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矿山农村经济 生态农业 财政政策 扶持
目前，我国正处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下，村级集体经济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显现。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不仅是推进农村小康建设的重要经济任务，也是提高农村基层组织执政能力、加强农村社会管理、实现基层社会持续稳定的重大政治问题，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樟村坪镇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宜昌市夷陵区樟村坪镇地处宜昌市夷陵区北部山区，矿产资源丰富，被称为“中国磷矿之乡”。近年来，该镇充分利用其矿产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积极研究探索多种渠道、多种途径，采取有效措施，不断增强村级组织的经济实力，取得了显著成效。
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该镇矿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也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一些村级集体经济原有的收入渠道趋于萎缩，缺乏新的稳定的收入来源；一些村集体经济收入增长缓慢，而支出刚性很难抑制。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差距拉大；一些村集体经营管理不善，债务沉重的问题比较突出；对发展村集体经济思想认识、政策措施还不到位等等。以上问题的存在，导致樟村坪镇的部分村党群、干群关系紧张，影响了村级基层组织的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因此，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如何创新思路发展矿区村级集体经济，已经成为樟村坪镇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二、樟村坪镇集体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财政资金的扶持
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需要以充足的人力资金为支撑，离不开政府财政资金的大力扶持，政府在其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没有政府财政资金的大力支持，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将举步维艰。为此，樟村坪应该深入分析财政资金重点扶持的方面，立足地方特色实行生态农业项目化，充分争取扶持资金财政性，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快速发展。
（一）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争取政府政策支持
樟村坪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发展基础较好，具备发展生态农业的优势条件。在发展生态农业过程中，应该结合樟村坪农业发展实际，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确定生产经营项目，依靠特色农业和优势产品占领市场。
政府应该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提供多方面的政策服务，加强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政策支持力度。除此外，还应该积极引导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有效利用集体土地资源，并在法律、政策许可的条件下最大限度的放宽村集体土地资源开发经营的限制；鼓励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盘活集体资产，提高利用现有集体资产开发经营的创收能力，政府要在项目审批、项目融资、税收等方面给予切实的扶持和支持。
（二）积极申报农业项目，争取政府财政扶持
生态农业项目是政府财政资金重点扶持的项目，具有严格的项目申报方式和程序，需要提供完整的项目申报材料等，是一项极为严格而复杂的大事情，而项目申报是获取农业项目发展资金不可逾越的一环。因此，樟村坪在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的同时，还必须做好生态农业项目申报，以便争取更多的政府财政项目扶持资金；同时，政府也应该加大对生态农业的财政扶持力度，减轻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负担。
（一）煤炭经济生态圈的概念
煤炭经济生态圈是经济圈在生态角度和煤炭行业的具体化，是煤炭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煤炭产业聚集效应的实现形式，是煤炭产业、煤炭相关产业和辅助机构互动发展的结果。煤炭经济生态圈是基于低碳经济核心诉求，从生态型、知识型、节约型以及绿色型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出发，以煤炭产业链延伸及产业间协作为基础，以煤炭产业集群为现实载体，在一定的外部环境推动下，通过煤炭产业集群扩张效应而形成的以煤炭产业和谐发展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形态，是煤炭产业集群发展过程的高级表现形式。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以煤炭产业为核心的煤炭经济生态圈将日益成为推动煤炭产业“十二五”发展的新模式。
（二）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内涵
目前，世界各地学者对煤炭经济生态圈探索尚属初步阶段，尚未形成关于煤炭经济生态圈的统一界定标准。本文认为，煤炭经济生态圈是以煤炭洗选、加工产业为核心，并由该核心产业及与这个核心具有一体化倾向的邻接产业及其他相关产业、辅助机构所组成的圈层结构。煤炭经济生态圈是煤炭工业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它以煤炭资源禀赋为基础，以煤炭产业为枢纽，以专业化分工及产业生态化要求为纽带，以政策为保障，依托其他相关产业与辅助机构，在一定的区域空间内形成不同圈层的产业集聚，实现煤炭资源与各种经济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合理流动，从而实现圈内各圈层间经济的互动发展。煤炭经济生态圈是基于煤炭产业及其相关产业高度集群化发展形成的，其形成是煤炭产业低碳化的趋势使然，是主观推动和客观趋势的产物。构建煤炭经济生态圈的主要原则为，坚持产业系统升级；坚持资源集约开发；坚持经济低碳发展等。根据上述原则，煤炭经济生态圈只有在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资源与环境、主体功能与其他功能等几个方面关系的基础上，采取科学合理、有序适度的开发，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适度开发煤炭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在生态和资源环境可承受的范围内发展煤炭产业等一系列措施，提高圈内生态环境承载能力，才能实现圈内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煤炭经济生态圈的系统分析
（一）煤炭经济生态圈的要素组成煤炭经济生态圈不仅仅是煤炭产业链延伸而形成的线性产业聚集，而是煤炭相关产业、相关企业在区域内围绕煤炭产业，从开采到使用的各种相关行为主体组成的网络经济系统。煤炭经济生态圈由主体要素、资源要素和环境要素三大要素组成，要素之间彼此相互作用，交叉形成网络分布。
1.煤炭经济生态圈的主体要素。煤炭经济生态圈的主体要素即煤炭产业、煤炭相关产业与辅助机构三大主体。具体来说，煤炭经济生态圈的行为主体即圈内的成员产业，包括煤炭开采加工产业、建材产业、发电产业、煤化工产业、钢铁产业、交通运输产业、矿区旅游产业、煤炭深加工产业、服务机构、政府部门、教育及科研机构、金融机构等。主体要素是煤炭经济生态圈的行为主体，是促进煤炭经济生态圈发展的主动力量，可以通过发挥自身的能动性来影响控制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发展。煤炭经济生态圈是以煤炭产业为核心存在和发展起来的，煤炭产业是煤炭经济生态圈的核心主体。煤炭产业是煤炭开采、加工的煤炭企业簇群，包括少数大型煤炭企业集团、以煤炭开采加工为主的煤炭中小企业。煤炭企业簇群在煤炭资源富集区集聚，带来企业间煤炭资源的共享与简单的分工协作，形成知识与技术的溢出效应，拉动区域内经济增长，进而吸引相关产业、相关企业向煤炭富集区内靠拢，通过共同性与互补性的交叉影响，进而形成高度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最终在煤炭富集区产生集聚效应，带动区域内经济的发展。可以说，煤炭产业是煤炭经济生态圈的核心主体和经济拉动者。政府部门在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发展中起着关键性作用。我国矿产资源、土地资源等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对这些资源的开发使用是在国家政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形成起源于国家对煤炭资源的开发，是在国家政策规划和煤炭产业的带动下逐步形成的。政府是制度的制定者，从宏观与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通过有效的制度供给适合煤炭产业生存发展的软环境，维护煤炭经济生态圈内良性竞争和协作的局面。政府是最重要的行为主体，是煤炭经济生态圈的主要推动力量。
2.煤炭经济生态圈的资源要素。煤炭经济生态圈的资源要素包括煤炭资源和社会资源两大资源。资源要素是煤炭经济生态圈的主要投入要素，是主体要素的主要作用对象，主体通过对煤炭资源的开发和使用，对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达到资源效益最大化的目的，创造经济价值并促使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快速发展。作为主要投入原料，煤炭资源始终在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形成、发展、成熟与衰退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是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基础。煤炭资源稀缺性与强地理根植性，决定了煤炭经济生态圈必然临近煤炭资源富集区，脱离了丰富的煤炭资源，煤炭经济生态圈也就无从发展。煤炭资源作为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关键资源要素，一方面，煤炭资源在促进煤炭经济生态圈形成与发展中起了决定性作用，通过资源开发，形成初级煤炭开采加工企业的集中，随着资源开发程度的提高，进而吸引相关产业的聚集，形成煤炭经济生态圈；另一方面，煤炭经济生态圈作为煤炭富集区经济的主要推动力量，能够实现区域内煤炭资源的大规模、高效率开发，延伸产业链条，提升煤炭产业素质，使煤炭经济生态圈成为一种新型的知识型、生态型煤炭主体功能区。
3.煤炭经济生态圈的环境要素。煤炭经济生态圈的环境要素包括市场环境、政策环境与生态环境等三大环境。环境要素是煤炭经济生态圈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在该空间中，煤炭经济生态圈与内外部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并通过与环境的因果作用、非线性作用、信息的流动与反馈等进一步推动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发展演化。在煤炭产业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同时，受传统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由煤炭资源大规模开发利用而引发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高碳问题日益突出。为恢复正常的生态环境功能，煤炭经济生态圈加大了对外部负效应的补偿及资源环境的治理，如对煤炭开采使用过程中的土地塌陷、土地闲置、矿井水的随意排放、煤层气与瓦斯等资源浪费、燃煤引起的废气污染等现象进行综合整治。生态环境是煤炭经济生态圈最重要的环境要素，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发展过程中更应注重保持生态环境的平衡。
（二）煤炭经济生态圈的结构层次
煤炭经济生态圈以煤炭开采与加工产业为核心产业，其他产业与核心产业的联系程度受各种环境条件的影响而不同，使煤炭经济生态圈因联系程度的不同而呈现出圈层式的结构。本文认为煤炭经济生态圈由三个圈层组成，圈层划分由圈内其他产业与煤炭开采、加工产业的关联度确定。煤炭开采、加工产业为煤炭经济生态圈的核心主体，形成煤炭经济生态圈的核心圈，即内层圈。与煤炭开采、加工产业相关联的相关产业，包括煤炭产业链上下游的产业及其他相关产业，如建材产业、发电产业、煤化工产业、钢铁产业、煤炭深加工产业、交通运输产业、矿区旅游产业等，组成了煤炭经济生态圈的中层圈。对内圈层及中圈层中各企业运营起到支持作用的辅助机构，包括政府部门、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医院等服务机构、教育及科研机构等。圈层间及圈层内部相互开放和兼容，通过专业化分工及相对应的物质流、技术流、资金流、信息流形成有机衔接。
三、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基本特征
煤炭经济生态圈是我国十二五“主体功能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现实表现形式，较之煤炭产业集群，两者间有相似也有不同。煤炭经济生态圈建设始终突出生态性与低碳性的特点，演进过程既体现煤炭产业集群的空间集中性、政府推动与市场引导的动力复合性，又强调了基于地缘优势（资源优势、市场优势、产业优势等）的非煤产业科学延展性，以及区域主导（煤炭）产业与其他产业（非煤产业）间的强关联性。具体体现在空间特征、关联特征、动力特征与生态特征等四个方面。
（一）空间特征———单核心完整性
煤炭资源的稀缺性与强地理根植性决定了一定的煤炭资源禀赋能对其他产业具有较强的经济吸引力和辐射力，是经济圈的核心要素。在空间布局上，煤炭经济生态圈呈单核心型、完整型分布。
（二）组织结构特征———有核式网络型
煤炭产业集群是以煤炭产业为核心的有核式网络型集群，煤炭经济生态圈亦为以煤炭产业为主体的主体功能区。煤炭经济生态圈以煤炭开采加工产业为核心，形成单核心圈；圈内除多个关联产业外，还有支持企业活动的机构和组织，各个要素相互依存，通过协同作用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三）关联特征———强联系性
一方面，煤炭经济生态圈内煤炭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经济社会联系，这样密切的联系能使得圈内产业结构呈现综合、多元的趋势，具有较强的结构转化能力与综合竞争能力，形成互利共生关系。另一方面，企业在地理位置上的接近促使企业间的联系及影响增强，根据知识与技术外溢效应与拉拔效应，煤炭产业可以在圈内相关企业间相互模仿和同质化的持续推进中快速提升竞争力。
（四）动力特征———政府推动与市场引导复合性
