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天，上海某小学火了一把。该校语文老师的一道关于孔融让梨的语文试题，使该校成为舆论焦点。
试题要求学生阅读有关孔融让梨的故事回答问题：“如果你是孔融，你会怎么做?”其中一名学生回答“我不会让梨”，被老师判错。该试卷被其父贴到微博上，瞬间引来无数围观。有人说孔融原本不喜欢吃梨，所以就把大的让给了别人；有人说孔融牙痛吃不了……
孔融到底有没有让梨?为什么让梨?早已无从考究，或许这个故事只是后来人的杜撰也说不定。
由于我是语文教师的缘故，看到这个新闻的第一感觉就是：语文老师，你怎么了?
我不认识出题者何许人也。或许他只是无奈地依据某个标准答案，或许他本人认定小朋友一定要像孔融一样让梨，或许他需要通过这个题目进行道德或伦理的教育。但不论出于哪种原因，对于同样是语文教师的我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
语文教师，如果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一味参照所谓的标准答案，我只能说，这不仅是老师的悲哀，而且是整个教育的悲哀。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素质教育，强调教育的多元化，强调打破应试教育的束缚，难道这一切努力都没有使这所小学这位老师的心灵有丝毫的改变?
我读中学的时候，就常常听到这样一个故事：语文老师问学生冰雪融化了是什么。这个问题再简单不过了，基本上，小朋友都知道会变成水。如果在我小时候有人这样问我，我也会说出同样的答案。然而有一个小孩说，冰雪融化了变成春天。令人心寒的是，那个提问的老师武断地给予了否定。这个故事，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从那时起，我就立志要成为一位语文教师，当我的学生有这样的灵感的时候，我一定要给他高度的赞美和鼓励。
我十分欣赏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一段论述：“教育必须培养人的自我决定能力，而不是要去培养人们去适应传统的世界。教育不是首先着眼于实用性的，不是首先要去传授知识和技能的，而是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的自我性、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和理解力，以便使他们能在目前还无法预料的未来局势中自我作出有意义的选择。”
语文教师更应该身先士卒，在教学中，引导学生，让他们的心灵长出翅膀，在梦想和现实之间自由飞翔，让他们学会和心灵对话，学会用心灵阅读。作为语文教师，如果你不能在应试教育和孩子之间修筑一道“防火墙”，那么学生只能成为考试的机器，将来有一天，他们做了老师，也同样会对那个说冰雪融化后会变成春天的孩子说不。
关于“现代孔融让梨”的故事，我觉得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道德和伦理的说教，到底在语文教学中要占多大的比例。我不否认文学作品要有一定的道德和伦理价值取向，但是，语文教学绝不能拘于道德和伦理的说教不能自拔。如果这样，语文课和思想道德课就没有两样了。
我一直觉得，语文教师一定要有一颗长着翅膀的心灵，在他的引领下，孩子学会在梦想和现实之间自由翱翔，或许那些梦想很多时候只是幻想，有些飞翔是以价值判断为目的的，但更多的时候只是飞翔而已，没有任何目的可言。好比自然界的花朵，每一朵生命都有属于自己的旅程，然而生命的尽头并不是都拥有沉甸甸的果实。有些花朵绚烂的绽放，留给这个世界短暂的芬芳，他们是不以结果为目的的，或许它们自身就没有任何目的。有些花朵，灿烂之后会结果，被人们欣赏和赞美，收获成功，收获喜悦。开花无果，人们也一样会记得它曾经带来的绚烂和芬芳。语文教学就应该像花儿一样，不要给语文学习加上鲜明的功利目的，心灵的飞翔有很多时候只是寂静的飞翔，没有目的，没有方向。
带着明显的功利目的进行语文教学，教出来的学生最多只是没有灵感、没有创造性的考试机器。语文教学中道德和伦理的价值判断或许无法割舍，但是，作为教师我们可以选择任何方式，唯独不能选择通过承载不确定的多元化答案的语文题目去承载确定的价值判断。所以，我认为，学生让不让梨只是他的价值取向问题，与语文学习没有必然的关系。这所小学的语文教师不应该出这样的题目让学生做，这样的题目需要通过阅读理解来完成吗?
