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保险市场，资本市场，对接模式，保险投资
一、引言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创新和金融的深层次发展客观上要求相对分割的金融市场子市场间突破金融抑制、清除市场壁垒，实现市场间的对接融合与一体化发展，这不仅是金融深化的显著标志，也是现代金融业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的必然需要。与之相适应，作为金融市场三大支柱中的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对接问题逐渐成为全球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议题，为各国所普遍重视。就国际范围来看，以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对接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金融的发展正日益成为各国金融业改革与发展的取向。就我国而言，现阶段，尤其是2005年我国保险投资政策调整后，探索我国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对接模式也具有承前启后的时代意义。
理论上，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对接是一国金融体系内部系统性结构整合与发展的深化过程，也是一个由市场分割走向市场融合的制度变迁过程，其内容不仅涉及两个市场的资金互动，还包括资本市场为适应保险机构入市在交易机制、产品结构、交易质介、风险监控等方面的改革创新以及保险机构自身的管理框架、监控制度、经营战略、产品结构等方面的调整和创新。从实践上看，各国两市场对接的进程中涌现了大量成功的案例与值得借鉴的对接模式，但也不乏失败的教训。总体而言，发达国家在对接的实践中走在世界前列，有众多成功经验可循，且一般而言，成熟国家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对接主要通过以下三条渠道进行：资金对接、产品(服务)对接和制度对接。
本文针对目前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将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对接局限于资金对接或将资金对接、产品对接和制度对接分散研究的问题，将两市场的对接模式纳入一个整体框架，通过对美、英、日、德四国资金对接、产品(服务)对接和制度对接基本情况的介绍和比较指出，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和谐对接是资金对接、产品(服务)对接和制度对接的统一体，而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生态环境的构建则是对接的微观经济基础，并针对发达国家对接的成功经验对我国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融合模式提出了相关的制度安排。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
国外关于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对接模式的探讨已是一个古老的话题，1929年大危机之前西方国家就有金融混业经营和不同金融子市场间对接的实践，20世纪90年代，以美国《金融现代法案》的出台为标志，西方国家再次走上混业经营的道路。从国外的研究来看，由于发达国家两市场对接模式已基本形成，现有文献大多集中在保险资金运用具体问题以及保险资金资本市场投资定量分析技术和风险控制理论的研究上，关于金融市场对接的表述仅见于arvanitis，adanasios v(1995)和kollmann，robea(1998)。
在保险资金运用方面，alan gart&david(1983，1994)研究了保险投资的渠道，发现二战后金融市场的发展完善、市场利率的上升以及行业竞争的加剧推动保险资金运用形式由贷款向证券投资转移，证券化资产在保险投资组合中比重提高，且投资风险管理技术也日趋丰富，衍生金融产品、资产负债管理等在保险投资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de alessi&louis(1996)论述了保险投资监管的问题，指出对保险资金的科学监管是一种必然，无论是严格型监管还是宽松型监管，保险监管的目的都是引导保险资金运用的健康发展。neil crockford(1998)和morganstanley(2002)则强调保险资金运用的必要性和意义，前者发现保险资金运用途径的有效拓宽以及保单证券化等创新方式的出现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后者则提出资金运用是保险业的核心业务，没有资金运用就等于没有保险行业的论点。
目前，国外保险投资的技术操作主要依据的是现资理论，具体包括资本组合理论、资本市场理论和资本市场的效率理论。在保险投资风险控制理论上，schlesinger和doherty(1985)将企业风险管理理论成功地引入到保险领域，提出要对各种风险进行综合管理的思想。gerber(1979)和beard，pentitainen和pesonen(1984)以及cummins，derrig(1989)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基础上具体研究了保险精算的风险控制和管理，从而将风险的控制从实际操作的层面提升到了风险控制理论的高度。babble&klock(1988)、lamm-tennant(1989)&bouyoucos&siegel(1992)的分析则表明保险企业资产负债匹配的风险管理手段与企业的利润目标存在一定的冲突，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未来保险风险控制理论发展的方向。另外，santomero a.(1995)和babbel(1997)从保险技术工具选择的视角提出了风险管理的具体思路，并详细论述了保险风险管理的4种主要技术工具。
(二)国内研究
国内关于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对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市场对接必要性以及对接路径的探讨上。吴敬琏(2000)《让保险与资本市场互动》分析了我国这两个市场间相互依存的重要性，为我国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资产方对接提供了一个思路，但该文未从操作层面加以论述；陈东升(2000)和傅安平(2004)对中国寿险业与资本市场结合的必然性及趋势进行了系统论述；严建红(2000)通过对两个市场对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定说明了对接的重要意义；魏华林和刘娜(2006)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两个市场融合发展的动因、微观基础及重要性。与此同时，朱楚珠和严建红(2001)系统研究了中国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对接的动力、进程及影响，并从资产、负债和资本方对接3方面。设计了一个对接操作系统；于殿江、周成建(2004)通过对两市场互动发展的国际经验实证以及不同保险投资模式的分析，提出了我国可选择的融合路径；张卫(2007)则从绩效的角度分析了我国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对接的最优路径。
其他方面的研究主要有：王(2001)指出两个市场对接需要培育基本的环境和条件，保险公司和资本市场都需要准备和改革；詹绚伟(2005)对保险资金直接入市的比例问题以及投资策略进行了探讨；于承(2006)对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于资本市场的法律监管问题进行了研究；张成军(2001)、王丽英和曲士英(2004)以及杜若宇(2006)等对中国保险资金介入资本市场以及不同模式的选择进行了比较研究。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关于两个市场对接问题的研究较为分散，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且绝大多数的学者在谈到两个市场对接时仅局限于资金对接，并且往往侧重于从保险企业这一主体的角度考虑问题，分析其如何拓宽资金运用渠道、提高投资绩效等，而对资金对接的其他方面，如两个市场生态环境的构造、保险市场推进资本市场发展的路径却很少论及，且在谈到市场对接这一问题上，只有极少学者能够将对接的三个方面(即资金对接、产品对接和制度对接)全部纳入对接模式的框架。
三、发达国家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对接机制分析
如前所述，完善的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对接模式是资金对接、产品对接和制度对接的统一，本部分主要以美国、英国、日本和德国为例对这三方面的对接机制进行分析。
(一)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资金对接
资金对接是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对接的首要环节和基础性内容。一方面，保险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进入资本市场筹集资金，并通过股权融资的资本结构优化效应和债券融资的杠杆效应，在增强保险公司风险分摊和损失补偿能力的同时，借助外部资金补充渠道，实现公司经营的稳定性和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尤其是寿险公司，作为资本市场上理性的机构投资者和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以保险基金的形式，运用股票、债券、不动产投资以及抵押贷款等形式参与二级市场的流通，在为资本市场提供稳定资金供给、提高资本市场流动性的同时，也对资本市场规模的扩大、结构的完善以及市场效率的提高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由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发展历史悠久，市场较为成熟，对保险市场的开放度普遍较高，一般对保险资金入市不加限制或限制极少，各国的资金对接主要集中在后一方面——保险资金的资本市场投资上，且保险投资效益成为衡量各国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融合度的基本尺度。
1.美国
在美国，保险资金是资本市场重要的资金来源，保险公司，尤其是寿险公司是美国资本市场上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美国保险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市值在整个资本市场市值总额中的比重长期维持在25%左右。且美国保险资金投资于资本市场的方式灵活多样，如政府和公司债券、股票、抵押贷款、保单贷款、不动产投资等。在投资结构上，以寿险公司为例，从美国寿险公司历年资产分布表(表1)可以看出，在美国寿险公司近半个世纪的投资历史中，公司债券一直是寿险公司投资的主要工具，且大多数年份这一比例维持在35%~40%之间，逐渐形成了美国以债券为主导的保险资金投资模式。
2.英国
英国保险业和资本市场发展历史悠久，保险投资活动也十分活跃，与美国相比，寿险公司在资本市场投资的品种同样涉及股票、债券等领域，但从英国寿险公司投资结构表(表2)来看，英国保险资金投资的一个突出特征在于以股票为主导，股票在资本市场投资的比重远远超过其他形式，从而形成了以股票为主的保险资金运用模式。
3.日本
日本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资金融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保险投资的主要领域才从贷款转向有价证券投资，并且由于其特有的“以法人为中心”的股票持有结构，日本寿险公司以交叉持股的形式持有多家上市公司的股票，成为对方稳定的大股东，从而成为证券市场上的重要参与者，证券化投资的比例逐渐上升。至2003年6月，日本保险公司证券投资的比率已达59.8%，其中外国证券投资占14.1%，股票投资占股票总市值的15%左右。以日本生命保险公司为例，1996年3月其就已在94家日本上市公司中处于第一大股东地位、在104家公司中处于第二大股东地位，作为第一至第五大股东持股的公司总数达到450家。
4.德国
作为保险与证券两业始终融合的典型代表国家，德国的保险公司也在资本市场上大量投资，但从其投资结构看，债券投资占有绝对的比重，其次为抵押贷款，股票投资的比例极低，这主要与德国金融体系的结构以及本国保险公司的投资理念有关。
(二)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产品(服务)对接
产品(服务)对接以及连接两市场、兼具两市场优势的创新型产品和服务的出现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近年来，金融全球化、自由化趋势的推动以及保险市场上风险事件的频繁发生，使得作为保险业经营主体的保险公司具有更大的借助资本市场发展的动力，各国陆续在保险产品市场上推出了一系列资本创新的品种，主要表现为投资型保险产品的创新、负债证券化和服务创新等方面。
1.美国
