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难以持续
1978～201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10%，特别是2002年以来更是实现了10.7%的年均增长率。这种大国持续高速增长三十多年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故被一些人誉为“中国奇迹”。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二是要素投入的增加，特别是大规模投资的推动。这种持续高速增长依赖于一系列重要的条件：改革前存在大量被压抑的生产力、制度变革的强力推动、很高的潜在增长率、分享国际分工效益的良好外部环境和强有力的政府驱动等。然而，随着这些条件的变化，中国经济将由“持续高速增长阶段”逐步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中国经济即将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课题组预测，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有很大可能在“十二五”期间放缓，在“十三五”时期明显下一个台阶（与过去高速增长期相比降低30%左右，则GDP增长率降低约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未来一二十年将很可能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其原因有：一则随着美国反思经济危机，开始调整“高消费、超前消费、负债消费”的消费模式，中国外需（出口）有一部分永久地消失了；二则内需的扩大受制于一些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只能在未来较长时期内逐步释放；三则三五年之后东部乃至部分中部地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将逐步饱和，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高增长的空间相对缩小；四则随着可开发土地越来越少、土地价格上涨空间不如以前以及农民的土地权益将得到更多保障，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拉动经济高增长的能力受到限制；五则资源短缺和环境压力加大形成了对经济高增长的制约；六则三大红利趋于减少，“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和“刘易斯拐点”的提前到来而减少，“市场化红利”随着改革逐步进入到以公平改革为主阶段而相对减少，“国际化红利”随着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后面临越来越险恶的国际环境而减少。总之，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迫使中国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中速增长阶段”将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黄金时期
十多年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缺乏转变的内在动力和压力。随着“中速增长阶段”的到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面临强大的压力和动力：首先，“中速增长阶段”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将推进改革的深入，而改革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动力；其次，“中速增长阶段”将不得不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中寻找新的出路，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技术进步和创新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再次，“中速增长阶段”产生的社会矛盾将成为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大压力，而这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四，“中速增长阶段”到来为资源环境带来难得的喘息机会，有利于建设“两型社会”，而这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同时，“中速增长阶段”到来将地方政府从巨大的GDP增长竞赛压力中部分解脱出来，使之更多地从事社会管理，这也将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中速增长阶段”将迎来一系列挑战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速增长阶段”到来将迎来一系列挑战。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对经济高速增长已形成了很大依赖：政府的收入增长和经济职能的履行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企业的外延式扩张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金融机构的粗放运行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民众的就业和社会的稳定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一旦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持续的明显下降，将很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带来一系列挑战：中小企业开始亏损甚至破产，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下降；新增就业岗位减少，社会稳定受到威胁；政府财政收入和土地收入减少，债务负担增加；银行等金融机构坏账上升，金融风险增加等。也要看到，这些问题和挑战并非是持续不变的，随着中国社会逐步适应“中速增长阶段”，其中部分问题和挑战将逐步得到缓解或化解。
积极应对“中速增长阶段”到来的挑战
“中速增长阶段”到来是一种趋势性的现象，抱怨和视而不见都不是可取的态度，逆势而上将付出沉重的代价，顺势而为、积极应对方为上策。为此，有必要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适时调整多年来形成的“增长至上”的赶超发展思想，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不要过多提倡“超常规发展”、“赶超发展”、“跨越发展”、“弯道超车”等。
二是坚决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要求，尽快将工作重心转到“转方式”和“调结构”上来，扩大内需，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努力培育可持续的竞争力，实现由“粗放增长”向“优质发展”的转变。
三是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方位改革，继续以改革总揽全局，优化权力配置，保障和维护民权，特别是要推进“教育平权”，实现机会均等，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四是下决心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分配关系，降低企业和民众税费负担，降低经济建设支出和政府管理支出比重，提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加大对落后地区转移支付和低收入阶层补贴的力度。
五是下决心全力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深入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鼓励民众创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努力降温“央企或国企热”、“房地产热”和“投机热”等。
六是加快主体转型，提高各种主体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承受力，政府加快从“经济增长主导型政府”向“公共服务主导型政府”的转型，企业加快从“速度效益型企业”向“质量效益型企业”的转型，社会加快由“哑铃型社会”向“中产主导型公民社会”的转型。
七是尽快建立风险预警、监测和防范体系，提前防范经济和社会风险，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以“疏”代“堵”，及时化解各种矛盾和问题。
我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按可比的购买力平价口径衡量，我国目前人均GDP水平大约相当于日本上世纪60年代后期、韩国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水平。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根据这些国家的经验，我国经济增速在今后五年左右很可能明显下个一个台阶。
最近我国经济运行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占全国GDP一半的几个东部沿海省市经济增速、工业生产增速和投资增速，均已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企业效益开始下滑，产能过剩问题日益凸显；财政收入增速也开始放缓。这些新近的情况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增长阶段转换的窗口期，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阶段性转换很可能已经开始。
国际经验表明，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增长阶段转换，将发生两方面重大变化。第一，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台阶。第二，经济结构将相应发生转折性变化：工业占总产出的比重达到峰值后开始降低，一些重要工业产品产量也相应达到峰值后开始回落，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投资占总需求的比重达到峰值并开始降低，消费比重则呈现相反的变化；从城乡结构角度看，城市化推进速度明显放缓。
由此可见，增长阶段转换期间要面临一系列挑战。从微观层次讲，一些产能要被淘汰，一些企业会关门或转产；从宏观层次讲，财政收入增速会放慢甚至绝对减少，而社会保障性支出需求却会增加；金融体系资产质量会降低；从社会层面看，一些劳动力将会结构性失业并需要转岗培训等，不稳定性因素增多。
这些挑战应对得好，则增长阶段转换能够争取到理想型态，即经济增长速度由原来“高速增长期的常态”水平，如10%，逐步递减到9%、8%等，最终平稳过渡到7%的“新的阶段性常态”，筑起新的“底”。这个过程中增长速度没有大起大落，局部的和系统性的风险都处于可控状态。
倘若挑战应对得不好，则增长阶段转换型态会非常不利，在“筑底”过程中，会过度下探，先达到比“新的阶段性常态”更低的“底部”之后，再缓慢回升到“新的阶段性常态”。比如，经济增长速度由原来“高速增长期的常态”水平，如10%，在短期内快速地、大幅度地滑坡到6%或者5%；之后再缓慢地回升到7%的“新的阶段性常态”。这种不利的型态意味着经济增速大起大落；更严峻的是，一旦过度探底，则很可能陷入通货紧缩和各类资产价值大幅度缩水，各类主体资产负债表状况急剧恶化，经济活动过度萎缩等被动局面。这种情况下，要使经济恢复到“新的阶段性常态”，需要花费更长时间，过程也更加艰巨。力避过度悲观的预期对增长阶段转换的不利影响
社会各类主体形成既非过度乐观、又非过度悲观而是相对客观的预期，对于增长阶段转换的型态至关重要。观察现实，大部分经济主体往往根据既有趋势简单外推而形成对未来的短期预期。也就是说，当实际经济增长势头良好时，往往容易形成过度乐观的预期；否则，当实际经济形势恶化时，往往容易形成过度悲观的预期。从当前情况看，由于我国处于增长阶段转换窗口期，经济增速将规律性地下台阶，倘若形成过度悲观的预期，则实际投资和生产活动会过度探底。而过度探底的实体经济表现，会使过度悲观的预期获得现实验证并进一步增强。
我们研究的初步结论是：2015年左右，也就是“十二五”末、“十三五”初，我国将进入增长速度回落的时间窗口期，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可能下一个较大台阶，由近些年的10％以上的增长率下调至7％左右。
一、成功追赶型国家在高速增长期后增长率下台阶是一个规律性现象
在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研究中，按何种价格计量是一个重要而学术性较强的问题。可用于国际比较的数据来源较多，其中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史数据，较好满足了长时间跨度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比较的需要，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公认度。麦迪森数据采用购买力平价和国际多边比较方法，以1990年为基准水平，其计量单位简称1990年国际元。
