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还有陈中孚在《茶岭》一诗中记载海南茶岭茶树的景象，“天柱峰头拨晓云，灵芽一寸得先春。紫芹绿笋方知贵，雷发枪旗未足珍。”在烧水备具方面，例如宋东莞人赵必王象《和同社钱梅》写有“呼童涤茶皿”，在《避地惠阳鼓峰用徐心远韶》写有“风供松叶暖茶灶”；又如南宋琼州人白玉蟾在《清胜轩夜话》一诗中写有“茶铛无火召玉童”；又如南宋诗人杨万里曾任广东提举常平茶盐公事、广东提点刑狱，任职期间写有饮茶的诗句，如在《二月一日雨寒五首》中有“茶瓯火合对炉熏”；宋越州人李光被贬琼州期间，写有《即事十二首》，其中有“旋添活火待煎茶”；宋番禺人李昴英在《蒲涧山行宿景泰呈诸友人》中有“旋摘新芽拨涧泉”。宋东莞人张登辰在《茶磨》一诗中写有“枯叶旋煎鱼眼水”。在烹茶方面，如白玉蟾在《赠卢隐居》一诗中写有“且自烹茶学玉川”；又如坡在惠州度过第三个春节时，他在《新年五首》中写有“茶枪烧后有，麦浪水前空”，后被贬谪到儋州时，爱饮茶的他又写了《汲江煎茶》一诗，诗中描述了坡在贬谪期间烹水饮茶，通过饮茶来扫除自己消极的情绪。李昴英在《碧霄》中有“茶烹石鼎抱茅烧”。
在茶汤方面，白玉蟾在《凝翠》中有“茗花涌白雪”，又在《题瓮斋》有“茗花浮枕斗清芬”；宋舒州人朱翌被贬谪到韶州，在韶州居住十九年之久，他在《元日登城》一诗中写有“春生茶碗结琼花”，又在《喜雪》一诗中写有“客从暖浮茶乳白”。在饮茶及体会方面，杨万里在《食车螯》一诗中写有“老子宿酲无解处，半杯羹后半瓯茶”。白玉蟾在《送郭进之》一诗中有“茶甘齿颊香”。宋南海人刘镇在《念奴娇》一词中写有“玉川风味如许”。宋诗人唐庚谪居惠州时在《杂诗二十首》中写有“南方禁太饱，茗碗直须宽”。宋李昴英在《满江红》一词中写有“却坐间著得，煮茶桑苎”，把自己比作陆羽，可见李昴英非常爱好烹茶和饮茶。
一、以茶修身：佛道普遍的修行方式
茶很早就已经传到广东并与宗教人士结缘，据《晋书》记载：“单道开，敦煌人也，……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茯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东晋穆帝)升平三年至京师，后至南海，入罗浮山。”可知，敦煌人单道开入罗浮山修行，亦将饮茶的方式带到罗浮山。唐代僧人与道士好茶，因而促进了茶风，许多名茶的烘焙亦是出自他们之手。五代至宋禅宗独盛，禅僧对于茶的爱好一直延续，并更盛于唐，不仅僧人的日常修行生活、供佛、赠香客等离不开茶，茶亦是寺庙重要日常经济来源，成为普遍种植的经济作物之一。此外，茶有不发的茶性，对于修行僧人的欲望亦有所抑制，有助于修行悟道。通过宋代广东寺庙的僧人、道观的道士在日常修行生活中与茶打交道的过程，可以清楚地展现茶与宗教人士生活的密切程度。从相关史料可知，宋代广东寺庙和道观香火兴盛，发达的宗教文化将士人们津津乐道的品茶文化传向田野，走向大众，大大促进了广东茶文化的发展。茶与僧人的结缘由来已久，且一般来说，僧人饮茶之风较道士来得兴盛，从在僧家长大的陆羽撰写的《茶经》就可以知晓，料想陆羽应是受其师傅智积禅师爱好饮茶的习惯而被感染。僧家向来种有茶叶，如宋韶州曲江人余靖在《游水南寺》写有“双刹耸浮云，层轩绝世尘。松溪千盖雨，茶圃一旗春”(余靖.武溪集(卷1).四库全书集部)。据《景德传灯录》记载：韶州“则川和尚：师入茶园内摘茶”(《景德传灯录》第3册,卷8,《则川和尚》.四部丛刊三编子部)，写的是在韶州的白云寺、南华寺等寺院，向来有僧人开辟茶园种茶。在日常修行过程中，以茶供佛和饮茶成为僧人的必修课之一，如东莞人李春叟在《题云溪寺》写有“杖屦前溪踏晓霜，僧茶那定搅饥肠”，又如在李昴英的《赠云峰演庵主》一诗中的“佛粘土壁煎茶供”。宋时，文人到访南华寺，寺院都会设斋菜及茶水招待，或者与寺僧饮茶论道，如朱翌多次游访南华寺，留有“人众不烹茶”(《南华具素饭烹茶诗》)、“饮香休问水流西”(《丙寅十月游南华》)、“斗茶夸顾渚”(《南华五十韵》)等茶诗。寺院中，不仅饮茶成为日常生活必需，而且在日常师傅与弟子的对话中，处处充满禅机，有时于理论之际，亦常以茶示意，引起谈话机锋，并使对方了解所论的事，如《景德传灯录》记载：韶州“松山和尚：一日命庞居士吃茶，居士据起托子云：人人尽有分，因什么道不得？