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区域金融中介；区域经济增长；增长要素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中国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收录日期：2016年12月21日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各方面的事业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作为我国各方面建设的重要支撑行业，金融业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我国金融业改革的目的就是为我国金融业创造更加宽松且有力的环境，进一步更好地发挥金融行业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而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把握好我国金融业的改革方向与内容。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成为了本文要探究的首要问题，以现有理论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而以实例加以佐证，以期为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阐述提供一定的帮助。
一、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国内外有许多关于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间关系的论文，本文首先要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希望对区域金融中介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更加全面的阐释。
（一）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从金融中介为出发点研究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在本文中涉及的区域金融中介主要是指广义范围上的金融中介，不仅包括各种金融机构，例如各类银行、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即溶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公司、即溶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货币经纪公司等，还包括金融市场和金融机制。
区域经济增长这一概念主要是指在一定地理范畴内，物质资本总量的增长额，一般而言是一个数量概念。区域经济是指在一个较长跨度的时间上（通常是指一年），一个特定区域的人均产出水平的持续增加。区域经济增长率表明了特定区域内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一个比率概念，是衡量该地区经济实力的重要依据。
（二）^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区域金融中介和区域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派，该理论在理论界存在已久，并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对于上述二者之间的关系，理论界主要存在三种看法，主流观点认为区域金融中介的发展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这在国内外实践过程中已被多次证明，我国区域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空间依赖性，金融中介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其他两种看法分别是，区域金融中介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中性关系、区域金融中介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的贡献作用。
综上所述，上述研究成果为下一步具体分析我国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二、我国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我国地区间经济差异显著，而地区间金融中介机构发展程度不同是构成其差异的重要原因。因此，对于细化不同区域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根据徐婷在《中国区域金融中介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一文中，基于对相关数据的研究后，笔者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我国东、中、西部长期以来存在着不争的区域经济差异，在当今金融经济体制改革下，若忽视既存的区域经济水平差异，将会使得金融经济改革与初始目标偏离。我国东部地区金融中介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单向长期的直接因果关系，并且存在着明显的短期双向的互相作用；在中部地区金融中介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单向的长期直接因果关系，短期不存在明显的相互作用关系，但是存在明显的短期金融中介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而在西部地区金融中介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增长不存在长期的直接的因果关系。虽然区域金融中介对于区域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单向存进关系，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出显著的地域性差异。
三、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与要素分析
（一）区域经济增长内涵与机理。我国区域金融机构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过程与机理可以通过如下路径：
1、直接作用机理。区域金融机构发展会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直接作用。
2、间接作用机理。第一，区域经济机构发展、区域经济效率、区域经济增长。伴随着我国区域金融业的不断迅猛发展，金融环境和金融机制的不断健全，金融市场规模不断壮大，各种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基于投入产出的相关理论，我们可以得知资本投入可以产生更高的产出，从而提升区域经济效率，进而间接影响区域经济状况。在此种情形下，区域经济增长是区域经济机构和区域经济效率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二，区域经济机构发展、技术进步、能源消耗、区域经济增长。自我国改革开放后，我国金融业逐步健全、运转顺畅，区域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这种情况下需要更高水平的技术支持，在技术水平可以给予保证的情况下，则需要投入更多的经费用于教育科研行业，由人力资本效率的提升推动技术的不断进步，从而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降低区域能源的消耗，通过上述一系列环节最终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二）区域经济增长要素分析。关于区域经济增长要素的分析中，本文参考Beck的相关理论，在此主要介绍以下三个方面的要素：
1、法律法规。要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必要的法律法规是不可或缺的。在健全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可以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保证投资的有效性。法律法规的逐步健全可以使投资者对于金融环境不至于怀疑，从而加大投资金额。有研究表明在法律法规健全的金融环境下，人们往往愿意进行长期投资，这对于区域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2、政治环境。政治环境对于区域经济增长也十分关键，区域经济的增长受到当地政府腐败程度的影响巨大。区域金融中介的发展可以使资金流动顺畅，加速外部企业的进入，这就使得金融既得利益集团面临竞争，从而降低利益集团对区域金融中介发展的抗拒。该项要素完备可以促进区域金融中介发展，进而保证区域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
3、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是指没有具体条文和强制执行力的规范，一般是由人们在交易过程中约定俗成的，属于非正式的制度约束。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下可以引导人民规范交易，减少冲突，可以减少区域经济不必要的损失。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一）结论。通过对相关理论和我国区域经济的实证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我国东、中、西部各地区的区域经济增长与对应区域金融中介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根据第二部分的分析，根据东、中、西部的差异，可以说明我国上升为地区的区域金融中介与区域经济增长极不平衡。
（二）对策建议
1、对于如何促进经济发展，不应当只是追求数量上的盲目扩张，而是应该追求经济上的效率c质量。深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应当依靠区域金融中介实施“融入较低资本成本、投入较高经济收益、资产流动速度快、机构办事效率高”的运作过程。
2、加快推进区域金融中介市场化进程，提升金融业市场化水平。我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只有真正地实现市场经济才可以更好地实现金融业的资源配置，投高投资水平，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3、加大要素投入力度。收入的增长取决于依赖要素的不可替代性、拥有数量的多少以及获得速度的快慢。在其他条件难以迅速改变的情况下，加大投入力度无疑可以使经济快速增长，同时还要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解决多年的遗留问题，由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转变。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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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金融；区域经济；门限模型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10－0033－03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一、中国区域经济的收敛性
本文的研究基础是Solow的经济收敛假设，对此假设进行的实证研究对于本文而言比较重要，有必要对针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省际趋同或差异性的计量研究进行回顾①。针对我国的区域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总体收敛、省际间或区域间的收敛和不同时段收敛三个方面。Li（1998）研究证实中国经济在1978年－1995年总体上出现了收敛现象，估计条件收敛的速度为每年4.75％，在1990年后各省间的差距有所扩大。Chen和Fend（2000）对1978年－1989年中国29个省的数据进行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区域经济在此期间出现收敛。李永友、丛树海（2005）通过利用1994年－2002年中国各省的经济增长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发现这一时段的人均产出的增长水平表现为一种收敛的趋势。张焕明（2005）研究发现由于后发能力因素，如学习能力、对新技术的理解力以及技术的扩散效应，地区间的经济受Verdoom-Kalder效应和后发优势效应的共同影响，1982年－2002年间东、中、西部地区内部各省份经济增长的趋同性较为明显，全国各省份经济增长也存在趋同的可能性。汪锋等（2006）研究指出人力资本和制度变量的扩展的索洛模型很好地描述了中国各省的经济增长，在控制了各省人力资本、企业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差异后，发现中国经济表现出索洛模型预测的条件收敛现象。
但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收敛相悖的观点也大量存在着，并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例如，Yao（2002）使用Hsueh-Li（1999）的数据，进行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发现中国各省的人均GDP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在扩大，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其他学者的支持（王志刚，2004；王铮、葛昭攀，2002；杨俊，2005）。
事实上，分歧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不同学者的研究思想和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统计指标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经济收敛的要求过于严格所致。近年来，有些学者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它与绝对收敛和条件收敛不同，其不同于绝对收敛中只有一个均衡水平，也与条件收敛中每个经济体可以有不同的收敛路径，在控制一些关键变量之后仍然收敛于同一个均衡状态不同。