适应金融监管放松、混业经营等形势，20世纪70年代众多集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功能和优势于一身的投资性保险产品创新在美国应运而生。如变额人寿保险(variable life insurance)以通货膨胀为背景，于1976年在保险市场首次出现；1979年万能寿险(universal life insurance)问世，具有缴费灵活、保险金额弹性化、非约束性等优点。
同时，从各国巨灾风险证券化发展情况来看，美国巨灾风险证券化的产品开发也居世界前列。自1996年12月st.paulre.发行全球首支巨灾债券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先后成功发行了swissre的加利福尼亚地震债券、usaa美国海湾和东海岸飓风债券、winterhur re.暴风雪债券等。在保险衍生证券开发方面，1992年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最早推出了自然灾害期货和财产理赔服务(pcs)期权，1997年11月百慕大商品交易所推出了gcci指数期权。另外，美国的巨灾风险证券化产品还广泛涉及巨灾买权差价、意外准备金期票、备用信用限额等。
此外，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深度渗透和协调发展也使得美国保险服务的领域、服务机构的设置以及服务品种等逐渐与资本市场相关联，保险服务演变为集传统的保险业务、投资者理财服务、资产管理的咨询、运作于一体的综合。在美国，美国国际金融集团(aig)、usaa等大型保险集团均在提供传统产寿险业务服务的同时，积极发展投资银行、投资管理等业务。
2.英国
在英国，投资性保险被称为单位连接保险或持份连接保险，由于这类产品能够将保单的保障因素与投资因素相分离，具有保险和投资双重功能，因此在英国发展迅速，产品业务量在整个寿险业的比重由1980年的不到10%迅速扩展到1997年的50%。在负债证券化方面，英国的负债证券化产品曾一改目前大多数负债证券化产品主要集中于旨在分散巨灾风险的财产保险领域的现状，出现了一些可观的寿险风险证券化产品和交易个案，如英国国民公积金公司(national provident institution)、american skandia寿险公司和alleanza／generali公司均曾成功地进行过寿险风险证券化交易。在服务创新方面，英国寿险公司也将其服务的范围外延至银行信贷、基金管理等领域，逐步转变为金融服务公司，保险服务朝着多元化、广泛化的方向发展。
3.日本和德国
与美国和英国相比，日本和德国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产品对接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较为滞后，具体的产品创新品种也相对匮乏。投资型保险产品创新方面，日本、德国相继开发了此类险种，日本的投资性保险以美国为师，主要有变额保险和变额年金两类；在德国，投资性保险被称为基金连接保险，近年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另外，上世纪末发生在法国、德国、瑞士的损失巨大的冬季暴风也使欧洲国家认识到保险证券化的重要性，1999年以后德国开始发行针对暴风风险的巨灾债券。
(三)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制度对接
从国际惯例来看，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制度对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投资管理对接和保险监管对接。前者主要针对保险市场的主体——保险公司，指保险公司通过不同的投资管理模式对投资于资本市场的资金加以运作和管理；后者是就外部监管者而言，主要体现在各国的保险法、证券法以及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规定上，同时，在混业监管的框架下，西方发达国家对投资于资本市场的保险资金往往采取的是各监管部门联动监管、保险与证券联合监管的模式，通过各方监管的协调性和政策的一致性保证保险市场运行的合规性和融合发展的效率性。
首先，在保险投资管理模式的选择上，目前，国际上通行的保险投资管理模式主要有投资部管理模式、第三方投资机构管理模式和资产管理公司管理模式。从各国的情况看，由于专业的资产管理公司与资本市场联系较为紧密，并且较好地弥补了前两种管理模式交易费用增加、竞争低效或信息不对称的不足，因此成为各国保险投资管理的主流模式，为各国所普遍采用，如美国国际金融集团(aig)、美国纽约人寿、英国保诚公司、英国鹰星集团、德国安联集团都是通过资产管理公司模式对保险资金加以管理。当然也有部分国家或个别公司采用前两种模式，如美国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metlife)就是通过在总部设立专门的投资部管理其1500亿美元的账户资产。
其次，在保险投资监管方面，由于真正完美的强式有效资本市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即使是发达国家，其资本市场目前也仅处于半强式有效状态，因此，即便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保险资金在资本市场的投资问题也较为谨慎，各国保险监管部门普遍通过立法形式从不同层面对保险投资进行规制。就现阶段对保险投资的监管法律规定上看，各国对保险资金运用的监管主要集中在对保险投资的宽度和深度的规定上，即对保险资金投资于资本市场的品种(投资渠道、投资规模)以及各种投资方式的比例加以规定或限制。各国具体的监管规定如下。
1.美国对保险投资的监管规定
美国对保险在资本市场投资的范围和比例均以立法的形式加以严格限制，如美国1995年的《保险公司的投资示范法(规定限制版)》就曾对10种不同投资方式的数量和质量限制作了详细规定，由于美国的保险立法权掌握在各州，因此各州对保险投资的监管规定又略有差异。但总体而言，美国的监管模式较为严格，限制性措施较多，尤其对某些具体的保险投资形式，如普通股和不动产投资。
2.英国对保险投资的监管
英国对保险投资的监管可以说是宽松型监管模式的典型代表。英国的保险投资监管体系依托于非正式的市场协定以及高度的行业自律，保险监管局一般不对保险资金运用作直接具体的规定，主要授权投资管理监管组织(imro)和人寿保险和单位信托监管组织(lautro)等行业自律机构进行管理，监管主要通过1982年的《保险公司条例》、1986年的《保险服务条例》(fsa)以及《1994年保险公司条例》等法规执行。
3.日本对保险投资的监管
日本对保险投资与资本市场的品种和比例的规定以保险业法为依据，并通过施行规则、公告和指导方针等行政监管方式加以规定。投资品种上，日本保险法许可的投资方式主要有：(1)购买国家债券、地方债券、根据特别法令设立的法人债券、公司债券和股票等；(2)购买外国的国家债券、地方债券和股票；(3)以前两项所列有价证券为抵押的贷款；(4)购买不动产等。并在投资比例上对以上投资形式在总资产中的最高上限作了明确规定：购买股票不得超过30%；购买不动产不得超过20%；购买同一家公司的公司债券和股票以及以此为抵押的贷款不得超过20%。
4.德国对保险投资的监管
德国保险投资监管模式最突出的特点是严格型和事前审批式监管。德国规定，除个别险种外，均须严格执行保险监督机构审批的统一的保险条款和费率以及各项保险准备金的提留，且对保险业许可的投资方式及各种方式的最高比例限制均以法律的形式作了详细规定。
四、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对接模式的国际比较
以上我们以美国、英国、日本、德国为例介绍了发达国家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3个层次对接机制，可以概括出这4种模式的基本特征：
美国模式：债券主导的资金融合模式+多样性的产品对接模式+多层次、严格型、综合性的监管模式。
英国模式：股票主导的资金融合模式+弹性化、灵活性的保险监管模式。
德国模式：稳健型的资金投资模式+严格的事前监管模式。
日本模式(失败的案例)：泡沫化的资本市场与偏失的保险投资理念严重异化了日本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融合模式，使其呈现出不伦不类、相互排斥的特征。
以下依据各国两个市场发展的现实以及对接的现实情况，对这4种模式的共性和差异性作一比较。
(一)共性
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对接模式的共性，即对接的国际惯例，是各国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自发形成和动态博弈的非正式制度，使各种模式优胜劣汰的结果。把握这些共性、遵循两市场对接的国际惯例，有助于各国认清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对接的规律性，为探讨符合本国国情的对接模式提供参考。从美英日德四国来看，对接的共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保险资金投资演进规律与资本市场的发展进程表现出高度的协同性
从以上各国保险资金投资与资本市场的演进历程来看，各国保险业的发展并非坐待资本市场规范和成熟后再发展，而是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与资本市场同步发展，且不论是保险资金与资本市场初次对接的时间还是保险资金投资与资本市场的品种结构均与各国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相匹配，两市场的发展表现出较高的协同性。以美国为例，美国的资本市场在全球最为完善和发达，其市场组成分为5个层次：主板(纽约证券交易所)、创业板(nasdac)、第三市场(otcbb)、第四市场(粉单(pink sheet)市场)和第五市场(如券商之间约定的不定期交易的市场)，这5个层次的市场市场流动性依次减弱、市场投资风险逐渐增大、企业发行上市条件依次降低、信息披露责任依次增加、做市商、保荐人等中介机构与上市公司的连带责任不断增大，从而形成了一个多元化、多重覆盖和风险分散的无缝紧密的市场体系。与此相对应，美国保险企业作为这一市场上重要的理性投资者，无论从其资金运用的规模、范围、报酬率还是资金管理模式等方面来看，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均呈现多层次发展、深层次融合的特征。
2.从对接的具体情况来看，学习效应的存在以及先进对接经验的渗透使得各国两市场的对接呈现多种趋同特征
首先，在资金对接上，各国资金融合的一个共同趋势就在于在遵循保险投资原则、重视保险投资思想的指引下积极推动保险资金投资组合的证券化以及保险资金运用的国际化，使保险投资的领域突破国界的限制，拓展到国际资本市场上，通过资产证券化形式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筹集和融通资金。且无论是直接融资为主还是间接融资为主的资本市场，债券均是各国保险资金运用的一个重要方向。
其次，在产品对接上，各国均积极开发各种保险衍生工具规避和转嫁风险，保险产品类型由传统的保障性产品向投资性产品、风险分散证券化产品转化，且这些创新性产品是根据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需要和公司的发展战略，在对收益性和风险性综合权衡的基础上设计出来的。
再者，在制度对接上，各国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制度融合越来越呈现管理专业化、多样化和监管规范化、统一性的特征，虽然目前国际主导的保险投资管理模式仍是资产管理公司管理模式，但随着各国资本市场的纵深发展以及保险公司资产规模的扩大和竞争能力的提高，多元化的投资管理模式以及系统性的联合监管模式将逐渐成为各国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制度融合的前瞻性模式。
(二)差异性
1.各国保险业在资本市场进行多元化投资的同时又具有各自主导的投资领域
从各国保险资金的投资类别来看，各国保险资金运用均广泛涉及股票、债券、不动产、抵押贷款等领域，但从投资结构上看，各国保险公司投资的资金构成却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以寿险公司为例，美国寿险公司的投资以债券为主，债券投资比例约占70%左右，而股票投资比例较低，约为5%；英国寿险公司的投资以股票为主，股票投资比例高达50%；日本寿险公司的投资以有价证券为主，投资比例约为50%；德国寿险公司的投资则以记名债券为主。
2.各国保险投资于资本市场的绩效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保险资金投资的效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保险投资的效率和效益和保险投资与经营的稳定性，具体而言，可用保险投资收益率以及保险投资失败导致的保险公司破产情况等指标加以反映。从各国保险投资收益率看，美英两国保险投资的效率和效益较日德两国偏高。此外，从各国保险投资的实践来看，美德两国因保险投资导致保险公司受损的情况较为少见；而英国由于管理等方面的原因，保险投资受损的事件时有发生；而日本的保险投资本身就可视为一种失败的模式，股票市场的泡沫化、过分追求高收益的投资理念，再加上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保险公司严重的利差损问题，导致日本保险公司在资本市场上损失惨重，由此引发的保险公司破产事件也屡有发生。由此可以概括出美英日德四国保险投资效果的总体特征：美国保险投资的效率和稳定均很高，投资效果比较理想；英国保险投资的效率较高，但稳定性较差；德国保险投资的稳定性很强，但效率一般，投资效果不甚理想；而日本保险投资的效率和稳定性均一般，投资效果表现平平。
3.保险投资监管模式的差异
