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快速折旧法的产生、发展以及折旧率的确定，与经济增长方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随着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逐步居于主体地位，固定资产的快速折旧法必然成为普遍遵循的会计原则。而且，快速折旧法的具体计算方法也随着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得到相应的发展。快速折旧法同时也是政府对社会经济及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的一种有效手段。政府可以通过快速折旧法对经济结构进行有效的调整：一方面，政府通过在一些行业实行快速折旧法，在税率稳定的情况下，所得税递延交纳，相当于向企业提供了一笔无息贷款；另一方面，快速折旧法可以引导企业加快固定资产的更新速度，为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快速折旧法是在固定资产有效使用年限的前期多提折旧，后期则少提折旧，从而相对加快折旧的速度，以使固定资产成本在有效使用年限中加快得到补偿的一种方式。它相对于直线法和使用效率法等匀速折旧法来讲，较好地反映了二战以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快速折旧法最早出现在美国，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为了鼓励军火工业发展，规定接受军事采购合同的垄断企业，其厂房和设备的折旧年限可以由原来的20年以上缩短为5年。美国政府还在所得税法中规定了政府承认按照快速折旧法计算的应税所得额。目前，发达国家在许多产业中普遍采用了快速折旧法，其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大体上在3－5年。
对于快速折旧法，从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认识来看，基本上是持肯定意见的。他们大都认为，这种折旧方法之所以为世界各国所普通接受和应用，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快速折旧法的折旧计提符合成本和收入相配比的会计原则。因为固定资产一般早期生产能力要比后期大，早期营业收入也比后期要多，依据配比原则，在固定资产前期具有最大经济效益时应多提折旧；其二，由于新使用的固定资产修理费较少，在使用多年后，修理费用会逐渐增多，采用快速折旧法，就可以使每年的折旧费用与修理费用的总和比直线法更为平稳；其三，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固定资产的更新加快，企业固定资产的经济年限越来越短，快速折旧法可以减少旧技术淘汰时发生的损失；其四，对于企业而言，采用快速折旧法还可以使其获得推迟缴纳所得税的好处。从财务角度讲，早期计提较多的折旧费，加大成本，便可相应减少所得税的缴纳。虽然在固定资产全部使用年限中的折旧和纳税总额是相同的，但固定资产的快速折旧，实质上推迟了纳税，相当于政府给企业的一项无息贷款，对企业来说是有利的。这些意见客观地反映了在经济实践中快速折旧法的作用。如果把快速折旧法放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加以考察，它实际还具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快速折旧法的产生、发展以及折旧率的确定，与经济增长方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二，快速折旧法是政府对社会经济及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的有效手段。
一、快速折旧法与经济增长方式
固定资产的折旧源于固定资产的价值转移方式以及损耗的程度。固定资产可以在有效期内连续使用，其价值随着损耗程度逐次转移到产品中去，成为产品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随着产品的销售而收回。固定资产的损耗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物质损耗，也称自然损耗，它是指固定资产由于使用或由于自然力的作用而发生的损耗；一种是价值损耗，也称精神损耗，它是指由于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固定资产价值上的损耗。技术进步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革新型技术进步，它使得生产原有固定资产的工艺得到改进，或提高了生产效率，或使其使用效能提高，从而使原有的固定资产发生了贬值；一种是创新型技术进步，它可以创造出效能更高的新型固定资产来替代原有的固定资产，从而使原有的固定资产发生了贬值。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快速折旧法主要针对的是固定资产的精神损耗。因为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如果我们不考虑精神损耗而沿用匀速折旧法的话，就会出现账面成本低于实际成本、账面利润高于实际利润的情况，直接影响到固定资产的更新以致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是，固定资产折旧率的变化并不是个别企业行为的结果，技术进步所导致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只能使个别企业的产品价值低于社会平均价值，从而获得超额利润，并不会影响到固定资产的折旧率。只有整个社会或某个行业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固定资产的社会平均价值降低的时候，才有必要对固定资产的折旧率进行调整。而且，这种调整的幅度是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为依据的。
社会经济的增长方式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它主要是依靠生产要素数量的增长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种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它主要是依靠生产要素效能的提高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增长。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来看，二战以后，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其社会经济的增长方式均实现了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库兹涅茨对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知识存量的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结构方面的变化。他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迅速增加了的技术知识和社会知识存量就成为现代经济高比率的增长和结构迅速变化的源泉。从一般意义上讲，技术与劳动分工一直是生产发展的动力，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却在经济增长中居于主导地位。只有到了经济高度发达，科技飞跃发展的当今社会，技术进步和劳动分工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基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固定资产的精神损耗随着技术进步周期的缩短而不断加大，尤其是在一些新兴工业部门，如IT产业、生物工程领域等，这种趋势就更为明显。因此，快速折旧法的产生、确定以及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增长方式有着紧密联系。也就是说，随着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逐步居于主体地位，固定资产的快速折旧法必然成为发达国家普遍遵循的会计原则。而且，快速折旧法的具体计算方法也随着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相应发展，先后出现了定率递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年限积数法等多种形式。定率递减法又称余额递减法，它是将每期固定资产的期初账面净值（原值减累计折旧）乘以一个固定的比率，计算该期折旧额的一种方法；双倍余额递减法是在不考虑固定资产残值的情况下，根据每期期初固定资产账面余额和双倍的直线法折旧率计算固定资产折旧的一种方法；年限积数法又称为年数总和法，是将固定资产的原价减去残值后的净额乘以一个逐年递减的分数计算每年的折旧额，这个分数的分子代表固定资产尚可使用的年数，分母代表使用年数的逐年数字总和。这些不同的方法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不同时期和不同行业的特定要求。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进程来看，快速折旧法的实行适应了高新技术条件下经济发展的要求，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一直沿用的是直线法和使用效率法等匀速折旧法，直到1993年历史性的会计改革后，才开始规定可以对高科技机器设备折旧时采用快速折旧法。目前，我国企业财务制度规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技术进步快的电子生产企业、船舶工业企业、生产“母机”的机械企业、飞机制造企业、汽车制造企业、化工生产企业和医药生产企业以及其他经财政部批准的特殊行业的企业，均可选用相应的快速折旧方法。但是，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中，还存在着一些影响到普遍实行快速折旧方法因素，概括起来讲有如下一些方面：其一，经济增长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经济发展的速度及经济总量均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我们虽然在某些领域的发展中有技术进步的因素，从总体上看主要依靠的是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走的仍旧是粗放型发展的道路。因此，固定资产的折旧还是以物质损耗为主。其二，经济周期问题。快速折旧与经济周期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讲，经济周期直接影响到快速折旧率。我国目前仍处于经济体制的转换时期，一些非经济因素对产业的发展还有着重要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秩序尚在建设阶段。因此，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波动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经济周期，快速折旧率的确定就失去了客观依据。其三，我国市场机制中居于主体地位的主要是低成本价格竞争，而快速折旧法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以上这些因素中最基本的是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上讲，快速折旧法既是集约型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产物，也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我们应该着力推进我国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快速折旧法成为普遍的会计准则创造必要的条件。
二、快速折旧法与税收
