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封闭 脱节 开放
一、从多种角度来看新闻学教育问题：在封闭中脱节
1.从新闻的内在属性来看
在笔者看来，新闻学的核心就是培养学生出色的新闻敏感。
什么是新闻敏感？从新闻实务的角度，新闻敏感指的是这样一种新闻专业能力，那就是，面对一个事件或者一条信息，能够迅速地判断和掂量出这一事件是否具备足够成为新闻的价值。
那么，新闻敏感来自哪里？按老报人艾丰的说法，来自于对“普遍事实与新闻事实”这一对对子的把握。①换言之，对社会现实理解与把握的深度与广度，决定了一个人认识和把握新闻事实的能力。一个人对社会现实理解得越透、越深、越多，就越容易在面对一件事实时，掂量得出该事实的分量，以及是否足以成为新闻的价值含金量。
以此推演下去，既然新闻敏感是新闻学核心，那么，提高和加强学生认识社会现实的素养，锻炼学生认识社会现实的能力，就应该成为新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以笔者有限目力之所见，这恰恰是我国新闻学教育中的一块重要短板。
2.从课程设置来看
笔者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学课程设置为例来说明我国目前新闻学课程的不足所在。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网站上是这样对其新闻学课程进行介绍的：
“新闻专业本科的学科基础课包括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中国新闻传播史、世界新闻传播史、新闻出版伦理与法规、媒介经营管理等，各专业方向核心专业课程有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评论、新闻摄影、摄影概论、摄影技术、图片编辑、摄影造型技巧、网络传播概论、网络传播实务、网页设计与制作、网络经营管理等。此外还可以选修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和广告、出版专业的有关课程。” ②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课程介绍则是以详细的表格形式见表一③
从这两所著名新闻学院的课程设置来看，它们都主要还是沿袭新闻理论、新闻实务和新闻史（含外国新闻史）这样一种三分法的传统新闻教育模式，一个在新闻言新闻的，相对自我封闭、自我运作的课程架构。
这种中规中矩、四平八稳的课程架构的好处在于，使得学生对新闻学科的知识得以系统化，但它的不足是，严重忽视对学生认识社会素养和能力的培养。而且，大比重的新闻专业科的学习必然耗去学生有限的本科教育时间，使得学生无法腾挪出更多的时间来从事认识社会现实方面的素养与能力的自我积累。④
3.从新闻实务单位的内在要求来看
新闻业内的人一般都知道，新闻单位对新闻系毕业生多年一贯的评价就是，上手快，后劲不足。
这种评价其实是必然的，主要因为上述课程架构事实上决定了学生的知识结构。而同时，如果学生在课余又没有足够的自觉性，主动挤出一定时间来从事新闻学科以外知识的阅读与积累的话，其结果必然是知识结构的残缺，必然是认识社会现实的素养和能力的不高，必然是上手快，后劲不足。
然而，新闻单位最看重员工的是什么？
这固然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笔者以为，南方周末执行总编辑向熹在一次报告中的一席话，是对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之一。
他说：
“时代认识与价值认识――做好新闻工作的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时代认识。《南方周末》招记者有一个前提，就是要他‘对中国有感觉’。所谓‘对中国有感觉’，其实质就是他要对时代有认识。第二个前提是价值认识。大家都知道，南方集团是个非常有理想的媒体，理想主义在整栋大楼里非常充盈。在这样的氛围里，价值认识成了潜意识里必须要了解的内容。在做报纸的过程中，这两点是最基础的。……就是要回答，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做新闻工作，我们应该建立怎样的价值体系”。⑤
向熹所谓的时代认识，跟笔者在前面述及的认识社会现实本质上是一致的。而恰恰在这种认识社会现实素养和能力的培养方面，目前的新闻学教育做得很不够。
4.从新闻单位用人情况来看
在新闻单位，新闻系毕业生尽管往往在数量上处于优势，但在质量上则往往不尽然如此。笔者试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为例来说明，新闻系毕业生在新闻单位的总体被认同度和被肯定程度。
认同度和被肯定程度本身是个过于不具有操作性的概念。为此，笔者将它具体化为一组数据，即广州某报团近四年的招新专业及人数比较（只限于采编岗位）。
通过这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广州某报团采编招新的各专业比较分散；其次，在招新中，新闻专业毕业生尽管“一股独大”，但除2007年以外，其余三年均没有超过总人数的50％。笔者以为，这显示了包括该报团在内的新闻业界在招新上对员工的知识背景存在一个多元化的合理期望。
此外，据笔者了解，作为中国传媒市场上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报团之一，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现有主要子报子刊的主要领导中，新闻专业毕业的仅有两位。其余均为其他专业毕业生。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新闻学专业毕业生的发展后劲的确比较有限。
当然，我们不能绝对地以是否晋升作为衡量一个专业毕业生发展后劲的唯一指标，甚至也可以说这两者之间未必就有着绝对正相关的关系，但以笔者在新闻单位的观察来看，晋升的确可以作为衡量发展后劲的重要指标之一。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新闻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相对自我封闭、自我运作，与他学科有一定的脱节，与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脱节，与新闻一线的要求与愿望有一定的脱节。
二、从问题角度来看新闻学发展路径：在开放中对接
问题既彰显，路径往往是对应和不言自明的。对应于上一部分的分析，笔者以为，新闻学发展的重要路径就是，走出自我封闭、自我运作的孤立状态，向社会现实开放，向其他学科开放，向新闻单位开放。只有在这种多元开放中才能实现新闻学教育与社会现实、他学科和新闻单位的对接。
1.向社会开放
培养一名称职的编辑、记者，是不可能单纯靠书本知识来完成的，甚至可以说是恰恰相反，正是书本以外的社会实践知识。社会实践越充分，才越有可能把握住国情、省情乃至地情，认识到社会现实的复杂性，认识到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才能对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有真实的感觉。其实，许多新分配到新闻单位的大学生，之所以往往容易产生现实落差感，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们长期“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偏居于象牙塔内，对社会现实十分懵懂。
2.向他学科开放
如前所述，新闻学的核心是培养新闻敏感，新闻敏感来自于学生认识与把握现实的能力。新闻学课程在新闻敏感这个最为核心与关键的问题上，实际上只是点到为止，而无力再挖掘下去。为什么？因为社会现实本身的复杂性。
社会现实纷繁复杂而多变，且不论要认识它，单就认识它的某个侧面，比如，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都需要相应的专业背景知识的丰厚积累。所以，要培养与锻炼学生的新闻敏感，就必须仰赖于新闻学以外的其他学科背景知识。
像美国一些著名大学的新闻专业，甚至明确要求其他学科的总学分必须占到至少50％以上的比例。
比如，马里兰大学Philip Merrill新闻学院在对新闻学本科生的培养上，只有1/4的课程属于新闻学方面的，侧重于提供工具方面的知识与概念。而其余3/4课程都必须在新闻学院以外的其他专业内完成，比如：历史、经济、政治、社会学、心理学。他们认为，这些专业所涉及的，都是学生们在日后的职业生涯中会遇到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专业背景知识的建构，将会增强他们的学生在某一特定新闻报道领域的竞争力。⑧
据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昌凤和叶铁桥介绍：
“1920年以后，威斯康星大学新闻系开始挑战传统的职业训练模式，重视培养学生广博的知识背景和部分新闻方面的技能训练。在四年制新闻本科的课程中，新闻学的课程只占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是人文和社科知识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历史和语言等内容。这种课程设计不久成为全美大多数新闻学院的基本蓝本。”⑨
对此，我国新闻学教育改革也大可借鉴美国新闻学院课程设置的思路，大力压缩新闻学课程比例，适当增加其他学科在新闻学教育中的比重，乃至将新闻系本科一、二年级的教育归于其他科系，到三、四年级才回到新闻系接受专业技能的培训。
3.向新闻单位开放
这里说的“向新闻单位开放”包括三层意思：到新闻单位实习；加强与新闻单位的互动；延聘资深新闻人到新闻学院专职任教。
到新闻单位实习，目前来说，业已为各新闻学院普遍采用，在此不再赘述。
加强与新闻单位的互动，就笔者所知，尚没有引起新闻院校的足够重视。本文所谓的“互动”，主要包含两层含义，即，走出去，请进来。一方面，新闻院校老师宜定期带领学生参观、访问新闻单位，熟悉采编流程，了解新闻业发展动向；另一方面，新闻院校宜定期邀请名记名编到新闻院校开讲座，传授来自一线的新鲜、热辣的新闻背后的采编心得体会。
在这方面，笔者以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共同举办的准记者训练营值得借鉴。该训练营从2007年3月开营后，每周四下午聘请一名来自南方报团（以南方周末为主）的编辑记者进行一场讲座，并进行现场交流，既弥补了教学中来自一线实践案例的匮乏状况，又反过来丰富和加深了学生对书本知识的领悟和理解。而且，该训练营还定期安排学生分赴南方报团各子报，以准记者准编辑的主人翁身份，而不是旁观姿态的实习生身份，全面介入新闻策划、版面编辑等活动。其实，这与实习生的边缘人、旁观者角色和散兵游勇性质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延聘资深新闻人到新闻学院专职任教，开始成为我国新闻院校发展趋势之一。不过，在美国的新闻院系，这早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像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共33位全职新闻学老师，除新闻史学家Michael Schudson外，其余都有着丰富的新闻从业经历或新闻专栏写作经历。他们在自己的简介中都会突出强调自己在新闻单位的服务年限，如：“Ann是一位有着25年多广播、报纸报道经历的驻外记者”、“Sheila1982年供职于一家被广泛阅读的杂志《菲律宾纵览》（Philippine Panorama），从此开始了她的新闻报道生涯”、“（Ari）在执教新闻学院前，于纽约时报担任宗教记者长达20年”。⑩
在我国，新闻学教育还是以学院派为主。从新闻学长远发展计，这种状况应该改变，新闻学院应该不断地从新闻单位发掘人才以充实自己的师资队伍，而不是如课程设置那样，自我封闭、自我运作，进入一种死循环。
注释
参见艾丰：《新闻采访方法论》，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7月版。
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网页：省略/bkjy.htm。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网页，xwxy.fudan.省略/html/level2_kcjs.htm。
本文是从新闻实务的角度来思考新闻教育问题的。如果从新闻学研究的角度来说，目前这种课程架构当然是契合需要的。所以，笔者以为，对于新闻学教育，我们必须直面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究竟是着力于培养新闻实务者，还是着力于培养新闻学研究者？本文无疑是从第一个角度，也就是新闻实务的角度，来反思我国目前的新闻学教育的。
引自向熹2007年3月29日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所做的题为《时代认识与价值认识――做好新闻工作的两个前提》的演讲。
“新闻”类涵盖了广播电视、编辑出版专业；“经济”类涵盖了金融、政治经济、世界经济、国际贸易专业；“国际政治”类涵盖了国际关系专业；“生态学”涵盖了环境科学、水生生物学专业；“历史”涵盖了人类学、历史教育学专业。
中山大学校友总会（逸仙网 ）http:／／省略／main／modules.php?name=News&file=article&sid=187
参见马里兰大学Philip Merrill新闻学院网页：journalism.umd.edu/courses/baclass.htm。
关键词 封闭 脱节 开放
一、从多种角度来看新闻学教育问题：在封闭中脱节
1.从新闻的内在属性来看
在笔者看来，新闻学的核心就是培养学生出色的新闻敏感。
什么是新闻敏感？从新闻实务的角度，新闻敏感指的是这样一种新闻专业能力，那就是，面对一个事件或者一条信息，能够迅速地判断和掂量出这一事件是否具备足够成为新闻的价值。
那么，新闻敏感来自哪里？按老报人艾丰的说法，来自于对“普遍事实与新闻事实”这一对对子的把握。①换言之，对社会现实理解与把握的深度与广度，决定了一个人认识和把握新闻事实的能力。一个人对社会现实理解得越透、越深、越多，就越容易在面对一件事实时，掂量得出该事实的分量，以及是否足以成为新闻的价值含金量。
以此推演下去，既然新闻敏感是新闻学核心，那么，提高和加强学生认识社会现实的素养，锻炼学生认识社会现实的能力，就应该成为新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以笔者有限目力之所见，这恰恰是我国新闻学教育中的一块重要短板。
2.从课程设置来看
笔者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学课程设置为例来说明我国目前新闻学课程的不足所在。WWW.133229.COM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网站上是这样对其新闻学课程进行介绍的：
“新闻专业本科的学科基础课包括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中国新闻传播史、世界新闻传播史、新闻出版伦理与法规、媒介经营管理等，各专业方向核心专业课程有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评论、新闻摄影、摄影概论、摄影技术、图片编辑、摄影造型技巧、网络传播概论、网络传播实务、网页设计与制作、网络经营管理等。此外还可以选修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和广告、出版专业的有关课程。” ②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课程介绍则是以详细的表格形式见表一③
从这两所著名新闻学院的课程设置来看，它们都主要还是沿袭新闻理论、新闻实务和新闻史（含外国新闻史）这样一种三分法的传统新闻教育模式，一个在新闻言新闻的，相对自我封闭、自我运作的课程架构。
这种中规中矩、四平八稳的课程架构的好处在于，使得学生对新闻学科的知识得以系统化，但它的不足是，严重忽视对学生认识社会素养和能力的培养。而且，大比重的新闻专业科的学习必然耗去学生有限的本科教育时间，使得学生无法腾挪出更多的时间来从事认识社会现实方面的素养与能力的自我积累。④
3.从新闻实务单位的内在要求来看
新闻业内的人一般都知道，新闻单位对新闻系毕业生多年一贯的评价就是，上手快，后劲不足。
这种评价其实是必然的，主要因为上述课程架构事实上决定了学生的知识结构。而同时，如果学生在课余又没有足够的自觉性，主动挤出一定时间来从事新闻学科以外知识的阅读与积累的话，其结果必然是知识结构的残缺，必然是认识社会现实的素养和能力的不高，必然是上手快，后劲不足。
然而，新闻单位最看重员工的是什么？
这固然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笔者以为，南方周末执行总编辑向熹在一次报告中的一席话，是对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之一。
他说：
“时代认识与价值认识——做好新闻工作的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时代认识。《南方周末》招记者有一个前提，就是要他‘对中国有感觉’。所谓‘对中国有感觉’，其实质就是他要对时代有认识。第二个前提是价值认识。大家都知道，南方集团是个非常有理想的媒体，理想主义在整栋大楼里非常充盈。在这样的氛围里，价值认识成了潜意识里必须要了解的内容。在做报纸的过程中，这两点是最基础的。……就是要回答，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做新闻工作，我们应该建立怎样的价值体系”。⑤
向熹所谓的时代认识，跟笔者在前面述及的认识社会现实本质上是一致的。而恰恰在这种认识社会现实素养和能力的培养方面，目前的新闻学教育做得很不够。
4.从新闻单位用人情况来看
在新闻单位，新闻系毕业生尽管往往在数量上处于优势，但在质量上则往往不尽然如此。笔者试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为例来说明，新闻系毕业生在新闻单位的总体被认同度和被肯定程度。
认同度和被肯定程度本身是个过于不具有操作性的概念。为此，笔者将它具体化为一组数据，即广州某报团近四年的招新专业及人数比较（只限于采编岗位）。
通过这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广州某报团采编招新的各专业比较分散；其次，在招新中，新闻专业毕业生尽管“一股独大”，但除2007年以外，其余三年均没有超过总人数的50％。笔者以为，这显示了包括该报团在内的新闻业界在招新上对员工的知识背景存在一个多元化的合理期望。
此外，据笔者了解，作为中国传媒市场上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报团之一，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现有主要子报子刊的主要领导中，新闻专业毕业的仅有两位。其余均为其他专业毕业生。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新闻学专业毕业生的发展后劲的确比较有限。
当然，我们不能绝对地以是否晋升作为衡量一个专业毕业生发展后劲的唯一指标，甚至也可以说这两者之间未必就有着绝对正相关的关系，但以笔者在新闻单位的观察来看，晋升的确可以作为衡量发展后劲的重要指标之一。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新闻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相对自我封闭、自我运作，与他学科有一定的脱节，与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脱节，与新闻一线的要求与愿望有一定的脱节。
二、从问题角度来看新闻学发展路径：在开放中对接
问题既彰显，路径往往是对应和不言自明的。对应于上一部分的分析，笔者以为，新闻学发展的重要路径就是，走出自我封闭、自我运作的孤立状态，向社会现实开放，向其他学科开放，向新闻单位开放。只有在这种多元开放中才能实现新闻学教育与社会现实、他学科和新闻单位的对接。
