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鸦片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西方社会的一些文明成果也传入中国。西学的传入既冲击了晚清的腐朽统治，同时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也冲击了社会生活，西方的社会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以及婚姻观念对近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接引起了该时期国人婚姻观念的变化，推动了中国由古老的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
关键词：西学东渐；文化交流；婚姻习俗；变迁
自古以来婚姻便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鸦片战争后，随着西学传入，各派大力宣传要求变革传统婚俗的主张。以王韬为首的早期维新派通过对乡里小民和西国夫妇现实比照，指出一夫一妇是家庭和睦的基础，而家庭和睦又是社会安定的基础，因此反对一夫多妻的习俗。[1]清政府通过“预备立宪”修订法律，对旧的婚姻制度进行了一些变通，如废除不许“同姓为婚”、“良贱为婚”、“满汉为婚”的禁忌，规定“订婚须经父母允许，但男逾三十，女逾二十五者，不在此限”，这对其他阶层在各方面进行变革无疑起到了通行证的效应。留洋学生的直接观察和感受，也为欧风美雨对中国婚姻观念和习俗的浸染起推动作用。他们的思想在接受西方文明后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切身感受上受到自由择偶恋爱，并大大推进了近代婚姻礼俗的变化，促使中国婚姻礼俗从传统走向新的变革。[2]
一、主婚权的转变
中国传统婚姻习俗中，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没有这两个条件无法形成合法的婚姻。因此男女双方即便已有心爱之人也没有自主选择权，严重影响了婚姻的幸福程度。随着西方习俗的传入，晚清时期虽然婚姻的确立仍然需要有“父母之命”，但是必须得到男女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办理次序，先由男子陈志愿于父母，得父母允准，即延介绍人请愿于女子之父母，得其父母允准，再由介绍人约期订邀男女会晤，男女同意，婚约始定”。[3]随着西学的深入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青年男女开始通过报纸征婚，使传统婚姻向近代婚姻又迈近了一步。1902年6月26日和7月27日，在中国南北最开明的两份大型日报―天津《大公报》和上海《中外日报》上相继刊载了由同一人求登的一则征婚广告。1905年，留日学生王建善也在《时报》上登载的征婚广告中则直接公开说明本人的基本情况，而对女方的要求则只字未提，相反却提出了“女同志”可以以通信的方式进一步了解男方并最终确定是否缔结姻缘。这些新的形式的出现和推广使得婚姻的主婚权由当事人掌握，是传统婚姻习俗向近代化不断转变。
二、婚礼程序的转变
中国传统婚俗必须经过三书（聘书、礼书、迎书）六礼（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繁琐的前期准备，而婚礼当天又要完成迎轿、下轿、祭拜天地、送妆、洞房等几十项事情，而且出嫁仪式、时间、方位、婚礼当天穿戴等禁忌也要一一遵从，婚姻本本是人生中的一大喜事，但这些繁文缛节却使双方都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和经济负担，于是人们开始倡导婚嫁习俗简单化，文明婚礼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模仿西方婚礼仪式的色彩。例如当时在天津，“巡警公所行政科长朱植君聘定徐龄臣先生之女公子为室，于昨成婚。届时大宾先至女家，嗣新郎乘马车行亲迎礼至女家，见礼后，偕新人各乘马车回望河楼公馆，当众行礼。毕后，即延宴e客，不唯野蛮风俗概从摒弃，繁文缛节亦皆删除，似此节省简易，凡我津人大可取法”。[4]之后，西式婚礼已成为社会所认可。虽然文明婚礼俗保留了传统婚礼的痕迹，但中西文化相互交流形成的新式婚礼习俗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同时如此删繁就简的婚礼程序更是对传统婚俗的巨大冲击。
三、观念的转变
中国传统的婚姻讲究门当户对，不同等级、种族之间不能通婚，否则就违背了祖宗之法，严重的等级观念束缚了人们对幸福婚姻的追求。传统婚俗中丈夫死后，妇女不得再嫁；即使婚姻关系再不幸也不得向男方提出离婚，封建法律规定男女离婚条件的“七出”更是把妇女变成恪守封建以履行其肉体义务与操持家务的机器。结婚、离婚、夫死在嫁，或不嫁，本该绝对自由，人们追求自由恋爱、自由结婚，不允许他人横加干涉，婚姻的基础是男女双方的相爱，一旦这个基础破坏，离婚或者是再婚的自由是无人可以干涉的。激进的民族主义者认为：“西人孀居生活，或以独念旧好，或商独身清洁之生涯，无所谓守节也。妇女在蘸，绝不为社会所轻。”[5]1904年，广东顺德县霞石乡女子梁保屏，在为她死去的未婚夫守寡八年后，与顺德城内艳真居照相店主陈j生结识，双双赴香港登记结婚，表达了她与死人成亲的痛苦和对新生的向往，这些被传统婚姻习俗定义为“离经叛道”的行为在当时经常存在，可见时代风气的转变。
总之，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人排斥到逐渐接受西学，虽然这一过程并不是十分顺利并曾存在过与偏激的态度，但从整体来说，西学东渐下文化的交流融合已成为主流的过程，对中国社会生活、民俗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的习俗也在这一过程由传统不断向近代化迈近，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256.
[2]仲富兰.图说中国百年社会生活变迁・礼仪・乡情・宗教[M].上海：科学出版社，2001：73-74.
[3]徐柯.清俾类钞（第5册）・婚姻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4.
【关键词】冲突;交融;天主教;青岩;文化交流
一、引言
青岩，是位于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南郊的一个古镇，它之所以成为本研究的一个考察点，原因有二：一是这里曾经发生过震惊中外的“青岩教案”，在近代史上成为中西文化剧烈碰撞的一个典型代表，而在这样激烈的冲突下，天主教竟然还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二是因为这里数教并存，基督新教、天主教、佛教、道教以及一些其他小教派均在这里占据一席之地，形成了独特的“三层楼结构”的宗教生态系统（陈晓毅2008：19）。
天主教传入贵州青岩古镇，并非单纯只是让青岩人民有了一次接触外来文化的机会，从更深层面来看，这场文化互动实为相关利益方面和社会阶层在信仰和价值层面的一次碰撞和磨合，而教案的发生，只是这种碰撞和磨合最为激烈的表现形式，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上的无声或有声的碰撞，时有发生。可以说，天主教在贵州青岩的传播和发展，实际上是一种冲突中的交融。
二、天主教进入青岩的背景以及在青岩的传播
天主教传入青岩，是在清末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为大背景、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保障的。两次鸦片战争均以清廷的失败而告终，清政府的腐败和软弱致使其在军事和外交上节节败退，与西方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与诸多利益拱手让给列强，而英法俄美等列强则纷纷攫取更多在华利益和特权，包括传教方面。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与《中美黄埔条约》均涉及传教方面的内容;1846年，道光皇帝正式宣布天主教弛禁。1858年中法《天津条约》不仅明确废除了原来的所有禁教法令，还为法国人在华自由活动、人身和财产安全提供保障;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更是规定“各处军民人等”均可“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礼拜堂”，“并任发过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王铁崖 1982：146-148）。自此，天主教传教士可以畅通无阻进入内地传教，其教产和人身安全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贵州被设为宗座代牧区，法国传教士白斯望德担任贵州教区第一任主教。约在1851年，天主教在姚家关建立了青岩最早的传教点，同年白斯望德又在石头寨发展了两户，青岩城附近的杨眉高寨也有两户人家信教。1852年，法国传教士胡缚理被任命为贵阳天主教修院院长。当时贵州当局恐天主教与太平军有染而搜查天主堂和修院，胡在姚家关一佃户家躲避时，佃户将补鞋的皮匠发展为教徒，胡受到鼓舞，派一位徐姓人士去青岩城内宣讲教义，当场就有15人表示愿意信教（张浚哲 1993：233-234）。自此，天主教便以青岩为中心，向花溪的各个乡镇拓展传播。
