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跨国公司 对外直接投资 区位选择
一、国外研究成果及评价
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发展于70到90年代，其理论重点
是投资动机、投资决策和投资流向三个问题，其中，投资流向就是区位（投资地点）选择问题。考察所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区位选择问题。
1.以区位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以成本学派和市场学派为代表。杜能（J.H.Thunen）等成本学派认为跨国公司进行区位选择的目标是成本最小化，由于各国的劳动力成本和技术水平不同，运输和通讯费用不同，相关产业发展水平也不同，使得在投资国选择时成本因素至关重要。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和勒施（A.Lorsh）的市场学派认为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运输成本已不再是决定选址的主要因素，产品的销售才是中心问题，因此，关税、自然资源、风险、行政手续都需考虑。
2.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理论，以内部化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代表。海默（S.Hymer，1960）认为企业到海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原因在于拥有特定优势，力图借此牟取更大的利润。凯夫斯（R.Caves，1974）、约翰逊（Johnson，1970）和巴克利（P.Buckley，1976）等对去进行补充，认为中间产品市场是不完全的，必须通过内部化来达到节约交易成本的目的。因此，那些造成市场不完全的国家正是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的投资区位。
真正将区位因素和对外直接投资结合，并明确提出来的学者首推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J.Dunning，1977）。他认为，区位因素是决定对外投资的充分条件，它不仅决定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而且也决定了它们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和国际生产的类型。
3.以国际贸易学说为基础的理论，以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为代表。小岛清（Kojima K）提出的该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己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在母国属于边际产业，居于比较劣势，而在东道国却拥有潜在的比较优势。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必然按照母国的边际产业顺序进行，投向在这些产业拥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国家。
通过比较以上理论，我们发现区位理论以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出发点决定企业的投资地点，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以企业的自身优势为出发点，附带推导出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但这些理论都是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因此在指导沈阳市的对外直接投资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一些复杂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及流向仍然无法做出合理地解释和说明。
二、国内研究成果及评价
我国学者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发展的特殊性出发，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产业选择有着密切的相关性。而从FDI区位选择本身来看，中国理论界提出的主要观点如下。
1.就近基准。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初期的区位选择应遵循地理上的“就近原则”。“就近原则”，也就是考虑到东道国区位和投资国的地理距离因素。这一基准的本意是通过对邻近地区的投资降低经营风险。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地理位置因素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作用正在逐步弱化。因此，地理相近将不再成为对外经济活动关系的主要依据。
2.“慢半拍”基准，或称“地区渐进原则”。该基准强调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应当首先从那些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相近或稍微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开始，随着投资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外直接投资能力的扩张，投资区位逐步向发达国家扩展。应当承认，这种按照东道国经济发展阶段确定区位的思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慢半拍”是一个仅仅适用于部分产业的区位选择思路，它将中国企业的FDI限制在有限的国际空间内，不利于架构多元化的FDI格局，不能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普遍的区位选择基准。
3.多层次或多元化区位选择思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FDI区位选择的研究，一个基本的结论是架构一个多元化或多层次的FDI区位格局。可以说，实现FDI多元化或多层次化的区位格局，已经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FDI区位战略的基本出发点。问题在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不在于要不要实现投资区位的多元化，而在于如何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格局。多元化区位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基本战略，是以合理区位选择为前提的，或者说是合理化区位选择的结果。
4.有效资本型FDI的区位选择。武汉大学的邢建国教授在其专著《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抉择》中，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提出“有效资本型FDI ”理论模型（如下图所示），更加适合指导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既然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经济事实，那么这些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是什么?它们的竞争优势何在?他们的投资原因是什么?它们的行为有何特点?这些都有待于经济学家提供相应的答案。为了寻求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国际经济学界从上述四个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多侧面地探索，创立了一些新的理论学说。但能形成较系统、较成熟的理论的却不多。这些理论成就远远逊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方面的成就。这些理论虽然在西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不属于主流理论，但其影响越来越大。研究这些不同理论流派的思想，可以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以对外直接投资目的为切入点
长期战略理论
长期战略理论是鲁伯等人根据对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调查而总结提出的。他们的调查涉及80多个跨国公司，描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厂商的长期战赂考虑。
他们认为，第一种外国直接投资是以出口导向的投资(10％的产品用于出口)。该种投资旨在使一个跨国公司容易接近新的投入来源地，即原材料、零部件以及最终产品的来源地。第二种是市场拓展投资，产品主要在东道国内销售，其经济方面的兴趣在于当地市场的规模及长期的潜力，以及当地的生产成本。最后一种是政府倡导的投资，该投资主要是东道国各种补贴所引致的。
在上述学者看来，不同种类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不同的因素决定的。例如，较之注重于东道国市场的投资，以出口导向的投资通常需要较短的回收期或较高的收益率。但是，如果把各种外国直接投资一并考虑，鲁伯认为，预期的投资利润率(而不是当前的利润率)对投资水平有着根本的影响。该研究还认为，最为重要的决定因素是长期的战赂考虑，其中包括长期利润率、市场规模和潜力以及生产成本，投资刺激对以出口导向的投资选址有一些影响，并会增加市场拓展和政府倡导型对外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家的流量。
鲁伯等人的研究是实证性的。他们把不同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归因于不同的因素，这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理解。长期战略理论对于我国的指导意义在于：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应着眼于企业的未来长期发展战略，短期的利润率不应占有绝对重要的位置；同时，在投资的选址上，也应把企业未来的发展考虑在内。
二、以对外直接投资可能性为切入点
1．小规模技术理论
威尔斯在1977年发表的“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化”一文中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在1983年出版的《第三世界跨国公司》专著中对该理论作了较系统的阐述。威尔斯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相对落后，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难以依赖绝对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起着重要作用。威尔斯主要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对优势：
(1)小规模制造。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远远小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当地建厂所需达到规模经济的起点值。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使用已被发达国家抛弃的过时技术往往能满足这种需求。为了适应小规模市场的需要常常采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而这种技术又适合于当地劳动力丰裕，资本短缺的实情。因此，由于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规模的原因，其他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就有了生存空间，并且有了抗衡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武器。
