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地经济不断地在突破国界限制，在全球寻求资源配置，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各地区的之间的经济关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也在深化，既有矛盾也有统一，本文试着分析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互关系。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界定，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说法，大部分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活动，生产要素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自由流动、合理配置与重组，是世界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表现。或者更准确地概括为指参加多边谈判或磋商的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团体，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有关经济贸易协议并按照共同制定的协商原则，实行整体运行的世界性经济贸易组织或者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推动世界经济总体增长，提高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资源，促进国际投资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也带来了负面效应，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一方面也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如果处理不当，会为经济全球化付出代价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相邻相近的或者特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维护既有的、实现未来的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通过签订某种政府间条约或协定，制定和规范共同的行动准则，协调一致的政策，乃至建立各国政府一定授权的共同机构，进行长期和稳定的超国家的经济调节，达成和实现经济的甚至是政治的联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区域市场，降低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搜寻成本。另外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各个方面的相似性，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区别。经济全球化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跨国经济，资本和市场的国际化，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推动，是市场机制其主导作用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则是通过市场机制把世界各国联结在一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和有序发展为目标，在政府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措施、实现一体化目标，是国家期主导作用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通过国家对国家的谈判把那些愿意参加一体化结盟的国家联结在一起的；在全球自由市场的状态下，风险是很难规避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风险；而在经济区域化的状态下，风险是可以得到控制和化解，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可以有效地降低资源配置的成本，降低违约风险。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是由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决定的，两者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经济全球化刺激、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高形式发展，又不断地冲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框架限制。全球化给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新的驱动力，经济全球化通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增进区域经济组织间的合作，以便得到更多的合作利益。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的促进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经济全球化准备了条件。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国家分工的深化，加强了区域内部各加盟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了各加盟国的经济发展，再此基础上通过强化跨国公司的贸易功能，必然进一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区域经济一体化使集团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所以特定区域外的国家要想获得竞争力，就要通过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贸易制度也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相比较来说，区域经济对经济全球化的阻碍作用比较明显。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合作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欧盟等发展完善。各加盟国对区域经济依赖性加强，再加上区域对外合作能力的提高，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的竞争局面，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经济也制造了贸易壁垒。如区域经济组织的排他性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之间就存在隔阂。区域经济是为了实现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区域内部成员之间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经济全球化则是为消除全球经济间的贸易壁垒努力，区域经济在这一方面与之出现矛盾，区域经济以地域为名为贸易提供一种新的保护手段，这种保护手段对于区域外的成员来说就是阻碍他们之间相互合作的贸易壁垒。区域经济强化了其内部产品的竞争力，对区域外的产品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防范制度和措施，不惜一切手段组织其他区域或国家的产品进入。这一行为，满足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但是对与经济全球化来说，则伤害了全球经济之间平等合作的基础，加大了国与国或区域与区域之间对话的难度，妨碍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长远利益来，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
总之，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又是对立统一的。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漫长的过渡时期，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会慢慢形成互补。两者之间虽然实施途径相异，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为企业创作了统一的市场环境，为世界各地的商务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两者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两者之间应该加强合作与交流，相辅相成，在全球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克服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最终推动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阳国亮:试论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相互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10）
[2]郑明慧: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经济论坛,2004（15）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经济一体化是为实现经济全球化这一目标必经的历史阶段。几十年以来，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不少理论与实践案例应运而生，这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加快发展中国经济、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无启示。
从理论和现实看，中国应该加快经济一体化进程
1．经济一体化有深厚的济学基础。
经济一体化有其经济学上的内在合理性。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已经证明，基于比较优势和规模报酬递增这两大理由之上的自由贸易能极大地促进各国的生产效率和世界的总产出。当前，由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传递用于协调和管理世界各地生产的信息及其处理成本大幅下降，组织国际分工的成本急剧减低。正因为如此，各国有强大的动力参加这种国际分工。而且，参加的国家越多，平均成本可以降得越低。因为它们的产品可以面对更大的市场。采取闭关自守政策的国家必定只能以本国为市场，各种产品的产量不可能很大，因而平均成本必然很高，根本无法同参加国际分工的国家相竞争。同时，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入，各国间的依存度会逐步加强，这将迫使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向前推进。另外，各国也日益意识到，世界虽然人为地分成许多政治单位，但从生态、环保、资源、和人文的角度看，地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各国必须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共享地球上有限的资源和防止全球生态的进一步恶化。
2．中国改革开放其实也是经济一体化的过程。
1978年以来。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增强，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目前，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雏形已基本显现，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已基本消失。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是经济一体的过程。首先，对外贸易不断扩大。一方面是贸易额的增加，现在中国大陆已经是世界第十大外贸国；另一方面是随着对外贸易国别和地区的扩大以及深度的增加，对外贸易依存度越来越大。其次，资本流动数量不断增加。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资本流入国，同时，中国也开始适量对外投资。再次，加入国际经济组织，参与国际经济协调。目前，中国已经加入了包括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国际经济组织，同时加入了亚太经合组织这个准一体化的组织，不断参与世界经济和地区经济的协调。因此，整体上看，中国改革开放本身也是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也正是由于这一过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和世界的经济联系不断密切，迫使改革开发的力度一步步加大。
3．亚洲的现状决定中国应该加快一体化进程。
回顾上一世纪，我们发现，亚洲如同一串散落的珍珠一样，尽管次区域的经济整合度已相当高，但整个亚洲经济的一体化步伐却仍相对迟缓，缺乏一根有效的主线将他们由联起来。1997年之后，亚洲孤立的危险日益浓重，整合亚洲的压力也日甚。
和欧洲以及美洲的一体化相比，亚洲无疑已显得落后了。亚洲至今没有制度化的区域融合安排，长久以来，亚洲一体化的合作仅有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部长会议和高官会等，一直缺乏有效的谈判机制。尽管在《汉城宣言》正式确立了APEC的宗旨和目标为“相互依存，共同利益，坚持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减少区域贸易壁垒”。但从严格意义上讲，APEC还不算一个经济一体化组织。APEC的特色在于承认多样性、强调灵活性、渐进性和开放性；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自主自愿。这一方面赋予了APEC求同存异、灵活务实的优势，但同时也带来了清谈气氛过浓，缺乏多边谈判和制定多边行动纲领的制度化约束的弊端。一体化的收益和参与者为其支付的成本、为其所承受的风险呈正比，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亚洲希望加速其一体化。就不能不增强谈判机制和制度化约束色彩。亚洲内部曾经涌现出“东亚奇迹”，目前正被人津津乐道的则是“中国奇迹”，但区域经济整合进展不大。亚洲内部存在纷繁的次区域板块，例如东盟板块。澳新板块、“中国经济”板块、南亚板块等，次区域的社会经济合作也日趋频繁，但亚洲明显地缺乏推动者，如果这样的状况延续下去，则亚洲就可能仍是半个世纪前邱吉尔曾经说的那样，亚洲？那只是个地理概念！
4．一体化过程的推进有助于增加中国的国际空间。
尽管美国也参加了APEC，但其有两个明显的用意：一是借亚太一体化对付欧盟；二是想利用自己在APEC中举足轻重的作用遏制中国。同时，美国又在不遗余力地推进美洲一体化的进程：先是NAFTA的建立，解决了自己在北美一体化中的领导地位；另外，美国积极推动整个美洲的经济一体化，西半球贸易会议宣布，将2005年1月1日定为完成从加拿大到智利建立世界上最大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期限。美洲一体化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层次，欧美间在种族和人文方面存在千丝万缕的传承关系，而美洲和亚洲主要的经济体又同时为APEC所覆盖，因此其区域经济整合如果顺利，将给欧洲构成追赶的压力。而对亚洲构成示范的压力。这对中国拓展自身活动的国际空间来言是十分不利的。
中国如何加快经济一位化的进程
就目前而言，中国需要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加深经济一体化的力度。
1．对外方面，通过各种手段，加快以中日为主的东亚经济一体化。
亚洲经济一体化之所以发展速度不快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这一地区缺乏强劲的推动者，这使得区域竞争和区域融合不尽同步。欧盟中存在德法核心，美洲存在美加核心，但亚洲缺乏促成区域化的“凝聚核”。
从经济实力而言，中国和日本在东亚处于领先水平。尽管日本经济已在呆滞的泥潭中挣扎了十余年，日本国民财富也在迅速缩水，但此类缩水主要是不动产和股票市值蒸发引起的，例如2000年土地资产缩水了76万亿日元，股票市值缩水了88万亿日元，这并没有损害到日本经济的根本。迄今日本人均GDP仍然高达3．76万美元，位居全球第二，其制造业也涌现了例如液晶显示、光相关技术产品等一系列在2001年度增长达20％以上的行业，并且在超精密技术产业方面仍居于全球领先。中国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目前从GDP而言位居世界第七。另外，尽管目前东盟成立已有30多年，但由于这个一体化组织的十个成员整体实力比较弱，产业结构方面又存在着很大的雷同，因此，现在看来，这一组织的经济实力还不是太强。这样看来，亚洲特别是东亚的一体化应该由中日来充当核心了。但是，由于日本国内某些势力对二战中侵略亚洲国家的历史一直没有彻底悔过，这使得亚洲国家对日本还存有很大戒心，这对东亚的一体化十分不利。另外，当前日本似乎正成为亚洲区域经济的竞争对手，而非合作伙伴。回顾1997年的亚洲危机，当时日本的大型银行为尽力满足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全力从亚洲抽回贷款尤其是“君子协议”贷款，使得亚洲突然面临巨大的流动性困难，是引发亚洲金融出现雪崩式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从1997年起，日本对亚洲的贷款锐减了80％，对亚洲的海外直接投资则减半。这样看来，日本经济就不是日益整合于亚洲经济之中，而是孤悬于亚洲经济之外。
笔者认为，现在要培育中日核心，可以从两方面着手。第一，依靠日本国内各界，敦促其政府对侵略问题彻底反省，尽快融入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但笔者估计，如果没有其他外力的推动，这一进程将十分缓慢。第二，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同时应增强自身实力，迫使日本就范。具体来说，一方面中国应加强与东盟的合作。2001年11月5日在文莱召开了“10＋3”（亚细安+中日韩）首脑会议。针对中国总理朱镕基正式提出的十年内建立起中国-亚细安自由贸易区（CAFTA）的建议，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对CAFTA表示赞同，认为“建立中国-亚细安自由贸易区机会千载难逢，我们决不能错过”，其余的东盟诸国对该提议基本上没有任何强烈的异议，这证明东盟各国对与中国的经济的互补性表示一致认可。不仅如此，亚细安已开始进一步寻求与中国的政治合作和地区安全协作。泰国外交部长素拉吉表示同意并支持CAFTA的提议，并期待“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协作，使黄金三角地带出产的不再经由中国流向世界各地”。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同一首脑会议上，由日本倡导的全面支持美国的谴责世界恐怖主义的决议遭到亚细安的否决。另一方面，中国与韩国应加强一体化的进程。如果中国和东盟、韩国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各方收益都明显增加时，将会迫使日本加入到东亚经济一体化中。
2．对内来说，中国应推进内部的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自身经济实力。
要真正成为经济一体化组织中的核心成员，自身的经济实力要强于非核心成员。目前，中国总量与日本相比还有相当差距，从人均经济指标看，不仅比日本差，而且与亚洲四小相比也逊色不少。因此，中国应在积极推动对外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通过内部的一体化，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具体来说，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积极推进两岸四地的经济一体化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同是一个国家，文化接近，语言一致，由于历史原因，一直没有实行实质的经济一体化。由于香港、澳门都已经回归祖国，因此，现在不少贸易障碍已经减少。对于台湾，两岸首先应该“三通”，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经济的一体化。由于比较棘手，因此，应通过各种途径努力扩大两岸的贸易、投资，使得双方经济关联性不断增强，在此基础上，通过台湾民间力量给台湾当局施加压力，从而推进两岸四地的经济一体化。
