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58年我国公布《汉语拼音方案》以来，汉语拼音已经广泛应用于汉语教学、辞书编纂、广播电视及中文信息处理等各个方面，促进了普通话的推广，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1988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又制定公布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并于1996年作为国家标准正式公布（代号：GB/T16159-1996）。从此，汉语拼音的使用逐渐走上了规范化的轨道，汉语的拼写由原来的按音节拼写改为分词连写，这样更符合话语自然切分原则，使汉语的拼音书写与汉语实际口语一致起来。但时至今日，虽然《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已经颁布实施了十几年，在使用中仍存在大量汉语拼音书写不规范的情况。为此，我们进行了一次汉语拼音书写的社会调查，涉及到在商标、报头、书刊封面、企事业单位名称、道路标牌、个人名片以及电视台台标和节目名称当中出现的汉语拼音，从中发现了不少问题。我们希望这一调查能够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人们能够严格按照国家法规正确使用汉语拼音，以保证语言文字规范化的顺利进行。
一 调查状况
在我们所调查的几千处汉语拼音中，商品商标392种，其中书写拼音的有128种，书写不规范的63种，占使用拼音的商标总数的49.2%；各类书籍2018种，封面书写拼音的245种，不规范的145种，占59.2%；各类期刊716种，封面使用拼音的190种，不规范的61种，占32.1%；报纸报头、栏目名称67个，使用拼音的60个，不规范的43个，不规范率高达71.7%；电视台栏目名称65个，使用拼音的35个，不规范的30个，不规范率高达85.7%；调查个人名片100张，使用拼音的20张，不规范的14张，不规范率高达70%；济南市某区标牌286个，使用拼音的50个，不规范的23个，占46%；济南市某区地名、街道名36个，全部使用拼音，但无一拼写正确。
从以上的统计数字我们可以看出：（1）社会上汉语拼音的使用较少；（2）汉语拼音书写不规范的情况十分严重。本文重点分析汉语拼音书写不规范的情况。
（一） 出版物、电视、商标中的不规范书写
主要是分写和连写。分写指汉语拼音按音节拼写，连写则是拼音字母一连到底形成长龙式的拼写法。这是两种典型的不规范拼写法。198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以及在此前后颁布的一系列有关规定都要求分词连写，如：《关于广播、电影、电视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若干规定》（1987）、《关于企业、商店的牌匾、商品包装、广告等正确使用汉字和汉语拼音的若干规定》（1987）、《关于在各种体育活动中正确使用汉字和汉语拼音的规定》（1992）以及《中文书刊名称汉语拼音拼写法》（1992）等。但是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分写式和连写式相当普遍，约占不规范书写的60%还多。例如：该文章由diyifanWEN.COM(第一§范┆文网)整理；
1. 分写：
① 书籍封面：《语言学基础理论》（岑运强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拼写成YU YAN XUE JI CHU LI LUN（竖排）（应为YUYANXUE JINCHU LILUN）
② 期刊封面：《汉语学习》（吉林省延吉市《汉语学习》编辑部主办）拼写成
HAN YU XUE XI（竖排）（应为HANYU XUEXI）
③ 报头：《中国改革报》（中国改革报社主办，代号：CN11-0178）拼写成ZHONG GUO GAI GE BAO（应为 ZHONGGUO GAIGE BAO）
④ 电视栏目名称：中央电视台“演艺竞技场”拼写成“YAN YI JING JI CHANG”，“综艺之友”拼写成“ZONG YI ZHI YOU”。
2. 连写：
① 书籍封面：《现代汉语》（陕西师范大学《现代汉语》编写组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拼写成XIANDAIHANYU （应为XIANDAI HANYU）
② 期刊封面：《语文学刊》（内蒙古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院主办）拼成YUWENXUEKAN（应为YUWEN XUEKAN）
《学语文》（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拼成XUEYUWEN（应为XUE YUWEN）
③ 报头：《中华读书报》（CN11-0160）栏目“教育观察”、“成长书架”、“史学专著”等均为拼音连写式。
④ 电视栏目名称：中央电视台“中国音乐电视”拼写成“ZHONGGUOYINYUEDIANSHI”
(二) 人名中的不规范拼写：
早在197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就公布了《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对人名的拼音书写作了规定；1988年的《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又重申了姓名写法，规定“汉语人名按姓和名分写，姓和名开头字母大写”，非汉语人名本着“名从主人”的原则，按照罗马字母（拉丁字母）原文书写，非罗马字母的人名，按该文字的罗马字母转写法拼写。以这两个文件为标准，人名拼音书写也具有了明确的规范。但在我们对个人名片、已知期刊封面及其英文目录中人名的调查中，仍发现许多拼写不规范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
1.非汉语人名拼写不正确。如：《“哥白尼式”的革命》（徐友渔著，上海三联文库，1994）拼成Ge bai ni shi de ge ming。
2.姓全部大写，名开头字母大写，其余小写；有的名两个字之间有连线。如：《世界汉语教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主办，2000.3）英文目录中“赵金铭”拼成ZHAO Jinming,“张凯”拼成ZHANG Kai。
《地理学与国土研究》（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主办，2000.2封二“孟旭光”拼成MENG Xu-guang。
3.姓大写，名全部小写。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办，2000.2）目录中“吕一燃”拼成“Lu yiran”。
4.有的甚至出现字母书写错误的情况，如：《现代法学》（重庆，2000.4）目录中“文正邦”拼成“WEN Zhen-bang”。
（三） 地名、单位标牌中的不规范拼写
自1984年我国就开始了对地名的汉语拼音书写的规范，颁布了《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语地名部分）》，对地名拼写中的“分写连写”、“大小写、隔音、儿化音的书写和移行”以及“起地名作用的建筑游览地、纪念地和企事业单位等名称”等方面都作了详细的规定：1987年，又发出《关于地名标志不得采用“威妥玛式”等旧拼法和外文的通知》；1988年《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除重申以上规定外，又规定了非汉语地名的拼写法，使地名的拼写规范更加完善。这些规则至今已颁布了十几年，然而在我们的调查中，仍发现不少问题，除分写和连写现象比较普遍外，主要还有以下几种：
1.标牌书写中英文混杂。如：“省中医储蓄所”拼写成“SHENGZHONGYISAVINGOFFICE”。
2.邮政式、威妥玛式等旧拼法仍比较常见。如： “北京大学”拼写成“Peking University”，“青岛啤酒”拼写成“TSINGTAO BEER”，“贵州茅台”拼成“KWEICHOW MOUTAI”，“中华”香烟拼成“CHUNGHWA”。
在我们所调查的汉语拼音书写中，还有大小写混杂，漏用隔音符号、移行错误等情况，这些都表明，汉语拼音书写中存在的问题是很严重的，甚至许多核心期刊、权威部门都出现类似情况。更为严重的是，本来应该成为汉语拼音书写典范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和《新华字典（汉语拼音版）》（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其封面的汉语拼音也连写成长龙式，与书中规范的拼写十分不协调。这种种情况表明，对汉语拼音书写进行严格的规范势在必行。
二 分析讨论
（一）拼音正词法的意义
“分词连写”的意识在清末切音字运动中就已经呈现，当时称为“一笔连书”。1923年，黎锦熙在《国语月刊》特刊《汉字改革号》上发表长篇论文，明确提出“词类连书”。他对“词类连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强调“词类连书”对汉语拼音文字的重要性，这是分词连写问题第一次得到比较系统的研究，从此对“正词法”的研究逐渐发展起来。198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是近百年来“分词连写”研究的结晶，是《汉语拼音方案》的必要补充，在现实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
1.从语文教学角度看，实行分词连写，更加符合汉语的语义单位，可以提高认读速度。任何语言都是以词为表意单位的，汉语也是如此。我们平时说话总是先在心中默默分词，说话时自然地按词为单位说出来；实现拼音的分词连写，更加符合话语的自然切分原则，使拼音书写与汉语实际口语一致起来，这样可以减少将一个个音节转换成词语的过程，大大提高人们的认读速度。同样，任何一种拼音文字都要分词连写，否则会造成认读困难。我们来看下面的英文例子：
①The fish tasted so unpleasant that he threw it away in disgust.
②Thefishtastedsounpleasangtthathethrewitawayindisgust.
两种情况相比，显然①一目了然，意思是“这条鱼非常难吃，他厌恶地把它扔掉。”而②虽然与①构成完全相同，但由于没有分词连写，却让人看不懂。
2.从机器信息处理角度看，第一，利用汉语拼音分词输入，可大大减少同音率。在现代汉语里，词语的音节数目越多，同音的机率就越小；单音节字同音率很高，而双音节、多音节的词同音率则较小。运用多音节化规律，实行以词定字的词式输入，可以大大减少同音选择的机率，提高工作效率。例如：“学生”这个词，单独输入“xue”或“sheng”都有许多同音字，需要选择，但按词输入“xuesheng”就不必进行同音选择。第二，以分词连写为依据，可预先做好词语切分，便于机器自动阅读文本。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巨大进展，80年代末制定了《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规范》，利用计算机把汉语书面语的词逐个切分出来，大大促进了中文语词处理速度，有利于中文电脑等现代科技的研究和运用。
(二) 出现不规范书写的原因：
汉语拼音正词法既然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那么就应该在社会上得到广泛应用，可是又为什么出现这么多无视“正词法”的不规范拼写呢？我们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
1.传统的“汉字”意识的影响
我国自古重文字而轻语言，有人甚至颠倒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关系，认为语言附属于文字。而且我们在书写汉语时，都是将汉字一连串写下来，词与词之间没有距离，这就造成只有字的书写单位而无词这一书写单位的假象，长此以往，这种“字”意识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周有光先生曾经说过，每个人说话时都有“词感”，即使幼儿也不例外，但学习汉字后，逐渐养成以“字”为单位的阅读习惯，就慢慢将明确的词感压到下意识中去了，认识了字，失去了词，这叫“失词症”。由于传统字意识的影响，书写汉语拼音时，或分写成一段段的，或连写成一长串，这都是失词症的表现。因此从其思想根源来说，要在全社会范围内规范地使用汉语拼音，就必须使全民族摆脱“字”意识的束缚，树立正确的“词”意识。
2.对汉语拼音正词法宣传力度不够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实施要在行政手段的保障下才能得以贯彻。但是实际上许多部门并没有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法规公布以后，在贯彻执行和检查督促方面缺少强有力的措施，以致人们对拼音书写规则不了解，社会上出现的不规范书写长期得不到纠正。
3.正词法在学校教育中未受到充分重视
学校是推广普及正词法基本规则的主要阵地。但是据我们调查，自1988年以来，小学和中学语文教材中都没有讲《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所调查的16种高等学校的现代汉语、语言学教材也大多数没有涉及，只有几种教材讲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如：徐青主编《现代汉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4），陕西师范大学现代汉语编写组主编的《现代汉语》（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3），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1）以及彭泽润、李葆嘉主编的《语言文字原理》（岳麓书社，1995.8）。除此之外，美术装潢等专业根本就没开语言学课，更不用说正词法了。
4.对汉语拼音用途的广泛性缺乏认识
汉语拼音是给汉字注音的工具和推广普通话的工具，这是它的基本职能；《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出现以后，汉语拼音进一步发展成为记写汉语的工具，并因此而具有了更加广泛的作用。但社会上大多数人仍将它的功能局限在注音和推普上，仅仅为了设计的美观而任意拼写，忽视了汉语拼音作为记写汉语的工具这一重要用途。
5.文言文与英文旧拼法的干扰
近年来，文体的复古倾向有所抬头，文艺性作品中流行运用较“雅”的文言词和半文不白的表达方式，由于其中有很多单音节词，所以在拼写时只能按音节逐字拼写，造成与口语偏离的倾向；同时，社会上的广告、商标、宣传物上仍有许多旧式拼法的书写形式。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会渐渐习惯，甚至会形成这就是标准拼写法的错误意识。
（三）对策：
针对以上造成不规范的汉语拼音书写的种种原因，我们认为要想尽快消除错误拼写，就应该追根溯源、标本兼治。
