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背景分析；社会背景；行业背景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2）01-0073-04
高等职业教育是以培养知识、能力和素质全面协调发展，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的高端技能型人才为目标的一种教育类型，是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的变化，要求高等职业教育从培养“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式的传统应用型人才，转变为以培养创新为灵魂的新一代应用型人才。应用型人才的“升级换代”，则要求高等职业教育率先实现从规模发展转变到追求其内涵发展，而科学地开发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是实现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发展的关键环节。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应该从不同方面来进行背景分析。社会文化、经济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行业发展的背景是课程开发应该考虑的重要因素；学生是教学的主体，也是能动的个体，课程开发应该考虑学生的个性发展需要、可接受性等方面的因素；课程开发也应该从教学的维度来分析，高等职业教育所开发的课程应该使教学更易操作，而且操作更有实效。
一、社会背景分析
教育作为人类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与社会活动，它的发展本身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或重要标志，同时又促进社会的变革与进步。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对高等职业教育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也为课程的开发提供了条件。教育担负着培养
劳动力的任务，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社会再生产主要依靠劳动力再生产来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的最基本的途径是教育和培训。教育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主要是通过教育来培养、训练生产所需要的熟练劳动者和各级各类专业人才来体现的。教育正是通过向各种生产部门输送接受培训的熟练的劳动者和专门人才来促进社会的发展，实现经济的增长。同时，教育是科学知识再生产的手段。教育以极为简约的方式同时也以极为广泛的形式传递人类已有的科学知识，高效地扩大科学知识的再生产，从而提高劳动效率、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教育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受到社会文化的制约。社会文化构成教育生长的土壤和条件，教育唯有适应社会文化环境才能生存与发展。
生产力的发展是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根本动力和动因。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只有适应社会发展和要求，才能体现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的社会价值。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社会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的要求是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应该考虑的首要因素。
现代科技革命和科技发展与现代教育改革和发展是相互促进的，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对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影响最为直接，也最有力度。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直接因素，一方面对培养社会所需要
的人才提出掌握科学知识的要求，另一方面又为课程的发展更新提供了条件。总之，高等职业教育课程的开发一定要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超前于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20世纪以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多次课程改革，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并把高等职业教育当作经济发展的“秘密武器”是富有成效的。
二、行业背景分析
无论是为了增加高等职业教育课程的实用性还是灵活性，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都必须从行业的角度来分析。早在20世纪60年代德国就创建了应用科技大学，这类大学定位于满足行业需求、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并立足于应用研究和开发，以服务区域经济为宗旨。与之相类似的是，我国高等职业院校大多为满足地方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其特点是：地方特色鲜明，服务角色清晰，地方产业发展导向明确。高等职业院校根据地方经济结构及其发展趋势，结合本校的教学、科研实际，有针对性地设置专业和开发课程，主要为地方或行业培养大批急需的应用型人才，积极主动地为地方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和行业发展服务。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劳动组织形式的急剧变革，使得原有的学科专业与行业间的界限被打破，产生了许多复合型、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智能岗位，这是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必须考虑的因素。
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必须依托行业，牢固树立为地方服务的意识，按照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来做全面的分析。高等职业院校一般具有一定的行业背景，高等职业院校与行业之间存在着“双向”而非单向的联系，且互为服务对象。这里所说的“双向”是指不仅学校按照市场要求培养行业所需的应用人才，而且行业对院校发展有着刚性的指导、制约职能，并承担着相应的支持、服务义务。高等职业院校基本上是按地区规划、为特定地区经济发展服务的，因此，地方企业状况及其对高等职业院校发展的支撑力度，直接关系到高等职业院校的生存和发展以及高等职业院校竞争能力的强弱。显然，地方企业的特色、数量及前景等行业背景对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影响是显著的。
行业背景不仅为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提供了人才需求的数量和范围，而且也提供了所需人才的能力要求。行业背景提供了人才标准和质量规格，从而使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有了明确的目标。高等职业教育是为地方经济服务的教育，是同生产密切结合的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是一种以培养技能为核心的教育，要使高等职业教育真正完成它的使命，就必须从生产的实际需要出发，通过对专业所对应岗位生产程序的分解，确定从业者的能力要求，完成对学生专业能力标准的设计，从而开发相应的课程。同时，行业背景对培养对象能力的要求是动态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产品的更新换代，产业对于操作者的能力要求也在不断地变化和调整。
高等职业院校与行业结合是开发课程的有效途径。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必须打破高等职业院校与行业之间的界限，要尽量依靠行业来进行课程开发。要真正使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内容符合工作岗位要求，就必须让各行业的专业人员参与到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中去。要保证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内容跟上科学技术的发展，各个行业就必须给高等职业院校提供最新的技术动态。同时，高等职业院校教师也应该走进企业，了解行业发展的最新情况，把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带到企业，与行业前线的工程师、技师一起切磋；同时，也要把企业中的最新技术带回学校，作为课程开发的重要资源。
三、学生分析
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的背景分析也应该考虑学生的可接受性和个性发展等因素。
（一）可接受性
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应考虑学生的现有能力水平，遵循可接受性的原则。可接受性是指开发的课程内容要适合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是他们能够接受的，但又有一定的难度，需要他们经过一定的努力才能掌握，这样才能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最近发展区”对课程开发应该遵循可接受性原则做出了最好的诠释。最近发展区理论是由前苏联教育家维果茨基提出的。维果茨基的研究表明，教育对儿童的发展能起到主导作用和促进作用，但需要确定儿童发展的两种水平：一种是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另一种是儿童可能达到的发展水平，表现为儿童还不能独立地完成任务，但在成人的帮助下，在集体活动中，通过模仿，却能够完成这些任务。这两种水平之间的距离，就是“最近发展区”。维果茨基认为，重要的不是到今天为止已经完结了的发展过程，而是那些现在仍处于形成状态的、刚刚在发展的过程。
最近发展区理论的提出说明了学生发展的可能性，把握“最近发展区”，能加速学生的发展。针对学生实际，开发符合最近发展区原理的课程，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要分析学生，就是要了解学生的发展水平、已有的知识与能力状况。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只有符合学生的发展水平，才能被他们理解、接受。同时，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科技迅猛发展、各种传媒的激增，特别是网络的普及，学生从小获得的信息量大大增加，因此，在课程开发时，要考虑学生认知发展的时代特征，适当增加课程的信息量，充实现代生活、生产和科技发展方面的新知识。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主要是就智力而言的，其实在学生心理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最近发展区”，把握好“最近发展区”是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背景分析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个性发展
个性是人性在个体上的具体表现。它既反映人性的共同性，也反映其差别性。“从广义看，个性是由生理、心理、社会性诸方面一系列稳定特点所构成的；从狭义看，仅指心理特点而言，它是以世界观为核心的一系列个性特征的结合。”[1]自教育产生以来，人们世世代代所追求的教育目标，就是促进人的发展，也就是发展人的个性。
人的发展，人的个性的发展，是人自身的目标，也是社会的需要。然而，在长期的阶级社会中，人的个性难以达到应有的理想发展水平。社会发展的程度越高，对人的个性化的程度要求也越高；同时，它又为人的个性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无限的可能。有鉴于此，马克思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即主张让每一个人的个性都得到充分而自由的发展，并把它作为人们共同追求的一项根本的教育目标。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就提出把“谋个性之发展”列为职业教育的目的之一。他说：“余向论教育之旨，归本人生。其义惟何？一曰治生，二曰乐生。”[2]职业教育并非“特殊”的教育，职业教育的理论反映了教育的一般规律，用科学的教育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与乐趣，发展其能力，同时尽其对社会的义务，这就是职业教育的宗旨。同样，高等职业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素质，张扬人的个性。那么，高等职业院校应该从发现人的价值、发掘人的潜能、发挥人的力量和发展人的个性出发，来进行课程开发与设计。
四、教学分析
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如果不深入教学领域，不仔细探讨高等职业教育教学中的每一个环节，这样开发的课程很难有效果。一般来说，除了少量的学科课程外，绝大多数应用性课程都要求学生在工作情景中按照实践的方式来学习，因而其教学模式强调训练、问题解决和任务完成等。在高等职业教育课程体系中，以系统专业理论知识为内容的学科课程是其重要的构成部分，对这部分课程来说，采用认知主义教学模式是合适的。然而，高等职业教育如果把认知主义教学模式摆到核心地位，是有失偏颇的。目前，高等职业教育过于强调理论知识，而且应当在实践中学习的内容，由于教学设施、经费不足等原因也采用了课堂讲授等方式来传授，从而促成了认知主义教学模式的核心地位的形成，使高等职业教育的课程目标成为发展学生的认知能力而不是完成工作任务的实践能力。如果高等职业院校只重视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而忽视了实践能力的培养，这样容易使应用型教育陷入学术型教育的模式，最终偏离应用型教育的轨道。另外，在高等职业教育中广泛使用认知主义教学模式，必然造成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脱离，不利于在理论与实践的整合中培养学生的工作实践能力。
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的发展趋势是融理论与实践于一体，把学习者视为主动的工作者的情景建构主义教学模式。“情景建构主义教学模式是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情景学习理论为基础，并且把这两个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构建而成的。”[3]情景建构主义教学模式彻底摆脱技能与认知发展的二元论困境，是寻求高等职业教育的一种有效的教学模式。在融合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情景学习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主义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模式主张教学应以实践为先导，以任务为本位，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要充分认识到学生已有的知识、技能在新的学习中的重要作用，应当允许教学过程有一定的弹性，应当强调学生自己对知识、技能的主动建构，应尽可能在真实的专业环境中进行，教师应提供并鼓励对学习内容的多重观点和表征，应当鼓励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调节，加强自我意识。传统的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非常强调学生的服从与接受，这是流水线生产观念影响的结果。知识经济时代的劳动者应该是具有一定创造性的自主型劳动者，因为在现代化的生产过程中，需要劳动者灵活地应用相关理论解决问题，而不是机械地执行命令。因此，高等职业教育课程开发应该注意教学环境的真实性，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对知识的自主建构，强调学习结果的弹性，鼓励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调节，加强自我意识。
参考文献：
[1]袁振国.当代教育学[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361.
[2]黄炎培.兴学与垦荒[J].教育与职业，1924（58）：49-50.
