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哲学是运用哲学解决具体问题的典范，政治哲学的兴起不仅体现了社会意识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也体现了政治哲学发展的内在思想逻辑。自群体活动产生以来，人们对于相互之间关系的处理认知就不断地发生变化，逐渐加深，在阶级社会之中所论及的政治哲学都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或者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获取支配地位，本身而论，其是属于一种“小我”思想，带有一定的自私性。长期以来，世界大半历史都处于这种“小我”的政治哲学探讨过程之中，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们在言及政治哲学时，都必定站在自我阶级的立场上进行思考，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建立并完善统治阶级的政权，同时使之正常运转、长期存在。这种群体性的支配思想在理论上逐渐深化，并形成了一定的规范，即为政治哲学，它属于社会理论，社会理论必须经过社会坚实的实践基础才能成为一种主流的社会价值观，而这也是社会物质对于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的具体表现。
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的历史长河之中，思想政治哲学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步，在古代希腊社会中，形而上学是社会政治哲学的基础，大多数哲学家都使用“理念论”来演绎“理想国”，以单纯的理想来描绘超越自我阶级的政治理想，如柏拉图。而在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则逐渐成为了社会政治哲学的基础，它属于唯心论的范畴，其所描绘的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虚幻的，其政治思想完全属于思想意识作用于思想意识的范围，对社会的发展以及政治理想的实现具有较大的阻碍作用。宗教神学思想曾在欧洲较长历史阶段中主导着欧洲各国的政治变迁，“君权神授”思想长期占据政治哲学的主要地位，例如，奥古斯丁皇帝利用“上帝之城”来指导世俗政治。
当然，在中国也同样存在片面的、唯心的政治哲学思想，我国古代的政治哲学始终信奉“儒、佛、道”三派思想，其中尤以儒家思想影响最为深刻，在政治思想上强调君权神授，在社会统治上以“仁、义、礼、信、智”等作为道德规范基础。政治哲学所包含的范畴也较西方更深、更远、更广，古代政治哲学几乎都为统治阶级服务，为了维持统治秩序而不断发展与完善。而到了近代以来，存在于理论上、思想中的形而上学的政治哲学也逐渐被“社会认识论”所取代而成为社会政治哲学的基础，在政治哲学讨论焦点中，已不再以强权统治作为政治的基本观点，取而代之的则是人类的理性。认识论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意识的逐渐累积，人们的社会意识自觉性越来越强烈，对于形而上学、唯心等政治哲学的认知程度逐渐加深，“唯理主义”以及“经验主义”就成为了社会意识发展的主要表现，这时的政治哲学开始从理性、全局的角度上追求社会的平等、公平和正义，在人类社会中表现为追求独立自主与民族自由。现代政治哲学则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哲学思想，它从理论地位上来说就有一定的独立性，现代政治哲学不依赖于形而上学以及认识论的基础，同时也不依赖于社会道德哲学的支持，它完全按照科学主义来理解、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政治哲学家在处理政治关系、设定政治理想时也不再局限于道德哲学的思维框架和眼光，它是一种独立的哲学思想，具体表现在人类社会中便是为了解决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而进行政治思考与研究，是以公共理性为基础的自我反思。
2我国思想政治哲学的兴起
思想政治哲学从人类群体意识产生时便已形成，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廊之中，思想政治哲学也大致历经了三个阶段，即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古代思想政治哲学几乎都以维护少数人的统治为主要目的，其哲学思想以及社会实践手段都是为了建立和完善集中权力的统治制度，它所针对的社会主要矛盾也主要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而近代以来，我国社会遭遇巨大变迁，传统的政治制度逐步瓦解，一系列的社会现实也导致新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产生，尤其是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它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地积累和深化，以认识论为基础开始追求人的理性和社会的理性；在我国现代的思想政治哲学上来看，科学的唯物主义已成为政治思想的主流，这也得益于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人们对于社会规律的认知程度越来越高，在政治哲学中已将社会经济发展与人们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上升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三个阶段的政治哲学思想在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都具有较大的差异，但唯一相同的便是都属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物质现实的范畴。
2.1我国古代思想政治哲学
由于人文环境和文明形态的差异，我国传统的政治哲学与西方的政治哲学存在较大的差异，它不仅兴起时间早，并且其关注的社会意识重点也有所不同。我国自西周时期开始便产生了调整社会关系的思想政治哲学，并对后世产生了长期且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道德、对人生、对宗教、对现实的关注，在处理社会关系中表现为追求国家的长治久安。可以说，中国古代一切的哲学与思想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中国古代朝代更替频繁，社会政权变迁剧烈，社会长期处于战争、混乱以及动荡不安的局面，社会思想家、政治家最为关心、最为迫切的任务便是如何构建一个统一而有序的国家的问题。因而，从政治哲学形成的起初，人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维护社会稳定以及政治稳定，其他一切问题都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不同学派的政治哲学家、思想家围绕着这个中心而不断地创造和修正自己的理论，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
在中国古代思想政治哲学中，德治、法治以及民本等思想观念都是政治哲学的基本观点。“德治”是古代政治哲学家们所一致推崇的重要政治思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以德治国不仅是对统治阶级自身施政方式的阐述，也是对社会和谐关系的期盼，这种德治需要统治者以自身的道德素质来感化社会大众，反之，社会被统治者才会推崇、拥护施政者。“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而“法治”思想则是始终便随着政治统治而执行的，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法治虽然并未占据社会的主流政治思想，但是，其在政治哲学领域却具有长期且深刻的影响。无论是社会法律还是政权组织形式，都必须按照一定的规范来制定，在战国时期，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但是受阶级的局限性，我国古代的法治却也只能作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而难以达到“公平”、“公正”。除此之外，在古代政治哲学中，“民本”思想也是一种重要的思想观念。“以民为本”要求统治者在施政过程中要尽量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是德治理念的具象化。这些政治哲学思想始终贯穿着我国古代各个朝代的政治施政之中，它们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之中，农业始终占据社会政治与经济的主要地位，而农本思想的特点也直接决定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为缓和社会阶级矛盾，统治者必定以缓和的政治思想来作为执政的基础，这也是我国两千余年封建政治制度得以延续的主要原因。
