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应变能力;判断力;心理素质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该选题主要研究了相关电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
1.2.2案例分析法
2.结果与分析
2.1电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概述
电视谈话类节目是一种由主持人引导，在特定环境中，谈话参与者围绕某个主题阐述和讨论观点的节目。电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是沟通节目与观众的中介，其语言特点是诙谐风趣、机敏睿智、能言善辩、用语巧妙。
2.2电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语言的标准要求
电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语言的标准要求主要包括以下两点：汲取书面语的精粹口语;艺术性和魅力。
2.2.1汲取书面语的精粹口语
日常生活中口语的使用一般都是从“极其严肃”向“十分随意”转换，这种风格被语言学家吕叔湘归纳为庄重、正式、通常、脱略四级。而主持人的有声语言要面向大众播放，所以不能太随意，所以主持人的口语是介于“正式”和“通俗”之间的。
2.2.2艺术性和魅力
电视节目中，主持人的语言是主干，所以对于节目主持人语言的标准要求必须具有艺术性和魅力。尤其是谈话类节目，主要靠主持人的谈话来录制，所以语言显得更为重要。
2.3电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的语言特点
分析电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的语言特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口语化特点，幽默性特点，合作性特点，针对性特点，引导性特点，个性化特点等。
2.3.1口语化特点
口语化特点是电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语言的第一大特点。电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在主持节目时，其语言不能是书面语言的有声版。这样很难引起听众的共鸣。所以，应该具有口语化特点，但其口语化特点又不是日常通俗的口语，而是在日常口语基础上经过提炼，加工，精选而成的，是升华了的口语。
2.3.2幽默性特点
人的语言特点幽默可以帮助主持人实现现场的自然交流，激励在场的每个人畅所欲言，拉近自己与嘉宾及现场观众的距离”。
2.3.3合作性特点
谈话类节目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需要主持人和现场观众共同完成，双方应该密切配合。谈话类节目主持人语言是有助于彼此交流的重要语用原则。表现在“诚实”和“适度”两个方面。
2.4提升电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语言修养的有效方法
在分析电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语言的标准要求以及语言特点基础上，提出了如下提升电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语言修养的有效方法：建立知识结构，增加知识积累;沉淀丰富的生活阅历及人生体验;广泛的兴趣和高尚的情操。
2.4.1建立知识结构，增加知识积累
合理的知识结构以及丰富的知识是丰富电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语言的有效途径。
2.4.2沉淀丰富的生活阅历及人生体验
读书增加知识面是提高电视谈话类主持人语言能力的一大因素，同时行路也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两者都有利于提高主持人的语言能力。
2.4.3广泛的兴趣和高尚的情操
电视谈话类主持人的工作，从不同角度看，其工作性质不同。我们可以说电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是一个“杂家”。所以广泛的兴趣和高尚的情操是电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必须具有的潜质。
2.5电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对不同过程应具有的语言策略
2.5.1提出话题的策略
电视谈话类节目是具有强烈意向性和目的性的会话过程，为了实现要达到的目的，每次都要围绕主题形成系统的结构。话题要不断的深入，首先要注重话题的提出，也就是节目的开场白，如果有效的表达好节目的开场白，是电视谈话类节目的关键。那么提出话题的策略主要从词汇宣示、修饰以及疑问三方面进行了讲解。
2.5.1.1词汇宣示策略
在电视谈话节目中，主持人控制话轮转换的主要方式就是词汇宣言，也就是通过常用的词汇来宣布由谁来接管话语权，例如，谈话开启阶段的“有请”、“下面”、“是不是”等等。
2.5.1.2修饰
提出话题的修饰策略主要包括借助联想和想象的修饰策略;借助比喻的修饰策略等。
（1）、借助联想和想象
所谓联想是通过事物之间的联想，从A事物联想到B事物的思维活动过程。通过联想可以对事物进行展开，将话题散发开来，以此引起听众的共鸣。通过联想可以将抽象的事物具体化，陈旧的事情崭新化等等。
（2）、比喻策略
通过比喻的方式可以形象的描述清楚事物之间的联系，让听众非常容易的听明白其中的意思。
2.5.1.3疑问策略
疑问策略主要包括假设性提问，“激问”以及明知故问三种。对于假设性提问，主要是以假设的方式进行提问，通过假设从而有效了解真实情况的方式。对于“激问”来说，它是一种相对刺激的提问方式，用激动的情绪，逼迫对方不得不说。通过“激问”的方式，有利于谈话具有较好的效果。对于明知故问来说，目的是刺激对方的兴奋程度，迅速产生要否定错误、澄清事实的感觉。
2.5.2结束话题的策略
电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在成功的交谈和讨论后，如果对话题总结，对未来形成展望也是影响节目成功与否的关键。这就要求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要注重结束话题方面策略的修炼。要想在结束话题中做到满足听众要求，成功的主持人往往都采用辞格策略和概括策略。
3.结论
总之，研究电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的语言，对于提升节目主持人的主持水平以及提高节目观众人数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在研究电视访谈类节目主持人语言特点，电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语言修养的有效方法以及电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对不同过程应具有的语言策略方面展开了一定的探讨，并形成了一定的思路。然而，电视谈话类节目主持人语言研究视野非常宏大，笔者能力有限，本文还存在一定的缺陷，这需要新闻传媒业的深入改革才能实现。
（作者单位：西安体育学院研究生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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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鸿洁. 论电视节目主持人语言的个性化[J].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
[3] 孙元平，崔永江. 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心理素质和个性化主持风格[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关键词]洪堡特 语言 理论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4-0042-02
威廉·冯·洪堡特（wi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是19世纪普通语言学问题的最深刻、最富创见的思想家之一。他身处历史比较语言学占主流的时代，但他并未受其影响，而是致力于探讨语言的本质和功能、语言与民族、语言与思维、语言结构类型分类等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从而奠定了他作为普通语言学创始人的地位。
洪堡特一生写了大量关于语言学方面的作品，而其代表作《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是作为《论爪哇岛上的卡维语》导论出版的。在《导论》里，洪堡特详尽阐述了一系列理论问题，被后人誉为“第一部关于普通语言学的巨著”“语言哲学的教科书”。这里我们只就他的主要学说做以简要分析。
一、语言的本质
洪堡特的语言学思想最大的特点就是：他认为语言是一种连续的创造活动。他说：“语言不是已经完成的产物，而是一种正在进行的活动，因此它的实在定义只能是一种生成的定义。”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语言就是诸多的言语活动的综合投影，语言活动就是一种创造或者生成能力，这种创造能力是我们人类精神的一个基本特征的反映，是普遍的，正是这种能力，使说话者能够无限地运用他们所掌握的有限的语言手段。
正因为语言是“一种正在进行的活动”，因此洪堡特认为语言中没有什么静止的东西，若想真正了解语言的特点，就必须依靠一系列的言语活动。
洪堡特在承认语言创造能力普遍性的同时，也认为语言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基于此，他提出了“语言形式”和“内部语言形式”的概念。语言形式是全人类共同的，它潜存在人类心灵之中；内部语言形式是语言底层起整理和划分经验内容作用的语言要素，它是全人类同一的语言形式形成多种多样的不同的语言的根本要求，是某一语言所特有的。
在洪堡特看来，语言就是语言形式和内部语言形式的辩证统一，以至于我们可以同样正确地说：整个人类只有一种语言，每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语言。
二、语言与民族
受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浪漫主义思潮（认为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结构，都值得研究）的影响，洪堡特提出“民族语言就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也就是民族语言”的观点，民族语言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历史，语言是民族的最大特征。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民族精神。
他把语言分为人类语言和民族语言，人类语言是人类共有的、普遍的；民族语言则与一定的民族文化特征相联系，二者关系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这与洪堡特关于语言本质论中语言形式与内部语言形式辩证统一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三、语言与思维
洪堡特认为：语言之所以不同，民族之所以不同，都是由人类精神在自我展示时所运用的方式和程度的不同造成的。正因为语言只是思维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所以从二者的关系上来看，思维毫无疑问要决定着语言，思维是语言的基础和归宿。在此基础上，洪氏提出了“语言从思维出发，再反作用于思维”的观点，在人、世界、语言三者的关系中，语言居于中间，起着媒介的作用，人要想认识并最终掌握外在世界就得依靠自己所创造的语言，因为不论是人类对外在世界的评价还是认识都得靠语言来记录，同时语言本身又有着自己独有的一套系统和内在规律，所以语言就逐渐成了一种完全可以独立的力量，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每一种语言都来自于人类，同时又影响着人类，制约着人的思维和活动，但是二者的关系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我们人类的精神或者叫思维。
四、语言的分类
洪堡特在语言学界的名声，主要在于他的语言结构类型论，他认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语言，它的最本质的特点就是结构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应该依据语言结构类型的不同来给语言分类，而结构类型的不同又主要体现在词的语法形态的不同，所以洪氏把语言分为三种类型：孤立语、粘着语、屈折语。其中“粘着语”这一概念最早就是由洪堡特提出来的。
此外，关于语言的分类，洪堡特还根据语法关系如何来表现提出了另一种分法：一类语言它的语法关系主要依靠词性变化来体现的，比如梵语；一类语言它的每一个单词都会体现着它的语法关系，像印第安语。
对于这几种语言类型，洪堡特并不是都认可的，他只承认其中的两类比较极端的：即纯粹的孤立语和高度发达的屈折语，同时他把汉语和梵语作为其中的典型，把世界上所有其他的语言，根据它们与汉语和梵语的相似程度的不同，依次排列于这两个极端类型之间，从而形成一个连续的阶梯。