如果，我们的语文学习只是为了考试，把所有多元化的思考归为一元化的答案，孔融一定要让梨，不让梨就一定是错的，那么，只会让我们的小孩子从小学会趋炎附势，不讲真话。或许这位语文老师真的应该重读《皇帝的新装》，好好思考那个敢说真话的小孩的价值到底何在。
国人善于塑造典型人物，为此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编辑。《孔融让梨》的故事，大多数人知道的版本是这样的：有一天，孔融一家老小集中吃梨，孔融被授予优先“选秀权”。他出人意料不挑大的，只拿了一个最小的。他爸爸看见了，暗自高兴，儿子才四岁就这样懂事。他问孔融：“这么多的梨，你为什么不选大的，只拿一个最小的呢？”孔融答曰：“我年纪小，应该拿个最小的；大的留给哥哥吃。”
故事讲到这里，孔融的道德品质就被凸显出来了，我们的教育家一剪刀下去，“咔嚓”了后面他们认为画蛇添足的部分。孔融其实有五个哥哥，一个弟弟。所以父亲又问他：“你还有个弟弟呢，弟弟不是比你小吗？”孔融答曰：“我是哥哥，我应该把大的留给弟弟吃。”他父亲听了，哈哈大笑：“真是一个好孩子。”
如果这样一个尾巴被广而告之，孔融的形象无疑会大打折扣，按逻辑上讲这样前后矛盾的回答无异于狡辩；从效果来看，孔融这样回答父亲，突出了自己，岂非陷五个哥哥于不义？
孔融让梨最受争议之处是它不符合四岁儿童的天性，孩子如果接受这样的道德教育，将来固然会成为人才，但多半会成为曹操式的人才――奸雄，这显然不是故事传播者的本意。
针对传统的《孔融让梨》，有高人虚拟了一个美国式的哲理故事。说一个美国孩子，因为接受了类似“孔融让梨”的道德教育，结果长大后成为了大骗子，最后进了监狱。而另一个家庭，开明的父母让孩子们通过各种竞赛，优胜者吃大梨，最后孩子们个个成为了社会精英。
这样一个故事听起来很符合现代人的思想理念，被广为转载，可是同样经不起推敲。孩子之间如果相差几岁，彼此智力、体力发展水平差距甚大。通过竞赛，小弟弟怎么可能有机会赢大哥哥？这样的竞赛等于宣布大哥哥每次吃大梨，久而久之，小弟弟就会彻底失去信心。
《孔融让梨》难就难在大人们非要使“梨”有很明显的大小区别，非要提醒孩子们注意这种区别，然后做出选择。现实生活中，我们不会把大小差别很大的梨子一起买进来，而天真的孩子们也未必会刻意去比较梨子的大小，然后再拿来吃。孩子是天真的，复杂的是我们这些成年人，我们过早地把成人世界的斗争引入了孩子之中。
孔融让梨中，最值得批评的是刻意考验孩子们的孔父，为什么不能给孩子们天真的权利呢？
【原载2008年4月10日《常德
晚报》】
在洛杉矶逛了几天后，一天早晨，杰克拉着我来到当地一所基督教小学，说是给这里的孩子们义务上课。为了便于管理，孩子们在暑假里也要上学，只不过功课相对平时轻松了许多。杰克告诉我，他每次回国都会来这里讲几堂课，也算做慈善吧！杰克给孩子们讲了一堂精彩的励志课之后，便向校长提议让我也给孩子们上一堂课。我自恃英语水平不错就答应了，给孩子们上了一堂关于“礼让”的中国传统美德主题课。为了更好地表现主题，我引用了“孔融让梨”这个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故事。讲完故事后，我引导孩子们说：“孔融四岁就知道让梨了，我们要向他学习，做一个懂得礼让的人，大家说好不好？”
说实话，这样的主题课我都不知道上过多少次了，可谓得心应手，每次都能让孩子们感动得不得了。这次，当我问这些美国孩子们“好不好”的时候，却只有寥寥数声说“好”，而且音量还很轻，好像心不甘情不愿似的。我有点纳闷，提示着再次发问：“难道不好吗？”
我原以为这下孩子们应该会大声说“好”了，可足足一分钟都是一片寂静，最后有个10来岁的男孩站起来说：“陈老师，我不打算向孔融学习，我觉得他做错了！”
“啊？”我被吓了一跳，“为什么说他错了？”
“孔融是先拿了几个小梨，然后告诉爸爸说大梨应该给哥哥和弟弟吃，我想如果他真的打算让梨，为什么要先拿梨呢？为什么不最后一个去拿呢？”男孩的口吻中似乎满是质疑。
“先拿后拿有关系吗？”我困惑地问。
“当然有关系！我觉得他的哥哥弟弟也有可能会让梨，但因为孔融抢先拿了小梨，他们没有了表现让梨的机会。孔融不仅抢走了让梨的机会，还让父亲产生了一种只有他才会让梨的错觉。事实上，陈老师您也肯定认为只有孔融才会让梨，其实这只是孔融给你的错觉，他的哥哥弟弟也有可能会让梨，只是他们没有了让梨的机会罢了！”说到这里，男孩显得有些激动，他咽了咽口水接着说：“我觉得孔融的做法完全不值得提倡，如果让哥哥弟弟先拿梨，哥哥弟弟剩下什么就吃什么，或许这才算是真正的礼让，因此我一定不会向他学习！”
我完全怔住了，这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解读方式，细细想来也有几分道理，以至于让我这个拥有15年教学经验的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才好，只能强撑着作了一番总结，然后匆匆逃出教室……
多数网友认为，这件事反映了中国教育的缺陷：这个流传千百年的德育教育故事不仅成了“国家标准”，也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其中有个网友这样写道：“这是德育题，却出现在语文考试中，如果是一个有经验有爱心的老师就可能会采取更为委婉的技巧和办法，他会首先表扬这名孩子说出了心里话，同时，也要让他晓得，如果和其他小朋友分享梨子，变一份快乐为两份，岂不更好？
另有一大部分网友在支持小朋友说真话的同时，也力挺老师：既然学完了孔融让梨这篇课文，就应该学习孔融让梨的精神。如果学习了又不肯让梨，课文白学了。
网友的议论表达了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关注，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个别网友认为这是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真正区别。