2.2我国近代思想政治哲学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西方社会掀起了政治哲学的研究热潮，而受此影响，我国学者也开始注重对近代的思想政治哲学的研究，并将其当作一门显学进行论证。在近代思想政治哲学兴起的时代，世界正经历一系列的残酷演变，人类从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化社会转变，而伴随着工业化的到来，资本主义开始迅猛发展，自由、民主、解放思想也开始大范围传播。社会思想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而思想的提出也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的。在近代，我国社会遭遇了巨大的危机，同样也伴随着巨大的机遇，抓住机遇则能迅速摆脱危机成为时代的新兴强国。然而，封建政府仍然沿用传统的政治治国套路，致使国家败亡，饱经，而这一时期政治哲学也开始发生明显的转变，由社会稳定逐步向独立、自主转向。这时期，政治救亡以及民主独立自由已成为政治哲学思想的主流，其中有三大最为著名的政治哲学思想：其一为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其二为资产阶级建国思想；其三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围绕着这三种政治哲学思想，我国近代社会也不断经历着剧烈的政治变化，最终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才能适应中国的社会现实，才能让中国摆脱殖民、亡国的危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是以科学唯物论为基础的，它以社会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将人类的历史划分为几个独立且承前启后的历史阶段，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是近代政治哲学的主要观点，它注重社会实践，希冀建立一个由最广大阶级所统治的社会，最终逐步消除阶级矛盾，实现共同富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包括政权组织形式问题、社会主要矛盾等问题，它的兴起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政治奇迹，也是中国社会历史的转折。
2.3我国现代思想政治哲学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观看来，立足时代和现实才是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正确途径，现代社会对于政治哲学的认知早已摆脱了传统的认知论和唯心论，同样也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它所考虑的便是对当今社会的政治生活以及政治事物进行思想哲学层面上的反思。在当前时代中，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正面临一系列的全球化问题，经济的发展与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已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在解决这个矛盾中又产生了新的矛盾，许多重大社会问题越发突出，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政治腐败、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等，在这种背景之下，我国政治哲学界也纷纷转向对现代政治以及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与反思，从而导致我国现代思想政治哲学的兴起。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敏感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致使社会政治局面更加复杂多变，国家经济建设处在时代的关键节点，改革开放政策、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等必须依靠政府来主导执行，简而言之，当代中国出现的主要问题几乎都与政治领域息息相关，而政治领域的问题，又大多涉及权力分配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等问题。因此，平衡中国的权力结构已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所要研究的主要观点。
关键词：；治国哲学；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1）06－0014－04
哲学是实践的最高概括和总结，为具体领域提供理论指导。治国离不开治国哲学的指导以及对国情世情的准确判断和把握。治国哲学具体而集中地解决治国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其基础上形成治国纲领和指导性原则。《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蕴涵了依据唯物辩证原理构建的治国哲学。
一、基于矛盾理论构筑了治国哲学，其社会主义治国理念也由此展开 社会转型期是社会矛盾的多发和易发期，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问题异常突出，能否驾驭它是对政党执政能力的考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立一套新的制度，并期望动员社会力量将其转化成现实秩序。然而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发展的矛盾运动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内容和特点，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成纵横交错的矛盾网络。从理论上正确认识，实践中妥善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复杂矛盾，尤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性和紧迫性。不仅成为政治生活的主题，也成为治国的主题，更是治国哲学的新命题。
始终坚持认为：“革命如不提高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1］（p.133）“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2］（p.109）
1957年2月，在认真分析中国具体情况，尤其是在1956年后探索和试验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提出新问题、新经验，撰写并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处》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创造性地提出并精辟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每个原理、概念的阐发都颇有针对性，展现了特有的实践理性风格。文章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在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3](p.767)。《正处》勾勒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治理理论，丰富了他的治国哲学。
第一，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高度强调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同时，传递出“人治”的理念。1957年1月，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就提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4](p.348)。在探讨社会活动中人的行为问题时常使用两个词，即“解决”和“处理”。使用“解决”时常含被动语态；使用“处理”时更多强调主动因素。由此可见，《正处》的主题是引导人民群众、国家工作人员学会在实践中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矛盾的本领，从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其出发点是积极的，但忽略了制度设计的刚性保障，用当下的“法治”理念解读，较多显露出“人治”的色彩。
第二，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出“向自然界开战”[3](p.770)，把人与人关系的规律套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过度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正处》坚持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从国情出发探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我们主观认识之间的矛盾，也将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3](p.797)。通过向自然界开战的形式，“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3](p.770)。殊不知，与天斗与地斗属于自然斗争，与人斗属于社会斗争。忽视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等矛盾之间的差异，以至于多了几分敢想敢干，少了几分对客观规律或者说对自然必要的正确认识与敬畏。《正处》希望通过增产节约来精简机关和下放干部，同步实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重大意义，从而一揽子解决经济、政治问题，在改变穷国落后面貌的同时克服主要存在于干部中的铺张浪费、脱离群众、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等危险倾向。模糊了社会斗争和生产斗争在形式、手段上的区别。
