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孔子 德育思想 现代教育
孔子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德育思想是其修身养性和实现发展的核心理念,这些理念不仅在思想方面引领着人们正确的实现为人处世之道,同时在实践中也体现了道德的重要性。仁爱、礼义、忠恕、明智和诚信是孔子德育思想中的主要内容。
仁爱。仁爱是孔子思想中的核心理念,主要是指一种高尚的品德,孔子是仁学的开创者,他提出“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等思想。仁爱是一种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和精神追求,其他的美德都是围绕着这种道德修养而展开的,一个人想要追求真正的品德,就应该以爱人为主要的前提。“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应该不断的提高自身的修养和道德,才能够实现道德的标准,才能够为实现最高境界的仁爱奠定基础。“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乎,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孔子十分注重人的品格的修养,也就是人的德育教育,认为人的品格的塑造主要取决于道德的自主性,完善的人格需要不断的积累和道德的培养,小人和君子的区别就在于其道德思想的培养,同时,仁爱虽然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准则,但却不是不可以追求的,只要努力地提高自己的内在修养,就会达到仁爱的境界。孔子还认为,仁爱是最完美的、最善良的精神,是决定一切的根本。
礼义。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中,仁爱是其核心的价值理念,而礼则是其德育教育的修身准则,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是把仁爱的思想运用到实际的生活和学习中的行为规范。儒家德育思想的目标是通过礼规范人的行为,使社会的道德、社会的法律和家庭的准则对受教育的人都具有规范作用,使礼成为每一个人应该自觉遵守的准则,达到人对自己有礼、人对人有礼、人对自然界有礼的境界。孔子主张以“礼”为社会道德规范,包括政治等级制度、伦理道德规范、一切交往礼仪等,要求人们专心地去遵循“礼”所规定的诸多封建等级秩序,以平治天下。孔子修身思想中礼的特征,主要体现在礼的行为方面,要求修身的人要符合礼所包容的东西。首先,应该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要严于律己。社会上生活的人存在着多种多样的秉性和特征,倘若不用一种统一的道德加以规范,就没有秩序可言,所以,礼是个人立身行事的最基本的东西;其次,要以礼待人,在社会交际的过程中,如果每个人都能够以礼相待,利用礼去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促进其协调发展,才能够达到社会的和谐发展。
忠恕。忠恕原则是孔子思想中的具体的实施方法,孔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意思就是说忠恕是仁爱之道的主要方面。忠恕主要以忠为思想的核心,对于自己而言,主要是指做人一定要忠于国家、忠于事业、忠于朋友等,要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摆正自己的心态和位置,也就是说,做事要体现忠诚原则。孔子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要求弟子一定要善于与人沟通,而且要本着“与人忠”的原则。“忠”就是下级要按照上级的指示进行事宜的处理,特别是在臣子对君主的侍奉过程中一定要本着忠恕的思想理念。在师生的相处中,也要体现忠诚的思想,学生要以忠的态度严格要求自己,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犯错误,但是能够及时的进行改正的话,也是秉承了忠诚原则的,如果犯了错误还没有改过的想法,就没有秉承忠的核心理念。孔子提出的忠恕的原则也不是指完全的服从,不是绝对的服从主义,主要是介绍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和为人处世的方法,是一种积极和主动的道德原则。忠恕就是要宽以待人,以己量人,推己及人,实现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
明智。明智的思想可以从几个方面来描述。首先,明智对于个人而言就是要有自知之明,能够正确的看待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同时也是一种智慧的表现。明就是指一个人能够正确的反思自己的错误,加以改正,提升自我内在品质的高度。孔子认为,一个人要想实现自我修养和智慧的提升,一定要怀有一颗善良的心和达观的胸怀,他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义。”只有形成了上述的思考模式,才能够达到明智的境界。其次,明智是一种道德品质和分析事物的能力。所谓知者不惑,也可以说是智者不惑,拥有智慧的人不仅体现在对知识的认识,还指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理论和实践是一对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共同体,在孔子的修身的儒家思想中,智重在人事,重在了解和辨别社会现象,所以为“知人”而“知言”就成了智的最基本的内容。知主要是一种认识世界和描绘世界的一种过程,人实现了对知识的了解,就开启了放眼世界的大门,知人就是指要清楚地把握人的才能和品德,但知人的目的,则在于知贤而善用贤,以实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的济世目的。在孔子看来,要深刻地认识仁义,并把它转化成自己的内心信念,就要在行为上坚守仁义,不违仁义。
诚信。儒家思想中的诚信主要是指做人应该从自身出发,追求真正的人格的实现。“诚”的含义等同于孔子思想的知,就如同知一样,其核心的思想内涵主要是指精确的、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意思。“信”就是不失言于人,不欺人、守诺言,是全心全意履行和实践一个人的诺言。孟子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荀子也认为:“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论语》则认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这些思想都体现了实现诚信的途径和意义。诚信的思想贯穿在孔子修身和德育思想的整个过程。“信”在《论语》中出现了四十几次之多,可见,孔子对于诚信的要求是很高的,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孔子十分推崇这种德行,他提出:“弟子入则孝,出则梯,谨则信,泛爱众,而亲仁”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谁人不亲”这些思想都是把“信”看作是建立人际信任关系的根本因素,看作是实现理想人格的先决条件。
对孔子德育思想的评价
孔子的上述思想不仅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延续千年,对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和世界也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结合现代社会的现实情况对孔子的德育思想进行正确的评价,会对教育有所启示。
人是道德的主体,人格的树立有利于个体价值的实现。儒家文化的“仁爱”思想是中国人最为重视的思想之一,这种仁爱体现了社会崇尚志士仁人的气节和精神。孔子认为那些为了自我实现而进行不懈努力的人本身就是仁爱的体现,这些人把实现仁爱作为自身的一种道德情操,而不是当作他人实现利益的工具和手段,也不是任何形式的强势和权威甚或是金钱的工具。孔子尊重个体的独立人格,并且突出了作为道德人格主体的个人独立意志。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人是一个主体,人格的实现是人类自我意识的深化,同时也是人格尊严的具体体现。人在尊重自我意识的同时,不能够把别人的意识强加给别人,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德育思想是实现人的主体性的重要途径之一,孔子认为:“仁远乎哉?我欲仁,则斯仁至矣。”“为仁由己”,“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他认为一个人的道德教育的提升和道德品质的升华,应该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自己的锻炼实现仁义道德和知识文化修养的完美的结合,最终实现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双向的德育的提升。通过传授道德知识、鼓励自我修养、启发道德思考来进行道德教育,从而从道德论上肯定了每一个主体为善为恶的自觉和自由,赋予了每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中实现自我的能动自主性及其内在根据。
重视道德修养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孔子认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重点在于怎样提升群众的道德修养和品质,只有每个人都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丰富的知识结构,才能够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指个人的知识结构和道德素养的高低决定着国家的繁荣和太平。道德修养的提升在孔子的德育教育中是核心内容,也就是在这种道德的基础之上,孔子力图把道德的思想贯穿于社会中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之中,认为只要把道德思想注入社会的各个方面,社会就能够和谐稳定的发展。可见,孔子的道德思想对社会起到举足轻重作用。修身主要在于修德,孔子修身思想的政治意义在于强调德育结构中“德”的主导性和重要性。修身被看作是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主观条件,这一点在孔子倡导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观点中有充分的体现。从政治方面讲,孔子还说为政者要做到使“近者悦,远者来”,要以安定社会为己任,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认为统治者只有“为政以德”才能“众星共之”。所谓“政者,正也”,即要求统治者严格遵循社会准则,以道德人格做人民的表率,并用德礼来教化人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样就可以使每个人各安其分、各守其位,人人遵守各自的名分伦理,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有教养的人,便可以实现和维护社会稳定。