快速折旧法不仅是一种与经济增长方式有着紧密联系的会计准则，也是政府对社会经济及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的一种有效手段。快速折旧法的出现，就是二战时期美国政府为了鼓励军火工业发展而采取的一种政策。采用加速折旧法，可以使固定资产的成本在使用期限中加快得到补偿。从固定资产全部使用期间来看，折旧总额不变，因此，对企业的净收益总额并无影响。但从各个具体年份来看，由于采用加速的折旧法，使应计折旧额在固定资产使用前期摊提较多而后期摊提较少，必然使企业净利前期相对较少而后期较多。
笔者以某企业为例，了解一下在快速折旧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某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为200000元，预计残值为18000元，使用年限为5年。该企业适用33％的所得税率，资金成本率为10％。该企业未扣除折旧利润分别为：第一年，100000元；第二年，120000元；第三年，128000元；第四年98000元；第五年90000元，合计：536000元。按照双倍余额递减法计算。双倍余额递减法是快速折旧法中的一种方法，它是在不考虑固定资产残值的情况下，根据每期期初固定资产账面余额和双倍直线折旧率计算固定资产折旧的一种方法。其计算公式为：年折旧率＝2／折旧年限×100％；月折旧率＝年折旧率÷12；年折旧额＝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年折旧率。会计制度规定，在计算最后两年折旧额时，应将原采用的双倍余额递减法改为用当年年初的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减去估计残值，将其余额在使用的年限中平均摊销。
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折旧率＝2×1/5
×100％＝40％。则：
第一年：折旧额为：200000×40％
＝80000（元）；利润额为：10000－80000
＝20000（元）；应纳所得税为：20000×33％＝6600（元）；
第二年：折旧额为：（200000－80000）×40％＝48000（元）；利润额为：120000
－48000＝72000（元）；应纳所得税为：72000×33％＝23760（元）；
第三年：折旧额为：（200000－80000
－48000）×40％＝28800（元）；利润额为：128000－28800＝99200（元）；应纳所得税为：99200×33％＝32736（元）
第四年后使用直线法计算折旧额：第四、第五年的折旧额＝（200000－80000－48000
－28800－18000）／2＝12600（元），第四年利润额为：98000－12600＝85400（元）；应纳所得税为：85400×33％＝28182（元）；
第五年利润额为：90000－12600
＝77400（元）；应纳所得税为：77400×33％＝25542（元）
引言：
快速折旧法的产生、发展以及折旧率的确定，与经济增长方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随着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逐步居于主体地位，固定资产的快速折旧法必然成为普遍遵循的会计原则。而且，快速折旧法的具体计算方法也随着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得到相应的发展。快速折旧法同时也是政府对社会经济及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的一种有效手段。政府可以通过快速折旧法对经济结构进行有效的调整：一方面，政府通过在一些行业实行快速折旧法，在税率稳定的情况下，所得税递延交纳，相当于向企业提供了一笔无息贷款；另一方面，快速折旧法可以引导企业加快固定资产的更新速度，为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快速折旧法是在固定资产有效使用年限的前期多提折旧，后期则少提折旧，从而相对加快折旧的速度，以使固定资产成本在有效使用年限中加快得到补偿的一种方式。它相对于直线法和使用效率法等匀速折旧法来讲，较好地反映了二战以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快速折旧法最早出现在美国，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为了鼓励军火工业发展，规定接受军事采购合同的垄断企业，其厂房和设备的折旧年限可以由原来的20年以上缩短为5年。美国政府还在所得税法中规定了政府承认按照快速折旧法计算的应税所得额。目前，发达国家在许多产业中普遍采用了快速折旧法，其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大体上在3－5年。
对于快速折旧法，从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认识来看，基本上是持肯定意见的。他们大都认为，这种折旧方法之所以为世界各国所普通接受和应用，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快速折旧法的折旧计提符合成本和收入相配比的会计原则。因为固定资产一般早期生产能力要比后期大，早期营业收入也比后期要多，依据配比原则，在固定资产前期具有最大经济效益时应多提折旧；其二，由于新使用的固定资产修理费较少，在使用多年后，修理费用会逐渐增多，采用快速折旧法，就可以使每年的折旧费用与修理费用的总和比直线法更为平稳；其三，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固定资产的更新加快，企业固定资产的经济年限越来越短，快速折旧法可以减少旧技术淘汰时发生的损失；其四，对于企业而言，采用快速折旧法还可以使其获得推迟缴纳所得税的好处。从财务角度讲，早期计提较多的折旧费，加大成本，便可相应减少所得税的缴纳。虽然在固定资产全部使用年限中的折旧和纳税总额是相同的，但固定资产的快速折旧，实质上推迟了纳税，相当于政府给企业的一项无息贷款，对企业来说是有利的。这些意见客观地反映了在经济实践中快速折旧法的作用。如果把快速折旧法放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加以考察，它实际还具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快速折旧法的产生、发展以及折旧率的确定，与经济增长方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第二，快速折旧法是政府对社会经济及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的有效手段。
一、快速折旧法与经济增长方式
固定资产的折旧源于固定资产的价值转移方式以及损耗的程度。固定资产可以在有效期内连续使用，其价值随着损耗程度逐次转移到产品中去，成为产品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随着产品的销售而收回。固定资产的损耗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物质损耗，也称自然损耗，它是指固定资产由于使用或由于自然力的作用而发生的损耗；一种是价值损耗，也称精神损耗，它是指由于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固定资产价值上的损耗。技术进步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革新型技术进步，它使得生产原有固定资产的工艺得到改进，或提高了生产效率，或使其使用效能提高，从而使原有的固定资产发生了贬值；一种是创新型技术进步，它可以创造出效能更高的新型固定资产来替代原有的固定资产，从而使原有的固定资产发生了贬值。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快速折旧法主要针对的是固定资产的精神损耗。因为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如果我们不考虑精神损耗而沿用匀速折旧法的话，就会出现账面成本低于实际成本、账面利润高于实际利润的情况，直接影响到固定资产的更新以致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是，固定资产折旧率的变化并不是个别企业行为的结果，技术进步所导致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只能使个别企业的产品价值低于社会平均价值，从而获得超额利润，并不会影响到固定资产的折旧率。只有整个社会或某个行业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固定资产的社会平均价值降低的时候，才有必要对固定资产的折旧率进行调整。而且，这种调整的幅度是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为依据的。
社会经济的增长方式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它主要是依靠生产要素数量的增长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种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它主要是依靠生产要素效能的提高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增长。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来看，二战以后，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其社会经济的增长方式均实现了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库兹涅茨对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知识存量的增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结构方面的变化。他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迅速增加了的技术知识和社会知识存量就成为现代经济高比率的增长和结构迅速变化的源泉。从一般意义上讲，技术与劳动分工一直是生产发展的动力，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却在经济增长中居于主导地位。只有到了经济高度发达，科技飞跃发展的当今社会，技术进步和劳动分工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基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固定资产的精神损耗随着技术进步周期的缩短而不断加大，尤其是在一些新兴工业部门，如it产业、生物工程领域等，这种趋势就更为明显。因此，快速折旧法的产生、确定以及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增长方式有着紧密联系。也就是说，随着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逐步居于主体地位，固定资产的快速折旧法必然成为发达国家普遍遵循的会计原则。而且，快速折旧法的具体计算方法也随着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相应发展，先后出现了定率递减法、双倍余额递减法、年限积数法等多种形式。定率递减法又称余额递减法，它是将每期固定资产的期初账面净值（原值减累计折旧）乘以一个固定的比率，计算该期折旧额的一种方法；双倍余额递减法是在不考虑固定资产残值的情况下，根据每期期初固定资产账面余额和双倍的直线法折旧率计算固定资产折旧的一种方法；年限积数法又称为年数总和法，是将固定资产的原价减去残值后的净额乘以一个逐年递减的分数计算每年的折旧额，这个分数的分子代表固定资产尚可使用的年数，分母代表使用年数的逐年数字总和。这些不同的方法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不同时期和不同行业的特定要求。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进程来看，快速折旧法的实行适应了高新技术条件下经济发展的要求，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一直沿用的是直线法和使用效率法等匀速折旧法，直到1993年历史性的会计改革后，才开始规定可以对高科技机器设备折旧时采用快速折旧法。