第三，在处理国与国或党际关系上，倡导尊重差异，却无意间弱化了开放意识。从实际出发造就了的自主性思维，这表现在他的治国哲学中自始至终贯穿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一主线。尽管《正处》未出现“独立自主”几个字，但通篇洋溢着独立自主精神。从哲学意义上说，独立自主就是肯定事物运动的源泉在自身，发展的动力在于自身的矛盾，推动事物发展必须依靠和发挥内力作用，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独创精神。在独立自主与依靠外援这两个矛盾方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主体、主流和本质。不仅在中国的建设实践中笃信并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推己及人，指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并不认为他们必须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3](p.789)。提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是值得肯定的，遗憾的是，“独立自主”仿佛影响了的“开放”视域及其现实选择，在提到“向一切国家好的经验学习”时，强调突出“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3](p.798)。忽视“开放”的自主选择性致使在实践中向外国学习的思想难以贯彻，尤其是当苏联经验暴露出问题时，只能必然地关闭“开放”之门。
二、治国哲学中的个性思维特征 哲学系理性思维成果，但并非纯理性的结果，因为一切哲学思想都无法撇清哲学家的个人因素，哲学家的个人经历、性格、气质、品质都会影响他对哲学的理解。在当时的领导体制下，的价值取向会顺理成章地成为权威价值，哲学观点也超越了个人学术思维范畴，从而不同程度地影响乃至左右党的集体思维方式。
第一，的治国哲学蕴含了强烈的斗争思维。经常使用“矛盾”这个词，在他的辩证法中，斗争性是永久的。他坚持认为自然和政治现象，都要服从斗争或矛盾引起事物变化这一共同的发展规律。他指出，过分强调对立面的统一，而不强调潜在的矛盾，会导致人们只满足于现状。正确的做法是要不断强调一分为二，突出斗争的持续性，统一与平衡的暂时性。他的早期哲学著作尤为强调斗争的绝对性。并主张用一种思想方式来反映世界上斗争的存在。因此，辩证法裹挟其思维方式渗透在他涉足研究的每一个问题之中，矛盾、斗争、辩证法构成了他的中心理论。我们知道一种思维常常是与一种体制相适应的，执政时期与革命时期，因为角色变了，制度也不同了，思维也应当由革命时期“斗”“破”思维转向“立”“和”思维，斗争哲学转向和谐哲学，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基本理念。由于忽视斗争性的时代前提，为此后处置矛盾失当埋下了伏笔。
第二，的治国哲学是政治伦理型的，以伦理为中轴是其思维特点。从哲学形态看，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在的治国哲学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青年时代的，就怀揣着改造哲学重构价值判断系统的理想。早在1917年8月，就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写道：“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1](p.49)从中可读出三层含义，第一，哲学作为认识论是历史的动态的，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否则就没有生命力了，所以必须适应时代需要，去总结和汲取这些新成果；第二，改造社会应从改造哲学和伦理学入手，哲学伦理学改变了，国家和社会才会根本改变；第三，将哲学从被禁锢的书斋中解放出来，变少数精神贵族垄断为广大群众摆脱精神奴役的思想武器，让辩证法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人民群众中去。
哲学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和要求。马克思主义不仅肯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肯定社会意识一经形成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这在理论上论证了哲学改造的可能性。建国初期，开启了哲学改造之旅。哲学普及与解放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为革命和建设寻找答案。美国学者特里尔评价说：“作为一种学说的倡导者，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政治家……他是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新的东方道德标准的哲学家。”[5](pp.252,253)为推动哲学的群众化和大众化，针对干部群众的一些思想状况，批评了轻视哲学和将哲学神秘化等两种错误观点，指出首先要破除哲学的迷信，其次要改造哲学教科书，以通俗的语言、切身的经验实例、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入浅出地表达抽象的哲理。他本人就是这方面的出色实践者。
经过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活动，很多哲学词汇、哲学常识、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逐渐在群众中普及、扎根。诚然，哲学深入群众的程度必须视哲学满足实践需要的程度而定。有外国评论家认为，不了解哲学词汇就不可能了解中国的现代生活[6](p.75)。不可否认，核心价值调控和制约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行轨迹和发展方向，但也须承认一个健康的社会体系须臾不可剥离法律、制度等要素。治国实践中，重价值轻制度无论如何不可取。
第三，的治国哲学体现了敢想敢干的速决性思维。所谓速决性思维，即在思维的导向和价值取向上倾向于立即解决问题，速战速决。与的战斗性一样，速决性思维表现了敢于面对现实和对主观能动性的推崇。速决性思维可缩短决策过程，奏效快，然而受客观条件制约的程度极高，决策的“边际效应”和“外部性”较难把控，在哲学形态上容易滑向主观性思维，强调主观努力，夸大意识的能动作用，以主观随意性代替客观科学的论证，严重的话会蔑视客观条件的制约，从欲有所为到有所作为，乃至为所欲为。在治国实践中会倾向靠政策、决议治国，轻视法律支撑和制度支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无论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都不是自动的，都离不开人的能动性的发挥，不充分发挥自觉的能动性，人类就不能进行抽象的思维和从事主动实践，就不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换言之，就是在人的参与下，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除了具有绝对性，还具有相对性。
然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过犹不及，在这方面我们有着惨痛的教训。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坦言：“发展的主要基础是我国农业生产全面的不断的跃进和五亿农民愈来愈高的政治觉悟。”[7]、、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是过分夸大主观规律性，忽视客观条件酿成的失误。建国初，无产阶级依靠政权力量，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主要生产资料等均采用国家所有形式，归国家支配，仿佛政权的意志在一切方面都可以起决定作用，可以忽视经济自身发展规律，向经济发号施令，可以不顾自然规律，粗放发展，任意攫取资源，等等。导致国家行政权力对经济指导职能的绝对化。
三、忽视制度转换，治国哲学滑向哲学治国 治国固然离不开治国哲学的指导，然而，治国哲学属理论思维层面，它不能替代制度建设，政策也不能取代法律，若将治国哲学误读为哲学治国，直接用于实践操作，极易在实际工作中造成失误。《正处》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论述，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但在著作发表后不久，先是发生整风和反斗争扩大化问题，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随之在经济建设方面发生了严重偏向。反思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哲学理论与制度不同构，直接用哲学成果指导社会运行，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哲学是人类思维的高度抽象，包含着我们认识现实问题所要寻找的答案，但哲学不能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现成的方案。哲学成果需要具象的转换才易于实践和使用。如观念形态的治国哲学，只在理论上论证事物的内在联系，要实现从思维层面向操作层面的转化，使之从“应然”变为“实然”，尚须制度依托。通过规范化、程序化的体制和制度载体，具体化为各个领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作用于政治、经济过程，发生实际效用。否则，直接用于实践领域，缺乏可行性。这实质上是方法问题，一向推崇实践方法，常讲“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8](p.1440)；“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能是瞎说一顿”[6](p.54)。也赞其“不但有理论，而且有实践的办法”[9](p.335)。“平衡论”是的重要哲学观点，他反复强调“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这种平衡“会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3](p.769)，“不平衡是一个普遍的客观规律……是经常的、绝对的”[10](p.111)。平衡不是天然的、固有的，需要通过斗争来实现。在这里，不断打破平衡，寻求发展的哲学推导是成立的。然而，过于强调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关系，淡化互补关系，忽视了和谐也是一种平衡的社会机理。在实践中试图用不断革命的方法去促进生产的发展，不停地进行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味地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步入了急于求成的误区。制度建设乃系统工程，最忌轻率和急于求成。辩证法首先是观点，然后才是方法。哲学上的方法论，与通常所讲的方法分属两个层次的概念，前者属于世界观层面，是从各种具体方法中概括出来的最一般的方法原则；后者则是哲学方法论在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现实活动中的转化形态，是实际工作中采用的具体方法、方式或手段。
