。一切真正的哲学研究都应该于现实的互动中完成。其实，在历史上，真正的哲学研究也从没有脱离过现实，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现实。因此，任何哲学研究都必须对现实生活中人的生存境遇、价值诉求等层面凸显出来的矛盾与问题进行深度的研究、审视与批判，为个人的生存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撑。以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取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新的历史境遇中构建新的理论形态，就要在思想性与时代问题的互动对话中完成，就必须把握时代脉搏，强化问题意识，正确审视当代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与困境。强化问题意识，就要让马克思主义哲学直面重大的时代性问题。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9］在马克思看来，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时代问题是思想和社会进步的动力。当今社会，人类面临的突出问题便是工业文明发展带来的悖论：一方面，人们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另一方面，资源及生态形势日益严峻，并由此产生了霸权主义及国家间的冲突。事实上，这些问题的实质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价值目标的片面性，即片面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而置人类的持续发展于不顾。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强烈的时代性就彰显出来了。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对为了少数人利益而造成的社会不公和对自然界的无限掠夺的资本的批判为宗旨的，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发展及全人类的解放为目标的。无疑，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人类摆脱当下困境提供了可能性路径。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丰富思想资源，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时代问题的解决做出更大贡献。
（二）进一步凸显微观研究方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并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诞生以来，一直是指导人们进行社会历史实践的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同时也是指导人们日常生活的科学的方法论。与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相比，如今的社会内在结构和运行方式已发生重大变迁，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明确界限已被打破。在此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获得新的发展，就不能仅从宏观理论范式出发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而要科学认识微观理论范式与宏观理论范式这双重维度对丰富其内容、彰显其时代价值的重要作用。凸显微观研究方法，就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建构日常生活世界科学、民主、人文的精神家园。一般而言，社会历史的转型期也是各种思想文化观念激荡期。当前中国的社会历史转型正发生在世界普遍交往深化发展的全球化时期，这必然要引发人们精神世界深刻而广泛的变化。面对各种腐朽的文化观念、封建迷信的滋生和各种非理性思潮的蔓延，要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构建健康向上的精神信仰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提供“批判的武器”，而且要提供“武器的批判”；美国学者L•J•宾克莱早就对马克思思想的信仰价值作出肯定：“基督教指出人能够如何从罪恶中得救；马克思也给人指出了从异化中得救的道路。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和在这个历史时代的末期一个无阶级社会的出现人才能得救，在那个社会里，创造性的工作将代替异化了的劳动，在那个社会里，大家将在一个亲如兄弟的社区内自由地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10］因此，新时期，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一系列价值错位与精神文化异化现象进行透视，对渗透于日常生活诸层面的腐朽文化、迷信偏见等不良观念进行批判。同时，应注重研究人们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各种矛盾与困境，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提供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从而为人们构筑科学、民主、富有人文关怀的精神家园。
（三）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品质，汲取其他优秀的学术资源和思想智慧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