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识失业的成因
知识失业是指具备一定专业知识水平与专业技能的劳动人口的劳动边际成本大于边际劳动力的现象,也就是知识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和合理的配置,知识劳动力处于失业或隐性失业的状态。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分析,知识劳动者较普通劳动者拥有更高的劳动生产力,主要是知识劳动者接受了高等教育及专业培训。所以,知识失业的主体主要是指接受过大专及大专以上水平的普通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目前,学术界所研究的知识失业现象事实上可以视同为大学生失业现象。知识失业与其他形式失业的原因不同,一般都具有较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原因。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展、大学生的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脱节、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政府的职责缺位等都有可能会造成知识失业现象的发生。
(一)知识劳动力的供需结构失衡
1.知识劳动力的总量供需失衡从总量上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变化导致目前我国正处于劳动力的供给量最丰富的时期,当下,我国适龄劳动力人口总量是8亿,在现有经济结构和假设GDP年均10%的增长率下,我国每年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仅有1000万个,而每年急需就业的人数超过2400万人,其中知识劳动力占四分之一强,而事实上,这1000万的就业岗位中适合大学生的更少。所以,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矛盾将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其就业压力可想而知。而在这样日趋严峻的就业环境下,我国普通高校的招生人数从扩招以来一直以高于GDP增长率近一倍的速度在高速增长,总供给在不断增长,而总需求却增长缓慢,无疑会造成劳动力的严重过剩和积压,知识失业的结果在所难免。
2.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大学生的供给结构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大学生的需求结构不对称同样导致岗位空缺和失业并存的结构性失衡。从现实情况看,为了应对招生竞争,许多高校热衷于扩大热门专业的招生规模,这是需求带动供给增加的市场竞争中的必然反应,但在决策中,往往会因为信息交流和传递的不充分产生资源合理配置的风险以及扭曲。因为,高等教育培养人才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在这个周期内,经济发展充满变数,信息传递需要时间,根据传递的信息进行专业调整更需要时间,而学生在毕业后面临的市场需求和经济环境又可能会发生更大的变化,所以,教育供给往往滞后于社会需求,这必然会导致结构性失业的产生。在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比其他产业强很多。据统计,每投资100万元可提供的就业岗位,重工业是400个,轻工业是700个,服务业是1000个。从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来看,2001年以来第三产业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40%左右,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在70%左右。第三产业比重过低,不仅制约了普通劳动力的就业容量,也限制了对知识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呈现出产业集中度低、产品结构落后、地区布局不合理、技术水平低等特点,可以说,落后的产业结构无力为高考扩招带来的劳动力结构猛然升级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也是知识失业存在的原因之一。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制度性因素的制约我国经济结构的二元特征十分明显,由此也构成了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二元性:一种是工资收入较高,工作稳定,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另一种是工资收入较低,工作不稳定,几乎没有或很少有社会保障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即劳动力流动是无成本的,这样,大学毕业生会首先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上搜寻工作,如果在这类市场上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就会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暂时先就业,边工作边搜寻更好的就业岗位。但事实上我国劳动力市场并非充分竞争的,仍存在比较严重的制度性分割,它既有城乡之间的分割,还有城市中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分割,大学毕业生一旦去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意味着他不仅要放弃主要劳动力市场高收入的预期,更主要的是若要再离开,就会面临很高的工作转换成本,包括工作接收成本、离开成本以及和原单位的交易成本。[1]另外,由于人力资本专用性的特点,大学生具有的人力资本不会自然保值,如果选择了次要劳动力市场,意味着其专用性的人力资本会长期处于闲置状态而逐渐贬值,如要转换工作则有可能会因为丧失了原有的专用性人力资本而不具备就业竞争力。因此,大学毕业生在选择工作时一般会首先考虑在城市就业,甚至宁愿失业也在所不惜,这样,大学生自愿性失业的现象必然发生。
(三)过度教育与知识失业相互促进过度教育是指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超过其从事的工作所要求的水平,从而使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者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实现不了他的职业期望,由于对所从事的工作不满意而引起劳动生产率下降这样一种现象。过度教育是否是引发知识失业的主要原因,目前学界仍有很多争论。但不能否认的是,1999年以来持续的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是在我国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为了拉动内需而采取的超常规行为。按照国际上的一般标准,在人均GDP达到2500美元以后,高等教育大众化才开始到来,但我国的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2005年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就达到21%,已步入世界公认的大众化发展阶段。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短短6年内翻了两番,[2]但是,由于就业市场的不成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没有增加反而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而绝对下降,出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观人才需求与真实人才需求的严重脱节。最终,接踵而至的是教育层次的拔高、知识失业现象严重。
(四)政府对大学生人力资本市场调控不够2003年以来,在大学生就业中“市场主导”原则被正式确立,也意味着在分配和安置大学生的环节政府选择了退出。应该说,坚持大学生就业的市场化方向是正确的,但也必须认识到,如果纯粹依靠市场来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必然留有后患。因为大学生是一种纯公共物品,不仅大学生的培养和生产需要政府依靠公共财政机制进行积极的干预,而且在大学生的配置和安排环节也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只有这样,投资于高等教育的大量公共财政资源和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大学毕业生才不至于过度浪费。[3]另外,大学生的就业观念等因素也会造成知识失业,不论哪种原因引起的知识失业都意味着凝结在大学生身上的人力资本的闲置和浪费,意味着其投资不能得到预期的回报或收益减少,也预示着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风险在增大。
二、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风险
按照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投资本质上就是通过对人的投资,来提高人的生产能力和收入能力的一切活动。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专业化教育,在个人全部人力资本投入和积累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能够在未来为个人带来巨大的利益回报。因此,对于个人来说高等教育是最为有效和最为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而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是指在高等教育投资过程中,由于与之相关的各种变量的不确定性,使个人这一投资主体不能获得预期收益或遭受损失。即个人对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有可能在未来不能得到预期的回报。[4]高等教育个人投资已伴随着我国教育市场化的步伐成为一项最为重要的个人消费性投资,知识失业现象的加剧,直接威胁着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收益和预期,形成了较高的投资风险。对于个人这一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来说,就业风险是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的首要风险,同时衍生出专业风险、教育过度风险和预期收益风险。
(一)就业风险就业风险是指由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和个人预期的不完善性,毕业生可能遭受失业或从事与学历不匹配的职业的风险,往往使他们承担零收入或工资收入低于预期目标的结果。[5]大学生面临的就业风险来自于多个方面:一是从就业市场来看,就业市场规模的大小及成长性的优劣、就业市场的稳定与否、就业市场的流动性的大小、就业市场的竞争程度等都会给大学生的就业带来风险。二是从获得就业机会的可能性来看,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在就业机会的获得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劳动力市场上,就业机会的获得并不一定与个人知识存量成正比,这给不少缺少社会资本的高等教育投资者带来较大的就业风险。三是从就业的最终结果来看,好的工作能带来较好的投资回报,差的工作只能带来较低的投资回报,而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则意味着高等教育投资的失败,意味着高等教育的预期收益为零。据统计,截至2009年7月1日,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为68%,这说明有32%(超过195万)的大学毕业生不能如期就业。如此多的大学生就业失败不仅使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成本变为沉没成本,也使低收入的家庭因此债台高筑。
(二)专业风险个人在进行高等教育投资时会面临诸多选择,由于信息不充分,同一个体的不同选择将会带来不同的收益,这当中隐含着相当的风险。从专业选择来说,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是专业教育而非通识教育,高校复杂的专业设置是由社会分工和社会需求所决定的,但是,各类职业的市场需求在未来某一时期是不确定的,因而个人在进行高等教育投资时对自己所选择的专业是否与市场需求匹配存在风险,这种风险是高等教育投资者自己所不能消除和分散的。从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适应性来说,一方面就业形势变幻莫测,另一方面日益更新的专业知识也会使某些专业的毕业生陷入就业风险当中,入学时所选择的热门专业毕业时或许已经变冷,即使仍然是热门专业但由于同一专业的选择者如果太多,竞争太激烈,毕业后的就业可能性也会降低。从专业的专业化程度来看,如果专业化程度过高,就会限制大学生的择业面;如果专业化程度过低,毕业生又不能胜任他的工作,二者都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高等教育投资所选的专业化程度对个人就业也存在风险。
(三)教育过度风险就社会需求来说,若高等教育过度,高等教育和职业需求错位,那么雇主在成本差别能接受的范围内,会优先选择高学历的求职者以代替低学历者,从而产生了教育替代,教育替代是教育过度的延续。教育替代效应的存在,迫使低学历者为了规避投资风险和在未来获取理想收益而继续追加教育投资力度,去追求更高层次的学历教育,从而引发新一轮的教育过度和教育替代,加剧了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风险性。虽然从理论上讲,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必然会加强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增加其就业的可能性,但是如前所述,由于高等教育投资在收益时间上的滞后性和较长的周期性,过度的高等教育投资事实上是继续延长了其投资的周期性而推后了收益期。投资周期的延长和收益期的滞后不可避免地加大了教育过度的风险,也进一步加剧了个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同时也造成高等教育者所学的专业知识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结构不相适应,更加剧了就业市场上结构性失业的程度。