目前，我国企业财务制度规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技术进步快的电子生产企业、船舶工业企业、生产“母机”的机械企业、飞机制造企业、汽车制造企业、化工生产企业和医药生产企业以及其他经财政部批准的特殊行业的企业，均可选用相应的快速折旧方法。但是，在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中，还存在着一些影响到普遍实行快速折旧方法因素，概括起来讲有如下一些方面：其一，经济增长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经济发展的速度及经济总量均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我们虽然在某些领域的发展中有技术进步的因素，从总体上看主要依靠的是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走的仍旧是粗放型发展的道路。因此，固定资产的折旧还是以物质损耗为主。其二，经济周期问题。快速折旧与经济周期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讲，经济周期直接影响到快速折旧率。我国目前仍处于经济体制的转换时期，一些非经济因素对产业的发展还有着重要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秩序尚在建设阶段。因此，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波动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经济周期，快速折旧率的确定就失去了客观依据。其三，我国市场机制中居于主体地位的主要是低成本价格竞争，而快速折旧法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以上这些因素中最基本的是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上讲，快速折旧法既是集约型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产物，也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我们应该着力推进我国社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快速折旧法成为普遍的会计准则创造必要的条件。
二、快速折旧法与税收
快速折旧法不仅是一种与经济增长方式有着紧密联系的会计准则，也是政府对社会经济及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的一种有效手段。快速折旧法的出现，就是二战时期美国政府为了鼓励军火工业发展而采取的一种政策。采用加速折旧法，可以使固定资产的成本在使用期限中加快得到补偿。从固定资产全部使用期间来看，折旧总额不变，因此，对企业的净收益总额并无影响。但从各个具体年份来看，由于采用加速的折旧法，使应计折旧额在固定资产使用前期摊提较多而后期摊提较少，必然使企业净利前期相对较少而后期较多。
笔者以某企业为例，了解一下在快速折旧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某企业的固定资产原值为200000元，预计残值为18000元，使用年限为5年。该企业适用33％的所得税率，资金成本率为10％。该企业未扣除折旧利润分别为：第一年，100000元；第二年，120000元；第三年，128000元；第四年98000元；第五年90000元，合计：536000元。按照双倍余额递减法计算。双倍余额递减法是快速折旧法中的一种方法，它是在不考虑固定资产残值的情况下，根据每期期初固定资产账面余额和双倍直线折旧率计算固定资产折旧的一种方法。其计算公式为：年折旧率＝2／折旧年限×100％；月折旧率＝年折旧率÷12；年折旧额＝固定资产账面价值×年折旧率。会计制度规定，在计算最后两年折旧额时，应将原采用的双倍余额递减法改为用当年年初的固定资产账面净值减去估计残值，将其余额在使用的年限中平均摊销。
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折旧率＝2×1/5
×100％＝40％。则：
第一年：折旧额为：200000×40％
＝80000（元）；利润额为：10000－80000
＝20000（元）；应纳所得税为：20000×33％＝6600（元）；
第二年：折旧额为：（200000－80000）×40％＝48000（元）；利润额为：120000
－48000＝72000（元）；应纳所得税为：72000×33％＝23760（元）；
第三年：折旧额为：（200000－80000
－48000）×40％＝28800（元）；利润额为：128000－28800＝99200（元）；应纳所得税为：99200×33％＝32736（元）
第四年后使用直线法计算折旧额：第四、第五年的折旧额＝（200000－80000－48000
－28800－18000）／2＝12600（元），第四年利润额为：98000－12600＝85400（元）；应纳所得税为：85400×33％＝28182（元）；
第五年利润额为：90000－12600
＝77400（元）；应纳所得税为：77400×33％＝25542（元）
[关键词]贵州速度 发展 对策
2011年12月25日，全省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在"十二五"时期创造一个“高于过去、高于西部、高于全国”的贵州速度"。 “贵州速度”是省委、省政府基于2011年我省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总收入等几个重要经济指标净增额同时突破1000亿元，增速居全国前列，创造我省历史新高的大好形势下，认真分析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各种条件作出的重大决策，是缩小我省与全国发展差距，实现我省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关键。站在新的起点，要通过“防止一种思想、深化两个成果、加快三个推进”来加快“贵州速度”，助推我省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一、加快“贵州速度”的重要意义
1.加快“贵州速度”是我省缩小与全国发展差距的关键
贵州是贫困问题最突出的欠发达省份，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产业结构单一、城乡差距较大、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小康进程大体上落后全国8年，落后西部平均水平4年，贫困和落后是贵州的主要矛盾。在全国经济发展的大盘子中，贵州处于越落越远的尴尬境地，发展速度慢是贵州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只有加快“贵州速度”，实现快速发展，才能逐步缩小与全国的发展差距，改变被动局面，实现于2020年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
2.加快“贵州速度”是构筑贵州精神高地的重要内容
“贵州速度”体现了团结奋进的精神。在新的省委领导班子领导下,全省各族干部群众高举发展、团结、奋斗三面旗帜,把思想统一到发展上,把心思集中到发展上,把力量凝聚到发展上。通过开展“环境建设年”、“作风建设年”和“项目建设年”等活动,团结奋进，努力拼搏，优化服务，改善环境，大力招商引资，使得贵州的后发优势、资源优势得以发挥，使一个又一个看似难以完成的任务最终圆满完成,才创造出“贵州速度”,把贵州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贵州速度”是团结奋进的贵州时代精神的直接表现。 “贵州速度”体现了开放创新的贵州时代精神。我省围绕“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主基调,变“被动”为“主动”,创新资金筹集机制、创新项目整合机制、创新帮扶机制等，形成创新出动力，动力促发展的态势，创造了令人振奋的“贵州速度”。通过举办贵州与央企投资发展恳谈会,各种博览会、洽谈会，全面展示了贵州投资环境、资源禀赋、特色优势和发展潜力,加深了国内外客商对贵州的了解，取得招商引资的一系列重大成果。正是这一系列开放创新活动,形成了合力助推贵州发展的格局，才成就了今天的“贵州速度”。
二、“贵州速度”的支撑条件分析
当前贵州正处于全面加速发展的新时期，面临全面加速发展的新机遇。
一方面，我省深入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和“城镇化带动战略”，必将推动经济社会纵深发展。一般来讲，从工业化进程来看，人均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时，尤其是超过2000美元时，是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阶段，是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2011年贵州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2000美元，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是 “贵州速度”加快推进，后发赶超的时期。从城镇化进程来看，国际国内的经验显示，城镇化率在30%—50%时，城镇化处于加快推进阶段。2010年，贵州的城镇化率较低，为33.8%。可以预见，在未来一段时期，贵州的城镇化将加速推进。综合来看，未来贵州将进入全面加速发展的新时期。
另一方面，我省加速发展的要素支撑优势明显。我省拥有区位条件重要、能源矿产资源富集、生物多样性良好、文化旅游开发潜力大、劳动力也比较充裕、交通条件正在改善等优势。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加强，我省具有后发优势，能够借鉴发达地区的发展经验，引进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吸引发达地区的各类人才，积聚发达地区的剩余资金，不断克服我省资金、技术、人才等条件制约。总体来看，我省已经具备了全面加速发展和经济起飞的条件。
三、对策建议
我省进入了有史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好时期，发展形势喜人。借鉴省内外经验，结合我省实际，为用好这个大好机遇，乘势而为，加快发展，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防止松懈思想
2011年，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是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省干部群众认真贯彻落实“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主基调，把思想统一到发展上，把心思集中到发展上，把力量凝聚到发展上，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成绩面前，人们通常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把成绩当着动力，再接再厉，争取更高的目标；一种是把成绩当着资本，满心欢喜，于是全身放松，松懈下来。大好形势来之不易，要好好抓住这个加快发展的机遇。必须防止抓发展思想松懈，要认识到实现我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件长期、持久的事情，要树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是速决战，而是一场持久战的思想。在全省开展“‘持久战’与‘贵州速度’”的大讨论，防止喘口气、歇一歇、打瞌睡等形式的思想松懈，做到发展思想不暂停、不松懈，筑牢打一场促进贵州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持久战坚实思想基础，集中精力、一以贯之，牢牢把握“稳中求进、提速转型”总基调，努力实现我省经济发展"稳中求快、快中保好、能快则快"，奋力创造“贵州速度”。
2.深化“两个”成果
（1）深化作风建设成果