从以上四国对保险公司资本市场投资的规定上看，各国虽然都以立法的形式对保险公司投资的品种和比例加以限制，但各国保险投资监管的具体模式又有各自的特点。美国的保险投资监管呈现多元化、多层次、严格型、综合性的特点，相反，英国的保险投资监管则较为宽松、灵活，强调行业自律；日本也对保险投资加以严格限制；而德国对保险投资资本市场的管制可谓极其严格，完全限制保险投资的自由度。
4.各国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对接模式差异的原因
之所以在以上国家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对接的实践中出现这些相对差异化的市场融合模式，其根源就在于各国不同的国情，它是各国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历史、现状、市场结构以及市场的效率、稳定性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具体而言，一国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结构以及本国的保险监管体制决定保险投资的结构，而资本市场的效率和稳定性决定保险投资的绩效，保险投资的绩效又是衡量各国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融合程度的关键性标志。美英两国的直接金融居主导地位、资本市场发达且效率高，因此两国保险投资回报率均较高。就两国各自而言，美国的资本市场结构以债券为主，再加上美国完善的市场规制制度以及多层次、严格的投资监管制度，并强调系统监管与个体监管并存，由此决定了美国的保险投资结构以债券为主导，而在英国，由于其证券市场结构以股票为主，因此反映到保险投资结构上也自然以股票为主导；同时，由于两国监管宽严程度以及监管方式的差异性，英国资本市场的稳定性弱于美国，所以反映到投资效果上，英国保险投资于资本市场的绩效不如美国。相反，德日两国的资本市场则以间接金融为主、直接金融为辅，证券市场的发展滞后于银行、信贷等行业，但由于德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特征表现为稳健平和，因此德国保险投资虽然收益率较低但稳定性较高，投资效率一般，而日本的投资收益率和稳定性均表现平平。由此可以得出关于以上4国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融合程度的比较性结果：除美国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融合度较高、融合效果较为理想外，其他3国在保险市场与资本市场对接的基础性环节——资金对接上均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无论在融合程度、结构还是效率方面均有待进一步改善。
五、结语
保险投资是保险业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保险投资将得到快速的发展。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保险投资机制，以降低投资风险，提高资金的投资收益。本文中提出了保险投资的组织结构和风险控制机制。
一、保险投资客观上需要建立有效投资机制
所谓保险投资机制是指保险投资活动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的总称，包括保险投资的内部组织结构、投资决策原则、风险控制方式等。保险投资机制建立的目的在于提高保险投资的收益，降低投资风险。
保险公司的承保业务与投资业务是现代保险业的两个重要特征，其中保险投资业务已经成为现代保险公司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保险投资业务的发展，将扩大保险公司的盈利，增加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和经营的稳定性。同时，保险公司收入的增加，将使保险公司有能力降低保险费率，减轻被保险人的负担，提高保险公司的竞争能力。我国保险业如果没有投资收益作为基础，加入WTO后，在承保业务上是很难与国外保险公司进行价格（费率）竞争的。另一方面，保险投资业务的发展和获利可以弥补业务上亏损，维持保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如1987年英国两大保险公司保险业务亏损分别为0．64亿英镑和1．08亿英镑，而投资利润为2.04亿英镑和2．49亿英镑，盈亏相抵后，还有不小的综合盈利。从近期国际保险业的发展特点来看，保险公司的主要收益已经从传统的承保收益逐步转移为投资收益，如美国的产险业务自1978年以来连续21年出现承保亏损，主要收益来自于投资收益。
我国保险投资的资金使用率低、投资工具少，使保险投资的收益水平非常低，这限制了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和竞争能力的提高。为了推进我国保险业的发展，我国政府和有关部门正致力于保险投资环境的改善，丰富和发展保险投资工具，降低保险投资的限制。从近几年来看，保险投资的建设步伐大大加快，1998年保险资金进入同业拆借市场，1999年10月同盛基金向保险公司实行走向配售，标志着我国的资本市场向保险公司开放。现在，有的保险公司允许购买基金的比例已从总资产的5％上升到15％。而投资连结保险可以100％进入资本市场购买投资基金。可以预见，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变，资本市场将会不断向保险公司开放，我国的保险投资将得到较大的发展。
由于保险经营是一种负债经营，因而保险资金的运用除了考虑投资的收益外，还必须保证投资的安全性。因此，市场的开放，投资工具的增加和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客观上需要保险公司进一步加强投资机制的建设，提高化解风险的能力，保证保险资金实现安全性和投资收益的协调。
二、保险投资模式和组织结构分类
保险投资模式与保险投资组织结构是紧密联系的，也就是说，一定的保险投资模式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投资组织结构。保险投资的模式主要有三种：集权投资模式、分散投资模式、分权投资模式。
1．集权投资模式。集权投资模式是与投资决策高度集中相对应的，即统一决策，集中交易。这种投资模式的特点在于投资主体单一，决策机制简单迅速，易于统一管理。但投资决策权的过度集中，使得决策风险增大。
集权投资模式适用于投资品种较少，投资规模不大的市场。但当投资品种较多，资金规模大时，这种模式就不可能进行协同配合、规模投资。
与集权投资模式相对应的组织结构是“直线式”的简单组织结构。我国现阶段保险投资一般都是采取这种组织结构。
2．分散投资模式。分散投资模式是集权投资模式相对立的一种模式，投资的决策权完全由各个职能部门负责行使，即各个职能部门根据市场的情况自行决定投资工具和投资数量。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能避免决策权过度集中所带来的决策风险。但是，过度分散的决策和投资增加了管理上的难度。与这种模式相对应的组织结构是扁平式的结构框架。
3．分权投资模式。这是一种介于集权投资模式和分散投资模式之间的一种投资方式。日常性的投资决策由各个职能部门行使。资金管理的总部负责在各个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管理，并仅对在一些重大项目进行投资决策。这种模式的投资主体是多元化的，即形成了总部与职能部门两个层次的投资决策主体。与这种模式对应的组织结构为事业部或超事业部制的组织结构。
三、我国保险投资模式的选择
投资模式的选择要综合考虑当前的状况和未来发展速度，采取适当超前的投资模式。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分权投资模式应是一种重要选择。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
首先，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决定了保险投资资金规模将会不断扩大。从我国保险的深度和密度来看，1998年我国保险深度为1．4％，密度为100元。而同期有的发达国家的保险深度为10％，密度超过5000美元。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的保险深度为5％，密度为100美元。可见，我国保险业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保险经济的不断壮大，我国保险业将会得到很大的发展，可以利用的资金将会越来越多。
其次，金融市场逐步完善，投资工具不断增加。我国证券市场、外汇市场、房地产市场正不断发展，如国债规模1997年为1898亿元，1998年为2993亿元，1999年为3817亿元，平均增长速度为43％。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虽说只有36只，但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开放式基金即将推出，定向募集资金也有可能成为保险投资的又一选择。这些都为保险投资提供了多层次的投资工具。同时各种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投资结构逐步趋于合理，使保险投资的外部环境得到不断改善。
另外，对保险投资的限制不断减少。WTO的加入，我国金融市场的建设速度大大加快，为保险投资的大规模进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时，也促进了我国保险投资模式尽快与国际运作模式的接轨。
因此，保险投资规模的扩大，投资工具的多样化客观上对保险投资的决策方式、专业分工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分散决策和专业分工必须建立在统一管理、相互协调的基础上。因而，采取分权投资模式是比较合理的选择。
四、对基金投资组织结构的的划分
事业制是保险投资的基本结构，事业部的划分主要是根据业务的特点来进行。如国债、外汇、实业投资等。由于保险资金进入资本市场较晚，对基金投资业务的划分上，国内保险公司存在一定的差异。现有的划分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集权投资模式，即成立专门的基金投资部门，负责统一对基金进行投资。在基金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这种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难以对基金进行深入的分析。另一种是分散投资模式，在基金投资部门设立多个小组，一般是36个投资小组，每组负责对一个基金进行投资。这种模式对基金虽能进行较深入的把握，但人员需要较多，而且划分过细还会增加管理和协调上的难度。为了避免这两种模式的缺点，可以根据基金的投资特征进行设计。
1．以基金管理公司来划分
我国的基金管理公司有10家，因此，可以划分为10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对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基金进行投资。这种划分方式有利于对基金管理公司的管理水平、经营思路、投资特点进行跟踪分析。
2．以基金的投资风格进行划分
按基金的投资风格进行划分，可以划分为6类。即积极成长型、稳健成长型、中小企业成长型、资产重组型、优化指数型、科技型。按基金投资风格进行划分，有利于投资风险把握，如中小企业成长型基金的风险相对就高，而稳健成长型基金的风险就相对较低。因此，可以根据基金的不同风险进行资金的分配。在市场热点切换较快时，也可根据市场上不同板块的热点变化，及时地选择相对应的基金进行投资。五、保险投资的风险控制
风险控制是现代金融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保险投资的风险控制主要体现在事前风险控制、事中风险控制、事后风险控制。
1．事前风险控制就是避免事故或损失的发生，这种风险控制的主要内容一般有：建立防范风险的机制；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1）建立防范风险事故发生的机制主要包括：一是组织控制。就是要加强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制衡。美国的组织控制一般设有：投资决策部门、交易执行部门、结算部门、风险控制委员会、内部审计部门、监察稽核部门。我国的保险投资要在决策部门、交易部门、清算部门相互分离相互制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完善风险控制、监察稽核部门。同时，逐步建立分散决策、统一交易的投资体制。二是操作控制。包括投资限额控制、操作标准化控制、业分隔离控制。三是报告制度。临时或定期向风险控制部门及上级部门报告。四是违规行为的监察和控制。包括设立基金投资限制表、员工行为的监察等。五是建立投资的内部会计控制。这是保证交易正确记录、会计信息真实、完全、及时的系统与制度，主要是为了避免人为篡改或大意疏漏造成的记帐不实或定价不合理而导致的会计信息不准确。