程建、连玉君（2005）通过对1952年－2003年各省的人均GDP数据，运用协整检验分析对各地区的经济增长收敛性进行检验，发现中西部地区具有收敛性特征而东部地区不存在收敛，三大地区间也不存在收敛。蔡、都阳（2000）利用泰勒指数的分解技术，通过把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地区差异分解为东中西部份各地区的各自内部差异和之间的差异，发现在我国不同区域内部呈现出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现象；但在不同区域之间这种收敛却没有出现，刘明兴等（2000）的研究也得到了一致的结论。陈安平和李国平（2004）通过对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内和地区间人均产出序列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和西部地区内的经济增长具有收敛性，三大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却不存在收敛趋势，中部各省的经济增长在长期受三个共同冲击的影响，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在长期受两个共同冲击的影响。由此可以发现，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存在着可能的俱乐部收敛，这是一个能得到大多学者广泛支持的结论。本文通过门限模型实证分析，检验地区金融发展速度对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的作用是否具有门限效应，考察地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二、样本数据
采用数据的时间跨度是1990年到2006年，空间跨度包括全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具体的指标变量包括经济产出、价格指数、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人口统计数、地区所有金融机构的存款和贷款。所用的数据均来自全国以及部分地区的统计年鉴和中经网（db.cei.省略/）。
通过对数据进行初步的处理，获得各地区经济实际增长速度gy、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速度gi、消费实际增长速度gc、和刻画地区金融发展的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的实际增长速度gf，以及人口增长速度gp，刻画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的地区人均实际贷款额TR。这里，我们就只从金融发展的广度方面来判断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即用地区人均实际贷款额作为门限变量。
三、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在这里，我们采用门限模型①对中国地区金融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具体的门限模型为：
首先，判断模型是否存在门限效应，存在几个门限，从F检验结果（见表1），发现模型有两个门限。
因此，构建如下多重门限模型：
模型中加入自变量平方项，目的是为了克服由于解释变量不足导致的虚假回归，另外去掉了估计不显著的人口的增长速度。
其次，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全样本的数值分位数统计（见表2），我们可以发现数据的一些特点，样本中的经济实际增长速度大部分都是正的，中位数是9.714％，大于7％的个数占到总样本数的75％；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增长速度的振幅明显大于消费，大约是消费的两倍多；所有的变量都存在着负增长的情况，这是由于物价因素导致的，从1991年到1994年中国经历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了扣除物价因素影响后的实际增长速度为负，这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样本中金融发展速度为负是由于中央银行为克服通胀而实行较强的信贷紧缩政策，导致区域金融资产实际增长额大规模下降的结果。
然后，通过程序计算估计出方程的两个门限值大小，分别是γ1=3380，γ2=3937。并且通过门限值对应的似然比值来检验门限值的显著性。
根据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与门限值大小关系，我们把样本分为，较高金融发展水平（TR>3937）、中等水平（3380
在已知门限值大小的情况下，估计模型的其他参数（见表3）。从参数的估计结果，我们发现：解释变量投资和消费对于区域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都具有正向作用，并且投资略小于消费，这说明了在刺激地区实际增长速度时，地区政府依靠投资的增长速度效果不如消费；解释变量金融发展速度的估计系数，在三个门限中分别是-0.267，4.72和0.094，这表明地区属于区制Ⅱ时，金融发展速度对经济的增长速度作用最大，此时有利于相对贫穷地区追赶富裕地区，因为对于同样的金融发展变化，门限效应的存在导致相对贫穷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将比发达地区快很多，当地区属于区制Ⅰ时，金融发展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负的相关关系，这表明这些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过低，金融发展受到宏观政策的影响如紧缩而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因此金融发展在统计上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的情况；另外，地区无论处于哪个区制，金融发展速度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都要比消费和投资的影响要大得多。
最后，我们在已知区制的情况下，给出从1992年到2006年，我国各地区每年属于每个区制的数目比例（见表4）。
从表4，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起初两极分化严重，大部分地区属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制Ⅰ，此后，有一部分地区逐渐地步入区制Ⅱ，在1996年以后，进入区制Ⅱ的地区迅速增加，在2001年以后，属于区制Ⅱ的地区，迅速地进入到了区制Ⅲ中，在2006年，区制Ⅰ、Ⅱ、Ⅲ分别包含地区的数目比是36361，这说明1990年到2006年间，我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速度较快，金融发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与我国各地区的现实相符合。
四、简短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的实证分析，我们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投资和消费对于区域经济的实际增长都具有正向作用，投资作用略小于消费，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消费和投资要大得多。
2.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较低、中等和较高三个区制，地区金融发展对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作用具有显著的门限效应，在达到经济稳态的过程中，地区金融发展速度是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最重要因素，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通过影响金融发展速度对经济增长速度作用的大小，决定着经济增长速度，即地区金融发展速度对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受到该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高低的影响，理论上存在着门限效应。
3.属于区制Ⅱ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大，此时有利于相对贫穷地区追赶富裕地区，属于区制Ⅰ的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出现负的相关关系，即在区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金融发展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
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及中国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与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之间有意义的特征，我们建议：
1.中国目前仍然存在着大量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省市地区，这些地区在寻求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的时候，应该避免依靠不可持续的投资的高速增加，和期望于增长稳定的消费的作用，而应该着重考虑依靠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利用它的增长对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尤其是它的水平值在达到一定门限值以后所具有的巨大倍数效应，从而走上经济高速增长的路径，追赶上富裕的地区。
2.国家在制定促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政策时，可用考虑通过帮助促进这些落后地区的金融水平的发展，来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例如可以借鉴日本在冲绳建立振兴开发金融公库，意大利为开发南方落后地区建立南方金融租赁公司，在落后地区设置专门的区域性政策金融机构来促进这些地区的金融和经济水平发展。还可以借鉴美国的差别准备金政策，对落后地区实行差别金融控制政策，以及实行倾斜性信贷政策，鼓励私人资本流向落后地区，促进这些地区的金融和经济发展水平，使这些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达到第一个门限值以上，进而通过区域金融发展来拉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
参考文献：
[1]Hansen,B.E.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 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93),1999,pp.345-386.
关键词：区域金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overall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rapid, economic strength increas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level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gap is significant, obvious regio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difference. How to more effectively play a role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promote the regional economic coordination, is the problem to be solved at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and financial sector. Based on regional economic level, discusses the action mechanism of regional financial and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clear about the powered by regio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Key words: regional finance; Regional economic;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 F20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一、金融发展与区域金融的含义
金融发展含义随着人们对金融发展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而不断改变。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罗纳德·I·麦金农和爱德华·S·肖都提出了见解。在他们看来，经济要发展，金融就不能处在抑制状态。实际上金融结构、金融市场都是金融发展的构成要素，共同推动了金融发展。由此而言，金融发展就要同时兼顾金融总量的增长和金融结构的优化，以及金融效率的提高。
金融发展应该包含三方面的内容：首先，金融发展包括数量上的增长与质量上的提高。其次，金融发展应该包括技术方面的创新，只有技术不断创新才能满足金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要求。最后，宏观调控部门要通过政策措施使得金融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模式相协调，将金融发展更好的渗透到经济增长之中。金融发展是作为总体经济的一部分，应当是包括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市场的多发面发展，同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修正、不断改进。金融发展的实质是源于整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进行的，并能够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促进经济增长。
区域金融是指金融结构、金融总量及金融政策和制度等在不同区域的分布状态和运行。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及区域金融资源供给与需求不均衡，导致金融运行的非均衡发展，使区域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格局成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国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客观现象。