(2)当地采购和特殊产品。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较多地吸收和利用东道国的技术、设备、人才及研究开发能力，这既可能是出于成本的考虑，又可能是因为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以及当地有能力提供跨国公司所需的有关设备。这种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截然相反的做法往往赢得了东道国的真诚合作。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有一部分是为了满足东道国与投资来源国有血缘联系的种族社区需要的。
(3)接近市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的企业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即它们不是依靠商标优势或营销网络优势，而是通过低价格的方式销售产品。发展中国家形成低成本优势的原因有三条：一是雇员工资较低，二是基本建设费用较低，三是广告费用较低。上述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所具有的竞争优势表明它们有能力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但没有解释它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威尔斯根据有关资料，分析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走出国门的几点动因：(a)保护出口市场。(b)突破配额限制。(c)寻求低成本。(d)种族纽带。(e)分散资产。(f)其他动因。除上述原因外，本国、东道国政府或国际机构的倡议和帮助，企业主为亲朋好友寻找职业，在海外培训人才等都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向外扩张的动因。
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被西方理论界认为是该领域研究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小规模技术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摒弃了那种只能依赖垄断的技术优势打入国际市场的传统观点，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的产生与这些国家自身的市场特征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为经济落后国家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世界市场是多元化、多层次的，即使对于那些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不够庞大的小企业而言，参与对外直接投资仍有很强的经济动力和较大的市场空间。当然，该理论也有某些局限性和片面性。它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仅仅局限于小规模生产技术的继承和使用，可能会导致这些国家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位置永远处于边缘地带和产品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同时，该理论很难解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也无法解释当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日趋增长的现象。
2.技术地方化理论
英国经济学家拉奥在1983年出版了《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一书，提出用技术地方化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拉奥深入研究了印度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和投资动机，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尽管表现为规模小、使用标准化技术和劳动密集型技术，但这种技术的形成却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在拉奥看来，导致发展中国家能够形成和发展自己独特优势的主要有以下四个因素：
(1)发展中国家技术知识的当地化是在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环境中进行的，这种新的环境往往与一国的要素价格及其质量相联系。
(2)发展中国家通过对进口的技术和产品进行某些改造，使他们的产品能更好地满足当地或邻国市场的需求，这种创新活动必然形成竞争优势。
(3)发展中国家企业竞争优势不仅来自于其生产过程、产品与当地的供给条件和需求条件紧密结合，而且来自创新
活动中所产生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
(4)从产品特征看，发展中国家企业往往能开发出与名牌产品不同的消费品，特别是当东道国市场较大、消费者的品位和购买能力有很大差别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仍有一定的竞争能力。
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不仅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是什么，而且更重要的是强调了形成竞争优势所特有的企业创新活动。在拉奥看来，企业的技术吸收过程是一种不可逆的创新活动，这种创新活动受当地的生产供给、需求条件和企业特有的学习活动的直接影响。与威尔斯相比，拉奥更强调企业技术引进的再生过程，即欠发达国家的对外国技术的改进、消化和吸收不是一种被动的模仿和复制，而是技术的改进和创新。正是这种创新活动给企业带来了新的竞争优势。虽然拉奥的技术当地化理论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描述是粗线条的，但它把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跨国经营研究的注意力引向微观层次，以证明落后国家企业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可能性。
技术地方化理论以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该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指出了发展中国家技术及其产品对于当地市场的适应性，而且强调技术创新对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作用。此外，该理论还强调根据东道国市场特征不同开发出不同产品，以便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这对我们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有启迪意义的。
三、以对外直接投资原因为切入点
1．竞争优势发展论
竞争优势发展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著名企业战略专家迈克尔・波特于1990年提出的。根据他的观点，竞争优势是动态变化的，一国要想在全球竞争中打胜对手，国内需要激烈的竞争。激烈的竞争，一方面促使企业向海外发展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又为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获胜创造了条件。由此可见，国家竞争优势的获取是与激烈的市场竞争紧密相连的，激烈的竞争是国家竞争优势不断提高的动因。波特认为激烈的国内竞争导致对外投资的发生，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并确保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功的观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它指出了国际投资应“先内后外”的发展顺序。
根据波特的观点，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力量、组成以及可持续发展会显示在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或显示在相对于该国主要竞争对手而言的增长中。因此，波特的竞争优势发展论与邓宁的投资阶段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时期和能力，只不过是国家的经济总体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对外投资的程度。同时，波特的观点还隐含着另外一层含义，就是一个国家的对外投资行为有可能是自发的，也有可能是被动的，也就是说，自发的外来直接投资刺激了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由此，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国际直接投资日益增加了。
2．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近年来，国际经济学者为了克服以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西方学者提出了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任何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在投资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的组合作用下而发生的。
所谓直接诱发要素，主要是指各类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资源、技术、管理及信息知识等。直接诱发要素既可存在于投资国，也可存在于东道国。如果投资国拥有技术上的相对优势，可以诱发其对外直接投资，将该要素转移出去。反之，如果投资国没有直接诱发要素的优势，而东道国却有这种要素的优势，那么投资国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来利用东道国的这种要素。
所谓间接诱发要素是指除直接诱发要素以外的其他诱发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a)投资国政府诱发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鼓励性投资政策和法规、政府与东道国的协议和合作关系等。(b)东道国诱发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东道国政局稳定及吸引外资政策优惠；基础设施完善；涉外法规健全等。(c)全球性诱发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经济生活国际化以及经济一体化、区域化、集团化的发展；科技革命的发展及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和汇率波动等。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试图从新的角度阐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和条件，其创新之处在于强调间接诱发要素包括经济政策、法规、投资环境以及宏观经济对国际直接投资起着重要作用，而以往诸多理论都仅从直接诱发要素单方面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产生，从而导致某些片面性和局限性。事实上，一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往往是建立在直接诱发要素和间接诱发要素的共同作用之上的，两类因素作用大小与投资者自身情况及其投资目的有关。诚然，在一般情况下。直接诱发要素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诱发因素，因为对外直接投资本身就是资本、技术、管理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但是，单纯的直接诱发要素不可能全面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条件。尤其是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而言，在资本、技术等直接诱发要素方面往往并不处于优势地位，其对外直接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间接诱发要素作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但这一理论只是对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分析，并没有对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过程及发展规律进行分析。