(四)预期收益风险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的估算,我国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已从1999年的6.6%上升到了2005年的12%,其中高等教育的收益率要明显高于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收益率,而且其差别越来越大,即大学及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人群组和其他文化程度人群组之间的收入差距出现了不断拉大的趋势。[6]“高学历=高收入”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心理,因此教育投资一直是家庭投资的重点。据调查,在我国的家庭消费排序中,68.8%的家庭将教育消费排在第一位或第二位。[7]正是由于高等教育有比较高的经济回报,居民个人或家庭都有强烈的高等教育需求和投资热情。但是,由于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的周期性较长,再加上我国高校扩招,教育规模急剧增长,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充斥劳动力市场,投资个体的预期收益将受到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人们在进行高等教育投资时不可能预见到所有因素的变化,这样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预期收益的获得就存在很大的风险。
三、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的规避
失业与风险的存在会影响人们对高等教育投资的态度和动力,2009年高考前84万考生弃考以及有些地方出现的新的“读书无用论”等现象都与我国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高风险是密切相关的。规避这种风险单靠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政府有责任帮助人们降低教育投资的风险,减少知识失业,保障人们的教育回报;同时,高校以及投资高等教育的家庭和个人也应该有风险意识,要采取必要的措施规避和减少风险和失业。
(一)调控高等教育规模高考扩招十年来,学术界对扩招的功过是非褒贬不一,但应该承认的是,知识失业和我国高等教育投资风险是伴随着扩招才日趋严重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与高等教育规模有某种必然的联系,那么,什么是合适的高等教育规模呢?学术界主流的观点是以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来衡量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认为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2008年仅有23.3%,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但高等教育不是一个独立的运作系统,它的规模、质量、结构必须与劳动力市场状况相匹配,必须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和吸纳能力相适应。如前所述,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制度性分割,特别是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非常严重,这使大学毕业生主要以主要劳动力市场为主要就业对象,而很少考虑去次要劳动力市场。假如除去广大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和非正规劳动力市场,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空间仅限于城市,出现“人才过剩”和知识失业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政府要从整体和大局出发,加强宏观预测和调控,从教育总量适度超前于社会需求总量和保持两者相对平衡的角度来规划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加强对高校扩招的宏观调控,严格把握扩招的规模,避免高校沦为学历和文凭的加工厂,使知识失业和高等教育投资风险保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上。
(二)制度创新推进劳动力市场建设解决知识失业和规避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治本之策是应当努力创造并维护整个就业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为此,必须对造成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的某些制度壁垒进行改革与创新,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的步伐。一是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要淡化户口对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自主选择权的约束,逐步剥离依附在户口上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减少劳动者因户口不同而在就业和社会福利上产生的差异;二是要完善就业法律法规,规范就业市场,强化劳动就业监管,消除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就业市场的公平公正;三是加强公共职业服务机构和社会职业服务中介机构的建设,建立完整的就业信息服务网络和职业指导体系,为毕业生提供全面、准确、及时、透明的就业信息和必要的职业指导,减少求职者的信息搜寻成本和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人力资源市场的效率损失;四是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步伐,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了大学毕业生承受失业风险的心理预期,政府应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统一全社会的基本社会保险标准,建立与就业者的身份没有关系的社会保障帐户,提高全社会的公共福利水平。
一、知识失业的成因
知识失业是指具备一定专业知识水平与专业技能的劳动人口的劳动边际成本大于边际劳动力的现象,也就是知识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和合理的配置,知识劳动力处于失业或隐性失业的状态。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分析,知识劳动者较普通劳动者拥有更高的劳动生产力,主要是知识劳动者接受了高等教育及专业培训。所以,知识失业的主体主要是指接受过大专及大专以上水平的普通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目前,学术界所研究的知识失业现象事实上可以视同为大学生失业现象。知识失业与其他形式失业的原因不同,一般都具有较复杂的经济和社会原因。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展、大学生的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脱节、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政府的职责缺位等都有可能会造成知识失业现象的发生。
(一)知识劳动力的供需结构失衡
1.知识劳动力的总量供需失衡从总量上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变化导致目前我国正处于劳动力的供给量最丰富的时期,当下,我国适龄劳动力人口总量是8亿,在现有经济结构和假设GDP年均10%的增长率下,我国每年能提供的就业岗位仅有1000万个,而每年急需就业的人数超过2400万人,其中知识劳动力占四分之一强,而事实上,这1000万的就业岗位中适合大学生的更少。所以,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矛盾将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其就业压力可想而知。而在这样日趋严峻的就业环境下,我国普通高校的招生人数从扩招以来一直以高于GDP增长率近一倍的速度在高速增长,总供给在不断增长,而总需求却增长缓慢,无疑会造成劳动力的严重过剩和积压,知识失业的结果在所难免。
2.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失衡大学生的供给结构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对大学生的需求结构不对称同样导致岗位空缺和失业并存的结构性失衡。从现实情况看,为了应对招生竞争,许多高校热衷于扩大热门专业的招生规模,这是需求带动供给增加的市场竞争中的必然反应,但在决策中,往往会因为信息交流和传递的不充分产生资源合理配置的风险以及扭曲。因为,高等教育培养人才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在这个周期内,经济发展充满变数,信息传递需要时间,根据传递的信息进行专业调整更需要时间,而学生在毕业后面临的市场需求和经济环境又可能会发生更大的变化,所以,教育供给往往滞后于社会需求,这必然会导致结构性失业的产生。在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比其他产业强很多。据统计,每投资100万元可提供的就业岗位,重工业是400个,轻工业是700个,服务业是1000个。从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来看,2001年以来第三产业的贡献率一直保持在40%左右,而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在70%左右。第三产业比重过低,不仅制约了普通劳动力的就业容量,也限制了对知识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呈现出产业集中度低、产品结构落后、地区布局不合理、技术水平低等特点,可以说,落后的产业结构无力为高考扩招带来的劳动力结构猛然升级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也是知识失业存在的原因之一。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等制度性因素的制约我国经济结构的二元特征十分明显,由此也构成了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二元性:一种是工资收入较高,工作稳定,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另一种是工资收入较低,工作不稳定,几乎没有或很少有社会保障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即劳动力流动是无成本的,这样,大学毕业生会首先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上搜寻工作,如果在这类市场上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就会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暂时先就业,边工作边搜寻更好的就业岗位。但事实上我国劳动力市场并非充分竞争的,仍存在比较严重的制度性分割,它既有城乡之间的分割,还有城市中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之间的分割,大学毕业生一旦去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意味着他不仅要放弃主要劳动力市场高收入的预期,更主要的是若要再离开,就会面临很高的工作转换成本,包括工作接收成本、离开成本以及和原单位的交易成本。[1]另外,由于人力资本专用性的特点,大学生具有的人力资本不会自然保值,如果选择了次要劳动力市场,意味着其专用性的人力资本会长期处于闲置状态而逐渐贬值,如要转换工作则有可能会因为丧失了原有的专用性人力资本而不具备就业竞争力。因此,大学毕业生在选择工作时一般会首先考虑在城市就业,甚至宁愿失业也在所不惜,这样,大学生自愿性失业的现象必然发生。
(三)过度教育与知识失业相互促进过度教育是指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超过其从事的工作所要求的水平,从而使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劳动者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实现不了他的职业期望,由于对所从事的工作不满意而引起劳动生产率下降这样一种现象。过度教育是否是引发知识失业的主要原因,目前学界仍有很多争论。但不能否认的是,1999年以来持续的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是在我国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为了拉动内需而采取的超常规行为。按照国际上的一般标准,在人均GDP达到2500美元以后,高等教育大众化才开始到来,但我国的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2005年高等教育在学人数就达到21%,已步入世界公认的大众化发展阶段。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短短6年内翻了两番,[2]但是,由于就业市场的不成熟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没有增加反而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而绝对下降,出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观人才需求与真实人才需求的严重脱节。最终,接踵而至的是教育层次的拔高、知识失业现象严重。
(四)政府对大学生人力资本市场调控不够2003年以来,在大学生就业中“市场主导”原则被正式确立,也意味着在分配和安置大学生的环节政府选择了退出。应该说,坚持大学生就业的市场化方向是正确的,但也必须认识到,如果纯粹依靠市场来解