1.向社会开放
培养一名称职的编辑、记者，是不可能单纯靠书本知识来完成的，甚至可以说是恰恰相反，正是书本以外的社会实践知识。社会实践越充分，才越有可能把握住国情、省情乃至地情，认识到社会现实的复杂性，认识到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才能对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有真实的感觉。其实，许多新分配到新闻单位的大学生，之所以往往容易产生现实落差感，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们长期“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偏居于象牙塔内，对社会现实十分懵懂。
2.向他学科开放
如前所述，新闻学的核心是培养新闻敏感，新闻敏感来自于学生认识与把握现实的能力。新闻学课程在新闻敏感这个最为核心与关键的问题上，实际上只是点到为止，而无力再挖掘下去。为什么？因为社会现实本身的复杂性。
社会现实纷繁复杂而多变，且不论要认识它，单就认识它的某个侧面，比如，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都需要相应的专业背景知识的丰厚积累。所以，要培养与锻炼学生的新闻敏感，就必须仰赖于新闻学以外的其他学科背景知识。
像美国一些著名大学的新闻专业，甚至明确要求其他学科的总学分必须占到至少50％以上的比例。
比如，马里兰大学philip merrill新闻学院在对新闻学本科生的培养上，只有1/4的课程属于新闻学方面的，侧重于提供工具性技巧方面的知识与概念。而其余3/4课程都必须在新闻学院以外的其他专业内完成，比如：历史、经济、政治、社会学、心理学。他们认为，这些专业所涉及的，都是学生们在日后的职业生涯中会遇到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专业背景知识的建构，将会增强他们的学生在某一特定新闻报道领域的竞争力。⑧
据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昌凤和叶铁桥介绍：
“1920年以后，威斯康星大学新闻系开始挑战传统的职业训练模式，重视培养学生广博的知识背景和部分新闻方面的技能训练。在四年制新闻本科的课程中，新闻学的课程只占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是人文和社科知识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历史和语言等内容。这种课程设计不久成为全美大多数新闻学院的基本蓝本。”⑨
对此，我国新闻学教育改革也大可借鉴美国新闻学院课程设置的思路，大力压缩新闻学课程比例，适当增加其他学科在新闻学教育中的比重，乃至将新闻系本科一、二年级的教育归于其他科系，到三、四年级才回到新闻系接受专业技能的培训。
3.向新闻单位开放
这里说的“向新闻单位开放”包括三层意思：到新闻单位实习；加强与新闻单位的互动；延聘资深新闻人到新闻学院专职任教。
到新闻单位实习，目前来说，业已为各新闻学院普遍采用，在此不再赘述。
加强与新闻单位的互动，就笔者所知，尚没有引起新闻院校的足够重视。本文所谓的“互动”，主要包含两层含义，即，走出去，请进来。一方面，新闻院校老师宜定期带领学生参观、访问新闻单位，熟悉采编流程，了解新闻业发展动向；另一方面，新闻院校宜定期邀请名记名编到新闻院校开讲座，传授来自一线的新鲜、热辣的新闻背后的采编心得体会。
在这方面，笔者以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共同举办的准记者训练营值得借鉴。该训练营从2007年3月开营后，每周四下午聘请一名来自南方报团（以南方周末为主）的编辑记者进行一场讲座，并进行现场交流，既弥补了教学中来自一线实践案例的匮乏状况，又反过来丰富和加深了学生对书本知识的领悟和理解。而且，该训练营还定期安排学生分赴南方报团各子报，以准记者准编辑的主人翁身份，而不是旁观姿态的实习生身份，全面介入新闻策划、版面编辑等活动。其实，这与实习生的边缘人、旁观者角色和散兵游勇性质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延聘资深新闻人到新闻学院专职任教，开始成为我国新闻院校发展趋势之一。不过，在美国的新闻院系，这早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像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共33位全职新闻学老师，除新闻史学家michael schudson外，其余都有着丰富的新闻从业经历或新闻专栏写作经历。他们在自己的简介中都会突出强调自己在新闻单位的服务年限，如：“ann是一位有着25年多广播、报纸报道经历的驻外记者”、“sheila1982年供职于一家被广泛阅读的杂志《菲律宾纵览》（philippine panorama），从此开始了她的新闻报道生涯”、“（ari）在执教新闻学院前，于纽约时报担任宗教记者长达20年”。⑩
在我国，新闻学教育还是以学院派为主。从新闻学长远发展计，这种状况应该改变，新闻学院应该不断地从新闻单位发掘人才以充实自己的师资队伍，而不是如课程设置那样，自我封闭、自我运作，进入一种死循环。
注释
参见艾丰：《新闻采访方法论》，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7月版。
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网页：.cn/bkjy.htm。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网页，/html/level2_kcjs.htm。
本文是从新闻实务的角度来思考新闻教育问题的。如果从新闻学研究的角度来说，目前这种课程架构当然是契合需要的。所以，笔者以为，对于新闻学教育，我们必须直面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究竟是着力于培养新闻实务者，还是着力于培养新闻学研究者？本文无疑是从第一个角度，也就是新闻实务的角度，来反思我国目前的新闻学教育的。
引自向熹2007年3月29日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所做的题为《时代认识与价值认识——做好新闻工作的两个前提》的演讲。
“新闻”类涵盖了广播电视、编辑出版专业；“经济”类涵盖了金融、政治经济、世界经济、国际贸易专业；“国际政治”类涵盖了国际关系专业；“生态学”涵盖了环境科学、水生生物学专业；“历史”涵盖了人类学、历史教育学专业。
中山大学校友总会（逸仙网 ）http:／／／main／modules.php?name=news&file=article&sid=187
关键词 封闭 脱节 开放
一、从多种角度来看新闻学教育问题：在封闭中脱节
1.从新闻的内在属性来看
在笔者看来，新闻学的核心就是培养学生出色的新闻敏感。
什么是新闻敏感？从新闻实务的角度，新闻敏感指的是这样一种新闻专业能力，那就是，面对一个事件或者一条信息，能够迅速地判断和掂量出这一事件是否具备足够成为新闻的价值。
那么，新闻敏感来自哪里？按老报人艾丰的说法，来自于对“普遍事实与新闻事实”这一对对子的把握。①换言之，对社会现实理解与把握的深度与广度，决定了一个人认识和把握新闻事实的能力。一个人对社会现实理解得越透、越深、越多，就越容易在面对一件事实时，掂量得出该事实的分量，以及是否足以成为新闻的价值含金量。
以此推演下去，既然新闻敏感是新闻学核心，那么，提高和加强学生认识社会现实的素养，锻炼学生认识社会现实的能力，就应该成为新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以笔者有限目力之所见，这恰恰是我国新闻学教育中的一块重要短板。
2.从课程设置来看
笔者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学课程设置为例来说明我国目前新闻学课程的不足所在。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网站上是这样对其新闻学课程进行介绍的：
“新闻专业本科的学科基础课包括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中国新闻传播史、世界新闻传播史、新闻出版伦理与法规、媒介经营管理等，各专业方向核心专业课程有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评论、新闻摄影、摄影概论、摄影技术、图片编辑、摄影造型技巧、网络传播概论、网络传播实务、网页设计与制作、网络经营管理等。此外还可以选修广播电视新闻专业和广告、出版专业的有关课程。” ②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课程介绍则是以详细的表格形式见表一③
从这两所著名新闻学院的课程设置来看，它们都主要还是沿袭新闻理论、新闻实务和新闻史（含外国新闻史）这样一种三分法的传统新闻教育模式，一个在新闻言新闻的，相对自我封闭、自我运作的课程架构。
这种中规中矩、四平八稳的课程架构的好处在于，使得学生对新闻学科的知识得以系统化，但它的不足是，严重忽视对学生认识社会素养和能力的培养。而且，大比重的新闻专业科的学习必然耗去学生有限的本科教育时间，使得学生无法腾挪出更多的时间来从事认识社会现实方面的素养与能力的自我积累。④
3.从新闻实务单位的内在要求来看
新闻业内的人一般都知道，新闻单位对新闻系毕业生多年一贯的评价就是，上手快，后劲不足。
这种评价其实是必然的，主要因为上述课程架构事实上决定了学生的知识结构。而同时，如果学生在课余又没有足够的自觉性，主动挤出一定时间来从事新闻学科以外知识的阅读与积累的话，其结果必然是知识结构的残缺，必然是认识社会现实的素养和能力的不高，必然是上手快，后劲不足。
然而，新闻单位最看重员工的是什么？
这固然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笔者以为，南方周末执行总编辑向熹在一次报告中的一席话，是对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之一。
他说：
“时代认识与价值认识——做好新闻工作的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时代认识。《南方周末》招记者有一个前提，就是要他‘对中国有感觉’。所谓‘对中国有感觉’，其实质就是他要对时代有认识。第二个前提是价值认识。大家都知道，南方集团是个非常有理想的媒体，理想主义在整栋大楼里非常充盈。在这样的氛围里，价值认识成了潜意识里必须要了解的内容。在做报纸的过程中，这两点是最基础的。……就是要回答，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做新闻工作，我们应该建立怎样的价值体系”。⑤
向熹所谓的时代认识，跟笔者在前面述及的认识社会现实本质上是一致的。而恰恰在这种认识社会现实素养和能力的培养方面，目前的新闻学教育做得很不够。
4.从新闻单位用人情况来看
在新闻单位，新闻系毕业生尽管往往在数量上处于优势，但在质量上则往往不尽然如此。笔者试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为例来说明，新闻系毕业生在新闻单位的总体被认同度和被肯定程度。
认同度和被肯定程度本身是个过于不具有操作性的概念。为此，笔者将它具体化为一组数据，即广州某报团近四年的招新专业及人数比较（只限于采编岗位）。
通过这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广州某报团采编招新的各专业比较分散；其次，在招新中，新闻专业毕业生尽管“一股独大”，但除2007年以外，其余三年均没有超过总人数的50％。笔者以为，这显示了包括该报团在内的新闻业界在招新上对员工的知识背景存在一个多元化的合理期望。
此外，据笔者了解，作为中国传媒市场上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报团之一，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现有主要子报子刊的主要领导中，新闻专业毕业的仅有两位。其余均为其他专业毕业生。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新闻学专业毕业生的发展后劲的确比较有限。
当然，我们不能绝对地以是否晋升作为衡量一个专业毕业生发展后劲的唯一指标，甚至也可以说这两者之间未必就有着绝对正相关的关系，但以笔者在新闻单位的观察来看，晋升的确可以作为衡量发展后劲的重要指标之一。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新闻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相对自我封闭、自我运作，与他学科有一定的脱节，与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脱节，与新闻一线的要求与愿望有一定的脱节。
二、从问题角度来看新闻学发展路径：在开放中对接
问题既彰显，路径往往是对应和不言自明的。对应于上一部分的分析，笔者以为，新闻学发展的重要路径就是，走出自我封闭、自我运作的孤立状态，向社会现实开放，向其他学科开放，向新闻单位开放。只有在这种多元开放中才能实现新闻学教育与社会现实、他学科和新闻单位的对接。
1.向社会开放
培养一名称职的编辑、记者，是不可能单纯靠书本知识来完成的，甚至可以说是恰恰相反，正是书本以外的社会实践知识。社会实践越充分，才越有可能把握住国情、省情乃至地情，认识到社会现实的复杂性，认识到理想与现实的距离，才能对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有真实的感觉。其实，许多新分配到新闻单位的大学生，之所以往往容易产生现实落差感，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们长期“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偏居于象牙塔内，对社会现实十分懵懂。
2.向他学科开放
如前所述，新闻学的核心是培养新闻敏感，新闻敏感来自于学生认识与把握现实的能力。新闻学课程在新闻敏感这个最为核心与关键的问题上，实际上只是点到为止，而无力再挖掘下去。为什么？因为社会现实本身的复杂性。
社会现实纷繁复杂而多变，且不论要认识它，单就认识它的某个侧面，比如，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都需要相应的专业背景知识的丰厚积累。所以，要培养与锻炼学生的新闻敏感，就必须仰赖于新闻学以外的其他学科背景知识。
像美国一些著名大学的新闻专业，甚至明确要求其他学科的总学分必须占到至少50％以上的比例。
比如，马里兰大学philip merrill新闻学院在对新闻学本科生的培养上，只有1/4的课程属于新闻学方面的，侧重于提供工具性技巧方面的知识与概念。而其余3/4课程都必须在新闻学院以外的其他专业内完成，比如：历史、经济、政治、社会学、心理学。他们认为，这些专业所涉及的，都是学生们在日后的职业生涯中会遇到的一些基本问题。这些专业背景知识的建构，将会增强他们的学生在某一特定新闻报道领域的竞争力。⑧
据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昌凤和叶铁桥介绍：
“1920年以后，威斯康星大学新闻系开始挑战传统的职业训练模式，重视培养学生广博的知识背景和部分新闻方面的技能训练。在四年制新闻本科的课程中，新闻学的课程只占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是人文和社科知识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历史和语言等内容。这种课程设计不久成为全美大多数新闻学院的基本蓝本。”⑨
对此，我国新闻学教育改革也大可借鉴美国新闻学院课程设置的思路，大力压缩新闻学课程比例，适当增加其他学科在新闻学教育中的比重，乃至将新闻系本科一、二年级的教育归于其他科系，到三、四年级才回到新闻系接受专业技能的培训。
3.向新闻单位开放
这里说的“向新闻单位开放”包括三层意思：到新闻单位实习；加强与新闻单位的互动；延聘资深新闻人到新闻学院专职任教。
到新闻单位实习，目前来说，业已为各新闻学院普遍采用，在此不再赘述。
加强与新闻单位的互动，就笔者所知，尚没有引起新闻院校的足够重视。本文所谓的“互动”，主要包含两层含义，即，走出去，请进来。一方面，新闻院校老师宜定期带领学生参观、访问新闻单位，熟悉采编流程，了解新闻业发展动向；另一方面，新闻院校宜定期邀请名记名编到新闻院校开讲座，传授来自一线的新鲜、热辣的新闻背后的采编心得体会。
在这方面，笔者以为，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和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共同举办的准记者训练营值得借鉴。该训练营从2007年3月开营后，每周四下午聘请一名来自南方报团（以南方周末为主）的编辑记者进行一场讲座，并进行现场交流，既弥补了教学中来自一线实践案例的匮乏状况，又反过来丰富和加深了学生对书本知识的领悟和理解。而且，该训练营还定期安排学生分赴南方报团各子报，以准记者准编辑的主人翁身份，而不是旁观姿态的实习生身份，全面介入新闻策划、版面编辑等活动。其实，这与实习生的边缘人、旁观者角色和散兵游勇性质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延聘资深新闻人到新闻学院专职任教，开始成为我国新闻院校发展趋势之一。不过，在美国的新闻院系，这早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像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共33位全职新闻学老师，除新闻史学家michael schudson外，其余都有着丰富的新闻从业经历或新闻专栏写作经历。他们在自己的简介中都会突出强调自己在新闻单位的服务年限，如：“ann是一位有着25年多广播、报纸报道经历的驻外记者”、“sheila1982年供职于一家被广泛阅读的杂志《菲律宾纵览》（philippine panorama），从此开始了她的新闻报道生涯”、“（ari）在执教新闻学院前，于纽约时报担任宗教记者长达20年”。⑩
在我国，新闻学教育还是以学院派为主。从新闻学长远发展计，这种状况应该改变，新闻学院应该不断地从新闻单位发掘人才以充实自己的师资队伍，而不是如课程设置那样，自我封闭、自我运作，进入一种死循环。
注释
参见艾丰：《新闻采访方法论》，人民日报出版社2004年7月版。
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网页：.cn/bkjy.htm。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网页，/html/level2_kcjs.htm。
本文是从新闻实务的角度来思考新闻教育问题的。如果从新闻学研究的角度来说，目前这种课程架构当然是契合需要的。所以，笔者以为，对于新闻学教育，我们必须直面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究竟是着力于培养新闻实务者，还是着力于培养新闻学研究者？本文无疑是从第一个角度，也就是新闻实务的角度，来反思我国目前的新闻学教育的。
引自向熹2007年3月29日在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所做的题为《时代认识与价值认识——做好新闻工作的两个前提》的演讲。
“新闻”类涵盖了广播电视、编辑出版专业；“经济”类涵盖了金融、政治经济、世界经济、国际贸易专业；“国际政治”类涵盖了国际关系专业；“生态学”涵盖了环境科学、水生生物学专业；“历史”涵盖了人类学、历史教育学专业。
中山大学校友总会（逸仙网 ）http:／／／main／modules.php?name=news&file=article&sid=187
论文关键词：媒介融合 通识教育 融合新闻
论文摘 要：在媒介整合时代下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大致沿袭三条路径：即分别作为专业课程、专业方向和教育理念来加以建设现有的新闻教育体系 。但是由于对媒介融合实质存在认知误区，三种路径在现实发展中都存着问题。作为专业课程上唯技术至上的课程取向，在专业方向上对通识 课程设置认知模糊，在专业理念上对新闻教育目标缺乏大局意识，都导致现实改革处于瓶颈状态。媒介融合下的新闻教育实质上是传播者和受 传者的传播理念融合，是知识性课程与技术性课程的融合，是对专业人才和社会人才培养目标的融合。