[3]石伟平，徐国庆.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技术[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216-219.
Analysis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urse Develop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YAN Quan
(Institute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Jingch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Jingmen 448000, China)
Abstract: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 new type of education emerging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from “elite education” to popularized educ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rse development is the key to realize the connotation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develop the courses, we need to analyze the background in terms of society, industry, students, teaching and so on.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course development; analysis on background; social background; industrial background
（上接第56页）
参考文献：
[1]宋寒松.渎职案平均个案损失接近贪污案17倍[EB/OL].[2007-05-24].news.省略/a/20070524/000400.htm.
[2]陈连福，何家弘.渎职侵权犯罪侦查实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
[3]高铭暄.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129-130.
[4]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50.
[5]D. L.A.Baker Law[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9：203.
Problems in Defining Cause-effect Relationship of the Malfeasance Crimes and Countermeasures
HU Sheng-you, CHEN Guang-ji
(Wuhu municipal people’s procuratorate, Wuhu 241000, China)
关键词：教育回报率；家庭背景；户籍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8-0152-01
引言
目前，中国存在着明显的收入不平等，而且有扩大趋势，又有着极其注重人情关系的文化传统，在我国，家庭背景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中国目前正处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在人口流动、劳动力转移和新就业者择业过程中，教育回报率的城市差异发挥着重要。CHIP（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ieot）数据估计了中国的教育回报率，在城镇地区大概为3.29%，农村地区大概4.02%。他们认为，城乡的教育回报率没有显著的差别，或者说，户口等因素对其工资所得没有显著的影响，甚至农村的教育回报率要高于城镇。关于家庭背景对教育回报的影响的研究目前在我国尽管有很多，但由于数据缺乏以及更新不及时，没有办法考虑能力和家庭背景对教育回报的影响，因而对教育回报的估计可能存在偏差。从国外的研究来看，这种偏差对教育回报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许多社会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家庭背景对收入和教育回报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关于这种影响的实证研究却很少，特别是在不同户籍下的家庭背景对教育回报率就更少。从现有文献来看，中国城镇的教育回报率都明显较低，本文大胆提出以下假设：户籍屏障假设，即户籍制度严重限制着出身于农村的人们的社会流动，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不同户籍下的家庭背景对教育回报率的影响差异。
根据上述家庭背景影响收入的特点和途径以及城镇化的发展，本文主要研究以下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断完善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本文试图运用CGSS（2008）调查数据，利用Mincer方程对样本数据进行0LS估计。在控制了教育水平和父辈有关特征等变量时，根据不同户籍人群中收入差异的特点，讨论家庭背景对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个人收入和教育回报的不同影响。
一、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
现在国际上通用的私人教育收益率主要是明瑟收益率，即教育边际收益率，反应了教育者由于多受一年教育而增加的收入。我们用如下明瑟方程作为我们的计量模型
LnWage-α+β1×Educ+β2×Exper+β3×Exper2+u
其中，lnWage为收入的对数形式，Educ为受教育年限，Exper为难以观测并对收入有影响的变量（能力），我们用工作经验表示（即受教育者的年龄一受教育年数-6），u表示均值为零的随机误差项，α、β1、β2、β3表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β1为教育回报率）。我们用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作为家庭背景的变量。
（二）数据说明
本调查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CGSS（2008）。CGSS（2008）的问卷调查涵盖了丰富的个体特征信息，主要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家庭基本情况、教育及工作、性格与态度、社会交往与求职五大部分，基本满足本调查对微观数据的要求。
此次调查范围涉及全国125个县（区），500个街道（乡、镇），1000+居（村）委会、10000户家庭，共6000人。
二、实证分析
本文用OIS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表一报告了回归分析结果。
从表中可看出，在城市户口下，父亲受教育程度高的的教育回报率反而略低于父亲受教育程度低的，表明了家庭背景在城市户口居民的教育回报率所起作用不大。然而在农村户口下，父亲受教育程度高的教育回报率明显高于父亲受教育程度低的教育回报率，前者比后者高45.45%，可见，家庭背景对农村居民的教育回报率起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对于出生在农村的人们，如果家庭背景好，子女将会获得更多的受教育机会。
三、结语和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CGSS2008的数据，利用Mincer方程对样本数据进行OLS回归。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家庭背景对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个人收入和教育回报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差异。对于城镇居民，父亲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对教育回报率没有太大的影响。对于农村居民，父亲受教育程度高的，教育回报率为17.6%，父亲受教育程度低的，教育回报率为12.11%，后者比前者提高45.45%。通过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家庭背景对农村居民的个人收入和教育回报影响更大。对于出生在农村的人们，如果家庭背景好，子女会获得更多的受教育机会。而家庭背景差的，高昂的学费已成为一个很大的负担，使得贫困家庭没有动力在子女身上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因此，政府应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对农村居民的教育支出，让农村的孩子有更多的受教育机会，起到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
参考文献：
关键词：农民工；教育培训；影响因素
作者简介：汪传艳（1984-），女，湖北省襄阳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经济学、农村教育发展。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项目“城镇化进程中教育变迁研究”（编号AHA090003），主持人：雷万鹏。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28-0035-06
一、引言
城乡收入差距及地区收入差距是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持续动力。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解决农村劳动力收入问题和转移问题的关键是增加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而教育和培训是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近几年来，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已引起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2003年农业部、教育部等六部委颁发的《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将农民工教育培训提高到了战略高度。《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指出：“开展进城务工人员、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逐步实施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免费劳动预备制培训”，再次强调了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战略地位。因此，探究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作为一个“发展问题”成为继农民工“准入问题”及“权益维护问题”之后的又一前沿课题，已引起学者的关注。De Brauw等人（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人力资本状况是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及其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1]国内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教育投资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具有较高的回报率（罗忠勇，2010[2]；刘万霞，2011[3]）。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差别待遇也使农民工意识到个人素质对人生发展的重要作用，参加教育培训的主观意愿强烈（刘平青等，2005[4]；刘长海等，2009[5]）。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学者运用不同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影响因素，如杨晓军等人（2008）的研究指出性别、年龄、打工年限和培训经历对城市农民工技能培训意愿有直接影响。[6]黄乾（2008）利用上海等5个城市的调查数据表明，农民工培训需求受年龄、婚姻、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行业和所有制、进城就业年限、劳动合同和培训价格等多种因素的影响。[7]张秋林，张晔林（2008） 采用赫克曼两阶段估计法将农民工参加培训的决策过程分为“是否愿意接受培训”和“愿意投入的规模”两个阶段，指出农民工是否接受培训受农民工自身特征、家庭特征和培训项目特征等因素共同的影响。[8]丁煜等人（2011）的调查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职业和家庭收入对农民工是否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具有显著影响。[9]
需要指出的是，在现有的关于农民工教育培训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中，绝大多数文献的被解释变量是“职业技能培训意愿”，但农民工的需求是多样性的，在文凭社会里，学历成为农民工进入主流职业的主要障碍，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学历教育表现了较高的需求，所以本文的解释变量“教育培训意愿”包括参与学历教育或技能培训意愿两类。此外，已有研究在自变量的选择上存在差异性，缺乏科学的标准。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重要形式，受到劳动者个体特征等因素的显著影响[10]。另一方面，许多社会学研究结果认为，社会身份背景是决定每个人教育意愿的重要因素。[11]鉴此，本文从农民工个体特征和群体身份特征角度探析农民工特征因素对教育培训意愿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1年10月对东莞市农民工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此次调研采取随机抽样的原则共发放问卷450份，回收432份，有效问卷为409份，有效回收率为90.9%。从调查对象户籍所在地看，覆盖了全国23个省、直辖市地区。从所属行业看，调查对象来自服务业、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各个行业。农民工来源的多元化保证了样本的代表性。
表1给出了农民工的基本情况描述信息。可以看出，目前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以年轻一代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主力军；绝大部分农民工拥有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多数人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进城务工，对农业生产不熟悉，没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与农业相脱离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它们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行业、在外务工时间长、工作流动性大、大部分农民工对工资收入不太满意。可见，农民工作为一个群体，在诸多指标上表现了较高的趋同性。
（二）变量设定
1.因变量。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意愿可分为
“有需求意愿”和“无需求意愿”两种情况。本文以“农民工是否愿意参加学历教育或培训学习”为因变量，即0-1型因变量（有意愿，定义为Y=1；没有意愿，定义为Y=0）。设Y=1的概率为P，Y的分布函数为：
F（Y）=py（1-p）1-y；Y=0， 1
本文采用Logistic模型，将因变量的取值限制在[0，1]范围内，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其回归系数进行估计。Logistic模型的基本形式如下：
pi=F（？坠+■βjxij+μ）=1/1+exp-（？坠+■■βjxij+μ）
其中，pi是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意愿的概率，i为农民工编号，βj为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j为影响因素编号，m为影响因素的个数，xij是第i个样本的第j种影响因素，a为截距项，μ为误差项。
2.自变量及研究假设。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主要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从事非农业产业的劳动者（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12]）。依据农民工的定义，本文通过农业背景、务工背景等指标来衡量农民工群体身份特征。农民工个体特征包括人口学特征及社会特征。纳入解释变量的因素有：