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必然留有后患。因为大学生是一种纯公共物品,不仅大学生的培养和生产需要政府依靠公共财政机制进行积极的干预,而且在大学生的配置和安排环节也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只有这样,投资于高等教育的大量公共财政资源和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大学毕业生才不至于过度浪费。[3]另外,大学生的就业观念等因素也会造成知识失业,不论哪种原因引起的知识失业都意味着凝结在大学生身上的人力资本的闲置和浪费,意味着其投资不能得到预期的回报或收益减少,也预示着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风险在增大。 二、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风险
按照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投资本质上就是通过对人的投资,来提高人的生产能力和收入能力的一切活动。高等教育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专业化教育,在个人全部人力资本投入和积累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能够在未来为个人带来巨大的利益回报。因此,对于个人来说高等教育是最为有效和最为重要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而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是指在高等教育投资过程中,由于与之相关的各种变量的不确定性,使个人这一投资主体不能获得预期收益或遭受损失。即个人对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有可能在未来不能得到预期的回报。[4]高等教育个人投资已伴随着我国教育市场化的步伐成为一项最为重要的个人消费性投资,知识失业现象的加剧,直接威胁着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收益和预期,形成了较高的投资风险。对于个人这一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来说,就业风险是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的首要风险,同时衍生出专业风险、教育过度风险和预期收益风险。
(一)就业风险就业风险是指由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和个人预期的不完善性,毕业生可能遭受失业或从事与学历不匹配的职业的风险,往往使他们承担零收入或工资收入低于预期目标的结果。[5]大学生面临的就业风险来自于多个方面:一是从就业市场来看,就业市场规模的大小及成长性的优劣、就业市场的稳定与否、就业市场的流动性的大小、就业市场的竞争程度等都会给大学生的就业带来风险。二是从获得就业机会的可能性来看,个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在就业机会的获得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劳动力市场上,就业机会的获得并不一定与个人知识存量成正比,这给不少缺少社会资本的高等教育投资者带来较大的就业风险。三是从就业的最终结果来看,好的工作能带来较好的投资回报,差的工作只能带来较低的投资回报,而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则意味着高等教育投资的失败,意味着高等教育的预期收益为零。据统计,截至2009年7月1日,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为68%,这说明有32%(超过195万)的大学毕业生不能如期就业。如此多的大学生就业失败不仅使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成本变为沉没成本,也使低收入的家庭因此债台高筑。
(二)专业风险个人在进行高等教育投资时会面临诸多选择,由于信息不充分,同一个体的不同选择将会带来不同的收益,这当中隐含着相当的风险。从专业选择来说,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是专业教育而非通识教育,高校复杂的专业设置是由社会分工和社会需求所决定的,但是,各类职业的市场需求在未来某一时期是不确定的,因而个人在进行高等教育投资时对自己所选择的专业是否与市场需求匹配存在风险,这种风险是高等教育投资者自己所不能消除和分散的。从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适应性来说,一方面就业形势变幻莫测,另一方面日益更新的专业知识也会使某些专业的毕业生陷入就业风险当中,入学时所选择的热门专业毕业时或许已经变冷,即使仍然是热门专业但由于同一专业的选择者如果太多,竞争太激烈,毕业后的就业可能性也会降低。从专业的专业化程度来看,如果专业化程度过高,就会限制大学生的择业面;如果专业化程度过低,毕业生又不能胜任他的工作,二者都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高等教育投资所选的专业化程度对个人就业也存在风险。
(三)教育过度风险就社会需求来说,若高等教育过度,高等教育和职业需求错位,那么雇主在成本差别能接受的范围内,会优先选择高学历的求职者以代替低学历者,从而产生了教育替代,教育替代是教育过度的延续。教育替代效应的存在,迫使低学历者为了规避投资风险和在未来获取理想收益而继续追加教育投资力度,去追求更高层次的学历教育,从而引发新一轮的教育过度和教育替代,加剧了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风险性。虽然从理论上讲,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必然会加强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增加其就业的可能性,但是如前所述,由于高等教育投资在收益时间上的滞后性和较长的周期性,过度的高等教育投资事实上是继续延长了其投资的周期性而推后了收益期。投资周期的延长和收益期的滞后不可避免地加大了教育过度的风险,也进一步加剧了个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同时也造成高等教育者所学的专业知识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结构不相适应,更加剧了就业市场上结构性失业的程度。
(四)预期收益风险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的估算,我国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已从1999年的6.6%上升到了2005年的12%,其中高等教育的收益率要明显高于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的收益率,而且其差别越来越大,即大学及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人群组和其他文化程度人群组之间的收入差距出现了不断拉大的趋势。[6]“高学历=高收入”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心理,因此教育投资一直是家庭投资的重点。据调查,在我国的家庭消费排序中,68.8%的家庭将教育消费排在第一位或第二位。[7]正是由于高等教育有比较高的经济回报,居民个人或家庭都有强烈的高等教育需求和投资热情。但是,由于高等教育投资收益的周期性较长,再加上我国高校扩招,教育规模急剧增长,大量的大学毕业生充斥劳动力市场,投资个体的预期收益将受到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人们在进行高等教育投资时不可能预见到所有因素的变化,这样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预期收益的获得就存在很大的风险。
三、高等教育个人投资风险的规避
失业与风险的存在会影响人们对高等教育投资的态度和动力,2009年高考前84万考生弃考以及有些地方出现的新的“读书无用论”等现象都与我国高等教育个人投资的高风险是密切相关的。规避这种风险单靠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政府有责任帮助人们降低教育投资的风险,减少知识失业,保障人们的教育回报;同时,高校以及投资高等教育的家庭和个人也应该有风险意识,要采取必要的措施规避和减少风险和失业。
(一)调控高等教育规模高考扩招十年来,学术界对扩招的功过是非褒贬不一,但应该承认的是,知识失业和我国高等教育投资风险是伴随着扩招才日趋严重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与高等教育规模有某种必然的联系,那么,什么是合适的高等教育规模呢?学术界主流的观点是以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来衡量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认为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2008年仅有23.3%,还有很大的扩展空间。但高等教育不是一个独立的运作系统,它的规模、质量、结构必须与劳动力市场状况相匹配,必须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和吸纳能力相适应。如前所述,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明显的制度性分割,特别是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非常严重,这使大学毕业生主要以主要劳动力市场为主要就业对象,而很少考虑去次要劳动力市场。假如除去广大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和非正规劳动力市场,我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空间仅限于城市,出现“人才过剩”和知识失业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政府要从整体和大局出发,加强宏观预测和调控,从教育总量适度超前于社会需求总量和保持两者相对平衡的角度来规划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加强对高校扩招的宏观调
控,严格把握扩招的规模,避免高校沦为学历和文凭的加工厂,使知识失业和高等教育投资风险保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上。 (二)制度创新推进劳动力市场建设解决知识失业和规避高等教育投资风险的治本之策是应当努力创造并维护整个就业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为此,必须对造成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的某些制度壁垒进行改革与创新,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的步伐。一是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要淡化户口对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自主选择权的约束,逐步剥离依附在户口上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减少劳动者因户口不同而在就业和社会福利上产生的差异;二是要完善就业法律法规,规范就业市场,强化劳动就业监管,消除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就业市场的公平公正;三是加强公共职业服务机构和社会职业服务中介机构的建设,建立完整的就业信息服务网络和职业指导体系,为毕业生提供全面、准确、及时、透明的就业信息和必要的职业指导,减少求职者的信息搜寻成本和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人力资源市场的效率损失;四是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步伐,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了大学毕业生承受失业风险的心理预期,政府应加快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统一全社会的基本社会保险标准,建立与就业者的身份没有关系的社会保障帐户,提高全社会的公共福利水平。
〔关键词〕心理疲劳;干预模式;研究实践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2684(2010)04-0010-03
一、课题背景
当今社会,心理疲劳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它的一个明显标志是学习与工作效率的降低。长期的心理疲劳会使人感到心情压抑、精疲力竭。在心理疲劳的研究对象中,学生群体一直受到忽视。在心理疲劳状态下,学生的心理功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失调,如认知力下降、注意力分散、手脑协调性降低、情绪异常等。心理疲劳对学生学习的热情与学习的效率造成了消极的作用。同时,它还将影响学生的体质,造成其能量枯竭,出现神经衰弱等症状。
奉化中学作为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近年在德育,特别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由于升学的压力,我们还是感到部分学生的心理负担不轻,心理健康程度并不高,学习疲劳的现象也有发生。显然,这种状态对学生的长期学业能力发展是不利的。因此,如何客观地执行新课程标准中的心理健康教育要求,降低学生的疲劳感,自然成为了学校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瓶颈。2009年3月,我校校长室、教科室及相关部门统一了认识:必须采取务实的措施,降低学生的学习疲劳感。于是,学校经过和市县科研专家的讨论,申请了宁波市的教育规划课题,并成立了学生心理疲劳干预小组,对学生的心理疲劳现象开展研究,并逐步构建和实施 “1234”干预模式。该项研究具有很强的原创性与实用价值,是富有创新色彩的校本研究活动,其意义在于不仅能增进学生的心理健康,也能促进教学绩效与教学管理,还能帮助年轻的心理教师更好地成长。
二、课题实施过程
通过近一年的研究,我们从 “构建心理疲劳框架”“编制心理疲劳量表”“调研心理疲劳程度”“系统干预模式的开发与实施”四个过程进行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