第二，大陆应实现此区域的经济一体化。
目前，大陆的地区差距比较大，这对实现东亚的一体化是不利的。从欧盟的实践看，由于一些成员国贫困地区比较多，因此，共同的财政预算给这些国家的份额比较大，这引起了其他成员国的不满，不利于一体化的快速推进。因此，缩小国内地区差，减少地方保护主义，首先实现大陆自身的一体化十分必要。
笔者认为，当前，可以通过以下几条途径实现大陆的经济一体化：（1）加大西部大开发的力度。主要应通过输入技术的手段提高西部的经济实力。（2）加强边境地区的次区域一体化，发展边疆地区的经济。以加快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次区域的经济一体化，强化相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为经济总量的增加做出更多贡献。
加强对及全球化的研究，拢出解决途径，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扫清理论障碍
随着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其弊端也日益显现，如出现“马太效应”，穷国愈穷，富国越富，国家间的贫富差距在扩大。在当前的一些有关一体化和全球化的世界性会议上，出现了不少反对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呼声，这是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不和谐音。近来，随着这种噪声的加大，对一体化的阻碍也在加剧。因此，如何对付反对意见，是当前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问题。在国内，尽管还没有这种强烈的反对之音，但中国只要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一体化，对此问题未雨绸缪进行前瞻性思考同样有重大意义。笔者认为，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找到解决办法，应注意以下两个原则。
「摘要本文属于科技、经济、法律协调发展的软科学研究项目，具有为政府宏观决策服务的明确目的性。在文中，作者从法律的专门知识和技术出发，综合运用法学、科学学、技术学、经济学、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了促进科技进步与经济繁荣的法律控制系统的整体模型和相关的技术模式，以期开拓视野，填补空白，充分发挥法律的制度功能，使科技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形成科技、经济、法律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控制和控制系统，法律控制系统，科技和经济一体化 一、关于科技、经济、法律协调发展和法律控制系统的设想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经济繁荣、法制弘扬，作为人类的共同追求，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致力于科技、经济、法律的协调发展，愈益成为各国政府所面临的紧迫任务。顺应国际潮流，近年来我国也已开始重视这方面的宏观决策和软科学研究。1992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重申了邓小平同志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阐明了建立和完善科技与经济有效结合的机制的重要性，进一步强调要把我国的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993年，上述内容又上升为国家意志，正式载入《科学技术进步法》，从而使这一战略决策获得了权威性的法律保障。《科学技术进步法》作为指导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基本法律，不仅确定了我国发展科技事业的方针、政策、布局和重大措施，同时明确了推动科技进步的国家责任和社会责任。它要求我国学术理论界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大力发展科技、经济、法律协调发展的软科学研究，为政府宏观决策服务。这项研究课题，涉及到科学技术学、经济学和法律学的专门知识，需要各方面专家学者的共同参与和协作攻关。本文仅仅试图从法律的独特视角出发，运用法律学的知识和技术，提出科技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控制系统的一些设想，以期在这一崭新的研究领域里抛砖引玉。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不仅作用于其他上层建筑，而且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进而以经济基础为中介，对生产力产生影响。法律的这种作用，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表述，即是法律的“社会职能”。这就是说，法律不是为了其本身的目的而存在的，法律的生命力在于促进社会进步，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进而实现其本质目的——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然而，如何对法律的这种功能进行描述，经典理论并未给出现成的答案。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则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阐明法律的“社会职能”的科学方法。系统科学，是本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兴起的最新科学革命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论证和发展。它主要包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以具有整体性、开放性、反馈性为特征的系统为考察对象，是研究系统的一般性质与规律的科学。它开拓着广泛而丰富的学科领域，其概念和规律已成为基本科学理论以及当代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运用这种系统科学的方法，并借鉴法律社会学的观点，可以得出结论说，法律的“社会功能”，主要在于“控制”。 所谓控制，就是为了达到预定的目的，施控主体通过信息传递装置，对受控客体的一种能动的作用。它使得受控客体根据施控主体的预定目的而动作，从而构成具有控制功能的系统。这种控制系统，具有整体性、开放性和动态平衡性的特征。人们引伸这种控制系统论原理，可用以解释社会过程和法律现象。美国法律社会学派的代表人物R·庞德曾认为，法律是一种社会工程，是社会控制的工具，或者说法律是一种对其他社会现象产生作用和影响的社会控制技术。在法律控制系统里，法律（施控主体）通过价值分析技术、权利安排技术和运 行操作技术这三大专门技术的承载功能，对科技、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受控客体）产生功能作用。法律的这三大专门控制技术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法律的价值分析技术，是法律的控制目的——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承载者。它根据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特点，通过多种相互依存而又相互冲突的价值的兼顾与均衡，确定科技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客观需要的最佳价值取向，从而达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目的。法律的权利安排技术，根据控制目的，将精神层次的价值予以明确化、具体化，转为物质层次的权利义务体系，设定施控主体本身的标准和规范，并根据客体的实际运作情况进行调整、修正和不断完善。法律的运行操作技术，负责主体与客体间的双向信息传递与交换，将客体的实际状况信息反映给主体，主体则按照标准规范量的要求发出控制信号，由法律运行环节传递过去，纠正客体的不符合规范的行为，并将反馈信息反映到主体中，经主体测定其中的误差并适当调整标准量值，再次发出控制信号进行第二次纠正。由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在动态平衡中实现法律的控制功能，促进科技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在上述法律控制系统中，把科技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作为受控客体，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律、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使得各个企业必须采用新的科学技术方法与手段，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水平的科技含量，因为科技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最终源泉。另一方面，科学研究也离不开经济繁荣带来的物质、资金的条件和支援。科学本身只是潜在的生产力，是一种知识形态体系，只有走向市场，与经济一体化发展，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巨大威力。然而，长期以来，在旧体制下，我国科技与经济一直是平行分离发展的。科技被看作是公益事业而非产业；科学研究崇尚追求真理的献身精神，不齿于功利主义，不谈经济效益；技术思维讲求理论上的精致与完美，却忽视其实用价值；技术革新成果往往等同于礼品、展品、样品被束之高阁，科学和生产严重脱节；国家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科技工作，包得过多，统得过死；在分配制度上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严重束缚了科技人员的智慧和创造才能的发挥，等等，弊端重重，难以自拔。令人欣慰的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科技工作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改革的决定》确立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我国的科技体制进行了一场以解放第一生产力为目标的广泛而深刻的改革。应该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我国的科技事业与我国的经济建设有了长足的同步发展。然而，还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潜在的科技实力虽然还是比较强大的，但是从科技、经济的总体水平来衡量，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仍是十分明显的。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这种差距无疑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必须奋起直追，尽快缩小。我们中国人起步不晚，素质不差，我们完全具备赶超世界先进科技和经济水平的能力与条件，特别是伴随着科技立法和经济立法的发展，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科技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控制机制定会逐步完备起来，从而为我国科技和经济总体水平的提高创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 二、科技、经济一体化和法律的价值分析技术 无论是科学学、经济学、法学，都离不开对理性和价值的研究。科学所造就的一个理性的人，意味着他在科学研究中具有周密严谨、不畏艰辛、追 求真理的品质。经济学意义上理性的人，应该是具备“成本最小，收益最大”思维的人，以尽可能少的资源代价的付出，换取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而法律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单 个追求真理、追求效益的理性的人，并且还包括这个人和社会上其它许许多多具有同样理性的人之间的平衡协调和相互促进，这正是法律的价值之所在。法律通过秩序与自由、公平与效率的权衡兼顾，对社会中各个理性的人实行控制，使其按照科技和经济一体化、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要求而有所作为，从而达到法律控制的目的。 对于法律范畴里自由与秩序之间“度”的把握，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和难点。法律是秩序的象征，又是建立和维护秩序的手段。追求自由则是人类固有的本性，而自由在社会中的实现，始终离不开规则和秩序。无规则就无自由，没有秩序就成为无政府状态。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要求法律激励科学家、发明家、企业家联袂合作，赋予其科学研究自由和技术创新自由。也就是说，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以往旧体制下科研院所与企业厂家之间的互不往来、界限分明的格局从此将被打破，从而要求通过法律确立一种保证科技人员合理流动、充分发挥其创造力的新的合理的秩序。这种新的合理的秩序的维持，是为了更好为智力开发自由创造条件。可见，秩序与自由一样，也是不可缺少的，它们是对立的统一。 我国建国以来，对于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地位和作用，党和政府一向是重视的。可是，对于企业家好象并不如此。明确承认企业家的地位与作用，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情。技术创新是在实验室的技术发明基础上，以创造性和市场成功实现为基本特征的周期性技术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包括实验室样机样品、技术性中间试验、工业化试生产，市场与需求的开拓乃至销售后服务等一系列环节，这里离不开企业家的作用。企业家是技术进步、科技成果产业化以及科技与经济结合的不可缺失的角色。激励发明家与企业家联袂，保护技术创新自由，是当前法律的重要任务。 公平与效率是另一对相互依存而又相互冲突的法律价值。生产的效率提高了，才有可能在总量增多的物质财富基础上实现更大的社会公平；生产上不去，公平问题就无法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在兼顾社会公平的同时提高生产效率，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总体努力方向。在我们这样一个科技相对落后、生产效率低下的国家，效率相对于公平，具有一定的优先性。另一方面，效率的提高又决定于公平实现的程度，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平均主义都会影响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效率的提高。法律应当确保利益机制和竞争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为生产效率的持续提高提供公平保证，努力在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使公平与效率达到和谐统一。 科技成果，从终极意义上来说，是全人类共同享有的物质文明，“独占”的概念对它是不适当的。然而，就其产生的具体过程来说，它是自然人运用科技知识进行艰巨的脑力劳动所创造的结果。如果忽视科技成果的个人创造属性而片面强调社会公有，固然在短期内能有较高的社会利用率，但同时却会极大地抑制发明人的创造热情，长此以往，必然会造成科技成果低产出的不良后果。相反，如果科技成果全被发明者个人所垄断，又必会影响成果的应用推广，从而阻碍社会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因此，作为现代社会最主要的制度规则的法律，需要在公平与效率、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间进行“度”的把握。由此应运而生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致力于保障权利人一定地域范围、一定期限的垄断权，禁止其他竞争者涉足于权利人的技术领域而获取利益回报，这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社会公平，但却又维护了更高层次的社会公平。因为获得知识产权垄断保护的科技成果，在法定地域外以及在法定期限后，最终都要进入公有领域而被社会合法地占有使用的。至于知识产权保护期限的长短，则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平衡的结果。如何确定专利的最佳保护期限，一直是受到人们关注的问题之一。一项重大发明和一个在现存生产过程中的小小改进，其专利权人在技巧、资源、时间方面的投入必然是前者多而后者少，因而应该分别给予较长和较短的保护期限。若授予相同长短的期限，则是有失公平的。我国《专利法》中规定发明专利的保护期限为二十年，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期限为十年，区别对 待，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授予垄断权的时期过长，则通常垄断所造成的损害可能要超过其所能实现的社会利益。相反，如果垄断期限规定得过短，所实现的个人利益过少而被社会利益淹没，则失去了效率。另外，科技政策和法规对高新技术领域里的一系列税收优惠和财政倾斜，实际上就是在牺牲一定财政收入和社会福利的基础上，鼓励和刺激企业勇于承担高新技术领域的投资风险而出高效益。 三、科技、经济一体化和法律的权利安排技术 权利与义务是法律的核心内容，全部法律问题都可直接或间接地归结为权利、义务。不重视权利与义务的研究，实际上是忘记了法律的基本使命。科技、经济一体化的法律控制系统，要求按照法律价值分析技术所确定的控制目的，设定物质层次的标准量和规范值，籍此对客体进行控制，并根据客体的反馈信息及时调整并修改这些量值，从而更好地完成法律的控制功能。这个任务是由法律权利安排技术来实现的。权利就是法律所保护和承认的利益，不仅指物质利益，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利益。在国家的宏观调控权的保证下，法律将科技活动及成果宣布为知识产权、技术交易权、诉讼权这些基本权利，形成权利体系的基本框架。这对技术市场的主体和法律关系的主体来说，在行使法律所赋予的各项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 在法律规范中，无论是知识产权、技术交易权或者是诉讼权、政府宏观调控权，都是从属于主体并为主体而设置的。在技术市场的初步发育阶段，如果主体的规范设置问题不解决，那么适当的权利体系是无法组建起来的。 主体可分为宏观调控主体的国家和市场主体。市场主体是本文论述的重点。作为技术市场主体的现代企业是具备一定基础研究能力、技术开发能力、工业性生产能力的科技和经济一体化的微观制度基础，是在现代技术基础上产生的现代化生产的组织形式，又是现代技术不断更新的推动者和组织者。有关统计数据表明，美国、日本的大中型企业，设置技术开发机构的比例都达到了100％，企业既构成科研力量的主要成分，又是市场竞争中技术创新的首要主体。而我国相应的比例数字只有53％。长期的科技与经济的分离，造成了“五个方面军”的科技队伍的庞大宏观结构［（1）］与国营大中型企业技术更新能力差、效益低的不相称局面。科技与经济之间长期形成的鸿沟，不是在短期内所能弥补的；规范的市场主体的塑造，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中，政策和法律鼓励科技人员从科研院所中走出来，组成技术开发机构进入市场，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协作，共同攻关，开发产品，无疑是十分必要的。现阶段的主体模式，一端是科技人员群体、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另一端是传统的生产厂家和企业，中间维系着的是中介人和经纪人，形成独立的开发机构与生产企业并存，科研院所与企业建立技术经济协作关系的局面。然而，这种协作攻关的模式在实际中并未获得普遍成功，深层原因就在于国内的广义协作费用太高。独立的技术开发机构和生产厂家之间的协作费用，包括为应付形形色色 的行政权力和官僚主义所必须支付的时间上、精力上和财力上的种种耗费，耗费之高，常常让人无法忍受，一直是阻碍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痼疾。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近来倍受注目，他认为建立企业纵向一体化的目的在于降低交易费用。因此，怎样促使现有的主体模式向规范的现代企业模式转化，是亟待市场主体法律解决的现实课题。 