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生态哲学、环境伦理成为国内外普遍关注的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尤其以儒家为代表的“天人合一”思想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扩充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源泉。古代文明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成果。中国古代凭借其相对独立的生态环境，创造了世界上许多先进的文明成果，包括十分丰富的生态文明成果。在中国传统的天人和谐基础上对近代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使科学发展、和谐社会理念深入人心，无论对中国自身发展还是对维护全球生态安全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古代社会；生态文明
自有人类文明史以来，生态文明始终是人类一切文明的基础。古代文明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成果。中国古代凭借其相对独立的生态环境，创造了世界上许多先进的文明成果，包括十分丰富的生态文明成果。近年来，学术界对现代生态文明研究较多，并出了一批成果，但对古代社会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思想却研究不多，即便有些成果也较为零碎。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生态文明思想及其实践进行研究和总结，于今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推进现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生态文明思想的产生
（一）产生并树立了生态文明意识和观念
先民最早的生态思想萌芽于对动物和自然环境现象的图腾崇拜。自新石器时代进入农耕文明以后，其生态意识和观念便进一步确立和强化。先民历来把自然生态环境看作是自己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而且形成了许多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自为意识、观念和行为规范。《易经》记录了周人的多样化生态活动，对自然界的各要素，以及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有许多精辟论述，是一笔宝贵的生态文明遗产。《礼记・月令》里有许多按季节生产和保护性规定记载。汉代，对保护利用山林川泽及其生物资源则更为重视，如《淮南子・主术训》所记的“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摩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豺未祭兽，置罩不得布于野；獭未祭鱼，网罟不得入于水；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于溪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虫末蛰，不得以火烧田。孕育不得杀，觳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发若蒸气，禽兽之归若流泉，飞鸟之归若烟云，有所以致之也”。
（二）产生并确立了系统生态思想和观念。
古代的“天地人合一”思想，是古代朴素的系统哲学思想，也是古代朴素的系统生态思想。汉代董仲舒认为，天地人三者之间虽然各有各的作用，但它们是“合而为一”的。他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强调，“事物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在《春秋繁露・立之神》中主张“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不可一无也。”道家则提出了天人一体思想，《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中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说的这个道理。《道德经》第三十四章说的“万物归焉而弗知主，则恒无名也，可名日大”。
（三）重视并强调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在古代社会，社会转型或政权更替不仅仅是政治概念，而且也是生态概念。社会转型或政权更替往往受到生态条件及其要素的影响和制约。历史记载，盘庚迁都是因为丧失了生存环境。夏商周王朝在黄河中游地区崛起，成为古代文明的中心地区，生态条件则是其重要原因，而恰恰又是恶化了的生态环境，使夏朝因伊洛干枯而灭亡，商朝因黄河干枯而灭亡。宋代放弃多朝故都长安与洛阳，发生经济文化中心南移，也与黄河流域生态全面崩溃密切相关。明清时期，走的依旧是以鼓励垦荒为主，辅以兴修水利、轻徭薄赋、完善仓储赈济制度，以达到最大限度增加土地资源，养活当时耕地上的过剩人口的老路。
二、生态文明思想给当代社会的启示
（一）如何认识和对待古代社会的生态文明思想
就中国古代社会的整个生态建设而言，虽然受战争灾害、农本思想、政权更替、人口激增、过度垦殖、滥砍乱伐等因素影响，甚至有因这些因素阻碍经济发展、危及社会稳定、影响国家政权的现象发生，但它始终是一时的、断裂的、区域的，而不是长久的、持续的、全局的。因此，对古代社会，特别是对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生态观、环境观和发展观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进行科学合理的继承和扬弃，有助于我们今天推进生态文明、和谐社会与新农村建设。
（二）如何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基础条件，在不同时期或区域影响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以及政府的决策运行和政策法规制度的制定，甚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它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在开发利用生态环境资源过程中，必须时刻注意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某种程度上说，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就是变生态环境资源为人类社会财富的过程。当前的重点就是解决好人类社会需求与生态环境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着力强化人们的生态环境观，并通过制定和完善各种配套政策措施与法律法规来保障。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转变发展方式，尽快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发展模式诱发的生态环境危机。
（三）如何认识推进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人类的生产活动可分为物质产品生产、人类自身生产、社会生产、制度生产、精神产品生产、生态环境生产六个方面，与这六种生产活动相对应的文明成果分别表现为物质文明、人本文明、社会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等等。生态文明重点是处理好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人本文明重点是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社会文明重点是处理好人与社会的关系，政治文明重点是处理好人与政治的关系，物质文明重点是处理好人与物质的关系，而精神文明则重点是处理好人与精神的关系。生态文明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和人类自身各个领域，并为其提供必不可少的生态基础，其它的文明不能包容生态文明的全部内涵。追求文明，创造文明，享受文明，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动力。中国古代社会中蕴含的生态文明思想，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博大精深，重视和加强其研究，对中国生态文明史乃至整个中华文明史都有着巨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熊大桐.中国林业科学技术史[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5：14―60.
[2] 熊大桐，曾正德等.中华大典・林业典・森林培育与管理分典（普查资料）[z]，2007.
[3] 曾正德.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进林业和生态环境建设[N].光明日报，2002―05―13（2）.
[4] 王巍.自然环境变迁与史前文明演进[N].光明日报，2003―02―02（7）.
