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阅读认为，一般意义上的阅读，是搜集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语文的课程阅读同样也应这样理解。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语文课程标准》在“基本理念”部分就强调“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在总目标中又要求在阅读方面注意“有较丰富的积累，形成良好的语感”，然后在各阶段目标中再对此加以具体化，导向是很明确的。语文的学习是很难做到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只有“厚积”才能“薄发”。没有积累，谈不上培养良好的语感，当然学不好语文。为落实这一思想，我认为首先应从阅读的数量入手。这包括两方面要求：一是倡导学生扩大阅读面，要求养成读书看报的习惯，收藏并与同学交流图书资料，扩展自己的阅读面。以扩大阅读范围，拓展自己的视野；二是为学生规定课外阅读量。《语文课程标准》中已经明确规定：小学第一学段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5万字，以后逐渐递加。第二学段不少于40万字，第三学段不少于100万字，《语文课程标准》还提倡读整本书，并在附录中提出了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其次，还应明确向学生提出积累各种语言材料、加强背诵的要求。《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在阅读中积累词语”，“积累自己喜欢的格言警句”，“积累课文中优美的词语、精彩句段、以及在课外阅读和生活中获得的语言材料”。积累语言材料，也可以看作是形象材料，或者思维材料、情感材料，这些材料储存于大脑，将成为学生终身的营养，也就是语文素养的重要构成。它们一旦被激活，就会产生综合效应，极有利于学生接受和表达能力的提高。那么，如何有效地组织学生扩展自己的阅读面、以丰富自己的语言积累呢？在我校承担的课题《小学语文课外阅读实践活动组织形式的研究与实践》的研究过程中，我作了一些探索和思考：一、开展多种形式的课外阅读实践活动要使孩子们保持对课外阅读的兴趣并逐渐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于年龄小，注意力不够集中，维持对某件事的热情的时间很短，许多孩子都只具有所谓的“三分钟热情”。因此，丰富多彩而又具有实效性的组织形式会更利于帮助他们对课外阅读实践保持持久的兴趣和注意力：（一）、帮助孩子们选择适当的读物。“适当”是指读物在内容上要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通，与学生的精神世界息息相通，与人性中最基本最普遍的情感息息相通，读物的表述水平略高于学生，语言在现实交际中具有广泛实用性和较高的使用频率，并为学生所喜爱。在教学实践中，很多教师都发现：孩子天生爱幻想，这就决定了他们爱读带有幻想的故事，如童话、科学幻想小说等；好奇是孩子们的又一天性，因此喜欢读一些探险和探秘的故事；孩子们的思维仍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因此喜欢读一些具体形象的小故事，如寓言故事等；儿童诗反映了孩子们的世界，表现了孩子们善良的童心，天真的童趣，为孩子们所喜爱；千古传诵的经典范文，一来文字精美，学生爱读，二来所描写或反映的是世间常景常物，人之常情常理，具有普遍性和广泛的迁移性，应指导学生多读；反映现实生活的时文在内容上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通，语言水平略高于学生，但为学生所理解所喜爱。这些读物都符合“适当”的原则，应该尽量向孩子们推荐。）（二）保证组织形式既丰富多彩又富有成效。1、自读自悟这是最普通，也是用得最多的一种组织形式。因其具有灵活方便、自主性强等特点，因此深受师生欢迎。但是若对这一方式把握不好，就容易流于形式，导致孩子们对所阅读的材料缺乏深入的思考，“读而不思则罔”；如果对阅读材料的选择不当，还会对孩子们的课外阅读活动产生误导。因此，教师在给学生充分的自主、自由的同时，也要对阅读过程适时监控和正确引导。如为他们推荐适当的读物，随时随地与学生交流，了解他们的阅读情况，并及时组织相关的、有针对性的讨论、辩论活动等。2、组建课外阅读小组，开展小组间的阅读比赛。在课外阅读的指导中，我还尝试让学生自己选择阅读伙伴并组建课外阅读小组，自己命名并列在教室后面的板报上。每天的课外阅读课时间，便在组长的带领下开展阅读和交流，并定时展开评比。如：每读完一本书，便加一颗星；每背完十首古诗也加一颗星…这种以小组为单位开展的比赛，不仅引发了学生间的良性竞争，还利于孩子们互相鼓励，维持对课外阅读的长久兴趣，使“读好书、好读书”在校内蔚然成风。3、在扩散性阅读中拓展学生的语言积累，培养学生的思辩能力。在语文教学中，我始终坚持“三圈相结合”的原则，即：课文为一圈，引申、延伸为一圈，课外阅读为一圈，三圈呈同心圆，紧密结合，围绕“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这一主题开展扩散性阅读，让学生阅读更新、更活的大教材。在扩散性阅读中，学生的精神空间不断扩大，精神探索能力不断增强，与此相伴随相统一的语言感知量、积累量也不断增加，领悟力也不断增强。在实践过程中，针对低、中、高段的学生特点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对于低段的孩子，重在激趣。如：学习了生字“鲸”，便让学生交流自已对鲸的了解，孩子们便主动到《十万个为什么》、《动物世界》等书上去寻找相关的资料，甚至回忆起自已看过的电视片，要求他们认真阅读以便讲给别人听；不求深度和广度，以学生愿读、爱读并乐于表达为目的。对于中段的孩子，则引导他们有目的地读整篇的故事。同样对“鲸”的相关资料的阅读，就会要求他们主动收集尽可能多的资料，了解鲸的体形特点、生活习性等知识，并在课堂上交流，互相补充，以形成相对完整的知识结构。对高段的学生，除了围绕主题收集资料，开展阅读活动并交流外，还要引导学生对所阅读的材料作深入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带领他们通过质疑、辨论、争论等形式，开展探究性阅读和审美性、批判性阅读。这种思维的交锋不一定非要产生一个正确的答案，只要学生敢于质疑、敢于提出富有个性的独特的见解，就应该得到教师的肯定和提倡，以帮助孩子形成“不唯书、不唯师”的思维品质。4、为孩子提供展示的舞台，鼓励孩子多读书。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只有尽量为孩子提供展示他们的阅读成果的舞台，才能更好地鼓励孩子多读书。因此，我们开展了“课本剧表演”、“手抄小报比赛”、“古诗擂台赛”、“诗歌朗诵赛”、“优秀读书笔记展评”、“校园童话节”等活动，让孩子们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在活动中树立自信，培养兴趣。二、保证学生课外阅读的时间和空间为了让学生有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时间开展课外阅读实践活动，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认真学习《语文课程标准》，切实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提倡“精讲多读”，把大部分时间留给学生自主阅读、自主感悟。2、所有年级均不准留书面家庭作业，引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多读书、读好书。3、将每周二和周四的中午活动课时间定为“课外阅读指导课”，专门用来指导学生的课外阅读，开展读书会、讨论会、演讲会、辩论赛等多种形式的活动，以培养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4、为了保证学生课外阅读材料的数量和质量，除了向实验班级全面开放图书室、网络教室外，还倡导各班建立了“小图书箱“，号召学生将自己的好书带到学校与同学们交流，以实现“资源共享”。5、为了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还专门印制了课外阅读资料汇集本――――《记忆的碎片》，指导学生将自己在课外阅读中的积累和感悟及时记录下来，不拘形式，张扬个性。三、收获与困惑我们欣喜地发现：课外阅读对课堂教学的促进作用也十分明显。因为有些课文往往以有限的文字反映出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又有着复杂的背景。如果没有足够的背景材料作依托，要理解课文是有难度的，如《长征》、《赤壁之战》等；因为阅读是一种信息输入，说写是一种信息输出，没有输入，哪来输出？而适当的扩散性阅读，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拓展了学生的心理空间，它为学生解读语言文字、领悟相关内容提供了有力的经验支撑。通过一年的尝试，实验班级孩子们的表现也令人惊喜：不仅顺利完成了阅读任务，而且在创新思维的形成、良好阅读习惯的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一年级的孩子们便出了一本日记小册子《小脚丫》；在阅读古诗“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时，孩子们也敢于向古人发问：既然山水俱翠，又何来“白银盘”一说？…更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发现孩子们对课外阅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一下课便三、五成群地阅读、讨论；自习课做完作业后，总是迫不及待地问：“老师，可以看课外书吗？”课外阅读的范围更是广泛：童话类、科普类、小说类……课外书，已成了孩子们学习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到周末，新华书店、图书馆成了最吸引孩子们的场所；家长们也纷纷反映，孩子更爱读书了、更懂事了！由于课外阅读实践活动的开展对传统的语文教学形成了一定冲击，因此，有部分教师在开展活动的同时也患得患失，担心影响学生对基础知识的巩固，担心自己一旦放开将难于驾驭；担心学生难以考出高分；甚至有老师开玩笑说：这样的教育对孩子的长远发展固然有益，但是应付考试还是需要点“急功近利”…老师们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在《语文课程标准》的实施过程中，与之相适应的考核制度的改革非常重要。此外，在课外阅读实践活动中，学生的个体差异、个性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如何照顾不同层次的学生的发展，使他们都能在阅读活动受益，也是困扰我们的一个难题，需要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作更加深入地思考。
[关键词]心理史学年鉴学派心态史文化心理结构
中外心理史学的传统,对于十九世纪末乃至整个二十世纪这一百多年的史学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已经过去的这一个世纪学术的巨大变化,也使历史学的方法论,尤其是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本文拟在这个时段内,从国外、国内的近现代以及当代这几个方面,给以爬梳和勾勒,使我们对心理史学在这一重要时期的发展概况有一个了解。
一
欧洲17、18世纪人本主义的历史学,在继承过去传统的基础上,已开始注重人本身,关注人的内在精神。他们提出的“最初形式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即,唯理论的历史、唯理智论的历史、抽象主义的历史、个人主义的历史、心理的历史”。然而,这在当时还不被时代所接受,因为那个时代所关注的是“对于制度和事件的最典型的实用主义的说明”,即“实用主义的历史。”[1]十九世纪末,德国的批判历史哲学产生。这种批判历史哲学首先向德国传统史学的权威兰克学派提出了质疑,其发起人是卡尔·兰普雷希特,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兰普雷希特争论”。兰普雷希特斥责兰克学派所代表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人,认为史学应从其他学科汲取概念。他宣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2]他的多卷本《德国史》即运用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兰普雷希特的尝试虽然遭到了德国正统史家的批评,但由他所发起的反对正统史学、提倡综合多种史学方法的史学改革势头则没有被遏止。新康德主义就是反对正统史学的另一支劲旅。
新康德主义有不同的派别,但不论是它的西南学派,还是由新康德主义转向生命哲学、致力于“历史理性批判”、坚持“历史相对主义”的狄尔泰(1833—1911),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心理与精神分析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狄尔泰,他是德国最早使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历史学家。狄尔泰认为,文化、价值是研究个人生命的具体存在,因此应当用精神科学来代替文化科学,包括史学。因为“历史题材是个体生命的表现,如观念、思想、知识、行为、感情、情绪和感觉,等等,而生命的实质是非理性的,所以研究者首先应对生命进行直接体验,通过体验与实在沟通,把握生命的真相。”为了避免历史学家在这一体验、认识过程中的主观性,即个人价值取向和目的性的支配,历史学家还必须注重于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即“把自己置身于所研究的历史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之中,……与他同命运共患难”[3],实现一种心灵的沟通。狄尔泰的代表作《黑格尔青年时期的历史》,就是以青年黑格尔的心理分析为个案的典型范例。而作为西南学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凯而特(1863—1939),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专门以《历史学与心理学》为标题,探讨了心理史学的特质。他认为,“当历史学研究文化事件时,它几乎总是也要研究心灵生活,……因此,关于历史学家,我们习惯于说,他们必须是优秀的‘心理学家’”。不过,他反对将其变成一门普遍化的科学,因为“‘历史的心理学’,即在一定时间对个别人或一定群众的理解,就它自身来说还不足构成科学。它也许可以借助于科学的心理学而得到完善,但决不能被任何关于心灵生活的普遍化科学所代替。”[4]
二十世纪初出现的法国年鉴学派,以其“精神状态史”的研究范式对心理史学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法国年鉴学派最初同样是出于对兰克学派那种只关注政治史、制度史或战役史的不满,主张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并使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他们认为,这样即可以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长时段”、“总体史”的综合性研究,形成包括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的“全面的历史学”。所谓跨学科研究,就是借助于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多种视角认识和研究历史。年鉴学派的先驱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是最早强调心态史和精神史研究的学者。费弗尔在对腓力二世时期弗朗什-孔泰省的历史研究中,就试图在使用地理学、社会学方法的同时,结合使用心理学的方法,探索该地区的历史全貌。后来,他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对人类精神生活史的研究。他“运用集体心理方法考察了长期支配以往人们的种种观念,揭示了一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5]他的《马丁·路德:一个命运》一书,探讨了十六世纪德国社会的精神风貌和集体心理,开创了法国式的心理史学研究的先河。他运用此方法的另一代表作是《十六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他在该书中强调,“一定时空范围内人们的思维工具,即长期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信仰方式的一系列观念,揭示了社会的思想文化氛围和普通民众的精神状态。”[6]因此心理史学的研究,“是要揭示历史上人们的情感世界,如情感生活、希望、忧虑、爱憎、信念等。为了勾画这种情感世界,历史学家必须运用语言学、人类文化学、哲学、肖像学、文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方法进行综合研究。”[7]这部著作被看作是法国心理史学的经典之作。
法国年鉴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布洛赫,在年鉴学派创立前,就致力于以心理因素说明人的研究。他在《创造奇迹的国王》一书中,以“国王触摸”的功效———即通过国王触摸患者治病为事例,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方法,对中世纪王权崇拜的产生、发展和消失,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从而揭示出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他在分析的过程中涉及到人们迷信神秘人物的心理机制2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时,提出的国王特有的“超凡魅力”的提法,与德国马克斯·韦伯在约略同时提出的神圣的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史学研究中的心理分析在当时法、德两国的知名学者中已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后来,布洛赫在其史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多次运用了心理史学的方法。他认为,“考证涉及到心理状况,它是一门微妙的艺术,决没有诀窍可言,而它又是一门理性的艺术,有条不紊地运用某些基本的思维程序。总之,如果要加定义的话,那它本身就是一种辩证的东西。”即便是史料本身的考证,也与心理分析相关。因为有关史料真实性的考证,在史料来源及其外在标准无法确定时,“就只有从原物或文献内在的特性着手,这就又得借助心理分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布洛赫特别强调:“史料的取舍取决于心理分析,何为真假错误的理由都得经过鉴定”[8]。费弗尔与布洛赫在心理史学方面的尝试和努力,为法国后来的精神状态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代著名学者戴维斯(NatalieZDavis)即受到他们很重要的影响。她有关法国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的文化与社会研究的一系列论文,即成为心态史研究方面的成功范例。