洪堡特的这种语言分类法和之前的分类法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把语言的不同类型看做演变次序中的不同阶段，即把孤立型—粘着型—屈折型看做是一种演变的顺序，认为它反映了人类精神向着充分实现人类语言的潜在可能的方向发展和进步的一种过程。
但同时洪堡特又否认“汉语是最古老的语言”的阐述，并且表态说那种“认为各种语言的语法之间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是错误的。他认为语言和人类是同时产生的，语言的不同类型只是思维形式的不同造成的，所有他所说的语言的连续阶梯，只是语言结构类型的阶梯，而不是各种语言间历史发展的阶梯。
在对语言类型阶梯的认识基础上，洪堡特又提出了语言是有优劣之分的观点。他虽然主张每一种语言都是言语活动的自然赋性的外在体现，所以即使是最野蛮的部落语言都不应遭到指责和鄙视，但与此同时，他又认为，作为精神活动工具的语言还是有高低优劣之分的。虽然他并没有否认最早语言，比如古汉语有某些特殊的优点（如说古汉语没有形式上的语法区别，抛弃了一切无用的附属装置，从而使句子跟思维的简单明确的顺序密切对应），但最终还是认为以梵语为代表的屈折语是最发展、最先进的语言，而所有其他的语言，根据它们与汉语和梵语的相似程度的不同，从而判断它们的优劣程度。
综合来看，洪堡特从结构特点入手来对语言进行类型分类的研究，对后来的类型研究的确有着启发和推动的作用，但是他的那种语言优劣的观点却是极端错误的，也因此受到了后来不少学者的批评。
以上就是对洪堡特语言学说的主要内容做的简要分析，但是他的语言观并没有立刻发生影响力，直到19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才开始注意到他的研究成果：比如多佛评价洪堡特“对语言理论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施坦塔尔认为洪氏通过研究语言而“深刻地接触到了人的本质”，尽管他没有达到这个伟大的目标，但“指明并开辟了通向该目标的道路”。
如上所述，尽管洪堡特的学说，尤其是语言类型优劣理论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但是不可否认，他的学说在很多方面对20世纪的语言学产生了持久、深刻的影响，他的语言学说的研究已成为语言学史领域中的一个专门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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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伟.洪堡特的语言学思想及其影响[J].科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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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洪堡特 汉语 汉语观
一、洪堡特其人
威廉・冯・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是德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学者。作为政治家，直至1820年，洪堡特一直活跃在政治外交舞台上，曾先后出任驻罗马、维也纳和伦敦使节，出席国际重大会议，并担任过普鲁士内阁大臣和文教署长；1819年底他辞去一切官职，开始潜心做学问，乐此不疲，笔耕不辍。此间，他绝大部分时间从事语言的研究，所以作为学者，洪堡特首先当数一位语言学家。此外，他还被视为人类学家、美学家、文艺批评家及教育理论家，成就颇丰。洪堡特提出了语言内部形式、相关性原理等概念，诠释了语言和民族精神的关系，并且对人类的语言类型进行了划分等，在诸多方面堪称创举。姚小平在其《洪堡特》专著中，以“恢宏博大”精辟地评价了洪氏的语言研究：第一，洪堡特涉及的语言很多，世界语言是他的研究对象；第二，他的研究自始至终立于哲学的高度；第三，他也并非为语言而研究语言，而是把语言研究视作“人的研究”，使之隶属于人类学的范畴。
二、洪堡特与汉语
洪堡特在对人类语言类型的划分上，除了孤立型、粘着型和屈折型的三分法外，还根据句子结构的类型，提出了一种类型四分法①：一类像汉语这样的语言，语法关系的表达依靠词序或者其他词的添加；另一类像梵语这样的语言，语法关系由词形变化表示；还有一类像美洲印第安语这样的语言，句子的语法关系被编插在一个单词之中，最后一类是像土耳其语那样的粘着型语言，语法关系由语言成分的自由组合来表示。可见，洪堡特对汉语有着相当深入的研究，他从一种语言哲学家的眼光去观察和挖掘汉语的语法特性，认为研究汉语对于探索人类语言的差异、揭示人类精神的作用有特殊的意义②。他发表过《论汉语的语法结构》（1826）和《致阿贝尔・雷缪萨的信：论语法形式上午通性以及汉语的特性》（1827）两篇专著，在其他语言学的著作里也经常论及汉语。姚小平把他的主要观点总结如下③：
1.任何语言都有语法，所不同者首先在于显性和隐性之分，汉语语法主要是隐性的。
2.汉语的语法不像印欧语言的语法那样建立在词类范畴划分的基础之上。
3.汉语没有形态，但有句法；表达句法关系的主要手段是词序、虚词和语境。
4.既然没有形态标志和词类范畴，汉语里名词和动词也就不存在明确的界限。
5.比之形态丰富的印欧语言，汉语句子的理解要求精神付出更大的劳动，因此不利于思维活动的展开。
6.汉字是与汉语结构相适应的一种汉字类型。
7.拼音文字优于汉字。
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一一探究。
（一）关于汉语语法的特点
洪堡特首先承认汉语同样具有语法，只不过汉语的语法不像印欧语言那样主要依靠形态变化（Flexion）和句法，而只有句法部分。在没有形态手段标示的情况下，汉语只能依靠词序和虚词（Partikeln或Grammatische Woerter）两种手段来表达句法关系。针对于汉语的语序特征，他进一步确切地说：“汉语的词序指明了哪个词决定着（bestimmt）哪个词。”④并把该种决定关系描述为概念之间的限定（beschraenkt）和指向（richtet auf），限定也就是如今人们常说的修饰关系（形容词置于名词之前，是一种限定，即修饰），指向也就是施为关系（例如动词和主语宾语的关系），所以他的这一观点不无前瞻性。此外，他还列举了很多句子来说明这两种语法手段的重要作用，譬如对于汉语虚词“之”的用法，他与德文的“von”，法文的“de”，以及英文的“of”做了比较，归纳出“之”字更多复杂的用法。可见，洪堡特对于汉语进行了很深入的研究，其言论成果值得肯定。然而，在我看来，洪堡特因此断言“汉语不是根据语法范畴来确定词类”的言论却多少有些偏颇（印欧语言研究的主流是从Flexion入手），《现代汉语》⑤一书认为，汉语的词类是根据词的语法功能分出来的，词的意义只是作为参考，并帮助我们来辨别词类。根据汉语词汇的语法功能，它们被分为名、动、形容、状态、数、量、代、副、介、连、助、语气、感叹和拟声词等15类，或者实词和虚词两大类。譬如在对这些词类描述时，形容词和动词可以用“不”来修饰；介词后面不能连接动态助词“了，着，过”，而且不能重叠出现；区别词“公、母、金、银、私、单”等不能受“不”“很”修饰，也不能作谓语、补语，也不能带补语，等等，诸多描述词类特征的规则都是从语法范畴所考虑的。
（二）关于汉语的隐藏的语法
洪堡特在研究人类的语言时，阐述了人类语言语法的通性，因此这也是作为他研究人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洪堡特深信，人类语言具有一种潜藏的普遍语法，”姚小平在著作中说道：“照洪堡特的说法，语言实际上只有一种，也只有这种语言才是人类语言，它在世界上无数具体语言中得到了不同的显示（sich offenbart）。”⑥在他看来，对于词类的划分首先是在人类的内心中作出来的，而体现在不同语言的语法差异则也是围绕内容得到的，外在表现形式不同而已。相对于洪氏普遍语法的是所谓的具体语法，在他看来，具体语法主要表现在言语中得到明确标记的部分（即通过形态的变化），普遍语法则是一个“潜藏的，依赖于联想的（stillschweigend zugedachten）部分”，汉语是一种潜藏语法所占比例较重的语言，所以它依赖于更多的“精神活动参与”（接下来将提及汉语精神）。不妨换一个视角来观察普遍语法，它是以逻辑为基础，任何语言的句子都有两层关系――逻辑关系和语法关系。这两种关系即当下人们所说的深层结构关系和表层结构关系，这让我们不得不联想到Chomsky生成语法的T字型模式，深层结构来源于人类的普遍语法，表层结构则是经过位移、受格等手段得以实现的。通过洪堡特对汉语的观察和了解，他认为汉语中所体现的这两层关系重合得比较多，其他语言，如印欧语言重合得较少（原因在于这些语言在经过转换后生成的表层结构与原先的深层结构差异较汉语更大），由此得出了汉语的上述特性。我认为，洪堡特的这一观点对于汉语研究者们运用后来Chomsky的转换生成语法模式来研究汉语不乏重要的启示。
（三）对汉语的优劣评价
洪堡特学习和了解了众多世界的语言后，做了语言间的横向比较，并断言，汉语尽管有一些优点，但它远不如希腊语、拉丁语等西方语言完美，较之更低级。如今看来，该论断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他片面的论断主要是来源于自己偏颇的出发点，站在印欧语系的角度来观察汉语，来衡量甚至评价汉语也体现了他自身的狭隘性，实际上，他的主观意愿是好的，因为他也曾声明：
我比任何人都更反对贬轻一种语言，哪怕是最不开化的野蛮部落的言语。我认为，贬轻一种语言不仅意味着辱没了最独特的人类本性，而且与每一种通过深思熟虑和语言实践而形成的正确的认识观格格不入。（《导论》，《五卷本》III：656）⑦
但是他在分析语言的优劣时，不自觉地就转移到语言形式（Flexion）上的特点，即屈折变化的有无和复杂程度。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他对于汉语的上述评价。因此，姚小平在他的著作中也为洪堡特辩解道：“他所谈论不同语言的完善或不完善、优点或缺点，主要是学术上的失误，而不是文化上的歧视。”⑧
（四）关于汉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
关于语言和民族精神力量的关系也是洪氏对人类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因为他把语言学上升到人类学及哲学的高度。在洪堡特看来，一切存在的民族及其语言产生和发展的源泉和动力都离不开精神力量，人类语言所呈现出来的部落、地域性等差异，都是因为人类的精神在不同的部落和地域以不同的方式显现出来。每一个民族和他的语言都是一种“精神个体”，可见，汉语也不会例外。接下来我们从汉语的语法特点，以及汉字本身的特点来窥见汉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诚然，这一点在洪堡特自己的论著中也有所点染，因为他毕竟把这一点看做是一位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职责。
正如在上文所提到的，汉语这种语言要求该民族依赖于更多的“精神活动参与”，一方面体现在汉语有一种更偏向于隐性的语法特性，另一方面，汉语所钟爱的语序手段也要求人们在理解概念时付出更多的精神劳动，我们不妨举例说明，试比较汉语和德语，德语除了借助于语序（Abfolge der Elemente）外，还拥有很多形态变形手段，即显性的语法标记，来帮助听者理解句子，因此德语允许出现较长的句子却绝不会影响句子含义的表达和理解，可见，形态的变形（Flexion）不能不说是一种极为有效的辅助手段，但是汉语似乎显得“相形见绌”，因此也就需要听者较多的精神投入，此外也不难理解为何汉语中很少会出现繁冗的长句。
与此同时，洪堡特也对汉字的表形和表意现象稍作研究，并与拼音文字做了比较，但他仍旧站在西方语言研究的立场上，认为中国文字不完善，其论据是文字应当表示语音，而不应越过词直接表示概念，可见其观点的局限性。从民族心理和思维的角度来看，以形表义的汉字是适应汉语表达和理解的特点的，也符合汉族的心理和习惯。中国学者林宝卿在《汉语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讲道从以形表意汉字看民族思维特征⑨，《说文・叙》指出：“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也就是说，汉字由文到字的发展，最基本的东西是象形。汉字的象形表意的性质适合汉语表达和理解的特点，其造字方法适合汉族的用字、识字的心理和习惯。通过抽象的方式所形成的汉字其实是古人最为直观的思维反映，人们可以凭视觉感知出来，这种构形方法是建立在长期生活、生产经验上。在林看来，具象性是汉字的主要特点，古人在造字时很重视体验，内向省悟，就好像朱熹说的“置心物中”，达到物我沟通，人们可以从字形和字义的密切关系上，理解其意。随着语言的进化，文字书写从甲骨到楷书的演变，以及部分字义的变化，汉字始终坚持着符号义化的特性，这一点也无疑说明了，汉族的思维方式对汉字的义化确实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结语
通过对洪堡特汉语观的搜集和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十九世纪德国汉语言研究的主流思想，因为洪氏汉语观毕竟是当时较早也是最为有影响力的观点。综上所述，西方的语言学家往往站在印欧语言研究的立场上来研究汉语，不容忽视的还有他们的研究对象还是过去的文言文，因此会有很多的理解困难，也不免带有些许的片面和狭隘。然而，瑕不掩瑜，作为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人，他的一些重要观点对西方的汉学家们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在今天看来，对于我国语言学家研究汉语也有一定的启发性。
注释：
①徐志民.欧美语言学简史：65.