区域金融发展包括区域金融的增长，区域金融结构的变动和区域金融市场的改善，它是金融发展在空间范围内的延伸，其本质属性与金融发展相同。区域金融发展主要突出金融发展在一定范围的区域内的作用情况，分析出影响区域金融结构的主要因素，并研究这些因素的发展变化情况和相互间的关系，分析哪些因素可以影响区域金融结构，研究这些因素的发展变化情况和相互间的关系，和它们作用于区域金融发展的运行机理。另外区域金融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各区域的金融发展状况不同，具体的金融结构、金融市场的完善需要不同的发展时间，这种在发展阶段与发展状态的差异会影响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速度。在现代经济中将金融发展因素融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分析中，并将区域与金融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研究，从而分析金融在不同区域产生、变化、完善的过程，实现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的发展模式。
二、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相对于金融发展理论而言，区域金融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在一定地域上的表现，或者是针对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二者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然而区域金融理论本身并不只是将区域与金融两个概念简单的叠加，更进一步，还是将区域与金融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观察，分析其一定区域范围内，金融的产生、发展、运动等规律。结合区域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的运动规律，在金融发展理论一般性规则的指导下，形成了区域金融的作用机制与运动方式。
从事物发展变化的角度看，联系是普遍存在的。以特定的区域为出发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关系的表现形式因为区域的整体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状态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力度。对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的分析，可以从二者直接影响作用经济因素进行分析。
区域金融支持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首先，区域金融发展会促进区域资本的投入。区域资本的投入量的不断增多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资本的规模化集聚，为区域内的企业带来规模报酬，形成区域内的经济增长的集聚效应。其次，区域金融发展可以不断促进区域资本质量的不断提升。区域资本质量的提升表现为先进生产技术的不断出现和生产效率的不断提升，为区域经济增长注入内在的发展动力。区域资本的规模与质量直接影响区域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
一方面，区域金融发展可以增加金融机构货币存量，扩大储蓄规模。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是金融机制和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非生产性的货币资金可以更有效地转移到生产性用途中，同时金融发展低了获取信息的成本和交易费用，储蓄率提高，资本积累的速度加快。
另一方面，区域金融发展也会影响资本产出效率。金融发展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一些新兴产业和创新支柱产业可以获取足够的资金进行技术革新以及创新研发，企业通过科技进步，提高自身要素生产率，获得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利润回报。资金流向投资风险低、盈利水平高的产业和地区，提高了投资的效率，促进了资本产出效率的提高，提升了区域资本的规模与质量。
2.2区域经济增长促进区域金融发展的效应分析
区域金融理论之所以产生和发展，其经济基础是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客观存在。这种差异的出现的根源就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差距。
首先，区域经济发展运行的整体状态影响了区域金融运行效率。
在自由货币市场条件下，基本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了金融市场上货币供求平衡。主要表现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整体经济规模扩大与否，会引起金融市场中资源供给与需求规模的相应变化，并同时影响到金融产业的发展。理论分析认为，经济效率决定金融效率，区域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一方面带来国民经济稳定增长；另一方面，也会有利于提升金融市场中交易双方的交易预期，促进投资者和融资者交易的发生，进而提高金融效率。同时，在某个特定的区域内，其经济结构的改变也会影响区域金融效率。经济结构的变化通过引导金融资源需求结构调整，来改进融资结构，影响金融效率。
其次，区域经济的发展差异和创新环境也会影响到区域金融发展。
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区域经济体之间由于资源禀赋差异和发展模式的不同，资源流动趋向于回报率高的行业和地区。由于区域市场化进程差异的存在，金融资源，这一特殊的货币信用资源，在供求空间上的出现了非均衡分布，过度的区域经济差异，必然降低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另一方面，金融创新环境作为整体经济环境的一部分，也会直接影响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世界经济和经济发达国家范围内开始了大规模的金融制度创新及产品创新，金融资源的规模不断扩大、需求多样化和效率加速提升。区域金融创新环境作为区域创新环境体系中的一部分，必然影响到区域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关系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中会有不同的表现，中国经历了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水平不断稳步增强，社会经济体制不断完善，要探讨现阶段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关系，就要结合当前的经济发展数据进行分析，合理的衡量区域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水平，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 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不同地区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基础设施和经济条件等多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客观性和必然性。但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会带来政治、经济、社会等一系列的发展问题，因此，寻找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解决路径就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区域金融的发展作为经济增长的有效动力，可以作为改善经济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鼓励区域政府间合作对话，建立政府对信贷投入的激励机制，有效调动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改善经济协调发展的积极性。
政府部门作为社会经济管理者和引路人，应当充分以“十二五”发展期为机遇，统筹区域发展，建立和健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同时，各级政府应当加强对金融发展的引导和督促工作，制订相应的考核办法，对金融行业的发展要依据存贷比、贷款增量、服务水平等指标进行综合考核。积极构建项目平台，考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的信贷支持贡献度，配以合理的财政资金支持，通过一系列的考核评定办法可以有效地调动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积极性。由政府部门对区域间经济合作进行政策引导，鼓励金融行业进行区域融资合作，形成区域间双赢合作的局面，建设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
二、建立健全区域性金融组织体系。通过建立和完善区域金融组织，发挥金融业作为资金融通中介的主体功能，满足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
有目的性的成立区域性银行及金融机构，由中国人民银行、地方政府及商业银行之间进行协商，联合成立一些区域性金融研究部门和区域性开发银行，适时的针对经济水平较低的区域，进行政策性研究，确定产业项目，培育经济增长点，通过独立的银行进行资金支持。例如，针对“江苏沿海发展规划”、“中部振兴发展规划”等发展战略的需要，可以成立专门针对其地区开发的开发银行。有节奏的调整金融机构的区域布局，针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合理规划金融布局，建立健全不同区域的银行机构、保险机构、和证券市场，通过完善地区金融布局，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三、通过区域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的分工与合作。
区域之间应当加强组织规划和协调，建立促进区域金融合作的长效机制。区域分工是由于不同区域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和不完全流动而引起的产业活动在空间上的差异。金融业通过信贷活动、资本市场及引进外资等手段，有针对性的促进区域优势产业的发展，促进不同区域形成不同的主导产业部门，进而形成不同的区域分工。合理的区域分工是有效的区域合作的基础，通过区域的分工，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的协作，区域经济的协作要以统一的、开放的金融体系作为基本前提。沿海地区与内陆部分省市之间可以大力探索区域经济合作项目，鼓励不同省份之间通过建立金融合作平台，合理配置资金，投放到相应的经济合作项目，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目前，泛长三角地区经济合作已经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2010年，安徽省已经制定并实施了以皖江城市带为基础的城市经济发展规划，通过政府和金融政策的支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装备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构建区域经济合作项目，承接上海和江苏的产业转移，提升经济竞争力。科学的区域性金融投向能够缩小区域间的差距，大量的资金通过资本市场流入目标区域内，资本市场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将使区域性主导产业带动并促进区域经济的协作。落后地区可以在区域性金融政策的直接支持下，配合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对口支援建设，区域间的差距将会形成缩小的趋向。
四、推动金融业务创新，加强对区域内主导产业的资金支持力度，合理引导资金流向高新科技产业，推动企业科技创新。
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应当积极开展业务创新，以客户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针对企业的发展需要研发新产品，银行机构应当积极参与市场调查，深入企业内部，针对企业的经营状况、研发优势、市场运行，适时的给予资金支持，进而形成银行与企业的双赢的发展模式。针对区域内或目标产业的发展状况，有倾向的向现代高新科技产业注入资金，使得企业在产品的研发，和自身生产技术的提升上获得支持，培育和打造区域品牌，有利于区域内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必要的资金支持可以使得区域内的部分产业快速的获取生产技术，形成产业规模，获得巨大的规模报酬。
五、开拓金融行业的经营范围，鼓励区域金融机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为区域内中小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援助，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中小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无论企业数量，吸收就业劳动力数量，还是创造生产价值方面，都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经济发展强省一般都具有相当规模的中小企业数量，2009年浙江省120多万家中小企业中，仅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就实现利润总额2041亿元，吸纳就业劳动力774.2万人；截止至2010年，江苏省现有中小企业110万家，占全省企业数量的99%以上，实现全省60%的GDP份额和70%的出口创汇，并吸纳全省80%的劳动就业；同是全国经济强省的广东省，2009年全省中小企业中达到81.34万家，实现增加值16707.9亿元，占其全省生产总值的42.75%。同样作为华中地区的内陆省份，河南省2009年中小企业数量为37.8万家，实现年销售收入29701.8亿元，同时解决了989.1万人的就业问题。可见无论是沿海发达地区，还是内陆省份，中小企业的发展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部分经济薄弱省份在中小企业的发展道路上与经济发达省市间还存在一定差距，因此，通过发展中小企业带动经济增长也是提高自身经济实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然而，中小企业的发展本身面临着诸多问题，生产成本的上升、融资成本的不断提高、融资渠道单一、企业资金链紧张，难以开展企业生产技术革新，企业生存发展面临瓶颈期。作为资金融通中介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担保公司等，可以有针对性的为中小企业进行融资服务，为中小企业提供便捷的资金支持。中小企业只有适时的获得生产资金，才能进行正常生产运作，进而进行企业科技创新，并加大投入进行技术改造升级。只有占绝对数量优势的广大中小企业迸发活力，才能更好的完成地区产业优化升级，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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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胥嘉国.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距以及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6.28(6).