人口学个体特征。包括实际年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性别等指标。（1）实际年龄。根据人力资本投资生命周期理论，年龄的增加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收益回收时间的减少，所以随着劳动者的年龄增加，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将下降。因而假定，年龄越大的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意愿越低。（2）初次外出务工年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越大，意味着个体走进社会时较为成熟，更加愿意通过教育培训提高自身素质，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更为强烈。（3）性别。一般来讲，女性较少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更倾向追求文职等稳定工作。研究假设认为，女性的教育投资意愿更强烈一些。
社会学个体特征。包括受教育程度、婚姻、月工资水平、工资满意度等指标。（4）肥教育程度。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竞争力也高，研究假设认为，为提高劳动力市场竞争力，受教育水平低的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强烈一些。（5）婚姻。已婚者面临更多的家庭压力，因而假定，未婚者比已婚者的教育需求强烈，而遭受婚姻挫折的人教育需求最小。（6）收入状况。农民工拥有较多的物质资本，为教育投资提供了必备的条件。本文假定，收入越高、对工资满意度越高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就越高。
农业背景。包括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对农业劳动的熟悉程度等指标。（7）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在某种程度上，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责任田决定了处于边缘地位、具有双重身份的农民工是回归农村还是脱离农村成为市民。研究假设认为，没有自己名下农业田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更强烈。（8）对农业劳动的熟悉程度。研究假设认为，从未从事过农业劳动的农民工更易脱离农村，为适应外界生活对新知识的渴求会更强烈。
务工背景。包括行业、务工年限、换工作次数等指标。（9）行业。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对农民工的素质要求相应较高。本文假定，高技术含量行业的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意愿更强烈一些。（10）务工年限。进城务工年限长的农民工受城市文化的熏陶较多，会更加重视教育。研究假设认为，进城务工年限越长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也越大。（11）换工作次数。一般来说，换工作次数越多意味着工作越不稳定，会给农民工接受教育带来负面影响。因而假定，换工作次数越多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需求越低。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描述信息
从教育培训需求意愿看，89.3%的农民工认为需要接受学历教育或培训，10.7%的农民工认为不需要。从支付意愿看，8.6%的农民工表示不会投资，18.7%的农民工表示愿意每年投资1000元以下，23.9%的农民工表示每年愿意投资1000-2000元，48.8%的农民工每年愿意投资2000元以上。可见，绝大多数农民工认为有必要参加教育培训且愿意投资教育。
从实际参与情况看，51.5%的农民工务工前参加过学历教育或培训，58.3%的农民工已经参加过企业单位组织的培训，45.4%的农民工参加过高校或培训机构组织的学历教育或培训，14.5%的农民工参加过政府部门组织的培训。由此可以看出，半数左右的农民工已付出实际行动参与各类机构组织的学历教育或培训项目。在这种背景下，探求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因素对有关部门顺利开展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具有重要作用。
（二）影响因素的Logistic模型结果分析
Logistic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2。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各因素对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呈现明显差异：
第一，年龄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具有复杂影响。17-21岁年龄段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了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处于17-21岁年龄段的90后农民工群体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更加强烈。17-21岁年龄段的教育培训需求发生比率为12.833，表明90后农民工群体教育培训需求的发生比率比老一代农民工上升了约11倍。处于22-31岁年龄段的80后农民工群体与老一代农民工之间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与前面的研究假设基本一致，但年龄与教育培训需求之间并不是呈线性关系。
第二，初次外出务工的年龄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具有显著作用。初次外出务工年龄的统计检验结果在0.05的水平显著，回归系数为0.390，说明初次外出年龄越大的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就越强烈。结合第一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对教育培训具有强烈需求意愿的农民工主要是实际年龄小而初次外出务工年龄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
第三，性别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显著。性别的显著性水平为0.012，回归系数为1.301，表明女性比男性的教育培训需求更强烈，这与研究假设一致。女性的教育培训需求发生比率为3.673，意味着女性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发生比率比男性提高了2.67倍。
第四，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没有显著影响。相对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高中或中专学历的显著性水平为0.990，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显著性水平为0.967，这表明了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对参与教育培训的意愿并没有显著性影响。这与前文的研究假设不一致。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所调查的农民工的教育程度以高中或中专学历为主，所占比例高达70.2%，表现了较高的同质性，可见，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意愿并没有明显的学历差异。
第五，婚姻状况对教育培训需求的影响比较复杂。统计结果显示，未婚的农民工与已婚的农民工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离异或再婚的农民工与已婚的农民工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回归系数为负值，这表明离异或再婚的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的意愿较低，婚姻上的挫折对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具有负面影响。
第六，农业背景对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没有显著影响。统计结果显示，是否拥有责任田及对农业劳动的熟悉程度等指标均没有显著性影响。这与研究假定不一致。
第七，务工背景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没有显著影响。务工背景包括“外出务工年限”、“换工作次数”、“行业”等指标。统计结果显示，这三个指标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意愿均没有显著影响。这与研究假设不一致。从前文农民工的特点可以看出，农民工在外务工时间较长，换工作频率较高，所从事的工作一般属于低端行业，这说明了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几乎处于同等地位，务工背景极为相似。因此，农民工是否参与教育培训并没有显著的务工背景差异。
第八，收入状况显著影响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从月收入水平看，处于2001-3000元、3000元的显著性水平分别为0.005和0.027，回归系数分别为2.275和2.144，这说明了收入对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月收入处于2001-3000元之间的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的发生率为9.725，表明这个收入段的农民工其教育培训需求发生率比月收入处于1000-1500元收入段的农民工提高了约8倍。月收入处于3000元以上的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发生率为8.530，表明这个收入段的农民工其教育需求发生率比月收入为1000-1500元收入段的农民工发生率提高了7.5倍。
从工资满意度看，对工资满意的显著性水平为0.029，回归系数为1.504，这表明对工资满意的农民工与对工资很不满意的农民工之间的教育培训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对工资满意的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的意愿更强烈。对工资满意的农民工教育需求发生率为4.499，表明对工资满意的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发生率比对工资很不满意的农民工提高了约3.5倍。
可见，收入因素是影响农民工是否参与教育培训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民工收入的增长对提高农民工教育培训参与率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实际年龄、初次外出务工的年龄、性别、婚姻、收入状况等因素对农民工是否产生教育培训需求具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是否拥有自己名下的农田、对农业的熟悉程度、务工年限、换工作次数、所处行业等因素没有显著性影响。不难看出，影响农民工参与教育培训意愿的因素主要是一些个体异质特征因素，而农民工身份识别特征及个体同质特征如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是否接受教育的行为没有产生显著差异，这表明固有的群体结构特征对教育行为的选择产生了高度的趋同性。本文在对农民工群体特征和个体特征完整把握的基础上得出的两类不同特征的差异影响，这一结论是较之已有研究的新颖之处。
同质群体（homogeneous group）是由特点相似的个体组成的群体，这种相似性包括生活背景、受教育程度、职业、价值观念、种族传统、行为习惯等内容。群体的同质化会影响组织的行为， Schneider等人通过对美国142个组织的13000个对象的经验研究证明了这种现象在组织内普遍存在[13]。群体成员在共同经历中形成的习惯、惯例、规范和路径依赖等行为在时间上和彼此间具有稳定性和规律性，前者指个体行为在时间上的可预测性，后者指不同个体的行为在相同情景下的可预测性和相似性[14]。如前文分析，我国农民工具有相似的文化程度、相似的身份背景，表现了较高的同质性。农民工作为一个高同质性群体的产生，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合乎一种逻辑的社会结果，是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经济体制的产物。人力资本在城市体制与农村人口的社会流动之间担当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但农民工是否愿意参与教育培训受到现行体制的制约。在共同的环境下，农民工群体的教育选择行为具有高度的趋同性。因此，群体身份特征对农民工的教育意愿没有明显的差异。
然而，无论从短期改善农民工生存条件的角度看，还是从长期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角度看，提高农民工文化素质都是有必要的。这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积极采取措施提高农民工收入
教育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从前文分析可以看出，农民工收入的增加对教育培训需求的增加具有较高的乘数效应，因此，只有不断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才能使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首先，建立健全的工资支付、增长、公决和保障机制，规范用工合同管理，加强对农民工工资的监察力度。其次，扩大农民工参保面，实现社保关系的跨区域转移和接续，使农民工真正受惠。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客观上也等于增加了农民工收入。再次，为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及政策咨询等信息服务，建立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用工协调机制，帮助农民工顺利就业。
（二）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教育培训体系
在某种程度上，知识的普及化及多元化有助于促进劳动者内部分化和多样化，使各个行业、社区成员的同质性逐渐消失，使社会的流动成为一种正常现象。因此，有必要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民工教育培训体系。在管理体制上，应由专门部门统筹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将农民工教育培训纳入常态管理，推动长效机制的建立。在学习内容上，注重教育培训内容的层级性和多样化，以满足农民工对高层次知识的需求。在教育机构上，应积极推进成人教育院校和职业教育院校的改革，使其成为农民工接受高质量教育的主场所。同时，建立规范的准入和考评机制，规范培训机构的管理。在教育形式上，采取开放性、分散性的形式，以适应农民工的特殊需要。
（三）进一步消除城乡分割的体制
政府组织农民工培训工程，本意是为弱势群体提供帮扶，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差距，但从现有地方政府有关农民工培训的政策文本看，本地户口仍是不少地方政府提供培训服务和补贴的先决性条件。在这种体制下，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需求必然受到压制，也必然不能得到有效满足。因此，必须深化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体制改革，让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享受一样的就业、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待遇，为农民工顺利融入城市消除制度。
参考文献：
[1]De Brauw，Alan，Jikun Huang，Scott Rozelle ，Linxiu Zhang and Yigang Zhang，The Evolution of China’s Rural Labor Markets During the Reform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30（2），2002：329-353.
[2]罗忠勇.农民工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研究——基于珠三角农民工的实证调查[J].教育与经济，2010（01）.
[3]刘万霞.我国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实证研究——职业教育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1（05）.
[4]刘平青，姜长云.我国农民工培训需求调查与思考[J].上海经济研究，2005（09）.
[5]刘长海，杜时忠.转型期低学历农民工教育需求与供给调查报告[J].教育与经济，2009（01）.
[6]杨晓军，陈浩.城市农民工技能培训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8（11）.
[7]黄乾.农民工培训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财贸研究，2008（04）.
[8]张秋林，张晔林.需求视角下的农民工两阶段主动培训投入影响因素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8（08）.
[9]丁煜，徐延辉，李金星.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学刊，2011（03）.
[10]西奥多·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8-13.
[11]Duncan O D.Featherman D L. Duncan B 1968 Socioeconomic Background and Occupational Achievement： Extensions of a Basic Model.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and Welfare， Washington.DC.