作风是精气神，是战斗力，是促进发展的保障。把作风建设与开展创先争优、“四帮四促” 活动及党员先进性教育结合起来，要求各单位、部门围绕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和谐共事、廉洁从政及作风转变“七件事”等内容总结本单位的经验，查找本单位存在的问题。对好经验可通过举办交流会或借助新闻媒体推广，对涌现出的先进个人，要予以塑造典型。对存在的不足之处，要定期整改落实。各单位要进行优化作风公开承诺。省直单位由领导带头，各处室负责人参与， 各县市区也要由领导带头，各科室负责人参与，就承诺的内容接受媒体和群众的监督。
（2）深化环境建设成果
环境是软实力，是影响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各单位、部门要围绕政策、信用、政务、法治等方面内容，客观分析本单位所取得的成效，对好的做法要认真总结，予以常态化、制度化。针对发展中出现的影响我省发展的各种问题，加强应用对策研究，优化政策环境；健全政府职能部门和企业的沟通机制，掌握企业发展遇到困难，及时进行解决，完善政务环境；牢固树立“人人都是发展环境、事事关乎发展环境”的理念，要求人人忠于岗位、履行责任、诚实守信、依法行事。
3.加快三个推进
2011年，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喜人成绩，这是全省认真贯彻实施工业强省战略和城镇化带动战略，根据我省实际，对接国家政策积极规划项目，扩大投资，狠抓落实的结果。奋力创造“贵州速度”，关键在加快推进现有项目的建设进度，基础在加快推进一批重大项目的储备，重点在加快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1）加快推进项目的建设进度
项目是聚集生产要素、壮大经济实力的载体。项目的落地、建成，将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严格按照规划设计和工程进度，加快推进各地已经开工的工业园区、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建立辖区政府与项目指挥部的定期沟通机制，增强协调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增强对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的预见性，做好事先的解决预案，使问题出现时即时解决。同时，建立应急预案，以应对突发的问题。做好未开工项目的前期准备。项目的前期准备是影响项目建设进度的重要因素，要按照项目整体的计划，对已经签约的项目，抓紧开展前期工作，促使早日开工。
（2）要加快推进一批重点项目的储备
经济的发展，最终要有项目作支撑。目前我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就得益于一批项目的开工建设。要充分利用好中央《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号)，精心论证、科学规划，在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资源深加工，煤磷化工，生物医药，文化产业等方面谋划储备一批重大项目，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增强贵州经济发展的后劲，助推“贵州速度”。
（3）加快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是缩小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必然要求，是激发我省各区域发展活力和潜力，实现我省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客观需要。大力支持黔中经济区率先发展，强化对外通道能力和交通枢纽建设，增强要素集聚和综合服务功能，推动产业集聚升级，重点发展烟酒、装备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优势产业，使黔中经济区成为西南重要的陆路交通枢纽，区域性商贸物流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带动全省发展和西部重要的增长极。积极促进毕水兴经济带和北部综合经济区崛起，以贵昆、成贵快速铁路和毕节—六盘水—兴义城际快速通道为发展主轴，以六盘水市、毕节市、兴义市等重要城市为支撑，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煤炭、电力、煤化工等产业集聚发展，成为支撑全省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以黔渝快速铁路和杭瑞高速公路为发展主轴，以仁怀、桐梓、赤水等城市为支撑，重点布局发展有色、装备制造、名优白酒、特色食品等优势产业，成为支撑全省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加快东部特色综合经济区发展，以贵广、沪昆快速铁路和主要交通干线为发展主轴，主要发展原材料、电子信息、精细化工、新材料及旅游、商贸物流业等，成为带动贵州东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支持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加快发展。
“贵州速度”是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靠后的贵州发出的强有力的发展宣言，是贵州在全国经济浩浩汤汤发展大潮中变“被动”为“主动”的自信信息传递，是贵州加速发展，于2020年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冲锋号。只要全省认真贯彻落实“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主基调，牢牢把握“稳中求进、提速转型”的要求，不懈怠、不放松，抓住发展的大好形势乘势而上，继续强化作风建设、优化发展环境，加快推进项目的规划储备、开工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努力实现经济发展“稳中求快、快中保好、能快则快”，加快提升“高于过去、高于西部、高于全国”的“贵州速度”，将确保我省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发展，于2020年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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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欠发达;科学发展观;高速度;高效益;和谐发展
1 高速度是欠发达地区实现更快更好发展的首要前提
科学发展观不排斥高速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发展与加快发展是一致的,强调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促进更快更好发展｡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本来就低,要赶上发达地区的发展水平,就必须以比发达地区更快的速度发展｡在当前各地都在抢抓机遇促发展的情况下,先进地区发展的势头､前进的步子都比较大,如果欠发达地区按常规速度发展,就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永远甩不掉欠发达的帽子｡欠发达地区实现高速度发展不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非平衡发展论”和苏南､沿海等发达地区的实践表明,一个地方可以发挥后发优势,实现高速增长,是完全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作为一个地方､一个区域,完全可以打破平衡､率先突破､超越阶段､快速发展起来｡开放型经济,不同于过去的封闭经济,一个投入和产出上亿元的大项目,就能拉动一个县区经济增长几个､十几个百分点,如果一个县区引来几个投入上亿元､几亿元的大项目,短时间就可以带动整个经济实现一个大飞跃;知识经济时代,更不同于过去的传统经济,选准一个突破点,就会点燃整个经济肌体“大爆炸”,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从另一方面看,欠发达地区已具备了高速发展的条件｡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欠发达地区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工业已经从低水平的加工发展到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有的企业已经到了高科技､高效益发展的阶段,加上国家近年的均衡发展战略,对欠发达地区在资金､项目､土地等方面都给予了更大的支持,这些都为欠发达地区实现高速发展,提供了一展身手的平台｡只要欠发达地区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就一定能够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
2 高效益是欠发达地区实现更快更好发展的必要手段
高速度发展的目的,是要实现高效益｡实现高速度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高消耗､低产出为标志的粗放型速度,一种是以低投入､高效益为特征的集约型速度｡我们要实现发展的高效益,就要选择后一种高速度｡在我国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一些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着投资规模过大､摊子铺的过多､劳动消耗居高不下､产品质量低劣､经济效益低下的情况｡尽管地方经济在发展速度､规模等方面增长较快,但这种高投入､高增长､高浪费的现象造成的后果是能源大量损耗､企业虚盈实亏､地方财政虚收､资金周转缓慢､企业间债务链越结越实｡这些是先发地区在探索加快发展时支付的代价｡欠发达地区再走这种粗放型增长的老路子显然不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能源消费翻一番支撑了GDP翻两番,再按此水平发展,国内资源供应就会全面紧张,如果大量依赖进口,将会遭遇市场垄断､价格上涨､运输紧张等三大风险,环境容量也不允许,因此,欠发达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走集约化增长的道路,调整好产业政策,逐渐缓解人口多,资源相对不足,资金严重短缺,供需之间失衡的矛盾,发挥巨大的经济潜力,加速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缩小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根本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实现更好地发展｡
3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是欠发达地区实现更快更好发展的根本目的
林卡，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社会政策、社会保障、社会工作。
主要著作：《社会政策的理论和研究范式》（合著）、《国际经验和中国社会福利体系的发展》（论文）、《中国社会的发展战略和前景：从提升生活质量走向增进社会质量》（论文）等。
摘要 目前，中国经济正在由快速发展的经济腾飞阶段向常态发展的阶段演进。经济高速发展有助于提升国民生产总值、扩大产业规模和促进行业发展，也由于“滴漏效应”而给民众形成了进步主义的印象。经济成长速度的放缓会导致人们对于发展前景的预期降低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加剧，使一些社会矛盾“显化”。为此，我们要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外环境条件和形势调整发展目标，以常态发展的假设来指导政策设计，把对数量的追求转向质的提升。