[关键词]人口流动 人力资本 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地区之间人口流动性日益增强,大批外来务工人员被城市部门所雇用,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政府限制人口流动政策的适当放宽,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流动规模迅速扩大。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劳动力由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的迁移会加快人均产出收敛的速度。但是伴随着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扩大,我国的地区经济差距却并没有因之而缩小,反而出现了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与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并存的现象。本文谨从我国异质性人口流动现状出发来分析人口迁移对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我国人口迁移的基本特征
流动方向为向东部地区集中。从省际人口的地区流动来看,1990-1995年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占全国各省区人口流动总量的65.09%,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的总合,而1995-2000年人口向东部地区流动的趋势进一步加强,期间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占总量的76.24%,较1990- 1995年增加了10多个百分点。
迁移人口年龄结构偏轻。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我国的流动人口中,迁移年龄高度集中在青年人口:其中迁出率最高的是20-24岁之间的人口,迁出率达到了10.21%,其次是25-29岁的人口,迁出率为6.71%,15-19岁的人口迁出率为5.98%,位列第三,呈现出年轻人口省际外迁的空间格局。
迁移人口教育程度普遍较高。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从受教育程度来看,我国迁移劳动力所受的平均教育年限为10.1年,其中67.6%的迁移劳动力所受教育程度是初中、高中和中专等中等教育水平的学校教育,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占迁移劳动力总量的15.5%,后者的比例明显高于全社会劳动年龄人口中所受高等教育的平均4.8%,甚至高于城镇的9.9%。
二、我国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选择性是人口流动的基本属性之一,在我国表现为年轻人、技能人口的流动性更强,这种选择性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作用可能截然不同。
对迁入地区而言,人口的流入增加了迁入地区劳动力总量,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极大的推动了迁入地区的经济增长,且高质量的劳动力流入和集中,会使流入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得到整体的提高。但大量劳动力的涌入,增加了当地的就业竞争,造成了失业率的上升,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且迁入地人口密度的增加,也对当地的公共基础设施、环境带来较大压力,也可能因社会、医疗保障等体系的不完善,产生各种社会问题。
对迁出地区的经济增长而言,人口流动的作用则是双向的。一方面人口迁出降低了人口密度,缓解了人口对本地资源、环境的压力;且人口从资本劳动力比率低的部门流出,流向资本劳动力比率高的部门,这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最终会使地区间的资本劳动力比率趋于一致,减少了就业竞争,提高本地的工资水平,与此同时,从内陆到沿海的技术性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家乡汇款,从而促进了内陆地区的收入增加。另一方面,当人口流动具有选择性时,对于技术性的劳动力而言,跨省跨地区的流动相对比较容易,他们趋向于在沿海地区找到报酬较高的工作,这种技术人才的流出会抑制家乡生产力的提高,迁出地因为遭受了人力资本的损失而经济增长放缓,从而可能拉大地区差距。如果将迁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考虑在内的话,劳动力的迁移对地区增长的差距可能会带来更为深刻的影响。
三、促进区域平衡发展的人口迁移政策
中国的经济属于典型的转型经济,人口流动的结构与规模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现阶段人口区际流动对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扩大具有一定强化作用,需要从多方面对此进行调整和引导,而不能靠政策进行人为限制,才能促进我国经济的科学可持续发展。
进一步放宽对人口区际流动的限制。当前中国劳动力、资本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中,是地区集聚力的作用,这种集聚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不会逆转,面对这种情况,并不是要限制人口流入,而是应该进一步放宽人口迁移的政策限制,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速东部地区的生产活动向的扩散,满足各地对劳动力的需求,平衡地区之间的工资水平,随着东部分散力的提高,使人口流动自然调节到均衡水平,实现从控制流动到公平流动的转变。
【关键词】中原城市 金融产业集聚 区域经济增长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市场改革以及政府主导的区域竞争可有效的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所以近年来关于区域规划的发展日趋增多。在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成本越来越高的背景下，资本、技术和管理对于区域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可有效的提升区域资源的整合与利用。金融业的发展一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
一、经济发展与金融之间的关系
国家整体经济的提高离不开金融业的发展，早在二战以后就有学者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印证，确定了金融的发展能够推升经济增长的结论。并自此以后也经过了很多的验证，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决定了其金融业的发展。而对于区域星际来说，金融资本的适度形成有着既定的前提，其机制与规模，对于整个金融产业国民经济来说都这可持续行的决定性的影响。金融作为经济优化配置的主要部分，对于实现中原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金融产业对于中原经济的发展的作用
对于中原经济的发展金融产业具有以下机构方面的作用：首先可以促进区域资本形成和总量的增加。对于我国各区域来说虽然发展有着明显的差异，很多还处于城乡化和工业化中，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技术手段都需要有巨额的资金作为支撑。区域经济的发展关键点在于储蓄动员能力逐渐向投资转化的能力，同时也需要金融体系提供资金来满足资本的需要。区域金融可以通过资本的集中，在满足社会生产过程的投资和融资需要下，促进区域内外的资本积累，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本来源。而在区域金融发展中，资金的来源主要受到区域内储蓄情况，以及储蓄转化情况的影响，同时其又取决于金融市场是否完善，产品是否多样是否具有竞争性[2]。
通过提升整体区域的经济结构和资源的配置，可以有效发挥金融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根据目前社会发展结构，其金融的发展为区域产业结构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也为产业结构优化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金融市场通过股票、债券等金融市场向企业产权的并购和重组进行了资源整合，企业的资金有了流动性，拓展了企业发展空间。
有效的促进了城镇化健康发展，城镇作为国家组成的一部分，其具有实现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发展方式转变上存在巨大的金融需求，地方政府在推进城镇化发展的中，对于城镇化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现代化规模化农业种植繁荣以及流动人口市民转化中都需要有大量的资金作为支持，而金融部门可以为城镇发展提供大量的资金，促进城镇健康有序的发展。
金融业促进了区域产业的积极发展，产业的发展需要在特定区域和空间集聚中实现最优化的基础平台，可有效的促进产品的创新和企业的发展[3]。另一方面产业的集聚有利于土地资源的节约，以及排放物的集中治理，促进工业生产和生态环境的和谐关系。与市场经济相比，我国横幅引导区域产业集聚发展具有较强的资源动员的特点，在对产业集聚的发展中，产生了巨大的金融需求，而金融的的形成又同时对与产业的发展有着促进和支持的作用，使得区域产业发展的更为繁荣昌盛。
三、加大中原经济区经融产业支持
为了更好的建设中原经济区，除了科学的贯彻发展观，为让中部崛起以及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部署外，更需要的发展现代金融经济，使金融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加大金融创新来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要增强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来提升金融业的竞争力，是金融经济发挥最大的作用促进经济的发展。
首先需要金融产业切实的服务于实体经济，来增加社会投融资规模和量。实体经济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着最近本的来源，同时也为城乡人们提供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强化金融扶持政策，企业开发建设可以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信贷市场、保险市场的资金支持打造现代化的产业基地。另外同时需要加大城镇化的支持力度，为城镇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其次逐渐缓解城市建设出现的债务问题，政府和市场发挥各自优势进行合作，积极的吸引和发挥民营资本在城镇化发展中的投资建设只能，从而形成多元化的资金筹集制度。
其次金融产业要进行不断地创新，来促进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化。为了满足广大居民的需求，创新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是必须的。消费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中原经济区具有人口和消费上的优势，所以绝对具有促进国内消费增长的潜力。而为了进一步促进区域内经济的发展，转变人们的消费模式，扩大信贷的消费比重，从而增强城乡居民对于金融的支持。将金融机构建立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特点的信贷管理和贷款评审制度，来支持符合条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大力发展私募资金，开发中小企业私募债和产业链融资等，支持金融租赁公司和融资租赁公司的发展。
另外为了更好的提升区域经济的增长，金融产业必须要提升自己的竞争力，才可以发挥地区发展战略的支持作用。金融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之一，其具有本身的优势，集聚地的形成可有效的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当然区域经济的增长同时也影响着金融产业的发展，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我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4]。
参考文献
[1]吴一平，陈素云，孙德中.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路径及关键问题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3，03：69-73+112.
[2]王发曾.中原经济区的“三化”协调发展之路[J].人文地理，2012，03：55-59.