师云：只为人人尽有，所以道不得。居士云：阿兄为什么却道得？师云：不可无言也。居士云：灼然灼然！师便吃茶。居士云：阿兄吃茶何不揖客？师云：谁？居士云：庞翁。师云：何须更揖。”(《景德传灯录》第3册,卷8,《松山和尚》.四部丛刊三编子部)又如，韶州白云祥和尚条：“韶州白云祥和尚实性大师，初住慈光院。广主刘氏召入府说法，……问如何是和尚家风。师曰：石桥那畔有遮边无会么。僧曰：不会。师曰：且作丁公吟。问衣到六祖为什么不传？师曰：海晏河清。问如何是和尚接人一路？师曰：来朝更献楚王看。问从上宗乘如何举扬？师曰：今日未吃茶。”(《景德传灯录》第7册,卷23,《白云祥和尚》.四部丛刊三编子部)在南方广东，茶很早就与道教结缘。广东的罗浮山、西樵山等历来是古代道家修行的胜地，对在罗浮山修行的僧徒与道士们来说，饮茶有助于驱赶睡魔，何况宋代罗浮山有岭南第一泉的卓锡泉水，更是好茶好水两绝佳，在南宋广东英德人郑玠的《茶庵》一诗中如此写道：“道人宴坐碧山阿，啄木敲门拟客过。吾境本无妖魅事，日长翻有睡为魔。少水仍将活火煎，茶经妙处莫虚传。陆颠所在闲题品，未试罗浮第一泉。”(《茶庵》二首诗，清宋广业辑康熙五十六年刊《罗浮山志汇编》卷一九作逍遥子诗，第一首题为《茶庵》，第二首题为《罗浮茶》)南宋道士白玉蟾《张道士鹿堂》中写有：“清梦绕罗浮，羽衣延我游。新茶寻淮舌，独芋煮鸱头”。广东博罗人陈焕在《黄龙洞口道人送茶及筇竹杖》一诗中写道：“露泣新芽九节筇，芽如雀舌节如龙。烹来习习风生腋，拄上罗浮第一峰。”留元崇在游览罗浮山慈济庵时写有“归自星坛日未斜，草庵留住一杯茶。道人自点花如雪，云是新收白露芽”(《慈济庵二首》)一诗。南汉时，有乌利道人云游到南海西樵山炼丹，开辟茶园种茶，据《南汉书•乌利道人传》：“乌利道人，不知何许人，时称之曰乌利游方。至西樵山。耽喷玉岩之胜，构屋栖焉。辟谷食，能用禁咒。于所居侧辟园，遍植茶株。晚喜烧炼。岩下有丹井二，泉水赤、白各一。丹成，遂羽化”。
二、以茶待客：民间普适的礼俗习惯
茶发挥着以茶待客的功能，甚至在最南方的琼州，都有“客至但请坐饮茶”的民间礼俗，可知茶已经逐渐深入和普及到广东百姓的日常生活。如李昴英在《后峒月溪寺》一诗中写有“茗苦苛留客”。据宋朱彧《萍洲可谈》记载：“邹浩志完以言事得罪，贬新州。媒孽者久犹不已。元符二年冬，有旨付广东提刑钟正甫，就新州鞠问。志完事不下司。是时钟携家在广州，观上元灯，得旨即行；漕帅方宴集，怪其不至，而已乘传出关矣。众愕然。钟驰至新，将志完拘之浴室。适泰陵遗诏至，钟号泣启封。志完居暗室，不自意得全，又闻使者哭泣，罔测其事，意甚陨获，良久，钟遣介传语，止言为国恤，不及献茶，且请归宅。志完亦泣而出。其后东坡闻之，戏云：‘此茶不烦见示’。”
一唐代茶文化兴盛的社会历史条件
唐代茶文化兴盛是对历史上茶文化吸收和发展的结果。茶文化在唐代最终形成，得益于佛教的大发展、科举制度的完善、唐诗的繁荣、贡茶的成制、政府的倡导等因素。
1、佛教的大发展和推动佛教的大发展为茶文化的形成提供了契机。而佛教中的禅宗兴盛直接推动了饮茶风俗的广泛流行；茶禅互动，相互吸收和促进，茶文化得以产生。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饮茶》云：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713-741年)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泰山灵岩寺降魔师大兴禅教就是这个时代的反映。晚间不食不睡，甚为难熬。为求功德圆满，修身养心，禅宗功夫坐禅就需要脑清神健，而茶既解渴又提神，与坐禅的意境完全合拍，因此成了坐禅的好伙伴。唐人李咸用在《谢僧寄茶》中说：“空门少年初志坚，摘芳为药除睡眠”，可见茶叶与禅的结合有其客观必然性。既然出家人热衷于以茶助禅，以茶助功，民间信徒必仿而效之，此风因此不胫而走。唐代有一大批僧人种茶、采茶、制茶、饮茶，许多名茶产于名刹，许多高僧都是著名茶人。