根据麦迪森的各国长期经济增长数据，20世纪以来，除美国、英国等处于全球技术和增长前沿的国家外，其他成功跨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大都经历了一个为时20年或更长的高速增长期。高速增长期结束后，增长率明显下降，并转入一个速度较低的增长平台。这种增长率下台阶的现象在战后高速增长的日本、韩国和德国等国家表现得较为典型，并呈现出一系列重要特性。
第一，经济增长率通常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下台阶，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速增长阶段，增长率下降幅度约30～40%。日本在1946～1973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为9.4%，战后高速增长保持了27年。到1973年，人均GDP达到11434国际元，之后增长率下台阶，1974～1992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降至3.7%，中速增长维持了18年。1993～2008年期间年均增长率进一步降至1.1%。韩国1946～1995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为8%，到1995年人均GDP达到11850国际元，此后增长率下台阶，1996～2008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降为4.6%。德国（当时为联邦德国）1947～1969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为7.9％。在1969年人均GDP达到10440国际元之后开始下台阶，1970～1979年GDP年均增长速度降至3.1%,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
第二，在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前后，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下台阶以前的高速增长期，工业产出比重持续上升并保持在较高水平；而下台阶后往往伴随着工业产出比重下降，服务业比重则相应上升。日本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二战刚结束时一度降至20%，而后迅速上升，至1970年达到46%的峰值；之后逐步下降，到2007年降至不足30%。韩国二战结束时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足15%，之后持续上升，到1991年时达到峰值，为42.6%,之后开始回落，2007年降低到37%。德国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1965年左右达到峰值，为53％，之后逐步下降，到2008年回落至30.2%。
第三，在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前后，总需求中投资与消费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动。下台阶之前的高速增长期，投资比重持续上升；下台阶后投资比重随之下降，消费比重相应上升。日本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这里给出的是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包括存货资本在内的全部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的变化规律，和固定资本比重的趋势基本一致。在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呈上升趋势，到1973年时达到峰值37.1%，与经济增长率下台阶的时间点大体重合。之后，投资比重逐渐下降，到2007年降至23.4%。韩国的投资比重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内呈现明显上升势头，从1960年的11.4%升至1991年的38.9%，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投资比重也都保持在37%左右，之后显著下降，到2008年降至29.3%。德国的投资比重转折和GDP增长率下台阶的时间点也基本重合。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投资比重保持在25%左右，到1965年达到二战后的峰值，为28.3%，之后逐步回落，到2008年降至19.2%。
第四，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前后，城市化推进速度也会相应变化。经济高速增长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而经济增长率下台阶后城市化进程也逐渐放缓。二战后日本的城市化率快速上升，1945～1973年城市化率从27.8%上升到55.4%，年均增长0.98个百分点。1973年之后，城市化进程逐步放缓，2008年达到66.5%，1973～2008年期间城市化率年均增长0.32个百分点。韩国1950～1995年城市化率由20.9%提高到78.2%,年均增长1.30个百分点。1995年之后，城市化进程放缓，2008年城市化率达到81.5%,1995～2008年期间年均增长0.25个百分点。德国城市化水平起点相对较高，在“二战”前就超过了50％。1950～1969年期间德国城市化率从52.9%上升到72.2％，年均增长1.02个百分点，之后城市化水平基本稳定，2008年为73.6％。
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持续高速增长，并在人均收入达到1万国际元左右出现增长率明显下台阶、经济结构显著变化的现象，反映了这些国家能够凭借适宜的制度安排和合理的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在短短几十年的追赶期内，“挤压式”地完成先行国家在一两百年内实现的工业化、城市化任务。当然，这个时候的增长速度下台阶，并不意味着已经全面实现现代化，主要表明以大宗工业产品生产和消耗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的基本结束，随后是一个更“精细”增长阶段的到来。
在快速追赶阶段，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引进与模仿，从先行国家那里获得大量成熟技术；与此同时，后发国家的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要素成本普遍较低，与已有技术和产出能力相对应的需求处在迅速成长和释放期。只要依托有效的体制和战略形成较强的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就可以出现一个较长的持续高速增长期。而且历史经验显示，似乎时间愈靠后的后发国家，“挤压式”增长的特点愈加明显，完成同样工业化任务的时间愈短一些。当人均GDP达到1万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后，后发国家的技术水平逐步接近世界技术前沿，引进和模仿空间缩小，要素成本加快上升。另一方面，需求扩张速度减缓，能够引致大量投资的基础设施、住宅和相关产业扩张速度放慢。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变化，使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一组条件难以为继，从而导致后发国家在“挤压式”追赶期的高速增长结束之后，转入中速增长阶段。从现象上看，有的成功追赶型国家经济增速下台阶时，恰好叠加了国际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如日本遇到了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韩国遇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可以触发和加剧增长速度的滑落，但不构成增长速度下台阶的根本原因。人们同样可以观察到，尽管资源匮乏程度与日本相近，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并未打断韩国的追赶进程；而韩国之所以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增长速度下降，主因还是人均GDP超过1万国际元，进入了增长速度下台阶的时间窗口。
成功实现追赶的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转入中速增长阶段并不仅仅是增长速度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经济结构的大幅度变动，即工业主导逐步转为服务业主导；相应地，投资比重下降，消费在需求增长中的份额上升；经济增长逐步进入创新和服务经济为主驱动的轨道。在这个调整过程中，人均GDP仍然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
二、增长阶段转换对发展方式转型提出了紧迫要求
增长速度回落，我国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是近期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我们研究表明，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观察，应当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增长回落。一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回落，典型的是拉美国家，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也有相似的经历；另一种则是较完整地经过工业化高速增长期后的回落，典型的是上述日本、韩国、德国等二战后的增长经历。形态上看，二者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曾经历过时期长短不等的“挤压式”高速增长，继而发生了经济增速的回落。但深入分析后不难发现，这两种类型增长回落的性质、原因与含义大不相同。首先，前者的增长回落大体出现在人均GDP达到4000～7000国际元的发展阶段，而后者则出现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其次，前者的增速下滑是在工业化中期后优势尚未完全释放的前提下发生的，是“非正常回落”，其根本原因是相关国家的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以致工业化进程无法持续，特别是高速增长过程无法顺利完成。而后者的增速下降发生在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之时，是一种“自然回落”。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以1990年国际元计算，2010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7864国际元，超过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拉美国家人均GDP 4000国际元和国家人均GDP 6000国际元的水平。按照目前的增长态势，再过3～5年，我国将有很大可能达到成功追赶型国家经济增长“自然回落”时所达到的11000国际元的水平。除非出现重大挫折或反复，我国落入拉美和前国家曾经经历的那种含义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已经很小。我国的增长形态，看起来与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更为接近或相似。不同的是，在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以及回落后转入新的增长阶段过程中，将会面临特殊的矛盾和问题。
概括地说，在增长阶段转换过程中，我国经济发展将面临防控风险和增长动力转换两方面的严峻挑战。发展方式转型，必须有效应对这两方面的挑战，化挑战为机遇，使中国经济成功地转入速度虽有所降低，但增长质量和稳定性显著提高的新的发展阶段。转型能否成功，将取决于在一系列深层体制性、结构性重要问题上能否取得突破，包括能否在增速下台阶时有效防范和化解高速增长期所积累的财政、金融风险；企业能否适应较低的增长速度环境，逐步改变“速度效益型”的盈利模式；能否随着增速回落而适时适度调整宏观经济调控目标；能否形成充分有效的市场环境，在竞争基础上产生一批创新型大企业和大量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培育出具有长期国际竞争力的技术、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与服务业；能否进一步开放市场，重点是放宽垄断行业和服务业准入限制，为增长提供新的需求和动力；能否在城乡统筹的基础上，加快进城农民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市民的进程，促进农民承包土地在保障权益的前提下优化配置；能否通过改革开放形成适应创新型社会建设需要的大学和科研体系；能否通过促进就业、创业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中等收入群体快速成长；能否建成适应新阶段发展和创新需要、有效分散和防范风险的现代金融体系；政府能否由增长主导型向公共服务主导型转变等。