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在进入布罗代尔(1902—1985)时代之后,心态史、文化史、精神史被作为布罗代尔“长时段”的“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地理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心理结构诸结构中的一个主要构件,这体现出年鉴学派在史学思想与结构体系上的趋于成熟。布罗代尔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曾说过,是“长时段”理论架起了沟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从而促进了历史学与各门社会科学全面而系统的交流,各类学术相得益彰。不过,正像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对于重大事件的忽略一样,他在对于“长时段”整体结构的认识上,同样由于过分强调地理环境和生态结构的作用而忽略了心理结构的作用。他的《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即体现出这种环境或生态决定论的倾向[9]。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布罗代尔史学路径不同、曾被布罗代尔批评的另一部分法国历史学家,则直接继承了费弗尔集体心理分析的方法,并将其发展为比较纯正的精神状态史研究。如迪比的《战士与农民》、芒德鲁的《近代法国概论:心理历史学》、菲雷的《18世纪法国的书籍和社会》。他们试图从各个角度揭示时代的精神状态。其中拉迪里的《1294年至1324年的奥克族村庄蒙泰尤》更具典型意义,他通过具体详实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史料,准确直观地勾勒出法国那个特定时代的乡村生活,使人们看到了当时村民们的精神状态,从而了解“深处的法兰西”。这种与社会学方法相结合的心理史学方法,的确有着如他所说的“由地窖进入顶楼”风格,然而其局限也可能因缘于此。
如果说法国年鉴学派的心理史学,主要是以史学为主体而借助于心理学的分析方法的话,那么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则是以心理学为主体把比较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分析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二者的视角不同,学术路数自然相异。后者这种产生于史学外部的心理史学,可能更具典型的现代科学意义。1900年,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问世,1910年后,他便把心理分析的各种理论运用于具体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以及文化的研究上,先后发表了《达·芬奇的幼儿期之回忆》(1910年)、《图腾与禁忌》(1913年)、《群体心理学与自我之分析》(1921年)、《文明及其缺憾》(1930年)和《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等著作。由于弗洛伊德运用的心理分析比较规范,使得心理学与历史学自此真正结缘。我们亦可将其称为真正意义的“心理史学”,或“历史心理学”,实际上就是心态史。不过由弗洛伊德开创的这种心理史学,在二次大战前还未引起史学界足够的重视[10]。
美国的心理史学较早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并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运动。鲁滨逊在其代表作《新史学》一书中,提出用综合的多种因素的观点来分析历史,其中即包括心理的成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与法国心理史学相对应的学术研究重镇。这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对于法西斯主义那种狂热行为的关注,由此而加强了对于无意识和非理的研究。如战时美国战略情报部门,专门组织精神分析专家撰写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五六十年代,很多历史学家开始对于心理史学进行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963年,梅兹利希将这些探索性的研究成果编成《心理分析与历史学》一书。此外,利夫顿和奥森收编了《心理历史学的阐释》。七十年代,美国在这一学术领域先后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心理历史学杂志》、《童年历史·心理历史学》和《心理史学评论》。连过去比较正统的历史杂志《美国历史评论》,也发表了不少讨论心理历史学的文章。心理史学,成为当时新兴的而且是最活跃的学科,被当时的学者称之为“新心理历史学”。作为基本形成体系的“新心理历史学”,它包括四大方面的内容,即个人传记,家庭史,集体心理史,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11]。
在个体心理研究方面,具体的心理分析一旦与历史人物的研究结缘,便会产生以“心理传记”(Psychobiography)为形式的心态史著述,类似于弗洛伊德为达·芬奇所作的传记。自弗洛伊德进行了首例的历史人物心理分析之后,个体心理的分析与研究开始出现在不同的时代和各类人物中。作为心理史学的重要奠基人,弗洛伊德十分强调潜意识的作用;由于人的潜意识主要在童年形成,因此弗洛伊德的理论偏重于人的童年,尤其是过分强调生物性的本能冲动和欲望的作用。这样的理论在心理史学奠基之初,虽具有拓宽历史研究领域的作用,但对于历史人物的行为分析还不能令人信服。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埃里克森,作为弗洛伊德的学术后人,他除了重视人的自我发展在童年期之后的持续性外,他还注意到了整个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他先后出版了《年轻的路德·心理分析学与历史研究》和《甘地的真谛·富有战斗性的非暴力主义的起源》两部著作,“从理论和方法上为心理历史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成为心理传记分析的典范著作。”[12]
作为心理史学的另一个领域———家庭史,它既与历史人物的个体相联系,又与集体心理相沟通。因此它是处在一个相互交叉的中心领域。不过,心理史学最初对它的关注是源于对于历史人物儿童期的心理分析,因此它也被称之为“儿童史”。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阿里埃斯的《家庭生活的社会史》和劳埃德·德莫斯的《童年历史》。
集体心理史,是二次大战后迅速兴起的心理史学新领域。由于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以及世界各地民族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兴起,二战后心态史的研究便由个体心理研究转向群体心理。群体狂热、民族仇恨以及群众对法西斯专制的支持等问题,都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如美国著名学者H·阿连德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如K·洛伦茨的《论侵略》、N·W·阿克曼和M·杰荷达的《反犹太主义和情绪混乱的心理分析学解释》、E·西梅尔编的《反犹太主义———一种社会病》、M·伏维尔的《意识形态与心态》、《大革命心态》等著作,是这一时期群体心理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社会与历史重大问题方面,较有影响的成果有诺曼·布朗的《生与死———历史中的精神分析含义》,斯坦利·埃尔金斯的《黑奴制———一个美国制度与理智中的问题》,诺曼·科恩的《对千年盛世的追求———中世纪与宗教改革时期欧洲的革命乌托邦主义及其对现代极权主义运动的影响》。
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心理史学在对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的思想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扬弃之后,又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研究数量之多、范围之大都超过以往各个时期[13]。其中以托马斯·A·科胡特的《德国的影像———对德皇威廉二世的研究》和彼得·洛温伯格《纳粹青年追随者的4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心理历史渊源》影响较大。科胡特和洛温伯格都是接受过心理学与史学双重系统训练的心理史专家,因此他们的研究已完全摆脱了用生硬的心理分析理论去嫁接历史事实的套路,主要是以历史事实说明历史人物的行为,心理分析理论仅仅作为分析历史事实时的工具。洛温伯格的研究在使用心理学方法的同时,还借助于社会人口学、社会统计学的方法,并把文学作品作为参考资料,真正实现了多学科方法的综合。他认为,历史学分析应当“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14]。这种五类大综合研究法,与历史发展合力论在对于历史本身的认知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二
中国史学界介绍、接受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最早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著名史学理论家朱谦之,受孔德、杜里舒和兰伯列希影响,开始注意史学研究中“心理的方法”问题。他在1926年撰写的《历史哲学》中,详细介绍了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和成就。首先,他肯定了杜里舒关于人类社会的进化,“归宿在‘知识线’的进化上”,而所谓“知识线”的进化,“又由于人类社会之心理的原因”[15]的理论。认为社会愈进步,心理因素的影响就愈大。同时,他对孔德的心理史学理论也十分重视。认为“从孔德以后,历史才渐渐有科学的根据,才渐渐去注意历史事实的‘所以然’”。因为孔德明确指出:“历史现象之主要原因,一方面看来是进步,而从它方面看来,社会的进步又是原于人类的心理。”因此,历史研究除了“研究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形———如家庭,人口,都市,经济诸问题———以外,还要注意到心理的方法,从人类心理的现象,去找出历史的程序来。”不过朱谦之认为孔德历史哲学有一定偏颇。因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心理的研究那样幼稚的时代,孔德竟想用心理学的方法以解释历史现象,结果只能把历史现象弄变易,而不能完全解释它。”[16]“对于兰伯列希的“历史为社会心理的科学”的口号,他也给以中肯的批评:“兰伯列希只把历史看作社会心理的一个连串,而没有注意到这个连串背后那种逼促人们实现他进步的‘生机力’,所以还算不得尽历史的意义。”[17]朱谦之是那个时代生机史观的代表,因而对现代史学的评判,离不开他生机史观的价值尺度。
同一时期,另一位著名学者何炳松,受美国“新史学”运动发起人鲁滨逊的影响,主张历史研究是多门学科、多种方法的综合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必待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经济学能通力合作,不背道而驰,以解决此问题。”[18]何炳松所提倡的综合研究法,对于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他还专门翻译了鲁滨逊的《新史学》、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
1947年,胡秋原在其《历史哲学概论》中,除了对当时历史哲学的主要流派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之外,专门对“心理史释”作出了论证。他认为,“自人类之心理以至时代之思潮,其影响于历史及文化之形成,自为不可否认之事实。然以此为社会历史之动因,则尚嫌不足。”[19]因此他主张将“心理史释”作为历史学方法论中不可缺少之一种,而不是全部。
二十世纪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以前,中国史学界在心理史学方面,可以说基本上仅限于在理论上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译介和初步的探索,还没有产生出心理史学理论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而就西方心理史学理论的译介来说,也有相当大局限性。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精神史和心态史的理论几乎没有问津,对于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心理史学也注意不够。只是由于杜里舒曾来华讲学,故他的所谓“知识线”理论———即社会心理推动文明进化的理论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才比较大一些。
作为当时讲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的梁启超,对于杜里舒的理论,在肯定的同时也保留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一文里做了明确的阐述,特将精神文明的进化确定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二是“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20]。这里,就心理与文明的关系而言,足以看出梁启超对于该问题认识的深度。
关于心理史学,梁启超在其史学名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更有相当全面深刻的认识。这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实不多见。首先,他以其所特具的学术敏感注意到心理史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他选取历史专题的方法中,第五、六、七三种都与心理相关。第五种“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讲要抓住历史事件中心人物的心理活动,以把握历史的本质;第六种“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讲要研究和把握影响心理活动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第七种“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主要讲来自心理方面的主观认识与其客观外在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
其次,在历史研究中他还强调社会心理对于阶级、党派、民族的重要影响。他说:
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21]
另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还就历史事实“予以新意义”的问题,专门谈了心理分析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吾人的动作,一部分是有意识的动作,一部分是无意识的动作———心理学上或称潜意识,或称下意识……一人如此,一团体一社会的多数活动亦然。”[22]若以此方法去分析史料,即可对史料获得新的意义。他以义和团运动为个案,运用了这一分析方法去探索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源,认为主要是民众长期以来已经完全无意识化的“迷信心理”和近代积蓄己久的“排外心理”,与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以及的失败诸原因聚合汇集而成。其实,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梁启超在他对历史事实的五种用功方法中所提出的“联络法”,与同一时期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年鉴学派正在酝酿的“长时段”结构理论十分相似。他说:
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着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什么结果,但是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比如晚明时代,许多士大夫排斥满清,或死或亡,不与合作,看去似很消极,死者自死,亡者自亡,满清仍然做他的皇帝,而且做得很好,这种死亡,岂不是白死亡了吗,这种不合作,岂不是毫无意义吗?若把全部历史综合来看,自明室衰亡看起,至辛亥革命止,原因结果,极明白了;意义价值,亦很显然。假如没有晚明那些学者义士仗节不辱,把民族精神唤起,那末辛亥革命能否产生还是问题呢。[23]
这里,梁启超的“长时段”同样包含着心理结构的传承、演变过程在其中。从方法论起源的意义上说,梁启超的原创性与法国年鉴学派相比,应当说是难分伯仲。因为就笔者的考察来看,还未见到梁启超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的历史依据。
三