1. 构建心理疲劳框架:理论上探究核心概念的内涵
这是本研究的第一阶段。课题组成员通过研读文献、合作探究、走访兄弟学校,和高校心理系专家的探讨,初步认为学生的心理疲劳是一个多维度的中介变量。接着,通过对学生的深度访谈, 我们了解到了学生眼中的心理疲劳。鉴于某些客观原因,访谈时间选择在午休与周日下午时段,地点在心理咨询室或寄宿生寝室。访谈都使用了较齐备的记录设备,对结果进行了编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学生的心理疲劳是一个渐进的、积累的、变化的过程,是长期伴随学生的可预测的现象,可由身体倦乏或压力、目标设置、个性等因素引起或加剧。它分为由生理疲劳引起的心理疲劳与其他因素引起的心理疲劳两类,其症状包含情绪波动、学习效率低下、厌学、生理感受差四个方面(见图1)。
图1 学生心理疲劳内涵框架图
2. 编制心理疲劳量表:开发测评工具,提高研究的科学性
从文献看,国内并无直接测量学生心理疲劳的工具,这给我们后续的工作造成了困扰,所以开发测评工具就成了当务之急。从心理疲劳的测评历史看,人脑生物电的测定是主流,但对学校而言,测评医学实验指标并无可行性。所以,课题组参考国外经验,利用学校资源,结合专业心理学的统计技术,开发适合测量区域性的高中生心理疲劳量表。我们先编制了开放式问卷和访谈提纲,随机选取高中生进行问卷作答与访谈,然后将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提出学生心理疲劳的单维四因子模型。我们根据学生的作答情况编制了预试题目,然后对宁波和奉化的高中生进行抽样性的测评,对结果进行了一系列的项目指标分析,得到了区域性的高中生心理疲劳量表,结果也显示量表的信效度理想。最后,我们和一些心理学教授对问卷进行了修订,提高了科学性。
3.调研心理疲劳程度:区域性揭示学生的疲劳现状
课题组采用整群抽样法,对宁波市3257名高中生进行调查,意欲摸清现在高中生的心理疲劳程度与差异。此期间,我们得到了很多兄弟学校的大力支持,尽管也遇到了学生合作意愿差、问卷统计工作量大等实际困难,但我们还是克服了困难,揭示出区域性高中生心理疲劳的现状。调查显示:三类疲劳在高中学生中比较常见,分别是睡眠状况不佳、对考试感到焦虑与听课效率降低。成绩较差的学生、来自农村与选修理科的学生疲劳症状明显。导致学生心理疲倦的诱因涉及三方面:首先是自身主观感受的压力太大,心理矛盾冲突大;其次是学生的学习习惯与方法存在缺陷,效率太差;最后是学生自己不够自信,性格有缺陷,无法与他人和谐交流。
4. 系统干预模式的开发和实施:核心价值成果的体现
根据调研结果和学校情况,我们开发了“1234”网状系统干预模式,其直观图(图2)如下:
该模式体现了干预体系的“1234”,即一个中心、两条原则、三个层面、四个阶段。“1”指一个中心,即为缓解学生的学习疲劳,增进身心健康。“2”指两个原则:(1)实操性,每个阶段的每一个策略设计都有较为详细的操作程序;(2)灵活性,由于心理疲劳的原因较多,个体和团体间也体现出不同的特点,故干预时将采取不同的方法,策略的实施较灵活。“3”指模式开发涉及三个层面,即学校层面、学生团体层面和个体层面。学校层面包括学校德育策略实施和媒体宣传、校风建设;个体层面包括个体评价、个体反思、个体咨询、个体调节与个体治疗;团体层面包括团体辅导、团体授课等。 “4”表示心理疲劳的干预根据学生疲劳的程度分为四个阶段,即预防期、初步干预期、巩固期与深化治疗期。实施过程如下:
(1)第一阶段:心理疲劳预防阶段
由于心理疲劳的发生是可避免的,所以在干预的第一阶段首先要做好预防。课题组首先将前期的研究结论呈报校长室,得到校长支持,然后召开了德育部门会议、班主任会议、学生代表座谈会等,布置学校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任务。在班主任会议上,学校指出班级的文化建设对学生的疲劳有很大影响,必须在班中建立精神振作、身心愉悦、高度信任、人际关系和谐的风气,增强学生内在的激励因素,倡导良性的竞争。在会上,学校还指出班主任的作风必须民主,能鼓励学生增强其自觉性、主动性。学校还建议,为惩戒歪风、激励后进,在班上应形成一套以学生自主诊断性评价为主、班委成员集体诊断性评价为辅的评价机制,让每个学生都能在肯定与激励的评价机制中成长。与此同时,学校层面上的德育工作也全面铺开,以期缓解学生的学习倦怠。学校现正努力逐步为师生提供一个满意和愉快的生活工作环境。利用现有的设施或新建、改建健康教育宣传场所,创建优美的校园环境、心理咨询室,保证学校运动场的设备、建筑物的安全,保证足够的卫生设备和水、营养餐供应,全力保障学生的学习环境、就餐环境,使师生都能有一个良好的身心环境。最后,由于校园的媒体宣传作用较强,我校也加强了媒体对于心理方面的宣传。特别是教科室编印的《心灵驿站》深受师生喜爱。此外,我校也十分重视网络的心理健康教育,故而开办了校园网络心理教育专栏,由我们学校的心理教师定时对栏目进行内容的填充,及时反映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并且进行在线的疏导与干预。策略实施后,学校的健康氛围更加浓厚,学习疲劳现象有所缓解。
(2)第二阶段:心理疲劳初步干预阶段
经过学校层面的预防措施,学生的疲倦有所降低,但仍有部分学生感到压力很大,故我们选出一百余名学生进行了针对性的初步干预。这些学生的特点是:学习精神状态较差,学习效率不高,平时学习付出很多努力,但成绩不理想,上课容易睡觉,作业不认真做。该阶段我们采取同时段分批次干预的方法,在一个半月约六周的时间内上课,地点在学校的多媒体教室或画室、体育馆,授课形式为心理选修课,教师为三位心理老师与体艺组老师。授课的内容都和学生疲劳的诱因相关,如调整过强的学习动机、学会合理运用高中学习策略等。课题组还创新性地将音乐、美术、体育、综合实践课和心理课相结合开设跨学科课程。在课上,教师还教授学生如何进行自我心理调节,如按摩穴位、自我心理暗示等。从实践看,多数学生能够从课上有所收获,如一些学生学习疲劳的根本原因是自己对成绩和名次太过重视,所以他们在调整学习动机这堂课上收获颇丰;有些学生疲劳的原因是无法有效学习,那么对他们而言,提供学习策略课就是重头戏。但是,由于筛选出的学生疲劳的严重程度不一样,故尚有部分学生感觉课程对他们并无实质性的效果,他们也只是象征性地参与。我们也对他们进行了个别的咨询,并对他们说明下一步的巩固性的心理教育计划,他们也表示会继续参与。
(3)第三阶段:心理疲劳巩固阶段
通过课程的设置,学生对学习的非理性追求意识下降,且会有意识地开发对学习的兴趣,学习也更有策略性,学习效率开始提高,倦怠感渐渐缓解。但是,部分学生仍感到学习很无聊,主动的学习意愿差,故我们采用进一步的巩固策略。该阶段将持续两个半月,参加人群基本上也是参与课程的学生,但有极少数学生中途选择退出。本阶段巩固性策略也涉及了学生、家长与任课教师。活动的形式多样,内容也丰富,主要有心理讲座、校园社团活动、团体性辅导等。由于学生心理疲劳的原因和对象的复杂性,我们组织了面对不同群体的教育性讲座:有的面向家长,谈谈在家中如何帮助孩子放松;有的面向教师,谈谈在课堂教学中如何把握教学进度,合理分配学习任务与控制作业量;有的面向学生,谈谈如何在备考时段防止疲倦效应,注意睡眠与营养。另外,学生在这段时间内还能积极参加校园社团活动,放松身心,从点滴的娱乐中获得学习外的放松。我校三名心理辅导老师也在课余时间对学生进行团体性辅导,辅导主题都是学生比较感兴趣的话题。通过团体辅导中的讨论分享,增强了学生对自己的心理压力与心理疲劳感的自我认识、自信自尊,增进了学生之间的相互了解与理解。
(4)第四阶段:心理疲劳深化治疗阶段
在前三个阶段的干预活动后,仍有几个学生感觉学习是一个负担,学习很痛苦,这样我们就需要进行个案层面的干预,建立个人辅导的档案,针对个体而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联系了这些学生的班主任和家长,将情况告之,请他们配合干预计划。在这些典型案例中,有涉及睡眠焦虑的,有涉及学校恐惧的,还有涉及神经性强迫的。这些个案的辅导策略除了前些阶段所涉及的内容外,我们还应用了生理学的技巧,从医学模式出发,帮助学生进行身心双方面的治疗。
三、课题效果与反思
1.课题促进了学校、学生和教师各方面的成长
通过课题,学校创设了心理健康教育氛围,建立了宽松、和谐的育人环境。通过课题,奉中的家长们也开始了解学生应在家中得到更多的休息,自己应在心理上更加地关注学生。通过课题,学生的心灵更加阳光,学习疲劳程度缓解,干预的100名学生效果尤其显著,症状减轻最多。课题研究促进学校教师的团队成长,三位心理教师在做课题期间,撰写学术论文数篇,且在部级核心期刊上两篇,相关成果也在省市科研成果与论文等评比中多次获奖。两位年轻老师也因参与研究而迅速成长,并获得相关教研员好评。
2. 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丰富
[关键词]人力资本；投资失衡；市场分割；歧视效应
[中图分类号]F2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6-0037-05
西方现代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产生背景是欧美等国家刚刚完成工业化的时代，其理论建立在劳动力市场是统一完全竞争的假定基础上。但是，统一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尤其在二元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之间分割比较突出。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居民人力资本投资失衡主要表现在农村与城市劳动力市场之间、西部与东部劳动力之间。
一、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与现实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提出时间为20世纪70年代初，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帕雷(Piore，70年代)，戈登、爱德渥兹和瑞奇(Gordon D，Edwards R andReich M，1982；Reich，1984)等。这是对西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即对劳动力市场是一个统一竞争性市场做出质疑与否定，这些质疑与否定促进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发展。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的特征是：就业稳定、职业有保障、工资高、工作条件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晋升的机会。与主要劳动力市场相反，次要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小企业、小公司的岗位，它不要求也不鼓励发展稳定的工作习惯，其特征是：工作不稳定、周转性(流动性)大，工资低、工作环境差、规章制度严厉、晋升机会少等等。劳动力市场分割假设的基本结论是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取决于一定的制度和社会性因素；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被阻挡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之外的居民人力资本就可能存在不足的现象，这为笔者的分析找到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实施“人力资本的时代”，在舒尔茨、贝克尔等人的理论影响下，美国政府实施了庞大的“人力资本计划”，企图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使穷人阶层摆脱贫困。但是，这一美好的计划最后以失败而告终(Doeringer and Piore,1970)。帕雷认识到，尽管中下阶层进行了人力资本投资，但由于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所以中下阶层不能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而他们的人力资本在次要市场上不能发挥作用，造成了人力资本投资的浪费。换言之，如果个人进行了人力资本投资后不得不留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那么，他的人力资本就是过度的。
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程度则可以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向特征及城市失业者在就业部门分布特征得到说明，而劳动者较低的职业流动率也是市场分割的一种重要体现。蔡等研究表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劳动力具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同时表明，从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市场状况来看，行业分布相对集中，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批发零售贸易与餐饮业、建筑业和社会服务业。在这四个行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总数的90％以上。蔡认为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行业集中是由于农村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以致他们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处于较低端，不得不主要从事简单劳动。另一方面，反映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特征非常明显，来自农村的劳动力面对许多就业岗位的进入障碍，导致农村迁移进城的人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劳动力市场分割假设和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是相符的。笔者旨在分析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的人力资本投资失衡：在完全隔离的劳动力市场上，由于劳动者不能获得预期的投资回报，则劳动者倾向于减少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产生失衡和扭曲现象。
二、劳动力市场分割引致人力资本投资失衡的理论分析