四、以对外直接投资阶段为切入点
1．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这一理论是由英国里丁大学的坎特韦尔和托兰惕诺共同提出的。坎特韦尔和托兰惕诺主要从技术累积论出发，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从而把这一过程动态化和阶段化了。他们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1)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说明了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自身的稳定提高和扩大，这种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一个不断积累的结果。(2)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是与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直接相关的。现有的技术能力水平是影响其国际生产活动的决定因素，同时也影响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形式和增长速度。
在上述两个命题的基础上，该理论的基本结论是：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的，并且是可以预测的。根据坎持韦尔等人的研究，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遵循下面的发展顺序：首先是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充分利用种族联系；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种族因素重要性下降，逐步从周边国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直接投资；最后，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之上，为获取更先进的复杂制造业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由此可见，坎特韦尔等人的阶段发展模式是以地域扩展为基础，以技术累积为内在动力的。随着技术累积固有的能量的扩展，FDI逐步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从资源依赖型到技术依赖型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是以技术积累为内在动力，以地域扩展为基础的。随着技术积累固有的能量的
扩展，对外直接投资逐步从资源依赖型向技术依赖型发展，而且对外投资的产业也逐步升级，其构成与地区分布的变化密切相关。该理论由于比较全面地解释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现象，而受到了西方经济理论界的高度评价。
2．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这一理论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邓宁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来的，旨在从动态的角度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其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实证分析了67个国家1967～1978年间直接投资流量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联系，结果发现：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和能力大小，直接取决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高低。因为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企业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都有较大差别，从而对直接投资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邓宁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小划分了四个经济发展阶段，处于不同阶段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位也不同。
(1)处于第一阶段的是人均GNP低于400美元的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几乎没有对外直接投资。同时，引进外资规模也很小。因此该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负值。
(2)处于第二阶段的是人均GNP在400～2000美元之间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只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随着本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多。这一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仍为负值，且负数值有增加的趋势。
(3)处于第三阶段的是人均GNP在2000～4750美元之间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其发展速度可能超过引进国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速度，但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仍为负值，不过数额日益减少。
(4)处于第四阶段的是人均GNP在4750美元以上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明显大于引进外资额，且差额不断扩大。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正值，并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以人均GNP为尺度，来衡量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和能力，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际投资活动中带有规律性的发展趋势，即经济实力最雄厚、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往往是资本输出最多、对外直接投资最活跃的国家。但是，该理论仅用人均GNP单一指标来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和对外直接投资水平，难免带有片面性和局限性，难免与现代国际投资实践相悖。
3．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
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是日本学者小泽辉智提出的。作为日本学派的主要代表，小泽辉智在对FDI进行分析时，竭力把跨国公司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与开放的经济发展理论结合在一起，试图用一种一体化的理论解释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发展中国家如何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去促进经济转型，以及这一过程的实现机制。在小泽辉智的分析框架中，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科层等级结构，这种科层等级对各国经济都十分重要，它为欠发达国家提供赶超的机会；而对发达国家来说则创造了一个转移知识与技术的机会。小泽辉智以日本经济为例，提出了FDI模式选择的问题，他认为FDI模式选择应能使国家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激发出来，并达到最大程度，因而发展中国家的FDI模式必须与工业化战略结合起来。他始终把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FDI作为相互作用的三种因素结合于一体分析。不断使本国比较优势增强，从而保持经济竞争力的动机，是发展中国家从纯吸引外资进入的国家演变为向海外投资的国家的基本原因。小泽辉智把这一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阶段；第二阶段为输入FDI到输出FDI的转型阶段；第三阶段是从劳动力导向的FDI向技术导向、贸易支持型FDI过渡；第四阶段是资本密集型输入的FDI和资源导向型输出的FDI交叉发生阶段。
在小泽辉智对动态的比较优势增强的FDI范式中，FDI的发生及模式选择完全遵照动态的比较优势。这个理论最大的优点在于它不仅强调了发展中国家FDI模式选择的必要性，且还提出了选择的原则和实现模式的条件：以增强比较优势为基准，以出口导向战略为条件。
与邓宁不同，小泽辉智更多地强调国与国之间经济发展阶段的对应性及各国动态比较优势的互补性，并作为FDI流动的原因，主要分析国家层次和产业层次上的变量对FDI流动及各国投资地位的影响，并没有更多地关注FDI发生的微观基础。然而一个现实的FDI发展模式，必须考虑到处于后发阶段国家在FDI选择时所面临的结构，在考虑“后发优势”的同时，“后发劣势”也不可忽略。
4．国际直接投资的两阶段理论
国内有关学者认为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总是经过“经验获得阶段”和“利润摄取阶段”。前者是试探、熟悉或学习阶段，企业希望在一定的时期内，获得有关信息，积累经验。对于后一阶段，企业希望其时间无限延续，以获取最大利润。
两个阶段的时间长短与企业自身的状况紧密相关。不同发展水平的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处于两种不同的状态，即或者处于优势状态或者处于劣势状态。优势状态是指企业的总体营销能力高于东道国企业的一般水平，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企业只需熟悉东道国市场运作的方式，因此第一阶段会相对较短，而后可以通过适当规模的追加投资充分发挥优势，在竞争中获得超额利润。劣势状态是指企业的总体营销能力低于东道国企业的一般水平，处于该种状态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不仅要熟悉东道国市场运作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学习与积累经验，提高自己的总体营销能力，从而形成一种追赶国际先进企业的态势，以保证在竞争中不会轻易“出局”。虽然这种学习阶段可能较长，还有可能要“交学费”，即仅获微利甚至利润为负，但是，在总体营销水平较高的国家进行经常经营，与先进的技术资源更为接近，能够更多地按照国际惯例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参与更高水平的国际市场竞争，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提高竞争力的作用要大大超过进出口或国际技术转让。在东道国市场上因处于不利地位而带来的损失可以通过提高竞争能力在母国(或第三国)更好地经营来弥补。这种对外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是为了提高其长期的国际竞争力，即使在短期内必须付出一定代价，发展中国家企业也应该积极对发达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除上述理论外，近年来还有一些国际经济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就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某一个方面进行论述，进而形成一些理论，如风险分散理论、企业管理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市场控制理论、国家利益优先取得论、提高公司形象论等。这些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各自强调某种因素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的手法较为单一，缺乏理论分析应有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因而也就无法充分解释纷繁复杂的国际直接投资实践活动。