一、区域经济增长极的概念辨析
所谓经济增长极，就是区域中的一个点，大量要素在该点上聚集，使其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人才集中的“高地”、经济要素流动的“洼地”。随着经济要素的快速集中，导致经济的增长首先发生在一个“点”上，然后通过“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对区域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区域增长极在自身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向外扩散，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就是“增长极效应”。运用增长极理论，通过培育经济增长极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可称为增长极战略。
增长极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点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佩鲁提出的增长极是一个包含社会经济系统和地理空间中产业增长和结构变化的一般概念。经过许多专家学者的努力，“增长极”理论于20世纪60年代逐步形成。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实施平衡发展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经济增长通常是首先出现在一些部门或地区，然后通过不同渠道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培育“增长极”，以推动空间经济极化发展。通过对生产要素的集中使用，有利于集聚经济效应出现。集聚与集中能够带来生产要素的节约，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
增长极概念的本质是集中发展，在一个比较小的地理空间范围内，通过基础设施投人、体制创新、投资环境改善，从而吸引产业聚集，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带动区域发展。所谓“以点带面”，“点”指的是经济增长极，而“面”则是周边区域。把“面”当成“点”，是认识的误区。增长极是培育起来的，没有投人，没有体制创新，没有投资环境的改善，随意划一个“圈”，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极。凡是把很大的范围称之为增长极者，均未领悟到“增长极理论”的真谛。很长一段时间，“增长极”的概念被滥用了，把一个很大的区域谓之增长极，如认为“珠江三角洲”是一个经济增长极，长江三角洲、京津冀也是经济增长极，甚至环渤海也是经济增长极，甚至在一些国家文件中也称这些地区为经济增长极，城市群规划无一不把该城市群谓之区域经济增长极。“增长极”需要投人，需要培育，范围不可能很大，一段时间数量也不可能很多。
新区是中国在经济特区之后推出的新的开发模式，是一种疏解都市功能、集聚产业，实现体制创新的新的组织形式，是产业聚集的平台和载体。尤其是部级新区，举全国之力或全省之力进行培育，因此，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成为举世瞩目的新的经济增长极。
二、经济增长极培育取得的成效
珠江三角洲区域的深圳、长江三角洲区域的浦东，以及京津冀区域的天津滨海新区都是成功运用增长极理论，并取得明显成效的范例。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设立了深圳特区，规划面积500多平方公里，国家给予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并赋予了非常优惠的政策措施，在管理体制上不断创新，吸引了全国各地许多优秀的人才，也吸引了港澳台等地大量的投资。经过30多年的发展，由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深圳特区不仅自身发展速度快，也带动了整个珠江三角洲区域的发展。深圳的成功印证了增长极理论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20世纪90年代初，开发、开放浦东成为中国又一个重大战略举措。设立的浦东新区，面积也是500多平方公里。资金投人、政策优惠、体制创新，使浦东新区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跨国公司人驻。陆家嘴商务中心区拔地而起，短短几年便成为上海市的标志区。浦东的发展比深圳更快，不仅有效地疏解了浦西的城市功能，减轻了浦西的人口压力，也带动了长江三角洲区域的发展，使长江三角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发动机，成为长江经济带的龙头。
在深圳、浦东的带动下，东南沿海、东部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步伐很快，经济实力也同步提高。但北部沿海改革开放比较滞后，经济发展速度也比较缓慢。2005年，促进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写人国家“十一五”规划建议，意味着天津滨海新区被纳人国家战略，并明确将其培育成为北方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天津滨海新区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深圳、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被称为第一、第二、第三经济增长极。它们的成功和国家的政策支持、资金支持与体制创新是分不开的，三大增长极无疑是培育起来的。而毋庸置疑的是，当它们快速发展时，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
三大增长极均在东部，事实上，欠发达地区更需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应通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形成规模较大的城市，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城镇和农村的发展。2010年后，国家又设立了重庆两江新区、甘肃兰州新区、贵州贵安新区、陕西西咸新区、四川天府新区，再加上浙江舟山新区、广东南沙新区和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部级新区已将近20个。
三、新区的功能概述与规范化设立
随着新区作为新经济增长极的作用深人人心，各地均把规划建设新区作为加快发展的“灵丹妙药”，划一块地方，成立一个机构，搞一个规划，然后就是争取成为部级新区。新区数量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大，以至于社会上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为此发了文件，提出了新区要规范发展，并设置了进人的“门槛”和审批程序。
新区是什么?有什么功能?鲜有人深究。笔者认为，新区之所以能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不在于它是否是部级还是省级、地级，也不在于名称，关键是其具有什么功能。
新区是新的产业集聚区。新区管委会的主要职能是招商引资，通过招商引资发展产业，没有产业一切等于零。为了实现产业聚集，必须完善投资环境，既要完善投资的软环境，也要完善投资的硬环境。软环境是政策优惠、服务到位等。硬环境是具有完善的基础设施，起码要做到“七通一平”(即通路、通给水、通排水、通电、通暖气、通讯、通天然气或煤气、平整土地)或“九通一平”(即在“七通一平”基础上加上通互联网和污水集中处理)，要做到这些，需要大投人，没有投人，仅划一个地方，仅挂一个牌，是没有意义的。投资者无论是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已经不那么容易被忽悠，投资环境不改善，企业是不会来的，产业也不会到此聚集。现在国务院各部门热衷于“戴帽子”“挂牌子”，各地方政府花很多精力甚至财力“抢帽子”，而这些都不如集中精力改善投资环境，为企业提供高效服务，只有如此才能吸引各类产业到新区聚集。不聚集产业，只搞房地产，只能谓之“新城”，不能谓之“新区”。有些新区为了聚集人气，把政府办公场所转移到新区，有些规划了宏伟的CBD。但是如果没有产业，尤其是不聚集第二产业，新区将难以摆脱“空城”甚至“鬼城”的命运。
新区是大都市的反磁力中心。浦东新区是上海的反磁力中心，浦东新区的设立，减轻了浦西的压力，这就是上海的“大城市病”不如北京那么严重的重要原因。天津滨海新区是天津的反磁力中心，两江新区是重庆市的反磁力中心，新区的发展减轻了所在城市的压力。所谓反磁力中心，就是一定要有吸引力，打造交通更便捷、功能更完善、经济更繁荣、生态更美好的新区，企业才愿意去，人才愿意去，才能优化和分散主城区的功能，减轻主城区的压力。新区是防治“大城市病”的重要举措，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全国四个直辖市有三个规划建设了新区，其他新区绝大多数在省会城市，均有这方面的考虑。当然，新区不一定必然设立在省会城市或大都市，作为经济增长极，作为区域发展战略，在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城市也可以规划建设新区，通过培育新区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在这些地区规划建设的新区则不具有反磁力中心的功能。
关键词：区域创业环境；经济增长；社会过滤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7）01-0089-06
一、 问题提出
创业逐渐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成为政治界、学术界越来越关注的兴趣点，创业活动在先进知识、技术成果转化的过程中起到纽带作用，而区域创业环境则能够为某一区域内创业的行为提供资金、人才、科技服务等各类支持的创业要素。由于创业环境的不断恶化使初创企业普遍感到经营困难，对市场前景顾虑重重，这种困难体现在初创企业产品市场、资金、技术以及信息和人才等多个方面。初创企业绝大多数处于充分竞争市场环境，容易受市场风险的侵袭，生存能力弱，应对挑战先天不足。市场环境方面，初创企业自身经济实力有限，开辟市场难度大，投资承担着巨大风险；金融环境方面，初创企业自我积累有限，自有资金不足，且自身信用等级低、成长性不足，难以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科技与人才方面，初创企业普遍缺乏技术人才、高技术含量生产设备、技术创新意愿，这也导致初创企业技术能力低下、技术发展缓慢。因此，不断提高区域创业市场环境、金融环境、科技与人才教育环境，对提高初创企业的生存发展能力至关重要。
高建（2014）认为我国的早期创业指数（TEA）尽管在世界范围内排名较高，但创业环境的质量与实际支持能力排名靠后，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尽管持续引导民众创业导向、提升创业水平、改善创业环境，但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受困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局限，创业环境对高新技术产业扶持能力尚未得到改善。特别是在不同区域发展中，区域创业环境对产业，进而对促进国家或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关系还有待于探索。凯兹（2003）认为良好的创业环境能够提供创业导向，促进创业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统筹、协调、持续增长。萨若和怀特（2011）认为创业环境的研究能够对创业行为、创业成功等其他创业研究领域提供较大的贡献，当今国内外学者尽管对创业环境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创业环境指标选取、创业合法性等方面取得阶段性进展，但是在创业环境整体的评价体系构建上还存在^大的提升空间（徐淑英，2007）。在中国情境下探讨创业环境的发展脉络、构建创业环境研究的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运用交叉学科的思维碰撞出创业环境研究新的火花，这些都是创业环境研究未来发展的方向（张玉利，2014）。因此本文首先论证在社会过滤指标提取的基础上，区域创业环境对区域经济增长能带来何种程度的影响，也为上文创业环境研究奠定基础。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中国情境、国际化创业、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等话题的文章日益受到国际权威期刊的青睐，而中国情境下创业环境等话题的文章数量、质量持续提高，来自中国情景下的创业环境研究逐渐走上世界舞台，成为管理学范畴中新兴、重点研究对象。国内外学者以中国情境下区域创业环境为主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但是在理论发展脉络中缺乏权威解释。