1 媒介融合对新闻教育的冲击
1.1 关于媒介融合
媒体融合是国际传媒大整合之下的新作业模式，是将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的采编作业有效结合起来，资源共享，集中处理，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然后通过不同平台传播给受众。在新闻生产流程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动与融合使新闻媒体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一体化的数字内容生产平台的建构、一个采编团队同时面对多种媒体终端的内容整合，要求新闻组织与每一个新闻从业者都能胜任媒介融合带来的新的任务。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布赖恩布鲁克斯（Brians Brooks）06年6月在人大讲座时，曾介绍说：媒体融合的“核心思想就是，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和一些藩篱的打破，以及电视、网络、移动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类新闻媒体将融合在一起。”“记者必须跨平台承担不同媒体交给的工作，98%的工作将和今天要做的极大不同。”
1.2 媒介融合呼唤新闻教育的改革
过去的十年，媒介融合已成为全球性的热门话题，在中西方的传媒界实践中也已经相当普遍。在数字技术与网络传播推动下，各类型媒介会通过新介质真正实现汇聚和融合。媒体融合的深度发展为传媒业提供了机遇和挑战，而新闻教育也必须正视这一挑战作出相应变革。媒介整合影响了整个新闻业制作流程，对传统新闻媒体的生存竞争提出了新的问题。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整合传播，促使了以前占据独立市场份额的各个媒介开始从独立经营中转向多种媒介的联合运作，尤其是在新闻信息采集上的联运操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力、资金和设备的投入，从而实现了利润的最大化。其次在整合传播的过程，技术因素的力量越来越得到突显。新媒体不仅作为一种媒介载体，更是成为一种崭新的表达方式。新媒体发展中技术的更新换代，对新闻教育提出了新的问题。
1.3 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现状
中国的不少高校正逐步开始顺应媒介融合的时代环境，进行新闻教育的相关改革和调整，既体现在教育观念上，也体现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等方面。概况来说，现阶段的新闻教育改革呈现出三个层次。
1.3.1 把媒介融合做为一种专业课程体系来建设。通过开设具有实验意义的数字传播课程来适应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如《多媒体信息传播》《网络新闻编辑》等，在课程体系上将新增加的课程作为原有课程的补充。
1.3.2 把媒介融合作为一种专业方向来建设。不单独开设具体的数字传播课程，而将新媒体概念渗透于各个专业的课程中，尝试“大传播”意义上的“媒介融合”，并重点借助“网络传播实验室”、“新兴媒体实验室”等教研一体化实验室，让学生在新技术运用过程中掌握相关知识和技巧。
密苏里大学呼应业界的需求，紧跟技术发展潮流，于2005年9月开设了一个新的“媒体融合”的专业，在“交叉”的基础上，为学生提供新闻传播技能的全面训练，以培养适应媒体融合的新型新闻人才。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出的“融合新闻学”（convergence journalism）专业，已成为这一领域的引领者。
在中国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媒介融合的专业建设也悄然起步。2007年，南京大学金陵学院获批开设媒体融合专业(方向)，并于2007年秋季开始招生，这是国内高校首次开设媒体融合专业；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与美国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合作，成立了我国高校首家融合媒体实验室；2008年4月3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媒介融合系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双方约定互为姊妹学院，共同举办“新媒体发展与媒介融合”国际学术研讨会，推进双方的师生互访，互相承认学分。
1.3.3 把媒介融合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加以应用。即整个学院以媒体融合为基础，将媒体融合嵌入到新闻理论演变中，将教师的日常教学和学生的实习实践都按照媒介融合的趋势和技术特点进行调整，探讨多元化互动新媒体教育模式。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调整学院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在教学中，尝试在本科推出6个专业课程包，让学生能够既打好学科知识基础，同时可根据兴趣、发展潜力选择专业课程包。同时，在此前提下，也积极利用学校学科优势，加强与法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合作互补，试行联合培养，使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具有两个以上的学科知识融合。在实践层面，人民大学尝试将学生的实习真正融入到新闻业界的生产流程中，搭建真正具有实战功能的媒介融合平台。
纵观这三个层次的改革，核心点其实体现在了对专业技术的重视。然而单纯对技术的重视并不足以应对媒介融合的发展。媒介融合给新闻传播教育带来的挑战，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还体现在受众心理、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层面的转变。所以，深刻理解媒介融合的实质，正确认识媒介融合对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改变，才能够使新闻教育从根本上适应融合媒介的时代背景。
2 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教育的认知误区
2.1 对媒介融合对新闻实践影响的认识误区——停留在了对新闻制作者与制作方式上，忽视了受传者的影响
媒介融合带给新闻传播行业的改变不仅是体现在业务流程、行业规则、媒介形态上，它改变的不仅仅是制作者，更重要的是受传者对媒体选择和利用的方式。单一的从制作者层面理解媒介融合，尝试着通过培训全能记者的方式来适应媒介形态的变化，并不足以应变纷复繁杂的现实状况。更重要的是从受传者的角度来分析媒介融合的影响。媒介融合对受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受众对新闻的获取和理解方式上。
2.1.1 改变了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公众日益摆脱被动接受新闻或信息的状态。尤其是年轻人，乐于回应、参与媒体报道，甚至创建个人的媒体。
而且在年轻人中，拥有这种新媒介技能的人群在增加。专业媒体的记者必须正视这一现实，而且学会从这种方式中获取自身工作的养分。如从网上论坛，在线视频中寻找报道的灵感和故事。
2.1.2 改变了受众理解信息的方式。在传统新闻业为主导的新闻时代，人们对新闻的认知和信赖是基于对理论、数据的臣服，而在新媒体时代受众选择和体验新闻更多是出于情感判断。传统新闻学去强调以理服人，摆事实讲道理，用社会学解决理念传播、影响力问题，但今天它的效能却在极大减损。现在95%以上的社会判断、社会信任建立在情感判断基础之上，要让人们在情感体验当中产生向心力和认同感，动之以情，这是在媒介融合时代必须学会的一种传播手段。
2.2 对融合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认知误区——唯技术至上的专业取向
早期在新闻学框架中的新闻教育注重采写编评的技能课程。在新闻学向传播学过渡的过程中，特别媒介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注重新媒体的技能培养又成了新的学科取向，提出培养“全能型人才”、“跨媒体记者”的新的培养目标。培养目标的核心就是体现在了对技术的重视上，尝试打破早期的专业类别划分，让学生打包学习不同的专业方向的知识。实际上全媒体记者的核心并不是单纯的专业质技能的掌握，媒介融合教学目的也不是要求报道者同时掌握所有媒体形式的专业技能。而是要求报道者能够在团队中正确理解自己的角色，将受传者和传播者的身份进行互动，根据现实情况选择合适的报道方式和报道技巧，以适应当前的媒体环境的变化。单纯的“唯技术至上论”会导致新闻信息的重复传播，深度信息的缺乏，减损有效传播的的效率。
2.3 对融合新闻教育课程设置的认知误区——对融合新闻教育的课程设置认知模糊
2.3.1 融合新闻课程设置上停留在了对多个不同媒介的专业技术知识的融合。
中国目前的媒介融合课程体系实质是力图将网络、报纸、广播电视三种不同媒介形态的技术课程进行打包设计，要求学生必须选修自已主修专业外的第二专业的课程。如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将本科课程设计为新闻学选修包、传播学视觉传播选修包、传播学新媒体课程选修课程包、广播电视专业选修课程包、广告与传媒经济专业选修课程包、学术与应用选修课程包，规定专业选修课必须选修够16个学分，其中在本专业选修的课程不少于3门计6学分，其余学分可以自由选择任意一个课程包，但所选课程至少要来自本专业外的3个课程包。在这种课程体系中，网络是作为独立的课程包来讲授。 这样，在实际授课过程中，首先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课程体系重复带来的资源浪费，另一方面，过多的专业技术课程会减弱课程中非新闻专业领域的课程比重，这样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就得不到全面的系统的提高。融合新闻教育的目标并 “重视多能，忽视一专”，而是要实现“一专多能”的综合性人才的培养目标。
2.3.2 融合新闻教育的跨学科融合并没有真正体现。媒介融合带来的最大改变是，对多学科知识的融合。如何在新闻传播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上，在课程设置上，体现多学科知识的融汇，是目前新闻教育改革的重点。美国密苏里大学作为首个开设融合新闻专业的大学，以它成功的教育实践诠释了融合新闻教育的实质。威廉姆斯认为，既然将新闻确立为专业，它就既不能不强调通识、整体的文化教育，也不能偏废实践经验所能赋予的训练，新的教育方式是将专业课程和一定数量的经过精心选择的学术课程的结合。以此为理念，密苏里学院非常重视新闻学与其他科系之间的合作。尝试通过加强通识教育的方式来增强跨学科专业的整合。
转贴于
中国新闻教育在通识课程的设置上，却出现了简单的“拉朗配”的局面，即简单地把两种学科领域的知识进行一定的融合。如有些学院要求学生选修经济类、文化类、法律类、信息类课程，提出培养所谓的军事记者，财经记者，法律记者等等复合人才，实质上这种课程体系培养的人才，相较于相应学科领域的专业人才来说，在专业知识的掌握上只处于粗浅的认知阶段，四年的选修课程由于缺少系统的课程体系的设置，专业的师资力量，充足的上课时间，和与传统新闻学知识的有效融合，变成了似是而非的“复合型人才”。
3 误区的重新认识和反省
3.1 对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设置——对全媒体记者的认识解读
3.1.1 脱离唯技术至上的全媒体技者培养观念，确立培养具备技术能力、专业素养和职业理想的新闻创新人才。全媒体技术这一培养目标的三个层次正是体现了新闻创新人才的三方面素质的要求。一融合媒体人才的专业技术能力：掌握全媒体新闻采集和制作技术，在综合利用各类不同媒介特质的基础上对信息进行形态的差异化传递。如在报道一个突发新闻事件中，先用手机媒体做短信报道，然后是网络媒体滚动播报，再跟上图片报道、视频报道，最后为报纸、刊物提供详细的深度报道。通过多媒体方式对信息进行整合传播以实现信息的最佳传递效果，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二是融合媒体人才的专业素质是指具有职业道德和素养，遵守新闻伦理和新闻法律，富有创新精神，具有创造性才能。体现在全媒体时代就是脱离简单地对信息的重复性加工，防止信息的爆炸式传递，而是能够根据受众的差异化需求和媒体介质的不同特色，对信息进行多样性的富有深度的开掘。三是体现在新闻的职业理想上。不管传播技术如何进步，传播方式如何变革，新闻传播教育的人文内涵永远是至上的，新闻教育理念应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和手段，以人文精神的培养为目的。随着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的新闻教育走向了误区，即人文理想、新闻专业理念逐渐被实用主义，技术主义所取代，把新闻教育置于市场逻辑中，漠视生命教育，使新闻教育走向世俗化，功利化的歧途。 因此，全媒体记者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内涵即是要培养坚持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维护社会公益和价值体系的社会人才。
3.1.2 全媒体记者的核心素质是叙事能力，即要具有深厚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功底，能够深刻理解社会与现实，不仅能够通过掌握多种媒介技术把信息进行差异化的传递，更重要的是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突显出信息的力量和价值。
美国著名新闻教育家、旧金山州立大学新闻系前主任、新闻学教授贝蒂?迈斯格在演讲中说，新媒体应用技术越来越成为傻瓜，已经变成简单易学的小手艺，今天的新闻院系培养的仍然是发掘和讲述新闻故事的能力，新闻传播院系在教学和科研中对新媒体技术的过分追求，将会削弱新闻学的核心价值，培养的学生很可能只会成为别人原创性的新闻和影视作品的剪贴员或包装工。不管媒体形式如何变化，如何让一个故事讲得生动始终是新闻学教育的关键性问题。已故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凯瑞说过：新闻就是一种描写的艺术，或者是描述的艺术。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南加州大学的融合课程改革中，新闻写作课程始终是作为核心课程来开设，因为讲述一个好的新闻故事的能力实质是其他媒介技能的平台和基础。
3.2 融合新闻课程体系的设置——融合课程实质上媒介技术课程和人文与社会课程的深层整合
3.2.1 技术课程融合的实质是不同媒介专业的学科间融合，实现跨学科的整合教育。
媒介整合时代下融合新闻教育的实质是要把广播电视、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的报道特色、写作范式、技术理论、视觉需求、专业术语进行课程间的协调整合，建立真正成熟兼容的媒介融合课程体系。
美国南加州大学媒介融合的课程在多次改革后逐步建立了这一体系，即把媒介融合中的网络新技术课程融入到整个传统新闻学教学中，不再像中国目前的新闻课程改革那样，把网络、广电、纸质媒体分别授课。这样的设计一方面避免了课程体系的重复导致的教学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从新闻实践的角度考量更适合融合新闻要求记者和编辑结合新闻题材特点选择最佳的媒介方式进行报道的特点。
表1：南加大新闻系媒介融合课程模式
3.2.2 融合新闻教育不仅要实现在专业课程上不同媒介技术课程的融合，更要在通识课程上实现多种学科间的融合。
媒介融合催生了融合新闻学的发展，技术层面引发的制作流程的改变，促进了在新闻教育中对技术课程的重视。但是在美国密苏里学院开设的融合新闻课程的实践中，发现单纯的技术性知识的掌握并不足以培养出胜任各种状况的优秀新闻人才。虽然媒体技术的力量谁都无法回避。但是也应该看到，内容永远主宰了高质量的新闻与新闻教育，传输系统永远是第二位的，虽然新技术挑战教育模式，但是我们应该坚持教授学生那百分之八十不变的内容，掌握百分之二十的操作技术比掌握百分之八十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更加重要。
在此理念下，美国新闻教育从早期的专才教育向通才教育发展，开设课程的重点从专业技术课程转向了人文与科学知识。各学校都努力将反映传媒技术性层面内容的课程减少，增加传媒事业社会层面、伦理层面、文化层面内容的课程。如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大众传播系对新闻、广告专业学生人文课程的学习做出了严格要求，要求学生必须修65学分的人文课程，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历史、国际关系、经济学、戏剧艺术、宗教、讲演等;宾西法尼亚大学传播系认为:“我们的毕业生应该有良好的人文学科基础，我们训练他们能够探求文化、技术、伦理、文艺以及政治事务，并能深刻理解大众传媒对公众的作用、权利和责任。”
目前在中国新闻教育所面临的时代变革和现实危机面前，加强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实践成了新闻高校改革的一大举措。目前复旦和清华都提出了通识教育的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这一基本理念，定位于培养媒介精英人才。如下表2、表3可看到，虽然两者的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各有特点，但通识课程中对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视，加强学生知识面的拓宽是其共同特点。通识教育使学生浸润于文理贯通的博雅教育中，使其成长为更适合社会需求的“通才”。
表2 复旦新闻学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与修读要求一览表
表3 清华新闻学专业通识类课程设置与修读要求一览表
综上所述，媒体融合是当代传媒业的一种新趋势，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域的联合与合作，早已突破了现行政策的壁垒。与此相适应，融合新闻教育成为现代新闻教育改革的热点和方向。如何在融合媒介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新闻教育的学科整合进行重新认识和规划，对新闻教育改革来说至着重要。这种学科间整合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指包括不同媒体形态技术课程的整合，尝试将新媒体融入到各个传统媒介的教学体系中。二是在新闻学院内部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知识和传统新闻学科专业课程的整合，着眼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三是打破学院间的藩篱，鼓励学生辅修其他专业，真正实现学科间的联合办学，着力于培养社会性工作人才。只有实现这三个层次的改革，才能够真正实现融合新闻教育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徐沁.媒介融合：新闻传播业的新趋势.东南传播，2008（6）.