（2）风险的预警机制是发达资本市场上广泛使用的一种定量分析方法，主要有VAR方法、SA方法等。我国由于资本市场还不完善，难以进行相应的价值判断，因此，进行定量分析存在一定的难度。但建立定量分析模型，这是保险投资的重要分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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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投资是现代保险业存在与发展的关键。与此同时,保险业的稳健发展,一方面要求保险投资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另一方面要求保险投资的盈利性。显然,这三者的协调是十分重要的。而它们的协调需要法律从制度上加以完善,即法律应当为保险投资监管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我国自1980年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险资金运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0-1987年,为无投资或忽视投资阶段,保险公司的资金基本上进入了银行,形成银行存款;第二阶段从1987-1995年,为无序投资阶段,由于经济增长过热,同时又无法可循,导致盲目投资,房地产、证券、信托、甚至借贷,无所不及,从而形成大量不良资产;第三阶段始于1995年10月,为逐步规范阶段,1995年以来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简称《保险法》,下同)、《保险业管理暂行规定》等有关保险法律法规,但由于限制过紧,加之1996年5月1日以来的7次利率调整,使保险业发展带来新的问题,尤其使寿险业的利差损进一步扩大,因而,政府曾多次调整保险投资方式,1998年先后允许同业拆借、购买中央企业AA+公司债券,但仍解决利率下调对保险公司带来的压力,尤其难于解决寿险公司日益扩大的利差损。基于此,1999年10月28日,国务院批准保险基金通过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这是完善我国保险投资监管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进一步发展我国保险业的重要步骤。
我国目前面临着加入WTO,这要求我国保险业参照国际准则;同时,已进入21世纪,由于各国的金融改革,金融自由化的浪潮,也给我国保险业带来了新的机会与挑战,这也迫使我国的保险监管应与国际大趋势相接轨。本文拟在比较海外保险投资监管法律规定之特点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保险投资监管法律制度提出了若干拙见。
一、海外保险投资监管法律规定的一般特点
纵观海外许多国家或地区保险法及细则对保险投资的规定,尽管早期工业国或后起工业国和地区的投资方式及演进的阶段不同,但仍然存在以下几点带有共性的特点值得我们思索:
首先是确认和保证保险资金运用方式的多元性。在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以及我国的台湾和香港的法律规定中,均规定了多种保险投资方式。这些方式具体包括:债券、股票、抵押贷款、不动产投资等。英国则通过司法实务确认保险投资方式的多元性。由于投资方式多样且较灵活,使得不同的保险公司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投资方式,将盈利性大、流动性强和安全性高的不同投资方式进行有效的投资组合,从而稳定了保险公司的经营,并进一步为保险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其次是保险投资比例的限定性。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在注重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同时,也规定了投资比例。如美国纽约州、日本、德国、我国台湾等均有这方面的规定。这些法律规定不仅涉及了风险比较大的投资方式所占总投资的比例,而且规定了某一投资方式投资与有关每一筹资主体的比例,这样,前者有效控制了有关投资方式所带来的投资风险;后者有效控制了有关筹资主体带来的投资风险,从而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了条件。值得注意的是,保险投资比例随着保险业的发展阶段而调整。如日本,在保险投资方式比例方面:存款从1947年的1/3,调整为1956年的35%,1969年则废除了该规定,1998年则改为无限制;拆借贷款从1947年1/20降为1956年的5%、1958年的29%,1969年则废除了该规定,1998年则改为无限制;地方债券,从1947年的20%至1969年则废除了该规定,1998年则改为无限制;公司债券,从1947年的2/3,1987年则废除了该规定,1998年则改为无限制;股票则自1947年至1998年始终规定为30%;不动产则自1947年至1998年始终规定为20%。
第三是关注寿险投资结构的不同性。保险投资的结构因产寿险不同而不同,产险业投资要求的流动性优于寿险,而寿险的盈利性和安全性优于产险业。法律的规定显然要有所体现。比如,美国纽约州的保险法律在规定保险公司投资的形式和数额的同时,对人寿保险公司与财产和责任保险公司的投资结构确定了不同的原则。在纽约州保险法中,适用于寿险公司的投资法以谨慎标准为原则,而适用于财产和责任保险公司的投资法则主要以“鸽笼式”方法为原则。
第四是加强证券投资的管理。在保险投资的发展过程中,证券投资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上升,总的趋势是投资的证券化,但不同类型的国家或地区有所不同。早期工业国的保险投资已基本证券化,并且,在债券投资中股票和公司债券所占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股票的比重则快于公司债券上升的比例;而后起工业国则还有一个过程。如在美国寿险资产中,贷款所占的比重,1917年为47.6%、1930年为55.1%、1940年为29.4%、1950年为28.9%、1985年为27.4%、1990年为23.6%、1995年为14.4%、1997年为12.2%;不动产从1917年的3%降为1997年的1.8%;有价证券则从1917年的44.2%上升为1997年的73.1,其中,股票投资的比重从1917年的1.4%上升到1980年的9.9%,在稳定10年后,1991年上升为10.6%,1997年为23.2%;公司债券的比重从1917年的33.2%上升到1980年的37.5%,其后1990年上升为41.4%,其后直到1997年为41%左右波动1。这种保险投资的证券化是同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相联系的,而这种资产的金融化,同保险业(尤其寿险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要求的流动性和盈利性是密切联系的。
后起工业国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点在于:在二战后才开始发展,起点低、发展速度快。国家为了加速经济发展,在强调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同时,也强调社会性,保险投资对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起了重大作用。其中,日本保险投资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使日本的经济跨入经济强国后,其保险投资由贷款为主逐步转向证券投资;而韩国的保险投资结构的现状与日本八十年代初期相似,正处于转化中,我国台湾寿险业贷款比重也较高,但不动产的比例较高,这与台湾不动产稳定增值有关,同时,从动态看,有价证券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这说明,后起工业国或地区的保险投资结构演进为由直接投资向证券投资的演进是与其经济发展密切联系的。
日本作为后起工业国,80年代以前其投资比例依次为:贷款、有价证券、不动产、存款;而80年代以后,有价证券和存款的比例呈上升趋势,贷款和不动产投资的比例呈下降趋势。1986年证券投资占第一位,贷款退居第二位,1984-1986年存款上升至第三位,不动产退居第四位。其中,从1975年至1996年间,寿险业的投资中,贷款从67.9%下降到34.6%,有价证券从21.7%上升到50.7%,不动产从7.9%降为5.2%,其他资产从1.4%上升为6%。在此期间,1986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有价证券的比例首次超过贷款的比例。日本保险投资是同该国经济发展的过程相联系的。就其过程的特点看,主要有:首先,注重保险投资的经济效益。20世纪50-60年代,日本侧重发展重工业,重工业经济效益较好,于是保险公司投资于机械制造和化工工业;70年代末80年代初,转向以轻工中小企业为主,同期寿险公司短期贷款占61.7%,后来证券投资效益好,又转向证券投资,1975年为21.7%,1984、1986、1996年分别为35.1%、41%、50.7%;贷款投资占总资产的比率由1975年的67.9%,下降为1986、1988、1996年的39.2%、30%、34.6%。其次,关心投资的社会效益和社会影响,包括向新型产业投资、投向社会公用事业、社会开发性投资、为扩大生活消费投资;同时还注意扩大海外投资。
韩国的保险法所规定的保险投资方式有:有价债券投资、不动产投资、贷款或汇票贴现、对金融机构的存款、对信托公司的金钱或有价证券的信托、财政经济部令制定的类似前述第1-5项的方法。并于第15条规定各类投资比例为:对股票的投资不得超过总资产的40%;不动产投资不得超过总资产的15%;保险公司购买同一公司债权及股票或以此为担保的贷款不得超过总资产的5%;对同一人的贷款不得超过总资产的3%,对同一物件为但保的贷款不得超过总资产的5%,对同一企业集团的贷款不得超过总资产的5%;对同一企业集团发行的证券及股票持有量不得超过总资产的5%,外汇、国外不动产及外汇证券的持有量不得超过总资产的10%,中小企业(风险企业除外)发行的股票持有量不得超过总资产的1%。保险公司持有或作为贷款担保的同一公司的股票不得超过该公司总发行股票的10%,但持有国外法人的股票时,可以例外。对增强保险财产运用的健全性和效率性有必要时,金融监督委员会可按保险业务的种类和保险公司的财产规模,在第一款规定的各种财产利用比例的十分之五范围内下调其比例。
韩国寿险业自1950年以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迁,其保险投资中,不动产投资从50%以上降到了1997年的8.5%,其中,配合政府经济发展计划,以及鼓励出口发展重工业,寿险业资金运用转向投放资本市场及放款。目前韩国保险业法及保险资金运用管理规则规定各项资金运用投资对总资产比率为:股票不得超过30%;不动产投资为15%或以下(10%为营业用,5%为投资用);现金及存款为10%或以下。上述规定韩国政府鼓励保险公司多放款给房屋专项贷款,以及中小企业贷款2。韩国保险投资结构的变化为:韩国寿险业投资中,其结构的顺序依次由1981年的贷款、有价证券、不动产、现金及存款转变为1997年的贷款、有价证券、现金及存款、不动产。尽管有价证券的比重从18.5%上升到27.2%,贷款从62.8%下除为48.5%3,但仍然以贷款为主。
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投资结构的演变过程因产寿险而不同。从1991年至1997年,在财产保险业的投资中,其投资的结构顺序依次为:银行存款、有价证券、抵押贷款、贷款。其中,银行存款57.58%降为54.04%、有价证券从17.36%上升为31.74%、不动产从21.11%降为11.2%、抵押贷款从3.96%降为3%,其中股票从7%上升到19.45%,这说明产险业保险投资仍然以银行存款为主,这同财产保险主要属于短期业务要求投资流动性较强有关。寿险业投资中,投资的顺序依次为:贷款、有价证券、存款、不动产、国外投资和专案运用及公共投资,从1986年至1997年,其投资比重分别变化为:贷款从31.29%上升为35.05%、银行存款从23.77%上升为28.03%、有价证券从17.36%上升为28.03%、不动产从27.19%降为10.61%、国外投资从1989年的0.02%升为2.22%、专案运用及公共投资从1994年开始的1.95%上升为2.67%。其位次的变化为:有价证券由第三位上升为第二位、银行存款由第二位下降为第三位。这说明寿险业保险投资中有价证券的比重上升,但仍然以银行贷款为主。
由此可知,后起工业国和地区的保险投资与其经济发展密切联系,在经济发展初期,保险投资中,贷款的比重较高,一方面对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带动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这些投资项目的高回报,带来了保险投资的高盈利。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保险投资由贷款或不动产转向有价证券投资为主,日本的情况,说明了这一点。韩国的现状与日本发展的过程相似,韩国经济仍然处于日本当年起飞阶段,贷款比例很高;台湾寿险投资贷款、房地产比例也较高,这是由于这一阶段这些项目投资盈利性高。但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金融市场的完善,也将逐步向证券化投资过渡。
第五,细化保险资金运用的规范。不少国家和地区就保险资金运用的问题,注意从法律规范上较为详细地加以规定。如日本不仅在《保险业法》中规定保险资金运用的基本范围,同时在《保险业法施行规则》对其作出具体规定;我国台湾在《保险法》有关保险投资规定的基础上,相继制订了《保险业资金之专案运用与公共投资》、《保险业资金之专案
运用与公共投资审核要点》、《保险业资金办理国外投资限制》、《保险业资金办理外投资内容及范围》。它构成了由保险法规定保险资金运用的基本轮廓,由特别法作出具体规定的立法模式。这样便于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及时进行调整,既保持法律的持续性,同时又具有灵活性。
二、完善我国保险投资监管法律制度的几点思考
基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所处的起飞阶段,同时处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投资工具有限、规范交易的制度及组织有待完善,对投资市场的监控和引导乏力。因而一方面基于我国实际,另一方面借鉴海外保险投资监管法律规定的考察,本文认为欲完善我国保险投资监管法律制度,应当考虑以下几点:
第一,应当确立在安全性的前提下保护保险公司实现尽可能多的盈利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保险公司的投资应在遵循安全性原则的前提下达到尽可能多的益利。因为保险公司也是企业,在确保其资金运用安全的条件下,要以盈利为目标,从而保证资产的保值增值。这样不仅有利于保险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而且有利于其偿付能力的增强。
第二,完善投资环境。一个完善的投资环境,应包括有效的投资工具、公平交易规则以及保证这种制度有效贯彻的组织,即投资工具的多样化、交易规则的规范化、交易方式的灵活化、投资监管的有效化,以保证保险资金运用的安全、有效和畅通。
(1)完善投资工具。由于保险投资涉及不动产投资及金融市场的投资,因而,投资工具包括不动产投资和金融市场的金融工具,其中,金融市场的投资是保险投资的主体,因而,金融工具的完善,至关重要。其投资工具包括:债券、股票、票据、贷款、存款、外汇。其中:票据属于短期金融工具,分为汇票、支票和本票;债券和股票属于中长期金融工具,债券分为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公司证券,政府债券分为公债券、国库券和地方证券;股票,含普通股和优先股。
金融市场的投资工具应该是长期、短期和不定期的结合体,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不同层次的匹配,以便不同投资者选择,可利用灵活多样的投资工具,有利于保险投资者的选择,进行投资组合,也有利于提高其变现能力。就总体而言,保险公司应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以及自身业务的特点选择投资工具。如在金融市场尚不成熟时,应选择流动性强、安全性高的投资工具。但寿险投资则宜选择安全性和盈利性均较高的投资工具,而不十分要求其流动性。同时,应建立与投资工具相配套的避险工具,如期权交易、期货交易,以防范和分散投资风险。
(2)完善涉及保险投资的法规。投资法规的完善,在于建立保证投资市场公平、有效交易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如不动产交易法、证券交易法、票据法、但保法等,从而保证市场交易有据可依。
(3)理顺投资监管机构及相关部门的关系。法律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实施。为保证有关投资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必须建立相应的组织来保证。这些组织包括保险投资的行政主管部门以及配合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的司法机构,如投资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局、法院、仲裁机构,并且保证这些组织的合理分工协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或规章办事,切实保证投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有效实施,严禁任何组织或个人凌驾于法律规章之上。
第三,确认和保护保险投资主体在保险投资方式上有一定的选择权。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腾飞阶段,金融市场发育不全,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缺乏,而这些产业投资回报率较高,应允许保险投资主体有权实施抵押贷款或有区域选择的不动产投资;无限度的政府证券投资、有一定限度的金融债券投资和限制较严的股票与公司证券投资。当然,银行存款在目前及未来依然是必要的。从长期来看,待我国经济发展到较发达国家行列、金融市场发育完善,则可转向证券投资为主,那是比较长远的事。
第四,在立法上,放松投资方式的同时,控制投资比例。从法律监管的角度看,在放松投资方式规定的同时,如允许投资于有价证券、不动产、抵押贷款、银行存款等,同时应规定投资比例4。前者是为了提高保险投资的盈利能力,多种投资方式,为保险公司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灵活的投资工具,从而,为保险公司提高投资回报率创造了条件,当然,也为理智的保险公司投资者提高投资组合来控制风险提供了选择机会;后者则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了条件。这一比例分为方式比例和主体比例,方式比例规定了风险比较大的投资方式所占总投资的比例,这就有效控制了有关高风险的投资方式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主体比例有效控制了有关筹资主体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从而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了条件。主体比例,也应按投资方式的风险情况分别对待,对于高风险的筹资主体、高风险的投资方式,其比例应低一些,如购买同一公司股票不得超过投资的5%;购买同一公司债券不得超过投资的5%;购买同一公司的不动产不得超过投资的3%;对每一公司的抵押贷款不得超过投资的3%;对于较安全的投资方式但存在一定风险的筹资主体,其比例便可高一些,如存款于每一银行不得超过投资的10%。保险投资必须强调盈利,因为能够提高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但由于某项投资报酬是该项投资所具风险的函数,如对保险资金运用不加以限制,势必趋向风险较大的投资,以期获得较大的报酬,而危及保险企业财务的稳健。因为每一种投资方式的风险大小不同,一般而言,高盈利的投资方式伴随着高风险,低风险的投资方式则伴随着低盈利,显然,全部用于盈利性高的投资方式,必将使保险公司面临着全面的高风险,使被保险人有可能得不到应有的保险保障,也不利于保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因而,为了保证保险投资的盈利性,同时控制高风险,应规定有关高风险投资方式所占的比例。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工商或金融企业均有破产的可能性,无论采用风险大的亦或风险小投资方式,保险公司都会面临着筹资主体对保险投资所带来的风险,因而,为了控制每一筹资主体给保险公司所带来的风险,必须规定投资于有关每一筹资主体的比例5。
第五,法律应当对寿险和非寿险的保险投资作出区别性规定。由于寿险是长期保险,许多寿险带着储蓄性,更强调安全性,因而,一般可用于安全性和盈利性高、但流动性较低的投资方式,如不动产、贷款;非寿险是短期保险,要求流动性强,不宜过多投资于不动产投资,而应投资于股票、存款。同时,从风险控制看,寿险公司投资的比例在主体比例方面,应严于非寿险,因为寿险期限长、带有储蓄性,控制主体比例,便于保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从而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第六,加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立法。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愈大,表明保险公司可自由运用的资金愈多,则保险投资方式上可选择盈利性大、风险高的方式。通常衡量偿付能力的指标有:净保费与净资产之比;未决赔款准备金与净资产之比。我国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标准。由于保险监管的核心在于确保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所以,对保险投资监管的核心在于提高其偿付能力6。
当然,完善投资环境与放松投资限制相互依存。结合我国国情及保险业的特点,二者应同时兼顾,在完善投资环境的同时,适当放松投资管制。而在投资管制方面,实行严松合一,即在充分放松投资方式的同时,严格控制投资比例。这一比例的大小随投资环境的完善而逐步扩大,在投资环境尚未完善的初期,投资比例应该控制在非常小的范围内,其后逐步扩大。同时,在投资比例方面,也应因方式比例和主体比例区别对待,在初期,主体比例应当控制得更严些。这样既保证了保险投资的盈利性,也控制了投资风险,从而保证我国保险业持续稳健地发展。
【作者介绍】中国政法大学邮编；北京工商大学
注释与参考文献
1资料来源:根据1998《LifeInsuranceFactBook》整理,AmiricanCouncilofLifeInsurance,第109页。
2参考:周淑燕《南韩保险事业发展之梗概》一文(台湾《保险专刊》第47期,1996年,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编制)第208-209页。
1、二者产生和迅速发展的条件不同
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由于通货膨胀和高利率等原因，开始了金融革命和金融创新，银行和证券公司开发出大量创新的金融产品，使得投资者的收益提高，从而吸引了大量的个人金融资产，造成保险公司的资金外流。为此，寿险公司也开始业务创新，推出更灵活更具透明度的投资连结保险。在我国，投资连结保险是在通货紧缩、利率不断下调、各家保险公司积聚大量利差损的金融背景下进入市场的。
2、产品的具体形式不同
国外的投资连结保险在投资选择方面保险公司提供多种投资账户，供保单所有人选择，保险金额和保费也更具灵活性。目前国内出现的投资连结保险仅具有一个投资账户，保单持有人完全被动地接受保险公司的投资选择，且固定的保费和保险金额降低了该产品的灵活性。
3、保险资金的投资方式不同
在国外，由投资连结保险产品集聚的保险资金往往交由专门的基金管理公司去管理，投资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明确。在国内，由于尚未出现专门的保险基金管理公司，各家保险公司均采取自己运营保险资金的投资方式，而资金运营主体的定位模糊极易产生责任的混淆不清，从而可能降低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和投资效果的有效性。
同时，在投资收益的确定方面，国外的保险公司往往采用指数化的投资战略，即把保险现金价值的投资收益率同一个公布的指数挂钩，如与为期90天的国库券利率或莫迪氏债券收益率指数挂钩。这种方法提供了一个有保证的收益率。而国内的投资连结保险的投资收益率则根据实际投资收益率来确定，保单持有人的投资风险较大。
4、产品的监管和销售方式不同
在国外，投资连结保单也被看成是一种证券，证券管理部门和保险监管部门同时对它进行监管，该产品同时受制于证券法规和保险法规。在销售该类产品时，要求营销员具有保险和证券双重从业资格。在国内，该种产品只受到保监会监管，在销售时通常只是选择资深业务员进行营销，缺乏具体的身份认定。
通过以上国际间横向对比可以发现，国内的投资连结保险仍存在众多风险因素，突出表现为：
1、投资连结保险的认识风险
投资连结保险的认识风险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即由保险人认识不足引起的风险和由投保人认识不足引起的风险。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吴小平曾在“2000中国寿险业经营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特别指出，中国寿险业目前正处于从传统寿险产品向非传统寿险产品转变的关键时期，这一变革不仅仅是保险产品的转变，更应是中国寿险业的经营战略、经营理念和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和飞跃。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保险从业人员都能认识到这样的高度。不可避免的许多从业人员只将投资连结保险产品看成是化解寿险公司“利差损”的有效方式，或是又一次热卖的高潮、提高收入的好机会。如果寿险经营者仍用传统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来经营投资连结型产品，那么认识上的风险将不可避免地转化为现实的损失。同时，由于媒体大量的热卖报道，极易误导消费者，使他们难以全面认识投资连结型产品的高风险，而对该产品有过高的期望值，这显然对投资连结型产品的长远发展不利。
2、投资连结保险的投资风险
投资连结保险的投资风险主要表现为其所积聚的保险资金能否获得令人满意的投资收益。其投资风险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即内因——保险公司的投资决策体系是否科学有效；外因——是否有成熟规范的资本市场做基础。一般说来，保险资金投资模式有三种：(1)由与保险公司有股权关系的投资公司管理；(2)由专门运营保险资金的资产管理公司管理；(3)由保险公司成立专门的投资管理部门管理。从风险控制的角度看，前两种方法更易于投资决策中责、权、利的划分，是较优的投资模式，也是国际上使用较多的方式。但在国内由于长期对保险资金投资重要性认识不足，投资模式的发展处于较低的水平，主要采用第三种方式。这种投资模式的决策风险相对较大。同时，我国保险企业缺乏具有丰富经验相专业素质的投资人才，这进一步加大了投资风险。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离规范成熟的资本市场还有很大的距离。基于以上内因外因的相互作用，目前我国投资连结型保险尚存在不容忽视的投资风险。
3、投资连结保险的技术风险
投资连结保险技术风险主要表现为产品开发技术风险和售后服务技术风险。