②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93.
③姚小平.17-19世纪的德国语言学与中国语言学：60-61.
④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95.
⑤现代汉语.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279.
⑥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96.
⑦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99.
⑧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101.
⑨林宝卿.汉语与中国文化：79.
参考文献：
［1］林宝卿.汉语与中国文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2］徐志民.欧美语言学简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
［3］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关键词】语言人类学；文化；学科建设
一、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发展
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人类学与语言学的一个交叉学科。但由于世界各国的学科渊源不尽相同，语言人类学的学科界定以及学科归属不尽相同。在前苏联所体现的欧洲大陆体系中，人类学主要指体质人类学，它与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构成关系密切但又相互平行的学科。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体系中，语言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考古人类学等一起构成人类学的学科体系。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语言人类学是人类学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一个学科，有时也可当作人类语言学。不管是人类语言学还是语言人类学，都涉及到“传统的历史比较、亲属关系构拟，到‘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anthropology)、‘说话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语用学和语言规划”。①语言人类学旨在通过语言的研究或借助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达到深化认识人类文化的目的，同时也使不同的语言族群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
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可以追溯至西方的“民族语言即民族精神”的思想。18世纪末，德国学者海德尔(G.Herder，1744-1803)指出语言与民族之间存在着同一关系。他认为，一种民族的语言就是本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就是他的语言。语言学家冯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进一步发展了海德尔的观点，他认为语言是全部灵魂的总和，语言是按照精神的规律发展的。“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民族精神力量对语言的影响越恰当，语言的发展也就越合乎规律，越丰富多彩。”②语言相对论认为，语言有比较完善的和比较不完善的，但是“即使是最野蛮部落的语言也不应该受到谴责或轻视，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是人类原有的创造语言能力的表现。”海德尔和冯堡特都认为民族的语言是特殊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世界观和语言才能的体现。”③在这些观点中，语言作为“中间地位”的看法已基本式微，而语言作为特殊的民族文化，语言等同于民族精神这些思想，让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语言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这就是语言的文化性质；语言的文化价值主要指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民族都会把自己的各种文化放在用语言作为标识的贮聚库里，通过语言可以来透视民族的文化以及民族的心理素质。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是真正把人类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研究的第一人。为了回答语言对于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能否有所阐述，索绪尔从语言与种族、民族统一体、语言古生物学、语言的类型和社会集团的心理素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索氏树立了从语言的角度来探索人类历史上文化现象的典范，为以后语言与民族，语言与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开了先河。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索氏通过“回顾法（retrospective method）”进行语言重建的方法为人类学开展史前史的研究提供了借鉴。20世纪初期，索绪尔的追随者即社会心理语言学派代表人物梅耶和房德里耶斯(J.Vendryes)也比较注重语言与民族以及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nowski 1884-1942）早年从事人类学研究，出版大量的人类学著作，为功能学派的开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他晚年却转向语言学研究。马氏的学科转向加强了人类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强化了语言研究对于了解和揭示人类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作为一门学科，语言人类学是在美国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摩尔根(L.H.Morgan，1818-1881)在对易洛魁印第安人多次深入调查研究和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在1851年发表了《易洛魁联盟》一书。该书追溯了易洛魁人数百年的历史，详细的记录了他们的生活环境、经济活动、习俗、宗教和语言。1871年他又发表了《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该著作从语言学的角度讨论了印第安人的奇特亲属称谓和族源问题，开始了对人类早期社会组织原则及其普遍发展规律的探索。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人类学家在对印第安人的土著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时，发现印第安人的语言不同于印欧语系诸语言。人类学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认为人类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重建人类发展的历史，他强调人类学的基本任务就是研究语言、习俗、迁徙、身体特征等的全部总和。觉得要获得有关印第安人的资料就必须学习他们的语言。他对语言学极为重视，花了大量的精力研究了语言问题，他本人就懂得多种印第安人方言。他在研究过程种发现，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己的一套语音、形态的意义和结构、词汇的特点。描写一种语言只能根据它自己的结构来描写。他的这一主张被称为“描写语言学”或“结构主义”理论，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方法对于研究无文字民族的语言尤其有效，对研究那些鲜为人知的语言亦很有效。1911年，博厄斯还组织出版了最早的《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A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guage），搜集了几十种语言资料，他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一直被列为语言学的经典著作。博厄斯还于1920年创办了美国最早的语言学刊物《国际语言学杂志》，该杂志对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40年博厄斯写成《种族、语言和文化》、1941年写成《达利他人的语法》。博厄斯的“描写”方法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方法奠定了基础。⑤
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晚年开始转向人类学研究。萨氏重视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他说，“语言的内容，不用说，是和文化有密切关系的。不懂得神通论的社会，用不着神通论这个名称；从来没有见过或听说过马的土人遇见了马，不得不为这个动物创造或借用一个名词。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⑥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1897-1941)发展了萨丕尔的观点，认为语言形式决定着语言使用者对宇宙的看法；语言怎样描写世界，我们就怎样观察世界；世界上的语言不同，所以各民族对世界的分析也不同。⑦他们的观点浓缩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虽然“萨丕尔-沃尔夫假说”遭到了许多人的质疑，但是，语言与文化、世界观之间的相互关系却一直成为人们长期讨论的主题。
20世纪中叶以来，语言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日臻完善。这一阶段出现了大量的语言人类学成果，尤以菲力普森（Robert Philipson）、萨斯曼（Zdenek Salzmann）等人为代表，菲力普森从语言人类学视角对英语进行了个案研究。他指出，由于文化上的不平衡，英语的支配地位造成了英语帝国主义，实际上是间接反映了一种盎格鲁文化中心观。⑧萨斯曼同样从语言人类学的视角对语言、文化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论述，指出不同的语言结构与其所反映的思维方式具有协同性；同时还对当今的语言人类学“实用性”展开了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发展。⑨
二、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比较注重语言事实研究。先秦以文字训诂为主；隋唐以音韵为主；清代是文字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洋为中用时期。⑩但我们也看到，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由来已久。如前文所述，语言学思想有时是时代思潮的延伸，它离不开自己的时代社会背景。如先秦诸子百家关于名与实的讨论虽然属于语言学问题，但更是哲学问题。中国语言学后来的发展都是与经学分不开的。在西方，由于现实需要以及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19世纪诞生了人类学这门学科，在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引进到中国之后，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就在搭建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桥梁。
在国内，罗常培先生当属于从事语言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人。上个世纪30年代，罗氏研究语言就已经不把研究的视角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范围内了。罗氏通过对山东临川音系的调查研究，并结合方志、史籍、族谱和已有论著，写出方言与社会历史移民关系的论述《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抗日战争期间，受费孝通先生的《关于功能派文化论》的影响，于是把研究方向从音韵学和方言研究转向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研究方面，并调查了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由于人类学历来比较重视后进民族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所以罗氏所作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已经表明中国传统语言学正在朝着语言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方面发展。1943年以后，罗氏的治学道路从语言学转向了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到了从地名研究民族迁徙的踪迹；从人名研究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从造词心理研究民族的文化程度；特别是从词的来源和演变研究古代文化的遗迹等等。罗氏对于语言人类学的贡献，正如他本人所说，“假如我这一次尝试能够有些许贡献，那就可以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来。”其著作《语言与文化》尤其侧重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文化比较落后的口语，从语言所反映出的文化因素来透视该民族文化的特点。可谓是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先声。[11]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性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民族自觉意识得到显著增强，文化语言人类学在国内重新被认识。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运用田野工作方法从事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达到深化认识民族文化的目的，同时来达到不同语言文化族群相互尊重以及和谐对话。关于此方面的论述，人类学家纳日碧力戈已有专门论述。如傅懋勋运用永宁纳西族的亲属称谓来探讨母系家族中的婚姻家庭制度。[12]练铭志运用田野调查材料，对现行土家语与古代土家语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比较后认为，认为古老亲属制有如下一些特点：父系和母系的亲属称谓区分不明显，从亲属称谓大体可以区分出性别和辈分，亲属称谓是类分式和专门称谓相结合。湘西土家族古老亲属制的材料，不仅证明了摩尔根关于亲属制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同时也反映了土家族历史上婚姻制度的演变过程。[13]罗美珍从语言角度阐述了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14]周庆生根据傣族亲属称谓以及人名构建傣族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力求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15]纳日碧力戈运用结构主义理论，分析了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对话。[16]吴东海运用傣族诗歌、谚语等语言材料阐释傣族的水文化特征。[17]
在进行民族语言个案研究的同时，国内学者从宏观角度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为语言人类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学良和戴庆厦二位先生从语言在民族诸特征中的地位、语言界限同民族界限的关系、从语言研究民族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提出从语言特点可以映射出民族特点。[18]陈保亚提出语言决定思维轨迹的观点，认为“思维轨迹是思维能力在语言系统中的实现。思维轨迹的差异是语言系统决定的，语言浇筑了思维轨迹。”[19]武铁平等人对陈保亚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人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受制于语言，而是受制于人所生活的社会。[20]张公瑾把混沌理论引入语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语言和文化研究的视野，同时也为语言人类学的方法注入了活力。[21]周庆生从古今文献资料以及第一手田野调查材料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框架，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交际与传播、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等多个方面的关系进行了阐释。[22]
除了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相互关系的研究外，学者们将人类学与语言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对语言人类学学科进行了阐释。李如龙是国内界定语言人类学的第一人，他认为语言人类学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用语言材料来研究人类，它是语言学与人类学相互为用的边缘学科。同时还明确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研究论题，即：语言起源；语言与思维；人类群体与语言社区之间的关系；从不同语言的借用看民族间的接触；从语言材料看人类社会的发展；语言与精神文化之间的关系。[23]邓晓华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语言结构以及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诸方面来研究语言为何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行为环境中运行其职能。同时，还对语言人类学的对象、范畴、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界定。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特点在于强调语言的文化价值以及强调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双向互动研究。语言人类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语言与文化的内部联系上、从民族语言的结构等方面把握民族深层文化的特点。[24]
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以及学科推介也值得一提。早在1988年，厦门大学就设置了语言人类学课程；此后，中央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学院等民族院校也开设了该课程。现在一般的民族学科研以及教学机构，都把语言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对待。2003年，中国在申办2008年世界民族学人类学大会时，将语言人类学向国外人类学专家和学者进行了重点介绍。[25]
三、语言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现实意义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主要表现在学科建设以及科研成果两个方面。该学科毕竟是一门交叉边缘学科，在中国起步比较晚，基础也表现得比较薄弱，但从学科角度看，这显然是滞后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加强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因为它既是学科建设的需要，同时又具有重要社会现实意义。
1.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需要。严格说来，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有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文化史、文化语言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等，虽然这些学科的历史并不很长，但它们有自己独到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语言人类学要达到与这些学科“平行”，还需要从理论与方法上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中国人类学是从西方移入的，而西方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并驾齐驱，中国人类学特别强调文化人类学，似乎文化人类学可以代表中国人类学的全貌，虽然这在一方面反映了文化人类学学科的成熟，但同时也显示出人类学其他学科发展的滞后状况。所以加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中国的语言人类学要不断吸收和借鉴中外文化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文化，这是中国语言人类学发展的比然选择。
2.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中国至少有80多种语言，而在当今现代化背景下，文化变迁日益迅速，许多民族的母语危机现象越来越突出。中国如此丰富的语言资源如何保护 每一种语言所蕴涵的信息特别是传统文化如何得到传承 这些都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人们对母语危机现象的“焦虑”以及对中国很多濒危语言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中国丰富的语言资源也表明中国语言人类学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语言是民族的标识，语言人类学研究有利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一般说来，不同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语言，由于民族成员对自己民族语言的特殊情感，民族语言往往成为民族的象征。如，犹太民族早年曾因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散居世界各地，但其成员由于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却不约而同地保留着自己的民族语言——意第绪语（Yiddish）。历史发展到现在，中国境内一些少数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程度正在加深，一些少数民族有语言无文字，所以开展民族语言的保护和抢救工作对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对于语言以及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尤其重要。从这方面看，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建设有中国自己特色的语言人类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①纳日碧力戈.关于语言人类学.民族语文［J］，2002年第5期.