2 倪宁.面对媒介融合的新闻教育.中国记者，2011（3）. 3 倪宁.面对媒介融合的新闻教育.中国记者，2011（3）.
4 Editor and Publisher.Dec.24.1910，20.
5 邓建国.管窥美国新闻传播院校媒介融合课程改革中的经验与教训——以南加州大学新闻系的试错为例.新闻大学，2009（1）.
论文摘 要：在媒介整合时代下的中国新闻教育改革大致沿袭三条路径：即分别作为专业课程、专业方向和教育理念来加以建设现有的新闻教育体系 。但是由于对媒介融合实质存在认知误区，三种路径在现实发展中都存着问题。作为专业课程上唯技术至上的课程取向，在专业方向上对通识 课程设置认知模糊，在专业理念上对新闻教育目标缺乏大局意识，都导致现实改革处于瓶颈状态。媒介融合下的新闻教育实质上是传播者和受 传者的传播理念融合，是知识性课程与技术性课程的融合，是对专业人才和社会人才培养目标的融合。
1 媒介融合对新闻教育的冲击
1.1 关于媒介融合
媒体融合是国际传媒大整合之下的新作业模式，是将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的采编作业有效结合起来，资源共享，集中处理，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然后通过不同平台传播给受众。在新闻生产流程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动与融合使新闻媒体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一体化的数字内容生产平台的建构、一个采编团队同时面对多种媒体终端的内容整合，要求新闻组织与每一个新闻从业者都能胜任媒介融合带来的新的任务。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布赖恩布鲁克斯（brians brooks）06年6月在人大讲座时，曾介绍说：媒体融合的“核心思想就是，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和一些藩篱的打破，以及电视、网络、移动技术的不断进步，各类新闻媒体将融合在一起。”“记者必须跨平台承担不同媒体交给的工作，98%的工作将和今天要做的极大不同。”
1.2 媒介融合呼唤新闻教育的改革
过去的十年，媒介融合已成为全球性的热门话题，在中西方的传媒界实践中也已经相当普遍。在数字技术与网络传播推动下，各类型媒介会通过新介质真正实现汇聚和融合。媒体融合的深度发展为传媒业提供了机遇和挑战，而新闻教育也必须正视这一挑战作出相应变革。媒介整合影响了整个新闻业制作流程，对传统新闻媒体的生存竞争提出了新的问题。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整合传播，促使了以前占据独立市场份额的各个媒介开始从独立经营中转向多种媒介的联合运作，尤其是在新闻信息采集上的联运操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力、资金和设备的投入，从而实现了利润的最大化。其次在整合传播的过程，技术因素的力量越来越得到突显。新媒体不仅作为一种媒介载体，更是成为一种崭新的表达方式。新媒体发展中技术的更新换代，对新闻教育提出了新的问题。
1.3 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现状
中国的不少高校正逐步开始顺应媒介融合的时代环境，进行新闻教育的相关改革和调整，既体现在教育观念上，也体现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等方面。概况来说，现阶段的新闻教育改革呈现出三个层次。
1.3.1 把媒介融合做为一种专业课程体系来建设。通过开设具有实验意义的数字传播课程来适应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如《多媒体信息传播》《网络新闻编辑》等，在课程体系上将新增加的课程作为原有课程的补充。
1.3.2 把媒介融合作为一种专业方向来建设。不单独开设具体的数字传播课程，而将新媒体概念渗透于各个专业的课程中，尝试“大传播”意义上的“媒介融合”，并重点借助“网络传播实验室”、“新兴媒体实验室”等教研一体化实验室，让学生在新技术运用过程中掌握相关知识和技巧。
密苏里大学呼应业界的需求，紧跟技术发展潮流，于2005年9月开设了一个新的“媒体融合”的专业，在“交叉”的基础上，为学生提供新闻传播技能的全面训练，以培养适应媒体融合的新型新闻人才。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出的“融合新闻学”（convergence journalism）专业，已成为这一领域的引领者。
在中国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媒介融合的专业建设也悄然起步。2007年，南京大学金陵学院获批开设媒体融合专业(方向)，并于2007年秋季开始招生，这是国内高校首次开设媒体融合专业；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与美国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合作，成立了我国高校首家融合媒体实验室；2008年4月3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媒介融合系签署了一项合作协议，双方约定互为姊妹学院，共同举办“新媒体发展与媒介融合”国际学术研讨会，推进双方的师生互访，互相承认学分。
1.3.3 把媒介融合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加以应用。即整个学院以媒体融合为基础，将媒体融合嵌入到新闻理论演变中，将教师的日常教学和学生的实习实践都按照媒介融合的趋势和技术特点进行调整，探讨多元化互动新媒体教育模式。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调整学院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在教学中，尝试在本科推出6个专业课程包，让学生能够既打好学科知识基础，同时可根据兴趣、发展潜力选择专业课程包。同时，在此前提下，也积极利用学校学科优势，加强与法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合作互补，试行联合培养，使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具有两个以上的学科知识融合。在实践层面，人民大学尝试将学生的实习真正融入到新闻业界的生产流程中，搭建真正具有实战功能的媒介融合平台。
纵观这三个层次的改革，核心点其实体现在了对专业技术的重视。然而单纯对技术的重视并不足以应对媒介融合的发展。媒介融合给新闻传播教育带来的挑战，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还体现在受众心理、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层面的转变。所以，深刻理解媒介融合的实质，正确认识媒介融合对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改变，才能够使新闻教育从根本上适应融合媒介的时代背景。
2 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教育的认知误区
2.1 对媒介融合对新闻实践影响的认识误区——停留在了对新闻制作者与制作方式上，忽视了受传者的影响
媒介融合带给新闻传播行业的改变不仅是体现在业务流程、行业规则、媒介形态上，它改变的不仅仅是制作者，更重要的是受传者对媒体选择和利用的方式。单一的从制作者层面理解媒介融合，尝试着通过培训全能记者的方式来适应媒介形态的变化，并不足以应变纷复繁杂的现实状况。更重要的是从受传者的角度来分析媒介融合的影响。媒介融合对受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受众对新闻的获取和理解方式上。
2.1.1 改变了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公众日益摆脱被动接受新闻或信息的状态。尤其是年轻人，乐于回应、参与媒体报道，甚至创建个人的媒体。
而且在年轻人中，拥有这种新媒介技能的人群在增加。专业媒体的记者必须正视这一现实，而且学会从这种方式中获取自身工作的养分。如从网上论坛，在线视频中寻找报道的灵感和故事。
2.1.2 改变了受众理解信息的方式。在传统新闻业为主导的新闻时代，人们对新闻的认知和信赖是基于对理论、数据的臣服，而在新媒体时代受众选择和体验新闻更多是出于情感判断。传统新闻学去强调以理服人，摆事实讲道理，用社会学解决理念传播、影响力问题，但今天它的效能却在极大减损。现在95%以上的社会判断、社会信任建立在情感判断基础之上，要让人们在情感体验当中产生向心力和认同感，动之以情，这是在媒介融合时代必须学会的一种传播手段。
2.2 对融合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认知误区——唯技术至上的专业取向
早期在新闻学框架中的新闻教育注重采写编评的技能课程。在新闻学向传播学过渡的过程中，特别媒介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注重新媒体的技能培养又成了新的学科取向，提出培养“全能型人才”、“跨媒体记者”的新的培养目标。培养目标的核心就是体现在了对技术的重视上，尝试打破早期的专业类别划分，让学生打包学习不同的专业方向的知识。实际上全媒体记者的核心并不是单纯的专业质技能的掌握，媒介融合教学目的也不是要求报道者同时掌握所有媒体形式的专业技能。而是要求报道者能够在团队中正确理解自己的角色，将受传者和传播者的身份进行互动，根据现实情况选择合适的报道方式和报道技巧，以适应当前的媒体环境的变化。单纯的“唯技术至上论”会导致新闻信息的重复传播，深度信息的缺乏，减损有效传播的的效率。
2.3 对融合新闻教育课程设置的认知误区——对融合新闻教育的课程设置认知模糊
2.3.1 融合新闻课程设置上停留在了对多个不同媒介的专业技术知识的融合。
中国目前的媒介融合课程体系实质是力图将网络、报纸、广播电视三种不同媒介形态的技术课程进行打包设计，要求学生必须选修自已主修专业外的第二专业的课程。如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将本科课程设计为新闻学选修包、传播学视觉传播选修包、传播学新媒体课程选修课程包、广播电视专业选修课程包、广告与传媒经济专业选修课程包、学术与应用选修课程包，规定专业选修课必须选修够16个学分，其中在本专业选修的课程不少于3门计6学分，其余学分可以自由选择任意一个课程包，但所选课程至少要来自本专业外的3个课程包。在这种课程体系中，网络是作为独立的课程包来讲授。 这样，在实际授课过程中，首先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课程体系重复带来的资源浪费，另一方面，过多的专业技术课程会减弱课程中非新闻专业领域的课程比重，这样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人文素养就得不到全面的系统的提高。融合新闻教育的目标并 “重视多能，忽视一专”，而是要实现“一专多能”的综合性人才的培养目标。
2.3.2 融合新闻教育的跨学科融合并没有真正体现。媒介融合带来的最大改变是，对多学科知识的融合。如何在新闻传播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上，在课程设置上，体现多学科知识的融汇，是目前新闻教育改革的重点。美国密苏里大学作为首个开设融合新闻专业的大学，以它成功的教育实践诠释了融合新闻教育的实质。威廉姆斯认为，既然将新闻确立为专业，它就既不能不强调通识、整体的文化教育，也不能偏废实践经验所能赋予的训练，新的教育方式是将专业课程和一定数量的经过精心选择的学术课程的结合。以此为理念，密苏里学院非常重视新闻学与其他科系之间的合作。尝试通过加强通识教育的方式来增强跨学科专业的整合。
中国新闻教育在通识课程的设置上，却出现了简单的“拉朗配”的局面，即简单地把两种学科领域的知识进行一定的融合。如有些学院要求学生选修经济类、文化类、法律类、信息类课程，提出培养所谓的军事记者，财经记者，法律记者等等复合人才，实质上这种课程体系培养的人才，相较于相应学科领域的专业人才来说，在专业知识的掌握上只处于粗浅的认知阶段，四年的选修课程由于缺少系统的课程体系的设置，专业的师资力量，充足的上课时间，和与传统新闻学知识的有效融合，变成了似是而非的“复合型人才”。
3 误区的重新认识和反省
3.1 对新闻教育培养目标的设置——对全媒体记者的认识解读
3.1.1 脱离唯技术至上的全媒体技者培养观念，确立培养具备技术能力、专业素养和职业理想的新闻创新人才。全媒体技术这一培养目标的三个层次正是体现了新闻创新人才的三方面素质的要求。一融合媒体人才的专业技术能力：掌握全媒体新闻采集和制作技术，在综合利用各类不同媒介特质的基础上对信息进行形态的差异化传递。如在报道一个突发新闻事件中，先用手机媒体做短信报道，然后是网络媒体滚动播报，再跟上图片报道、视频报道，最后为报纸、刊物提供详细的深度报道。通过多媒体方式对信息进行整合传播以实现信息的最佳传递效果，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二是融合媒体人才的专业素质是指具有职业道德和素养，遵守新闻伦理和新闻法律，富有创新精神，具有创造性才能。体现在全媒体时代就是脱离简单地对信息的重复性加工，防止信息的爆炸式传递，而是能够根据受众的差异化需求和媒体介质的不同特色，对信息进行多样性的富有深度的开掘。三是体现在新闻的职业理想上。不管传播技术如何进步，传播方式如何变革，新闻传播教育的人文内涵永远是至上的，新闻教育理念应以知识和技术为基础和手段，以人文精神的培养为目的。随着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的新闻教育走向了误区，即人文理想、新闻专业理念逐渐被实用主义，技术主义所取代，把新闻教育置于市场逻辑中，漠视生命教育，使新闻教育走向世俗化，功利化的歧途。 因此，全媒体记者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内涵即是要培养坚持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维护社会公益和价值体系的社会人才。
3.1.2 全媒体记者的核心素质是叙事能力，即要具有深厚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功底，能够深刻理解社会与现实，不仅能够通过掌握多种媒介技术把信息进行差异化的传递，更重要的是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突显出信息的力量和价值。
美国著名新闻教育家、旧金山州立大学新闻系前主任、新闻学教授贝蒂?迈斯格在演讲中说，新媒体应用技术越来越成为傻瓜，已经变成简单易学的小手艺，今天的新闻院系培养的仍然是发掘和讲述新闻故事的能力，新闻传播院系在教学和科研中对新媒体技术的过分追求，将会削弱新闻学的核心价值，培养的学生很可能只会成为别人原创性的新闻和影视作品的剪贴员或包装工。不管媒体形式如何变化，如何让一个故事讲得生动始终是新闻学教育的关键性问题。已故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凯瑞说过：新闻就是一种描写的艺术，或者是描述的艺术。在美国密苏里大学、南加州大学的融合课程改革中，新闻写作课程始终是作为核心课程来开设，因为讲述一个好的新闻故事的能力实质是其他媒介技能的平台和基础。
3.2 融合新闻课程体系的设置——融合课程实质上媒介技术课程和人文与社会课程的深层整合
3.2.1 技术课程融合的实质是不同媒介专业的学科间融合，实现跨学科的整合教育。
媒介整合时代下融合新闻教育的实质是要把广播电视、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的报道特色、写作范式、技术理论、视觉需求、专业术语进行课程间的协调整合，建立真正成熟兼容的媒介融合课程体系。
美国南加州大学媒介融合的课程在多次改革后逐步建立了这一体系，即把媒介融合中的网络新技术课程融入到整个传统新闻学教学中，不再像中国目前的新闻课程改革那样，把网络、广电、纸质媒体分别授课。这样的设计一方面避免了课程体系的重复导致的教学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从新闻实践的角度考量更适合融合新闻要求记者和编辑结合新闻题材特点选择最佳的媒介方式进行报道的特点。
表1：南加大新闻系媒介融合课程模式
3.2.2 融合新闻教育不仅要实现在专业课程上不同媒介技术课程的融合，更要在通识课程上实现多种学科间的融合。
媒介融合催生了融合新闻学的发展，技术层面引发的制作流程的改变，促进了在新闻教育中对技术课程的重视。但是在美国密苏里学院开设的融合新闻课程的实践中，发现单纯的技术性知识的掌握并不足以培养出胜任各种状况的优秀新闻人才。虽然媒体技术的力量谁都无法回避。但是也应该看到，内容永远主宰了高质量的新闻与新闻教育，传输系统永远是第二位的，虽然新技术挑战教育模式，但是我们应该坚持教授学生那百分之八十不变的内容，掌握百分之二十的操作技术比掌握百分之八十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更加重要。
在此理念下，美国新闻教育从早期的专才教育向通才教育发展,开设课程的重点从专业技术课程转向了人文与科学知识。各学校都努力将反映传媒技术性层面内容的课程减少,增加传媒事业社会层面、伦理层面、文化层面内容的课程。如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大众传播系对新闻、广告专业学生人文课程的学习做出了严格要求,要求学生必须修65学分的人文课程,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历史、国际关系、经济学、戏剧艺术、宗教、讲演等;宾西法尼亚大学传播系认为:“我们的毕业生应该有良好的人文学科基础,我们训练他们能够探求文化、技术、伦理、文艺以及政治事务,并能深刻理解大众传媒对公众的作用、权利和责任。”
目前在中国新闻教育所面临的时代变革和现实危机面前，加强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实践成了新闻高校改革的一大举措。目前复旦和清华都提出了通识教育的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这一基本理念，定位于培养媒介精英人才。如下表2、表3可看到，虽然两者的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各有特点，但通识课程中对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视，加强学生知识面的拓宽是其共同特点。通识教育使学生浸润于文理贯通的博雅教育中,使其成长为更适合社会需求的“通才”。
表2 复旦新闻学通识教育课程设置与修读要求一览表
表3 清华新闻学专业通识类课程设置与修读要求一览表
综上所述，媒体融合是当代传媒业的一种新趋势，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域的联合与合作，早已突破了现行政策的壁垒。与此相适应，融合新闻教育成为现代新闻教育改革的热点和方向。如何在融合媒介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国新闻教育的学科整合进行重新认识和规划，对新闻教育改革来说至着重要。这种学科间整合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指包括不同媒体形态技术课程的整合，尝试将新媒体融入到各个传统媒介的教学体系中。二是在新闻学院内部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知识和传统新闻学科专业课程的整合，着眼于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三是打破学院间的藩篱，鼓励学生辅修其他专业，真正实现学科间的联合办学，着力于培养社会性工作人才。只有实现这三个层次的改革，才能够真正实现融合新闻教育的目标。
参考文献
1 徐沁.媒介融合：新闻传播业的新趋势.东南传播,2008（6）.