投资连结保险的相关资产必须设立与保险公司其他资产相独立的分离账户，在费用处理、利润核算等方面都具有独立性，这需要相应的财务技术支持；投资连结保险的资产单位价格的确定十分严密，需要高水平的精算技术支持；投资连结保险售出后，必须随时提供被保险人在特定时点上的保险金额和保单现金价值，要求保险公司业务系统必须同财务系统、投资系统集成在一起，以便提供随时必要的信息，这需要复杂的电脑操作系统的技术支持。目前，国内保险企业在软件上存在技术人员匮乏的不利因素，硬件上又未能形成系统的电子网络系统，因此，投资连结保险的技术风险仍普遍存在。
4、投资连结保险的监管风险
1、二者产生和迅速发展的条件不同
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由于通货膨胀和高利率等原因，开始了金融革命和金融创新，银行和证券公司开发出大量创新的金融产品，使得投资者的收益提高，从而吸引了大量的个人金融资产，造成保险公司的资金外流。为此，寿险公司也开始业务创新，推出更灵活更具透明度的投资连结保险。在我国，投资连结保险是在通货紧缩、利率不断下调、各家保险公司积聚大量利差损的金融背景下进入市场的。
2、产品的具体形式不同
国外的投资连结保险在投资选择方面保险公司提供多种投资账户，供保单所有人选择，保险金额和保费也更具灵活性。目前国内出现的投资连结保险仅具有一个投资账户，保单持有人完全被动地接受保险公司的投资选择，且固定的保费和保险金额降低了该产品的灵活性。
3、保险资金的投资方式不同
在国外，由投资连结保险产品集聚的保险资金往往交由专门的基金管理公司去管理，投资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明确。在国内，由于尚未出现专门的保险基金管理公司，各家保险公司均采取自己运营保险资金的投资方式，而资金运营主体的定位模糊极易产生责任的混淆不清，从而可能降低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和投资效果的有效性。
同时，在投资收益的确定方面，国外的保险公司往往采用指数化的投资战略，即把保险现金价值的投资收益率同一个公布的指数挂钩，如与为期90天的国库券利率或莫迪氏债券收益率指数挂钩。这种方法提供了一个有保证的收益率。而国内的投资连结保险的投资收益率则根据实际投资收益率来确定，保单持有人的投资风险较大。
4、产品的监管和销售方式不同
在国外，投资连结保单也被看成是一种证券，证券管理部门和保险监管部门同时对它进行监管，该产品同时受制于证券法规和保险法规。在销售该类产品时，要求营销员具有保险和证券双重从业资格。在国内，该种产品只受到保监会监管，在销售时通常只是选择资深业务员进行营销，缺乏具体的身份认定。
通过以上国际间横向对比可以发现，国内的投资连结保险仍存在众多风险因素，突出表现为：
1、投资连结保险的认识风险
投资连结保险的认识风险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即由保险人认识不足引起的风险和由投保人认识不足引起的风险。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吴小平曾在“2000中国寿险业经营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特别指出，中国寿险业目前正处于从传统寿险产品向非传统寿险产品转变的关键时期，这一变革不仅仅是保险产品的转变，更应是中国寿险业的经营战略、经营理念和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和飞跃。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保险从业人员都能认识到这样的高度。不可避免的许多从业人员只将投资连结保险产品看成是化解寿险公司“利差损”的有效方式，或是又一次热卖的高潮、提高收入的好机会。如果寿险经营者仍用传统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来经营投资连结型产品，那么认识上的风险将不可避免地转化为现实的损失。同时，由于媒体大量的热卖报道，极易误导消费者，使他们难以全面认识投资连结型产品的高风险，而对该产品有过高的期望值，这显然对投资连结型产品的长远发展不利。
2、投资连结保险的投资风险
投资连结保险的投资风险主要表现为其所积聚的保险资金能否获得令人满意的投资收益。其投资风险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即内因——保险公司的投资决策体系是否科学有效；外因——是否有成熟规范的资本市场做基础。一般说来，保险资金投资模式有三种：(1)由与保险公司有股权关系的投资公司管理；(2)由专门运营保险资金的资产管理公司管理；(3)由保险公司成立专门的投资管理部门管理。从风险控制的角度看，前两种方法更易于投资决策中责、权、利的划分，是较优的投资模式，也是国际上使用较多的方式。但在国内由于长期对保险资金投资重要性认识不足，投资模式的发展处于较低的水平，主要采用第三种方式。这种投资模式的决策风险相对较大。同时，我国保险企业缺乏具有丰富经验相专业素质的投资人才，这进一步加大了投资风险。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离规范成熟的资本市场还有很大的距离。基于以上内因外因的相互作用，目前我国投资连结型保险尚存在不容忽视的投资风险。
3、投资连结保险的技术风险
投资连结保险技术风险主要表现为产品开发技术风险和售后服务技术风险。
投资连结保险的相关资产必须设立与保险公司其他资产相独立的分离账户，在费用处理、利润核算等方面都具有独立性，这需要相应的财务技术支持；投资连结保险的资产单位价格的确定十分严密，需要高水平的精算技术支持；投资连结保险售出后，必须随时提供被保险人在特定时点上的保险金额和保单现金价值，要求保险公司业务系统必须同财务系统、投资系统集成在一起，以便提供随时必要的信息，这需要复杂的电脑操作系统的技术支持。目前，国内保险企业在软件上存在技术人员匮乏的不利因素，硬件上又未能形成系统的电子网络系统，因此，投资连结保险的技术风险仍普遍存在。
4、投资连结保险的监管风险
1、二者产生和迅速发展的条件不同
在美国，20世纪70年代由于通货膨胀和高利率等原因，开始了金融革命和金融创新，银行和证券公司开发出大量创新的金融产品，使得投资者的收益提高，从而吸引了大量的个人金融资产，造成保险公司的资金外流。为此，寿险公司也开始业务创新，推出更灵活更具透明度的投资连结保险。在我国，投资连结保险是在通货紧缩、利率不断下调、各家保险公司积聚大量利差损的金融背景下进入市场的。
2、产品的具体形式不同
国外的投资连结保险在投资选择方面保险公司提供多种投资账户，供保单所有人选择，保险金额和保费也更具灵活性。目前国内出现的投资连结保险仅具有一个投资账户，保单持有人完全被动地接受保险公司的投资选择，且固定的保费和保险金额降低了该产品的灵活性。
3、保险资金的投资方式不同
在国外，由投资连结保险产品集聚的保险资金往往交由专门的基金管理公司去管理，投资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明确。在国内，由于尚未出现专门的保险基金管理公司，各家保险公司均采取自己运营保险资金的投资方式，而资金运营主体的定位模糊极易产生责任的混淆不清，从而可能降低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和投资效果的有效性。
同时，在投资收益的确定方面，国外的保险公司往往采用指数化的投资战略，即把保险现金价值的投资收益率同一个公布的指数挂钩，如与为期90天的国库券利率或莫迪氏债券收益率指数挂钩。这种方法提供了一个有保证的收益率。而国内的投资连结保险的投资收益率则根据实际投资收益率来确定，保单持有人的投资风险较大。
4、产品的监管和销售方式不同
在国外，投资连结保单也被看成是一种证券，证券管理部门和保险监管部门同时对它进行监管，该产品同时受制于证券法规和保险法规。在销售该类产品时，要求营销员具有保险和证券双重从业资格。在国内，该种产品只受到保监会监管，在销售时通常只是选择资深业务员进行营销，缺乏具体的身份认定。
通过以上国际间横向对比可以发现，国内的投资连结保险仍存在众多风险因素，突出表现为：
1、投资连结保险的认识风险
投资连结保险的认识风险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即由保险人认识不足引起的风险和由投保人认识不足引起的风险。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吴小平曾在“2000中国寿险业经营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特别指出，中国寿险业目前正处于从传统寿险产品向非传统寿险产品转变的关键时期，这一变革不仅仅是保险产品的转变，更应是中国寿险业的经营战略、经营理念和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和飞跃。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保险从业人员都能认识到这样的高度。不可避免的许多从业人员只将投资连结保险产品看成是化解寿险公司“利差损”的有效方式，或是又一次热卖的高潮、提高收入的好机会。如果寿险经营者仍用传统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来经营投资连结型产品，那么认识上的风险将不可避免地转化为现实的损失。同时，由于媒体大量的热卖报道，极易误导消费者，使他们难以全面认识投资连结型产品的高风险，而对该产品有过高的期望值，这显然对投资连结型产品的长远发展不利。
2、投资连结保险的投资风险
投资连结保险的投资风险主要表现为其所积聚的保险资金能否获得令人满意的投资收益。其投资风险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即内因——保险公司的投资决策体系是否科学有效；外因——是否有成熟规范的资本市场做基础。一般说来，保险资金投资模式有三种：(1)由与保险公司有股权关系的投资公司管理；(2)由专门运营保险资金的资产管理公司管理；(3)由保险公司成立专门的投资管理部门管理。从风险控制的角度看，前两种方法更易于投资决策中责、权、利的划分，是较优的投资模式，也是国际上使用较多的方式。但在国内由于长期对保险资金投资重要性认识不足，投资模式的发展处于较低的水平，主要采用第三种方式。这种投资模式的决策风险相对较大。同时，我国保险企业缺乏具有丰富经验相专业素质的投资人才，这进一步加大了投资风险。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离规范成熟的资本市场还有很大的距离。基于以上内因外因的相互作用，目前我国投资连结型保险尚存在不容忽视的投资风险。
3、投资连结保险的技术风险
投资连结保险技术风险主要表现为产品开发技术风险和售后服务技术风险。
投资连结保险的相关资产必须设立与保险公司其他资产相独立的分离账户，在费用处理、利润核算等方面都具有独立性，这需要相应的财务技术支持；投资连结保险的资产单位价格的确定十分严密，需要高水平的精算技术支持；投资连结保险售出后，必须随时提供被保险人在特定时点上的保险金额和保单现金价值，要求保险公司业务系统必须同财务系统、投资系统集成在一起，以便提供随时必要的信息，这需要复杂的电脑操作系统的技术支持。目前，国内保险企业在软件上存在技术人员匮乏的不利因素，硬件上又未能形成系统的电子网络系统，因此，投资连结保险的技术风险仍普遍存在。
4、投资连结保险的监管风险
第一阶段从1980－1987年，为无投资或忽视投资阶段。保险公司的资金基本上进入了银行，形成银行存款；
第二阶段从1987－1995年，为无序投资阶段。由于经济增长过热，同时又无法可循，导致盲目投资，房地产、有价证券、信托、甚至借贷，无所不及，从而形成大量不良资产；
第三阶段始于1995年10月，为逐步规范阶段。1995年以来，《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等有关金融法律法规先后颁布，但由于限制过紧，加之1996年5月1日以来的七次利率调整，给保险业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因而，政府曾多次调整保险投资方式，1998年以来先后允许同业拆借、购买中央企业AA十公司债券、保险资金间接入市，并不断调整入市比例，尤其是近期保监会公布的把投资连接保险的投资比例放宽至100％，为拓宽保险投资渠道奠定了基础。
基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处于起飞阶段，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投资工具有限、规范交易的制度及组织有待完善，对投资市场的监控和引导乏力，保险投资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保险公司的投资应在遵循安全性原则的前提下达到尽可能多的盈利。因为保险公司是企业，在确保其资金运用安全的条件下，要以盈利为目标，从而保证资产的保值增值。这样不仅有利于保险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而且有利于其赔偿能力的增强。
其次，完善投资环境。一个完善的投资环境，应包括有效的投资工具、公平的交易规则以及保证这种制度有效贯彻的组织，即投资工具的多样化、交易规则的规范化、交易方式的灵活化、投资监管的有效化，以保证保险资金运用的安全、有效和畅通。
完善投资工具。由于保险投资涉及不动产投资及金融市场的投资，因而投资工具包括不动产投资和金融市场的金融工具。其中，金融市场的投资是保险投资的主体，因而金融工具的完善至关重要。其投资工具包括：债券、股票、票据、贷款、存款、外汇。其中；票据属于短期金融工具，分为汇票、支票和本票；债券和股票属于中长期金融工具，债券分为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公司债券，政府债券分为公债券、国库券和地方政府债券；股票，含普通股和优先股。