关键词：郭雪波 生态文学 创作源泉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西方现代文学对新时期蒙古族生态文学的影响研究” （13CWW014）；内蒙古教育厅高校科研项目/内蒙古科技大学创新基金“西方生态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当代蒙古族散文创作的影响” （NJSY163/2014QDW024）；内蒙古科技大学外院外语教学基地研究项目“西方生态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及其思想的传播”（JY2014107）的阶段性成果
著名蒙古族生态文学作家郭雪波的作品在中国生态文学界享有很高声誉，曾被誉为沙漠之子。纵观郭雪波的作品，基本都是抒写蒙古草原生态或蒙古传统文化的，其主题大多是对草原生态遭到破坏的揭露，对人类贪欲的批判。本篇文章从生态学、宗教学、民族学以及外来文学等角度探讨了郭雪波生态作品的创作源泉。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蒙古草原生态危机
蒙古族世代生活在蒙古草原上，他们把草原当成自己的母亲，当成了自己的家。著名蒙古族歌唱家德德玛的一首《美丽的草原我的家》，优美的歌声让人们仿佛感受到了蒙古草原的美丽景色。然而，随着中国工业的飞速发展以及矿藏的过量开采，草原的生态遭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和破坏。内蒙古迅速扩大着沙化的领地，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滥砍滥伐令人吃惊，曾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昔日辽阔的蒙古草原、茂密的大兴安岭森林正在渐渐地远去，取而代之的是每年春天都会发生的遮天蔽日的沙尘暴和肆虐草原、日益扩大的沙漠化。
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以及内蒙古草原荒漠化的日益严重使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80年代早期就开始关注家乡的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鲜明特色的蒙古族生态文学就在这些作家的笔下诞生了。有血管里流淌的是沙子之称的蒙古族著名作家郭雪波就是其中之一。郭雪波出生在科尔沁沙地西南部库伦旗沙坨子村，村子的后边就是大片的沙漠，叫“塔民查干沙漠”，汉语的意思是“地狱白沙”。这片沙漠面积几十万公顷，放眼望去白茫茫一片，寸草不生。郭雪波在小说《银狐》的创作自述中曾说：“虽然我现在常年居住在北京，但是我的心还是在我内蒙古大草原上，在我的故乡科尔沁沙地，那里是我文学创作灵感的来源，那里是一片令我魂牵梦绕的富有灵性的土地。”[1]在创作语录中，他还说：“我要感谢天――大自然，就是在那沙沱子，在那不枯不竭不灭的生命群体中间，我感受到生命的含义、生命的哲学以及生命的伟大。于是诞生了我的《沙漠文学》、《沙狐》、《沙狼》、《沙棘》、《苍鹰》、《饭荒》、《狐 啸》、《火宅》、《大漠魂》、《大漠狼孩》等长、中、短篇小说，几百万字的东西就那么喷薄而出了。”[2]由此可以看出，全球化背景下的蒙古草原生态危机为郭雪波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
二、世代传承的蒙古族传统生态思想智慧
在与自然长期交往过程中，蒙古族认识到自然力量的可怕，人只有与自然和睦相处才能更好地生存下来，否则将会受到自然的惩罚。因此，蒙古人对自然有着极为复杂的情感。自然的神秘与可怕，让他们心中充满着好奇与畏惧；自然的恩赐，又让他们心中满是感激。出于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激，蒙古族对自然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保护措施，从而形成了一些可贵的环保思想与生态智慧。蒙古族生态意识的形成离不开那些包括习俗、宗教、哲学等社会意识的指引和督促。而郭雪波认为民族传统习俗的遗失和民族自然生态危机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
在《父爱如山》这篇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中他以事实告诉读者，蒙古人不尊重地理特点，放弃传统居住方式必将带来严重恶果。蒙古包的居住方式凝结着蒙古人长期游牧生活所总结的民族生存智慧，小说中丢弃了传统居住方式的蒙古人最终遭到了自然的严厉惩罚。
萨满教是蒙古游牧文化的基础，萨满教认为万物有灵，所以蒙古族特别反对对草原的滥垦，对森林的滥伐和对湖泊、河流的污染，这样的宗教观对蒙古族生态意识的形成有不可磨灭的贡献。郭雪波的许多作品多充满着萨满宗教的神秘，有着一种亲近自然、关爱自然万物生命的宗教情怀与宗教精神。在《天风》中萨满教法师老孛爷对于我们来说是那么久远的一个存在，是一个非常陌生的事物。故事最终以老孛爷和列钦达日玛老奶奶两位老人的离去结束。这其实是一种暗喻，萨满教或者说老孛爷的受冷落，也就是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失衡。作者借这个故事表达了对这种原始宗教渐渐远离人们的忧伤之情，并以此传达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思。
在郭雪波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对蒙古族传统生态思想智慧的传承。有些作品对传统生态保护措施进行了详细的描绘，有的作品则对萨满宗教生态思想情有独钟，体现了作家对传统生态思想智慧的认可与继承，表达着他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
三、历史悠久的蒙古族民间文学的滋养
民间文学起源于原始文化，体现着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和宗教观念。它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源头，为作家的成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养料。蒙古族民间文学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而具有浓厚的生态意味，古代蒙古族就曾把狼、鹿等动物视为图腾，民间文学则很好的保存了这一观念，成为了包括郭雪波在内的当代众多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
在郭雪波的众多作品中，动物成为他们笔下最为常见的意象之一，如《银狐》、《沙狐》中的狐狸，《狼孩》中的母狼等等。小说《银狐》中塑造了集魅惑、邪恶和聪慧、善良于一身的狐狸姹干・乌妮格，它的行为警醒人类反省自私自大的骄傲情绪，召唤人们要对自然有敬畏情怀。在《狼孩》中，失去了狼崽的母狼，抢去了人类的孩子，并抚养长大。其间，人类与母狼交锋多次，当人带走了狼孩后，那已经老态龙钟但依然勇猛无比母狼独自穿越大漠，几经生死，最终寻得狼孩，双双出逃，重回荒野。那种不折不挠的精神，让人为之动容，狼孩的回归暗示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类最终被荒野中的母狼打败。作者通过“狼孩”的回归荒野，表达了人类欲逃遁工业文明、回归荒野的精神漫游，反思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主题。
四、不断输入的西方生态文学思潮
外来的文学影响对于任何阶段的文学革新都是重要的文化推手。西方生态文学思潮的不断输入，或刺激着蒙古族生态作家在思想上的观念更新，或促使他们对于西方生态文化进行吸收与借鉴，或为其文学创作提供崭新的内容启迪与艺术观照。在西方，一般认为，1962年美国女作家蕾切尔・卡逊的生态文学作品《寂静的春天》的问世标志着世界生态文学时代的来临。《寂静的春天》犹如生态文学的一声春雷，在美国掀起了生态思潮，这种思潮又迅速蔓延到了欧洲乃至全世界。郭雪波曾说“感谢蕾切尔・卡逊女士，一部《寂静的春天》撕开了人类贪婪虚伪的面纱，勇敢地首次举起环保的大旗。”[3] 90在《大漠笔记》中，他对当代文学的病态评论道：“如今的人类，已不畏惧曾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即对神秘大自然的敬畏，对天和上帝象征的宗教神灵的敬畏。尤其对大自然，唯剩下征服和践踏、掠夺。如今我们的文学，已读不到海明威的‘海’、福克纳的老人‘河’，读不到杰克・伦敦的‘荒野’，读不到屠格涅夫、艾特玛托夫的‘草原’，也读不到略萨、马尔科斯南美神秘荒原以及沈从文湘西柔美山水了。当今的们，龟缩在混凝土的巢壳里，在冰冷的电脑里敲打着冰冷的文字，编写着缺少大自然想象的、只有人之间尔虞我诈逐利逐权和无病的故事，有的索性套仿好莱坞三D 片式声色犬马警匪枪战类感官刺激的肤浅东西。”[3] 115郭雪波曾多次提及印度裔作家拉什迪的话：“作家要有上帝的视野”，他认为，“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是一个思想家，他应该站在一个很高的角度、很高的视野，来认识、反思、反视自己的民族和整个人类，才可能达到更高的境界。”[4]可见不断输入的西方生态文学思潮为郭雪波的创作提供了另一源泉。
五、结语
文学就是人学，文学与人类的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作家不断创作的不竭源泉。郭雪波的文学创作既是对全球化背景下的蒙古草原生态危机的反映，又受到世代传承的蒙古族传统生态思想智慧的启迪，还从历史悠久的蒙古族民间文学中得到滋养，同时还受到不断输入的西方生态文学思潮的影响。郭雪波的生态文学作品总是对人类生存的现状与未来表达严肃审思、责任关切，呼吁人们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合理适度利用自然，提倡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使人类的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环境更加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郭雪波.银狐[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6：封三.