[12]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
论文关键词：筛选假设理论，农民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就业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就业率持续走低。2009和2010年的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仅为68%和74%。据此推算，2010年尚有160多万毕业生未能按时就业。文章旨在从教育经济学筛选假设理论的视角审视农民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状况及其就业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决策者提供参考。
一、筛选假设理论
筛选假设理论视教育为一种装置，本质上是一种信号，其主要作用是帮助雇主识别能力不同的求职者，以便把他们安置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上。筛选假设理论的前提是不完全信息，即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当雇主要从求职者中选拔有适当能力的人去填补空缺岗位时，他对求职者的能力并非完全了解，在短暂的招聘过程中，只是通过简历或交谈了解求职者的显性情况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如性别、种族，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个人经历等，用人单位为了招到合适的员工，主观上往往更注重毕业生的学历、所学专业、毕业学校等，据此来鉴别、筛选和录用大学生，因此，毕业证书的作用尤为凸显，蕴含着丰富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是一种身份、能力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是用人单位了解毕业生和毕业生向用人单位展示自己素质和能力的基本依据。高校的层次和水平显著影响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985”、“211”院校的毕业生与一般普通院校的毕业生相比，用人单位更青睐于前者。“211”院校的毕业生是企业招聘的主要对象，占80%，而一般本科院校的毕业生仅占20%[1]。
二、农民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机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等教育入学率；二是高等教育层次。近年来高校扩招主要集中于地方普通院校，他们在大众化过程中扮演了“主角”。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距正从数量上的显性不均转向质量上的隐性不均，主要表现为城乡学生就读院校的类型与层次上的差距。统计数字显示，重点大学农村生源比例逐年下降，且主要分布在教育资源、教育质量相对较弱的非重点地方普通高校。杨东平教授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研究表明，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地方普通院校与专科院校，重点大学的农村生源比例呈下降趋势[2]。“中国农大农村户籍学生比例一直维持在三分之一左右，而2011为28.26％，比2010年减少了5.98个百分点，近十年来首次跌破三成。”[3]
学界通过研究发现，社会阶层不同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就读高校的层次和类型的可能性亦不同。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丰富的社会上层子女进入部属重点大学的机会高于社会底层子女论文开题报告范例。社会底层子女考虑到入学风险和就学成本，往往选择学费较低或相对冷门的专业，而上次社会子女更多地选择就业前景好的热门专业。
曾满超研究发现：农民阶层与非农民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整体可能性之比为5.6，进入全国重点高校可能性之比是9.2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其中与党政干部子女的差距则分别达到17.9倍和31.7倍[4]。低社会阶层子女在高等教育内部分化中更多集中于低层次学校中[5]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子女进部属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子女的18倍[6]。
“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问卷统计分析表明：大学生所处的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准入与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子女较多就读高职高专院校，管理阶层子女较多就读“211”院校[7]。文东茅研究指出：父亲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者的子女进入“211”大学的比例为32.8%，父亲中只受过小学或以下教育者的子女比例为15.3%[8]。高学历父母子女与低学历父母子女进入“211”院校的比例悬殊较大，二者相差10个百分点[9]。
（二）原因分析
1.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
长期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是导致我国城乡高等教育机会差距的主要原因。长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造成城乡二元教育结构。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教育机会、师资力量、教学条件和教学质量等严重不均衡，存在显著差距，导致农村学生从一开始就在高校入学机会竞争中处于劣势。
2.城乡教育观念差异
农村家长普遍存在教育短视行为，多从投资—收益角度考虑子女受教育问题。由于大学学费高昂，四年大学费用对于农民而言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支出，有的甚至“因教致贫”；加上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相当一部分毕业生未能找到理想的工作或失业，就业后工资较低，甚至低于农民工工资。在权衡成本与收益之后，相当一部分农村家长认为上大学还不如外出打工实惠，进而不重视子女教育，“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导致农村学生学习动力不足，学习积极性不高，进而影响其高考成绩和高等教育机会。
3.高考选拔制度隐性不公
近年来一批重点大学采取多元招生改革，如保送招生、自主招生、艺术招生以及高考加分等多种形式。一方面，招生过程不透明，不同程度存在人为操作的制度空间，优势阶层往往可利用其所拥?械娜Α⒕济和社会等资源对这些制度加以渗透，从而直接或间接地获得这些入学机会，而农村阶层则因缺Υ死嘧试炊τ诹邮啤B蘖⒆2捎帽录比即将城?(农村)子女所占比例与城市(农村)子女高考报名比例相除，研究表明城市子女在保送招生制度中获得的入学机会是农村子女的17.2倍。对2010年某“985”大学自主招生数据进行统计显示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城市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是农村子女的8.2倍[10]。另一方面，不同阶层家庭背景、经济、文化及教育资源差异较大。优势阶层家庭收入高，经济殷实，为子女提供的教育投入也较多，其子女可以参加各类培训班、特长班。一是可能其综合素质，可以拿到多种技能证书，从而获得更多加分因素；二是可能提高学业成绩，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较大；农民阶层则相反。结果导致“家庭背景、收入差异—家庭教育投资差异—教育投资质量差异—就业差异”恶性循环的现象。
三、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就业状况分析
就业是民生之本。大学生就业不仅影响到每一位大学生的自我生存和发展,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均处于劣势的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就业状况如何呢？
闵维方等研究发现，不同类型高校的毕业生就业状态存在差距。“211”院校的就业率为84.8%；普通本科院校的就业率为70.9%；而专科学校的就业率为58.9%。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显著影响就业。家庭经济状况好、社会资本丰富的毕业生更容易找到满意的工作，公务员子女的就业率与农民子弟的就业率相差14个百分点[11]。李炜，岳昌君研究发现：“211”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比普通本科院校的毕业生成功就业的概率大；家庭经济条件好,家庭社会关系广泛的毕业生更容易找到起薪较高的好工作 [12]。
社会阶层不同，其子女高等教育之后的结果亦有较大差距。家庭背景越好,就业率和起薪越高；行政管理人员和经理人员的子女大学生毕业时平均月工资高于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400元和300元[13]。“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问卷统计分析表明：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子女中分别有35%和2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远远高出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15%的比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在就业质量上也处于弱势，2008、2009两届毕业生在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14]。
杨钋等对麦可思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分析表明，由于工作转换成本较高，弱势群体学生的就业流动性小于其他学生。“985”、“211”院校毕业生及父亲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子女就业流动性远高于非“985”、“211”院校毕业生及父亲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子女的就业流动性。同时不同流动模式的实际收益也存在较大差异[15]。
郭丛斌，丁小浩研究表明，父母从事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其子女从事相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比较大；代际之间，从次要劳动力市场流向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难度比由主要劳动力市场流向次要劳动力市场的难度大[16]。马莉萍，岳昌君认为，家庭背景显著影响毕业生进入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论文开题报告范例。家庭条件好，父母的受教育程度高、家庭社会资源丰富有利于毕业生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17]。主、次要劳动力市场收入存在差距。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已扩大到15倍，跃居世界之首[18]。
四、对策与建议
1.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加快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
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是缩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城乡差异的重要举措。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整合城乡教育资源，统筹城乡教育发展，促进城乡教育资源共享，合理调整学校布局，加快农村学校标准化建设，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和协调发展，切实提高农村教学质量，打破城乡二元教育格局，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
2.解决好农村留守儿童及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
目前全国共有2000多万留守儿童。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以及学校管理与教育的落后等原因，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一般不理想。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一般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或相比较薄弱的学校，由于存在户籍等制度性障碍，农民工随迁子女尚须回原籍参加升学考试，因所学教材课程的差异，影响其升学考试成绩，因此，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采取措施切实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和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研究制订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以及在输入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
3.规范高校招生程序
高校招生应遵循公平原则，规范招生程序；加强自我约束，实行公示制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在采取多元录取机制时应考虑社会现实和公平保障条件，加大考测能力比重宜考虑各种复杂因素，在考测能力与公平客观之间寻求平衡点。“当高考日益侧重于考测能力的时候，应该承认勤奋刻苦的因素在高考成绩中所起的作用有所下降，而受教育条件和环境所起的作用在有所上升。”[19]
4.培养和拓展社会资本，提高综合素质
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应建立良好的同学、校友及师生关系。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拓展交往领域行政管理毕业论文，提高社会交往能力，发展和配置社会资本。加强自身修养，提高综合能力。如社会交际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适应能力和就业能力等。
5.消除体制性障碍，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打破就业市场分割局面，推进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放宽政策限制，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规范就业市场，创造公平公正的就业市场环境，加强就业立法，禁止并监督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歧视现象，规范招聘程序、公开招聘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6.建立就业援助制度，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面向就业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制度。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作为就业困难群体的一部分，理应被纳入到政府的就业援助体系之中。政府应该从就业政策、就业岗位、就业服务以及失业保障等方面对其进行就业援助。
参考文献：
[1]王霆，杨玉梅，张瑾.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及就业问题研究—基于企业用人单位、高校教师和毕业生的调查[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10）：93-97.
[2]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学生在重点大学比例下降[EB/OL].people.com.cn/GB/jiaoyu/1055/3178564.html.
[3]寒门果真难出贵子？国内多所大学农村生源减少[EB/OL]. edu.cn/te_bie_tui_jian_1073/20110829/t20110829_676296_1.shtml.
[4]曾满超.教育政策的经济分析［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278.
[5]武毅英,吴连海.高等教育收费对教育机会均等的负面影响及反思[J].复旦教育论坛,2006(2)：60-65.
[6]谢作栩，王伟宜.高等教育大众化视野下我国社会各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研究[J].教育学报.2006(2)：65-74.
[7][14]35%农村生未就业家庭背景对就业影响渐明显[EB/OL].edu.cn/gao_jiao_news_367/20100812/t20100812_507500_1.shtml.
[8]文东茅.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3）：58-63.
[9]杜桂英.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基于2009年高校毕业生的调研报告[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10）：78-84.
[10]罗立祝.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对城乡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影响[J].高等教育研究,2011（1）：32-41.
[11]闵维方,丁小浩,文东茅,岳昌君.200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6（1）：31-37.
[12]李炜,岳昌君.2007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影响因素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1）:88-94.
[13]文东茅.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3）：58-63.
[15]杨钋,门垚，马莉萍.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现状的分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1（4）：75-80.
[16]郭丛斌,丁小浩.职业代际效应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教育的作用[J].经济科学,2004（3）：74-82.
[17]马莉萍,岳昌君.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与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向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11（3）：1-7.
[18]中国行业收入差距世界最高[EB/OL].chinanews.com/cj/2011/02-10/2833461.shtml.
[19]刘海峰.高考改革中的全局观[J].教育研究,2002(2):21-25.