知识产权是为在交易中获利以弥补智力支出而设置的一定程度的垄断使用权，是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现 实生产力，从而实现科技、经济一体化而服务的利益驱动机制，包括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及相关的技术秘密权等。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诺思认为，一项包括新思想新发明在内的知识产权法律可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比技术创新更为经常的刺激。没有这种所有权，就没有人会为社会获利而拿私人冒险。［］知识产权法规定无形智力财产在市场上转让的规则，其条件或代价就是市场价格。为了使其报酬能弥补智力支出，权利人从技术思想构思开始就要密切注意市场需求，预测未来产品的市场前景，从而根据市场竞争规律对技术思想进行筛选，最后只有那些最能迎合市场需求的部分才能得到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从而激励不断的技术创新。 对于一般财产来说，所有权和产权的出现有着历史先后。所有权先于产权而产生，产权是商品交换和市场的产物。没有交易就没有产权，尽管有了明确的所有权。所有权强调的是财产的最终归属和权利人的实际占有。产权是市场交易过程中的所有权，强调的是财产所有人在交易过程中所遵循的法规。一般所有权所强调的最终归属，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但是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无形的智力财产，是有时间限制的。智力创造本质上是全人类共享的财富，而且一项智力成果，无论受到多么长的期限的保护，最终总要进入公有领域而被全社会无偿使用。因而单单占有或拥有某项成果的知识产权，并不是根本目的，在市场交易中赢利而弥补智力支出，才是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初衷。一次产出，多次使用，使用次数越多，表明价值越大，智力劳动就得到越为广泛的社会承认。因而类似于所有权性质的知识产权主要强调的是使用权，包括自己使用和授予他人使用。在有限的保护期限内，为获取最大利润，单靠权利人自己实施和使用，还不如发放专利许可证，允许他人有偿使用更有价值。专门从事软件开发的人员所产出的绝大部分软件产品都是为了他人使用，就是一例。 知识产权不仅是使用权，还是一种垄断权，是在一定程序上排除其他人使用智力资源的权利。智力资源实属于信息资源的范畴。今天人们已形成了世界是由物质、能量、信息三种成分组成的新概念，可见信息资源的重要性。信息革命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将更多地依靠开发、利用在本质上是无限的智力资源。这种资源虽然在本质上是无限的，但就具体的专利技术成果而言，是在一定期间和一定地域范围内可以统计出来的有限的数量，因而类似经济学意义上的自然资源，也具有稀缺性，需要法律通过权利界定来实现合理而有效的配置。然而无形的信息资源与有形的自然资源相比，其被复制的轻易程度，使得信息资源在被原始所有人实际控制的同时，又可被许多其他人理解和掌握，甚至在公众中迅速扩散和无限泛滥，使其交易价值也同样迅速地贬值为零。正因为信息资源的原始权利人难以通过实际控制进行自我保护，更需要借助法律保护的力量。法律选择最先创造出成果的人作为权利保护对象，是因为他在机会平等的创造竞争中力拔头筹，付出了最多的智力劳动代价，最有资格得到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补偿。不仅如此，法律还对他寄以期望，在获利的同时承担起推广使用该项成果、避免资源闲置和滥用的义务。信息标准理论表明，信息生产是有代价的，而信息的传递费用却相对低廉。对于其他后来的竞争者来说，如果法律不禁止他们对该项发明创造成果的利用，那么后来者只要支付廉价的传递费用就能成为最先的创造者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对于最先的创造者是极大的不公平。专利垄断权的严格保护，可使这些后来者转而将智力、财力、精力投入到其他未知的新领域中去，激励他们努力成为另一项新发明的最先的创造者，从而有利于无尽的智力宝藏的开采挖掘。当然这种垄断权是有限制的，如有关保护期限的规定以及强制许可和权利穷尽原则等等法律规定，都是对专利垄断权的限制措施，在此不赘述。 知识产权为技术交易权提供了必要前提。技术交易权在市场上以契约形式得到实现，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途径，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我国《技术合同法》所规定的四种基本合同— —技术开发合同、技术咨询合同、技术转让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都是对专利技术、技术秘密和公有技术的使用权和垄断权进行交易的契约形式。如果在授予他人使用的同时，保留自己使用的权利，那么所交换的是不完全的使用权；如果授予他人使用权时排除自己的使用权，那么所交换的是完全意义上的使用权。后者比前者的转让价格要高。当然，价格还根据转让的次数而所不同。如果仅向一家转让则价格最高，若是多次向多家转让，尽管出售者的总收入会因而增多，但却使出售价格降低。另外，技术商品价格还受到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的影响。一般来说，技术商品的定价权属于卖方，这是对其在激烈的发明创造竞争中获胜的奖励，同时又对众人起到强烈的示范作用，鼓励其他竞争者投入到新领域的发明创造中去。尽管技术商品在出售时消费者难以确切知晓其使用价值，但需求量大的技术商品总能迅速获得市场和利润的，道理与普通商品一样。 诉讼权是主体实现智力垄断权和技术交易权的保证。通过制止侵害以及确保侵害发生后能够及时给予救济等司法手段，监督交易双方信守契约并对自己所作出的有法律效力的承诺负责。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审判法庭、在陪审人员中安排科技专家、缩短知识产权的侵权的裁判时间，是加强诉讼权方面的重要举措。知识产权是有法定期限的智力财产权利，如果司法审理效率低下和拖延时间，无论出于主观或客观原因，都有损于权利人利益的实现。诉讼成本的降低和诉讼效益的提高，是科技、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要求。在诉讼过程中，主体所付出的金钱代价和耗费的时间越多，从审判结果中获得的实际利益越少，那么公众对诉讼的选择概率和信任程度就会降低。所以积极疏浚诉讼环节，完善其法律机制，保证诉讼权的充分行使才是明智之举。 必要的政府调控权，是市场经济的客观需求。除了市场机制对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作用外，还需要政府通过法律决定科技发展方向，保证科技战略实施。此外，政府还运用法律手段对科技力量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三个层次进行纵深部署，其中的基础研究层次虽然不能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不能在市场过程中自发进行，但却是未来生产力的强有力的储备。今天的基础研究，是明天的高技术产业的摇篮。为抢占以高技术为旗帜的下一世纪的科技制高点，各国政府无不在法律中规定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比例，确保基础研究的顺利进行。在充分的市场调节的基础上，政府调控手段越高明，就越能使科技、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并抑制伴随而生的一些不和谐因素，从而协调人和科技的关系，进而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协调科学技术宗旨和本性与社会现实以及物质生产的关系。另一方面，宏观调控不单是一种权力， 同时又是一种职责，政府为此要承担决策失误的责任。科技、经济问题上的决策失误，哪怕当初只有一点点，也会产生放大效应，严重贻误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例如，在信息社会的带头产业——半导体产业上我们就有过教训。六七十年代，世界上同时兴起半导体高频功率器件和集成电路热，我国的领导决策层就已开始高度重视半导体产业，但是当时只片面看到发展集成电路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分立器件的研究开发，致使我国原本不低的半导体产业的现行整体水平，只相当于国外七十年代初的状况，落后了二十年。加强软科学研究对政府科技决策的重大意义，由此可见一斑。 四、科技、经济一体化和法律的运行操作技术 在以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中，知识产权纠纷及其解决成为国际间“科学技术战”、“经济贸易战”的焦点。其中尤以美国、日本之间的知识产权争夺战最为激烈。九 十年代以来，美国企业在一系列知识产权强化政策和法规的掩护下，以知识产权诉讼为武器，频频向代表日本科技、经济综合实力的日立、富士通、三洋、日本电气、日产等大企业大举进攻，几乎全都得胜而归。如在1992年2月，美国联邦地方法院的陪审团对日本美能达相机公司侵犯美国HW公司的AF和Qgawa两项专利技术的行为，作出了赔偿125亿日元的裁决。日本在吃亏之余，痛定思痛，深感知识产权法律问题是现代企业生存的关键，又是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保障。于是开始制定对应于美国的科技、经济方面的法律对策，避免因“法的不对称”而带来被动局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在进行科技经济法制建设时，要以企业产权改革为核心，加强知识产权法律在社会各个方面的渗透，进行与国际社会协调一致的系统立法、实效检查和跟踪决策。换言之，法律的运行的诸环节，要在各自完善的同时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从而增强法律运行对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正面效应。 法律不是一种静止的社会现象，而是依照自身的运行规律在社会中反复地运行着的。其运行的质量、速度和规模，直接关系到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进程。法律控制系统论表明，法律运行过程载负着法律控制主体和科技经济一体化受控客体之间信息双向传递的使命，是控制标准与规范贴近客体现实的桥梁，是客体的法律需求的最忠实的反映者，又是法律的控制目的得以实现的必不可少的要素。立法、司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诸环节之间存在着过渡和联系，形成密不可分的运行整体。 在当今的信息社会里，国与国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必须接轨，科技、经济一体化已经没有国界。遵循国际惯例，使本国的法律在国际上得到承认，已是世界潮流。任何与科技、经济有关的法律无法“闭门造车”，“国内法”的观念已无法应用在知识产权上，因为知识信息已成为特殊的国际性产品，许多尖端的科技知识在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中被相互引入和相互借重。中国修改《专利法》等一系列举措，成为复关的先决条件，因为国外厂商认为，一个专利法与国际惯例不一致的地方，专利权不可能得到充分的保护，很难有正常和完整的国际贸易行为。如果拒绝遵循国际惯例，就会被排斥在国际经济联盟之外而受到孤立。国内立法的国际化倾向，已是大势所趋。 科技、经济一体化又对法的实效提出更高要求。法律的执行效率低、诉讼效率差，一直是我国司法机关的通病。在我国这样一个高度行政权力化的社会里，由于传统的庞大惯性，行政机关拥有几乎没有法律约束的无限权力，“司法独立”的宪法原则往往不能落到实处。所以法律执行难，诉讼效率低。国家政府厉行法治，对其自身行为进行反省，有意识地进行自我约束，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毅力。然而唯其如此，科技、经济一体化才会有足够的生存发展空间。 任何法律都不可能细微地描绘出每个主体活动的具体事实情况，并据以给出十分确定的法律答案。相反，法律通常只能设定普遍适用的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蕴含在法律条文中的正义，只有通过正义的司法才能真正获得实施。判例制度和方法成为填补立法难以接近社会实际这一缺憾的手段。换言之，立法是对理想行为的规定，司法部门接受到的则是反映社会实际行为的反馈信息，其中的偏差就需要通过灵活有度的判例进行纠正，既适用法律又针对具体行为，以完成法的功能和目的。在美国，尽管有国会制订的专利法，但联邦法院所作出的有关判例也构成美国专利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美国法学界的观点，专利法本身的条款并不具有确切含义，所以离不开美国联邦法院在具体案件中对法律条款的解释。科技发展一日千里，经济面貌也随之日新月异，法律所固有的滞后性总难使立法面面俱到，详备周全。认为法官能象查字典那样在法律法规大全中检索到现成答案，只不过是幻想而已。美国国会于1980年对著作权法再次进行修改，规定了许多计算机程序的定义，使计算机程序受得著作权法保护。至于究竟哪些程序可以得到保护，不可能在立法中一一明文规定， 而是通过判例阐明的。一般认为原始码所写的程序符合人们通常意义上的著作品的外观条件，可以受到著作权法保护，自然没有疑义。但在目标码程序是否应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问题上，法院也颇费踌躇。因为目标码的基本成分只有0和1两种符号，一般人从外表几乎不能了解其中的意义。最后，在1983年著名的Apple Computer Inc诉Franklin Computer，corp.一案的裁决中，上诉法院推翻原判，依据国会的立法精神作出推断说，著作权法颁布的目的就在于鼓励、刺激计算机程序的发明创作。目标码尽管从外表上看比较抽象，不太符合人们所习惯的作品的外观，但也是可以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的。判决形成后，还要经过社会舆论界、科技界、法律界的质疑和检验，不成熟的被淘汰或在后来的判例中得到纠正，成熟的则被保留下来，使抽象的立法原则得到灵活而生动的阐发。 科技、经济一体化发展也大幅度地提高了科技人员、企业人员对法律的感知能力和主观依赖程度，使他们充分行使法定权利，严格遵守法定义务，并对侵权行为有所警觉。事前的防范，胜于事后的补救。工商界必须改变观念，将聘请律师、法律顾问的费用打入正常成本而不是当作意外的开销。从事技术创新和开发活动，也必须善于利用法律专业人员来进行配合。 总之，法律的运行的链条环环相扣，运转速度渐快，体现了科技、经济一体化进程对法制现代化的迫切要求。法律运行，就是法律的内在价值得到实现的过程，又是通过外在化的权利义务对各种不同的利益进行权威性、规范性调整的过程。三大法律控制技术是密切配合的有机整体。综上所述，有了法律控制系统模型和法律控制技术模式，我们就能开拓视野，填补研究空白，进一步深入地运用现代系统科学的规律和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从整体把握部分，按未来设计现在，使科技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获得最佳途径和最大效率，并使法律的制度功能充分发挥，形成科技、经济、法律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 「注释 （1）对于我国科技队伍的宏观结构，有人形象地概括为“五个方面军”，即中国科学院系统、高等院校的科研机构、国防工业的科研系统、各部委的科研系统、地方科研机构。大体而言，前两个方面军承 担基础性科研和应用基础研究，后三个方面军承担技术开发性质的工作。参见李伯聪《技术进步企业主体论》，载于《科技导报》1993年第1期。 参见道·诺思著《西方世界的兴起》第4页，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年。 北京大学法学院·赵震江 袁泳
【论文关键词】 欧盟 经济一体化 欧洲模式
欧盟作为当今世界上成立最早、成效最卓著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其50多年的发展历程和其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世界展示了一个具有欧洲特色的经济合作模式，在区域经济合作迅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地区从欧洲模式中寻找经济合作的经验和灵感，通过分析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特点来分析欧洲模式，以期对现实有所指导意义。 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欧洲经济一体化以“舒曼计划”为起点，启动了从煤、钢、原子能领域到共同农业政策领域，乃至货币联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机构也经理了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欧洲共同体，乃至欧洲联盟的一个过程。站在历史的角度，这一发展进程明显的分为四个阶段。
1.共同体建立到1968年关税同盟的建成以及1969年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一个阶段。1958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六国在意大利的罗马签订《罗马条约》，决定将他们之间的合作扩大到原子能和其他经济领域，决定成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样欧洲经济一体化就由一个领域扩展到多个领域，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机构也出现三个共同体共存的现象。特别是《罗马条约》规定了下一步一体化的新目标：建立关税同盟和实施共同农业政策，从而经济一体化进程有约可依，按照条约规定的日程进行。到1968年，关税同盟提前一年半实现，共同农业政策也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2.自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二个阶段。进入7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的恶化，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共同农业政策执行难以为继。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石油国石油禁运带来的能源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使得欧共体国家纷纷采取自保的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欧洲市场分割严重。在七十年代，欧共体国家提出的稳定货币汇率的经济货币联盟计划也最终流产。只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国际形势相对缓和时，欧共体才建立起稳定货币汇率的欧洲货币体系。
3.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发动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三个阶段。进入八十年代后，欧共体国家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加上世界经济区域化浪潮的推动，欧洲在次走在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前列。1987年签署生效的《单一欧洲法令》规划了欧共体到1993年实现成员国之间在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为特征的欧洲统一大市场。与此同时，为统一大市场的正常运作做准备，在欧共体执行委员会主席德洛尔的主导下，开始了实现欧洲单一货币的准备工作。可以说，在这个阶段欧共体变成了一个具有经济联盟性质的共同市场。
4.以90年代初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和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的启动为标志，欧洲经济一体化走进其发展的第四阶段。冷战的骤然结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欧洲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特别是剧变后的中东欧开始了一个申请加入欧盟的“回归欧洲”的过程和统一后德国在欧洲地位的变化。最终欧共体国家选择了更深层次的一体化。1991年12月的《马约》是一体化进一步深化的表现，它确立了欧洲一体化的三根支柱，并以第一根支柱——经济与货币联盟作为其发展的重心。此后经过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2001年的《尼斯条约》和2011年的《欧盟宪法条约》，欧洲经济合作向一个完全经济体化的经济联盟更加接近。
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特点 尽管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体化或者迅速发展、或者徘徊不前、或者硕果累累、或者成就难觅，但是最终欧洲一体化还是得以顺利的进行，体现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独特的进程特点。