[2] 郭雪波.我在跋涉[A]//郭雪波创作语录[M].红豆，2004（12）：8.
关键词：伊斯兰生态伦理思想；生态文明建设；新疆；古兰经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2-0187-02
《古兰经》既是一部宗教的经典，也是第一部诗歌形式的阿拉伯文献，在阿拉伯文化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由于它的内容直接反映了7世纪初发生于阿拉伯半岛并对后来阿拉伯民族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的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所以又是研究和伊斯兰教以及当时半岛社会情况的历史文献。《古兰经》的哲理是伊斯兰教教义学和阿拉伯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法治思想和道德规范，成为中世纪以来伊斯兰当权者经世治国依据。《古兰经》中所反映的道德规范不仅包含了穆斯林的生活戒律，还指导穆斯林们如何与周围环境和谐相处，蕴含着较为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它对当今新疆生态文明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可资借鉴的意义。
一、《古兰经》生态伦理的主要内容
《古兰经》中所阐述的生态伦理思想贯穿着浓郁的伊斯兰宗教色彩，其中不免包括了非科学因素和滞后成分。如《古兰经》认为生态保护的目的是取悦神，进而使神对人产生庇护，获得来世的幸福。这种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是当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所摒弃的，但同时不能否认的是《古兰经》中也存在着很多值得我们注意和深化的生态伦理思想内容。
（一）万物平等
《古兰经》中的生态伦理思想主张动物是和人一样的生命存在，要求人类不仅要相互仁爱，也要将仁爱播撒到包括动物在内的一切有生命的存在。古兰经说：“在大地上行走的兽类和用两翼飞翔的鸟类，都跟你们一样，各有种族的……”[1]动物作为造物主的被造物，存在于这个世界就有其存在和发展的权利。作为代治者的人类要尊重其生存的权利，不仅要从肉体上进行保护，还要对其精神和感觉上进行关怀和体谅。伊斯兰教不仅禁止虐待动物，并且要求穆斯林在屠宰动物时，也要尽量减少动物的痛苦和恐惧。譬如屠刀要锋利，动作要迅速等等。伊斯兰允许为食用其肉而屠宰部分动物，但严禁盲目杀生。伊斯兰教还专门制定规定，在斋月期间和伊斯兰禁地内不准打猎，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发挥了定期保护鸟兽的社会效用。对于植物，早在伊斯兰教初期，就规定必须在人类生活的区域之内保留“喜玛”（Hima）和“哈拉穆”（Haram）。“喜玛”相当于现代的“自然保护区”，有意识地限制人们进入放牧、伐木、狩猎和汲水，为了防止当地特种野生动物和植物品种遭到灭绝的危险。“哈拉穆”相当于今天的公共保护区，实行集体按规定管理，容许公众使用，如草地、水源，但不容许私人占有或无度开采、滥用[2]。
（二）可持续和谐发展
《古兰经》中万物平等思想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伊斯兰生态伦理理论肯定地球资源是有限的。人类应该珍惜有限的资源，过度地开发利用必将导致生物资源和能源资源的枯竭和灭绝。世间万物环环相扣，人类如果肆意妄为，就很有可能引起多米诺效应。这不仅仅给其他物种带来毁灭，最终也会使人类自身走向终点。所以人类作为造物主眷顾的被造物，拥有对资源进行合理利用和保护的智慧和能力，就要肩负起保护资源的使命，合理利用开发自然资源。而《古兰经》对天园的叙述被伊斯兰教作为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最高理想境界。通过对天园自然生态之美的感知，可以体会到伊斯兰教对人类与自然和谐生态美的崇尚。这种理想和追求不断为穆斯林指引着建设生态环境的方向。天园为穆斯林展现了一幅亲切和谐而又生动美丽的生态风景画像。这种理想的自然生态模式极大地鼓舞和调动广大穆斯林创造和谐生态的热情与动力。
（三）人人有责
穆斯林对今生后世、因果报应信服而又尊崇。《古兰经》中将爱护自然环境作为“善行”，认为爱惜大自然就是敬畏造物主，从而可以修得善功，为后世做准备。每个人必定要通过自身的努力，为自己积累善功。因而穆斯林身体力行，顺从造物主确立的自然法则和社会道德规范，由此赢得主的喜悦、生活的安宁。更重要的是伊斯兰教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探索，清楚地明白人类不可能脱离自然生态环境而独立生存，所以人类必须自觉保护生态环境，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
二、《古兰经》中生态伦理思想对新疆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论文摘要]立足于对“艺术繁荣”、古希腊的“艺术形式”等范畴的含义的特别梳理，重新解读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繁荣的“不平衡关系”，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马克思是在平衡论的前提下谈不平衡的。
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繁荣的“不平衡关系”的命题，是一个经典的命题，也是一个被后来的研究者不断解释的命题，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所以如此，乃是不同的研究者站在不同，的角度，对那段手稿中极其简约的、带有思路性并表现为提纲式的话语进行了不同解读，并得出不同意义的结果。例如，早期关于“不平衡关系”是“现象”还是“规律”，的争论和马克思的立旨是在“平衡”还是在“不平衡”的争论等。当然，这些争论的目的都是力图恢复、还原或逼近这个话题的原始意义，但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还原理解，确非易事。笔者认为，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还原理解，第一，要知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第二，要对马克思关于“不平衡”理论表述中所提及的一些重要的范畴、概念(比如“艺术繁荣”、“古希腊的艺术形式”、“历史形式”等)的含义进行必要的界定和梳理。否则，概念理解上的稍稍差异，便会导致话语意义理解上的谬以千里；第三，要结合文本语境与时代语境来理解马克思的表达思路。本文力求运用以上三种方式来重新解读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繁荣“不平衡关系”的命题。
笔者认为，马克思提出物质生产与艺术繁荣的“不平衡关系”的命题，是在承认物质生产与艺术繁荣是平衡的基础上提出“不平衡”的。WWw.133229.cOM
要解释好这样一个悖论性的话题，我们首先要重新解释“艺术繁荣”的含义。“艺术繁荣”(又译作“艺术繁盛”)的含义有两个义项。第一层的意思是指物质“硬件”方面的艺术繁荣。艺术产品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产品，但它要得到“实现”，必须借助于物质载体，比如规模印刷、优良的纸张、精美装帧、大量发行、旺盛的读者购买力、传播与交流速度的快捷等。这样的“艺术繁荣”都与物质生产分不开的，甚至包括作为社会分工而独立的有闲阶级(包括专门的思想家、艺术家等)的出现，也都与物质生产分不开的。第二层意思是指艺术作为特别个性化、主观化和精神创造性特别强的“软件”方面的艺术繁荣。“软件”方面的艺术繁荣又可分为两点。第一，以不可再生性的特有思维方式为标志；第二，以一个、凡个或一批作家高质量、高品位的艺术品的出现为标志；而这些高质量、高品位的艺术品的诞生，主要依赖于艺术家非常个性的卓越的思想力和艺术表现为等。
就“艺术繁荣”的第一层含义来说，马克思承认物质生产的进步与繁荣是平衡的，成正比例的；就“艺术繁荣”第二层含义来说，马克思又认为物质生产的进步与艺术繁荣是不平衡的，不成正比例的。这样，马克思就从“艺术繁荣”的第二层含义，否定并批驳了庸俗的自然唯物论和庸俗的生产力决定论。不平衡的“艺术繁荣”是作为一种比喻的案例镶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一书表述中，的。马克思虽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没有明确地说出物质生产与艺术的“硬件”繁荣，是同步的、平衡的、成正比例的，但是这样一个结论，笔者认为，应是包含于马克思思想逻辑之中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整个的精神文化形态的“硬件”繁荣，都可纳入这一机理之中。
马克思的“平衡”论，可以从两个方面得以说明。第一，可以称之为肯定性平衡。所谓肯定性平衡，就是物质生产(实指物质生产力的进步和与之相道应的物质条件的进步)与艺术的“硬件”繁荣是平衡的成正比例的。也就是说，随着物质生产力的进步，艺术发展的“硬件”也随之进步与繁荣。前面所举的规模印刷、优良纸张、精美装帧、大量发行、旺盛的读者购买力等，即此。甚至包括作为社会分工的有闲阶级(艺术家是其中之一)的诞生，也是物质生产力进步的结果。第二，可以称之为否定性平衡。所谓否定性平衡，指随着物质生产力的进步，替代了历史上曾经一度盛行和繁荣的艺术存在的“硬件”方式。马克思说，史诗《伊利亚特》，作为艺术存在“硬件”方式(指口耳相传的存在方式)，随着“活字盘甚至印刷机”的诞生，便会随之消失。马克思说：“随着印刷机的出现……，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史诗的必要条件”，就是指史诗的前后代口耳相传的“硬件”的艺术存在方式。否定性平衡，可以理解为一种繁荣替代了另一繁荣：一种进步的新的硬件的物质样式替代了一种落后的旧的硬件的物质样式。
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艺术繁荣不平衡论的观点，主要依据于“艺术繁荣”的第二层含义。但是马克思的不平衡观点，应是建立在平衡论观点的基础上形成的。不平衡论与平衡论，本质上是不矛盾的。不平衡论是在平衡论的基础上深入思考的结果，同时也是马克思辩证思维逻辑的必然产物。马克思的不平衡论观点，也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说明。