1856年，胡缚理为了培养神职人员，选择在姚家关修建贵州天主教的第一所大修院。1859年建成，取名圣伯多禄大修院，由传教士白伯任院长，修生有十多人。但这所大修院仅仅存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因为在1861年“青岩教案”中被青岩团务道赵畏三捣毁。
教案发生和处理期间，青岩天主教教徒的日子并不好过：由贵州巡抚何冠英和提督田兴恕联名颁发的“秘密公函”将天主教界定为“最为害人”的“异端邪说”，要求全省各府州县的官员“随时驱逐”，“藉故处之以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 1996：237），以致“教民纷纷被逐，逃避来省，不得各安故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74：1121）。
1866年，青岩教案以向被杀教民赔款、将田兴恕等革职流放而告终，天主教占据了上风，一时间入教人数急剧增加。贵州教会向巴黎和罗马报告，竟称贵州入教者有十余万之众（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 1996：203）。1867年，在胡缚理的要求下，青岩官方协助劳若望神父建立天主教经言学堂，叶临爱神父设立医馆，1868年，叶神父用青岩官方赔给教会的土地建成了青岩天主堂和一些住房，进入“叶牧”黄金时期（陈光凡1963：0148-0149）。
三、青岩教案：各方冲突的集中体现
（一）青岩教案始末
青岩教案的导火线是胡缚理接到法国驻华公使寄来的传教护照后，乘坐紫尼大轿、排场和声势浩大地拜会贵州巡抚何冠英和提督田兴恕，激怒了这两位地方大员，认为是“僭越”。中国历来重“礼”制，古代中国社会更是等级森然，僭越行为是一种社会禁忌，是“犯上作乱”，是对官府权威的严重挑衅。于是田兴恕多次查抄主教府，并联名发出“秘密公函”，要求各府州县官员驱逐天主教徒，一时间各地教案此起彼伏。
咸丰十一年（1861年）端午节，青岩人盛装出游（俗称“游百病”），部分群众游至姚家关天主教大修院时，孩子们高喊童谣：“火烧天主堂，洋人坐班房”。修院管事和四位修生觉得这是对自己信仰的侮辱，遂与这些群众发生冲突。青岩团练赵畏三闻讯，逮捕了四位修生。后来，田兴恕不顾法国公使要求放人的信函，授意赵畏三将四名教众斩首。
惨案一发生，法国公使立即呈递外交照会，要求贵阳府张贴和约（《天津条约》），归还所抢物件，赔偿相关损失等。田兴恕则一再推脱，对朝廷谕旨并不在意。后来又指使开州知州戴鹿芝杀死法国传教士文乃耳及几名教众，是为“开州教案”。法国驻华使馆代办哥士耆一面紧急报告法国政府，一面照会总理衙门，强烈抗议贵州官方杀害教士教民的行为，要求惩办田兴恕等人。清廷并不愿意得罪法国，但也不愿因几个教徒被杀就要处死朝廷封疆大吏，双方陷入艰难的谈判和交涉，最后，迫于法国强大的威胁，不得不流放田兴恕等人，并赔偿教会损失。
（二）清廷的内忧外患和矛盾痛苦的心理历程
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中外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向来视外国为“夷狄”的清廷，历经了一次痛苦的心理历程。一方面，不得不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承认列强包括传教在内的各种特权，明降谕旨：“其合约内应行各事宜，即着通行各省督抚大吏，一体按照办理”（贾祯 1979：2502）;而另一方面，“天朝上国”的迷梦仍然存在，从中央统治集团到地方大员，在心理上都很难接受这个战争的结果，忽视、抗拒条约中各项规定的行为，时有发生。开州教案发生后，法国政府提出的“十二款”处理方案，言语中饱含威胁。清廷虽然不满田兴恕的恃恩骄纵、草菅人命，但侮辱朝廷大员、公开威胁清廷的行政自，则超出了清廷的忍耐范围。总理衙门对哥士耆的照会进行了批驳：“揣其意向，直以恫喝之语，遂其要挟之心......其条款故为厉害，其词色假作平和。谲计阴谋，殊令人眦裂发指......夫大臣不可辱，辱大臣则辱国。今田军门，大臣也......办理此节，实无大错。人言可畏，直道难欺。”①
而另一方面，由于贵州当时的军情紧急，田兴恕又手握重兵，处理起来也很棘手。由于清政府对外一再妥协退让，对内却极尽苛捐盘剥之能事，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咸同年间，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贵州各族农民爆发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反清大起义，以苗族为主体，得到了布依、侗、水、回、彝、瑶等民族的响应，贵阳成了一座孤城。内外交困之下，清廷艰难地从传统的羁糜外交向务实的近代外交转变，同意惩办贵州地方官员，对法国赔偿白银，保护传教士在贵州传教（张云峰 2009：52）。
（三）官绅士族的立场和态度
一方面，贵州官绅对不平等条约并不以为然。贵州位置偏远，战乱频仍，地方大员对条约不甚了解，对当时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也不认同。在青岩教案和开州教案爆发前，《北京条约》在贵州“未见有一张贴出”②。贵州地方官员甚至对传教士直言：“恭亲王乃久蓄异，私通外洋之少，其人何足道哉！其印花又何足道哉！”③。在青岩教案中，未经审讯就将修院教师、学生和厨工斩首，在后来的“开州教案”中，提督田兴恕接到知州戴鹿芝票报后，未经调查就批示“缉案就地正法”，完全不顾相关条约的规定，也不顾及斩杀传教士和教民的后果。戴鹿芝甚至拒不承认法国传教士文乃尔护照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贵州的士大夫们与全国的官绅一样，从骨子里对外来文化持藐视和排斥的态度。两千年来，中国的儒家文化一直是邻国学习和模仿的对象。长期以来，强大的政治和文化优势使士大夫们形成“夷夏大防”文化价值观。在贵州官绅看来，“一旦使夷教入境，满地腥毽，坐视中国三千年诗书礼乐之化夷于禽兽，圣朝二百年来爱民养士之恩付诸流水”④。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纲常伦理，正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天主教教徒间互称兄弟姊妹，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等级制度，这种平等观念自然不能为官绅们所接受;男女教众齐聚一堂的做法，也有悖于“男女授受不亲”的道德观念;自从罗马教廷内部发生“中国礼仪之争”，天主教便不允许祀孔和祭祖，更是激起官绅们的反感。在这种背景之下，天主教被田兴恕和何冠英斥为“异端邪说”便在情理之中了。而策划和实施反教行动的幕僚和道台赵国澍、张茂萱、冷超儒、谢葆龄、钱登选、吴德溥等人，均是饱读诗书的儒生。他们的反教热情，自是可想而知，更何况田兴恕在“秘密公函”里还将官员的升迁与驱逐天主教的行动联系起来，让他们的积极性更高了。
（四）普通老百姓的立场和态度
1）天主教教徒的心理和态度
晚清时期的政治腐败，让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加上贵州的偏远落后，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更是艰难。这时候，儒家学说对生命的阐释和修齐治平的思想，并不能为老百姓的空虚和迷茫指引道路。天主教的“福音”给一些教徒带来了心理上的慰藉，而天主教劝人向善，传教士教人识字、替人看病等手段，也吸引了一些人入教。同时，因为不平等条约赋予了天主教一定的特权，尤其是开州教案处理完后，教徒的安全有了保障，看到官府害怕洋人，有许多人为着自己的前途、人身安全和眼下利益而入教。
2）非天主教徒的心理和态度
青岩是一个多重文化交汇的地方，不只是有儒家文化的世俗影响和天主教文化的传入，当地原本还有道教、佛教，还有其他的小型宗教，青岩地方很小，各教派之间争夺教徒、抢占资源的情况也有发生，儒、主之争，主、祖相煎，老百姓间价值观念和利益冲突和摩擦也时常存在，只是不曾像教案那样激烈地爆发出来。
四、总结和思考
在晚清这样特殊的背景下，两种异质文化的交流注定不会平和顺畅：交流的一方笼罩在这样一种战败的屈辱和文化弱势之中，而另一方，借助不平等条约强势逼进，获取了若干传教特权，甚而至于有些得意忘形、肆意妄为。但天主教文化的传播，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青岩的现代化进程。在青岩这样一个多民族聚居、多重文化交汇的地方，正确理解和对待这场文化交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青岩教案导致的宗教生态失衡，对文化交流的各方，都造成了损失。而经过“三自”爱国运动，消除了西方文化入侵的影响，融入了目前青岩的“三层楼”式的宗教生态系统，实现了天主教在青岩的本地化进程。
参考文献：
[1] 陈光凡. 青岩天主堂简史补充材料.贵阳市档案局卷宗41-1-95.
[2] 陈晓毅. 中国式宗教生态――青岩宗教多样性个案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 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贵阳市志？宗教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
[4] 贾祯编修.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M]. 第7册. 北京：中华书局1979.