过度扩大道德的功能会导致道德中心主义。在孔子生活的时期,他推崇的以德治国思想将道德作为社会发展和稳定的主要的手段,“以德代刑”和“以德服人”的现象盛行。所以,孔子的这种修身思想实际上是夸大了道德在社会发展和人的塑造中的作用,扩大了道德修养的功能,造成了社会对道德的高度崇拜和盲目崇拜,这种现象就陷入了道德中心主义的误区。以道德为中心的治国理念容易造成过度重视人对社会的治理,忽视法律和法规等硬性制度的建设,这种情况引起的社会问题是很严重的。孔子强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治理国家的好坏取决于统治者道德素养的高低,而不是取决于法律和制度是否健全,这种体制在集权主义的制度下,过分地夸大道德的作用,把国家的统治寄托于君主个人身上,必然不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导致国家的灭亡。其次,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孔子把道德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导致了对法律和制度建设的轻视。传统儒家政治推崇德治而看轻法治,认为唯有德治才是政治统治的正道与上策。孔子崇尚道德的功能,道德被当作了维护政治统治的最主要、最直接的手段,相应的必然导致了对法治思想和法制建设的轻视。社会的发展除了需要人们自觉的道德意识,还需要法律和各类社会规范。孔子的这种重德轻智、忽视科学技术的修养思想取向直接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对于知识培养的匮乏,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就个人而言,仅仅接受道德教育是不够的,人的全面发展包括德、智、体、美等几个方面,除了德,还必须具备相应的科学文化知识、智力技能结构、强健的体魄、优秀的心理素质和正确的审美观及创造美的能力。
孔子德育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德育是教育工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孔子的德育教育是其教育工作中的核心内容。以德治国的首要任务就是用道德去约束百姓的行为和思想,他认为理想中的国家治理应该不是充满刑罚的治理,而是通过言传身教的德育教育进行治理。“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德育教育应该是培养人的最重要因素。我国现代社会延续了传统的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礼仪之邦的德育实践理论使当时的社会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在现代的教育中,我们应该借鉴孔子的德育思想,根据一定社会和受教育者的需要,遵循品德形成的规律,采用言传身教等有效手段,通过内化和外化,对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法制和道德几方面素质开展系统活动。学校教育是培育人的事业,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必须在办学的全部过程贯彻这一指导思想,充分体现“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原则,继承儒家把德育作为核心和本质的德育思想,更加重视思想道德教育,切实把德育置于学校教育工作的首位。
“做学问先要学会做人”是德育教育的核心任务。教育的宗旨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国第三次全教会再次强调素质教育不仅是要让学生掌握知识,培养能力,更重要的是使学生懂得做人的道理,具备做一个合格公民所必需的品德、心理、责任感、精神、观念等。首先,我们要善于发现和树立品德高尚的榜样,用高尚人格教育和鼓舞学生,从而实现教育的目标。其次,要从立身、行事和处世三个方面培养学生的基础性道德,然后根据思想形式形成处事之道。再次,注重学生全方位素质的培养。教育学生学习并实践孔子仁爱、礼义、忠恕、明智、诚信的修身内涵,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最后,理论结合实际,把孔子的仁爱和诚信等思想应用于实践之中,实现德育教育的目标。
内容摘要：孔子的经济伦理思想在孔子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孔子的经济伦理思想以富而好礼为价值取向，以义来调整利益关系，注重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与节用。其思想的现代价值体现在建设生态文明、构建节约型社会和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方面。
关键词：经济伦理 富而好礼 节用
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伦理思想是核心组成部分，孔子的伦理思想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经济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的封建社会能够保持相对长时间的稳定与达到高度繁荣，与孔子的伦理思想是有内在联系的。孔子伦理思想中经济伦理思想占有重要地位，孔子经济伦理思想的重要特征隐含在世俗伦理思想中，通过调整社会阶层与民众的义利关系，建构并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实现社会基本公平与正义。
孔子经济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中国封建社会建立了严格的等级秩序，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等诸多社会活动都按既有的等级秩序展开。经济伦理关系与社会等级秩序有内在关联，社会等级秩序的建立又受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影响。中国古代的诸多思想家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此即通常所谓“天人合一”的观念，如老子、孟子、庄子等。孔子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也是如此，虽然孔子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论述不是很广泛，但深入而理性，采取一种朴素的唯物论。这种朴素的唯物论已经为孔子的经济伦理思想的建立奠定了正确的哲学基础。
自古至今，政治、经济制度及社会秩序的建立受对人性认识的影响。儒家对人性的认识就存在明显分歧，孟子是典型的性善论者，而荀子则是典型的性恶论者。人性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统治者对待被统治者的态度与方式，影响了政治制度与社会治理方式。其实人性是复杂的，善与恶是人性的两极，无论用哪一极来描述人性恐怕都是不确切的。孔子对人性的认识则很中庸与辨证，“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这里的“性”是指人最初的自然属性，相近而不相同，“习”则指人的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无善恶之分，但人的社会属性就相去甚远了，出现了善与恶的两极分化。孔子的“性相近”的人性论，没有简单判定人性的善与恶，从某些角度看，与现代的复杂人假设理论接近。这种人性观，有利于认知与理解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们的复杂行为。
孔子经济伦理思想的内涵
（一）经济活动的价值取向：富而好礼
古往今来，人们生产劳动的目的就是满足生活的需要，过富足安定的生活也是人们自古及今的追求。孔子认识到富贵是人们的追求，“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可以说，追求富贵是人的本性使然。孔子的生活也离不开经济作为基础。在仕鲁之前，孔子主要靠兴办私学维持生存，“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并且为了扩大招生人数，采取“有教无类”的招生策略，一方面说明孔子好为人师，另一方面也说明孔子为生计所迫。在鲁从政期间，俸禄比较优厚，据匡亚明先生考证，孔子在鲁国为政时的薪水为“俸粟六万”，即领取实物薪水粮约二千石。其后，开始了前往诸侯各国求官问学长达十四年的羁旅生涯，一方面收取微薄的象征礼仪性的学费，一方面获得一些官府的俸禄，维持教学与生计，但也曾困于陈蔡之间，甚至连粥都快喝不上了。所以孔子是希望人民生活富足的，因为民众富足了，才能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所以孔子积极鼓励人们通过努力获取富贵。
孔子反对的是富贵“不以其道得之”，提出了“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也就是获取富贵的道德性与正当性。在现实社会中，很多人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了财富与地位，也有人拥有财富与地位后为富不仁。仁与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认识到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比物质利益需要更高的，并因此也更为根本的人类需要，即道德需要，所以民众富裕后要进行教育，使其知仁懂礼。孔子到卫国，看到卫国人口众多，弟子冉有问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答曰：“富之”。冉有再问：“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富之”反映了孔子经济伦理的价值核心，实现富裕并非最终追求，终极目标是“富而好礼”。“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如何实现“富而好礼”？教育。孔子意识到，一个人在富裕之后，如果不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就会产生一种“富而骄奢”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不良道德状态，而这一状态反过来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不良影响。“富之”实现了经济活动的初级价值追求，“好礼”才能保证这种富裕在道德的约束之下，保证社会的稳定与经济伦理的有序，并使这种富贵向更高尚的层面升华。
（二）经济伦理的关系调整：重义以制利
经济伦理关系不是抽象的关系，是经济行为中的客观实在，经济伦理的实现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与手段。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论语・里仁》），意即君子对天下的事情，没规定可以做什么，也没规定不可以做什么，行为的标准是要依从“义”。那什么是“义”呢？众所周知，在《论语》中，“利”是与“义”相对应的概念，“义”的对立面就是“利”，要了解“义”首先要清楚“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从如何对待“义”和“利”的关系上来区别“君子”与“小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道德高尚的人深明大义，善于从整体和全局看问题，不自私自利，不计较个人得失；德行差或卑鄙的小人，不明大义，只晓得个人的私利，甚至损人利己。因此在孔子看来，“利”更多带有私利的成分，“义”则带有道义的成分。落实到经济伦理关系上，孔子更重视“利”获得的道德性与正当性。