关键词：体育生态思想；缘起；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在十会议之后被提升到国家“五位一体”战略布局的高度，在建设美丽中国的同时，融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转型的开始。永续发展的目的是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同样也需要体育领域的可持续发展，而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呼唤体育生态环境的支持。因此，如何更好地理解体育生态思想的发展也是我们所应重视的时代背景和不能回避的问题。一直以来，理论界对体育生态思想的研究总体略显不足，多呈零散和问题式的研究，而从历史发展的层面对体育生态梳理的研究成果更是寥寥无几。所以，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梳理体育生态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对指导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人类的永续发展就显得意义重大。
1远古时代———体育生态思想的孕育
在远古时代，人类祖先不仅经常要跋山涉水去寻找食物来维持生命的存在，还要为抗御自然的侵袭而跋涉迁徙，在渴求生存的生活中，要想法设法地投石掷棍去杀伤猎物，玩命奔跑的去追捕野兽，甚至为防止被野兽伤害而不得不与野兽进行生命的格斗。可见，像走、跑、跳、投、爬、近身格斗以及游泳等肢体运动，都是远古时代，人类祖先为求生存而必需掌握的基本生活技能。到了远古时代的后期，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因财产和奴隶掠夺而发生的冲突日益频繁，人类认识到必须要进一步改善生产工具和狩猎技术，并使之成为种群的谋生手段和世代相传的生存技能才能确保群落的安定有序，同时群落首领还意识到只有提高群落子民整体的体力和智力等生存能力，才能维持群落不被外来侵略者所灭亡，于是跟身体活动有关的各种技能就开始在群落中有所推广，群落中的成年人也开始有意识地向少年儿童传授各种技能和身体的操练方法。这种主动适应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以及主体的思想，就可以视为体育生态思想的萌芽。
2古代———体育生态思想的发轫
有关体育的生态思想是源远流长的，很多中西方的哲学家在阐释各自的哲学思想时都蕴含着丰富的体育生态思想。如《周易》、阴阳五行学说、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以及儒家的生态直觉思想等。其中，《周易》以阴、阳两爻为基本的符号，用来表示两种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基本特征，并由此来说明日月运行、季节更替、气象变迁以及生命有机体的生长、成熟、衰老、死亡等一切对立事物的循环转化［2］。这种从事物整体动态平衡过程中实现协调的思想，就是现在体育生态思想的精华所在。“阴阳五行学说”是研究自然界相互关联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关系及其规律的学说，通过阴阳双方相互转化和制约来揭示生命体、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的一切矛盾运动。而古代养生术提出的重要理论资源———“天人合一”的理念，则是将天、地、以及人三者统一为一个基本点，提倡人道与天道、人的生命体与自然环境的有效沟通和统一，从而实现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动态的平衡。这一学说无疑是一种新的生态观、价值观和发展观，也是古代朴素体育生态思想引导下的实践创新，对当今体育生态的和谐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引导和促进作用。希腊人崇尚体育，体育也不可避免的构成了哲学家的思想内容。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中指出，体育不仅可以培养公民健康的体魄，它更可以培养和塑造公民的心灵的品性，从而塑造公民的德性，最终获得幸福生活［3］。柏拉图的学生，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更是提出了比较丰富的体育生态思想。他指出，古希腊的教育基本上可以分为读写、音乐、绘画以及体育四种方式，并对其重要性的顺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读写在求知和政治活动等方面用途广泛，绘画有助于鉴别各种艺术作品，而体育锻炼可以促进身体的健康和强壮，有助于培养人的勇敢，这是其他三者无法与之相匹敌的。正所谓，健康是基础，勇敢是品德，所以，体育应该优先开展［4］。可见，体育生态思想在古希腊同样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上可知，不管是阴阳学说，还是天人合一等思想所形成的中国传统体育健康观已经都包含了人与生态的和谐统一以及个体内外的和谐统一两个方面，明显展现了追求一种人与自然以及社会环境等和谐统一的体育生态观念；而西方的古代奥运会、古希腊的雅典体育以及斯巴达体育等以崇尚自然、追求身心和谐发展的体育和教育思想，也都可以看作是体育生态思想的发轫。但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体育生态思想不太注重体育的竞技性，也不刻意去追求超乎自然常态的体格与体能，而被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赋予了游戏的、健身的以及教育的功效和作用，更强调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古代体育生态思想更接近体育的真谛。
3近代———体育生态思想的吉光片羽
中国近代体育思想基本都是建立在体育救国论上的，在领教了西方“坚船利炮”的教训后，封建者吸取了相关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的近代体育生态思想。随后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们也开始利用各种途径，诸如讲学、著书和成立政治团体等积极宣传维新思想，同时，关于体育生态思想的研究也逐渐成为维新思想家们重点关注的领域之一。如，康有为主张兴办的“万木草堂”开始开设体操课程，提高国民的身体素养。梁启超和谭嗣同两位维新主义者则于1897年在长沙创办了《时务学堂》，并大力地宣讲“知人之精神与体魄，盖注于德育与体育两途”的理念。梁启超在他的《新民说》著作中专门有“论尚武”章节论说体育，其议论精辟，掷地有声，系统地表达了他的体育思想［5］。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近代中国体育生态意识的时代色彩。14—18世纪以来，欧洲大陆迎来了意义深远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三次大规模的思想文化运动。它不仅扫清了资本主义道路上的思想障碍，也砸开了中世纪束缚人们思想的封建枷锁，迎来了思想解放和科学繁荣的新时期［6］。思想文化运动也催生出一大批不同于中国洋务运动理论家的早期改良派学者，他们倡导身体和精神的统一，重视身体的健康与健美，反对违反人性的禁欲主义，主张要正确认识“人性”等。为此，他们重新发掘和整理了古希腊丰富的体育遗产———古代奥运会、斯巴达体育、雅典体育、祭礼竞技等体育生态思想和运动手段，并在体育实践中大力宣传。随后，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一系列不健康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促使人们对身体活动有了新的认识，人们在追求新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开始将目光转向身体素质的提升和体能的健康发展，体育顺理成章地成为新的社会需要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一批资产阶级教育家也顺势提出了新的体育生态思想。如：“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家维托里诺、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等就把体育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加以大力提倡；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其名著《爱弥尔》中提出，“教育应与体育紧密结合，主张按儿童各个年龄阶段的不同特点，以及儿童的兴趣和爱好组织体育活动，以培养‘身心两健’的人才［7］”。这些思想无疑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刻上了体育生态意识的烙印。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体育生态思想从最初的被动接受到后来的高速发展时期，从救国兵操体育思想的引进到后来的国民教育体育思想的创新无一不是时代要求下的产物。这些思想都产生于时代的要求，都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