一、思想素质与价值观养成问题
思想就是对客观世界的应对和反映，而价值观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做人的准则与底线。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对与错要视具体的现实世界和所处的时代特征而定。这种认识的本身就是开放的思想与包容的价值观的体现，是新形势下文明的标志。
1.思想应该生动活泼不拘一格
对人类最大的束缚就是思想禁锢。禁锢人的思想是不文明的表现，也是时展的桎梏。社会的变革与发展都是从思想的开放而开始的。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是周的中央集权瓦解的时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时期。大家的思想是相当开放的，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孔融让梨”是儒家思想的表现，是以血缘为纽带建立社会秩序，这与墨家的“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思想不一致。儒家强调“爱”有差异，就是基于血缘由近而远；而墨家讲究的是“博爱”，“爱”不应该有远近之分。如孔融让梨，他就是儒家的秩序观念的反应。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长幼有序。他最小，所以选择一个小的“梨子”，这是孔融让梨的儒家思想本意，如果在墨家看来，孔融选大选小都是对的。因为人与人之间不分高低远近“生而平等”。在春秋战国时代，儒墨两家均为“显学”，就是说这两种思想在当时的社会都很流行。
在春秋战国时代还有一位思想家叫杨朱，他的思想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是典型的自私自利，且有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意思。因为，拔下一根汗毛而有利于天下的这等小事他都不愿意去做。显然，按照杨朱的思想，孔融让梨就是属于愚蠢行为。但这种思想在当时也是有市场的，否则便不会流传下来。那么杨朱的思想是否正确呢？事实上杨朱是告诫人们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而不要去指望别人的意思。这个思想和当代的商品经济内涵是相同的，在“分工”的前提下只有“私有”才能导致“交换”行为的发生，这是商品经济产生的两个基本前提和条件。
思想应该是自由和开放的。这是我们培养学生的目标，也是素质教育的目标。
2.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是别人或社会强加的，是在开放的思想指导下慢慢养成的。是独立思考的产物。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包括正直善良、诚实信用、包容谦逊等。在我们灿烂的文明史中，正统的儒家思想就不乏这些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可以说俯拾皆是。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体现了儒家的“恕”的思想；关于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儒家思想也给出答案就是“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这些人生观与价值观是我们宝贵的先民遗产，我们应当传承和发扬。
可惜到了基础教育的最基层——中小学里，我们的老师、同学却常常不那么争气，不知道时时处处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专家领导的脸面，甚至一不小心揭了基础教育的老底。不久前上海某小学上演的关于“孔融让梨”的答问便陷我们的基础教育于尴尬的境地。
在上海某小学一年级的一次语文测试中，一名小学生在回答“如果你是孔融，你会怎么做”这道题目时答道：“我不会让梨。”结果被老师打了大大的叉。这位小学生说，他觉得4岁的孩子一般不会作出让梨的举动，所以才写了这样的答案，并坚信没有答错。网络上，网友们也似乎统一好了口径，认为此题言之有理即算对，说自己的心里话更不能算错。
这道题孩子答错了吗？我以为孩子没有错。“如果你是孔融，你会怎么做”，从问句的形式来看，这本身就不是一道答案唯一的题目。你可以让，也可以不让，甚至还可以切成片平均分……这完全取决于当时具体的情境和每个分梨者各自的需求。我们不能要求每个孩子都如“圣人之后”孔融一样成为克己让人的道德风范。所以那位小学生“觉得4岁的孩子一般不会作出让梨的举动”，进而回答“我不会让梨”，实乃经过精心思考而得出的答案。
这道题老师判错了吗？我认为老师也没有错。也许在某些人看来，老师朱笔在手考分便如私企老总发薪一般可以凭个人好恶赏赐，如今老师判卷可完全要看“标准答案”的脸色行事！谁不知道今天的老师离开“标准答案”就寸步难行？那标准答案上只有“让梨”一个正确答案，你答“不让”、“切分”甚或“抽签”、“抓阄”就自然只有得红叉叉的份了。