“义”与“利”是不可分割的矛盾的两个方面，把“义”与“利”割裂开来是不现实的。孔子其实是非常重视发展经济与获取利益的，因为孔子在率领弟子周游列国时饱受缺钱少粮的困顿。孔子认为问题的关键是获得利益的道德性与正义性，孔子说：“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可见，孔子并非毫无原则地反对“利”，孔子只反对在获得物质利益时所采取的不道德手段，所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焉”（《论语・述而》）。儒家思想另一个集大成者荀子对于“义”“利”的关系有更清晰的认识，认为“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篇》）。不加分析就说儒家只讲义不讲利，是片面的。事实上，儒家的义利观是用来调节社会集团与集团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思想武器。儒家认为，在“义”与“利”发生矛盾的时候，要着重考虑“义”，不要“见利忘义”，要以“义”为重。
（三）经济发展的成果分享：均之与节用
孔子的“富民”之道把经济发展看作是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但是，仅此是不够的。因为影响一个社会稳定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从经济关系方面来看，分配问题似乎显得更为重要。《论语・季氏》载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关于“均无贫”，很多人把“均”理解为“平均”，此并非孔子的本意，唐凯麟等人（2004）研究认为，“‘均无贫’之‘均’，依朱子所注，乃‘各得其分’之意。而这个‘分’也就是依照封建等级制度所规定的权利之‘分’，这就意味着孔子所说的‘均无贫’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平均主义”。他们认为孔子忧虑的不是“相对贫困”（寡），而是分配不均，不是“绝对贫困”（贫），而是由此导致的社会不安宁。由此看来，孔子此说并非要求财富分配的绝对平均，近乎其意的解释是说无论财富的多或少，分配公平才能得人心，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孔子认识到人的财富要求是无限的，社会财富也不可能无限增加，另外，富与贫永远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所以孔子提倡节俭，即“节用”。于个人生活，“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于整个国家，“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从个体与国家两个层面提出了勤俭节约的要求。孔子对贫而乐的精神极为赞赏，孔子赞扬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种安贫乐道的精神正是儒家理想人格的内在要求在消费问题上的体现。孔子还大力提倡节俭，“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论语・子罕》），即他赞同大家节俭。“均无贫”是保障社会财富分配公平，消除相对贫困，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而“节用”则控制人的欲望的无限膨胀，使有限的社会财富发挥最大功效，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
孔子经济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一）建设生态文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生态文明以人与自然关系和谐为主旨，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注重维系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追求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关系协同发展，以最终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实践证明，如果生态系统不能持续提供资源、能源、清洁的空气和水等要素，物质文明的持续发展就会失去载体和基础，进而整个人类文明都会受到威胁。因此，建设生态文明对于我国现实和未来的发展意义重大。
孔子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的生态观，已经朴素地认识到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并且敬畏自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当然，孔子并不消极地停留在对自然的敬畏上，而主张积极地去了解自然及其规律；认为不了解自然及其规律的人，配不上称君子。他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孔子不仅敬畏自然，还尊重一切自然与生物。孔子对自然界的山与水非常热爱。他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山与水是自然界的象征，是一切生命的源泉和载体。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尊重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二）倡导勤俭节约，建设节约型社会
建设节约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而提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中央明确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就是要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切实保护和合理利用各种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这是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兴衰，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决策。当前我国一部分人追求物质享受，“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人们应该像孔子说的那样，做个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矣”（《论语・学而》），积极认真地工作，勤奋好学，增加个人修养，丰富精神世界。从国家层面讲，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处于初级阶段，财富还相对贫乏。孔子的“节用”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遵循其内涵，在防治挥霍、奢侈、腐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更对构建节约型社会有着积极意义。
（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社会
同志曾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在当前社会各个领域，普遍存在公平与正义缺失的现象，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隐患。孔子已经注意到分配正义、社会公正问题，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为政》）？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理想目标，是社会和谐的基本要求。公平正义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不仅涉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问题，还直接关系到全体人民经济权益和政治权益。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只有不断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才能使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使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才能使政府的工作得到群众的衷心拥护，社会才能真正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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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庸;现代管理;价值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
一、《论语》的管理价值
作为儒家思想集大成的《论语》是集中孔子言行的学说,是孔子一生管理思想的概括,是孔子入世的集中表现。在这里孔子对于管理目标、管理主体、管理方式、管理空间、管理时间、管理情境都有充分的体现。
孔子注重自身的修养,但孔子不主张远离尘世,闭门苦修,“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孔门讲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孔子生平为例,孔子一生,周游列国,欲行其治国平天下的壮志,但数番受挫,终于不达,未能成其兼济天下的雄心,最后退归田园,独善其身。但孔子的独善其身也与当时的隐逸之人不同,他并没有藏到深山大川之中,避世避人,而是一边修订儒家典籍,使得“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同时笔削春秋,以正世道人心;一边讲学杏坛之下,使得知识广泛传播,使更多的人可以知道。可以说,孔子的一生是入世的一生。
孔子的言论主要保存在《论语》中,《论语》就是孔子之学的载体。孔子没有像老子、庄子、孟子、荀子一样,对自己的学说有长篇大论成系统的表述,他以“文、行、忠、信”教弟子,他“不语怪力乱神”,他只是踏踏实实的教人注意自己的言行,去行“中庸之道”,去守住自己的道义。《论语》中没有玄虚的出世的东西,它只是脚踏实地的入世的学问。孔子其人,是入世之人;其学,也是入世之学。孔子虽然一生不达,但他自称是“待沽者”,他也周行各国,欲求自售。他认为“不仕无义”,孔子对自己很有信心,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虽然孔子一生不仕,但是孔子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希望“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中处处充满了这种类似管理篇言的表述。
对于管理目标而言,《论语》强调“义”与“利”的统一,强调“和谐”的境界;对于管理主体,《论语》中既强调统治者要有高超的智慧和谋略,也强调管理者要有人文关怀,强调大仁大义,强调修炼浩然之气,提高自我品德修养;对于管理方式,《论语》中强调既要有“术”与“道”,即用合适的方法、谋略来进行管理,又强调“仁”与“德”,即着眼于对人性的尊重,按照人世间的道德要求进行管理;对于管理空间,《论语》中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类管理活动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和统一性;对于管理的时间,《论语》既注重抓住时机,当机立断,更着重于深谋远虑,考虑到资源可利用的时间,要“用民于时”,而不是“用民于时时”;对于管理的情境,《论语》强调对变化的管理,是顺应规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为的过程,即孔子认为的“时中”和“通权达变”。不难看出,“中庸”思想更是在其中处处体现。