4现代———体育生态学科（论）的建构与发展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在人类满怀希冀与信心共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科学界却十分“动荡”，体育实践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涉及自然生态也受制于社会生态。其活动的开展不可能离开生态环境直接存在。同时，体育活动的开展，难免也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8］。因此，关于体育生态思想问题的研究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而生态学相关原理与方法为我们研究体育问题提供了一种宝贵的理论资源，提供了一条更为恰当的研究途径。在西方，一些较发达的国家，由于政府和各类机构以及大众拥有较强的生态意识，体育生态建设的理念已经融入到体育实践的各个方面。在学术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一批诸如德国Regensburg大学的哲学、艺术和体育学院院长HeinzLutter教授、德汉娜•克雷、美国的恩戴尔戴•哥拉斯伯格和南非的布什拉•托拉克等知名学者，他们从环境因素影响体育运动正常开展的角度，论述了体育在实践中的生态理念，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这说明国际社会的关注点开始将侧重点转向体育与环境的关系等方面，这有力地促进了体育生态思想的发展。随着人类科学的研究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层面的推进，生态学的研究和应用也发展迅速，已经扩展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形成许多新的边缘学科。以教育生态系统为对象的教育生态学研究在我国日渐活跃，然而体育生态学的研究在我国却明显滞后。谢雪峰认为，虽然体育生态学在我国尚未建立，但以体育生态作为对象的体育生态研究已经有所开展［9］。如熊茂湘研究认为，体育环境是一个系统，体育环境的建设与发展应该树立一种系统性的观点［10］。罗艳蕊等人研究表明，体育运动造成的环境污染制约着体育运动的可持续发展，而只有将体育运动和环境保护相结合才是体育运动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11］。陈莉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研究：人类与资源和生态环境和谐共存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体育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实现“体育与自然、文化以及人类生存环境成为一个整体”的目标［12］。2008年北京奥运会提出的“绿色奥运”口号，为体育界人士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为体育学科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下，陈光华、周志俊、邓跃宁、李宏斌等学者先后就构建体育生态学学科的必要性进行了初步的理论研究。并就体育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概念、研究方法等给予了初步的探讨。专著方面，也先后有熊茂湘老师主编的《体育环境导论》、游海燕和肖进勇主编的《体育生态论》以及谢雪峰等主编的《体育生态论纲》三本专著问世。这一切都为体育生态学学科的创建和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视野和范式，也为后续理论研究搭建了良好的平台。不难看出，国内外的学者从不同侧面对体育生态思想的现状与发展都做了有益的研究，为体育生态学的构建与发展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与建议。虽然学者对体育生态学的界定表述各异，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但是本质上是一致的。其研究脉络都是由浅层生态体育逐渐过渡到深层生态体育，即将生态由最初局限于自然生态，强调体育实践中自然环境和体育的相互影响转变为突破自然生态认识的局限性，在注重自然环境的同时，也强调社会人文环境的影响。总之，就是期望能将体育系统和其他自然、社会等生态系统统一起来，进行系统地、整体地研究，为实现“体育—自然—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为体育生态学学科的构建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启迪。但遗憾的是，相关理论研究成果数量较少。笔者从相关学术期刊数据库查询搜索“生态体育”、“绿色体育”、“体育生态学”等关键词所得结果显示，相关方面的研究论文不足30篇，而以“体育生态学”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仅有5篇，研究方法也过于单一，理论上不够厚实，研究还有待于深入。
5展望未来———生态体育的绿色通道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并不是完美、和谐和简单的统一，而是矛盾、演化、复杂和缠绕的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非线性的世界，体育的发展在根本上与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构一致。体育作为一种能动改造世界的对象化实践活动，在未来发展中将会建立体育生态学系统，遵循体育生态学的发展规律，在汲取中国传统和谐文化精髓的基础上，皈依《老子》所谓的“道”。体育之“道”，亦乃和谐之“道”。体育之“道”，是建设生态体育，实现体育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通“道”。生态化是文明发展道路在当今时代的生动体现，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将生态上升为一种文明，是我国经济和社会等各领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也是体育生态思想和谐发展应该遵循的时代背景。所以，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学者对体育生态思想的研究已经不局限在体育自身的发展，而更在于体育作为人类特有的一种文化范畴对社会文明的促进作用，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理性关怀和引导。因此，展望未来，“和谐与发展”可持续发展体育生态思想理念，将会在未来的新时期，搭上高速发展的顺风车，快速驶入“绿色通道”。体育生态意识也会逐渐成为大众的一种共同价值理念、一种全新的体育发展模式，体育生态思想在未来的和谐发展中将更加关注人性的自然回归，关注体育领域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实现体育既满足精神的需要又满足物质需要的原生态生态位，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美好愿望：拥有一个和谐、健康的生态家园。
作者:夏成龙 单位:云南大学
参考文献
［1］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体育概论［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57．
［2］孔东．管理生态学［D］．苏州：苏州大学，2003．
［3］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57．
［4］李力研．体育：“培养人的勇敢”———亚里士多德体育思想解析［J］．中国体育科技，2003，29（5）：5．
［5］张兆才．中国近代体育思想产生的时代特征［J］．体育科学，2005，25（5）：74．
［6］朱欣华．论现代体育生态的历史渊源与现状［J］．江汉大学学报，2010（3）：106．
［7］范国瑞．教育生态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93．
［8］夏成龙．生态视角下民俗体育发展研究———以山东潍坊风筝为例［D］．厦门：厦门大学，2014：2．
［9］谢雪峰，曹秀玲．体育生态的敏感因素与体育系统的良性循环［J］．体育科学，2005，25（12）：86．
［10］熊茂湘．论体育环境构建的系统观［J］．体育与科学，2003，24（6）：27．
一、中国古代文学对大学生思想品德修养的重要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对大学生思想品德修养的重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有助于大学生的人际交往。中国古代文学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以诗词的形式传承给后人的，这些文章当中很多都是非常励志的文章，对于鼓励大学生、帮助大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进取意识有着重要的影响。不仅如此，这些文章当中也有很多忧国忧民的、为人处世的内容，有助于大学生增强其爱国情怀，以及明白为人处世的道理。此外，我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思想，儒家倡导仁义礼智信的观点，因此，在这些古文中很多都会体现这些观点，帮助大学生学习伦理道德方面的知识；第二，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人文情怀。在古代，很多优秀的诗人作家，他们都在朝廷之中身处要职，因此其不光有一颗爱国的心，还有一颗忧心民众的心，因此这些情感都会在其作品中进行体现，展现其自强不屈的精神。像宁愿死也不愿被招降的宰相文天祥，宁愿饿死也不愿被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等，这些古人自强不息的民族气节，都有助于大学生提升其自身的思想品德修养；此外，古人豁达的心态等对于提升大学生的人文情怀也都具有积极的作用；第三，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审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诗歌曲赋是非常多的，这些诗歌词曲不仅内容上十分有特色，或委婉朦胧，或气势豪放，都会给人不一样的美感。其形式上也会给人不一样的美感，不仅处处押韵，让人读上去朗朗上口。大学生在长时间的熏陶之下，自然也会提升其自身的审美，实现其心灵的真善美。
二、中国古代文学对大学生思想品德修养形成的作用
（一）帮助大学生形成良好的品质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是古人心态情感的反映，从这些作品中大学生可以学到很多优秀的品质。例如，只做自己的李白，不趋附权贵，让高力士为其脱靴，让杨贵妃为其磨墨，不卑不亢，保持自己的傲骨；还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也在尽心尽力的辅佐刘禅，只为遵守对刘备的承诺；还有赞美友情的，如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等，这些古人都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将自己的优秀品质以及其人格魅力发挥的淋漓尽致，大学生在欣赏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时，自然可以有所体会。在长时间的熏陶之下，对于大学生养成良好的品质会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帮助大学生提升其爱国情怀