第二，缺乏制度转换，导致在哲学观点和现实之间常常出现矛盾现象。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1](p.16)感性认识通过抽象飞跃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通向实践需要以试验为手段。以一个哲人的热忱关注人类、自然和宇宙问题，较好地完成了第一个过程。然而在治国理政的实践环节，却数度暴露出问题，陷入了理论与实践的误区。如，在理论上坚持认为“没有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12](p.305)。“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12](p.307)在实践中却忽略矛盾的实在性，实行平均主义分配原则，缺少激励机制的“大锅饭”，不仅显失公平，也无益于提高社会生产率，阻碍了社会的良性发展。又如，他时常强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12](p.288)。哲学乃理论范畴，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密切联系实践，任何思想的自满及其绝对化势必导致僵死的教条和独断。因为认识是无止境的过程，所以哲学思辨的素材不断丰富，哲学思考亦无止境。这是推动哲学改造的一贯原则。然而，在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初步展开等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使冲天干劲和科学精神发生了某些脱节[13](p.531)，骄傲了，急躁了，以至于说，我们说的、做的超过了马克思，超过了列宁；辩证法在我国有很大发展。他自己这样讲，理论宣传中，则讲得更凶。都是创造性发展，谁说半个“不”字就是右倾机会主义[14](p.599)。“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干过许多蠢事”[3](p.833)。
第三，忽视制度转换，导致过度倚重决议和政策治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8](p.1298)“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8](p.1286)这里阐明的是党的政策策略同党的认识过程和全部实践密不可分的联系。制定和实行政策策略是党领导群众的基本方式，是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重要手段，不可或缺。如不能处理好政策与制度建设的关系，就无法为社会运行提供良性的稳定机制。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实施后，尤其是50年代中后期形势的复杂多变，开始感觉法制不如政策灵活、应变快，在公开场合片面强调会议决议和政策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性，在法制问题上，甚至提出负面影响极大的观点，直接导致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和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相继撤消了司法部、监察部和国务院法制局。出现过度倚重决议和政策治国的倾向。
回顾历史我们悟出，“善政”和“善治”皆取决于“善制”，靠“人治”远不及“法治”。必须处理好政策选择和制度设计的关系，创新社会管理，保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政治民主的健康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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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矛盾分析法；经济生活
【中图分类号】G630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矛盾分析法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是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正确认识事物和处理一切矛盾的关键，矛盾分析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近年广东高考政治卷中，矛盾分析法均有所体现，因此在高考备考复习中，必须要作为重要考点给以足够的重视，可见学习与掌握矛盾分析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学习掌握矛盾分析法，运用矛盾分析法认识事物分析问题，特别是在高考备考复习中把握矛盾分析法，不应该只是停留在把握《哲学与生活》的教材有关矛盾分析法的具体知识中，还可以把矛盾分析法贯穿在高中思想政治学科的所有知识板块的学习和复习中，下面就《经济生活》中如何贯彻矛盾分析法的思想内涵谈谈本人的一些做法。
一、 矛盾分析法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观认识，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属性，要求我们既用矛盾的观点既一分为二的看问题，又要用全面的观点看问题；事物的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要求我们看问题办事物都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事物内部及事物之间矛盾既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一对矛盾双方也有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之分，要求我们看问题要抓主流，办事情要抓重点，抓关键，同时也要重视支流和次要矛盾，做到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二、 矛盾分析法在《经济生活》高考复习中的几点运用。
1、 用全面的一分为二的观点把握经济现象。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事有矛盾，处处有矛盾，时时有矛盾。可见，用矛盾观点认识事物，普遍存在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中。矛盾双方既存在着同一性，又有斗争性，要学会运用矛盾的两个根本属性去分析一切领域的现象。
我们在认识经济现象的时候，通常情况下是运用经济生活的知识去认识和把握，我认为有必要引导学生从哲学的角度去理解，会更全面更准确的认识和理解这些经济现象的产生，发展，本质等。例如，我在经济生活的教学中，会把全面的一分为二的矛盾观贯穿其中。如理解市场经济的时候，我们既要看到市场调节的优势，又要看到市场调节的弊端，从而明白既要发挥市场调节的优势，又要克服市场调节的弊端。认识经济全球化时，要理解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经济全球化面前，既面临发展的大好机遇，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要善于抓住机遇，又要勇敢的迎接挑战。认识人民币升值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人民币升值的有利一面，又要看到不利的一面。看到生产对消费起决定作用，又要看到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
培养学生全面的看问题，就是培养辩证的看问题的能力。起始年级或低年级的学生没有学过哲学观点，更没有学过矛盾观点，更谈不上学会用矛盾分析法看问题了。但完全可以理解什么是全面、什么是一分为二。高三学生在备考中，更会经常的遇到要用哲学原理分析经济问题的题目，因此，更有必要把哲学原理贯穿在不同的知识模块学习中。学会用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普遍规律把不同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
2、 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来寻求解决经济现象的途径。
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在一起意义上表现为共性和个性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常识概括了经济领域的普遍规律，如价值规律，供应与价格的关系，需求与价格的关系、劳动力供需关系对市场的影响，宏观调控政策等。但在不同的时期，它们的具体表现不会，这就要我们运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两者关系的原理，就分析这些经济现象，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寻求符合时代要求的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如，面对价格上涨问题，要具体分析上涨的原因是什么，才能做到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如前些年出现的非典时醋价格猛涨、食盐突涨的现象，如果单纯从价值规律方面由市场去调节物价，问题肯定是得不到解决的。又如解决失业问题，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原因也不一样，肯定要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在理解我国财政政策的不断调整问题上，如果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可以把抽象的问题具体化，让学生比较容易就理解并掌握。