金融市场的投资工具应该是长期、短期和不定期的结合体，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不同层次的匹配，以便不同投资者根据自身业务特点选择，可利用灵活多样的投资工具，有利于保险投资者的选择，进行投资组合，也有利于提高其变现能力。就总体而言，保险公司应根据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以及自身业务的特点选择投资工具。如在金融市场尚不成熟时，应选择流动性强、安全性高的投资工具。但寿险投资则宜选择安全性和盈利性均较高的投资工具，而不十分要求其流动性。同时，应建立与投资工具相配套的避险工具，如期权交易、期货交易，以防范和分散投资风险。
完善涉及保险投资的法规。投资法规的完善，在于建立保证投资市场公平、有效交易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如不动产交易法、证券交易法、票据法、保险法、担保法等，保证市场交易有据可依。
理顺投资监管机构的关系。法律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实施。为保证有关投资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必须建立相应的组织来保证。这些组织包括投资的行政主管部门以及配合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的司法机构，如投资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局、法院、仲裁机构，并且保证这些组织的合理分工与协作，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或规章办事，切实保证投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有效实施，严禁任何组织或个人凌驾于祛律规章之上。
再次，保险投资方式多样化。在保险投资方式的选择方面，基于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腾飞阶段，金融市场发育不全，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缺乏，而这些产业投资回报率较高，应允许抵押贷款或有区域选择的不动产投资；无限度的政府债券投资、有一定限度的金融债券投资和限制较严的股票与公司债券投资；长期银行存款在目前是必要的。从长远看，待我国金融市场发育完善，则可转向证券投资。
第四，在放松投资方式的同时控制投资的比例。从政府监管的角度看，在放松投资方式规定的同时，如允许投资于有价证券、不动产、抵押贷款、银行存款等，同时应规定投资比例、前者是为了提高保险投资的盈利能力，多种投资方式，为保险公司提供可供选择的灵活的投资工具，从而，为保险公司提高投资回报率创造条件，当然，也为理智的保险公司投资者提高投资组合来控制风险提供选择机会；后者则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条件。这一比例分为方式比例和主体比例，方式比例规定风险比较大的投资方式所占总投资的比例，可有效控制有关高风险投资方式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主体比例可有效控制有关筹资主体所带来的投资风险，从而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条件。主体比例也应按投资方式的风险情况分别对待，对于高风险的筹资主体、高风险的投资方式，其比例应低一些，如购买同一公司股票不得超过投资的5％；购买同一公司债券不得超过投资的5％；购买同一公司的不动产不得超过投资的3％；对每一公司的抵押贷款不得超过投资的3％；对于较安全的投资方式但存在一定风险的筹资主体，其比例便可高一些，如存款于每一银行不得超过投资的10％。保险投资必须强调盈利，提高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但由于某项投资报酬是该项投资所具风险的函数，如对保险资金运用不加以限制，势必趋向风险较大的投资，以期获得较大的报酬，而危及保险企业财务的稳健。因为每一种技资方式的风险大小不同，一般而言，高盈利的投资方式伴随着高风险，低风险的投资方式则伴随着低盈利，显然，全部用于盈利性高的投资方式，必将使保险公司面临着全面的高风险，使被保险人有可能得不到应有的保险保障，也不利于保险公司的生存和发展，因而，为了保证保险投资的盈利性，同时控制高风险，应规定有关高风险投资方式所占的比例。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工商或金融企业均有破产的可能性，无论采用风险大的亦或风险小的投资方式，保险公司都会面临着筹资主体对保险投资所带来的风险，因此为了控制每一筹资主体给保险公司所带来的风险，必须规定投资于每一筹资主体的比例。
第五，寿险和非寿险的保险投资应有所区别。由于寿险是长期保险，许多寿险带有储蓄性，更强调安全性，因而，一般可用于安全性和盈利性高、但流动性较低的投资方式，如不动产、贷款；非寿险是短期保险，要求流动性强，不宜过多投资于不动产投资，而应投资于股票、存款。同时，从风险控制看，寿险公司投资的比例在主体比例方面，应严于非寿险，因为寿险期限长、带有储蓄性，控制主体比例，便于保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从而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海外投资；海外投资保险；立法
中图分类号：D922.2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12-0046-05 收稿日期：2008-08-16
一、海外投资保险立法的涵义与价值
二战以后，经济全球化浪潮汹涌，国际资本输出以空前的态势急剧增加，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但私人向海外投资会遇到种种商业的或非商业的风险，前者如投资者决策失误、经营不善、货币贬值等；后者如东道国实行征收和国有化、禁止汇兑外汇以及发生战争、革命、暴动、内乱致使投资者在东道国的财产受到损害等。非商业风险，也即政治风险，非投资者所能控制，最令投资者忧虑。为使本国私人投资免受东道国政治风险的影响，1948年美国进行了世界上最早的海外投资保险立法。之后，日本、联邦德国、法国、丹麦、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瑞士、比利时、英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印度、韩国也相继立法(陈立平、梁桂青，2001)，以保护本国的海外私人投资。海外投资保险立法是由资本输出国制定、认可和变动海外投资保险法律规范的活动。该活动旨在为资本输出国政府或公营机构与海外投资者提供一套行为准则，即本国海外投资者可就其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向政府或公营机构投保，若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而致使其遭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
海外投资保险立法拥有一般民间保险立法无法替代的重要功能。其价值极为明显。一方面，海外投资保险立法规定由国家作后盾，为私人海外投资提供“国家保险”，有利于鼓励私人大胆到海外投资创业；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意志”的海外投资保险立法，也是一国政府贯彻执行其国际政治的间接工具和实施其对外经济政策的直接工具，有助于促进资本输出国实现其国家利益。
二、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存在的问题
中国的海外投资始于1979年。截至2006年底，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累计净额达906.3亿美元，设立境外中资企业超过l万家(江国成、刘雪，2007)。目前境外中资企业(非金融类)的资产总额已超过2000亿美元，年销售收入超过1500亿美元(潘金忠，2007)。
但应注意的是，中国在投资环境好、政局稳定、法制完善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比例已相对降低，现在海外投资大部分集中于亚、非、拉一带。中国投资企业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面临更大机遇(资源丰富、市场广阔、措施优惠、利润更高)的同时，也面临政局不稳、政策多变、法律体制不完备的严峻挑战。这些因素无疑给中国海外投资带来了更多的前所未有的政治风险。实践中，一些海外投资因遇到政治风险事故已遭受巨大损失。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自2002年底开始开展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由2001年12月在北京正式挂牌营业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海外投资提供投资保险。中国尽管推出了海外投资保险产品，但海外投资保险立法明显滞后，专门性立法尚处于完全空白的状态；涉及海外投资保险立法的其他促进境外投资的法律法规，以及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投资指南》的相关规定，极为笼统和过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有关海外投资保险的立法内容还存在大量的不完善之处。还有诸多海外投资保险问题无法可依，以致当前绝大多数中国企业所进行的海外投资仍游离于国家保险机制之外。
(一)海外投资保险立法模式有待重构海外投资保险立法有单边主义、双边主义和混合主义三种模式(余劲松，1997)。单边主义模式，只根据国内法的规定适用海外投资保险法，而不以本国与资本输入国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为法定前提。而双边主义模式，则是以本国与资本输入国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为适用海外投资保险法的前提，融国内法与国际法为一体。混合主义是同时采用双边保证制与单边保证制。
中国现行做法及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关于承保对象的规定――合格投资项目的条件――并未有要求必须投资于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这样的条款。可见中国采取单边主义立法模式。受一些基本条件的限制，这不利于保险机构理赔后代位求偿权的实际有效行使。因此，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的立法模式应当重新选择和建构。
(二)承保机构的设置尚不完善
目前中国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的开展，对拟投保项目的审批和承保均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全权负责。可见，中国现行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设置采用保险审批机构和业务经营机构合一的模式。这一模式存在较大的弊端：一是行使审批职能与中国出口信用公司独立公司法人的身份不相符。尽管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政府全资的政策性公司，但它毕竟是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具有独立的经济账户和经济利益要求，并非一个行政主体。它不能充分体现海外投资保险是“国家保险”或“政府保险”的性质；二是不利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在国内法层面对海外投资保险进行商业化运作(慕亚平、陈晓燕，2006)。因此，中国承保机构设置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保险范围有待调整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投保指南》规定的保险范围为征收险、汇兑限制险、战争险和政府违约险(陈安，2007)。其中，征收险、汇兑限制险范围的界定较为合理。而有关政府违约险、战争险的规定则存在一定的问题。
1.政府违约险――投资所在国政府非法地或者不合理地取消、违反、不履行或者拒绝承认其出具、签订的与投资相关的特定担保、保证或特许权协议的风险――与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的单边主义模式存在矛盾。国家契约争议的诉讼管辖权受到具有国际习惯法性质的“卡尔沃主义”的限制或把“用尽”当地救济规则作为将争议提交国际解决的前提。代位求偿权落空的可能性很大，从而不能达到保险的目的。
2.战争险――投资所在国发生的战争、内战、恐怖行为以及其它类似战争的行为造成的项目企业有形财产的损失和因战争行为导致项目企业不能正常经营所造成损失的风险――的范围未涵盖政治“骚乱”和“敌对行为”，不适应当前国际形势。就目前的国际社会而言，稳定是大局，但局部动荡仍不可避免。所以，当前各国国内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之政治“骚乱”或“敌对行为”带来的风险远大于爆发战争的风险。故而，保险范围通常既应包括战争险，又应包括内乱险。上述《投保指南》中没有明确将政治“骚乱”和“敌对行为”列入保险范围的设置是不合理的。也不符合中国海外投资的现实需要。
(四)保险对象的合格标准不全面保险对象的合格标准，主要是指投资项目合格与投资形式合格。依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投保指南》的要求，合格
投资，在投资项目方面必须符合中国国家政策和经济、战略利益；在投资形式方面，直接投资、金融机构贷款以及其它经批准的境外投资。不论是否已经完成，可投保海外投资保险。