我国的文化具有五千年的历史，因此不仅有很多优秀的作品体现古人的良好的品质，也有很多作品将爱国情感发挥到极致。当前，常会听说现在很多的大学生缺少民族责任感，因此提升大学生的爱国情感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例如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等等这一系列优秀的爱国作品，如果大学生能够在这样爱国情感浓郁的氛围中，一定会提升其自身的爱国情感，进而对我国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提升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帮助大学生培养正确的心态
当前的大学生在步入社会之前都被家长保护的很好，因此心里承受能力普遍较差，甚至有一些大学生在经历一些挫折之后，就一蹶不振，消极对待生活，甚至做出危害公众的事情，非常可悲。因此，帮助大学生培养正确的面对挫折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古人也会经常遭遇挫折，例如苏轼这样的大家，也难逃被贬官的命运。在他被贬黄州期间他并没有气馁，而是选择用乐观的生活态度面对遭遇的一切，继续吟诗作词，这种乐观的生活态度让无数人对他产生了敬仰之情。不仅如此，李白等名人也是如此，他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等，足以看出其豁达的人生态度，因此大学生如果能够长期接触这些内容，自然也会帮助其养成正确的人生态度的。
总结
【关键词】古代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综述
中国古代教育及其教育思想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具有典型的历史特色和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些古代教育思想的特色和时代价值对家庭德育教育，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教与学的启示方面有很大的启迪。“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家庭教育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基础，随着社会的进步，那些封闭传统的观念与方法在如今已显得不合适宜。但是，古代教育中的科学方法和先进的思想精髓，对当代家庭教育，尤其德育建设仍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对我们大学生的求学和就业思想政治教育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值得我们吸收和发扬。据此就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研究学界也做出了许多的研究分析，笔者从超星电子图书、汇雅电子图书期刊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库、中截取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书籍、学术论文多篇，从内容上看，目前对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家庭的德育教育，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方面教与学的关系等几个方面。
一、中国古代教育对家庭德育教育方面的影响
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和补充，是一个人人生发展中的启蒙阶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父母对孩子的培养和管教应该是正确的，科学的。家庭教育在注重孩子智力提高的同时，也要关注对孩子心灵的塑造，品格的培育，行为的养成。庞军鹏在《当代家庭德育教育应借鉴古代教育思想的精华》一文中分析了当代家庭教育思想的现状，有三个方面的不足之处，即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教育观念上的偏差和教育方式的极端化。当代家庭教育借鉴古代教育的意义非常大，以及分析了如何吸收和借鉴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思想。我们应该以辩证的观点继承前人留下来的财富，并加以吸收和发扬，为现代家庭德育教育提供可贵的借鉴。颜之推在《颜式家训》一文中指出“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制。”认为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要教他们洒扫，待人接物方面的礼节。古人充分认识到行为习惯在家庭德育教育中的时效性。
笔者认为，分析中国古代教育对家庭德育教育方面的影响不应全部借鉴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时代在进步，人们的思想也相对的有了一定的提高。我们应该辩证的继承前人留下来的财富，并加以吸收和发扬。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把学习成绩放在第一位，假期里都要求孩子学习来提高成绩，认为成绩可以证明一切。可是现在学习好的孩子在人格方面的培养并不一定是完整的。
二、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古代教育家很早就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孔子把人口、教育、财富作为“立国”的三大要素。并把教育放在治国治民的首要地位。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有一定的借鉴。聂翔雁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启迪》一文中提出将人格培养置于教育的核心地位，主张创造性学习的思想，倡导终身学习的思想，重视社会教育的思想。现代社会是高速发展的信息社会，社会的整体化趋势不断加强。学校系统已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尤其是大学同社会大系统之间不断进行着信息交流，培养大学生不仅是高校和教师的责任，也同样是高校和教师的责任。王秋莲在《论古代教育思想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意义》一文中指出孔孟的儒家思想政治教育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许多先进的教育理念。以人为本，学会认知，知行统一，思想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相结合。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方法是为维护和巩固封建社会的秩序服务的，因此也带有强烈的封建性。这就要求我们继承和发扬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精华，批判和否定它的糟粕。让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化的建设。重温中国古代教育家关于社会教育的思想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更大地帮助，更有利于创造大学生成长的环境。
三、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教与学的启示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和教学理论，教与学的精华能更好地指导我们当代教师的教学理论和实践。孙云英在《教与学的启示》中指出教师是辛勤耕耘的园丁。因此，教师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在教学中，教师的研究对象是学生，因此教师要因材施教，有的放失。教师要启发教育，循循善诱，生动直观的启发式教育能够培养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能力。教学由教与学，教师与学生两方面组成，在教学中应该教学相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还要交给学生快捷掌握知识的方法。张文在《关于发掘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思考》中指出了我国当代教育的现状，教师队伍素质的提高。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教育中教与学的启示对当代的教育理念有一定积极的影响。但如何才能让学生高效率地获取知识才是教师应该努力去做的。最近，在新闻上出现一些教师师德问题，教师在教学的前提是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自身的个人修养。这才是教师教好学，教好学生的前提。
四、中国古代教育中的生态意识
中国古代教育的生态意识表现在把教育放在整个社会大系统中加以考察的整体综合观念。注重自然界与人的协调，即“天人合一”的辩证观念。羊枣在《试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的生态意识》中提出天人合一的辩证观念，以及强调启发主体内在道德功能和自觉性，开发主体力量达到至善之境的自我生态平衡观念。总体来说，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的生态意识都是比较完整和超前的。钱伟在《从“天人合一”观透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指出，深刻全面的认识天人合一的思想，认识这种追求身与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以及重视伦理性，自省性的古代教育思想，促进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教育中的生态意识值得我们去学习研究。现在环境问题成为一个比较热点的问题，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尤为重要。