心理史学理论真正付诸于具体实践,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台湾学者殷海光是这方面最早的实践者。在1965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殷海光运用了文化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给予了相当深刻的分析。此后,他以同样的方法对五四以来的思想文化变动,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他开始注意到“历史中之心理的、文化的、性格的成因”,尤其是对于五四以来的“偶像破坏”与反传统的文化现象,注重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入手去做深层的分析。他认为:“如果一个文化在迎接科学的时际之‘baseline’(基线)是monism(一元论)及ideologicallyinclined(倾向意缔牢结)的,那末科学一来,就变成‘科学主义’”,讲经济学就讲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主义。这对于中国近代的社会大变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Iconoclasm则显然是长年以来形成的各种各色cultism(崇拜)之一大reaction(反动)。而在personality(人格)方面则为出于ambivalentcharacter(内在冲突的性格)。”[24]另外,殷海光晚年关于的同步研究,在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同时,他还兼采文化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对的结局做出了前瞻性的评估。而就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来说,1973年台湾学者黄培在《历史学》一书中,强调了心理学在史学研究上具体应用的问题。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陆学者开始接受并使用心理史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1980年,李泽厚的《孔子再评价》,首次提出“文化———心理结构”问题[25],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他在《哲学答问录》意作出说明,谓其目的在于区别西方“心理———文化结构”的认知模式:“从文化解释心理,并认为文化无意识地积淀为心理。所以文化结构与心理结构(具体地说,如思维方式、情感状态、行为模式、审美趣味等等)密切相关”[26]。1986年,王富仁在其《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开始尝试使用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所提供的心理分析方法,去解剖鲁迅那种“严冷”与“炙热”、苦闷与焦虑的矛盾、紧张、复杂、丰富的心理;进而解释鲁迅笔下那些典型人物的性格,如阿Q以及那些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27]。
1987年,已故历史学家谢天佑的《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受到思想文化界的普遍关注,被称之为“触摸了千百年来的历史神经”[28]。后来,谢先生将其扩充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未完稿)一书。如果说从李泽厚、王富仁到谢天佑,他们都是以具体的研究作为心理史学方法范例的话,那么陈旭麓先生则是从纯史学理论的角度强调心理史学方法的重要意义。他在1988年说过:“虽然,中国以往的史书,在记述事实和人物中也可以窥见心灵的跳动,但以存在决定意识为旨趣,着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心理刻画,则是史学领域和方法上的开拓,而剖析人物心态又是推动和激发历史反思的机杼。”[29]
此外,马敏的《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乐正的《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己故历史学家唐文权的《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等论文[30],都是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章开沅在《离异与回归》这部著作中[31],将文化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与心理史学的分析方法相结合,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心理分析模式———“离异与回归”模式,用以分析和研究中国近代的一些文化现象,其中包括耐人寻味的“淮橘为枳”现象;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变迁的特殊轨迹。他还将文化心理结构作为“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32],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关于重建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研究的端绪。章先生为我们勾勒出这样一个线索:“在戊戌维新时期,先进人士比较突出地提出国民素质改造问题,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国魂、国民精神的讴歌与论述,则是前者的延续与发展。这是经过艰苦内省以后勇敢提出的民族自我调节,即改进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以适应国家近代化的需要。”[33]
到了1980年代末,另有专门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心态的专著问世,如周岩的《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于的心灵历程》[34]。1990年代初,中国心理史学以及与心理史学相关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了既全面化又逐步规范化的阶段。其显著特征是专著和论文的内容覆盖范围广、数量多,而且论题所涉及的层面大多具有开创性和拓展性。如程先生的《晚清乡土意识》、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朱义禄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张志忠的《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和赵伯陶的《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等书相继问世[35]。其他史学专著中关于个体心理、群体心理和社会心理以及区域人文心理等方面的论述也不在少数。如李良玉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书,对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各类知识分子心态的进行了甄别[36],朱英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一书,对于近代中国商人的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37];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一书,对于中国近世商人群体心态演变与整合作出了精辟的论述[38];李长莉的《先觉者的悲剧》一书,关于洋务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给以综合性研究[39];马敏的《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迷》一书,关于中国早期工商资本家和新式知识分子过渡型心理特征进行了详细而缜密的分析[40];李文海先生《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一书,对于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社会心理给以全面的解剖[41];等等。真可谓见仁见智,新见纷呈。在历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中,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作者及作品数量更为可观,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心态”已成为史学研究的常用术语,“心态史”或“心理史学”,也基本上成为一个新兴的前景广阔的研究领域。台湾著名学者张玉法先生所说的“真正的深度研究,是指心理历史(psychohistory)”[42]的说法,基本上已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共识。
自进入又一个世纪以来,从心理史学的研究情况看,己不仅仅是过去那种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简单结合,它正逐步吸收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以及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向着以心理与历史为主、同时综合多种学科方法的“大综合”的方向发展。而历史研究所吸收的心理学理论也已达七、八种之多,如生理心理学、差异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机心理学、知觉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因此,心理史学已成为多学科研究方法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综合性学科。这种综合性研究,由于认识途径、分析手段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给我们的史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我们可以借助于新方法、新途径的优势,将分析、研究的触角深入到过去研究无法企及的死角,以期克服历史研究所存在的程式化弊端,力求再现历史的真实感和历史人物思想的丰富性。同时,我们也可通过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中间环节———社会心理,来把握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因和变化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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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同上出处,第18、19页。
[7]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8]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82、86、84页。
[9]也正是这个原因,俄国学者古列维奇认为布罗代尔没有继承布洛赫和费弗尔的传统。参见陈启能:《超越布罗代尔》,《中华读书报》,2000年7月26日。
[10]尽管有美国的史密斯(PreservedSmith)和兰格(WilliamL.Langer)应用这一史学理论,并有著作问世,但影响不大。见于沛:《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0页。
[11]张广智、张广勇在《现代西方史学》中提出了以上的三类,本人认为还涉及到了一些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参见《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86、288页。
[12]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1页。
[13]罗凤礼:《心理史学·西方心理史学发展态势》,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7、108页。
[14]彼得·洛温伯格:《解开往昔之谜》(DecodingthePast)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83页。见罗凤礼:《心理史学·埃里克森及其以后的心理史学》,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第91———94页。
[15]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18、19页。
[16]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55、56页。
[17]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58页。
[18]何炳松、郭斌佳编译:《西洋史学史》。转引自胡逢祥、张文建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第345页。
[19]胡秋原:《历史哲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63页。
[20]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559页。
[2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
[22]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5、566页。
[2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4、56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24]王元化主编;《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90页。
[25]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又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26]李泽厚:《哲学答问录》,(批判哲学的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21页。
[27]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28]《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69页。
[29]《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68、1269页。
[30]马敏:《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乐正:《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学术研究》,1988年第1期;唐文权:《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
[31]章开沅:《离异与回归》,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32]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33]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41页。
[34]周岩:《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35]程歙:《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出版社,1991年。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朱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志忠:《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赵伯陶:《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36]李良玉:《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37]朱英:《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38]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39]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学林出版社,1993年。
[40]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关键词：行政法美国行政法全球化民营化政府规制
“一切认识、知识均可溯源于比较”。[1]对于我国于改革开放之初开始重建的行政法学而言，它堪称是一门“隐含的比较法课程”。[2]而我国行政法学的诸多理念和制度，判例与学说，都深受美国行政法学的影响。行政程序制度、听证制度、行政法官制度，正当程序原则、案卷排他性原则、成熟性原则、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等等，这些镌刻着美国法风情的制度与原则，已逐渐为我国的行政法学体系所吸纳。同时，在许多实体行政法律制度的建构方面，例如电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监管机构的创设，电信、水务、燃气等自然垄断产业的民营化改革，也都打下了美国法的深刻烙印。在此，笔者试图去探究不同历史阶段我国美国行政法研究的概貌及演进过程，厘清我国美国行政法研究的河川地脉，以期能对我国未来的学术研究和制度建构多少有些裨益。
一、“史的概观”与中国的美国行政法研究
“历史在照亮昔日的同时也照亮了今天，而在照亮了今天之际又照亮了未来。”本文试图首先通过历史维度的简要勾勒，从而让读者能从整体上更好的明了我国美国行政法研究的知识轮廓与学术脉络。
（一）筚路蓝缕：1980年代的美国行政法研究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用这么八个字来概括我国这个时期的美国行政法研究，应该是最为确切不过。在这个时期，我国初创的行政法学在体系建构上，受到了大陆法系行政法学较深的影响；而在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在关注问题的着力点上，也有着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行政法学理论的深刻印记。在这个起步时期，美国行政法的研究成果不算太多，也相对缺少体系化的探索，可能是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之初行政体制改革以及领导干部体制改革的背景，研究较多的关切点在于对美国文官制度以及地方行政体制的介绍。
在这个时期，作为老一代比较法学家，潘汉典教授较早引领和主持了美国行政法的译介。[3]负岌英伦的龚祥瑞先生在他的名著《比较宪法与行政法》中，对美国的独立管制机构有所介绍。[4]在1980年代中后期，王名扬教授、龚祥瑞教授的外国行政法研究分别在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大学产生了较大影响，于安、马龙、张来明等的硕士论文分别对美国的规则制定程序、行政裁决程序以及独立管制机构制度进行了研究。[5]
在这个阶段，美国行政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的著述受到了相对较多的关注，[6]他的《行政法》[7]著作也于1985年被移译成中文。这部著作开启了当时了解美国行政法的一扇窗，使得读者有可能通过这部不算十分艰深的著作中，能对美国行政法有一个较为体系化的初步认识。
（二）雏形初具：1990年代的美国行政法研究