论文关键词：筛选假设理论，农民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就业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大学生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就业率持续走低。2009和2010年的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仅为68%和74%。据此推算，2010年尚有160多万毕业生未能按时就业。文章旨在从教育经济学筛选假设理论的视角审视农民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状况及其就业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决策者提供参考。
一、筛选假设理论
筛选假设理论视教育为一种装置，本质上是一种信号，其主要作用是帮助雇主识别能力不同的求职者，以便把他们安置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上。筛选假设理论的前提是不完全信息，即在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当雇主要从求职者中选拔有适当能力的人去填补空缺岗位时，他对求职者的能力并非完全了解，在短暂的招聘过程中，只是通过简历或交谈了解求职者的显性情况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如性别、种族，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个人经历等，用人单位为了招到合适的员工，主观上往往更注重毕业生的学历、所学专业、毕业学校等，据此来鉴别、筛选和录用大学生，因此，毕业证书的作用尤为凸显，蕴含着丰富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是一种身份、能力和社会地位的象征，是用人单位了解毕业生和毕业生向用人单位展示自己素质和能力的基本依据。高校的层次和水平显著影响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985”、“211”院校的毕业生与一般普通院校的毕业生相比，用人单位更青睐于前者。“211”院校的毕业生是企业招聘的主要对象，占80%，而一般本科院校的毕业生仅占20%[1]。
二、农民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高等教育机会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等教育入学率；二是高等教育层次。近年来高校扩招主要集中于地方普通院校，他们在大众化过程中扮演了“主角”。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距正从数量上的显性不均转向质量上的隐性不均，主要表现为城乡学生就读院校的类型与层次上的差距。统计数字显示，重点大学农村生源比例逐年下降，且主要分布在教育资源、教育质量相对较弱的非重点地方普通高校。杨东平教授主持的“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课题组研究表明，农村学生主要集中在地方普通院校与专科院校，重点大学的农村生源比例呈下降趋势[2]。“中国农大农村户籍学生比例一直维持在三分之一左右，而2011为28.26％，比2010年减少了5.98个百分点，近十年来首次跌破三成。”[3]
学界通过研究发现，社会阶层不同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就读高校的层次和类型的可能性亦不同。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丰富的社会上层子女进入部属重点大学的机会高于社会底层子女论文开题报告范例。社会底层子女考虑到入学风险和就学成本，往往选择学费较低或相对冷门的专业，而上次社会子女更多地选择就业前景好的热门专业。
曾满超研究发现：农民阶层与非农民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整体可能性之比为5.6，进入全国重点高校可能性之比是9.2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其中与党政干部子女的差距则分别达到17.9倍和31.7倍[4]。低社会阶层子女在高等教育内部分化中更多集中于低层次学校中[5]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子女进部属重点大学的机会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子女的18倍[6]。
“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问卷统计分析表明：大学生所处的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准入与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农民与农民工、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子女较多就读高职高专院校，管理阶层子女较多就读“211”院校[7]。文东茅研究指出：父亲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者的子女进入“211”大学的比例为32.8%，父亲中只受过小学或以下教育者的子女比例为15.3%[8]。高学历父母子女与低学历父母子女进入“211”院校的比例悬殊较大，二者相差10个百分点[9]。
（二）原因分析
1.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
长期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是导致我国城乡高等教育机会差距的主要原因。长期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造成城乡二元教育结构。城乡教育资源配置、教育机会、师资力量、教学条件和教学质量等严重不均衡，存在显著差距，导致农村学生从一开始就在高校入学机会竞争中处于劣势。
2.城乡教育观念差异
农村家长普遍存在教育短视行为，多从投资—收益角度考虑子女受教育问题。由于大学学费高昂，四年大学费用对于农民而言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支出，有的甚至“因教致贫”；加上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相当一部分毕业生未能找到理想的工作或失业，就业后工资较低，甚至低于农民工工资。在权衡成本与收益之后，相当一部分农村家长认为上大学还不如外出打工实惠，进而不重视子女教育，“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导致农村学生学习动力不足，学习积极性不高，进而影响其高考成绩和高等教育机会。
3.高考选拔制度隐性不公
近年来一批重点大学采取多元招生改革，如保送招生、自主招生、艺术招生以及高考加分等多种形式。一方面，招生过程不透明，不同程度存在人为操作的制度空间，优势阶层往往可利用其所拥?械娜Α⒕煤蜕缁岬茸试炊哉庑贫燃右陨福佣苯踊蚣浣拥鼗竦谜庑┤胙Щ幔褰撞阍蛞蛉狈Υ死嘧试炊τ诹邮啤B蘖⒆2捎帽急燃唇鞘?(农村)子女所占比例与城市(农村)子女高考报名比例相除，研究表明城市子女在保送招生制度中获得的入学机会是农村子女的17.2倍。对2010年某“985”大学自主招生数据进行统计显示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城市子女获得的入学机会是农村子女的8.2倍[10]。另一方面，不同阶层家庭背景、经济、文化及教育资源差异较大。优势阶层家庭收入高，经济殷实，为子女提供的教育投入也较多，其子女可以参加各类培训班、特长班。一是可能其综合素质，可以拿到多种技能证书，从而获得更多加分因素；二是可能提高学业成绩，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较大；农民阶层则相反。结果导致“家庭背景、收入差异—家庭教育投资差异—教育投资质量差异—就业差异”恶性循环的现象。
三、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就业状况分析
就业是民生之本。大学生就业不仅影响到每一位大学生的自我生存和发展,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均处于劣势的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就业状况如何呢？
闵维方等研究发现，不同类型高校的毕业生就业状态存在差距。“211”院校的就业率为84.8%；普通本科院校的就业率为70.9%；而专科学校的就业率为58.9%。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本显著影响就业。家庭经济状况好、社会资本丰富的毕业生更容易找到满意的工作，公务员子女的就业率与农民子弟的就业率相差14个百分点[11]。李炜，岳昌君研究发现：“211”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比普通本科院校的毕业生成功就业的概率大；家庭经济条件好,家庭社会关系广泛的毕业生更容易找到起薪较高的好工作 [12]。
社会阶层不同，其子女高等教育之后的结果亦有较大差距。家庭背景越好,就业率和起薪越高；行政管理人员和经理人员的子女大学生毕业时平均月工资高于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400元和300元[13]。“麦可思-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问卷统计分析表明：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产业与服务业员工子女中分别有35%和2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远远高出管理阶层子女未就业15%的比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在就业质量上也处于弱势，2008、2009两届毕业生在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14]。
杨钋等对麦可思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分析表明，由于工作转换成本较高，弱势群体学生的就业流动性小于其他学生。“985”、“211”院校毕业生及父亲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子女就业流动性远高于非“985”、“211”院校毕业生及父亲受教育程度偏低的子女的就业流动性。同时不同流动模式的实际收益也存在较大差异[15]。
郭丛斌，丁小浩研究表明，父母从事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作，其子女从事相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比较大；代际之间，从次要劳动力市场流向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难度比由主要劳动力市场流向次要劳动力市场的难度大[16]。马莉萍，岳昌君认为，家庭背景显著影响毕业生进入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论文开题报告范例。家庭条件好，父母的受教育程度高、家庭社会资源丰富有利于毕业生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就业[17]。主、次要劳动力市场收入存在差距。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收入最高和最低行业的差距已扩大到15倍，跃居世界之首[18]。
四、对策与建议
1.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加快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
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是缩小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城乡差异的重要举措。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整合城乡教育资源，统筹城乡教育发展，促进城乡教育资源共享，合理调整学校布局，加快农村学校标准化建设，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和协调发展，切实提高农村教学质量，打破城乡二元教育格局，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
2.解决好农村留守儿童及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
目前全国共有2000多万留守儿童。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以及学校管理与教育的落后等原因，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一般不理想。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一般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或相比较薄弱的学校，由于存在户籍等制度性障碍，农民工随迁子女尚须回原籍参加升学考试，因所学教材课程的差异，影响其升学考试成绩，因此，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采取措施切实解决农村留守儿童和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研究制订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以及在输入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
3.规范高校招生程序
高校招生应遵循公平原则，规范招生程序；加强自我约束，实行公示制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在采取多元录取机制时应考虑社会现实和公平保障条件，加大考测能力比重宜考虑各种复杂因素，在考测能力与公平客观之间寻求平衡点。“当高考日益侧重于考测能力的时候，应该承认勤奋刻苦的因素在高考成绩中所起的作用有所下降，而受教育条件和环境所起的作用在有所上升。”[19]
4.培养和拓展社会资本，提高综合素质
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应建立良好的同学、校友及师生关系。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拓展交往领域行政管理毕业论文，提高社会交往能力，发展和配置社会资本。加强自身修养，提高综合能力。如社会交际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适应能力和就业能力等。
5.消除体制性障碍，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打破就业市场分割局面，推进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放宽政策限制，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规范就业市场，创造公平公正的就业市场环境，加强就业立法，禁止并监督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歧视现象，规范招聘程序、公开招聘过程、接受社会监督。
6.建立就业援助制度，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完善面向就业困难群众的就业援助制度。农民阶层子女大学生作为就业困难群体的一部分，理应被纳入到政府的就业援助体系之中。政府应该从就业政策、就业岗位、就业服务以及失业保障等方面对其进行就业援助。
参考文献：
[1]王霆，杨玉梅，张瑾.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及就业问题研究—基于企业用人单位、高校教师和毕业生的调查[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10）：93-97.
[2]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学生在重点大学比例下降[EB/OL].people.com.cn/GB/jiaoyu/1055/3178564.html.
[3]寒门果真难出贵子？国内多所大学农村生源减少[EB/OL]. edu.cn/te_bie_tui_jian_1073/20110829/t20110829_676296_1.shtml.
[4]曾满超.教育政策的经济分析［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278.
[5]武毅英,吴连海.高等教育收费对教育机会均等的负面影响及反思[J].复旦教育论坛,2006(2)：60-65.
[6]谢作栩，王伟宜.高等教育大众化视野下我国社会各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研究[J].教育学报.2006(2)：65-74.
[7][14]35%农村生未就业家庭背景对就业影响渐明显[EB/OL].edu.cn/gao_jiao_news_367/20100812/t20100812_507500_1.shtml.