[5]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教务教案档[M]，第1-3辑，1974- 1975.
[6] 吴义雄. 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M]，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
[7] 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M]. 第1册. 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57。
[8] 张浚哲，青岩天主教概况[A]，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C].贵阳南明印刷厂，1993.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 清末教案[M]. 第1册. 北京：中华书局，1996.
[10] 中华续行委版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注释：
①《教务教案档》第一辑第三册第1546号。
②见《清末教案》第1册，233页。
③同上，236页。
④《教务教案档》，第895页。
作者简介：
肖琦（1976-），女，汉族，湖南娄底人，贵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系副教授，硕士，MTI硕导，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与翻译。
【关 键 词】近代/外来文化/农民/态度
【 正 文】
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在这一过程中，传统知识分子是外来文化的传播者和介绍者，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由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占了人口的绝大多数，一种外来文化能否被社会接受，或以何种方式被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从这一意义上说，农民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然而以往学术界对少数先进知识分子理解外来文化研究较多，而对更为广大的社会群体——农民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较少涉及。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
由于语言、交通、地理等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与世界处于隔绝状态，直到外国传教士的到来，才给中国打开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户。农民对传教士及其传播文化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对外来文化的态度。
十六世纪末，随着利马窦等一批传教士的到来，基督教文化开始在中国传播，对西方世界一无所知的农民在惊异中竟抱着一种宽容的态度接受了它。一百多年后，中国的教徒据说达30万人，而且农民入教的比例很高。考虑到当时传教士的活动受到政府的严格限制，传教处在公开、半公开之中，30万的数字是颇能说明一些问题的。另一个能说明农民接受外来宗教文化的材料是，在明末农民战争中，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张献忠均对传教士表示友好态度，并对教堂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胜利，使得西方殖民者再一次有机会向中国进行“文化”输入和传播。这一次传教士是在炮舰的掩护下进入中国的，除了传教外可能还抱有其他目的。那么，此时的中国农民对传教士带来的文化持一种什么态度呢？事实是让我们吃惊的，基督教经一个农民之手被改造成拜上帝教，并在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中成为农民革命的精神力量，主宰农民思想达四十余年之久。要知道，在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后不久，就发生了近代最早因民教纠纷引起的徐家汇教案。难道中国农民对外来文化真的具有一种绝对开放的拿来主义精神吗？然而当天父的灵光还未散去，中国农民又投入到一场场的反洋教斗争中去了， 到1900年义和团兴起时，“灭洋”几乎成了所有农民的共同心愿，不但灭洋人、灭洋教，而且要灭洋货，凡与洋字沾边的都在扫除打击之列。从拜上帝教到反洋教，农民的态度又奇迹般地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农民的态度发生如此的起伏和变化呢？农民又是如何认识、理解、接受乃至排斥这一外来文化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透过历史的迷雾，根据农民的心理，对农民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作一番深入的考察。
农民是小生产者，因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而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狭小的土地上，很少去关心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但是农民又极具现实精神，他们重经验，重实用，对闯入他们生活的新鲜事物并不一概排斥。这一特点使他们的思想在顽固保守之外，又具有变通、兼容的一面。在农民看来，只要能给他们福祗运气，只要能攘除灾祸，他们都愿意供奉，都愿意接受，于是“腿疾则许杖于铁拐李仙，足疾则许鞋于翘脚娘娘，腹疼则许五脏于宝藏爷爷，筋疼则许麻经于筋骨老爷，目昏则许眼镜于眼光菩萨，耳聋则许耳包于耳光菩萨。”（注：《莱阳县志》。）这样，农民的实用精神就为他们与外部世界打开了一条通道。据利马窦的记载，当他们在肇庆首次建立教堂，传播天主教义时，当地百姓大都抱一种好奇的态度，并乐意与他们讨论中的许多问题。而且“中国第一个公开信仰基督教的人是来自最底层的百姓，”此人是一个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家人无力为他治病，将他抛弃在大路上，神父们将他接回家里，给与了必要的护理和照顾，并向他讲解了基督教的基本教理，在得到患者的同意后，神父们为他做了洗礼，正式接受他入教（注：《利马窦中国札记》上册。）。利马窦称此人“公开信仰基督教”未免夸大其辞，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很可能是为了得到护理和照顾，才勉强答应接受洗礼，未必是出于真正的信仰，这也符合农民的心理。但无论如何，农民对基督教这种外来文化并非一概排斥则是可以肯定的。
西方传教士是抱着“中华归主”的目的来到中国的，为了配合传教，他们创办各种慈善机构，广泛介绍西方世界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以及科学文化和他们国家的历史。他们的文化传播工作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①传播基督教教义；②宣扬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③创办西式的学校、医院等慈善机构。在这三者中，传播基督教教义是主要目的，其它则是辅助手段。然而，由于认知主体的特点，这些被传入文化的命运却是极不相同的。
农民信教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基督教满足了他们心理的需要。基督教宣扬原罪，提倡来世，认为只有皈依主，投入主的怀抱，才能洗清前世罪孽，最终进入天国。基督教的这些说教，对于那些生活在苦难之中，看不到前途的农民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同时，利玛窦等人也时时照顾到中国人的心理，他们用基督教附会中国思想，称“中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所奉的真儒教，都是与天主教同出一源，”这样就消除了农民因陌生而对外来文化产生的排斥、反感心理，有利于基督教思想的传播。
宣扬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是传教士进行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在传教士传播的各种文化中，这一部分往往最有价值，也受到了统治者的欢迎，然而它却是最容易为农民忽视乃至排斥的。以属于新教的益智会为例，她们致力于介绍传播西方科学文化，计划出版包括历史、地理、哲学、神学、医学、力学、机械工艺、特别是世界史、国别地区史、专门史（世界商业史、世界殖民史、西方文学史）等多种著作和书籍。他们声称出版书籍的目的是“启迪中国人的思想，”克服中国人的排外和猜疑心理。不管他们的主观目的如何，这些书籍对于闭目塞听的中国无疑是太重要了，它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师夷人长技”的绝好机会。然而农民对西方的历史、地理、科学技术不感兴趣，发到他们手中的各种小册子被当作废纸丢弃。
然而传教士通过创办慈善机构介绍的具有较强实用性的知识如医学，则是另外一种命运。可以说在传教士进行的文化传播活动中，创办医院等慈善机构是最成功、也是最受农民欢迎的。1834年，基督教传教士伯驾在广州开设“博济医院”，为中国人治病，结果很受老百姓的欢迎。伯驾利用给病人治病的机会进行传教，收到良好效果。于是教会又先后在上海、舟山、宁波、厦门和香港等地相继建院办所，并成立“医院传教会”，奖励和支持以医疗为职业的传教士来华进行医药传教。对于传教士传播的西方医学，农民不加拒绝地接受了，他们乐意到教会医院看病求医，并对它产生好感。这也在于它具有较强的实用性。