区位优势是煤炭产业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资源优势是形成区位优势的先决条件，而政府是吸引资源优势的主要动力来源。无论从煤炭资源的公共属性，还是从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形成过程来看，政府部门始终煤炭经济生态圈的主要推力，通过提供有效的制度以供给适合煤炭产业生存发展的软环境，并采用政策引导和项目支持等调控手段，从宏观上引导和促进煤炭经济生态圈的建设和发展。同时，坚持以市场机制为主导，充分依靠市场力量，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可以实现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金、技术等资源与要素在圈内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企业间协同竞争，促进煤炭经济生态圈的优化升级。
（五）生态特征———低碳性
煤炭经济生态圈是产业内及产业间相关自然与人工环境构成的复合生态体，其煤炭资源合作开发、资源共享的机制，最大限度地发挥煤炭经济生态圈的整体优势。煤炭经济生态圈是基于生态学原理，通过产业间耦合与协同作用，逐步建立煤炭经济生态链和生态网，为废弃物寻找利用者或分解者，实现废弃物的循环分层利用，进而实现废弃物在圈内的全回收和向圈外的零排放，使污染负效益变为资源正效益，全面协调现有产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间的矛盾，最终实现煤炭产业低碳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
（一）煤炭经济生态圈是我国煤炭富集区，有效贯彻落实国家
“十二五”主体功能区战略的现实空间载体基于煤炭资源的地理根植性、不可转移性与路径依赖性，建国以来，我国煤炭资源富集区在客观上形成了煤炭产业聚集现象，形成了煤炭主体要素对环境要素的支配，但受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等环境要素的制约，目前我国煤炭产业聚集现象到煤炭产业集群的转化较为艰难。随着生态环境要素对煤炭产业的要求日益加强，把握“十二五”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契机，按照“煤炭产业聚集-煤炭产业集群-知识型与生态型煤炭主体功能区”的梯度进化模式，推进煤炭富集区域煤炭经济生态圈建设，是有效贯彻落实国家“十二五”主体功能区战略的现实空间载体。
随着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和全球气候变暖的加剧［1］，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被提出。低碳经济［2］是经济发展的碳排放量、生态环境代价及社会经济成本最低的经济，是一种能够改善地球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可持续性很强的经济。低碳经济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其发展会给土地利用带来的影响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城市建设中对土地的粗放利用是导致土地利用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原因，集约利用［3］可以有效地降低单位土地利用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并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从而减少碳排放。因此，深入研究低碳经济和土地集约利用之间可能存在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对于促进土地集约利用和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选用Tapio脱钩指标为评价手段，选取合适的评价指标，以江苏省昆山经济开发区为研究对象，研究低碳经济与土地集约利用之间的脱钩关系，并以此为理论依据，为江苏省昆山经济开发区进一步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低碳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1研究方法
1．1脱钩定义
“脱钩（Decoupling）”一词源于物理学领域，意为具有响应关系的两个或多个物理量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再存在［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脱钩概念应用于农业政策领域分析农业政策与贸易和市场均衡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将脱钩定义为经济增长与环境因素耦合关系的破裂或恢复。Tapio将脱钩状态进一步细分为8大类，来研究交通业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排放的关系，促进了脱钩指标构建的系统性。
1．2脱钩指标
OECD脱钩指标构建模式和Tapio脱钩指标构建模式是国际上通用的两种模式。将脱钩指数用于低碳经济发展和土地集约利用的研究，反映低碳经济发展的综合碳耗度是环境压力，土地集约利用作为经济驱动力，如果综合碳耗度增长率与土地集约利用增长率呈现不平行的现象，即称发生了脱钩现象。脱钩关系又分为相对脱钩和绝对脱钩。相对脱钩表现为二者的增长速度都为正且土地集约利用增长率高于综合碳耗度增长率；绝对脱钩表现为土地集约利用呈现稳定增长而综合碳耗度下降。Tapio根据脱钩弹性值的大小对其展开了更加细致地划分，定义了8种脱钩状态，如表1所示。从表1看出，将在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增强的同时，综合碳耗度相应下降，即土地集约利用与综合碳耗度严格“脱钩”的情况称作“强脱钩”，这是实现土地集约利用和低碳经济互相促进发展的理想状态。而将土地集约利用程度下降的同时，综合碳耗度反而增加，即土地集约利用与综合碳耗度严格“反向脱钩”的情况称作“强负脱钩”，这是土地集约利用和低碳经济不合理的悖谬状态［6］。其他情况虽然也实现了土地集约利用规模的理性增长或综合碳耗度的下降，但伴随其变化出现了综合碳耗度的增长或土地集约利用规模的同时减少，两种状态的脱钩指数均大于零（DI＞0），并未出现土地集约利用和综合碳耗度的“强脱钩”或“强负脱钩”状态。因此对不同状态进行进一步界定，利用0．8和1．2两个临界值，将其他不同状态进一步定量界定出6种状态，分别称为“弱脱钩”（0＜DI＜0．8）、“增长连结”（0．8＜DI＜1．2）、“扩张负脱钩”（DI＞1．2）、“衰退脱钩”（DI＞1．2）、“衰退连结”（0．8＜DI＜1．2）和“弱负脱钩”（0＜DI＜0．8）。这6种状态都不利于土地集约利用和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脱钩分析体系构建
2．1低碳经济发展指标
低碳经济是近年来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提出的一个全新经济发展模式，受到各国学术界和政府的普遍关注［7］。一般认为低碳经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在内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经济活动低碳化，把二氧化碳（CO2）排放量减少到最低限度乃至零排放，获得最大的生态经济效益；二是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在内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的能源消费生态化，形成低碳能源和无碳能源的国民经济体系，保证生态经济社会有机整体的清洁、绿色、可持续发展。节能减排是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8］，电消耗强度反映了单位GDP的耗电量，集中体现了地区经济发展对能源的消耗程度。由于低能耗是低碳经济三大特征之一，所以该项指标可以作为研究区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低碳经济的低排放特征可以通过单位GDP的COD排放量衡量，反映的是研究区是否达到低碳经济低排放的特征。高新技术企业具备低耗低排低污染的特征，所以高新技术企业业务收入指标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地区的低碳经济的发展现状及趋势。选取电消耗强度、单位GDP的COD排放量和高新技术企业业务收入作为衡量低碳发展的三大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评价地区低碳经济发展状况，计算过程中，电消耗强度、单位GDP的COD排放量与低碳经济联系密切，所以两者的权重高于高新技术企业业务收入权重。
2．2土地集约利用指标
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1）土地利用强度和投入水平的提高［9］；（2）土地产出效益的改善［10］；（3）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的优化［11］。容积率、建筑密度、单位面积投资强度、单位面积产出强度可以有效反映上述三点的发展现状，是反映土地集约利用常用指标［12］。江苏省国土资源厅从2004年开始对全省开发区进行集约利用评价试点，并建立了江苏省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2007年国土资源部将开发区集约利用评价试点扩展至全部省级以上开发区。但由于省内试点时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与国土资源部开发区集约利用评价体系存在着较大的差异，2005年、2008年全省开展开发区集约利用评价时对各项指标的阈值和权重均作过较大的调整。借鉴江苏省开展开发区集约利用评价的经验，根据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考虑分析的全面性，本研究提取综合容积率、建筑密度、单位面积投资强度、单位面积产出强度作为反映土地集约利用的指标［13］，分别与反映低碳经济发展状况的指进行标测算分析。#p#分页标题#e#
2．3脱钩分析体系构建
根据评价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低碳经济发展的指标选取方法，结合Tapio脱钩指标，构建低碳经济和土地集约利用的脱钩分析体系。分析低碳经济和土地集约利用的脱钩关系，首先初步选取两者的评价因子，反映研究对象的发展状况，根据所选取的评价指标收集数据用于测算脱钩指标，对不同的评价因子计算的脱钩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反馈修订评价指标，对初步选取的评价因子过滤，筛选出合适的评价指标。针对筛选后的评价指标，得出低碳经济和土地集约利用的脱钩状态，并据此展开驱动力研究。
3实例分析
3．1研究区概况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昆太路以南、吴淞江—黄浦江路—京沪高速铁路以北、柏庐路以东、花桥镇界以西的区域，占地113．22km2，人口规模达到83万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处于中国经济发展“T”轴线的核心点，占据沿海和沿江两个优势。昆山市是上海市辐射江苏省的重要联结点，同时亦是苏南经济带与上海市经济区的结合部，区位优势十分明显，交通十分便利，沿江高速、沿海高速、沪宁高速3条高速公路，G312等两条国道和城际铁路、沪宁高铁等3条铁路贯穿全境，离上海虹桥机场、浦东国际机场1h车程，完全融入上海市1h都市生活圈，是江苏的“东大门”，浦东的“连接站”。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创办于1985年，1991年1月被江苏省人民政府列为省重点开发区，1992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成为部级开发区。经过十多年的开发建设，昆山开发区已基本形成一个具有现代化气息的综合园区。2009年实现GDP437．97亿元，工业（物流）企业总收入978．99亿元，财政收入达83．91亿元，累计完成工业（物流）企业固定资产投资330．30亿元。
3．2数值分析
选取电消耗强度、单位GDP的COD排放量和高新技术企业业务收入作为衡量低碳发展的三大指标，根据低碳经济特征，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三者权重：电消耗强度（0．36）＝单位GDP的COD排放量（0．36）＞高新技术企业业务收入（0．28），测算该地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表2）。因为低碳经济评价指标的电消耗强度和单位GDP的COD排放量都为逆向指标，而高新技术企业业务收入为正向指标，为保持一致性，用传统企业业务收入比重替代高新技术企业业务收入指标，同时低碳经济水平用综合碳耗度来表示，综合碳耗度越大，则低碳经济水平越低，反之则越高。提取综合容积率、建筑密度、单位面积投资强度、单位面积产出强度4个指标作为反映土地集约利用的指标进行考核。通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报告和相关统计年鉴收集2004—2009年昆山地区的综合容积率、建筑密度、单位面积投资强度、单位面积产出强度4个技术指标值。对指标数据进行整理计算，得到2004—2009年6a间指标的变化率，按照本研究构建的脱钩分析体系，利用Tapio脱钩指标计算6a间的低碳经济和土地集约利用的脱钩指标和脱钩状态。
从时间角度分析，2004—2009年的6a间，对于同一年份，4个土地集约利用的评价指标中至少有3个指标呈现出综合碳耗度和土地集约利用指标的强脱钩状态，由此可以得出，2004—2009年的6a间，江苏省昆山经济开发区综合碳耗度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一直处于强脱钩状态。计算结果同时表明，将综合容积率和产出强度作为土地集约利用的评价指标时，2004—2009年的6a间，江苏省昆山经济开发区综合碳耗度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一直处于强脱钩状态，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增强的同时，综合碳耗度相应下降，即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将建筑密度作为土地集约利用的评价指标时，2005—2006年间和2006—2007年间综合碳耗度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呈现衰退连结，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同时土地集约利用程度降低，相同的情况也出现在以投入强度作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评价指标的2006—2007年间。因此，较建筑密度和单位面积投入强度，综合容积率和单位面积产出强度更能够准确地反映出土地集约利用的变化情况。从实际情况分析，由于需要考虑交通和绿化等因素，建筑密度本身存在上限，特别是从2007年以来，昆山地区致力于宜居城市的目标，建筑密度不能准确反映土地集约利用的真实水平；然而昆山经济开发区一直追求高投入高产出的目标，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单位面积投入强度和产出强度无必然关系，将单位面积投入强度作为评价指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昆山地区从2004—2009年，反映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碳耗度和反映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变化的综合容积率和产出强度的脱钩关系一直处于强脱钩状态，说明低碳经济和土地集约利用二者的发展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低碳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阻碍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提高，相反，低碳经济十分有效地促进了土地集约利用。2004—2009年昆山经济开发区的综合碳耗度逐年递减，该地区的低碳经济得到了有条不紊的发展，从2006—2009年间，综合碳耗度年减少率超过了10％，低碳经济呈现快速增长态势，通过这几年脱钩指标基本上小于－1可以看出，低碳经济的发展超过了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提高。总体来看，2004—2009年间，昆山经济开发区的低碳经济快速发展，土地集约利用水平逐步提高，两者起到了相互促进的作用。其所采取的措施概括为以下几点：