关键词 经济增长 政策分析 适度发展 社会政策 发展研究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持续了20年的时间。其年均GDP增长率在“十五”期间为9.8%，到“十一五”期间为11.2%，平均超过10%。在一些国外评论者看来，这种高速发展的态势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奇迹”，但对于许多身处其中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发展速度已经被人们看作是“常态”，并影响了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期望。然而，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欧洲金融危机及其所面对的经济发展困境，给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引发了人们普遍关注和争论。本文力图从社会分析的角度来评估经济发展速度快慢的社会效应并探索所涉及的一些关键因素，为政策分析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理论导引。
经济发展速度的快慢及其效应评估
一般说来，经济增长可以为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并提升人民生活的总体水平。但是，当对这一假设进行探究时，我们必须意识到经济成长的积极或消极效用要通过各种制度背景、组织因素和阶级结构等的“折射”而达成。由此，经济增长的社会效应与该国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拉美为例，智利、巴西、阿根廷等在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中，人均收入、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都很高，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及发展的“拉美陷阱”。①因此，当我们询问发展进程的社会效益和成本时，我们有必要询问向什么方向发展，以什么样的代价发展，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发展，发展的成果是否为各阶级和社会群体所共享，抑或是否强化了阶级分化和差距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都与发展战略的设计相关。
在中国，自1994年以后我们逐渐培育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并在市场的驱动和公共财政的刺激下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这种高速增长对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贡献很大。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指标，城市居民的收入从1995年的4283元增长到2011年的2181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也从1578元增长到6977元。②但是，人们对于这一增长所导致的许多弊病和后遗症提出了批评，包括社会发展滞后、环境代价、劳工代价、粗放型生长、技术更新换代滞后、追求数量不求质量等。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在2004年后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并在200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又好又快，“把好放在第一位”，用科学发展观取代以往追求量的增加的发展观。这些努力对于缓解由经济快速增长所造成的消极结果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但自2009年以来，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出现了大幅度下滑。在2009年第一季度，增长速度一度降低到6.1%（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4月16日的数据）。在2010年，这一速度出现了反弹（10.3%），在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经济增长目标定为8%后，其实际增长速度仍然超出这一目标，达到9.2%。目前，随着对房地产等行业的调控等宏观经济政策的采用和国内外发展环境因素的变化，国民经济的增长速率在逐渐下降，并引发了经济发展快和慢这两种发展导向孰是孰非的争议。一些人从消极的意义上评论这一下降现象，认为低增长率意味着经济运行状况的恶化而不是优化。③
在对于这一状况的讨论中，我们要关注以下三方面问题：
首先是发展速度与发展的社会效应的联系。在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我们会习惯于把追求速度和数量作为追求目标而无暇顾及如何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品质、降低污染、培育核心技术，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化等任务。目前，那种以劳动力的代价和环境资源的代价来换取高速GDP增长的做法已经招致人们的诟病，而“可持续发展”的口号正在得到人们的积极回应。这一理念要求我们降低污染和能耗，鼓励以经济发展的低速度来应对目前所面临的环境危机、城市膨胀以及过度消费的危机。这一发展理念对于评估经济发展的速率具有借鉴意义。
其次，对于经济发展速度“常态”的理解。我们要正视并探索由中速发展所形成的社会效应，并重新审视“常态”这一问题。这一要求为以下原因所强化：第一，近30年的跳跃性发展本身并不是“常态”状况，而是经济发展处在工业化“起飞”阶段的特征；当经济发展上了台阶以后，发展速度就会放缓。第二，经济总量的扩大使保持高速度发展日益困难，因为每个经济增长点所代表的实际数值很大。第三，国际金融环境和经济生态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欧洲经济体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对于中国的出口和贸易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第四，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企业生产环境改造方面成本的增加。第五，民营经济的驱动力正在弱化，企业创新能力在下降，并出现民营企业家群体大量外流的现象，等等。这些因素都要求我们降低对发展速度的期望，把中速发展作为“常态”状况进行假设，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策分析。
最后，达成高速增长所采取的手段。在反思经济增长速度问题时，我们也要把关注点放在实现高速增长的手段、途径、所具有的成本和代价，以及其所具有的社会效应这些问题上。为了维持经济增长，政府固然可以采取公共投资作为刺激政策来调整经济运行的速度。例如在美国，政府投入就成为缓解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但其效用招致了诸如茶党等方面的批评。④在中国，近年来四万亿的投资促进了公共开支的增长，但也引致通货膨胀的威胁。⑤而且，由于这些费用中的许多部分进入了公共开支领域，从而强化了公共部门的经济力量而弱化了民营经济的力量，强化了官本位体系而弱化了民间企业创新的能力和动力，强化了社会“管控”的色彩而弱化了社会生活多样化的诉求。因此，我们要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效应来研究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所造成的社会效果。
由此，经济发展快和慢问题本身是一个量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考察要与质的方面的评估联系起来。经济的低速发展可能对社会发展进程造成困难，但也促使人们在提升竞争力、提高产品品质以及发展的可持续方面进行更多的努力。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由10%以上逐渐降到8%左右（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2年第一季度GDP增速为8.1%，第二季度为7.6%）。这种中速发展的态势就要求企业改变经营方式，由以往的粗放型经营转向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提升产品质量的方向；而依靠大量的公共投入来刺激经济增长，不仅会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也会形成一些消极的社会效应。在此意义上，遵从市场规律，保持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中速发展），将具有积极意义。
经济发展的速度与发展阶段：国际经验
在国际背景下讨论经济成长的阶段性，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广泛的视野来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快慢及其社会影响力问题。经济发展是有周期的，也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欧洲，许多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中遭受两次石油危机的打击后，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低速增长的时期。⑥一些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GDP增长速度甚至低于3%。在21世纪中，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欧洲国家的经济和金融体系到了崩溃的边缘。如2009年发端于希腊的欧债危机，使得债务蔓延欧洲，世界银行更是预测欧元区2012年经济增速为负0.3%。这使欧洲的政策讨论的焦点由福利国家的再分配效应转向工作福利和移民问题，并倡导生产主义的社会政策 。⑦可以理解的是，当经济增速下滑时，人们对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积极联系给予更多的关注。这种情形与10年前相比具有一定的差异：在20世纪90年代，许多欧洲学者仍然强调社会政策不能成为经济政策的附庸，而不是强调积极的相互促进的关系。
在东亚，在经济“起飞”的20世纪70、80和90年代，东亚国家盛行生产主义的社会政策理念，采取以追求经济发展速度为导向的发展模式。⑧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到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到90年代的中国大陆，都出现了以追求GDP增长为目标的生产主义发展导向。⑨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发展目标从“人均800美元”到“翻两番”，从“小康”到“全面小康”，这些目标与其他东亚国家实施的“生产主义”的发展战略十分接近。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和老龄化问题的加速，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减缓。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的平均增长率仅为 1%～2%，大部分时期处于“零增长”状态。⑩韩国在21世纪仍然保持了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但其速度也有所下降。2010年其GDP增速为6.1%，2011年为3.6% ，而IMF预测韩国2012年增长率有可能进一步下降至3.25%。在中国，直到 2010年其经济增速仍保持在10%以上，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经济增速也有所下降，2011年为9.2%。