实际上，中高速增长水平就是现阶段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面对中高速增长新常态，需要有新的战略思考：首先，中高速增长不是自然形成的，还需要经过努力才能达到。在供给推动力消退的情况下，要达到长期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需要寻求并尽快形成新的推动力。其次，中高速增长不是降低发展的要求，而是提高发展的质量，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这就涉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总之，中高速增长成为新常态不是孤立的，它需要一系列新常态的支撑，包括发展战略新常态、宏观调控新常态和发展动力新常态，这三个方面与过去阶段的常态相比有新的特征。
谋求发展战略新常态
过去谋求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是高投入、高消耗。如果现在还采取这种发展战略，速度也可能冲到原先的高速增长水平，但却是不可持续的。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实际上是倒逼我们改变发展战略，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空间。根据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内涵，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发展战略应突出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的再平衡战略，二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中高速增长新常态所面对的宏观效益主要涉及两个问题：第一，资源配置谁决定最为有效：政府还是市场？市场最有效。第二，经济增长谁推动质量最高：政府还是市场？市场最高。这两方面都要求我们要解决好市场决定和政府宏观调控的问题。
实现经济发展动力新常态
我国在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时供给推动力非常强劲，投资拉动就是动员较为宽裕的供给要素推动经济增长。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供给推动力明显衰退，必须要有新的发展动力来替换。新的动力就是需求拉动，这是发展动力的新常态。
需求拉动的动力是多元的，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需求。近几年由于世界市场不景气，净出口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负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借助开放来获取国际推动力，尤其是国际资源。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靠外需难以拉动足够规模的经济增长，扩大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长期以来都是投资需求的拉动力最强，消费需求受到抑制。在转向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需要突出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但是至今，消费拉动力的增强还没有到位。
让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成为常态，关键是要把拉动消费需求的着力点放在民生改善上。与低收入阶段相比，中等收入阶段国民对改善民生的需求更为强烈，这类需求被拉动起来成为常态，不仅强劲，而且持久。
关键词：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经济持续均衡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2-0044-10
一、引 言
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是诸多国家经济发展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开放条件下，从需求的角度而言，消费需求（包括居民消费需求和政府支出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需求结构指的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例及变化关系，用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来表示。需求结构演进相应指的是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变化趋势。
1978―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驱动获得了较好的增长绩效，名义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5.2%①。但与经济快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需求增长滞后致使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强的投资和出口依赖，相应形成了“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波动中不断上升，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的需求结构演进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政府决策层面和学界的高度关注与担忧。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使我国出口面临的外部环境恶化，“投资―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外生性”和“非常态性”特征充分显现：2003―2007年，我国GDP增长率稳步提升，但西方金融危机爆发使出口需求锐减，造成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剧烈波动和一定程度的增长速度下滑（见表1）。因而，如何通过需求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成为我国政府宏观调控追求目标的必然选择。
毋容置疑的是，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反映经济增长需求动力演进逻辑，明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是进行需求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前提和基础。基于此，本文关心的问题主要有：（1）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具有何种逻辑性？（2）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关系？（3）中国应该如何对需求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以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
二、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事实
为了考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我们利用多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经验事实，从两个维度进行统计性描述：一是基于对经济发展工业化不同阶段7个国家的考察；二是基于37个国家2006年横截面数据的考察。
（一）基于7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同工业化阶段的考察
依据钱纳里（Chenery）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化阶段界定的相关研究结论H・钱纳里、S・鲁宾逊、M・塞尔奎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吴奇、王松宝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114页。，本文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工业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一般说来，反映工业化阶段的指标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人均收入水平；二是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三是工业内部结构。本文主要以产业结构变动为依据，同时参考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来反映工业化阶段。这种判定方法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但并不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第Ⅰ阶段，工业化初期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第Ⅱ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第Ⅲ阶段，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导，即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发达工业化阶段。
本文分别对印度、巴西、新加坡、韩国、美国、德国和英国共7个国家在1970―2008年间的经济运行状况进行实证分析，以考察工业化不同阶段需求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依据1970―2008年间7个国家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及人均GDP的变化情况等经济运行特征因篇幅原因，本文未列出7个国家产业结构和人均产出的相关数据。感兴趣的读者可来信索取或查询《国际统计年鉴（1995-2010年）》的相关数据。。本文的基本判断是：1970―2008年，印度和巴西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新加坡和韩国则由经济发展的工业化中期阶段过渡到后工业化阶段，而美国、德国和英国则处于经济发展的后工业化阶段。
由表2和图1、图2、图3可见，1970―2008年，7国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事实说明：（1）不同国家的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的均值水平差异较大，这一事实说明，不同国家需求结构水平由各自经济运行条件和外部环境等因素所决定，如生产技术水平、收入水平、资本存量、劳动力、收入分配、经济制度、产业结构、消费习惯及经济增长速度及目标等，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影响因素在不同的国家及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工业化阶段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可能并不存在所谓需求结构的“标准模式”，即如果仅仅依靠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水平高低去判断一个国家的需求结构是否合理可能有失偏颇；（2）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不同国家的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存在共同的变化规律：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下降，但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3）当经济发展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过渡至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幅度上升，当经济发展由工业化中期阶段过渡至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一定幅度下降，这说明经济增长率上升与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相伴随。
（二）基于37个不同国家2006年横截面数据的考察
为减少其它非正常因素的影响，进而探索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需求结构演进一般规律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综合考虑了5个不同大洲的37个国家用以统计分析。
表3和图4、图5、图6、图7分别描述了2006年37个国家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与收入水平及经济增长率的关系。