（1）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了顺应低碳经济发展，颁布了“用地定额标准”、“投资强度”等一系列措施来控制开发区土地利用规模，提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2）2006年至今，昆山经济开发区适度调整开发区内产业格局，提升商业和住宅用地比例，增加公园与绿地面积，大幅提升了区域碳汇能力，降低了单位面积碳排放强度，同时提高了土地的集约利用水平。
（3）通过提高交通运输用地比例，优化产业布局，促进产业集聚，从而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并降低了不必要的物质运输带来的碳排放效应，将住宅和商业插入工矿仓储用地中，达到适度混合利用的目的，从而减少不必要的人员通勤成本带来的碳排放。
（4）近几年，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致力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高消耗企业的“关停并转搬”，提高主导产业生产附加值和高新技术企业业务收入占整个GDP的比重，不断提升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集聚。以上分析进一步验证，合理的政策引导，例如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方式转变，能够有效地调控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低碳经济的稳定发展，实现土地集约利用和低碳经济的双赢局面。#p#分页标题#e#
[关键词]生态经济学；产业集群；综合绩效；评价体系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9)08－0059－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循环经济的中部产业集群生态化路径和模式研究”(批准号：08CJY024)
[作者简介]蒋云霞，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生，湖南理工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管理科学与工程；(湖南 长沙 410000)肖华茂，湖南人文科技学院经济管理系副教授，北京工业大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循环经济、区域经济。(湖南 娄底 417000)
当前，我国产业集群发展迅猛，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渤海湾地区，集群已经成为东部经济增长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随着产业集群的日益兴起和广泛实践，集群带来的负外部性也日益突出。浙江永康五金、绍兴轻纺、海宁皮革等产业集群发展“块状经济”带来的环境问题，山东省的造纸业集群在促进造纸工业规模化、现代化过程中出现资源紧缺和同类污染加倍问题，环太湖流域化工企业聚集引起的水污染问题，都是典型的集群污染。这种集群内资源的集中消耗和污染物的集中排放，往往是集群所在地难以承受的，更是制约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出现这些环境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地区发展目标的不科学，管理体制的不健全。因此，引入生态经济学理论，构建产业集群绩效的科学评价方法与体系，引导集群的经济行为与生态环境保持和谐是促进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生态经济学理念
1.生态经济学的内涵。传统经济学将经济系统假定为一个孤立、封闭的系统，与周围的环境没有物资与能量的交换。因而，经济系统的理想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是物资财富的线性增加过程，该模式的特点是“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单向物资流动，从自然生态系统中提取物资与能量，还给自然生态系统污染和废物，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垃圾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这种经济扩张模式在经济系统相对于生态系统较小时，即世界是一个“空的世界”时尚能实现。然而，随着人类生产能力的扩张。经济系统快速膨胀，世界逐渐从“空的世界”变成“满的世界”，环境与资源日益稀缺，支撑人类经济社会的生态系统承载能力极度脆弱，传统经济学的理论缺陷随之显现。长此以往，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必然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为促使社会经济在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实现持续稳定增长，20世纪60年代，生态经济学正式创建。
生态经济学是一门跨经济学和生态学的新兴边缘学科，是关于人类经济活动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互关系的科学，以生态经济系统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联系不是简单地相加，而是通过中间环节――由各种技术手段组成的技术系统，二者不断地进行着能量、物质、信息和价值的流动和转化运动。因此，概括地讲，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技术系统和经济系统所构成的复合系统的结构、功能、行为及其规律性的学科。
2.生态经济系统。所谓生态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通过中介技术相互耦合而成的复合大系统。生态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在各自独立存在，发挥彼此功能的同时，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耦合。经济系统生产和生活所需的低熵物质和能量依赖于自然生态环境的供给，同时剩余的高熵物质和能量又还给自然界，在自然循环中通过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影响着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二者不断地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与转化。
鉴于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要实现社会经济系统的持续稳定增长，就必须统筹处理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转变为以人与自然协调、和谐发展为核心的发展观，在追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动态平衡中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最大化。下表系统总结了传统经济学与生态经济学的差异：
二、产业集群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产业集群的绩效研究分析。产业集群实际上就是一种网络组织，是区域内互相关联的企业和机构所组成的集合体，是以企业之间、企业与环境之间的依存互动为基础的有机系统。
放眼全球，产业集群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背景下的世界性经济现象，世界上产业集群的成功发展创造的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为世人瞩目。目前，探讨产业集群的绩效也主要是从两个角度来考察：一是从企业和产业角度分析产业集群的影响。马歇尔就从集群所带来的外部经济进行分析；韦伯从集聚因素带来的经济性――“一般经济开支成本”的降低来研究；迈克尔・波特则从组织变革、价值链、经济效率和柔性方面分析了产业集群所具有的竞争优势。二是分析产业集群对于所在区域发展的影响。集群的社会区域发展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有利于形成地区核心竞争力。产业集群所具有的竞争优势有利于形成地区产业优势，从而进一步形成区域的核心竞争力。(2)对经济贡献具有乘数效应。产业集群具有的竞争优势能够吸引更多企业加入，为区域带来更多的资金、技术、人才，促进集群的良性发展，不仅可以把某些产业做大，而且这些产业的兴旺带动其上游产业的发展，又促进其下游销售、运输业的发达。同时，从横向上带动相关产业以及文化、教育、金融、信息、服务等行业的发展，由此使地区经济成倍增长。所以，一个地区可以通过对产业集群的培育实现地区经济的腾飞。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产业集群的绩效研究多局限在传统经济学范畴之内，以集群经济绩效为研究考察对象。可是，一方面产业集群极大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集群迅猛发展所带来的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问题，这些严重地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例如，有着“中国皮都”之称的温州平阳水头镇是全国最大的成品皮出口供应基地、亚洲最大的猪皮革生产基地，2002年，近1200家制革企业的年产值达40多亿元，但是水头制革污染在2003年被国家列为“全国十大重点污染源”之一。宁波市象山县爵溪街号称“中国针织名城”，在2平方公里多的区域上拥有针织企业430余家，2003年全街道的工业总产值为65亿元，可是由于针织企业高度集聚，缺水、缺电问题十分严重。因此，在集群系统中，要实现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充
分认识资源环境的稀缺性，保持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与平衡，建立多角度的指标体系综合评价集群发展对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产业集群综合绩效测评的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构建出产业集群绩效科学的评价方法与体系，从而为测度和比较不同产业集群对地方区域的影响提供科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依据。
2.集群综合绩效评价指标的设计原则。本文认为集群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应遵循科学性、完备性和实用性原则。
(1)科学性原则。本研究所确定的指标要使评价目标和评价指标有机联系起来，组成一个层次分明的整体。同时，要求指标涵义明确，界定清晰，能够量化，计算方法规范，评价结果具有科学性。
(2)完备性原则。产业集群的综合绩效具有丰富的内涵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评价指标体系应具备足够的涵盖面，能够概括地反映集群综合绩效的基本内涵和各方面的影响因素。
(3)实用性原则。指标设计不仅应具有理论研究价值，而且应具有实践应用价值。实用性原则包括以下含义：指标不宜过多，力求以最少的指标来反映产业集群的综合绩效，同时尽可能地减少各指标之间的相关程度，避免重复和交叉，保证指标之间的相互独立；指标的设计应有利于资料的获取，指标内容应简单明了，容易理解，而且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能够予以计算研究和分析，具有可操作性。
3.集群综合绩效评价指标的开发。基于以上分析，遵循科学性、完备性和实用性等原则，本文从产业集群中环境、经济和社会等各要素共生共荣、协调统一的视角，构建集群综合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一层为目标层，即产业集群综合绩效评价。如上所述，将产业集群看作是生态经济大系统中的一个开放子系统，认为产业集群的绩效应该涵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方面，此谓之综合绩效。第二层为准则层，包括集群经济效益、集群社会效益和集群生态效益三个方面。第三层为指标层，为准则层的进一步深化，由8个具体指标构成，各指标层次递阶结构如图所示，各指标具体内容如下：
(1)经济效益。经济效益，即以尽量少的劳动耗费取得尽量多的经营成果，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经济效益可以从集群生产规模、生产效率和资金利润率三个方面进行测量。
①集群总产值。它是反映集群生产规模的指标，指标数值越高，说明生产规模越大。计算方法是：
集群总产值=一定时期集群内企业产品产量×产品销售单价
②全员劳动生产率。它是反映生产效率的指标，指标数值越大，说明劳动效率越高。计算方法是：
全员劳动生产率=[一定时期的总产值(或总产量)／同时期生产工人的平均人数]× 100％
③单位资金利润率。它是反映生产经营效果的指标。指标数值越高，说明经营效果越好。计算方法是：
单位资金利润率=(一定时期利润总额／同一时期资金平均投入)×100％
(2)社会效益。社会效益是集群发展对社会科技、政治、文化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社会效益可以从安全生产、员工受教育程度、企业创新能力三个方面进行衡量。
①安全生产率。保障员工的生命安全是企业应承担的基本社会责任。指标计算方法是：
安全生产率=(一定时期安全生产天数／同时期总生产天数)×100％
②高等教育水平人员比率。能够综合反映集群内员工接受教育的状况，关系到社会、经济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计算方法是：
高等教育水平人员比率=(一定时期受过高等教育员工的人数／同时期全部员工的平均人数)×100％
③新产品率。能够体现集群生产新产品、开创新市场的能力，指标数值越大，说明创新能力越强，因而对社会的科技进步贡献越大。计算方法是：
新产品率=(一定时期的新产品数量／同时期销售的商品总数)×100％
(3)生态效益。生态效益是从生态平衡的角度来衡量绩效，它关系到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如果生态效益受到损害，人类整体的、长远的经济也难以得到保障。生态效益可以从能源的节约和环境污染治理二个方面进行测度。
①单位产值能耗。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能源短缺已经成为全国突出性的问题，制约着经济发展。因此，应将单位产值能耗作为生态效益的主要指标。单位产值能耗越低，说明资源和能源的消耗量越少，生态效益越好。计算方法是：
单位产值能耗=(一定时期总投入能量)／(同时期总产值)
②污染物排放达标率。如果将大量未达标的污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直接排放到环境中，会对环境造成损害，这种做法无论从经济、社会还是从环境方面将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污染物排放达标率应该是生态效益中的重要内容，指标数值越高，就说明环境治理的效果越好。具体计算方法是：
污染物排放达标率=[某地区企业排放污染物达到国家(地方)标准的项目数(个)／同一地区考核的全部项目数(个)]×100％
参考文献：
[1]顾强.提高产业集群生态效率促进循环经济发展[J].中国经贸导刊，2006，(10).