②（德）洪堡特著.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③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
④（瑞士）索绪尔著.高明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⑤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⑥（美）萨丕尔著.陆卓元译.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⑦刘润清编著.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2.
⑧Robert Philipson.Linguistic Imperi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Press［M］.1992.
⑨Zdene kSalzmann.Language Culture ＆ Society--An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 Anthropology［M］.Westview Press.1993.
⑩王力.王力论学新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11]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12]傅懋勋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家庭和亲属称谓.民族研究［J］，1980年第3期
[13]练铭志.湘西土家族古老亲属制述论。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编，1981.
[14]罗美珍.从语言角度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民族语文［J］，1992年第6期.
[15]周庆生.傣族人命的等级结构与社会功能.民族语文［J］，1998年第2期.
[16]纳日碧力戈.从结构主义看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民族语文［J］，2000年第5期.
[17]吴东海.傣语中的水文化.湖北民族学院学报［J］，2005年第1期.
[18]戴庆厦.语言和民族［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19]陈保亚.语言文化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
[20]武铁平，潘绍典.语言。思维。客观世界——评陈保亚《语言影响文化精神的两种方式》，民族语文［J］，2000年第2期.
[21]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
[22]周庆生.语言与人类［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23]李如龙.略论语言人类学的一些课题.人类学研究［J］，1985.
【关键词】语言人类学；文化；学科建设
【作 者】谭志满，湖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博士。湖北恩施，445000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3-0055-005
On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Tan Zhiman
Abstract:Linguistic Anthropology is a crossing subject. It emerges and develops in the background of Anthropology. Western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goes through several periods, such as field-work,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 There are many ethnic groups and many languages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has a wide base in China. The research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is beneficial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nthropology subject. Meanwhile, it holds important meanings to protect the diversif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o make different language ethnic groups respect each other, and to make language ethnic groups dialogue harmoniously.
Key words:Linguistic Anthropology, Culture, Subject construction
一、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发展
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人类学与语言学的一个交叉学科。但由于世界各国的学科渊源不尽相同，语言人类学的学科界定以及学科归属不尽相同。在前苏联所体现的欧洲大陆体系中，人类学主要指体质人类学，它与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构成关系密切但又相互平行的学科。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体系中，语言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考古人类学等一起构成人类学的学科体系。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语言人类学是人类学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一个学科，有时也可当作人类语言学。不管是人类语言学还是语言人类学，都涉及到“传统的历史比较、亲属关系构拟，到‘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anthropology)、‘说话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语用学和语言规划”。①语言人类学旨在通过语言的研究或借助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达到深化认识人类文化的目的，同时也使不同的语言族群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
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可以追溯至西方的“民族语言即民族精神”的思想。18世纪末，德国学者海德尔(G.Herder,1744-1803)指出语言与民族之间存在着同一关系。他认为，一种民族的语言就是本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就是他的语言。语言学家冯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进一步发展了海德尔的观点，他认为语言是全部灵魂的总和，语言是按照精神的规律发展的。“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民族精神力量对语言的影响越恰当，语言的发展也就越合乎规律，越丰富多彩。”②语言相对论认为，语言有比较完善的和比较不完善的，但是“即使是最野蛮部落的语言也不应该受到谴责或轻视，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是人类原有的创造语言能力的表现。”海德尔和冯堡特都认为民族的语言是特殊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世界观和语言才能的体现。”③在这些观点中，语言作为“中间地位”的看法已基本式微，而语言作为特殊的民族文化，语言等同于民族精神这些思想，让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语言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这就是语言的文化性质；语言的文化价值主要指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民族都会把自己的各种文化放在用语言作为标识的贮聚库里，通过语言可以来透视民族的文化以及民族的心理素质。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是真正把人类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研究的第一人。为了回答语言对于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能否有所阐述，索绪尔从语言与种族、民族统一体、语言古生物学、语言的类型和社会集团的心理素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索氏树立了从语言的角度来探索人类历史上文化现象的典范，为以后语言与民族，语言与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开了先河。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索氏通过“回顾法（retrospective method）”进行语言重建的方法为人类学开展史前史的研究提供了借鉴。20世纪初期，索绪尔的追随者即社会心理语言学派代表人物梅耶和房德里耶斯(J.Vendryes)也比较注重语言与民族以及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nowski 1884-1942）早年从事人类学研究，出版大量的人类学著作，为功能学派的开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他晚年却转向语言学研究。马氏的学科转向加强了人类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强化了语言研究对于了解和揭示人类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作为一门学科，语言人类学是在美国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摩尔根(L.H.Morgan,1818-1881)在对易洛魁印第安人多次深入调查研究和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在1851年发表了《易洛魁联盟》一书。该书追溯了易洛魁人数百年的历史，详细的记录了他们的生活环境、经济活动、习俗、宗教和语言。1871年他又发表了《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该著作从语言学的角度讨论了印第安人的奇特亲属称谓和族源问题，开始了对人类早期社会组织原则及其普遍发展规律的探索。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人类学家在对印第安人的土著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时，发现印第安人的语言不同于印欧语系诸语言。人类学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认为人类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重建人类发展的历史，他强调人类学的基本任务就是研究语言、习俗、迁徙、身体特征等的全部总和。觉得要获得有关印第安人的资料就必须学习他们的语言。他对语言学极为重视，花了大量的精力研究了语言问题，他本人就懂得多种印第安人方言。他在研究过程种发现，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己的一套语音、形态的意义和结构、词汇的特点。描写一种语言只能根据它自己的结构来描写。他的这一主张被称为“描写语言学”或“结构主义”理论，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方法对于研究无文字民族的语言尤其有效，对研究那些鲜为人知的语言亦很有效。1911年，博厄斯还组织出版了最早的《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A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guage），搜集了几十种语言资料，他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一直被列为语言学的经典著作。博厄斯还于1920年创办了美国最早的语言学刊物《国际语言学杂志》，该杂志对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40年博厄斯写成《种族、语言和文化》、1941年写成《达利他人的语法》。博厄斯的“描写”方法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方法奠定了基础。⑤
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晚年开始转向人类学研究。萨氏重视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他说，“语言的内容，不用说，是和文化有密切关系的。不懂得神通论的社会，用不着神通论这个名称；从来没有见过或听说过马的土人遇见了马，不得不为这个动物创造或借用一个名词。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⑥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1897-1941)发展了萨丕尔的观点，认为语言形式决定着语言使用者对宇宙的看法；语言怎样描写世界，我们就怎样观察世界；世界上的语言不同，所以各民族对世界的分析也不同。⑦他们的观点浓缩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虽然“萨丕尔-沃尔夫假说”遭到了许多人的质疑，但是，语言与文化、世界观之间的相互关系却一直成为人们长期讨论的主题。
20世纪中叶以来，语言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日臻完善。这一阶段出现了大量的语言人类学成果，尤以菲力普森（Robert Philipson）、萨斯曼（Zdenek Salzmann）等人为代表，菲力普森从语言人类学视角对英语进行了个案研究。他指出，由于文化上的不平衡，英语的支配地位造成了英语帝国主义，实际上是间接反映了一种盎格鲁文化中心观。⑧萨斯曼同样从语言人类学的视角对语言、文化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论述，指出不同的语言结构与其所反映的思维方式具有协同性；同时还对当今的语言人类学“实用性”展开了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发展。⑨
二、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比较注重语言事实研究。先秦以文字训诂为主；隋唐以音韵为主；清代是文字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洋为中用时期。⑩但我们也看到，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由来已久。如前文所述，语言学思想有时是时代思潮的延伸，它离不开自己的时代社会背景。如先秦诸子百家关于名与实的讨论虽然属于语言学问题，但更是哲学问题。中国语言学后来的发展都是与经学分不开的。在西方，由于现实需要以及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19世纪诞生了人类学这门学科，在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引进到中国之后，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就在搭建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桥梁。
在国内，罗常培先生当属于从事语言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人。上个世纪30年代，罗氏研究语言就已经不把研究的视角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范围内了。罗氏通过对山东临川音系的调查研究，并结合方志、史籍、族谱和已有论著，写出方言与社会历史移民关系的论述《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抗日战争期间，受费孝通先生的《关于功能派文化论》的影响，于是把研究方向从音韵学和方言研究转向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研究方面，并调查了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由于人类学历来比较重视后进民族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所以罗氏所作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已经表明中国传统语言学正在朝着语言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方面发展。1943年以后，罗氏的治学道路从语言学转向了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到了从地名研究民族迁徙的踪迹；从人名研究民族来源和；从造词心理研究民族的文化程度；特别是从词的来源和演变研究古代文化的遗迹等等。罗氏对于语言人类学的贡献，正如他本人所说，“假如我这一次尝试能够有些许贡献，那就可以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来。”其著作《语言与文化》尤其侧重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文化比较落后的口语，从语言所反映出的文化因素来透视该民族文化的特点。可谓是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先声。[11]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性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民族自觉意识得到显著增强，文化语言人类学在国内重新被认识。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运用田野工作方法从事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达到深化认识民族文化的目的，同时来达到不同语言文化族群相互尊重以及和谐对话。关于此方面的论述，人类学家纳日碧力戈已有专门论述。如傅懋勋运用永宁纳西族的亲属称谓来探讨母系家族中的婚姻家庭制度。[12]练铭志运用田野调查材料，对现行土家语与古代土家语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比较后认为，认为古老亲属制有如下一些特点：父系和母系的亲属称谓区分不明显，从亲属称谓大体可以区分出性别和辈分，亲属称谓是类分式和专门称谓相结合。湘西土家族古老亲属制的材料，不仅证明了摩尔根关于亲属制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同时也反映了土家族历史上婚姻制度的演变过程。[13]罗美珍从语言角度阐述了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14]周庆生根据傣族亲属称谓以及人名构建傣族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力求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15]纳日碧力戈运用结构主义理论，分析了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对话。[16]吴东海运用傣族诗歌、谚语等语言材料阐释傣族的水文化特征。[17]