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克服了农民的顽固和保守，使他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一定的外来文化，给他们僵死沉闷的生活注入种种新鲜的东西。但是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终归是一种小农经济的思维方式，它眼界狭窄，目光短浅，只能被动地接受，不能主动地拿来，更不能对外来文化作出科学地分析。中国近代以来始终没能很好地吸收、消融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原因很多，但农民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二）
农民是从实用的角度来接受外来文化的，但这种实用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分析之上，而是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农民地位低下，没有文化，缺乏理智，头脑里充满稀奇古怪的想法，一种外来文化是否实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感受，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他们的心理、情绪、欲求都会对他们的判断、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表面看来，农民是从实用的角度来接受外来文化的，而在他们实用主义态度的背后则往往是非理性的冲动。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了解为什么带着西方色彩的“皇上帝”竟能成为农民革命的一面旗帜。
假使没有基督教的传入，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在十九世纪中期爆发也是不可避免的，可是那样，太平天国运动的思想面貌就不会像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样子了。十九世纪中期拜上帝会的创立实在是农民接受外来文化的一个创举，如果说以前农民对外来文化还停留在被动地接受上的话，那么这次则是主动地拿来了，标志农民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农民的思想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许多中国人对侵略势力抱着深刻的仇恨心理，对一般的外国人和外来事物也毫无好感，连教会的传教活动都面临着巨大困难。可是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作为农民知识分子的洪秀全，却把《劝世良言》视若“天书”，把圣经崇为“真道”，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拜上帝教，并很快征服了千万农民的心，这应该作何解释呢？
以前学者们多强调拜上帝会的基本教义和所反应的阶级利益都与基督教迥然不同。对洪秀全发生吸引力的不是基督教，而主要是通过圣经接触到的早期基督教义中的阶级对抗因素和平等观念。洪秀全在拜上帝教中注入了反封建的新内容，因而得到农民的欢迎和接受。这种看法说出一部分道理，农民欢迎拜上帝教，确是因为它满足了农民革命造反的“需要”。但拜上帝教并非只是有利于革命造反，也存在肯定权威、思想独断、不利于内部团结的一面。特别是到了革命后期，拜上帝教种种落后、消极的方面充分暴露出来。站在农民与外来文化关系的角度看，农民接受、利用洋教，并非建立在对洋教的科学分析和对形势的正确估计之上。农民接受洋教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特定环境下的心理、情绪的反映，带有很强的非理性色彩。
从表面上看，洪秀全他们接受、改造洋教表现出一种开放的文化心理，他们在外来文化面前表现出高度自觉，对外来文化进行主动的选择和接受。但从更深一层来看，农民对洋教的狂热正是他们狭隘、保守心态的反映，是他们对现实极度失望后一种非理性的冲动。宗教来自人的依赖感，人们无法主宰自己的生活，便虚构出万能的神灵，作为世间的主宰。神灵可以有中西的不同，而它反映的精神实质则是一致的。所以当农民对旧的信仰悲观失望后，便很快投入到“洋上帝”的怀抱，并且因为信仰了“洋上帝”便对旧的信仰统统排斥，一概否定。这看似革命，实际正是他们落后心态的反映。
（三）
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是农民与外来文化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而在实用主义背后则是非理性的冲动，这就使农民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很不稳定。当他们感觉到一种文化对他们有用时，他们可能会接受、吸取它，甚至产生狂热的感情；而当他们感到这种文化无用、或者伤害他们的利益时，他们的好感便转化为一种愤怒，以前的主动接受也就转化为盲目排斥了。因此，实用主义的认知态度和盲目的排外心理，构成了农民对外来文化的两个重要方面。
如果说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农民的心理不断向主动接受外来文化摆动的话，那么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时，盲目的排外心理无疑又占据了上风。上一次是狂热的接受，这一次是无情的排斥，在这一张一弛之中，折射出世道人心的沧桑巨变。
农民的排外带有反抗侵略的性质，是一种正义的爱国行为。而农民的阶级本性使他们无法把侵略者和侵略者带来的文化区别开来，正如他们由于憎恶地主而憎恶一切传统文化习俗一样，他们也由于憎恶侵略者而憎恶一切来自侵略者的文化成果，他们憎恶一度被他们奉为神明的洋教，旗帜鲜明地提出“灭洋”的口号，在他们看来，洋教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必欲除之而后快；他们憎恶洋货，“见有售洋货者，或紧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注：《义和团》（二）第146页。）他们不加区别地憎恶一切洋人，“自洋人教士、 教民，以至华人之与洋人往还，通洋学、谙洋语者，”分别等差，列为“十毛之目，”“必杀无赦；”（注：《义和团》（一）第271页。 ）他们憎恶现代一切文明成果，要将他们通通排斥掉，“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先将教堂烧去，次将电杆毁尽，邮政、报馆、学堂自当一律扫净，”“拆毁同文馆、大学堂，所有师徒决不饶放。”（注：《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20页。）农民强烈地排外，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外来的东西不仅不实用，而且还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种种不幸和痛苦：洋货的泛滥，使农民生产的土货无人问津；铁路邮电的发展使以运输为业的挑夫、船户、车夫纷纷失业，客栈、店肆、码头纷纷关闭，农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所以，农民的排外是建立在他们的直接生活经验之上，反映了他们朴素的要求。但是农民小生产的地位和狭隘眼界使他们无法对外来文化做出科学的分析和抉择，他们的“灭洋”往往是不分好坏，不分优劣，凡在“洋”者一概排斥，带有极端的片面性和非理性的色彩。
关键词：借词；中外文化；交流
美国语言学教授萨皮尔（Edward Sapir）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由此可以看出语言和文化的密切关系：一方面，语言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得以建构和传承的形式和手段；另一方面，文化又无时无地不对语言有制约作用和决定性影响。
一、借词反映中外物质文化的交流
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首先是物质文化产品的交流。古代中国从西方引入的物产有葡萄、苜蓿、胡瓜、胡桃、胡豆，等等。现代从西方引入的物产更为丰富，如：维他命、吗啡、盘尼西林、布丁、三明治、威士忌、啤酒、芝士（奶酪）、夹克衫，等等。
匈奴（包括北狄、胡）以及西域各国的物产，于汉代时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各种异域物产的借词，便很自然地出现在上古书中。例如：葡萄――《史记・大宛列传》载，汉武帝通西域得葡萄苜蓿于大宛，可见这两种东西都是张骞带回来的。葡萄《史记》《汉书》作“蒲陶”，《后汉书》作“蒲萄”，《三国志》和《北史》作“蒲桃”。最近据杨志玖考证，葡萄一词当由《汉书・西域传》乌戈山离的扑桃国而来。扑桃字应作“扑桃”，它的所在地，照徐松说就是《汉书・大月氏传》的“达”，照沙畹说就是大夏（Bactria）都城Bactra的对音。因为这个地方盛产葡萄，所以后来就用它当作这种水果的名称。
二、借词反映文化艺术的交流
文化艺术，包括舞蹈、音乐、体育等方面。早在中古时期，这方面的交流已相当活跃。古代借词，如波罗球（一种马术球戏）、胡琴、琵琶、胡笳，等等；现代借词，如排球踢踏舞（titup）、芭蕾舞、恰恰、桑巴、探戈、扑克、卡拉OK、舞厅等。
柘枝舞――段安节《乐府杂录》所记各种教坊乐舞里有一种叫做“柘枝舞”。唐沈亚之《柘枝舞赋》序说：“今自有土之乐舞堂上者，唯胡部与焉。而柘枝益肆於态，诚足以赋其容也。”晏殊也说这是一种胡舞。《唐书・西域传》云：“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时，汉大宛北鄙也。”《文献通考・四裔考・突厥考》中记有柘羯，当亦石国。凡所谓者舌、赭时、赭支、柘支、柘折以及柘羯，皆波斯语Chaj一字之译音……
琵琶――《释名》：“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向前曰枇，引手却曰杷，象其鼓时，因此为名。”它与今天的乐器琵琶的形状似不相同。
三、借词反映中外宗教文化的交流
可超越国界，宗教文化更是冲破国界，在世界各地自由传播开来。古代中国接受印度佛教文化，因而汉语中有大量借词源自印度佛教语汇，如“三生有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三灾八难”等。近代汉语借词，如基督教、也里可温、伊甸、耶和华、撒旦、夏娃、亚当、教堂、伊斯兰教、、穆斯林，等等。