2、科举制度的促进唐代用严格的科举考试来选才授官。朝廷特命以茶送到考场，以示关怀，所谓“金銮故例，翰林当直学士，春晚困，则日赐成象殿茶果”。如元稹《自述》(一作王建《宫词》)：“延英引对碧衣郎，江砚宣毫各别床；天子下帘亲考试，宫人手里过茶汤”。这种科举制度中最高规格的考试，也以茶助考，每一位有幸得到赐茶的人每不感到无比自豪，其轰动效应也更大。这说明科学制度中赐茶的普遍性。
3、唐诗繁荣的影响文人作诗是一项创造性的劳动，要求作者头脑清醒，文思如泉。而茶能助诗兴，发文思，所以吟诗与饮茶有机结合起来。唐代著名诗人无不饮茶，有些人还把饮茶与吟诗有机联系起来，这种例子俯首皆是。文人吟诗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茶道茶艺、茶性茶德、茶情茶谊、茶俗茶礼、茶事史诗等，同时对茶树生态环境、造茶技术、煮饮技艺、名茶、贡茶、茶政和贸易等都有涉猎，内容丰富，词句优美，从侧面反映出唐代茶文化的博大精深。据不完全统计，唐代茶诗有391首，作者113人，这与唐以前各代偶有所见的茶诗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4、封建政府的倡导主要表现为以朝廷为首的各级官府提倡饮茶，主张以茶代酒，贡茶、赐茶的盛行等方面。中唐以后各皇帝大多好茶，为提神消食、治病，便向民间搜刮名茶贡饮。唐代贡茶有2种，一是选择各地所产名优茶进贡，二是在茶源丰富，茶质优良，环境优美的地区设立贡茶院造茶进贡。丰富的贡茶，既满足了朝廷饮用需求，又可进行各类赐茶。唐代皇上向各级赐茶已成为示宠的象征。妃嫔、内侍、公主、学人、举子、军人、官吏、王公贵族等都成为赐茶的对象。得到皇帝赐茶的王公贵族更是感激涕零，视为殊荣，誓死图报。皇帝如此重视茶，茶就被作为一种礼仪用于和亲以及固边强国之事上。唐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王松赞干布，陪嫁之物中就有茶叶。《政教鉴附录》云：“茶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也”。嗣后与吐蕃及回纥的茶马贸易，既有礼遇周边少数民族，以茶惠及边民的内容，也有强国固边的深层次考虑。
二唐代茶文化的主要表现
1、茶文化形成的基础十分厚实，饮茶非常普及。这是茶文化形成的前提条件，也是茶文化普及的必然结果。从地域上看，唐代饮茶风习第一次成了真正意义上全国性的“比屋之饮”。尤其是北方，本来“初不多饮”，开元(713—741年)以后，僧人饮风大盛，为此北方许多地方“多开店铺，煎茶卖之”，这种“始臼中地”的饮茶风俗，很快与大唐文化一起“流于塞外”。饮茶地域性的消失，是饮茶文化作为全国文化出现的标志。从饮茶所属人员看，皇帝嗜荼，“王公朝士无不饮者”，文人嗜茶，僧人嗜茶，道士饮茶，军人饮茶，甚至“田间之问，嗜好尤切”。饮茶没有身份地位的象征，成为一切人的嗜好。从作用来看，茶被看作生活的必需品，所谓“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人们对茶“溺之甚”，简直达到“穷日尽夜”的程度。没有饮茶的大普及，不会有唐代茶文化的发展。
2、有了一整套制茶、煮茶、饮茶的专门工具和成熟技术，突出表现在陆羽《茶经》的有关论述中。可见，唐代茶事是一门艺术，对茶叶的外形、色泽、茶水香味、滋味、煮水、茶具、柴火、饮茶环境和方式均有详细而严格的规定。他们追求的是茶叶要好，制茶要精，煮茶要术，饮茶要美，要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出现了包括茶学专著在内的一大批茶文献、茶文学。《茶经》面世标志着茶学和茶道的形成，它在中国乃至世界茶文化史上占有崇高地位。嗣后裴汶的《茶述》、张又新的《煎茶水记》、苏虞的《十六汤品》、温庭筠的《采茶录》、王敷的《茶酒论》、毛文锡的《茶谱》义从不同的侧面共同塑造唐代茶学界的辉煌成就。与此同时，大批诗人用自己饱含深情的笔，写下了数百首茶诗。这些茶诗或呕歌饮茶的美妙，或表达赐茶赠茶后的喜悦心情，或寄托对茶德的思考，凡此种种，都表达了对茶的热爱和追求。唐至五代以茶诗为中心，包括茶散文等文学著作的大量出现，为茶抹上了浓浓的文化韵味。不仅如此，还出现了茶画。