在进行民族语言个案研究的同时，国内学者从宏观角度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为语言人类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学良和戴庆厦二位先生从语言在民族诸特征中的地位、语言界限同民族界限的关系、从语言研究民族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提出从语言特点可以映射出民族特点。[18]陈保亚提出语言决定思维轨迹的观点，认为“思维轨迹是思维能力在语言系统中的实现。思维轨迹的差异是语言系统决定的，语言浇筑了思维轨迹。”[19]武铁平等人对陈保亚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人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受制于语言，而是受制于人所生活的社会。[20]张公瑾把混沌理论引入语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语言和文化研究的视野，同时也为语言人类学的方法注入了活力。[21]周庆生从古今文献资料以及第一手田野调查材料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框架，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交际与传播、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等多个方面的关系进行了阐释。[22]
除了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相互关系的研究外，学者们将人类学与语言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对语言人类学学科进行了阐释。李如龙是国内界定语言人类学的第一人，他认为语言人类学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用语言材料来研究人类，它是语言学与人类学相互为用的边缘学科。同时还明确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研究论题，即：语言起源；语言与思维；人类群体与语言社区之间的关系；从不同语言的借用看民族间的接触；从语言材料看人类社会的发展；语言与精神文化之间的关系。[23]邓晓华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语言结构以及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诸方面来研究语言为何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行为环境中运行其职能。同时，还对语言人类学的对象、范畴、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界定。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特点在于强调语言的文化价值以及强调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双向互动研究。语言人类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语言与文化的内部联系上、从民族语言的结构等方面把握民族深层文化的特点。[24]
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以及学科推介也值得一提。早在1988年，厦门大学就设置了语言人类学课程；此后，中央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学院等民族院校也开设了该课程。现在一般的民族学科研以及教学机构，都把语言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对待。2003年，中国在申办2008年世界民族学人类学大会时，将语言人类学向国外人类学专家和学者进行了重点介绍。[25]
三、语言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现实意义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主要表现在学科建设以及科研成果两个方面。该学科毕竟是一门交叉边缘学科，在中国起步比较晚，基础也表现得比较薄弱，但从学科角度看，这显然是滞后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加强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因为它既是学科建设的需要，同时又具有重要社会现实意义。
1.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需要。严格说来，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有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文化史、文化语言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等，虽然这些学科的历史并不很长，但它们有自己独到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语言人类学要达到与这些学科“平行”，还需要从理论与方法上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中国人类学是从西方移入的，而西方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并驾齐驱，中国人类学特别强调文化人类学，似乎文化人类学可以代表中国人类学的全貌，虽然这在一方面反映了文化人类学学科的成熟，但同时也显示出人类学其他学科发展的滞后状况。所以加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中国的语言人类学要不断吸收和借鉴中外文化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文化，这是中国语言人类学发展的比然选择。
2.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中国至少有80多种语言，而在当今现代化背景下，文化变迁日益迅速，许多民族的母语危机现象越来越突出。中国如此丰富的语言资源如何保护 每一种语言所蕴涵的信息特别是传统文化如何得到传承 这些都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人们对母语危机现象的“焦虑”以及对中国很多濒危语言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中国丰富的语言资源也表明中国语言人类学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语言是民族的标识，语言人类学研究有利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一般说来，不同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语言，由于民族成员对自己民族语言的特殊情感，民族语言往往成为民族的象征。如，犹太民族早年曾因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散居世界各地，但其成员由于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却不约而同地保留着自己的民族语言――意第绪语（Yiddish）。历史发展到现在，中国境内一些少数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程度正在加深，一些少数民族有语言无文字，所以开展民族语言的保护和抢救工作对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对于语言以及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尤其重要。从这方面看，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建设有中国自己特色的语言人类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①纳日碧力戈.关于语言人类学.民族语文［J］，2002年第5期.
②（德）洪堡特著.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③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
④（瑞士）索绪尔著.高明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⑤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⑥（美）萨丕尔著.陆卓元译.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⑦刘润清编著.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2.
⑧Robert Philipson.Linguistic Imperi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Press［M］.1992.
⑨Zdene kSalzmann.Language Culture & Society--An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 Anthropology［M］.Westview Press.1993.
⑩王力.王力论学新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11]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12]傅懋勋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家庭和亲属称谓.民族研究［J］，1980年第3期
[13]练铭志.湘西土家族古老亲属制述论。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编，1981.
[14]罗美珍.从语言角度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民族语文［J］，1992年第6期.
[15]周庆生.傣族人命的等级结构与社会功能.民族语文［J］，1998年第2期.
[16]纳日碧力戈.从结构主义看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民族语文［J］，2000年第5期.
[17]吴东海.傣语中的水文化.湖北民族学院学报［J］，2005年第1期.
[18]戴庆厦.语言和民族［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19]陈保亚.语言文化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
[20]武铁平，潘绍典.语言。思维。客观世界――评陈保亚《语言影响文化精神的两种方式》，民族语文［J］，2000年第2期.
[21]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
[22]周庆生.语言与人类［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23]李如龙.略论语言人类学的一些课题.人类学研究［J］，1985.
【关键词】语言人类学；文化；学科建设
一、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发展
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anthropology）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人类学与语言学的一个交叉学科。但由于世界各国的学科渊源不尽相同，语言人类学的学科界定以及学科归属不尽相同。在前苏联所体现的欧洲大陆体系中，人类学主要指体质人类学，它与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构成关系密切但又相互平行的学科。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体系中，语言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考古人类学等一起构成人类学的学科体系。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语言人类学是人类学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一个学科，有时也可当作人类语言学。不管是人类语言学还是语言人类学，都涉及到“传统的历史比较、亲属关系构拟，到‘认知语言学’(cognitiveanthropology)、‘说话民族志’(ethnographyofspeaking)、语用学和语言规划”。①语言人类学旨在通过语言的研究或借助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达到深化认识人类文化的目的，同时也使不同的语言族群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
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可以追溯至西方的“民族语言即民族精神”的思想。18世纪末，德国学者海德尔(G.Herder,1744-1803)指出语言与民族之间存在着同一关系。他认为，一种民族的语言就是本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就是他的语言。语言学家冯堡特（WilhelmvonHumboldt,1767-1835）进一步发展了海德尔的观点，他认为语言是全部灵魂的总和，语言是按照精神的规律发展的。“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民族精神力量对语言的影响越恰当，语言的发展也就越合乎规律，越丰富多彩。”②语言相对论认为，语言有比较完善的和比较不完善的，但是“即使是最野蛮部落的语言也不应该受到谴责或轻视，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是人类原有的创造语言能力的表现。”海德尔和冯堡特都认为民族的语言是特殊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世界观和语言才能的体现。”③在这些观点中，语言作为“中间地位”的看法已基本式微，而语言作为特殊的民族文化，语言等同于民族精神这些思想，让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语言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这就是语言的文化性质；语言的文化价值主要指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民族都会把自己的各种文化放在用语言作为标识的贮聚库里，通过语言可以来透视民族的文化以及民族的心理素质。
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1857-1913）是真正把人类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研究的第一人。为了回答语言对于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能否有所阐述，索绪尔从语言与种族、民族统一体、语言古生物学、语言的类型和社会集团的心理素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索氏树立了从语言的角度来探索人类历史上文化现象的典范，为以后语言与民族，语言与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开了先河。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索氏通过“回顾法（retrospectivemethod）”进行语言重建的方法为人类学开展史前史的研究提供了借鉴。20世纪初期，索绪尔的追随者即社会心理语言学派代表人物梅耶和房德里耶斯(J.Vendryes)也比较注重语言与民族以及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nowski1884-1942）早年从事人类学研究，出版大量的人类学著作，为功能学派的开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他晚年却转向语言学研究。马氏的学科转向加强了人类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强化了语言研究对于了解和揭示人类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作为一门学科，语言人类学是在美国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摩尔根(L.H.Morgan,1818-1881)在对易洛魁印第安人多次深入调查研究和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在1851年发表了《易洛魁联盟》一书。该书追溯了易洛魁人数百年的历史，详细的记录了他们的生活环境、经济活动、习俗、宗教和语言。1871年他又发表了《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该著作从语言学的角度讨论了印第安人的奇特亲属称谓和族源问题，开始了对人类早期社会组织原则及其普遍发展规律的探索。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人类学家在对印第安人的土著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时，发现印第安人的语言不同于印欧语系诸语言。人类学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博厄斯（FranzBoas1858-1942）认为人类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重建人类发展的历史，他强调人类学的基本任务就是研究语言、习俗、迁徙、身体特征等的全部总和。觉得要获得有关印第安人的资料就必须学习他们的语言。他对语言学极为重视，花了大量的精力研究了语言问题，他本人就懂得多种印第安人方言。他在研究过程种发现，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己的一套语音、形态的意义和结构、词汇的特点。描写一种语言只能根据它自己的结构来描写。他的这一主张被称为“描写语言学”或“结构主义”理论，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方法对于研究无文字民族的语言尤其有效，对研究那些鲜为人知的语言亦很有效。1911年，博厄斯还组织出版了最早的《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AHandbookofAmericanIndianLangguage），搜集了几十种语言资料，他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一直被列为语言学的经典著作。博厄斯还于1920年创办了美国最早的语言学刊物《国际语言学杂志》，该杂志对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40年博厄斯写成《种族、语言和文化》、1941年写成《达利他人的语法》。博厄斯的“描写”方法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方法奠定了基础。⑤