伴随着经济增长阶段的演化，社会环境也发生重大变化。在经济腾飞和高速成长时期，人们往往具有进步主义的倾向和对社会前景的乐观主义的看法，因而国家的发展战略容易赢得民意的支持。在社会政策上，由高速发展带来的“滴漏效应”使全体民众得益于这一发展过程，并把生活改善的可能寄望于高速发展成果的分享。在此过程中，社会所有群体都有可能通过“滴漏效应”而得益（即经济成长的好处也能为下层阶层所分享），从而使社会底层群体和弱势群体也能够对生产主义的发展战略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尽管这一战略会强化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个人的生活自由和民间力量成长的空间，但成功的经济运作使人们容易接受威权主义的国家治理。这一逻辑已经为东亚国家的发展进程所验证。
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其所具有的“滴漏效应”已逐渐消失，而社会所存在的现有的和潜在的矛盾也会“显化”。这就使低速的经济发展成为诱导和激化各种社会矛盾的催化剂，也为解决这些问题带来了社会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人们对于权利分配和利益分化的抵触情绪会不断增强而形成一定的民主压力。在这一背景中，许多东北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超越了高速成长的阶段后，都相继进入民主化的进程中，其发展战略也进行了转变。在中国，我们也要意识到在经济成长进入新阶段后需要建立一种与常态发展相适应的发展机制。这一机制将由来自于各方面的驱动力所构成，而国家的政策制定也有必要鼓励这一机制的发展以回应民生的需求，形成多元化的发展动力机制。
在这一发展的新阶段，社会保障体系将成为社会稳定器来保障这两个阶段的平稳过渡。在采取生产主义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东亚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是滞后的。社会开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较小，社会服务的供给也十分缺乏。但在快速经济增长阶段，民众对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压力还十分有限，部分是由于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许多就业机会，部分是由于“滴漏效应”的影响。在跨越了经济快速发展的“起飞阶段”后，民众的社会保障诉求会不断增强，而经济的中速或低速发展也有可能给一些民众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困难，从而强化了这些要求。因此，从东亚各国的情况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与国家福利的扩张是同步进行的；这些进程也伴随着民主化的进程。
欧洲的情况与东亚国家的情况十分不同：其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与国家福利的削减同步进行。这是由于在欧洲福利国家，其社会保障体系在国家经济增长时期具有较为充分的发展，因而与奉行“生产主义”战略的东亚国家不同，大多不存在福利发展程度过低的“补课”任务。相反，它们所面临的是如何应对经济成长低速度所造成的对社会生活的挑战和实行福利紧缩政策进行量的缩减。在2011年，德国、英国、法国和丹麦的增长率分别为2.9%、0.7%、1.6%、1.2%，而希腊的经济增长率则为负5.5% 。由此，在政策讨论中，人们把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积极互动关系作为讨论的中心议题，并力图从东亚的生产主义的政策导向借鉴经验。即便如此，与20世纪90年代不同，此次金融危机并未诱发人们对于福利国家体系的合法性的质疑，因为发生危机的主要是低福利的南欧国家，而高福利的北欧国家则显示出很强的抗风险性。事实上，正是由于福利国家体制的运行才使得这些国家能够在如此低的经济增长率中仍然得以生存。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下滑，至今一直处于经济增长的疲软阶段。但与欧洲的许多国家有所不同，日本的高度老龄化社会的压力使其仍然保持着高额的公共开支，并由老龄化问题导致国家福利的继续扩张。这一扩张也与近年来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有明显的相关性。随着1993年自民党下台在野党上台，政府对于推进福利事业以应对政治需求和社会诉求加大了努力。这表明社会政策的制定并不是随着经济增长的变化而机械地变化，也与老龄化和政治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在东亚，许多国家和区域已经形成了民主化变革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而来自民生的呼声和来自于生活多样化、社会多元化的挑战压力也在不断强化。
根据以上国际经验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发展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欧洲、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都经历了从起飞到繁荣到中速或低速增长的演进。尽管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常常具有高增长的期望，但经济发展的快慢状况最终要取决于市场条件和经济状况。我们不能以为政府的作用或干预是万能的，从而把经济发展看作是由政府决策所决定的。其次，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两个平行而又相互关联的发展进程。快速的经济增长可以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效用，但在东亚各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起飞阶段并没有像西欧国家一样伴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快速发展，这一发展出现在经济增长进入中速发展的阶段。再次，当经济发展速度下降到一定程度后，一些国家会出现社会群体之间的纷争加剧，从而导致一定的社会动荡。但在许多西欧国家，尽管其经济的低速增长也导致金融危机和财政危机的压力，其福利国家体系依然保护了社会体系的常规运作。
几点讨论和结论
基于这些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结论。首先，发展速度的快慢由很多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所造成（在一些时候，甚至受偶然因素的影响），因而快慢问题并不能完全由我们的政策行为所决定，因为影响这一进程的因素很多，许多甚至是不可控的。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得不面对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在社会分析中，许多问题是“无解的”，因为其结果取决于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同时，对于快慢问题的评估，则要以社会效应的好坏和是否有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快速的经济发展可以扩大贫富差别，加剧贫富分化的程度。因此，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好坏的标准并不取决于速度的快慢和水平的高低，更要关注反映社会状况的质性指标。
在此，我们也看到政府的公共投入对于市场发展能够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在美国金融危机中，政府就曾采用加大投资刺激经济的手段来缓解金融危机，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在以往的3年中，中国政府也通过4万亿的公共投资来强化经济活力。这些努力一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效，但也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造成大量资金涌入公共部门，影响民间和企业经济活力和创新动力衰减等消极的后果。在社会关系和体制方面，这种公共投入常常进入公共部门或与政府相关的部门，助长了官本位体制，弱化了市民社会的力量，从而形成许多消极的影响。因此，在市场经济运行的今天，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要避免对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运作形成冲击或弱化其活力。
对于经济发展快慢和阶段性的讨论也涉及发展理念和民众对于发展战略的支持状况。在经济发展超越了“起飞阶段”而进入常态发展的阶段时，由快速发展所形成的发展主义光环也逐渐消失，与此相应的“滴漏效应”正在失去。这一态势会鼓励我们以理性的眼光来看待经济发展，由对速度追求的激情转向理性和常态的规范。这些变化有助于杜绝“假大空”的流行病，使之落向更为实在的质量标准。在观念上，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社会发展的需求会不断更新，从而导向社会发展的新环境。这些变化要求我们重建对于发展的期望，对于经济发展速度的理性理解和平和的国民心态，改变我们的发展导向，把适度发展理解为一种常态，并采用多元化和多样性的标准作为我们对生活的追求目标和对于发展的期望。
从发展动力来看，经济增长的低水平常常会催生社会矛盾，从而增大社会压力，强化社会稳定的需求；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低速度也为政策制定提供新的氛围和环境，要求政策制定者注重资方利益，强化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对社会政策发展的影响。它也要求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人们观念的转化、社会组织形式的调整和强化各级政府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必须强调，在经济腾飞（快速发展）时期与其后的稳定发展（中速或低速）时期，其发展的驱动力、民意支持、社会观念、社会组织的期望都会各不相同。由于快速发展所导致的“滴漏效应”，以及民众对于发展的期望和支持高速发展的政治力量都在逐渐消失，我们有必要形成新的动力机制来推动社会发展。
同时，我们也要在新的基础和发展预期中来评估发展战略。由于经济运行会有上升区间也会有下降区间，我们要避免把快速增长作为常态模式看待，而要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快和慢两种状况。以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为例，目前我们所形成的社会保障体制是在近10年的快速经济发展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它也与良好的地方财政能力相适应。在此背景中，我们近年来设立了许多社会保障项目以保障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村群体的基本需要，并且以公共财政补贴作为基本政策手段来推行适度普惠的政策。这些政策获得了农民的支持，取得了很大成功。特别是地方财政的贡献将农村社会福利推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许多社会政策创新实践。但一旦出现经济增速的下降和地方财政的收缩，这些体系和项目的可持续性和运行推动力将会面临新的问题。