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箫翼赚兰亭图》是世界最早的茶画，画中描绘了儒士与僧人共品香茗的情景。阎立本另绘有《斗茶图》，形象地表现了唐代的饮茶风俗。初唐周防的《琴啜茗图》大约是当时宫廷仕女茶道的最早表现。张莹的《明皇和乐图》是一幅宫廷帝王饮茶的图画。佚名的《宫乐图》描绘宫廷妇女集体饮茶的场面。这些画对烹茶、饮茶具体细节与场面描绘得比较具体、细腻。此外，杂著中也大量出现茶的内容。可见茶学家、诗人、文学家、画家、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都拿起自己的笔为茶文化的繁荣而辛勤耕耘。
4、饮茶仪规和茶道的出现，饮茶上升到精神层面。饮茶发展，有所规则，是从唐代开始的，这主要体现在《茶经·六之饮》中。“夫珍鲜馥烈者，其碗数三。次之者，碗数五。若坐客数至五，行三碗；至七，行五碗；若六人以下，不约碗数，但阙一人而已，其隽永补所阙人”。除了普通饮茶仪规外，唐代已经形成宫廷茶文化圈、文人茶文化圈、大众茶文化圈、僧侣茶文化圈，不同文化圈的人饮茶自然也就有不同的规则。茶道的创立则是唐代饮茶文化的最高层面，即精神方面的内容，这是唐代茶文化的突出表现。陆羽创造了以“精行俭德”为中心的茶道思想，只不过没有使用“茶道”这个词而已。诗僧皎然首次提出了茶道概念，把品茶过程归纳为3个层次。卢仝又在《走笔谢孟涑议寄新茶》中生动描绘了饮茶的7个层次。刘贞亮将茶叶功效概括为10项，《茶十项》一文说：“以茶散闷气，以茶驱腥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疬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刘贞亮的茶十德比较具体，包含了茶叶对生理及精神方面的功效，其中“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志”，“以茶可行道”4条纯粹是谈茶的精神作用。至此唐代茶道已经形成。
三唐代茶文化的历史地位
1、唐代茶文化是对古代茶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基础上的一种创新，它具有高度的完整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唐代茶文化总结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茶文化思想，揉合当时思想界的精华，创造了完整的茶艺形式，使单纯的饮茶活动一变而为精神的活动。人们在制茶、煮茶、饮茶的过程中，深刻理会到儒佛道三家精神的内含。这既是一种物质享受，又是一种精神追求，是物质与精神的完美结合。唐代茶文化不但给唐代不同人们提供了开展茶文化的乐土，也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奠基作用极大地影响了宋元明清茶文化的走向，这种影响，甚至直至今天仍无法完全摆脱。
(一)民间传说
1 柑普茶创制传说
相传，柑普茶为罗天池首创。罗天池(1805-1866)乃新会棠下人，被誉为“粤东四大家”之一。道光六年(1826)中进士，同年赴云南上任，官至南遒西道。道光27年(1847)罗天池因回人事件辞官还乡。罗天池在任期间喜欢喝云南普洱茶，辞官后带了不少普洱茶回乡。是年秋天，罗天池偶得感冒，其妻以陈皮煎水为感冒药汤置书房令其服之。其时罗阅读已迷，误将药汤倒人茶壶，饮之，顿觉味道醇厚，香生两颊，气道畅顺。如此连服两日，病痊愈。此后，罗天池每喝普洱茶，定添陈皮少许。数日后，其族弟赠柑于罗，罗将柑去肉取皮，晒干后与普洱混合，打包陈封。此乃最初之柑普茶。后来，罗天池沉思:如此制作柑普茶，茶叶易散落。他心生一计，将柑果顶部削开，掏出柑肉，将果皮晾干后填满普洱，再将原削去的顶部作盖子将其盖上，并拿至太阳下晒并风干，然后陈置家中。此乃当今柑普茶之最初形态和制作方法。当然，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国家食品质量标准的实施，柑普茶的制作技艺和科技水平正朝着规范化科学化的目标不断向前迈进。