袈裟――也译作“迦沙曳”，梵文音译词。唐代《玄应音义》对这个词的字体变化作了介绍，“袈裟”是佛教僧尼的法衣。
夜叉――梵文音译词，也译作“药叉”“夜乞叉”，佛教认为夜叉是一种吃人的恶鬼。不过，夜叉的种类有好几种，有一种夜叉是护佛的天龙八部之一。
世界――原使梵文loka，音译为“路迦”。《楞严经》（四）曰：“世为迁流，界为方位。汝今法知，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上下为界，过去、未来、现在为世。”佛典上的“世界”本是一个时空概念，后来只有空间概念，成为汉语的习用词。
四、借词反映中外科技文化交流
古代中国便与西方进行过科技文化的交流。中国四大发明传入欧洲便是一个证明。近代，西方科技知识文化大量传入中国，这些中外科技文化知识的交流，使近代汉语出现许多过去所没有的近代西方科技新词。如机器、几何、风扇、重心、螺丝、地球、齿轮、比例、起重、测量、曲线、自动、数学、标本、赫兹，等等。
总之，借词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记录，它为我们展示中外不同民族交往中，各种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踪迹。
参考文献：
【关键词】礼俗；消费经济；小传统；桂东南；经济人类学
【作者】杨天保，玉林师范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历史学博士、教授。广西玉林，537000；袁丽红，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广西南宁，530028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2-0052-006
一、理论纠结：礼物交换遵从“经济主义原则”？
目前，中外经济界和学术界为了深究全球经济发展问题，已经从寻求制度、资源、技术等“促使变化的外界力量”，转向到文明体系中去探讨另一种新的“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这样一种“由外人内”的大转向，正好与“人的发展经济学”主旨迎面相会。大家都已醒悟，人类不仅仅处在某种单一性的生产关系之中，它同时还编织、涵盖多变性的生活关系（居住、饮食、交际、爱好和思想倾向等重叠交织）。人类消费商品，并不完全为商品内在的实用价值、交换价值所决定，还要考虑到象征价值等诸多变量。社会化的生命体，既是一群活跃的物质生产者和智慧的社会管理者，更是一个个承载、演绎和延续多元文明以及推进文明高度发展的个性单元。人格的有无、禀赋的高低、品质的优劣、威信的大小等，早已动态性地累积成一份庞大的无形财产，时刻以一种不同于经济资本的新资本运作形式，“潜流式”地改变着消费方式和交换规模。所以，生产性、管理性的要素固然重要，而关系到人类发展的思想性要素，自然也是经济学的题中之义。否则，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将无从说起。
不过，礼俗及其思想文化的经济学价值问题，中外学界多有争论。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和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等先辈都一致认为，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交换原则恰好相反，礼物本身的实际价值毫无意义，偿付服务与提供物品根本就不是交换的最终目的；“送礼-回礼”过程原本就是一种非生产性的象征换，它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意义与社会意义，才是一切活动的落脚点。所以，探讨礼物交换背后所承载的那种总体性的社会制度（即既定社会中不同的文化规则、约定俗成和社会关系结构），借用“非经济主义”的交换原则，医治当前这个利益冲突、物欲横流的金钱社会，才具有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换言之，礼物虽然拥有商品属性，但礼物交换不是工具性的，在逻辑上它否定了经济利益，只能是情感性和道德性的产物；它真正要维系的，只是一种“崇高的原始主题”，与经济主义格格不入。说到底，经济学无用武之地。
后来，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阿尔及利亚开展民族志研究，注意到礼物交换的时间间隔和行为策略问题，并以此去探讨礼物交换和礼俗交往所彰显的权力行使以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之后，就明确地指出，礼物只是维系统治与行使权力的道具，礼物交换并非“崇高”，因为温情脉脉的表象之下，骨子里都是象征权力运作的过程。例如，原始社会的礼物交换就是以一种象征的形式实现占有和支配，顺利构成了最为基础的资本积累方式。此中，通过礼物交换所形成的新资本，虽然既不完全是经济资本（土地、货币和劳力等不同的生产要素），亦非是什么文化资本（由学校和家庭传承下来的知识能力的资格总体）和社会资本（凭借拥有一个稳定、制度化的关系网而积累起来的资源总和），而是一种独特的“象征资本”（特定社会空间中公认的知名度、声誉、成就感与领袖地位，或者是某种信任关系或认同关系）。但是，在“前资本主义”时代里，这类象征资本与政治控制、声望收益、等级地位、个人财富、制度化模式、象征斗争和文化支配等密切相关。它既是其余三种资本形式的“观念化”，又是其余三者“不被承认”情况下仍旧可以坚持隐蔽性运作的资本形式。所以，在布尔迪厄眼中，正是象征资本具有某种“宰制性”力量，才使得所有支配礼物及操纵交换的权力策略，都运用了经济主义原则，只是表现方式较为曲折隐晦而已。不仅古人如此，现代社会同样是礼物交换逻辑的合理结晶，只是演绎得更为淋漓尽致罢了。
另外，美国学者阎云翔以黑龙江省的一个现代村庄为个案，借助“关系”、“人情”、“面子”等本土概念，考察中国现代化进程下的礼物交换过程，也进一步发现，受金字塔结构式的社会等级制影响，当代礼物呈非对称流动――正因为收礼是声望的象征，持有对赠礼者的优势地位，所以，送礼者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受礼者，而穷人送礼的负担也大过于富人，礼物在不断地向社会上层积聚。另外，礼物交换还是一种非均衡的“互惠”模式――上层等级作为受礼者，常以分配自己所控制的国家资源为回礼，彩礼于是也就从一种传统的馈赠物，演化为现代财富的新分配方式。有了“回礼”的鼓励，于是，村民向上送礼攀比成风，虽然常担着礼物贬值的风险，但往往还是毫不吝惜地将年收入的20%用于各项礼俗支出。现代中国乡村的礼物交换，显然超越了道德与情感性的古典模式，工具性极强，不仅与中国市场经济毫不排斥，甚至于，他最终还认定，送礼本身就是中国市场经济行为的一个有机组成。
总之，探讨礼俗消费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西方人类学家以“礼物交换”为切口，早开先例。虽然他们对于经济主义原则是否完全适用于“崇高性”礼物交换过程还持有争议，但是，基于礼俗消费的人类学研究视角，以及他们投向太平洋诸岛、非洲、南美洲等欠发达地区的学术热情和人文情怀，引起广泛关注。而且，在礼俗交往中“捕获”出经济主义的苗头，已占上风。所以，从人类学的传统视域中走出来，去揭示礼物交换进程中的经济主义原则和结构方式，以经济学视野开拓礼俗消费的新研究，既是“经济文化学”致力的一个极好领域，更是学者检讨“文化中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补充。
二、中国传统礼俗及礼俗消费研究的一般格局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它对于种种世俗和非世俗的消费行为，皆有久远和完备的规范约定，形成了独特的“礼俗消费文化”。所以，礼物交换“实交易贸迁之一道，事同货殖”，虽然本身就是商品交换的一个母体模式，但正是有了“礼治秩序”的规定，一种文化力就常常左右着“经济人”的礼俗消费。
从结构上来讲，中国礼制有“大传统”和“小传统”之分。治国、齐家、睦族、谐邻，无论是国家“大传统”，还是江湖“小传统”，皆深通其旨，礼接天下――备礼、行礼、还礼等礼尚往来，既无时无之，又无人无之；既贯穿了帝制时代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又与个体的成长、家族的兴旺乃至于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势，息息相关。
当然，中国人的消费能够在如此频繁的礼俗交往进程中得以顺利实现，这既是行为个体若干规定性（性情、品位和偏好等）的总表达，也与中国历代古“礼”（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所确立和标榜的荣誉感象征意义，环环相扣。因此，将中华传统礼俗当作“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它至少就要在礼俗发展的两个向度上，开拓必要的学术空间：向下，中华礼俗已经逐步渗透、演变为各具地方形态且妇孺皆知的世俗化礼节；向上，它逐渐积累、凝炼成丰厚精致且盛传今日的“礼学”体系。其中，后者一直是制度学派和古典经济学派关注的对象；而基于“国家-社会”关系模式、在国家“大传统”视域内探讨影响经济发展的制度性因子，也是民族经济研究中的主流范式和话语体系。不过，研究地方“小传统”，近期日趋高涨。经济人类学者揭示地方“小传统”在民族经济中的力量和起作用的方式，正在为我国各民族地区扩大内需、促进可持续消费、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等多方面，提供新的理论补充。
就“本土化”理论而言，钟敬文先生借鉴西方，建构了一种“经济民俗文化学”，引导学者去探究中下层社会的生产、经营、分配及消费等经济活动所承载的非正式制度因子及其经济伦理。可以说，这一立足于社会“小传统”的理论方法，相较于余英时等学者引人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学术成就，要从制度文化层面去阐释“大传统”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更能符合中国民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际。基于此，学者们开展的“民俗经济”、“庙会经济”、“礼俗经济”、“礼俗交往经济”等新研究，已层出不穷。