1.一体化过程的渐进性。无论是合作的范围、领域，还是组织协调机构的建立、运行机制的完善以及一体化程度的发展本身，都体现了一个渐进性的发展历程。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6国煤钢领域的一体化发展到现在27国开始走向经济和货币联盟，每前进一步都是欧盟成员国反复协商、谨慎考虑后的结果。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对给成员国一定的准备和过渡时间。
2.一体化过程的协调性和妥协性。欧盟是各国联合起来组成一体化 集团，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在一体化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分歧和矛盾，甚至是激烈的争执乃至对抗，但欧盟各国最终都能认识到一体化集团是他们获得发展的最快、最好的经济组织形式。成员国为了实现共同利益通过互相协商和互相配合，通过实施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原则来消除矛盾。这些原则包括:民主平等原则、共同受益原则、核心欧洲原则以及灵活性原则。
3.组织运作机制的超国家性和均衡性。为保证一体化顺利进行，欧盟设立了具有一定的超国家性质的组织协调机制。这些机构的设置和权力的分配上不但强调每个成员国参与，而且强调各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超越各成员国政府的权力，以及各机构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凸现出欧盟独特的组织运作机制。
4.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外部敏感性。这主要是指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深受世界外部环境的影响。一定时期的国际形势对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步伐影响较大，欧洲经济一体化体现出明显的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依赖。如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和世界性经济危机不仅使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缓慢，也导致一体化步伐受到严重影响，更为严重的是使欧共体在20 世纪70年代就提出的在10年内分阶段实现经济与货币联盟的计划也因此受阻。 从一体化的进程和特点看，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这一发展模式的出现，既有二战后独特的历史条件——冷战的大环境，更有欧洲各国在应对来自外部环境时所进行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一、地区经济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国际贸易又进一步加深国际分工，解释贸易的理论都是以阐释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认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其相对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其相对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表明，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要素价格差异是产品价格差异的根源，各国应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密集地使用本国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二是新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该理论仅解释了要素禀赋具有差异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而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贸易是发生在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着眼于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以边际成本递减作为生产分工与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竞争及其市场细分策略来解释这类贸易与国际分工，说明规模收益只要超过运输成本，生产应有集中化的趋势，并且市场规模越大、“学习曲线”效应越明显的行业，成本就会越低，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分工与选址，不再决定于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而是历史因素与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以上理论出发，分析经济一体化在贸易流向与产业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分工的影响，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明显的效应：第一，市场规模效应。一体化以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因而无论从市场范围还是消费者效应来说，都有效地扩大了市场的规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国都趋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产品的原理（克鲁格曼、赫尔普曼，1985），一体化区域将具有增加对区外出口的倾向。第二，市场竞争效应。贸易壁垒降低将导致区内市场竞争激化，减少寡头垄断，降低区内市场细分的程度，可以强制地带来经济效率的调整。第三，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的效应。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企业可以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一些厂商能够从事更多的工厂专业化分工，减少每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出口与区域内进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将增加一体化区域的区位优势，增加一体化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竞争优势，引起区内投资格局的调整与区外对区内投资的增加。
从贸易对分工的影响来看，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产品都是由一国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二是贸易保护的对象都是一国的产业、产品及其生产的企业；三是要素在地区间不流动。但如果以跨国公司的跨国一体化经营为分析背景，以上三点结论就需要重新推敲，国内有学者将跨国公司内中间产品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的融合概括为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张二震、马野青，2002），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认为，分析贸易投资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可以以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各国同类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当跨国公司实行跨国一体化经营时，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及品牌都可以成为投入的要素，地区经济一体化降低了贸易壁垒，有利于要素与中间产品的国际流动，从而推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值环节的选点布局，一国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质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价值增值环节大的生产投资与研发机构的建立，低素质低技术的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产环节的建立。贸易投资一体化使产品乃至产业失去了国家的界限，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再说是由中国制造的，但国际分工仍存在，不过分工不以产品、产业为标志，而以国家之间的要素差异为标志，以要素创造的价值增幅为标志。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结果不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扩大，如跨国公司专门将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价值增幅大的生产环节放在本国，而把生产的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国，或仅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中心，中国将专门成为成熟技术的生产加工基地，长期下去中国的知识型管理型人才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造成人才培养的困难与人才的流失，进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长的贸易陷阱。
对一体化国家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区域内的市场，降低了区域内同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增加了同类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这都将增加区内的区位优势，提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层次。但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将非常重要，使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落址于本国，通过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实现本国有竞争力要素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新目的。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要有量，而且还要有质。
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国际经济学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分析总是以一体化对新贸易格局的影响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创立，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的理论被植入国际贸易的分析，因而投资效应的分析就以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作为基础，贸易投资一体化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行为主要还是以寡占反映战略为主，在方法上仍属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下面我们以这两个阶段为界分而述之。
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跨地区跨集团的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将成为打破地区封锁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从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要素寻找型向市场开拓型转变后，国际贸易的作用将是长期的基础性的。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出发点是一体化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与福利的影响，理论基础基于比较利益之上的专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间或产业间的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长，市场规模以及规模经济都成为一体化收益的主要来源，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都可以在专业化分工中收益，从与一体化之外的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变中获益。分析一体化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虑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障碍降低后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贸易商行为的影响。由于影响相对价格的行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联系具体产业与产品是很难下具体结论的，但总体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与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J·瓦伊纳于1950年提出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这两个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贸易对一体化的反应，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与“投资创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由此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尔伯格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表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流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引起的，一般而言，关税水平越高的国家，一体化后贸易转移效应越大，该国将从成员国进口成本更高的产品，消费者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但国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关税收入。如中日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中国可能以从日本进口汽车来代替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但别国厂商自不会坐以待毙，中国厂商也不能面对新格局而束手无策，由此形成的区外非成员国对一体化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和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即为投资创造，区外的跨国公司在一体化内部建立“避税工厂”(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体化市场供货，以维护其原来以出口方式占领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使市场扩大与需求增加，为厂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一体化内外的跨国公司互相竞争以追求潜在的规模经济效益，也会增加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投资转移是由贸易创造引起的扩大了的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创造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成员国的数量，数量越大，表明市场越大；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关税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趋向贸易创造；成员国经济的竞争程度，受保护的同类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贸易创造的产生来源于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为从一体化经济中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收益，需要进行生产的重组，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
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根源于一体化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统一效应，相对于区外国家而言，一体化内部的总收益无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工业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长期意义，但对一体化内不同的国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对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体化区域内产业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产业全部向一国偏转的可能，因而认真研究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优势及产业分工趋向，制定适当的补偿机制就成为一体化的重要制度内容。
三、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由于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进行的跨国投资战略调整，建立在地理意义上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概念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金德尔伯格的二分法就难以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全部复杂问题，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映战略就成为解释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这种方法着眼于一体化从哪些方面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分析一般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依据，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组合：第一，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具有某种垄断优势，以抵消在陌生环境中经营所需增加的额外成本，一般业主的无形资产与规模经济都可能体现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能力、管理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营销技巧、特殊的组织结构以及进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的便利条件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与外部市场相比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优越性，根据邓宁的分析，国际市场的失效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性失效，如贸易壁垒的存在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影响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畅及国际市场经营风险过高都将提高交易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第三，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东道国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自然资源的禀赋、社会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以及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等，这些因素不是跨国公司特有的，但跨国公司可以不断适应它，利用它。