以上即是笔者对于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一个简单综述。对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各种启示都做了比较细致的研究。但在如何更好地权衡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和当代教育思想方面尚存有不足之处。而这也是值得我们去研究，更好地促进我们当代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颜之推.颜式家训[M].长沙：岳麓书社，1999.
[2] 庞军鹏.当代家庭德育教育应借鉴古代教育思想的精华[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6（34）.
[3] 聂翔雁.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启迪[J].中国成人教育，2012（04）.
[4] 王秋莲.论古代教育思想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意义[J].辽东学院，2006（08）.
[5] 孙云英.教与学的启示[J].云南高教研究，1995（4）.
[6] 张文.关于发掘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思考[J].长沙：赣南医学院学报.2005，12（06）.
[7] 羊枣.试论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的生态意识[J].曲靖：曲靖师专学报，1996（02）.
[8] 钱伟.从“天人合一”观透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 [J].桂林：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09（03）.
[9] 陈利民.论中国古代儒家道德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J].广西：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6（04）.
[10] 刘永杰.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创新的内在理路及现实启示[J].教育史研究，2012（01）.
[11] 向赤霞.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对当代大专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启示[J].科学技术，2012（34）.
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构建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典范，产生于蒙古族所从事的狩猎和游牧生产、生活的历程中，反映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宗教、伦理等许多方面。它具有生态化、适应性、生活化、伦理性等特征。保护与传承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的意义与价值体现在：促进社会文化多样性理论的建设；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奠定思想基础；引导现代生态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
生态文化；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内涵与特征；意义与价值
近些年，基于生态学、社会学的角度研究蒙古族文化的趋势不断加强，尤其在当前内蒙古草原植被破坏、沙化严重、保护措施不完善等引发的生态危机日溅严重的背景下，众多学者将研究目光置于蒙古族生态文化维度。全面梳理了蒙古族生态文化的发展过程，追溯了其历史源流及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关系。特别是以内蒙古社会科学研究院及自治区高校专家葛根高娃、乌云巴图、宝力高等为代表的国内学者，以独特的视角阐释了对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的理解。20世纪初，以法国哲学家施韦兹、美国环境学家莱奥波尔德为代表创立了生态伦理学，提出敬畏生命、尊崇自然、和谐共存发展的理念。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发表了著作《寂静的春天》，该书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同时吸引了大家对环境恶化及环境保护问题的关注，促使联合国于1972年6月12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各国负责人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打开了环境保护事业的新局面。
一、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一）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内涵
生态文化展现了自然的本质，展现了人们解决人与自然存在问题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具有文化特质，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受特定国家或区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道德和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构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化系统，通过传承，实现生态资源的合理开发和保护，推动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蒙古族的传统生态文化是从蒙古族所从事的狩猎和游牧生产、生活的实践中产生，并指导这个伟大的实践，使蒙古族人民得以生存和发展［1］6。实质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体现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习俗、宗教、文化、伦理等诸多方面，以狩猎文化和畜牧文化为主的生态文化。
（二）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的特征
生态化。生态思想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游牧民族在长期的游牧活动中逐渐认识和感悟到，游牧社会是由人、家畜、草场三个要素构成的一个复杂的、关联互动的生态系统。人依靠家畜生活，家畜依靠草场生存，草场依靠人来保护利用，三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其中人起着重要的调解作用，以保持生态的平衡。所以从某种意义来说，游牧文化就是一种生态文化［1］8。基于民族生存的需要，游牧民族要积极融入自然，心怀感恩，善待自然，敬畏自然。生态原则要植根于游牧民族的内心。自然与牧民有机统一，互不分离。游牧民族纯朴的生态意识与朴实的生活方式相互融合，映射于独特的文学艺术中，扎根在丰富的民情风俗中。用他们独有的文化方式，将朴素的生态意识升华为深深的生态情结，将坚定的生态观念提升为民族的生态文化，世代相传、延续。适应性。人源于自然，在自然环境中繁衍生息，应与不同的自然环境相适应。游牧民族生活在北方广阔的草原上，草原尽管常有宜人的季节，美不胜收的景观，但那也只是一年四季中短暂的佳期。而其他时间就并不如此惬意了，甚至还会伴随着一些灾害的发生，例如旱灾、白灾。可见，游牧民族所在的自然生态环境，兼有不利与有利两种客观条件。因此，游牧民族必须想方设法适应特定的生存环境，并在其所处的特殊条件和环境中去建构自己的文化。游牧民族要在变化无常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延续下去，必须学会适应，他们做到了，而且形成了良好的文化传统。不论是生产、生活、耕作方式，还是知识体系的确立，都旨在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进而保证民族的生存与延续，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存智慧。全球越来越面临生态环境恶化的危机，人们尝到了盲目改造自然带来的恶果，通过冷静地反思，深深地感受到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的珍贵，也体会到其中适应性特征的科学与合理之处。在活动中，通过游牧，既能满足畜群的食草需要，也能促进自然生态的良性循环，保证自然植被的整体性与持续性，促进自然环境的不断优化。因此，游牧民族与环境是互相支撑的和谐体，这种生活模式，在历史上对中国北方生态系统的维护发挥了积极作用。生活化。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之所以有很强的生命力，即在于它是该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的结果，具有适应生活实际的合理性。如在住居方面，蒙古族的可移动式蒙古包，是处于方便游牧民经常流动的生活需要而发明的；在服饰方面，他们穿着常常的蒙古袍和靴子，是为了抵御严寒和方便骑马及在草原上徒步行走；在饮食方面，喜食用肉食和奶食，是为了克服严寒的恶劣环境和游牧迁徙活动；在饮食方面，习惯饮用的奶茶，是为了有效调节体内的盐分与水分的平衡；在丧葬方面，多采用天葬和野葬，它具有避免过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资源的一面。