总而言之，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对外直接投资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活跃的角色，许多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将目光转向这些新兴的跨国公司，也取得了许多成就。尽管这些成果不免带有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理论的痕迹，而且也不够成熟和完善，但毕竟迈出了可贵的一步。这些丰富多彩的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实践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剧，发展中国家参与跨国投资的程度也越来越高，跨国直接投资理论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也将会越来越完善。建立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理论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责无旁贷的任务。
关键词：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地方政府；理论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6-0-02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
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产生于20世界60年代，在所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都或多或少地讨论到区位选择的问题，但迄今为止，还并未形成统一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
1.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理论
1960年美国学者斯蒂芬・海默（Stephen Hymer，1960）在麻省理工学院完成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率先对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首次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垄断优势理论是由麻省理工学院C・P・金德贝格在70年代对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进行的补充和发展。它是一种阐明当代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具有垄断优势的理论。此理论认为，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应从“垄断优势”着眼。巴克利、卡森（Buckley，Carson，1976）、拉格曼（Rugman，1976）的内部化理论，内部化理论强调企业通过内部组织体系以较低成本，在内部转移该优势的能力，并把这种能力当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真正动因。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1966）在其《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一文中首次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product life cycle）理论认为：产品生命是指市上的营销生命，也就是要经历一个开发、引进、成长、成熟、衰退的阶段。而这个周期在不同的技术水平的国家里，发生的时间和过程是不一样的，期间存在一个较大的差距和时差，正是这一时差，表现为不同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它反映了同一产品在不同国家市场上的竞争地位的差异，从而决定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变化。在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中占主流的仍是国际生产折衷理论（The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1977年，英国瑞丁大学教授邓宁（J・H・Dunning）在《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折衷理论方法探索》中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1981年，他在《国际生产和跨国企业》一书中对折衷理论又进行进一步阐述。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为，企业要进行国际投资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即所有权优势 、 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的运作有其指导作用，它促使企业领导层形成更全面的决策思想，用整体观念去考察与所有权、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相联系的各种因素，以及其他诸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可以减少企业决策上的失误。
2.以区位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
以克拉维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 et al.）、及部分北欧学者为代表提出了市场学派理论。据克拉维斯（Kravis，1982）的研究，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对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出口有着负的影响，从而也影响其空间分布。凯夫斯（Caves）等人把试图把交易成本引入FDI的区位分析中，但由于概念过于抽象没有得到太有价值的东西。而北欧学者认为与实体距离对应的为心理距离（Psychic Distance），所谓心理距离是指“妨碍或干扰企业与市场之间信息流动的因素，包括语言、文化、政治体系、教育水平、经济发展阶段等”。心理距离的远近意味着企业克服障碍成本的高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一般遵循心理距离由近到远的原则。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等则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运输成本的影响作用下降，产品的销售才是关键的问题。
3.以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
安哥多（Agodo，1978）发现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与地方政府发展规划出来的有组织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贝尔德伯斯（Belderbos，2003）研究了东道国反倾销政策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通过反倾销可以吸引更多的直接投资，但如果东道国取消了反倾销措施，直接投资中的成本因素又将上升。奥克荷姆等（Oxelheil，2001）强调了金融制度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股票、债券的发行上市制度将影响到跨国公司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公司的相关成本、资本收益等。鲁明泓（1999）则以114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探讨了影响直接投资的四大类制度因素，即国际经济安排、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府廉洁程度，认为经济的开放度及对外资的欢迎态度最为重要。
4.以集聚经济为基础的理论
[关键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机会；模糊综合评价；投资环境
[DOI] 10.13939/ki.zgsc.2015.03.025
1 引言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市场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中承担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日益庞大，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878亿美元，超过2007年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规模，同比增长17.6%（如图1所示）。尽管如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曾经出现因未综合考虑对外投资环境而导致投资失败的情况，例如华为未能收购摩托罗拉，丧失开拓海外市场的投资机会，不是因为公司自身实力的问题，而是由于东道国的政府干预和社会文化冲突所致。由此可见，要成功地实现对外直接投资，抓住投资机会，就要综合考虑跨国公司的自身实力和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从而决定是否对东道国进行投资，以减少不必要的对外直接投资损失。本文将采用二级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通过对目标国A国投资环境的综合评价，使公司管理者进行合理的投资区位决策。
2 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简介
由于评价因素的复杂性、评价对象的层次性、评价标准中存在的模糊性以及评价影响因素的模糊性或不确定性、定性指标难以定量化等一系列问题，使得人们难以用绝对的“非此即彼”来准确的描述客观现实，经常存在着“亦此亦彼”的模糊现象，其描述也多用自然语言来表达，而自然语言最大的特点是它的模糊性，而这种模糊性很难用经典数学模型加以统一量度。因此，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应运而生。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一种运用模糊集合理论对某被评价对象系统进行综合评标的方法。该综合评价法根据模糊数学的隶属度理论把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即用模糊数学对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的事物或对象做出一个总体的评价。它具有结果清晰，系统性强的特点，能较好地解决模糊的、难以量化的问题，它从多个指标对被评价事物隶属等级状况进行综合性评判，把被评判事物的变化区间做出划分，一方面可以顾及对象的层次性，使得评价标准、影响因素的模糊性得以体现；另一方面在评价中又可以充分发挥人的经验，使评价结果更客观，符合实际情况。模糊综合评判可以做到定性和定量因素相结合，扩大信息量，使评价数度得以提高，评价结论可信。
传统的研究对对外投资机会所涉及的环境因素的评价方法也有很多，比如冷热图表法，等级尺度法，多因素评估法，关键因素评估法等，但是它们存在着普遍性强，忽视特殊性，没有考虑决策的群体性等不足之处，而模糊综合评价法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原则，全面性原则，灵活性原则，群体性原则较好的克服了这方面的问题。因此，本文选择能通过精确的数字手段处理模糊的评价对象，能对蕴藏信息呈现模糊性的资料做出比较科学、合理、贴近实际的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影响投资机会的投资环境因素进行综合评价。