[8]文东茅.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3）：58-63.
[9]杜桂英.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基于2009年高校毕业生的调研报告[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10）：78-84.
[10]罗立祝.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对城乡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差异的影响[J].高等教育研究,2011（1）：32-41.
[11]闵维方,丁小浩,文东茅,岳昌君.200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06（1）：31-37.
[12]李炜,岳昌君.2007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影响因素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1）:88-94.
[13]文东茅.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3）：58-63.
[15]杨钋,门垚，马莉萍.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现状的分析[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1（4）：75-80.
[16]郭丛斌,丁小浩.职业代际效应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教育的作用[J].经济科学,2004（3）：74-82.
[17]马莉萍,岳昌君.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与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向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11（3）：1-7.
[18]中国行业收入差距世界最高[EB/OL].chinanews.com/cj/2011/02-10/2833461.shtml.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与培训、迁移以及寻找新的工作是劳动者所承担的人力资本投资的三种类型。经典人力资本理论已经证实了教育与收入之间的相关性，而且通常认为受过较多教育的人往往具有较高的平均收入。而迁移行为和寻找新的工作则是通过提高既定的知识技能（这些知识技能是从教育和培训中获得的）在劳动力市场上所能够获得的价格来增加某人人力资本价值的活动。但迁移是具有选择性的，并非是所有人都愿意从事的活动。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年轻人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具有的流动性要高一些。国外一些学者在这一方面给出了相应的经验证据。例如L. Long 曾指出在美国的同一年龄群体中，一个人是否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是推测迁移可能性的主要因素；A. Speare and J. Harris 对印度尼西亚不同年龄、性别和教育的农村劳动力的研究表明，具有小学以上教育的年轻人具有较高的流动倾向；L. Lanzona[3]对菲律宾的数据分析表明，个体所受的教育越多其流动的可能性越高。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教育不仅仅是影响个体收入的直接因素，而且也是影响另外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迁移的直接因素。因此，Sahota把教育称作是人力资本理论“内核”中的“内核”。
在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农村劳动力的迁移行为尤为突出。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基数巨大，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农村失业和不充分就业人口大量存在，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开始向城市转移。作为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这个行为确实给劳动者及其家庭带来了相应的回报。李实通过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分配效应的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确实提高了外出打工户家庭的收入水平。但这并不是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关心的是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收入的影响。胡士华利用2000-2002年数据检验了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概率的影响，但并没有指明劳动力流动和收入的关系。另外虽然侯风云和赵力涛等国内学者分析了人力资本对外出劳动力收入的影响，但却没有分析其流动的成因。与现有的文献不同，本文既研究了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又分析了教育对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工人员的收入的影响。
本文第二部分对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农人员的统计特征进行了描述，并给出了各教育-年龄组劳动力流动倾向。第三部分利用二元逻辑模型分析了教育以及其它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的作用效果。第四部分给出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前后教育对其收入的影响效果。另外，我们在构建人力资本模型时，特别地将劳动者的家庭背景和社会背景因素也考虑进来，以尽量减少教育收益的估计偏差。
综上所述，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研究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倾向及其收入的影响，提供一个更为直观地理解我国劳动力市场行为的实证依据。
二、农村劳动力统计特征描述与分析
本文使用的微观数据集来自于2005年吉林省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其调查对象覆盖了吉林省各个城市和农村的现有人口和外出人口，因此能够较全面地反映吉林省的人口特征。该数据集提供了户主、配偶、子女、父母等每一位家庭成员人口和经济信息，包括出生年月、性别、受教育程度、月收入、户口性质、婚姻状况、工作单位类型等。在选择样本的时候首先需要明确一个事实——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性别歧视 ，为了尽可能消除这种影响，我们将农村15岁以上的男性作为基本样本集。由于农民的收入并不是按月获得，因此我们将其年收入换算为月收入。最终样本总量为15305，进城务工样本数为1118，占总样本的7.3%。样本的平均年龄为23.06岁（最小年龄为15岁，最大年龄为31岁），可见我们研究的是农村中年轻一代的劳动力流动状况和教育收益。
对于进城务工人员，主要包括两类流动人口：一类是在城市中定居的农村劳动力，另一类是暂时到城市打工的人。我们通常称后者为“候鸟式”流动，当他们赚到一些钱或者家里需要他们时，他们可能会返回农村。
可以发现，进城务工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866年，而农村务农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359年，即具有较高平均教育水平的年轻人在流动过程中似乎占有优势。这与少数发达国家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大多数研究结果一致。
本文中使用的收入数据是个体的可支配收入，不包括个体的实物收入，因此可能会低估农村收入。同时，本文也没有考虑城市和农村生活的成本差距问题。在农村，很多人的劳动可能不被支付现金，他们收到实物或以换工的形式得到报酬，这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了生活成本，而相应的进城务工人员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收到现金。如果对其进行调整，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可能会变小。由表2可以发现，当我们控制年龄变量时，无论是进城务工人员还是农村务农人员，其收入都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尽管增加的幅度不同。当同时控制年龄和教育变量，我们发现除了单样本组和零样本组之外，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要高于相应的农村务农人员的收入。这符合人们通常的预期，即教育对那些在城市中找工作的人来说比在农村更有帮助。
给出了不同教育-年龄组的劳动力流动倾向。从总体上看，劳动力流动比率随年龄的增加具有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但随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增加。迁移率对于那些教育程度低（初中及以下）的人来说，随着年龄的增加具有“高—低—高—低”的趋势，表明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人倾向于在年轻时流向城市，在20-24岁时返回家乡，并在25-29岁时重新返回城市，30-39岁又回到农村。出现这种趋势的原因可能是由于20-24岁是适婚年龄，农村青年返乡结婚几年后又重新回到城市中工作。对于那些具有高中和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来说，迁移倾向高于同年龄组的其他人，并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
三、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劳动者的流动在市场经济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依靠劳动者在雇主之间、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来进行劳动力配置。根据Harris和Todaro假说，发展中国家的个体迁移决策是基于期望的收入差距[10]。如果劳动力流动仅仅是由收入差距所引起的，我们希望发现对于那些从流动中获得最大的收益组的流动率是最大的。关于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之间标准假设的直接检验就是对表2中“平均对数收入差距”和表3中“流动倾向”进行相关性分析。鉴于收入差距缺乏系统地变化，因此两者之间不存在较强的联系并不奇怪。实际上，流动倾向和收入差距之间简单相关系数为0.279，虽然符号是正的，但是相关性并不是统计显著的。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以及它们的作用效果。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除了预期的收入差异外，个人的教育、年龄、婚姻状况也是决定流动性大小的主要因素，其中教育对流动者预期收益的影响尤为显著。已有的国外相关文献也表明年轻人和具有良好教育的人所具有的流动性要更高一些 。为了检验这一结论是否也适用于我国，本文运用二元逻辑模型对其进行了分析。
可以看出，一方面教育对劳动力流动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不同层次的教育水平对外出务工的影响差异较大，并且这种差异具有随着受教育程度增加而递增的趋势。其中高等教育对外出影响最大，而小学教育的影响并不显著。Spence曾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即教育程度为雇主提供了劳动者能力的信号，因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流动者更容易被雇佣；另外教育提高了劳动者适应城市环境的能力。具有较高教育的流动者相应地具有较高的生产力，因而可以提高其在城市工作的工资水平。而且如果个体的教育水平太低，则其流动后的预期收入并没有想象的高。已有文献资料指出在我国具有初中以上教育的年轻人有着较高的流动倾向 。
另外，年龄、婚姻状况以及家庭背景对劳动力流动都存在显著的影响。年龄对劳动力外出的影响虽然小但在统计上是显著的，而且符号是正的。即随着年龄的增加，个体外出务工的概率是递增的。这似乎与其他文献的研究结果不相符，但实际上这与我们选择的样本有关，样本中个体的年龄在15岁至31岁之间，因此该估计结果反映的是影响青年外出务工的概率 。并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单身的年轻人趋向于外出务工，这与其没有妻子儿女的约束有关。此外，作为家庭背景的变量——父母的收入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劳动力外出务工也有正的影响，其中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作用效果不显著。家庭背景变量对个体外出务工存在正的影响，一方面是由于个体的父母收入高代表其家庭条件较好，则该个体可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从而在流动后得到更高的预期收入；另一方面与流动成本有关，即家庭条件好的个体可能不会安心的留在农村获得一份不高的收入，而更可能向城市流动。
四、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影响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通常假设收入会随着个体的教育、经验和特殊技能的变化而变化。而且，如果存在劳动力市场分割，个体的收入可能由于其所在部门不同而不同。同时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的家庭背景对其收入也存在显著的影响。考虑以上因素，我们建立收入模型。