那么到底是谁错了？我来告诉你：是我们的基础教育错了。我们的基础教育虽说较过去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其存在问题依然严重。比如教育资源的严重不均衡，教育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差距悬殊；比如教育理念落后，教育内容和教育形式过于陈旧……而从上述“让不让梨”的故事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我们的基础教育中存在着这样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我们的基础教育依然在“应试教育”的轨道上运行，教学依然唯“教参”、“标准答案”是瞻。而这些“教参”、“标准答案”常常是一家之言，争议颇多，但在考试（甚至包括中考、高考这样的大型考试）中，“标准答案”往往就是金口玉言，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所以，在今天的中小学教学（尤其是文科教学）中，死记教参内容、死背标准答案的现象十分严重，教师、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性难以得到真正的发挥。即便是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基础教育也难以在教育理念上真正与国际接轨。从这样的学校里走出的孩子，又如何指望他们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力？如何指望他们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蜕变？
关键词：二孩时代；教育；方法
自2016年1月1日我国全面开放二胎政策，拥有二孩的家庭越来越多，这也意味着会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将面临家有二孩的各种问题。因为当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家长难免将注意力放在照顾老二，忽略老大的感受；在两个孩子起冲突时家长总会要求老大要让着老二等等。有什么方法教育引导老大、老二和睦相处，建立美满和谐家庭，不仅是社会也是我们教育工作者需要研究的。
一、“大让小”出现的问题
案例1. 王女士家的大孩（儿子）今年5岁，二孩（女儿）快3岁，两个孩子年龄相差2岁，由于年龄差距不大，因此经常在一起抢东西，而他们家的教育理念是：大让小。由于老大经常被教育着要让着妹妹，哥哥基本养成了谦让妹妹的习惯，而且大让小也已成为他们家的家庭规则。但是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时，比如妹妹抢哥哥心爱的玩具，或者最爱的零食时，哥哥会激烈反对，两个孩子会因此打起来，尽管有父母调和哥哥也绝不相让。
案例2. 李先生家的大孩（女儿）今年9岁，二孩（儿子） 3岁。两个孩子年龄相差6岁，两个孩子在一起玩时，小儿子看着大女儿玩啥就跟着要啥，老大如果不让，老二就哇哇大叫。他们家的教育模式也是大让小，但是久而久之李先生发现，如今大女儿有了逆反心理，不仅不再让弟弟，而且经常会向姥姥、姥爷、爷爷、奶奶那里哭诉“爸爸妈妈就知道让我让着弟弟，我讨厌他们”。
案例3. 赵女士的大孩（女儿）今年14岁，二孩（女儿）4岁。两个孩子年龄相差10岁，平时在家老大比较知道让着老二，家庭还是比较和谐的。但是由于赵女士的大女儿比其他的堂或表的弟弟妹妹都大，逢年过节的时候家里人聚在一起，她基本上什么都得让着那些比她小的弟弟妹妹。赵女士也总是提醒大女儿作为姐姐要有谦让之心，久而久之，一遇到家庭聚会，赵女士的女儿就主动疏远那些堂或表的弟弟妹妹们，因为她觉得什么都得让着小的，和他们在一起很没意思。
从上述案例不难看出现在很多家长惯用的教育方式就是“大让小”。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论是在家庭教育还是日常的社交生活中，很多家长往往会采用“大让小”的教育方式。可是弟弟妹妹就可以一味地要求哥哥姐姐让着自己吗？面对弟弟妹妹的要求，哥哥姐姐就只能选择谦让吗？这种教育方式是否妥当呢？
二、“孔融让梨”的启示
中国的孩子很早都学习过孔融让梨的故事，它讲的是：孔融（东汉时期山东曲阜人，是孔子的第二十世孙）四岁的时候，在他祖父六十大寿那天，由于来客很多，有一盘香梨，放在寿台上面，母亲叫孔融把它分了。于是孔融就按长幼次序来分，每个人都分到了自己就得的一份，唯独给自己的那一个是最小的。父亲奇怪地问他：“别人都分到大的梨子，你自己却分到小的，为什么呢？”孔融从容答道：“树有高的和低的，人有老的和小的，尊敬老人敬得长辈，是做人的道理！”孔融让梨的故事，很快传遍了汉朝。小孔融也成了许多父母教育子女的好榜样。在现代家庭教育中很多家长也效仿“孔融让梨”的典故，试图让孩子能够学习孔融。
在西方的教育体系中，孔融让梨显然不符合他们对学龄前儿童的教育理念，西方学者普遍对此进行了实验。在传统的西方家庭中，一位家长为了观察孩子们之间的友爱程度，把大小不同的苹果放在桌上，任由他们挑选，在挑选的结果出来以后，家长表扬了那位选的最小苹果的那位孩子，而对那位挑选了大苹果的孩子进行了批评，其实在挑选的最初，那位选择小苹果的孩子也是想选大苹果，但他懂得选小的更能赢得大人的青睐，从而违背自己最初的意愿选择了小苹果。而这在某种程度上给了那些受批评的孩子一些启发，间接导致了孩子们学会了撒谎，过早接触了一些不良的信息。最终孩子们长大后都走上了违法的道路，然而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另一个家庭，却发生了不同结果，家长鼓励挑选小的苹果的孩子，赞扬他们的友爱精神，并且表扬挑选大苹果的孩子，称赞他们勇于追求自己想要的，显然这些孩子长大后都有了不一般的成就。[1]
三、注重教育引导的方式
