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一个时代的思想、精神资源主要来自于自己的传统。我们都是站在先人的文化土壤上发言。对中国而言，中国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数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传统。在世界文化的“轴心时代”，中国产生了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一批确定以后的文化路向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化大系的主要源头。而且，其中的儒家思想后来成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通过建制得以实现思想的政治化、世俗化。政治化主要表现为儒家思想与一人专制的政治体制相结合，以儒家礼仪安排政治秩序与法律秩序，以儒家的仁、忠、义等观念安排君臣等角色关系。而世俗化则是儒家思想深入到民间社会，全面渗进宗法社会结构的宗法秩序之中。世俗化依赖政治化以确立，只有政治权力的承认与推崇，甚至从制度上加以鼓励——例如晋代推荐贤良为官，主要就是以儒家的基本价值为标准。明清鼓励失节妇女自杀，理论上的根据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教条——儒家思想几乎无孔不入的渗入民间社会。
文化学奠基者泰勒对“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与习惯。”⑴古代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便包含了传统的政治制度、观念模式与价值模式。1840年至今，整个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形态与文化心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真正从观念上把西学引入中国的，就是“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他们喊出“打倒孔家店”与“全盘西化”的口号，一方面颠覆传统文化，一方面把“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插到人们的心里。从此，中国文化开始了另一个传统。“五四”至今八十多年，我们事实上已经开始在形成一种“五四”的传统，就是“反传统文化”的传统。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刊物是《新青年》，“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便首先在《新青年》上由主编陈独秀写出。今天有很多人批评当时的“民主”与“科学”只是口号，缺乏深刻的学理认识，诚然如此。陈独秀、胡适们对“民主”并没有一种确切的理解，对“科学”更往往把它和“技术”混为一谈。然而，在一个既没有民主传统，又缺乏自由精神的国度，光是作为口号引入这两种观念，就足以产生无穷的震撼力。“五四”之后的历史，就是民主自由人权科学在中国不断被认识、不断遭挫折，不断被言说的过程。
二
对今天的中国思想而言，我们的思想、精神资源既包括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也必须包括“五四”以来的“反传统的传统”。
“五四”以来的“反传统的传统”是中国人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而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形成的结晶。鸦片战争开始，这个曾经征服过无数民族的文化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无比艰难的文化裂变中开始他的换血的过程。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将国家现代化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内源发展者”，一种是“后来者”，也即“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区别。如果把1840年以来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视为中国现代化从起步到进行的历史，那么，在这一进程中对现代化产生的影响最大的时期就是“五四”时期。
首先，五四时期的语言革命对思想现代化具有无与伦比的推动力。在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之前，中国人习惯上都是利用文言文表达思想与传承学术。文字本身不具意义，而语言却是思维模式的形式化。古代的文言文具有模糊性、概括性等特点，这与古代思想学术的特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白话文则引进西方的文法结构与语法结构，是一种分析性的语言，有助于把模糊问题清晰化、条理化。例如古代文字中说到“天”字，便是笼统的一个“天”，冯友兰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这一个字背后的内涵时说：“在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曰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意义的天、帝。曰运命之天，乃至人生中吾人所无奈何者，如孟子所谓‘若夫成功则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如《荀子·天论篇》所说之天是也。曰义理之天，乃宇宙之最高原理如《中庸》所说‘天命之为性’之天是也。”⑵从中可以看出，由文言文至白话文之后，文言文中的模糊、抽象、笼统的字词，都可以而且必须经过现代人的诠释用白话文明晰、科学、具体地表达出来，使思维清晰化、具体化、条理化。现代人对古代文化的诠释，首先便在于弥合由语言断层造成的思想断层。白话文的另一重要意义是有利于思想的传播，以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作为表达深刻思想的手段，有助于思想的迅速传播。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字，其文法结构乃至思维方式都是“五四”时期语言变革的产物，也就是说，“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正宗，不管你赞同还是反对传统文化，赞成还是反对五四思潮，你所使用的书面语言都是以“五四”为主要源头的语言。
其次，“五四”开始了一种深刻的思想文化转型。余英时先生认为，儒学的批判是从内部开始的，不仅晚清如此，“五四”也是如此。晚清时期，无论是以康有为、谭嗣同为首的今文经学家还是以章太炎、刘师培为首的古文经学家，均无意识的站在西方立场对儒家礼俗有所批评。因此余先生认为现代反儒学的运动“最初源于儒学的‘内在批判’。”⑶而这种批判在后起的陈独秀、胡适、鲁迅身上就变成对“礼教吃人”的激烈抨击，甚至做出“打倒孔家店”的姿态。由儒学“内在批判”始而至于“打倒孔家店”，期间突出的一点，就是西方文化的大规模进入。陈独秀、胡适们观察中国历史、现实的参照坐标，他们赖以理论的思想资源，都是西学。总体言之，他们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视为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他们自己淫浸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深谙中国文化、制度的痈疽，而且为之深感痛苦，特别是深重的民族危机更使他们有一种以学术去唤醒国人的使命感。因此，他们不得不摆出一副传统颠覆者的姿态，以西学的价值观念去颠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这种颠覆的姿态，造成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空前大撞击，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等观念深入人心。虽然这些观念停留在口号的阶段，但是这却使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除了儒家的“礼教”之外，还有另外的更合理的社会秩序值得追求，除了儒家的“圣人”之外，还有另外更合理的人生境界可以向往，除了皇帝一人专制制度之外，还有更合理的“无君无父”的制度值得探索。而且，近百年来，中国人就这样追求着，向往着，探索着，虽有过无数的艰难曲折，经历过一次次的悲剧循环，但是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的薪火，屡扑不灭！
可以说，“五四”的反传统，就是在僵化了的传统中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输入新鲜的血液，吹入新鲜的空气，而这新鲜的血液、空气，恰恰就是推动中国现代转型，促进中国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因此，“五四”开辟了一个与中国固有传统完全不同的新传统，也就是以“反传统文化”姿态出现的传统。
当前的中国人面对这样两种貌似冲突的传统，要合理深入的继承这两种传统给我们的精神、思想资源，就必须对这两种传统做出梳理。这两种传统要共同构成今天我们的精神和思想的资源，它们首先不能是水火不容，而必须是可以互相容纳甚至具有互补性的。在我看来，这两种资源是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必须并行不悖的，只有如此我们的精神、思想资源才可能更加丰富。这两种传统主要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冲突的关系。
转贴于 三
“五四”时期以《新青年》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全盘反传统。而所谓“传统”，事实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我认为如果仅仅把五四思想家抨击的对象视为一个整体，而后断定他们反礼教而且反孔子，必定无法理解五四思想家们的激烈姿态背后的理性，更难以发掘他们的意义。
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在传统社会，儒家思想通过国家化、政治化、世俗化，造成一种复杂的思想－社会体系。而儒家由思想家的思想转变成为全面安排人间秩序，体现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之中的思想，中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环节。思想家的思想本身是一条脉路，而在思想的意识形态化，也就是政治权力通过权力行使把思想政治化世俗化加以推广的过程中，由于利益关系，体现于政治、社会现实的价值观念，就往往不再与原来的思想家的思想相一致，甚至走到思想家元思想的对立面。儒家思想正是从思想家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中从善良的愿望出发重新安排人间秩序，而后被政治利用，政治化、世俗化，并且造成各种罪恶的教条。明清时期，也就是儒教社会的成熟时期，“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杀人的价值信条，无一不是来源于儒家思想家的教诲。
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人对孔家店的批判，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孔教的基本教义不适合于中国现代社会。对于到底什么是“中国文化”，陈寅恪曾说：“吾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⑷在1911年，帝制就已经在建制上崩溃了。也就是说，“三纲”的“君为臣纲”一条已经在实际上消失了。这意味着传统文化建制化的最基本一环的消失。对当时大多数受过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人来说，帝制的崩溃展示了中国走出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希望。而当时的社会现实却又使他们不得不正视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的艰难。革命不过是揭去屋檐的几块瓦片，以示“革命必须破坏”，在广袤的农村，处处都是阿q、闰土、鲁四老爷之类的人物。而在政治上，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充分表现了这个国度对帝制的迷恋。袁世凯特别借重儒学以期建立其帝位的合法性，更加深了知识分子对儒学的恶感。我们回到当时的现实，与儒家“礼教”在现实中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不是孔孟对国家道德的温情脉脉的描述，没有《礼记》对圣王与大同世界的深情款款的向往，更非二程、朱熹对圣人、道德的孜孜不倦的追求，而是一整幅与现代文明出于对立状态的文化场景与心理场景：在政治上，是固有的民本主义思想，甚至渴望君臣大义的重建；在社会生活中，是小脚、姨太太、贞洁牌坊，残暴的监狱与法庭；在价值领域，仍然是贵贱、上下、尊卑、男女、父子的人格不平等。这些现实都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如果要展望一个文明社会，就应该批判这些现实并且寻找这些现实的价值根源。而这些现实的价值根源无疑与儒家礼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我们把儒家思想与政治化、世俗化之后的儒家世俗观念区别开来，我们对“五四“启蒙思想家们对礼教咬牙切齿的态度就可能更具同情之理解。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吴虞，他们都是紧贴着地面发言，他们的工作都是基于现实批判而进于文化价值批判。陈独秀在《新青年》的答辩状中列出了《新青年》的几条“罪案”：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⑸