而地广人稀的生活现状及严酷的自然环境，不便于民族内部的沟通，代之辅以强烈而虔诚的。生活在草原生态系统中的游牧民族，生产方式遵从着自然规律，生活习性也散发着生态气息，体现着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崇敬之情。蒙古族在平时的生活过程中，将保护自然放在首位，个人利益居于次席，不会伤害自然。诸如，蒙古包以树枝为支架，以家畜绒毛擀成的毡子为包体。蒙古包展现了蒙古族儿女的智慧，体现了对自然的保护与热爱。同时，牧民以牛羊粪和枯树枝为燃料，不会损坏树木，与此同时，禁止在河水、湖水中洗涤污物和便溺。这种朴实而简约的生活方式蕴含着对自然能源的节约与有效利用。伦理性。作为信仰萨满教的蒙古族人，以对“天父地母”的尊敬与敬畏来尊崇自然、敬畏自然。这种思想，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引领着人们遵循一种正确的生态伦理观，体现了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本身的一种伦理性。北方游牧民族以萨满教为主。萨满教是一种原始的宗教，主张“万物有灵论”，主要崇拜自然，众神和祖先，认为每一寸的草原、飞禽走兽，河流和湖泊都是精神和神圣的象征，不能伤害，否则将接受神的惩罚。世界上一切都是天父地母所生。世上万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应和谐统一。原始宗教是游牧民族确立生态思想的伦理基础，内在地规范和约束着游牧民族自觉地顺应自然规律行事，一定意义上提升了自然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同时，从道德层面约束着破坏自然的行为。这种由宗教促成的生态伦理观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古代蒙古族人养成了环境保护的自觉意识与主动行为，传承着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的精髓。
二、传统生态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意义与价值
（一）促进社会文化多样性理论的建设
如果没有文化的积淀和传承，一个民族就会止步不前［2］79。游牧民族及其特有的文化，至今仍深深扎根于曾经孕育的他们的民族生态环境之中。民族特有的语言、文化、风俗、价值观、知识和技能等，仍保持着勃勃生机并发挥着作用。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是蒙古族原始文化经过一代代蒙古族人的传承与积淀而形成，它独特的文化体系，既展现了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原貌，也呈现了一些现代化的特点，如蒙古包的制作原料从原始单一的木条、毡子到现在的铁条、铁架、柳笆等。这为我们了解蒙古族文化、认识人类历史提供了现成的、丰富的材料。因此，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对传承与发扬我国历史文化具有积极的价值与意义。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是蒙古族对历史特定时期北方游牧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是历史所证明了的能够代表这一地区独特环境与发展历史的文化，更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今时代是多元文化共存是时代的主题。社会文化多样性理论提倡文化界百花齐放，形成社会多种文化共存的局面，进而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具有自身的特质，展现了自身的特色，促进了多元文化的融合、繁荣与发展。文化多样性理论推动了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发展，并促进其发展；另一方面，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发展又为文化多样性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提供有力支持，进而与其他文化形成一种整体与局部互动的良好局面。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对人类的精神世界有着巨大的实用价值。在现代提倡生态文明的社会里，人们会发现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是最朴素的、极具生态性、能够适应自然发展规律、贴近人类生活实际的、体现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文化形态。它为解决当代人类环境问题、生态危机，重新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和维护生态平衡提供了宝贵的生态理念和实践方式。
（二）为和谐社会的建设奠定思想基础
几千年来，蒙古族依托草原天然的生态系统，因地制宜地创造了符合地理生态环境的、遵循自然规律的、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形成和发展的游牧文化，使得牧民、牲畜、与草原的质朴、和谐的关系展现出一种先进和科学的生态保护的基本理念精髓。游牧民族创造的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珍惜民族生存空间、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游牧文化，不但保护了草原的完整，而且保护了生物的多样性。我们保护和传承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中生产生活方式所蕴含的深刻的生态文化，并将其运用到今天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科学、合理地处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思想理念支持。游牧民族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向下一代传授爱护环境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意识。通过日常生活中实际问题的教育，培养青少年追求和谐的信念。游牧民族依托于大自然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孕育了其互敬互爱、私有观念淡薄、崇尚自然、敬畏自然的民族精神。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中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伦理规范等诸多方面都蕴含了鲜明的生态思维与和谐理念。在游牧生活中，游牧民族热爱草原、爱护牲畜、保护环境、珍爱生命的真挚感情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诉求，彰显了十分可贵的生态意识，是当今建设和谐社会的良好思想基础。在倡导和谐社会的今天，应尊重和汲取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中的优秀素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如今生态危机再一次唤醒了人类保护生态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意识。游牧民族所创造的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理念，正是我们今天追求的“和谐社会”所体现的主旨所在。因此，继承与弘扬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的思想观念，对于建立生态伦理的思维方式，确定和发展生态文明的理念，以及构建当代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引导现代生态文化的发展
生态文化是全球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进步的要求，代表人类认识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精神境界。古代蒙古民族在辨别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的过程中并没有造成人和自然的冲突，更没有引发主体和客体的矛盾，而遵守人和自然之间的自由和谐规律，让主体和客体相辅相成共同发展。这就是他们在游牧生活实践过程中论证的理性认识和生态意识。生态失去平衡和环境严重污染是现在人类遇到的亟待解决的课题。在这问题的解决中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的“天人合一”、“人和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提供了不可忽略的参考价值。其意义在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背景下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能够控制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与环境污染，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我国西部大开发和建设北方绿色生态屏障的实践中，培育和建设新时期的生态伦理道德，进而构建欣欣向荣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宝力高．蒙古族传统生态文化研究［M］．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
［2］王军．文化传承与教育选择［M］．民族出版社，2002．
［3］陈寿鹏．草原文化的生态魂［M］．人民出版社，2007．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