首先，要强化政府行为，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通过立法等行政手段，确保《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的顺利实施。国家有关部门有必要重申历年来已经公布的各项规定，并批示下属机构尽快纠正不规范的拼音书写。令人鼓舞的是，2000年10月31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语言文字的专项法律，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国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正式步入法制轨道，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此法重申《汉语拼音方案》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拼写和注音的工具，是中国人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通用语言文字法》正文中没有提到汉语拼音正词法，我们建议在以后的实施细则中加入这一部分内容，使汉语拼音书写的规范化得到法律的保障。
其次，要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对汉语拼音书写规范化的基础性作用。学校是贯彻实施国家语言文字有关规定的基本阵地，学校教育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语言文字使用的规范化程度。针对当前学校教育中的某些不完善之处，我们建议高校语言学教材尤其是现代汉语教材中必须要加入正词法的内容。除此之外，应该在基础教育中加入正词法内容，至于是在小学还是中学讲，讲到什么深度，还要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学习的连贯性等因素进一步研究，在适当的阶段进行正词法教学，使学生树立起“词”意识。养成正确的书写习惯，规范地使用汉语拼音，这是普及正词法的关键一环。
语文规范化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之一，如果政府加强管理、学校教育填补空白，使汉语拼音正词法得以普及，就一定能大大提高语文教学水平和中文信息处理水平，有力地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
[2]《新华字典（汉语拼音版）》,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汉语拼音声母韵母不是完全音素化的音标符号，为声母韵母标音的“注音字母”更不是音素化的音标符号。两者都排斥了参照“国际音标”设计汉语国际音标系统的可能性，使《方案》错失了汉语语音符号完全音素化的历史良机。
几十年前就应运而生的“汉语拼音与国际音标对照表”填补了汉语“国际音标”的历史空白。但“对照音标”并非《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至今锁在深闺人未识。大量加符字母、字母变体或罕用符号的采用，与汉语拼音和英语国际音标符号形成鲜明反差，使之成为专业学者以外，一般人看不懂、学不会、用不了的音标符号——这是“对照音标”至今不能普及应用的根本原因。
汉语拼音音节表410多个音节全是普通话语音音节，不是汉语字词（语素）音节。《方案》只有语音音节拼写规则，没有拼音字词拼写规则，（“正字法”），这是《方案》历史局限性的集中表现。
关键词：汉语拼音 《方案》 音素化 音节
《汉语拼音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有没有历史局限性？2010年，笔者发表了《论的历史局限性和新时期历史使命》的文章，进行了探讨。今天再论此题，意在寻求共识，共推完善《方案》，共图与时俱进。
一、《方案》是“拼音方案”，不是“拼音文字方案”
方案最初起草时，不少学者受原有“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的影响，把新方案称为“拼音文字方案”。但在方案制订过程中，这种思想并未得到普遍认同，国家最终颁布的法定文件删除了“文字”二字，定名为《汉语拼音方案》。《方案》的英文译名为“Chinese phonetic system”，而不是“（Latinized）Chinese writing system”——《方案》“汉语语音系统”的属性国际认同。
总理（1958）曾开诚布公地指出，汉语拼音方案“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进而全面、具体、详尽地阐明了《方案》的各项注音和拼音工具功能——可以用来“给汉字注音”，“拼写普通话，作为教学普通话的有效工具”，“作为各少数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以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以及“音译外国的人名地名和科学技术术语”“在对外的文件、书报中音译中国的人名地名”和“用来编索引”等。
《方案》的主要设计者、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提出的“三是三不是”原则对《方案》的“拼音”属性也作了明确阐述。他说，方案“是汉语拼音方案，是普通话拼音方案，是白话拼音方案”，“不是汉字拼形方案，不是方言拼音方案，不是文言拼音方案”。强调四个字，就是“拼音方案”。
由此可见，国家、政府和我国语文学术界对《方案》的一致定性是“拼音方案”，而不是“拼音文字方案”，《方案》的功能定位是语言的“注音、拼音工具”，而不是文字的“拼写工具”。
《方案》的制订和推行，适应了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建设发展的需要，《方案》设定的各项功能在短短一二十年中得到全面实现，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取得了巨大成功，为我国各项建设事业尤其是全国人民教育文化水平的普及和提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实践充分证明，《方案》的性质和功能定位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正确选择，表明了“汉语拼音”与“拉丁化新文字”的联系和原则区别，明确体现了《方案》不可回避的历史局限性。
周有光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明确指出，“我们的拼音化要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普及汉语拼音教育。第二阶段是逐步通用汉语拼音文字。第一阶段只有汉语拼音，第二阶段才有汉语拼音文字。”（周有光，1979）周先生的拼音化“阶段论”科学界定了我国拼音化文字改革进程中两个历史阶段的划分，《方案》所处的历史阶段及其前进目标——第二阶段，即“汉语拼音文字阶段”。
五十多年过去了，世界进入了现代化、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发展成就。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需求迫切呼唤《方案》与时俱进，突破历史局限性的制约，完善成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拼写和注音工具”。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长马庆株教授铿锵有力地指出，“方案应该完善为拼写工具”，“为促进汉语国际传播，应该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完善拼音以帮助汉语汉字更快地走向世界”；“不进一步完善方案，妨碍汉语信息化和国际化”，“在这个方面不作为，将贻误汉语国际传播的大好时机，对不起国家、民族和子孙后代”。
二、字母与音标的兼用和“注音字母”的沿用，延误了汉语拼音“音素化”的历史进程
1.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曾经明确指出[8]，“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他又一针见血地批评说，“最初的语言学家也像他们之前的人文学者一样，混淆了语言和文字的界限。甚至连葆朴（Franz Bopp）都没能清楚地区分字母和语音。他的著作给我们的印象是语言和字母是分不开的。他的直接继承者也掉入了同样的陷阱”，“学者们今天仍然对语言和文字混淆不清”。由此可见，“字母和语音”难以区分、“语言和文字混淆不清”的问题在语言学研究的历史上曾经是多么普遍和根深蒂固。
众所周知，口语化、音素化、拉丁化曾是新中国文字改革的目标。拉丁字母是各种拉丁化拼音文字通行的拼写符号，音素是语音的最小单位，“国际音标”就是国际通用的音素化的语音符号系统。并不是所有音标都是音素化的。在“国际音标”问世之前甚至之后的漫长历史中，世界上各种语言文字都经历过只有字母或符号而没有音标，字母、符号与语音分不清的历史时期；也曾产生过各种各样的非音素化的标音方法，如：我国近代的切音字、注音字母等汉字和符号标音法。唯有国际音标是完全音素化的独立语音符号系统，如英语、法语、德语音标等，划清了字母和语音（音素）的界限。
国际音标的符号形态大都与拉丁字母相同、相近，也有不少相异，包括加符字母、字母变体等等，应用难度当然比字母大得多。国际音标由音素符号组成，遵循“同音同符、异音异符”、一音一符、一一对应的语音原则，既可为拼音文字字母、字母组合、音节、单词或词语标音，也可为非拼音文字，如汉字、日文等的音节或字词标注语音。即便是为语素或字词等音形义结合的语言单位标音的国际音标，也只表音、不表义，更无词性；既无大小写之分，也无分、连写之争；除重音或声调符号、连接号和音标号（方括号[ ]或双斜线//）外，一般都不用标点符号。字母在拼音文字拼写中一般也遵循“同音同母、异音异母”的语音原则；但与音标符号不同的是，在字词拼写中，字母与语音音素是一对多、多对一的复杂对应关系，适用“同音异母、同母异音”，甚至“有音无母、有母无音”的原则；词义、词性，标点符号，大小写，分连写、缩写，组词造句等功能、特性，只有字词才具备。
经过一百多年传播、应用，如今的国际音标已在国际语言语音教学和研究领域普及流行，独领。在英、法、德语等拼音文字中，用音素符号拼写的语音音标与用字母拼写的字词现在也泾渭分明、一目了然，难以混为一谈了。“字母和语音不能清楚区分”的迷雾正在散去，逐渐成为越走越远的语言历史故事。而在几十年以音素化、拉丁化为目标的汉语拼音学者中，依然有人误把拼音当文字，至今仍抱着音标（语音音节）当字词（语素音节），憧憬着拼音到底就是拼音文字的理想王国。对于他们，我们不禁要大喝一声：警惕，别掉入索绪尔一百多年前就批评的“语言和文字混淆不清”的历史陷阱而不能自拔！
2.《方案》以拉丁字母作为未来汉语拼音文字书写符号，却沿袭“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的设计，以拉丁字母（v、w、y三字母除外，增补ê、ü两个加符字母）和字母组合充当汉语音标符号；还沿用前人设计的“注音字母”（即ㄅ玻、ㄆ坡、ㄇ摸、ㄈ佛等）为其字母、字母组合或音节标注读音。换句话说，《方案》的文字拼写符号和语音音标符号都采用拉丁字母和字母组合，两者是完全兼用、合二为一的，不带音标专用识别符号的字母和字母组合拼写的声韵母音节与拼音文字的字词音节形态酷似，实质却是语音音标。这是汉语拼音语音符号设计的一大特色，也是《方案》历史局限性的突出表现。
《方案》用字母和字母组合拼写的声母韵母不等于音素符号，为字母和声韵母标音的“注音字母”更不是音素符号。两者都排斥了参照“国际音标”设计与汉语语音相一致、相贴近、国际化和完全音素化的汉语国际音标独立语音符号系统的可能性，与“国际音标”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际语言语音教学和研究的卓越工具擦肩而过，使《方案》错失了汉语语音符号完全音素化、汉语语音教学和研究与国际接轨的历史良机。
现实无情地告诉我们，以“注音字母”标注读音的拼音字母名称如今已徒有其名，名存实亡。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字母名称”无法使用，竟然要让位于强势的英文字母名称。比如：“国家标准”的拼音缩写“GB”按英文字母名称读作[d?i：][bi：]，“汉语水平考试”拼音缩写“HSK”读作[eit?][es][kei]，“人民币”的缩写“RMB”读作[a：][em][bi：]，还有大量人名、地名、专用名等汉语拼音缩写都按英文字母读名。为何法语、德语等都用本族字母读名，唯有汉语要屈从？作为中国人，我们心有不甘！
我们不仅无法按《方案》用“注音字母”为声母韵母、音节标注读音，无法用“注音字母”为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教材、出版物标注读音，我们也无法用汉语拼音来教学和研究汉语拼音，同样无法用汉语拼音进行汉语普通话与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以及中外语言的比较研究和教学。所有这些局限，都源自对历史上“注音字母”和“声韵双拼”学术观念的依恋而把音素化的国际音标拒之门外。
随着汉语和汉语拼音教学、应用和研究的深入以及汉语国际传播的发展，随着以英语为主的外语教学和应用在中国的持久普及，《方案》的这一历史局限性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几十年来，海内外学者、有识之士“以国际音标取代注音字母”的呼声不绝于耳。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李蓝研究员在几年前提出了“调整注音字母在《方案》中的地位”，“使用国际音标来给汉语拼音中的字母、声母及韵母标写读音”的正确主张。这些经久不息的呼声和合理主张理应受到政府权威部门和语文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采纳。
3.其实，《方案》外另行设计的汉语拼音和国际音标对照表（以下简称“对照音标”）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应运而生了，并为不少现代汉语教材、工具书采用作为汉语语音教学和研究的辅助手段，填补了汉语音素化国际音标的历史空白。令人遗憾的是，“对照音标”远不如英语国际音标那样易学好用、普及流行，至今仍锁在深闺人未识，从未走出过高等学府和语言研究机构的大门，而广大学过汉语拼音的普通学校师生、知识阶层甚至资深学者都对它一无所知。这是为何呢？
原因显而易见，“对照音标”并非《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方案》语音符号系统的合法地位。在我国普通学校语文教学、教材，工具书和出版物中，只有“汉语拼音”，没有“国际音标”，这是“对照音标”至今游离于“汉语拼音”和普通学校语文教学和研究之外的重要客观原因。
造成“对照音标”尴尬境遇的还有更重要的主观原因。请看汉语拼音声母与两种“国际音标”辅音符号对应列表，比较分析如下：
汉语拼音 b p m f （v） d t n l g k（ng）h j q x zh ch sh r z c s （y w）