在人力资本投资中，就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而言，在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高于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率时，资源分配将向教育领域倾斜，大量的资源被用于教育活动并将提高未来经济的总体效率。就个人角度而言，当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率高于市场长期均衡下的收益率(包括风险贴水及正常的收益率)时，个人就会增加对其自身的教育投资。由于教育投资的时间长，对未来收益影响较为间接，较难计算教育投资在已知“投资期”内的投资量和收入量。为此，加里・贝尔提出了一个简化的教育投资收益率模型。在此，笔者将运用该模型从理论上分析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如何影响没能进入自己期望的部门(往往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并获得期望收入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
假定农村和城市是两个完全的市场，劳动者个人是惟一的投资主体。理性的决策者在进行投资时，要对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例如，一个农村的学生在受教育上考虑念11年书和念12年书时，他就会比较多念1年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及以后更高就业工资。假设该农村学生接受11年教育后预期的工资是A，而接受12年教育参加工作后的预期收益为B，又假定退休之前的工作时间为T，则他多读1年书的投资收益贴现值为： 其中，R为总收益，r为利息率。接受教育是有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必须缴纳的学费、课本及学习用具方面的开支等，这些可以认为是直接成本，用C。表示。除此之外，读书还有一个机会成本，也就是说在受教育期间放弃的收入。如果多接受教育这1年期间工作，则会再获得一个收入No，但如果选择继续读书，则会丧失这个收入。这样，如果选择读书，其总成本开支为：
C=Co+No (2)
投资者对收益与成本进行比较，如果R>C，说明投资是值得的，他会选择继续读书；如果R
在这个公式中，有6个因素影响着人力资本投资决策：
1．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未来收益之差At-
Bo。这个差越大，投资者就越有可能获得预期的收益，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也越大。
2．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后能够获得较高收益的概率P。P值越大，投资者就越有可能获得预期的收益，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也越大。
3．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成本No。在工资水平普遍上升的情况下，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成本就会提高，是影响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间选择的重要因素。
4．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直接成本Co。成本较高时，人们会较少投资。由于人们对未来可能得到的货币和手中的货币评价是不同的，更加看重当前的货币，对未来货币则要根据利率水平进行贴现，所以如何有效地使用这些更值钱的货币是他们消费决策和投资决策的重要内容。更有一部分被心理学家称为“目光短浅”的人，他们比平常人贴现水平更高。人力资本投资的直接成本成为投资的重要约束因素。
5．退休的时间与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时间之差T－t。这个时间越长，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期就越长，投资的可行性越高。显然，在年龄较小时接受正规教育是划算的，一方面政府的教育制度是初级教育的直接成本很低，有些甚至是免费的，同时，这时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较低(由于劳动法的限制，年龄很小时也没有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年龄较小接受正规教育离退休的时间较长，一生中收益总量将会较大。
6．利息率r。利息率是影响贴现的重要因素，如果利息率太低，则当前的货币会更加“值钱”，只有当未来的收益率更高时投资才是可行的。
在上述6个因素中，后3个因素与劳动力市场的特性没有必然的联系，人力资本投资的直接成本(特别是接受正规教育的成本)、开始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和退休年龄、利息率等在一国的范围内基本上是相同的。而前3个因素和劳动力市场因素的特性有直接的关系。
在一个统一、开放的、可竞争程度比较高的市场上，所有劳动者获得某种职业的机会大致是均等的，劳动者会根据整个市场上的平均收益水平对投资收益进行预期。但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某一特征的劳动者被限定只能在特定的市场上就业。一些劳动者只能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而次要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率普遍较低，则这时劳动者只能按照这个较低的工资率对人力资本投资收益进行预期，投资收益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作用就会大大降低。即便劳动力市场分割并不那么严格，劳动者有可能按照整个市场上的平均收益水平进行预期，但如果他们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机会很小，很难获得自己认为的理想工作，则他们对未来的预期收入也会大打折扣。他们会选择较少的人力资本投资。例如，对一个农村的孩子来说，如果他长大以后只能凭体力在农村做农活，显然他是高中毕业还是初中毕业是无关紧要的，这使他宁愿选择较少的受教育时间。
图1是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情况下的工资曲线。曲线M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情况下工资随着年龄增长的情况，曲线N是未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情况下的工资曲线。对于N来说，O到C这段时间是没有收入的，因为还没有开始工作，并且要付出成本开支。其中OBEC围成的区域表示直接成本开支，如学费、书本、文具费用等；AOCD围成的区域表示机会成本(间接成本)，即因为开始工作较迟而很少获得的收入。但当M开始工作后，工资率会迅速超过N，D的右侧由MN两条工资曲线围成的区域即是M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净收益，只要这个区域的面积超过ABED围成的区域面积，这种人力资本投资就是可行的。
但是，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就不同了。由于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上某些劳动力只能从事工资较低的工作，他们的人力资本的投资便不能获得相应的回报。如图2中W是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上限，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劳动力的工资都不会超过W，这样M的工资曲线将会变形，D的右侧由MN围成的区域的面积会小于没有市场分割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只有减少人力资本投资，才能使投资成本和投资收益相等。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优值被分割性的就业市场扭曲了。
三、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原因
是什么因素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一般而言，劳动力市场分割有3个原因：产品需求、制度性歧视以及技术性分割。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产品的需求特征有关，有稳定需求的产品市场创造了能够提供充分就业保障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而不稳定的产品需求则创造了次要劳动力市场；另外，人力资本偏向型的技术也会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这是引起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另一因素，这是由于技术本身形成的壁垒阻碍了低水平人力资本劳动力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中国多变的产品市场需求和以劳动密集为特征的工业结构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给过剩特征则大大降低了劳动者的谈判能力，强化了雇主对求职者进行挑选的权利，从而使市场的分割有着很大的非自愿特征。但在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产生于以户籍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为代表的一系列歧视性制度安排，正是这些制度及其惯性作用导致了中国严重的城乡分割。这些制度中的一部分仍在继续实施，而基于这些制度产生的各种利益集团则在不知不觉地维护着这些带有明显歧视色彩的传统制度。
四、劳动力市场分割(歧视引起)的效应分析
农村过剩劳动力及城市失业工人绝大部分是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谋求就业的，而次要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率很低，降低了这两个巨大的群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同时，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机会，也使其丧失了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上通过“边干边学”积累人力资本的可能性，而较少的人力资本积累反过来为他们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设置了更多的障碍。制度性歧视将主要劳动力市场内部竞争限制在较小的范围之内，只要进入了核心员工的圈子，则其被逐出的可能性是较小的，以致他们不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就可以保留现在这个职位。主要劳动力市场内部人享有很多的特权，他们不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在同一平台上竞争。现存的制度性保护会形成市民的既得利益，可能促使市民寻求进一步保护，丧失了进取精神，而不是提高个人人力资本参与市场的公平竞争。这导致了目前一方面有一些工作没人干，另一方面一些市民拿“低保”不工作。同时制度性保护还可能导致员工工资的高估，提高企业人力成本，降低竞争机制的激励作用，压抑了城市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开发。
现行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主要是户籍制度与劳工制度。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相比，作为经济上的多数、城市人口的多数，城市居民对城市政府就业政策制定的影响要大，因此许多城市相应出台偏向城市居民的就业政策。这构成对农村劳动力的歧视，使农民工与市民不能享受同工同酬的公民待遇，并且在社会福利、政治权利等方面受到不公平待遇。尽管中央政府即将出台相应的给农民工国民待遇的政策，但是政策的制定、完善、贯彻执行，特别是各级城市政府贯彻执行，还存在现实的困难和时滞。
关键词：高校扩招；大学毕业生；干预效应；三重差分模型
中图分类号：F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4）01-0067-13
一、引言
1999年教育部出台的《面向2l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了2010年将实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适龄青年的15%”的目标，开启了高校扩招的政策大门。扩招政策实施以来，随着招生规模的快速扩张，上述目标在2002年便得以实现，标志着中国提早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尽管发展迅速，我国的高等教育水平仍处于低级阶段。姚先国等人的研究表明，2008年中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占整体劳动力比例仅为6.91%，低于人均GDP相似水平的古巴（15%）、伊朗（19%）、菲律宾（28%）和秘鲁（39%），甚至低于较落后的人口大国巴基斯坦（25%）。面对任重而道远的发展现状，我国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人才战略规划（2010～2020年）》进一步明确了未来10年“毛入学率从24.2%提高到40%，主要劳动年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从9.9%提高到20%”的长期目标。然而与之相矛盾的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却面临着“大学生就业难”的困境，刚刚进^社会的大学毕业生遭遇了“起薪低”的困窘局面，低技术劳动者的工资却随着“民工荒”的到来水涨船高，“大学生不如农民工”的质疑声不绝于耳，各地“高考弃考”现象频频发生，高校扩招备受非议。教育部最新数据表明，201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量创下历史新高，达到699万人，“最难就业年”又一次把扩招政策推上风口浪尖。
扩招是否造成了大学毕业生工资的损失，影响程度有多大？为了更科学地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严谨规范的实证分析。“控制一干预”（Control-Treatment）的思想把高校扩招视为一次“自然试验”，本文通过大学生劳动力供给猛增这一外生性冲击事件，利用扩招前后一段时期的微观调查数据，采取前后比较（Before-After）、双差分（DID）和三差分（DDD）方法，考察不同年龄层毕业生工资的变化，剖析高校扩招政策对大学毕业生工资的干预效应。
二、文献综述