这些“罪案”，实际上就是《新青年》集团当所从事的事业。陈独秀的逻辑是这样的：“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⑹也就是说，他们反对的是和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之精神相冲突的中国现状。即以反“孔教”言之，在当时任何一个人，只要反对帝制追求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尤其是其中“君为臣纲”的教条。陈独秀在袁世凯复辟过程中写了不少反孔文章，因为袁世凯复辟所借助的价值力量与思想力量便是传统礼教。陈独秀直接斥道：“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⑺陈独秀的反孔，实质上就是反“立君”，反“复辟”。鲁迅之反对“吃人的礼教”也是如此。《狂人日记》中，“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⑻吴虞解释说，那些最热衷于讲仁义道德的人，事实上就是吃人者。鲁迅这种貌似偏激的批判，是建立在对中国民间社会与中国野史的深切理解的基础上的。儒家的教条中，光是一个对“贞节”的鼓励与提倡，便不知道夺去了多少妇女的生命！儒家教条的泛道德主义思维模式，则更是用僵死的道德观念紧紧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在《我的节烈观》中，鲁迅写道：“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互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⑼这些道德明显来源于传统的儒家思想，但是它们作为儒家思想世俗化之后的观念，切入实际生活中却成为杀人的教条。鲁迅所说出的赤裸裸血淋淋的现实，鲁迅的批判也指向这些丑恶的现实。与陈独秀一样，鲁迅所憎恶的，是“礼教”借国家机器实现对思想言论的扼杀，他说：“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所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厉害。我们几乎看不见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⑽五四思想家们对儒学的反感，最主要的方面，就在于当时的现实及中国的历史中，儒学的一尊地位，压制了其它思想、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正如陈独秀所说的：“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⑾因此他们对儒学的批判，与其说是对儒家原思想的批判，不如说首先是对这种政治上社会上思想一尊局面的批判，是对思想专制的批判。在一个一种思想独尊，并且压制其它思想发展的时代，对这种专制思想进行批判的意义，并非在于否定这种思想本身的价值，而在于通过思想批判达到社会批判的目的，也就是为社会提供一个新的思想空间，一种新的思想可能性，如果没有一种新的可能性出现，就没有思想自由的可能。没有对中国盘踞独尊之位的儒家思想的批判，就不可能有民主、自由、人权观念的传入。我们今天尽可批评五四思想家们对民主自由等等现代观念的认识的局限，但是在当时，在这些现代观念开始传入中国的那个阶段，如果没有在传统思想中扯开一点自由空间，这些观念无法在中国生根。而对原始儒家思想的态度，五四思想家的主要目的，是把它还原为百家争鸣中脱离政治，可以批评的一家。正如胡适在早期的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导论中说的：“我确信，中国哲学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这种解放，不能只用大批西方哲学的输入来实现，而只能让儒学回到它本来的地位；就是恢复它在其历史背景中的地位。儒学只是曾经盛行于古代中国的许多争鸣学派中的一派，因此，只要不把它看作精神的、道德的、哲学的权威的惟一源泉，而只是把它看作灿烂的哲学星系中的一颗星，那末，儒学独尊的局面就将不复存在了。”⑿
由“儒教中国”的现实出发，五四思想家猛烈抨击这些丑恶现实背后的价值观念，也就是儒教教条。“旧伦理”、“旧艺术”、“旧政治”等等都是这些教条支配下的产物。早在1919年3月，林纾便写信给蔡元培，控诉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和“尽废古书，行用土语”。蔡元培回信辩解，认为北大的教员所反对的只是那些依托控制之名而反对革新的言论，而非与孔子本人为敌。他说：“‘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使在今日，有拘泥孔子之说，必复地方制度为封建；必以兵车易潜艇飞机；闻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曰必讨之，岂非昧于‘时’之义，为孔子之罪人，而吾辈所当排斥之耶？”⒀蔡元培向来以兼容包并之气度著称，他对林纾这样的回应，来自他的客观的观察。在儒学被定为一尊的思想社会局面中，要打破这种独尊局面，便需要这种思想之外不同的声音。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史》中认为：“‘五四运动’早期的新知识分之们攻击儒学，主要是攻击现行的对儒家学说的正统解释。这种解释也好，这种攻击也好，虽说都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但是也不一定完整地把握了孔子的理论或精神。”⒁“儒家学说的正统解释”就是陈独秀们攻击的旧伦理旧政治的理论基础。
余英时先生曾论及西方近代反基督教思想家们的态度：“基督教在西方近代文化中有两重性格：制度化的中古教会权威在近代科学的冲击之下已经彻底崩溃了，但是作为价值来源的基督精神则仍然弥漫在各个文化领域。外在超越型的西方文化不能完全脱离它，否则价值将无所依托。启蒙运动时代西方文化思想家所攻击的只是教会的专断和腐败而非基督教所代表的基本价值。反教会最强烈的伏尔泰，据近人的研究，其实是相信上帝的。尼采和齐克果都曾著书反对基督教，但是他们对原始教义仍然是尊重的。他们只是不能忍受后世基督徒的庸俗和虚伪。”⒂余先生以此为参照系对比中国情况：“‘五四’以来反传统的人又误以为现代必须以全面地抛弃中国文化传统为前提，他们似乎没有考虑到如何转化和运用传统的精神资源以促进现代化的问题。”⒃西方中古教会权威的崩溃，经历了数百年的科学发展的积累，哥白尼的地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无不对教会权威造成极大的打击。但是这样的科学在中国并不存在，而且这样的科学也无法摧毁中国传统中独尊的儒学的地位。要从价值上摧毁儒学独尊的地位，只能以观念战胜观念。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思想的传入对当时很多人的思想起到了颠覆性作用，加上朝代末世各种社会危机的并发，直接导致清王朝的灭亡，也是中国皇帝制度的灭亡。儒学三纲中的君臣一纲在表面上已经消亡了，但是儒学的建制远远没有崩溃，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它仍然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由此才有“改造国民性”运动的进行。这时启蒙思想家的反孔，与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家们一个大致相同的地方，就是主要力量集中于反对建制化，政治化的儒学，而非孔孟的原始精神——虽然他们同时也认为即使是孔孟的原始精神也有太多和现代应有的文明格格不入的内容。而且他们自己本身在安身立命之处常常就是传统主义者。鲁迅的一个思想核心是“中间人”角色的自命，也就是说他清醒的认识到自己是“因袭了传统的重负”的。而胡适1929年的日记就记载了傅斯年的话：“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然是传统的中国人。”胡适评论这句话道：“孟真此论甚中肯。”⒄胡适、鲁迅对待他们的母亲的态度，就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儒家精神中“孝”的要求。五四思想家们做出全面抛弃传统文化的姿态，实际上是充分考虑了文化的惰性，企图使态度与现实折中。鲁迅就曾说过，“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间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和平的改革也不肯行。”⒅
林毓生在《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中对五四思想家批评道：“既然五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有意完全拒斥儒家的传统，他们当然就不会去寻求创造性地转化传统的可能性了。即使他们要将儒学与西方自由主义相整合，他们也会觉得并不可能，因为他们对儒学的了解深受传统思想模式的约制之故。”⒆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林毓生批判五四思想家把传统视为整体的，而他自己却把“知识分子”视为整体的。事实上，对“五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陈独秀、胡适、鲁迅们而言，儒家思想只是中国思想中的一支，他们也希望把儒家还原为争鸣的一家，因此，他们丝毫不会去干涉别人——不管是“完全接受儒家传统”了的辜鸿铭，还是“最后一个新儒家”梁漱溟——去拥抱儒学甚至拥抱儒家礼教的自由。今天即使有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也不会干涉林毓生“创造性地转化传统”的自由，而林先生指责五四先驱没有他的“创造性地转化传统”，背后有两个基础，一是以今人立场指责前人思想，一是预设了儒学的普适性，在儒学的立场上把它看作一种普适的“价值来源”，从而批评五四思想家对这种普适性的怀疑。
四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中国古代传统以儒家为主体的思想－社会体系的态度，有两种不同的角度。如果我们仅仅看原始的孔孟荀朱陆王，那是哲学的角度，在这一层面上，儒家思想可能成为构建我们新的精神家园的一个最主要的根基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可能补救西方文化的一些弊病。中国哲学这一学科模式来自西方哲学，从胡适写出第一部现代意义的哲学史开始，中国哲学的内容，基本上是西方哲学主题的异域变奏，很多西方学者不承认孔孟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符合他们的“哲学”定义，因此并不承认中国有哲学，比如黑格尔。但是今天，一部分西方哲学家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哲学，并且把它放到与西方哲学对等的地位上加以审视。他们把中国哲学视为西方哲学的一面镜子，在《孔子哲学思微》一书中，作者郝大维、安乐哲这样说到：“在我们当前这个历史的决定性时机，不去吸收中国的智慧，就会使西方失去一个惟一的发现自己的机会。”⒇另一种角度则是从儒家原始思想政治化、世俗化之后形成的教条入手，批判这些教条的反现代特征，对人性的桎梏，对捍卫人道底线的无力，这是历史的角度。在这两个角度中，哲学角度承接了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历史角度则开辟了一个“反传统文化”的传统。而这两种传统在今天可以并行不悖。
我们观察五四时期的反孔与尊孔的论争，便会发现他们的分歧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陈独秀向来被目为极端反传统的，他在《旧党的罪恶》中有这么一句话：“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条件。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本身本没有什么罪恶。”而梁漱溟向来被视为“最后一个儒家”，“新儒家”的第一代开山祖师。但是梁漱溟在赞美孔子的同时，对“礼教”桎梏下的中国人的批判，丝毫不比陈独秀们温情。他曾经批评中国人：“中国人始终记念着要复辟，要帝制，复辟帝制并非少数党人的意思，是大家心里所同。他实在于他向来所走的路之外，想不出别的路来。”（21）“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字。”（22）废除帝制，废除尊卑大小的不平等关系，实际上都是儒家礼教所视为不可忍受之事。同样，熊十力对家族制度的批判也毫不客气。事实上，在现实层面，任何有良知的知识人都会批判当时的儒家教条，只不过反传统的思想家不再理会，甚至直接批判原始儒家价值，而尊孔的思想家在批判现实的同时在灵魂层面回到原始儒家价值。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与九十年代的国学“复兴”，意味着 “反传统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经历了三十年“文革”破坏之后的承续。这两种传统都是我们今天赖以思想、发言的基本土壤。而且，这两种传统的并行不悖，可以为未来思想状况提供更加丰富的可能性。“五四”思想家们宣传“民主”、“自由”、“人权”的事业，得到传承，并且人们进一步梳理这些观念，以补五四时期认识粗疏之弊。而儒学经过“五四”的洗礼，已经不得不把民主、人权等观念融入自身，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就是把民主科学观念植入儒学体系的一种富有价值的尝试，而儒学究竟能否通过现代解释而成为具有普适性的文化价值来源，这一问题的回答尚待人们的努力。
注 释：