萨丕尔(EdwardSapir,1884-1939)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晚年开始转向人类学研究。萨氏重视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他说，“语言的内容，不用说，是和文化有密切关系的。不懂得神通论的社会，用不着神通论这个名称；从来没有见过或听说过马的土人遇见了马，不得不为这个动物创造或借用一个名词。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⑥沃尔夫(BenjaminLeeWhorf,1897-1941)发展了萨丕尔的观点，认为语言形式决定着语言使用者对宇宙的看法；语言怎样描写世界，我们就怎样观察世界；世界上的语言不同，所以各民族对世界的分析也不同。⑦他们的观点浓缩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theSapir-WhorfHypothesis)。虽然“萨丕尔-沃尔夫假说”遭到了许多人的质疑，但是，语言与文化、世界观之间的相互关系却一直成为人们长期讨论的主题。
20世纪中叶以来，语言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日臻完善。这一阶段出现了大量的语言人类学成果，尤以菲力普森（RobertPhilipson）、萨斯曼（ZdenekSalzmann）等人为代表，菲力普森从语言人类学视角对英语进行了个案研究。他指出，由于文化上的不平衡，英语的支配地位造成了英语帝国主义，实际上是间接反映了一种盎格鲁文化中心观。⑧萨斯曼同样从语言人类学的视角对语言、文化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论述，指出不同的语言结构与其所反映的思维方式具有协同性；同时还对当今的语言人类学“实用性”展开了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发展。⑨
二、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比较注重语言事实研究。先秦以文字训诂为主；隋唐以音韵为主；清代是文字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洋为中用时期。⑩但我们也看到，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由来已久。如前文所述，语言学思想有时是时代思潮的延伸，它离不开自己的时代社会背景。如先秦诸子百家关于名与实的讨论虽然属于语言学问题，但更是哲学问题。中国语言学后来的发展都是与经学分不开的。在西方，由于现实需要以及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19世纪诞生了人类学这门学科，在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引进到中国之后，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就在搭建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桥梁。
在国内，罗常培先生当属于从事语言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人。上个世纪30年代，罗氏研究语言就已经不把研究的视角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范围内了。罗氏通过对山东临川音系的调查研究，并结合方志、史籍、族谱和已有论著，写出方言与社会历史移民关系的论述《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抗日战争期间，受费孝通先生的《关于功能派文化论》的影响，于是把研究方向从音韵学和方言研究转向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研究方面，并调查了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由于人类学历来比较重视后进民族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所以罗氏所作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已经表明中国传统语言学正在朝着语言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方面发展。1943年以后，罗氏的治学道路从语言学转向了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到了从地名研究民族迁徙的踪迹；从人名研究民族来源和；从造词心理研究民族的文化程度；特别是从词的来源和演变研究古代文化的遗迹等等。罗氏对于语言人类学的贡献，正如他本人所说，“假如我这一次尝试能够有些许贡献，那就可以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来。”其著作《语言与文化》尤其侧重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文化比较落后的口语，从语言所反映出的文化因素来透视该民族文化的特点。可谓是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先声。[11]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性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民族自觉意识得到显著增强，文化语言人类学在国内重新被认识。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运用田野工作方法从事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达到深化认识民族文化的目的，同时来达到不同语言文化族群相互尊重以及和谐对话。关于此方面的论述，人类学家纳日碧力戈已有专门论述。如傅懋勋运用永宁纳西族的亲属称谓来探讨母系家族中的婚姻家庭制度。[12]练铭志运用田野调查材料，对现行土家语与古代土家语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比较后认为，认为古老亲属制有如下一些特点：父系和母系的亲属称谓区分不明显，从亲属称谓大体可以区分出性别和辈分，亲属称谓是类分式和专门称谓相结合。湘西土家族古老亲属制的材料，不仅证明了摩尔根关于亲属制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同时也反映了土家族历史上婚姻制度的演变过程。[13]罗美珍从语言角度阐述了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14]周庆生根据傣族亲属称谓以及人名构建傣族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力求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15]纳日碧力戈运用结构主义理论，分析了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对话。[16]吴东海运用傣族诗歌、谚语等语言材料阐释傣族的水文化特征。[17]
在进行民族语言个案研究的同时，国内学者从宏观角度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为语言人类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学良和戴庆厦二位先生从语言在民族诸特征中的地位、语言界限同民族界限的关系、从语言研究民族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提出从语言特点可以映射出民族特点。[18]陈保亚提出语言决定思维轨迹的观点，认为“思维轨迹是思维能力在语言系统中的实现。思维轨迹的差异是语言系统决定的，语言浇筑了思维轨迹。”[19]武铁平等人对陈保亚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人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受制于语言，而是受制于人所生活的社会。[20]张公瑾把混沌理论引入语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语言和文化研究的视野，同时也为语言人类学的方法注入了活力。[21]周庆生从古今文献资料以及第一手田野调查材料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框架，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交际与传播、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等多个方面的关系进行了阐释。[22]
除了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相互关系的研究外，学者们将人类学与语言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对语言人类学学科进行了阐释。李如龙是国内界定语言人类学的第一人，他认为语言人类学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用语言材料来研究人类，它是语言学与人类学相互为用的边缘学科。同时还明确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研究论题，即：语言起源；语言与思维；人类群体与语言社区之间的关系；从不同语言的借用看民族间的接触；从语言材料看人类社会的发展；语言与精神文化之间的关系。[23]邓晓华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语言结构以及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诸方面来研究语言为何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行为环境中运行其职能。同时，还对语言人类学的对象、范畴、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界定。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特点在于强调语言的文化价值以及强调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双向互动研究。语言人类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语言与文化的内部联系上、从民族语言的结构等方面把握民族深层文化的特点。[24]
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以及学科推介也值得一提。早在1988年，厦门大学就设置了语言人类学课程；此后，中央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学院等民族院校也开设了该课程。现在一般的民族学科研以及教学机构，都把语言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对待。2003年，中国在申办2008年世界民族学人类学大会时，将语言人类学向国外人类学专家和学者进行了重点介绍。[25]
三、语言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现实意义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主要表现在学科建设以及科研成果两个方面。该学科毕竟是一门交叉边缘学科，在中国起步比较晚，基础也表现得比较薄弱，但从学科角度看，这显然是滞后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加强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因为它既是学科建设的需要，同时又具有重要社会现实意义。
1.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需要。严格说来，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有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文化史、文化语言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等，虽然这些学科的历史并不很长，但它们有自己独到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语言人类学要达到与这些学科“平行”，还需要从理论与方法上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中国人类学是从西方移入的，而西方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并驾齐驱，中国人类学特别强调文化人类学，似乎文化人类学可以代表中国人类学的全貌，虽然这在一方面反映了文化人类学学科的成熟，但同时也显示出人类学其他学科发展的滞后状况。所以加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中国的语言人类学要不断吸收和借鉴中外文化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文化，这是中国语言人类学发展的比然选择。
2.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中国至少有80多种语言，而在当今现代化背景下，文化变迁日益迅速，许多民族的母语危机现象越来越突出。中国如此丰富的语言资源如何保护每一种语言所蕴涵的信息特别是传统文化如何得到传承这些都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人们对母语危机现象的“焦虑”以及对中国很多濒危语言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中国丰富的语言资源也表明中国语言人类学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语言是民族的标识，语言人类学研究有利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一般说来，不同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语言，由于民族成员对自己民族语言的特殊情感，民族语言往往成为民族的象征。如，犹太民族早年曾因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散居世界各地，但其成员由于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却不约而同地保留着自己的民族语言——意第绪语（Yiddish）。历史发展到现在，中国境内一些少数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程度正在加深，一些少数民族有语言无文字，所以开展民族语言的保护和抢救工作对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对于语言以及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尤其重要。从这方面看，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建设有中国自己特色的语言人类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①纳日碧力戈.关于语言人类学.民族语文［J］，2002年第5期.
②（德）洪堡特著.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③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
④（瑞士）索绪尔著.高明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⑤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⑥（美）萨丕尔著.陆卓元译.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⑦刘润清编著.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2.
⑧RobertPhilipson.LinguisticImperialis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M］.1992.
⑨ZdenekSalzmann.LanguageCulture＆Society--AnIntroductiontoLinguisticAnthropology［M］.WestviewPress.1993.
⑩王力.王力论学新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11]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12]傅懋勋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家庭和亲属称谓.民族研究［J］，1980年第3期
[13]练铭志.湘西土家族古老亲属制述论。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编，1981.
[14]罗美珍.从语言角度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民族语文［J］，1992年第6期.
[15]周庆生.傣族人命的等级结构与社会功能.民族语文［J］，1998年第2期.
[16]纳日碧力戈.从结构主义看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民族语文［J］，2000年第5期.
[17]吴东海.傣语中的水文化.湖北民族学院学报［J］，2005年第1期.
[18]戴庆厦.语言和民族［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19]陈保亚.语言文化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
[20]武铁平，潘绍典.语言。思维。客观世界——评陈保亚《语言影响文化精神的两种方式》，民族语文［J］，2000年第2期.
[21]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
[22]周庆生.语言与人类［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23]李如龙.略论语言人类学的一些课题.人类学研究［J］，1985.