宋代赵普曾言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古人也知道《论语》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学思想。“中庸”作为孔子思想的重要范畴,有着深刻的内涵,它虽然只是两个字,却基本上包含着儒家管理上的深刻内涵。因此,“中庸”的管理思想自然是儒家管理学思想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在经营管理上忠于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他在《论语与算盘》一书中认为,“儒学”是“和魂”的基础。在他创办的500多个大企业中,极力推行“中庸”的管理方针;广为人知的日本管理之父、“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也在企业管理中广泛的推行《论语》之学,他曾在其《关于中庸之道》一文中说,“中庸之道”的真谛是:“不为拘泥,不为偏激,寻求适度、适当”;“中庸之道”绝“不是模棱两可,而是真理之道,中正之道”。他呼吁:“但愿真正的中庸之道能普遍实践于整个社会生活中”。在此等信念下,松下的发展循序渐进,最终创造了一个企业王国;台湾塑料大王“经营之神”王永庆认为,一个企业的资源可分为有形和无形,一个公司经营的成功,人的因素起作用很大,属于人的经验、管理智慧、品行、观念、勤奋等无形资源比有形资源更重要,他认为这里诸多无形条件的核心就是儒家的“中庸”、仁、义、礼、智、信;具有“中国式管理之父”美誉的培训大师曾仕强教授更是认为:中道管理是中国式管理最核心的思想体系,不掌握中道管理,无以掌握中国式管理的精髓和全貌。并结合儒家的“中庸”思想构建了著名的M理论,使之成为企业各级管理者、政府与事业单位管理者以及从事其他各种管理工作者全面领会中国式管理之道,获取中国式管理智慧的宝库的重要理论。可见“中庸”之管理学价值已受到很多管理家的重视。
二、“中庸”的现代管理学价值
目前,世界管理学的主流还是西方管理学,西方管理学的发展无疑受到西方实证性思维方式的影响,特别是工业革命后,物理学发展的辉煌成果使人们以为凭借实证的科学分析方法可以认识任何一个学科的规律,这种思维特点深刻影响了西方管理学的发展。“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建立在实验基础上,对当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经济人的假设不利于劳动者主观积极性和潜能的发挥。古典组织理论认为,通过科学方法可以发现存在于组织中的管理原理,并提出了一系列管理原则,例如统一指挥、部门化、授权等,仍然指导着今天的管理实践,但他们把管理对象视为客观存在,对人性的挖掘不够。
以著名的人际关系大师梅奥的霍桑实验为标志的行为科学学派开启了人性研究的全盛时期,虽然梅奥的社会人假设仍然存在缺陷,但毕竟前进了一大步,可以说,中国先哲对人本性的分析在此得到了回应。此后,关于人性的继续探索层出不穷,构成了心理学对人的需要、动机、和群体动力分析的理论基础,代表性理论有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弗鲁姆的期望理论、麦克莱兰的成就动机理论等,至此,人在管理实践中的重要性得到了一致认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西方管理学派迎来各种学派百家争鸣的新时代。社会系统学派、权变主义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管理过程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经济角色学派等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探讨管理本质规律,拓展了管理学视野,丰富了管理学的内容和实践。目前各学派还在不断发展演变之中,很难说哪个学派会成为管理学的主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加强对人的研究,向人本方向发展,注重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将继续主导未来管理学的发展。
与此同时,21世纪人们的伦理观也发生了全新的变化,20世纪人的心智模式和思维方式是20世纪众多约束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这些约束因素在21世纪发生变化之后,作为管理的出发者,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都将发生不可预知的变化。重利不重义的20世纪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应该转变为全新的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以此来构造未来的社会和经济体系。21世纪以人为本的管理学将覆盖全新的管理伦理、管理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在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末期,东周王朝由于礼崩乐坏,制度开始动摇,社会呈现出十分动荡不安的状态。孔子立志行道,企求恢复天下的秩序与和平。他行道的目的,在于训练一批公正廉洁、忠勇爱民的行政人员,来推行古圣先贤的德政,实现为老百姓服务的目标。其具体的步骤,则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希望能够完成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目标。这种以人为本、为政在人、以德化人的中道管理思想就蕴含在“中庸”的管理思想之中。首先,“中庸之道”讲究“天人合一”。《中庸》首章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管理依照“老天爷赋予人的本性”来管理,最合乎人性的需要,是人性化的管理。承认天的重要性,同样也重视人的作用。“中庸之道”也就是“以人为本”,以尊重一个人的个性发展与整个社会的大发展和谐与统一为目标,同时追求整个人类的发展和自然的发展;其次,“中庸”管理讲求“情’,“中庸”管理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管理。孔子指出“时中”、“通权达变”便是一个要求管理“合情、合理、合法”的问题。中国的管理由于崇尚西方的科学理性管理模式,反对“合情”的呼声此起彼落,“以礼制情”、“以法厌情”,这种片面的否定态度,其实是不了解我国先哲安排“情、理、法”的真义,事实上在21世纪的今天,情、理、法的管理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
(作者单位:安徽众益医考培训中心)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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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孔子思想；庄子思想；比较德育
中国有着灿烂悠久的历史长河，孕育了众多的历史文化名人，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了。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人。中国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政治家。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自从西汉武帝时期施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开始统治了中国古代的思想界，无论是学子读书还是科举考试都离不开孔子的重要思想与著作。
在儒家之外，道家也是中国古代十分著名的学派，而庄子就是道家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庄子，名周，字子休，宋国蒙人，东周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道家学派虽然没有像儒家学派那样受到统治阶级的认可以及影响深远，但是作为诸子百家之中的一派，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着深远的发展，时至今日对于当今社会的人们，尤其是庄子的思想在德育教育的思想上也和儒家学派一样，对当今社会的德育教育产生了深远的意义。因此，笔者对于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和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的重要思想给予比较研究，来对当今的德育教育进行重要的借鉴与启示。
一、孔子和庄子的德育教育比较研究的现实意义
（一）儒家思想对当今社会并不是“万无一失”的
中国古代的教育自汉武帝时期之后一直以儒家教育为主体，虽然儒家很多的经典思想使人终身受用，例如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直到今天仍需要我们去学习借鉴。但是，儒家思想仍有其弊端，例如三纲五常。三纲五常是由孔子所提出的，当时是为了维护周朝乱世的统治，在春秋时期对于思想有着积极进步的意义。但是，儒家所提倡的三纲五常对今天来说已经不符合当今现实的潮流，尤其是儒家思想对女子持贬斥态度，其中有大量的封建迷信色彩，对于提倡男女平等的当今社会来说，这些必须给予排斥。因此，对于当今社会的德育教育不能将孔子传统儒家文化完全学习与吸收，必须要有选择的去学习与借鉴。
（二）儒家与道家学派的相似与不同之处
有相似才能够比较，有不同才可以互补。孔子的儒家思想与庄子的道家思想，并不都是相互排斥与反对的，儒家所提倡的思想与道家所提倡的思想之中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例如，孔子和庄子都认同“人性本善”，因此提倡以人治国，反对以法治国。都具有“民本”思想，庄子在《天下》中指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这与孔子的儒家思想所提出的民本思想有很大程度的相似之处。当然两个学派也有不同之处，儒家学派主要的思想主要运用于“待人与处士”的方面，而道家学派主要的思想则主要运用于“养生和治国”方面，对于待人处士的方面则很少有所提及。因此对于当今社会的德育教育来说，将孔子的儒家思想与庄子的道家思想中的相似之处加以提倡，不同之处相互补充，对于当今社会的德育教育来说是有非常大的借鉴启示作用的。
（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基本方针的重要含义
同志在中共十报告中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双百”方针，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不断推进文化创新，坚持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坚持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因此，我们继承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不仅要吸收儒家文化思想精华，更要吸收诸子百家中国的重要思想，庄子所代表的道家的重要思想，就是诸子百家中的重要思想。所以，对孔子的儒家思想和庄子的道家思想进行比较德育研究，也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基本方针的重要措施。