如果以收入水平程度来衡量经济发展的不同工业化阶段：低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中等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高收入水平国家多处于后工业化阶段。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化阶段不同，37个不同国家投资率、消费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出如下特点：
1、消费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国家2006年的消费率水平差异较大，消费率的最大值出现在柬埔寨，达到86.9%，最小值出现在新加坡，只有49.7%。从收入水平与消费率之间的静态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和低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高，多保持在80%左右，如美国、英国、柬埔寨和巴基斯坦等国家，而中低等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低，多保持在70%以下水平。从收入水平与消费率之间的动态关系来看：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消费率水平相应较高，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率会不断下降，在人均GDP约20000美元左右时达到低点，随后消费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不断上升，即消费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消费率趋势线）。
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消费率与经济增长关系可见：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消费率水平中等，经济增长率水平较高，低收入国家的消费率水平较高，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低，高收入国家消费率水平较高，经济增长率水平也相对较低；虽然有些高消费率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低，但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反向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会随着消费率提高而下降（详见图5中拟合的消费率趋势线）。
2、投资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不同国家2006年的投资率水平差异较大，并无较强的收敛趋势。从收入水平与投资率之间的静态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的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家的投资率水平相对较低，多保持在20%左右；中等收入水平的捷克、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泰国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投资率水平相对较高，多保持在30%左右水平；低等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虽差异较大，但相比较而言，大多数国家如巴基斯坦、埃及、南非和菲律宾等国家投资率水平较低，多在20%以下。从收入水平与投资率之间的动态关系来看：在收入水平较低时，投资率水平相应较低，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投资率会不断上升，在人均GDP约20000美元左右时达到高点，随后投资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下降，即投资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投资率趋势线）。
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投资率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可见：中等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较高，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次之，而高收入国家投资率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水平则最低；虽然有些高投资率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高，但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正向关系，即经济增长速度会随着投资率提高而上升（详见图6中拟合的投资率趋势线）。
3、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37个国家2006年的净出口率水平差异较大，其中最大值达到30.2%，最小值只有-11.1%，平均值为1.8%，标准差为8.4%，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差值为41.3%。从净出口率与收入水平关系来看，高收入水平和低收入水平国家的净出口率一般接近于零，而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净出口率水平相对较高；净出口率会随着收入水平提高而相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详见图4中拟合的净出口率趋势线）。
从净出口率与经济增长关系来看，净出口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U型”曲线关系，即净出口率接近于零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低，而净出口率相对较高的国家和净出口率为负且相对较低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水平均相对较高（详见图7中拟合的净出口率趋势线）。
三、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一）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基于7个国家经济发展不同工业化阶段和基于37个不同收入水平国家2006年横截面资料的实证分析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中收入水平提高，不同国家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水平差异较大，并无明显的收敛现象，但所有国家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均呈现出相同的演进逻辑（详见图8）：（1）随着工业化进程中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变化趋势，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变化趋势，即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消费率在波动中不断下降，而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波动中不断上升，而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在波动中不断上升，而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在波动中不断下降，但在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2）经济增长率上升与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相伴随，即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增长率水平相对较高，而在后工业化阶段和工业化初期阶段，经济增长率水平会相对较低；（3）需求结构短期剧烈变动时期，经济波动相对较大，即需求结构短期剧烈变动会影响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
（二）需求结构演进逻辑与经济增长需求动力演进逻辑的关系
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虽然都是经济增长的需求驱动力，但由于其性质不同，在经济发展不同的阶段，何种需求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有所不同。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反映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的演进逻辑：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由于生产和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收入仅仅能够用于消费，产品较少剩余，用于积累及出口的产品相对较少，消费需求相应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投资需求次之，净出口需求水平较低且一般为负，因而，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消费率水平相对较高，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相对较低，但在这一阶段，由于积累较少，资本相对匮乏，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低；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二产业迅速发展促进了投资需求迅速扩张，投资需求相应取代消费需求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投资需求迅速扩张形成的强大生产能力促进了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会使某些产业，特别是制造业部门存在产能过剩，因而必须依靠产品出口（这一阶段主要是制造业产品出口）进行化解，即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消费率水平会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会不断上升，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应较高；在后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变化的典型特征是第二产业增长变缓、第三产业迅速发展，由于第三产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资本需求相对较低，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驱动作用相应变弱，消费需求会重新取资需求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产品出口也相应变缓，相应地消费率有所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有所下降纪明：《经济增长的需求启动、需求约束及再启动》，《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需求结构演进逻辑及与经济增长关系说明，从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来说：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都是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相比较而言，不同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所不同，本文相应概括为：“消费需求是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稳定器，投资需求是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启动器和加速器，净出口需求是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有效补充，是经济增长的辅助器。”
（三）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的政策含义