在这个时期，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当属在1995年，王名扬先生在接近耄耆之年，以精卫填海般精神完成的百万字巨著《美国行政法》，[8]这部著作始终是研究学习美国行政法的学者和学生案头必备的入门书和体系书，行政调查、职能分离、正式程序、非正式程序、成熟原则、穷尽行政救济原则、信息公开诉讼、会议公开……今天为我们耳熟能详挂在嘴边的诸多术语，都得益于王老的介绍。而且美国行政法的研习者都知道，美国出版的行政法学教科书往往卷轶浩繁，叠床架屋，每每让初学者望而生畏，而王老这部著作的预设对象就是中国读者，因此该书有着精巧的易为国人接受的体系架构，王老对美国行政法的制度、判例和主流学说的把握能力，至今令人叹为观止。尽管十年来美国行政法在许多问题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在体系上依然没有大的改变，这或许也正是王老这部著作能保持长盛不衰的原因所在吧。
在1990年代初期和中期，周汉华、马怀德、刘莘、高家伟等学者先后开始对美国行政程序、规则制定、司法审查等问题进行译介。[9]在1990年代中后期，较引人瞩目的是沈岿、包万超、董炯、王锡锌、杨伟东、李娟、甘文等年轻学者对美国行政法理论的探索，他们将目光投射到美国行政法知识脉络的承继与学术思潮的变迁，[10]并且对美国法上的协商式规则制定程序[11]、行政法官[12]、信息公开诉讼[13]等制度进行了更为详尽细致的分析。
（三）精耕细作：21世纪的美国行政法研究
当时针指向新的世纪，在新的千年里，我国的美国行政法研究成果，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了飞速的增长。从研究的客观条件上说，更多的学者有了去美国求学或者作访问学者的经历，[14]有多名美国学者先后作为富布莱特学者来华教授美国行政法的课程，更多原版影印教材和著作引入国内，[15]译著的数量也呈增多的趋势。[16]而互联网络的发达，Westlaw、Lexis-Nexis等数据库的引入，更使得部分消解了时空的阻隔。这几年里，我国的美国行政法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许多中青年学者对美国行政法晚近的制度、判例和学说的理解，已经基本上达到了能够与国外学者进行沟通、交流和对话的地步。
在这个时期更多学者关注到美国行政法发展的一些新趋势，研究更趋与国外同步，更趋精确细致，例如王锡锌博士对规则制定、纠纷解决和行政裁量的研究，周汉华教授对美国信息公开制度以及监管体系的研究，袁曙宏、于安教授等对全球化下美国行政法变革的译介，都昭示了这一研究动向。这个时期对美国行政法的研究，是怀着浓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展开的，而且学者们试图通过对美国法的探研来找寻制度建构的因应之道。与此同时，一批更为年轻的学者逐渐成长起来，对美国行政法中的成本收益分析[17]、公私合作[18]、规制改革[19]和民营化[20]等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二、美国行政法研究的河川地脉
以上笔者对我国美国行政法研究的历史演进作了大致的勾勒，但是为了让读者更好的了解和把握我国美国行政法研究的现况，在本部分中，笔者将大致按照美国行政法学的知识脉络，对我国的美国行政法研究现状加以述评。
(一)对美国行政法学术脉络的研究
如何去把握美国行政法学的学术脉络与知识传承？一般而言，1887年，美国建立州际贸易委员会（ICC）来规制铁路运输，这被视为美国行政法的肇始。[21]在此之后，催生了美国最早的两位行政法学者，也堪称是美国行政法学肇始的一对双子星座，是古德诺与弗伦德。古德诺曾留学德国，他撰写了美国行政法学历史上的第一部著作《比较行政法》，这部著作在体系上深受欧陆行政法学的影响，框架包括行政组织、行政行为和救济手段三个部分。[22]而在他之后，曾经是哥伦比亚大学古德诺课堂上一名学生，并具有德国海德堡大学法学博士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博士双重背景的恩斯特·弗伦德（ErnstFreund）教授，使得美国行政法学逐渐摆脱了行政科学的藩篱，实现了从行政科学向法律科学的转变。弗伦德教授对于对于行政裁量、权力分立、豁免等问题的讨论，构成了美国行政法学讨论的起点。[23]
包万超博士对美国行政法的学术源流有着较为精当的把握，他认为在美国行政法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功能主义传统，指出庞德、弗兰克、霍姆斯以及卡多佐这四位重要的社会学法学家，同时也是美国早期行政法学的重要开拓者。[24]在美国二战以后最为重要的几位行政法学者当属戴维斯、贾菲、盖尔霍恩等，但遗憾的是我国至今对他们学说脉络的介绍还尚不多见。
张书琴在她的论文中，对美国行政法从传送带模式，到专家知识模式乃至晚近的利益代表模式进行了探讨。[25]在罗斯福新政时期，逐渐摒弃了传统的“传送带”模式，行政不再只是对立法机关的萧规曹随和亦步亦趋。以詹姆斯·兰迪斯为代表的新政拥簇者们提出了行政的“专家知识”模式。[26]而沈岿博士所译的斯图尔特教授撰写于1975年的名篇《美国行政法的重构》，[27]在该文中，斯图尔特教授关注到了当代美国行政裁量权的激增以及由此引生的行政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并尝试发展出行政法的“利益代表模式”，以作为制度的因应之道。
（二）行政法序论
1．行政国家
在1994年，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加里·罗森（GaryLawson）教授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了题为《行政国家的兴起和兴起》的论文，文章的开场白就是“新政后的行政国家是不合宪的，法律制度对它的确认实际上就是一场不流血的宪法革命。”[28]从1980年代以来，美国行政法的判例实践及学说发展，都是在行政国家语境下进行的。在我国，姜明安教授较早的洞察到了行政国家的现象，提出要防止行政国家的异化，要控制和转化行政权；[29]沈岿博士对行政国家的特点作了整理；[30]石佑启博士则尝试性的整理了行政国家的概念源流。[31]
2．行政裁量
某种意义上，行政法正在被裁量术语统治着。美国著名行政法学者戴维斯曾写下了《裁量正义》名著，王锡锌博士于2002年对该书作了较为精当的评论和梳理，对行政过程中的裁量因素，行政裁量与个体正义的关系，严格法治主义所遭遇的挑战进行了论述，指出戴维斯更多的希望通过行政系统的“内部控制”和“自我控制”，来实现对裁量权的导控。[32]余凌云教授在对英美行政裁量概念的讨论中，关注到了美国法理学者德沃金关于强弱裁量理论的探讨。[33]此外，在1989年翻译过来的题为《美国警察》的著作中，有专门的章节论述了对警察裁量权的控制，指出应该通过公布全面的政策声明，公开说明裁量权的限度，从而让裁量权的行使有规可循。[34]
3．谢弗林原则与行政法解释
在1984年之前，美国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制定法解释仅仅适用较弱的斯基德莫尊重（SkidmoreDeference），法院虽对行政机关的制定法解释予以考量，但最后依然对制定法解释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而1984年谢弗林（Chevron）案中确立的原则，判决当制定法暧昧不清时，行政机关的解释只要“合理”，就应占支配地位，杨伟东博士在论著中对谢弗林原则所采的“两步法”解释予以详细的说明，指出谢弗林原则改变了现代行政国家中行政机关和法院之间权力的配置，成为美国行政法历史上最重要的判例之一。他还对谢弗林原则引发的理论纷争进行了整理，并关注到晚近克里斯坦森案和米德案对谢弗林原则的发展和修正。[35]
（三）规则制定
在美国，可将规则概略的分为立法性规则和非立法性规则，而非立法性规则又包括程序性规则、解释性规则和一般政策说明等类别。但是两类规则之间的界别被认为是“模糊”、“空洞”、“暧昧不明”乃至“雾霭环绕”，皮尔斯教授通过对1993年的美国矿业联合会案诉矿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案的剖析，尝试性的提出了区别两类规则的四项标准。[36]芬克教授则认为可以适用通告评论标准来厘定立法性规则和非立法性规则。[37]
在美国，规则制定的程序主要包括联邦行政程序法所确立的三种程序，即通告评论程序、审判型程序以及例外程序。[38]此外，在实践中又发展形成了混合式规则制定程序及协商式规则制定程序。沈岿博士对协商式规则制定程序的制度建构以及利弊得失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探讨，[39]薛刚凌、王霁霞翻译出了《美国规章协商制定程序法》中译本。[40]
在美国，成本收益分析（cost-benefitanalysis，简称CBA）在规则制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克林顿总统颁布的第12886号命令中，[41]旨在“重塑政府”，进行“国家绩效审查”（NationalPerformanceReview），也要求进行类似的分析。于立深博士对美国管制成本收益分析的操作组织、信息收集形式以及管制分析报告的基本格式进行了评述。[42]席涛博士对美国政府成本-收益分析的管制模式进行了探讨，论述了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在管制成本收益分析中所发挥的作用。[43]
（四）行政活动
蔡力伟等对美国行政决定的三种模式：“内部模式”、“外部模式”以及“混合模式”作了探讨，探讨了“客观性”和“技术性与行政政策”因素在行政决定中所处的地位，论述了内部模式与职能合并、外部模式与职能分离、混合模式与联邦行政程序法之间的关系。[44]
贺善征教授以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规定为基础，对许可和特许概念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剖析。[45]还有论者探讨了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制定《药品审评质量管理规范》以实现对行政许可的自我拘束，对美国药品审评中的审查步骤、审查任务以及风险/收益评价作了评述。[46]崔卓兰、朱虹探讨了美国环境执法中的多种非强制手段，如收费、拍卖、环境标识、诱因规制、信息披露等手段，从而试图去论述非强制行政的意义。[47]还有论者对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于1997年2月18日颁布的题为“良好指导规范”文件作了评述，对美国的指导性文件进行了研究。[48]而在杨伟东和刘秀华的译文中，美国学者Mitterhoff对美国政府合同的概况、原则、程序以及合同纠纷的解决进行了较为全面完整的介绍。[49]
（五）行政程序
陈亚平对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法典化进程进行了较为完整客观的探讨，列举了先后的六个法案，即诺瑞斯法案、劳根法案、劳根席勒法案、华特勒劳根法案、行政程序委员会的法案以及最后获通过的麦卡兰沙幕纳法案，并探讨了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主题、目的及原则。[50]需要指出的是，美国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更多的来自新政时期立法机关和法院要求限制行政权力，加强程序保障和司法审查的巨大压力，而非美国宪法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条款。
周汉华教授较早的译介了施瓦茨教授将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和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予以比较的论文。[51]王锡锌、刘莘等学者对美国行政程序法及正当法律程序进行了剖析，对“程序的正当过程”与“实体的正当过程”予以探讨。[52]蔡力伟先生对美国行政会议制度产生、发展与撤销的全过程加以整理，探讨了美国行政会议对美国行政程序建设和发展的影响。[53]程雁雷教授则剖析了美国法上的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指出区分两者的实质性标准在于有无司法化性质的判断。[54]
徐炳教授阐述了美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发展历程。[55]周汉华教授则从制度层面对美国信息自由法的结构及演变、适用范围、申请程序、收费与减免、决定程序、例外范围、排除事项、救济以及实施和问题等，作了较为全面的详述。[56]杨伟东博士探讨了美国信息自由法1996年修正案的主要内容，[57]以及美国信息公开诉讼的原告、管辖、证据制度和审理方式。[58]在西德尼·夏皮罗教授对联邦咨询委员会制度的讨论中，他指出必须确保咨询委员会成员构成的“均衡”，而且会议记录必须详尽，且能尽量为公众所获得。[59]
六）行政纠纷解决
王锡锌博士论述了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将“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ADR）引入行政过程的制度实践,并对美国行政法中所适用的和解、调解、谈判协商、仲裁以及小型审判等技术进行了探讨。[60]
在美国，行政复议体系包括使用行政法官体系来处理案件的申诉和再考量，也包括使用专门的不服审查型委员会来处理行政体系内部的纠纷。李娟博士对美国行政法官的独立化进程予以评述，指出独立性是行政法官最重要的特点，并对州行政法官的集中使用制度，联邦行政法官的首席法官负责制度予以整理，剖析了独立化进程中的难点和问题。[61]还有论者着力论述了行政法官的裁决程序及其司法化地位。[62]另外有论文对美国社会保障申诉委员会制度予以探讨，认为这类不服审查型委员会并非通向司法审查之路的“驿站”或“障碍”，在纠纷解决中可以发挥自己的角色和作用。[63]
（七）司法审查
杨伟东博士探讨了美国对事实问题的司法审查，对重新审查、对证据的独立判断、明显错误标准以及实质性证据等审查标准进行了探讨。[64]胡卫列博士对美国司法审查中几类特殊的原告资格，如纳税者、消费者、环境利益人以及社会团体的原告资格加以探讨。[65]彭海青博士探讨了美国司法审查中的证明标准，分别论述了可定案标准以及清楚地、明确地和令人信服的标准。[66]孔繁华在论文中对美国行政法上的案卷制度加以探究，对案卷排他性原则以及作为该原则例外的行政认知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67]
有多位学者对美国环境法上的公民诉讼制度予以关注，它肇始于1970年《清洁空气法》的规定，允许“任何人”针对违反环境法律的行为提讼。环境公民诉讼中原告的诉讼资格（standing）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到对分权体制的挑战，因此原告适格往往要满足实际损害、因果关系和可补偿性三个条件。[68]陈冬博士则对美国环境公民诉讼中的原告、被告以及可诉范围进行了整理。[69]她还考察了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中原告资格的变迁，并对著名的鲁坚诉野生动物保护者案件中，围绕诉讼制度展开的讨论及斯卡里亚法官的判决进行了整理。[70]
三、晚近美国行政法研究的新趋势
1．全球化时代下的美国行政法
斯图尔特教授指出，美国行政法的未来演进，必须要面对行政法国际的一面。[71]而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的小阿尔弗莱德·阿曼教授，是对全球化与行政法问题用力颇多的一位学者。他将美国行政法分为新政时代、环境时代以及以放松规制为标志的全球化时代三个阶段，认为在全球化时代里，美国行政法应当进入“市场导向型”的模式。[72]他在《面向新世纪的行政法》一文中，更是在着力探讨，在国内与全球，在公与私的界限正在消失的背景下，政府作为管制者应该有效地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73]在《全球化、民主与新行政法》一文中，阿曼教授则指出美国行政法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市场—国家”关系不断演进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观念被淡化，进而推动了民营化以及公私合作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的兴起。[74]
2．民营化时代下的美国行政法
美国行政法学者弗里曼一直致力于对民营化时代行政法问题的探讨，她论述了民营化时代下公私合作安排的若干例证，包括由私人承担公共职能，共同制定管制标准，进行自我管制，共同贯彻执行法律，并在文章的最后提出应该走向“混合行政”，认为这可能会瓦解行政法中所固有的“公”、“私”观念的界别。[75]还有论者探讨了美国福利民营化的进程，探讨了福利民营化对授权理论、政府行为学说以及正当程序原则的挑战。[76]还有学者对美国监狱通过缔约外包的实践进行了评述。[77]
3．政府规制与行政法
晚近，政府规制研究逐渐成为美国行政法学的一个重要流脉。正如美国当代著名公法学者森斯坦所指出的，传统围绕法院为中心展开的行政法学，对规制项目的实体目标、后果、病理及其成因缺少实在的理解，因此应该对立法和行政官员给予更多的关注，因为他们才是行政法首要的设计师。[78]在苏苗罕所译的《分析政府规制》一文中，托梅恩和夏皮罗两位教授提出了“行政法学的终结”，指出传统行政法永远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一个好政策，什么才是一个美好的政治和政策蓝图，并对规制分析和传统案例分析方法的异同，规制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相互匹配进行了探讨。[79]董炯博士则撰文探讨了管制的公共利益理论、俘获理论、组织与制度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综合理论，并对美国行政法学中规制分析的引入予以勾勒和整理。[80]
四、结语
从以上的整理中，可以看出，二十年来，我国的美国行政法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丰硕的成果。今天我国的美国行政法研究，已经不满足于对美国行政法基本制度框架的整理和译介，而是逐渐着力于探讨这些制度的历史流变与晚近趋势，并对其间的政治、社会、经济因素加以关照。我国的美国行政法研究，丰富了我们的见解和视野，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思考问题的更多新视角。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者对美国行政法的研究，并不单单以纯粹外国法的研究为终点，很多优秀的美国行政法研究者，往往以美国法为比较或参照的基点，继续进行着对中国问题的比较观察和研究。例如沈岿教授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研究，[81]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其译著《美国行政法的重构》的影响；而周汉华教授对行政许可、行政立法等问题的研究，都可以显示出他游刃于美国行政法和政府规制理论之间的技艺。[82]应该看到，我国行政法学在体系上深受大陆法系行政法学影响，这往往使得学者可能会更多的将心力投入学理体系的架构，却疏于作实证研究；会更多的关注于位于整个行政过程下游的司法审查，而对居于“上中游”的行政规制过程缺少动态的了解和把握。而美国行政法发轫于1887年独立规制机构的肇始，近年来对政策、政治与法律的互动，对经济效率与社会正义之间的衡量，对诸多实体行政法律制度予以了更多的关切。美国学者的理路往往是将法律制度置于社会和背景之中，从而分析不同的制度安排与规制形式所带来的不同后果，然后“选择”不同的因应之道。如是的研究风格和进路，对于处于转型时代，面对变动不居的科技、政治、经济、社会情势以及这些因素之间交互作用的中国，在高度政策取向的行政法领域，有着独特的功用和意义。[83]