[2] Herman E Daly. Beyond Growth: The Economics ofSustainable Development[M]. Boston Beacon Press, 1997.
[3]周立华.生态经济与生态经济学[J].自然杂志，2004，(4).
[4]李煜华，胡运权.产业集群规模与集群效应的关联性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6，(6).
1•西北民族聚集区概况
西北民族聚集区指甘肃、新疆、宁夏、青海和陕西等省区,土地面积占我国国土总面积的34.5%。西北五省区除陕西省的少数民族人口较少以外,其他省区都属于典型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是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新疆、宁夏、青海、甘肃、陕西五省区内的少数民族人口达1,768.2万,约占西北总人口的32.1%。
2.西北民族聚集区社会经济现状
(1)经济发展相对滞后
西北民族聚集区深居我国西北内陆,生态环境较为恶劣,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区域经济发展受到了严重限制。经济结构不合理,产品深加工能力差,生产设备老化,生产技术的科技含量低,导致了聚集区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人均GDP除新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外,陕、甘、青、宁四省区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6.6%、55.19%、76.03%、70.79%。2004年统计数据显示,除新疆自治区社会劳动生产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31万元/人以外,其余四省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业机械动力远低于全国1,779.75万kw的平均水平,劳动生产率也普遍较低,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人民生活水平低
西北民族聚集区由于受历史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见表1)。人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除新疆外,陕、甘、青、宁四省区人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只能达到全国水平的80%、78.53%、85.40%、80.88%。以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评价指标,西北民族聚集区也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3)自然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严重
西北民族聚集区人口生活在环境严重污染地区的比重较大。在我国西北民族聚集区,生活在水环境严重污染地区与中度污染地区的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总人口的79.1%。严重污染的地区包括黄河干流、渭河干流、石羊河流域、疏勒河流域以及伊犁河流域的21个城市(地区)所在的主要河段,有的水质状况已属于Ⅴ类或劣于Ⅴ类,不能达到农业灌溉用水的一般标准,有的河段已经变成了黑臭状态。河段严重污染的流域面积虽然仅占西北地区总面积的13%,但这些地区往往属于城镇工矿集中、人口稠密的地区,因此严重污染影响的人口比例已经达到了总人口的55.2%。中度污染的地区主要有新疆自治区的运用模糊隶属度函数方法对西北民族聚集区的经济与环境评价指标进行量化,求得西北民族聚集区各评价指标的隶属度(见表3):2.西北民族聚集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度分析根据对协调及协调度的定义,设正数x1、x2、x3、…、xm为描述某区域经济特征的m各指标,正数y1、y2、y3、…、yn为描述该区域环境特征的n各指标,则分别称函数f(X)=Σmi=1aiXi与g(Y)=Σnj=1bjYj为区域综合经济效益函数与综合环境效益函数。其中,ai和bj分别为区域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各评价指标在系统中的权重值,Xi和Yj分别为该区域经济指标与环境指标的隶属度值。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的计算公式,如下所示:C=f(X)•g(Y)f(X)+g(Y)22k其中,C为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协调度,k为调节系数,k≥2,为了更好地反映区域协调度的区分度,将k取为2。不难证明,协调度0≤C≤1,最大值亦即最佳协调状态,反之,协调度C越小则越不协调。将求出的西北民族聚集区各经济、环境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和隶属度带入函数公式,可分别求出西北民族聚集区的综合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评价指数、协调度及协调发展度(见表4)。3.西北民族聚集区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分区研究根据上述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结合区域经济与环境综合效益f(X)和g(Y)的对比关系,划分出30种基本类型(见表6)。根据表6中的分类体系和判断标准,运用ARCVIEW软件,得到西北民族聚集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状况分区图:西北民族聚集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状况分区图分析结果,西北民族聚集区的五个省区中,新疆和青海属中级协调发展类环境滞后型,甘肃属濒临失调衰退类环境损益型,陕西属勉强协调发展类环境滞后型,宁夏则属严重失调衰退类环境损益型。对西北民族聚集区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状况的整体评价是:处于非可持续发展状态,急需采取有力措施进行调整和治理。
二、西北民族聚集区可持续发展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西北民族聚集区的发展进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发展阶段,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加快了西北民族聚集区经济建设的步伐。国家在新疆部署了西气东输、水利开发、流域治理、退耕还林、交通建设、商品棉基地建设、优势资源勘探等一批重点项目。在青海和宁夏加大了投资力度,促使其经济快速增长。但从总体上来看,西北民族聚集区经济发展呈现如下特征:一是发展很不平衡,仍然大大落后于全国的一般发展水平;二是民族地区贫困比例仍然很大;三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西北民族聚集区的经济发展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长期以来,西北民族聚集区以经济优先增长为发展战略,重视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却忽视生态环境的合理建设与保护,重视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却忽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由于西北民族聚集区大多为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如果沿用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那么只会给区域自然环境带来更加严重的生态破坏,并导致农林牧业生产的全面衰退。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灾害频率增大、污染加剧等一系列生态灾难的发生,阻碍了民族聚集区区域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循环经济是国际社会在追求从工业可持续发展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关于发展模式的新理念,它的运作机制是在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原则下,通过清洁生产、生态工业、持续农业、绿色消费、废物处理五个环节,使物质和能量在整个社会内循环流动,从而达到能量的平衡。西北民族聚集区所处的独特的生态地理区位及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决定其发展路径应由传统的依赖资源净消耗的线性增加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型,应发展一条以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为特征而有别于传统经济模型的西北民族聚集区新型经济。
三、西北民族聚集区循环经济发展思路
西北民族聚集区应将区域比较优势与循环经济技术优势结合起来,积极研究适应西北民族聚集区要素结构的发展思路,实现区域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相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从而避免走以环境破坏和生态退化为巨大代价的“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实施以发展循环经济为导向的跨越式产业发展战略。
1.大力推进西北民族聚集区环保产业的发展。第一,发展环保产业需要得到西北民族聚集区各级政府的充分重视。环保消费主要是一种公共消费的行为,政府消费和政府预算投资对环保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要逐步加大西北民族聚集区政府预算投资所占的比例。第二,运用现代金融工具,建立全新的西北民族聚集区投融资机制。通过设立环保产业基金、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发行环保、优惠贷款、引进外资、风险投资等多渠道,筹集环保产业发展资金。第三,民族聚集区企业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运用财税、金融等手段,加大对环保产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支持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环保技术和产品。第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聚集区环保企业,通过上市、兼并、重组、联合等形式培育、扶持环保优势企业和骨干企业,组建大型环保企业集团,增强环保企业的竞争力。
2.倡导民族聚集区绿色消费方式。建立以循环利用为基础的新型民族聚集区消费方式,既要满足西北民族聚集区人们日益提高的合理物质消费的需要,又要注重民族聚集区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善。绿色消费观和绿色消费行为将导致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革,消费结构的改变必将导致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形成绿色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从而推动西北民族聚集区循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强化西北民族聚集区的技术支撑。发展循环经济必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开发建立绿色技术体系。绿色技术体系包括环境工程技术、资源化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要发展主要环境污染物监测技术、烟气脱硫技术、机动车污染控制技术、城市污水处理成套技术、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及资源化利用技术、低能耗高性能环境友好材料开发技术、生态环境监测技术、水土保持技术、防沙治沙技术等。西北民族聚集区要积极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全面推行清洁生产。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生物技术、电子技术和通讯技术都应在循环经济中加以应用。同时加强信息技术,通过互联网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成本,最有效地提供环境信息,传播知识,为西北民族聚集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4.建立西北民族聚集区共同参与的循环经济体系。循环经济的参与主体包括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居民等。西北民族聚集区各级政府要通过利益的驱动和精神的号召,使社会各界都参与到循环经济发展当中。循环经济政府应侧重采取行政、法律措施进行宏观调节,逐步在大中型企业推行清洁生产的模式;加大企业改革特别是产权制度改革力度,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根据东部地区的经验,组建专门回收处理包装废弃物的非赢利性的社会中介组织,发挥其在循环经济中的特有作用。同时,通过舆论、宣传教育等,让循环经济的公众了解循环经济的原理和理念,尽可能减少垃圾排放,实现公众监督和倡导下的循环经济生态文明。