⑴泰勒《原始文化》，蔡江浓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第3页。
⑶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第2、3、4页
⑷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见《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11页。
⑸⑹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
⑺陈独秀《复辟与尊孔》，《独秀文存》第115页。
⑻鲁迅《呐喊·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一卷，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44页。
⑼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一卷，第67页。
⑽鲁迅《坟·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一卷，第58页。
⑾陈独秀《答吴又陵（孔教）》，《独秀文存》第646页。
⑿胡适著，欧阳哲生、刘红中编《中国的文艺复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第17页。
⒀蔡元培《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函》，转引自周策纵《五四运动史》。
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8月出版，第435页。
⒂⒃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联经出版事业出版，第15页。
⒄转引自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第27页。
⒅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二卷，第8页。
⒆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12月出版，第193页。
⒇郝大维、安乐哲著，蒋戈为、李志林译《孔子哲学思微》，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第255页。
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血脉和共有的精神家园，也是全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然而，当前我国传统文化教育现状不尽如人意，在教学实践中，有些学校以应试教育为导向，偏重对学生进行知识的灌输，传统文化教育停留在表面。因此，我们必须加强传统文化教育，让优秀的传统文化浸润每个学生的心灵。
结合高中语文学科教学，笔者认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立足当下，高中语文教学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有着三大原则、五大方法和七大策略。
一.对高中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三大原则
1.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结合课堂教学，多种形式并举
对高中生特别要发挥好课堂教学主渠道的作用，要把传统文化的相关内容贯穿到语文学科的课堂教学中去。可以充分利用广播、电影、电视等媒体进行宣传教育，以正确的舆论引导学生，以优秀的作品鼓舞学生。还可以组织学生利用党团活动日、双休日、寒暑假参观文物古迹和各类纪念馆等进行社会实践教育。进行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非常广泛，从历史到现实，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从自然风光到物产资源等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教育素材，只要注意挖掘，就会不断丰富教育内容，传统文化教育总会收获累累硕果。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与国情教育相结合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必须与国情教育相结合，要让中学生了解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生产力发展状况、科学教育发展水平、历史传统、民族特点、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系统内容。要使学生从古今中外的对比中，看到我国的优势和差距、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从而增强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更好地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创业精神。
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与人生观的教育相结合
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和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有许多优秀文化遗产需要后人去继承和弘扬。对广大青年学生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使他们既继承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同时又学习和吸收世界各民族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成长为具有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一代新人。
二.对高中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五大方法
1.读。中国古代非常强调读书而不是看书，中国传统文化学习的法宝，全在于开口诵读。通过诵读开心窍，实现天人合一，通过诵读才能出真知，实现孔子所说的“与古人居，与古人谋”。正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高中生所读的书籍，应以经典诵读为先导。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千百年来，尽管经历了封建社会的千锤百炼，但传统美德依然流传至今，并散发着无人能及的独特魅力，也正是这样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打造了国人“忠勤、仁义、厚德、睿智”的优秀品质。为了更好地加强中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高中语文教学可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分别布置经典诵读内容，从《论语》《千字文》、唐诗、宋词，到古代散文、名人名言等等。从“学而知”入手，逐步达到“知而行”。
2.教。以语文课堂教学为主渠道，对高中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进行经典优秀文章的教学时，注重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品德修养教育，灌输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升华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渗透情感教育、审美教育等，不断促进中学生心理素质的发展，提升中学生的精神境界，加强其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例如在教授人教版必修四《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一文时，就可以传输给学生“爱的原则”的教育，告诉学生，爱自己的价值，在自我中是不能实现的，只有在他人和社会的存在中才能实现。
3.习。温习，反复实践。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同样的经典，反复学习，会一次比一次深刻;通过习，达到对于真理的无限接近;通过习，实现从知识到智慧的过渡;通过习，有所创新有所创造，在习的过程和超越中，获得学习和人生的快乐。
4.省。不断总结反省。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每天多次反省自己每日的行为，是否有过错，是否合乎道，是否有改进的地方。通过反省，使学生明白智、信、忠、孝、礼、义、廉、耻是几千年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是我们民族的灵魂。通过引导高中生在不断地总结反省中树立以热爱祖国、报效人民为最大光荣，以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民族尊严为最大耻辱的观念，更好的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
5.行。儒家倡导知行合一，在运用的过程中实现知的运用和提升。学习强调笃行，需要不断把所学的知识和所悟的智慧运用到生活实践的方方面面。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精神层面的结晶，也是中华文明长期滋养的结果。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治理层面的价值取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治理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则是国家治理对公民个体的价值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对在中学生中弘扬民族精神有重要作用。
三.对高中生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七大策略
1.单元主题教学
在新课标教材中，不少古代文学作品特别是基本阅读版块的篇目基本是以前旧人教版的课文。虽然大体篇目没有变化，但是单元组织有所不同了。教材的单元组织并非只是简单地把一类文体和一种主题的课文拼凑在一起，我们应考虑不同选文间的相互关系，以求产生更为丰富的单元整体价值，体现出整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
2.比较阅读教学
在活动主题的引领下，教师还可以让学生对本单元的课文有针对性地进行比较阅读。通过比较相同点与不同点，更好地体会某一主题的内涵。
3.名著拓展教学
当前，在教学中发现，大多数高中生并不喜欢名著，对于古代文学名著知之甚少。了解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经典名著，是传统文化素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师可以利用教材中的篇目以及“名著导读”内容以点带面进行重点分析，或探究其思想性对后世的影响，或探究其与现代社会的结合，或挖掘名篇中蕴涵的人生哲理与人生智慧等，让名篇焕发其独特的魅力。
4.专题拓展教学
教师还可以根据单元主题进行相关内容的拓展，使学生对该主题的相关内容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把握。进行主题拓展教学，这个主题可以是教师在教学设计中事先设定的，也可以是在教学过程中生成的。
5.读写结合教学
“读”与“写”是语文学习素养的两个重要方面，这两种素养的实现是通过阅读与写作的训练来完成的。阅读积累与思考是写作的先导，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更要让学生进行积累和思考，将知识转化为能力。教学要教学生“学会学习”，培养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也需要着重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引导学生重视各种资源，学会积累，开拓思路，勤于动脑，形成一己之得，力争有所发现，有所创新。
6.开展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联系现实教学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一直延续至今，正是因为其有着超越时代的普遍指导意义。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能让语文学习更活泼，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也不能只停留课堂与教材上。传统文化教育只有与现实相结合，走出书本，走近生活，让学生将所受到的熏陶教育转化为现实中的行动，学会正确看待自身与正确对待外界事物，用优秀的传统文化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才能够真正将知识转变成能力。除了让学生在知识与理论上有一定的积淀之外，更要让学生在为人处世上受到影响，才能体现传统文化知识的实用性。
7.在考试中渗透部分传统文化的考查