同时应该看到，本文所勾勒出来的我国美国行政法研究的大致图景，是每一位研究者个人不懈努力的集合。但是作为整体而言，我国的美国行政法研究成果并不能算太多，高质量的利用外文一手文献的研究就更加寥寥，同时对美国行政法的制度史和学说史，我们也缺乏一个总体的概观。而且更应警醒的是，美国行政法是以1887年独立规制机构的肇始为开端，其百余年间走过的历程，其所处的时代，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境，是迥异于中国的。如何正视并分析这些差异，在我国大陆法系的行政法学说框架下，吸收美国行政法的学术精髓与智识传统，吸收美国行政法中诸多更为实体的考量因素，从而实现“创造性转换”，来有的放矢的去直面中国的问题？为此，需要学界同仁付出更多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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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茨威格特、H·克茨著，潘汉典、米健、高鸿钧、贺卫方译：《比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德文第二版序。
[2]PeterL.Strauss,AdministrativeLaw:TheHiddenComparativeLawCourse,46J.LegalEduc.478(1996).
[3]参见潘汉典译：《[美国]情报自由法》，《法学译丛》1981年第1期；[美]伯纳德·施瓦茨著，潘汉典译：《美国行政法的最新发展》，《法学译丛》1983年第3期。
[4]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第485-488页。
[5]参见于安：《美国行政规章制定程序初探》，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1988年；马龙：《美国行政擦决程序基本构成》，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1989年；张来明：《美国独立管制机构述评》，北京大学硕士论文，1987年。
[6]参见伯纳德·施瓦茨著，徐炳译：《关于行政程序的几个问题》，《法学译丛》1983年第6期；伯纳德·施瓦茨著，徐炳译：《行政法体系的构成》，《法学译丛》1989年第3期。
[7]伯纳德·施瓦茨著，徐炳译：《行政法》，群众出版社，1986年。
[8]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上下册），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
[9]参见[美]A•夏皮罗、L•格里克斯曼著，周汉华译：《国会、最高法院与行政法的静悄悄革命》，《法学译丛》1991年第5、6期；[美]施瓦茨著，周汉华译：《英美行政程序的比较》，《法学译丛》1991年第4期；[美]杰克·M·伯曼著，马怀德译：《美国行政规章制定程序》，《行政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刘莘：《美国行政程序法概念辨析》，《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美]欧内斯特·盖尔洪、巴里·B·鲍尔著，高家伟译：《〈联邦行政程序法〉使用指南》，《研究生法学》1992年第2期。
[10]参见沈岿译评：《二十世纪美国法律思潮与新公法运动》，载罗豪才主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包万超：《阅读英美行政法的学术传统》，《中外法学》2000年第4期；董炯：《政府管制研究——美国行政法学发展新趋势评介》，《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
[11]沈岿：《关于美国协商制定规章程序的分析》，《法商研究》1999年第2期。
[12]李娟：《美国行政法官独立化进程评述》，《中外法学》1996年第5期。
[13]杨伟东：《美国情报自由法诉讼述评》，《甘肃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从宏观上考察，世界国际教育组织和当今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学校德育，无不表现出对德育改革的紧迫心情，并且开展了颇具声势的讨论。在第10届国际教育大会上，许多国家和社会人士都强调要对学生加强道德伦理、纪律和价值教育。1986年国际教育大会明确要求，要“通过提供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等条件，来“教育青年，促进个人全面和协调的发展”。亚太地区的国家从对外开放的实践中体会到，在重视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决不可忽视本国文化传统的思想品德教育。这种重视学校德育，还有两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国际趋势。第一、一些在世界上有重大影响的国家在教育改革中都把德育改革提高到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高度，由国家最高领导机构或政府首脑亲自提出要求或意见，组织专门机构对学校德育问题展开调查研究，然后又由最高领导机构或政府首脑做出重大决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第二、在经济和教育发达的国家，要求学校加强德育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并致力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有机结合的实践中去。
在美国，原联邦教育部部长贝内特1988年4月在向原美国总统里根递交的5年来教育改革的总结报告中说：“长期以来，我国的许多教育工作者一直在思考应该怎样培育青少年具有什么样的品质和怎样进行培养”，他在报告中还强调要求，为了使学生“增强成功的民族精神”、“富有爱国精神”，必须在“道德课”、“纪律秩序”和“勤奋学习”等三个方面“取得显著改进”。原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他的《重视优等教育》一文中明确指出，学校不能仅仅发展学生智力，智力加品德才是教育的目的。他还强调，“必须把道德价值观的培养和家庭参与重新纳入教育计划”。1990年2月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全美州长会议，会上正式通过并由乔治·布什总统签署的《关于全美教育目标的报告》，报告中明确要求全美“所有学生都要参与提高和显示良好公民意识、社区服务与责任心的活动”，“美国的每所学校都要实现无、无暴力，并提供有利于学生学习的有纪律的井然环境”。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政府认为：新政府的核心政策是教育政策，“要恢复国际竞争力，必须从培养‘人’开始”。美国主管教育的最高领导机构和历届政府首脑如此稳定性、连续性地重视学校德育，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从考察美国教育史来看，美国早就重视以拯救灵魂和培养良好行为为目的的宗教教育，并把它看作为美国道德教育、伦理原则和价值取向的基础。可是到了十九世纪末，由于各教派纷争，从而削弱了以宗教为基础的道德教育，乃至使美国道德教育一蹶不振。直到八十年代末，道德伦理教育又重新受到重视。本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受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的震动，美国朝野认识到国家的危机，触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教育改革运动，制定了《国防教育法》，把数学、外语放在了学校教育的首位，道德伦理教育一度受到冷落。可是到了六十年后期，虽然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但人们道德堕落现象日益增加，社会道德每况愈下，许多社会人士和教育工作者，对这种经济发展与道德发展极不协调的畸形现象感到十分忧虑。在这种背景下，道德教育又重新引起美国政府的极大重视，人们普遍惊呼各级各类学校要“进行道德思考”，有的则主张力行更改教育过程，让“意识形态教育家出台”，有的甚至主张“恢复传统的道德原则”，有的则竭力推崇“价值澄清学说”，而且数以千计的美国学校予以实践。近些年来，美国就德育问题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比如，1988年举行的第12次关于教育的民意测验投票表明，79%的投票者支持在学校进行道德和道德行为的教育。美国对大学生心理社会分析等方面的研究，作为六十年代后期研究项目中第1号项目，关于大学生的研究共有300件以上，可见数量之多。美国在其高等教育中重视道德教育的主要表现是，学校的伦理道德课程不断受到重视，1977—1978年德育研究表明，全美的623所大学开设的2757种伦理课中，其中50%实用于伦理道德、秘书道德、医疗道德和律师道德，等等。他们把培养“责任公民”放在学校教育的突出地位。八十年代末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学校废除了体罚制度以后，取而代之的是，各国都增加了社会、政治学科的教学量，引进了《文明公民概论》、《法制》等新学科，以“培养学生个性必要的各种道德品性”。美国不仅重视中小学学生和一般大学生的德育，而且也十分重视对研究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九十年代，美国研究生职业道德危机已成为路人皆知的事实。近15年的抽样调查表明，赚钱发财、扬名天下、统治他人是当代美国研究生的主要入学动机，为献身社会、治理环境污染、改善种族关系等进入研究生院的学生寥寥无几。研究生院只开设专业课，从不开设职业道德课程。近些年来，美国认识到研究生缺乏职业道德问题的严重性，普遍加强了职业道德教育。美国律师协会和法学会达成协议，规定法学院所有毕业生务必通过职业道德课程的考试，方能进入律师界工作。商学院也开设了职业道德课程，着重讲解企业和公司经理经常面临的职业道德问题。
在日本，近些年来，社会强烈呼吁加强道德教育，要求把加强道德教育作为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于1988年在其发表的教改报告中指出，“能否培养出在道德情操和创造力方面都足以承担起二十一世纪的日本的年轻一代，将决定未来的命运，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学校的道德教育”。日本在其规划的《二十一世纪的教育目标》中明确指出：“只有重视思想素质的培养，才能保证人才的健康成长”。日本文部省1988年度教育白皮书中强调：“道德教育在培养心灵丰富的人的过程中，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日本如此强调学校德育的极端重要性，这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
日本对学生道德品行培养的高度重视，具有深远的历史，它们十分重视“养成教育”。战前，日本建立了国家主义的独自道德观和价值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教育的培养目标一直是按照“智、德、体”的次序来实践协调发展的。近些年来，日本鉴于本国风化和青少年道德水平下降、犯罪率日增的事实，现在则下决心转为“德、智、体”的次序来实践培养目标。为了针对青少年道德意识差的情况，日本文部省从1990年起实行一套法定的“学习指导纲要”，其中加强了有关公民道德的科目和内容。日本大学的教育系或教育学院的学生必须学习专门改进了的课程：德育和专门活动，以及全部规定的学科，必须获得德育的基本学分。日本现专门拨款用于改善和加强德育工作，呼吁学校德育应与其它学科有相同的地位。学校开设了道德必修课，发给道德教科书，培养学生创造能力、判断能力、思考能力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并希望家庭、社会和学校一起进行综合道德教育。日本之所以越来越重视德育价值，十分注重“德育投资”，因为它们认为“德育投资”会给社会管理、生产管理带来不可估量的巨大的经济效益。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从一个新的角度解释了来自日本的“德育效益”：“日本之所以构成优势，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日本劳动力具有良好的素质，尤其突出的是，普通工作人员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能水平”。德国也首肯：“日本的经济成就是无容争辩的事实。日本的工业政策只是日本经济高涨的诸多原因之一。但是，雇员相当高的劳动道德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日本工作人员中间，劳动道德跟工业政策同样为日本经济取得成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香港地区，学校德育就是“公民教育”或谓“政治教育”，因为它本身蕴藏着某些“政治意识形态”，内容和措施、方法，都“反映社会的权力分布，政府和市民的关系”。香港学校德育，大概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公民教育，重点放在个人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二是品德教育，着眼点在个人品德修养；三是政公科教育，其宗旨是加强青年一代的政治意识，培养思考能力。从香港教育署1985年出版的《学校公民教育指引》所规定各级学校的十项目标和内容来看，是相当严格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最近，英国教育部颁布了道德教育《大纲》，规定学校必须向学生传授道德价值观。这一决定是针对英国学生的“道德真空”(MoralVacunm)状况作出的。英国全国课程设置委员会主卫·柏斯卡说：“教育不能与道德想脱离。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是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约克大主教约翰·哈勃古博士强调：“把道德教育列入学校课程仅仅是道德教育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在学校创造一种鼓励诚实、尊重别人的氛围”。这些主张，无疑对香港地区的学校德育将产生重要影响。
从上述介绍可见，不论中、小学教育，还是大学教育，国外学校都把德育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并且越来越受到重视，这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国际性的发展趋势。这种发展趋势，对人类社会意味着什么？这是很值得深长思之。
二、国外学校德育的主要方法
德育方法是为完成德育任务，实现学校培养目标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当今国外学校无不重视研究、改进德育途径和方法，调整、充实德育内容，以求德育的最佳效果。纵观国外学校德育工作的现状，概括地说，它们所施行的德育方法，似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课堂师授是传授道德知识的基本方法。从人类教育史来看，学校教育形式由个别化授课制发展到班级集体授课制是教育发展上的一大进步。尽管这种群体性教学形式随着现代化涌入一定的教学空间，但当今世界各国学校的一切学科包括道德知识的传授仍以课堂师授为基本形式。在国外，常见到的也是教师在课堂上讲，学生在下面记。尽管国外学生在课堂上可以随时提问，授课教师在课堂上也开玩笑，但课堂教学仍然普遍运用传统的“灌输教育法”。可以说，在国外学校诸种德育方法中，课堂“灌输”则是国外学校无不采用和施加意识影响的基本方法。这种课堂师授道德知识和道德判断、推理的群体“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学方法，在今天仍具有世界的普遍性。
从课程设置来说，在西方、东欧、亚洲和各地区，无不按照本国和本地区各级学校的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德育体系而设置德育课。当今欧美主要德育课程设置理论有三种：即威尔逊(J.Wilson)的道德教育理论、麦克费尔(P.Wephail)的生活指导理论和劳伦斯·斯腾豪斯(L.Stenhose)的人本主义的价值教育课程理论。具体地说，尽管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学校德育，叫法不一，课程设置也不尽相同，但一般都把德育作为一门正规课程来讲授。比如，英国、加拿大、德国等西方国家称德育为“政治教育”，美国称“公民教育”，西班牙称“公共之道教育”，香港和美国一样称为“公民教育”；但在开设课程方面，一般开设的有公民课、道德价值课、伦理学、心理学、政治学、世界观方面的教育课等。美国哈佛大学开设的8类核心课程，其包括75门课，其内容也有从历史到道德的思考。它们无不是教育者根据道德产生与发展规律、教育规律和本国教育政策、教育目标、从本国和本地区实际、按照学校教学方案和认识水平出发，选择教育对象所能接受的教育形式与方法进行课堂师授，以灌输道德知识和行为规范的教育活动。
第二，课外、校外活动是施行德育的重要形式。课外、校外活动是对班级授课制所进行的改革。从已研究的德育科学实践可以看出，国外学校的德育目标，是在主张采用渗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课程的教学组织形式来要求实现的同时，并围绕社会需要的人才规格来广泛开展课外活动，以期取得德育的最佳效果。尽管各国社会制度不同、国情不一，培养人才目标迥异，但其学校无不为了弥补课堂德育课程时间和方法的不足，而无一例外地增加学生参加课外、校外活动的机会，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并不断创新开展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风格迥异的德育活动。如举办各种不同的理论讨论会、演讲会、报告会、展览会，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论文成果的竞赛和评估，各种类别的读书组织和活动，各种社会问题调查和举办学生就关心某种问题的民意测验、时势研讨会，关心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暴力、吸毒和爱情专题研讨会，还有体育、音乐、戏剧、舞蹈、摄影比赛、旅行考察，等等。三、劳动活动是施行德育的必要途径。世界众多国家普遍认为，开展劳动教育是造就学生全面发展的必然条件。联合国教科文第38届大会决议中指出：“教育与生产劳动一体化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这样做可造就熟练的劳动力，而且可使教育与日新月异的劳动条件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并有助于个人的全面发展”。原苏联在教育实践中，早于六十年代就把劳动教育列入教学计划，不仅规定中小学每周安排一定时间劳动，而且在大学里学生劳动也普遍开展，其活动最主要特色是利用假期组织大学生劳动队。在西方许多国家里，学生的生活与职业指导是通过和借助劳动教育进行的。在大学里，它们认为让学生参加劳动，有利于培养学生今后具备为国家利益而努力工作的献身精神。美国大学经常参与社会活动，让学生到社会服务单位参加义务劳动，参加校园里一些服务工作，也常向学生提供“打工”机会，搞些“有酬”劳动。还有许多研究生院通过社会服务劳动，提高研究生的职业道德水准，如哈佛大学50%以上的研究生到孤儿院义务担任教师，为中小学差生补课，访问老年之家和为区社机构义务帮忙。美国总统克林顿现正在全美推行为社会服务的“城市年”计划，其目的在于让青年和大学生更好地接触社会，培养其合作精神、种族团结和社会意识。他要求大学生要为社会做各种工作，包括为老人组织娱乐活动、修复操场和公园，为无家可归者修补并油漆栖身处，在学校里当教师助手。日本的众多学校，把“寮教育”即宿舍教育作为德育主体，他们寝室劳动教育搞得好。日本中学生劳动课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和职业观。日本学校体力劳动内容的选择和劳动课的安排都有明确的界定，比如，它们根据学校所在地的生产情况，依据学生年龄和体力进行劳动，劳动课着重于美化环境、社会服务劳动以及在学校设立的劳动场所内进行生产劳动，教师必须与学生在一起劳动，等等。近些年来，日本在一些中小学推行一种“上山下乡”、“土留学”活动，让学生到生活条件差的岛屿、农村和边远山寨去，经过艰苦劳动和磨炼，接受劳动教育、集体主义和民情民俗与热爱大自然的教育。在日本的国立和私立大学里都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从事半工半读，其内容有体力和脑力劳动，充当中小学生的家庭教师或企业服务员等。特别是私立大学，有的学生是通过半工半读来付高额学费。这些教育和活动方式，深受日本国民和社会的支持和赞许。