将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释国际生产的组织形式，所有权优势决定了“谁”来生产，内部化优势决定了“怎样”生产，区位优势决定了“在哪里”生产。而一体化从规模性、结构性与交易性三个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国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贸易壁垒的降低尤其是专用性资产、中间产品及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能力，一体化后的区域市场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市场，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为区域内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国际经营的学习机会与条件，使一部分区位优势转化为所有权优势(MiraWilkins,1991)，一体化最为突出的还在于它凸显了区域市场的区位优势，拓宽了市场的范围，加大了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了经济的抗震性，能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减少，周期拉长，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对于一体化的小国来说，生产的种类可以减少，规模可以加大，生产的某种地理分工变得更自然，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厂中应用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某些类型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区内投资的重要原因。
将直接投资的增长与企业的战略对策结合的分析认为主要有四种形式的战略投资对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进口替资，也叫“桥头堡投资”或“跳越关税”的投资，是外部企业对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的一种对策，反映了一个企业为维持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市场份额从以贸易为基础的战略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的转变；(2)进攻性进口替资，亦称出口导向投资，它以一体化对竞争效率、收入水平、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为依据，投资的动机在于利用地区一体化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大的势头，是企业抢占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一种战略投资；(3)重组投资，又叫合理化投资，即生产经营的布局按一体化后更自然的区位优势重新组织所进行的投资，因为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成为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据，生产活动将向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4)寡占反映投资，指当地企业面对外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该地区，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必须通过做大规模进行回应，从而刺激其通过直接投资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直接投资的效应，最主要在于强调它对工业效率的影响，这可能是比资源配置效应更为重要的一种收益来源，因为从贸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内展开的，而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强调的是以不完全竞争为框架，分析一体化对厂商竞争行为的影响。鉴于一体化后兼并与收购将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因而如何规范本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垄断行为，就成为新的更重要的课题。
四、启示与结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参与经济一体化必将有得有失，但一般总是得大于失，这是双赢、多赢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体化分工的格局趋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导向，一国要从一体化中获得有益的分工，就要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竞争性要素的持续增长等几个方面来引导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以上贸易与产业组织两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主要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照传统贸易理论，中国是简单劳动力要素的供给极其丰富的国家，几乎可以说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因而一体化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将有向中国集中的趋向，依照新贸易理论，生产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国家集中的趋向。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向别国开放市场也具有诱人的利益，当中国与东盟拟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日本不无妒忌地宣称，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向中国投资，为了同样的理由，日本可能将已或拟向东盟的投资转向中国（冯昭奎，2002），其实，中国与东盟都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心，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制造业的产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只要一体化内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价格就有均等化的趋向（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如果其生产全向一国集中，则比较优势的天平将向另一面倾倒，况且生产同样的商品对要素的组合方式仍有差异，可以起到平衡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作用，东盟即使生产的种类减少了，但贸易壁垒的降低使中国辽阔无边的市场向他们优惠开放，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来看，自由贸易的协定尤其有利于小国，因为他们的增长与繁荣有了更多的空间(ShyamalenduSarkar,2001)。对东盟而言，中国是竞争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间将主要在制造业、电子、通讯等产业内部的分工与贸易，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最初的生产与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实证分析这些产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分工布局将对资源的配置起导向作用。
2.处理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关系。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分析表明，一体化后的市场将成为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角逐的场所，其第一阶段的投资将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生产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阶段的投资则是实现企业的快速增长和加强对市场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便成为其迅速占领市场的最有效的手段。面临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市场结构中应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具体而言，在规模经济较显著的行业，如汽车、化工、金融、民用飞机等部门，在收入需求弹性较大的部门，如电子通讯、计算机、药品等部门，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企业兼并的国际化倾向也明显，因而应鼓励国内企业实现并购，形成产业组织的集中化，以大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而在规模经济不明显、生产处于成熟阶段、生产技术已标准化、需求收入弹性较小的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应以鼓励竞争为主，制定较严格的反垄断管制，这种按产业结构的差异制定垄断管制的双重标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都采用的方法。
3.处理好具有核心竞争力要素的培养与跨国公司一体化经营的关系。在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经营的战略下，中国既要发挥简单劳动力丰富低廉的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也要发挥中国优秀人才的竞争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既要有生产加工中心，也要有技术中心。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要保护本国有竞争力的要素在本国有就业机会，有获取高工资的机会，要力争让跨国公司的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具有核心创造力的研发活动在中国展开，如法国在药品生产行业就规定在当地建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是外国投资进入法国市场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跨国公司，只要能对中国关键的核心生产要素付高额报酬，都应受到鼓励，这是从根本上获取关键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键要素与技术的持续供给能力，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具有“独立于一体化经济中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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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欧盟 经济一体化 欧洲模式
欧盟作为当今世界上成立最早、成效最卓著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其50多年的发展历程和其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世界展示了一个具有欧洲特色的经济合作模式，在区域经济合作迅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地区从欧洲模式中寻找经济合作的经验和灵感，通过分析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特点来分析欧洲模式，以期对现实有所指导意义。 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欧洲经济一体化以“舒曼计划”为起点，启动了从煤、钢、原子能领域到共同农业政策领域，乃至货币联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机构也经理了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欧洲共同体，乃至欧洲联盟的一个过程。站在历史的角度，这一发展进程明显的分为四个阶段。
1.共同体建立到1968年关税同盟的建成以及1969年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一个阶段。1958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六国在意大利的罗马签订《罗马条约》，决定将他们之间的合作扩大到原子能和其他经济领域，决定成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样欧洲经济一体化就由一个领域扩展到多个领域，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机构也出现三个共同体共存的现象。特别是《罗马条约》规定了下一步一体化的新目标：建立关税同盟和实施共同农业政策，从而经济一体化进程有约可依，按照条约规定的日程进行。到1968年，关税同盟提前一年半实现，共同农业政策也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2.自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二个阶段。进入7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的恶化，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共同农业政策执行难以为继。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石油国石油禁运带来的能源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使得欧共体国家纷纷采取自保的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欧洲市场分割严重。在七十年代，欧共体国家提出的稳定货币汇率的经济货币联盟计划也最终流产。只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国际形势相对缓和时，欧共体才建立起稳定货币汇率的欧洲货币体系。
3.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发动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三个阶段。进入八十年代后，欧共体国家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加上世界经济区域化浪潮的推动，欧洲在次走在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前列。1987年签署生效的《单一欧洲法令》规划了欧共体到1993年实现成员国之间在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为特征的欧洲统一大市场。与此同时，为统一大市场的正常运作做准备，在欧共体执行委员会主席德洛尔的主导下，开始了实现欧洲单一货币的准备工作。可以说，在这个阶段欧共体变成了一个具有经济联盟性质的共同市场。
4.以90年代初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和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的启动为标志，欧洲经济一体化走进其发展的第四阶段。冷战的骤然结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欧洲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特别是剧变后的中东欧开始了一个申请加入欧盟的“回归欧洲”的过程和统一后德国在欧洲地位的变化。最终欧共体国家选择了更深层次的一体化。1991年12月的《马约》是一体化进一步深化的表现，它确立了欧洲一体化的三根支柱，并以第一根支柱——经济与货币联盟作为其发展的重心。此后经过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2001年的《尼斯条约》和2011年的《欧盟宪法条约》，欧洲经济合作向一个完全经济体化的经济联盟更加接近。
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特点 尽管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体化或者迅速发展、或者徘徊不前、或者硕果累累、或者成就难觅，但是最终欧洲一体化还是得以顺利的进行，体现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独特的进程特点。
1.一体化过程的渐进性。无论是合作的范围、领域，还是组织协调机构的建立、运行机制的完善以及一体化程度的发展本身，都体现了一个渐进性的发展历程。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6国煤钢领域的一体化发展到现在27国开始走向经济和货币联盟，每前进一步都是欧盟成员国反复协商、谨慎考虑后的结果。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对给成员国一定的准备和过渡时间。
2.一体化过程的协调性和妥协性。欧盟是各国联合起来组成一体化 集团，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在一体化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分歧和矛盾，甚至是激烈的争执乃至对抗，但欧盟各国最终都能认识到一体化集团是他们获得发展的最快、最好的经济组织形式。成员国为了实现共同利益通过互相协商和互相配合，通过实施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原则来消除矛盾。这些原则包括:民主平等原则、共同受益原则、核心欧洲原则以及灵活性原则。
3.组织运作机制的超国家性和均衡性。为保证一体化顺利进行，欧盟设立了具有一定的超国家性质的组织协调机制。这些机构的设置和权力的分配上不但强调每个成员国参与，而且强调各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超越各成员国政府的权力，以及各机构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凸现出欧盟独特的组织运作机制。
一、反自由市场机制的政府干预 马来西亚的外汇管制：为了防止国际组织和外国势力掺活进国家内政，马来西亚一开始就拒绝了有附加条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企图凭自己的力量应付危机。然而，巨额国际游资的冲击实在太强大了，岂是区区一小国能够独立招架?