英语音标 [b] [p] [m] [f] [v] [d] [t] [n] [l] [g] [k] [?] [h] [d?] [t?] [?] [dr] [tr] [sr] [r] [dz] [ts] [s] [j] [w]
对照音标 [p] [p?] [m] [f] [v] [t] [t?] [n] [l] [k] [k?] [?] [x] [t?] [t??] [?] [t?] [t??] [?] [?] [ts] [ts?] [s] [j] [w]
表中黑色表示音素化音标符号，斜体表示未音素化的字母符号，下划线表示“对照音标”中与“英语音标”不同的音标符号。
列表表明：1）汉语拼音b、p、m、f、d、t、n、l、g、k、h、r、s等声母设计与英语辅音音素完全一致；但ng、j、q、x、z、c、zh、ch、sh等声母与国际音标音素明显不一致，其中大都是没有音素化的字母或字母组合，而不是国际音标音素符号，这些声母读音对应的辅音应是[?][d?][t?][?][dz][ts][dr][tr][sr]（除[?][?]外，其余都是复合辅音）。
字母w、y既非声母也非韵母，但在《方案》拼音音节拼写规则中被用来充当以u或i开头的零声母音节的隔音字母，实际读音与英语辅音[w][j]一致对应。对于语音音节来说，《方案》中所有变写和隔音字母的设置都是多余的，混淆了字母与语音、语音音节与字词音节的区别。若把w和y改设为声母w和韵母y，以韵母y取代加符字母ü的设置，不仅与国际音标辅音[w]和元音[y]一拍即合，一致对应，而且可省去加符字母ü作韵母的诸多麻烦。
2）“英语音标”辅音符号与字母形态基本一致，几乎不设加符字母、变体字母或罕用符号。在英语总共26个（除[?][?]）辅音中，就有21个音标（包括[p][b][t][d][k][g][f][v][s][z][r][h][w][j][m][n][l]等17个单辅音和[ts][dz][tr][dr]等4个复合辅音）直接采用p、b、t、d、k、g、f、v、s、z、r、h、w、j、m、n、l等17个字母作音标符号，只有[?][?][?]3个单辅音和[t?][d?]2个复合辅音是国际音标专用音素符号。
3）“对照音标”音素符号设置与汉语拼音和英语音标形成鲜明反差。大量加符字母、变体字母或罕用符号的采用使“对照音标”成为专业学者以外一般人看不懂、学不会、用不了的音标符号。尤其令人费解的是，推倒汉语拼音送气-不送气声母对偶与英语国际音标清-浊辅音对偶相对应的成功设计，恢复为清-清辅音对偶设计，即把汉语拼音b-p、d-t、g-k等与英语音标[b]-[p]、[d]-[t]、[g]-[k]等贴近对应换成与“对照音标”[p]-[p?]、[t]-[t?]、[k]-[k?]等对应，把不送气辅音都变成送气辅音。使b与p，d与t，g与k等送气与不送气声母变得无法区分，使把“大公报da gong bao”拼成“他空跑ta kong pao”的威妥玛式拼音得以借尸还魂。汉语拼音j、q、x与英语[d?][t?][?]读音一致对应，“对照音标”换成[t?] [t??] [?]；汉语拼音卷舌音r与英语[r]贴近对应，“对照音标”却将[r]改设为[?]，进而又把汉语拼音zh、ch、sh等卷舌声母改设为[t?][t??][?]（应与英语音标[dr][tr]对应，并把sh改设为[sr]），简便常用的英语音标换成了罕用、难用又加符的音标，明显增加了国际音标教学和应用的难度。
汉语拼音韵母符号设置基本实现了音素化，与英语国际音标元音符号基本一致或贴近对应。如：a、o、i、u等单韵母和以这些韵母组成的全部复韵母，比英语元音音标更简单，更好学、好用。只有ê、ü等韵母采用加符字母，与国际音标符号不一致，使用不便。可参照英语音标把韵母e、ê、ü改设为[?][e][y]元音音素。而“对照音标”元音音素设置与汉语拼音韵母和英语音标元音音素相比，反差更大，更复杂、更难学难用。如，把拼音单韵母a、e换成[A]、[?]等音位变体。限于篇幅，不另赘述。
如上所述，英语音标既有国际语音符号系统的通用性，又有适合本民族语言语音的个性特征。两种“国际音标”符号孰简孰繁，孰易孰难，孰优孰劣，一目了然。我们只要使汉语拼音ng、j、q、x、z、c、zh、ch、sh等声母的设置进一步与英语音标[?][d?][t?][?][dz][ts][dr][tr][sr]取得一致或贴近对应，就能轻松实现汉语拼音完全音素化的长远目标！一个统一的、易学易用易普及的、全方位适用于汉语普通话以至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语音教学和研究的“汉语国际音标”系统终将瓜熟蒂落。（参见附录：《汉语拼音方案》完善建议草案）
三、《方案》韵母表附则是普通话音节拼写规则，不是汉语字词（语素）音节拼写规则
《方案》韵母表项下的附则设定了若干特殊拼音音节拼写、变写的规则，汉语拼音音节表410多个音节就是根据这些规则拼写出来的。这些音节拼写规则的属性是什么？是汉语字词（语素）音节拼写规则吗？显然不是。这些规则只是语音音节拼写规则，当然更谈不上汉语拼音“正字法”。《方案》只有语音音节拼写规则，没有拼音文字“正字法”，这完全符合《方案》的属性和功能定位，也是《方案》历史局限性的集中表现。
1.汉语拼音字母拼写的音节是语音音节，不是字词（语素）音节
为什么方块汉字数以万计，而汉语拼音却只有400多个音节呢？原因就在于拼音字母拼写的音节是汉语语音音节符号，汉语普通话语音就只有这400多个不同音节（不包含方言及外来语语音音节）。除了几十个没有同音字的方块汉字与其拼音音节（如“fo佛，gei给，lia俩，neng能，nuan暖，ri日，sen森，seng僧，shei谁，zei贼”等）一一对应外，其余每个音节都与少则几个、十几个，多则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同音方块字相对应。就是说，每个音节都对应（或代表）一个包含若干个不同汉字的同音字族群；同音字族群中的每个汉字都有相同的语音音节（音），却没有相同的文字拼写形式（形），也没有确定的字义（义）。由此可见，这些同音拼音音节都只是普通话语音音节，而不是其中任意一个汉字的字词（语素）音节。
举例来说，“yi”是汉语拼音中一个音节，《新华字典》中这个音节对应的同音汉字有110多个，例如“衣、依、铱、裔、义、议、蚁、仪、乙、艺、亿、忆”等等。音节“yi”是这110多个字共同的语音拼写符号，能表示其中任意一个字的读音，但能表示其中任意一个确定汉字的字义吗？显然不能。这就表明拼音音节“yi”与其中任何一个汉字的字形、字义都没有确定的联系。而以“yi”为读音的任意一个汉字都有确定的字形、字义，都是音形义的结合体——语素（字词）。由此证明，汉语拼音音节只是普通话语音音节符号，而不是汉语拼音字词（语素）音节符号，这是毋庸置疑的。
英语等成熟拼音文字字词与其语音音标符号之间的关系是泾渭分明的：用字母拼写的字词都有各不相同的词形、读音、词义和词性，而用音素符号拼写的（字词）语音音标没有字词的词义、词性。同音词尽管读音相同，音标符号相同，但词形拼写、词义和词性都各不相同。例如，英语中“to，too，two”3个同音词，读音都为[tu：]，语音音节符号没有确定的词义、词性，而每个词都有各不相同的词形、词义和词性。“by，bye，buy”读音都是[bai]，“ware，wear，where”读音都是[w??]，“our，hour”读音都是[au?]，“weight，wait”读音都是[weit]，“sea，see”读音都是[si：]，“right，write”读音都是[rait]等等，语音音标都只标示读音，不区分词义，只有用字母拼写的每个词才有各自不同的形、音、义、性等特征。
2.汉语拼音音节拼写规则，不是汉语字词（语素）音节拼写规则
既然汉语拼音音节是汉语语音音节，那么汉语拼音音节拼写规则就是汉语语音音节拼写规则，而不是汉语字词（语素）音节拼写规则。由此可见，几十年前开始实施的汉语拼音人名地名拼写法也是汉语人名地名（语音音节）拼写法，而不是中国人名地名（名词）拼写法。
三十多年前，我国就出版过拼音地名与汉字地名对照的汉语拼音地名手册，也曾出版以拼音地名标注的汉语拼音地图。但是，按照地名拼写法拼写的汉语拼音地名能准确指代对应地理位置的汉字地名吗？汉语拼音地图能取代汉字标注地名而成为具有实际使用价值的地图吗？答案是否定的。实践证明，汉语拼音地名手册有太多的同音地名，汉语拼音地图也因没有实用价值而销声匿迹。所有汉语拼音人名、地名都与汉字一样不标声调，所有音同字不同的汉字人名、地名就变成了同音同形的拼音人名、地名。姓氏如：张、章，徐、许，王、汪，李、黎、厉等都无法区分；地名如：福州、抚州，衡山、恒山，昌乐、长乐，益阳、宜阳、弋阳等等。这些一目了然的同音汉字姓名、地名一旦变成了一串串脱离汉字的拼音姓名、地名，那就叫人一头雾水，不知道谁是谁、哪儿是哪儿了。最引人注目的要算“山西”和“陕西”两个同音省名了。两个省名拼音不标声调都是“Shanxi”。为了区分，权威机构规定把“陕西”改拼为“Shaanxi”，但县级地名“陕县”中的“陕”规定仍拼成“Shan”。“陕西”改拼为“Shaanxi”的特别处理打破了《方案》拼音音节的拼写规则，避免了这两个同音地名的混淆。但是，这个特例一开，给《方案》规范实施带来了一连串的问题：同一个“陕”字，为何有的要变拼，有的不变？变写的依据原则是什么？为什么“Shan”变拼成“Shaan”而不拼成“Shann”或“Sran”等别的拼式？变拼的音节在汉语拼音音节表和字典中查不到，怎么读音？电脑输入只认“shan”，老外要用怎么办？上海有“山西”和“陕西”两条路名，“陕西路”路牌并未按地名拼写法改为“Shaanxi Rd.”，这样做，是对还是错？找“陕西路”的老外找遍整条山西路也找不到自己要去的地方，如何避免？
还有一例，加符字母ü是《方案》中的一个单韵母，但没有列入拼音字母表，电脑键盘上也没有这个字符。由于使用不便，《方案》音节拼写规则就竭力规避字母ü在音节拼写中的使用，在用ü拼写音节的场合，大都用韵母u代替或改用“yu”拼写，“鱼”字的拼音音节就由此从“ü”变写成“yu”，“月”字的拼音音节由“üe”变写成“yue”。进入信息化时代，为了方便汉语拼音电脑输入，权威机构规定把“ü”改写为闲置辅音字母“v”，吕氏的“吕”必须拼成“lv”才能输入文档。这是由权威机构规定的又一个超《方案》的特殊规则，不仅打破了《方案》原有拼写规则，而且也违背了汉语拼音音节构成的基本概念。l和v两个辅音字母不能构成音节，“lv”连语音音节也不能成立。近来又有网传“ü”被统一规定改拼成“yu”，“吕”姓要改拼为“Lyu”，吕先生的护照又要改成“Lyu XX”了。由“ü”到“yu”是《方案》音节拼写规则之一，由“lü”到“lv”再到“lyu”则是权威机构的超《方案》特殊规则，随之而来的又是一连串连锁问题。无论从《方案》的规范化还是从语音符号的严肃性来讲，如此变写语音音节符号是绝不可取的。
同音字词、同音人名地名在任何文字（包括汉字）中都很容易书写、区分，为何在汉语拼音中会出现这么多问题，成为天大的难题？原因很简单，就因为汉语拼音音节是语音音节而不是字词音节，汉语拼音人名地名拼写法还不是汉语拼音文字人名地名拼写法，汉语拼音正词法还不能区分同音字。
3.“汉语拼音文字阶段，我们要有一套汉语拼音正字法”
周有光先生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拼音方案+正字法=拼音文字”的公式，明确指出：在拼音化的第二阶段，即“汉语拼音文字”阶段，“我们要有一套汉语拼音正字法，使书写的汉语拼音定型化和精密化，取得跟汉字同样作为文字应用的地位”。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认识和目标，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国家文字改革机关就组织汉语拼音的专家学者开始了制订汉语拼音正字法的研究和探索。
按照周有光先生的理论，正字法无疑就是《方案》的延伸发展，是由“汉语拼音阶段”通向“汉语拼音文字阶段”的历史转折点。然而，时至今日，《方案》已经推行半个多世纪，《汉语拼音“正词法”拼写规则》也已颁行二十多年，我们的“汉语拼音文字”阶段已经来临了吗？“书写的汉语拼音”是否已经“取得跟汉字同样作为文字应用的地位”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是为什么？
周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明确提出“分词连写法”“外来词拼写法”和“同音词分化法”三个问题“是汉语拼音正字法的主要问题”的深刻见解。指出：“这三个问题如果研究设计完成，正字法就可以说是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先生提出的“正字三法”就是汉语拼音“正字法”的精髓，是打开“汉语拼音文字”之门的金钥匙！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推行几十年的《汉语拼音正词法》只是“正字三法”的第一部。我们只看到如何把原来习惯分写的汉语拼音音节拼写成几个音节的连写体——形式上更像拼音文字词语的拼写规则。而“同音词分化”这个历史难题，成败关键，却被彻底忽略了。
由此看来，现行《汉语拼音“正词法”》是一部尚未完成的正字法、流产的正字法，只有与时俱进，继续制订完成包括“外来词拼写法”和“同音词分化法”在内的汉语拼音正字法拼写规则，才能实现“使书写的汉语拼音定型化和精密化，取得跟汉字同样作为文字应用的地位”的崇高目标！
开弓没有回头箭。汉字拉丁化改革是前人未竟的事业，国语罗马字失败了，拉丁化新文字半途而废了，难道践行半个多世纪的汉语拼音也要重蹈覆辙吗？不！我们面临信息化、全球化时代需求的挑战，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必须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以大无畏的改革创新精神攻坚克难，打造“正字法”的金钥匙，去打开“汉语拼音文字”的世纪之门！
附 录：《汉语拼音方案》完善建议草案（发表于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第一届国际会议暨第九次学术会议，2010.10.）
一、字母表
字母 Aa Bb Cc Dd Ee Ff Gg Hh Ii Jj Kk Ll Mm Nn
名称 [a] [bo] [ts：] [d?] [?] [fo] [g?] [h?] [i] [d?i] [k?] [l?] [mo] [n?]
字母 Oo Pp Qq Rr Ss Tt Uu Vv Ww Xx Yy Zz
名称 [o] [po] [t?i] [r：] [s：] [t?] [u] [vei] [wa] [?i] [ja] [dz：]
二、汉语国际音标（声母、韵母表）
1.辅音音素（声母）25个
b p m f v d t n l g k ng h j q x zh ch sh r z c s y w
[b] [p] [m] [f] [v] [d] [t] [n] [l] [g] [k] [?] [h] [d?] [t?] [?] [dr] [tr] [sr] [r] [dz] [ts] [s] [j] [w]
2.元音音素（韵母）36个
韵母：a o e ê i u ü ai ei ao ou ia ie ua uo üe iou uei iao uai
元音：[a] [o] [?] [e] [i] [u] [y] [ai] [ei] [ao] [ou] [ia] [ie] [ua] [uo] [ye] [iou] [uei] [iao] [uai]
鼻韵母：an en in ian uan uen ün üan
鼻元音：[?n] [?n] [in] [i?n] [u?n] [u?n] [yn] [y?n]
鼻韵母：ang eng ing iang uang ueng ong iong
鼻元音：[a?] [??] [i?] [ia?] [ua?] [u??] [o?] [io?]