明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的政策含义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实际需求结构变动符合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是其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重要因素，应依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适时适度切换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同时避免需求结构在短期内剧烈变动。即为了促进经济持续均衡增长，需求结构调整政策的重点不应是关注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水平的高低，而应是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依据需求结构演进逻辑，适时适度调整经济增长主导需求动力以达到相应的政策目标：在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快速增长以跨越“低水平收入陷阱”，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相应地应依靠投资需求扩张来完成，消费需求次之；在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使工业化中期阶段的高经济增长率持续，相应地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应依靠消费需求扩张保持增长的持续性，同时依靠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的结构调整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但必须注意的是，需求结构短期内剧烈变动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因而，需求结构调整政策的又一重点是避免需求结构短期内变动幅度过大。
四、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需求结构演进特征及与经济增长关系
1978年以来，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图9和表4分别描述了1978―201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的变化趋势、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及与经济增长率关系。
从需求结构总体变化趋势来看：1978年以来，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消费率波动中阶梯式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阶梯式上升。分阶段来看，1978―1992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下降，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上升，净出口率接近于零且变化趋势不大；1993―2000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上升，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下降，净出口率小幅上升但变化趋势不大；2001-2010年，消费率快速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快速上升。
基于Chenery等人对工业化进程中一般特征的描述，国内一些学者如：郭克莎、陈佳贵、黄群慧、钟宏武、金碚、简新华等对中国工业化进程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1978―2010年中国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1993年左右中国总体工业化进程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2000年左右进入工业化中期加速阶段。因而，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1978―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费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变动趋势符合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的需求结构演进逻辑：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上升。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趋势也相应反映了经济增长需求动力的演进趋势：伴随着消费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不断下降，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断下降，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不断上升（详见表4）。
从需求结构演进与经济增长关系来看（详见图9）：1978―1992年，受各种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率波动幅度相对较大，经济增长率与需求结构演进并无较强的相关性；1993年以后，经济增长率与需求结构演进呈现较强的镜像关系，1993―2000年，消费率波动中小幅上升，投资率波动中小幅下降，经济增长速度相应有所下降，2001年以来，消费率波动中大幅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大幅上升，经济增长速度相应不断提高。
从需求结构演进与GDP年均增长率关系来看（详见表4）：1978―1992年阶段和2001―2010年阶段，即消费率波动中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上升阶段，GDP年均增长率相对较高，分别达到14.8%和14.9%；而在1993―2000年阶段，即消费率波动中上升，投资率和净出口率波动中下降阶段，GDP年均增长率相对较低，只有12.9%。
上述情况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需求结构演进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符合工业化初中期阶段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经济增长绩效较好此处经济增长绩效较好指的是：与前文中1970―2008年7个国家经济增长率和37个国家2006年经济增长率相比，中国经济增长率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但值得重点关注的是，2001年中国进入工业化中期加速阶段以来，需求结构变动过于剧烈，消费率下降、投资率和净出口率上升的变化幅度明显加快，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经济波动，同时使经济易受外部冲击，进而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和“常态性”，对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构成一定威胁。
五、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的现实战略选择
1、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
关于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的关系，Kaldor、Kuznets和Hansen等经济学家认为，消费需求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经济增长需求动力中最稳定的部分任碧云、王留之：《中国消费与投资关系的调整及其机制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9页。。Rostow和Chenery&Syrquin指出，在经济发展的起飞和成熟阶段，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而在经济发展的高额群众消费阶段，消费需求的不断提高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Moshe Syrquin and Hollis Chenery，“Three Decades of Industrialization，”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1989， 3（2）， pp. 145-181.。从这些经济学家关于需求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论述来看：一般说来，当经济发展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依赖提高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提高消费率不仅可以达到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而且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及稳定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需求结构演进较好地遵循了需求结构演进逻辑，经济增长速度也相对较高。但国内诸多学者通过国际比较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消费率水平明显偏低，这对中国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形成不利影响。从经济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即将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因而，提高消费率、扩大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刻不容缓。依据消费函数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居民收入水平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收入分配不平等、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消费需求扩张。有鉴于此，努力提高消费需求，扩大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程度的政策设计机制应主要包括：加强政策引导，形成居民健康、持续的消费理念；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城乡间、区域间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居民消费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提高居民的现期消费和消费支出预期。
2、以消费结构升级带动投资扩张以维持适度的投资水平，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
需求结构演进逻辑说明：经济的高速增长总是与投资需求的快速扩张联系在一起的，投资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加速器和启动器，保持一定程度的投资水平对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非常必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3年以来，投资需求迅速扩张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但相应地，长期高投资率、依赖投资需求扩张驱动经济增长致使当前某些制造业产能过剩及成本上升导致的通货膨胀预期并存，一定程度上给中国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形成负面影响。
简单地说，在中国即将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之际，保持适度的投资水平对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非常必要，但投资的进一步扩大一定要以消费结构升级为导向。当前，在中国城镇化正处于提速阶段和居民消费结构正向服务业消费品主导型升级之际，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投资结构升级是化解当前部分产业产能过剩进而减轻资源价格上涨进一步加剧的关键。政府投资政策导向的重点应从促进投资规模扩张转化为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率，应特别加大先进制造业和以金融业、旅游业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的投资力度，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制造业的投资效率，促进工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现代服务业相对快速发展，进而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3、适度控制出口规模，提高出口工业制成品技术密集程度，扩大服务贸易