2 马元和股市无法遏制地持续下滑，迫使总理马哈蒂尔最终选择了外汇管制。管制内容包括非居民的货币兑换、离岸户口转帐、沽售股票所得的转出、海外投资、进出口结算以及现金的出入境。简而言之，退出游戏，关门不玩了。公布外汇管制措施的当天，马元汇价上升了7.2%。
3 香港的庄家下场和增加磨擦的“七招三十式”：面对国际炒家“按提款机”式的新一轮摧毁性攻击，香港当局忍无可忍，直接入市，大笔作多，买港元，买股票，买期货。8月28日一天，香港股市成交790亿港元，创历史最高记录。特区政府照单全收大量抛售的恒生指数股，抛多少收多少，大有不惜“国有化”恒生指数股企业的架式。 紧接着，政府推出“七招三十式”。其中“七招”是香港金融管理局的七项新措施，旨在强化货币发行局制度和增加银行体系流动资金，减少港元利率被人为操纵的机会。“三十式”则分别针对香港联合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中央结算公司、政府财经事务局五个机构，提出新纪律或重申一些交易规则，加强对股票抛空的监管。这些技术性措施，归根结底是给国际炒家的“提款”程序设置障碍、增加摩擦，让炒家没那么容易赚到钱，知难而退。虽然联系汇率发行局制度不变，这些限制性措施不仅在特殊意义上绊住国际炒家的脚，同时也在一般意义上为国际资本在香港进出的流动增加了摩擦。 各国家和地区政府纷纷出手，干预市场：早在1998年1月初，新台币兑美元在三天内大跌之后，台湾就立即关闭了NDF(无本金远期外汇交易)。
4 9月初，为了防止索罗斯旗下基金“空袭”，台湾金融当局指名道姓地宣布，不准台湾投资人将资金汇出境外投资索罗斯基金，严禁台湾证券商为索罗斯旗下基金下单买卖。
5 新加坡则修改了股市指数，将原来以价格加权的计算改为市值加权计算，使炒家通过操纵指数成份股获利的难度增加。
6 俄罗斯为了捍卫卢布，曾经在8月宣布限制商业银行购买外汇，其实就是外汇管制。
7 后来又放弃了，结果，卢布汇价一路下滑，从8月17日到9月9日，卢布贬值超过60%，
8 外汇交易几度被暂停，银行也一再停止卢布的兑换。最近又有消息说，总统叶利钦正在考虑限制美元在国内的流通。
9 二、“资本神话”幻灭 自由派经济学贸易理论的权威巴格瓦提(Jagdish Bhagwati)说，资本自由化是贸易自由化的理念延伸，可是，鼓吹资本自由化的经济学家从来没有象自由贸易经济学家那样拿出足够的实证分析。大量事实证明，不规则和难以控制的短期资本流动，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渊薮。越来越多的证据和逻辑推理都支持限制货币自由流动。贸易自由化和货币自由化是完全不同的是两回事，云云。
10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说，亚洲的“病因”是资本市场过早开放。
11 美国《新闻周 刊》发表署名文章说，全球资本流动使穷国的经济越发不稳定，同时反过来损害了富国投资者的利益。
12 投资银行Warburg Pincus & Co.的执行总裁Rajiv Lall说：“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融合本来就是“双刃剑”，人们原来以为好处会大于坏处，现在看来不对了。对国际资本流动作某些方面的限制，也许不是一件坏事。
13 有迹象表明，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七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都有可能改变反对管制资本流动的一贯态度。因为在“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下，可能需要某些特定的资本管制措施，应付特殊情况。
14 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说得更直接，亚洲各国经济苦苦挣扎，丝毫没有起色，随时可能引发新一轮的资本流出浪潮和更严重的危机。对此，唯一的方法是外汇管制，尽管这是很多人所忌讳提到的。他认为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存在很大的问题，却能成为亚洲金融风暴中的“安全岛”，靠的就是有效的外汇管制。
15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能为力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年度财政报告，1997年6月至1998年6月财政年度，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最多的是南韩、印尼和阿根廷。
16 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己已经出现财政危机，希望美国国会尽快批准180亿美元的拨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执行总裁Fischer估计，现在可用于援助的款项只剩下50至90亿美元。
17 姐妹机构世界银行也发出警告，向遭殃国家提供大量援助贷款，已经影响了世界银行资产的稳定性，除非股东再注入资金，世界银行将无法继续向有问题的国家施以援手。到目前为止，世界银行已经向亚洲国家和俄罗斯提供了84亿美元贷款，占可提供贷款额度的77.7%。
1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钱又出力，为受援国提出一大套进一步自由化的改革开放方案，要求那些急需刺激经济景气的国家紧缩银根、提高利率、严格控制财政赤字，而且不能实施货币局制度。
19 结果，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国家，至今没有一个可以摆脱困境。克鲁格曼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不但没有将亚洲从危机中挽救出来，反而使情况越来越糟。
20 虽然有种种资本自由流动和开放金融市场的理论，作为各国“最后贷款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在国际游资巨大的破坏力面前无能为力。 四、欧元面对严峻挑战 1999年1月1日，欧盟11国正式启动欧元。但是，要到2002年7月，创始国货币才全部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三年过渡期，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意大利里拉等货币与欧元并存，同时发行和流通。这样“双轨制”的过渡期，为国际炒家利用欧元中央银行与各国中央银行之间政策取向的偏差，选择薄弱环节各个击破，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典型的前车之鉴是1992年的英镑“阻击战”。
当时欧洲汇率稳定体制(ERM)中，弱势货币英镑兑马克币值明显偏高。英国既要维持货币币值(维持高息)，又要摆脱经济衰退，唯一的出路是要求德国减息。可是，德国刚刚统一，西德马克与东德马克按一比一的汇率合二而一，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率飙升的强大压力，非但不能减息，反而要加息。于是，弱势英镑成为投机者大笔沽空的攻击目标。一场恶战下来，英镑被国际游资打出欧洲汇率稳定体制。索罗斯志得意满，大赚10亿英镑，英国财相灰头土脸，被迫辞职。21 如今，参与欧元的11个欧洲联盟国家中，各国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政策取向也不一致。这些民主国家的民选政府，政治必须服从选票，关键时刻制定政策，只能从本国选民的利益出发，很容易在货币政策上不能共同进退。欧元挑战美元，是一伙钩心斗角的联盟与一个统一强大的巨人搏斗，前景令人担忧。
22 如果说1992年，英镑和意大利里拉可以被相继打出欧洲汇率稳定体制(ERM)，不能说1999年以后，欧元区的其它货币，譬如德国马克，没有可能成为国际游资投机的目标。如今，德国对俄罗斯的巨额问题 贷款已经可能冲击德国的银行体系。
23 与原东德和俄罗斯经济关系密切的东欧国家，受俄罗斯危机的直接拖累，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的货币已处风雨飘摇之中。
24 德国建议用欧元救援俄罗斯，希望由此把自己在东欧和俄国的利益卷成欧盟的集体行动。
25 如果俄罗斯和东欧情况恶化，影响到德国的货币和经济政策，造成德国与欧盟其它国家不一致的政策取向，逻辑上，不能排除马克面临1992年英镑处境的可能性。倘若马克受到强有力的冲击，甚至被打出欧元体系，欧元、乃至整个欧盟的前景都将面临空前未有的严峻考验。
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战国时代(第3页)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进入改革开放的浪潮，主题是经济自由化。大幅度降低关税、贸易自由化、资本自由流动、开放电讯市场、跨国直接投资和企业兼并、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各种经济同盟的建立、欧盟从关税同盟到贸易自由化到货币一体化等等，所有这些的本质，都是各个国家政府对经济活动直接控制的强度和干预范围越来越小。随着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危机向南美、俄罗斯的蔓延，自由化改革开放的潮流开始了明显的逆转趋势。 曾几何时，“亚洲模式”成为众矢之的。学术界异口同声：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是政府过份干预经济，造成泡沫经济。
如今，危机蔓延到“亚洲模式”以外的俄罗斯和南美各国。前者实行的是西方大为推崇的“休克疗法”，后者经过债务危机以后几乎成为美国的加工基地。这使人们对危机的理解逐渐加深，并且开始发生逆转。所谓“逆转”，面对的实践是，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干预都大大加强了。香港始终以政府最少干预经济活动而著称于世。结果，当局不得不庄家下场，亲自和国际游资“埋身肉搏”，紧接着颁布实行“七招三十式”，成为从自由化逆转到大干预而特干预的典型案例。亚洲金融危机早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受援国家推行进一步自由化的改革，结果不仅无效，而且雪上加霜，遭到普遍批评，是另一个方向的典型案例。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的改革，几乎退出进一步改革的逻辑选择空间，是又一个典型案例。马来西亚实行外汇管制的成功，看上去是应付危机诸多手段之中的一种选择，实际上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逻辑上，与人民币不自由兑换的道理一样，只要短缺资本不能自由流动，本国中央银行的景气调节，就能在本国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换言之，过去马来西亚经济的景气，是马哈蒂尔和索罗斯一起说了算，因为中央银行的任何景气政策都可能被国际游资的流入流出抵消或者放大。实行外汇管制以后，马来西亚的经济景气就成了马哈蒂尔一个人说了算。在马来西亚国家范围以内，中央银行可以在没有或很少国际游资“对冲”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当然，代价是巨大的，特别是对外商长期直接投资的负作用不容忽视。26 直截了当地实行外汇管制也好，香港的“七招三十式”也好，台湾指名道姓地禁止索罗斯进场也好，性质上都是为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增加磨擦。倘若不让索罗斯来，罗索斯、斯索罗或者索罗斯自己改个名字还要来，台湾当局还可以继续增加禁止下场的名单，一直增加到国际游资的冲击强度减弱到可以接受的程度。
倘若有了“七招三十式”的磨擦，国际游资还来冲击取钱，香港当局还可以继续增加“八招四十式”，一直增加到国际游资的冲击强度减弱到可以接受的程度。换句话说，所以这些政策规定，目的都是要为国际资本流动制造磨擦，直到磨擦大于资本流动的动能，使可能造成伤害的资本不能自由流动为止。所以，政治上宣布不宣布外汇管制是一回事，实际上实行的都是外汇管制，区别只在于管制的程度。因为就算是宣布实行外汇管制，具体到如何管制和管制到什么程度，资本项目和贸易项目之中，本身就有诸多条款，诸多不同程度的限制和区别对待的放松。既然各种政策规定的目的都是使资本流动的磨擦大于资本流动的动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不同形式(宣布的和不宣布的)和不同程度的外汇管制，标志着各国和各地区政府对全球范围自由化改革开放潮流的逆转。 资本自由流动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的神话，在各国和各地区政府各种形式的外汇管制中逐渐破灭。贸易自由化随之受到威胁。最近，巴格瓦提等西方经济学家把资本自由化与贸易自由化分而论之，值得商榷。80年代末和90年代以来，贸易自由化突飞猛进的发展，和企业跨国化、跨国直接投资突飞猛进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冷战结束的和平环境里，跨国公司全球分工体系内部的“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例越来越大，
27 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使进出口关税成为多此一举，而且强烈要求资本项目的自由流动。在这个物质基础上，各国的外汇管制对跨国直接投资的巨大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全球范围的跨国直接投资减缓下来，进出口贸易必然重新成为各国政策争执的新焦点。 纵观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始终有一个生产力发展超越国界和世界市场以民族国家为单元分散管理的矛盾。殖民地经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以后的冷战，在经济层面，本质上都是这个矛盾的反映。试想，各国都关起门来，在国界内部按照百万、千万的人口规模生产自己的汽车，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年生产近千万辆汽车，只能卖在美国，怎么可能呢?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思曾经血淋淋地详细描述过英国机织纺织品对印度和中国小农经济的摧残。在这个意义上，说瓦特蒸汽机演化出资本主义全球殖民的历史，并不牵强附会。同理，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把世界市场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跨国要求，集中成为可以跨国分工和相对自由贸易的两大板块，才奠定了50多年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秩序基础。