创业行为成功与否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果高新技术产业创业者在基础设施完全适配、创业团队高效配合、创业资金扶持力度大、科技创新氛围浓厚的创业环境中，肯定能大幅度提升创业成功率与自身发展程度。罗马里（1989）认为，创业者只有在创业资源丰富、创业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能成功创立企业。但是创业资源丰裕程度是由创业所在的区域创业环境提供的。因此，创业者为了提高创业成功率必须按照自身创业理念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区域创业环境。如何对区域创业环境进行科学评价，促使新创企业的创业行为与需求能够和所在区域的发展战略、整体经济目标相适配是资源依附流派的主要思想。
21世纪，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转型带来了新的冲击，虽然自20世纪末以来，政府官员下海经商、互联网O2O创业、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等创业浪潮推动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但同时，以高新技术产品研发与制造为依托的创业行为逐渐成为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而我国经济发展尚存在很多隐患。因此，我们应寻求解决这些隐患的最优路径，从本质上优化经济发展改革的传统模式，将创新驱动作为经济增长的最新模式（张玉利，2014）。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国内外学者就区域创业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与程度进行了深入探讨。李阳（2007）对中国创业研究领域的经典文献、权威期刊、最近前沿动态进行系统梳理，发现区域内的创业环境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原动力。索坦托（2011）认为在经济区域内设立如企业孵化器、初创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等各种类型的创业中介机构能够有效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创建与健康发展。施瓦茨（2012）的研究表明，接受过初创企业孵化器、初创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等中介机构服务的初创企业，在创业计划完整程度、创业环境适应、创业成功率等方面显著高于未接受中介服务的初创企业。由此可以看出，只有当初创企业所处的创业环境适合企业生存、发展时，该初创企业才能拥有持续的创新性与生存能力，从而进一步带动区域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在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H1：区域创业环境与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关系呈现出显著正向影响。
H1a：区域创业市场环境与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关系呈现出显著正向影响。
H1b：区域创业金融环境与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关系呈现出显著正向影响。
H1c：区域创业科教环境与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关系呈现出显著正向影响。
三、 变量与数据选取
（一）变量选取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产业集群程度的测评、区域创业环境评价指标的筛选和优化（卫，2009；李晓，2009），为今后学者研究区域创业环境提供了指标库与维度。但是这些研究往往使用单一的指标为相对应的维度定量赋值，但是这些单一指标往往不能对某一维度进行完整定义，所以本文为了最大范围地选取区域创业环境的维度划分指标，引入“社会过滤器”的概念，将区域创业环境一系列指标“过滤”为区域创业市场环境、区域创业金融环境与区域创业科教环境，研究区域创业环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弗洛姆首次提出“社过滤器”的概念，主要应用在心理学的层面，用于解释特定行为、语言、符号等信息在形成正式范式前所经历的一系列筛选与优化的过程。弗洛姆认为，人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发生变化的世界中，最初的原始社会并没有系统的语言、法律以及对各种事物的形容词汇，但是随着人们生存的阅历不断丰富、生活方式与沟通经验不断积累，可以通过语言、逻辑和社会禁忌的过滤作用对某些事物形成特定的评价体系。罗德里格斯（2012）将社会过滤器的思想应用到经管学科的科研领域，并将其作为对不易完全测量的复合变量或多重维度的赋值方法，实证研究中的“社会过滤器”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将某些指标进行删选。
研究的目的是测量区域创业环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依据研究假设选取研究变量。对于因变量的选取，选取被学者们广泛接受的分析变量：2003至2015年各省区市的生产总值（GDP）。在将“社会过滤器”应用到经管学科的基础上，在卫（2009）、张可（2014）等学者对区域创业环境所做的指标评价体系中提取不同区域创业环境维度所适配的指标作为自变量，共同构建静态面板数据计量模型，探析区域创业市场环境、区域创业金融环境与区域创业科教环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如何。
本文采用社会过滤器是为了能反映区域创业市场环境、区域创业金融环境与区域创业科教环境的综合评价指数衡量三个方面区域创业环境的水平。文章原始数据选取于《中国统计年鉴（2003-2015）》、《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年鉴（2003-2015）》以及万德（Wind）数据库，具体指标见表1。
（二）数据收集与整理
文中选取2003年至2015年全国内地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考察样本量为372个，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3-2015）》、《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2003-2015）》，并对数据进行简要处理。
首先对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以减少面板回归过程中的异方差性，然后使用SPSS20.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KMO & Bartlett球形检验，检验收集处理的数据是否有效。经检验，数据整体的KMO度量值为0.882，大于0.5的标准值，因此拒绝球形检验零假设，所收集的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为了验证区域创业环境研究的维度划分是否合理，将数据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采用最大方差法对主成分矩阵进行正交旋转，当提取到第三个主成分时，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93.283%，说明在原始数据中可以提取三大维度。
四、实证分析及结果
根据上文的文献梳理与指标筛选，本文选取市场环境、金融环境、科技环境衡量区域创业环境，研究区域创业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根据研究假设H1，提出面板数据模型一：Yit=α+β1X1it+β2X2it+β3X3it+ui+？着i。
模型中Yit表示我国第i个省市t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对数化形式，X1、X2、X3分别表示第i个省市第t年的市场过滤指数、金融过滤指数、科技过滤指数，ui代表不可预测的时间效应，？着i代表无法估计的随机误差项。在各过滤指数的计算过程中对原始数据进行对数处理以减少异方差性。
（一）模型检验
本文对全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在数据处理之后，对实证结果进行F检验与Hausman检验，首先F统计量的P值为0.000，小于给定显著性水平0.05，模型通过F检验；其次，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Prob>chi2=0.0000，小于给定显著性水平0.05，通过Hausman检验，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两种模型中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本文运用STATA12.0软件，构建静态面板模型，采用OLS方法逐步回归，经过软件计算后得到全国31省市的区域创业环境过滤指数与经济增长的回归结果如表2中2-1所示。模型拟合优度为0.9754，三个区域创业环境的过滤指数全部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构建十分合理，有效地描述了区域创业环境在不同的维度中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在全国数据实证检验通过的基础上，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进行差异化区分，探讨不同经济区域的区域创业环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分别对东部13个省市、中部6个省市、西部12个省区市区域创业环境过滤指数与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对模型运行结果进行F检验与Hausman检验，F检验的结果显示三区域模型F统计量的P值均为0.0000，小于给定显著性水平0.05，模型通过F检验；三区域的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三个区域各自的Prob>chi2=0.0000，同样小于给定显著性水平0.05，通过Hausman检验，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东部、中部、西部固定效应模型的拟合优度为别为0.9596、0.949、0.9722，各区域创业环境过滤指数通过显著性检验，市场过滤、金融过滤指数在0.0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科技过滤在0.0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模型运行结果详见表2中2-2、2-3、2-4。
（二）结果分析
在区域创业环境的市场环境方面，市场过滤指数与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假设H1a得到验证。说明了区域内市场开放程度、市场消费能力、政府投资导向、交通运输能力等市场环境越优化，经济增长越大，创业行为的成功率也越高。东部、中部地区的市场过滤系数为0.2212、0.1959，高于全国水平，而西部地区则为0.0889，远低于全国水平，这是由于西部地区的创业市场环境受到国家政策未及时倾斜、交通条件限制、资源与产品供需不平衡等实际情况的影响，导致西部地区创业行为的市场依赖性远不如东部、中部地区。在金融环境方面，金融过滤指数与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假设H1b得到验证。东部、中部地区金融过滤系数（0.3039、0.3197）低于全国水平（0.3805），西部地区的金融过滤系数（0.4954）高于全国水平，这也说明了我国西部地区的创业行为更注重区域内是否能够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在科技环境方面，科技过滤指数与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假设H1c得到验证。根据区域创业环境与经济增长的静态面板数据分析结果，假设H1a、H1b、H1c均得到验证，因此假设H1也通过检验，区域创业环境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五、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