《纲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并有望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在中考、高考升学考试中的比重。以此作为导向，我们更应该让学生去关注、关心传统文化，这一点在必修、选修教材已经有所体现，比如《优美的汉字》《巧妙的对联》《语言文字运用》和古代文化常识等专题的设置实际上就是促使学生去关注我国的汉字和文化，并将文化知识有机融入到考试之中。
2013年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提到教育改革之时着重指出要“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这一提法再次加速了传统文化教育的发展。2013年10月21日北京市教育考试院公布的中高考改革方案中出现了“注重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考查”等说法。在2013年12月，《光明日报》针对2013年8月提出的四个“讲清楚”，提出要“将传统文化‘讲清楚’”，认为“由于教师无法‘教清楚’传统文化的基本经典，学生也就无法‘学清楚’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1]2014年2月24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再次提到：“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2014年3月，教育部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下文简称《指导纲要》）。这一文件详细地介绍了传统文化教育发展的思路，并专门就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体系做出具体说明，这为传统文化教育教材的编写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方针。
一、传统文化教材内容的体系化
传统文化教育虽然一直备受争议，但是平心而论，所有参与传统文化教育研究和讨论的人，无论是质疑者，还是批评者，还是提倡者，皆于教育本身没有恶意，都是为了能让教育获得更好的发展。从教育的角度而言，传统文化教育是一项实践事务。对于教育实践来说，可能正是因为缺少好的教材，才使没有足够知识储备的教师面临诸多困难，在传统文化教学中才会存在诸多问题，才会引来对教育抱有理想的学者的反对，才会形成沸沸扬扬的争论。正是因为争议不断，传统文化教材的编写才缺少优秀的人员参与，所有问题于是形成循环。从有关调查中也可以看到，不少传统文化教材的编写和实施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功利性明显，急于求成；教师积极性不足，缺少足够的培训；教材本身粗制滥造；与现有的课程体系存在冲突等。[2]
早有学者提到“教材无疑是当代学校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最主要的载体。缺乏良好的教材是当代学校不能有效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又一重要原因”[3]。不过，一直没有人单就传统文化教材的建设提出较为系统的思考。传统文化类教材的编写首先要实现教材所涉及的内容的体系化，即弄清楚传统文化到底涉及哪些内容，这些内容中有多少适合成为教育内容，这些内容如何实现系统化等问题。实际上，教材是课程的具体化，课程化意味着教育内容要通过系统的、有计划的、有规范的设计，以帮助学生获得更高效、更完善的学习，意味着教育不再是随意、散漫的。因此，教材首先要完成的是教材内容体系化的建设。
传统文化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所以教育部的《指导纲要》针对不同学段的特点提出了基本目标和主要内容框架。第一，《指导纲要》为不同学段的教育提出了基本目标：在小学中低年级应开展启蒙教育，培养学生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情；在小学中高年级应开展认知教育，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多彩；在初中阶段，应提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度，引导学生认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在高中阶段，应引导学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心。第二，在基本目标的指导下，不同阶段的传统文化教育也各有重点：在小学中低年级，应培育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亲切感；在小学中高年级应提高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受力；在初中阶段，应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力；在高中阶段，应增强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性认识。第三，不同学段的传统文化教育也拥有不同的关注点：在小学中低年级，应引导学生孝敬父母、尊敬师长、友爱同学、礼貌待人；在小学中高年级，应引导学生学会理解他人，懂得感恩；在初中阶段，应引导学生尊重各民族传统文化习俗；在高中阶段，应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
上述内容是传统文化教育的落脚点，是教材编写的基本依据。以此为基础，《指导纲要》对传统文化教育的具体内容形成了以文字、文学、文艺为主干，以传统道德为主线，以传统习俗和文化知识为辅助内容的教育内容体系。比如对小学中低年级，《指导纲要》在上述几方面提出了要求：在文字方面，要求能够认识常用汉字，学习独立识字，初步感受汉字的形体美；在文学方面，要求能够诵读浅近的古诗，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感受语言的优美；在文艺方面，要求能够初步感受经典的民间艺术；此外，在传统习俗和文化知识方面，要求能够了解一些爱国志士的故事，知道中华民族重要传统节日，了解家乡的生活习俗，明白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由于小学中低年级的学生不可能形成对传统道德的深入理解，所以在道德方面只提出初步了解传统礼仪，学会待人接物的基本礼节的要求，不过传统道德必然要融入主干知识中。
《指导纲要》提出的内容体系为传统文化教材编写提供了较好的思路，但是教材内容的呈现与教育目标要求并不完全对等。教材的编写要照顾到多方面的需求，要考虑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不同需求，也要考虑知识的可组织性。比如对于文字，在小学中低年级可能需要单独学习，但是到了更高层次，则可以融入文本中与文本一起学习。因此，从整个传统文化内容体系来说，传统文化教材内容体系的呈现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本类的内容。这类内容如果没有文本存在，就什么都不是。文字与文学都属于这类内容。比如对于《论语》的思想来说，如果一个人没有读过《论语》的内容，单单知道《论语》和后人的评论是毫无意义的。具体来说，作为文本的传统文化又包括文艺作品、史学作品、学术著作、宗教文献等几种。这些文献可以笼统地称为“文字及文学”。因为学校教育不能过多涉及宗教文献，而学术著作在难度上和专业性上太高，只适合较高年龄阶段的学生学习，史学作品涉及的流派纷繁，选择困难，所以最好的选择是传世经典中文学性较强的作品。
传统文本所使用的语言是不再作为实际交流用的语言，但这种语言是一种经过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语言，拥有深厚的文化和思想深度。没有诵读，便不可能理解语言以及背后的文化和思想。应该说文本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因为只有有了这部分内容存在，传统的知识、道德、信念、理想，以及大部分的技艺才能代代相承。
二是知识类的内容。这部分内容与文本有所区别，即使没有传统文本的存在也能完成教育过程。比如学生要了解孔子或者诸葛亮，便不需要阅读《论语》原文或者诸葛亮的文章，通过讲故事或者其他形式就能完成教学。当然，有文本的存在，是知识成立的一个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
知识类的内容主要包括，古代传统习俗、中国古代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知识、古代社会制度、古代科学技术知识等。对于教材编写来说，学生学习这部分内容并不需要完全依赖于传统文本，大部分内容只需要达到“知道”即可，所以相比之下，更加有赖于今人的组织甚至撰写。其中涉及道德的部分，则需要学生的践行。
三是技艺类的内容。这部分内容也可以不依赖文本完成教学过程，甚至不需要依赖某种具体的知识，而更依赖练习或者一种心领神会的传授。比如中医的诊断方法中有脉诊这一技艺，但是在《脉经》中对于人的脉象只有非常简短的说明，即使能倒背如流也不会有助于加深对脉象的认识。一个人要学会诊脉必须依靠练习和师徒之间的切磋。当然，需要格外说明的是，在中国文化中，有一部分涉及技艺的内容，必然离不开文本，这便是书法，因为其学习的对象便是文本，但即使这样，书法的学习其实也主要依靠练习而得。
最后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内容只是形成了内容框架体系，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能适应。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学习的顺序。对于任何教育内容，学习顺序都必然有先有后。比如书法，至少都应该先从笔画或者简单的字开始学起，先从楷书开始，而后再学习复杂的内容。此外，年龄大小也是影响各类传统文化知识学习的重要因素，比如对于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必然不能学习诸如中医、针灸，或者儿童身体、心理素质完全不能承担的内容，相比之下，传统游戏更适合此一阶段学习。
当然，不同年龄段的传统文化内容的设计也需要做好与当前学校教育的衔接，比如至少在小学中低年级要与学生识字教学相衔接；在小学中高年级要与学生简单书面表达（写作）素材的积累和练习相衔接；在初中阶段要与学生个人品质培养相衔接；在高中阶段要与国家意识的培养衔接。
二、传统文化教材类别的体系化
教材之为教材，最重要的特点之一便在于其具有更强的适应性，能够适应多数受教育者的需要，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要求传统文化教材形成一个体系，一方面保证所有学生都能学到一定的基础内容，另一方面也保证不同学生获得与自己天分以及所在的地区、民族相适应的学习内容。
在教育内容上，以“四书五经”等作品为代表的传统文本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乃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一方面，可能并非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将其学会、学好，或者并不是所有学生都适合学习；另一方面，也要承认在经典著作之外，传统文化中也存在不少适合教育的内容。由于教育的对象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别，即使曾经被称之为“技艺”或者“奇技淫巧”的内容，在很多时候却非常适合具有不同天赋、不同性格特点的学生学习。教育家往往无从知道一部分学生为何对某种技艺有浓厚的兴趣，有的喜欢做菜，有的喜欢修理，有的喜欢手工，这样的例子在教育实践中数不胜数。
在社会分工逐渐发展的现代社会，无论从传承传统文化的角度，还是从制定教育内容的角度，还是从对社会是否有益的角度，都显示这些“奇技淫巧”意义不小。因此，所有内容在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的体系中都应该拥有一定的位置。只是，在教材编写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内容都拥有同样的重要性。
第一，有的教育内容无论对于何种人，无论此人从事何种职业，是继承家族产业，走出学校即成为公司的管理者，抑或始终都是一名普通的员工、普通的教师、普通的司机，都是必需的。比如所有人都要懂得使用理性的方式而不是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等。
在传统文化的内容体系中，所有人都必须知道的这些内容又有两种类别。一类是所有人必须能够践行，比如“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基本传统品质，且能形成习惯。概言之，这类内容主要包括：基本道德传统，比如将谦虚、好学等美德传统；基本的思维方式，比如在生活选择上十分看重父母长辈的意见等。这些内容具有通用性、可行性、习惯性。另一类是“知道”即可，比如一个人看到糖葫芦便知道这是中国传统食品，一个人遇到过年便知道放鞭炮、拜年等习俗的由来和意义等。概言之，这类内容主要包括：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常遇的习俗，生活中经常接触的技艺等。这部分内容除了具有通用性之外，也具有广泛性、简单易懂、浅显实用等特点。
第二，有的教育内容并不要求所有人都知道，但是拥有了这些知识会被人格外尊重，或者被人认可为有文化的人，可获得一种荣誉。比如一个人能背诵很多唐诗宋词、对《红楼梦》原著的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这些内容在生活中、人与人交流时总是被不时提到，假如另一个人对此一无所知，相比之下，前者会被认为更有文化，但是，懂得这些内容又不会真正影响一个人的物质生活、道德生活。概言之，这类内容主要包括文学、历史、系统的哲学训练等知识。作为教育内容，这部分知识不应该具有“强制性”，或者至少应该具有“可供选择性”。