回归结果表明教育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影响高于其对农村务农人员收入的影响。其中，初中毕业的进城务工者的教育收益（0.150）大约是相应农村务农者教育收益（0.038）的4倍，大专毕业的进城务工者的教育收益大约是相应农村务农者教育收益的2倍，而对于高中毕业的人群，无论是进城打工还是在农村务农其教育收益大致相同。因此，对于具有初中和大专教育程度的个体来说，进城务工会较大地提高其收入水平；而对于具有高中教育程度的个体，其是否进城对其收入影响不大。这可能与正规部门为高中学历的个体提供的工作数量较少有关。很多正规部门的组织机构在招聘时往往要求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在大专以上，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个体则很难进入这些部门；而非正规部门的工作通常初中毕业的人就可以胜任，所以体现不出高中教育的比较优势。
此外，在同一个群体中，个体收入随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单调递增，但是这种增加并不是线性的。进城务工人员中，高中毕业的教育收益（0.222）比初中毕业的教育收益（0.150）高出7.2%，而大专毕业的教育收益（0.7）比初中毕业的教育收益高55%；农村务工人员中，高中毕业的教育收益（0.203）比初中毕业的教育收益（0.038）高16.5%，大专毕业的教育收益（0.365）比初中毕业的教育收益高32.7%。
同时结果也表明小学教育对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农人员的收入都没有显著影响，也就是说教育对个体收入的影响确实存在“阈值”效应，即个体所受的教育必须累计到一定程度才能对收入产生影响。而本文中的教育“阈值”就是初中教育。
关于回归结果，我们还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父母的教育程度对子女的收入有一个显著的、负的影响，虽然这与一些文献中的结果并不一致 ，但是J. Behaman and M. Rosenzweig[13]在研究增加妇女的教育是否会增加孩子教育的问题时，发现增加母亲的教育对孩子的教育来说并不会产生有益的影响。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母亲其在家时间相对要少，使其抚育孩子的时间减少，从而使孩子的教育并没有显著的增加。类似地，我们认为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会使父母双方疏于对子女的照顾，从而降低了影响孩子收入的禀赋。
除了教育是影响其收入的主要因素之外，经验、父母收入以及工作类型都对个体收入存在显著的影响。
经验对收入有一个小的影响。通过对两个组的回归结果比较，我们发现虽然经验变量对进城务工人员收入的影响比对农村务农人员的收入高，但是优势非常微小（大约1.4%）。这可能与我们所选的样本有关。样本中个体的平均年龄为23.06岁（最小年龄为15岁，最大年龄为31岁），因此经验值较小，导致由经验差异引起的收入差距并不是很明显。但是估计结果也大致说明了相对于农村务农人员，经验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更重要一些。
父母的收入对于个体收入也存在着显著的影响。父母收入对农村务农人员收入的影响大概是对进城务农人员收入影响的2.2倍。这可能是因为对于留在农村务农的人来说，他们的土地基本上是和父母的土地在一起的，一起耕种、一起收割，然后得到自己相应的收入；而对于在城市中打工的人来说，这种依赖性会大大降低。父母收入对进城务农的人收入有正的影响是因为父母的收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个体的家庭背景，父母收入高表明其家庭条件较好，这对于在城市中搜索工作的个体是有利的，他可以不必忙于找工作；而对于家庭条件不好的人来说，他会急于接受第一份工作，尽管工资比较低。
工作单位类型不同，个体收入也有显著的差别。对于农村务农人员来说，由于大部分个体都是土地承包者（占样本的92.4%），所以只有这个因素对个体收入有影响，而其他工作单位类型对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对于进城务工人员来说，在集体企业工作的人收入最高，以下依次为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土地承包者的收入最低。大多数关于劳动力市场的文献表明正规部门的收入会较高，正规部门主要包括政府和大规模企。可是本文并没有得到这样的估计结果，这是因为在国有企业上班的个体，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做一些体力劳动，因此收入并不高（44.5%的人在制造业，20%的人在建筑业，31.2%的人在运输业）。
回归中使用6个因素解释了进城务工人员收入变化的39.8%。这意味着进城务工人员收入中教育、经验、家庭背景和雇用部门等因素可以在较大程度上解释收入的变化。农村务农人员的收入与这些因素的相关性稍微弱一些，收入变化的36%可由表5中的回归系数解释。
五、结论
本文运用吉林省2005年的微观数据，针对教育对农村劳动力收入以及流动可能性的影响进行了统计分析和计量检验。得出以下结论：
（一）具有相似年龄和教育背景的进城务工人员和农村务农人员相比，当我们控制年龄变量时，无论是进城务工人员还是农村务农人员，其收入都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当我们同时控制年龄和教育变量时，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均高于相应的农村务农人员的收入。
（二）收入差距与各个教育——年龄组之间的流动倾向存在着正的、弱相关关系。因此影响我国劳动力流动因素中，除了收入差距之外，教育因素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外出务工的概率越大，即具有大专学历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可能性最大，高中次之，初中最低。小学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概率没有显著影响。
（三）教育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收入的主要因素之一。教育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影响高于其对农村务农人员收入的影响；而且在同一个群体中，个体收入随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单调递增，但是这种增加并不是线性的；此外，教育对个体收入的影响存在“阈值”效应，即个体所受的教育必须累计到一定程度才能对收入产生影响。对吉林省而言，“阈值”是初中教育。
关键词：劳动力供求；用工荒；技能型人才；学校职业教育
作者简介：孙腾飞（1988―），女，山东泰安人，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培训与就业；陆素菊（1963―），女，江苏南通人，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培训与就业。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教育部重点项目“‘民工荒’背景下劳动者职业能力提升的基本路向――基于劳动经济学的探索”（编号：DJA110288）的阶段性成果，主持人，陆素菊。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07-0078-03
“用工荒”的出现刺痛了人们的神经，如法国人口学家索维所说，“只有当膝盖疼痛的时候，才会感到膝盖的存在”。“用工荒”现象背后隐含了我国学校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和弊端，发人深思。本文试图找到职业教育与“用工荒”现象的相关性，进而梳理出“用工荒”背景下职业教育在办学中存在的问题与困惑，并进行反思。
一、“用工荒”的实质：劳动力有效供给短缺
关于“用工荒”的界定，学者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比较被大家认同的提法是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供求失衡所导致的用工短缺，而所谓的“工”具体指哪一类群体，学者们看法不一。有学者通过对浙江省民营企业和劳动力市场的问卷调查得出结论：“用工荒”的实质是技工荒，初级技工和中级技工最为紧缺。[1]另有学者提出当前的“用工荒”是“普工荒”与“技工荒”并存，普工短缺是这一轮“用工荒”的突出特征。[2]笔者认为，当然普工短缺也是目前不可否认的事实，“普工荒”和“技工荒”是“用工荒”的两种表现形式，而“技工荒”是“用工荒”的内核。“普工荒”与大批农民工返乡有关，它可以随着企业内迁或技术替代及政府配套措施的出台迎刃而解，而技能型人才是企业长期的刚性需求。“技工荒”实际上是在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的背景下劳动者的素质及能力结构不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的体现。
二、如何理解劳动力需求：来自企业行业的挑战
在经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我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供求变化经历着量变直至质变的过程，有些学者认为“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蔡提出我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结束，长期的劳动力供求格局已经发生变化，成为“用工荒”的根本原因。[3]2011年《经济蓝皮书》指出，2004年到2011年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每年减少13.6%。这无疑将会使劳动密集型的企业陷入骑虎难下的境地，有的企业会选择走产业升级和技术替代的路子，有些企业会选择内迁，有学者将这种情况称为“倒逼机制”。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过程必然会对就业结构产生影响，从而对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
（一）劳动力的行业需求
201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第三季度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从行业需求看，98%的用人需求集中在二、三产业。82.6%的企业用人需求集中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建筑业。其中，制造业和建筑业的用人需求占第二产业全部用人需求的94.9%。从对技术等级的要求来看，对技术等级有明确要求的占总需求人数的56.7%，主要集中在初级技能人员、中级技能人员和技术员、工程师，其所占比重合计为49%。；从供求状况对比看，各技术等级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大于1，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4]这一数据直观地反映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态势，即有限的低技能的劳动力供给与企业岗位的高技能需求的矛盾突出，技能型人才的有效供给严重短缺。
有课题组通过调研提出我国制造业技能型人才素质不适应制造业发展的需要，主要是人才培养的知识和技能不匹配，以及职业精神不适应现代制造业生产的要求；而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的知识技能结构和整体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仅要有职业发展能力和多种复合型技能，还要具有协同能力、沟通交际能力、创新创业能力、自我管理能力、自主学习能力、服务社会能力等关键能力。[5]
（二）企业的用人需求
有学者调查了广东省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的类型和素质，发现：高职毕业生在岗位上最突出的问题依次是岗位认知薄弱、专业知识与实际脱节、实践能力薄弱；在对高职毕业生的素质要求中，大多数企业选择了专业知识、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的态度、职业道德；企业认为高职毕业生最需要培养的能力依次为职业道德、合作能力、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和服务能力。[6]还有课题组通过对企业的调研发现，未来五年企业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有增长的趋势，总的需求增长率为38%，其中对高学历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量占所需高技能人才总量的86%；然而学校对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跟不上企业发展的需要，而且综合素质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企业反映高职院校毕业生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专业基础不扎实，在与人交流、合作、解决问题、创新、责任感、自我学习等综合素质方面也较为欠缺。[7]
这些调研结果都是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有效供给不足，技能型人才供给与企业需求脱节的有力证据。面对“用工荒”，职业教育本应是一剂良药，然而职业教育自身的“病症”却愈加暴露。
三、如何实现有效供给：职业教育办学的问题反思
通过对“用工荒”背景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存在的技术工人“青黄不接”和严重短缺的现象是与教育提供的“产品”的滞后性与无效性密切相关的。“用工荒”，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我国职业教育基于行政指令的“供给导向型”发展模式所存在的弊端。作为技能型人才供给重要主体的职业教育学校未能把握住发展趋势，反而在产业技术升级的过程中“抛锚”，使得“根据过去几十年产业技术而设计的低基础文化教育之上的又是低层次的专业教育所培养的人才难以跟上产业技术升级要求的问题突出暴露出来了”[8]。当职业教育面对当前的“用工荒”显得捉襟见肘时，其自身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一）职业教育布局与专业结构需要进一步完善