区域创业环境虽然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相关影响，但是从检验结果中可以发现，区域创业环境各维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区域级差异，东部地区区域创业环境除市场环境外，金融环境、科教环境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均小于中西部地区，即在市场开放条件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创业环境中，金融环境、科教环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相比不过分依赖于区域创业金融环境和区域创业科教环境的支持，这种情形的出现是因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金融融资与科学教育能力远低于东部地区，在跨区域经济发展中，融资体系、科技研发和人才应用的能力已构建成相对成熟的体系，如何进一步打开国内外市场，成为连接国内外中小企业贸易、投资的热点区域成为东部地区创业活动发展的新的动力。中西部限于金融市场流通性不高、基础科技能力的薄弱、科技环境发展起点过低等因素，以检验结果为依据，基于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理论可以得出，提高一单位金融环境、科教环境水平对中西经济增长带来的贡献，要高于东部地区，中西部的新创企业对区域创业环境中的金融、科教环境的依赖性高于东部地区的同类企业。因此，我国不同区域的行政管理机构应明确自身区域的实际情况制定个性化产业政策服务区域创业活动。我国东部地区的政府应引导高资源消耗、高劳动密集产业向资源、劳动力相对充足的中西地区转移，引导初创企业在创业环境选择的过程中更加贴切，缓解东部区域人民生活的压力，鼓励高新技术创业企业在创业产业集群建设中承担更大的职责，贡献更大的力量；中西部地区政府则应该制定相关产业扶持政策，优化劳动密集型初创企业入驻的税收优惠政策、人才引进措施、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区域创业环境，积极打造产业转移承接地，充分利用集群效应优化区域创业环境、带动区域经济增长。
在政府针对不同区域特色优化区域创业环境以l展区域特色经济的同时，结合“互联网+”的背景，本文对今后研究作如下展望：
首先，我国潜在创业者也应该充分利用“互联网+”的区域创业市场环境，打破传统区域创业环境的地理距离，利用“互联网+”重塑企业形态，为创新创业开辟新的空间。在互联网向经济社会各领域蔓延的过程中，传统企业边界将逐步打破，派生出新的产业发展空间，为新创企业创新创业提供肥田沃土。在精准农业、智能制造、在线教育、在线医疗等新兴领域，将出现一大批依托于“互联网+”创业环境生存的新创企业推动跨区域、跨界融合，不但迸发出无限生机，又能够催生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创业新兴业态，进而带动产业结构日益优化升级。
“互联网+”拓展了区域创业金融环境的边界。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碎片化的资金归集与资金供给，与初创企业融资的核心十分契合，可以有效拓展初创企业融资渠道，提高资金的可得性，向实体经济输血。互联网金融汇集的是碎片化资金与储蓄，能够为初创企业打造高效融资平台，为之提供覆盖广、成本小、门槛低、流程短、互动强、灵活度高的贷款产品，与初创企业的融资需求直接对接。
“互联网+”重铸科教创新体系，为创业创新提供新的要素资源。“互联网+”推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发生变化。一是创新创业主体呈年轻化、大众化，大学生、留学生、科技人员等草根群体正逐渐成为互联网创新创业的主力军。二是区域创业科教环境日益优化，互联网创业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可见，基于互联网的科技创业环境将汇聚大众力量，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低的成本，迎来创业创新的重要机遇。综上所述，在今后的区域创业环境研究中，要加入“互联网+”的元素，探讨“互联网+”背景下，区域创业环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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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原崛起；区域金融；区域经济；金融经济协调发展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10－0041－03中图分类号：F832.0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迅速扩大，不同经济带之间的金融发展也存在很大差距。河南作为全国的人口大省、农业大省、经济大省，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举足重轻的地位。但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省份相比差距也是十分明显的。一定要抓住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机遇，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充分发挥河南资源及区位优势，加快中原经济发展步伐，推动河南在中部崛起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如何实现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更好地提高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发挥区域金融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促进商业银行为中原崛起做出积极的贡献，是一项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
金融与经济是相互促进、相互作用、共进共退、共兴共荣的利益关系。一方面，金融以经济为依托，另一方面，金融又推动经济的发展。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也是如此。一方面，区域经济水平决定着金融发展水平，且区域经济的差异直接形成了区域金融活动的差异。另一方面，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且其主动性作用越来越明显。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论述。
一是通过资本积累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资本的积累源于储蓄，形成于投资。区域经济发展能否动员足够的储蓄是资本积累的关键。首先，金融体系依据本身的职能并通过自身扩张降低交易成本，使其能够动员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提高边际储蓄总量；其次，通过金融创新提供流动性强、安全性高、收益稳定的金融工具，改善储蓄结构，提高储蓄倾向，这是另一层次的动员储蓄；再次，金融部门利用信用扩张功能，通过高效运用资金强化风险管理水平，降低流动性资产持有量，增加生产投资的比例，将资金有效转化为投资，这一点对促进经济增长起着关键作用。
二是通过资金优化配置机制实现区域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对区域经济增长，除要增加储蓄及投资总量外，还必须保证储蓄资源的优化配置及投资结构的协调。投资质量在某种程度上比投资数量更重要，减少低效率的投资和增加新投资在本质上一样重要。金融体系将分散的资金市场融为一体，使资金在整个社会实现重置和分配，同时金融体系利用自身信息优势及监督优势将资金引导向那些预期收益好发展潜力大的区域、行业和企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而起到以金融资源来实现区域经济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区域经济科学发展的作用。
三是通过金融内部经营管理机制的影响和带动，促进区域经济的内涵增长。金融是经营风险的行业，也是追求经营管理质量的行业，金融为规避自身风险而建立起来的完整而严密的内部经营管理机制，对其他经济组织无疑会起到影响带动和牵引作用。因此，金融发展不仅从宏观方面促进资本的转移和集中，推动企业集团化、产业区域化发展，加速区域产业结构调整，而且，金融发展还能从微观层面为企业集团提供内部控制手段，推动区域企业机制转换和组织形式演化，推动企业向集约化、内涵式方向发展，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区域经济转型。
四是通过资金流导向机制促进技术进步、产业升级。要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增长，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关键。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它不仅与科学研究状况有关，还与科技成果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关。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有利于企业提升质量和内部效益。而金融追求质量与效益是其最基本的原则。银行业将通过风险分散管理和资产投向的引导，影响资金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供给，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二、对目前国内金融的非均衡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基于市场基础、原始积累和区位优势等因素的不同，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迅速扩大，形成了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环渤海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带，不同经济带之间的金融发展也存在很大差距。其非均衡现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金融发展水平不平衡。据统计，基于不平衡的经济格局，我国目前不同省区货币资金量的分布东、中、西部差异十分明显。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7月的《2006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提供的数据。2006年，国内大部分存款集中于东部地区，但中西部地区存款增速相对较快。至2006年末，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分别为19.6万亿元、5.0万亿元、5.3万亿元和2.6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4%、17.6%、18.1%和13.9%，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2.1、0.4、0.1、2.7个百分点。2/3的存款集中在东部地区，但中西部地区存款增速加快。各地区银行体系的资金来源分布差异性较大，东部地区储蓄存款与企业存款在资金来源中的占比较为均衡，中部、西部、东北部地区主要依靠居民储蓄。分省份看，河南、江西、湖南、吉林、黑龙江五省储蓄存款占比均超过了60%。同时各地区贷款增速在年末不同程度回落，信贷结构进一步优化。各地区人民币贷款增速均较上年加快，但年内呈现前多后少、逐季减少的格局。2006年末，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分别为14万亿元、3.4万亿元、3.8万亿元和1.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6.3%、14.1%、15.5%和11.9%，分别比上年加快2.8、2、2.4和2个百分点。总体来分析，东部地区的金融总量大，且资本市场较发达，企业融资渠道较多，金融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中、西部地区则较为欠缺。