[关键词]生态经济学；产业集群；综合绩效；评价体系
当前，我国产业集群发展迅猛，特别是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渤海湾地区，集群已经成为东部经济增长和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随着产业集群的日益兴起和广泛实践，集群带来的负外部性也日益突出。浙江永康五金、绍兴轻纺、海宁皮革等产业集群发展“块状经济”带来的环境问题，山东省的造纸业集群在促进造纸工业规模化、现代化过程中出现资源紧缺和同类污染加倍问题，环太湖流域化工企业聚集引起的水污染问题，都是典型的集群污染。这种集群内资源的集中消耗和污染物的集中排放，往往是集群所在地难以承受的，更是制约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出现这些环境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地区发展目标的不科学，管理体制的不健全。因此，引入生态经济学理论，构建产业集群绩效的科学评价方法与体系，引导集群的经济行为与生态环境保持和谐是促进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生态经济学理念
1.生态经济学的内涵。传统经济学将经济系统假定为一个孤立、封闭的系统，与周围的环境没有物资与能量的交换。因而，经济系统的理想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是物资财富的线性增加过程，该模式的特点是“资源——产品——废弃物”的单向物资流动，从自然生态系统中提取物资与能量，还给自然生态系统污染和废物，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垃圾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这种经济扩张模式在经济系统相对于生态系统较小时，即世界是一个“空的世界”时尚能实现。然而，随着人类生产能力的扩张。经济系统快速膨胀，世界逐渐从“空的世界”变成“满的世界”，环境与资源日益稀缺，支撑人类经济社会的生态系统承载能力极度脆弱，传统经济学的理论缺陷随之显现。长此以往，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必然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为促使社会经济在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实现持续稳定增长，20世纪60年代，生态经济学正式创建。
生态经济学是一门跨经济学和生态学的新兴边缘学科，是关于人类经济活动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互关系的科学，以生态经济系统的矛盾运动及其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联系不是简单地相加，而是通过中间环节——由各种技术手段组成的技术系统，二者不断地进行着能量、物质、信息和价值的流动和转化运动。因此，概括地讲，生态经济学是研究生态系统、技术系统和经济系统所构成的复合系统的结构、功能、行为及其规律性的学科。
2.生态经济系统。所谓生态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通过中介技术相互耦合而成的复合大系统。生态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在各自独立存在，发挥彼此功能的同时，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耦合。经济系统生产和生活所需的低熵物质和能量依赖于自然生态环境的供给，同时剩余的高熵物质和能量又还给自然界，在自然循环中通过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过程影响着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二者不断地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流与转化。
鉴于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的相互关系，要实现社会经济系统的持续稳定增长，就必须统筹处理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转变为以人与自然协调、和谐发展为核心的发展观，在追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动态平衡中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最大化。下表系统总结了传统经济学与生态经济学的差异：
二、产业集群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产业集群的绩效研究分析。产业集群实际上就是一种网络组织，是区域内互相关联的企业和机构所组成的集合体，是以企业之间、企业与环境之间的依存互动为基础的有机系统。
放眼全球，产业集群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背景下的世界性经济现象，世界上产业集群的成功发展创造的巨大经济和社会效益为世人瞩目。目前，探讨产业集群的绩效也主要是从两个角度来考察：一是从企业和产业角度分析产业集群的影响。马歇尔就从集群所带来的外部经济进行分析；韦伯从集聚因素带来的经济性——“一般经济开支成本”的降低来研究；迈克尔·波特则从组织变革、价值链、经济效率和柔性方面分析了产业集群所具有的竞争优势。二是分析产业集群对于所在区域发展的影响。集群的社会区域发展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有利于形成地区核心竞争力。产业集群所具有的竞争优势有利于形成地区产业优势，从而进一步形成区域的核心竞争力。(2)对经济贡献具有乘数效应。产业集群具有的竞争优势能够吸引更多企业加入，为区域带来更多的资金、技术、人才，促进集群的良性发展，不仅可以把某些产业做大，而且这些产业的兴旺带动其上游产业的发展，又促进其下游销售、运输业的发达。同时，从横向上带动相关产业以及文化、教育、金融、信息、服务等行业的发展，由此使地区经济成倍增长。所以，一个地区可以通过对产业集群的培育实现地区经济的腾飞。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对产业集群的绩效研究多局限在传统经济学范畴之内，以集群经济绩效为研究考察对象。可是，一方面产业集群极大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集群迅猛发展所带来的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等问题，这些严重地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例如，有着“中国皮都”之称的温州平阳水头镇是全国最大的成品皮出口供应基地、亚洲最大的猪皮革生产基地，2002年，近1200家制革企业的年产值达40多亿元，但是水头制革污染在2003年被国家列为“全国十大重点污染源”之一。宁波市象山县爵溪街号称“中国针织名城”，在2平方公里多的区域上拥有针织企业430余家，2003年全街道的工业总产值为65亿元，可是由于针织企业高度集聚，缺水、缺电问题十分严重。因此，在集群系统中，要实现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充分认识资源环境的稀缺性，保持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与平衡，建立多角度的指标体系综合评价集群发展对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产业集群综合绩效测评的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构建出产业集群绩效科学的评价方法与体系，从而为测度和比较不同产业集群对地方区域的影响提供科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依据。
2.集群综合绩效评价指标的设计原则。本文认为集群综合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应遵循科学性、完备性和实用性原则。
(1)科学性原则。本研究所确定的指标要使评价目标和评价指标有机联系起来，组成一个层次分明的整体。同时，要求指标涵义明确，界定清晰，能够量化，计算方法规范，评价结果具有科学性。
(2)完备性原则。产业集群的综合绩效具有丰富的内涵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评价指标体系应具备足够的涵盖面，能够概括地反映集群综合绩效的基本内涵和各方面的影响因素。
(3)实用性原则。指标设计不仅应具有理论研究价值，而且应具有实践应用价值。实用性原则包括以下含义：指标不宜过多，力求以最少的指标来反映产业集群的综合绩效，同时尽可能地减少各指标之间的相关程度，避免重复和交叉，保证指标之间的相互独立；指标的设计应有利于资料的获取，指标内容应简单明了，容易理解，而且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能够予以计算研究和分析，具有可操作性。
3.集群综合绩效评价指标的开发。基于以上分析，遵循科学性、完备性和实用性等原则，本文从产业集群中环境、经济和社会等各要素共生共荣、协调统一的视角，构建集群综合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
第一层为目标层，即产业集群综合绩效评价。如上所述，将产业集群看作是生态经济大系统中的一个开放子系统，认为产业集群的绩效应该涵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方面，此谓之综合绩效。第二层为准则层，包括集群经济效益、集群社会效益和集群生态效益三个方面。第三层为指标层，为准则层的进一步深化，由8个具体指标构成，各指标层次递阶结构如图所示，各指标具体内容如下：
(1)经济效益。经济效益，即以尽量少的劳动耗费取得尽量多的经营成果，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经济效益可以从集群生产规模、生产效率和资金利润率三个方面进行测量。
①集群总产值。它是反映集群生产规模的指标，指标数值越高，说明生产规模越大。计算方法是：
集群总产值=一定时期集群内企业产品产量×产品销售单价
②全员劳动生产率。它是反映生产效率的指标，指标数值越大，说明劳动效率越高。计算方法是：
全员劳动生产率=[一定时期的总产值(或总产量)／同时期生产工人的平均人数]×100％
③单位资金利润率。它是反映生产经营效果的指标。指标数值越高，说明经营效果越好。计算方法是：
单位资金利润率=(一定时期利润总额／同一时期资金平均投入)×100％
(2)社会效益。社会效益是集群发展对社会科技、政治、文化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社会效益可以从安全生产、员工受教育程度、企业创新能力三个方面进行衡量。
①安全生产率。保障员工的生命安全是企业应承担的基本社会责任。指标计算方法是：
安全生产率=(一定时期安全生产天数／同时期总生产天数)×100％
②高等教育水平人员比率。能够综合反映集群内员工接受教育的状况，关系到社会、经济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计算方法是：
高等教育水平人员比率=(一定时期受过高等教育员工的人数／同时期全部员工的平均人数)×100％
③新产品率。能够体现集群生产新产品、开创新市场的能力，指标数值越大，说明创新能力越强，因而对社会的科技进步贡献越大。计算方法是：
新产品率=(一定时期的新产品数量／同时期销售的商品总数)×100％
(3)生态效益。生态效益是从生态平衡的角度来衡量绩效，它关系到人类生存发展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如果生态效益受到损害，人类整体的、长远的经济也难以得到保障。生态效益可以从能源的节约和环境污染治理二个方面进行测度。
①单位产值能耗。能源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能源短缺已经成为全国突出性的问题，制约着经济发展。因此，应将单位产值能耗作为生态效益的主要指标。单位产值能耗越低，说明资源和能源的消耗量越少，生态效益越好。计算方法是：
单位产值能耗=(一定时期总投入能量)／(同时期总产值)
②污染物排放达标率。如果将大量未达标的污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直接排放到环境中，会对环境造成损害，这种做法无论从经济、社会还是从环境方面将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污染物排放达标率应该是生态效益中的重要内容，指标数值越高，就说明环境治理的效果越好。具体计算方法是：
污染物排放达标率=[某地区企业排放污染物达到国家(地方)标准的项目数(个)／同一地区考核的全部项目数(个)]×100％
参考文献：
[1]顾强.提高产业集群生态效率促进循环经济发展[J].中国经贸导刊，2006，(10).
[2]HermanEDaly.BeyondGrowth:TheEconomicsofSustainableDevelopment[M].BostonBeaconPress,1997.
[3]周立华.生态经济与生态经济学[J].自然杂志，2004，(4).
[4]李煜华，胡运权.产业集群规模与集群效应的关联性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6，(6).