总之，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新的成长阶段。在此阶段，经济腾飞时期的“滴漏效应”正在消失，粗放型经济发展导向正在向强调质量和标准的导向转化，不断弱化的国际经济环境也会影响我们对于高速度的追求。为此，我们要形成新的目标、理念和机制来推进下一步的发展。在此过程中，我们要把可持续发展或建立常态发展机制作为目标来确定发展战略，确立适度发展的目标，而不是通过人为的大规模的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过低的经济发展速度（如低于6%）也会造成十分严重的社会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影响，更会对人民期望、社会稳定、社会组织相互关系等方面造成重要的影响。因此，保持适度的增长将会是合适的选择。另外，中国地大物博，区域差异很大。这种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为我们进行政策抉择提供了很大的空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形成巨大冲击的时候，中部和西部未受太大影响，陕西等内地省份的经济发展速度持续加快。这种经济发展的梯级效应使得中国具有较长的起飞和发展的阶段，从而能够缓解经济成长快慢所造成的复杂社会效应。事实上，当东部地区的发展阶段已经走出“腾飞阶段”之后，中部和西部地区可能才刚刚进入这一“腾飞阶段”。这种梯级发展的效应扩展了中国高速发展时期的区间，也能对经济整体发展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质量与和谐社会建设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26002-S1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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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分析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与抑制通货膨胀的关系，并找到一条既抑制通货膨胀，又能保持经济快速发展、扩大就业的途径，对于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遏制通货膨胀是宏观经济的重要目标之一，但不是唯一的目标。单单控制通货膨胀并不过分困难，困难的是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又不遏制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等其他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
在理性上，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物价和币值的稳定，扩大就业，应当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增长的。一般而言，失业率、通货膨胀率作为对经济增长的扰动因素，与经济增长相伴而生。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相统一可以避免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或过慢增长给 社会 再生产带来的种种严重弊端，全面持续地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但是经济快速增长和物价稳定是有一定的矛盾的。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失业、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为：失业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即经济增长率上升，失业率下降；反之，经济增长率下降，则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即高经济增长率一般伴有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一方面经济快速增长，会大量增加社会总需求，从而推动物价大幅度上升，导致通货膨胀加剧；如果降低速度过快，虽然价格可能趋于稳定，但同样会带来问题；一方面会减少供给，另一方面许多企业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部分职工生活失去保障会带来社会的不安定；再一方面，物价上升，特别是物价大幅度上涨会影响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因为物价大幅度上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都有很大的危害，国家会采取紧缩措施抑制通货膨胀。紧缩速度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急剧下降，甚至出现经济持续低速增长。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虽然由于经济运行自身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二者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超前或滞后的关系，或者在一段时间内相关关系不显著，但这一规律仍然起作用。
分析经济增长、扩大就业与抑制通货膨胀的关系，并找到一条既抑制通货膨胀，又能保持经济快速发展、扩大就业的途径，对于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又快又好;又好又快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7-0003-03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经历了意识形态支配下的赶超经济发展到经济主导下“又快又好”的经济发展,再到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通过分析上述三种经济方式的形成背景、主要特征,旨在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不同时期经济发展方式的演进顺序,并从中得出一些转变经济方式的经验与启示。
新中国成立后,在外有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封锁,内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穷困面貌,此时人们从心里认为新制度应该比旧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要优越,而这种优越性的体现就是要创造出比旧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要高得多的生产率,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赶超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此相适应,把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化摆在了优先发展的地位,把提高工业总产值及其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视为评价发展成效的主要标准,这符合这一时期的主流发展观①,也有前苏联的发展模式所起的示范效应②。
“多快好省”,这是1958年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简明代表性概括。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力争高速度》的社论,对这一总路线进行了详细阐述,指出:“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社论强调:“用最高的速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达到这个伟大目标,才能最终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从国内看是这样,从国际看更是这样”。
于是,原本互相结合而不可分的“多快好省”,逐渐变成了以“快”为中心,以高速度为灵魂的总路线,在实践中导致了以“全民大炼钢铁”为主要内容,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为主要特征的“”运动。
“”,“超英赶美”时间表的变化最能突出地反映出我们是多么急切地想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957年11月首次提出:“十五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1958年1月提出:“在十五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1958年3月提出:“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1958年4月提出:“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1958年内部提出:“七年可以赶英、十五年赶美”,1958年6月16日提出:“五年超英、十年赶美”,1958年6月17日提出:“两年超过英国”。
1958年的“”,使GDP增长率为21.3%。超高速的经济过热增长是通过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和农业的支持获得的,不久就遇到供给面的生产资料供给紧张、工业消费品供给紧张、粮食供给紧张三大“瓶颈”制约,高速增长难以为继。之后几年经济增长全面回落。其中以1961年最为明显,增长率为-27.3%。其他方面的效果也不理想,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经济结构、经济效率、经济成果公平分配没有明显改善。在以积累为主的工业化进程中,工人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的提高速度十分缓慢;广大农民更是被割裂在经济增长体系之外,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结构的“二元性”。究其原因,在工业化的制度安排方面,过于重视姓“资”、姓“社”的争论,不恰当地把生产力层面的制度建设提升到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领域,把本身不具有制度属性的生产关系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甚至采用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办法去抓经济发展,结果“南辕北辙”。
我们之所以把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方式称之为经济主导下的,是因为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经济发展方式从意识形态的束缚下摆脱出来,这是我们对前一阶段经济发展方式的辩证扬弃。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为了迎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任务,会议回顾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实践证明,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的国民经济就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反之,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1981年底,在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经济效益”问题,指出:“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进一步将“效益”放到经济发展战略中,指出:“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基本要求是,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讲求产品适销对路,降低物质消耗和劳动消耗,实现生产要素合理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率,归根到底,就是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视察工作时强调指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