首先，家长尽可能做到“一碗水”端平，平等对待每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之间很容产生矛盾、嫉妒，避免矛盾嫉妒的最好方法就是父母“一碗水”端平，公平对待。生活中父母容易“包庇”幼子，很自然地为他找到“他还小”的借口，这就容易让老大觉得父母偏心，甚至会迁怒弟妹。家长如果一味地强调“大让小”，不仅会养成小的孩子骄横、野蛮的坏脾气，而且还会让大孩子养成软弱的性格。如此一来，不仅对两个孩子个性的形成和发展极为不利，两个孩子融洽关系的形成也会受到一定影响，也不利于构成家庭的和谐发展。在家庭教育方面，家长如果坚持“大让小”的教育方式，务必把握好老大“让”的度，“这里的让可以是谦让、礼让，但绝不能是忍让。”可以鼓励老大让着小的，但也要鼓励“小的要关心大的。”让两个孩子知道家庭中应该彼此依赖、互相照顾。
其次，家长不要让两个孩子做比较。比较可谓人之天性，人们或多或少不经意间都会把两个孩子在各方面进行比较，家长切忌在孩子面前将他们进行比较。每个孩子都是与众不同的，即便是同一父母所生的两个孩子，他们可以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容貌，不同的兴趣爱好等等。对待不同的孩子要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在老大身上行得通的方法在老二身上不见得能行得通。不恰当的比较容易引发两个孩子之间的竞争和嫉妒，特别是在被比较中处于劣势的那一个不仅容易对另一个产生不满，更容易让他失去自信，甚至会导致劣势的那个孩子的抵触、逆反心理，因为他会觉得是另一个夺走了父母对他的爱和信任。
第三，家长要有良好的心态。两个孩子难免会出现争抢、打斗，出现这样的情况，家长尽可能的不要干预。其实两个孩子会在争抢、打斗的过程也是磨合、交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会找到最恰当的相处模式。正如出生在70年代的王女士回忆他和弟弟童年的时候说的那样：“小时候我和弟弟天天斗，一直斗到我上大学，连邻居都说：‘你俩要是哪天不斗，我们都会觉得少点啥。’我父母当时工作都很忙，没工夫搭理我们那么多，因此对我和弟弟的争斗很少管，只是偶尔说两句，可是我和弟弟的感情至今却好得很！”
随着中国二胎政策实施，越来越多的家庭将会进入二孩模式，做家长的尽可能做到保持良好心态，“一碗水”端平，公正公平地对待孩子，不要出现偏爱或情感倾斜，造成孩子心理上的阴影。在解决矛盾冲突时，不应以孩子的年龄大小作为评判的标准之一，而应就事论事，以规则论事。让孩子懂得谦让幼小固然是一种美德，但在小伙伴社交里，一定不能让孩子仗着年纪小就觉得别人让着自己是应该的。不管年纪再小，都应该学会与人相处，学会遵守一些社会秩序，尊重规则，长大了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让孩子能够健康发展，家庭能够和谐发展。
文本解读方面的情势比较严峻，在学生天马行空的“体悟”面前，教师讲授失去了合法性，学生观点即使错误甚至荒谬，教师也不加以纠正。武汉特级教师洪镇涛举过例子，讲完了《皇帝的新装》，教师问应该向谁学习，一部分学生说应该向孩子学习，因为孩子敢讲真话；一部分学生说应该向骗子学习，因为骗子骗了国王和大臣，是为“义”骗。在《愚公移山》课堂上，学生提出，愚公移山的原因是大山挡在家门前，与其移山，不如搬家，移山破坏生态环境。对朱自清的《背影》一文，学生则认为父亲“违反交通规则”，此等父爱不足为训。按照多元解读原则，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教师没有批评的权利。有时，学生信口雌黄，教师囿于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一味给予廉价的表扬。至于一些难度比较大的课文，如《再别康桥》，教师普遍反映没有什么可讲的，最好的办法是让学生在朗读中进行独特的体悟。[1]
在教师完全失语的情况下，学生的主体性是真正被调动起来了，还是被遮蔽了，甚至被歪曲了？从真语文的观念看，这样的主体性是真主体性，还是伪主体性？值得我们深思。
主体性作为一种哲学话语，旨在人的精神的自由创造，阅读主体性的真谛，乃是不受潜在成规约束的、对文本深层独特的发现，绝不是脱离文本的随心所欲、信口开河。[2]由于这个基本问题长期未能得到澄明，近年课堂教学上，师生之间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现象比比皆是。更严重的是，这种混乱近来还有披上理论外衣的趋势。为了细致深入地揭示这种趋势的严峻性，笔者试以目前颇受重视的个案进行剖析。
《读者・原创版》2013年12月号刊载“心路独舞”的《孔融让梨遭遇美国孩子》，美国孩子对此故事质疑颇为纷纭：1.孔融父亲的朋友为什么不给孔融家送一样大小的梨子？2.孔融的父亲为什么叫孔融分梨？他分不公平怎么办？3.为什么要分给每个人吃，谁想吃让谁拿不是更好吗？4.孔融这样分梨，剥夺了兄弟们选择的机会，可能是想吃的分到了小的，而不想吃的却分到了大的。5.孔融的目的是公平，但却不公平。6.孔融在逻辑上自相矛盾，他年龄小，拿最小的，但还有一个比他更小的弟弟，却没有拿到最小的。7.孔融表现谦让，剥夺了兄弟谦让的权利。8.孔融不诚实，他很可能是自己不喜欢吃梨，才给自己一个最小的。9.孔融的父亲不负责任，让一个孩子去做这样的事，而且不民主。
作者表示困惑：一个中国儒家思想的典范在美国孩子这里却变成了推崇特权、践踏平等和虚情假意的典型，到底是哪里出错了呢？此文引起了较大反响。先是《教师博览》2014年3月号转载，同年中语会会刊《中学语文教学》刊出《中美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差异给我们的启示：以〈孔融让梨〉的解读为例》，作者将青岛大学宫振胜和卢文丽在曲阜、湖北小学与初中以此题材所做的对比研究结果，在当年7月全国“批判性思维教育”讨论会上公布：中国学生几乎一致认为，孔融很谦让，不自私。作者的结论是：“美国的孩子有着良好的批判性思维的意识、习惯和能力。他们自觉地质疑孔融的行为与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原则，质疑孔融父亲的行为，甚至质疑故事本身的合理性，质疑故事作者的立意及其价值偏好。”[3]也就是说，他们强大的主体性与中国学生形成反差。