净出口需求作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辅助机制，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产品的市场需求，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净出口需求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缓解了投资需求扩张所引起的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出口和进口不仅直接拉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而且进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使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如实现规模经济、提高专业化水平和加快技术进步等）也显著增强。
关键词：经济周期；深度；陡度；尖度；持续性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BGL056）；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09YJC790126）；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JJ0909）；江西财经大学校级重点课题（201005）。
作者简介：饶晓辉（1973- ），男，江西广昌人，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理论、计量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2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2）06-0136-05收稿日期：2011-11-22
本文旨在利用我国季度GDP数据，应用Clements和Krolzig（2003）（以下简称为CK）参数检验方法，对我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及经济周期的持续性进行分析。
国外已有众多文献运用不同的统计方法对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进行了检验，如Neftic（1984）、Sichel（1993）、McQueen等（1993），但他们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
国内学者对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既有理论描述，也有实证经验研究（刘树成，2000；刘金全 等，2001；徐大丰 等，2005；陈浪南 等，2007）。国内学者的实证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数据样本太小，且忽略了深度、尖度及陡度型的非对称检验。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和判断我国经济周期的非线性特征，本文扩充了样本容量，采用CK方法，在三区制马尔科夫转换模型框架中对三大非对称、经济周期的转折点及持续期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入的分析。
一、理论模型
（一）经济周期中深度、陡度及尖度的非对称性
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有很多类型，本文主要关注深度、陡度及尖度型非对称。CK在马尔科夫链参数模型的背景下对3种非对称性重新进行了定义。
定义1数据{yt}的生成过程为非深度对称当且仅当yt分布为非偏态，即E[（yt-μy）3]=0。
定义2数据{yt}的生成过程为非陡度对称当且仅当Δyt分布为非偏态，即E[Δyt3]=0。
定义3数据{yt}的生成过程为非尖度对称当且仅当中间任意区制来回于第1区制和最后区制之间的转移概率相等：pm1=pmM，p1m=pMm， m≠1，M，p1M=pM1。
（二）CK检验
CK利用沃特检验统计量W检验了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假设。下面以MSI（M）AR模型为例介绍CK检验的具体方法。模型结构如下所示
yt=μ（st）+∑pj=1αjyt-j+ut （1）
其中ut|stNID（0，σ2），st∈{1，…，M}是一个具有M状态的马尔科夫链；转移概率pij具有时间不变性，转移概率pij=pr（st+1=j|st=i）表示从i时刻状态转移到j时刻状态的转换概率，并且不同的概率之间满足正则性约束条件∑Mj=1pij=1，j，j∈{1，…，M}。另外，st还被假设为具有不可退化性：pii
考虑如下假设的W检验
H0：（λ）=0， H1：（λ）≠0 （2）
其中λ=（μ1，…，μM；α1，…，αp，σ2；π），=RnRr是一个秩为r的连续差分函数，秩r=rank（（λ）λ′）≤dimλ。
令λ～、λ^分别表示有约束和无约束条件下λ=（μ1，…，μM；α1，…，αp，σ2；π）的最大似然估计量。沃特检验统计量W依赖于无约束的估计量λ～，W统计量分布近似服从于正态分布，有
T（λ～-λ）dN（0，∑λ～） （3）
函数（λ～）在大样本中也服从正态分布，从而有
T[（λ～）-（λ）]dN（0，（λ）λ′|λ～∑λ～（λ）′λ′|λ′） （4）
如果零假设H0：（λ）=0成立，并且方差协方差矩阵具有不可逆，有
T（λ～）′[（λ）λ′|λ～∑λ～（λ）′λ′|λ′]′（λ～）dχ2（r） （5）
在非深度型零假设条件下，
D（λ）=∑Mm=1ξ-m（μm-μx）3 （6）
其中ξ-m为区制m的遍历概率，μx=∑Mm=1ξ-mμm为x的非条件均值。
非陡度零假设的沃特统计量依赖于
S（λ）=∑M-1i=1∑Mj=i+1（ξ-ipij-ξ-jpji）（μj-μi）3 （7）
最后，非尖度零假设的沃特统计量可表述为
TP（λ）=Φπ （8）
对于非深度和非陡度检验而言，（5）式中的r等于1；对于非尖度检验来说，（5）式中r等于区制的个数。
二、实证结果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为1979年第1季度～2009年第4季度中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季度数据，样本容量为124。1994年之前的季度数据，我们采用了Abeysinghe等（2004）的研究成果。2007年第1季度～2009年第4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以1997年不变价格为基准，对名义GDP进行了调整）的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国泰安研究服务中心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公报》。为了剔除季节性的影响因素，我们采用了Census X12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季节性的调整，调整后的实际季度GDP增长率记为yt。
依据深度、陡度及尖度非对称性检验的原理，我们需对yt进行单位根统计检验。由表1结果可知，在5%的统计显著水平下，ADF和PP两种统计检验方法均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yt符合检验经济周期三大非对称性检验的要求。
表1单位根检验结果
检验 检验统计量的值 统计量的p值 ADF -3.126398 0.0273 PP -2.914449 0.0466注：单位根检验均为截距项的设定形式；p值为接受原假设的概率。
本文同时考虑了MSI、MSM、MSIH以及MSMH 4种类型的三区制马尔科夫转换模型。由于所涉及的数据为季度数据，故每种类型模型的自回归滞后阶数的最大值均设定为4。依据SBC和HQ信息评价标准，MSI、MSM、MSIH以及MSMH模型的最优自回归滞后阶数分别为1、0、2、1。
表2给出了4种相应模型的尖度、深度及陡度非对称性的检验结果。从非尖度的检验结果可知，非尖度零假设条件下卡方分布统计量的值分别为3.9627、0.3338、5.3987、0.8982，接受非尖度零假设的概率分别为0.2655、0.9536、0.1449、0.8259，均大于10%的统计显著水平，说明我国实际GDP增长率序列不存在尖度型非对称。非深度的检验结果告诉我们，除MSM（3）-AR（0）模型在10%统计显著水平接受零假设之外，MSI（3）-AR（1）、MSMH（3）-AR（1）和MSIH（3）-AR（2）模型拒绝零假设的概率分别为0.1819、0.4737和0.9833，均大于10%统计显著水平，说明我国实际GDP增长率序列不存在深度型非对称，我国经济周期不会出现“高峰低谷”或“高谷低峰”型深度非对称。从非陡度型非对称检验结果可知，零假设条件下MSI（3）-AR（1）、MSM（3）-AR（0）、MSMH（3）-AR（1）和MSIH（3）-AR（2）模型中的卡方分布统计量分别等于7.9058、27.8967、3.212和6.865，在10%统计显著水平下均拒绝了零假设，说明我国经济周期存在着显著的陡度型非对称特征，陡度型非对称特征具有稳健性。
依据SBC评价标准，我们选取了MSIH（3）-AR（2）来进一步分析我国经济波动的其他特征。MSIH（3）-AR（2）模型系数估计结果如表3与表4所示，实际数据与模型拟合数据的曲线图为图1。从图1的拟合结果看，模型较好地拟合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非线性特征。
从表3自回归滞后系数来看，自回归系数α1、α2的估计值分别为0.6371和0.1676，均在统计显著水平上显著不为零，并且自回归系数之和α1+α2等于0.8047小于1，说明MSIH（3）-AR（2）模型具有稳健性。自回归系数α1=0.6371，说明滞后1期的经济增长率对下一期经济增长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影响力度达到63.71%，对未来的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持久影响；α2=0.1676，说明滞后2期的经济增长率对当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力度为16.76%，其持续时间要比滞后1期短。
表2非对称性检验的结果模型MSI（3）-AR（1）MSM（3）-AR（0）非尖度 Chi（3）= 3.9627[0.2655] Chi（3）= 0.3338 [0.9536] p_12 = p_32 test： Chi（1）= 0.0530 [0.8180] Chi（1）= 0.0890 [0.7654] p_13 = p_31 test： Chi（1）= 3.9161 [0.0478]** Chi（1）= 0.0003 [0.9851] p_21 = p_23 test： Chi（1）= 0.0210 [0.8848] Chi（1）= 0.1976 [0.6567]非深度 -2.0494 9.6238 Chi（1）= 1.7823 [0.1819] Chi（1）= 3.1765 [0.0747]*** 非陡度 -0.0251 -0.0044 Chi（1）= 7.0958 [0.0077]* Chi（1）= 27.8967 [0.0000]*模型 MSIH（3）-AR（2） MSMH（3）-AR（1） 非尖度 Chi（3）=5.3978[0.1449] Chi（3）= 0.8982 [0.8259] p_12 = p_32 test： Chi（1）= 0.0819 [0.7747] Chi（1）= 0.8355 [0.3607] p_13 = p_31 test： Chi（1）= 4.6336 [0.0314]** Chi（1）= 0.0003 [0.9868] p_21 = p_23 test： Chi（1）= 0.8011 [0.3708] Chi（1） = 0.0628 [0.8021]非深度 -1.9204 0.1714 Chi（1）= 0.5133 [0.4737] Chi（1）= 0.0004 [0.9833]非陡度 0.3754 0.2461 Chi（1）= 3.2120 [0.0731]*** Chi（1）= 6.8650 [0.0088]*注：*、**、***分别表示1%、5%、10%统计显著水平；[]内的数字为卡方检验的p概率统计值。
图1MSIH（3）-AR（2）模型的拟合数据与实际数据
表3三区制MSIH（3）-AR（2）模型的系数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估计值 标准差 T统计量 μ1 -0.6787 0.9261 -0.7328 μ2 1.7514 0.4274 4.0977 μ3 2.8537 0.5625 4.0977 α1 0.6371 0.0835 7.6278 α2 0.1676 0.0748 2.2395
表4不同区制下标准差系数的估计结果
变量σ1σ2σ3 估计值 1.8991 0.75883 1.3009
表4结论显示适度增长阶段的经济波动性最小，其次为高速增长阶段的经济波动性，最大为低速阶段的经济波动性。这表明我国经济增长在适度经济增长阶段是最平稳的。
表5、表6分别给出了转移概率矩阵和区制特征属性。从表5估计结果可以看出，三区制转移概率分别为p11=0.6729，p22=0.9656，p33=0.9222。特别的，区制1自身持续的概率0.6729大于其转向区制2和3的概率之和0.3252139，意味着经济体处于低速增长区制的趋势具有一定强度的惰性，因此政府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来刺激经济体由低速增长区制向适度或高速增长区制转移。p13=0.325，说明区制1转移到区制3的概率为32.5%，说明我国经济由低速增长区制跳跃到高速增长区制有着非常大的可能性。当经济体一旦达到高速增长阶段时，其自身持续概率为0.9222，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经济将能保持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态势。但它也有回复到低速增长阶段（转移概率约为4.95%）和适速增长阶段（转移概率为2.83%）的可能性。当经济受到外部冲击时，经济增长有着急速下滑的趋势，政府部门若能及时制定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经济下降趋势将会逆转，在进一步的刺激下经济增长率将回复到高速增长阶段（p13=0.325）。在三区制自身转移概率中，区制2自身转移概率（0.9656）最高，说明我国经济体处于适度经济增长阶段具有很强的持续性。