第四、充分利用社会文化机构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在德育领域里，国外和一些地区的学校，极为重视利用社会文化机构和大众传播媒介对学生施加意识影响。这一外部影响有一个基准点，就是重在利用闲暇的课余时间方式进行。国外学校通过博物馆、纪念物、历史遗迹、公园等对学生进行热爱祖国、热爱艺术、热爱领袖、热爱大自然、热爱科学等教育。英国的海德公园，那里有马克思塑像，人们可以在那里自由地发表演说，但他们有“四不准”，即不准攻击英国女王，不准倡导暴力，不准使用麦克风，不准人身攻击。世界著名军事学府“西点军校”，为了对学生进行纪律和传统教育，培养品学兼优人才，不仅确定学术和道德标准，实行严格的理论和实践训练，坚持每天举行阅兵式；而且清晨和傍晚在战斗纪念碑附近隆重地举行升降旗仪式，培养良好的德育习惯。目前，国外学校的学生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离不开电视、电影、广播、录音、高保真唱片，等等。这些新技术已被国外学校广泛运用于各类教学，包括德育教学。许多学校开展了德育的“视听教学”。教学手段和教学技术的现代化，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教学效益和德育效果，减少了教材的难度，提高了学生们掌握教材的水平。
第五、严明纪律、务实管理。由于德育的社会功能和经济效益越来越明显，因而德育在国外学校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和钟爱。一般来说，一些国外学校不仅重视道德理论知识的课堂师授等，而且十分重视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道德行为的导向管理。世界导师制发祥地的英国牛津大学，导师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不论是文科或理科学生，都要求他们不仅有好的学习成绩，而且有良好的品德、健康的体质和社交能力。该校1981年出版了一部管理学生的“法典”——“学监备忘录”，对这个学校学生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有规定，如在考试、庆典和晚餐等场合，学生应着黑色学生服：学生组织俱乐部或社团要先向校方登记，经批准后方可活动：学生在校外组织公共集会或游行，必须在36小时前通知有关当局和警察局：在校内举行公共集会或游行，必须在18小时前取得学校当局的同意；甚至在校内进行“公共”演出，也必须得到地方有关当局的许可证。对学生违反校纪、校规者，由学校的“纪律法庭”予以审理，视情节严重情况，给予罚款、停学、开除等处分。美国的公立学校，也有类似我国学校的“班主任”制度的机构，叫做Honeroom，属于学校管理的范围。中小学里的班主任每天除要完成自己教学任务外，还有管理学生的“硬任务”，如学生注册、考勤、身体及心理状况、组织参观、旅游，与学校、家长联系等。在思想教育方面，美国小学着重基本品德的训练，如常用语言行动的社会准则，在家中的行为准则，有关文化的社会准则，对领导和政府应抱的态度，等等。在通过中学阶段《宪法》、《美国史》、《公民》、《美国的政府和政策》四门课考试后，大学普遍采用个别教育法。学生严重违反校规，由学校的有关部门处罚。香港地区的学校对学生管理是颇具特色的，它们重于利用“周会”开展“学生为本”教育，主要是奉行各种以学生为主的活动；重于开拓学生视野，加强“通才教育”；重于充分发挥学生会作用，增强自治能力。
三、几点启示
第一、提高对学校德育的认识。同志在国庆4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不仅要建立完备的文化知识传授体系，而且要把德育放在首位，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是具有卓越远见的论断。前述具有国际性的学校德育改革的发展趋势，可以进一步佐证这一点。这种国际性的趋势再一次提醒我们，世界上决不是只有我国才把德育放在学校首位，而是有许多国家，特别是经济和教育非常发达而社会情况又很不相同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教育改革中都把学校德育提到了与国家兴衰、社会稳定相关的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这种共同的发展趋势决不是偶然的巧合，也不是出于一些政府首脑或个人意愿或者个别国家的特殊需要，而是体现当代世界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发展对学校德育的客观要求。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具有世界各民族的土壤的客观基础，近些年来又发展成为一个新的高潮。
这种发展趋势包括德育思想、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德育方法、德育手段、德育环境、德育效果研究，等等。这些内涵基本上表明未来学校德育是开放的，灵活多样的，使学生得到健康教育和发展。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以战略的眼光来认识我国新时期学校德育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第二、学校专门设置德育课。这不仅有其理论上的科学性、实践上的必要性、教育目标的必然性、活动形式的多样性，而且具有世界的普遍性。可以说，国外经过数十年的痛苦周折和探索，经济和教育十分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终于不约而同地明晰地规定学校必须专门设置德育课，加强对学生的道德教育。这种规定在众多国家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相比之下，我国教育界有的则对德育与人才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学校德育排不上位置，对专门开设德育课不予重视，等等。我国学校现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德育困惑，它使得我国教育行业正在遭受一次历史的严峻考验。这种德育困惑的直接原因是在市场经济中受拜金主义和腐朽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直接后果有三点：一是使学生德智体不能协调发展，二是使教育本身受到损害，三是使学校德育受到新的轻视，新的歪曲，甚至遭到新的嘲弄。这种德育困惑所产生的影响要在数年甚至十几年后才能见分晓，而且其影响范围将不止教育领域。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改善德育的力度，深化中华民族道德精华的普及教育，坚定地弘扬我们党的优良的德育传统，脚踏实地搞好以爱国主义为基础，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认真地借鉴国外学校德育的优秀成果；革除过分模式化、过分形式主义、琐碎主义性质的管理教育。从战略高度制定和完善德育大纲，世世代代稳定地、连续地、完善地发展下去。在德育实践中，做到小学、中学、大学（含研究生）德育课界定分明，力行分级施教，不搞“分不清”、“一锅煮”。做到各级学校德育目标层次化、德育内容规范化、德育方法科学化、操作形式具体化，切实克服和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说得多，做得少”、“说得到，做不到”等虚无主义的德育现象和问题。从而逐步完善和形成具有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学校德育课程体系。
第三、一切启发公式都是为了灌输。笔者认为，灌输是原则，也是方法。可以说，在国外种种的教学法中，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学校所采用的范例式、自由式、讨论式的“绝对”的启发式等等，都是为了灌输，都是为了灌输某种思想、某种伦理道德、某种价值观念、某种文化科学知识，某种操作技能。既往今来，概莫例外。近100多年来，尽管以杜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教育理论家反对传统的灌输教育法，但从十九世纪以来，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毫无例外地根据本国、本地区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的道德要求，向本国、本地区甚至向别国进行“灌输”。如今美国在意识形态价值观上对世界施加影响的“不战而胜”的手段、方法是什么？主要是灌输法。美国之音用几十种语言，利用现代化手段对全球广播，对华广播每天达10多个钟头，也主要是灌输。在这种情况下，在我国刚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如果我们淡化、弱化或“形强实弱”或“名存实无”德育课，那就意味着自动放弃德育是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这一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和方法。这是有悖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有悖于我们党和政府的培养目标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悖于国外学校德育的发展趋势。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当然，我们要运用中外已成功的各种教育方法，同时要不断地寻求适合国情、民情新的教育法，以实现灌输其求，兴国利民。
第四、要强化我国学校培养目标的政策导向。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尤为重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影响着我国学校的教育，同时，它对德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使学校德育面临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局面。教育不仅是教育后代，而且是国家文明的基础。学校德育工作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学校德育的根本任务。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我们必须根据《爱国主义实施纲要》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的要求，充分发掘和运用丰富的德育资源，开辟多种渠道，优化社会、学校德育环境，遵循青少年成长规律，努力开创学校德育工作的新局面。
比如说，2003年中央汇金公司给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各注入了200多亿美元的外汇资本金，2005年给中国工商银行注入外汇资金150亿美元。在人民币汇率升值或升值预期的情况下，以人民币资产衡量，外汇资本金的价值缩水了，将来还面临缩水的预期。因此，有看法提出，是否可以将注入的资金结汇成为人民币呢？很显然，这是不能结汇的。因为给两家银行的资金是中央银行的资产，这些资产本身已经投放了相应的人民币现金，如果再次结汇，这笔外汇就
是两次结汇，投放了双倍的人民币现金，最后，外汇又回到了中央银行作为外汇储备。因此，所有从汇金公司出去的外汇资金，无论是注资给商业银行还是证券公司等，这些资金都不能结汇使用。
再比如，有人提出，是否可以拿外汇储备去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或用于扶贫，或者把这些资金用来改善生态环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想法很好，但不是很正确。如果贫困问题解决所需要的物资、设备、技术的采购来自国内，工资的发放是人民币（如果发外币允许结汇，与发人民币是一回事），那么，运用外汇储备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减少外汇储备，不过是外汇储备在国内转了一圈，由被资助者结汇成为人民币使用，外汇最后又回到了中央银行。这样的外汇储备使用，仍然是双倍的基础货币投放。与其这样，还不如让中央银行直接发钞票进行扶贫，而这是不可能的。当然，如果解决上述问题是在境外采购，设备、资源在境内使用，这才是真正使用外汇储备，这确实可以减少储备。
外汇储备确实是国家可以支配和动用的战略资源，但凡是在国内使用的外汇储备，只要使用者要求结汇成为人民币使用，这样的使用都是不可行的。只有纯粹使用外汇的项目，才能动用外汇储备。比如石油战略储备，战略物资的进口储备等。
二、外汇储备可以给商业银行用吗？
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在国外投资和使用，国内不能使用，不是浪费吗？资金就是如此矛盾。企业、银行、个人都预期人民币升值，都不愿意持有外汇，但愿意使用，但银行没有足够的头寸。因此，已经有建议提出：是否可以建立外汇平准基金，借款给商业银行使用，这样，可以解决企业需要外汇贷款而银行缺乏资金的情况，解决商业银行的外汇头寸短缺；也有建议提出中央银行建立外汇再贷款机制，和人民币一样，这样，也可以解决商业银行的外汇资金短缺问题，或者允许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直接拆借外汇储备；还有建议提出，在境内发展外币债券市场，允许外币债券发行人向中央银行发行外币债券。应该说，这些建议是可以操作的，需要政策部门去研究。问题在于，如果这样外汇资产缩水的风险就完全由中央银行承担了。
p;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要使企业和个人具有持有外汇的意愿。文章来自：/论文帮人民币升值预期会降低和减少个人持有外汇的意愿，但如果政策允许个人、企业进行外币投资，情况会好一些。这需要政策部门研究允许个人、企业到境外进行各种投资，包括证券投资等。这样，就会有需求和保留外汇的意愿。当然，国内发展外币债券市场，允许外币债券买卖，也可以增加投资渠道。如果没有这些政策，在预期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背景下，要实现“藏汇于民”很难。
三、外汇储备是多了还是少了？
1．讨论合适规模的意义不大。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传统意义上的外汇储备主要用途是：支付进口、偿还外债、干预汇率。因此，只要能够满足这三个需求，外汇储备的规模就足够了。进口和外债偿还需要的外汇储备，有国际计算标准，也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创汇能力去准确预测，不需要特别大。最近，夏斌同志提出7000亿的外汇储备规模是合适的，计算依据是进口按6个月计算，外债按全部外债余额计算，这是明显偏高的计算（中国经济时报2006.4.11）。国际上进口用汇储备一般是按3个月计算，外债是根据短期外债（包括长期外债当年需要偿还的）规模来计算，最多再考虑未来1年的扩大趋势，考虑对外担保。但不需要如此大的口径。干预汇率的外汇投入一般是在汇率完全自由浮动的情况下，或特殊背景下才需要比较大，一般也不会很大。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非储备国家普遍认识到外汇储备不仅影响国家信誉和信用评级，也是预防货币危机的重要手段，是打击投机力量的最有力武器。因此，国家必须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来应对投机力量的冲击，保持货币的信誉和国家的信用评级。但到底需要多少储备来应对投机冲击和货币危机呢？这主要看投机力量的资金规模和投机期限。因此，这也是可以计算的。但我国现在没有人民币的离岸外汇交易，这个因素需要的外汇储备不需要很大。
国家汇率制度的改革以及开放的扩大等，也存在一定的风险，这也需要一定的外汇储备。当然，中国内地的外汇储备规模对维护香港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也很重要。我国目前没有人民币的离岸交易，将来有可能发展。因此，可以有部分储备考虑。
2．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出风险是否也需要外汇储备来应对？这需要具体分析。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现金还是有形、无形资产，最后都要转化为机器、设备、厂房或技术、品牌、股权等。正常情况下的外商投资，是通过投资期限收回投资、得到利润流出的。外商直接投资在非正常情况下的撤资制度是许可的，但这些设备、厂房已经在折旧中了。因此，将来只有净股权和净资产的转让，拍卖等，可以流出，其价值没有那么高。唯一存在的风险是外商直接投资应分配而未分配、已分配而未汇出的利润，这可以作为风险存在。外汇储备需要考虑这些因素。但如果这些已经作为人民币再投资，情况就不同。更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很大部分是国内企业从境外的返程投资。真正流出的风险不是那么大。考虑一年的规模即600亿美元就足够了。
3．外汇储备规模需要多大？即使将所有这些因素都考虑了，从需要和使用来说，目前中国外汇储备有5000亿美元就足够了。
但是，从供给和运用来说，现在讨论外汇储备的合适规模意义不大，因为储备本身已经成为政府可以动用的资源和力量，另外也在于它已经成为一种资产，可以进行投资、经营增加价值的资产，成为一种财富，不是单纯的货币概念。因此，纯粹讨论规模大小已经没有必要了。更多关心其他问题，考虑其所带来的其他金融、经济问题和矛盾更有意义。
4．人均外汇储备指标不可使用。在讨论外汇储备是多少的时候，有一种看法认为我国的人均规模不大。这样来说是不周全的。我国的人均外汇储备与日本或新加坡等比较确实不高，但不能这样简单比较。如果可以这样比较的话，是否可以拿美国、欧洲、英国等发达国家来比较呢？他们的人均外汇储备比中国还低。是否说明他们需要增加外汇储备呢？不能这样讲。因为从道理上说，不能以外币在国内计价和流通使用。