高校扩招政策对就业者工资的影响，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议题。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高等教育回报率的估计上，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大学的教育回报率远高于其他教育层次的回报率。然而，关于扩招前后高等教育回报率的变动趋势，学者们却存在分歧。何亦名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发现高等教育回报率在1993～2000年增长较快，在2000～2004年增长缓慢，在2004～2006年甚至出现了下降趋势，由此认为高校扩招对高等教育回报率产生了明显的压缩效应。姚先国等使用1998～2009年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发现扩招带来的大学生供给冲击虽减缓了教育回报率的上涨速度，但并未改变城镇劳动者的高等教育回报率的上升态势，高等教育依然具有人力资本的投资优势。
从实证角度直接考察高校扩招对大学毕业生工资影响的研究较少，与本文最相关的是吴要武和赵泉的文章。他们的研究表明，扩招虽然导致本科新毕业生的小时工资下降，但考虑高中毕业生群体的相对变化后，扩招并未对本科毕业生的小时工资造成显著的不利影响。本文在两位作者的研究框架上加以改进：首先，使用了跨度更长的连续时间调查样本，不仅能够观察扩招前后新毕业生工资的变化情况，还能观察扩招干预效应的中长期变化趋势；其次，加入了一些新的控制变量，既能消除其他因素对于估计扩招干预效应的干扰，还能观察毕业生工作性质、地区的产业结构与人力资本存量对大学毕业生工资的影响。
邢春冰和李实的文章虽未涉及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变化，但考察了扩招政策对高中毕业生升学机会和大学毕业生就业选择的影响，提出扩招政策提高了东部地区和城镇家庭的升学概率，但使少数民族女性、农村地区和西部地区受益较少，并且降低了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能力，带来大学毕业生失业率的上升。韩军等人使用了与本文相同的微观调查数据，通过双差分和三次差分模型考察了1992年“南方讲话”和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工资分布的影响，虽未讨论高校扩招政策的影响，但其分析方法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此外，杜福尔（Dufol）和孟昕等人关于教育制度变迁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研究同样提出了很有参考价值的结论。
三、数据和变量
本文使用的微观数据是城镇住户调查（Urban Household Survey）数据，该调查是由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组织，调查对象包括中国城镇区域内所有住户，城镇住户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确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及抽中城市的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按照统计局制定的统一方案实施调查。调查涵盖了全国226个大、中、小城市和县城。本文使用的数据涉及北京、辽宁、浙江、四川、广东以及陕西六个省市。能够较有代表性地反映出中国地区之间的差异。
本文将微观数据中的个体样本与其所在地级市的宏观特征相匹配，以此控制宏观环境对就业者年工资的影响。宏观数据来自1998～2009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北京市统计年鉴》、《辽宁省统计年鉴》、《浙江省统计年鉴》、《四川省统计年鉴》、《广东省统计年鉴》和《陕西省统计年鉴》。
为了更好地揭示高校扩招政策实施前后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本文选取了1998～2009年连续12年的调查数据，并根据研究需要对微观数据进行了处理。首先，本文关注的是就业者的工资变化，按照张俊森等人的处理方法，样本剔除了无法参加劳动的在校学生、待升学者及丧失劳动能力者，并排除城镇个体或私营企业雇主、自我雇佣者、学生、家务劳动者以及离退休者等非就业人员。其次，高校扩招政策的主要影响对象是高等教育的选择者，因此，样本只保留中断学业的高中毕业生和继续深造的大学毕业生，并将年龄限定在21～40岁。最后，工资是检验扩招干预效应的关键变量，本文采用的年工资收入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以及其他与劳动相关的收入这四个主要部分，为了消除地区物价的差异，此处的工资均通过各年各省城镇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平减，换算成以1998年为不变价格的实际工资。
为了研究扩招政策对毕业生工资的干预效应，需要对政策的“干预组”和“控制组”进行设定。本文认为高校扩招开始实施的1999年及以后进入大学的毕业生，切实受到了扩招政策的影响，故将其定义为“新毕业生”.而把不受扩招影响的组群定义为“老毕业生”。
由于缺乏个体人学时间的数据，无法直接判断毕业生是否在扩招政策实施后进人大学，可行的替代方法是通过我国的教育制度对个体的入学年龄进行合理推断：普通人读小学的年龄多为6～8岁，如果顺利完成相应学业应在18～22岁进人大学，经过3年或4年取得大专或本科学历，因此，大专毕业生和本科毕业生的年龄应分别为21～23岁和22～24岁。本文结合经验判断和以往的研究，把获得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称为“大学毕业生”。其中，21～24岁组作为政策干预组，定义为“大学新毕业生”，该群体在扩招后持续受到政策的影响。在整个样本期间都不会受到扩招政策的影响的是31～40岁的大学毕业生，作为干预效应的控制组，定义为“大学老毕业生”②。值得注意的是，与21～24岁组邻近的25～30岁组会在样本期末的个别年份受到扩招影响，并不适合作为干预组。
扩招对毕业生的干预效应体现在扩招前后毕业生工资的变化上，图1显示，1998-2009年毕业生工资具有强劲的增长趋势，但各个年龄组的变化形态不尽相同。31～40岁“大学老毕业生”的年平均工资最高，且上升动力充足，扩招后（2003～2009年）该群体工资的年平均增速为13.6%，超过扩招前的8.O%，说明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市场的完善，具有高等学历和丰富经验的毕业生颇受用人单位的青睐。相比之下，21～24岁“大学新毕业生”年平均工资的增长势头较弱，在扩招初期（2003～2005年）该群体工资的年平均增速为7.6%，并且与“老毕业生”的工资差距逐年拉大，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否来自于扩招政策的干预效应，就需要本文通过实证模型加以考察。尽管受到扩招影响，大学新毕业生的工资仍明显高于高中毕业生，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投资依然具有优势。值得注意的是，扩招前大学新毕业生与高中新毕业生工资比维持在1.2～1.3之间，但到2005年工资比则缩减为1.1，反映出扩招政策对“大学新毕业生”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学毕业生与高中毕业生工资的差距继续扩大，扩招政策的持续效应也有待模型的考证。
四、实证模型框架
1.模型的设定与扩展
高校扩招政策带来大学生劳动力供给的迅速增加，本文意图从工资回报的角度，观察劳动力市场的剧烈变化对扩招后进入大学的毕业生所造成的影响。根据韩军等人的研究，混合后的连续年份调查数据不仅能支持差分模型对干预效应的估计，还可以有效地控制时间的固定效应，提高干预效应的准确度。本文将调查年份和人口年龄视为外生变量，建立观测对象为大学毕业生群体的双差分基础模型：
其中，ln（Wikt）为毕业生i的对数工资。newk表示依据年龄k所设定的毕业生组，其中在扩招后进人大学的“新毕业生”赋值为1，未受扩招影响的“老毕业生”赋值为0。policy，表示依据调查年份t所设定的“扩招前与后”，以第一批扩招大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2003年为分界点，2003年及以后年份定义为“扩招后”，赋值为1，扩招前年份赋值为0。newk。*policy。表示“新毕业生”和“扩招后”两个指示性变量的交互项，交互项系数就是本文所研究的干预效应。Xit为毕业生i的基本特征，包括个体是否为受扩招影响的“新毕业生”，以及个体的性别、工作经验、工作经验的平方及其所处省市的虚拟变量。Yt表示1998～2009年连续调查时间的虚拟变量，反映了时间的固定效应。
在观测对象中引入高中毕业生群体，可以观察扩招过程中大学毕业生相对高中毕业生的工资变化。由于扩招前和扩招后的大学毕业生在不可观测特征上具有相似性（通常考上大学的都是每个年龄组中聪明努力、身心健康、家庭条件较好的群体），差分估计可以把同方向的选择性偏差消除或减弱。因此，将双差分方法改进为三次差分方法更能有效地反映扩招的干预效应，扩展模型如下：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了大学生的指示变量colleget，个体t为大专或本科毕业生的赋值为1，高中毕业生赋值为O。“大学”、“新毕业生”和“扩招后”这三个指示变量两两交互，反映了指示变量的偏干预效应。三个变量的交互项系数β4，反映了高校扩招对大学新毕业生工资的干预效应。
除了扩招带来的大学劳动力供给冲击外，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变动也会影响毕业生的工资水平，因而需要在模型中添加其他控制变量，以提高估计准确度。额外控制变量分为两组：第一组是表征个体工作性质的变量，包括个体所从事的职业、所处行业以及所在单位的所有制性质，这些变量直接反映了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与毕业生的工资息息相关，可以作为控制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解释变量；第二组是表征城市经济发展情况的变量，包括本科或大专毕业生占比、非农业人口占比、对数人均GDP、第二产业GDP占比、第三产业GDP占比、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值和外商直接投资与GDP的比值。上述指标与微观个体所在地级市相匹配，从城市人力资本存量、城镇化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和投资情况五个方面，考虑了我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和劳动力流动不畅的现实情况，从宏观上反映了毕业生所处的地方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状况。
2.模型的识别与检验
为了准确判断扩招影响的年龄区间，本文根据所使用微观数据的特征，在吴要武和赵泉对新毕业生劳动参与率和失业率的识别方法上加以改进，检验了扩招初期毕业生年龄与年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识别方法假设，同一时期内个体年龄越大受扩招政策的影响就越小，与控制组之间的工资差异也将逐步消失。本文将识别方法的样本范围限于1998～2005年，有两个原因：第一，在扩招初期就受到影响的年龄组在未来往往比其他组群更易受到政策的影响，可以保证干预组年龄设定的有效性；第二，样本期末受扩招影响的毕业生的年龄跨度越来越大，如果都进人干预组，将难以控制组内异质性问题。本文将31～40岁组设定为控制组，因为在样本期内该组毕业生通常在扩招前就进人大学，理论上不会受到扩招政策的影响。
表1和表2分别报告了双差分模型和三次差分模型估计的干预效应。表1中的干预效应指的是“年龄”和“扩招后”这两个变量的交互项系数。左右两边窗格的样本范围分别为本科毕业生和大专毕业生。可以发现，在扩招初期，扩招政策对22～24岁组本科毕业生的影响非常显著，对2l一23岁组大专毕业生的干预效应也十分明显。随着个体年龄的上升。扩招的干预效应迅速递减，不仅远低于24岁以前的年轻组群且在统计上不再显著，这与识别方法的假设基本符合。表2中左右两边窗格的观测样本分别为“高中、大专和本科毕业生”与“高中和本科毕业生”，左窗格中的扩招干预效应表示为“年龄”、“扩招后”和“大学（大专和本科）”三个变量的交互项系数，右窗格中的扩招干预效应则由“年龄”、“扩招后”和“本科”三个变量的交互项系数所反映。加入高中毕业生作为附加控制组，三次差分模型和双差分模型估计的干预效应较为一致，扩招政策对21～24岁组大学毕业生和22～24岁组本科毕业生的影响均具有统计显著性，而对较大年龄组群的干预效应则迅速下降并接近于0，且不显著。从两表的检验结果可见，在三次差分基础模型及其两种扩展形式下，扩招的干预效应大体一致，识别策略的结果比较可信，并符合预判：扩招显著影响了干预组（22～24岁组的本科毕业生和21～23岁组大专毕业）的工资水平，但对非干预群体的工资变化则几乎没有影响。
五、实证分析结果
1.扩招效应的双差分结果
根据上面的识别检验，本科毕业生样本中的新毕业生样本中的干预组为22～24岁组，大专新毕业生样本中的干预组为21～23岁组，老毕业生（控制组）均为31～40岁组。双重差分结果报告在表3中。
左侧窗格记录了本科毕业生的双差分结果。可以看到，本科新毕业生的年工资比老毕业生低15.5%，同时扩招后本科新毕业生的年工资下降了13.5%。当模型加入表征工作状态的控制变量后，干预效应系数变为-O.160，说明扩招后本科新毕业生在职业、行业和企业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工资上遭受了损失。当模型进一步加入表征个体所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控制变量后，干预效应系数回升到-O.136，说明本科新毕业生的工资损失可能因所在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及投资情况的差异被高估；换言之，扩招后本科毕业生的激增使得工作竞争更为剧烈，一些新毕业生被挤出发达城市的劳动力市场，而城市间发展水平差距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扩招前后新老毕业生工资水平的差异。
右侧窗格提供了大专毕业生的双差分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大专新毕业生与老毕业生的工资差距并不明显，可以理解为：相比本科毕业生，大专毕业生集中的岗位对工作经验的要求不太高，因此，新进人劳动力市场的大专毕业生遭受的工资损失较低。扩招政策使大专新毕业生的年工资下降了15.6%，其工资损失高于本科新毕业生，说明该群体在劳动力市场面临的考验更为严峻。加入表示工作状态和城市情况的控制变量后，扩招对大专新毕业生的干预效应下降为0.145，这一结果可以解释为：扩招后本科毕业生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大专毕业生由于学历劣势在工作和地区的选择上竞争不过本科毕业生，因而造成一定程度的工资损失。