问题在于，中国学生尊重文本，从中读出文本的核心价值，无疑是符合文本内涵的。[4]美国学生则背离了文本的核心内涵，脱离文本的质疑本身就经不起质疑：孔融父亲的朋友为什么不给他家送一样大小的梨子？这是对历史的无知，当时根本不可能提供当代美国超级市场那样同样大小的梨子；就算送来的梨子是同样大小的，按美国学生的逻辑，同样可以质疑，为什么要送一样大小的梨子？至于父亲为什么叫孔融分梨，问得更幼稚：可能是有意考察他的品行，可能是随意的，不料孔融有如此意外的表现。不管哪一种，都与文本的主旨无关。至于分梨不如谁想吃就拿，问题也不能成立，因为这个问题的前提隐含着梨子很充足，谁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而文章前提是梨子有限，如果不分，大小不一，可能引起纷争。说孔融剥夺了兄弟们自由选择的权利，更是弱智，愿意吃小梨却分到了大梨，完全可以和分到小梨的交换。说孔融自相矛盾，比他更小的兄弟却没有拿到最小的，这种矛盾是情感逻辑与理性逻辑的不同，强化了他对小兄弟的谦让。说孔融这样谦让，剥夺了其他兄弟谦让的权利，其潜在的前提是，每个兄弟都像孔融一样谦让，则是对孩子人性自发性的肆意强加。说孔融不诚实，自己不想吃大梨，伪装主动拿小梨，在逻辑上是或然性极低的猜测，不能成为推理的前提，在伦理上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
美国学生的质疑，有着共同的特点：第一，脱离了文本，置情节逻辑于不顾；第二，脱离了文本的历史和民族文化语境，为当代美国生活经验所局限；第三，质疑的前提莫须有，几近无理取闹；第四，批判性思维是一种科学的理性思维，起码要言之有据、言之有理（符合逻辑），导向文本深层，而不能满足于感性的、无序的、随意性的游戏，甚至是恶搞。此课例的背后明显带有西方解构主义反本质、去深度、废真理的性质。作为文化哲学，解构主义以绝对的普遍性为特点，因而其解构的对象不仅是文本，而且包括作者和读者主体性。解构主义，无所谓真假、是非，颠覆我国传统文化经典价值是必然的。然而，此等虚无主义与我国实践乃检验真理的立国之本背道而驰，真语文恰恰是要唤起学生主体自觉，以辨真假，明是非。
美国学生提出这些问题，看似机智，实质都是伪问题，这些学生的主体，也不能不是伪主体。
本来，美国的母语教育在全世界就没有什么优势。1992年笔者在美国听老布什总统演说，他深为美国中学生的阅读写作（和计算能力）落伍感到忧虑，希望到下个世纪“我们的孩子”（our kids）能够赶到世界前列。21世纪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在欧盟主导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测试阅读（和计算能力），占据前列的最初是北欧，后来则是中国上海和北欧、日本、韩国等国家，美国中学生总是排到二十名以后。在2012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阅读平均496分，上海学生平均570分，而美国学生则为498分，低于上海学生72分。美国教师联合会主席兰迪・温加腾在一份声明中说：“可悲的是，美国忽视了表现出色的国家的经验。”[5]人家明明是在检讨自己对“出色的国家的经验”（中国、北欧和东亚）的忽视，而我们却妄自菲薄。这从心理上来说是一种民族文化自轻自贱，从哲学上来说是缺乏民族文化主体性自觉。
当然，就美国而言，在特殊地区，他们也确有不在少数的杰出教师善于对文本进行批判性的具体分析，有效地调动学生的主体性。例如，有位教师讲读《灰姑娘》，学生认为后妈是坏人，持厌恶态度。这显然是学生出于自发共识，并不意味着独立思考，主体性处于潜在状态。要有独立的主体性思考，就得具体分析，提不出问题就无法唤醒主体。这位教师提出：如果你是后妈，会阻挠她去参加王子的舞会吗？孩子的主体表层被触动了。有孩子诚实地承认自己也会阻止。教师继之以因果分析，提出为什么？学生说，因为爱自己的女儿，希望她当上王后。这就把矛盾推到学生面前，动摇了学生原生的共识，激活了学生潜在的主体性。这位教师不像我们一些教师那样不敢对学生进行教导，而是具体分析后妈的坏中有好：后妈看来是坏人，但她爱自己的孩子，只是不能同样爱别人的孩子，因而，不能绝对说是坏人。接下去教师提出，后妈把辛黛瑞拉锁起来，为什么她还是去参加了舞会？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课本上，学生很快回答：有仙女帮助。这样的问答似乎多余，但这只是一个铺垫，为了从相反方面提问题：如果没有得到仙女的帮助，她是不是就会放弃参加舞会了？学生做了否定的回答以后，教师把学生的思维推向反面：如果因后妈阻挠就放弃了机会，她可能成为王子的新娘吗？学生说：不会！这就把学生的主体性在进一步的反思中推向更深层次：是谁决定她去参加王子的舞会？学生说：她自己。学生主体被教师从感性推向理性的临界点上，后妈的阻挠只是外部条件，关键是她自己，这是内因。教师因势利导系统性地推向新层次：辛黛瑞拉没有妈妈的爱，后妈也不爱她，这并不能够让她不爱自己。因为她非常爱自己，她才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到这里，教师超越文本的具体人物的命运，将之普遍化概括为：如果你们觉得没有人爱，或者有一个不爱你的后妈，你们要怎么样？学生说：要爱自己！教师总结，没有一个人可以阻止你爱自己，如果别人没有给你机会，你应该加倍地给自己机会。这里所讲的已经超越了灰姑娘的故事，而是人生哲理了。到达这个高度，学生的主体性不但被激活，而且得以升华。