2 “广陈皮”得名传说
在新会，流传着黄氏先祖源深公之夫人米氏以新会陈皮治愈当时国母杨太后疾病之故事。源深公讳名广汉，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得进士，后任徐州知府、浙江都潜运使。其夫人米氏出身名门，自幼饱读诗书，精通药理。南宋理宗(赵均)年间，米氏应诏侍奉杨太后。期间，杨太后得乳疾，御医束手无策。黄广汉得知，亲将特制新会陈皮交其夫人米氏，并嘱米氏以此煎汤让太后服用。杨太后服用数剂，病愈。杨太后询问米氏之药源，米氏陈其夫广汉创制。于是，杨太后取米氏夫君“广汉”之“广”字，御封此药材为“广陈皮”，以有别于其他橘皮。此后杨太后奏请理宗皇帝，封米氏为“一品夫人”。“广陈皮”即“新会陈皮”由是得名。
3 优质新会柑传说
新会柑种植自宋后沿潭江、西江自东向西、自南往北，逐渐发展起来的。新会种柑取皮相传有700多年历史。元代至正七年(1347)新会外海(今属江海区外海街道)陈惠甫拨田嘱书中写有“甘(柑)子田租十石”，此是他母亲在元初时的奋田。明代李时珍对新会柑皮大加赞赏，其《本草纲目》云:“柑皮纹粗，黄而厚，内多白膜，其味辛甘一以广中(新会)采者为胜。”明清时期，新会柑已列为贡品。但并非凡新会产之柑均为上乘之果品。相传，新会茶坑村(梁启超故乡)背靠凤山，面朝银洲湖，此地钟灵毓秀，人才辈出。凤山上有一塔，名曰“凌云塔”，当地人称之为“熊子塔”。凌云塔修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它在凤山擎天柱立，尤巨笔一支直插云霄。据言，凡能眺望到凤山上之凌云塔之地，均能产出品质上胜之柑果。能眺望凌云塔唯银洲湖两岸，该地为冲积平原，土地肥沃，灌溉用咸淡混合水，如此天然条件，其他地方无法比拟，在此出产之柑果与众不同乃情理之中。
4 普洱茶起源传说
普洱茶是历史名茶，其盛产于云南思茅，这里沃野千里，茶香四溢。清末代皇帝溥仪曾说:“夏喝龙井，冬喝普洱。可见，普洱茶早已闻名天下。关于普洱茶之来历，民间流传着多个神奇而美丽的故事。相传禅宗师祖达摩涤尽尘埃，专心修炼，真诚向佛。他面壁九年，为克睡意，将眼皮扯下，顺掷出屋外，后长出普洱茶树。此茶又名达摩茶，由是得名。另据道光《普洱府志》“六茶山遗器”记载:“六茶山遗器，俱在城南境旧传武侯(诸葛亮)遍历六山，留铜锣于收乐，置鳝于莽芝，埋铁砖于蛮砖，遗木梆于倚邦，埋马橙于革登，置撒袋于漫撒，因以名其山。又莽芝有茶王树，较五茶山独大，相传为武侯遗种，今夷民犹祀之。”此传说当地人以为事实，祀诸葛孔明先生为“茶祖”，供奉拜祭。传说总能给人们带来神秘的色彩。但传说归传说，据考证，历史上普洱茶产于西双版纳的景洪县、勋腊县，原属银生城界诸山的六大茶山。
(二)文学表现
两千多年前，屈原的《橘颂》开拓了中国文学史上颂橘的先河，“后皇嘉树，橘来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传颂千古。自《橘颂》后，我国文坛出现诸多吟颂柑橘的诗词、歌赋，如三国时期曹植《植桔赋》、唐朝的柳宗元《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张九龄《感遇十二首》。晚年在夔州的杜甫，近两年时间里，为我们留下430多首诗，其中歌咏描绘柑橘的诗就多达20来首。新会柑和普洱茶是新会和普洱的山山水水滋养的乡土特产，清雍正年间已列为朝廷贡品。新会柑、新会陈皮、普洱茶成为人们进行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如民谣就有:
三月杨梅四月李，五月西瓜又沙梨，六月荔枝红似火，七月龙眼兼黄皮，八九两月香蕉熟，十月吃柑晒陈皮，深秋甜橙甜似蜜，腊月红桔挂门媚。九月香蕉多夹肥，十月柑果大红皮。九月十月均为农历，民谣细数新会三至十月的特色佳果。春华秋实，十月，柑果成熟，收获正当时。民谣呈现新会物埠年丰的景象，表达喜气洋洋之心情。巴山子，叶叶塔，巴心巴肝惦爹娘。圆茶盘，方茶盘，端花来。不吃你的茶，不戴你的花，我要去看我的妈。王婆婆，在卖茶，三个观音来吃茶。后花园，三匹马，两个童儿打一打。王婆婆，骂一骂，隔壁了么姑说闲话。以上两首童谣借喝普洱茶的习俗，表达对父母的思念和茶俗游戏中的快乐之情。楹联是文学的轻骑兵，中华艺术瑰宝，其对仗工整，平仄协调，语言精炼，艺术独特，深受文人喜爱。在新会陈皮村里，可以看到这样的对联:“新会名城多胜景，陈皮妙品一灵丹。”“新会喜迎天下客，陈皮香醉月中仙。”“圭(即新会圭峰山，为新会名山)岭地灵新会秀，和堂(店铺名)客旺陈皮香。”“新天宝地水秀山灵物埠民康，会邑陈皮养生保健延年益寿奏奇功。”这些对联突出新会陈皮之妙、之香、之奇的特点，盛赞新会山灵水秀，热情好客。再有“柑普茶再塑饮茶新时尚，广陈皮风靡世界千百年。”上联直言柑普茶为当今养生保健之时尚茶饮，下联云新会陈皮历史悠久，饮誉世界。
维新领袖梁启超为新会人，他著作等身，并没有为家乡特产柑橘专门撰文。不过，其《说橙》在得出“故今日新会之橙将绝于天下”结论的同时，也言自己为新会人，异常熟悉新会物产，“吾粤人也，所知者粤中(即新会，笔者注)再熟之地。”还将新会当时著名经济作物的种植作比较:“吾县植物之大宗者艺谷之外，曰桑，曰烟叶，曰蒲葵、曰柑橘、曰橙。盖植柑橘之利三倍于艺谷。”言种植柑橘之经济收益高于水稻。
清代文学家曹雪芹已将普洱茶写进《红楼梦》，在六十三回写到:是日宝玉生日，袭人、晴雯等集资为宝玉设宴庆祝。恰荣国府大管家林之孝家的夜巡查，宝玉谎称自己“因吃了面怕停住食”而未睡。于是，林之孝家的让宝玉“该沏些个普洱茶吃”以消滞。林之孝家的所言甚是道理。《本草纲目拾遗·木部》有云:“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效犹大。”黑者为熟普，绿者为生普。
此外，民国《景东县志稿》记载:清光绪年间景东郡守黄炳堑(1832-1904，广东新会人)，擅古琴，通诗文，精金石。他上任后，乐善施教，喜结诗社，常吟诗唱和，致景东文风开阔。景东乃普洱茶一产区，茶文化特点鲜明，他细致观察了茶一年四季之特点，写下《采茶曲》:
正月采茶未有茶，村姑一队颜如花。千秋戏罢买春酒，醉倒胡麻抱琵琶。
二月采茶茶叶尖，未堪劳动玉纤纤。东风胎荡春如海，怕有余寒不卷帘。
三月采茶茶叶香，清明过了雨前忙。大姑小姑入山去，不怕山高村路长。
四月采茶茶色深，色深味厚耐思寻。千枝万叶都同样，难得个人不变心。
五月采茶茶叶新，新茶远不及头春。后茶哪比前茶好，买茶许问采茶人。
六月采茶茶叶粗，采茶大费拣功夫。问他浓淡茶中味，可似檀郎心事无。
七月采茶茶二春，秋风时节负方辰。采茶争似饮茶易，莫忙采茶人苦辛。
八月采茶茶味淡，每于淡处见真情。浓时领取淡中趣，始识侬心如许清。
九月采茶茶叶疏，眼前风景忆当初。秋娘莫便伤憔悴，多少春花总不如。
十月采茶茶更稀，老茶每与嫩茶肥。织嫌不如织素好，检点女儿箱内衣。
冬月采茶茶叶凋，朔风昨夜又今朝。为谁早起采茶去，负却兰房寒月霄
腊月采茶茶半枯，谁言茶有傲霜株，采茶尚识来时路，何况春风无岁无。
正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相逢何必曾相识”。无论是传说中的罗天池还是史实中的黄炳堑，他们对普洱茶情有独钟，难道不可看作新会柑、新会陈皮与普洱茶结连缘之端倪吗?新会柑与普洱茶结合乃天赐良缘也。
(三)民俗表现
柑普茶集新会柑、新会陈皮、普洱茶于一身，他们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以茶待客、以柑赠人，以柑以茶作祭品等民俗特色鲜明，值得领略。
1 柑为祭品
俗语云:冬大过年。在新会，冬至拜祭活动早而有之。清康熙《新会县志》记载:“冬至祭始祖以下至于祖称。”祖称即先祖先父。是日各家各户对尊神如观音、先祖、灶君、门官、天官悉数拜祭，祭品有烧猪、熟鸡、柑果。柑果至冬至即成熟，其皮色泽程亮颜色金黄。新会有俗语:柑大过桔(即:柑果的体积比桔子大)。故“柑果”又名“大桔”。“桔”与“吉”同音。以柑果作祭品，寓言诸事大吉大利，来年事业红红火火。拜祭过的柑果不会马上被人吃掉，通常在元旦(新会称:新历年)后才吃掉这些拜祭过诸神的柑果。这种做法，当地称之为连年(“连”音“泽”，“压岁”义)。
2 陈皮作嫁妆