2 倪宁.面对媒介融合的新闻教育.中国记者，2011（3）. 3 倪宁.面对媒介融合的新闻教育.中国记者，2011（3）.
4 editor and publisher.dec.24.1910,20.
5 邓建国.管窥美国新闻传播院校媒介融合课程改革中的经验与教训——以南加州大学新闻系的试错为例.新闻大学，2009（1）.
《东方杂志》的出版时期，正值中国社会大动荡，中国的新闻事业也在这动荡过程中显示了蓬勃的生命力；新闻事业的发展，引起了知识分子对新闻学的专业关注。《东方杂志》的新闻专业文章，包含了现代新闻学研究的诸多维度：新闻史论、报人研究、媒介新技术等，还有欧美国家的新闻事业介绍。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等，都是通过《东方杂志》首先与读者见面的。本文由《东方杂志》的相关学术资料入手，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探究当时新闻传播领域内对记者专业主义的建构。
记者专业主义：新闻专业主义的主体构成
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源自美国：19世纪中后期，大众化报刊全面兴起，商业化的报业竞争愈演愈烈，黄色新闻泛滥，引起社会强烈反感，人们开始思考新闻媒介应有之专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新闻专业主义萌芽出现。1908年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提出《记者守则》八条，强调新闻媒介要为大众服务，要求记者客观地记录新闻事实。1947年哈钦斯委员会的《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提出了“社会责任论”，推动了新闻专业主义向更成熟的方向发展。①
中国近代时期，受西方宗教报业进入中国的引导，中国新闻事业初具形态，职业记者从游离状态趋于稳定；“五四”前后，自由主义新闻思想传播、新闻学术社团出现、新闻教育兴起、职业名记者出现，新闻专业主义谱系已悄然显现。作为实时学术研究的重要平台，这些景象在《东方杂志》上都有所表现。
本文讨论的记者专业主义，从新闻专业主义抽取而来，“专业主义是一套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强调的是新闻从业者与新闻工作的普适性特征”。②记者专业主义，仅强调新闻从业的主体――记者在新闻活动中的专业主义，本文在全面梳理《东方杂志》专业文章的基础上，从更微观和具体的新闻工作层面介入，搜寻关于记者专业主义的论述和研究，以窥探当时记者专业主义的系统建构。
《东方杂志》中记者专业主义的建构
1.记者对于报业的重要地位
徐宝璜认为：“报纸者，社会之耳目；访员者，又报纸之耳目也。”选用良好的新闻记者，是报业成功与否的关键。《新闻学大意》在正式出版前，刊登在《东方杂志》的第15卷第9号至11号。《新闻学大意》结集出版后，徐宝璜指出：“新闻学者，以养成良好新闻记者，并导新闻事业于正轨为职业者。”③徐宝璜认为，研究新闻学是为了指导实践、培养记者，使中国报业向着职业化的方向发展；他从职业报人的角度强调记者的重要地位，反映了当时新闻学者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自发性认知，是对记者职业化的朦胧诉求。
在《东方杂志》的第20卷第15号，发表了戈公振的《中国新闻事业之将来》，其中提到：“中国之执笔者……所谓新闻之精神及判断者，在于分别新闻之记事，何者为事实？何者为谣传？在中国今日，此种能力，尚不能得适当之尊重。”④这一表述虽然谈及的是记者关于新闻价值判断的重要性，但也从侧面反映出戈公振对记者之于报纸重要性未被重视的担心，即拥有专业精神的优秀记者才能拥有判断新闻价值的能力，记者及其这种能力应得到尊重和重视。作为中国新闻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戈公振的描述投射出当时新闻人对于专业记者的重视和渴求。
2.记者的专业技能论述
新闻记者应该具备怎样的专业技能？翻阅《东方杂志》中关于新闻记者的文章后发现，彼时对于新闻记者的专业技能，已经有相当的认知了。
新闻业务中著名的“四能说”，由黄远生提出，并最早出现在《东方杂志》第12卷第11号上的《忏悔录》中：能想、能奔走、能听、能写。“四能说”为新闻记者提出了非常具体的专业要求，即记者不仅要有调查的基本素养，还需要广泛交游、触类旁通、客观写作，这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直到现在，“四能说”仍是专业记者的基本业务要求，其意义不减反增。
在《新闻学大意》中，徐宝璜将记者称为“访员”，并且专辟一节讨论访员之资格。在他看来，访员“应具新闻之常识”、“须有强健之记忆力”、“书法须纯熟”、“国文须有根底”、“应熟知本国及列强之政治历史与现状”、“应知外国语一二种”等。除新闻常识之外，他对记者还提出了记忆力、书法、国文、政治、历史、外语等要求，与我们现代讲究专业记者需做“杂家”达成跨越时空之共识。
以上论述说明，在清末民初之际，我国新闻专业主义已经初具萌芽，而专业记者的出现、对记者专业技能的论述等，都从不同角度建构着记者的专业主义体系。
3.对专业报人的介绍与研究
在新闻领域，“历史上和当代的著名新闻从业者，与新闻业中某些‘热点时刻’一道，共同成为凝聚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范例”。⑤清末民初，尤其是“五四”时期，大量职业报人出现，他们用笔、用报反映彼时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成为彰显记者专业主义精神的优秀范例。而《东方杂志》对中外一些著名报人进行的介绍和研究，展示了报人职业主义的生动图景。
陈与龄在《林白水先生传略》中，对当时我国著名报人林白水做了介绍。林白水从1901年担任《杭州白话报》主笔开始他的新闻生涯，文章写道：“白水既长于文言，复精白话，朗畅曲达，信手拈来，皆成妙谛，其见诸报章者，每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针针见血，物无遁形。”⑥作为曾经去日本修学过新闻的专业报人，林白水不仅具备记者应有的专业主义素养，而且为人刚正不阿、高风亮节，后因文字之祸被军阀杀害。因此，作者最后高度评价林白水是“不劫于权贵势”的“人杰”。
《东方杂志》上还有对英国现代报业奠基人、《泰晤士报》社长诺斯克里甫的介绍。在第17卷第14号上，《新闻大王诺斯克里甫勋爵》写道：“其为人多才能，富活动力，见识尤为超卓，能熟察公众之要求，而预为鼓吹，努力为公善扑减公恶。”⑦这篇文章文图并茂，从另一个侧面提供了认识国外专业报人的信息渠道。
在《东方杂志》上出现过的国内外著名报人，他们或接受过新闻专业教育，或有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持共同的专业主义精神、拥有娴熟的专业技能；均以新闻作为终生事业，从实践指导到理论形成都为新闻学的专业主义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也使他们成为当时记者专业主义的杰出代表。
4.专业报人的培养：新闻学科教育研究
新闻事业如何实现持续性发展，如何培养专业人才――即新闻学科教育的研究，也成为当时新闻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内容之一。
在邵飘萍的《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新闻学应列为普通学科》一文中，作者开篇中即强调新闻学教育的重要性：“新闻与社会及政治关系之重要，已为世界各国之所公认，然以之列为一种学科而加以研究者，犹属近代之事。”⑧通过对比国外新闻事业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及中国新闻学的发展史，邵飘萍最终得出结论：“以现在之趋势言之，各公私大学之有文科者，殆皆有添设新闻学之望，而感其缺乏者则为教授之人才。以愚个人之私见，新闻与人生之关系，既如此其密切，新闻知识应列为国民普通知识之一。”⑨在这篇文章中，邵飘萍清晰地看到，记者在我国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尊敬和认可，是因为社会尤其是政府未认识到记者的重要性，未认识到新闻事业的重要性。因此，只有发展和普及新闻教育，全民了解新闻常识，才能真正有利于新闻事业的发展，记者的地位也才能得到重视和提高。
在《东方杂志》第40卷第5号上，文章《为今日报界进一言》也首先谈论了“新闻学研究之必要”。在作者王璋看来，没有专门的新闻教育组织，没有专业的新闻业务训练，难以培养出优秀记者。作者借用英国记者列特氏的话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世界失败之记者，皆因缺乏新闻专门之教育与组织上之练习所致也”。⑩并认为只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记者，才能真正了解读者的需要，才能知道如何采写、编辑新闻，如何经营报业等。
系统的新闻教育才能培养专业、优秀的新闻记者，彼时对新闻教育、记者地位的探讨和重视，为记者专业主义的建构、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条件。
结 语
作为清末民初至建国前一份存活时间最长的杂志之一，《东方杂志》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从新闻学的角度来看，《东方杂志》所刊载的近百篇文章也让我们生动了解了彼时国内国际新闻事业发展的样态。记者，作为新闻活动的主体，其对专业主义的探索和追求，是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和基础构成。记者对于当时新闻事业（主要是报业）的重要作用，记者应具备的专业素质，记者应接受的专业教育等，共同构成了由《东方杂志》所描绘的记者专业主义谱系图景。这一图景，对于我们了解清末民初至建国前新闻专业主义在我国社会的存在样态，具有科学的和有益的窗口意义。
注释：
①罗映纯：《论“五四”时期新闻专业主义的萌芽》[J]，《编辑之友》，2011年第6期
②⑤陆晔 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构建》[J]，《新闻学研究》，2002年第4期
③徐宝璜：《新闻学大意》[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④戈公振：《中国新闻事业之将来》，《东方杂志》[J]，第20卷第15号
⑥陈与龄：《林白水先生传略》，《东方杂志》[J]，第32卷第13号
⑦《新闻大王诺斯克里甫勋爵》，《东方杂志》[J]，第17卷第4号
⑧⑨邵飘萍：《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东方杂志》[J]，第21卷第6号
一、新闻传播教育的融合与提升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给了人们收获的欣喜,同时也带来了不少不可预期的问题:全国各地高校新闻专业遍地开花,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新闻专业的学生有相当比例不能进入新闻媒体,即使是名牌新闻院系的学生也并不都能从事与专业对口的工作;新闻院校培养的毕业生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媒体所需,但在质量上却未能满足媒体的需求,一些新闻媒体依然叫苦“人才短缺”;有部分新闻单位领导评价,新闻专业的学生通常上手快,架势像,但略显后劲不足、特色不明显。[1]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不断演进的社会、飞速发展的科技引发了传播内容与形式的深刻变革,推动了媒介领域的巨大革命,引发了媒介融合的大趋势――媒介科技融合、媒介所有权合并、媒介战术性联合、媒介组织结构性融合、新闻采访技能融合和新闻叙事形式融合。[2]
面对这种技术融合、内容融合和终端融合的大传播生态,面对新情况、老问题,新闻传播教育又该如何应时而动呢?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宋超认为应该以“融合”应对“融合”:新闻传播教育应积极推动本土与世界的融合,适应多元文化背景的全球传播新格局。在各具特色的基础上,新闻传播教育机构之间加强交流、对话、学习、合作,培育既具本土特色,又具世界眼光的人才。同时,还要看到现代社会是一个既高度融合又高度分解的社会,媒体走上分众化、精细化的发展道路,这就要求新闻传播教育一方面要坚持并进一步巩固通识教育,奠定学生深厚的文化根基,为今后的长远发展夯实基础,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专业化和知识化,推进通识教育与专业人才的融合,着力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努力实现教与学的充分融合,善于把学生的智慧、思想化为教学发展的动力,保持新闻传播教育的活力和生命力。
香港城市大学英语传播系副主任何舟认为,由于新闻学研究对象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要对新闻学专业课程进行改革,重在阐述新闻与作为相关学科研究对象的有关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在现有条件下首先是跨学科层面的融合;第二是传播学科各专业的融合;第三是建立一体化数码平台;第四是学位课程内部的融合;还有课程内部的融合。何舟提倡学科建设要“走出去”,与社会中的具体项目嫁接,实现学生理论知识与实践的“无缝对接”。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国良认为学科间的藩篱应当拆除,在核心课程各有特色的同时,保持学科间相互交流和学习的状态,有助于学科间的融合和共同发展。
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钟蔚文指出新媒介化时代媒体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首先媒体不再是一个资讯生产的机构,而是一个平台;第二整个媒介生产过程不再是单向道;第三资讯和知识的价差越来越大,资讯并不是知识;第四新传播时代需要创新性的设计理念。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迪恩•米尔斯(Dean Mills)认为,新闻传播教育要给学生提供更多富有实践经验的优秀教材,同时让虚拟网络世界和真实世界的新闻业进行联动,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技术、商业、消费、广告模式;培养学生的企业家精神和自主决策的能力,以便他们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加强学院和媒体公司、技术公司、个体企业家、研发机构的通力合作。
过去和将来将会对美国新闻界产生巨大影响的趋势和情形中,最大的力量来自美国媒介产业的商业模式的崩溃――新的内容传播模式和新的产品生产环境可能是应对这种变化的唯一答案;而排在第二的力量是话语权、传播权的转移,从职业性专业性传播机构转到个体记者和广告公共关系实践者的手上;紧随其后的是现在买方市场的形成――把内容通过各种介质呈现给受众,而不是把受众塞进媒体内容的覆盖区间。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大众传播学院主任朱迪•特克(Judy Turk)认为,未来新闻从业人员的发展方向是个体工作者的职业模式:不为任何一个雇主而为多个客户工作的技巧娴熟的自由职业工作者。这意味着作为新闻和传播学教育的实施者,必须来主导探讨出新的教育模式培养学生的讨论,为新的现实环境、新的职业市场和新的职业途径做准备。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介系主任查理•H•贝克特(Charlie H Beckett)认为当代社会已经进入“网络化的新闻时代”,尽管文化、经济的模式各不相同,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新闻媒体却都发生了相同甚至是普适性的新闻本质的改变――转型到新兴新闻业。从传统新闻业到新兴新闻业的转变不仅意味着内容上的、也是商业模式的同时还是公众领域新闻从业状态的改变。现在,所有公司、组织都开始履行类媒介公司的公众职能,如协会、非政府组织都可以与民众直接沟通,这种平台可以培养一类新型新闻从业人员为民众服务;与此同时,媒介公司内部也在经历着结构的改变,它们不再是单体的公司,而成为网络式的、点与点相联的互动性公司。新兴新闻业有两大特色,一是公众参与,二是连接性。他认为新闻教育不是告诉大家怎样成为一名新闻从业者,而是告诉大家新闻业到底是什么。
与会者普遍认为,21世纪是一个新的百科全书时代,要构架出新的百科全书式的组织,汇集多种不同的知识,建立一种跨学科的百科全书研究网络。面对技术革新,尤其是通信技术的发展,要与技术专家积极合作,应对技术革新的挑战。东京大学情报学环学环长石田英敬指出,现有大学与社会存在一定的脱节,而在媒介化社会下,大学与社会的融合成为一种需要。对于大学以及知识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义,与各类机构合作,新闻和媒体研究是社会的一个接点或者说是“契合点”。另外,在全球化视野中,亚洲新世纪已经到来,要用国际化的视野积极进行教育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倪宁提出要正确和充分地认识新闻传播教育在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方面起的作用和地位:社会转型中的无序和乱相恰恰是新闻传播教育不够所致;面对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后劲不足的问题,要为学生搭建一个继续发展的坚实的技术平台,提高学生继续学习的能力和更新知识的愿望;在新媒介技术融合的态势下,新闻专业教育也应该有一个知识融合和技能融合方面的培养机制。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院长高晓虹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处理中国复杂的国内问题,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与西方更好地互动沟通,减少他们的误解与偏见,向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将中国的价值理念推向世界,要求国际传播教育做到三贴近: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国际传播人才迫切需要掌握国际传播语汇,需要具有国际报道的能力和舆论引导的能力。
二、新闻传播教育的传承与创新
本次院长论坛举行正值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建系80周年庆典之际。成立于1929年的复旦大学新闻系,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新闻教育机构,在中国新闻教育界素有“记者摇篮”的美誉。80年来,累计有数以万计的毕业生投身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他们坚持真理、崇尚客观,以真实的记录、理性的表达探求事实真相,推动了国家和社会的进步,践行了陈望道等先辈提出的“好学力行”传统。