这位教师对文本层层深化的分析都在触动、深化学生主体的原生感受，第一个层次是，后妈并不绝对是坏人；第二个层次是，光有仙女等帮助的客观条件，她若不去舞会，还是不能成功；第三个层次是，决定性的因素是她自己在任何逆境下都要去舞会；第四个层次是最重要的，即一切外在的逆境微不足道，成功的关键在于顽强地爱自己；第五个层次是，除了她自己，没有人能够阻挡她走向胜利；第六个层次是，越处于逆境，越要爱自己，坚持自己的追求。这个结论相当深刻，显然带着美国式的成功哲学的特点。然而，这位教师的杰出在于，提出最后一个问题，实现货真价实的批判性思维：这个故事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学生陷入深思，（过了好一会儿）才发现：午夜12点以后所有的东西都要变回原样，可是，辛黛瑞拉的水晶鞋没有变回去。直到这个时候，教师才难得地在表扬学生时，把遥远的童话和学生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天哪，你们太棒了！连伟大的作家也有出错的时候，所以，出错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如果你们当中谁将来要当作家，一定比这个作家更棒！你们相信吗？”孩子们欢呼雀跃。此时，学生自发的、无序的感性主体性已经不知不觉地被颠覆了六次，提升到了第七个层次，这个层次才堪称自觉的理性主体性，这才是美国式的批判性思维精粹。自发的主体性获得了自觉的活力，这正是教师主导性的胜利。这位教师并未一味放任学生自我体悟、合作探究，而是凭着自己的学养，以层层深入的问题主导学生的思维。这种主导的魄力来自教师对文本深邃的理解，柳暗花明的分析能力，循循善诱的方法，以及对经典文本疏漏的洞察。
相比起来，那个讲孔融让梨故事的教师，完全放任学生自发主体的漫游，实在暴露出其专业主体的贫弱、阙如，甚至可以说是零主体。
把美国教师的失误当作成功，且由大学教师将之披上“理论化”的外衣，还拿到全国性的学术会议上去展示，居然没有引起质疑，这种低级失误并非偶然。在引进西方教育理念时，如此这般的荒谬有其普遍性根源。第一，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学，从一个极端到另一极端，从满堂灌到满堂问，从教师霸权到学生霸权。第二，对主体性哲学范畴缺乏清醒的具体分析。学有学的主体性，教有教的主体性，这本该是常识。第三，对主体性的局限缺乏批判，主体性乃是一种启蒙主义哲学，故当代哲学前沿已经是主体与主体的对话，这叫作主体间性（inter subjectivity）。第四，对平等对话的内涵缺乏清醒的认识，对话的前提乃是双方均具主体性，回避、抹杀教师主体性，导致教师主体性缺失，甚至变成零主体，教师就不能不成为学生的尾巴，学生主体性也就不能不落空。第五，学生的主体性是自发的、感性的、潜在的，教师的主体性则是自觉的、理性的、专业的、自觉的，从学养的意义上说，二者并不平等。第六，对于平等必须具体分析。平等对话是人格的平等，并不是专业修养的平等。第七，教师主体的任务乃是以自觉主体性主导对话，把学生自发的、潜在的、感性的主体提高到自觉的、理性的高度。
美国《灰姑娘》教学中师生对话，双方人格是平等的，可教师一直处在主导地位，驾驭着学生的思维层层深入。美国教师虽然在实践中达到了这样的水准，但在理论上没有做出原创的概括。倒是中国的钱梦龙先生早在基础教育改革以前即1981年就提出“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6]，这不但为实践所证明，而且也是我国教育传统在新时代的新概括。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提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说的是，不到学生百思不解时不去开导他，这也就是他所说的“困而知之”。首先，诱导学生“愤”“悱”“困”的不是学生自己，而是教师；其次，“启”“发”“知”的主体也是教师；最后，“启”“发”只是告知学生一面，目的是把学生的主体调动起来，让他们拓展向其他三面。这种比西方要深厚、悠久的传统理念，被钱梦龙先生原创性地概括出来，本该得到器重，可在基础教育改革发轫之时，被迷信学生片面主体性的人视为“反对基础教育改革”，故在初期的语文课程标准中，不但讳言教师主导，而且连教师主体也刻意“回避”。然而实践粉碎了洋教条，仅仅十多年以后，学生主体和教师主导一起写到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
历史已经把教师主导的任务明确放在了我们面前，故真语文提出，落实学生主体，只有排除伪主体，才能提升真主体。要承担起这样的历史任务，多媒体的豪华包装和弱智的满堂问并不能掩盖教师贫乏主体的尴尬。有出息的同人，只有在主体的深度、高度上，以毕生的精力积累学养，才能驾驭学生自发、无序的思维向自觉的高度提升。这就意味着，在文本的学术资源上，在哲学修养上，在对话时口语、书面语和古代汉语的运用上，在雄辩和幽默感的把握上，以毕生的精力不懈攀登。
参考文献
[1]关于《皇帝的新装》《愚公移山》《背影》的解读，由于篇幅关系，此处不便详论，请参阅福建教育出版社《孙绍振如是解读作品》有关文章。《再别康桥》的解读，请参阅语文出版社《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有关文章。
[2]主体性来源于德国康德启蒙哲学，1981年由李泽厚在《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中揭橥，1985年由刘再复作文学范畴的阐释。此处不赘。
[3]刘桂萍.中美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差异给我们的启示：以《孔融让梨》的解读为例[J].中学语文教学，2014（12）.