如今，第三世界生产力的供给能力发展起来。生产力的发展，以信息产业为龙头，发生了又一次空前巨大的飞跃。为了适应这个生产力的发展，早在80年代，以洲为单位以致跨州的地区经济贸易结盟就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冷战一结束，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就在贸易，直接投资，开放电讯、媒体、商业、金融市场等所有方面排山倒海而来。如果说生产力的发展与殖民、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世界秩序演进，存在某种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那么今天，技术进步推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更是以百万、千万甚至上亿人口规模为单元的国家所无法容纳的了。在这个问题上，英国、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四个强国联手，才能作成空中客车，与美国航空工业一搏，是生产力发展超越国界在供给方面的典型案例。南韩以几千万人口的国力和市场规模，独立发展各种产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是生产力发展超越国界在需求方面的很好说明。 生产力发展推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但是，需要警惕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丝毫不意味着正义和公平。象以往的历史一样，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融合了少数生产力发达国家自私的国家利益。譬如，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军工重组直接威胁欧洲以国家为单位的军工产业的生存。28 譬如，酝酿许久的欧元，说到底，也是欧盟列强团结起来，既抗衡美国，又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尽量攫取最大份额的工具。譬如，就象当年英国的机织纺织品是用炮舰送来的一样，今天，专玩金融衍生工具的国际游资四处横行作孽，绝大部分集中在美国的几家金融机构。29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各地受灾政府进一步自由化改革开放。雪上加霜的结果，迫使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和地区不得奋起保护自己。马来西亚的外汇管制，台湾禁止索罗斯进场，香港当局与国际炒家“埋身肉搏”，我国人民币不贬值和暂不考虑人民币可兑换的改革等等，都是国家民族利益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掺合在一起的矛盾反映。如今，从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外汇管制开始，金融危机迫使所有政府干预和控制本国经济的行为大大加强。相对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而言，世界正在步入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战国时代”。
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命题。然而，从瓦特蒸汽机带来的工业革命以来，历史就是这样矛盾地走过来的。这里没有一个纯粹经济学的帕雷托最优模型可以解释的道理。倘若彻底按照帕雷托最优模型办事，过去 的帝国主义殖民当然是推动历史前进，争取民族解放就成了反动;今天要防范金融危机，全世界都用美元一种货币，不就万事大吉了，何必还要各国不同货币兑来换去的麻烦? “战国时代”核心是一个“战”字。斗争和团结(为斗争需要的结盟)是这个时代的主题。 1 讨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邓英淘提出世界进入“战国时代”的概念。作者在与邓英淘的多次讨论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发。作者对本文的观点和错误负责。
2 据估计，全球对冲基金的资产总额达三万亿美元，再加上借贷能力(以十倍计算)，可动用资金达30万亿美元(230万亿港元)(见《苹果日报》：“炒家弹药230万亿，财司怎招架”，1998年9月14日)。另据估计，全球每天的资金流动，在几年前就达到了1.2万亿美元，其中用于国际贸易的只占1%左右。与此同时，各国的外汇储备一般只是以百亿美元计算，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
3 见《信报》：“马来西亚实施严厉外汇管制”，1998年9月2日，第8页。
4 见《信报》：“台央行总裁解释关闭NDF原因”，1998年9月1日，第7页。
5 见《信报》：“台湾全面封杀索罗斯基金活动，台股急跌创22个月以来新低”，1998年9月1日，第7页。
6 见《明报》：“星采新股市指数减少受操控”，1998年8月31日，第B-4页。
7 见John Thornhill：“Fears over devaluation send Russian markets into dive”，Financial Times，1998年8月14日，第1页。
8 见《信报》：“浅析俄国金融风暴”，1998年9月9日，第16页。
9 据香港无线电视新闻报道，1998年10月3日。
10 见崔之元编译：“资本神话─商品和服务贸易与美元贸易的差异”，《参阅文稿》，No.98-14。
11 见《香港经济日报》：“为亚洲把脉─病因：资本市场过早开放”，1998年9月15日，第A-2页。
12 见Robert J. Samuelson：“Global Capitalism， R.I.P”，Newsweek，1998年9月14日，第28页。
13 见Rajiv Lall：“Taming Capital Flows”，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998年9月17日，第47页。
14 见Stephen Fidler：“Capital curbs seen in more favourable light”，Financial Times，1998年9月15日，第12页。
15 见Paul Krugman：“Saving Asia：it's time to get radical”，Fortune，1998年9月7日。
16 对俄罗斯的援助在6月以后，尚未计入。
17 见Bob Davis：“IMF pledges its readiness to assist Brazil”，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1998年9月8日，第8页。
18 见Robert Chote：“World Bank sounds alarm over risky emergency loans"，Financial Times，1998年9月25日，第7页。只要这个比例达到80%，按规定就要自动增加世界银行的资本金了。
1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先后在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 强烈反对为稳定货币而实施与美元挂钩的货币发行局制度。
20 见Paul Krugman：“Saving Asia： it's time to get radical”，Fortune，1998年9月7日。
21 参见俞岱曦等1998：《金钱与梦想》，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49-173页。
22 参见刘冰：“欧元能挑战美元吗?”见下期《香港传真》。
23 德国是向俄罗斯贷款最多的国家。为了这些连利息偿付都有困难的问题贷款，德国银行的财务评级会被调低(见Graham Bowley：“Russian crisis hits German banks”，Financial Times，1998年9月15日，第26页)。
24 见Stefan Wagstyl：“Eastern Europe feels fallout from the crisis”，Financial Times，1998年9月11日，第2页。
25 德国作为被前苏联和“华约国”战胜的战犯，在冷战结束后，为了自身安全和巩固东、西德重新合并，在北约“东扩”中最卖力气，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投资最多。
26 参见Sheila McNulty：“Malaysia's capital controls create investment challenge”，Financial Times，1998年9月15日，第22页。
27 不说经济国际化程度在殖民时代就很高的英美列强，后来者日本，早在1983年，跨国公司内部产品调度就占日本出口总额的23.7 %，进口总额的27.7%;90年代更分别发展到30%以上(参见王小强：《产业重组时不我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一、反自由市场机制的政府干预 马来西亚的外汇管制：为了防止国际组织和外国势力掺活进国家内政，马来西亚一开始就拒绝了有附加条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企图凭自己的力量应付危机。然而，巨额国际游资的冲击实在太强大了，岂是区区一小国能够独立招架?
2 马元和股市无法遏制地持续下滑，迫使总理马哈蒂尔最终选择了外汇管制。管制内容包括非居民的货币兑换、离岸户口转帐、沽售股票所得的转出、海外投资、进出口结算以及现金的出入境。简而言之，退出游戏，关门不玩了。公布外汇管制措施的当天，马元汇价上升了7.2%。
3 香港的庄家下场和增加磨擦的“七招三十式”：面对国际炒家“按提款机”式的新一轮摧毁性攻击，香港当局忍无可忍，直接入市，大笔作多，买港元，买股票，买期货。8月28日一天，香港股市成交790亿港元，创历史最高记录。特区政府照单全收大量抛售的恒生指数股，抛多少收多少，大有不惜“国有化”恒生指数股企业的架式。 紧接着，政府推出“七招三十式”。其中“七招”是香港金融管理局的七项新措施，旨在强化货币发行局制度和增加银行体系流动资金，减少港元利率被人为操纵的机会。“三十式”则分别针对香港联合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中央结算公司、政府财经事务局五个机构，提出新纪律或重申一些交易规则，加强对股票抛空的监管。这些技术性措施，归根结底是给国际炒家的“提款”程序设置障碍、增加摩擦，让炒家没那么容易赚到钱，知难而退。虽然联系汇率发行局制度不变，这些限制性措施不仅在特殊意义上绊住国际炒家的脚，同时也在一般意义上为国际资本在香港进出的流动增加了摩擦。 各国家和地区政府纷纷出手，干预市场：早在1998年1月初，新台币兑美元在三天内大跌之后，台湾就立即关闭了NDF(无本金远期外汇交易)。
4 9月初，为了防止索罗斯旗下基金“空袭”，台湾金融当局指名道姓地宣布，不准台湾投资人将资金汇出境外投资索罗斯基金，严禁台湾证券商为索罗斯旗下基金下单买卖。
5 新加坡则修改了股市指数，将原来以价格加权的计算改为市值加权计算，使炒家通过操纵指数成份股获利的难度增加。
6 俄罗斯为了捍卫卢布，曾经在8月宣布限制商业银行购买外汇，其实就是外汇管制。
7 后来又放弃了，结果，卢布汇价一路下滑，从8月17日到9月9日，卢布贬值超过60%，
8 外汇交易几度被暂停，银行也一再停止卢布的兑换。最近又有消息说，总统叶利钦正在考虑限制美元在国内的流通。
9 二、“资本神话”幻灭 自由派经济学贸易理论的权威巴格瓦提(Jagdish Bhagwati)说，资本自由化是贸易自由化的理念延伸，可是，鼓吹资本自由化的经济学家从来没有象自由贸易经济学家那样拿出足够的实证分析。大量事实证明，不规则和难以控制的短期资本流动，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渊薮。越来越多的证据和逻辑推理都支持限制货币自由流动。贸易自由化和货币自由化是完全不同的是两回事，云云。
10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说，亚洲的“病因”是资本市场过早开放。
11 美国《新闻周 刊》发表署名文章说，全球资本流动使穷国的经济越发不稳定，同时反过来损害了富国投资者的利益。
12 投资银行Warburg Pincus & Co.的执行总裁Rajiv Lall说：“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融合本来就是“双刃剑”，人们原来以为好处会大于坏处，现在看来不对了。对国际资本流动作某些方面的限制，也许不是一件坏事。
13 有迹象表明，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七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都有可能改变反对管制资本流动的一贯态度。因为在“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下，可能需要某些特定的资本管制措施，应付特殊情况。
14 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说得更直接，亚洲各国经济苦苦挣扎，丝毫没有起色，随时可能引发新一轮的资本流出浪潮和更严重的危机。对此，唯一的方法是外汇管制，尽管这是很多人所忌讳提到的。他认为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存在很大的问题，却能成为亚洲金融风暴中的“安全岛”，靠的就是有效的外汇管制。
15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能为力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年度财政报告，1997年6月至1998年6月财政年度，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最多的是南韩、印尼和阿根廷。
16 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己已经出现财政危机，希望美国国会尽快批准180亿美元的拨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执行总裁Fischer估计，现在可用于援助的款项只剩下50至90亿美元。
17 姐妹机构世界银行也发出警告，向遭殃国家提供大量援助贷款，已经影响了世界银行资产的稳定性，除非股东再注入资金，世界银行将无法继续向有问题的国家施以援手。到目前为止，世界银行已经向亚洲国家和俄罗斯提供了84亿美元贷款，占可提供贷款额度的77.7%。
1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钱又出力，为受援国提出一大套进一步自由化的改革开放方案，要求那些急需刺激经济景气的国家紧缩银根、提高利率、严格控制财政赤字，而且不能实施货币局制度。
19 结果，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国家，至今没有一个可以摆脱困境。克鲁格曼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不但没有将亚洲从危机中挽救出来，反而使情况越来越糟。
20 虽然有种种资本自由流动和开放金融市场的理论，作为各国“最后贷款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在国际游资巨大的破坏力面前无能为力。 四、欧元面对严峻挑战 1999年1月1日，欧盟11国正式启动欧元。但是，要到2002年7月，创始国货币才全部退出历史舞台。在这三年过渡期，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意大利里拉等货币与欧元并存，同时发行和流通。这样“双轨制”的过渡期，为国际炒家利用欧元中央银行与各国中央银行之间政策取向的偏差，选择薄弱环节各个击破，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典型的前车之鉴是1992年的英镑“阻击战”。
当时欧洲汇率稳定体制(ERM)中，弱势货币英镑兑马克币值明显偏高。英国既要维持货币币值(维持高息)，又要摆脱经济衰退，唯一的出路是要求德国减息。可是，德国刚刚统一，西德马克与东德马克按一比一的汇率合二而一，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率飙升的强大压力，非但不能减息，反而要加息。于是，弱势英镑成为投机者大笔沽空的攻击目标。一场恶战下来，英镑被国际游资打出欧洲汇率稳定体制。索罗斯志得意满，大赚10亿英镑，英国财相灰头土脸，被迫辞职。21 如今，参与欧元的11个欧洲联盟国家中，各国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政策取向也不一致。这些民主国家的民选政府，政治必须服从选票，关键时刻制定政策，只能从本国选民的利益出发，很容易在货币政策上不能共同进退。欧元挑战美元，是一伙钩心斗角的联盟与一个统一强大的巨人搏斗，前景令人担忧。
22 如果说1992年，英镑和意大利里拉可以被相继打出欧洲汇率稳定体制(ERM)，不能说1999年以后，欧元区的其它货币，譬如德国马克，没有可能成为国际游资投机的目标。如今，德国对俄罗斯的巨额问题 贷款已经可能冲击德国的银行体系。