3、 用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方法论来把握事物的性质和事物发
展方向。
【关 键 词】实践论 矛盾论 创作背景 理论来源
《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是哲学论著中两部重要的代表作，是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思想的理论基础。“两论”是经典的理论哲学作品，标志着从一名普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者一跃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它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合理的扬弃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是中国现代社会革命经验的哲学概括。本文从创作背景和理论来源的角度分析“两论”，以便全面研究“两论”的理论贡献和现实意义。
一、“两论”的创作背景
“两论”是1937年4月至7月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授哲学时所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部分章节。《实践论》是讲授提纲的第二章第十一节，是7月份讲授的；《矛盾论》则是第三章的第一节，是8月份讲授的。“两论”在抗大讲完之后，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将整个讲课提纲进行了整理，经同意，以《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形式印发。目前保存最早的是1937年9月的油印本。“两论”部分结构内容较为完整，基本上形成独立论文，因而又以单行本形式油印出版，在1949年全国解放前就已经广泛流传。
“两论”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并非偶然，其产生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成立起来的，成立伊始既投入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民族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在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下表现出来了卓绝的英勇奋斗精神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既无充分的理论准备，又无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对中国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而且对于革命斗争中敌我友诸多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及扑朔迷离的变化势态也缺乏正确的策略和应变能力。特别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出现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出现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惨重的损失。
为了挽救我党、挽救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确立了同志在党中央及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但是左右倾的错误路线还没有及时地批判，其不良影响还严重存在着。当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国革命又处于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的复杂势态中，国内外各种矛盾相继产生，各种政治力量尖锐斗争。面对这种情况，以为代表的党中央不能不着手批判过去的错误路线，用正确的思想理论来教育全党、统一全党的认识，迎接新的革命形势。
首先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批判左右倾主义的错误，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问题。如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会议上做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6年12月在红军大学作的讲演——《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等。但是，一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要以一定的思想路线为基础，只批判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左右倾主义的不良影响，必须要从思想上进行彻底的清算。“两论”便是要完成这个历史任务，从哲学理论的高度批判错误路线的世界观，批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教育党员，提高全党的理论认识及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指导中国革命实际的工作水平。发表“两论”时的题解明确指出“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矛盾论》是“为了同一的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两论”经本人亲自修改后重新发表。《实践论》发表在1950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收于《选集》第一卷中；《矛盾论》发表在1952年4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收于《选集》第二卷中。1991年《选集》再版时将《矛盾论》收于第一卷末篇。
同“两论”初创背景一样，“两论”在50年代初重新发表时所作修改的直接原因是为了编辑出版《选集》的需要，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建国初期形势的需要。其一，它为在建国初期广泛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特别是哲学理论学习运动提供学习文献。其二，它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反对实际工作中依然存在的主观主义倾向，特别是教条主义倾向提供思想武器。其三，它为新中国的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的研究和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二、“两论”的理论来源
马列著作是“两论”理论的直接来源。一贯重视对马列著作的学习，自1920年第一次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起，就一直孜孜不倦地阅读和学习马列著作。在大革命时期，已经直接或间接阅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部分章节的内容。在土地革命时期，能够读到马列著作很不容易，对得到的马列书籍很珍惜并反复阅读。据刘英与吴黎平的回忆，在长征途中一直携带并反复读过的马列著作有：《反杜林论》、《社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甚至生病躺在担架上也在读这些书籍。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后，收集了大量马列著作，其中有《资本论》、《列宁选集》、《国家与革命》、《理论与策略》等，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这些马列著作并写下了数以万计的心得、札记和批注，其中许多就是写作“两论”的直接准备。
《实践论》中直接用了马列著作的九条引文，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从列宁的《怎么办？》，从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中各引用了一条。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黑格尔一书摘要》中各引用了三条，这些引文主要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关于人的认识来源、发展过程、真理的两重性和检验真理标准的论述，既强调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首要地位和重要作用，又强调了认识发展过程的辩证法。《矛盾论》中直接用了马列著作的十五条引文，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从《黑格尔一书摘要》、《共产主义》、《黑格尔第一卷一书摘要》、《再论工会、时局及托洛茨基、布哈林之错误》、《怎么办？》、《对布哈林一书的评论》中各引用了一条，从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引用了两条，从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中引用了六条。这些引文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运动观、矛盾观、发展观、联系观的论述，在《矛盾论》中融合吸收了他们的观点，并将其充分地发挥。