实证研究方面，郭声波等《中国槟榔种植与槟榔习俗文化的历史地理探索》一文，考察“槟榔礼俗的衰减”与槟榔种植、加工、销售及消费的关系，可谓是研究传统礼俗与民族产业发展问题的初期范例，只是礼俗意识（婚嫁礼俗而非槟榔礼俗）和“文化-经济”分析模型中的“消费”研究，还有待加强。
总之，基于“文化-经济”分析模型，考察地方“小传统”中礼俗文化及其礼俗消费（世俗与宗教）的现代价值及其功能范式，探究结构性规定民族经济发展规模、品性，以及内源性促动民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非正式制度因子，激活本土文化力，提升民族经济发展的自主能力，探索一条既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关系、又将建设“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相结合的“内涵型”发展路径，中外学界已置下了理论根基和研究实例，但学科视野、问题意识、分析模型和产业类别等，皆有待深入。
三、近代广西的礼俗及礼俗消费问题
近年来，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已是国家发展的主题。受其影响，在国家“大传统”视域之外，欠发达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非正式制度因子研究，亦不断增多。单就广西而论，本土学者已经基本完成广西壮、侗、瑶、汉各族传统民俗文化研究。而且，某一类民俗文化的经济学考量，如广西瑶、壮或广西客家的饮食文化、宗教文化等研究已见深入。
21世纪以来，就单篇性的学术论文而言，李闰华的《交往差异与近代广西壮瑶社会经济发展的比较》、陈炜的《近代广西城镇族际商业网络与民族经济开发》和《近代边疆民族地区城乡商业经济发展中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以广西为例》、陈炜与侯宣杰的《民间宗教交往与近代广西民族地区城镇经济的发展》、钟福民的《礼物交换与人际互动：广西龙脊壮族的馈赠礼俗考察》、唐晓涛的《礼仪与社会秩序：从大藤峡“r乱”到太平天国》已经从不同角度初步考察了近代广西不同的社会空间和关系网络（多个民族、多个族群、宗教流派、地方政府同中央王权之间等），由于交往变迁、礼俗冲突而引发的多种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问题。
另外，基于广西礼俗文化的民族经济学和经济民俗文化学研究，也相继出现了一些专题性的成果：朝贡古礼（付广华的《中国古代朝贡关系之于经济人类学的独特价值》）、宗族礼制（陈礼军的《略论宗族在近代桂东南社会中的影响》）、农业祭礼（刘文俊的《壮族农事祭祀节日系统的文化属性和功能》）、乡礼民约（白正骝的《乡规民约与近代桂东南社会》）以及礼俗与特色经济开发（何颖的《布洛陀民俗文化的特点与特色经济开发》）等问题，都已经引起了学者的注意。
此中，值得提及的是，学者陈礼军以区域经济学的方法，完成《近代桂东南礼俗经济研究》、《近代桂东南礼俗支出与乡村家庭经济》和《民国时期桂东南的礼俗支出与乡村金融》等文，探讨广西东南区域“短时段”（近代）礼俗消费对于乡村经济的影响，直接使用了一个明晰的“礼俗经济”概念。但是，“礼俗文化”的“长时段”属性、“礼俗消费”的可持续性及其对于民族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区域经济学显然皆无从解答。
总之，以上研究除了比较集中考察“近代广西”，受时段上的限定之外，“泛民俗化”倾向也比较显著，大家并未基于“礼治中国”的本质属性，进而选择“礼俗消费”这个关键点去寻求地方礼俗“小传统”与民族产业经济发展间的逻辑关系，也未能有效彰显出广西民族性礼俗的持久“文化力”及其起作用的结构方式。结果，他们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的研究意向，大体就止步于“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广西如此，中国其它民族欠发达地区亦无例外。
不过，本土学者袁丽红运用“礼俗交往经济”概念，在《从“二重性”角度看少数民族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局限》等文中鲜明指出，相较于商品经济“外循环运行机制”（生产-交换），“礼俗交往经济”才是近代广西农村另一个真实且普遍存在的“内循环运行机制”
（生产-消费）。这一论断，恰好为广西礼俗消费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指向。
四、新案例：桂东南“礼俗消费”研究思路发凡
古今以来，作为广西的一个重要组成，桂东南海疆地理特性鲜明，移民运动频仍，多民族交往复杂，多变的社会空间和多元的社会关系，致使礼俗变迁丰富多彩。所以，基于以上学者的断代考察和专题研究，缩小空间（广西桂东南）、扩充时段（近代通史），以地理空间置换历史时间，继续开展桂东南区域礼俗消费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考察传统礼俗文化对于广西家庭经济、区域经济品性、地方“礼俗圈”与“贸易圈”之间的逻辑关系、礼俗文化体系中多种“小传统”元素（如仪式规范或行业禁忌）对于民族产业生存发展的不同作用方式等，都是做好广西礼俗消费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总体思路而论：
第一，系统梳理桂东南礼俗文化的发展史。
确保研究对象的完整，主要是形成一种动态性的考察机制。“史”的不明白，经济学研究就会陷入静态性怪圈。粗略统计，桂东南山地民族的原生态礼俗、中原礼学南传及其地域化后的礼制新形态、客属移民家族的礼俗再造、近代开埠后西方礼制的输入（北海玉林）以及“环北部湾”海洋礼俗的长期内进等多个历史板块，首先就是不容错过的关键点。它们既有各自的成长衰变历程，更此消彼长、贡献各异地共同建构出一部丰富的“桂东南礼俗文化通史”。
而伴随着“桂东南礼俗文化通史”，一种兼容岭南“那文化”古典式的农耕品性、泛北部湾船埠河海贸易模式和多族群传统手工制作特色于一体的“礼俗经济”体系，亦日渐成型。此中，“壮乡”土著礼习、内进的海洋礼俗、南传的中原礼教、移民再造的新礼、东渐的西礼等多元因素，或隐或现，时明时暗，层层汇集于桂东南的主河道――南流江流域，持续性地冲突与融合，皆是让桂东南区域经济历时性“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
第二，深入剖析桂东南“礼俗经济”体系。
综合运用民族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经济文化学的理论方法，考察桂东南礼俗文化的多元积累、形态演变、结构调整及其现代变迁，一一揭示传统礼俗及礼俗消费持续作用于边疆民族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方式与路径选择。
可以说，桂东南以南流江流域为礼俗文化和礼物交换的主干发育区，历经“长时段”的演变，时至今日，在培育外向型经济品性、营造“腹地一港口”发展模式、催生近现代客属家族企业群、塑造东南亚华侨经济圈、建构华南民族中小企业名城（玉林市）和推进特色县域经济（歌圩）等诸多领域，无不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力”。
具体来讲，研究者可以结合礼俗发展的“两个向度”（向上和向下），在以下两个层面及诸多区域经济发展亮点上，予以深究：
1.从宏观层面，探讨桂东南传统礼俗消费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影响力及其作用方式
①基于南流江历代经济纠纷案例文献，研讨多重对立格局下的礼俗冲突（官礼/习惯法、汉礼/少数民族礼俗、秦汉/唐宋/明清/近代/现代、东方/西方），与桂东南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之间的变动关系；②自岭南原生态的“礼尚往来”史事开始，沿着两汉“南流江段”海上丝绸之路、明清“西粮东运”路径以及近代华人华侨“朝向东南亚”的经济选择等，整体探究桂东南外向型经济品性及其“腹地一港口”发展模式的古今历史流变；③相较于北方中原汉人家庭，综合解读桂东南“诞生礼”、“成年礼”、婚丧礼、“宾兴礼”、“乡饮礼”以及礼佛崇道习俗与家庭经济结构的内在关系，总体彰显以“那文化”为主体的岭南农耕文明，在男女性劳动力、墓葬与土地资源分配、民间流动资金与地下融资、经济组织与民间互助等诸多经济问题上所形成的独特礼制需求；④追踪岭南移民家族的宗族礼制再造史，分别探讨桂东南家族企业群的崛起及其走向现代化的优缺点；⑤从多民族礼制等级的调适与互动中，呈现南流江流域的分配格局、城市网络和消费结构。
2.从微观层面，考察传统礼俗消费对于近现代桂东南诸多民族产业发展的“文化力”
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消费阶段，我们都可以深入考量以下的逻辑关系：①岭南“无鸡不成宴”之俗与桂东南现代禽养业的兴盛；②岭南“排档文化”、“凉茶之道”与桂东南餐饮业的现代转型；③桂东南民族手工传统（如玉林茶泡、牛巴、芒编、酿酒、制靛、织染和包装等）与现代中小企业群的发展路径；④桂东南古代矿冶业、礼器制作和铜鼓文化的现代功能；⑤桂东南歌圩、节庆文化与现代圩镇经济；⑥“客家”礼节（如博白县）与桂东南县域经济；⑦礼俗与桂东南慈善业（路桥、庙宇、救济院等）；⑧古代朝贡贸易与南流江现代船埠运输业；⑨桂东南婚礼与槟榔业。
总之，桂东南一隅如此突出，整个八桂亦不甘其后。广西历史文化奇特，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催生并支持了体态各异的经济观念和运行方式。所以，重视礼俗，关注民生，开展礼俗消费研究，系统探究那些左右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品性、行业兴衰、资源流动、市场起伏、经济布局、销售分配、产业更新等多方面的“承受变化的传统力量”，既是经济学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的合理表达，也是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现代化发展和多民族共同繁荣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
[1]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常修泽.当代“人”的发展问题论纲[J].改革与战略，2008（9）.