在解放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我国大多数林区一直保持着森林资源私人所有为主的民有民营林业[2]。在稳固的民有民营产权制度下，森林经营质量的好坏与农民自身的长远经济利益之间一直保持着密切相关，这种由产权制度而形成的私人利益高度关联性构成了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的关键。由于产权利益机制的约束，采伐多少，如何采伐，何时采伐，何地采伐等森林持续经营的基本问题，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或理性植根于农民心里，应用于长期森林经营实践。在工业化程度极低，农业经济占绝对地位的旧中国，作为森林产权主体制度作用的一种结果，林区的森林经营总体上保持了可持续经营状态。就生产方式而言，尽管当时的森林经营方式只能称之为小农经济，但是这种小规模分散的生产方式却有效地避免了大规模森林采伐，有效地保护了良好的森林生态环境。
同西方发达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生态破坏性工业化进程一样，新中国成立以后，基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理想和发展工业的主观愿望，以及经济增长的实际需要，森林资源一度成为工业化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遭到大规模砍伐和破坏。传统的民有民营产权制度经历了私人所有向初级社、高级社再到公有化的迅速转变，民有民营林业迅速走向消亡，取而代之以集体和部分国家占有的公有公营产权模式，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
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的频繁变化，对林区的林业生产性质和生态环境保护带来了巨大影响：①森林资源可持续经营的产权制度基础面临崩溃，森林科学经营的民间积极性丧失。农民的森林经营主体身份被剥夺，森林资源的产权被收归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失去了森林独立经营权，森林经营活动成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部门经济活动”或“国家经济行为”。在新的产权制度下，丧失森林所有权的农民实质上已经作为公有经济组织的“雇佣劳动者”，有劳动之义务而无选择森林经营方式的权利，他们在长期经营森林实践中形成的森林可持续经营习惯难以发挥作用，森林经营的实际利益主体明确地指向国家、城市和工业，而由此带来的森林生态环境责任主体却被严重地“虚置”。②森林经营活动从民间的分散作业方式迅速转化为专业化半专业化的生产活动，在现代采掘工业技术的支持下，开采森林资源、生产木材的能力极为提高，森林资源恢复与更新能力难以跟上采伐消耗的速度。在森林资源的采伐和经营组织管理方式上，改过去的“择伐”为“皆伐”、小规模分散的生产方式（即小农经济）为集体统一经营，有组织的林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机构（社会化大生产、大协作）大量地出现。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南方各省大办国营营林林场和森工采育林场，各村纷纷举办集体林场，通过集体作业、强度皆伐；提高木材生产效率，在森林资源恢复管理方式上，采取森林采伐与森林更新专业化分工，采育林场主要是采伐木材，营林林场负责林地恢复更新，形成“两张皮”，使得森林采伐和更新严重脱节，森林质量也严重下降，最终出现“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③森林资源休养生息的自然规律完全被忽视，生态系统的功能被严重削弱。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些行之有效的森林持续经营传统被废弃，如自然恢复混交林的经营模式，木材采伐与生长平衡的机制，择伐作业和小片皆伐，林间套种，地力保持等一些好的习惯，由于大规模的集体森林采伐，以及大规模地人工营造速生丰产用材林，形成单而一的松树和杉树为主的针叶人工林，大规格的全面垦挖林地以及全面的烧炼采伐迹地，造成大量的土壤有机质的丧失和长期地力的衰退，生物多样性越来越低，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和防护能力大为降低。④森林产权公有化变革而形成的大量的国有和集体林场，经济依然贫困，尽管经历了数次经营体制改革，但还是无法从经济围困中摆脱出来。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和集体林场依靠砍伐20世纪50年代营造的人工林以及开采祖宗留下来的天然林资源，不断壮大，人员不断增加，运行成本不断提高，林场“木头”模式的单一经济增长方式，随着森林资源的过度消耗，导致资源“赤子”与公有林场财政“赤字”长期并存，无法形成南方集体林区林业生态经济的内外部发展环境。
总体上讲，在自然资源高消耗的传统粗放经济增长模式下，森林资源公有化经营体制不利于森林资源的可持续经营，难以形成森林资源、生态环境与林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难以避免“公有地悲剧”的出现，近50年的森林资源共有公营的经营实践以及长江流域严重的水土流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森林资源公有化制度在平衡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矛盾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曾经引发了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创新，出现了诸如森林资源股份合作制、租赁制、合作制、承包经营制等新的林业经营形式。到1986年，南方集体林区集体林地面积的69%为农户个体承包经营[3]，激发了农民从事森林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回归了林区民有民营的某些特征，提高了资源使用与配置效益。然而，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南方林区森林资源不彻底的产权制度变革，本质上还是基于提高森林资源经济效益之目的，将公有（集体）森林资源的部分经济收益权利向农户分散，森林资源的所有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到民有，激活和巩固了森林财产收益的民间欲望，而极为重要的森林生态防护的社会权利责任体系远未建立起来，引发了大规模的森林乱砍乱伐，由此深层次地暴露出了森林资源产权结构调整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进入21世纪，我国将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今后50年中国林业发展总体战略是“生态建设、生态安全和生态文明”三大目标[4]，为实现这一目标，将改革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稳定所有权，完善承包权，放活经营权”，“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林业”[4]。但是，我国林区复杂的森林自然条件，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频繁的政策波动，多样的森林资源经济关系以及重要的生态保护战略地位，决定了森林生态保护和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研究生态建设及其与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创新之间的辨证关系，探讨森林生态保护形势下的南方集体林区森林产权结构模式，并提出产权结构改革措施等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2、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及其对森林生态保护影响：理论与现实反思
2．1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与森林生态保护
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严格意义上是指个人对包括林地和林木及其它生物和非生物资源的所有权。完整的森林资源私人所有权通常是指民法意义上的物权、财产权。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私有产权被认为是个人自由、个人价值、个人自和尊严的体现，而且被认为是一个社会效率的基础和保障。一般意义上，私人所有权可以刺激所有权人高效率利用各种自然资源，促进资源的合理流转，因此具有较高的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一个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或社会福利都建筑在社会效率提高的基础上。因此，私人所有权被认为是一种有利于社会的制度安排[5]。
在森林资源领域，有效率的私有产权理论上可以减少对森林资源的破坏性利用，促进私人理性地处理资源短期利用与长远维护之间的关系。由于利益的关联性，相对于公有产权，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本身对权利人进行财产的保值增值的激励，有利于森林资源产权的高效率。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人照顾的东西，人们关心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而私人的事物则往往受到私人最大可能的关照”。[6]就森林资源生态保护而言，公有产权常常伴随着经营者的滥伐和非经营的盗伐，最终导致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而影响公众甚至私人的生态环境权利而告终（特别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森林资源产权的公有所带来的生态破坏尤其严重，并且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而私人产权则往往伴随着权利人对森林的尽量关注和爱护、有理性地适度采伐和细心恢复等，私人对个人森林资源财产的关照，主观上促进了私人森林资源财产权质量和数量的增加，客观上保护了森林资源可持续增长的资源基础，因而也促进了森林生态效益,这一点不仅在理论上有其合理的逻辑，而且也为南方集体林区长期的民有民营的历史经验所证实。
然而，森林资源产权私有化有利于森林生态效益的提高，是一个整体上的理论概念，这种结论的实践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政策条件，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20世纪80年代，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产权民有化运动并没有出现理论上所描述的景象，相反，林权分散化带来的森林资源的大破坏，给南方集体林区的森林生态保护带来了灾难，影响了森林资源民有化改革的深化。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基于公共生态安全利益的考虑，我国森林资源产权改革有向公有化推进之趋势，如建立大量的公共所有的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根据国家规划，从2001年~2010年的10年里，全国自然保护区总数将达到1800个，面积1.55亿公顷，占全部国土面积的16.14%左右，[4]，相当多的集体或农民个体经营的森林资源被公有化或实行公有化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森林资源保护政策变化的潮流，也回应了现代中国社会对森林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在西方国家，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许多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管理，如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等。这种趋势的出现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森林资源产权结构与森林生态保护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说明产权结构的民有化到森林生态效益的实现过程中仍然存在较多的结构变量，例如一个国家的法制体系的完整程度，法制习惯、政策稳定性、国家监控能力，特别是林区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还有森林资源自身的生态、经济特征，都是影响和制约产权改革效率的重要因素。
从效益归属性质上看，森林资源生态效益属于公共服务产品的范畴，理论认为，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由私人提供往往是不经济的，也是不现实的，一般应当由政府承担，由政府管理并由社会成员均等享受，公共产品私人经营的不经济性客观上也要求对森林生态资源的公共化，即产权的公有化。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森林资源产权私有化难以克服公共产品经济效益低下的弊端，私有化产权结构与公共生态效益存在内在的矛盾。对于类似问题，美国著名法理学家理查德·A·波斯纳认为：“森林可以在不归公有的情况下由政府资助。”[6]按照他的说法，国家可以通过私人来实现环境生态功能，即在保护私人森林资源合理的财产收益的前提下，尽量弥补其因提供公众生态效益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实现私人产权与社会利益的一致，如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或生态补偿等确保私人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引导其追求环境生态效益，这样做可能比国家直接所有和管理自然资源的成本低一些，效果会好一些。