23 与原东德和俄罗斯经济关系密切的东欧国家，受俄罗斯危机的直接拖累，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的货币已处风雨飘摇之中。
24 德国建议用欧元救援俄罗斯，希望由此把自己在东欧和俄国的利益卷成欧盟的集体行动。
25 如果俄罗斯和东欧情况恶化，影响到德国的货币和经济政策，造成德国与欧盟其它国家不一致的政策取向，逻辑上，不能排除马克面临1992年英镑处境的可能性。倘若马克受到强有力的冲击，甚至被打出欧元体系，欧元、乃至整个欧盟的前景都将面临空前未有的严峻考验。
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战国时代(第3页)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进入改革开放的浪潮，主题是经济自由化。大幅度降低关税、贸易自由化、资本自由流动、开放电讯市场、跨国直接投资和企业兼并、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各种经济同盟的建立、欧盟从关税同盟到贸易自由化到货币一体化等等，所有这些的本质，都是各个国家政府对经济活动直接控制的强度和干预范围越来越小。随着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危机向南美、俄罗斯的蔓延，自由化改革开放的潮流开始了明显的逆转趋势。 曾几何时，“亚洲模式”成为众矢之的。学术界异口同声：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是政府过份干预经济，造成泡沫经济。
如今，危机蔓延到“亚洲模式”以外的俄罗斯和南美各国。前者实行的是西方大为推崇的“休克疗法”，后者经过债务危机以后几乎成为美国的加工基地。这使人们对危机的理解逐渐加深，并且开始发生逆转。所谓“逆转”，面对的实践是，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干预都大大加强了。香港始终以政府最少干预经济活动而著称于世。结果，当局不得不庄家下场，亲自和国际游资“埋身肉搏”，紧接着颁布实行“七招三十式”，成为从自由化逆转到大干预而特干预的典型案例。亚洲金融危机早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受援国家推行进一步自由化的改革，结果不仅无效，而且雪上加霜，遭到普遍批评，是另一个方向的典型案例。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的改革，几乎退出进一步改革的逻辑选择空间，是又一个典型案例。马来西亚实行外汇管制的成功，看上去是应付危机诸多手段之中的一种选择，实际上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逻辑上，与人民币不自由兑换的道理一样，只要短缺资本不能自由流动，本国中央银行的景气调节，就能在本国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换言之，过去马来西亚经济的景气，是马哈蒂尔和索罗斯一起说了算，因为中央银行的任何景气政策都可能被国际游资的流入流出抵消或者放大。实行外汇管制以后，马来西亚的经济景气就成了马哈蒂尔一个人说了算。在马来西亚国家范围以内，中央银行可以在没有或很少国际游资“对冲”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当然，代价是巨大的，特别是对外商长期直接投资的负作用不容忽视。26 直截了当地实行外汇管制也好，香港的“七招三十式”也好，台湾指名道姓地禁止索罗斯进场也好，性质上都是为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增加磨擦。倘若不让索罗斯来，罗索斯、斯索罗或者索罗斯自己改个名字还要来，台湾当局还可以继续增加禁止下场的名单，一直增加到国际游资的冲击强度减弱到可以接受的程度。
倘若有了“七招三十式”的磨擦，国际游资还来冲击取钱，香港当局还可以继续增加“八招四十式”，一直增加到国际游资的冲击强度减弱到可以接受的程度。换句话说，所以这些政策规定，目的都是要为国际资本流动制造磨擦，直到磨擦大于资本流动的动能，使可能造成伤害的资本不能自由流动为止。所以，政治上宣布不宣布外汇管制是一回事，实际上实行的都是外汇管制，区别只在于管制的程度。因为就算是宣布实行外汇管制，具体到如何管制和管制到什么程度，资本项目和贸易项目之中，本身就有诸多条款，诸多不同程度的限制和区别对待的放松。既然各种政策规定的目的都是使资本流动的磨擦大于资本流动的动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不同形式(宣布的和不宣布的)和不同程度的外汇管制，标志着各国和各地区政府对全球范围自由化改革开放潮流的逆转。 资本自由流动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的神话，在各国和各地区政府各种形式的外汇管制中逐渐破灭。贸易自由化随之受到威胁。最近，巴格瓦提等西方经济学家把资本自由化与贸易自由化分而论之，值得商榷。80年代末和90年代以来，贸易自由化突飞猛进的发展，和企业跨国化、跨国直接投资突飞猛进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冷战结束的和平环境里，跨国公司全球分工体系内部的“贸易”占世界贸易的比例越来越大，
27 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使进出口关税成为多此一举，而且强烈要求资本项目的自由流动。在这个物质基础上，各国的外汇管制对跨国直接投资的巨大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旦全球范围的跨国直接投资减缓下来，进出口贸易必然重新成为各国政策争执的新焦点。 纵观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始终有一个生产力发展超越国界和世界市场以民族国家为单元分散管理的矛盾。殖民地经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以后的冷战，在经济层面，本质上都是这个矛盾的反映。试想，各国都关起门来，在国界内部按照百万、千万的人口规模生产自己的汽车，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年生产近千万辆汽车，只能卖在美国，怎么可能呢?一个世纪以前，马克思曾经血淋淋地详细描述过英国机织纺织品对印度和中国小农经济的摧残。在这个意义上，说瓦特蒸汽机演化出资本主义全球殖民的历史，并不牵强附会。同理，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正是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把世界市场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跨国要求，集中成为可以跨国分工和相对自由贸易的两大板块，才奠定了50多年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秩序基础。
如今，第三世界生产力的供给能力发展起来。生产力的发展，以信息产业为龙头，发生了又一次空前巨大的飞跃。为了适应这个生产力的发展，早在80年代，以洲为单位以致跨州的地区经济贸易结盟就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冷战一结束，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就在贸易，直接投资，开放电讯、媒体、商业、金融市场等所有方面排山倒海而来。如果说生产力的发展与殖民、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世界秩序演进，存在某种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那么今天，技术进步推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更是以百万、千万甚至上亿人口规模为单元的国家所无法容纳的了。在这个问题上，英国、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四个强国联手，才能作成空中客车，与美国航空工业一搏，是生产力发展超越国界在供给方面的典型案例。南韩以几千万人口的国力和市场规模，独立发展各种产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是生产力发展超越国界在需求方面的很好说明。 生产力发展推动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但是，需要警惕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丝毫不意味着正义和公平。象以往的历史一样，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融合了少数生产力发达国家自私的国家利益。譬如，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军工重组直接威胁欧洲以国家为单位的军工产业的生存。28 譬如，酝酿许久的欧元，说到底，也是欧盟列强团结起来，既抗衡美国，又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尽量攫取最大份额的工具。譬如，就象当年英国的机织纺织品是用炮舰送来的一样，今天，专玩金融衍生工具的国际游资四处横行作孽，绝大部分集中在美国的几家金融机构。29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各地受灾政府进一步自由化改革开放。雪上加霜的结果，迫使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和地区不得奋起保护自己。马来西亚的外汇管制，台湾禁止索罗斯进场，香港当局与国际炒家“埋身肉搏”，我国人民币不贬值和暂不考虑人民币可兑换的改革等等，都是国家民族利益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掺合在一起的矛盾反映。如今，从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外汇管制开始，金融危机迫使所有政府干预和控制本国经济的行为大大加强。相对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而言，世界正在步入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战国时代”。
这似乎是一个矛盾的命题。然而，从瓦特蒸汽机带来的工业革命以来，历史就是这样矛盾地走过来的。这里没有一个纯粹经济学的帕雷托最优模型可以解释的道理。倘若彻底按照帕雷托最优模型办事，过去 的帝国主义殖民当然是推动历史前进，争取民族解放就成了反动;今天要防范金融危机，全世界都用美元一种货币，不就万事大吉了，何必还要各国不同货币兑来换去的麻烦? “战国时代”核心是一个“战”字。斗争和团结(为斗争需要的结盟)是这个时代的主题。 1 讨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邓英淘提出世界进入“战国时代”的概念。作者在与邓英淘的多次讨论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发。作者对本文的观点和错误负责。
2 据估计，全球对冲基金的资产总额达三万亿美元，再加上借贷能力(以十倍计算)，可动用资金达30万亿美元(230万亿港元)(见《苹果日报》：“炒家弹药230万亿，财司怎招架”，1998年9月14日)。另据估计，全球每天的资金流动，在几年前就达到了1.2万亿美元，其中用于国际贸易的只占1%左右。与此同时，各国的外汇储备一般只是以百亿美元计算，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
3 见《信报》：“马来西亚实施严厉外汇管制”，1998年9月2日，第8页。
4 见《信报》：“台央行总裁解释关闭NDF原因”，1998年9月1日，第7页。
5 见《信报》：“台湾全面封杀索罗斯基金活动，台股急跌创22个月以来新低”，1998年9月1日，第7页。
6 见《明报》：“星采新股市指数减少受操控”，1998年8月31日，第B-4页。
7 见John Thornhill：“Fears over devaluation send Russian markets into dive”，Financial Times，1998年8月14日，第1页。
8 见《信报》：“浅析俄国金融风暴”，1998年9月9日，第16页。
9 据香港无线电视新闻报道，1998年10月3日。
10 见崔之元编译：“资本神话─商品和服务贸易与美元贸易的差异”，《参阅文稿》，No.98-14。
11 见《香港经济日报》：“为亚洲把脉─病因：资本市场过早开放”，1998年9月15日，第A-2页。
12 见Robert J. Samuelson：“Global Capitalism， R.I.P”，Newsweek，1998年9月14日，第28页。
13 见Rajiv Lall：“Taming Capital Flows”，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998年9月17日，第47页。
14 见Stephen Fidler：“Capital curbs seen in more favourable light”，Financial Times，1998年9月15日，第12页。
15 见Paul Krugman：“Saving Asia：it's time to get radical”，Fortune，1998年9月7日。
16 对俄罗斯的援助在6月以后，尚未计入。
17 见Bob Davis：“IMF pledges its readiness to assist Brazil”，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1998年9月8日，第8页。
18 见Robert Chote：“World Bank sounds alarm over risky emergency loans"，Financial Times，1998年9月25日，第7页。只要这个比例达到80%，按规定就要自动增加世界银行的资本金了。
1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先后在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 强烈反对为稳定货币而实施与美元挂钩的货币发行局制度。
20 见Paul Krugman：“Saving Asia： it's time to get radical”，Fortune，1998年9月7日。
21 参见俞岱曦等1998：《金钱与梦想》，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49-173页。
22 参见刘冰：“欧元能挑战美元吗?”见下期《香港传真》。
23 德国是向俄罗斯贷款最多的国家。为了这些连利息偿付都有困难的问题贷款，德国银行的财务评级会被调低(见Graham Bowley：“Russian crisis hits German banks”，Financial Times，1998年9月15日，第26页)。
24 见Stefan Wagstyl：“Eastern Europe feels fallout from the crisis”，Financial Times，1998年9月11日，第2页。
25 德国作为被前苏联和“华约国”战胜的战犯，在冷战结束后，为了自身安全和巩固东、西德重新合并，在北约“东扩”中最卖力气，在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投资最多。
26 参见Sheila McNulty：“Malaysia's capital controls create investment challenge”，Financial Times，1998年9月15日，第22页。
27 不说经济国际化程度在殖民时代就很高的英美列强，后来者日本，早在1983年，跨国公司内部产品调度就占日本出口总额的23.7 %，进口总额的27.7%;90年代更分别发展到30%以上(参见王小强：《产业重组时不我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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