二、孔子与庄子思想的不同之处研究
（一）教育的“本真论”与“工具论”之分歧
中国古代的教育与当今社会教育的含义大不相同，中国古代教育的意义在于为统治阶级所服务，教育出的人才是为了维护其统治使其统治地位更加牢固，并不是像今天的教育为了使得每个人能够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因此，封建统治的教育称得上是“工具论”。因为儒家学派的思想正好符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儒家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但几乎都是从国家和社会这个视角，来审视教育的价值。孔子提出了“庶一富一教“的施政大纲，也是把教育作为治国安邦的一个重要条件。且《学记》记载：“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很明显，“建国君民”与“化民成俗”，都是从有利于社会统治的角度，对教育价值所做的肯定。而道家学派思想则不同，道家比较重视从个体发展角度来阐释教育价值，道家的教育价值观具有鲜明的“本体论”倾向，道家的思想则反对一切社会的束缚，因此不赞成儒家道德至上的绝对价值论，庄子认为一切顺其自然，随遇而安，“芒然仿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认为人就应该逍遥自由的存在于社会之中，充分发挥其特有的本真，因此庄子代表的道家学派提倡的应该是教育的“本真论”。
关键词：孔子 “仁”思想 和谐社会 价值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11（a）-0248-02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儒家学派创始人，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卒于公元前479年4月11日，享年73岁。孔子对后世影响深远，他“述而不作”，但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和“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后世尊称孔子为至圣、万世师表，认为他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语录体散文集《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而孔子的言行思想则也主要载于《论语》及先秦和秦汉保存下来的典籍中。与孔子思想有关的史籍文献证明孔子的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中国不同学科文化的发展都可以从孔子那里找到根源，而孔子的“仁”思想是其核心，它贯穿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始终。孔子的“仁”思想具有特定的形成背景，作为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价值，“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对个体和群体的行为、思想、价值取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也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
1 孔子“仁”思想形成的背景
孔子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国社会处于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做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当时代表社会各阶级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周王室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形同虚设，诸侯叛乱天子，大夫叛乱诸侯。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非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伦理道德思想在该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孔子是这一时期的第一位思想家，也是上一个时期的最后一位思想家，在中国思想史上居于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孔子“仁”思想的确立，与孔子所诞生、成长的鲁国的社会环境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鲁国是周公旦的封地，是当时奴隶制的文化中心，保存着丰富的宗周典籍和完整的文物制度。鲁国的文化环境陶冶了孔子对周文化传统无限敬仰的感情，他说：“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进而，孔子通过“好古，敏以求之者”的精神（《论语・述而》），饱览鲁国保存的丰富的文化历史典籍，从中获得了一种极为清晰的历史感和一种历史眼光，同时，对殷周以来由宗教而道德的传统道德进行损益，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仁”思想，为了实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社会理想，孔子身体力行、周游列国，通过“明知不可为而为”的践行方式一生致力于绵延这种后来被称为华夏民族精神的思想，即一种以共同的，一般人的“人”为根源的统一基础的“仁”的思想。最终他创建的“仁”的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体。这样，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主体的理论形态就形成了。
2 孔子“仁”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2.1 孔子“仁”思想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仁”思想是儒家学说的理论核心。在殷代和西周的甲骨文中，至今还未发现“仁”这个字，在《尚书》和《诗经》中也很少出现这个字，直到春秋时期才较多的被人提起，基本的含义都是爱人。基于此，西周时期的人本思想是孔子的“仁”思想的前身。根据西周时期“德”思想，孔子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德目”里的很多内容孔子都用“仁”对它们做了管辖，系统化了“仁”思想，指导儒家学说、伦理道德和中华文化的发展。孔子把“仁”定义为“爱人”，它体现了非常博大的爱心和同情心，其基本涵义是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即人们要互存、互助、互爱，同时也强调主体的自觉、自律和自控能力。孔子宣传具有崇高道德价值的“仁爱之心”，其目的是提高人的品格和精神，使个人不同于其他人和物，超脱自然，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仁”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它重在强调“心性”，是一种内在的思想，其内涵很难用一句话准确概括，孔子也很少对“仁”的本质属性直接阐述，但却不乏对某人是否称得上“仁”的判断，而且这些判断大多是否定性的。据此分析孔子的“仁”思想，它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仁爱观，即“仁者爱人”。纵观《论语》，孔子思想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倡导“仁者爱人”的精神，这种源于周初“保民”、“敬民”思想的精神，就是强调要把人当人，要关爱和尊重他人。“忠恕之道”是孔子“仁”思想的原则，“忠恕”是以待自己的态度对待人，是“仁”的具体运用，是仁的原则，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春秋时期，“礼乐”被破坏，人的道德败坏，人性丑恶，基于对当时社会现实状况的反思，孔子提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就在于爱心和用爱心爱人，这种观点明确地把道德主体和主体追求的价值目标统一起来，将对人的关爱和尊重提高到道德本体论的高度予以关注。孔子的“仁爱”思想把血缘关系的远近作为依据，有层次地讲述仁爱观，它不是没层次、没阶级的。他的思想符合当时的社会现状，具有进步性。
（2）仁德观，即“里仁为美”。孔子认为完美的人格应当包括“仁德”品质，它能够很好地体现孔子的“仁”思想。孔子强调“里仁为美”，认为人首先要使自己的心灵安定在仁的境界中，否则就是最不明智的。君子有着崇高的道德人格、高度的道德自觉和道德修养，是孔子理想中仁德的体现者和实践者。孔子“仁”思想中的道德规范和原则均以“仁”为核心，主要是为了让人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理想人格，继而肩负起历史的使命，即君子要有仁德品质。孔子对君子的仁德观的价值取向作了明确的规定，即：在义和利的取舍上，孔子主张“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强调行义要符合礼的规定，孔子说：“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论语・左传》）孔子同时又明显表现出以义制利，先义后利的思想，孔子说“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在道德内修上，孔子说道：“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如果一个人达到了这三项要求，他就可以算的上君子了；在志向上，孔子认为君子根据自己的物质欲念来制定自己的志向，要诚心诚意立定志向实行仁，把弘扬仁德作为自己的任务。这是养成理想人格―― “仁德”的内自动力和价值目标导向。孔子还认为，为了实现理想之仁，人应该自觉的去除内心的一切杂念和私欲，铸就一种刚健清新的生命意志和生活态度，从“博学于文”和“约之以礼”的角度来服从于内心所持守的仁。
（3）仁道观，即“克己复礼”的。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又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也就是说要实现“仁、礼”合一，就要从身心两方面着手，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能自我约束，遵循礼的原则，即为“仁”，这时，大家公认他做到了“仁”。孔子充分肯定了人的能动作用，并指出了君子的人生追求：君子所追求的精神要高尚，并且行动也要符合高尚的精神，才能实现理想目标，具备最高道德品质―― “仁”。礼做到了才能实现仁，仁具备了才不会做违礼之事，仁和礼互为因果。孔子整合“仁”，主要是为了深化“礼”，使人们头脑中“礼”的思想根深蒂固，为维护宗法制社会制度服务。
（4）仁政观，即“天下归仁”。孔子主张德治，德治的根本意义在于人治。人治的根本意义在于治人，不在于治物。从统治者的角度说，治人包括修身与治民两方面。修身是首要的，修身而后方可治民。修身与治民二者内容虽然很多，而基本的是仁与义，即处理好血亲与政治两种关系。孔子的德治主张，说到底，是“仁”思想在政治问题上的具体体现。《论语宪问》篇讲了君子必须具备某些品质之后，方可治理天下，首先君子要修养自己，保持严肃恭敬的态度，其次君子要修养自己，使周围的人安乐，最后是君子要修养自己，使所有的百姓都安乐，只有这样做，才可以使上层人物和老百姓都得到安乐，所以孔子的修身，更重要的在于治国平天下。