在对当下新闻传播教育的利弊得失进行探讨的过程中,与会者普遍认为,秉承新闻学传统是每个新闻院校应当贴上并引以为自豪的标签。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宋超认为,创新不应该是简单地否定、推倒重来,而应该是尊重历史、积极扬弃的创新;创新应该是站在历史与现实两个基础上的创新;创新是从原有的经验中不断突破和拓展的创新。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实践,历史的和实践的营养合流,创新才有可能实现。新闻传播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就是要寻找一种“代际平等”,续接传统,立足现在,着眼未来。
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迪恩•米尔斯(Dean Mills)从经济气候和受众的媒介使用偏好两个方面对美国传统媒体的生存现状作了简略勾勒,并表达了深深的忧虑,他认为对于新闻学和新闻传播教育来说,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最为糟糕的时刻”。虽然美国国内各界人士对传统媒体的生存普遍持悲观态度,米尔斯认为新闻业不会死,只要新闻业的学生有经验和技术,就能在新媒体时代游刃有余地生存下去。目前传统媒体遭遇的困境对于新闻业教育来说也意味着改革的契机,学界应该抓牢机会,开发出更加创新性的课程,施行更优化的培养方案,输送优秀毕业生的同时也致力于公众媒介素养的提升。
来自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的雨果•蒂伯(Hugo de Burgh)主任提出:新媒体时代,既然“人人都可以是记者”,那么专业的记者和采编机构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他试图从反面给出一个答案:数字化时代不仅需要新闻教育,而且需要一种与传统新闻学教育截然不同的,能够将研究和传播技术同知识与对于公共世界的认知结合起来的新型新闻教育,这将为许多职业提供坚实的基础。他认为新闻学比其它学科更适合作为一种基础教育,因为21世纪是一个参与的世纪,通过互联网参与公共事务需要使用技术和具备交流的技巧;同时新闻学教育不仅可以开发学生的智能,还可以提高其实践的能力,如新闻故事分析与组织的职业技巧、信息调查研究评估的延伸技能、分析与思考的能力以及学术专业素养。面对未来,蒂伯充满信心,他认为新闻学是属于是21世纪的学问,新闻学教育任重道远。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彼特•赫尔弗德(Peter Herford)通过不断提问来质疑传统新闻教学与实践中的所谓的“常识”。他激发与会的学者和同学们一起来思考,在新闻实践中,如何让没有经历的人去体会他不曾拥有的经验?如何让一无所知的人明白想要知道的内容?在新闻报道中是不是只是讲故事就已经足够?我们要对媒体进行改革,再造一个新的报纸,是不是仅仅改革内容就可以了?媒体的受众是谁,仅仅是社会精英么?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的价值是什么?它们能否实现这些价值以及它们能否肩负起改革的重任?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戴元光认为当代中国新闻教育表面一片繁荣,实际暗藏危机:(1)中国新闻传播制度和新闻媒介发展制度生产和供应严重不足;(2)世界传媒行业的重大结构重组和迅猛发展态势已与我国的传媒业发展密切,但是相关研究缺乏深度感和细致性,粗线条的勾勒和概括多,对前沿性议题的敏锐感受力、深刻反思和论辩精神却十分鲜见;(3)技术是人发明的,但人对技术的控制能力却越来越弱,新闻学教育中历史、艺术等方面被严重遗忘,新闻是简写的历史,有的新闻记者却不懂历史,也不尊重历史。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吴飞认为,中国传播学教育一开始就迷失了方向,以美国为主导的传播效果研究,是维护社会既存秩序的支持者,而不是变革者;同样,新闻学教育也没有什么起色,远没有跟上社会与技术的发展,新闻必须与民主有关,传播学教育在关注个体的日常生活经验及美好社会的建构外,在中国从事新闻传播教育还必须考虑到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因素,迷失了方向的新闻传播教育应该从社会传统的土壤中建立起变革的基础来。
对于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进行通识教育,拓宽专业口径,夯实基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倪宁认为这些共识在新传播技术的影响下还是应该继续弘扬。对于学生来说,继续学习的能力和更新知识的愿望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或缺的基本素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彬认为,新媒体时代要求新闻教育做出一些变化,但优秀的教育传统应该保持不变,比如新闻人的责任意识,新闻人的基本素养、叙事能力、报道功夫等。
如果一个职业没有一个公认的职业理念,没有一个共同的职业标准,就不可能形成一个真正的职业,或者没有应有的社会地位,没有应有的职业尊严,所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提出,现在新闻教育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要在新媒体时代,重新把新闻工作的职业价值观、意义和功能找出来。她认为,面对技术革命带来的媒介快速变化和中国特有的社会转型期带来的社会快速变化,新闻业需要三种人才:一是复合型人才,从内容制作到管理到营销,整个生产环节、生产过程要需要理解;二是跨媒体人才,学会多媒体的制作方法以及制作的理念;三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能够在公共话题中间,通过公共服务参与公民社会的构建,自觉地变成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工作者。
三、新闻传播教育的立足之本
新闻传播学教育究竟是重技术还是重学术的争议并不是新鲜话题,论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对此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新的探讨。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苏钥机把新闻传播教育多年讨论的最基本问题总结为三对概念:教学与研究、理论与实务、新闻与非新闻。他认为,从事新闻传播教育的人常常把它当成三对矛盾,但是也可以把它变成三个面向。每一个面向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研究与教学两者都是要做的,不能只做一样,另外一样不做,问题是比重不一样,这要看一个院校的传统定位,也要看整个学术环境,教师的取向。理论与实务也是一样,怎样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比例,这个很难决定,它不只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也是一个艺术的问题,要看大学以及教育从业者自身的定位、人事安排等等。新闻与其他领域是相关的,不能把它们联在一起,它们如何并存也要看院校的规模以及需要,看历史传统、教师的专长、学生的取向、社会的需要等。
从新闻教育模式来看,中日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研究科主任濑川至朗梳理了日本新闻教育的历史脉络,阐释了日本媒介环境不断变化的趋势:一方面,随着新闻生产的数字化和网络的出现,工作培训已经不再奏效,24小时新闻计划使得时限更为紧迫,记者们不再能从容地书写故事,也不再有时间来训练新手;另一方面,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也让人沮丧,媒体间的混战,媒介入侵私人空间和错误报道导致一般民众对大众传媒失去了信心。他还以早稻田大学新闻学系统课程一波三折的设置过程为例,指出当代日本和所有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困惑:专业课程的设置如何跟业界的需求接轨?在媒介自身发生剧烈嬗变的今天,工作培训还行得通吗?他认为应该以新的课程设置应对这种变化,尤其要对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给予特别关注。
除了批判能力,在一个遭遇诸多挑战、媒介生态剧烈嬗变的时代,什么技能是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看家本领?如何突显新闻传播教育的科班优势?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钟蔚文对未来的新闻学子提出了“八个力”的期待。第一是趋势力。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下,必须与时俱变;第二是创造力。新媒体的诞生,新问题层出不穷,要学会创造而非抄袭;第三是根本力。必须具备资讯搜集、分析、诠释、呈现的能力;第四是设计力。找到最有效的方式重新创造、即兴创作;第五是整合力。要善于整合不同媒体,不同行业;第六是故事力。要把一些看似平凡的事物,用新颖、讲故事的方式说出来,让人感动;第七是行动力。必须把想法变成真正可行的方案;第八是团队力。如今不同媒体的人从生产到行销、经营都必须在一起工作,团队合作的能力越来越重要。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铭清认为复合型新闻媒体的建构是一个不断整合、优化的过程,新的形势要求新闻教育从培养人的综合素质着手,在理论、社会责任感方面要加大力度,传统只着重培养专业人才的做法已不合时宜,发展学生跨媒体工作的能力――“既能跑动、又有学问;既会管版面、又会管人才;既懂得媒体、又懂得经营”俨然成为新闻教育的必然趋势。香港浸会大学传媒学院新闻系主任黄煜也比较看重技术因素对新闻传播教育构成的挑战,因为学科的外延越来越大,使得新闻传播学科专业特性,有某种程度的不清,他呼吁应尽快“设立一套共通的学习成果架构及国际认可标准”,以使复合型、全能型新闻人才脱颖而出。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认为当代媒体的特点是:新媒体主导多元传播业态;融合媒体多介质表达;自组织形态媒体生产;急需媒体创意人才。这就要求新闻教育机构从实施理念、教学结构、评估体系等方面实践教学体制创新,培养适合当代媒体特点的人才。台湾文化大学新闻暨传播学院院长叶明德认为与公民记者相比,新闻学院培养的记者更要着重于:更熟悉数字技术,成为更好的“讲故事的人”;要有观点,有立场,大多数人要的是有意义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与成千上万的网民竞争;重新界定媒体的公共性,在培养人才时要格外注意这一点,否则对社会文明的提高没有帮助。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反对技术至上主义的教育改革取向,认为技能的掌握还是比较能够掌控的,理念的形成比技术性的问题的解决更费力气,传媒大学生不是“新闻技工”,从业界来看,解决理念的问题也更为迫切,如果我们的传媒教育只是就技术解决技术问题,不拓宽学习的领域,就无法提升传媒大学生的层次。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段京肃,香港珠海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皇甫河旺对新闻传播教育价值理性与人文主义精神的缺失也表示出了强烈的关注与焦虑。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董天策提出,要警惕新闻教育改革比较突出的三个偏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用化偏向,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简单化偏向,应对媒体技术变革的技术化偏向。
就现状而言,目前绝大部分高校的新闻传播学讲授的还多是一些新闻传播的采、写、编、评等基础理论课程,专业面较窄,传授的技能也偏少,而且由于某些客观因素的影响,如某些院校的师资力量不足、教学经费缺乏等,致使一些学科设置不合理,课程开设不齐全,对于培养专业化媒体急需的特色鲜明的“专才式”复合型新闻人才来说更是无能为力。[3]技术与学术的争论,说明对新闻传播学教育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已经势在必行。
美国南加州大学安尼伯格传播学院院长欧尼斯特•J•威尔逊(Ernest J wilson)主张,新闻院校培养的未来人才“要写好故事、清晰地讲故事、有深刻的分析、有明确的证据,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要做的50%的内容,另外50%的内容就是有新的技能”。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院长本杰明•希尔•蒂伯坦(BenjaminHill Detenber)认为新媒介时代由于技术因素的不断演进,对于新闻传播学的师资力量有了新的需求。写作教学的能力、技术诀窍、与新闻相关技术(包括理论与实务)的教学能力、对媒体融合的理解、跨平台演示介绍的经验、对叙事与描述的理解能力以及其它相关领域如金融、科学、卫生、城建规划等方面的知识都是必须的。同时专业基础知识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如信息收集、信息评价、事实核查、批判性思维、叙事沟通技巧、人际交往技巧和关系管理等。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认为,国内高校现有技术装备无法满足实际教学的需要,专业师资知识结构与现实需要存在落差,老化的课程体系难以应对融合新闻的挑战,他提出了组织再造、重新定位、观念革新、队伍涅磐、课程重构等一系列改革方法。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张民华认为,推进新闻与传播教育的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的创新,需要重新审视既往的、现行的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同时更应重新审视媒介化时代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与传播教育的育人目标与办学模式,特别需要我们厘清媒介化社会背景下“职场”(就业机会)与“考场”(育人成果)的“落差”与“错位”,前瞻性地把握职场需求与社会期待。
四、新闻传播教育的特色化生存
据教育部高教司统计,目前,全国已有460多所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点661个,在校生达到13万人,每年的毕业生人数达3万多人。但相较于以传媒市场庞大而闻名的就业指数来看,新闻专业的毕业生也没有逃脱高校毕业生就业集体滑坡的困境。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认为各所新闻院校的生存之道在于它的优势和特色,而当下新闻传播教育面临三个困局:⑴大陆地区的新闻传播高等教育呈现“千校一面”、“千院一面”的状况,在此背景下如何突出各自的特点和差异?⑵媒介融合时代,媒介中心主义越来越被放弃掉,做广播还是做电视的概念越来越淡化,而是推出一种非媒介化和平台的意识。传统的分科如何来应对今天这个媒体越来越不分界的现象?⑶传播方式的多元化和传统意义上新闻传播学学生去向之间出现矛盾。现在的传播机构越来越多地按照业务流程再造,而不是媒介类别划分,流程再造对学生就业的多样化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认为特色化的发展道路不失为一条可行之径,而设计目标和人才需求之间的契合度如何再提高是首先要解决的;另外,每个学校应结合自己的服务理念和面向来重新设计自己的专业结构层次。
美国富乐敦加州州立大学传播学院院长瑞克•普伦(Rick Pullen)和杰弗里•布罗迪(Jeffrey Brody)回顾了美国新闻专业教育的发源正是在煽情主义泛滥的年代,准确性不够和煽情主义是当时的一个很大困扰,而今天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并威胁着新闻专业主义的生存发展。作为这场黄色新闻的教训,新闻学专业创立出专业化的课程计划。同时,现在“专业”与“非专业”的壁垒在技术提供的可能性之下岌岌可危,很多博主跳出来声称自己是记者,他们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不可能增加内容的附加值。在这种背景下,他们认为新闻学更适应于作为一种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加以推广,培养新一代的公民记者,以负责任的传统新闻价值理念培养更多的公民记者、更多优秀的博主。
在国际上现行的英、日、法、美等新闻教育传统中,美国乃至北美地区的教学传统是很多的新闻院校本科课程设置大同小异,几乎都在培养传统意义上新闻报道的记者。硕士学位课程却为学生们提供了比较广的天地,重视新的理念和目标的灌输,为社会进步服务,以便学生在将来的新闻工作中游刃有余。针对不同层次的人才培养,论坛上也有经验交流,反映了不同学校、不同地区的特色差异。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介绍了深圳大学实践教学理念变革和实践教学体系创新所取得的一些经验,在广告学专业实行实战性毕业设计代替本科毕业论文的做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一做法搭建起从大学到业界的过渡桥梁。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蒋晓丽对新闻教育和传播教育进行了区分,并针对网络热炒的四川大学拟取消本科毕业论文的事情进行了澄清,说明此举的本意并不是要取消毕业论文,而是想给毕业论文找出多种方式。她认为以往的毕业论文形式已经不大适应业界对新闻学科的需要。