表6的统计结果显示，在总共124个季度数据中，经济能够被识别出处于低速、适速与高速阶段的时期数分别为13.5、63.6和46.8个季度。在1979年第1季度～2009年第4季度期间，我国经济处于低速增长区制的频率为11.42%，其持续期占整个周期长度的10.48%；我国经济处于适度增长区制的频率为40.36%，其持续期占整个周期长度的50.81%；而经济处于高速增长区制的频率为48.23%，高速增长持续期占了整个周期长度的38.71%。我国经济处于适度增长阶段的持续性最高，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持续性次之，而低速阶段持续性最低，且它具有一定的惰性但又具有较高的概率转向高速增长阶段。这说明我国政策决策部门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走出低速增长阶段时，经济增长会得到快速回复，但也要预防经济返回低速增长状态的可能。
表5区制转移概率的估计结果
区制 1 区制 2 区制 3 区制 1 0.6729 0.002139 0.3250 区制 2 0.03338 0.9656 0.0009902 区制 3 0.04950 0.02825 0.9222
表6区制的特征属性
观测值的个数 频率 平均持续期 区制1 13.5 0.1142 3.06 区制 2 63.6 0.4036 29.10 区制 3 46.8 0.4823 12.86
MSIH（3）-AR（2）将样本数据划分为如图2和表7中的3个不同的周期阶段。图2给出了不同周期阶段的事后平滑概率和滤波概率。概率值越大，则经济处于相应区制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从表7及图2中的第2幅图可知，1980年第4 季度～1981年第3季度、1988年第4季度～1989年第4季度期间我国经济出现了较长的低速增长阶段，分别为4个季度和5个季度；而1986年第1季度、2008年第4季度～2009年第1季度间我国经济出现较为短暂的低速增长时期，其时间跨度分别为1个季度和2个季度。这与表6中低速阶段的平均持续期为3.06个季度的结果基本一致。低速增长阶段的划分符合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
我国经济保持适速增长的阶段为1979年第1季度～1980年第3季度和1994年第3季度～2008年第3季度，其时间跨度分别为7个季度和56个季度，说明我国经济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了稳定的适速发展，几乎有一半时间处于适度增长阶段，这也构成了近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的中间力量。适度增长时期符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事实。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经济处于转轨时期，有着强烈的扩张冲动和通货膨胀态势。1993年中央政府开始采取“双紧”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整，有效地遏制了通货膨胀和投资冲动，使我国经济在1996年成功实现了“软着陆”。期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政府政策制定及调整具有一定稳定性和谨慎性，这使我国经济维持了较长时间的适度增长，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2008年第3季度。
表7区制的划分估计结果 区制1 区制2 区制3 1980：4～1981：3 [0.8281] 1979：1～1980：3 [0.9493] 1981：4～1985：4 [0.9743]1986：1～1986：1 [1.0000] 1994：3～2008：3 [0.9846] 1986：2～1988：3 [0.8888]1988：4～1989：4 [0.9871] —— 1990：1～1994：2 [0.9474]2008：4～2009：1 [0.8952] —— 2009：2～2009：4 [0.9683]注：方括号里为区制概率值。
图2MSIH（3）-AR（2）模型的事后概率
表7及图2表明，1981年第4季度～1985年第4季度、1986年第2季度～1988年第3季度、1990年第1季度～1994年第2季度、2009年第2季度～2009年第4季度期间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从持续时间看，最长的持续期18个季度，最短的持续期为3个季度。模型分析的结果与我国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相一致。比如，2008年下半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我国经济遭遇了强烈的负面外部冲击，经济增长率急剧下滑。这时，我国政府出台了包括4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央行百日内5次降息、大规模的税负调整等相机抉择政策，促使我国经济迅速止跌并反弹到高速增长阶段（这与p13所隐含的结论相一致）。自2009年第2季度起，我国经济就处于高速增长时期，领先世界进入了危机后的复苏阶段。
三、结论
本文运用CK检验方法，对经季节调整后的我国实际GDP增长率的不对称特征及持续性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归纳如下。
第一，在本文所考虑的4种MS-（V）AR中，MSIH（3）-AR（2）模型的估计结果能够较好地拟合实际数据的非线性结构特征。我国经济周期存在“陡升缓降”型的陡度型非对称，但不存在深度及尖度型非对称。
第二，从经济周期不同阶段之间的转移概率看，我国经济从低速增长状态转移到高速增长状态的可能性较大，远大于经济从低速增长状态转移到适速增长状态的可能性；同时，经济也存在着由高速（或适速）增长状态转向低速增长状态的可能。自身持续概率表明，经济处于适速增长阶段的持续性最高，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持续性次之，而低速阶段持续性最低，且它具有一定的惰性但又具有较高的概率转向高速增长阶段。
上述实证结论对我国宏观经济有着重要的实践和政策涵义。政府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走出低速增长阶段时，因低速增长阶段具有一定的惰性，所以政策实施就要有一定的力度。经济一旦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由于高速增长阶段具有较高的持续概率，经济将会持续一段较长的高速增长时期。但要注意的是，经济也存在着由高速增长转向低速增长的可能。在当前的经济运行背景下，如果经济一旦出现下滑现象，政府政策制定部门若能及时制定相应的宏观政策并加大政策实施力度，经济将很快恢复到高速增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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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沈育）
Asymmetric Properties of Business Cycles in China
RAO Xiaohui
（1.Management School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根据经济学原理，人们把投资、消费、出口比喻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考察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时期，“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明显差别。在多数时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投资和出口，是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当前的四川，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明显大于消费，消费如何才能取资成为“驾辕之马”？
每一阶段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同
假如我们将经济增长速度按高、中、低三档划分，并且认为速度在7%以上时为高速增长，在4～7%为中速增长，4%以下为低速增长，那么，在每一阶段中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不完全相同的。
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消费
世界各国发展经验表明，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消费，尤其是两位数以上的经济增长，投资的贡献明显大于消费的贡献，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1965～1979年，现价GDP年均递增近30%，而同期现价投资年均递增37.8%。日本、亚洲其他四小龙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我国在1990～2011年的12年中，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保持在20%以上，2006年以来投资率连续超过50%，2009～2010年更是超过67%。相应地，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为5.07个百分点，高于最终消费0.51个百分点，更远高于净出口4.48个百分点，稳居第一的位置。
经济中速增长阶段：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高于投资
步入经济中速增长阶段后，最明显的特征是投资增长速度下降幅度较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多时候处于第二的位置。而消费由于具有稳定性更好的特点，虽然也受到投资下降的影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会有所下降，但幅度要比投资低得多，因此消费逐步取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在我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中，一些经济增长速度不高的年份，消费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绝对主力。如1980年、1990年、2000年三个经济增长速度较低的年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比投资高出1倍以上。
经济低速增长阶段：消费稳居经济增长贡献第一的位置
在经济低速增长阶段，消费则稳居经济增长贡献第一的位置。最典型的是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能够达到4%已经是很快的增长，相应地，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拉动，不仅消费率占生产总值比重普遍高于70%，而且在新增加量中也普遍高于70%甚至80%。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7%，低收入国家为80%，下中等收入国家为68%，上中等收入国家为78%，高收入国家为78%。当然，越是消费过度和储蓄不高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越低甚至出现债务危机。如2009年，希腊消费率为91%，西班牙消费率为77.8%，美国的消费率为88.6%。2011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只有49.1%，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建立在高储蓄率上的投资增长，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增长动力，这也是我国在这一阶段经济发展的一大特点。
随着中国经济由高增长转向中速增长或者叫“次高速增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会逐年加大。
四川进入消费拉动为主的阶段有一个过程
目前，四川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由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步伐明显滞后于全国，需要加快发展才可能缩小与全国差距，投资必然成为拉动增长的最大动力。同时，四川需要投资的领域广阔，保持投资快速增长也有很大潜力。为此，四川在2008～2011年4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48343.2亿元，年平均投资规模超过1.2万亿元，年均增长26.8%。4年投资总量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07年投资总和的1.5倍。预计2012年将完成投资总额1.8万亿元以上，再创历史新高。