3.长音符号[：]——表示该音位发音时声带持续振动
三、声调符号
“声调符号”应标在每个音节首母左上角。如：
妈[ˉma]，麻[?ma]，马[ˇma]，骂[ˋma]，吗[ma]
北京[ˇbeiˉd?i?]，重庆[?tro?ˋt?i?]，陕西[ˇsr?nˉsi]，乌鲁木齐[y?rymt?i]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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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英语科）》（试验修订版）在高中毕业会考的一级目标（较低级别）中，语音和词汇方面要求学生能借助常用的拼读规则和音标读单词，能根据单词的发音和基本规则记忆单词的拼写形式，也就是要求学生能“看形读音，听音写词”—— 其实，这应该是初一学生就已经具备的能力。然而，相当一部分的高中生还是无法自行根据音标拼读单词，状若哑巴；听英语录音如听鸟语，不知所云，犹如聋子。
这样的教学效果与小学语文的汉语拼音教学相比，真可谓“费时低效”。汉语拼音教学成绩斐然：任何注了汉语拼音的汉字，对小学一年级下学期的学生而言都已经是件小事，他们张口就能正确拼读，通常都有百分之百的过关率；而在英语方面，效果不尽人意，很多学了音标的初中二年级以上学生甚至高中学生对英语单词拼读依然懵懂，只能“望词兴叹”。 无法掌握词汇的“音”和“形”，意味着没有构建好语言学习的必要基础，继续学习就像建造空中楼阁，效果可想而知。
二、提出问题
同样是语音教学，但两者的成效如此悬殊，原因在哪里？
引起教学效果优劣的原因很复杂，但首先应该克服一味强调“母语教学容易而外语教学困难”这种思想。为了便于识记，汉英语音都借助符号——汉语拼音或国际音标对字词进行读音标注。汉语拼音方案是上世纪解放初期，国家为了有效的扫除文盲，又便于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而采用拉丁字母制定的符号系统。换句话说，汉语拼音与英文字母、国际音标同属拉丁文，能在短时间内完全掌握汉语拼音的学生们都具备学习英语语音的素质。但事实上我们总是有较大面积的学生完全不备拼读能力，而且这是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
从课堂的角度看，教学效果主要取决于教材、教师和学生这三个因素。众所周知，我国的教师和学生对每一个学科的教学都是非常努力的。由此再排除教师和学生这两个因素，我们有理由怀疑我们现行教材中的语音教学体系是否存在问题。
通过对比分析当前英语语音与汉语拼音的教材编排和教学流程，笔者有所发现和感悟，特撰写此文与同行们商榷。
三、当前英语语音与汉语拼音的教材编排和教学流程对比分析
1．对比
以全国各地广泛使用的人教版课本中的小学一年级语文（上）、初一英语（上）两册书为例，当前英语语音与汉语拼音的教材编排和教学流程对比如下：
（1） 教学内容
英语语音：国际音标48个（20个元音音素，28个辅音音素），字母26个，字母组合约75个，开音节和闭音节等常用的拼读规则。
汉语拼音：23个声母，24个韵母，16个整体认读音节。
（2） 教材整体编排
英语语音：初一英语课本中的语音教学则分散在整册书各个单元的听说读写教学里。
汉语拼音：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把整个汉语拼音教学安排在第一阶段。
（3） 教学周期
英语拼音：一个学期甚至更多。
汉语拼音：一个月左右。
（4） 教材具体内容安排
英语语音：初一英语从第一单元起，学生学习的内容涉及字母、单词、句子的听说读写，语音学习夹杂在其中（实际上，几乎每一个版本的中小学教材都是这么安排的！）。以人教修订版第一单元为例，其标题为 Hello! Nice to meet you！教学目标包括：A. 英语字母学习（掌握字母Aa—Nn的正确读音和书写格式，归纳含相同元音音素的字母）；B.单词（hello， too， please）；C.日常交际用语Good morning 等。
汉语拼音：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的前十几课内容（汉语拼音教学部分）是纯粹的拼音教学，不夹杂任何汉字。
（5） 教学流程对比
英语语音：初一英语将语音教学结合在英语听说读写各种情境中，分散地、逐步地归纳、再现单词拼读规律。九义教材从第四单元开始，每单元的最后一课都有符合拼读规则的单音节词归类训练——Listen， read and say， workbook中有与之对应的练习Read these words。这类训练主要是按五个元音字母a、e、i、o、u分别在重读开、闭音节中和几个常见字母组合ea、ee、oo在单词中的发音分类进行。
《新目标英语》的五个过渡单元(starter unit)中没有出现音标的形式，只是在词汇表的前一页才出现。国际音标的学习要到第九单元才开始，从学生开始学说英语到学会使用48个音标拼读，共需要32课时，按每周5课时来算，则需要六周时间。而按这样编排，到第一学期结束，学生们只认识40个音标，其余8个音标还要过完寒假后才陆续认识。
汉语拼音：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第一课就是单韵母“a， o， e， i， u， ü”和四声的教学，第二课学习单声母“d， t， n， l”以及这几个声母与上一课学习的单韵母的简单音节拼读。之后照此类推，按“韵母——声母——拼读”的模式，从易到难，层层把关，完成单复韵母、声母、音节拼读以及整体认读音节的教学。
2．分析
① 教学内容：从数据看，汉语拼音所教学的符号数远远少于英语语音。就拼读规则而言，汉语拼音的每一个声母和韵母的发音固定而且唯一，也比英语简单得多。英语每一个字母或组合会因为在单词中所处的位置不同而发音不同，因此拼读规则只是基本规律，很多时候要靠音标来确定读音。在这一点上，英语语音教学的任务比汉语拼音要重很多。但是，容量大的任务可以通过增加教学时间来解决，可见这不是症结所在。
② 教材编排和教学周期：通过这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明显的区别。汉语拼音采用系统、整体的方式。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拼音是学生的唯一的学习对象，师生专心致志，系统地教学所有声母、韵母和音节拼读方法，在学生确实能运用拼音辅助汉字拼读之后才进入汉语字词句的教学。而英语教材将语音教学结合在英语听说读写各种情境中，旨在句中学词，词中学语音，用一个学期甚至更多的时间逐步渗透，不断地归纳、再现单词拼读规律，并通过不断地模仿和操练，使学生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③ 教学流程：这组对比反映了两套教材编者完全不同的教学理念：汉语拼音强调“学得”，而英语语音强调“习得”。
笔者认为，这个区别很可能就是导致两者教学效果差异的根源。根据现实情况和学者们的研究，中国人自古以来崇尚中庸和整体思维，思维方式有别于西方人。我们善于采用整体的、系统的方法，而不是局部的、解剖的、分析的方法。汉语拼音教学具有“整体和系统”的特点，符合我们的思维方式，使我们得以轻松过关。而现行教材的英语语音“习得”方式正是“局部的、解剖的、分析的方法”，是我们的思维弱项，学生自然难以接受。例如人教修订版第一单元，学生在没有任何语音基础学习的情况下就进行涉及字母、单词、句子的听说读写的学习，他们只能机械模仿和记忆，之后同时接受字母、字母组合和音标等几组拼音的交叉教学，很容易引起思维混乱。在这第一单元的学习当中，不擅长机械模仿和记忆或者理不清头绪的学生就开始掉队。再加上整个语音教学过程长达一个多学期，这期间，会更多的学生因为种种原因放弃英语学习。由于没有参与语音教学全程，英语拼读在这些学生的记忆里只有只鳞半爪，无法形成整体概念，当然谈不上运用了。
四、建议
为了提高英语语音教学效率，我们可以尝试参照汉语拼音教材教学体系，重新编排教材中的语音教学流程，以适应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使每一个学生都有机会系统地掌握英语语音知识，提高学习效率，获得良好成绩。
1． 将语音教学集中、系统地安排在起始阶段，使学生掌握基本字组和拼读规则后再进入词句教学。
2． 调整教学重点和方法，确保教学质量。
① 利用汉语拼音的正迁移作用，增强学生学习信心。
首先引导学生认识到，英语是拼音文字，单词具有的“音形一体”的特点，按照一定的拼读规则，看形就可以读音，听音就可以写词，和汉语拼音相似。其次，让学生理解音标是另一套拼读符号系统，通过对比音标与汉语拼音两组音素的异同，其中有不少单辅音的发音与汉语拼音完全相同，只需要重点学习相异的因素，因此人人都有能力学好英语音标和英语单词。
② 简化音标教学，加强字母组合和拼读规则教学。
一直以来，我们的课堂非常强调“把音标读准”，尽力区分音标里的长短音等等，却忽视了培养学生“会看词发音”的能力。其实音准不是语言学习的关键，看看我们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学生们，口音繁杂，但并不影响他们把汉语学好。因此我们应该正确认识音标的作用，它只是辅助拼读规则确定读音的工具；摆正字母组合和教学拼读规则教学的位置，把七十多个字母组合以及开音节、闭音节常用的拼读规则的教学落到实处，层层把关，要求学生做到脱口而出。
③ 增加音节划分教学与训练
现行教材缺乏音节划分教学。英语单词拼读是以音节为单位进行的，会划分音节才会词形辨析，从而推断读音。其实学生需要掌握的方法并不复杂：在重读音节和非重读音节的相邻处有两个辅音字母时，一个辅音字母属于前面的音节，一个属于后面的音节；在重读和非重读音节的相邻处只有一个辅音字母时，如果前面重读音节里的元音是长音则辅音字母属于后面一个音节，如果重读音节里的元音是短音，则辅音字母属于重读音节。然而，往往就是增加这么简单的方法点拨，就能使学生们突破障碍，一通百通。这项内容不会费时太多，对帮助学生识记单词却大有裨益。因此，有必要增加音节划分教学与训练。
“中国” 对外名称不规范
我国和联合国虽然都明确规定了中国人名、地名对外的转写名称必须采用汉语拼音，但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目前中国的对外名称一直叫china，一直用了几百年了。 2004年1月13日，新安晚报刊登一则消息，说 电子词典上查不到中国的翻译，输入china，出来的却是瓷器，其实，一些词典书籍上也把china译成瓷器。从读音来看，这只是外国列强把旧中国称为“ 支那” 的谐音，从词意上来说，英文也只是瓷器，现在一些英汉词典包括电子词典中，均对china只解释为瓷器，而并不解释为“中国” 。按汉语拼方规定，“中国” 的对外表述，就应该叫zhongguo，同样，香港、澳门的对外名称，也均不是汉语拼音，香港现为hongkong，是根据其广东方言拼的还情有可原，只是不规范而已，而澳门却是叫macau，当时是葡萄牙殖民者，误把当地马阁庙，当作当地地名，拼成macau，竟以讹传讹，一直延用下来，张冠李戴几百年，在港澳未回归祖国时，这种状况不便纠正，但在1997年和1999年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还在用这种拼法，就讲不过去了。国家早就明确规定，香港、港门两地名，应用汉语拼音拼写法，括注惯用拼法处理。中国过去的北京、上海也多年采用旧拼法，但自实行汉语拼音方案后，均逐步规范成汉语拼音，中国与香港、澳门等地名也应规范成汉语拼音，这样在推广执行汉语拼音方案时，才能起到表率作用。虽然国家规定对” 中国” 两字可以用国际通用的现行译法，但这也会产生矛盾，如果有人高考时将中国译成汉语拼音，是错还是对呢？从严格执法的角度来看，” 中国” 译成汉语拼音才算是规范的。
作为一个人名地名，只是一个人或地的语音符号，是没有任何实意的，如某人名叫张伟大，并不等于这个人就伟大，某人叫李阿狗，并不等于这个人就是只狗，姓马也不可能译成英文马，姓牛也不会译成英文牛，在人名翻译问题上全部采用汉语拼音，基本上都能做到。但在地名问题上，现在却比较混乱，我国很多地名，翻译时却不遵守汉语拼音方案的原则，而采取意译的方法。最典型的如长城、黄河等，长城译成伟大的城墙，黄河译成黄色的河流。更令人不好理解的是，中国的4个海，却执行两个翻译标准，东海、黄海、南海按意译，渤海因是抽象名词，才采用汉语拼音，其实，东海等作为地名时，它原指“东部的海” ，的意思已经淡化了，它只是一个东海的发音，应遵循汉语拼音的原则，采用音译。同样，黄河作为地名，也并非指“黄色的河流” 了，如黄河译成黄色的河，那么黄山能否译成黄色的山呢？顺便说一下，长江的翻译也违背了汉语拼音原则，长江虽音译成“ 扬子江” ，但扬子江只是特指长江下游，如扬子江能指代整个长江，那么长江上游的金沙江能否也能指代整个长江呢？中国最著名的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却有多种翻译方法，自然使人们无所适从，如南海能译成“南边的海”，那么南京能否译成 “南方京城”呢？马市牛集能否译成交易马牛的集市呢？可见，不论对人名地名，只能有一个标准。那就是遵守汉语拼音的原则，全部采用音译。
因地名只是一个地方唯一的声音符号，如改变这个声音符号，也就是说取消了这个地名。如长城在译成外文时为“ 伟大的城” ，黄河成为“黄色的河” ，东海成了” 东边的海” 等等，就等于把中国的张三译成了中国的人一样，使一个个性的名称成为一个共性的名称了。
因此对这类地名，必须遵守汉语拼音这一个标准，不能强调特殊，强调习惯，强调约定俗成来各行其“ 是” ，在我国没有标准时，大家用旧拼法、旧用法情有可原，但已出台了新标准，就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新标准。
地名不能用简称
作为人名，老张老李可以简称，但作为地名，就不能简称了，如马鞍山市翻译时就不能译成“ 马市” 了。但现实生活中常见对地名的省略。前不久出差到安徽省的马鞍山市，看到著名企业马钢公司的大门口，“马钢” 两字的对外名称竟译成“马” 是汉语拼音，“ 钢” 字是英文转写。无独有偶，回到合肥市后，看到皖能集团的大门口也是如法炮制，“ 皖” 字是汉语拼音，“ 能” 字却是英文转写。这里地名与单位名交叉出现，但作为地名这一部分来说，翻译时是绝对不能简称的，如马鞍山市，不能简称为马，而必须全译成马鞍山，如北大、安大作为大学名称，国内人简称为北大，翻译时，“北” 字必须全译成北京两字。同样，国内人司惯的省市自治区的简称，如安徽简称为皖，翻译时就不能把安徽音译成“ 皖” ，这时的皖，必须全译成“ 安徽” 。类似的如铁路线沪宁线，就不能音译成“ 沪宁” ，而必须音译成上海南京，线为实词，应意译。
地名不能简称的另一层含义是，任何地名翻译时都不能“ 简” 化为一个字。也就是说地名不能“单” 。中国有许多“单” 字的市、县、镇、集、村等地名，但为翻译时，这里的市、县、镇、集、都不能省略，道理很简单，这时的市、县等可成为地名的一个组成部分。翻译时，都必须要翻成汉语拼音。因这里的县，类似过去的州，如安徽的和县，民国前一直叫和州。苏州杭州不能译成一个苏字、杭字，同理，泾县、涓水也不能只译成一个泾字和一个涓字。这类地名中，大量存在于江海字湖，许多都是“ 单” 字名的，如黄河、东海、太湖等等，必须” 河、海” 等字，既要音译，又要意译。在这一点上，国家早有规定，地名在专名是单音节时，其通名部分应视作专名的一部分，先音译，后重复意译。
单位名称有区别
至于皖能集团，这里的皖字，是作为一个单位名称来出现的，所以这里的“ 皖” 字就不能译成“安徽” 的汉语拼音，而只能译成“皖” 字的汉语拼音，只同样这里的“ 能” 字也成为单位名称的组成部分，不能意译，也必须采用汉语拼音。当然，在有些场合，作为单位名称的能字的意义也应表述出来，应在音译后，再进行意译，全称应为“ 皖能” 能源集团，可简称为“ 皖能” 集团。与此类似的上海有申能集团，这里的“申” 也不能译成“上海” ，因上海市同样还有一家“上海能源” 公司，如把“ 申能”也译成“上海能源” ，那么人们对两家公司就分不清。顺便说一下，皖南与皖能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译法却不能相同，皖南只能意译成安徽南部，皖能就必须是汉语拼音。马钢作为单位和商标名称时，也应是汉语拼音。