3.4 模糊评价模型结果分析
通过赋值计算的结果显示，跨国公司管理者对A国投资环境综合评价等级表现为“好”的程度为（0.31304），“较好”的程度为（0.251072）“一般”的程度为（0.23412），“较差”的程度为（0.147864），“差”的程度为（0.053904）。按最大隶属原则，得出的结论是该跨国公司管理者们认为就该项投资项目而言 国的投资机会为“好”。所以跨国公司可以根据这一评价结果对 国进行直接投资，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最终实现对外直接投资收益。
4 对外直接投资机会评价结语
通过对对外直接投资机会建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得出了如何综合跨国公司自身实力与目标国投资环境这两级不同指标的指标体系。公司管理层可以根据已经构建的指标体系，根据公司现实经营情况和目标国的实际投资环境进行赋值，计算出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所属的综合评价等级，根据所计算出来的等级决定能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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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起始于改革开放。改革初期，我国经济建设主要侧重于吸引外资来华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多，更缺乏对海外直接投资的政策鼓励。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之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才得到了较快发展，投资的区域和行业逐渐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态势。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企业的发展壮大，近年来我国境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内生动力日益增强，进入到了稳定、高速增长的阶段（图1）。根据《2014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ODI净流出804亿美元，同比增长10%。反映出中国境内企业“走出去”步伐总体上仍在加快。
近年来，对于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相关问题，中央政府从战略层面上愈益重视，希望通过推动扩大开放，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竞争力。十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走出去”作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之一，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我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并建立亚投行，一起助推“一带一路”建设，初步估计，每年投资于“一带一路”的资金将超过2000亿美元。2015年3月5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让我国企业走得出、走得稳，在国际竞争中强筋健骨、发展壮大。在此背景和现实需求促动下，我国企业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跨国经营活动，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新的增长态势，逐渐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一支新生力量。但同时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中仍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如对外直接投资滞后于经济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低、对外直接投资行业和区位分布不合理等，尤其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着严重的地理分布不平衡，东、中、西对外投资水平差距明显。以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为例，东部对外直接投资750亿美元，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的88%，而中部和西部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占的比重分别为7%和5%。从我国内部各个省份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差异性非常突出（图2），其中，江西属于中部发展较慢的省份地区，占全国总量比不足1%。江西企业在“走出去”方面虽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但由于依然存在资金、投资信息、投资主体能力欠缺和龙头企业带动力不足等诸多制约瓶颈和发展瓶颈。江西“走出去”一直在全国排名较后，与东部地区省份差距较大。若江西能抓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机遇，努力扩大境外投资，提升对外投资的规模和档次，在条件成熟的沿线区域增加投资，必将加快江西企业集群式对外投资的步伐。基于我国ODI地区分布存在巨大差异，本文立足于地区差异视角研究江西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分析地区差异的分布特征和演变态势，并找出地区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根据分析结论，从境内投资主体的角度出发，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促进区域经济和境外投资协调有序发展。因此，本文具有较强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一）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差异的地区构成分解1.测算方法及数据说明本文基于研究需要主要选取了Theil指数来衡量ODI来源区域差异的事实。由于泰尔指数具有把整体差异性分成组内与组间差异的特性，被广泛应用于区域整体差异以及区域间差异的实证研究，因此Theil指数不仅可以用来解释ODI来源区域差异变动的现状，而且对于差异来源可以进行区域内部和区域间的分解，从而较好刻画ODI来源区域差异的演变轨迹，此外，Theil指数公式中总存在同一类型指标的比值，可以消除量纲的影响，便于数据处理，同时Theil指数更容易分解。由于大部分文献中使用的ODI数据为来自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但公报中分地区ODI数据只有非金融类数据，因此本文根据数据可获得性选择使用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国际收支数据；GDP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2.我国ODI分布地区差距及分解根据上述公式计算1998~2014年中国ODI整体分布的Theil指数，从图3中可以看出，整体Theil指数呈下降趋势，但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波动阶段：①从1998年到2000年期间，呈现上升趋势，表明这段时期我国ODI的来源分布越来越不均衡；②2000年~2006年期间，Theil指数先小幅上升，随后下降，再呈上升趋势，至2006年达到峰值，说明2006年我国的ODI来源分布极其不均衡；③2006年~2014年期间，Theil指数期间虽有小幅上升，但总体呈下降趋势，这表明我国的ODI区域差异逐步呈缩小趋势。其次按照东、中、西三大区域对我国ODI的Theil指数来源分布的地区差距进行分解，结果如表1。结合表4，通过Theil指数分解发现，地区间差距呈现出波动下降趋势，1999~2000年地区间差距最大，地区间Theil指数达到0.53，表明极其不均衡状态，地区间普遍存在较严重的不均衡现象，在2001~2002年，表现出下降的趋势，2002下降至0.16，相比前一年降幅达54.2%；2003~2006年，地区间Theil指数呈现上涨趋势，2006年地区间Theil指数为0.42，同比上涨30%，地区间差距呈扩大趋势，但随后地区间差异指数总体表现为下降趋势，这表明随着“走出去”政策的实施，我国地区间的差异正逐步缩小。1998~2014年期间，东、中、西部地区区内差距整体波动较大，但呈现下降趋势。在东部地区内差距呈缩小趋势，但特殊年份波动幅度也很大；在中部地区内，Theil指数总体呈现出一种波动中下行的趋势，中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整体Theil指数偏小，说明中部地区内指数分布相对均衡；在西部地区Theil指数总体呈现出较小幅度的波动下降趋势，从表1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内Theil指数贡献率与东部和中部相比，西部地区Theil指数明显要小，西部地区内差距最小。
（二）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争论。目前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基于不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展开分析。从中国的ODI受到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企业技术水平、能源消耗情况、利用外资情况、进出口贸易、经济开放程度、劳动力成本等影响因素入手，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点与实践开展相关实证分析。本文从投资国角度出发，结合研究目的，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有效性，选取我国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并选取了2013年的17个经济变量，指标归类见表2。其中所有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统计数据整理而来。研究多变量问题时，变量个数太多就会增加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希望能够使得变量个数较少而得到的信息较多。在多数情形，变量之间是有一定的相关性，根据上述指标选择可以看出，本文选取的指标间都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因此当两个变量之间有一定相关关系时，可以解释为这两个变量反映此问题的信息有一定的重叠。而主成分分析是设法将原来变量重新组合成一组新的互相无关的几个综合变量，同时根据实际需要从中可以取出几个较少的综合变量尽可能多地反映原来变量信息的统计方法。基于以上优点，本文将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问题。从表3可以看出，变量相关阵有四个最大特征根，分别为9.069、3.634、1.305和0.999，其累计贡献率达到了88，274%，解释了总方差的85%以上，因此前四个主成分提供了原始数据的足够信息。从表4可以看出，17个变量的因子共同度均在0.75以上，这表明因子提取效果很理想，所有的变量都很好地被四个主成分解释。由于经过因子变换的负荷矩阵的四个公因子得分区分度不大，所以要经过变换，表5是经过变换旋转因子负荷矩阵。从表5可以得出结论:第一主成分是包括经济发展、资源、经济开放度、制度因素在内的11个指标的综合反映，把第一成分命名为潜力因子。第二主成分在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地区技术市场交易额、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这3个指标上有较大载荷，命名为制度因子。第三主成分主要依赖于地区能源工业投资和人力资源存量这两个指标都是资源因素，因此可以命名为资源因子。第四主成分主要依赖于居民消费水平指数，该指标反映了各地区居民的消费水平，体现了地区经济的发展实力，因此可以命名为实力因子。