2.2 孔子“仁”思想的主要特点
综上所述，孔子的“仁”思想的特点有：（1）突出强调政治。从字面上看，仁学讲的是个人修养和人际关系，好像与政治没关系。但根据宗法血缘关系讲述忠恕和孝悌，实质上讲述的是君子如何治理国家，因为家是小家，国家是大家，它俩社会政治结构是一样的。“克己复礼为仁”从政治角度强调仁。只有治理好小家，才能治理好大家，即国家，在这过程中，忠恕和孝悌都具有政治功能。（2）个体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孔子主张修养自身，可以实现仁，强调人要自觉地、主动地提高自身修养，可见他十分看重人的自省。孔子的这一思想在宋代通过“慎独”得到发展。（3）抑制个体欲念。恢复周礼是孔子提出“仁”思想的根本目的，其最终目的是维护社会安定。它要求个人利益不能破坏社会安定。所以，提高自身修养，遏制不良思想和错误的行为，使个体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才能确保社会安定。
3 构建和谐社会中孔子“仁”思想的价值
现在，经济和科技都在快速的发展，而人的道德品质却在日益下降，还不如以前的人们好。我们要学习孔子思想，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来改变这不良现状。所以，孔子的“仁”思想并没有过时，它与时俱进，在当代也具有使用价值。
3.1 孔子“仁”思想与爱心培养和行为自律
如今，社会节奏快，生活压力大，人和人的关系越来越淡，有的人只考虑自己，缺少对他人的关心、同情和宽容。孔子思想强调以人为本，以人心性上的改变为出发点，注重提高个人修养，指出个人修身的基本内容是要培养仁爱之心，孔子的这种教化方法，不仅适用于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还适用于以市场经济为主的现代社会。我们需要汲取历史精华，要自律和修心，知廉耻和善恶，使每个人都具备仁爱之心。
3.2 孔子“仁”思想与以德治国
当前，我国施行依法治国，各种法律法规都在不断的完善，但它不是万能的，它能强行规范人的行为却不能规范人的思想。所以，孔子主张的道德和我们今天需要的道德不可同日而语，但就其思想实质来说，孔子的“仁”思想仍是我们进行思想道德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首先，“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思想，对于推进“以德治国”的方略和新时期的道德建设具有启迪意义。其次，就个人来说，要自觉修养和学习，要注意“克己、内自讼、学而不厌”。因此，每天都要进行自我检查，自我反省。再次，为政为官，要自觉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发展生产，取信于民。
3.3 孔子“仁”思想与世界和平
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关爱他人和珍视生命，当代中国社会与维护世界和平都受到了其思想的影响。当前，战争是威胁人类最突出的问题，区域性的冲突和战争经常发生，其原因有很多，但挑起战争者的贪念和没有仁爱之心是最根本你的原因。所以，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孔子的“仁”思想具有重大意义，以期对维护世界和平产生一定作用。
总之，孔子“仁”思想作为构建现代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对我们现代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已经是当代人的共识，相信随着对孔子“仁”思想的传承以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借鉴，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一定能够在现时代开创出崭新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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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上海、天津、浙江衢州、云南建水、甘肃武威、福建泉州、台北、香港，韩国汉城、日本足利、新加坡菜芭、德国、美国等地也都举行了类似的祭祀活动。
今年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学创始人孔子诞辰2556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儒联、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中国国家旅游局、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首次主办“2005全球联合祭孔”活动，全球30多家孔庙同时举行祭祀大典。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曲阜孔庙是此次祭孔大典的主会场。
曲阜的祭孔大典由明故城开城、孔庙开庙、现代公祭和传统祭祀四部分组成，整个祭祀活动持续了4个多小时。是日，孔府、孔庙庄严而肃穆，神圣的音乐声中，身穿明朝服饰的表演队伍和2556名各届代表，从明故城外徐徐行进到孔庙大成殿，展开祭孔游行。祭礼者追风圣贤，感怀历史，虔诚朝圣。在宣读完祭文后，140多名身着古装的表演者演出了祭孔乐舞――八佾舞。
在浙江衢州，今年祭孔的主要形式是“学祭”，体现“当代人祭孔”的鲜明特色 。来自衢州市各大中院校的青年教师和中小学生代表共700余人是今年祭孔的主要祭祀者。全体参祭人员合唱根据儒家经典谱曲的《大同颂》。
甘肃武威文庙的大成殿是此次武威祭孔的主场地，祭孔活动包括清代祭孔大典、孔子后人家祭、《孔子六艺乐舞》表演等，是近年来武威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祭孔活动。参祭的武威各界人员及游客有500多人，其中有武威籍孔子后人100多位。
有着700多年历史的云南建水文庙，近千名各族群众举行了大型祭孔巡游活动，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这里祭孔活动的突出特点。参加祭祀活动的除乐工、歌工、舞佾生和阵 容庞大的仪仗队外，还首次增加了气势恢宏的彝族过山号队伍和哈尼族鼓队，充分 展示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对云南各民族带来的广泛影响。
上海文庙的祭孔活动首先从4位年过80的老人撞响大成钟开始， 然后是新编孔子乐舞表演、楹联新作展以及楹联精品赏析等，而其中最重要的活动是大型情景诗表演《走近孔子》，透过孔子及其弟子同当代青年跨越千年的对话交流， 让人清晰地看到孔子历尽坎坷不懈追求自己理想的人生际遇，形象深刻地理解儒家 思想的精髓。
长春文庙也是今年祭孔大典的一个分祭点，上午10点左右，钟鼓齐鸣，主祭者行三拜九叩之礼，其中祭孔的六个乐章高度评价了孔子伟大的一生，颂扬了其博大精深的儒学思想。
在台北市的孔庙，一年一度的祭孔大典在早上6点钟就开始，台湾各地的1000多人参加了祭礼。今年的祭孔大典是按照传统方式举行的，其中的音乐是按照北宋宋徽宗时代的大成音乐，舞蹈部分是按照明朝的有关文武图谱沿袭而成的。整个祭奠仪式分37个程序完成。
此前，香港各界于24日在伊丽莎白体育馆举行了盛大的祭孔仪式。韩国、日本、新加坡、德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祭孔仪式也同时举行，在当地引起了强烈反响。
孔子：中国文化的王牌
“孔子是中国的王牌”。曲阜孔子文化学院的骆承烈教授如此评价本次全球祭孔。
这次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的全球范围的祭孔，是一次对世界人民肯定孔子的思想价值的行为。从2004年11月中国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挂牌以来，不到一年的时间，全球已经建成了26所孔子学院，报名者络绎不绝。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熊月之称此为“儒家思想的自然传播”。他说，认真研读《论语》和经书里的孔子思想，可以发现很多普遍适用的、永恒的智慧与价值，对于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团体与团体、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有启发作用。如孔子的“天下为公”、“和而不同”、“仁者爱仁”、“和为贵”等思想，不但主导了中国体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也铸造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现在我们所祭的孔子不再是封建帝王树立和塑造出来的孔子，而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中的孔子，一个聪明、风趣、生动的孔子，我们吸收他的智慧，是为了“古为今用”、“打通古今中西之争”。
“孔子热”的背后是孔子思想对人类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伴随着人类所共同面临挑战的增多以及“文明间冲突”的加剧，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转向孔子思想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寻求和谐、和平之道。生活在2500多年前的孔子是国际公认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仁爱”、“天人合一”等思想影响古今中外。如今，其思想学说日益为世界各国人民所认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代表处主任青岛泰之说：“孔子教导人们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世界和平取决于个人思想的认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信念不约而同。”用以弘扬儒学的“全球祭孔”表达了世界对传统文化复归的重视、支持和推动。
其实，孔子和儒家思想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并发扬光大。儒学在大和时代进入日本。今天，日本的儒学已经融入日本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情感及生活方式之中，成为日本民族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在韩国被尊为“大成至圣文宣王”。韩国不仅拥有儒教学会、儒教文化研究所等机构，而且在20多所大学里还设有专门研究儒教的学科。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挖掘儒教的精髓，把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
儒家思想在欧美地区也有影响。法国作家伏尔泰曾说，假如世人都像孔子那样仁义，世界就不会发生战争了。他把孔子的塑像放在自己的书房里朝夕膜拜。德国人卫礼贤在精通儒家文化之后这样教导他的学生：“所谓经济学说、社会学说，皆不如孔教。”在他看来，孔子思想比西方哲学思想更好，所以能统治中国数千年。美国人从19世纪开始认识儒学。1844年，美国学者爱默生说：“孔子是中华文化教育的中心，是哲学上的华盛顿。”