单位名称涉及人名地名的地方，必须采用汉语拼音，涉及“ 内容” 的部分，如内容为抽象虚词，应为汉语拼音，实词应用英文转写。单位名称与地名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之间也存在交叉关系。如中国，是地名也是国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地名也可看成“单位” 名称，类似的如安徽和安徽省政府。因此，在翻译时，除中国两字应遵循地名采用汉语拼音外，人民与共和国应用英文转写。再如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 应采用汉语拼音，科学技术大学应用英文转写。对虚词的单位，如合肥美菱集团，除合肥应采用汉语拼音外，美菱也应采用汉语拼音，集团二字应用英文转写。
在我国，大量出现的还有一些是某某单位的饭店宾馆，如在安徽合肥，华侨饭店、邮政宾馆，这里华侨、邮政现在均为英文转写。这是不规范的，会使人误解为专为华侨办的饭店，邮政系统内部的宾馆，其实，这类饭店宾馆均对外，面向所有人的，应该采用汉语拼音。区别要用”音译意译”的方法也很简单，一是是否属“内部” 宾馆，二是名称如华侨、邮政能否换名，能换名称的应采用汉语拼音，因它只是一位声音符号，不能换名的应为英文转写，因为它包含不可替代的意思。
道路名称不得英文转写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大量遇到的是城市道路的名称，一些城市对外开放后，都要求对马路场所要配备罗马字母的说明，这里就出现了许多问题。
最常见的是某某路名，这“ 路” 字虽是实词，到底应用汉语拼音还是用英文转写，很多地方拿不准，在合肥市街头，对很多路都采用英文转写的方法。从实践上来看，路字汉语拼音较好，如必须要英文转写时，在“路” 字后再加上英文“路” 的英文转写，也就是说对“路” 字（含巷、街等）要重复译，既要音译又要意译，如省略，只能省略意译，而不能省略音译。有人会认为这是画蛇添足，经过多年来许多对外开放城市的实践经验表明，这里的路既要音译又要意译。如少了这个“足” ，某某路译成某某 road，中国人外国人都听不懂，因这里的路已成为一个地名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把它们分割开来。
如单纯一个路名，只要求将路名全部按汉语拼音即可，但实际上，路名也有很多“复杂” 的情况，第一种是路名中的方位词，如东西南北中，方位词如何翻译，现在却没有标准，因此，对这类字，许多地方采用意译的方法，按“东海”不能意译成“东边的海” 的原则，这里的方位字也不能意译，在路名中一律应音译。在合肥街头，铜陵南路中的“ 南” 就意译成“南边” 的南，有时还出现一路两译的状况，如长江中路就有两种译法，在美菱大道上的长江中路指示牌上“中路” 两字为英文转写，而在长江中路上“ 中路” 变成了汉语拼音了。因这里的方位词虽为实词，但已成为路名的一部分，可以说已被虚化了，它只是一个“ 音”符 ，而不是“ 意” 符，所以这里的“ 中” “ 南” 均要采用汉语拼音。同样，某地的如南京西站，合肥西站，这里的方位词也应采用汉语拼音。
路名的另一个问题是，路名中的数词如何处理，固定词组一律采用汉语拼音，如二里街、三孝口等，序数词，可用汉语拼音，也可用阿拉伯数字。如某个城市的一环路、二环路，广州市的中山一路至中山八路；济南市的纬一路、纬二路，原则上数词也应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一律音译。但由于我国大力推广数字阿拉伯字母化，数字均可用阿拉伯数表示，而阿拉伯数字是世界通用语，不须翻译，所以在路名中出现数字时，也可用阿拉伯数字代替，表述上可按我国的习惯，数字在中间和原位置上，笔者认为也可尊重国际习惯，即数字在后，如中山一路为在中山路汉语拼音后加1，一环路在环路拼音后加1。类似的有我国国道，现都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路名的第三个问题是外国人名作为路名的。应遵守外来还原的原则，按原拼法，不按汉语拼音，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在地名和一些单位名称上，出现了一些外来语名称，如斯大林大街、白求恩大学、协和医院等等，对这类名称应遵守国际流行拼法，还原原罗马字母即可。
当地名与单位名交叉时，一般单位名称可以英文转写，但这个单位作为路名时必须用汉语拼音。拿一个地方的火车站来说，如翻译，应为意译，但如果是某条路叫火车站路，这里的火车站就必须用汉语拼音。
五花八门的商标拼音
目前最为混乱的拼音大概是商标名称。从本质上来说，商标名称应等同于人名地名，它是商品的 “名字” ，也必须遵守汉语拼音的原则。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起名字，但不能随心所欲地乱拼音，但在实际生活中，商标拼音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无章可循。如同在青岛市的海尔和海信两大品牌，同在合肥市的美菱与荣事达品牌,拼法就不一样，前者海尔与美菱采取的是汉语拼音，而海信与荣事达谁也说不清它们采用的是哪种的拼音方法。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荣事达罗马字母商标不是汉语拼音，翻译时“荣事达” 三字自然要与商标拼音保持一致，但如果仅仅是企业行为也好办，荣事达集团又购买了合肥市一条主要马路,荣事达大道的冠名权，这城市马路该如何拼音，就成问题了，按企业的拼法不规范，不按企业的拼法又体现不出拍卖了路名权。所以商标拼音一定要规范，否则就容易产生矛盾。
目前商标拼音最常见的有以下几种，第一是汉语拼音，即音译，多数为抽象名词的商标，如海尔、长虹、美菱等，第二种为英文意译，多数为形象的实词商标，如熊猫、牡丹、蝴蝶等。第三种为音意结合，如金利来，金为意译、利来为音译，这种商标拼法现在极少，第四种为企业自行拼音，如创维、格兰仕等一大批。国际著名的商标由罗马字母汉字化也大致如此。如花花公子为意译，可口可乐为音译。而最常见的是音译居多，如索尼、三洋、飞利浦等等。
“中国” 对外名称不规范
我国和联合国虽然都明确规定了中国人名、地名对外的转写名称必须采用汉语拼音，但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目前中国的对外名称一直叫China，一直用了几百年了。 2004年1月13日，新安晚报刊登一则消息，说 电子词典上查不到中国的翻译，输入China，出来的却是瓷器，其实，一些词典书籍上也把China译成瓷器。从读音来看，这只是外国列强把旧中国称为“ 支那” 的谐音，从词意上来说，英文也只是瓷器，现在一些英汉词典包括电子词典中，均对China只解释为瓷器，而并不解释为“中国” 。按汉语拼方规定，“中国” 的对外表述，就应该叫Zhongguo，同样，香港、澳门的对外名称，也均不是汉语拼音，香港现为HongKong，是根据其广东方言拼的还情有可原，只是不规范而已，而澳门却是叫Macau，当时是葡萄牙殖民者，误把当地马阁庙，当作当地地名，拼成Macau，竟以讹传讹，一直延用下来，张冠李戴几百年，在港澳未回归祖国时，这种状况不便纠正，但在1997年和1999年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还在用这种拼法，就讲不过去了。国家早就明确规定，香港、港门两地名，应用汉语拼音拼写法，括注惯用拼法处理。中国过去的北京、上海也多年采用旧拼法，但自实行汉语拼音方案后，均逐步规范成汉语拼音，中国与香港、澳门等地名也应规范成汉语拼音，这样在推广执行汉语拼音方案时，才能起到表率作用。虽然国家规定对” 中国” 两字可以用国际通用的现行译法，但这也会产生矛盾，如果有人高考时将中国译成汉语拼音，是错还是对呢？从严格执法的角度来看，” 中国” 译成汉语拼音才算是规范的。
作为一个人名地名，只是一个人或地的语音符号，是没有任何实意的，如某人名叫张伟大，并不等于这个人就伟大，某人叫李阿狗，并不等于这个人就是只狗，姓马也不可能译成英文马，姓牛也不会译成英文牛，在人名翻译问题上全部采用汉语拼音，基本上都能做到。但在地名问题上，现在却比较混乱，我国很多地名，翻译时却不遵守汉语拼音方案的原则，而采取意译的方法。最典型的如长城、黄河等，长城译成伟大的城墙，黄河译成黄色的河流。更令人不好理解的是，中国的4个海，却执行两个翻译标准，东海、黄海、南海按意译，渤海因是抽象名词，才采用汉语拼音，其实，东海等作为地名时，它原指“东部的海” ，的意思已经淡化了，它只是一个东海的发音，应遵循汉语拼音的原则，采用音译。同样，黄河作为地名，也并非指“黄色的河流” 了，如黄河译成黄色的河，那么黄山能否译成黄色的山呢？顺便说一下，长江的翻译也违背了汉语拼音原则，长江虽音译成“ 扬子江” ，但扬子江只是特指长江下游，如扬子江能指代整个长江，那么长江上游的金沙江能否也能指代整个长江呢？中国最著名的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却有多种翻译方法，自然使人们无所适从，如南海能译成“南边的海”，那么南京能否译成 “南方京城”呢？马市牛集能否译成交易马牛的集市呢？可见，不论对人名地名，只能有一个标准。那就是遵守汉语拼音的原则，全部采用音译。
因地名只是一个地方唯一的声音符号，如改变这个声音符号，也就是说取消了这个地名。如长城在译成外文时为“ 伟大的城” ，黄河成为“黄色的河” ，东海成了” 东边的海” 等等，就等于把中国的张三译成了中国的人一样，使一个个性的名称成为一个共性的名称了。
因此对这类地名，必须遵守汉语拼音这一个标准，不能强调特殊，强调习惯，强调约定俗成来各行其“ 是” ，在我国没有标准时，大家用旧拼法、旧用法情有可原，但已出台了新标准，就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新标准。
地名不能用简称
作为人名，老张老李可以简称，但作为地名，就不能简称了，如马鞍山市翻译时就不能译成“ 马市” 了。但现实生活中常见对地名的省略。前不久出差到安徽省的马鞍山市，看到著名企业马钢公司的大门口，“马钢” 两字的对外名称竟译成“马” 是汉语拼音，“ 钢” 字是英文转写。无独有偶，回到合肥市后，看到皖能集团的大门口也是如法炮制，“ 皖” 字是汉语拼音，“ 能” 字却是英文转写。这里地名与单位名交叉出现，但作为地名这一部分来说，翻译时是绝对不能简称的，如马鞍山市，不能简称为马，而必须全译成马鞍山，如北大、安大作为大学名称，国内人简称为北大，翻译时，“北” 字必须全译成北京两字。同样，国内人司惯的省市自治区的简称，如安徽简称为皖，翻译时就不能把安徽音译成“ 皖” ，这时的皖，必须全译成“ 安徽” 。类似的如铁路线沪宁线，就不能音译成“ 沪宁” ，而必须音译成上海南京，线为实词，应意译。
地名不能简称的另一层含义是，任何地名翻译时都不能“ 简” 化为一个字。也就是说地名不能“单” 。中国有许多“单” 字的市、县、镇、集、村等地名，但为翻译时，这里的市、县、镇、集、都不能省略，道理很简单，这时的市、县等可成为地名的一个组成部分。翻译时，都必须要翻成汉语拼音。因这里的县，类似过去的州，如安徽的和县，民国前一直叫和州。苏州杭州不能译成一个苏字、杭字，同理，泾县、涓水也不能只译成一个泾字和一个涓字。这类地名中，大量存在于江海字湖，许多都是“ 单” 字名的，如黄河、东海、太湖等等，必须” 河、海” 等字，既要音译，又要意译。在这一点上，国家早有规定，地名在专名是单音节时，其通名部分应视作专名的一部分，先音译，后重复意译。
单位名称有区别
至于皖能集团，这里的皖字，是作为一个单位名称来出现的，所以这里的“ 皖” 字就不能译成“安徽” 的汉语拼音，而只能译成“皖” 字的汉语拼音，只同样这里的“ 能” 字也成为单位名称的组成部分，不能意译，也必须采用汉语拼音。当然，在有些场合，作为单位名称的能字的意义也应表述出来，应在音译后，再进行意译，全称应为“ 皖能” 能源集团，可简称为“ 皖能” 集团。与此类似的上海有申能集团，这里的“申” 也不能译成“上海” ，因上海市同样还有一家“上海能源” 公司，如把“ 申能”也译成“上海能源” ，那么人们对两家公司就分不清。顺便说一下，皖南与皖能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译法却不能相同，皖南只能意译成安徽南部，皖能就必须是汉语拼音。马钢作为单位和商标名称时，也应是汉语拼音。
单位名称涉及人名地名的地方，必须采用汉语拼音，涉及“ 内容” 的部分，如内容为抽象虚词，应为汉语拼音，实词应用英文转写。单位名称与地名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之间也存在交叉关系。如中国，是地名也是国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地名也可看成“单位” 名称，类似的如安徽和安徽省政府。因此，在翻译时，除中国两字应遵循地名采用汉语拼音外，人民与共和国应用英文转写。再如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 应采用汉语拼音，科学技术大学应用英文转写。对虚词的单位，如合肥美菱集团，除合肥应采用汉语拼音外，美菱也应采用汉语拼音，集团二字应用英文转写。
在我国，大量出现的还有一些是某某单位的饭店宾馆，如在安徽合肥，华侨饭店、邮政宾馆，这里华侨、邮政现在均为英文转写。这是不规范的，会使人误解为专为华侨办的饭店，邮政系统内部的宾馆，其实，这类饭店宾馆均对外，面向所有人的，应该采用汉语拼音。区别要用”音译意译”的方法也很简单，一是是否属“内部” 宾馆，二是名称如华侨、邮政能否换名，能换名称的应采用汉语拼音，因它只是一位声音符号，不能换名的应为英文转写，因为它包含不可替代的意思。
道路名称不得英文转写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大量遇到的是城市道路的名称，一些城市对外开放后，都要求对马路场所要配备罗马字母的说明，这里就出现了许多问题。
最常见的是某某路名，这“ 路” 字虽是实词，到底应用汉语拼音还是用英文转写，很多地方拿不准，在合肥市街头，对很多路都采用英文转写的方法。从实践上来看，路字汉语拼音较好，如必须要英文转写时，在“路” 字后再加上英文“路” 的英文转写，也就是说对“路” 字（含巷、街等）要重复译，既要音译又要意译，如省略，只能省略意译，而不能省略音译。有人会认为这是画蛇添足，经过多年来许多对外开放城市的实践经验表明，这里的路既要音译又要意译。如少了这个“足” ，某某路译成某某 Road，中国人外国人都听不懂，因这里的路已成为一个地名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把它们分割开来。
如单纯一个路名，只要求将路名全部按汉语拼音即可，但实际上，路名也有很多“复杂” 的情况，第一种是路名中的方位词，如东西南北中，方位词如何翻译，现在却没有标准，因此，对这类字，许多地方采用意译的方法，按“东海”不能意译成“东边的海” 的原则，这里的方位字也不能意译，在路名中一律应音译。在合肥街头，铜陵南路中的“ 南” 就意译成“南边” 的南，有时还出现一路两译的状况，如长江中路就有两种译法，在美菱大道上的长江中路指示牌上“中路” 两字为英文转写，而在长江中路上“ 中路” 变成了汉语拼音了。因这里的方位词虽为实词，但已成为路名的一部分，可以说已被虚化了，它只是一个“ 音”符 ，而不是“ 意” 符，所以这里的“ 中” “ 南” 均要采用汉语拼音。同样，某地的如南京西站，合肥西站，这里的方位词也应采用汉语拼音。