自古以来，但凡女儿出嫁，父母均为其添置嫁妆。嫁妆数额多少，视其父母经济状况而定。嫁妆常为金银首饰、衣箱皿具，锦缎良驹。若“良田千亩，十里红妆”，则言嫁妆之丰厚。在新会，流传着女儿出嫁以陈皮(柑果之皮)作嫁妆的佳话。据载，约90年前，新会会城东甲村一柑农嫁女至江门，其家人为其准备了丰厚的嫁妆，其中有两罐用传统油坛封存的新会陈皮，且珍藏多年。以陈皮作嫁妆并非新会独有，香港及东南亚华人社区亦有此习俗。据《广州日报》报道:香港有资深企业家把40年陈皮当作嫁妆给女儿作陪嫁。《大河报》还报道:香港及东南亚地区，谁家女儿出嫁，有几斤几十年的陈皮做嫁妆那可是财富的象征。为何嫁女不以黄金珠宝作嫁妆，而是以陈皮作嫁妆呢?其实，新会
陈皮早就有“千年人参，百年陈皮”之说，言百年陈皮价值昂贵。以陈皮作嫁妆，既是财富的象征，亦是家乡的情谊，更是远方亲人的思念。
从驻军建屯到军民同住的石城,青岩古镇经历了数百年沧桑
明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明王朝为了控制西南边陲,置贵州卫指挥使司,控制川、滇、湘、桂驿道。又因青岩位于广西入贵阳门户的贵(阳)番(定番)主驿道之中段,在驿道上还设有传递公文的“铺”和传递军情的“塘”。驻军于双狮峰下驿道旁建屯,史称“青岩屯”。自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设青岩堡起,青岩古镇至今已有630多年的历史。
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派30万大军远征滇黔。大批军队进入黔中腹地后,驻扎屯田,这里逐渐发展成军民同住的村寨。天启四年至七年(公元1624年至1627年),青岩土司班麟贵率领所管辖村民,伐树烧荒,炸石平地,自筑城垣。土城竣工后,称“青崖(岩)”,既延续青岩堡之名,又以城东北巍峨青岩类似一雄狮伏地、可镇压八方之意。当地布依族人叫它“王城”,汉语意为“兵城”或“营盘”,这便是今青岩城的雏形。
土城居高踞险,安全坚固。青岩堡内寨民为避兵祸,多搬入土城居住,使土城渐具规模,成为南下定番、北上贵阳、西入平坝、东走龙里的十字交通要塞。经数百年历史沧桑,多次整修扩建,青岩城由土城而至石砌城墙、石砌街巷。
如今的青岩城,是一座明清风格的文化古镇。城头火炮与北门外山头炮台相互呼应,加上四周高大的城墙,形成青岩古镇坚固的防御体系,被称作是“攻不破的城池”。相传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当年攻青岩,月余不下。新中国建立之初,仅以两个班的兵力,凭借青岩古城坚固的防御体系,与数千土匪激战数日,直至援军到来城仍不破。
城内众多文物和大量明清建筑,使青岩镇处处显示出悠悠古韵
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青岩古镇胜迹随处可见。这里的文物点多达百处,其中23处收入《中国文物地图集》。古镇布局,沿袭明清时期的格局。交错密布于镇内的明清古建筑,设计精巧、工艺精湛。
古镇现有九泉、慈云、观音、朝阳等9寺,有药王、黑神、雷祖等8庙,有奎光、文昌、云龙等5阁,有班麟贵土司祠、赵国澍祠以及青岩书院、万寿宫等古建筑37处,还有3座石牌坊。寺庙、楼阁无不雕梁画栋,飞角重檐相间,虽年久失修,大部分仍风韵犹存。
我们一行由北门入城,但见城楼高耸,城墙均由青石砌成,又立足于山石之上,平地增高了数丈,城墙厚实,颇为坚固。一条长街斜向南去,街巷青石铺面,两旁青砖灰瓦,铺面皆作仿古装饰,大多卖些当地特产、手工艺品或少数民族服饰。偶见茶肆饭馆,也都是木匾门额,旌茶旗酒,古风蔚然。
长街中段的坡高处将街巷分为南北两街,房屋建筑风格略异。北街宽敞,为明代所建;南街略窄、巷陡,是清代拓建。此两巷并称明清街,是古镇的中轴线。
顺着南街北行,有一条小巷叫“背街”。这里的屋顶多以石片作瓦,大石屋连着小石屋。绿阴掩映间的背街,全是青石板铺路,青石板垒墙,小巷深幽,古道遗风,成为一道特别的景观。