因此，实现森林资源私人产权制度，并不意味着它是完美的，它需要依附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这些局限性说明，并非森林资源私人产权制度是效益最高的选择，尤其对于森林资源的生态效益的最大化目标而言，另一方面私有产权的经济性质决定了经济效益与环境生态效益之间的无法克服的深刻矛盾，在更多的条件下，森林资源的私有产权更容易激发经济利益的扩大，而公共生态利益容易被忽视。
2．2森林资源的公有产权与森林生态保护
所谓森林资源的公有产权即森林资源的所有权归公共所有，这种公有形式可以是全体社会公民所有，也可以是某一特定的人群所有。在我国，森林资源的公有制包括国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基本形式。国有形式是国家对森林资源一种形式上的所有，所有权通过国家兴办的实体即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占有形式来体现和代表国有，即所谓的“国家所有、分级管理、多级占有”的产权管理模式，有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全民所有,实际上是一种部门或单位的占有，由占有而产生森林资源的经营管理权。不难看出，我国森林资源的公共产权是未加明确界定的产权，形成产权不规则的破裂。公有产权制度下，特别是国有产权制度下，产权的激励较低，监管成本高，这一点以现实的国有林业企业事业人事臃肿，非生产性支出过大的事实所映衬。在国家宏观生态政策不明确的情况下，森林资源产权公有化所形成的低效率的经营管理体制，容易造成资源的严重破坏和浪费，因而导致外部性的出现和公共产权的低效能。公有产权制度最大地弊端是名义上产权是清晰的，所有人是存在的，实际上不存在具体的所有人，没有人真正关心所有权人的利益，只关心本部门利益、本单位利益和本行业的经济利益，对森林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公众利益则漠不关心。在国有产权制度下，鉴于国家森林资源行政管理机构与森林资源国有经营单位之间存在的纵横交错的行政管理关系，以及复杂的经济利益关联，国家人很难按照法律法规完全履行对森林资源的有效监督和适时管理，有效保护所有人的利益。国有产权制度下往往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产权经营模式，主要由用益权人（即国有林业经营单位）实际使用森林资源，由于这种制度下缺乏真正的所有权主体，用益权人缺乏来自所有权人的权利硬性约束。用益权人受到的约束主要来自所有权人的代表人或人，最容易出现国有林业经营单位与所有权人的人勾结起来损害所有权人利益的现象。东北、西南国有林区国有林业森工企业的长期超采伐限额的经营行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些，新中国历史上，哪里有国有森工企业，那里的森林砍伐就最严重，生态保护问题就最为脆弱，水土流失就最为严重，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南方集体林区所实行的国有林场经营组织形式，在计划经济时期，培育了大量的森林后备资源，即使在市场经济初期，通过借债、国家资助等多种形式，营造了大量人工林，成为南方集体林区营造林典范，为国家和地方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不容忽视的是，国有林业的这种经济模式的发展，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保护问题，毁掉了大量宝贵的天然次生林资源，留下深刻的生态隐患。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惯性作用下，国家宏观财政体制的变化，地方财政逐步紧张，山区森林资源的保护缺少有力的财政支持，债务负担承重，导致森林资源债务性的过度消耗，国有林场重新面临资源潜在危机，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增大。人们开始担心，在整个南方集体林区，如果缺乏强有力的外部财政输入，将有可能出现新一轮的公有林业资源和经济危机。值得进一步深思的是，这种危机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两危”，不是总量性的，而是树种、林种和材种结构性的短缺，这种短缺的弥补难度将远远大于总量的提升，这不仅仅涉及到林业经济竞争能力的恢复，更重要地将关系到整个南方地区森林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或重建。
与国有林业有所不同的是，集体产权的森林经营模式是一种理论上的群众自治管理，集体作为一级经济组织，承担集体森林资源财产的保值增值的权能，代表集体所有人的利益，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同时又是一级享有一定行政职能的委托性管理机构，行使林区社会管理的某些职能，如收费、计划生育、地方治安等等，部分代表国家利益，接受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领导和监督。集体组织的双重属性，其产权制度本身的缺陷，决定了其管理运行不可能按照合伙或合作等企业股权组合形式来全透明运行，不可能完全置于集体成员的监督之下，行政公权利的介入，容易导致集体利益的代表人(村长或村支书)及其村委会成员个人对森林资源的使用和经营权利过大，在利益的驱动下，难免滥用权力，背离集体成员的长远利益，侵害集体群众的经济和生态权利。因此，以集体这种半行政、半经济组织形式的公有产权模式，存在难以避免的体制弊端，这种弊端难以用组织监督或政治监督的形式来纠正，仍然有赖于森林资源产权制度深度改革来逐步克服。
3、森林生态保护与资源产权结构模式：受约束的森林资源产权设计
如前所述，我国现存在森林资源公有产权结构完全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经济制度在森林资源产权设置上的具体体现，其所体现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公有制经济）和政治意愿（社会主义制度），而绝非是森林生态社会效益。在随后的森林资源所有权和经营权剥离的改革中，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森林资源的产权和利用结构，但是这种改革的基本取向仍然是弱化政治而突出经济，仍然是一种经济分配体制的创新。之所以出现森林资源产权结构变动的阶段性，一方面在于人们主观认识上的局限性，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根本性质和任务认识的阶段性，影响了森林资源产权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另一方面在于对森林功能的认识存在长期的误区，忽视森林和林业作为环境建设主体的重要生态作用，长期实行“重采轻予”的林业政策，导致了森林资源的过度利用和消耗；如果说以上两个方面是影响我国森林资源产权结构的主观原因的话，那么，我国相对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长期的短缺经济则是导致森林生态保护不力的根本原因。20世纪末期，我国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洪涝灾害，人们在面对巨大的财产和生命损失时，开始转变对森林资源的态度，更加注重森林生态的防护功能；在国家层面，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政策大调整，投入数以千亿计的资金，全面启动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等6大林业重点工程，其中有5项是生态建设和保护工程，南方集体林区均在其内。
应当进一步思考的是，全面实施森林生态保护工程是否能够说明我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强大到足以支撑全国25704万余公顷的林业用地[1]生态保护的目标？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央和地方财政力量还十分有限，仍然有约3000万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还没有能力大量投资森林生态保护工程。众所周知，森林生态保护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财政支出项目，非但雄厚的财政力量是难以支撑的。由此可见，森林生态保护单单依靠国家的财政投入是不够的，依靠贷款更是不现实的，唯一的选择是要发动全社会的力量积极参与，形成国家和民间力量的汇合。那么，如何引导社会的资金、劳动力、管理和技术等要素进入森林生态保护领域？这里有两条基本的途径，其一是行政命令，搞“一平二调”，强制参与；其二是物质利益引导，通过政策经济优惠，吸引社会力量进入。很显然，第一种方式行不通，必然是低效率的；第二种方式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的选择。当选择物质利益引导的时候，我们就面临一个不可回避的森林资源产权问题。因为，不论是国家社会财政力量的支持，还是民间社会力量的投入，必需有一个明确的补贴对象和确定的利益主体。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国家投资森林生态保护，采取何种森林资源产权结构将直接影响资金使用效率，还将产生不同的森林生态效益。
3.1生态公益林产权结构的优化和选择
我国从2001年开始在全国部分省区实施森林分类经营改革试点。在这次试点中，将森林资源按照其主导利用功能人为地区分为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两大类。其中生态公益林以生态利用为主，满足人们对森林生态环境效益的追求，不可以实施商业采伐；商品林则是以生产木材为主要培养目标，满足社会的森林资源的经济需求[8]。单从主导属性和任务来看，生态公益林所提供的生态服务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产品或公共产品。按照公共产权理论，生态公益林产权结构适合以公有产权形式作为最优的选择。依照此逻辑，在南方集体林区原有的国有森林资源产权将有利于森林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保护，但是，这种有利性还必须以相应的产权结构优化为基本要件：①国家投入的生态补偿或建设资金能够满足国有林业经营单位的最低需要（包括历史债务的处理）[8]，资金运行和管理是有效率的；②需要对生态公益林实施严格的禁伐或限制利用管理，并且保持监督和管理的有效性。与此同时，引入私人产权的激励机制，在森林资源国有产权不变的情况下，应当最大限度地分散森林资源经营权和管理权，“弱化所有权，强化经营权”，将生态资金和管理权利直接分配国有林业单位职工，建立责权利相一致的激励机制，克服公共管理责任不明，职工利益不保的弊端。
从森林生态保护的世界发展潮流来看，集体所有农民经营的生态公益林实施公有化产权管理，可以克服私人产权经济利益的扩张，可以大量节省生态公益林管理成本，总体上讲是有效率的。但是，在南方集体林区，森林资源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生产资料，农民的生活与森林资源密切相关，公有化管理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森林资源经营管理权的公共化，更不在于资金使用上的集体所有和集体调配，其公有化更多地应当体现在森林产品的公共属性上，落脚点在于能否有效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①尊重个人“经营权”及林木所有权，按照承包经营合同或林权证书所指定的产权归属，由农民直接享受国家财政补贴，改过去的“暗补”为“明补”，资金的使用必需由实际经营者（即农民）掌握；②应当允许农民在被保护的森林里开展必要的生产活动，以增加经济收入，如林中间作、林副产品生产等，弥补经济损失；③对农民森林经营行为进行监督和控制（主要是采伐限制），以保证森林经营行为不损害森林公共生态效益。
3．2商品林产权结构及其管理
南方集体林区和东北、西南国有林区因其优越的光热、水分条件，适合林木的生长发育，理所当然就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林生产基地。在林业生产力布局调整中，这些区域的大部分地区被确定为重点地区商品林基地建设区[4]。顾名思义，商品林是以生产商品为主要目标，以追求经济效益为唯一目的。从产权激励机制的角度判断，建立商品林私人所有的产权结构更有利于提高商品林经营管理的积极性，更有利于提高商品林经济效益的实现。目前我国商品林产权结构的实际情况是，国有和集体林业经营单位掌握绝大多数的森林蓄积量和面积，真正的私人占有资源量还非常有限，在南方集体林区也不例外。从商品林的经济目标出发，其林木的采伐和利用应当按照严格按照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供求关系以及价格规律来组织，何时采伐森林、采伐多少以及如何采伐完全是经营管理者自身的私有权力。从森林资源内在固有的经济和生态属性来看，不论是商品林还是生态公益林都同时兼而备之，同时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和林情的实际看，商品林产权的所有化和经营的自由化所应有的客观条件还不具备：①商品林区划的技术标准还不成熟，生态公益林与商品林严格界限的理论依据和实际技术应用还不完善，不排除一些非技术因素（如经济动因、政治因素）的干扰；②森林资源的完全放开所需要的市场环境还不具备，信息公开、市场开放、公平竞争以及相应的法律还非常不成熟；③政治和经济体制的限制，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排除了森林资源的完全私有化的可能（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对自然资源产权私有也设置了严格的限制）；④基于森林公共生态利益的总体考虑，我国宪法和法律对包括商品林在内的森林资源财产权利实施必要的限制，规定了所有权人行使个人财产权利不应当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法律原则（这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由此可见，我国商品林经济效益的目的性以及生态效益的兼顾性，决定了其产权结构的复合性。具体而言，对于国有商品林，在坚持林地所有权国家所有基础上，推进林木及其他地上资源的产权多元化，可以参照公司企业产权股份化，风险社会化的做法，分散林木所有权和经营权，让更多的民间资本购买国有林权，参与国有林权的控制和管理，从而有效激发民间资金的活力；另一方面，国家以其对森林土地资源的所有权而对私人森林资源产权实施法律监督，通过制定和实施森林资源采伐更新，监督森林经营行为，使其经济行为保持在公共生态利益所能容忍的最低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方面在于，商品林经营成果的好坏，与森林生态环境保护关系密切，在南方集体林区尤为明显，更多的木材产出，从而填补生态公益林保护所带来的木材供应短缺，将可以缓解林产品的市场供求矛盾，以此而言，商品林的发展是森林生态保护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对于集体所有的森林资源，应当在原有的森林承包经营的基础上，进一步“淡化”集体所有权，扩大农户“经营权”乃至“处分权”，其核心是稳定延长商品林承包经营期，给予经营者商品林资源、林木资源的完全所有权和林地资源的“准所有权”。同时，积极配置活跃的商品林产权市场，完善产权流转的各项政策措施和管理机制[9]