路名的另一个问题是，路名中的数词如何处理，固定词组一律采用汉语拼音，如二里街、三孝口等，序数词，可用汉语拼音，也可用阿拉伯数字。如某个城市的一环路、二环路，广州市的中山一路至中山八路；济南市的纬一路、纬二路，原则上数词也应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一律音译。但由于我国大力推广数字阿拉伯字母化，数字均可用阿拉伯数表示，而阿拉伯数字是世界通用语，不须翻译，所以在路名中出现数字时，也可用阿拉伯数字代替，表述上可按我国的习惯，数字在中间和原位置上，笔者认为也可尊重国际习惯，即数字在后，如中山一路为在中山路汉语拼音后加1，一环路在环路拼音后加1。类似的有我国国道，现都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路名的第三个问题是外国人名作为路名的。应遵守外来还原的原则，按原拼法，不按汉语拼音，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在地名和一些单位名称上，出现了一些外来语名称，如斯大林大街、白求恩大学、协和医院等等，对这类名称应遵守国际流行拼法，还原原罗马字母即可。
当地名与单位名交叉时，一般单位名称可以英文转写，但这个单位作为路名时必须用汉语拼音。拿一个地方的火车站来说，如翻译，应为意译，但如果是某条路叫火车站路，这里的火车站就必须用汉语拼音。
五花八门的商标拼音
目前最为混乱的拼音大概是商标名称。从本质上来说，商标名称应等同于人名地名，它是商品的 “名字” ，也必须遵守汉语拼音的原则。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起名字，但不能随心所欲地乱拼音，但在实际生活中，商标拼音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无章可循。如同在青岛市的海尔和海信两大品牌，同在合肥市的美菱与荣事达品牌,拼法就不一样，前者海尔与美菱采取的是汉语拼音，而海信与荣事达谁也说不清它们采用的是哪种的拼音方法。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荣事达罗马字母商标不是汉语拼音，翻译时“荣事达” 三字自然要与商标拼音保持一致，但如果仅仅是企业行为也好办，荣事达集团又购买了合肥市一条主要马路,荣事达大道的冠名权，这城市马路该如何拼音，就成问题了，按企业的拼法不规范，不按企业的拼法又体现不出拍卖了路名权。所以商标拼音一定要规范，否则就容易产生矛盾。
目前商标拼音最常见的有以下几种，第一是汉语拼音，即音译，多数为抽象名词的商标，如海尔、长虹、美菱等，第二种为英文意译，多数为形象的实词商标，如熊猫、牡丹、蝴蝶等。第三种为音意结合，如金利来，金为意译、利来为音译，这种商标拼法现在极少，第四种为企业自行拼音，如创维、格兰仕等一大批。国际著名的商标由罗马字母汉字化也大致如此。如花花公子为意译，可口可乐为音译。而最常见的是音译居多，如索尼、三洋、飞利浦等等。
“中国”对外名称不规范
我国和联合国虽然都明确规定了中国人名、地名对外的转写名称必须采用汉语拼音，但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目前中国的对外名称一直叫China，一直用了几百年了。2004年1月13日，新安晚报刊登一则消息，说电子词典上查不到中国的翻译，输入China，出来的却是瓷器，其实，一些词典书籍上也把China译成瓷器。从读音来看，这只是外国列强把旧中国称为“支那”的谐音，从词意上来说，英文也只是瓷器，现在一些英汉词典包括电子词典中，均对China只解释为瓷器，而并不解释为“中国”。按汉语拼方规定，“中国”的对外表述，就应该叫Zhongguo，同样，香港、澳门的对外名称，也均不是汉语拼音，香港现为HongKong，是根据其广东方言拼的还情有可原，只是不规范而已，而澳门却是叫Macau，当时是葡萄牙殖民者，误把当地马阁庙，当作当地地名，拼成Macau，竟以讹传讹，一直延用下来，张冠李戴几百年，在港澳未回归祖国时，这种状况不便纠正，但在1997年和1999年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还在用这种拼法，就讲不过去了。国家早就明确规定，香港、港门两地名，应用汉语拼音拼写法，括注惯用拼法处理。中国过去的北京、上海也多年采用旧拼法，但自实行汉语拼音方案后，均逐步规范成汉语拼音，中国与香港、澳门等地名也应规范成汉语拼音，这样在推广执行汉语拼音方案时，才能起到表率作用。虽然国家规定对”中国”两字可以用国际通用的现行译法，但这也会产生矛盾，如果有人高考时将中国译成汉语拼音，是错还是对呢？从严格执法的角度来看，”中国”译成汉语拼音才算是规范的。
作为一个人名地名，只是一个人或地的语音符号，是没有任何实意的，如某人名叫张伟大，并不等于这个人就伟大，某人叫李阿狗，并不等于这个人就是只狗，姓马也不可能译成英文马，姓牛也不会译成英文牛，在人名翻译问题上全部采用汉语拼音，基本上都能做到。但在地名问题上，现在却比较混乱，我国很多地名，翻译时却不遵守汉语拼音方案的原则，而采取意译的方法。最典型的如长城、黄河等，长城译成伟大的城墙，黄河译成黄色的河流。更令人不好理解的是，中国的4个海，却执行两个翻译标准，东海、黄海、南海按意译，渤海因是抽象名词，才采用汉语拼音，其实，东海等作为地名时，它原指“东部的海”，的意思已经淡化了，它只是一个东海的发音，应遵循汉语拼音的原则，采用音译。同样，黄河作为地名，也并非指“黄色的河流”了，如黄河译成黄色的河，那么黄山能否译成黄色的山呢？顺便说一下，长江的翻译也违背了汉语拼音原则，长江虽音译成“扬子江”，但扬子江只是特指长江下游，如扬子江能指代整个长江，那么长江上游的金沙江能否也能指代整个长江呢？中国最著名的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却有多种翻译方法，自然使人们无所适从，如南海能译成“南边的海”，那么南京能否译成“南方京城”呢？马市牛集能否译成交易马牛的集市呢？可见，不论对人名地名，只能有一个标准。那就是遵守汉语拼音的原则，全部采用音译。
因地名只是一个地方唯一的声音符号，如改变这个声音符号，也就是说取消了这个地名。如长城在译成外文时为“伟大的城”，黄河成为“黄色的河”，东海成了”东边的海”等等，就等于把中国的张三译成了中国的人一样，使一个个性的名称成为一个共性的名称了。
因此对这类地名，必须遵守汉语拼音这一个标准，不能强调特殊，强调习惯，强调约定俗成来各行其“是”，在我国没有标准时，大家用旧拼法、旧用法情有可原，但已出台了新标准，就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新标准。
地名不能用简称
作为人名，老张老李可以简称，但作为地名，就不能简称了，如马鞍山市翻译时就不能译成“马市”了。但现实生活中常见对地名的省略。前不久出差到安徽省的马鞍山市，看到著名企业马钢公司的大门口，“马钢”两字的对外名称竟译成“马”是汉语拼音，“钢”字是英文转写。无独有偶，回到合肥市后，看到皖能集团的大门口也是如法炮制，“皖”字是汉语拼音，“能”字却是英文转写。这里地名与单位名交叉出现，但作为地名这一部分来说，翻译时是绝对不能简称的，如马鞍山市，不能简称为马，而必须全译成马鞍山，如北大、安大作为大学名称，国内人简称为北大，翻译时，“北”字必须全译成北京两字。同样，国内人司惯的省市自治区的简称，如安徽简称为皖，翻译时就不能把安徽音译成“皖”，这时的皖，必须全译成“安徽”。类似的如铁路线沪宁线，就不能音译成“沪宁”，而必须音译成上海南京，线为实词，应意译。
地名不能简称的另一层含义是，任何地名翻译时都不能“简”化为一个字。也就是说地名不能“单”。中国有许多“单”字的市、县、镇、集、村等地名，但为翻译时，这里的市、县、镇、集、都不能省略，道理很简单，这时的市、县等可成为地名的一个组成部分。翻译时，都必须要翻成汉语拼音。因这里的县，类似过去的州，如安徽的和县，民国前一直叫和州。苏州杭州不能译成一个苏字、杭字，同理，泾县、涓水也不能只译成一个泾字和一个涓字。这类地名中，大量存在于江海字湖，许多都是“单”字名的，如黄河、东海、太湖等等，必须”河、海”等字，既要音译，又要意译。在这一点上，国家早有规定，地名在专名是单音节时，其通名部分应视作专名的一部分，先音译，后重复意译。
单位名称有区别
至于皖能集团，这里的皖字，是作为一个单位名称来出现的，所以这里的“皖”字就不能译成“安徽”的汉语拼音，而只能译成“皖”字的汉语拼音，只同样这里的“能”字也成为单位名称的组成部分，不能意译，也必须采用汉语拼音。当然，在有些场合，作为单位名称的能字的意义也应表述出来，应在音译后，再进行意译，全称应为“皖能”能源集团，可简称为“皖能”集团。与此类似的上海有申能集团，这里的“申”也不能译成“上海”，因上海市同样还有一家“上海能源”公司，如把“申能”也译成“上海能源”，那么人们对两家公司就分不清。顺便说一下，皖南与皖能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译法却不能相同，皖南只能意译成安徽南部，皖能就必须是汉语拼音。马钢作为单位和商标名称时，也应是汉语拼音。
单位名称涉及人名地名的地方，必须采用汉语拼音，涉及“内容”的部分，如内容为抽象虚词，应为汉语拼音，实词应用英文转写。单位名称与地名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之间也存在交叉关系。如中国，是地名也是国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地名也可看成“单位”名称，类似的如安徽和安徽省政府。因此，在翻译时，除中国两字应遵循地名采用汉语拼音外，人民与共和国应用英文转写。再如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应采用汉语拼音，科学技术大学应用英文转写。对虚词的单位，如合肥美菱集团，除合肥应采用汉语拼音外，美菱也应采用汉语拼音，集团二字应用英文转写。
在我国，大量出现的还有一些是某某单位的饭店宾馆，如在安徽合肥，华侨饭店、邮政宾馆，这里华侨、邮政现在均为英文转写。这是不规范的，会使人误解为专为华侨办的饭店，邮政系统内部的宾馆，其实，这类饭店宾馆均对外，面向所有人的，应该采用汉语拼音。区别要用”音译意译”的方法也很简单，一是是否属“内部”宾馆，二是名称如华侨、邮政能否换名，能换名称的应采用汉语拼音，因它只是一位声音符号，不能换名的应为英文转写，因为它包含不可替代的意思。
道路名称不得英文转写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大量遇到的是城市道路的名称，一些城市对外开放后，都要求对马路场所要配备罗马字母的说明，这里就出现了许多问题。
最常见的是某某路名，这“路”字虽是实词，到底应用汉语拼音还是用英文转写，很多地方拿不准，在合肥市街头，对很多路都采用英文转写的方法。从实践上来看，路字汉语拼音较好，如必须要英文转写时，在“路”字后再加上英文“路”的英文转写，也就是说对“路”字（含巷、街等）要重复译，既要音译又要意译，如省略，只能省略意译，而不能省略音译。有人会认为这是画蛇添足，经过多年来许多对外开放城市的实践经验表明，这里的路既要音译又要意译。如少了这个“足”，某某路译成某某Road，中国人外国人都听不懂，因这里的路已成为一个地名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把它们分割开来。
如单纯一个路名，只要求将路名全部按汉语拼音即可，但实际上，路名也有很多“复杂”的情况，第一种是路名中的方位词，如东西南北中，方位词如何翻译，现在却没有标准，因此，对这类字，许多地方采用意译的方法，按“东海”不能意译成“东边的海”的原则，这里的方位字也不能意译，在路名中一律应音译。在合肥街头，铜陵南路中的“南”就意译成“南边”的南，有时还出现一路两译的状况，如长江中路就有两种译法，在美菱大道上的长江中路指示牌上“中路”两字为英文转写，而在长江中路上“中路”变成了汉语拼音了。因这里的方位词虽为实词，但已成为路名的一部分，可以说已被虚化了，它只是一个“音”符，而不是“意”符，所以这里的“中”“南”均要采用汉语拼音。同样，某地的如南京西站，合肥西站，这里的方位词也应采用汉语拼音。
路名的另一个问题是，路名中的数词如何处理，固定词组一律采用汉语拼音，如二里街、三孝口等，序数词，可用汉语拼音，也可用阿拉伯数字。如某个城市的一环路、二环路，广州市的中山一路至中山八路；济南市的纬一路、纬二路，原则上数词也应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一律音译。但由于我国大力推广数字阿拉伯字母化，数字均可用阿拉伯数表示，而阿拉伯数字是世界通用语，不须翻译，所以在路名中出现数字时，也可用阿拉伯数字代替，表述上可按我国的习惯，数字在中间和原位置上，笔者认为也可尊重国际习惯，即数字在后，如中山一路为在中山路汉语拼音后加1，一环路在环路拼音后加1。类似的有我国国道，现都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路名的第三个问题是外国人名作为路名的。应遵守外来还原的原则，按原拼法，不按汉语拼音，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在地名和一些单位名称上，出现了一些外来语名称，如斯大林大街、白求恩大学、协和医院等等，对这类名称应遵守国际流行拼法，还原原罗马字母即可。
当地名与单位名交叉时，一般单位名称可以英文转写，但这个单位作为路名时必须用汉语拼音。拿一个地方的火车站来说，如翻译，应为意译，但如果是某条路叫火车站路，这里的火车站就必须用汉语拼音。
五花八门的商标拼音
目前最为混乱的拼音大概是商标名称。从本质上来说，商标名称应等同于人名地名，它是商品的“名字”，也必须遵守汉语拼音的原则。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起名字，但不能随心所欲地乱拼音，但在实际生活中，商标拼音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无章可循。如同在青岛市的海尔和海信两大品牌，同在合肥市的美菱与荣事达品牌,拼法就不一样，前者海尔与美菱采取的是汉语拼音，而海信与荣事达谁也说不清它们采用的是哪种的拼音方法。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荣事达罗马字母商标不是汉语拼音，翻译时“荣事达”三字自然要与商标拼音保持一致，但如果仅仅是企业行为也好办，荣事达集团又购买了合肥市一条主要马路,荣事达大道的冠名权，这城市马路该如何拼音，就成问题了，按企业的拼法不规范，不按企业的拼法又体现不出拍卖了路名权。所以商标拼音一定要规范，否则就容易产生矛盾。
目前商标拼音最常见的有以下几种，第一是汉语拼音，即音译，多数为抽象名词的商标，如海尔、长虹、美菱等，第二种为英文意译，多数为形象的实词商标，如熊猫、牡丹、蝴蝶等。第三种为音意结合，如金利来，金为意译、利来为音译，这种商标拼法现在极少，第四种为企业自行拼音，如创维、格兰仕等一大批。国际著名的商标由罗马字母汉字化也大致如此。如花花公子为意译，可口可乐为音译。而最常见的是音译居多，如索尼、三洋、飞利浦等等。
1关于汉字“书同”的标准
汉字的书同标准，大体应分为：⑴字量标准；⑵字体标准；⑶字形标准；⑷字序标准；⑸字音标准；⑹字义标准等方面。下面谈谈制定这些标准时可能遇到的各种相关问题。
1.1字量标准问题
字量的标准问题，主要包括：常用字量、通用字量、汉字总量和专用字量等。