“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首次提出了“又快又好”发展的问题。随后,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同时,提出“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重申“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同时加进了“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要求。
为了给“又快又好”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扫清障碍、提供动力和保障,必须要进行思想解放,把经济发展中不应该掺杂的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剔除,同时进行体制改革为实现“又快又好”发展提供制度保证。为此,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回避了姓“资”姓“社”的争论。新一代领导人将生产力提到了一高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一方面将生产力标准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它暗示我们可以采取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同的手段,能采用一切先进发达国家的知识、经验与技术,包括一些先进的发展体制来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从而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微观动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将经济发展速度提高到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大问题上。受此影响,各级政府纷纷把能否领导经济快速发展作为执政业绩的重要评价标准和考核、提拔干部的重要依据。这种干部业绩观和考核观,一方面导致了经济发展的短视行为,增大经济发展的粗放型特征,使得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出现结构失衡、环境成本过大等诸多负面效应;另一方面,造成过分重视经济建设而忽略其他方面,造成经济增长与人们普遍享受经济发展成果不同步,形成经济快速发展与人民幸福指数、满意度反而降低的悖论。
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体制改革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主要围绕“计划”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次进行,后一阶段着力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所有制改革。它们主要是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优化所有制结构,塑造出适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微观市场主体。通过这种发展体制的根本转变,有效地激活了中国经济,推动了中国经济多年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神话。然而,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严重的问题。一是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二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三是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四是经济增长中存在着不和谐性。问题显示,在一定意义上说,快速增长已不是难点,而如何让经济发展得更“好”,才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又好又快”经济发展方式是对经济主导下的“又快又好”经济发展方式的扬弃,既是解决过去因发展的粗放性所导致的发展不协调、不公平、不可持续等诸多问题的需要,也为解决人类未来发展的两个最基本问题――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提供了思路,从而破解了此前发展中关于发展与代价这对“鱼和熊掌”的困境,为人类实现“天人合一”、“大同”社会开创了一条谨慎乐观的道路。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又好又快”经济发展方式最突出的创新点在于,它以发展为第一要义;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全面、协调与可持续为基本要求;以统筹发展为根本方法。为此,必须要寻求“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动力,即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提高发展的质量,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统筹考虑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必须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唯有如此,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才叫“又好又快”。
“又好又快”发展就是要在经济发展中着力解决以上在“又快又好”发展中出现的四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把“好”放到优先的位置上。为此,我们提供以下思路:
1.不断提高经济增长态势的稳定性。这就要求我们“两手抓”,一手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这一手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软,否则将动摇经济增长的根基;另一手不断加强宏观调控,这一手也不能软,尤其是在市场失灵时更要硬,它用来熨平经济的波动。宏观调控必须根据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和变化,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采取不同的政策取向、操作步骤、松紧力度和实施重点。当前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们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确保经济稳定增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开罢，会议在全面总结2006年的经济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搞好2007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通读经济工作会议公报，细心的人会发现，中央关于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在字面上发生了一个“细微”变化，那就是从我们过去一直强调国民经济要“又快又好发展”变成了强调国民经济要“又好又快发展”。
可别以为这是搞文字游戏，小看这一细小的排序变化。这其中可蕴涵着科学发展的大道理。“又好又快发展”不仅更加清晰地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而且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把握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过去我们在强调“又快又好”时，虽然也不断强调速度与效益的有机统一，但总是不自觉地注重了速度，而忽视了经济发展质量，忽视了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忽视了经济繁荣背后日积月累的社会矛盾，忽视了经济增长的技术知识支撑能力建设，忽视了着力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忽视了经济增长中的结构优化问题。
当然，我们不应该简单指责我们过去经济发展中的“快”，也不应该简单地责怪我们对速度和规模的追求，因为在一个经济总量规模很小、综合实力不强、技术水平不高、人们的资源环境意识不强、人们渴望解决温饱等所有这些都需要快速膨胀的阶段和条件下，速度就是主要矛盾，就需要集中力量保速度。如果惠顾到五十年代新生的红色政权面临强大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积压和包围的条件下，当年同志提出“超英赶美”以壮大社会主义新中国，本来无可厚非。后来出了问题也不错在其追求速度、追求增长的赶超目标本身，而是错在用“左”的脱离实际的手段而已。1998年之后一段时期，为了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我们为保持8%的增长速度而采取一系列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积极的货币政策以及其他优惠政策，也是那个时候的经济发展形势需要。应该说，经过28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步入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快速发展的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所有制格局；国有企业通过公司制改革，经营管理机制根本改变；民营经济不断壮大，外资经济长足发展；国内居民收入快速提高，消费结构快速升级；对外开放不断深化，“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战略稳步推进，所有这些就最终形成了支撑国民经济自主性增长的微观基础和基本条件。所有这些与我国“高居民储蓄”、“充足的外商投资”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等优势条件一起，共同形成驱动中国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强劲机制和推动力量。也正是如此，速度问题就不再是主要矛盾。2005年、2006年两年在中央严守“土地”、“信贷”两个闸门，猛踩刹车的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仍能够高达10%以上，就是有力的佐证。
根据国家发改委最新公布的信息，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突破20万亿大关，在经济总量达到如此高度，自主性高速经济增长机制已经形成，而经济增长背后的增长方式粗放、资源与环境压力增大、城乡与区域发展不协调、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的“质量”就变成了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因此，强调经济发展要“好”，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为前提，做到“又好又快”，也就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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