上述后项以概括和例举结合式的规定。投资类型涵盖较广。基本不存在问题。但前项规定只提到了海外投资要“符合中国国家政策和经济、战略利益”，而关于其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则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实践中，为了保证投资在东道国的安全，必须要求海外投资要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因为只有对东道国经济有利的投资才会受到东道国欢迎并得到保护，减少或避免风险发生(车丕照，2003)。
(五)投保人范围的界定不严谨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投保指南》中，包括了依外国法设立95％以上的股权属中国企业的投保人。我们认为这一规定过分扩大了合格投保人的范围。虽然这类投保人是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子公司，其资产所有者是中国企业，为了全面保护中国的利益似乎应该对他们进行保护，然而这种做法与现在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采用的单边主义模式不相符，无法实现代位求偿权。允许外国公司、企业、其它经济组织作为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的合格投资者，将因其不具有中国国籍而导致中国的承保机构无法行使代位权，达不到保护投保人利益的目的(慕亚平等，2006)。
依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投保指南》的规定，投保人包括来华(“流进来”)或到海外(“走出去”)设立新企业的投资者、向现有企业注资、购并当地企业以及提供股东贷款或担保等直接投资的投资者，也包括金融机构为支持有关投资活动而进行的贷款等间接投资的投资者(刘诗平，2007)。我们认为，上述《投保指南》关于投保人范围的这一界定不够严谨：
其一，海外投资保险通常是投资者母国为保护本国私人海外投资而设立的，它与吸引外国资本来本国投资的立法的精神是有区别的。我们认为，“走’出去”与“流进来”的投资的政治风险由一个机构承保，由一个立法来规定，不甚妥当；其二，海外投资保险的投保人一般为直接投资者，间接投资者作为海外投资的投保人，不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因而，也是不适当的。
(六)对代位求偿权的享有和行使无明确规定由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海外投资保险业务刚刚起步，且基本上偏重于投资保险运作过程的前半段，而有关代位求偿权的实现和索赔以及争端的解决方法，该公司《投保指南》和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均缺乏相应的规定。
三、海外投资保险立法模式
(一)美国模式 美国由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作为本国私人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的保险人，该公司兼具公、私两重性质。作为公司法人，它可使投资纠纷非政治化，“可以充当外国政府与美国商行之间的桥梁，使政治性问题，取得商业性解决”(陈安，1985)。在保险范围方面，美国立法的规定最为广泛，在保险对象方面，必须是合格的投资：海外投资必须符合美国的利益并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投资的东道国必须是事先已与美国政府订有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的国家，这一要求的目的是，一旦保险事故发生，美国政府可依条约进行代位索赔；在投保人方面，美国允许依本国法律设立的公司、合伙或其他社团作为投保人，但其必须为美国人所控股，即拥有51％以上的股权或资产；而依外国法设立的外国公司、合伙、社团，其资产的全部或至少95％为美国公民、公司、合伙或社团所有者，才可作为合格投保人。在代位求偿权方面，美国以同东道国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为国内法上投资保险制度运用的法定前提，因此，承保人在取得代位求偿权后，可依据与东道国订立的双边投资保证协定向东道国索赔，这就使美国的承保人向东道国索赔有了国际法依据，并受国际法保护。
(二)日本模式 日本由通商产业省贸易局承办投资保险业务，该局是一个政府机构，但在财政上具有独立性，其宗旨是担保对外贸易中其他普通保险者所不能承保的风险，以促进国际经济交往的发展。在保险范围方面，日本与美国大体相同。在代位求偿权方面。日本采取单边的保证制。其国内投资保险立法并不与双边投资协定挂钩，这样当保险人取得代位求偿权后，只能依据东道国国内法索赔，投保人或代位人有义务在东道国“用尽”国内救济手段，投资者本国政府只有在投资者或代位人“用尽”当地救济手段之后，才能代位向东道国索赔(郭寿康等，2006)。
(三)联邦德国模式 联邦政府是法定保险人(姚梅镇，1989)，执行则由两个国营公司负责。在保险范围、保险对象、投保人等方面，联邦德国与美、日的规定同多异少：在代位求偿权方面，联邦德国不以东道国是否与其签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为担保海外投资的法定条件，只要经审查确认东道国的法律秩序及其有关措施足以切实保护德国投资，即属合格的东道国，但为了加强国内保险的效力，实践中仍要求签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事实上联邦德国的海外投资者一般都向与该国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发展中国家投资。
通过以上考察可知，对于海外投资保险立法。美国是双边主义模式，日本是单边主义模式，联邦德国则是双边、单边混合主义模式。我们认为上述三种模式对中国有重要的可资借鉴的意义。
第一，单边主义立法模式的作用有限，美国的双边主义立法模式，能充分发挥国内海外投资保险立法与国际投资保证协定的功效和作用，从而最大程度地保护海外投资者的利益，的确是比较成熟的海外投资保险立法模式。随着海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日本、联邦德国政府近来也开始倾向于采取美国式的政府间的投资保证协定，使国内立法与国际双边条约结合起来、相互配合。目前，双边主义立法模式对很多国家来讲，都是一种非常现实而必要的选择。
第二，美国和日本由单一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行使审批和经营职能，不过，前者以政府公司，后者以政府机构作为保险机构。实际上，这两者都有一定的弊端。政府公司属于法人，由其行使而非政府机构行使审批权不太合适，毕竟后者更能体现这是一种“国家保险”或“政府保险”；而由政府机构经营海外投资保险业务，则容易使国际投资纠纷政治化。德国式的由政府和国营公司分别设立审批机构和经营机构的承保机构设置模式，有更多优越性。
第三，美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将征收险、外汇险中的禁兑险、战争与内乱险列入保险范围，排除了政府违约险，体现了实用主义的立法精神，这对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有启示意义；规定合格投资是既有利于美国经济又有利于东道国经济发展的投资，这一规定值得中国借鉴：美国立法关于本国公司、合伙或其他社团以及外国公司、合伙、社团成为合格投保人的条件，有其合理性。对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中投保人的范围的划定，当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四，对于代位求偿权，美国非常重视。美国式双边投资协定的特点就是主要规定代位求偿权、争端的解决等程序性问题，这值得中国学习和立法采纳。
四、完善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的对策及建议
(一)关于海外投资保险的立法模式根据对海外投资保险立法的比较分析，我们赞同中国放弃现行的单边主义立法模式，转而选择和采用双边主义海外投资保险立法模式。理由如下：
1.中国的海外私人投资的发展仍处于不成熟阶段，需要国家给予一定的调控和引导，实施双边主义立法模式将使海外投资者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对于该东道国是否已与中国签订了双边保护协定，该投资能否受到东道国和母国的双重有效保护等方面的因素，将会做出慎重的考虑，从而能在相当程度上引导投资者的投资方向。这显然是单边主义立法所不能做到的。
2.中国缺乏海外投资保险立法的经验，作为一种新兴的调整涉外投资关系的国内立法，非常需要配套的相关国际法措施。特别是从中国的实践来看，没有充分的国际法依据，中国政府不会对本国的海外投资冒然“行使”外交保护权，因此不宜继续采用单边主义立法模式，而应采用双边主义立法模式。
3.海外投资保险立法对政治风险予以担保的法律功能就是防患于未然和补救于已然并举。而这两个功能一般是结合两国间投资保证协定来完成的。以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为承保前提，更有利于实现其防患于未然的功能，有助于防止和减少一国动辄实施国有化、征收等行为，从而有利于减少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促进中国海外投资的发展。
(二)关于承保机构的设置 中国可以借鉴联邦德国所采取的海外投资的管理、审批与保险相对分离的体制模式。根据这一思路，可以在国务院领导下增设一个政府机构，专门用来管理、审批海外投资，可由商务部、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以及外交部、财政部的代表组成。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为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经营机构。保险机构为公法人并不排除其商业性质，这是美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实践所证明了的，以便于在双边保证协定框架内顺利实现代位求偿。这种分离制有助于审批机构和保险业务机构各自发挥其职能，各尽所长。
(三)关于保险范围的调整 对于征收险、外汇险、战争险，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应予以采纳，这没有争议。而对于政府违约险，考虑到国家契约争议解决的特殊性，至少目前中国不应将其纳入海外投资保险立法的保险范围。因为在现行单边主义海外投资保险立法框架内，将政府违约险列入保险范围，一旦对方政府违约，容易造成中国与东道国政府的直接冲突和摩擦。不利于海外投资在东道国的整体发展，实行双边主义立法模式的美国也未将政府违约险列入其保险范围，值得我们思考。总之，政府违约险，在当前不可行。中国应将政府违约险从现行保险范围中撤出。但是，根据现实需要，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应将“战争险”扩展至“战争与内乱险”，对于东道国可能发生的旨在实现某种政治目的之政治“骚乱”和“敌对行为”而给中国海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风险，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也应承保。
(四)关于保险对象的合格标准 关于投资项目合格的具体标准，一般来说，是要求各资本输出国的国内投资保险机构承保的投资必须是经过东道国批准的新项目的投资，并且有利于促进投资者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或本国经济的发展。
我们认为，中国应借鉴、吸收和采用前述美国的立法规定，要求海外投资须有利于东道国和投资者母国的经济发展，鼓励海外投资流向与中国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能够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资本输入国。
(五)关于投保人范围的界定 在是否采取“资本控制标准”将投保人范围扩展到中国法人或自然人控制的外国企业时，借鉴美国的做法，应该是有前提的，即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立法已从单边主义完全转变为双边主义的模式。要求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规定，对母公司位于中国，子公司(由中国法人或自然人控制)位于东道国的境外投资的风险，中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承保和理赔的，有代位求偿权。至于在具体的资本控制比例上，依中国法律在中国设立的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具有中国国籍，不必在持股上作过多限制，他们都应是合格的投资者，具有投保人资格；而对于外国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在具备上述前提条件的情况下，还须强调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的绝对控股地位，要把实质上确为中国带来利益的企业纳入投保人范围，控股比例应规定在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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