第三，有的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具有实用价值，或者可以给受教育者直接带来经济利益。比如一个人学会了做各式中国菜，并且因此成为一个厨师；或者一个人学会了雕刻，并且因此谋生，作为职业。当然一个人一生并非只懂得一种技艺，但是至少每个人都会选择将某种技艺作为谋生的途径。这种技艺可能是自学的，也有可能是在学校中学会的，那么这种技艺便是教育的内容。对教育者来说，在传授这些技能的时候，自然需要比上文所言的“知道”有更高的层次。作为谋生的技能自然应该比普通的、不被作为谋生的技能掌握得更好一些。
当然，从庸俗的角度讲，所有的技能都能用来谋生。哪怕一个人对佛经比较熟悉，也能通过做“法事”而获得布施，得以生活。技能的有用性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是总的来说，下述类别更应该成为具有实用价值的教育内容：与物质关系更紧密的技能；技术性更强，需要专门学习，不可能在生活中学会的技能；更稀缺的技能等。当然，相比之下，这部分教育内容应该具有更大的选择性。学生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
这样，从传统文化的内容到教育的内容到教材的内容便形成了通盘考虑的体系，每种单独的教材可以有自身的内容体系，而整个传统文化教材建设由此也能形成一个体系了。只有在此基础上，好的教材才能一步步编写出来。
参考文献
[1]张劲松.将传统文化“讲清楚”[N].光明日报，2013-12-19.
论文关键词：传统节日；民族性；设计；文化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关于中国传统节日
传统节日在我国有着特殊的文化内涵。中华民族几千年光辉璀璨的历史，形成了诸多光彩夺目的民族文化传统。它作为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一个产物，鲜明的印记了农业文化烙印，反映了农业社会的社会规律和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执着追求。它凝结着中国人的生命意识、伦理情感、审美趣味与宗教情怀，源远流长且博大精深，其影响力从古至今，无处不在。
所谓“节”，是针对一年中气候变化而言的。我国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自然环境的变化规律，将一年分为四时八节。后来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黄经)，把全年分为二十四个段落，统称为“二十四节气”。据《礼记·曲礼上》载:“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由此观之，节日是一种固定的风俗，一旦形成就很难再取缔，它只能继承发展，在继承发展的过程中，加以改造和补充，这就使节日风俗具有传承性的特征。
（二）关于设计文化
1、文化的定义范围
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它是使个人行为能力为集体所接受的共同标准。文化与社会是密切相关的，没有社会就不会有文化。文化总是在连续不断的继承与创新中发展，没有继承，文化就会断裂；没有创新，文化就会枯竭。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如同当前国际经济潮流的发展趋势一样，设计也是当代世界性的文化活动。
2、当设计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现在正流行着一种说法，“设计是一种文化现象”。我们的时代是设计文化时代也是文化设计时代，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信仰以至自然环境和传统生活习惯的不同表现气质性格、兴趣、爱好等方面是不相同的，对色彩、造型、文字也会各有偏爱。而这些偏爱也会反应到传统产品的设计中。
有史以来，东西方文化就有过积极的交流，这种交流和对话，为地区之间的了解、交流做出了贡献。“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已真正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越来越多的设计艺术正朝着“民族化”大流发展。例如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文化正大规模的影响着亚洲国家，由圣诞节衍生出的设计就是运用了西方节日文化内涵，这些西方节日蕴涵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消费者购买这些产品时，已不再是单纯地购买产品，而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进行一种文化熏陶。可见，设计艺术民族化，已成时代的潮流。对今天的学者来说，只有在世界史的宏观视野中，在各大文化的比较中，中国的特色才得以显示出来。
二、现状和问题
（一）关于传统节日放假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现行放假制度逐步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是传统文化特色仍显缺乏，这些年我国的法定节假日中只有春节一个传统节日。二是节假日安排过于集中。由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研究小组针对在法定假日调整方案进行了网上民意调查，由调查统计数据分析，可以得出2个结论：1、有利于保护民族的文化身份、民族情感、民族的精神方式；2、有利于保护文化遗产。由此可见传统节日放假是顺应时展的一种趋势，是迎合本族人民对于复兴传统文化的迫切要求。
（二）设计，不能没有文化
世界上没有相同的民俗和文化，更没有相似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信仰。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人文以及风土人情。半个世纪来，人类科学技术又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是全球化是一个尚在争议的话题，因为面临席卷而来的“强势”文化，处于“弱势”的地域文化如果缺乏内在的活力，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自强意识，就会有可能丧失自我的创造力与竞争力，淹没在世界“文化趋同”的大潮中。在城市规划方面我国卷起各种“狂潮”，短短不足20年的结果，尽管房子建了不少，但是“千城一面”。
（三）由反思回归论述的主题
因随着黄金周、洋节日的增多，我们的传统节日正逐渐被人们遗忘，由节日文化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不能不得到正视。黄金周出游是批发式的旅游，对旅游景点压力很大，不少地方政府、旅游经营部门都竭力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热衷于在风景名胜上建星级宾馆、桑拿等，导致了景点的“城市化”，法定假日调整势在必行，国家对于传统节日的重视使人们逐渐意识到传统文化的淡薄也说明文化遗产的流失，而从传统节日中折射出的中国文化、民族精神才是设计创新的出发点。
设计的多元化发展如中国人的筷子与西方人的刀叉，设计师应秉着“something new， something different”的设计哲学从传统文化和思想根源中汲取设计思想，但同时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应用也不能忽视。设计文化的重点不只是强调文化的差异，而是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中国设计师的根本责任与任务及最终目的不仅是为了增加经济效益，最重要的是创造美的、健全的、平衡的与环境协调的适合人类生存，体现人类文明的和谐空间。由传统节日传递出的中国文化其天人合一、天地人和的文化内涵，充分体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和谐关系也正体现了这点。
三、结语
[关键词] 中药炮制；中医临床；文化；哲学
中药炮制是遵循中医药基础理论，依据临床辨证施治用药的需要和药物自身性质，选择适当的工艺，将原生药材加工为能直接用于临床配方饮片的一项传统制药技术。传统炮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朴素哲学土壤中孕育而生的，随着医学实践的发展和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深化，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和哲学思想，中药炮制精深的内涵和科学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对传统炮制的文化起源、哲学思维模式、道法术进行了回溯性思考，以期弘扬中药炮制自身的文化特色和哲学智慧，促进传统炮制的继承、发展、交流。
1 中药炮制的文化起源
文化是人类长期实践和社会历史的积淀，是传统习俗与生活方式的结晶，是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完整体现，传统中药炮制具备了文化属性，发挥着整合、导向、规范、传播功能。为了满足治疗的需要，古代医家将食物加工方法引入到药物加工过程中，经临床实践检验有效、合理、易行后，中药炮制被普遍接受，民间的大师将散在于群体的经验与智慧加以归纳、总结，形成了炮制的技术、方法、原理。原生药材须炮制入药成为中医临床用药共同遵守的规范，并通过著书立说、师徒相授等形式将经验向后代传播。
1.1 形成与演绎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人类提高了征服自然的能力，扩大了获得生活资料的方式，生存质量发生了质的改变。古代先民利用火来加工食物，炮生为熟，以化腥臊，令无腹疾，降低了因误食有害动、植物而发生的呕吐、泄泻、昏迷、死亡等不良反应。炮制最早称为“炮炙”。“炮”和“炙”都是烹饪术语，本为我国先民对于肉类食物的制作方法。“炮”，在《说文解字》中训释为“毛炙肉也”、“以微火温肉”，具有将肉类包起来用火烹制的意思。“炙”，指烧烤的肉，如《诗经》曰：“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具有将肉烤制的意思。古人将二者并称用以概括药物加工，可见其与烹制食物密不可分。
随着食物烹饪和药物加工经验的积累，利用水、火元素的表现形式不断演变，从简单初级的挑选、剥离、清洗、切削开始，演进到炒、蒸、煮、煅、发酵等复杂、高级的方法，初步形成了炮制方法的火制、水制、水火共制等系列的工艺技术；又随着酒在食物、药物中的应用，以及蜂蜜、醋、盐等生活元素引入到炮制中，产生了辅料制法；人们对炮制的认识从简单的洁净药材，发展到用火炮生为熟，向降低毒性、增强疗效的方面转变与提高。而农耕文化、饮食文化、火文化、水文化的繁衍，逐步形成了中药炮制的雏形。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火的利用具有深刻的伟大意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对于中医药而言，从直接以天然产物入药，到炮制为饮片使用，无疑也是从经验医学提升为理论医学的重要标志。
1.2 凝练与提升 从《黄帝内经》和近年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治百病方》可知，先秦时期，已有灶末灰、灶黄土、锻铁灰、苦酒、温酒、酢浆、豉汁等较复杂的炮制品广泛使用，并开始确立了早期炮制的主要目的与原则，《神农本草经》提出：“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杀者”。而医药一体的模式使炮制方法与临床疗效的相关性能迅速得到总结、归纳；同时，新的炮制方法又能快捷、方便地应用于医疗实践[1-3]。
南北朝时期，雷敩编著《雷公炮炙论》，对散在于医书、本草上的炮制方法进行了归纳，对近300味药物的炮制工艺方法进行了规范[4]，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炮制通则，成为中药炮制最初的行业标准。
北宋时期，国家颁布《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强调“凡有修合，依法炮制”，从法律层面对炮制进行规范，成为中药炮制最初的国家标准。
金元时期，医家借鉴了当时比较成熟的哲学概念与理论对药物炮制的原理进行了探讨，在具体方法上主要采取了援物比类、反证等手段，推动了炮制工艺从加热炮制向配伍炮制演变，炮制目的也从最初的洁净药材、降低毒性向增加药物疗效、扩大临床适应症方向转化。此后，伴随着《本草蒙筌》（明·陈嘉谟）、《炮炙大法》（明·缪希雍）、《修事指南》（清·张仲岩）等专著的诞生，炮制方法进一步规范化、实用化，炮制理论得到了系统的概括与总结，形成了今天中药炮制的主体思想。
在当代，《中国药典》不仅在各药材下列“炮制”专项，还单列了多味饮片品种，并制定了“中药炮制通则”，各地区也制定了炮制规范，相继出版了炮制专著，如《中药炮制经验集成》、《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等。
1.3 核心价值 在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其核心价值都植根于广大群体对共有行为习惯和行为准则的认同与实践，医药一体的中医药文化的形成也不例外。“养生”、“济世”既是历代医药家奉行的执业宗旨，也是民众的客观需求，更是民族繁衍生息的保障。
凡药之所用，皆以气、味为主，药有主次，又有缓急，精妙之处在于古人有一系列的“气味调和，和实生物”方法[4]。为确保方药之完整、有效、无害，通过炮制对药物平调寒热、解毒纠偏、调畅补泻、引药达病所和改善口味，实现对药物固有性能的调控，发挥最优的治疗作用。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记载“炮制失其体性……，虽有疗疾之名，永无必愈之效，是以医者，必须殷切注意”，明代陈功实云：“凡药必遵雷公炮炙入药乃效，如未制，生药入煎，不为治病，反而有害”。清代《修事指南》中指出：“炮制不明，药性不确，而汤方无准，病症不验也”[5-6]。这些经典的论述都阐明了炮制的核心价值，百年老店北京同仁堂的经营理念“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就是很好的体现。