根据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分析，投资与经济增长一般不会完全同步，投资的效果往往要在滞后一段时间表现出来。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以及建设周期较长的产业项目投资，要么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间接的，要么受投产时间长的限制，滞后效应更为明显。四川近年来如此巨大规模的投资，一定会在未来几年发生显著作用。有关部门对滞后效应测算后发现，理论上与当年高投资增长相对应的是3年后的GDP高增长，显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然是第一位的。
回顾过去10多年的经济增长，四川一直处于以投资拉动为主的格局之中。2000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66%左右，投资的贡献也在66%左右，而在2005～2009年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高达到74%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到40%多。最近两年，投资的贡献比消费的贡献仅高1～2个百分点，有逐步接近的趋势。
对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分析，由于四川省的投资空间仍然很大，尤其是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和城镇化步伐继续加快，投资仍然会保持一个较快的速度，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会暂时居于首位，这是发展阶段规律性作用支配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年提高，面向国内外的“净出口”由负转正，也提高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四川需增强消费能力
尽管四川当前的消费还没有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逐年上升，我们要积极适应这种变化，积极扩大消费需求，培育消费热点，拓展消费空间，推进消费大省建设，为消费早日成为“驾辕之马”创造条件。
进一步扩大全省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消除抑制消费的障碍
当前，根据城乡居民收入提升速度较快的有利条件，认真研究各类消费群体的需求增长，尤其是要增强中心城市、发展较快的重点县城和集镇居民的消费能力，扩大专卖店、网络交易、城市社区商业等的规模。积极配合国家支持农村扩大消费的政策条件，推出一些配套的政策措施。引导各类企业发展多样化的商品促销方式，积极开拓新的市场。鼓励大型流通企业建设乡镇商贸服务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消费促进体系，拓展新的消费领域
深化户籍、流通、金融、土地、住房、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完善消费促进体系，拓展新的消费领域。四川正在大力推进的“两化”互动、统筹城乡战略，以及积极培育“多极多点”，将会促进城镇化步伐加快。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数量迅速增加，我们要主动适应农民进城的需要，积极探索建立与城镇化相适应的人口管理制度。研究实施信用消费政策，鼓励更多金融机构有针对性地开发支持不同收入群体增加消费的金融品种。根据国务院力促流通减负的精神，减少各种不合理的收费，减低各类商品的流通费用。
突破本省市场消费的局限，大力发展境外居民的消费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5-291-02
一、引言
随着世界科技水平的提高，我国经济水平也逐渐居于世界前列。自从我们国家进行了改革开放这项举措，我国的经济就开始飞速发展，这样的发展趋势持续了很久，直到国家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国内经济呈现出了速度缓慢的情况，而且在速度放缓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特点。比如在速度放缓的同时，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在国家经济驱动力的方面也在逐渐改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新常态，将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经济发展状态。
针对于现在的大环境，国家的经济模式为了更好地适应现在经济大环境，应该不断进行创新和发展，找到并摸索出一个适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做到国家经济能够创新稳步有效率的进行发展。
二、我国经济在增长中的规律
我国经济的发展态势主要是由前些年的高速增长逐渐转变为了中高速增长。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经济一直处于快速增长的速度，而且一直增加的都比较稳定。直到21世纪之后，虽然我们国家的经济也处在增长的速度之下，但是增加的速度要比以往的速度要低很多。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从高速发展的模式逐渐转变成了中高速?l展的模式。这样的经济模式的转变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是否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国内外的专家也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我们可以把之前的高速增长模式看成是国家经济发展中第一阶段，把后来的中高速经济增长模式看成是第二阶段。那么几乎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由最开始的第一阶段逐渐变成了第二阶段，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是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一些发展中国家或者是发达国家都存在着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由一开始的经济迅猛发展，经过一段时期的高速发展之后，经济模式逐渐处于变缓的状态。这是我们各个国家经济发展运行中的一种客观规律，不代表任何问题。
现阶段，我们国家的经济正是处于这种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转换期，这是一个经济转型的重要关键时期，我们国家必须认清当下的经济发展形势，不能因为经济放缓就强加经济刺激，这样会对经济造成反向作用力，而应该遵循我们国家的经济政策，保证国家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三、经济新常态下的新特点
现阶段，我们国家的经济处在关键的转型阶段，一些经济上出现的特点和以往相比将有很大的不同。首先，经济发展的速度将会很快。由于国家在早些年进行了改革开放，调动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使经济一直处于高速的发展态势之下，以这样的高速度增长，经济逐渐出现放缓的态势。但是由于近些年一些创新性的思想和创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因子的出现再一次的刺激了我国放缓的经济模式，使我国的经济又一次出现了速度上的增长。其次，我们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驱动力因子强。在经济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转变的过程中，国家采取了积极有效的经济措施，提出了新的政策和改革举措保证了经济有了新的刺激点，不断地推动了国家的经济繁荣发展。最后，国家经济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国家的经济结构只要是以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为主进行发展，但是在现在新常态下的经济模式之下，我们开始注重第三产业的发展，逐步倾斜于第三产业的政策。因此，综上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从过去的粗放型传统型的经济模式转变成了高效性集约型的经济模式。
四、保持经济新常态发展的措施
现阶段，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处于从第一阶段转变成第二阶段的关键时期。在第一阶段时期，我们国家主要注重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但是由于资源有限，经济已经开始逐渐放缓。所以，在经济新常态的形势下，我们国家应该采取创新型改革发展的模式，使国家的经济繁荣富强。
1.资本市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资本市场是一个关键性的角色。资本市场能够给国家经济提供一定的投资途径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等。资本市场一直处在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当中，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密切重要。我们国家的资本市场现在有着一些小问题，所以我们国家现在应该重新审视资本市场的重要性。
2.科技创新。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必须保证科技的创新，创新就是要给经济注入新鲜的血液，国家应该进行积极创新模式改革的措施，保证我国经济中的创新因子，让更多的科学技术能够在经济产业中稳步前进。我们国家现阶段很多产业都做出了比较大的成绩，但是归根到底，很多产业没有自己的技术产权，缺乏一定的技术创新，所以经济仍然是受到技术创新的束缚。所以，国家应该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保证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使科学技术和经济创新改革相结合，保证我们国家的经济能够顺利的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五、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近年来由于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我们国家在新兴产业的发展态势也逐步加大，比以往的任何时期经济发展的速度都要提高很多。国家为了保证新兴产业的持续发展，提出了完整的方针政策，使经济发展中新兴产业的发展逐渐占领市场。新兴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具有良好前景的发展事业，国家有效的优化产业的结构，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国家的经济未来发展走向。
2.增加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自从我们国家经济采取改革开放的手段以来，国家一直采取的都是“走出去”的战略，虽然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一直都很高，但是我国企业在国际经济的竞争中却一直面临很多挑战和问题。在整个国际经济发展的态势下，我们国家的经济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但是，在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我们国家引进了很多国际经济因子，给企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保证了企业在国家经济竞争中的重要地位，提高了我国经济在国际中的竞争力。
3.提供了经济创新驱动力。自从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发展模式之下，我们国家政府相继出台了很多有利的政策措施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模式。互联网技术是一项创新性的发展技术，应用到经济发展中前景可观。在我们国家的现阶段，互联网已经不断地被人们所接受，也为企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源于计算机的普及，国家经济中的一个创新型的计算机和经济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渐占领经济舞台。互联网和经济相结合的创新发展模式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创新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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