三、基本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通过上述实证分析，结合综合评价结果，可以看出，综合得分为正说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上，得分为负说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处于全国平均水平之下。从表9看出，综合得分为正的省市有9个，其中大于1的有3个，分别是广东、江苏、北京，都在东部地区；大于0小于1的省市有6个，分别是山东、浙江、上海、四川、河南和辽宁，其中东部地区4个，中部地区1个，西部地区1个。其余的22个省市的综合得分均为负，除了4个东部地区省市外，全部处于中西部地区，并且西部地区综合得分较低。为了更直观地描述我国三大经济区域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本文按照综合得分大小，将31个省市分为三类:第一类综合得分大于1，第二类综合得分小于1大于0，第三类综合得分为负。从表6可以看出，东、中、西部地区分布不均，有很大差异，同时验证了前文的泰尔指数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差异与地区间差异有关的结论。东部地区都占有一定份额，这说明了东部地区11个省市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水平差距很大，能够较好地解释前文得出东部地区内部差异较大的结论。分析江西省的对外直接投资各项因素，从综合得分来看，全国排名第26位，只有资源因子排名尚前（排名第10），其余的潜力因子（排名第20）、制度因子（排名第29）和实力因子（排名第27）得分较低，这表明江西在经济发展、制度支持和经济开放程度各方面都缺乏明显优势，同时也表明在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因素的各个方面江西地区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提升空间。江西与我国其他地区相比：①江西的境外投资企业原本就起点晚，发展慢、投资领域虽不断扩大，但低技术特征明显，同时在经济发展、科技投入、经济开放度和制度支持方面都远不及发达东部城市，造成潜力因子排名较后；②江西属于传统农业大省，在工业和服务业方面跟不上上述地区省市发展速度，此外，虽然近年来江西对外直接投资地区逐渐表现出多元化，但投资地区单一，并且境外企业发展相对缓慢，投资资金多闲置以及投资主体综合实力欠佳，境外生存能力有待提高，这也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逆向溢出效应大大降低，不能较好地助推本省产业结构升级，使得制度因子得分排名较后。
在全国各省市中，广东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位列第一，达到了 116.3亿美元。上海位第二，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达到60. 43亿美元。上海和广东作为中_经济的领头羊，许多行业都是处于全W领先地位，尤其是制造业，而且在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中，也还是以制造业为主。
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很长一段时间企业在贸易中的作用是被忽视的。
传统贸易理论关于企业的描述仅有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新贸易理论中虽然将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引入国际贸易分析中，但企业还是同质的(homogeneous)典型企业，即所有企业都从事出U。然而，近十几年的贸场理论研究表明，企业是异质的(heterogeneous),为什么一辟企业从事出口而另-些企业不从事出口?为什么有些企业选择通过出口进入海外市场，而有些企业选择FDI?对上述两个问题，异质性企业理论从新的角度给予了解释。
Melitz首次通过异质企业模型将上述研究规范化，出现了以企业异质性为特征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 Theory)。
新-新贸易理论是同际贸场理论的前沿，能够很好的解释当前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现实情况，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思路和研究方向。该理论主要分为两个研究方向，以Melitz (2019)为主导的方向主要探索企业的国际化路径选择，又称为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Heterogeneous-Firms Trade，简称HFT);以Antras (2019)为主导的方向主要研究企业全球组织生产抉择，又被称为企业内生边界理论(Endogenous Boundary Theory of the Firm)。而从现有文献来看，该理论还处于发展初期，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方面都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关于异质企业的理论假设需要更加详细的企业面的数据来进行检验。
本文将沿着Melitz的研究方向，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山发，就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之问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通过采用上海和广东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企业层而数据，来重点考察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本文为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1.2本文的研究内容
本文首先阐述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产生及其主要研究内容，为本文的研究奠足了理论基础。接着论文结合上海和广东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点，进一步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给出相对明确的结论，为我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决策上的支持和指导。
第1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异质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难点及解决办法，并对本文的框架和结构做出相关的说明。
第2章是文献综述部分，是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总结，首先简单介绍了不同文献对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研究假设、理论框架等相关内容的分析，为本论文提供相应的理论基础。接着对有关异质性企业生产率与出口、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论证，进行相应的回顾和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本论文的实证假设。
第3章是分别对上海和广东省的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做出了分析，通过对这两个典型区域的相关研究，来发现这两地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劣之处，从而为我国企业今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4章是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分别对两地出口企业与FDI企业的生产率进行比较，从而来验证HMY模型的相关结论，即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FDI企业的生产率，即为什么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Ik，是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学效应的结果。
第5章根据实证分析结果，进行相应的分析，对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做出总结，并对我国企业制定走出去战略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1.3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1、文献研究法第1章的研究动态和第2章的文献综述，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在前期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企业异质性在主要贸易理论中的体现进行了回顾和归纳，为本文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持。
2、定性分析法
第3章主要运用了定性分析法，通过对相应数据的整理和分析，来说明上海和广东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一些不同之处。
3、实证分析法
第4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度出发，在己有的研究基础上，对企业异质性与企业国际化经营选择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的实证分析。首先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来验证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
然后通过回归分析，解释为什么FDI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出口企业，是自我选择效应还是学习效应的结果。
以下是论文的研究框架：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综合分析框架策略建议版权所有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走向海外，实施跨国经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大幅增加。200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8.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5％，2004年将达到70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145％，2005年达到140亿美元。不同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在资源投入、控制水平和风险承担上对企业要求各不相同，这不仅影响着企业对外投资的管理和控制，而且还影响企业自身投资的风险和绩效，因此选用合适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是确保企业海外经营成功的前提。国内已有学者对海外投资中各种对外投资方式的优劣（刘松涛，2004）、独资和合资的选择（尹建桥，2001）、对外投资的国际经验（陈浪南等，2005）等作了研究，但基于直接投资理论系统提出企业海外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甚少，也缺少选择对直接投资方式的建议。
本文从如何高效转移和利用企业优势的视角，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梳理，将影响企业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因素概括为：企业优势资源转移起点因素、转移终点的因素和企业战略因素。并据此提出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一个综合分析框架，最后应用这个分析框架就我国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和建议。