关键词：语言类型学；发展阶段；方法特征；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H0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码：1003-2738（2012）04-0128-01
一、引言：语言类型学是个什么东西？
语言类型学的总目标是根据语言的结构特征来对语言进行分类，换句话说，就是用概括性的但又能给人以启发性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X语言像什么？
传统的对语言进行分类的方法是根据亲属关系程或区域性的共享特征。但是根据亲属关系程度得到的的相似特征对于其原始语言的总体结构并无任何特殊的意义，而区域性相关的语言所享有的特征虽然可以深入到个别语言的句法结构里，但所共享的特征集却一点也不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因而语言类型学是根据那些并非由于共同的亲属来源或区域性接触而共享的结构特征来给语言分类。特别是，在进行语言类型划分时，将不同语言按类型归在一起通常是极为合适的，虽然这些语言在地理上相隔遥远，而且，据我们所知，这些语言也无亲属关系。
语言类型划分有两个重要的预设：首先，人们假定，语言可以根据它们的结构加以比较，这蕴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存在着一些语言的普遍特征，即结构比较的基础。其次，语言类型换分还预设着语言之间存在着差距，因为，很明显，如果没有任何差异，那么人类语言潜力的所有的个别的体现都将只属于一个类型，而且这个类型将只有一个成员。因而在实践中，在进行语言类型划分时，目标就是找到有重大意义的类型参数。
二、语言类型学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语言类型学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传统类型学阶段（19世纪初—1963）和当代类型学阶段（1963—至今），下面分别介绍：
传统类型学发端于19世纪欧洲，主要根据词法形态对语言进行分类，因此也可以称为“形态类型学”。如Friedrich von Schlegel把语言分成两种类型：加缀语、屈折语。Friedrich的兄弟August von Schlegel加上了第三种：无结构语言（即无词缀、无屈折，他举的例子是汉语）。Wilhelm von Humboldt（洪堡特）加上了第四种：综合语。此后，语言的形态分类大致就固定下来了：孤立语、粘着语、屈折语和复综语。
当代类型学以Greenberg提出的语序共性理论为开始标志。当代语言类型学是“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学”，他不在以给语言分类为目标，而主要是通过跨语言比较来发掘人类语言的共性，探讨“万变不离其宗”的规律，其宗旨、取向与传统类型学迥异。在描写上，当代类型学发展了“蕴含共性”这个功能强大的形式描写工具，其“四缺一”的四分表反映了两个因素相互作用的普遍模式，从而发掘因素间的相关性。在研究重点上，从以形态分类为主到以语序为主。在方法上，以抽样统计为主要方法，在尽量避免语系同源、地域接触等因素影响的前提下，收集一定样本，进行语言比较。
三、语言类型学的方法特征。
1.选题。
语言类型学所追求的语言共性，主要就是不同语言要素之间跨语言的相关性。类型学选题，就是那些有可能存在相关性的要素。Greenberg的45条语言共性，多数与语序有关，特别是与小句基本成分（S,O,V）的语序和介词语序类型（前置词还是后置词两个参项有关）。但也有一些涉及非语序的要素，如名词的性和数的关系（有性必有数），屈折（构形法）和派生（构词法）的关系（有屈折必有派生）。其它类型学课题还有：格范畴与语序类型的关系、清送气音与浊送气音的关系、语序与语流音变方向、不同焦点的颜色词之间的关系等。一种语言系统的要素难以计数，找到恰当的参项是类型学考察的成功的起点。但比较的结果应是发现相关范畴的形态—句法表现，而且描写地越清晰、越有句法操作性越好。
2.取材。
类型学研究的材料基础是样本语料库。目标：语种数量充足，兼顾谱系、地域和类型三方面的平衡性。
3.比较。
可比性和相关性：比较相关要素与排除干扰要素。注意一点，能起干扰作用的因素本身也很有价值，值得另作研究，但不要混在相关语料的统计中。
4.归纳。
典型情况：一个参项：是否对立或有无对立。
复杂情况：a两者并存：条件变体还是自由遍体？优势现象与劣势现象。B参项无关：有关的参项对某些语言不适用，此类语言的情况与此参项无关。
5.表述。
文字表述：蕴含性共性。表格表述：四分表形式。
四、语言类型学的优越性和研究领域的多样性。
1.优越性：
（1）覆盖语言研究的所有方面；
（2）注重形式和范畴之间的双向视角；
（3）某些范畴会凭借自身的优势扩展成为显赫范畴。
2.研究领域的多样性：
（1）类型学的跨语言研究基于类型学成果的单一语言研究；
（2）类型学研究与语言方言田野调查的相互促进；
（3）全面的跨语言研究与局部的跨语言研究（包括跨方言与跨时代研究）。
五、语言类型学在我国的发展前景。
正如刘丹青和金立鑫所说：“语言类型学是当代语言学中的一门显学”。语言类型学正凭借其自身的优势在当代语言学的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令人兴奋的是，近年来我国研究语言类型学的队伍也正逐渐发展壮大起来，有关论文、专著也逐渐增多。这里包括陆丙甫的一系列关于与语序的文章，石毓智的专著，吴福祥的一些论文和刘丹青的研究等。特别是刘丹青近来又提出语言库存类型学，并把它作为类型学新分支的构想。这对我国类型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刘丹青.《语言类型学》（课程提纲）.全国语言学暑期高级讲习班 .南开大学 .2010年7月。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伴随中国建设文化强国的进程，已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热点，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逐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正在开展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媒介的语言方面，尽管有少数的民族语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汉语方言因其太为人所熟悉、太普通及推广普通话政策的影响至今仍徘徊于保护视线之外。以民族语言及地域方言作为载体的口头表达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少被统一为一类看待，对汉语方言及其记载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题研究尚缺少有针对性的探索。笔者尝试对其归类，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文化大省河南为例，分析其特点与规律，探讨其保护开发的方式与途径。
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归类依据及必要性
1.归类依据
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明确地将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各种“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俗、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传统形式的传播和信息等传统民间文化表现形式；二是“文化空间”，指某种集中举行流行的传统的文化活动场所，或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1］目前各国大多使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分类法，据此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划分为五大类［2］，口头传说和表述为首类，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编写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第二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较强的操作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表”有16个一级类别，每个一级类又细分出一些二级类，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结构的第二层。如“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细分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等8类及“其他”的收容类。学者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中，在《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划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0个类别的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正和调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归纳概括为13类［3］，其中语言（民族语言、方言等）、民间文学、传统戏剧位居前列。我们主张把口头表达、语言习俗及语言载体这一大类称为语言文学大类，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语言或方言为传承载体和凝聚体，包括濒危语言或方言小类、语言民间文学（口头文学）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小类）、运用特色语言或方言的传统曲艺戏剧类、语言文字习俗类等下位小类，其依据有三。
其一，从语言及其与文化的关系看，“语言是个多面体，文化的工具或载体，更是文化现象，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性的文化凝聚体，是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系统。语言在文化的建构、传承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不同的文化特点往往也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特点”［4］。濒危的民族语言与濒危的独具地域特色的方言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具备突出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能展现地域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在群体中具有世代传承、特色鲜明、活态犹存等特点，成为一种鲜明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界已经意识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倡议将民族语言及濒危汉语方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少数濒危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5］
其二，语言与地域方言往往与文学凝聚为一体，互为表现形式，不可分割。在中国作为通行地域广的共同语汉语，其方言复杂众多，方言更是与地域文化、民间文学融为一体不可分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方言是历史上形成的，其语义系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其演变途径和发展方向深受地方历史文化的制约。方言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地方历史文化，方言词语记录了地方风物文化。方言保存了大量地域传说、故事、民歌，就连非语言的艺术创造（如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和宗教信仰、民俗活动也广泛地留存在方言词语之中。方言与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此紧密，许多市级地方政府把方言和民间文学及其他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起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比如海州方言被列入连云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湘乡方言被列入湘潭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人大代表提议将方言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予以保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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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从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看，民间文学是人民大众的典型语言艺术，“是人民口头的集体创作，是一种立体文学、实用文学，具有直接人民性、立体性、口头性、流传变异性、传统性和多功能性等特征”［7］。“它运用口头语言，充分发挥其丰富的表现功能和概括能力，创造各种艺术形象，展示瑰丽的想象，表现高尚的审美情趣和深刻的理性认识。”［8］学界一般也将其称为“口头文学”、“口头传统”。在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江苏的昆曲、评弹，河南的豫剧，安徽的黄梅戏，天津的京东大鼓、快板，闽南的南音，客家的山歌，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以方言表现的艺术形式。
作为口头载体的民族语言或地域方言与民间文学的诸多类别互为依存、互相表现。它们凝聚一体，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大类：口头传说和表达类。它们以语言文字及方言作为载体纽带或习俗对象，在中国，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表现为汉语地域方言文学类。
从相关称谓上看，在高等教育学科分类中，大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二级学科专业，中国文科高校几乎都设有此专业。学术界认为民间文学曲艺、戏剧都是语言文学样式，在一些大型文艺活动中口头表达类节目往往被称作语言类节目。相应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中，我们可以把汉语地域方言与以其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一并称为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中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突出类别。
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占有突出位置。民间文学、地方戏曲、民歌歌词曲艺、语言文字民俗等以方言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区域性特色、原生态口头性表现于其汉语方言记载的特性，表现于独具特色的方言语音特征和广泛高频率使用的方言特征词（即那些常用又具有构词能力、方言区内一致而区外特殊的方言词）。如河南的豫剧、河南坠子、传说故事神话、歌谣、谚语、谜语等其原生态口头特色，就表现于常用河南话的语音特征及方言特征词。在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灵宝黄帝传说中，就有大量方言特征词和方言文化词语出现于其中。
2.归类必要性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市场经济与城镇化发展、现代传媒发展、社会的大交流、普通话的推广等现实环境的影响，危机严重，有些正面临衰亡。北京师范大学丁崇明教授说：在语言中存在一种权威语码，一般情况下人们会在心理上认同权威语码。［9］由于升学、求职、做生意都需要普通话，所以普通话的权威语码地位被不断强调和提升。这就造成在许多人眼中，普通话是权威语码而方言是弱势语码的内在观念，从而使人们在心理上认为普通话与方言间存在等级差异，受“汉语规范化就是要用普通话”观念影响，很多人的脑子里形成了方言与普通话绝对对立的观念，或觉得家乡话土，或觉得家乡话难听，出于虚荣心不愿意让周围人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而不说方言，表现出对方言的不自信。于是，说方言的人越来越少。2012年3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1045人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5.9%的受访者确认身边存在怯于说方言的年轻人，37.1%的人表示身边能说纯正方言的年轻人已经不多。［9］用方言土语表达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字习俗、方言戏曲也处于濒危状态。
基于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现状，我们有理由认为对其进行保护传承利用研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刻不容缓的重要内容。由于对其下位小类保护与利用具有共同特点，因此也有必要归为语言文学大类进行研究探讨。
二、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传承性、流变性、综合性、民族性、地域性6项一般特点［3］。此外，它自身还表现出以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内部各层级及小类的交融性。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民歌、传说、故事、歌谣、长诗、谜语等）、曲艺、传统戏剧等渗透交融。如汉语方言与汉族区域中的其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互为表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域原生态性表现于使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方言，语言或方言的地域性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显示出此大类的立体性。语言或方言的艺术特性表现于文学性，民间故事、传说、神话歌谣、谚语歇后语、语言游戏长诗、曲艺与戏曲的流变体现语言或方言的流变。那些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反映出语言与方言的流变特色，语言或方言与民间文学共同流变。民间故事的开头“很久以前”的程式化、字谜歇后语的格式化、谚语歌谣的押韵、诗歌或长诗的修辞、民间笑话的幽默、汉语民歌的格式与修辞艺术等，都具有独特的汉语或方言特色。谚语字谜歇后语常常成为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共同研究的对象。如学者温端政、武占坤、马国凡、段宝林等致力于谚语、歇后语的研究。民间文学小类文化遗产中谜语、歇后语、字谜、绕口令、对联等，又是对汉语及其方言的研究训练形式。民间文学作为活的语言艺术，是研究民众口语的绝好资料，我国著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魏建功、董作宾、王力、马学良等，都很重视民间文学，对民间文学作品有专门的记录与研究。文艺史上的雅俗结合律又促进文人作家对民间文学及地域方言艺术进行学习研究，汲取民间文学遗产来进行文艺创作。