字量问题虽然工作量巨大，但可以采用计算机进行计量统计和计算，人为的争议也比较少。目前大陆方面已经对“常用字量”、“通用字量”等进行了统计和研究，制定了《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收3500字）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收7000字），基本解决了教育用字和印刷用字的数量问题。台湾方面也对教育用字进行了研究，制定了《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收4808字）和《国字标准字体楷书母稿》（收11151字）等。另外，韩国和日本也研制了各自的常用汉字表。目前韩国的常用汉字是1800字，日本的常用汉字是1945字。（孙维张，1994）目前急需解决的是两岸统一的常用字表和通用字表，然后再考虑与韩国和日本的统一用字问题。现在已经装入windows视窗的20902字的gbk大字库，显然是太臃肿了。
汉字总量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字典编写方面，《汉语大字典》（1990）收54678字，《中华字海》（1994）收85568字，这是到目前为止，收字最多的两部字典。但其中到底含有多少异体字，除去异体字后，实际的汉字总量是多少等，仍需要继续研究。
目前两岸都未能完善解决的是各种专用字量，如姓名专用字、地名专用字、方言专用字、行业专用字、翻译专用字等。
1.2字形标准问题
鉴于目前两岸政治对立的现实，为了消除政治对“书同文”的影响，在汉字繁简问题上，我们认为，不要人为强化繁简之间的对立，不要进行谁一定取代谁的无休止争论。这样做只能伤了大家的和气，是不能取得好的结果的。我们应该树立一种观念，即：汉字的繁体字形和简体字形，都是汉字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性字形，并没有你死我活的利害冲突。要论优缺点，哪种字形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或一无是处的。繁体字形和简体字形都需要进行整理和改造，如对其异体的整理和对不合理、美观字形的改造等。喜欢用繁体字形的人们，不要反对别人喜欢用简体字形；喜欢用简体字形的人们，也不要反对别人喜欢用繁体字形。
从学理上说，繁体字形与简体字形之争，牵扯到正体字形的确立原则问题。内地确立正体字形，以从俗、从众为原则，故多把简体字形作为正体；台湾偏重历史传统，故多把繁体字形作为正体。这一点在两岸各自的异体字整理表中就有所体现。因此，统一整理异体字的标准，应成为确立标准字体的首要任务。为避免分歧，在整理异体字时，不妨把有繁、简两形区别的字，都分别确立繁、简两种正体，并尽量使其一一对应。这样就为两岸制定不同的文字政策，留有了余地。在历史上，秦代曾出现过官方以小篆为正体字形，民间则大多使用隶书字形的情形。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可以允许官方和民间在用字上有一定差别呢？譬如，内地官方可以简化字为正体，民间则繁简由之；台湾官方可以繁体字为正体，民间也繁简由之。
实现“书同文”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即现阶段，先要求书同“字”，而不要求书同“形”；第二步，待条件成熟后，再讨论书同“形”乃至完全实现“书同文”的问题。也就是说，目前的“书同文”，并不是要求只书写统一的简体字形或统一的繁体字形，而是应要求既书写统一的简体，也书写统一的繁体。因此，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应是尽快制定出统一的简体字形标准和繁体字形标准，而不是进行或简或繁的无休止争论。就是说，“书同文”的字形标准应该有繁、简两套，以供各方各取所需。傅永和先生编的《规范汉字综合表》的体例，可供我们参考。
1.3字体标准问题
字体是汉字体系在某一范畴中所具有的共同的字形体式。从历时范畴上看，汉字曾发展出甲骨文、金文、大篆、六国古文、小篆、隶书、楷书等多种字体；从共时范畴上看，在某种历时性字体中，往往还包括正规体、草写体，以及欧、柳、颜、赵等个人风格性字体等；印刷术出现以后，还出现了手写体和印刷体等。某个汉字字形，在什么情况下应使用什么字体，而不应该使用什么字体，就属于字体标准的规范问题。
当前，与字体标准有关的主要是新、旧字形问题。内地实行汉字改革以后，对简化字和繁体字的字形都进行了改进，推出了以《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1965）为标准的新形字体，俗称“人民体”。而台湾和港澳则基本上仍沿用老式的旧字体。我们要确定“书同文”的印刷体标准，就必然要考虑使用新字体还是旧字体的问题。到底哪种字体好，恐怕也要做深入研究和讨论，才能取得一致意见。
另外，宋体、楷体等各种印刷体之间，也存在字形差异问题，如宋体的“心”和楷体的“心”等。我们在确定印刷体的标准时，不能只考虑宋体的字形标准，而应将各种字体的字形标准都考虑在内，要制定一整套变形规则，如笔画变形规则、部件变形规则等，以使构形规则化，让人们觉得有章可循，否则，即使搞出了标准印刷体，也难以推行。
1.4字序标准问题
字序问题包括两个方面：⑴个体汉字内部的笔画和部位顺序；⑵汉字系统内部个体汉字间的排列顺序。相对来说，前者比较容易统一，而后者则仍未找到理想的标准。汉语的字典、词典，查检起来特别麻烦，就是因为我们尚未找到理想的字序标准。“书同文”标准字的排序，可以在继续沿用传统排序法的基础上，适当推出部分新排序法，如与计算机输入码一致的编码排序法等。
1.5字音标准问题
从表面上看，字音标准问题似乎与“书同文”关系不大，实际上并非如此。首先，“语同语”是“书同文”的基础和前提，如果不实现“语同语”，也就无法实现“书同文”。就拼音文字而言，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发音不同写法自然也就不同。汉字似乎特殊一些，因为它具有超方言的特点，但实际上其“超方言性”也是以各方言间的有对应的方面为基础和前提的，在各方言间非对应的方面，其“超方言性”就不存在了。如广东话写作“无的弹”（mu？di tan），是“好得没的说”的意思，这在北方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其次，作为“书同文”标准的个体汉字，都需要注上标准的读音，语音标准不确定，就无法给标准字注音。
不管是内地的“普通话”还是台湾的“国语”，都选取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在大的方面为“语同语”和“书同文”奠定了基础。但就个体汉字的具体读音看，仍然存在很大差异，如两岸的“审音表”就不完全相同。在这方面，周有光先生提出的“是否改弦易辙，索性走‘方言普通话’的道路”的问题，孔宪忠、胡百华等先生所提出的“音混症”问题等，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是，普通话或国语的正音标准规定得太严，连北京人、某些推普者以及国家领导人等，都不能做到完全符合标准，是否妥当？规范和统一，是否一定意味着“整齐划一”？允许某些字的异读音的存在就不规范了吗？在标准语读音中，是否一定要突出强化“轻声、儿化、变调”等多数人难以把握的现象？我们是否过分强化了各方言特别是各北方方言之间的差异呢？这些过去被忽略了的“反思性”问题，是否到了应该加以认真考虑的时候了呢？
语音标准与其他标准一样，都存在一个刚性与柔性的矛盾问题。过去我们过分强调其刚性的一面，教训是深刻的，如《异读词审音表》难以深人群众，群众对学习普通话望而生畏、信心不足，连播音员都经常读错字音等。作为一种标准语而让大多数国人觉得可望而不可即，的确是令人伤心的。如果适当强调一下语音标准的柔性，在经过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默许某些音混现象的存在，使一字多读的范围适当放宽，让多数国人感觉到自己离普通话不太遥远，也许是加快推普进度的值得探索的道路。
1.6字义标准问题
要确立标准的印刷体字形，还必须配备一套字典，将标准字的字义确定下来，否则，在不同方言区、不同人笔下，同一个字有不同用法和意义，也就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书同文”。因此，字义问题也是确立标准字时必须认真考虑的重要因素。两岸虽然都有各自的几部权威性辞典，但用作“书同文”的标准恐怕都不太理想。若要编一部“书同文”辞典，势必牵扯到更多的问题，需要做很多事情。
2关于“书同文”的“文”
关于“书同文”的“文”，是否专指汉字呢？我们认为是不能专指汉字的。汉字作为汉语的主要书写工具，自然不能排除在“文”的行列，并且应当给以首要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书写汉语的符号体系并不仅仅是汉字一种，汉语拼音字母、数字、标点符号等，也都是书写汉语的符号体系，并且同样存在能否“书同文”的问题。就是说，在强调汉字“书同文”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了汉语拼音、数字和标点符号等的“书同文”问题。汉字的“书同”问题要研究，汉语拼音等其他符号体系的“书同”问题也要研究。下面着重谈谈汉语拼音的“书同”问题。
汉字在表记汉语的意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在表记汉语的语音方面却往往力不从心，如记写拟声词、音义外来词时的蹩脚表现等，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此，充分发挥汉语拼音的辅助作用，强化汉语拼音的副文字地位，既是汉语发展的要求，也是对汉字功能的完善性补充，是非常必要的。正如胡百华先生所说，“汉字的发展要有所突破，必须要能兼容纯粹表音、即能配合汉字共同使用的‘音符’；这样汉语人才有机会去习惯并能娴熟地运用普通话的声母、韵母以及可采用的全部音节；换句话说，汉文字必须拥有客观表音的各式符号，也就是大家渔具齐备，便不用靠‘浑水摸鱼’过日子了。”（胡百华，1999）目前，要实现汉语拼音系统的“书同文”，需要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
2.1“拼音方案”的标准问题
鉴于内地的“拼音方案”的 “国际标准”地位已经得到国际上的普遍承认，台湾已经决定从1999年9月份开始，推行经过改进的内陆拼音方案。这对于汉语拼音的“书同文”来说，自然是一件好事，它标志着两岸“拼音方案“的标准问题已基本解决。尽管如此，由于“拼音方案”仍然不是拼音文字，而且无法成为拼音文字，因而如何找到一种更接近拼音文字的“拼音方案”，仍需要继续研究。
当然，其他思路也是可以考虑的，如采用“注音字母”或“国际音标”等。“注音字母”比“罗马字母”（即用罗马字母书写的国际音标或汉语拼音）更接近汉字，对保持文面的美观一致有好处，但却与国际文字相去甚远，不利于国际流通；“罗马字母”虽然便于国际流通，但却与汉字格格不入，若大比率使用（如音译外来词、拟声词的汉拼化等），很容易造成文面上的参差不齐，影响版面的美观性。
2.2“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问题
在确定了标准的“拼音方案”后，还应界定“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我们认为，借确立“书同文”标准之际，适当扩大“拼音方案”的作用，如拼写音译外来词和拟声词等，并以“书同文”标准的形式肯定下来，不仅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是完全可行的。
随着英语文化等外族文化的渗透，汉语中外文符号逐渐增多起来，人们对读写外文字母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有些播音员也经常把“汉语拼音”当作英文字母来读，这种语言渗透现象，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的。如果我们确定了用“汉语拼音”书写外来词汇的原则，让大家有所遵循的话，就可遏止这种汉语书写外语化的潮流，并最终实现外来词汇汉语化的目标。
另外，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音译外来术语的大量涌进，一种术语多种译法的问题显得非常突出，大大影响了学术交流的效率。例如同一个语言学家geoffrey leech，在汉语中则有“里奇”、“利奇”两种译名；同一个社会学家durkheim, emile，在汉语中则成了“涂尔干·埃米尔”，“迪尔克姆”、“ 迪尔凯姆”、“杜尔克姆”、“杜尔凯姆”等5个人；同是瑞典人，同姓bergman，化学家t. o. bergman按译名规范译为“伯格曼”，作家h.f.e. bergman，却因要按习惯译成“贝里曼”。（陆嘉琦：1998）这些现象都与汉字的示音能力低下有关。如果用拼音书写外来词语，就能避免“同音异字”的问题，如果同时也解决了汉语拼音字母同国际音标的对应问题，“同名译异”的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在这方面，刘涌泉先生等做了不少研究工作，我们可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好其必要性、可行性等问题，为音译外来词语汉拼化的最终实现做好理论准备。
如果说用“汉语拼音”书写音译外来词语有利于对外学术交流的话，那么用汉语“拼音书写”拟声词，主要是为了改变拟声词书写混乱的局面。如“哐啷”、“桄榔”，“汲汲呱呱”、“嘀嘀咕咕”，“叽叽嚓嚓”、“唧唧喳喳”、“叽叽喳喳”等，同一声音不同书写的情况大量存在。如果用“汉语拼音”书写拟声词，不仅可以解决书写混乱问题，而且可以省去记忆那些专用来书写拟声词的汉字，如“叽”等。从汉语信息化处理的角度说，将拟声词拼音化，对分词处理将大有好处。当然如果将所有虚词都拼音化，则会更有利于汉语的信息化处理。由于拟声词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是纯粹的声音符号，又基本不存在拼不出的音节，因此，也许比音译外来词更容易实现其书写形式的汉拼化。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就经常使用拼音字母书写拟声词。尽管如此，能否全部推开，能否带来某些意外的麻烦等，仍需要认真研究。
3结语
综上所述，就建立“书同文”的标准来说，上述诸问题不仅都是需要首先予以解决的，而且都是必须经过认真研究、广泛讨论才能得出答案的，因此，本文只是从总体上把问题提了出来，并未作展开性论述，况且，这些问题间的联系比较紧密，在解决某问题时，必然也涉及到其他问题，所以，由大家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分头来做比较合适，只靠少数人的力量恐怕是办不到的。
参考文献
周有光《向信息化时代迈进》（《语文现代化论丛》第2辑，14-19，语文出版社，1996
刘涌泉《语言规划和中文信息处理》（《语文现代化论丛》第2辑，语文出版社，1996）
孔宪忠《五骂祖宗：可怜的汉语语音》（《语文建设通讯》第56期，16-24，1998.7）
罗维明《关于汉字异读的几个问题》（《语文建设通讯》第57期，58-60，1998.10）
姚德怀《“规范普通话”与“大众普通话”》（《语文建设通讯》第57期，58-60，1998.10）
陆嘉琦《关于外国人名、地名翻译的思考》（《语文建设通讯》第58期，35-38，1998.12）
关键词：音节结构 学习难点 教学
一、引言
综观三十多年来的对日汉语语音教学研究，我们发现，研究者们关注的角度在不断细致和深入。但就发展趋势来看，研究者们越来越把眼光放在两种语音的细微差异上，把语音的基本构成要素作为分析的重点，而对于最容易直观感受的语音单位——音节缺乏足够的重视。音节是语音的基本结构单位，也是听觉上能自然感觉到的最小语音片段[1]（P34），而汉语又是典型的音节语，音节是外国学生学习汉语最直接的存储单元。因此，从音节层面分析汉、日语音差异，了解日本学生学习汉语语音的难点所在，有目的地进行教学内容设计，对于促进对日汉语语音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汉、日音节结构模式比较