到今天，海内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现有孔庙1300余座，许多孔庙在孔子诞辰日都举行祭孔活动。韩国祭孔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今年仍按照中国古代礼制，身着汉服举行释典大祭，礼制严谨完备。美国旧金山湾区齐鲁会馆在1982年孔子诞辰日举行了首届祭孔大典。2000年，美国加州州长格雷戴维斯签署法令，规定每年孔子诞辰日为“加州孔子日”。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天命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种：即神学决定论、道德决定论和自然决定论。 在殷商统治者那里，天命被用来解释现存政权及君主权力存在的合法性与至上性，属于典型的神学决定论。西周时期，在价值层面上，已经开始了由神学决定论向道德决定论的过渡，从神学政治框架中已经突涌出人性、道德的内容，但仍以神学决定论形态为主，道德决定论只处于附庸的地位。自西周末年以来，随着恨天、骂天思潮的出现，传统的天命价值观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特别是春秋中后期以后，神学、道德决定论在社会政治舞台上互相消长，在扮演重要意识形态角色的同时，从其母体中衍生出第三股趋向——即向自然决定论转换的趋向，这一方面表明了人类对自然现象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同时也表明了人的主体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因此，重新评判和估价传统的天命观已成为春秋时期鲜明的思想潮流之一。但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当时绝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里仍然笼罩在浓郁的天命鬼神形态中，一般人只能在现存的思想观念形态中思考或行为，要轻易怀疑或否定它简直是不可能的。孔子能够对当时人们普遍信奉的天命鬼神观念由信奉、怀疑直至超越，由神学、道德天命观向带有自然倾向的天道观念转化，不但是对殷周以来天命神学的改造与创新，而且还表现出了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无畏的思想品格。
天命虽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主要概念，但它对了解和把握孔子政治思想之内在本质却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孔子对天命的理解和体认，是在对殷周时期对天的基本价值观批判继承与创造发展的基础上完成的。孔子的天命观虽存在着前后不一致的矛盾，当我们把孔子的天命观放在一个发展变化的思想背景下，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而不是静止的固态的眼光来看待这种矛盾时，就会对孔子的天命思想有一个历史的把握和合理的诠释。
孔子曾对殷周以来的天命思想深信不疑，他关于天命的用语和表述，还明显带有殷周天命论思想的痕迹和影响，这与他早年所受的文化熏陶及仕途多舛、经历坎坷有关。孔子幼年就“多能鄙事”、并“入大庙，每事问”（《论语·八佾》）。孔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人格力量，具有主宰一切的伟力，孔子相信人的命运都是天命安排的，并借子夏的话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还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的贫贱富贵夭寿完全与天命有关，绝非芸芸众生之力量所能改变，孔子认识到人的生命中潜藏着某种人事所无能为力的客观限制。正因为天是有意志有威严能主宰操纵一切，若获罪于天，即使祷告也无补于事；这一时期孔子对天命还完全沉浸在盲目的崇信意识中，在心理层面上完全接纳了殷商时期的天命价值观，他所标榜的“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与商纣王“我生不有命在天”在思维路径上可谓如出一辙，毫无新意可言。然而孔子虔信天命，天命并没有给予他应有的回报。相反，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孔子对天命有了新的思考，陷入了深深的肯定与否定、笃信与怀疑、崇拜与理性的矛盾冲突之中。“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论语·述而》）。“有诸”的反问及“丘之祷久矣”的慨叹，透露了孔子对威威天命矛盾犹豫怀疑的心理，与孔子曾经对天命的深信不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特别是其弟子颜渊与子贡的不同命运遭际（颜渊遵天命，却穷困潦倒；子贡不受命，却财货满箧），更加深了孔子对天命的怀疑情绪。若孔子对天命的疑虑动摇仅到此为止，则孔子在天命观上并没有任何新奇创新之处，而只是在重复、重弹殷周以来的天命观老调而已，并没有跳出殷周天命思想的藩篱。但是，孔子之为孔子就在于他毕竟是站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他睿智独到的思想智慧使他在对传统的天命观进行怀疑的同时并没有沉溺纠缠于天命观，没有局限在怀疑传统天命思想的范围内不能自拔，而是在借鉴春秋时期自然科学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及其他各派思想发展的基础上，从此不再言说天命如何如何，不再把天命作为言说的重点，而是对自己的思想辐射点做出了重大抉择，实现了价值层面的两大重大转向：一是超越殷周以来天命具有权威和人格力量的层面，初步完成了由旧的天命观向自然天道观的过渡和转换（尽管这种转换是非常不完善不彻底的）；二是超越殷周以来的神权政治框架，初步完成了由天命神学向人学（现实人生、人道）、由外在向内在、由彼岸向此岸方面的价值转换。正是由于孔子完成了这两项价值观的转换，他的恢弘广博的理论体系皆由此价值转换的基础上衍伸推展而来，从此奠定了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不朽功勋和地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思想体系的限制，孔子对自然现象（天道）并没有做过多的探究，而是把全部理论热情转向了社会人生（人道）方面，因此，孔子的天命观尽管已经出现了向自然天道观转换的趋向，但这种转换还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彻底性，还带有很大的思想局限性，处处显示出信仰与理性的矛盾冲突。可以说，直到战国末期的荀子，才最终完成了由天命向天道的形态转换。相反，孔子对社会人生（人道）方面的思考和观察则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自孔子开始，天命鬼神被悬置起来，天命、鬼神不再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不再是支配一切的人格神，人们只是偶尔把天命鬼神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思想背景和价值依据，采取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态度。人们把关注的重心由天命鬼神转移到了社会人事人生（人道）方面，并在人道领域提出了一系列震古烁今、具有永恒价值和意义的概念和命题，一系列影响中国政治思想数千年的思想观念和政治主张，使儒家最终没有走上宗教之途，完成了儒家政治理论的一个重大价值转折，成为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发展演进的一大里程碑。诚如牟宗三先生所言：“孔子在《论语》里，暂时撇开从天命天道说性这一老传统，而是别开生面，从主观方面开辟了仁、智、圣的生命领域；孔子未使他的思想成为耶教式的宗教，完全由于他对主体性仁、智、圣的重视。这是了解中国思想特质的最大窍门”（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7、41页）。以至于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还认为，要解决当今人类所存在的社会现实问题，还必须回到孔子时代，从孔子思想中汲取思想智慧。
孔子天命观的另一重要方面体现在他对鬼神的态度问题上。孔子对待鬼神的态度与其天命思想一样，同样存在着前后不一致的矛盾，同样需要我们把它纳入一个宏观的动态的背景下来理解。前面已指出，在孔子所处的时代，人们还普遍相信鬼神的存在，鬼神迷信思想还是社会上的主流意识形态。由于人们认识水平的局限，往往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一切无法解释的现象统统归之为鬼神。那么，孔子是如何对待鬼神的呢?孔子对待鬼神的态度，最容易引起歧义的是两段话：一段是“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还有一段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有学者据此来证明孔子具有无神论的思想倾向。确实，对孔子的这两段话，历来歧义颇多。但笔者认为，这两段话并不能得出孔子不信鬼神的结论，由于历史的局限，在孔子时代要做到完全不信鬼神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两段话只是表明了孔子对鬼神模棱两可的态度而已。也就是说，孔子对鬼神的存在与否采取的是一种非常理智的态度，一种信仰而非拒斥的姿态。他既不盲目肯定，也不盲目否定；既不说有，也不说无；人们对待鬼神，既要诚敬严肃不能亵渎，又不可陷溺其中难以自拔，反映了孔子对鬼神的理性的态度，对传统的鬼神文化进行改造与创新的一面；当然还有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孔子在经历了对鬼神的相信、怀疑以后，理性地意识到，鬼神问题并不是一个容易弄清楚的问题，因此他对鬼神问题是慎之又慎，不随意回答（《 论语·述而》）。对千百年来作为一种人们普遍心理认可的鬼神的存在，孔子在无法证实或证伪的情况下采取了“阙疑”的态度，可以说是一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论语·为政》）的实事求是的实证态度。他认为，对待鬼神，最明智的处理方法就是“敬而远之”、“祭神如神在”，这一话语把孔子那种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展露无遗。或许，孔子通过对三代思想文化的整理和研究可能已经完全意识到鬼神迷信的不可信，但他为了使自己的思想言论通行于世而又不可能采取非常过激的方式，于是，孔子便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摸棱两可的态度来对待鬼神之事，当子路问事鬼神时，孔子不直接给予回答，而是以反问的方式回避了问题，孔子的回答显然不能使子路满意，他更深一层追问：人死之后又如何？孔子仍旧以同样的方式予以回答，指出要关注人生之事，而不要一味追究人死之事（《论语·先进》），对子路试图通过祭祀鬼神来医治自己疾病的想法也以“丘之祷久矣”（《 论语·八佾》）给予了否定。这一模棱两可的话语及态度为后世理解孔子的天命鬼神思想留下了极大的争论空间和思想空间。孔子并没有陷泥于“鬼神”有或无的泥潭，以至避免了像中世纪西欧神学家、哲学家们花毕生精力讨论所谓“针尖上可以站几个天使”、“上帝到底是几天把人给造出来的”这类问题的发生，而是让人们首先考虑“人事”上的事情，孔子主张智者应把“务民”之事放在首位，而不可把主要精力放在鬼神之事上。其“敬鬼神”最终落脚于“人道之所宜”，落脚于世俗的道德实践上，这正是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奥秘所在。