二是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与表现地域文化的广泛深刻性。不同地域民众的思维方式各异，其语言表达往往也呈现出诸多分别。比如河南民间文学及地方戏曲豫剧是当地民众文化生活中的一种重要文艺形式，其地方戏曲的旋律形式与地域方言的口语语音文学特征密切相关；方言词语、方言文化词语的大量运用及方言词语丰富而独特的表现力使地方文艺更具地域特征和乡土韵味，地方戏曲的唱词与念白常常取材于地域方言中的口语表述，大多数民间文学作品是以口语传播方式存在的，能使地方文艺形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作为文化载体的地域方言是构成地方文艺形式特色的关键。作为载体的地域方言在思维、日常生活等方面广泛影响着地方文化。地域方言以其独特的方言特点、丰富的方言资源而呈现出相对突出的材料价值与理论价值。例如河南各地的方言并不仅仅是地方百姓用以言语沟通的凭借，而且是历史赋予世人的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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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口头艺术表达的地域方言与文学艺术的协同流变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系统内部有不同小类型和不同层级。国际上，世界各民族语言组成一个大的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国内语言文化形成一个二级系统，一方面共同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协同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语言相互竞争，在共同语汉语内形成汉语方言系统。任何一个语言生态系统的变化都会使语言文化生态系统处于不稳定状态，继而引起语言文化乃至民族文化的变迁，如汉语经历古白话到文言再到现代白话、普通话及各汉语方言的变迁，与汉语言文学类中其他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协同流变。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价值。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方言研究成果有助于地方文化及其历史的研究。没有方言，地方戏、地方曲艺、地方性说书就会消亡。比如，越剧、粤剧、豫剧、河北梆子以及黄梅戏等都依赖方言，即便是京剧也是在安徽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比于普通话，方言本身的词汇较丰富，更能生动地传情达意。方言承载的是人类最草根、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在民间文学方面，方言文学更加生动形象；在词汇方面，方言是最丰富的宝藏；在文化方面，方言最能体现我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如官话方言区大致跟中原文化区（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西域文化区、关东文化区、荆楚文化区、巴蜀文化区、两淮文化区的地域相当。地域文化是华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华夏文化的土壤。方言中蕴涵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记录着人们认识活动的每一个进步。所以，越是经济社会发展迅速、普通话推广范围不断扩大的时候，方言及以其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越大。
地域性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世界的，它们深深镶嵌于当地民众心中，口头表达传承了民族优秀文化。例如河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18项民间文学非物质文化遗产：梁山伯与祝英台传说（汝南县），花木兰传说（虞城县），盘古神话（泌阳县、桐柏县），蛇闹许仙传说（鹤壁市淇滨区），董永与七仙女传说（武陟县、汝南县、西平县、平舆县），柳毅的传说（卫辉市），崔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辉县市），邵原创世神话群（济源市），汉族叙事长诗《郭丁香》（固始县），愚公移山传说（济源市），赵氏孤儿传说（温县），大禹神话传说（禹州市），王莽撵刘秀传说（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灵宝市），灵宝黄帝传说（灵宝市），葛天氏传说（长葛市），牛郎织女传说（南阳市），竹林七贤传说（修武县），帝舜传说（濮阳县）。这些遗产蕴涵着丰富的文化道德观，具有较高的文学、历史、语言价值及艺术审美价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对其保护传承有利于保护我国传统文化和民族语言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汉语言文学的繁荣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的文化创新和发展先进文化，有利于促进国家与地域文化的和谐发展。
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选标准和内容整理
评选认定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应包括：具有展现国家及地域文化创造力的突出价值和维系中华文明传承性的重要作用；出色运用传统民间语言方言的技能和经验，体现高超的语言水平；扎根于相关区域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方言特色；具有促进民族与地域方言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具有见证中华文明活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对维系优秀民族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内容整理，要科学地运用历史资料与实地普查等方式，挖掘、鉴定、确认潜藏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立体全面记录，整理汇总。对于像河南这样地处中原的文化大省，汉语言文学类文化遗产是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重要部分，其语言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统计分类更应深入，可分类整理汇编具有浓郁河南方言特色的各地方言的特征词、语法点、语音特殊点、书法艺术，出版方言地图，或建立河南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本、声音、图像之间彼此对应而呈现实态的有声数据库，使河南方言保存下来，同时保留一些以河南话为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河南方言片特征为红线汇集整理省域或市县域口头文学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类（即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谜语、民歌等）、传统曲艺戏剧、语言文字习俗等，使之形成省域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类。
四、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个性方式
抢救与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本着抢救保护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如本真性、整体性、可解读性、可持续性等，更要抓住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树立正确的语言文学统一的保护理念，实施合理可行的语言文学价值评定措施，探寻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
（1）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语言文字法作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的依据与保证。依据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11年6月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推普工作与方言遗产保护并行不悖，语言与文学艺术恰当结合，才能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好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依法宣传方言文学的价值，提倡当地人用方言创作改编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体应加强对此的关注，学校、家庭也应给下一代创造能说方言、传播以方言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宜环境。
（2）从语言文学特点出发进行科学管理，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口头展演与宣传教育规划，提高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全民保护利用意识。根据语言或方言与文学的交融性特点，语言或方言的角度规划应当与文学艺术形式的角度规划、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结合进行。如河南省文化厅联合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在淮阳举行多省联合的“中原古韵——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该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与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研究与汇集展演，立体表现了中华文化，政府定期搭建展演舞台，还进行数字化记录、保存规划，帮助民众了解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找“中原记忆”，体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规划的重视，是对语言文学类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很好的保护和创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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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期进行特色方言点调查，打好汉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基础。国家与地方目前已进行三批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调查统计，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了定期展演、讲说、宣传，专业人员组成的语言文学类采集编撰团体与机构相继成立。但还需详细调查研究语言或方言特征与其对应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遗迹的分布情况，对相关遗迹统一标识，并设置保护性标志碑。对各地有相似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音像、图片、唱本及古籍著述等资料进行搜集整理，调查所获资料要进一步归类存档，建立档案音像资料库、电子数据库、语言文字资料库。在各地深入开展针对流传于不同地域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研讨，并将研究成果编纂结集，用方言及多语种文字公开出版，才能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意识。例如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在两千多年的漫长流传过程中不断与全国各地的民众生活相融合。由于民众方言不同、情感渗透和口碑附会等原因，产生了多种富有地方特色的传说，留下了相沿成习的风俗及与董永身世有关的文物、碑碣、村落、地名等遗迹。山西省万荣县、江苏省东台市、河南省武陟县、湖北省孝感市等地不仅有与董永相关的遗迹，而且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都称董永是当地人。如山东省博兴县有董家庄、董永墓；山西省万荣县小淮村有“董永故里”的匾额，民间还织造“合婚布”；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和十一月初十均举行盛大的祭拜孝子的庙会活动，盛传着董永传说。通过此传说使用的方言对比研究，找出方言所反映的各地有关董永传说的地域文化特色，有利于各地共同传承利用。
（4）从口头语言与文学艺术表达相结合的视角综合考虑选取典型传承人，树立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典型形象，提高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不仅保护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保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实现产品化开发与可持续传承。重视语言文学专家指导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是保护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
（5）利用科技创新转化为文化产品有利于保护传承利用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进一步科学分类建档，采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建设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声数据库，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此外，将方言和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资源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也有助于保护利用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需要从语言科学、计算机技术、文学方面进行形态包装、改造，使其适合市场经济下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适合时代的需要。如带有河南话特征的陕县“王莽撵刘秀传说”，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方言原生态版、普通话版、外语版的记录，形成了满足各语种学习需求的文化传播产品，改编有豫剧、河南坠子、电影、电视剧等形式，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品化、产业化，在促进保护的同时让人们认识到方言特征词的形象生动。如此，方言与传说得到了传承，它的各种语言形式的展演使传说变得更容易令人接受和传诵，有助于带动地方旅游经济，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也使相关人员获得保护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处。
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产业化保护的关键在于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化石记录整理层面，更要在精神层面有所挖掘和超越，传承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精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顺应时展，去除伪科学成分，汲取人民群众创造的语言艺术，保护物态与文献，创新表现形式，科学再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魅力。如河南卫视举办的《梨园春》节目，聚集豫剧爱好者，不断推出不同年龄阶段的新人，对河南方言及豫剧的传承起到重要作用，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表现力、感召力。河南电视台9频道于2012年2月推出一档读解演绎河南地方语言起源、流变的电视文化节目《咱嘞河南话》，选择河南省内对河南方言有研究的专家教授作为主讲，每天讲解一个典型的河南方言词语，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对典型的河南话词语进行通俗的解说，中间穿插情景短剧、电影场景、历史文献影像资料或图片，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面向广大听众，雅俗共赏，使节目成为文化内涵深厚、诙谐幽默风趣、观众喜闻乐道的品牌节目。［11］这些方式有效地保护了河南话及以河南话为载体的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大大提高了它们的影响力。
（6）加大财政投入，广开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财源渠道。为保护珍贵的文化资源，河南省文化厅联合省财政厅争取到2010年度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790万元［12］，其中部分资金投入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同时还寻求政商学相结合的渠道扩大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投入，通过市场产业化利用、实物配合、旅游开发，体现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经济价值，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7）加强国际间、地区间语言文学类及其他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交流与合作规划，促进地方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内外传播。如近两年在传承几百年的河南淮阳太昊陵庙会上，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河南省文化厅、周口市政府联合中东部8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团队前来演出，对加强语言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间合作与转译、提高它们的影响力与整合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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