在国内,目前新闻传播学培养的研究生,特别是硕士生,在各个院校原有的培养目标中各有所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在发言中谈到,该院在研究生层面计划从明年开始实行“3+2”模式,面向除新闻与传播学院之外全部的文理科院系,三年本科加上两年新闻传播硕士,从本科硕士跨学科的交叉来培养复合型的人才。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姜智彬针对该院自身的定位,提出培养国际传播人才的目标使该院的教育培养方案紧密结合国际新闻传播前沿,在保持语言训练的同时,派青年教师和本院学生赴海外学习,加强与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的互动互助、合作共赢,他还呼吁与世界各国知名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的交流机制能够制度化。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震结合陕西文化大省、经济弱省的具体实际,提出“向西部取资源,向东部取人才;紧扣社会需求,强化实践教学;按照媒介化时代的要求,培养复合型传播人才”的发展规划。各个地区的均衡发展有利于中国新闻教育水平整体提升,有利于适应新闻传播教育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一些来自西北和东北的新闻院系对积极参与新闻教育变革都高度认同,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他们大多制定了具体的目标和计划安排。
当今时代对军事新闻人才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主任顾黎认为第一要有胸怀全局的战略眼光,第二是要具备跨文化传播的意识和能力,第三要娴熟地掌握传播致效的策略方法。对于在新闻教育和实践中出现的刻板化、过于直露和泛政治化的现象,顾黎认为应当强化信息服务意识,学会在提供信息、保障“知情权”中实现舆论引导,避免抽象的概念、空洞的抒情和空泛的议论。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严三九对驻沪三所高校相关专业的近330名师生进行了调研,从调查结果来看,高校师生对新媒体的认知度较高,普遍看好该行业的发展前景,对新媒体领域的学习和研究兴趣浓厚;在新媒体专业人才的素质需求方面,高校师生与从业人员的看法相距甚远。尤其是在数字版权、流媒体研发、专业技术标准应用、产业环境分析等新兴领域,相关专业还没有展开有针对性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高校相关专业的课程体系无法适应高速发展的现代传媒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这其中有来自传统学科体制的束缚,也有来自于新媒体行业发展变化太快,无法构建起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这种实证研究,有利于初步掌握上海市新媒体专业人才的培养状况,为调整学科定位创新新媒体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一定的策略支持。
五、结语
经过大会主题发言和10场圆桌讨论,与会代表取得了几点共识:第一,新闻传播工作者和新闻传播院校应充分认识新技术、新媒体背景下自身转型的紧迫性;第二,行动比研讨更重要,从重新评估新闻传播观念的现代性入手,到具体教育目标的设计、师资队伍的培养和教学计划及课程体系的重大改革,必须有新的思维、新的举措和新的动作;第三,面对经济全球化、传播国际化和媒介现代化的语境,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特征背景下的新闻院校间的交流与切磋、沟通与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4]来自亚欧北美、港澳台等海内外众多知名新闻传播院(系)院长与著名学者,相互沟通、相互砥砺,达成了多方面的合作意向,相约为培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广阔的国际视野、深厚的文化修养、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精湛的专业技能的新闻传播人才而共同努力。
新传播技术和新媒体的日新月异的发展,极大地推动着大众传媒结构的重组或融合,极大地改变和创造着人类的传播身份、传播功能和传播行为。这种转变对新闻教育的冲击,是显而易见、实实在在的。新闻传播工作者和新闻传播院校对这种空前严峻的变动和转型,必须有足够的、充分的认识。生物进化论的核心观点是“适者生存”,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也并不是机会均等的,必须主动把握住各个可以把握的机会,才能在变动不居的时代中保持生命力。尽管本次论坛并不足以为新闻传播教育勾勒出一副清晰完整的未来图景,但新闻传播教育者已经充分认识到新技术新媒体背景下新闻教育转型的迫切,并着手确定新闻传播教育的新理念,设计未来的新目标和新方案。
(与会者观点来源于现场记录,未经发言者审阅。)
参考文献
[1]宋超:《当向潮头立――在新闻学院2009年秋季迎新大会上的讲话》,《新闻大学》2009年第4期,第1页。
[2]宋昭勋:《新闻传播中Convergence一词溯源及内涵》,《现代传播》2006年第1期,第52、53页。
[摘要]：本文通过对知名新闻杂志《三联生活周刊》的个案研究，考察了中国语境下的一种特定的新闻实践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关系，并尝试用“学者型记者”的概念进行概括： 一方面，它具有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共性，例如自主意识、服务公众、注重事实等；同时又体现着新闻专业主义某些经常被研究者忽视的特定面向，诸如在媒体功能 上强调以“理解”推进对复杂中国社会的认知来“服务公众”的基本内涵；在角色认同上，与一般的客观报道以及强调记者介入的调查性报道保持疏离，也不认同于 以“舆论监督”名义出现的“批评报道”；在常规行为准则上，强调以特定社会科学知识构成的分析框架，注重对社会结构变动的理解，从而与关注事件、人物、行 动为中心的一般新闻报道理念形成区分。本文认为，“学者型记者”代表着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及其实践的一种重要类型，其出现是从业者职业独立意识的体现， 也构成中国知识分子传统在新时期的一种创造性转化。
一、关注“被扭曲或忽略”的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及其实践已经构成了近年中国新闻改革研 究的关键议题之一。在一项题为《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的被广泛引用的文献中，学者陆晔和潘忠党（2002）指 出：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在当今中国新闻改革中是以“碎片”和“局域”的方式呈现（in a fragmented and localized form）的。具体包括如下特征：其一，就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而言，话语建构被限定在新闻业务领域，且在不同语境中共同被强调的只是操作技能和表现手段上 的专业水准以及实践中的专业伦理；与之相对，专业主义的其他内涵，尤其是涉及到媒体的社会功能和角色、从业者的社会角色和责任、新闻生产中的社会控制的成 分，在建构过程中或被扭曲或被忽略，且专业主义话语也不被允许用来整合专业社区、确立独立专业人格。其二，专业主义的“普适性”被赋予了“中国特色”，因 为它在新闻从业者的实践中，被渗入了中国知识分子入世、启迪民智的传统和新闻改革的现实矛盾。
这一研究结论能够帮助我们总体把握、理解中国大陆新 闻业专业主义建构的特征，但如果深入到新闻改革的局部、特定的媒介组织进行观察，会发现：那“被扭曲或者忽略”的专业主义成分恰恰可能构成了从业者话语实 践中最为着力的部分。以本研究关注的《三联生活周刊》（以下简称“三联”）的工作理论为例，恰是着眼于对媒体功能、记者角色以及职业认同，来表述或规范新 的操作技能或专业手段。
就专业主义建构的“中国特色”而言，不少论者大多都承认中国知识分子重视思想文化启蒙的传统是当下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重要 底色（陆晔、潘忠党，2002；李金铨，2010；童静荣，2006等），并且将这种传统在新闻业的体现回溯到近代政治报刊的出现，尤其是张季鸾时代的 《大公报》。芮必峰（2010）甚至认为，历史产生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对中国新闻从业者既不构成“描述”也不构成“规范”，毋宁说一种带有“英雄情结”的 “参与”精神构成了从业者职业理念的主旋律，并将之解释为文化传统中与“士文化”密切相连的“侠文化”，断言“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可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 期里还是”。确切与否暂不置论，可争辩的是，这一思维路径与它批评的对象一样，也是总体层面的判断；而就具体实践也可以观察到，至少在新闻改革的某些地 带，新闻从业者已经有意识地在反思所谓的“中国特色”，无论在理念还是操作层面，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入世、启蒙传统（或者说“侠文化”精神）表现出了一定 的疏离感。有从业者就明确指出，记者不是“独行侠”（张志安，2007:286-299）。
我们选择“三联”这份在中国新闻领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 新闻周刊作为观察对象，主要试图探讨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如果说某些媒体的新闻从业者曾经较为系统、清晰、明确地表达过“新闻专业主义”，那么，它的内涵 是什么？它就是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吗？其二，这一话语实践中有所谓的“中国特色”吗？如果有的话，它是什么？那种入世和思想文化启蒙的传统，如何与特定的 新闻实践相融合？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研究是上述研究的延续和对话，因而我们也尝试评估这一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试图 用“学者型记者”来概括以“三联”为代表的一种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及其实践。“学者型记者”不是什么新鲜概念，在中国新闻教科书以及某些记者指南手册之类的 语境中，这一概念（以及与之类似的“专家型学者”）经常被作为一种对记者类型的划分和职业发展的规划，指记者基于长期对某个行业或领域的报道经验而积累下 丰富的识见，从而超越了一般从业者。与这种使用不同，“学者型记者”在本文中是中国语境下一种新闻专业主义职业认同的特定类型，涉及三个方面的表述：即新 闻传媒的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的使命和社会责任，以及新闻从业者的行为准则（陆晔、潘忠党，2002：20）。换言之，借助这个构词法上的偏正组合，我们 想用它来考察描述：以解释性报道为主要实践模式的“学者型记者”，表达了怎样的一种角色意识和职业认同？与以客观报道、调查性报道等其他实践方式下的新闻 专业主义理念存在何种共同和差异之处？我们还将探究这一话语在中国新闻改革中的特定内涵及生成语境，并对其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做初步解读。
二、“学者型记者”的新闻专业主义内涵
我们用“学者型记者”这一概念来概括“三联”的新闻理念和 职业认同，并非空穴来风。有人曾形容其编辑部中有一种“社会学的野心”，而“三联”新闻理念的主要阐释者李鸿谷如此回应：“如果把一个社会学者变成一个有 好奇心的研究者，那么着更符合我对记者的期待”，“如果你做记者这行的话，社会学可能是你用过的方法之一，而不是全部”（张志安，2007：256）， “历史学者总结历史研究如果要有突破，一般会在两个方面有所进展才能有突破的机会，其一是新材料；其二是新方法。这一理论也非常适合于新闻。”（邓科主 编，2008：204）如果对比塔奇曼的研究（2008：65），媒体从业者往往没有什么明确的“理论”，日常的实践是在某种编辑部共识下进行协商的结 果，那么“三联”的上述表述显然与一般的新闻从业者有着明显的差异，甚至其论及新闻采集也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
就微观实践层面，这种差异最明 显的体现，是“三联”以解释性报道作为主要的报道策略和模式。一般而言，客观性往往被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志（舒德森，2010b：55；黄 旦，2005:68），但若从新闻报道实践着眼，与新闻客观性相关的一系列复杂问题也呈现在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思考中，例如，解释性报道作为一种特定而 重要的新闻实践类型，它与客观报道之间的矛盾，是否也体现在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和认同中？丹尼尔C哈林（2006：209）将这个问题视为新闻实践 中的根本性冲突，如何取得一致“一直是含糊的”，而且依赖新闻专业化也“永远无法消除”。
舒德森将“解释性报道”与“告知公众”、“调查性报道” 一起列为新闻民主功能的三个首要方面（2010：23），认为三者之间存在着某些重要区分。学者大多承认在调查性报道和客观报道之间存在着上述记者角色上 的张力（舒德森，2010b:106-7；凯瑞2009:54），但对解释性报道在新闻专业主义中扮演的角色着墨不多。塔奇曼（2008:106）在研究 中亦发现，对记者而言，“客观报道与新闻分析有何不同”，是“公认的最难回答的问题”。就记者的角色而言，相关文献多采取记者角色的中立者和参与者“两分 法”，或资讯提供、调查与解释、对立等“三分法”（罗文辉、陈韬文，2004）。有研究发现，中国的深度报道从业者对应该扮演“记录者”还是“影响者”的 问题并无一致看法，“如果从专业或理想的角度，他们更强调‘记录’，而从现实的语境出发则同样强调新闻推动社会进步的‘影响’（张志 安，2008：51）。
“学者型记者”的核心定位是“记者”而非“学者” ，这体现着“三联”最为基本的职业认同。“三联”传播自己理念的广告语是“记录社会进程中重大的事件”，“记录”的表述显示出“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下对自 身角色的基本定位：新闻从业者是中立的观察者，而非参与的倡导者或鼓吹者【2】 ，其从业者对此有清晰的表述：“记者就是一个观察者，一个旁观者”，“一个中立者”，“记者不是新闻中人与事的直接利益方，他是一个闯入者”，“是非曲 直，并不要求你想法官一样裁决，而只需要观察。”（张志安，2007：251；李鸿谷，2010）与之紧密相关的新闻专业主义另一内涵，即服从于事实这一 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一个有着基本常识的记者，即使他没有足够的方法论准备，只要他有足够的努力，找到别人没有找到过的材 料，相信那些未曾披露的材料本身已经构成了自身的逻辑与结论。”（邓科主编，2008:204；李鸿谷，2010）。
在此基础上，“学者型记者” 的理论意义，恰在于为我们的理解解释性报道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样本，在媒体功能上它强调以“阐释性理解”推进对复杂社会的认知为“服 务公众”的基本内涵；在角色认同上与一般的客观报道及强调记者介入的调查性报道保持疏离；在常规行为准则上强调以特定社会科学知识构成的分析框架，体现在 选题、采写、编辑等方面注重对社会结构变动的理解。
“三联”在对“阐释性理解”的强调中表达出特定的对“中立者”和“记录者”的定位，“一个媒体 还是应该对历史或现实有相对纵深的观察、领悟、叙述和方法。这可能是操作者本人或团体所拥有的一种自我使命感。”（张志安，2007:254）这种“自我 使命感”固然基于新闻周刊的特定操作规律，但更重要的是着眼于3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的巨变，“中国对我们才是最陌生的”，因而，如何通过记者的记录、发现 和阐释去推动对“陌生中国”的理解，就成为媒体“服务公众”社会责任的选项之一，而且这种推动背后亦隐含着一种行动：“在这样一个大规模变化的时代”， “媒体真正的责任是去观察这种变化，成为规则重建的一部分力量的来源。”（同上，p.253）
在此前提下，如何观察、记录并呈现这种“阐释性理 解”，就成为勾连媒体使命与日常操作规范之间的关键。对“三联”“相对纵深的观察”而言，重要的是找到解释或分析的框架。这里的“解释框架”并非新闻社会 学研究中所谓“frame”，即“一些心照不宣的理论，告诉我们什么存在，发生了什么，什么重要，以此形成我们选择、强调和呈现的原则”（舒德 森，2010a：43-4），它不是一个新闻从业者隐含着“集体无意识”，而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寻找和建立过程，甚至被上升到作为“批判的武器”的新闻方法 论的层面；就操作而言，特别是最为典型的封面报道，“解释性框架”实质上是一种利用社会科学的知识工具或某种具有理论色彩的概念，形成对中国社会结构性变 动的把握。
从这样的立场出发展开的新闻实践，与一般对“新闻”的理解存在着甚至是颠覆性的差异。在李鸿谷看来，“新闻一般定义是对变动的事实的报 道”，“变动的事实”往往依托“恒定的结构”而成新闻，但对目前剧变的中国社会而言，“变动的事实”背后的某些结构性因素如行业，也是变动的，“而且比变 动的事实更厉害”（李鸿谷，2009c）。“学者型记者”的日常解释性报道实践，就在为公众理解这种结构性变动提供阐释性理解。于是，“按此逻辑，那些事 件本身的重要性应当让位于它的背景”，事件背后的制度、环境以及人物，“相对于那些事件与冲突，其实是更大的变量”【3】 （李鸿谷，2009b）。
这 种新闻价值标准判定上的变化，渗透在“三联”编辑部对封面报道重大题材的选择中，也体现于记者、编辑在新闻采访写作处理材料的筛选、排除、强调、叙事的各 个环节中。被作为“三联”封面报道“样本”的一些操作范例，在不断反复的重述中也多是立足于各个具体特定的“解释性框架”如何寻至的过程。仅举一例，在 2008年有关“猪肉涨价”的封面报道中，这则在客观报道常规中的硬新闻，被视为“中国社会一起结构性变化的前兆”，报道从事件进入到背后的供需关系，再 进入到农村劳动力的价格变化，再落实在农村政策的变化的政治分析层面。这显然就与将社会新闻作为简单的告知或调查真相就有所不同，由此诸如灾害、事故、群 体事件等种种“经典的社会性新闻”，“其实都是我们认识中国巨变的机会”（李鸿谷，2009b）。“三联”还以结构的视角重新理解新闻报道的“现场”，提 出了“事件现场”、“行业现场”和“人际网络”的“三重现场”的概念（李鸿谷，2009c）。严格意义上，“三联”所阐述的“现场”是从业者对新闻事件的 空间建构，类似于布迪厄（2004：17－8）所讲的交织着各种社会力量冲突、控制与合作，具有一定历史结构和实践自主性的“场域”（field）概念， 用李鸿谷的话来说，“现场由一系列关系结构构成。这些关系结构，如果失去认识，你并不能真正复原现场，也很难说你建立了真正的现场感。”
由此可 见，“三联”对“阐释性理解”的强调与“告知”（客观报道）、“揭丑”（调查性报道）有着微妙的交叠，但亦有重要不同。它与“揭丑”一样，注重对事实的深 度发掘，而不似“告知”那般对信息源（特别是官方信源）采取“径直”（straight）报道的态度（哈林，2006）；它与“告知”相似，对报道对象采 取一种疏离和中立的观察态度，不像“调查性报道”那般咄咄逼人的介入，它比客观报道更为深入，又比多是围绕“事件”展开的调查性报道更注重“结构”。