2 中药炮制的哲学思维
特定的生产方式造就了特定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形态，进而形成了特定的思维模式。在农耕文化的熏陶下，古人注重整体联系，讲求系统原则，长于非逻辑思维与概括能力，强调试探与反证等独特的认知世界的思维方法，形成了朴素的哲学思想并指导中药炮制的实践[7]。如“水能克火”是人们生活中十分熟悉的现象，而在“五行”学说中，黑色是水的属性，红色是火的属性。因此，从药物制炭后有利于止血的医疗实践中，总结了“红见黑则止”、“诸灰烧黑药皆能止血”的炮制理论。这些思维方法对中药炮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1 宏观整体 宏观整体是中医和炮制理论的最基本的哲学思想，是指在处理疾病和观察分析疗效时注重疾病本身及与环境的统一性、联系性。中医学将人体看成一个复杂的黑箱，通过望、闻、问、切等手段观察收集人体宏观物理信息，司外揣内，将其抽象为以宏观外在症状体征为主的“证”，由此推测人体内部的变化，并通过药物的干预，来观察症状群是否由病理状态向生理状态转化，反向确定药物的治疗效应，逐步总结出中药的药性与功效。炮制的作用也是通过对某些药物的炮制因素的变化，来观察疾病证候的变化情况，在不解开黑箱的前提下，通过宏观整体的观察与分析，逐步总结出了炮制与临床疗效的相关性，形成了特有的临床炮制理论。
2.2 客观具体 客观具体是古人认识、应用、发展炮制的一种态度，即将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事物的自然属性与特定的作用或功能相联系，具体体现在炮制对象、方法、临床效果3个方面：炮制的原料属天然存在的植物、动物、矿物，炮制的辅料酒、醋、盐、姜、蜜，炮制方法的基本要素水、火等，都是自然界中或日常生活中客观存在的事物，炮制的临床效果经过几千年人体实践的反复证实，客观存在。
2.3 动态变化 药物炮制的方法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知变、应变、善变”顺应了个性化治疗的需要，可谓中药炮制的特长，具体体现在因证而变、因物而变、因时而变、因地而变。
中医学是个性化的诊疗医学，因病人的“证候”等诸多因素的不同确立不同的治疗法则，同时，处方中炮制品的配付也不同。以黄连为例，治疗湿热痢疾用生黄连，治疗胃热呕吐用姜制黄连，治疗上焦肿痛用酒制黄连[4，8]。
药物炮制的方法随着时节的变化而变，凡以水泡处理药材，春、冬季节气温较低，浸泡的时间宜长；夏、秋季节气温较高，浸泡的时间宜短[4]。
药物炮制的方法随着地域的变化而变，以半夏姜制为例，四川地区主要采用姜汁、白矾伴蒸的方法炮制，因四川地区气候潮湿，加入白矾后有防止药物腐变的作用[8]。
2.4 相对平衡 药以治病，因毒为能，利用药物的偏性治疗疾病的偏性是中药治病的基本原则。中药具有多方面的生理活性，在多种药物联合应用来发挥新的疗效时，需要对药物的固有性能加以取舍，使某些作用减弱，某些作用突出，力求契合疾病治疗的需要。
药物太寒伤阳，太热伤阴，过酸损齿伤筋，过苦伤胃耗液，过甘生湿助满，过辛损津耗气[4]。清代医家徐灵胎总结为：“凡物气厚力大者，无有不偏，偏者有利必有害，欲取其利而去其害，则用法以制之。”[9]利用炮制适当的平衡药物的偏性，保证方剂的治疗意图得以实现。
2.5 适度调节 “度”是质和量的统一，是事物保持其质的量的界限、幅度、范围，是区分质变与量变的根本标志。适度是炮制工艺须把握的重要原则，切制前药物加水润、泡的时间与程度，炮制过程中火力、火候的把握，清炒过程炒黄、炒焦、炒炭的区分与控制等，都需要适度调节。毒性饮片炮制的核心是“去毒存效”，加工制备火候的“太过”则可能毒去效失，甚至效失毒存，火候“不及”又达不到加工炮制的目的。炭药炮制的核心是“炒炭存性”，在制备炭药的同时要避免完全灰化，防止“过犹不及”，所以古人总结：“凡药制造，贵在适中，不及则功效难求，太过则气味反失”。
3 道、法、术
“道、法、术”是中国传统哲学认识、把握、改变事物的方法，道是高度抽提凝练的核心原则，是事物最本质的属性；法由道衍生分化而来，是处理同类事物遵循的一般规律；术是实现道、法的具体手段。中药炮制正是在这3个层次上不断地遵循、探索、提炼而来。
3.1 遵道 中医之“道”是一阴一阳之间的和谐平衡，在哲理上与《周易》所强调的“中道”相通，即平衡阴阳、寒热、虚实，“致中和”而“以平为期”。与现代医学的对抗式治疗思想不同，中医通过药物调节机体阴阳平衡，激发人体自身的功能来控制疾病的发展，将细菌、病毒、肿瘤等致病原控制在生命活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促进疾病的转归，达到“阴平阳秘”的状态。
同理，中药炮制遵循中医之道，巧妙地运用了阴阳辩证法思想，根据临床需要，调整药物毒性、散敛、攻补、温清、升降、动静。调节方药的作用部位（定位）、作用缓峻（定势）、作用强度（定量）和作用性质或属性（定性），形成了“理法方药统一，证-方-制-效对应”的基本法则，达到“定位、定势、定量、定性”同步，保证炮制方法与具体方剂、对应的病证相适应，实现利于生命活动平衡态的再建立。因此，中医是调整机体的平衡，方剂是调节药物之间的平衡，炮制是控制方剂各药味的平衡。
3.2 循法 中医治病讲求辩证论治、法随证立、方随法出、随方炮制，证变则方变、药变则炮制变。《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指出：“凡有修合，依法炮制”，法是治法，是选药组方的指向性依据，因此，后人逐渐总结出了药物炮制应遵循的基本法理——“随方炮制”。《千金方》对此有精辟描述：“有须烧炼炮炙，生熟有定……顺方则福，逆方则殃”。
清代医家徐灵胎[9]总结了炮制的基本法则：“相反为制，相资为制，相畏为制，相恶为制”，其中，相反为制、相资为制主要用于调整药物的性味和功效，即利用药性相反或相似的辅料、方法改变药物的作用部位或强度；相畏为制、相恶为制主要用于控制药物的毒性和偏性，即利用具有制约关系的辅料与方法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
随后又进一步总结了炮制的基本目标：“制其形、制其性、制其味、制其质”。制其形是改变药物的外观形态、区分药用部位；制其性改变药物的性能；制其味调整药物的味道；制其质改变药物的性质或质地。
性能与效用是药物固有自然属性在医学应用中的归纳总结，为了满足治疗的需要，遵循适当的方法对药物自然属性施加影响，可以改变药物的性效，最大限度满足临床需求，正如《本草纲目》所言：“升降在物，也在人也”。
3.3 求术 中药炮制的具体手段和方法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地发展，体现了“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特点，并能与不同时期最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相结合。英国李约瑟博士认为，中国古代的炼丹术是世界化学制药的先驱。而最早将其中合理的技术应用于制药，是中药的炮制。
古人最初认识了“火曰炎上、水曰润下”的自然属性，随后又引申出火的发热、温通、升腾、向上等特性，水的滋润、柔顺、包容、趋下等特性，将其引入药物加工，形成了水制、火制、水火共制三法统领的中药炮制方法。火制有煅、炮、制、炒，水制有渍、泡、洗，水火共制造有蒸、煮；余外制虽多端，总不离此2种方法。在具体炮制方式上，《炮炙大法》[10]总结了“炮、爁、煿、炙、煨、炒、煅、炼、制、度、飞、伏、镑、摋、晒、曝、露”17种方法，称为“雷公炮炙十七法”。酒、醋、盐、姜、蜜等辅料的加入改变了药物原有的起效时间、作用部位、作用趋向、作用强度，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辅料制法，丰富了中药炮制方法。
伴随科技的进步，水、火又衍生出水蒸气、微波、远红外辐射、太阳能等新的表现形式，炮制工艺朝着机械化、自动化方向发展，适宜于工业化大生产的需要；在弄清炮制原理的基础上，一些繁杂的炮制方法得以优化，临床用药的安全性、有效性得到保证。
4 中医应用乌头的哲学启示
人类很早认识到了乌头类药物的毒性。在古代中国，因毒性较大，《神农本草经》将乌头列为下品，作为治风寒湿痹、萎病的药物，稍晚的《金匮要略》出现了乌头临床应用的记载。欧洲人认识到乌头类药物的毒性也很早，他们将提取液涂于弓箭上，用来射杀动物；后来，也曾经将乌头类药物用于医疗，到了公元16世纪左右，由于毒性过大且无力控制而放弃。为什么乌头类药物在东、西方应用会有如此差异？
有毒中药的作用具有双重性，或使人中毒、致残、致死，或起沉疴、愈顽疾，关键在于是否对毒药整体客观分析，是否巧用、善用，中医药认为：“中药之毒，乃其气味之偏也，毒药以治病，因适偏为能。然其‘过桀、过猛、过量′之性，必因偏盛而伤正气，施以‘驯、缓、裁′等制则以炮制之，纠其盛而取其适，方可祛邪而扶正”。乌头药性刚烈，走而不守，桀骜不逊，尤如猛虎，其毒性表现为“过桀”，当施以“驯”则而制之，以纠其凶悍而取其力道，采用“炮”、“烧”、“煨”、“炒”、“蒸”等火炮法，使其过“桀”之偏性纠至适当的程度，毒性大为降低。正是因为巧妙应用了“相对平衡”、“动态变化”、“适度调节”等东方哲学思维，再加上长期的临床实践，而形成了对乌头独特的炮制技巧和方法，沿用至今，才出现东西方对乌头类药物应用的不同结局。
综上所述，传统中药炮制是建立在中国古典朴素哲学基础上具有浓郁东方文化属性的自然科学，在历史的传承中发展演变、归纳提炼，充分反映了我国历史、文化、哲学、社会生活、自然资源、科学研究等若干方面的特点[11]。为了更好地继承与发扬传统中药炮制，要充分挖掘传统炮制所包涵的文化内涵与哲学思想，正本清源，认清炮制的发展规律，指导传统炮制的现代研究，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临床治疗价值，服务人类健康。
[致谢] 本文部分观点的形成得益于四川大学杨明度教授与成都中医药大学张廷模教授。
[参考文献]
[1] 尚志钧. 《五十二病方》药物炮制概况[J]. 中成药，1982（6）：17.
[2] 膳书堂文化. 黄帝内经[M]. 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07.
[3] 顾观光. 杨鹏举校注. 神农本草经[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4] 徐楚江. 中药炮制学[M].2版.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5] 太平惠民和剂局.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
[6] 龚千峰. 新世纪规划教材中药炮制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3.
[7] 郑守曾. 中医学[M]. 5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9.
[8] 王孝涛. 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现代部分）[M]. 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8.
[9] 徐大椿. 医学源流论[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
[10] 缪希雍. 炮制大法释义[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9.
[11] 雷载权， 张廷模. 中华临床中药学[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8.
Study on culture and philosophy of process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YANG Ming1*， ZHANG Ding-kun2， ZHONG Ling-yun1， WANG Fang1， 2
（1. Key Laboratory of Modern Prepar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ang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inistry of Education， Nanchang 330004， China；
2.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llege of Pharmacy， Chengdu 611137，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cultural views 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ultural origin ， thinking modes， core principles， general regulation and methods of processing， backtracks processing′s culture and history which contains generation and deduction process， experienced and promoting process， and core value， summarizes processing′s basic principles which are directed by holistic， objective， dynamic， balanced and appropriate thoughts； so as to propagat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 and philosophical wisdo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ocessing， to promot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processing and to ensure the maximum therapeutic value of Chinese medical clinical.