首先，农村职业教育有待于进一步优化。毋庸置疑，当前出现的“用工荒”是与大批农民工返乡有关联的，这些农民工的职业发展也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在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内迁的形势下，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和新型农民的教育与培训成为了当务之急。而绝大多数的农民工缺乏专业技能，不能适应企业对劳动力的能力要求。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在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有序转移中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成为了职业教育发展中的短板。从目前职业学校尤其是农村职业学校办学情况来看，缺乏对市场的研究与预测，没有掌握人才市场的有效需求，缺乏对市场发展趋势性的把握，没有了解转型中的农村社会，尤其是现代农民的特点，没有窥测到我国整个经济格局的变化可能引发的对人才需求以及对职业教育办学需求的变化，因而出现了一些办学决策的失误。[9]2011年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的意见》，提出要坚持学校教育与技能培训并举、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并重，大力开发农村人力资源，这就为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创设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其次，专业调整需要与产业结构相适应。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匹配度主要是体现在专业结构上，专业结构是检验职业教育发展能否带动和适应区域产业技术升级和结构调整的重要标尺。有学者通过调查广东省的产业结构与高职院校的专业结构，发现广东省高职高专的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整体分布状况不太协调，主要表现在与第一、二产业相关的专业设置数量偏小，与第三产业相关的专业设置数量偏大，与广东支柱性产业紧密联系的专业比重偏低。[10]目前许多职业院校对于区域产业发展和人才规格诉求不够重视，在专业建设中追求短期收益，缺乏长远规划，造成了专业建设重复和特色不明显，并由此引发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错位，表现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所需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得不到有效的供给。专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应如何平衡好学校自身实力及发展需要、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学生个性发展需要的关系是要更深入反思的问题。
（二）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需要适应企业的用人需求
我国强调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将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技能型人才”，但是国家对于这类人才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等要求没有做严格的规定。这一方面给职业院校结合自身条件将国家目标细化为可操作的、具体的、有特色的人才培养标准留足了空间，另一方面也导致了职业院校在培养人才中的盲目性和狭隘性，忽视了企业真实的需求和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
虽然在确立人才培养目标时，不少学校都强调是基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但事实上并没有深入进行市场调查并进行相关职业分析，因此，得出的目标要求比较笼统、不细致，缺乏可操作性，并没有真正反映用人单位的需求。[11]此外，对就业导向的狭义的理解，使一些职业院校过分关注学生操作技能的训练，片面追求就业率，忽略了学生综合素质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的提高。而今企业普遍反映的是职业院校的毕业生专业基础不扎实，综合素质不高；对企业的需求调研也客观地证明了操作技能固然重要，专业理论也很重要；专业能力固然重要，通用能力也很重要。在以后的课程改革中，职业院校需要对课程结构，特别是文化课的功能定位进行更加理性的思考。
（三）职业教育办学模式需要进一步完善
首先，校企合作需要利益驱动。企业参与的动力和积极性不足以及合作停留在形式和表面上已是共识，学校和企业属于不同的社会领域，学校立足于培养高质量的人才，而企业追求高效率的生产经营，只有寻找到利益契合点才能有效地合作。校企合作很难深入主要是由于学校相对于企业来说处于弱势状态，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大多停留在资助状态。虽然经济发展对技术技能型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有巨大需求，但学校职业教育发展的直接动力是依靠与普通教育在规模上大体成1:1的政策和与之相应的行政手段，这种“供给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职校毕业生的“滞涨”并存，即一边是职业学校每年数以万计的毕业生，一边是技能型人才的严重缺乏，出现了所谓的“技工荒”。[12]以学校为主体的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若不与所在地的产业发展相结合，那么，企业就没有理由和职业院校合作，当地政府也因此缺乏积极性。[13]要吸引企业深度参与，职业院校在办学中渗透进企业的元素并加入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进而实现利益驱动或许是一个有效的路径。
其次，“双师型”教师的培养需要系统设计。职业院校的教学工作要求“双师型”教师既能胜任理论教学，又能承担实践教学任务。目前职业院校的教师能达到这种标准的可谓是凤毛麟角，单纯通过专任教师“下企业实践”、考取职业资格证书等方式提高个体的“双师”能力和素质，在实践中往往很难实现。面临的障碍有：教师“下企业实践”容易流于形式，无法深入到企业的技术研发中；大多数教师接受培训不是源于内在需求，而是外部强制；证书的获得不等值于能力和素质的提升。通过聘用兼职教师来实现师资队伍结构的“双师化”也存在着问题：一是缺乏聘用标准，聘请中往往只注重其专业技术能力和业务水平，忽略教学能力的考察，导致聘用后其教学和实践指导能力不足；二是管理上不规范，在实际管理中对专、兼职教师的要求不同，重专轻兼，缺乏兼职教师队伍建设的长远规划。
第三，实训平台建设需要内外联动。技能型人才的标志性特征是具备熟练的操作技能，实训教学是职业院校中培养学生职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的关键环节，实训设备和场地是进行模拟教学和情境教学的重要物质载体。然而，当前高职院校主要将实训教学的目标定位在培养学生基本职业能力的层次上，对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尚停留在传统的单一职业或工种的培训模式上，而对学生“关键能力”培养的意识不够。[14]此外，实训基地建设滞后，校内设备设施投入不足，缺乏符合相应要求的训练与实习条件，实验实训科目不能满足学生技能训练的需要，造成学生实际操作能力不强。[15]从而阻碍了职业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劳动力不足，使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落空。职业教育实践教学的开展以及实训基地的建设和利用，要尽量积极吸收社区及企业的力量，并认真思考实训基地功能拓宽的可能性。
“用工荒”中的“工”主要是指技能型人才，基于此，作为技能型人才培养重要主体的职业教育便难辞其咎、“用工荒”现象隐射出了学校职业教育办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职业教育的布局与专业结构，培养目标以及办学模式上，对这些问题的反思有助于厘清学校职业教育未来的发展路径。职业教育要实现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就要转变封闭的发展模式，关注国家和区域产业发展的诉求，同时考虑到学生个体的价值诉求。当然学校本位的职业教育囿于办学条件有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关于职业教育的体系和层次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王呈斌,毛晓燕.后危机时代民营企业“用工荒”现象探析[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4).
[2]蒲实,郁建兴,薛圣白.当前“用工荒”的特征、成因及对策建议[J].行政管理改革,2010(4).
[3]蔡.“民工荒”现象：成因及政策涵义分析[J].开放导报,2010(2).
[4]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检测中心.2011年第三季度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EB/OL].[2011-07-23].mohrss.省略/page.do?pa=8a81f3f1314779a101314 a8778d70407.
[5]杨进,明航.我国制造业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分析[J].教育与职业,2008(4).
[6]麦强盛.广东省高技能人才需求调研分析[J].职业技术教育,2010(31).
[7]宇.高职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调查与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09(2).
[8]申家龙.学校职业教育应该教什么之七――技工成长谁的责任[J].职教论坛,2010(1).
[9]马建富,华慧颖.破解“用工荒”的职业教育之策[J].职业技术教育,2010(8).
[10]李悠.广东高职院校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适应性研究[J].高教探索,2009(3).
[10]吉德.关于高职人才培养目标的思考[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3).
[12]孟景舟,我国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历史透视[J].教育发展研究,2010(7).
[13]南海,白汉刚.对“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10(7).
1.1 项目概况
1.2 编制范围
1.3 编制原则
1.4 项目提出的理由与可研过程
1.5 主要经济指标
第二章 项目建设的背景及必要性
2.1 项目背景
2.1.1 文化教育领域消费现状
2.1.2 文化教育产业发展现状
2.1.3 文化教育产业化背景
2.1.4 文化教育产业化的意义
2.1.5 大教育理念及大教育产业概述
2.1.6 大教育产业与国民教育的关系
2.1.7 大教育教育背景下的国民教育
2.2 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2.2.1 发展大教育产业符合相关法规政策的要求
2.2.2 发展大教育产业是提高国终身教育的需要
2.2.3 发展大教育产业是提高消费高层次、拉动内需的需要
2.2.4 发展大教育产业也是创利和就业的重要领域
2.2.5 发展大教育产业消费，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不可少的条件
2.3 项目背景及必要性小结
第三章 项目市场分析
3.1 西部大教育产业园区项目竞争力
3.2 项目SWOT分析
3.3 西部大教育产业园区建设构想
3.4 目标市场定位
第四章 项目选址及建设条件
4.1 项目选址原则
4.1.1 合法性原则
4.1.2 合理性原则
4.1.3 安全性原则
4.2 项目选址
4.3 区域投资环境
4.3.1 通讯及互联网
4.3.2 物流
4.3.3 交通
4.3.4 通信
4.3.5 能源动力
4.3.6 人力资源
4.3.7 生活配套
4.3.8 社会经济条件
第五章 项目建设目标与建设内容
5.1 发展定位
5.2 发展目标
5.3 建设规模及内容
5.4 功能分区
5.4.1 分区原则
5.4.2 分区规划
第六章 项目工程设计方案
6.1 产业园区总体规划
6.1.1 总规划原则
6.1.2 总平面布置方案
6.1.3 道路交通组织设计
6.1.4 景观规划
6.2 结构设计方案
6.2.1 设计依据
6.2.2 地震烈度、地震动参数
6.2.3 设计荷载
6.2.4 结构选型
6.2.5 结构主要材料
6.3 给水排水工程设计
6.3.1 设计依据
6.3.2 涉及范围
6.3.3 给水设计
6.3.4 排水设计
6.3.5 管材及连接
6.4 电气工程设计
6.4.1 设计依据
6.4.2 涉及范围
6.4.3 供配电系统
6.4.4 配变电所
6.4.5 低压配电系统
6.4.6 防雷保护、接地系统及安全措施
6.5 暖通工程
6.5.1 设计依据
6.5.2 空调系统
6.5.3 通风及排烟系统
6.6 消防
6.6.1 设计依据
6.6.2 建筑消防设计
6.6.3 消防给水设计
第七章 环境保护
7.1 编制依据
7.2 污染物的治理及环保措施
7.2.1 建设期生产的污染物与控制措施
7.2.2 运营期产生的污染物与控制措施
7.3 环保评价
第八章 节能设计
8.1 编制依据
8.2 设计范围及主要原则
8.3 节能措施
8.3.1 建筑节能措施
8.3.2 电气节能措施
8.3.3 给排水节能措施
8.3.4 暖通节能措施
8.4 节能效果分析
第九章 劳动安全及消防
9.1 劳动安全卫生
9.1.1 危害因素识别
9.1.2 安全措施方案
9.2 消防
9.2.1 消防设计依据
9.2.2 建筑防火
9.2.3 疏散指示标志及应急照明
9.2.4 防烟排烟系统
9.2.5 消防报警系统
9.2.6 消防灭火系统
第十章 项目实施与招投标
10.1 建设工期
10.2 施工进度安排
10.3 招投标
10.3.1 招标范围及招标方式
10.3.2 招标程序
10.3.3 评标委员会
第十一章 项目组织管理
11.1 项目组织结构设计
11.2 项目控制、管理与监督
11.2.1 项目控制
11.2.2 项目管理
11.2.3 项目监督
11.3 劳动定员
11.4 人员来源和员工培训
11.4.1 人员来源
11.4.2 员工培训
第十二章 投资估算分析
12.1 项目投资估算依据
12.2 资金来源
12.3 投资估算
第十三章 财务分析
13.1 产业规模预测
13.2 主要财务数据预测
第十四章 效益分析
14.1 经济效益
14.2 社会效益
14.3 生态效益
第十五章 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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