孔子虽对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但他认为，在社会政治实践中，人们必须保留对鬼神的敬仰之情，这是孔子的政治目的使然。孔子作为变革时代的思想家，作为“时之圣者”，他对天命、鬼神的态度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理论构想和逻辑推演，而是与其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为其现实政治目的服务的。他的天命鬼神思想与其所要建构的严格等级制度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若完全抛弃了天命，抛弃了祭祀鬼神的仪式，就等于抽掉了君臣等级制度的灵魂，这是孔子所不希望出现的事情。所以，尽管孔子怀疑鬼神的存在，但他从政治的角度考虑，仍主张祭祀鬼神，以期达到维护社会和谐与等级制度的目的。
人性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思想文化中十分关注的重要方面之一，对人性问题的探讨是人类自我觉醒、自我认识的开始。千百年来，对人性是什么的问题，不同时期的思想家们都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讨。在中国思想史上，先后出现过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超善恶论、性三品论、性善恶混、性善情恶论、性二元论以及性日生论等观点，这些人性论观点都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丰富和充实了中国传统的人性理论。但最早提出人性问题并对人性问题进行阐述的思想家则是孔子。综观《论语》全书，虽然孔子对人性问题没有展开讨论，但人性不仅在孔子政治思想体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儒家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探究和理解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及特点有很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传统启蒙读本《三字经》中有两句流传甚广的启蒙话语，“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两句启蒙话语看似简单朴实，实则隐含着至深至远的哲理，是儒家思想文化基本命题和基本价值观的概括。这句话前半句来自孟子，后半句出自孔子。“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对于孔子的这句话，张岱年先生有一段中肯的说明：“孔子所谓性，乃与习相对的。孔子不以善恶讲性，只认为人的天性都是相近的，所谓的相异，皆由于习”（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页）。孔子作为“人性”理论的首倡者，既奠定了以后儒家思想中对人性问题叙述和理解的基调，也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关这一问题的基本框架。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人性善恶问题，但在《论语·阳货》中仍记载着孔子对人性的最基本见解，人性本来是相近的，只是由于后天环境和教育（“习”）的原因，才使得人性发生了差异和改变。由于孔子没有直接言明人性究竟如何，而此问题又直接关涉到中国政治思想的理论性基础，所以后来的孟子、荀子将人性问题从善恶两个方面做了极端性的发挥。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把人类自身的命运构筑在一先验的基础之上似乎是人类在童年时代永远无法超越的鸿沟，是古今中外思想发展史上都存在过的社会历史现象。在人类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时代，对自己或自身周围所发生的一切都无法作出合理明确的解释，人类特有的探知未知世界的欲求与对现实世界理解的有限性产生了强烈的矛盾冲突，人类试图对人的一切行为寻求其背后的答案，似乎在人类行为的背后有一股强大的看不见的神秘力量在左右支配着人的思想行为，这股强大神秘的力量是超越自然和社会的，但又与自然、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是自然与社会的终极价值依据和源头。在这种思维意识的支配下，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家们把社会历史领域发生的一切现象都归结为有一种超越性的存在，似乎任何事情的存在都有一终极性的价值本源在支配或左右着。但与西方社会思维路径不同的是，中国政治文化所寻求的终极性价值本源并不是超越自然和社会之外的，而是内在于自然和社会的，超越性的价值源头与社会人性之间具有内在的沟通性，成为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之一。
一、孔子的音乐精神“仁”
在孔子的乐教思想中，“仁”是孔子文化思想的精髓，在《论语》中，孔子多次提到“仁”他所提到的“仁”，即具有伦理学的意义，又具有政治学的意义。孔子把“乐”的活动作为感染人情，陶醉人性以及培养“仁”的精神的最佳行为方式。他十分强调诗、乐、文在人性和人格完善中的作用，并主张把音乐的活动与人们的活动协调起来。“乐”增添了博爱的精神内容，使“乐”的情感有了心灵的附着，变得更加宏大，充实；“仁”，为礼的实施，剔除了为人处事，行为规范的要求，使“人”不因等级，地位的差异而疏远，分离。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仁”礼、乐，就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了。“乐”的实施，就是要依靠“仁”这是一种文化精神，企望通过对披着“泛爱众”情感外衣的“仁”的精神的发扬，用这种博爱的精神来教育人们，通过群体的觉悟和努力，建立思想的社会秩序。“仁”同样也体现着对个体发展的关爱。这时，“乐”的活动作为感染人情，陶冶人性，以及培养“仁”的精神的最好行为方式，便在孔子那里具有新的文化含义，在其美育实践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也是孔子之所以倾心于乐教的根本原因。
二、孔子音乐美的评价标准—“尽善尽美”
在中国乐美学史上，孔子首先明确使用“善”与“美”这一对概念来区分内容美与形式美的，并提出了两者可以再矛盾中求得统一。在孔子之前，例如季礼观乐时所作的音乐评论，在对具体作品的认识上，已经用“美”这一概念来表示对艺术美的表现形式的赞赏和肯定，并且在对其内容的评价上，也相当多地使用了”德”这一概念来评价其道德内容。因此，季礼在对音乐表演内容与表演形式的评价上，实际上已经使用啦“德”与“美”的概念，但是在理论表述上，还没有明确作为理论上的一对概念来使用。
孔子对《韶》与《武》这两部经典性乐舞的精辟评价，可以认为是明确使用了“善”与“美”这一对概念进行理论表达。根据《论语》的记载，“子谓《韶》尽善矣，又尽美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这里，孔子将乐舞的政治、道德标准（善）于艺术形式标准（美）作了明确的理论区分。并且，孔子是在肯定了“美”（形式美）的价值的前提下，提出以“善”作为评价音乐艺术作品首要的评价标准。但是，这里并没有轻看或忽视“美”的意思在内，只是表明他所追求的，是以“善”为主导的前提下的“美”与“善”的协和统一。孔子强调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中，道德力量的首要作用，因此，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具有道德律的美学思想。
三、孔子是音乐审美主张—“中和”
在音乐审美中，在音乐的变现希望达到一种什么样的要求，即体现啦一种审美主张。孔子依此审美主张，一方面评价诗乐，另一方面，也必须会对当时的“新声”一郑卫之音，提出强烈的批评甚至表达某种愤怒，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孔夫子的文化主张。在同样的审美主张下，这两种审美审美评价形成啦鲜明的对比，反映了孔子音乐思想上崇雅抑俗的审美态度。
四、孔子的乐教思想
孔子非常推崇音乐教育。他的乐教思想根源于其伦理哲学理念，以及生活世界中以人为本的艺术精神。孔子的乐教理想根源于儒家的伦理哲学理念，它不仅对于个人人格修养有着积极的意义，在政治教化中也起着重要作用。今天的世界，人类在物质生活领域已获得几乎是无所不能的知识手段，在功利欲求与技术竞争的推动下，物质极大丰富，但同时，在欲望与功利的障蔽下，人们对于终极性的价值目标诸如信念、信仰、理想等精神上的追求正在淡化，造成人类严重的精神危机。物质文明的进步并没有“顺理成章”（一种错误的判断）地促使人类向高级的精神文化形态转化。功利主义的盲目追求造成的价值垄断挤压掉越来越虚弱的人文精神，物质的发达也会因刺激物欲膨胀而急遽扩张人的负面人性，使其步入异化的歧途。人一旦陷入人文精神失落的危机，精神的价值被消解，就只能停留在生存层次，在不安全中徘徊，降低自身的素质。今天的所谓“乐教”遗忘了“人”的目标而醉心于“技”的运作，善与美的标准被功利取代，“重技轻艺”，“重艺轻道”积重难返，人的审美自由已陷入异化世界的“不自由”。面对今天人类的精神危机，如何寻求自救的出路？重新回到富有生机的传统文化中，挖掘积极向上的人文资源，整合精神生命，才是我们冲出绝境的出路。孔子伦理哲学中的真精神对解决今天人类的困境定会有所作为，继承与复兴孔子的乐教思想无疑对重塑音乐的人文精神，找回音乐育人的价值取向有积极的意义。，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是和他的道德伦理观念结合起来的，他赋予音乐审美以新的内涵，提高了音乐的作用，使之不仅作为娱乐的方式和表情达意的方式，还作为传递其思想、道德、伦理主张的重要形式。道德之美与音乐之美完美融合，人生境界与艺术心情相辅相成，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在一开始就是儒家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美学的层面，孔子综合儒家各种伦理道德学说与音乐做一次交融，产生了其音乐美学的思想。音乐是孔子安放其思想的场所，思想更重要于“场所”，而运用这一“场所”孔子更好地施行了他的儒家教育。中国的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影响深远，至今为业界所认同的音乐美学原理也源于传统。但作为现代人，固守传统是无为的，只有取传统之精华，去其糟粕，适应时代的变革，才能发展、开拓出新的美学思想。
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是和他的道德伦理观念结合起来的，他赋予音乐审美以新的内涵，提高了音乐的作用，让音乐不仅作为娱乐的方式和表情达意的方式，还作为传递其思想、道德、伦理主张的重要形式。道德之美与音乐之美完美融合，人生境界与艺术心情相辅相成，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在一开始就是儒家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美学的层面，孔子综合儒家各种伦理道德学说与音乐做一次交融，产生了其音乐美学的思想。音乐是孔子安放其思想的场所，思想更重要于“场所”，而运用这一“场所”孔子更好地施行了他的儒家教育。
总结：中国的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影响深远，至今为业界所认同的音乐美学原理也源于传统。但作为现代人，固守传统是无为的，只有取传统之精华结合时代的社会发展适应时代的变革，才能发展、开拓出新的美学思想。
参考文献：
[1]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福建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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