关键词：合唱艺术；高雅音乐；传播；目标；审美情趣
在教学中音乐是一门重要的且实践性强的活动型课程，音乐
还是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音乐艺术教育在实践中是很难的事情，因为音乐艺术教育具有特殊性。在教育中，让学生主动参与，亲身经历音乐活动，充分了解民间音乐，发现音乐中的意境，从而了解音乐、欣赏音乐、认识音乐，还能从音乐中获得传统文化知识，把传统文化通过音乐的形式传递给学生，进而提升自身的综合
素质。
一、以传播高雅音乐为目标
合唱是音乐文化的构成部分之一，它的存在已经有一段历史
了。合唱与其他的音乐形式相比，最主要的不同点在于它是以很多声部的人声作为主要形式，相互配合而进行的一种演唱行为。这种演唱形式的主要原则就是个体高度服从集体，每一个参加合唱的成员都必须做到语言、咬字、声调和谐统一。合唱是音乐文化中一种极为重要的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还有其存在的社会性功
能和意义。但是，有一些学生因为接触合唱的机会并不对，对其了解也比较少，所以很容易将合唱想象成一种单一的歌唱表演。在这种情况下合唱艺术丰富的艺术内涵以及优美的音响效果对于学生来说就变成了一种陌生的音乐行为，不利于激起学生的探究和学习兴趣。所以，对合唱艺术进行教育研究变成了一件十分具有意义的工作，它可以激起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优雅的合唱艺术。
1.坚持亲历的知与学理知相结合
“知”有两种：一种是体验感悟的知，一种是书本学习的知。音乐作为人类的听觉文化，其特征是以不断的变化去适应或影响人们思想的表达，并对人们观念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
（1）以审美作为研究的入手点
想要帮助大学生更好地接触并了解高雅的音乐，光靠书本知识与歌曲品析是远远不够的。“审美”是一种特别奇妙的行为活动，它与单纯的生理活动不一样，但是又需要生理活动的协调；跟逻辑思维不一样，不过又需要理性地辨识才能得出结果。“审美”不是一种简单的智力活动，更不是对事物的简单分类，其实质是将内心感受与外在的艺术形态结合起来评定结果的活动。人的“审美”活动是为了满足精神上的需求，与日常的纯物质意识相脱离。
（2）以现实作为研究的入手点
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在我们的生活中信息科技无孔不入，流行音乐便是随着这股趋势慢慢地抢占了越来越多大学生的耳朵与日常生活。电子时代的大学生90%都是从小听着流行音乐长大的。通过各种手段禁止他们听流行音乐只会让他们更加迷恋于流行音乐。但是如果我们的音乐文化转变一下审美方向，创造出更多的风格清新、内涵深厚的作品，并能引导这些作品成为社会的主要审美对象，那么人类整个精神文明将会得到提高。
（3）以具有的作用作为研究的入手点
曾经有人说过，人类需求音乐就像人类需求衣食住行和繁衍后代一样。流行音乐能够满足人的是一种娱乐与放松的需要，这种需要具有自然性。现在的生活节奏在不断地加快，生活中的压力也在不断攀升，适当的娱乐能够帮助人们缓解内心的焦虑与压抑。但是作为人的自然性需要流行音乐并不是听众唯一的需求，在基本物质生活有保障的情况下，提升内心精神境界、审美品位对于人类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否则一味地追寻一些东西去满足自然性需求而不顾内心世界，将会让一个人变得更加迷茫、急躁、空虚。高雅的音乐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一问题，在品味高雅音乐的过程中我们
可以获得自我的不断完善与提高。
（4）以年龄结构作为研究的入手点
伴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发展，流行音乐一路高歌，飞速发展，凭借着先进的传媒工具，占据了最为广阔的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流行音乐不断地与听众们缩短着距离，以期被听众们毫无思考地全盘接受，变成他们的唯一选择，最终赢得他们的喜欢。但是类似于合唱的高雅音乐则具有超自然性需求的特征，它能够让听众获得的是生活境界和审美能力的提高。对于当下的大学生来说，他们由于缺乏一定的生活历练，所以这两种音乐形式都是他们成长所必需的。因此在音乐品析的过程中，我们要做的不是对两种音乐好坏的划分而是要看清楚他们在表现形式上存在哪些不一样的地方。
2.坚持音乐与文化相结合
不同的文化下会形成不同的音乐形态意义。只有对相关的文化有足够的了解才能够对某一音乐形式有准确的理解和感悟，从而真正明白具有该文化特点的音乐形式。从艺术文化出发，合唱是一种艺术的形式，具有强大的魅力，它对社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合唱作为音乐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西方历史的发展上呈
现出了多元化的发展变化趋势，从教堂的礼颂到宫廷聚会的娱
乐，再到歌剧院和大型音乐会上的正规表演，无一不绽放出它所具有的怡人光彩。从早期流传至今的很多作品仍具有浓厚的艺术气息与很高的艺术价值，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通过引导学生品析西方各个阶段的合唱作品，可以让学生了解西方音乐史、与音乐有关的文化背景，更好地掌握其音乐格调和特点、了解各个作曲家的音乐生涯。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的合唱作品，掌握赏析的方法。
二、以提升音乐审美情趣为目标
1.坚持健康向上的审美导向
就目前的情况，高等院校大学生掌握了一定的文化基础，同时思想观念活跃开放，又有足够的精力，有一定的审美能力，拓宽审美的范围属于具有自然性的需求。不过这种审美能力会受个性、音乐基础知识水平、个人修养以及生活背景等各种因素的限制，所以它又会表现出易变性和主观性的特点。尤其是在传统文化倍受“快餐”文化冲击的当下，人们对艺术的作用和认知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更多的青年学生来说，他们的音乐世界中更多的是新颖、娱乐、放松、愉快、偶像这类词语。如何用优美、高雅的音乐引导当代大学生，让他们更多地去接触高雅的艺术作品，保护他们不受到“快餐文化”的毒化？最重要的就是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培养他们对高雅艺术作品的兴趣，学会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作出正确的选择。
根据实际教学经验，当代大学生有很多还是愿意接触和了解高雅音乐的，但是因为一些老师不正确的教学方式，以及所选作品案例与当代大学生的审美情趣不相符，所以导致部分学生无法对这些音乐产生兴趣。作为老师，最应该做的就是在授课之前要跟学生进行交流，了解学生的需求和期望，选择适合他们的教学作品。为了避免因为作品单一而引起枯燥乏味，老师可以选择一些中外合唱作曲，让学生充分感受合唱音乐的艺术美。
2.坚持敞开式合唱排练模式
美国一教育学家曾经这样说：“公共教育中的音乐课必须面向所有的学生，而不能只是少数我们所谓‘特长生’的专利。”正如这位教授所言，在合唱团组成的最初，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这种音乐形式得到普及，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合唱团的排练形式是敞开的，并且不管有无唱歌经验，学生都可以参与进来。
通过这种敞开排练的形式，我们已经成功地吸引了很多对音
乐感兴趣的学生参与进来。学生为了参加排练和演奏放弃了很多课余时间，这正是合唱音乐艺术本身具有的强大魅力的体现，同时也是合唱音乐集体特性的需要。
参考文献：
在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大力助推下，大陆沉寂多年的传统文化教育开始升温，海峡两岸传统文化交流活动也日趋频繁。近年来，通过国台办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就举办了多次大陆古籍书展、大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巡展、两岸中小学传统文化教学观摩、传统文化教材编写与引进等各种形式的传统文化交流活动。如何构建多元文化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当代价值体系，如何在传统文化教育中提高青少年的整体素质，传统文化教材的科学性、系统性建设，等等，正成为海峡两岸教育界同仁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笔者有幸组织并参加了“海峡两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流季”活动，对如何有效实施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有了一些初浅的认识和
思考。
一、充分发挥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的主阵地作用，建立科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体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它所蕴含的价值观、道德思想、行为处世准则对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形成中的青少年至关重要。尽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已为多数有识之士接受，但由于受认识水平、基础教育“功利化”倾向、升学压力和师资力量等诸多因素影响，许多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作为培养人、教育人的重要场所，学校不仅具有知识传授、技能培养的功能，更应承担起对青少年进行系统的中华经典文化教育的重任。充分发挥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的主阵地作用，是有效实施青少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环节。
1.纳入学校的课程体系，保证一定的授课时数
经典国学篇目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规范的课堂教学是实现系统学习国学经典篇目的保障。教师通过对经典国学著作的解读，帮助学生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引导学生在比较中鉴别、在鉴别中吸收的思维习惯和思想方法，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敬畏感，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民族的自豪感。长期以来，大陆对传统文化进课堂没有硬性规定，相当一部分学校对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使得传统文化教育在学校课程体系中一直处于可有可无的边缘位置。2014年教育部下发的《纲要》从战略高度阐释了加强和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明确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应在课程建设和课程标准修订中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在教学环节中渗透相关内容。但从目前情况看，大陆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主要通过语文及其他人文学科课程来体现，没有将其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并对其融入教材的权重也无明确要求和考核标准，使得传统文化教育无法达到应有的效果。
台湾地区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主要是通过国文课来实现的，其《语文课程纲要》中明确将“体认中华文化的精髓”作为语文教育的基本理念。国文课约占在校学习时间的30%，随着年级增长逐步加大文言文比重。与大陆不同的是，台湾地区高中阶段安排有“中华文化基本教材”科目，属于必修科目，并统一使用《中华文化基本教材》，这是台湾地区高中阶段长期使用的一本国学教材。从两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现状看，明确经典国学教育在中小学课程体系中的独立地位和内容比重，尽快将其纳入主修科目，保证一定的授课时数，是有效实施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一环。
2.将传统文化教育内容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
如果说课堂教学是实施传统文化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那么如何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以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是一个值得教育工作者深思的问题。笔者在参访台湾地区几所中学时发现，他们特别注重利用社团活动和主题活动等方式，让学生在活动中体味中华文化之美，体会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从而真正领悟和认同传统文化，践行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已有100多年历史的台湾建国中学有79个学生社团，其中国乐社、民俗记忆社、社会科学班、人文社会自由班等都是与传统文化教育相关的社团，传统文化的元素渗透在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中，从而实现其多元、自主、精致、创新的育人目标。对外合作交流是台中二中开放办学的一大亮点，学校每年都组织学生去国外游学和交流，通过与不同国别、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少年的交流，培养了学生的民族意识和文化情怀，促其成长为具有民族情怀与世界眼光的现代中国人。基隆百福国中以科学、系统的阅读活动为抓手，将国文教学计划融入阅读活动中，带动全校各科教学和师生阅读能力提升，如通过“阅读游台湾”主题阅读，让学生感受台湾多样性文化和人情之美，培育学生的民族意识。屏东县陆兴高中创新传统文化教学模式，采用翻转课堂和小组合作教学模式，将传统文化教育与学生的现实生活和生涯发展结合起来，做到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大陆这方面也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北京芳草地国际学校是一所公办国际学校，国际化是学校的重要特色，他们在国际化办学和交流活动别注重对学生“根”的意识培养，提出了“中国情怀、国际视野的芳草学子”的办学目标，因为他们坚信：只有有了“根”，国际化才“立得住”。广州市增城新康小学是一所民办学校，他们充分利用区域教育资源，通过日常践行、课程融合、活动渗透等方式，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师生、家长、社区的日常生活和活动中，实现了其“幸福教育”的办学理念。
3.利用区域文化教育资源强化传统文化教育效果
传统文化与地域关系密切，结合当地的历史、人文、地域等传统文化教育资源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两岸这方面都有一些很好的做法。以河南省历史教学为例，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中原大地上数千年来涌现出众多影响中国历史的名家大儒，楚国的老子、战国的惠施、秦代的李斯、西汉的贾谊、三国的阮籍、唐代的韩愈，不胜枚举。将这些厚重的地域文化和历史名人选入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增强了学生的地域自豪感，激发了他们热爱家乡、服务家乡的热情。河北承德市避暑山庄小学利用避暑山庄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以避暑山庄文化为背景，开发出富有园林文化、历史文化和诗词文化特点的传统文化校本教材。台湾地区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有益探索。台北金华国民中学在充分利用区域教育资源优势，采用“融入”的方式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方面成效显著。除课堂融入外，还有艺术融入、生活融入、家庭融入等贴近生活的各种实践活动，延伸和拓展了课堂所学的知识，使学生在“融入”过程中实现了自我提升、自我教育的目的。
二、加大教师传统文化教育理念和专业能力培养、培训工作的力度
传统文化教育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教育工作，它对教授者的文化素养和专业素质有较高的要求，教授者的学识和专业水平直接影响传统文化教育的质量和效果。两岸中小学，尤其是中学阶段，普遍存在优质师资匮乏问题，缺少学贯中西、文化底蕴深厚的学者型国学教师。目前大陆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相关课程多由语文教师和其他人文学科教师教授，还有一些自身缺乏传统文化知识积累、经典著作储备不足的非传统文化专业背景的教师承担教学工作，教师水平参差不齐，很难担负起传统文化教育的重任。加强传统文化教师的培养、培训工作，是有效实施传统文化教育的重中之重。
1.建立一支专业的传统文化教师队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堂和课程体系，需要一支高水平的专业教师队伍。在师范院校中开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加大在职传统文化相关学科教师培养和培训工作的力度，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解决传统文化教育优质师资短缺的有效途径。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应把这项工作放到立德树人的战略高度，采取各种激励措施，培养一批教学名师和学科带
头人。
2.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纳入教师培训总体规划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纳入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部级培训计划、义务教育学校校长和农村幼儿园园长研修培训计划等教师培训活动中。通过各级培训，帮助教师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教育教学工作的内在关系，帮助他们全面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和教育