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从知识转移的视角，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说明企业所具有的特有技术、管理等优势如何有效转移到国外，与东道国的资源和能力结合，产生最大效益。早期的主要理论有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等的内部化理论，以及弗农的国际产品周期理论和区位理论。垄断优势理论主要强调企业拥有的特定的生产和过程专有技术，从而具有相对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这些优势生产和过程专有技术转移到海外，就能产生更多的经济收益。直接投资的内部化理论主要认为能使企业利用内部组织体系和信息传递网络能比市场以更低的成本发挥将企业专有的知识和技术优势转移到国外。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区位理论认为直接投资在那些适合企业知识和技术充分发挥作用的区位条件下，企业专有的技术和知识才能充分发挥作用。邓宁对上述三个理论进行了综合，提出了折衷范式，认为对直接投资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企业拥有特定知识和技术等无形资产，而且还要有特别适于企业特有技术和知识发挥作用的国家和地区的有利配套条件，而这二者的结合取决于企业转移和利用这些知识和技术的内部化能力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企业所专有的技术和知识的性质，东道国的政策，所要转移知识的价值，企业转移的能力，东道国的配套资源和文化差异等因素。
从企业国际战略的视角，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总体市场战略和竞争战略的一部分，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战略防御、分散风险、提高企业形象或者协调战略行动，是为了避免竞争地位被削弱，而不是仅仅为了获取利润，或者是为了抢占一种有价值且有限的资源或生产要素，以防止其落入竞争者手中，或者是企业为了出于海外战略协调，加强各子公司之间的战略支持和协作。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主要是基于企业的战略动机或者投资动机考虑。
综上所述，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概括见表1。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分析框架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按其海外企业的股权安排，可分为独资和合资两种方式，前者是指海外企业中的股份全部为母公司所有，后者是指海外企业股份为母公司与合作伙伴共同拥有。而按照海外企业的建立过程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并购和新建两种方式，前者是指母公司直接收购或者兼并国外已经存在的企业，将其纳入母公司的运营体系，后者是指企业通过在海外建立全新的企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并购相对新建，优点在于能快速进入市场，利用原有的供应、分销渠道，不确定性和风险比较小；缺点在于进入市场后整合难度大，短期内投入大，同时可能购买到企业不需要的资源，并可能受到东道国政府政策的限制。独资相对于合资优点在于控制程度高，企业技术扩散风险低，可能的投资收益高，但缺点在于投入资源多，投资风险大。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就是围绕如何将企业国内优势高效地转移到国外，实现其战略目标，让这些优势充分发挥其价值的过程。从企业优势跨国转移和利用这一视角，我们对上述从理论推演中得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来自优势转移起点的因素，如企业优势资源的性质和价值，企业的国际经验等；二是来自优势转移终点的因素，如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差异和配套资源等；三是企业海外战略，如企业海外投资战略，投资动机等。企业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就是这三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投资方式选择的综合分析框架，见图1。
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策略建议
从企业优势资源转移起点因素看
我国机械、纺织、轻工和家电等行业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应采用独资新建或合资新建方式。我国的机械、纺织、轻工、家电等在国内已经处于市场饱和，处在产业的成熟阶段，而且有比较成熟的技术，企业所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优势相对比较容易转移。如果当地政府对直接投资股权有所限制，则可采用合资新建模式投资。
对于以高技术和创新为特征的行业，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应该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对以高技术和创新为主要特征的行业，发达国家资金、人才等配套实施方面比较齐全，具有技术上的优势，而且考虑到这些行业技术更新快，投资金额大，合资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并购可以节省进入时间，能比较迅速地获得新技术，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因此，我国企业以直接投资进入发达国家这些行业时应采用合资并购方式。
对拥有较多国际经验和实力的大企业，宜采用独资新建；而对缺乏国际经验的小企业，宜采用合资并购。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主，但中小民营企业表现日渐突出。我国对外投资的大企业往往拥有较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营销技能，具有较多国际经验，对国际市场比较了解，熟悉东道国投资环境，为了防止这些优势的扩散，需要较强的控制程度，应该采用独资新建为宜。而实力比较弱小的企业，缺乏国际经验，对国外经营环境比较陌生，宜采用合资并购的方式，以充分利用合作者在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从优势资源转移终点因素来看版权所有
东南亚国家和我国社会文化差异比较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很大，直接投资中，应采用独资新建方式。东南亚各国与我国有着相似的地理、人文环境，社会文化产差异比较小，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比较快，市场潜力比较大，对我国企业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能力有良好的吸收能力，具备相应的配套资源和环境支撑，投资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在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我国企业可采用独资新建的方式。
欧美各国，和我国社会文化及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都比较大，则在直接投资中，宜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对于欧美等西方国家，我国的直接投资总量比较少，一般是为了获得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应采取合资并购的方式进入。通过并购，企业可以直接获得所需的技术和知识资源，带动国内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升级。采用合资的形式，企业可以减少资源的投入，而且在企业运营中得到合作伙伴的帮助，以充分利用和转移这些技术和管理知识。
从企业海外投资战略看
为了获得全球资源，实行全球一体化战略，则直接投资应该采用独资新建方式；如果是为了实现当地化战略，则应该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如果企业投资的战略是为了获得全球的资源，则倾向于采用独资新建方式，加大母公司的控制程度，以获得全球的协调和资源最优配置，实现企业的全球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对于海外投资战略是为了寻求当地化战略，以快速有效地对当地需求变化等市场环境做出反应，则企业应该给当地企业充分的经营自，发展他们和当地供应商、顾客、政府等的关系网络，采用合资并购方式。
投资环境(Investmentclimate)指投资对象在进行投资时所面临的、影响投资行为的自然、经济、科技、管理、社会、法规和政治的各种条件和因素的总称。实际上，投资环境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非常丰富的系统。它包含了对投资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区域范围内的地理区位、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原材料供应、市场化程度、竞争状况、人力资源、信息渠道、资金融通、纳税负担、社会服务、经济政策、法律法规、社会秩序、政治形势等这些有利或不利的条件与因素涵盖了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法律、自然地理、基础设施、信息、服务以及政策等方方面面。良好的投资环境是一个国家和区域吸引外资的强大“磁场”。因此，自从世界各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利用各种指标对其投资环境的优劣和吸引投资者的力度进行评估、监测以来，采用评估指标及评估方法进行投资环境评价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和区域吸引资金流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建国5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速度之快，成就之高，有目共睹。进入新世纪，中国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增长，通货膨胀率较低，货币坚挺，外债结构合理，国际收支平衡有余，进口类关税不断降低，投资环境不断改善，最近中国已经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加上国家已经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将更进一步促使投资环境的改善，中国可望成为世界各国投资者青睐的比较理想的投资场所。
中国及其大陆31个省级区域（注：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除得益于国家稳定的改革开放政策、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的要素禀赋、制度变迁、技术条件、产业结构、市场环境、法律法规外，还与良好的投资环境、投资效果、外部国际大环境等因素关联密切。面对新世纪和新一轮的全球资源重组，研究如何构建衡量投资环境优劣及其吸引力大小的指标体系，并研究如何选择适当的方法对投资环境进行定量评估，为我国及各个区域评价投资环境质量的好坏、吸引力的大小，及为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制订和决策的实施，提供一个科学有效的定量化的参考依据，意义非同寻常。