[4]当然，《孔融让梨》也是可以批判分析的，由于篇幅关系，此处不便展开。请参阅张永刚.“孔融让梨”政治生态观念的嬗变[J].兰台世界：下旬，2014（10）；钱文忠.孔融让梨，该让不该让？[J].中外童话画刊，2015（2）.
从孔融让梨到三味书屋：
不能说“不”的儿童
近期，一则微博引起网络关于孩子教育的热烈讨论――上海一名小学生在学完《孔融让梨》的课文后答题，对题目“如果你是孔融，你会怎么做”，作了“我不会让梨”的答案，结果老师给了个红叉。家长认为这道题没有标准答案，“一怒之下”将答卷刷上微博。
对于成人来说，孔融让梨代表了一种谦虚和分享，早教专家认为：“孩子只不过是遵循了本心。提出了一个异化性的答案。”
但作为成人，早就对儿童形成了习惯性批判。孩子说了“不”，孩子不知谦虚、礼让的情操，在他们看来是危险的苗头。
遵从式的教育也让鲁迅“耿耿于怀”。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鲁迅这样描写只知道经书典故，不允许学生发问的迂腐先生：我才知道做学生是不应该问这些事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我遇见过好几回了。
“只读书，正午识字，晚上对课”，连发问都不允许，破坏了孩子们“乐学”的天性。这和不去引导，只给“叉”的教育者别无二致。每个孩子都有说“不”的权利，对于“不”的正确与否，需要教育者去引导孩童做出选择，而非给出一个固定答案让孩子邯郸学步。
《世说新语》有一则故事，司马睿给儿子提了个问题：你觉得长安和太阳哪个远呢？儿子答：太阳远，因为“不闻人从日边来”。第二天再问一遍，不料这回他说太阳近，因为“举目见日，不见长安”。这个故事忝列《夙惠》，足见编者对孩童能自圆其说的“出尔反尔”，持肯定态度。
成长“禁忌”：
中国孩儿能做什么？
一名“70后”妈妈兴冲冲地找教材教孩子学成语，却发现儿童成语读物中赫然收录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论是翻开《儿童成语故事》，还是打开《宝宝学成语》，必有“头悬梁锥刺股”、“精忠报国”……她说：“不是说这些成语不好，而是感觉离儿童的世界太遥远，太说教，太成人”。
教育要尊重孩子的实际水平，在孩子尚未成熟之前，要耐心地等待，过多成人化的因素加诸孩子身上，是在乱拧孩子“时间”的发条。
马克・吐温有3个女儿，一次旅行前，大女儿苏西动手打了妹妹克拉拉，尽管事后苏西主动向母亲承认错误，但按照家规，苏西必须受到惩罚。惩罚的方式由自己提出。
苏西提出几种受惩的办法，最终决定选择她最不情愿受到的惩罚――不坐干草车旅行。马克・吐温非常理解女儿为自己决定的受罚方式对她究竟有多大的分量，他后来在回忆这件事时说：“并不是我让苏西做这件事的，可想起可怜的苏西失去了坐干草车的机会，至今仍让我感到痛苦――在26年后的今天。”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卧冰求鲤、割骨疗亲的“孝经”随处可见。《弟子规》的第一句便是“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父母的精神影子无所不在、父母的命令无所不从，那孩子到底能做什么？惩罚和强迫往往成为儿童教育中无处不见的现象，孩子像地里的苗子，被忘记了童年的家长“拔苗助长”。
卢梭们的“儿童样子”：孩子的世界不需要过多成人精神
教育家卢梭曾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
尊重儿童是家长的第一堂课，就连最民主的家长、“童话大王”郑渊洁也可能是教育的“独裁者”。
郑渊洁，小学四年级自动退学，靠父母辅导和自学，独自一人撰写《童话大王》。成为父亲后，他“怂恿”儿子郑亚旗退学，小学毕业的儿子从扛鸡蛋到报社部门主管，再到办公司请父亲打工，父子共同演绎了极具童话魅力的家教故事。
正当家长们极力推崇童话大王的教育方式，郑渊洁却将自己的小女儿郑亚飞主动送进学校，并且期望女儿“一直读到博士”。
郑渊洁从小在女儿面前经常提不让女儿去上幼儿园、上学的事情，反而激发了女儿的“逆反”心理，拗不过女儿的要求，郑渊洁只好先把女儿送进了幼儿园。每天在送女儿进幼儿园之前，他都认真地嘱咐女儿：“哪天受欺负，觉得老师对你不好，就和爸爸说，咱立马就不去了。”
谁料，女儿每天都是乐滋滋的，上幼儿园上得不亦乐乎，从来没有过不想去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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