要求。
3.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中加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比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关系到青少年“三观”的养成，应贯穿于学校教育的所有环节中。将其纳入教师资格考试，旨在激励教师学习和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更好地完成立德树人的教育任务。
4.借助社会的优质教育资源，提高教师传统文化教育教学的专业化水平
可采用专兼职结合的办法，聘请高校、社科院所和文化机构中的国学专家为客座教授，定期给教师授课。
还可结合成功案例，组织教师参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工作成效突出的学校，学习和借鉴他们的经验和
做法。
三、高品质教材是保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施的根本
教材是课程最重要的载体，构建科学的传统文化教材体系是保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施的关键。需要强调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以知识传授为主要目标的教材，它承载着受教育者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多重功能。如何将中华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最优秀的部分甄选出来，如何针对青少年的认知水平设计出相应的教材内容和呈现方式，这对教材编写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目前，大陆除地方教育部门和出版机构组织编写的传统文化教材外，没有统一规划教材，还有许多学校自编校本教材，但教材水平不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庞杂，教材编写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编写时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问题。
1.确定符合《纲要》要求的教学目标和教育内容
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的第一要素，贯穿于教学活动始终。《纲要》明确指出，新时期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要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核心，以家国情怀教育、社会关爱教育和人格修养教育为重点，着力完善青少年学生的道德品质，培育理想人格，提升政治素养。编写者在确定传统文化教材教学目标和教育内容时应紧扣《纲要》要求，在知识学习和情感培养方面遵循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针对不同学段孩子的认知水平，深入研究，反复论证，以确定每一册、每一单元的教学目标和教育内容。以北师大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例，该教材在编写时紧扣《纲要》中对初高中学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内容和具体要求，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设置教学目标和教材内容，在单元主题及导语、选篇设问、栏目设计等方面均体现了《纲要》要求，兼顾了学生接受和实际教学的渐进性特点，体现了“盈科而后进”的学习
规律。
2.确定符合当代青少年价值观养成的编写架构和编写体例
传统的国学教材和读本大多是对历代国学名篇的解读，缺乏对青少年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解读和引导，尤其缺乏对传统文化中不符合时代价值理念内容的摒弃。遴选和提炼适用于教育教学的核心内容，是教材架构的重点和难点。目前，同类教材一般都采用史论的思路，这种架构较为系统、清晰，便于传授。但从另一方面讲，青少年不仅要学习传统文化知识，更要成为传统文化的体验者和践行者，所以加强教材的互动和实践环节非常必要。比如，以单元主题下组合选文的方式，通过“导语”“提示”“思考”“链接”“诵读”等引导性、互动性、扩展性板块设计，既保证了教材体系的完整性，又体现出文化形态的直观性和感染力。
3.确定符合传统文化特征的选篇
原则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庞杂，卷帙浩繁，许多古代的文化形态已不能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加以摒弃或改造。甄选出既符合《纲要》要求，又能体现传统文化特征且难度适宜的经典篇目，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选篇工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材内容质量的高下，体现出编写者的专业水平。当下，一些自编国学教材中存在原搬古文、不加取舍的现象，非常不利于青少年价值观的养成。在文化多元时代，编写者应站在更为宽广的文化背景下，将符合当代青少年价值观养成要求和认知特点的经典文章遴选出来，这样才能触及现代教育的育人本质。
4.确定由不同学术背景组成的编写团队
专业化的编写团队是保证高品质教材的首要条件。中华传统文化形态多样，构成复杂，彼此关联，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内展现出优秀传统文化的脉络和精华，甄选出哪些是要“学”的内容，这就要求编写者既要深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义，发掘出符合当代价值要求的“优秀”部分，又要了解和把握当代文化价值理念，这对编写者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笔者策划并参编的北师大版面向全国职业院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本》，编写团队囊括古典文学、文献学、训诂学、民俗学、文化学和出版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他们以不同学科的视角论证了教材的内容和呈现方式，确保了教材的科学性和专业性。
加强青少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基础，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也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和参与的系统工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探索适合青少年道德养成和认知规律的教育方式和实施途径，是海峡两岸教育工作者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重要工作。
参考文献：
[1]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2-25.
[2]石中英.关于中小学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几点思考[J].中国教师，2015（1）.
我国的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历史的长河孕育出56个民族，并且56个民族各具特色。而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艺术瑰宝。传统文化是华夏民族生活背景、生活信仰、生活习俗的产物，对于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随着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中国传统文化现已被广泛运用于我国现代的平面设计教学中，这不仅仅丰富了我国平面设计教学的题材，更是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有效手段，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平面设计教学有效结合在一起，对我国文化艺术产业的发展十分具有参考价值。
我国现阶段平面设计教学的现状
1.中国传统文化在平面设计教学中体现不够充分
深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制约，部分教师对于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平面设计教学当中还停留在表面、概念的阶段，仅仅把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图案应用于平面设计当中等同于把中国传统文化融入于平面设计教学中，对学生的创造性具有一定的误导性，长此以往所创造出的设计既缺乏传统文化又缺乏现代设计。因此，如何在平面设计教学中体现出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才是眼下值得我们去思考，并且亟待解决的问题。想要在平面设计教学中体现我国传统文化，首先要求教师正确认识、充分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文化的延伸以及再创造，有意识、有目的的开展教学活动，在培养学生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乏自身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
2.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有些欠缺
在我国的平面设计教学中，部分教师过分重视设计技巧的传授而忽视了对学生设计思路的关注，而设计的思路才是创造出一个优秀作品的必要前提。在教学过程当中，教师普遍是通过给出主题，让学生在规定时间内根据自己的思路绘制出草图或者作品的方式判断学生的设计水平或者设计成绩。学生的作品一旦无法取得老师的青睐，则会被要求在短时间内重新进行设计。然而，让学生在短时间内对作品进行二次设计本就不易，在二次设计的同时再要求学生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更是难上加难，其设计质量可想而知。想要让学生真正做到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平面设计相结合，就要对学生了解大量相关的传统文化作品提供平台与机会。只有先了解作品的设计思路，才能形成属于自己的、独具自我特色的新思路，利用自己的设计技巧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进去，从而达到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平面设计合二为一的目的。但是就目前情况而言，部分教师往往急于求成，重数量不重质量；面对优秀作品时，没有给予学生相应的讲解和分析，最终导致学生在欣赏、借鉴方面，以及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方面都有所欠缺。
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平面设计教学的建议
1.正确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在平面设计中的作用
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现代平面设计教学的任务之一，我国的平面设计与中国传统文化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平面设计是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中国传统文化是帮助平面设计发展再创造的重要题材。平面设计教学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进行符合当代大众审美需求的二次创作的过程。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平面设计不仅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反应了时代的特征以及当下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平面设计教学也是一个促进两者之间共同发展的过程，他们彼此吸收对方的精华之处。对平面设计教学而言，平面设计教学通过借鉴中国的传统文化符号以及特征丰富自身的内涵、拓宽自己的发展领域；对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它借助在平面设计教学中的表现得以代代相传。因此，在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平面设计教学的工作当中，我们应该对学生进行积极引导，督促学生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与平面设计两者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自己的技巧和巧思进行二次创作，利用国际化和现代化的语言对传统文化进行重新的诠释。在平面设计当中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可以帮助中国传统文化变得更加国际化，也能够帮助我国平面设计教学提供崭新的机遇。
2.不断完善、创新教学方法
从市场的实际需求而言，我国平面设计教学需要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同时，也要注重创新意识、创新精神的体现。因此，在平面设计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积极完善、创新教学方法，注重将传统教学模式的转换，以平面设计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来替代单一地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图案直接应用于平面设计当中。这要求教师在展开教学活动的时候，要主要课堂教学与课外教学的合理安排，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在平面设计教学中，教师不应该局限于课堂中，应该引导学生走出课堂，走向世界，善于发现在我们生活的周遭的设计中是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运用于平面设计当中的。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不仅能够对两者的结合有了更加直观的感悟，还能够开阔学生的视野，帮助他们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习的自主能动性。
3.提高教师的文化素养
在平面设计教学中，教师作为辅的角色，对学生的设计思维以及设计理念起了引导性的作用。因此，只有教师本身充分了解并深刻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够真正做到把传统文化贯彻进整个教学过程当中。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首先必须要注重自我能力的提升，通过多阅读一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来丰富自己、完善自己，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开拓自己的视野，只有这样，在对学生进行指导的时候才能够更好地将中国传统融入于平面设计教学当中。
4.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
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基于对传统文化充分理解的基础之上，传统文化图案只是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不能够完全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其表现方式也完全异于现代平面设计的图案。传统文化图片在结构上表现出工整和对称的特点，其形状上也具有一定的装饰性。不仅如此，传统文化图案往往包含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期盼与祝福，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中国传统的文化图案在岁月的变迁当中也不断丰富了自身的内涵。中华民族传统、婉约的性格特征也表现在了传统文化的图案当中，我国传统文化图案往往注重其寓意的“意会”而非“言传”，通过“三分形象，七分想象”的方式表达出作品想要传达的情感。因此，我平面设计教学的过程中，只有加深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才能够帮助他们去体会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神秘莫测，在多角度分析与思考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锻炼学生的创新能力。
5.增加团队的合作能力
设计师的创造性思维是进行设计活动的基本前提，由于每个设计师都是不同的个性，他们在性格、见解上的差异致使他们形成了不同的个人风格，而学生的个人风格的培养则是在平面设计教学中不可忽视的关键。但是，我国现阶段设计工作中学生们往往都是以个人为单位，缺乏与其他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交流[4]。因此，通过团队合作的方式实现平面设计的工作是当代设计行业的必然趋势，学生们通过团队合作互相弥补自身不不足，发扬各自的长处，在保持集体一致性的同时挖掘个人潜在的创造性与能力。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交际能力，还能够提高设计作品的整体质量，通过对于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平面设计见解的交流与交换，实现共同进步。
结束语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