扩招政策造成大学新毕业生工资的下降，可以解释为：大学毕业生在扩招后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高等学历的信号作用有所减弱，用人单位难以通过大学文凭对劳动者的生产率进行有效鉴别，因此，倾向于低薪聘用初入职场的新毕业生以便降低“误判”的损失。
模型中控制变量的系数也反映了一些有趣的事实：①城市发展情况方面：首先，本科毕业生所占比例对本科就业者的年工资有显著正影响，体现了地区人力资本聚集效应对高学历劳动力回报的促进作用，但大专毕业生所占比例的提高却降低了该群体的工资回报，说明大专毕业生之间的竞争效应超过了聚集效应。其次，从产业结构来看，二、三产业GDP占比对本科毕业生工资增长的正效应均强于大专毕业生，说明向第二、三产业倾斜能更有效地促进本科毕业生工资的提高。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本科还是大专毕业生，第二产业GDP占比的系数均大于第三产业GDP占比的系数，说明现阶段第三产业对大学生工资的回报还未发挥出更大的影响力。最后，非农人口占比的显著正效应说明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大学生工资的上升，而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人均GDP指标更突显了经济增长对大学生工资的推动作用，同时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增长也有助于推动大学生工资的上涨。②工作性质方面，股份制或外资企业给予本科毕业生更高的工资，而大专毕业生在国有企业中获得的回报最高，本应在就业机会上有较大贡献的个体及私营企业在毕业生工资上并无竞争力。③个体特征方面，工作经验对本科毕业生工资的正向影响更强，而大专女性毕业生所遭受的工资歧视更大。
2.扩招效应的三次差分结果
根据我国的教育体制，高中毕业生一般面临着结束学业参加工作和考取大学继续深造这两种选择。邢春冰和李实的研究证实，大专这个选项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高中毕业生在结束学业和上大学之间的选择，这表明扩招过程中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结构调整。因此，本文将本科和大专毕业生合并为“大学毕业生”，观察大学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这两类群体年工资的相对变化。
前面的实证结果发现，在本科或大专毕业生群体中，扩招使新毕业生遭受了工资损失。这里将运用三次差分的方法进行考察：相对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高中毕业生而言，扩招对大学新毕业生的干预效应有何特点。根据证伪检验的结果，三次差分框架下的干预组为21～24岁组大学新毕业生，控制组为31～40岁组大学毕业生，高中毕业生群体作为附加控制组。主要变量的实证结果报告体现在表4中。
从变量的系数来看，与二重差分的实证结果不同，新毕业生的系数转而为正，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合理的解释是：随着高中毕业生群体的加人，样本的教育程度下降，由于教育层次越低越容易从事低技术工作，而这类工作更倾向于年轻力壮的劳动者。与此同时，“新毕业生”与“大学”的交互项却呈现显著负效应，这一实证结果与“大学生起薪低”的现实相符。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仍然具有明显的工资优势，相比高中毕业生，扩招前大学毕业生的工资高出18.3%，这一系数在扩招后又提高了4.8%，但扩招后年轻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比扩招前仍然降低了9.5%。结合双差分的实证结果可以发现，考虑高中毕业生群体的相对变化后，扩招对大学新毕业生工资的干预效应由-0.135（本科）和-0.156（大专）变为-O.082（本科和大专），负效应显著减少。
在模型中控制了工作性质和城市发展情况的变量后，几个系数的变化值得注意：扩招对大学新毕业生工资的干预效应降为-0.095，但大学学历对于工资的正效应提高到21.0%，这一效应在扩招后进一步上升了7.3%。可见，尽管扩招对大学新毕业生工资的负效应有所强化，但在工作和城市的选择上大学毕业生仍明显处于优势地位，接受高等教育在扩招后依然是一种有效率的人力资本投资。
3.扩招效应的变化
随着2003年扩招后第一批大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高校扩招政策的影响效应持续延伸。一方面，大学新毕业生在各年的工资表现并不相同，扩招对于大学新毕业生工资的干预效应有何变化趋势？另一方面，对于受扩招影响的其他年龄组大学毕业生，扩招政策的干预效应有何不同？
为了更准确地反映扩招效应在各年的变化.本文利用三次差分模型估计了2003～2009年各年扩招对大学毕业生工资的干预效应，结果显示在表5中。在进一步控制了毕业生的工作性质和所在城市发展情况两类变量后，可以发现：①大学毕业生比高中毕业生的工资高出19.5%，但大学新毕业生遭受了8.9%的工资损失；②扩招后大学教育的相对回报率持续增长，增长幅度从2003年的8.2%提高到2005年的11.2%后有所下降，2009年仅为1.6%且在统计上不显著；③大学新毕业生工资变化从2003年的～10.5%下降到2005年的-19.7%，说明扩招初期大学政策对大学新毕业生的干预效应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释放出来的，这一实证结果与2005年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现象相吻合。此后，大学新毕业生的工资损失逐渐好转，原因有两点：一方面扩招政策具有连贯性，无论是大学毕业生还是用人单位都能预见大学生劳动力供给增多这一结果并调整自身行为（例如调整初始工资、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等），扩招政策的干预效应会逐步下降；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增长以及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力市场消化大学生劳动力供给冲击的能力增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毕业生的工资损失。然而，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大学新毕业生的工资在2009年下降了10.8%，未来的发展趋势需要更新的数据进行后续研究。
由于新毕业生的工资通常是初始工资，容易受到大学生劳动力供给冲击的影响，因此，将差分模型的干预组设定为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毕业生”，虽然能够灵敏地反映扩招政策的干预效应，但也可能降低差分结果的外部有效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观察扩招对其他年龄组工资的干预效应，进行对比分析。因为本科毕业生普遍从事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此类工作的工资更易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产生变化，所以本文将考察范围限定于本科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的混合样本。沿用本科毕业生样本的双重差分方法，设定干预组为22～24岁组新毕业生，控制组为31～40岁组老毕业生，政策干预时间为2003年。受限于样本的时间跨度，定义25～27岁组为“人为干预组”（artificial treatment），控制组同为31～40岁组。在样本期内，25～27岁组同样受到扩招政策的影响，只不过政策的“人为干预”时间为2006年。如果调查数据服从随机抽样条件，2006年25～27岁组的特征应与2003年22～24岁组较为相似，因此，扩招过程中两类群体工资的不同变化，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政策对不同年龄组干预效应的差异。
三次差分的对比结果报告在表6中，加入表示工作特征和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的控制变量后，系数方向一致，结果较为稳健。从实证结果中可以看到：①22～24岁组和25―27岁组的扩招干预效应分别为-0.117和-0.107，表明随着新毕业生年龄的增长，高校扩招对本科就业者工资的影响逐渐下降，如果没有金融危机的干扰，这种下降趋势应该会更为明显，这是因为进入劳动力市场一段时间后，本科新毕业生的真实生产率会逐渐显现出来，成为决定未来工资收入的主要因素，大学文凭信号作用的削弱对初始工资的不利影响逐渐消除，换言之，扩招对新毕业生工资的干预效应将逐步降低。②本科毕业生的工资显著高于高中毕业生，注意到25～27岁组本科毕业生的工资优势更为突出，比高中毕业生的工资高出38.8%，同时本科新毕业生的工资损失也小于22～24岁组，说明在22～27岁组年轻就业者中本科学历的工资效应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增强。③两个年龄组新毕业生的系数有所不同，假定本科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分别集中于高技术岗位和低技术岗位，22～24岁组在低技术岗位的年龄优势效应略超过高技术岗位上的劣势，因此，新毕业生的系数不显著为正，但25～27岁组在低技术岗位上的年龄优势已不再明显，此时新毕业生系数为-0.092。④22～24岁组系数的显著性均高于25～27岁组，合理的解释是，25～27岁组的扩招“人为干预”时间为2006年，较短的样本期和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结果的统计显著性。
六、结论
“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一直是人们质疑扩招政策的关键证据，尤其是“大学生工资低于农民工”的现象更是令人怀疑高等教育的必要性。本文在“控制一干预”的框架下考察了高校扩招政策对大学新毕业生的干预效应，我们发现：受到扩招影响的大学新毕业生确实遭受了工资损失，但考虑高中毕业生的工资变化，扩招对大学新毕业生工资的干预效应明显缩小，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回报依然显著高于高中毕业生，说明“上大学”仍是有效的人力资本投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高校扩招政策对大学新毕业生工资的负效应逐渐下降，受扩招影响的较年长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损失低于年轻大学毕业生。随着工作经验的累积，受扩招影响的大学毕业生的真实劳动生产率将逐渐显现出来，从而可以弥补大学文凭信号的削弱对初始工资的不利影响，同时通过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力市场也在逐步吸纳高素质劳动者。因此，扩招政策短期内对大学新毕业生工资造成的不利影响，会在中长期显著降低。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将31～40岁组作为22～24岁组的控制组时，面临着与吴要武和赵泉相似的内生性偏差问题，但通过前面的识别过程可以发现，无论在双重差分还是三重差分模型下，在扩招初期受扩招影响的大学新毕业生组具有与预期一致的系数，而较为年长的大学毕业生（例如25～30岁组）其系数不显著异于0，说明识别方法是有效的。为了减小控制组与干预组的内生差异，本文在阐释扩招效应的变化中选取25―27岁作为“人为干预组”，实证结果仍具有统计显著性。因此，找到更为理想的扩招干预组和控制组还依赖于微观调查数据的进一步获得。
劳动关系价值目标的社会愿景来自于高校外部社会和高校自身的期盼。杜春华认为，高校劳动关系的价值目标，是一个由多层次价值构成的价值目标体系，是劳动关系的一般价值、社会价值、民族价值、国家价值和普世价值目标的统一。[6]笔者认为，高校劳动关系的价值目标，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高校外部的价值目标，即社会价值目标；另一种是高校内部的价值目标，即高校自身的价值目标。（一）社会价值目标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清晰的概括出和谐社会的特征：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社会和谐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社会工程，而劳动关系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严重不均衡的劳动关系状况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甚至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高校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在高校办学过程中，高校的价值系统并非是独立的不受外部影响的，高校劳动关系也并非是不受社会影响的独立关系。因此，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价值不仅在于劳动者自身的需要，更重要的在于其社会价值。高校和谐劳动关系的社会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满足社会和国家对更好的高等教育和相关优秀成果（包括人才、智力成果和科技服务等）的需要，促进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第二，高校系统的劳动关系主体与不同社会系统的劳动者形成相对一致的社会共同理想，能在不同利益角逐中追求共同的价值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高校是传播知识、培育人才、服务社会的重要阵地，汇集了大量高素质的人才精英，理应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示范区。高校内部劳动关系是否和谐，不仅直接影响学校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影响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影响和制约着高等教育机构形成办学的正确目标指向，影响国家教育方针的有效贯彻和国家教育目标的有效实现。（二）高校自身价值目标和谐劳动关系是实现高校发展、教职工受益共赢的基本前提。高校和谐劳动关系自身价值目标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和谐校园建设。具体说来，有三个方面，第一，实现育人目标。在高校的整个育人活动中，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教学是中心，科技是先导，设施是基础，管理是保障。健康和谐的劳动关系能够避免和排除学校成员之间个体内心的矛盾和冲突，同时使教职工和师生之间在思想、情绪和态度等方面彼此接近、趋同，增强信息沟通，形成良好的育人环境氛围，从而提高管理效率和教育水平，实现育人目标。第二，实现学校和谐发展。高校和谐的劳动关系应该是：学校与广大教职工齐心协力、共谋发展的关系；学校与广大教职工相互尊重、和谐相处的关系；学校与广大教职工利益相容、协调一致的关系；学校与广大教职工共同创造、共享成果的关系。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应坚持“以人为本”，营造“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校园劳动关系氛围。第三，满足劳动关系主体的心理发展需要。充分发挥教职员工潜在的社会价值，实现高校与高校教师、教学管理者、教学辅助人员、后勤服务人员等成员和谐的劳动关系学校成员个体心理发展的基本条件，学校里的每个成员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交往来实现其心理发展。