如果说我国的人均外汇储备不高，让人们理解起来就会觉得政策还在追求增加外汇储备。如果外汇储备个人可以使用，本国人均拥有的外币越多，说明本币的信誉和地位就越低。
因此，不能用人均来说明问题。外汇储备也不是被个人使用的，只有个人使用和占有的资源等才能以人均来比较，比如人均水资源、土地、房屋面积等，凡是不能被个人占有和使用的，都不应该以人均来衡量。
四、外汇储备的风险在哪里？
各国外汇储备的管理和经营一般都遵循三个原则：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因此，正常情况下，外汇储备的管理和经营不把盈利作为首要目标，安全性是第一目标，流动性是第二或者说与第一目标并列重要。
从外汇储备的用途来说，当外汇储备有限的时候，干预汇率的储备力量不足以抵御投机资本的力量，用外汇储备去干预汇率几乎都是白白浪费，墨西哥、泰国都曾经有过这方面的教训。但是，当储备充足的时候，为保持汇率稳定的被迫投放就是值得的，投机资本将付出代价。1998年的香港货币保卫战就是很好的经验。因此，理论认为政府干预汇率几乎是白扔外汇储备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当一个国家的外汇储备真的很多，它的风险是什么呢？那就是外币的风险。外币在本国没有清算通道，也没有外币市场，因此，账户都要开在国外。
但外币本身因为种种原因贬值的时候，持有的外汇储备将遭遇损失。但这不是主要的，因为正常的汇率波动损失或风险是可以采取风险防范的，最大的经济损失是外币本身发生通货膨胀，币值严重贬值或实行币制改革。
外汇储备最根本的风险是风险，本国的外币储备资产被外国冻结、强制没收。“过多的外汇储备也可能被美国扣为人质”（参考消息，2006.4.6）。论文帮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发生，但特殊情况下会发生，如两国政治关系恶化乃至交战。当然，真的出现这种情况，双方都会采取对应的措施。
五、外汇储备增加的原因
自亚洲金融危机及其影响消失以后，以2001年为分界线，我国的外汇储备又进入了危机以前的高增长率状态，2003年以后进入超常增长状态，每年增加2000亿美元以上。如果把对商业银行的注资也计算进去，外汇储备增加的规模更大。我国外汇储备增加的原因复杂，但比较历史发展过程可以肯定，储备高额增长的机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存在，1994-1997年上半年，国内关于外汇储备规模是否过大的争论也反映了储备超常增长机制的存在，只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使人们觉悟到当时我国的外汇储备并不大，在危机期间，政策部门是期望增加储备。1997-2000年的4年期间，外汇储备增加300亿美元不到，政策部门曾经把2000亿美元作为目标。没有预料到的是危机以后，外汇储备出现了超常增长，
因此，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不是没有规律，而是确实存在着高增长的机制。这个机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行的诸多涉外经济政策，包括我们的直接投资、外债、境外上市和贸易政策都是鼓励资金流入的，地方政府则是把这些工作作为第一要务。再加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优惠政策及其导致的高利润回报和利率差距，对各种外资利益的保护和补贴，必然导致境外资金大量流入出现持久顺差。
可以肯定，如果这种机制和制度下的政策还不做大幅度的调整，2006年9-12月之间将突破10000亿美元，2008年将达到12000亿美元。
我们真的需要如此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吗？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真的需要继续目前的各种外资、外债、境外上市和外贸政策吗？各个部门的答案是肯定的。因此，外汇储备的增加是部门政策的必然，已经成为无奈的结果，外汇局自身对此无能为力。需要各个部门真正把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与国内政策协调起来。
六、外汇储备增加带来的问题和矛盾是什么？
应该说，长期的国际收支顺差大大提高了我国涉外经济的国际竞争能力，也提高了我国经济和金融的抗风险和抗危机能力，使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变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但是，也要看到，国际收支持续较大顺差与逆差一样，是一国经济对外失衡的表现，带来诸多问题，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造成货币升值压力。近年来，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个重要依据就是我国较长时间的国际收支顺差，外汇储备迅速增加。持续大规模的国际收支顺差通常会强化市场升值预期，对国际游资产生很大的吸引力，使货币升值压力进一步加大，失衡的时间越长，涌入的游资就会越多，对经济稳定的冲击就越大。
2．导致基础货币过量投放，加剧资金过剩。2001年到2005年，外汇储备增加6533.5亿美元，基础货币投放增加27089.8亿元，为防止基础货币过量投放导致的通货膨胀，央行每年不得不发行大量票据对冲外汇占款，2004年底，对冲累计金额（央行票据留存余额）达到11707亿元。2001-2005年，外汇储备增加导致的基础货币增加额占同期人民币过剩资金增加额（存款和贷款差增加额31859.08亿元）的85.03%。
表11993年以来我国外汇占款简表
单位：亿元人民币项目
外汇占款占央行总资产%占M0%占M1%占M2%
年份
19931431．800．110．240．090．04
19944503．900．260．620．220．10
19956774．500．330．860．280．11
19969578．700．361．090．340．13
199713467．200．431．320．390．15
199813728．300．441．230．350．13
199914061．400．401．050．310．12
200014814．520．381．010．280．11
200118850．190．441．200．310．12
200222107．390．431．280．310．12
200329841．800．481．510．350．13
200445939．990．582．140．480．18
2005．958904．420．602．640．580．20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文章来自：/论文帮
3．导致利率政策不能发挥作用，削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基础货币投放过多，货币供应量过大，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应该调高利率。但调高利率，扩大本外币利差，会形成更大的资本流入，结汇后形成更大的基础货币投放；央行发行巨额票据对冲外汇占款，也面临提高票据利息的压力，而这与国债市场和利率市场化推进过程中的利率走向往往会形成矛盾。
基础货币投放会有巨大的乘数效应，据计算，我国M2的乘数为4.78，这意味着我国每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2.6-3.2万亿元人民币，基本上是由外汇储备因素所产生的（由于货币乘数没有时间概念，因此，基础货币投放导致的货币供应量增加，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货币供应量的过量扩张，会导致信贷扩张和投资过热，而这反过来要求提高利率，但目前经济发展和物价状况不允许过高提高利率。
可见，储备过量增加会使利率政策不能发挥作用，货币政策受制于国际收支，独立性受到影响。目前，外汇占款占M2的比重已高达20%。
4．容易引发金融资产、产业和不动产泡沫。由于国际收支持续大规模顺差，导致货币供应过快增长，流动性充裕，容易产生信贷扩张。过剩的资金，一有机会，便会涌向有暴利的产业和行业。流入股市，容易引发股市泡沫；进入房地产市场，容易产生房地产泡沫；涌入金融行业，会产生金融泡沫。而金融资产、不动产和产业泡沫的产生，会引发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一旦泡沫破灭，容易引发化学科学家走访了美国相关的部门，以此比较两国的研究状况和拓宽年轻科学家的视野[6]。
4.4问卷调查
调查问卷是学科评估中使用最频繁的一种方法，几乎每个学科评估都曾采用过。调查问卷一般是面向大型项目的主持人或相关人员及重点实验室的负责人发放，通过他们了解本学科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如何，科学研究资助机构的资助程序是否合理，经费是否充足，能否及时地开展研究工作，学科发展对于社会的贡献如何，今后的学科发展战略目标是什么等问题。ARC在对“大气和海洋地理学”进行评估时，向ARC大型项目负责人发放了一份问卷，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普通信息）包括个人和职业信息，如姓名、所在单位、最高学术资格、获得最高学历的时间、开始科研的时间、目前的职位等，也要求列出研究职业中的出版物数目、同时要向他们了解申请不成功的项目并且说明是否从其他什么地方得到资助，以及他们未来的研究方向，今后是否继续申请ARC的项目等问题。第二部分主要包括申请到的项目的一些具体信息等内容[4]。
4.5信息收集
随着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网络成为人们工作的有力工具。在学科评估中，通过网络可以收集社会方方面面的信息，可以汇集除了本学科领域内的专家以外的一些社会人士对该学科的看法以及发展意见，进一步全面了解学科的状况。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在对“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的评估活动中，为了从更广泛的渠道得到的信息，在《校园评论》上广告，类似的信息还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澳大利亚天文学会会员，希望通过这两种方式有更多的人参与讨论和评估[7]NSF在对“重大海洋研究计划”的评估中，也在互联网上发放问卷，了解诸如以下的一些问题：海洋学重大研究计划已经带来对海洋认识的显著增加吗？海洋学重大研究计划已经为你提供了研究中使用的其他研究设备和设施吗？并且还通过问卷收集各界人士对海洋学重大研究计划的建议措施。
4.6国际比较
对学科的评估不能只是在纵向进行比较，横向的国际比较往往更加重要。学科评估中不仅要了解本学科在国内的发展状况，同时也要清楚该学科在世界上的整体概况，从中了解学科今后发展的趋势，明确本国在该学科今后的发展占据什么样的地位，进而确定一些优先发展领域，保持本学科在世界上的竞争力。如BBSRC在对“结构生物学”的评估中评估小组经过调查分析认为，在当前的世界上“结构生物学”有三种不同的发展路线，分别是：基于整体基因的方法（结构基因）、基于系统和加工的方法、个体目标（individualtargets）。目前美国、日本和欧洲主要的研究集中在“结构基因”方面，其它的研究方向散见于其他的一些国家[5]。
5启示
我国目前对科技经费的投入力度越来越大，经费的使用效率也越来越受到关注[12]。如何有效的利用科技经费，使之达到最大的效益产出，更加合理有效地对基础科学进行绩效评估，是科研管理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通过以上介绍的国外科研资助机构的学科评估，我们可以从中获得一些重要的启示与借鉴。
5.1学科评估是提高我国科学基金使用效率的重要手段
科研资助机构通过开展学科评估工作，可以了解学科发展和科研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方法和建议，有利于提高科研管理工作的效率，使得资助方法和模式更加科学有效，也使得有限的科学基金能发挥出最大的效益。我国的科研管理部门开展过许多类似项目评估和人员评估的工作，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学科评估针对的是学科整体的发展及基金管理机制等问题，是在整体上把握科学基金资助工作的绩效和管理工作概况，具有项目和人员评估等方式无法触及的角度和深度，是一种值得借鉴的方式。通过学科评估工作可以了解我国科学基金对学科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明确目前的基金项目评审和管理过程是否科学有效等问题，从而提高我国科学基金的使用效率。
5.2学科评估是制定我国学科规划和发展战略的基础
科学研究必须体现国家的目标和需求[13]。在学科评估中可以了解该学科目前的国际趋势和本国的发展状况以及未来的需求，为制定学科规划的发展战略打下基础，从而引导学科的发展为国家目标服务。目前我国开展的科学研究绩效评估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是过于强调微观的、针对研究人员个人的评价，而宏观的评价不足[14]。学科评估本质上是一种宏观评价，并不过多考虑细节，而是分析学科的综合影响力，注重学科的发展战略等问题。因此，在我国开展学科评估可以拓宽我国科研人员的视野，明确国家的需求和目标，同时也为国家制定学科规划的发展战略打下坚实的基础。
5.3学科评估可以增加公众对科学和科学基金工作的了解
当今社会科学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加，人们对科学的兴趣也逐渐浓厚。为了使人们更好地了解科学，了解科学基金工作，开展学科评估是一个很好的方式。通过学科评估的工作，向公众展示科学基金在科学研究和学科发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有利于提升公众对科研资助机构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同时，这也是我国政府管理机制民主化的必然要求。我国的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目前不尽如人意，除了其他的因素，与我国的科学宣传和科普工作不力有很大关系。公众对于科学及科学研究一知半解，这也使得目前各种伪科学大行其道，损害了科学的正面形象。通过向公众展示学科评估的结果，一方面让公众掌握当今科学发展的最近进展，另一方面，让公众明确我国科研经费的投入方向及取得的成果，提升公众对科学研究和科学基金工作的支持力度。
5.4学科评估的前提和基础是相关数据资料信息的积累
学科评估是在比较的基础上进行的，它既有学科内部的纵向比较，也有横向的国际学科发展比较。而这些比较需要相关的数据和资料等信息，大部分基金项目相关结果的数据和资料是开展学科评估的必要基础。澳大利亚、美国和英国等之所以能够开展大型的学科评估活动，正是由于长期积累的、可开展横向与纵向比较的大量基础数据，而且这些数据能够通过电子系统快速获取。目前我国在科研成果基础数据的积累、获取和共享方面都还存在许多问题，从客观条件上制约了包括学科评估在内的一些绩效评估工作的有效进行[2]。因此，科研资助机构应该加强基金项目申请、评审、结题等相关信息的数据库建设与维护工作，促进数据共享，推动网络化建设，为将来开展包括学科评估在内的各种科技评估工作奠定基础。换言之，开展学科评估也是推动基础数据规范化建设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外资企业；跨文化管理沟通
一、跨文化管理沟通概述
1、管理沟通的概念。管理沟通是指在各种管理活动和商务活动中，沟通主体（沟通者）基于一定的沟通背景，为达到一定的沟通目标，在分析沟通客体（沟通对象）的基础上，将特定的信息或思想、观点、态度传递给客体，以期获得预期反应效果的全过程。
2、从管理沟通的概念表述可以看出，管理沟通与其它沟通相比，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沟通的主体是人或社会组织。与人—机沟通和机—机沟通这两类沟通活动更本质的区别在于管理沟通的主、客体均是人，因而，它属于一种综合性的沟通，即不仅是信息的单纯传递，还包括思想、观点、态度的交流。在某种场合下，情感交流直接制约和影响着管理沟通的效率和效益。
（2）沟通发生在管理和商务活动中。并非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都属于管理沟通。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都有交流信息、思想和情感的要求，所以也需要沟通的区别在于沟通的背景是明确的、特定的，即一定是发生在管理活动或商务活动中。因而沟通的目的性更明确，对对方的反馈期待更高。
（3）管理沟通是有沟通媒介的沟通行为。管理沟通的高目标性，决定了管理沟通是发生在有着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主体之间的沟通行为。
3、跨文化管理沟通。跨文化管理沟通是处于两种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企业内部或外部人员间进行的管理性质的信息沟通。对外资企业而言，沟通能力非常关键，它要让全体员工不仅要意识到国家间的差异，同时还要用一种共同的语言交流，在承认差异和要求一致之间不断保持平衡，需要员工不只简单地从单一的世界观出发处理事情，而是能理解不同的思想，并在它们之间架起桥梁。
二、外资企业跨文化管理沟通的主客体策略
1、沟通主体策略。在沟通中，要使沟通双方最终达到“双赢”的结果，这得从认识自己开始，沟通者首先必须要客观地认知自己，界定自身的沟通地位，依据沟通目标，选择有效的沟通渠道和策略。
（1）我们在管理沟通中通常是通过优势给对方以“我是对你有帮助的”和“我是有价值的”心理暗示，从而赢得对方的肯定，使得沟通顺利开展。认识自己的优势就是为了更好把握沟通的机会和展开沟通。
（2）弱势通常是我们在管理沟通中导致失败的致命因素。这里的弱势是指文化风险，也就是是指因文化差异及其组织间的缺乏了解而对文化整合和正常业务经营构成的威胁。所以我们在管理沟通中一方面要较好的发挥优势，一方面我们还要不断的规避弱势和克服弱势，把弱势淡化或转化成优势。
（3）人的成功主要由知识、技巧、机遇三大因素决定。“机会只给予那些有准备的人。”所以我们除了具备过硬和更多的知识，擅于把握有效沟通等技巧，还要能够发现机会和把握机会。
2、沟通客体策略。制定沟通客体策略是沟通的第二个重要环节，沟通中的障碍一方面来自信息发送者，另外一方面也来自于信息接收者。因此，在制定沟通主体策略的同时，客体策略的制定也同样重要。成功管理沟通的本质是换位思考。如果说主体沟通策略主要是解决“知已”与“自控”的问题，那么，沟通客体策略要解决的是“知彼”和“激发”的问题。
三、外资企业跨文化管理沟通策略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跨文化的沟通显得越来越重要。每一个沟通策略的制定包括以上论述过的沟通主体策略、客体策略、渠道策略均要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制定具体的沟通策略时，都必须考虑国家、地区、行业、组织、性别、民族、团队之间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组织要想从跨文化的交流中获益，就需要解放思想，正视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进行跨文化管理沟通的策略主要有：