[3]巫文强.论以人为目的发展经济及新时期经济学的使命[J].改革与战略，2008（12）.
[4]（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M].李幼蒸，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87.
[5]（法）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M].汲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6]（法）鲍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车槿山，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6.
[7]（法）布尔迪厄.实践理性――关于行为理论[M].谭立德，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
[8]（美）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M].李放春，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9]钱锺书.管锥篇[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0]骆凤文，等.析论孕生华夏“酒都”的文化基因――川南宜宾酒俗谚语风情的人文基础[J].中华文化论坛，2009（2）.
[11]于芳.景德镇瓷业行规礼俗的文化内涵[J].中国陶瓷，2010（1）.
[12]杨少曼.生产文化对乡村工业改革的影响探析――江村蚕丝业改革中的非物质文化因素[J].职业技术，2010（7）.
[13]钟敬文.民俗文化学发凡[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5）.
[14]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5]荆畅.试论民俗经济[J].中国科技信息，2005（10B）.
[16]薛霞.民俗经济[J].北方经贸，2005（12）.
[17]小田.近代江南庙会经济管窥[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2）.
[18]陈礼军.近代桂东南礼俗经济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
[19]袁丽红.从“二重性”角度看少数民族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局限[J].广西民族研究，2006（4）.
[20]郭声波，等.中国槟榔种植与槟榔习俗文化的历史地理探索[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4）.
一、近年来闽台宗教文化交流概况回顾
2006年至今，闽台宗教文化交流总体呈现的是频繁热络的局面，并在传统格局的基础上。出现一些新的动向。2006年，传统闽台文化交流的规模不断扩大，并向纵深发展；佛教文化交流的活动形式丰富多样；宗教与学术的结合更加紧密。2007年5月，马祖进香团直航妈祖的故乡――莆田湄洲，实现了湄洲和马祖首次通航。2008年7月，420名香客组成的台湾民俗文化进香团，从马祖福澳港出发，首航福建省宁德港，实现“宁马台”客运直航首次突破；厦门海沧青礁慈济祖宫保生大帝神像赴澎湖巡游团及部分信众270余人，乘台湾复兴航空公司两岸周末包机飞往澎湖，成为大陆首个，通过空中直航前往台湾地区进行交流的民间信仰团组，在两岸交流上再写下一个“第一”。2009年6月，应台中县王姓宗亲会邀请，福州市闽王金身赴台巡安暨宗亲文化交流访问团一行85人护送闽王金身从马尾直航马祖到台湾岛进行为期十天的巡安活动，这是闽王王审知金身第一次跨海巡安台湾岛。10月，古田县临水官祖庙“顺天圣母”陈靖姑的金身踏上巡游台湾之旅。
二、近年来闽台宗教文化交流特点分析
当前，在闽台关系愈益紧密、互动更加频繁的形势下，闽台宗教文化的交流也应时代潮流而动，获得更好的发展环境，呈现出许多积极可喜的变化趋势和动态发展格局。近年来闽台宗教文化交流表现出如下特征：
1、福建赴台宗教活动增多，双向互动热络。闽台关系的积极进展，闽台神缘关系在良好的历史境遇中得到进一步加强。2008年以来，大陆信众团体开始直航台湾；福建神灵神像也不断赴台巡游，庙际网络互动得到更为全面的充实。
2、传统的交流活动依然延续不断。过去闽台宗教交流主要是台湾信仰群体到大陆进香，新形势下这种往来活动也历久而不间断。例如，2006年台胞进香团谒拜仙游田公祖庙，台湾玉二妈到东山认祖等；2008年台湾张圣君信众前往永泰县嵩口镇、乡的张圣君诞生地与祖庙谒祖进香；2009年建宁报国寺延请台湾僧侣前来参加开光法会活动；顺昌齐天大圣文化节吸引了台湾大圣信仰的信众参加其中的宗教活动仪式等。
3、以宗教为主题的学术交流活动得到加强。2006年，在福州举行的闽台佛教(福州鼓山)文化交流活动，是半个世纪来规模最大、代表，1生最为广泛的一次闽台佛教交流盛会。来自台湾佛教界二十五个县市五百多名诸山长老、大德高僧借此善缘回山礼祖，共同追忆佛祖功德，探讨两岸佛教界的繁荣未来；同年厦门举办首届“保生慈济文化节”、“两岸观世音文化研讨会”。邀请闽台两地专家学者共同研讨；2009年4月，台湾东海大学举办“两岸宗教与社会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专家学者就闽台宗教文化研究进行深入探讨；今年在泉州举办的首届“闽南文化节”也有以宗教为主题的文化交流活动等等。宗教与学术的结合更加紧密。
4、宗教交流活动与经济产业结合更加密切。近年来，随着海西战略的深入，“海峡旅游”品牌得到政府以及学术界的广泛认可。闽台宗教文化是旅游资源重要构成要素，宗教层面的交流为海峡旅游产业提供了支持。据统计，1986―2004年台湾同胞到湄洲进香人数达127.8万人次，近年来这个数字还在上升中。伴随近年来两岸“三通”的实现，大陆游客到台湾旅游人数逐年增加，其中不少人到台湾也参加当地民俗宗教活动，带动了台湾旅游业的兴旺。不仅如此，宗教文化交流还为闽台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开拓空间，例如宗教纪念品、宗教崇拜祭祀物件、以宗教为模型的动漫产品、宗教音像、宗教图书杂志出版事业等，都能成为地方文化产业开发和发展的潜在资源。
5、宗教交流与地方文化资源开发相联动。当前，闽台宗教文化交流呈现显著特色，福建各地方大打“文化资源”牌，梳理对台的神缘品牌。例如，福州佛教鼓山与台湾的佛缘联系，莆田的湄洲湾妈祉故地，厦门保生大帝闽台缘，泉州的关帝信仰，漳州的“开漳圣王”信仰，古田的临水夫人信仰，闽北的大圣信仰，闽西的定光佛信仰等，这些都已树立起各自对台宗教文化交流的“区域性”品牌标签。
6、沟通交流的平台更加开阔，理念与恩路也更灵活。传统的闽台宗教文化交流格局主要是民间往来互动，以台湾进香团来访福建宫庙为主。近年来，闽台宗教互动交流形式更加多样化，不仅有双向的信众进香、神像巡游，闽台还积极举办“文化节”、“论坛”等层次更高的活动形式，深化闽台宗教交流的内涵。
三、今后发展趋势的展望
当前，在两岸关系朝着和平方向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闽台宗教文化交流也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闽台宗教文化交流可预见的发展趋势有：
1、闽台宗教文化双向互动交流的热络局面还将持续，并将取得更多的活动成果。闽台源远流长，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和积淀。台湾民众信奉的神灵，源于福建的占了绝大多数。正是由于这种特定的渊源关系，台湾的官庙经常到福建祖庙谒祖，这种宗教活动俗称为“进香”。同样，福建主神应邀赴台湾绕境巡游，接受信徒的朝拜也有悠久的传统。据记载，在清代中叶和日据时期，湄洲妈祖就曾多次应邀赴台绕境巡游。近年来，随着两岸关系的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福建主神神像开赴台湾巡游，受到台湾信众的崇奉，如前述闽王、保生大帝、临水夫人等，这些活动形式已经愈益受到闽台信仰民众的认可和采纳。
2、闽台宗教文化交流在形式与内容上还将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和发展。近年来，闽台宗教界的互动取得丰硕的成果，在内容与形式方面也有了一定的突破。例如，除了传统的“进香”、“巡游”等活动形式外，还出现了共同举办和参加“祭典仪式”、“文化节”(宗教层面)、“法会”、“论坛”等形式的互动交流。宗教文化交流是一项与时俱进的活动，将被时代赋予更多的内涵和表现形式。
3、闽台宗教文化交流将进一步体现两岸民众的中华文化认同的民族情感。近十几年来，数以百万的台湾同胞到福建祖庙进香谒祖，寄托着对故土的深深眷恋之情，每一次的谒拜祖庙的活动，都能吸引成千上万的信仰者参加，认祖思乡、两岸同根的情怀通过活动得到进一步升华，并沉淀于闽台民俗文化之中，在客观上发挥着维系闽台血浓于水的骨肉之情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闽台作为爱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广泛为两岸同胞所认同。
4、闽台宗教文化交流还将与“海西”建设的平台结合的更加紧密。当前，国务院支持福建加快建设“海西”的宏伟工程正如火如荼开展。在“海西”建设的时代大潮中，福建发挥着对台工作先行先试的优势。在宗教工作领域，宗教界人士建议，中央应充分赋予福建在开展赴台宗教文化交流事务中先行先试的特殊政策，鼓励福建创新对台宗教文化交流工作机制和途径。除了前述的管理、审批特殊权限，还可以设立专项基金，规划并赞助闽台重大宗教文化交流活动，等等。
关键词 中华文明 汉字文化圈 交流 融入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识码：A
Talking about the Exchanges of Japanese and Chinese Culture
GUO Huijing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Long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s, the Japanese peninsula of its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in its own soil in the proliferation of development,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always maintained a broad and sustained communication and blend. This exchange and blending continued for long years, from government to civil society, from culture to civilization, constitutes a new element of their culture.