中国传统哲学也是“两论”的思想来源。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谈到，在小学时代就熟读“四书”、“五经”，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执著的追求。青年时代在长沙读书期间，阅读了《史记》、《汉书》、《唐书》等，的一生中，都保持着对中国历史、中国哲学及古典文学的浓厚兴趣。
《实践论》阐明了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知行关系的问题。中国历代哲学家都使用知行范畴来讨论认识的问题，并形成了中国独特的认识论体系。孔子、孟子、朱熹等人先后主张知先行后的唯心论，孔子提出“生而知之者上也”，孟子提出“人之能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朱熹提出“论先后，知为先，行为后”，主张用直观、玄想以致知行理。与此相反，墨子、荀子、王夫之等人主张行先知后的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墨子认为“是与天下之所以察之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荀子认为“知之不若行之，学至於行之而止矣”，王夫之认为“行可以兼知，知不可以兼行”。在《矛盾论》中批判了“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唯心主义思想，汲取了中国传统哲学家关于知行关系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科学地阐明了知和行的关系。正如本人所说：“关于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中国古人也没有讲清楚。老子、庄子没有讲清楚。墨子讲了些认识方面的问题，也没有讲清楚。张载、李卓吾、王船山、谭嗣同都没有讲清楚。”中国传统哲学中认识论的问题，特别是知行关系的问题，只有到了《实践论》才讲清楚了。
《矛盾论》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我国哲学家很早就提出了矛盾范畴，用矛盾范畴来表述客观事物的矛盾关系，并且还试图用矛盾的观点来研究和解决自然、社会和人生关系的问题。《易经》曾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也曾提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先后相随”，王安石、叶适等人还从时间、过程等方面进一步阐述了矛盾的普遍存在性。我国古代哲学家还朴素地提出了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道理：“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天下之势，循则极，极则反”，“势极于不可止，必大反而后能有所定”。我国古代哲学家对矛盾的统一性和斗争性之间的关系也作了一定的论述，“两不立则一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成而后有通，不有两，则无一”，“合二而一者，为分一为二所固有”。我国古代哲学家对矛盾普遍存在性、矛盾共性、个性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关系性、矛盾双方相互转化及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关系等问题都作了朴素的论述，其中有合理性思想，也有局限性或糟粕思想。继承了我国古代哲学关于矛盾普遍存在的合理思想，科学界定了矛盾的普遍性原理；继承了我国古代哲学关于矛盾双方主次有别的合理思想，批判了矛盾双方地位固定不变的错误思想，全面地阐释了矛盾特殊性原理；继承了我国古代哲学关于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合理思想，摒弃了忽视矛盾双方转化的条件行和对事物发展加以限制的错误思想，阐释了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矛盾精髓问题；继承了我国古代哲学关于矛盾斗争性的合理思想，摒弃了循环论的错误思想，揭示了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
尽管《实践论》、《矛盾论》产生于70多年前，产生的历史背景和针对的主要问题与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有很大不同，但这丝毫没有减弱和降低其科学价值，“两论”所蕴涵的哲学理论对当代中国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如果不能正确把握“两论”的创作背景和理论来源，就不能真正理解其价值，就不能真正了解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也就不能对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更深刻的认识，所以我们应该珍视这一科学理论成果。
参考文献：
[1]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2
[2]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9
[3]参见龚育之等.的读书生活[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26
一、深挖文本资源――串起散落的“经典名言”
据统计，《生活与哲学》教材中共引用170个经典名言，它们像珍珠一样散落在哲学教材的各处，包括教材探究情境、“名言”专栏、专家点评、相关链接、综合探究。经典名言内涵寓意深刻，涉及古今中外，涵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名言、古希腊哲学经典名言、德国古典哲学名言、中国古代哲学名言、党和国家领导人名言等，它以“言简意赅而寓意深刻、简明形象而通俗易懂、语言精辟而内涵、超越国界而世代相传”的独特优点成为思想政治课教学不可忽略的课程资源。
笔者在讲授“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时发现本目涉及的经典名言繁多，尝试使用经典名言进行哲学教学。为了顺利地开展本目的经典名言教学，在课堂前置部分引导学生收集与教材观点相关的名言并进行分类归纳和整理，在课堂上学生主体作用充分发挥，精彩的生成不断，学生妙语连珠，实际教学效果远远超越知识层面目标，使教师兴奋不已。以下是本目的部分课堂实录：
矛盾的同一性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相互依赖，二是相互贯通，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各自学习小组派出代表引用经典名言对观点进行佐证，展示他们课前收集整理的经典。学生高某说：“矛盾双方相互依存，老子‘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就是证据”，周某补充说：“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老子云‘兵强则灭，木强则折’，我们人类要做的是创造条件让矛盾向好的方面转化”。周某话音未落课堂再起波澜，有学生提出，矛盾具有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存在好坏之分。经过师生相互探讨我们得出让人比较信服的结论，即我们要创造条件，改变事物存在的状态，让矛盾向有利于被解决的方面转化。课堂上一连串精彩的高效生成让学生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学生在哲学课堂的精彩表现让笔者感受到哲学课堂不仅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习，更是提升学生哲学思维和人文素养不可或缺的载体。
二、激活人力资源――创设激趣的“教学情境”
教材呈现出的文本资源往往是显性资源，容易被教师发现和利用，但隐形的人力资源需要激活和选择才能为哲学课堂所用。人力资源包括教师、学生、家长和其他社会各界人士。“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同时也是重要的课程资源”，而创设激趣的“教学情境”，提升学生的参与度，激活青春活力与热情，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瑞伯雷斯说：“学生不是待灌的瓶，而是待燃的火。”贴近学生生命体验的教学情境和气氛的渲染，使学生在内心深处形成强烈的震撼和情感共鸣，获得深刻的情感体验，激发智慧碰撞的火花，而在这个过程形成的资源就是有生命质量的哲学课堂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源。
为了帮助学生理解矛盾具有特殊性的三种情形，笔者设置了三个情境，即兴表演猜明星、“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头脑风暴、剖析现在的自己，全班同学分三组完成各自的任务。
情境一：即兴表演猜明星。教师先呈现明星经典语录，让学生猜明星，但出现的却是参加模仿秀的山寨版明星。设置两个具有梯次性的设问：1.你轻易分辨出真假明星的原因；2.山寨版的明星始终没有出名，而真正的明星却出名了，这对你有何人生启示。
情境二：“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头脑风暴。说说自己在不同的阶段有何理想，而实现这些理想将面临什么困难。
情境三：剖析现在的自己。教师设置两个问题：1.作为一名高中生你现在面临诸多矛盾，这些矛盾的地位哪个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2.请你评价一下你自己。