国外关于通过统计指标或建立指标体系评价投资环境优劣方法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这些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投资冷热图法（冷热图法）、投资环境评分法（等级尺度法）、道氏评估法、关键因素评估法、相似度法、国家风险评级法、综合评判法和多因素分析评估法等。中国关于投资环境评价的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对大陆各个省市区的投资环境的分析评价，不少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主要归功于统计资料的逐步健全和分析工具及技术的支撑。王慧炯、闵建蜀[1]采用关键因素评估法（又叫体制评估法，专门为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设计）主要从体制的角度按照降低成本、发展当地市场、获得原料供应、分散投资风险、追逐竞争者、获得当地生产和管理技术等6种投资动机出发，选择若干关键因素，并采用多因素评估法计算总分来评价投资环境；鲁明泓[2][3]先后分别选择了11项和10项指标对中国大陆29个省市区（不包括）和45个主要城市的投资环境作了综合分析和评估；郭信昌[4]、张敦富[5]等人也对中国的投资环境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描述、分析和评价。不可否认，上述研究对中国区域投资环境的研究作了较大贡献，但也有不少不足之处：或者单从宏观方面来阐述，对中国区域投资环境考查与定量评估做的还不够；或者只分析硬环境而忽视软环境；或者选择的因素指标虽然包括了投资环境的几个方面，但其使用的统计资料相对单一，而且总量指标（绝对）指标过多而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嫌少，未能全面地涵盖投资环境的方方面面，因而分析方法虽然比较科学，但结论却前后相差太大，使得这些评估结果未能科学而准确地衡量和反映中国各个区域投资环境的实际情况，有些结论也与人们通常的看法相差较大，令人难以接受或让人信服。为什么这些研究的结论差别如此大呢？笔者认为关于中国投资环境的分析研究，主要的缺陷和不足之处在于，以往研究选择的指标太少，更没有能建立一个科学的评价指标系统，从而致使在指标体系选择方面有一个共同缺点，即没有或很少涉及各个评价指标之间的关联性和协调性，定性打分代替定量指标过多，把也排除在分析和评估之外。另外，评价方法也显得较为单一。
然而时过境迁，中国及各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了较大的变化，随着由传统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换，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要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头十年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国际贸易（包括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深化，贸易关税的降低，WTO已经顺利加入，我国整体及大陆各个区域的投资环境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且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善，但也面临着不少挑战。因此，笔者以为很有必要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一个更为全面、科学的评估指标系统，并研究更为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以便在新世纪和新环境背景下，对中国各区域之投资环境状况的优劣进行全面、科学而准确的度量和评价，揭示各个区域投资环境实际水平的优劣和吸引外商投资的能力，以期给国家、各个区域及各级部门一个比较清晰和科学正确的认识，并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二、投资环境评估指标系统的构建原则
对一个区域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估分析，指标选择与指标系统的构建非常重要，它直接关系到研究结论的科学性、客观性、准确性与可靠性，关系到能否为决策部门提供一个量化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据。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及各个地区的区情，根据目前国内外投资理论与影响我国及各个地区投资的因素，按照系统论的思想，为了便于支撑投资评估研究方法，并科学、客观、公正、全面地反映区域投资环境的状况和衡量区域投资环境质量优劣及水平的高低，在研究、选取和构建评估指标系统时，笔者以为应该遵循和贯彻以下原则：
1.全面性：投资环境系统是由多因素构成的多层次的组织系统，同时又受到系统内外众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投资环境指标系统具有范围广、信息量大的特点，要求我们在遴选指标时必须尽量全面、完整地选择各级各类的指标，要使得投资硬环境和软环境指标，总量指标、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相结合。这样做的目的是尽量从各个侧面、各个层次去揭示、描述和反映投资环境系统的整体状况的优劣程度，去衡量投资环境水平的高低和质量的好坏，以免遗漏某些重要的信息，造成片面性，从而导致评估结果的非科学性。
2.简洁性：如前所述，选择投资环境指标系统要遵循全面性的原则，但这并不是说选择指标时必须面面俱到、重复、繁琐。相反，指标的遴选和设置需要考虑典型性和代表性，尽量使含义相同或相关性较大的指标不被选入，用尽可能少但信息量尽可能大的指标去反映多方面的问题，把全面性和简洁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以避免重复、繁琐而造成评估时的多重共线或序列相关。
3.科学性：投资环境系统中的每一个指标都应具有确定的、科学的深刻内涵。指标系统的建立应该根据投资环境本身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依据投资环境评价理论和统计指标系统建立的科学理论和原则，选择含义准确、便于理解、易于合成计算及分析的具体、可靠和实用的指标，以客观、公正、全面、科学地反映区域投资环境的本质和规律性。
4.系统性：投资环境系统是一个由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指标和指标系统并不是一个静止和绝对概念，而是一个相对的、不断动态发展变化的概念。因此，在选择和确定具体指标来构建指标系统时，要综合考虑投资环境的整体性、动态性和系统性，既要选择反映和衡量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发展状况的指标，又要包含反映各个系统相互协调以及系统外部的环境指标（如政策变量等）；既要有反映和描述投资环境系统状况的静态指标，又要有反映和衡量系统质量改善和素质提高的动态指标。同时，还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点的变化和实际情况的不同，指标系统能够适应动态发展变化的需要而进行相应的适当调整。
5.可比性：指标系统的构建应该通过借鉴和吸取国内外的研究经验和成果，便于国内各个地区对比，又能经过适当的调整而方便国际比较，同时又可以进行动态对比。这就要求在选择指标时，必须考虑到指标的历史延续性，同时考虑支撑分析和预测的可能性。因此，为了加强各个区域投资环境的可比性，必须准确地分析和研究统计资料及其含义，参考统计年鉴和其他相关年鉴及文献，选用范围和口径相对一致的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同时也选用一些总量指标，一方面可以确保因素变量不会因为经济规模、人口多寡或面积大小等因素的影响而使分析结果产生偏差，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指标体系的综合性和关联性。
6.可操作性：投资环境系统评估指标应该具有实用性和可行性，指标数据的选择、获得、计算或换算，必须立足于现有统计年鉴或文献资料，至少容易获得、计算或换算，并采取国际认可或国内通行的统计口径，指标的含义必须十分明确，便于有效地进行定量的分析和评估。
三、投资环境评估指标系统的构建
投资环境系统是一个以创造良好的投资场所，吸引外商直接或间接投资为中心目标的非常复杂的开放系统。而衡量投资环境好坏的指标系统则是描述该系统中各个子系统发展变化的状况，衡量其质量优劣和发展水平高低的。它应该具有所有系统的结构性、层次性、相关性、整体性、动态适应性等特征。也就是说，投资环境系统具有一般系统的所有特征，即同样是一个由系统之下的子系统、子系统之下的更低层次的子子系统，以及最低层次元素（要素或因素）所构成的有机整体。按照系统论的思想，依据构建投资环境指标系统全面、简洁、科学、系统、可比、可操作等原则，本着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为实践、为决策服务的初衷，在参考、学习和吸收以往的研究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及大陆31个区域的具体区情，考虑到指标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交叉、制约以及协调促进的辩证关系，经过反复筛选和相关研究后选择了与投资环境密切相关、代表性大的38项指标，建立了评价中国区域投资环境的指标系统，如表1所示。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构建的区域投资环境评估指标体系是建立在坚实的统计资料基础之上，也就是说，统计指标系统所涉及的数据可以在我国现有最权威的《中国统计年鉴》上直接或间接（通过简单换算）获取，只有极少量数据需要从其它统计年鉴或文献上取得。
表1显示，投资环境指标系统可分为投资环境总目标、投资环境目标层、投资环境次级目标层和具体指标层四个层次。投资环境目标层系统涵盖了经济环境、市场环境、科技管理环境、资源环境、文化教育环境、基础设施环境和社会服务环境等7大子系统，分别从24个次级目标层，即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经济政策、经济体制、通货膨胀、金融环境、市场规模、分销网点、市场化程度、科技水平、管理水平、技术创新能力、生产要素资源、自然地理环境、人力资源、文化素质、知识环境、交通状况、信息化程度、投资水平、生活质量、医疗卫生条件、社会服务水平、治安状况等25个方面的38项统计指标构成的具体指标层来描述和度量中国及各个区域投资环境的优劣。需要说明的是，这四个层次系统相互依存又互相独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共同构成中国区域投资环境的评估指标系统；而且一个具体指标虽然不一定属于某一子系统，但它可描述一个子系统的某一方面，又能反映另一子系统的其它方面。因此，本文对重要的变量指标（如经济发展、投资、人口素质、市场化和生活质量等），选择了多项指标，以体现投资环境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交叉、影响、制约的辩证关系；而且，所有的指标，按照功能分为描述性、解释性指标（以基础指标为主）的评价、监测和预警性的评价性指标（以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为主）。这样作的目的就是期望从各个侧面、各个角度，来全面、准确、科学地刻画、描述、度量各个区域的投资环境质量的优劣和发展水平的高低。
四、投资环境评估方法的选择
在投资环境指标系统建立以后，以之作为支撑，选择适当的方法进行综合分析评判和区域差异划分。如引言所述，目前国内外已有多种评估方法可供选择，如投资冷热图法（冷热图法）、投资环境评分法（等级尺度法）、道氏评估法、关键因素评估法、相似度法、国家风险评级法、综合评判法和多因素评估法等。笔者认为，目前比较成熟可供选择的投资环境评估方法有（专家）综合评分法、层次分析法、因子（素）分析法、灰色关联法、信息熵法、聚类分析法等。这些方法各具特色，有定性的主观赋权法（如综合评分法），也有定量的客观评估法（因子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法）。在实际的研究中，仅用单一方法去评估投资环境的优劣，其结果并不一定科学、可靠，也难以令人信服。科学可行的做法是同时选用多种方法，主观与客观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多种定量方法相结合（如因子分析法与聚类分析法），相互配合，取长补短，从各个角度各个侧面对投资环境进行综合分析、组合评价与区域差异划分（如聚类分析）。
本文的思路也正基于此。即通过上述构建的投资环境评估指标系统，参考《中国统计年鉴》及其它各种统计年鉴和文献资料，建立投资环境评估数据库，选择恰当的评估方法如因子分析法、综合评分法进行组合式的综合集成评价，对各种结果进行几何平均、简单加权平均（或采用其他可行方法）得到一个综合值，然后再利用评估指标体系和数据库采用聚类分析法等方法进行类型差异划分和发展水平的阶段性划分，从而对各个区域之投资环境状况重新进行全面、科学而准确的研究，以便相互验证。如果多种方法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且互相补充，则证明综合评价结果科学可靠，可以揭示和反映各个区域投资环境吸引外商投资的能力大小、投资环境实际水平的高低和区域差异程度的大小，并使综合评判结果更具说服力和解释力，实现对客观投资环境现实的科学认识。
【参考文献】
[1]王慧炯，闵建罗.中国的投资环境[M].京港学术交流中心出版社.1987.
[2]鲁明泓.中国不同地区投资环境的评估与比较[J].经济研究，1994(2).
[3]鲁明泓.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投资环境的评估[J].经济研究，199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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