Key words Chinese Civilization; Chinese cultural circle; exchange; integration
日本作为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远在很早的时期就有了与中国的交流。郭沫若在中日恢复邦交时曾作过《沁园春》，词的上阕短短的几十字道尽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及其一直延续的进程：
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昔鉴真盲目，浮桴东海，晁衡负笈，埋骨盛唐。情比肺肝，形同唇齿，文化交流有耿光。堪回想，两千年友谊，岂等寻常。
中日文化的交流包括了从上古一直至今的漫长岁月，几乎是从有文字记载就开始了交流，但是，总的来说，在古代，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相对发达，中日文化交流较多的是中国文化输向日本，日本经历了从全盘吸收到消化改造的阶段，逐渐慢慢的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近代伴随着中国的半殖民化，中日交流多倾向于中国向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学习近代西方的先进技术，而交流更是扩大到整个民间。下面的几个史实证实了中日文化交流：
1 源于上古的中国移民进程――徐福东渡
徐福是秦代著名方士，琅琊人。据历史记载，他曾经两次受秦始皇派遣入海求仙。在最后一次，他带数千童男女及五谷、百工等经朝鲜半岛到达日本。其所到之处，都播撒下中华文明的种子，促进了当地的文明进程。他最终成功东渡日本，比郑和下西洋早1600多年。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始皇二十八年”条载：“齐人徐市(f，即徐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史记》同卷“秦始皇三十七年”条又载：“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 这是中国古文献记载徐福东渡故事的起始。而最早肯定徐福到达日本的记载见于五代后周时的古籍《义楚六帖》。该书《城廓・日本》一章中曰：“日本国亦名倭国，在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今人物一如长安……又东北千余里，有出名‘富士’，亦名‘蓬莱’，……徐福至此，谓‘蓬莱’，至今子孙皆曰‘秦氏’。”
据历史记载，徐福东渡不仅仅把百家著作传递到了日本，还通过这一行动使中华文化在日本得到延续。宋代的大文豪欧阳修做了一首诗歌《日本刀歌》，全诗如下：
昆夷道远不复通，世传切玉谁能穷。
宝刀近出日本国，越贾得之沧海东。
鱼皮装贴香木鞘，黄白闲杂与铜。
百金传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
传闻其国居大岛，土壤沃饶风俗好。
其先徐福诈秦民，采药淹留童老。
百工五种与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
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
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
令人感激坐流涕，锈涩短刀何足云。
诗中不但肯定了徐福东渡日本对中日文化交流所造成的积极影响，而且还第一次把其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时间联系起来，认为正是徐福在秦始皇焚书之前赍书东渡，才使日本保存了中国失佚的《尚书》百篇。并且，日本学者铃木贞一通过潜心研究据说是中国先秦典籍的《宫下文书》，甚至统计出徐福当年携带到日本的书籍共有儒家经书1850卷、其他典籍1800卷，认为这大致囊括了当时中国所有的重要典籍。
2 盛唐风气对日本的影响
中国的历史典籍中记载，从公元七世纪初到九世纪末的两个半世纪里，由于唐朝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发达，唐朝成为了当时的世界中心，威名远扬，远到欧洲近到亚洲周边各国都有着巨大的影响。日本出现了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先后向唐朝派出了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涉及面之广、内容之丰富、持续时间之长远，实属空前，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次高潮。
遣唐使在中日交流史上贡献巨大。首先，他们引进了唐朝完备的典章律令，推动了日本社会制度的革新。并且据《大日本史》123卷记载，公元818年嵯峨天皇根据遣唐使的建议下诏改定礼仪，并命“男女衣服皆依唐制”。其次，他们汲取盛唐文化，提高了日本的文化艺术水平。遣唐使每次携带回大量的佛经汉籍，诗词歌赋，并且在日本上下形成了学习汉唐诗歌的风气。在八世纪中期，日本编纂了第一部书面文学集《怀风藻》收入了日本汉诗人的120首作品。其中有241处引用中国诗歌作的典故与诗句，有40余处模拟中国诗的句式。
此外伴随着各种典籍和律法的引进，日本人的生活习俗中，如衣食住行、体育、音乐、艺术等各个方面，均体现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例如，在穿衣方面，日本的民族服装和服，就是在中国唐代服装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就连同和服配套的木屐和草履，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秋千、围棋、茶道都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音乐、雅乐及能乐与唐代音乐也有密切关系。
说到唐代中日的文化交流，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阿倍仲麻吕。他的中国名字又称晁衡，字仲满。他在717年随第九次遣唐使入唐，成为早期的日本留学生。经过近十年的苦读，他不仅入了中国户籍，还参加了唐朝的科举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中进士出仕唐朝。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和阿倍仲麻吕交情深厚，听说他要回国的消息后还写了《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并序》的名诗。在诗歌中追述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中日的友好往来及与其的依依惜别之情。
3 结语
文化的交流不是单方的。日本在大量学习中国文化之后，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对其民族文化进行了创新和改造，在语言、文学、风俗、文化上形成了与中国相似但有有别于中国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后来也传入了中国。
由于篇幅限制，中日文化交流其它的大量史实没有办法一一列举。但从文化方面来谈，其重要特性之一就是向外的延伸性，当然，从文化发展的历史而言，两种文化一旦形成“交融”的关系，那么这种“交融”或者“交流”总是双向存在的。但是由于在特定历史时期中，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的“势”的不同，因而便造成交流过程中“量”的不一。其实早在中国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时，日本的文化业也传到了中国。日本特有的文学形式“和歌”，大约在8世纪就开始传入中国。从16世纪后期开始，中国文坛对日本语言文学的兴趣日渐浓厚。到了明代，出现了一批研究日本的著作“寄语”。到明代万历年间，编纂《日本考》（或称《日本风土记》）艺术，其中收入日本和歌51首，另外还收入了日本人写的汉文和汉诗。《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还根据“寄语”中的词汇，用假名创作了《日本灯词》一幕五首曲牌。但是从文化发展的整体来说，古代中国文化由于其强大的“势”融入到了现在日本的文化本体之中，而日本文化却未能向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等那样，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构建成中国文化的新元素。
参考文献
我对于国际间的交往和文化间的交流有一种客观的看法：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你的客观效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你的贸易到底需要不需要？结果是不是大家都有利？对于文化交流，不管是传教士也好，或者是民间的也好，这个交流你到底是有利还是没有利？如果是不带偏见的来看，对于近代的文化交流，就说我们的很多的重点中学吧，最早都是教会办的，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
在这些例子里头有一些是成功的，有一些不一定很成功的，上海土山湾文化应该算是一个很成功的例子。不管是处于怜悯之心，同情之心，土山湾孤儿院把一些孤儿收养来，我认为有几点是比较有长远的意义的。第一，使得很多的孤儿（有一些不是孤儿，是贫寒子弟），在这里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第二，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从一般的工匠到大师级的人才都培养出来了，这个我在看博物馆的时候，印象非常深。第三，更重要的是职业教育的典范。职业教育现在对于各国，对于现在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中国以前，职业教育是非常看不起的，很多的人就有这样的观念，所以在土山湾的孤儿院的职业教育，对今天有现实意义。
上海这个地方是中国近代开放先驱之一。深入对土山湾文化挖掘，一定能为上海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也能深化我们的认识，或纠正一些流传的误解。这是一项艰苦的的工作，一些有志之士正在做这项工作，我深表敬佩，并祝他们取得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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