目前，影响我国林区商品林经营活力的因素中，除了林权这一基本要素外，更重要方面还在于商品林经营政策环境等非市场因素，林业收费严重脱离法制的轨道，造成森林经营民有经济利益大块流失，降低了森林经营的经济效益，进而影响了产权改革的实际效果，在南方集体林区尤其突出[10]。如果说，森林资源产权改革是国家公权利和民间私权利的分合，那么，森林生态建设良好政策环境的创造则将更多地涉及到国家公权利的设置、行使以及有效的社会监督，将是一次深层次的林业法制改造[10]，这将是一次更艰难的探索，我们拭目以待。
产权制度作为调整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规范，是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森林资源产权与森林生态保护之间存在比较紧密的相关性。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森林资源产权制度发生了数次变革，对森林生态保护产生了较大影响。进入21世纪，国土生态安全成为林业建设的主要任务，森林生态保护与资源产权制度的改革重新引起社会的重视。森林资源经营权利民有化作为林区林业改革的重要目标，其产权设置与森林资源保护之间的辨证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以森林资源分类经营为基础，按照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两种不同的森林经营类型，构建有区别的森林资源产权结构模式，以取得生态和经济双赢的产权格局。本文围绕着上述问题，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予以论证和分析，以期为林区林权改革研究充实内容。
关键词：森林资源环境保护产权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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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贡一小时经济圈；目标；模式；规则
据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加速度来源于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改革开放等战略方针的正确导向和制度保障，长江角、珠三角、环渤海、成渝等4个经济区和众多中心城市经济圈的强大推动力和航母作用。事实证明，发展城市经济与构建区域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佳路径和模式，因此，川南5市应与时俱进，在发展城市经济的同时积极组建川南城市群，构建川南经济区――自贡一小时经济圈。
一、自贡一小时经济圈的总体目标
自贡一小时经济圈是以自贡为中心，一小时左右交通里程为半径组合的城市群，涵盖自贡、内江、泸州、宜宾和乐山5个城市及其辖区，发展的目标为：第一，区域目标。联合川南五市组成城市群，集合优势，密切合作，统一发展，合理分工，协调运作，构建区域经济体系。第二，城市目标。川南五市按照经济圈的战略目标和规划着力发展城市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开辟经济园区，加快城市化建设，统筹城乡平衡，优化人居与投资环境，构建城市经济圈，提升城市经济的竞争力。第三，产业目标。整合川南5市产业结构，集合同类产业，优化强势产业，开发资源与技术优势产业；连结上下游产业，组建产业集群，开辟产业基地及生产园区；自主创新技术与产品，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实施品牌战略，创建产业、企业、产品的知名品牌族；构建产业产品市场，加速资本、技术和产品的市场流转；培育川南产业结构特色和优势竞争力。第四，科技目标。整合川南科技资源，统一规划，统一管理，专业归类，聚集力量，交流互补，综合利用，共同研发，自主创新，创立知识产权，提高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培育新型的科技人员，铸造强力的科技队伍；推动科技向生产力转化，提升区域经济的科技水平。第五，经济目标。融合川南5市经济，统一规划土地资源，地域分工，梯度发展，构建工业、农业和商业区位；调整三产业结构，工业为主导，产品为中心，效应为目标，提高产业贡献力；协调消费、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的作用；强化内需力培育，降低区域经济对外依存度；发展循环经济，构建生态经济；统筹城乡发展，平衡各种经济关系，打造区域品牌。第六，环境目标。强化川南5市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注重环境保护，维护生态平衡；确立法制治理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倡导文化文明，提高国民素质；构建花园城市和田园区域，构建居住与投资环境，提升“引得来、留得住，能发展”的区域吸聚力。
二、自贡一小时经济圈的基本模式
（一）一核四星式区位结构
以自贡为区域核心城市，内江、泸州、宜宾和乐山四市为卫星城市，环绕四周构建成椭圆形经济圈，5个城市作为经济圈区位节点，形成圈层式、一体化的区位结构体系（见图1）。
（二）点-轴式空间结构
点就是城市，轴就是公路、铁路或水路。内宜高速公路连结内江、自贡和宜宾三市，泸乐高速公路连结泸州、自贡和乐山3市，两条对角线交叉穿越区域中心构成经济圈的中轴线；成渝内隆段――隆纳高速公路连结内江和泸州两市；乐宜高速公路连结乐山和宜宾两市；宜泸高速公路连结宜宾与泸州两市；拟建内乐高速公路连结内江与乐山两市，环绕区域四周构成经济圈的圈轴线，形成椭圆形的点轴线空间结构。另外，区域内的岷江-长江连结乐山、宜宾和泸州3市，沱江连结内江、自贡和泸州3市构成经济圈内倒“T”形辅助轴线。
（三）蛛网式框架结构
经济圈内主、圈轴线是域内公路的主要网线、国、省、市、县和乡5级公路串联域内所有城镇，像蜘蛛网一样把经济圈内的城市和乡村编成一体，形成经济圈的蛛网式框架结构。
（四）圈层式城市结构
市是区县的中心，区县是乡镇的中心，乡镇又是村组的中心，逐级具有层级关系。如自贡以自流井、贡井、大安3区构成自贡城市第一层级，以沿滩区、荣县和富顺两县构成城市第二层级，各区县如贡井所辖建设镇、长土镇、荣边镇和艾叶镇构成城市第三层级，形成自贡层级式的城市结构圈。川南其他4市同样如此。这样川南5市就形成了5个多层级的城市结构圈。通过上述4种模式的整合，构成一核四星圈层式的“都市圈”和点―轴式的“城市连绵带”，形成“点-带-圈”的开发规律及其结构状态。根据世界权威机构研究，“三种状态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呈等比级数1∶3∶9增加”。可见，自贡一小时经济圈在模式选择上的价值意义。
（五）聚集式产业结构
川南5市产业种类齐全，支柱产业突出，并且具有同质性的特点。按照产业聚集理论，集合同类产业构建“钻石型”产业集群，并在组织形式上集团化，构建如盐化工集团、机械制造集团、矿业集团、酒业集团、旅游集团、农业集团、教育集团和科技集团等专业化的产业集团，形成“以大企业为龙头、小企业为网络”的集群式发展模式。在产业集群化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产业复合生态系统，形成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生态服务业等。在产业聚集中收缩上下游产业，集中产业区位安排，形成产业园区，开展基地化生产，如自贡的板仓工业集中区和国家新材料产业化基地等，进而构建产业园区联合体，开展一体化经营。
（六）主体化功能结构
城市主体功能表现为对周边地区与经济的主导作用，自贡作为区域核心城市应当培育和凸显技术、信息、集散、管理、服务和创新6大中心功能，发挥对川南其他4市经济的引导作用。内江、泸州、宜宾和乐山4市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主体功能，一是发展城市经济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二是发挥次级“六大中心功能”，引导辖区经济发展。产业主体功能则表现为产业优势与引导作用，如自贡产业在盐化工、新材料和科教等产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泸州和宜宾在酒业上占有绝对优势；宜宾和乐山在旅游业方面具有强劲优势等。因此，川南5市凸显各自的产业优势，强化优势产业的引导作用和影响力。在强化主体功能中要兼顾主体功能和辅助功能的有机结合，形成主体功能突出、功能错位分布的区域经济功能结构，促进人与地域的同步繁荣。
（七）均衡的制度平台
川南5市由于过去行政独立和利益自我等因素的影响，在制度上客观存在不均衡与壁垒现象，因此，要打破城市制度壁垒，通过“干预”途径和“强制性”与“诱致性”相结合的方法，在社会、政治、经济（包括财政税收、货币金融等）、生态、文化等方面建立均衡的城市制度结构，形成均衡的区域制度体系，发挥协调一致的“政策工具”作用。
（八）共享式活动平台
在城市经营活动中，要消除城市经营中的封隔壁垒和无序竞争，形成协调一致，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区域经营活动。经营城市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和市民要从区域整体利益出发协调城市经营活动，经营城市客体，即城市资产要确立互享、共用机制，在经营活动上协调同步，经营市场上共有并进，经营效益上互惠共享，形成经济圈共享式的活动平台。
（九）内外兼修的发展态势
经济圈经济态势的构成分为城市经济与经济圈经济，经济圈内经济和经济圈外经济，因此，川南5市在利用自身资源发展城市和区域经济的同时，要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外部经济，充实域内市场；通过对外投资，形成外部经济，构建域外市场，“内外兼修”，以自身为主，承接亟需的“外来产业转移和开展对外合作”，形成全面开发、全方位发展的经济态势。
（十）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百年人，建千年城。自贡一小时经济圈的发展应当定位在百年不败，千年不衰的长远目标之上。因此，经济圈在战略选择、土地利用、资源开发、产业布局、生态环境、城市建设、区域建设和制度设计等方面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去设计与执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三、自贡一小时经济圈的运行规则
（一）组织落实，构建机制
省委省政府牵头，自贡领头联合川南五市组建自贡一小时经济圈发展委员会，全面负责经济圈的规划、构建、运营和管理工作。
（二）规划落实，引领发展
在理论研究和实践考证的基础上，对自贡一小时经济圈的模式、模型、制度和目标等进行全面设计与规划。设计要合理，规划要科学，宏观明晰，微观具体，公众认可，切实可行，用规划引领经济圈全面、正确、有序、有效地发展。
（三）打破壁垒，生成一体
川南5市按照经济圈规划，打破行政壁垒，撤除制度隔栅，消除心理障碍，真诚联合，共同发展，推进区域一体化。
（四）三条战线，全面出击
构建自贡一小时经济圈关联川南五市的各级政府、所有企业和全体市民，因此，要在政府、企业和市民3条战线上按照其自身的社会职能开展基础性的合作，三线出击，汇集一体，形成协调运作、全面发展的自贡一小时经济圈发展格局。
（五）四个层面，全面展开
自贡一小时经济圈的活动涉及到圈内、省内、国内和国际4个层面的关联对象，因此，要在这4个层面，全面展开，同步运行，协调运作，促进自贡一小时经济圈高效、快速地发展。
（六）制度保障，促进发展
根据国际国内新经济区开发中制度决定成败的经验，切实加强自贡一小时经济圈的制度建设，形成经济圈的社会保障系统。一是构建制度体系，其中包括：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支持性制度；经济圈的设计制度；川南5市“合拍”性调整的城市制度。二是完善经济圈的制度内涵，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生态和文化等方面，从而形成自贡一小时经济圈的制度范畴，促进和保障经济圈的运行和发展。
（七）激励机制，长效发展
构建自贡一小时经济圈既是一项行政工作，又是一项重要的经济工作。因此，要把激励机制纳入经济制度范畴，通过激励的手段推动工作开展，对经济圈建设中的相关组织、人员和工作实行目标责任制，进行绩效考核，奖罚结合，优胜劣汰，从而调动组织和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保证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促进经济圈的各项工作高效运行，保障经济圈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目前，自贡一小时经济圈还处于战略探索阶段，除了在理论上论证和实践中考证外，最重要的是设计一个相对可行的经济圈模式与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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