工会在发展高校和谐劳动关系中的自身建设
（一）修正工会的角色认知综上所述，高校工会的主体资格、基本属性、基本职责以及价值目标已然清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工会角色认知有偏差，对工会工作有认识上的误区，对工会的社会方位定位不准。一段时间以来，社会舆论对工会的诟病责难已经出现，而工会组织架构内部的回馈却鲜有耳闻。由于角色偏差与错位，工会自身的性质已经鲜有体现，应有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也形同乌有。因此，我们要修正工会的角色认知，包括社会认知和自我认知。首先在社会认知上，应克服那种极端的非此即彼的偏见，即群众团体与政党不分，要么以党代之，包办一切；要么与党对立，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应认识到，在利益构成日趋多元化的社会形态下，党的领导体现的是“三个代表”所要求的整体和全局的至高利益，同时并不能完全事无巨细地平衡各具体利益群体间的利益，还需要各利益群体拥有自己的代言者、维护者作为补充。两者间不存在彼此否定的利害关系，相反，后者是对前者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其次是关于工会自我认知。工会自我认知应是最具自觉性主动性的，因为，即使是社会认知，都需要工会去鼓励或争取，尤其在现阶段，这一点显得尤其重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刻领会十七届五中全会的精神，从更有效地发挥工会作为执政党的执政资源的角度出发，对工会自身的角色修正不断地加以探索，以适应社会发展形势和工会自身发展的需要。[7]高校工会要正确认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并对此给予正确的诠释。高校工会作为学校党委联系教职工的桥梁和纽带，要认真履行基本职责，把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作为新时期高校工会工作的着力点，发挥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的参与促进作用、监督维护作用、协调沟通作用和激励引导作用。（二）正确认识和把握当前高校劳动关系的特点当前高校劳动关系特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劳动关系主体的多层次性。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办学主体和办学形式的多元化，高校在用人形式方面出现了事业编制、聘用制、合同制、人事、人才派遣及事实劳动关系、双重劳动关系、临时劳务关系等多种用人形式及与之相联系的劳动关系。第二，劳动关系主体利益的多元化。首先，教学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后勤教辅人员三支队伍之间由于岗位劳动数量、繁简程度、技术难度、成长周期差异大，他们在工作和薪酬上存在着较大的认识偏差，需求和价值取向多元化，使得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互动可能性小，彼此间不容易建立起平等和谐的劳动关系。其次，高校教职员工基于职务、职称等方面的分化日益形成不同地位的亚群体，利益多元化的内部利益格局日益明显，不同亚群体之间的利益分歧显性化。[8]同时，随着按需设岗、定岗定编、竞聘上岗、按岗取酬、优胜劣汰等新的用人模式的出现，高校教职工队伍内部结构及其薪酬形式更加多样，不同利益群体的劳动经济利益、民主政治权利和精神文化权益实现程度差异较大，劳动关系主体之间的各种矛盾会更加凸现，更加复杂和多元，主要表现为聘用纠纷、职务职称评定纠纷、劳动报酬纠纷等的劳动争议也呈现出增长趋势。这些现实问题对建立高校和谐劳动关系提出了预警。（三）找准推进和谐劳动关系构建的切入点第一，开展创建劳动关系和谐活动开展创建劳动关系和谐活动，是落实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范用工行为，保持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有效载体和平台。目前，开展创建劳动关系和谐活动主要是在企业进行，笔者认为，此项活动可以推广到高等教育系统，关键是在于开展活动要遵循教育规律，针对高等学校当前的情况，以健全完善协调劳动关系机制为主要任务，围绕学校民主管理、岗位聘任、绩效工资、社会保障、生活福利、教职工权益等问题确定不同时期创建活动的重点，重点是解决教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对涉及自身利益的知情权问题。高校开展创建劳动关系和谐活动要遵循三条原则：一是坚持以实现学校发展和教职工满意的“双赢”为目标；二是坚持依法治校、注重实效、逐步完善；三是坚持与规范人力资源管理、提高学校民主管理水平相结合。第二，加强协调劳动关系机制建设高校工会要通过加强协调劳动关系机制建设保障教职工的合法权益。一是健全教职工权益保障机制。针对教师、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这三部分教职工群体特点，建立学校内部各部分教职工利益整合机制，如对话机制、劳动争议预警机制、利益分配共决机制等。针对高校内部一种是由正式教职工组成的学校永久成员体系，另一种是由外聘人员和农民工构成的学校临时成员体系的两个相对独立的体系，建立教职工队伍协调整合机制，努力创建面向全体教职工的平等的“教工之家”平台，使大家在学校这个大家庭中都有相应的话语权。二是健全代表教职工权益的宏观诉求表达机制，建立健全各种宏观参与制度和运行程序，保证教职工在学校政策制定中得到充分的意思表达和参与。三是健全和完善基层民主参与制度和程序。学校的政务公开和教职工代表大会是各院系基本的民主形式，是院系最重要的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机制，同时也是教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纠纷处理机制。第三，做好劳动争议预防、预警和调处工作劳动争议调处工作，是调整劳动关系的重要方式。加强劳动争议预防和预警工作，则是劳动争议调处机制的重要内容，实践证明，劳动争议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劳动争议可防可控，关键是要源头预防。随着事业单位的各项改革步入关键阶段，在高校的改革发展中，教职工的利益必然重新分配、责任必然重新划分，原有的利益格局面临调整，统一维护教职工队伍的一致利益变得越来越困难，带来的不确定因素日趋增多，给高校的和谐稳定工作增加了难度，这就要求高校工会在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工作中要更加凸显劳动争议预防、预警的基础性、前瞻性作用。有学者指出，对以往一些分析表明，大多数事件的起始阶段属于社会群体表达利益诉求，具有合理性。但由于问题的久拖不决，导致这些诉求引起社会共鸣，并且和其他问题相交织，致使事件不断反复和升级，最终酿成一定规模的。因此，高校工会要做好劳动争议预防、预警和调处工作。一方面高校工会要会同有关部门定期研究分析本校劳动关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发现争议苗头，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争议。另一方面要建立高校劳动争议信息员制度、信息收集制度和分析评估制度，通过劳动争议信息收集、分析、评估，及时预警、预报劳动关系不稳定因素，最大限度地防止突发性集体劳动争议的发生。对重大劳动关系不稳定因素，要联合调解组织高度关注、主动介入、及时协调化解，争取把矛盾和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把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关口前移。
备课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备课强调要“备教材”、“备学生”,以教材的“知识结构、内容”和学生的“学情”作为选择教学方法的依据。
一直以来,在教学活动活动中,我一定会认真把握备课环节,精心设计教案,在课前做好充分的知识准备。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我发现按部就班的依照预先设计的教案授课未必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往往需要根据学生在课堂中变化的实际状况随机应变调整设计好的教案。
10月初,学校组织学生开展“美好校园,营造良好学习环境”活动,劳动量较大,为了不影响下午课后的其他活动,我安排学生利用下午课前30分钟时间清理搬运本班清洁区内剪割过的草坪上凌乱的青草及杂物,同学们以平时的四个值日小组为单位在组长的带领下按照分工有序的进行劳动,效率较高。上课铃声响起时,我们的劳动刚好结束。同学们迅速进入教室,而此时他们的情绪还未完全从热涨的劳动中平息下来,如果这个时候按预先设计的教案进行抽象的哲学理论学习,效果不佳。
这节课的教学内容是讲“要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联系”。 面对学生现状,我灵机一动,简单总结劳动情况,对同学们较高的劳动效率、积极的劳动表现予以表扬,随即提出问题“同学们为什么能以较高的效率完成劳动任务?”“每个同学在完成我们班级劳动任务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这样很快调动起学生思想的积极性,同学们借着劳动后的余热你一言我一语发表见解,认为同学们能以较高的效率完成劳动任务是因为组织有序,各个小组能够互相协作,每个同学都能尽其所能发挥自己的作用。认为每个同学在完成我们班级劳动任务中发挥着添砖加瓦的作用,正是应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道理。由此,我总结出:“每个同学(四个小组)就是我们班级这个集体(整体)的组成部分,我们班级这个集体(整体)就是由每个同学(四个小组)组成的,二者密切联系不可分割。”以此引出本课整体和部分的联系,这能够加深学生的感性认识,有助于学生理解知识。在授课中我引用“坐井观天”、“三个和尚没水吃”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与西部大开发”等事例说理,在分析过程中我不会忘记适时应用此次学生劳动的事例说明问题:“由于组织有序、各个小组能够互相协作、每个同学都能尽其所能发挥自己的作用使得同学们以较高的效率完成劳动任务,这正说明集体(整体)的功能大于各个部分功能之和(当各部分以有序、合理、优化的结构形成整体时)。” 得出结论:“同学们应当树立集体意识,在集体中充分发挥我们每个人的聪明才智。”
我想这节课随机应变调整设计好的教案不仅传授了学科知识又挖掘其德育因素,对学生进行集体主义教育,指导学生正确处理个人(部分)与集体(整体)的关系,发挥了思想政治课德育主渠道的作用,达到了预期的教育教学效果。
备课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备课强调要“备教材”、“备学生”,以教材的“知识结构、内容”和学生的“学情”作为选择教学方法的依据。
一直以来,在教学活动活动中,我一定会认真把握备课环节,精心设计教案,在课前做好充分的知识准备。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我发现按部就班的依照预先设计的教案授课未必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往往需要根据学生在课堂中变化的实际状况随机应变调整设计好的教案。
10月初,学校组织学生开展“美好校园,营造良好学习环境”活动,劳动量较大,为了不影响下午课后的其他活动,我安排学生利用下午课前30分钟时间清理搬运本班清洁区内剪割过的草坪上凌乱的青草及杂物,同学们以平时的四个值日小组为单位在组长的带领下按照分工有序的进行劳动,效率较高。上课铃声响起时,我们的劳动刚好结束。同学们迅速进入教室,而此时他们的情绪还未完全从热涨的劳动中平息下来,如果这个时候按预先设计的教案进行抽象的哲学理论学习,效果不佳。
这节课的教学内容是讲“要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联系”。 面对学生现状,我灵机一动,简单总结劳动情况,对同学们较高的劳动效率、积极的劳动表现予以表扬,随即提出问题“同学们为什么能以较高的效率完成劳动任务?”“每个同学在完成我们班级劳动任务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这样很快调动起学生思想的积极性,同学们借着劳动后的余热你一言我一语发表见解,认为同学们能以较高的效率完成劳动任务是因为组织有序,各个小组能够互相协作,每个同学都能尽其所能发挥自己的作用。认为每个同学在完成我们班级劳动任务中发挥着添砖加瓦的作用,正是应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道理。由此,我总结出:“每个同学(四个小组)就是我们班级这个集体(整体)的组成部分,我们班级这个集体(整体)就是由每个同学(四个小组)组成的,二者密切联系不可分割。”以此引出本课整体和部分的联系,这能够加深学生的感性认识,有助于学生理解知识。在授课中我引用“坐井观天”、“三个和尚没水吃”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与西部大开发”等事例说理,在分析过程中我不会忘记适时应用此次学生劳动的事例说明问题:“由于组织有序、各个小组能够互相协作、每个同学都能尽其所能发挥自己的作用使得同学们以较高的效率完成劳动任务,这正说明集体(整体)的功能大于各个部分功能之和(当各部分以有序、合理、优化的结构形成整体时)。” 得出结论:“同学们应当树立集体意识,在集体中充分发挥我们每个人的聪明才智。”
我想这节课随机应变调整设计好的教案不仅传授了学科知识又挖掘其德育因素,对学生进行集体主义教育,指导学生正确处理个人(部分)与集体(整体)的关系,发挥了思想政治课德育主渠道的作用,达到了预期的教育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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