由于设置的问题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学生不仅得出矛盾具有特殊性的三种情形，理解哲学观点，而且实现生命意识教育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即如何对待人生和自己。课堂上生成一些出乎笔者意料的“惊人妙语”――“秀出自己的个性和特色才能成功”、“人生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阶段，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阶段，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我胖但我开朗”。学生的这番话语让笔者感受到哲学实现了它的终极关怀――尊重生命、学会生活、善待人生。
三、整合信息资源――制作短小精悍的“微课视频”
利用信息技术，整合教学资源，有效利用互联网信息资源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方案是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新命题。哲学课堂理应与时俱进，不断利用有效信息，展现自己的魅力。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笔者在讲授新课之前专门制作了五分钟微课视频《奥运会会徽中的“相异律”和“同一律”》，以历届奥运会会徽的共性和个性为情境导入，帮助学生建构知识体系，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实现生活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统一。以下是围绕《奥运会会徽中的“相异律”和“同一律”》建构的知识体系：
矛盾的普遍性（共性）―于（存在于）―矛盾的特殊性（个性）-北京奥运会会徽（红色，书法，印章）-伦敦奥运会会徽（五环旗，花草等）-里约热内卢奥运会会徽（面包山）-离不开它们的象征意义（五环象征“更高，更强，更快”）
四、借力校本资源――组织精彩多样的“第二课堂”
新课程理念认为，对学生学习的评价既要注重对知识目标、能力目标的评价，更要注重对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评价，采用开放的评价方式。哲学课堂包括课堂中和第二课堂，第二课堂的课程资源是丰富多彩的，它是高效哲学课堂的延伸。在第二课堂中教师应对学生采用开放多元的评价方式，引导学生进行亲身尝试和体验，分工协作，提高学生的合作探究能力和实践能力。
关键词：心理疏导；生活与哲学；社会阅历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心理疏导，其实质在于尊重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基础上，改变过去一味的、高高在上的训诫式的工作方法，通过贴近思想政治工作对象实际，充分尊重他们的个性特征和心理诉求，引导他们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和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高中思想教育工作中，就是坚持以生为本的理念，通过了解高中生群体的特点和需求，引导他们摆正认知，实现良好情绪管理和自我调适机制，以形成健全的人格，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那么，如何充分挖掘生活与哲学教学资源，渗透心理疏导，引导高中生自主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呢？笔者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找准群体共性，将心理疏导目标融入教学目标
心理疏导在课堂教学中的渗透需要明确目标。教师只有找准学生群体的共性需求，将这种需求融入教学目标，才能让心理疏导真正发挥作用。生活与哲学面对的是高二学生群体。没有高一的新鲜也没有高三的紧迫，他们能够较好地适应高中的学习生活节奏，不会因为成绩引起情绪的剧烈波动。但也正因如此，学校、家长给予的关注也相对较少；加之高二文理科分班，让这一时期的学生特别容易出现莫名焦虑和孤独感，分班带来的人际关系问题也困扰着他们。笔者认为，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正视自己，挖掘心理冲突的根源，学会管理情绪，实现自我心理调适。
二、巧设情境，引导学生逐步实现自我心理调适
1.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与挖掘冲突根源，实现情绪宣泄
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在授课过程中，这一知识点也最为抽象，难理解。在处理这个知识点的时候，笔者在课堂做了一个互动环节――我和我的对话。用PPT投影“过去的一年，我 ，因为 ；现在，我 ，因为 ”。请全班同学根据自己的情况在横线上相应地填入表达情感的形容词和原因，并请大家写好后客观真诚地向一位同学（可自选）倾诉。最后布置一个作业：请大家写一封信给进入高三的自己。
很明显，在这里的情感表达是意识的表现，而且产生这种情感的原因则是客观的物质表现，物质决定了意识。这个互动环节的设计，在完成知识技能目标的同时也能帮助学生挖掘无故低落、烦躁背后的真实因素，正视心理冲突的根源。在与人倾诉的过程中，可以实现情绪的宣泄，减轻心理压力也能拉近双方关系，加深进一步的了解。最后的课后作业，更是启发了学生通过写信的方式鼓励进入高三之后的自己，实现自我状态的调整。
2.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与换位思考
矛盾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观点。矛盾的同一性和对立性既是重点也是难点。笔者在这一课的处理上，借助社会上热议的青年与老年人让座之争的事件，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了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后，启发学生：校园生活中人际关系的矛盾是哲学矛盾的具体体现，矛盾双方的斗争性是必然的，在我们体验到矛盾斗争性带来的困扰时，也要提醒自己矛盾具有同一性。何不创造条件，促成矛盾双方的转化呢？
很明显，宿舍、班级人际关系冲突也是如此。教师可以借助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引导学生，在解决冲突的时候可以多用换位思考的方式，站在对立面的观点去看问题，改变以自我为中心的认知模式，和谐人际关系。
三、丰富社会阅历，优化语言艺术性
语言是交流沟通的工具，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用语言的艺术、语速的节奏、语气的轻重缓急表达不同的情感，营造民主平等的氛围，引导学生坦诚地剖析自己的内心需求，挖掘冲突根源，实现自我心理调适。所以，教师应当尽量优化语言表达，丰富社会阅历，根据不同学生群体的特点调整语言表达，语音、语调和语速。只有建立了平等民主的对话关系，才能真正地敞开心扉开展互动，心理疏导作用才能得以实现。
心理疏导是我国明确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尽管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运用得很多，但是以它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并不算多。心理疏导对于推动学生心理健康，服务思想政治工作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充分挖掘高中思想政治课堂教育，渗透心理疏导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每一位一线教师坚持不懈地探索和实践。
关键词： 课程资源 哲学案例
课程资源开发是推动课程改革的重要环节，也是提高教学效率的重要渠道。笔者在教学《生活与哲学》中发现，教师不妨转变自己的“教材观”，带着哲学“串门”，开发利用学科内、学科间的哲学案例资源，提高哲学教学实效。
一、从本学科内开发哲学案例资源
学科教材是进行教学的基本载体。除了《生活与哲学》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和根本方法在《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都有集中体现。开发运用这些学科教材资源，一方面学生因熟悉教材而容易理解，提高学习哲学的兴趣，另一方面可以重温学过的知识，使学生体验到哲学知识的有用性。
以“矛盾观”为例，简要分析政治学科内的哲学资源开发。例如可以使用《经济生活》教材第31页“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说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辩证关系原理。第40页“一家企业能否经营成功，取决于很多因素”，第43页“树立自主择业观。根据个人的兴趣、专长和条件自主选择职业”的表述说明矛盾的特殊性，要求企业和劳动者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第62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和公平具有一致性。……效率和公平分别强调不同的方面，二者又存在矛盾”和第94页“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的表述说明矛盾即对立统一，矛盾的普遍性原理要求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第82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又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既可以发挥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表述说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