西 方新闻专业主义时常为研究者所诟病的是，它在组织常规的约束和压力下形成的新闻偏向，即以事件、行动和人物为中心，负面的；超然的；技术的和官方色彩（舒 德森，2010a:59-69），一些持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取向的学者，也由此分析新闻媒介作为社会主控意义的再生产机制，恰是通过“关注事态的直接形态而 非其结构性不平等的潜在原因，并强调现有的新闻表述渠道调解冲突的能力”而实现（格雷汉姆默多克，2006:224）。
由此对照，“学者型记 者”的意义或在于，它从一个特定面向推进了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和实践。例如它更强调对“事实的结构性变动”的关注，通过阐释性报道推进人们对自身社会生 活的深层理解，“观察有别于你生活的东西，对有别于你的生活的那些人和事提供一个解读和方法。”（张志安，2007：255）。某种意义上，这种“阐释性 理解”类似于吉登斯（2003：277-80）所讲的“双重阐释”，首先通过对事实的搜集采访解释日常生活的理解和建构，然后再将之置于社会科学专业性理 论概念的意义框架下进行再解释。或源于此，“三联”敢于声称自己进行的，是一种“知识生产”【4】 。
三、“学者型记者”的中国生成语境
“学者型记者”的定位还需要更深入的解读。首先，作为一种新闻专 业主义的特定话语实践，它是某种“中国特色”的东西吗？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而言，不是。置于世界新闻业的横向坐标下观照，“三联”的“学者型记者”的定位， 一定意义上与美国《大西洋月刊》、《哈泼斯》和《纽约时报杂志》等“综合人文杂志”的理念具有共通之处【5】，例如《纽约时报杂志》声称“我们的使命就是 通过新闻深化读者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坚持“用社会学视角观察一切”；《大西洋月刊》也宣称其“使命”或“传统”在于“确保人们能够理解世界，理解美国” （王栋，2008:86， 109-111）。甚至，某些操作手法也有类似之处：例如，《大西洋月刊》“每个月都会聚焦于一个高度概念化的，非常容易辨识的封面报道”（同 上，p.87），“三联”也喜欢“造词运动”，喜欢“制造语词、制造话语”，典型如用“三重世界”提炼对马加爵的报道、用“阶级斗争”分析赵忠祥、饶颖事 件【6】（张志安，2007:257；邓科主编，2008:201-3）。
但是，社会情境的不同使得表面相似的理念蕴含着重要差异。美国综合人文 杂志可能更注重故事性、人文性和趣味性，再有就如《大西洋月刊》所说的通过“教育公众”提升社会整体的人文素养，但身处中国改革的特定社会情境下，“三 联”“学者型记者”定位，远非如此“优雅”，它首先实践在“三联”从人文色彩浓郁的杂志向新闻杂志的转型中，恰体现着从业者对“巨变中国”的一种回应。新 闻业自身职业和角色认同的变化，也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在其话语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首先是一种浓厚的确立自身专业独立性和合法性的意图。李鸿谷将之总结为从 “权力者的提问”到“提问者的权力”的转变，并认为这是三十年来中国新闻记者的群体职业意识的一个重大变化：“过去的权力意识开始慢慢减弱”，而“权力意 识最简单的标志”，就是那种“自以为很牛的记者”在类似“警方审问”方式下所做的“监督报道”。（邓科主编，2008:217）。
“舆论监督”、 “批评报道”和“调查性报道”，在中国新闻业和学术界是三个尚未得到清晰界定的概念，包括党报、都市报、专业类报纸内在的实践主体的多元，也体现着新闻专 业主义话语空间的多元和不稳定性（陆晔、潘忠党，2002）。孙五三（2002）从“批评报道”切入研究了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结构或制度语境。她认为新闻 改革以来以“舆论监督”面目出现的“批评报道”，基本上是党和政府权力运作中的一个环节，作为一种“治理技术”，“与其说是一种媒介行为不如说是一种政府 行为”。这一制度性安排也体现在批评报道从业者“明确”“自觉”的“权力意识”：媒介对社会事务的批评是一种权力；这一权力是党和政府授予的；权力是有限 制的，限制来自党和政府而非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良心和法律。
这种“权力意识”还伴随着从业者某种巨大的道德优越感，其来源也很复杂，除了由自上而下 的权力依附中转化而来“官本位心态”，有实践者还指出了另外两种：其一是试图急切影响社会进程的“精英心态”，其二是以社会弱势群体代言人自居而形成的 “草根心态”（李梁，2006）。无论哪一种，“新闻专业主义”可能被“用来自我标榜或自我神化”，其基本原则“被无数个记者自我制造的英雄故事瓦解了” （李鸿谷，2007:258）
“三联”用“提问的权力”与上述种种保持了距离，这或得益于其相对“独立”的位置。一般而言，现行体制对“出版业” 的管制相比新闻业稍为宽松，“三联”本身的市场化运作又处在这一体制的“体制外”（董秀玉，2005）。“学者型记者”将“提问者的权力”最终落实在“事 实”上：事实因记者的记录，“而有了被时间和大家检验的可能，我们也因此有了可以接近事实的机会”，“而这才是这一职业合法性的来源”。所谓合法性是指， 这一职业存在的终极价值，不是在立场上作为某个党派或利益群体的“喉舌”，而是基于事实基础上的“为公众利益服务”（李鸿谷，2010），这正是新闻专业 主义“事实至上”的更深层的内涵。舒德森（2010b：1—19）借助汉娜阿伦特真理与政治之间紧张关系的讨论，在新闻记者对事实的采集传播与代议制民 主政治之间建立了紧密关联。处在中国语境下，“学者型记者”意味着既不依凭行政权力迫使现实按照新闻编排的逻辑运行，也提防对事实的理性分析被“精英心 态”或“草根情结”绑架。
还不仅仅是媒介体制，社会事实的越来越复杂化，媒介竞争的加剧，也构成“学者型记者”的生成语境。在谈及报道模式从“问 责式”向“解释性”转向时，“三联”从业者认为，“媒体自己完成调查的机会越来越少”，况且在高度专业化分工的社会中，“问责式报道”要在时间压力下完 成，“媒体未必有专业能力”（李鸿谷，2009b）。事实上，美国解释性报道在1930年代出现也可视为报界对“日趋复杂世界”的一种回应，美国报纸编辑 协会曾在1933年以决议方式在原则上支持解释性报道：“鉴于重大、复杂、丰富多彩的国内国际大事飞速发展的步伐超过了世界近代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鉴于社 会各行各业都对公共事务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报业编辑“应贡献更多的精力和版面给说明性新闻、解释性新闻，呈现事件背景，以帮助普通读者更好地理解时间 的发展进程和重要性”（舒德森，2009：133-4）。一定意义上，“三联”选择解释性报道建构对“陌生中国”的阐释性理解，并以此作为“学者型记者” 的典型体现，本身也体现着这样的现代性因素。
这种现代性之中还包含着所谓中国知识分子济世传统问题。在新闻传播领域，这或许是一个过于宏大、一直 未得到审慎处理的的命题，在我们看来，或许更好的提问方式是：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传统一直存在的话，为何在不同历史时期，特别是不同代际的新闻从业 者身上，会有不同的表现？如果从这样一种理解出发，或可说，“学者型记者”身上体现了知识分子思想文化启蒙和社会责任意识，但更重要的，是这一传统在特定 历史社会背景下呈现出特定的“创造性转换”。
众所周知，“三联”与邹韬奋先生的事业有着历史血缘关系，其创刊号甚至自视为68年前《生活》的“复 刊”和“再出发”。1993年以钱刚为主导的筹备班子曾拟定“编刊总思路”，在办刊宗旨上，“三联”将“继承三联书店的光荣传统，弘扬韬奋精神，成为一本 ‘人们身边的杂志’和‘一个亲切的朋友’，它将帮助人民对自己生活中的各方面事务‘更容易做出决定’”。在对继承传统的同时，还提出了以“三界共生”作为 独创性，即基于三联书店的传统优势，“三联”将汇聚新闻界、学术界和文学界三方面人才，彼此砥砺和激发，新闻界人才由此获得“深入观察生活现象的新的视 角”，学术界“将走出书斋，与生活接榫，为大众运思”（《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2005:57）。如果将韬奋先生的办报思想之一总结为“殚精竭虑的读者 服务”【7】 ，显然，这个传统也处在不同时代的重构之中。对新世纪的“三联”而言，建构、引领对“陌生中国”的一种特定视角的观察和理解，是其扮演“读者身边好朋友” 的时代选择。
四、结语
“学者型记者”是对“三联”新闻专业主义个案研究 的提炼，我们主要以其工作理论作为文本和话语分析的对象，结论的有效性支撑尚需更多地沉入到其新闻文本中，考察其“言”与“行”之间的契合或疏离。这一个 案也需要来自其他类型新闻实践的比较参照。例如其特定专业理念并非仅“三联”一家所为，过去十余年间，央视“焦点访谈”、《中国青年报》、《南方周末》等 诸多媒体的记者都有类似表达（孙玉胜，2003；张志安，2008），他们要求回归新闻从业者记录、观察的职业本位，恪守记者独立采访、报道事实的角色模 式，而且亦注重对变动中的社会结构性事实的分析解释，以之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建设性力量。
置于更长时段观察，新闻改革30年来，新闻从业者的角 色在“启蒙者”和“监督者”之间变奏（张志安，2007），既描绘、推动了中国新闻与社会变迁历史画卷的成型，又为自身演绎出角色和形象的复杂意象。当 “启蒙”自1990年代以来陷入到“自我瓦解”中（许纪霖等，2007），当“监督”依然纠结于权力依从关系的主导结构中，或许“学者型记者”的意义，首 先在于它为中国深度报道精英的专业主义理解，增添了一种明确而清晰的“阐释者”的职业认同。相对当下总体的新闻实践，它当然也可被视为新闻专业主义“碎 片”和“局域”呈现中的一种，但我们不应因此忽视或轻视它的出现之于中国新闻改革的影响：即使相对来说存在于“边缘”，但在理念和实践尺度上可能具有“中 心突破”的意味。因为读者在日常接收和占用这些“阐释性”信息的过程中，人们很可能会“重塑他们的经验疆界”，“修正他们对世界和对自己的理解”（汤普 森，2005：27），从而“对自己生活中的各方面事务‘更容易做出决定’”。这种传媒与公众的积极互动，正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构建公民社会多元努力的 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1】 所谓“工作理论”，按照麦奎尔（2006:7）的说法，是大众传播的理论的四种形态之一，一般而言它是一套媒体从业者在日常实践中所阐发并用来指引其日常 操作的话语。本文使用的“工作理论”主要着眼于《三联生活周刊》公开表述中的某种系统和抽象的“理论”特性，从方法上也将之视为“话语”。三联在2001 年开始由文化趣味阅读杂志向新闻周刊的转型，2000年底李鸿谷由《长江日报》进入“三联”负责组织社会新闻部，之后长期担任主管新闻的副主编，编辑部内 部有“李大人”之称，是工作理论的主要表达者。
【2】这里所谓的“基本定位”的意思是以哪种角色为主。陆晔、潘忠党（2002）和黄旦 （2005：32）分别对“新闻专业主义”做过概括总结，在陆和潘看来，至少在文本上，更为强调“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 益集团的宣传员，或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在黄旦看来，“报刊的主要功能就是传播新闻，同时还要干预和推动社会”。这种细微差异提醒我 们，不能将“观察者”“倡导者或鼓吹者”的角色视为井水河水，截然二分。
【3】当然，李亦指出：对其间所包含的危险一定要警惕，这种框架在操作中 类似于记者的一种事先想象，其中可能包含着偏见，真正进入采访要力求忘记这些想当然的东西，去找寻出人意外的材料。在这个过程中，证实或证伪最初的想象 （邓科主编，2008:203）。
【4】从“知识”的角度理解新闻，始于芝加哥学派的帕克。最简洁地说，知识区分为“感知” （acquaintance with）和“理解”（knowledge about），帕克强调新闻作为感知的知识，在于强调新闻的政治传播价值，即公众对之的互相转告。更深入的讨论，见黄旦（2005:104-13）。“三 联”.所谓的“知识生产”多大程度上属于“理解性知识”，尚需另文研究，在此我们认为它是处于“感知”“理解”之间，也可视为从“知识”角度理解“学者型 记者”内涵。
【5】此类杂志在美国有不同的称呼，如“综合性人文杂志”（General Interest Magazines）“思想杂志”（Magazine of Ideas）“经典杂志”（Class Magazine）等，参见王栋（2008）。这里只是在理念上的比较，在实践层面“三联”是周刊，新闻色彩更强。
【6】“三联”本身也对“制造 概念”的负面影响保持警醒，称之为“作文意识”，即记者力求对新闻或事件给出自己最有力最独特的命名，给公众提供最别出心裁的答案。认为：“强烈的别出心 裁，它又可能使记者脱离轨道，失去关注新闻与事实的基本动力”参见：邓科主编，2008:212。
【7】何谓韬奋先生的办报思想传统，尚需研究。 “三联”早期主事者也多有表达，如董秀玉总结为“积极反映时代潮流和社会变迁，竭诚服务于千万读者”；曾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范用总结为“反对帝国主义，争 取民族解放，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分别见（《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2005：6；11）
[参考文献]
布迪厄等 （2004）：《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邓科主编（2006;2008）：《南方周末：后台（第一、 二辑）》，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吉登斯（2003）：《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田佑中、刘江涛译，文军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雷 汉姆默多克（2006）:《大众传播与意义建构》，载迪金森等主编，《受众研究读本》，单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pp.220-232
李梁 （2006）：《我们首先是新闻的“囚徒”》，载邓科主编（2006）《南方周末：后台（第一辑）》，pp.118-123，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李 鸿谷（2010）：《三联的知识生产》，载《全球传媒学刊》第7期，pp.1-7
李鸿谷（2008）：《批判的武器：新闻方法论的构建与突破》， 邓科主编《南方周末：后台（第二辑）》，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李鸿谷（2007）：《在突破中寻找思想资源》，载张志安《记者如何专业：深度报道 精英的职业意识与报道策略》，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pp.247-259
李鸿谷（2009a）：《发现现在》（未发表）
李鸿谷 （2009b）:《新闻如何增值》，在清华大学的演讲记录稿（未发表）
李鸿谷（2009c）:《新闻的三重现场》，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09年 深度记者讲坛上的演讲
李金铨（2010）：《中国记者与时代的交光互影》，载《二十一世纪》10月号，pp.13-8
陆晔、潘忠党 （2002）：《成名的想像：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台湾《新闻学研究》第71期，pp.17-59
哈林 （2006）：《美国新闻媒介中的商业主义与专业主义》，载库兰、古尔维奇主编，《大众媒介与社会》，北京：华夏出版社，pp.206-225
黄 旦（2005）:《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凯瑞（2009）:《必须保卫公共新闻业》，载西奥多格拉瑟主 编《公共新闻事业的理念》，邬晶晶译，北京：华夏出版社，pp.49-64
库兰（2006）:《对媒介和民主的再思考》，载库兰、古尔维奇主编， 《大众传播与社会》，杨击译，北京：华夏出版社，pp，112-145
麦奎尔（2006）:《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崔保国、李琨译，北京：清华 大学出版社
罗文辉、陈韬文等（2004）:《变迁中的大陆、香港、台湾新闻人员》，香港世流图书公司
米尔斯（2002）:《社会学的想象 力》，张强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
芮必峰（2010）:《描述乎？规范乎？新闻专业主义之于中国》，载《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 期，pp.56-62
《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2005）:《十年：一本杂志和他倡导的生活》，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社
舒德森（2009）:《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社会史》，陈昌凤、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舒德森（2010a）: 《新闻社会学》，徐桂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舒德森（2010b）:《为何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业》，贺文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孙五三 （2002）:《批评报道作为治理技术——市场转型期媒介的政治—社会运作机制》，载《新闻与传播评论》，pp.123-138
孙玉胜 （2003）:《十年：从改变电视语态开始》，北京：三联书店
塔奇曼（2008）:《做新闻》，麻争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汤普森 （2005）:《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高銛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童静蓉（2006）:《中国语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载《传播与社会学 刊》第一期，pp.96-119
王栋（2008）:《对话美国顶尖杂志总编》，北京：作家出版社
沃特斯（2000）:《现代社会学理 论》，杨善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许纪霖等（2007）:《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