1、正视差异，求同存异。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跨文化冲突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如何在跨文化冲突的背景下以积极心态来寻求发展。冲突往往带给人不适的心理感觉，因此人们往往不愿正视冲突，甚至逃避冲突。其结果不但冲突得不到解决，而且个人目标也难以实现。应对跨文化沟通，我们要正视文化冲突的客观存在，以“求同存异”的理念去解决冲突问题。随着国际经营环境的变化以及劳动力多样化的发展，要做到求同存异，首先要能准确地判断文化冲突产生的原因；其次，要洞悉文化的差异及文化多样性所带来的冲突的表现形态：其三，在明确冲突源、个人偏好和环境的前提下，管理必须能够选择合适的跨文化沟通的方法和途径。
2、取长补短，兼收并蓄。根据不同文化相容的程度又可以细分为以下两个不同层次：
（1）文化的平行相容策略。这是文化相容的最高形式，习惯上称之为“文化互补”，就是在跨国公司的子公司中并不以母国的文化或是开发国的文化作为子公司的主体文化。
（2）隐去两者的主体文化，和平相容策略。就是虽然跨国公司中的母国文化和东道国文化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而两者文化的巨大不同也很容易在子公司的日常运作中产生“文化磨擦”，但是管理者在经营活动中却刻意模糊这种文化差异，隐去两者文化中最容易导致冲突的主体文化，保存两者文化中比较平淡和微不足道的部分。
在进行跨文化管理沟通的活动中，由于文化的多元化，会导致方法和途径的多样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快，文化多元化现象也越来越明显。在同一企业内部，可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员工，在国际商务活动中，一个企业可能会同时与不同国家的外商打交道。在这样的背景下，差别化管理将是跨文化沟通中一个有效的途径。差别化管理首先要求管理者为所有不同文化背景的雇员、客户、合作者提供平等的机会和公平的意愿，而不考虑他们在性别、种族、年龄和其他特征方面的差异：其次要注意遵守法律和制度，按照既定的、为大家所公认的规则行事、避免因疏忽法律规定而出现投诉行为和相关损失；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要根据工作地所处的社会主流和非主流文化的特点，考虑双方的文化偏好，选择相应的沟通方式和方法。
参考文献：
在新形势下，高校应该采取有效措施，从根本上转变以课堂灌输为主的教学模式，代之以图书馆为主的教学新模式。笔者最近在加拿大进行中加交通项目的合作研究，图书馆是一个重要的知识宝库，是培养人才的理想场所。据笔者管见，一个图书馆的藏书量和服务水平是衡量一所大学水平的标志。这论点与传统上科研成果和毕业生质量为标准并不相悖，因为简陋的图书馆是制约科研和学生质量的关键因素。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某大学图书馆设施陈旧，藏书量少，馆员上班自由，萎靡不振，读者稀疏，开放时间短，那肯定是一所三流的大学。
下面谈谈中加图书馆的一些差别，并对我们图书馆提出了几点建议，仅供参考。
1．教学重点不同
高等学校是培养一个国家高级人才的场所和基地。21世纪的国力竞争，是知识创新能力的较量。归根到底是创造性高级人才的竞争，而创造性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先进的教育制度和学校的教学重点。
我国教学重点是以课堂为中心。大多数教学活动还停留在“老师一支笔，学生一本书”“填鸭式”知识传授模式。少数学校开始用投影仪等电化教学活动。由于办学经费和教学设施的制约，“硬件”跟不上，尚可原宥。但是，加拿大教学重点放在图书馆，课堂讲授作为辅助作用。课室基本上配备投影仪，既避免了师生吃灰之苦，又保护了教学环境。例如在Concordia大学图书馆，他们为全校学生开办各种讲座，如“如何用电脑检索”，“如何应用数据库”，“连接Lexis-Nexis在线系统”，“Internet知识”和“如何收集政府信息”等。讲座时间在60-90分钟。他们还印制许多活页的宣传材料，放在图书馆门口的书架上，让学生免费取用。内容包括图书馆简介，“如何用期刊索引和文摘找到文章”“如何撰写研究论文”等。
2．管理方式不同
中国的大学图书馆开馆时间与行政办公时间相同，一般中午、晚上、周末闭馆，更不用说节假日了。加拿大大学图书馆一般从早到晚都开放，甚至到晚上11：00才闭馆。周末也开放，只是开馆时间有所变化。表1列出了1998-1999年度蒙特利尔大学（加拿大最大的法语大学）图书馆的开馆时间。
麦基（McGill）大学原来列加拿大大学第一（现屈居第二），有大小不等的图书馆16个，开放时间与蒙特利尔大学类似。他们规定，晚上、周末和节假日须出示该校的证件。在劳动节（9月7日）感恩节（10月12日）、圣诞节和元旦，所有图书馆闭馆。
3．工作岗位设置不同
中国图书馆馆员打多是女性，男性比例极低。而加拿大图书馆男性比例相当大，但是略低于女性。每个图书馆都设有咨询员岗位，有专门的服务台、电话和电脑。这个岗位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帮助他们解决在利用图书馆系统碰到的问题。因为许多新生和国际学生并不熟悉复杂的电脑检索系统。有了咨询员，能使读者更好地利用图书和网络资源。整个大学各图书馆之间以及不同图书馆之间实行联网，在任一大学图书馆的终端微机都能查到读者所需的资料。
图书管理员在加拿大是一个技术岗位工作，必须非常熟悉图书馆的业务和电脑网络，不是随便什么家属或照顾对象可以充任的。特别是图书归架管理员，每天要归放大量学生堆放在复印室以及自习桌上的书籍，这种重体力活主要由男性承担；而女性一般在其他岗位，每个岗位1-2人。通常，他们会提前到达，做好准备工作。上班时，绝没有出现谈论生活琐事，尽心尽职。他们工作积极，态度和蔼。如果你遇到任何问题，他们会主动帮助你，直到你满意为止。他们衣着整齐，女士们淡妆，精神饱满，面带微笑，给人一种亲切感。他们一如既往，每天迎送着一批又一批的莘莘学子。笔者认为，除了先进的图书馆设施和幽静的学习环境外，馆员的服务品质也是吸引学生来自习的重要因素。
4．设计与布局不同
在图书馆设计和布局时，非常周到地考虑读者的需要和使用方便。图书馆功能分区明确：读者可以自由进入，不必出示学生证，也无须存放书包；出去要走安全通道，如发现窃书或无意夹带资料，会发出报警声。这样几乎杜绝了窃书现象的发生。门口处设有类似信箱的还书箱，有的设计成与墙体融为一体，只留一个还书的口子，并标有箭头和文字。还书箱便于读者在任何时候还书，不致于因过期而被罚款，超期书每天罚$0.25-0.30。楼面大都铺上吸音地毯，稍大规模的图书馆设有借还书柜台、咨询员柜台、办公室、Internet室、自助复印室、检索区（电脑、微缩胶片、光盘）、自习区、休息区、音像区。图书陈列按一般图书区（按国际分类号第一字母排列），参考书区（标准、地图、摘要等不外借图书），内部资料（政府/机构研究报告）区等。有的还设专门的复印服务部，为教工和学生提供快速复印、打印和装帧等服务。图书流通部与我国类似，采用条形码识别系统，但是借书要排队，离柜台至少一米，秩序井然。自习区值得一提，每桌上安有约50厘米高的简易书架，可以避免互相干扰，废纸篓近在咫尺，方便又环保。复印机性能良好，分布合理，一般自行复印，用储值磁卡或投币，每页(A4)$0.075-0.10。复印完的图书不必归架，由馆员归集和处理，以免放错地方，影响他人使用。
在Internet区，学生可以自由使用，但是注明仅限于学习或研究，不得用于个人目的。上网前，发现别人有预约登记，只好让位。所需的网上资料可以激光打印，每页$0.10-0.30。在声像区，主要提供各学科教授的讲课录象带，学生可以自行放送，用耳机听。咖啡室或自动售货机提供各种快餐和软饮料，有桌椅沙发，可解决中餐问题。还有附设的文具店，可以买到各种学习用品。
5．借书期限和数量不同
由于加拿大图书馆经费充裕，藏书量大，他们鼓励学生多读书、多借书、并加速周转速度。例如，在蒙特利尔大学，教工和博士生可以一次性外借30本，借期4周；硕士生20本，3周；本科生10本，2周。在到期前自行在电脑上续借，最多可续借5次，除非有人预约。如续借5次后，还想借阅，就必须到流通部办理手续。过刊借期为7天，现刊1天，超期罚款重于图书。但是有一个累积罚款上限（如10加元），超过此限，图书馆就停止借书资格。
我国图书馆借书量在20本以内，借期1-2月。甚至某高级图书馆，每次只能借阅3本书，借期一月，不得续借！
6．图书馆的开放程度不同
加拿大各类图书馆向全体师生开放，甚至向外校和公众开放。通常，没有人来盘问你的身份，只要你是读者，并遵守图书馆的规章制度。如果你办理了校际借书证，就可以在不同图书馆借阅图书。魁北克省内有10多所大学开展了图书馆互借业务，借期为2周，可续借。
政府图书馆同样是开放的。笔者因研究需要，须到加拿大交通部图书馆查阅资料，感触良多。我没有带任何证件，只说明了来意，门卫就让我进入大楼。馆长Mrs.GeorgiaLudgate热情地接待了我：迎进门，帮我挂好大衣。知道我从中国广州来，竟然找来地图册，查到了广州的位置。然后，她耐心地向我讲解该检索系统，因为不同图书馆系统差异较大。同时，还交代注意事项，阅览台灯的开关位置及复印机的操作。复印30页以下是免费的。当我离开时，她送我至门口。后来又去了几次，同样受到热情的接待。
书籍凝聚着人类文明的结晶，理应被人们所利用，在利用过程中发挥出图书的最大价值。而在国内一些图书馆一般只向本校师生开放，要出示证件。1997年，曾在某大学图书馆发生一件小事：分校的学生做毕业论文，因没有带学生证，而被拒之门外。以致于有的学生临近毕业时，对图书馆系统还相当生疏，甚至有些惧怕的心理，这与图书馆的封闭性有很大关系。
我国图书馆的封闭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开放时间短，中午间断，晚上闭馆或局部开放；二、各校图书馆相互封闭，甚至大学内的总馆与分馆，分馆与分馆之间封闭；三、图书陈列方式。许多系级图书馆（室）总是“铁将军”把门，教师要查阅资料都非常不便，更不必说学生了。
图书馆的封闭性极大地阻碍图书资源的利用和共享，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也影响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实际上，在信息发达的今天，知识更新迅速，采取封锁的措施是不明智的。除了机密档案，图书尘封越久，价值就越低，到头来成为废纸一堆，岂不枉然？！
7．机构图书馆不同
除了大学图书馆，加拿大非常重视政府与机构图书馆的建设。在首都渥太华有国会图书馆，创建于1790年，有6300多个系列，藏书407，500册。国会图书馆现在也采用最新的电子设备，为议员们提供快捷的信息服务。
在蒙特利尔市有市立图书馆，加拿大交通部图书馆，以及分布在不同社区的24个图书馆，见表2。
在中国除了大学有图书馆外，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在许多大城市中寥若晨星，如广州中山图书馆和广州图书馆。城市建设和改造把图书馆改掉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抛弃或远离书籍，视图书馆为累赘，只崇拜物质享受和灯红酒绿，那将走向没落和衰亡，这决不是危言耸听！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无不与教育的失调，从而导致公众素质低下分不开的。
8．结语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中国有句民谚：“活到老，学到老”。一个国家的繁荣和昌盛离不开教育，而教育不是狭义的，除了全日制教育外，还应包括社会公众的继续教育。图书馆无疑是整个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诚然，中加国情不同，人均GDP差距大。因此，在图书馆硬件方面比不上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从管理、服务等软件上完全可以下功夫，以弥补硬件上的不足。下面谈谈笔者之管见：
8.1实行图书馆的开放性，严惩窃书者
大学图书馆要全面开放，各专业图书馆（室）要联网，实现资源共享。同时，打击窃书或图书毁容的力度，采取“先礼后兵”的办法。在新生入学期间，大力宣传图书馆的规章制度，尤其要强调违规的处罚条例；如果“先礼”后，发生窃书或“毁容”，及时追究，一查到底。对于窃书者，重罚1000元；或公布其丑行，并附上照片，以儆效尤；或责令他做图书馆义务工一个月。对于态度恶劣、屡教不改者，给予开除处分。“重典”一定能产生强大的威慑力量，窃书或“毁容”现象将大为减少，直至消失。
8.2延长开放时间
现在中国图书馆普遍实行机关工作制。这种作息制度与自习和研究的延续性规律不相容。在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的今天，可以采取两种措施：一是重新配置馆员，实行两班制：8：00-15：00和15：00-22：00；周末可行一班制，节假日闭馆。二是招募大学高年级学生或研究生，充任图书管理员。值中午班和晚班，报酬以小时计，具体定额视财力和业绩而定。
9加强管理，提高服务质量
严格实行考勤制度，不能让学生等馆员开门。学生是客户，他们交费上学，理应得到相应的优质服务。对馆员实行动态管理，经考核确认其不能胜任业务者，坚决予以清退。设立咨询员岗位，向师生和社会公众提供优质服务。
8.3增加对图书馆工程的投入
政府应当加大对图书馆工程的投入，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理应慷慨解囊，集腋成裘。从长远和整个社会系统来看，人力资源的投资将高于任何其他经济活动的回报率，正如已故邓小平的至理名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为科学技术毕竟要靠人去创新、掌握和应用。国外许多图书馆是个人捐建的，并冠以芳名，中山大学一些图书馆建设也仿效其做法。在办学经费紧张的今天，提倡个人捐建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一些学校本末倒置，非教学建筑和教学辅助建筑比例很大，而图书馆却空间狭小，书刊陈旧。要扭转这种不正常现象，教学重点场所要从教室转移到图书馆，把图书馆工程列为学校的主要基建任务，想方设法得到上级部门的支持或社会各界的捐助。对于捐建者，给予褒奖或冠名。
8.4加强交流与合作，提高图书馆业务水平
计算机网络起源于美国大学的科研机构，如今INTERNET互联网已经成为政府、工商业和教育等领域信息交流的重要工具。图书馆是人类信息的聚集地，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我国图书馆联网还处于初级阶段，要加强省内外、国内外图书馆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同时，要密切与读者的联系，倾听他们的呼声，不断改进业务。
参考文献
1．ThelibraryofParliamentbrochures(catalogueNo.B104),1998.1
2．Libraryhours:SessionalHours1998-1999,McGillUniversity
3．Directiongenerale,Directiondesbibliotheques,UniversitedeMontreal,1998
4．ville.montreal.qc.ca/biblio
互联网目前已延伸到世界上的各个领域中，而不单单是文学研究领域，并对人们生活的改变产生了重要作用。互联网的出现使文学创作和研究摆脱了延续数千年的纸张束缚，为文学的普及带来了便利，为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带来了自由，并使语言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丰富。因此，互联网已成为外国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快速发展的互联网，外国文学的研究人员不应抵触和排斥互联网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而应积极看待互联网为外国文学研究带来的影响，科学合理使用互联网。
二、互联网与外国文学研究现状
我国互联网起步虽然比较晚，但其发展速度却是十分惊人的，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使我国的文学研究事业进入了互联网时代。目前我国的文学网站已随处可见，除去质量影响，其数量已和欧美国家相差无几。在外国文学研究中，数字化图书馆、网络文学期刊以及专题文学网站的发展建设也日趋完善，虽因为技术和发展时间的短缺与国外发达国家的建设步伐相差较大，但更重要的还与人们对网络文学的批判和忽视不无关系。因而当前我们应转变对网络文学的态度，以良好的心态面对互联网为人们文学阅读带来的便利，与此同时，也不能否认互联网的不利影响。另外，正是由于互联网上的资料查阅更加方便，使得文学研究人员和创作人员为职称和名利，不顾质量，在缺乏科学合理的思考规划下，仅以考核指标为准，按照互联网上的资料进行再创作，长此以往，形成浮躁风气，只追求数量和表面文章，降低学术要求，缺少自主研究和学者风范，成为没有学术品位的文学研究人员。由于互联网上的期刊数量众多，质量参差不齐，部分网站以缺乏学术标准的版面进行，使得相关学者在进行文献引用时出现错误结论，严重损害了外国文学研究环境的学术性，成为当前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低水平复制的源头，并且由于一些缺少学术研究素养的人员不能很好地对外国文学使用本国语言准确表达，将外国文学研究带入了恶性循环的不良境地。虽然我国每年均有大量外国文学研究成果在学术期刊上进行发表，但在这些作品中依然存在不少滥竽充数的作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些课题作者自身水平有限，在没有进行详细严谨的学术考察情况下，仅从其他参考文献中剽窃摘录，使得课题内容肤浅、重复太多;二是在课题选取方面不注重贴合实际，忽视学术逻辑性，主题不够深入，在立题立论上出现偏差;三是缺乏国际视野，体现在论文具体格式上不够规范，在论证中不能保持严密性，没有与研究对象保持足够的思维距离，出现带有感情的印象式研究，无法保证文章说服力。
三、互联网与外国文学研究革新
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流程是对文献进行检索后，对其加以阅读分析，并与专业人士沟通咨询后，综合形成观点，将其写作发表。过去由于信息交流不方便，往往一项研究工作耗时较长，而借助互联网，能有效提高研究工作效率。我国目前建立的数据库系统已广泛运用于国外文学研究中，取代了过去的手工检索方式，通过搜索引擎对信息进行在线查询，极大地方便了文献资料的查阅。当前，外国文学研究者可以通过数字图书馆、电子期刊和网络BBS论坛对相关资料进行查阅，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提高，外国文学研究越来越依靠现代科学，建立了各种类型的多媒体数据库。
(一)数字图书馆
数字图书馆是一种结合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以及数据库技术的系统，它采用规范标准，将海量资料信息进行数字化处理，以资源数据库为核心，通过数据库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对库内信息的存储、管理、检索和查阅。数字化图书馆为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用户提供优质信息服务。我国数字图书馆中存储了比较完整的外国文学作品和相关论著，这为查找资料较为困难的研究人员提供了较大便利，使其能够获取在图书馆中无法借阅的详细资料，研究出更为优秀的作品。而数字图书馆的缺点在于，因为涉及作品版权问题使得图书馆可供查阅的新书较少，对于不适应屏幕阅读的研究人员而言稍显不便。但总体来说，数字图书馆为外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环境。
(二)电子期刊
我国的中文文学电子期刊一般是以刊登作品为主，学术性期刊相对较少，尤其是外国文学研究期刊更是凤毛麟角，与外国文学电子期刊相比存在着不少差距。
(三)网络BBS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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