《政治生活》教材第59页“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的伟大创造……”可以用来说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第77页“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是由我国的历史特点和现实性情况决定……”的表述则体现了矛盾的特殊性原理要求我们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文化生活》教材第31页“由于世界各民族的社会实践有其共性，有普遍的规律，在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不同民族文化也有共性和普遍规律。同时，各民族间经济的和政治的、历史的和地理的多种因素的不同，决定了各民族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第62页“中华各民族的文化，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又有各自的民族特性”的表述体现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原理，等等。
二、从相关学科中开发哲学案例资源
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哲学对具体学科有指导作用。教师要善于从高中其他学科中汲取营养，开发哲学教学资源，做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下面，以高中语文、物理和地理学科教材为例，抛砖引玉，简要分析哲学案例的开发。
例如，人教版必修三《高中语文》第三单元的课文《劝学》段落：“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教师可以在带领学生诵读经典时，引导学生思考“跬步”和“千里”、“小流”和“江海”是什么关系？“千里”是“跬步”开始的，“江海”不断由“小流”汇集而成，又体现什么哲学道理？进而理解事物发展是从量变开始，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
人教版必修二《高中物理》第六章第1节“行星的运动”段落：“在太阳系学说的发展中，哥白尼了托勒密关于地球是宇宙不动的中心的错误学说，但是并不是全盘否定了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的地心说……同样，开普勒是对哥白尼学说也是批判和继承……牛顿的力学学说和开普勒学说之间也是肯定和否定的关系……”教师可以用课件呈现案例，引导学生思考哥白尼、开普勒和牛顿的理论提出是不是对前人认识的完全和否定？学生思考后很快认识到，新的理论的提出并不是对原有理论的全盘否定，而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的过程。这样理解教材关于“辩证的否定是联系的环节和发展的环节，它的实质是扬弃”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人教版必修一《高中地理》“太阳直射点的移动”的段落：“地球在公转轨道上的不同位置，地表接受太阳垂直照射的点（太阳直射点）是有变化的。北半球夏至日（6月22日前后），太阳直射在北纬23°26′，之后太阳直射点逐渐南移。到了秋分日（9月23日前后），太阳直射赤道。冬至日（12月22日前后），太阳直射在南纬23°26′，之后太阳直射点逐渐北返。春分日（3月21日前后），太阳直射赤道。到了夏至日，太阳再次直射北纬23°26′。”教师可以根据材料设计两个问题：（1）结合自然地理知识，画一条太阳直射点的移动轨迹曲线；（2）太阳直射点在地球南北回归线之间往返运动，说明了什么哲学道理？学生在画图中，既感受到趣味性，又理解物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事物运动固有的、稳定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
三、从思想政治教师教学用书中开发哲学案例资源
教师教学用书是教师备课的配套用书，开发利用教参资源，有助于教师准确把握课程标准，明确教材编写目的。《教师教学用书》中的教学内容分析、重点难点分析、教学资源链接（包括名词解释、理论动态）和补充资源都是最直接的教学案例资源。
例如《生活与哲学》教材89页对“经济基础”的表述，只有一句话：“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对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区别，学生很难理解，可见这是一个难点问题，而《教师教学用书》第257页教学重点与难点分析，第261页教学资源链接都对经济基础做出详细的解释：“经济基础是指一定历史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所谓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各方面的总和，包括生产资料公有制、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产品分配关系三个方面。这个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就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现实基础。”教参中对于经济基础的解释突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有利于教师和学生对概念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在具体教学操作中，教师可以把教学参考关于经济基础的解释作为哲学案例呈现给学生。
总之，开发哲学案例，提高《生活与哲学》教学实效，教师应善于从高中课程资源中获取灵感和汲取营养。我们相信，通过精心设计的一个个学科内、学科间的哲学案例，教师和学生将在哲学的殿堂里探寻世界的奥秘，点亮思维的火花。
参考文献：
一、巧用典故，将哲学抽象理论故事化
哲学许多理论很抽象，许多刚接触到哲学知识的学生觉得听不懂，难理解。如果课堂只通过死记硬背书本知识是难以达到教学目标的，甚至会使学生失去学科兴趣。有些课堂我们可以运用国学典故对抽象的理论故事化。
案例1：《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一课讲矛盾的概念
时，我运用《史记·范增列传》的开篇语：汉用陈平计，离间楚君臣。先讲述楚汉战争中楚汉的实力对比，再讲述刘邦用陈平的反间计离间项羽和范增的关系，使楚力量削弱，汉得以扭转战局。简要陈述故事后再请学生分析君臣间的关系。
通过故事的陈述，让学生围绕君臣的关系去讨论得出矛盾的
概念。在接下来的授课过程中也紧紧围绕本故事情节和君臣关系的内容去解读教材内容，分析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通过巧妙地运用典故，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为政治课堂注入了活力。
二、巧用诗词歌赋，将哲学抽象理论具体化，做到深入浅出
哲学给我们提供了思考问题的方法，当我们对哲学理论的理解遇到困难时，我们可以将所学的知识目标转变为理解相关知识的手段，在运用中加深对本理论知识点的理解。
案例2：意识的本质是客观存在于人脑中的主观映象。但是对这一抽象概念许多学生不理解或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在这里
运用意识的本质去解读古诗词中对春雨的不同描写，在具化抽象知识时也在理解抽象知识。
①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早春》韩愈
②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春夜喜雨》杜甫
③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寒食帖》苏轼
④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浣溪沙》秦观
春雨——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事物，由于每个人的知识构
成、心理因素、生活状况等主观因素不同，每个人对春雨的认识和理解也不一样。通过诗词对春雨这个客观存在的事物进行解读，学生很清楚地知道了什么是客观存在、什么是主观印象。既理解了哲学的概念，丰富了哲学课堂，又加深了对古诗词的理解，增强了学生的文化涵养。
案例3：矛盾具有特殊性的三个表现，在分析同一事物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矛盾时我运用了下面一首宋词去解读。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蒋捷《虞美人》）
同一个人，但年龄阶段不同，人生经历不同，思想也在变化，对待同一事物的心境也不一样。正所谓情随境迁，缘何也？矛盾具有特殊性也。通过材料引起学生心中的共鸣，让他们喜欢上哲学，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三、巧用经典名言警句，体现哲学课程教学中的思想性
一堂好的政治课，除了完成既定的课堂教学内容外，还要体现学科特色，思想性教育无疑是政治学科教学的最大特色之一。传统文化中许多名言警句如果运用适当，就能抓住学生的心，增强学科的思想性特点，并且能在整堂课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下面试列举一些经典名言的合理用处。
①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发挥意识的能动作用。
②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整
体和部分的辩证关系。
③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量变和质变。
④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矛盾就是对立统一。
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世续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
中华文化中经典名言警句数不胜数，不过多列举。这些名言警句大都有深刻的内涵，富有教育意义。在哲学课堂恰当的环节上适当地引用经典名言警句，画龙点睛，正面引导学生，以达到教学目标，增强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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