二是固定资产投资也呈现明显的地区分布。200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1万亿元，增长24%，增速回落2个百分点。分城乡看，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为85%，增速为24.5%，增速比上年回落2.7个百分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为15%，增速为21.3%，增速比上年上升1.8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城乡差距为3.2个百分点，比上年缩小4.5个百分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继续减缓，投资额占比明显回落；中部和东北地区投资依然在高位运行，增速均超过30%；西部地区增速回落最快，但依然保持快速增长。分省份看，投资增速在40%以上的省份有2
个，依次是吉林和安徽；投资增速在30%-40%的省份有7个，分别是河南、福建、辽宁、河北、广西、四川和陕西；增速最低的3个省份分别是广东、上海和。投资的差距对各地经济金融的非均衡发展将产生非常大的直接影响。
三是区域金融机构发展不均衡。2006年，全国各地区银行业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年末，全国各地区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共计19.3万家，从业人员250万人，资产总额达41万亿元。以整合资源、合理布局、提高效益为目的的机构改革继续深化，机构个数和从业人数比上年减少，银行业盈利水平进一步提高。东部地区聚集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总部，银行业资产总量、增量占比继续提高，广东、北京、海南分别排名资产存量、增量、增幅的全国第一。同时外资银行进入中国步伐加快，年末已有15个省市有外资银行入驻，资产总额0.9万亿元，其资产总额的86%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广东三个省份。2006年末，外资银行的资产总额比上年增长30%。相对于东部而言，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体系不够多样化，融资渠道相对狭窄，对区域经济发展也产生不利影响。
四是区域间金融市场发展不平衡。金融市场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载体，已经成为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投放货币、传导货币政策的重要渠道，但我国区域间金融市场的发展差距极为悬殊。就货币市场来看，东部地区发展很快，而中西部地区在市场规模、交易工具、市场主体等方面都较落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呈现明显的地域性特征。截至2006年末，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个地区国内上市公司家数分别为811家、236家、276家和111家，与上年相比，东部和中部分别增加38家和6家，而西部和东北分别减少4家和3家。分地区看，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股票和基金交易额达到上年的5.0倍、3.5倍、2.3倍、2.2倍，分别占全国的72.5%、12.1%、9.3%、6.1%。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保费收入同比增长12%、16.2%、20.7%和14.2%，西部成为增长最快地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保费收入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57.6%、17.2%、16.3%和8.9%。同时2006年货币市场资金从东部向西部和东北地区流动增多，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实现现金净投放，中部地区净回笼。东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主要的商品生产和销售中心以及农民工的主要吸纳地区，现金净投放3572.9亿元，西部地区净投放230亿元，东北地区3省全部实现净投放。由于上述金融分布的不均衡，也进一步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三、我国区域金融发展非均衡的原因分析
一是存在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区域差异。率先改革的东部地区从市场化之初就努力构造金融活动与运行的市场经济基础，经济结构调整步伐较快，市场发育程度较高，拥有相当程度的创新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企业有很强的拓展融资渠道的意识与能力，加上其自身利用金融资源的成本消化能力不断增强，效率不断提高，从而使该地区形成了较强的资本积聚能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市场化程度和投资主体对融资成本的承受能力都比较弱，对金融资源潜在的需求未能转化为现实的需求，金融资源只能产生较低的利用效率。由于东部与中西部区域间存在风险和收益的梯度差距，金融资源为获取较高的收益回报通过各种渠道从中西部市场转移到东部地区。而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所、法人股市场和各种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东部地区的积聚分布，也为金融资源的流动提供了强大的信息和技术上的支持。
二是金融政策一元化和金融政策环境二元化的矛盾。我国金融体制和政策呈现出明显的运行环境二元化的特征。其基本格局是：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依靠市场的成分较多，地区制定的发展战略往往是开拓型、创新型和开放型的；中西部地区的金融面对的是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市场，市场发育程度低，区域政策制定的发展战略往往是平衡型、保守型和封闭型的，其目的在于满足静态的平均化的边际收益。但金融调控则不是根据区域发展的差异因地制宜，而是更多以区域金融运行一体化为前提，强调金融政策的统一性。这种金融政策造成了事实上的政策不公平，等同于对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政策歧视，容易诱发地区金融经济利益的摩擦，造成“抽瘦补肥”局面的出现。因此，宏观调控对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还是中西部地区。
三是金融市场化差异对微观金融主体的刺激不同。新兴商业银行和其他商业性非银行机构遵循经济理性原则，追求规模经济效应和利润最大化。在配置分支机构时过多积聚在东部地区，一方面促使东部地区的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受到冲击，被迫尽快转换经营机制、完善同业竞争机制和行业协作机制，并且较早建立的金融市场又形成了金融资产流动的极化效应，凭借这一效应引致大量区域外资金流入；另一方面，中部地区的金融组织结构单一，大量存在的国有商业银行支持的重点对象往往是效益低下的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处于被忽视的地位。而且银行无论是在资金计划，还是信贷方向上都受到上级政策一体化的制约，很难切实顾及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时监管部门的宏观调控政策致使其在松与紧的狭小空间内顾此失彼，影响了中西部地区金融业的发展和资金融通作用的发挥，进而影响地区经济发展。
四是存在着现代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区位差异和政策差异。改革开放经济条件下，东部沿海地区区位优势明显，加上国家对沿海地区给予了很多开放政策，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中西部地区，在过去较为封闭的计划经济时代劣势还不明显，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其区位劣势明显地表现出来，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自然要落后一些。区域经济对区域金融的带动作用也要弱一些。
五是存在着经济技术基础和社会人文差异。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历史上文化教育相对较发达，人的知识结构、综合素质相对要高于内陆地区，这些必然导致资金流向东部发达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在这些方面都是有距离的，也影响了资金的集聚功能，招商引资成效不显著，吸引外资水平低。自然而然，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差异也是明显的。
四、促进区域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途径
一是加快地方经济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升经济增长能力，为金融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以河南为例，目前河南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前列，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标包括财政收入总量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等均不容乐观。而金融以其信用中介推动资源的优化配置，其中一个重要取舍标准就是质量指标。经济增长质量与金融支持力度是相辅相成的，尤其是商业银行不断深化改革、转变经营机制的情况下，其注重经营效益和防范风险的本能必然促使其选择质量。因此，一个地方要想获得金融部门的支持，很重要的一点，要有合理的产业结构支撑和高成长性的产业支撑。河南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以资源型开发、传统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和部分资源深加工为基础产业，其本身就有投资大、周期长、效益较低和受宏观政策影响大的特点。因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速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的升级换代，延伸产业链条，引进高新技术产业，应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二是国家要为区域经济的崛起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地区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差异性和国家宏观政策的统一性导致中西部地区总是在一轮又一轮的宏观调控过程中疲于奔命。中西部地区应争取国家在宏观政策层面多给予因地制宜的特殊政策，使其在相对稳定的政策环境中得以持续健康发展，逐步缩小和东部地区的差距。从而也为区域金融发展提供较为稳定、健康的经济环境。
三是建立统一金融市场，促进区域金融组织机构发展，构建区域金融体系。针对目前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差异，有必要建立规范运行、健康发展、统一开放的区域金融市场，要积极努力实现区域金融市场的联合，增加开放性，力争早日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大市场。积极引进新兴商业银行到河南的大中城市设置分支机构。在引进资金的同时，也引进股份制商业银行先进的管理经验。要规范发展地方性金融机构，还要降低民营金融准入门槛。对中西部地区应争取国家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机构设置条件，适当降低在资本金、营运规模等方面的要求，大力促进区域性商业银行的发展，提高金融机构密度与金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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