音节是构成语言最直接的一级语音单位，音节结构的不同造成了不同语言在听感上的差异。汉语音节较为舒缓，日语音节则平直短促。
（一）汉语音节结构模式
现在分析汉语音节往往将传统声韵学与西方现代音系学相结合。除去声调的考虑，普通话音节有以下12种情况：
零声母时：（1）只有一个元音韵腹（如“a”）
（2）韵腹+元音韵尾（如“ao”）
（3）韵腹+辅音韵尾（如“ang”）
（4）韵头+韵腹（如“ia”）
（5）韵头+韵腹+元音韵尾（如“uai”）
（6）韵头+韵腹+辅音韵尾（如“üan”）
辅音声母时：辅音+以上6种情况（如“ka、kao、kang、jia、kuai、juan”）
根据以上12种结合方式，可以把汉语普通话音节结构模式归纳如下：
（C）+[（V1）+V2+（V3/N）]
普通话音节由两部分组成，前面小括号中的“C”是表示声母的辅音，后面中括号中的部分是韵母，韵母中元音“V2”是音节中不可缺少的成分——韵腹，韵腹前可以有一个元音“V1”作韵头，韵腹后可以有韵尾，韵尾由元音“V3”或鼻辅音“N”充当。
（二）日语音节结构模式
不考虑声调因素，普通话音节有410个左右，而据相关资料统计，日语通用音节只有112个，加上不常用的外来语单词音节，也只有130个左右。[2]（P31）与汉语相比，日语音节结构要简单得多。
日语中的五个元音又称为“母音”，可以自成音节，其他音节基本上都是由辅音与5个母音组合而成的（拗音除外）。日语音节的构成有以下几种情况：
表1：日语音节构成情况
辅音（C） 半元音（V1） 元音（V2） 辅音（N） 例字
[a] あ
[k] [a] か
[k] [a：] かぁ
[s] [a] [?] さん
[k] [j] [a] きゃ
[t?] [j] [a] [?] ちゃん
参照汉语音节结构模式，可以将日语音节进行如下归纳：
[（C）+（V1）+V2]+（V2/N）
日语音节同样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但元、辅音的结合情况与汉语不同。汉语音节由“声”+“韵”两部分构成，而日语音节中前一部分“C+V”结合非常紧密，后面小括号中的部分则与前一部分相对分离。当日语音节出现主要元音重叠或鼻辅音结尾时，其发音像是把汉语音节中的韵尾部分拉长了一样，整个音节的时长也增加将近一倍。
（三）音节结构异同对比
从对比来看，汉、日音节结构存在不少共性：（1）元音在音节中处于核心地位，辅音在元音的前面或后面，依附于元音；（2）音节内不存在辅音丛；（3）音节结尾的辅音只能是鼻辅音。
当然，汉、日音节的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与汉语音节相比，日语音节结构单纯，组成音节的音素数量少，以开音节为主，音节短促。
（四）声调
汉语是典型的声调语，声调对于辨别意义起着重要作用，且汉语的声调是旋律型的，贯穿整个音节，属于字调，是音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日语高低型的声调与重音系统合二为一，很少具有辨义功能[3]（P100），且这种音高变化存在于音节之间，属于词调，不是音节的必要组成部分。
三、音节构成差异及学习难点
通过汉、日音节结构的对比，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出两种语言在音节层面上的共性、相似点和差异。在二语教学中，母语中“所没有的是教学的重点，同中有异则是教学的难点”[4]（P13）。从音节角度来看，日本学生学习普通话音节的困难主要体现在韵母的掌握、声韵母的拼合以及日语所缺少的声调等方面。清楚了日本学生汉语语音学习的重点和难点，我们就可以有目的性地设计教学内容和训练环节。
（一）普通话韵母学习难点
李新魁指出，“汉语音节结构的多样性基本上取决于韵母的构成以及声母与韵母的配合关系”[5]。汉语普通话有39个韵母，按结构成分可分为单韵母、复韵母和鼻韵母三类。单韵母结构是日语中常见的音节结构，而复韵母与鼻韵母与日语音节差异较大，日本学生在学习时容易出现偏误。
1.复合元音导致的复韵母学习难点及教学
汉语复韵母由复元音构成，分为前响（ai、ei、ao、ou）、中响（iao、iou、uai、uei）和后响（ia、ie、ua、uo、üe）三种情况。复元音的发音由前一个音的发音状态快速滑向另一个音的发音状态，舌头的运动是滑动的，音质的变化是连续不断的，两个元音融合在一个音节中，如“爱（ài）”。日语只有元音的连续，而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复合元音。[6]（P129）与元音复合不同，元音连续是多个音节，每个音有各自清晰的发音，音节的响度基本相同，音节界限分明，舌位的变化不是滑动的而是跳跃的。如日语的“爱（あい）”就是两个元音[a]和[i]的连续，两个元音音节互不干扰，中间有明显的界限。汉语中也有元音连续的情况，如“阿姨（āyí）”，但这与复合元音的性质完全不同。
图1：汉语复合元音“ai”与日语连续元音“あい”的语图比较
日语中有一种特殊的音叫作“拗音”，是由“い（i）”段假名及其对应的浊音和半浊音的辅音，与“や（y）”行假名“や、ゆ、よ”拼合而成的。日语拗音音节有三十多个，占日语全部音节的四分之一还多，是日语中一种重要的音节模式。日语拗音的结构即音节结构模式中“[（C）+（V1）+V2]”这一部分，“V1”对应半元音[j]，“V2”对应元音[a]、[?]、[o]。虽然拗音音节中“半元音+元音”的结构类似于普通话中有韵头的二合复元音，但在实际发音时，受日语大多数音节（C+V2结构）的影响，这个半元音通常弱化为一种腭化特征，如“きゃ[kja]、きゅ[kj?]、きょ[kjo]”，发音极为短促。且日语中能处在辅音与主要元音中间的只有半元音[j]，因此拗音只是日语中较为特殊的一种发音。
由于日语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复合元音，因此受母语影响，日本学生学习复韵母时容易出现以下几种偏误：
（1）复韵母发音容易出现动程过小的问题，将复韵母念得像单韵母。如日本学生容易将“ou”发成[o]，将“uo”发成[?]。
（2）复韵母发音时各部分元音的融合情况不好，韵头、韵尾容易咬得太死，舌位移动不够平滑，使元音的复合听起来像元音的连续。
（3）声母和韵头结合不紧密，韵头容易丢，圆唇韵头易读成不圆唇。
要纠正这些偏误，就需要教师在教授复韵母时讲清复韵母中各元音的实际发音，指出复韵母中只有主要元音的发音最为明显，韵头的发音极短极轻，表示复韵母发音的起点，而韵尾则表示发音终结的趋向，并不是音的实际落点。此外，教师还可以放慢发音过程，让学生充分感受发复韵母时舌位和口型的连续变化。
2.鼻音韵尾导致的鼻韵母学习难点及教学
普通话音节中舌尖鼻音[n]和舌根鼻音[?]可以处在音节结尾，形成闭音节。普通话鼻韵母中，鼻辅音韵尾表示发音落点止于鼻腔的一种闭合状态，发音位置相对固定，虽然韵腹（V2）的发音最为响亮，但其实际音值受鼻辅音韵尾影响较大。日语以开音节为主，当拨音（ん）出现在音节结尾时，具有与汉语鼻辅音韵尾相同的性质，形成日语中的闭音节。与汉语不同的是，日语主要元音（V2）发音位置固定，而拨音受前后读音环境影响很大，有时为[m]，有时为[n]，有时近似[?]。但不论“ん”发成哪个音，在日语中都不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因此[m][n][?]可以归并为一个音位。且日语拨音对应音节结构模式中的第二部分“（N）”，与前面元音的结合没有汉语那么紧密，较多地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发音较为清晰完整，且具有一定的时长。
由于日语音节中的鼻辅音韵尾（拨音）在发音时实际音值变化较大，因此，受母语迁移的影响，日本学生容易出现前后鼻音发音不稳定的情况，把“an、en、in、un、uan、ian”等读成“ang、eng、ing、ueng、uang、iang”等的现象极为普遍，且很难纠正。
王彦承认为，影响日本人发好鼻韵母的原因是他们不了解鼻韵母中元音的实际音值与拼音符号并不完全一致，仅按照汉语拼音的书写符号来念往往很难念准。[2]（P32）以“a”为例，“ian”中“a”的发音接近前、半低、不圆唇元音[ε]，“uan、üan”中的“a”则接近舌位更低一点的[?]，而“ang、iang、uang”中的“a”则实际发成后元音[ɑ]。因此在教学中向学生说明鼻韵母中元音的实际音值，有助于学生对鼻韵母的掌握。此外，普通话鼻韵母共有16个，其中前后鼻音相对的有7对，即“an-ang、en-eng、in-ing、ian-iang、uan-uang、uen-ueng、ün-iong”，另外还有一个“ong[u?]”和一个“üan [yan]”，因此在教学时可以采用成对教学的办法，将前后鼻音对比着介绍给学生。
（二）辅、元音结合规律及教学
普通话音节中，辅音和元音的结合规律体现为声、韵母的拼合规律，而声母的发音部位与韵母四呼具有整齐的配合规律：双唇音[p、p?、m]只和开口呼、齐齿呼及合口呼中的[u]相拼；唇齿音[f]只和开口呼及合口呼中的[u]相拼；舌尖中清音[t、t?]不能和撮口呼相拼；舌尖中浊音[n、l]和四呼都能相拼；舌尖前音[ts、ts?、s]、舌尖后音[t?、t??、?、?]以及舌根音[k、k?、x]都只能与开、合二乎相拼，不能与齐齿呼和撮口呼相拼；舌面音[t?、t??、?]则与上三组相反，只能与齐齿呼、撮口呼相拼，而不能与开、合二乎相拼；零声母是全功能的，能与四呼相拼。
仿照普通话声韵拼合规律，可将日语音节中辅音与元音的配合情况表示如下：
比较来看，汉语辅音与元音的配合较为系统、严整，而日语中某个辅音只能与特定元音相拼合的情况要多一些，如[?][ts]只能跟[?]相拼，[t?][d?][?][?]都只能跟[i]相拼。由于日语中没有舌面前、高、圆唇元音[y]，相应地也就缺少撮口呼，所以撮口呼应成为教学的重点。拗音音节由于在辅音和主要元音之间有一个半元音[j]，所以拗音与辅音的结合规律跟单元音[i]与辅音的结合规律是一致的，这些一致性可以在教学中加以利用。
（三）声调难点及教学
日语虽然也有音高的变化，但其性质与汉语声调有很大不同，因此汉语存在于音节内的旋律型声调对日本学生来说仍然是学习的难点。研究显示，日本学生学习汉语声调时阳平调的错误率最高，其次是上声调，而且两个声调容易相混。[7]（P188）
“五度标记法”是讲解汉语普通话声调时的常用方法，这种标记方式与中国人的语感以及普通话声调的声学特征是相符合的。向外国学生讲解汉语声调时，可以借助多重感官通道，如发音时用手势进行引导，或者让学生借助头部动作来模仿汉语声调的升降曲折变化，帮助他们对这种旋律型声调进行认知。
但也有学者认为“五度制标调”不能突出四个声调的区别性特征，因而不利于留学生掌握，采用声调音系特征矩阵来讲解效果相对好些。
通过矩阵图不难看出，普通话声调具有区别特征显著、高调多的特点。其中阳平调“高”和“升”的特征突出，上声虽是先降后升，但与阳平调相比，最主要的特点是“低”和“降”。萨加特（Sagart）对普通话上声作的声学分析实验结果也显示，普通话上声调中下降段和低平段的时间相加达260毫秒以上，而上升段只占140毫秒。[8]（P154）因此吕必松、等提出，在教外国学生上声调时，应先教上声的变体“半上”（21），然后再教本调（214）。[9]（P114）
（四）记音符号导致的拼读难点
初级汉语语音教学往往借助汉语拼音这套记音符号作为辅助。与国际音标不同，汉语拼音并不能完全准确地记录汉语语音的实际音值。日语也有一套用于记音的符号——罗马字，日语罗马字与汉语拼音虽然有些符号一样，但标记的音却不同，因此日本学生通过汉语拼音来认读汉语音节时，很容易受罗马字的影响出现错误。
1.声母认读难点
（1）“f”在汉语拼音中表示唇齿擦音[f]，而在日语中表示“吹火音[?]”，受母语影响，日本学生容易将唇齿擦音读为双唇擦音。
（2）汉语拼音方案用“zh、ch、sh”来记录卷舌音，用“j、q、x”来记录舌面前音，这两组辅音都是日语所没有的，对日本学生来说本身就比较难掌握。而日语罗马字用“ch”和“sh”来标记舌叶清音[t?]和[?]，用“j”来标记舌叶浊音[d?]，因此日本学生在学习“zh、ch、sh”和“j、q、x”时容易受母语影响发成舌叶音。而且由于舌尖前音、舌尖后音、舌面前音、舌叶音这几组辅音在舌位上的差别非常细微，因此日本学生在学习这几组音时很容易产生混乱。
（3）“r”在日语罗马字中记录闪音[?]，与汉语边音[l]发音相似，而汉语中的“r”记录的是卷舌浊擦音[?]，因此日本学生读“r”声母音节时就容易出现“r、l”不分或发成闪音的情况。
2.韵母认读难点
（1）为避免“u”和“n”在书写时发生混乱，汉语拼音方案用“ao”和“iao”来标记[au]和[iau]，以区别“an”和“ian”。如果在教学中不讲明这两个韵母的实际发音，学生按照字面去拼读就很难读准确。
（2）汉语拼音中“i”负担着记录舌面高元音[i]及舌尖元音[?][?]的任务。如果在教学时不讲清这两者的区别，学生在读“zi、ci、si”和“zhi、chi、shi”时就容易按照单韵母“i”的音值来读。
（3）舌面前、高、圆唇元音“ü[y]”在日语中是没有的，是日本学生掌握的难点，而“ü”的书写规则对于外国学生来说又比较复杂，因此学生在认读时容易出现“ü”念成“u”或“i、ü”不分的情况。
（4）汉语拼音方案中将“iou、uei、uen”缩写为“iu、ui、un”，教学中需要对学生进行解释，否则学生会读得很不自然。
这些记音规则都是人为规定的，即便存在不合理性，却也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改革，因此教师一定要认识到学生容易出错的地方，在教学中加以引导和强化。
四、结语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将汉、日两种语言在音节层面进行对比分析，对于对日汉语语音教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两种语言在音节结构上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日本学生在学习汉语音节时面临不少困难，容易出现偏误。通过对比两种语言的差异明显地显现出来，在教学中就能“对症下药”。
当然，仅通过对比分析这一种方法进行语音教学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随着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的发展及各种相关理论和方法的提出，运用新理论、新方法对语音各个层面进行更细致的分析，是对外汉语语音教学走向完善的必由之路。
注 释：
[1]周一民.现代汉语[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王彦承.汉日语音对比与对日汉语语音教学[J].汉语学习，1990，（6）.
[3]史有为.语音感知与汉日语音比较[J].汉语学习，2012，（2）.
[4]李如龙.论汉语国际教育的国别化[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2，（5）.
[5]李新魁.论普通话的音节结构[A].语言研究论丛[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6][日]余维.日、汉语音对比分析与汉语语音教学[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4）.
[7]毛世桢.对外汉语教学语音测试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8]吴宗济，林茂灿.实验语音学概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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