牌坊是青岩古镇的标志。据说,古镇原建有8座石牌坊,现在仅存3座。沿南街行至南门,当街一座牌坊,高大挺立,石狮倒挂,称“赵理伦百岁坊”。它始建于1843年,有道光皇帝钦赐“七叶衍祥”、“升平人瑞”题额。因其有创意独特、一反常规的下山石狮,被艺术大师刘海粟盛赞为“实属罕见而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另两座分别叫“赵彩章百岁坊”和“周王氏媳妇刘氏节孝坊”。节孝坊的正中横梁上刻有空雕“二龙抢宝”、“五龙图”,中间嵌有圣旨立匾。穿过石牌坊,顺着青石台阶漫步古镇街上,但见街道两旁的老房旧居都是青砖灰瓦、木雕窗花和隔扇框门。古色古香的生意店铺,让这个有630多年历史的古镇透出浓浓的商业气息。
南门叫“定广门”,清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由青岩副总兵班应寿在扩修外城时初建,咸丰年间又经青岩团务总理赵国澍整修而成。重建的“定广门”,依稀可见古城墙的遗址残迹,是青岩古镇文化的缩影。
历史悠久的四教并存,多元文化荟萃的典型
青岩古镇占地仅3平方公里,却拥有许多古老的宫观、寺庙,还有天主教、基督教教堂。这里四教并存,是贵州多元文化荟萃的典型。
道教传入青岩,大约在明万历年间,云龙阁、东岳庙等道观建筑,就始建于这个时期。此后还有斗姆阁、文昌阁、水星楼、万寿宫、药王庙、财神庙等建筑。朝阳寺是青岩最早的佛教寺庙,始建于明万历初年,清乾隆、嘉庆年间重建。迎祥寺始建于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重建。迎祥寺内有斗姆阁,佛道两教在这里合为一处。
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天主教在青岩的姚家关修建了贵州第一所大修院,叫“圣伯多禄大修院”。但是不久,这里便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青岩教案”。青岩教案终因清政府的无能,以处置相关官员、赔偿白银12000两,并由官府重修建教堂而告终。从此,天主教便在青岩立足。青岩教案60年后的民国九年(1920年),基督教进入青岩。自此,在青岩古镇形成了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四教并存的宗教格局。各种民族文化经过600多年的碰撞、磨合,至今已达到融洽、包容境界,构成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青岩文化。
青岩古镇可谓人杰地灵,群英荟萃。明清以来,出了不少著名的人物。清康熙年间著名诗人及翰林院学士周渔璜,以“状元及第而夺魁天下”轰动华夏的赵以炯,贵州辛亥革命的先驱平刚等,都是青岩古镇人。如今,古镇的赵以炯状元府第,孙中山元帅府秘书长平刚先生故居,都是游人十分关注的地方。
位于古镇南街的青岩书院,建于明末清初。原建筑为青岩班氏土司宅院,后被辟出一个梯形结构的三进四合院开办书院。赵以炯高中状元之后,附近的长顺、惠水,甚至远在广东、广西的富贵人家,也将子弟送到青岩书院。在书院的带动下,古镇还出现了17处私塾。青岩良好的读书风气,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人才。清朝,青岩周边出秀才、举人达50多人。
改造后的茶亭河水街忠实地再现闽都商业的精华，在保留茶亭街旧有的“茶、乐、工”文化特色的同时，强化其沿街商业分布的连续性及地方历史、文化的表达，演绎出仅属于“海峡西岸第一街”的商业文化。传承历史文化融合现代于一体
对众多海外华人和外国游客来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最有吸引力的。因此，对于老街区的开发不同于普通建筑，需要融入地脉、文脉，追求文化、旅游和商业的珠联璧合。
上海的城隍庙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问，与拥有几百年历史的江南名园豫园毗邻，又称老城隍庙。城隍庙商业圈以玉器经济、小商品经济、旅游经济为主要特色，这三大聚宝盆在各自锦绣色彩的辅助下，触动了游客的审美情趣和消费心理，为城隍庙商业圈取得丰硕经济效益不可或缺的商用价值。
与此相同，茶亭街对于老福州人来说，也不仅仅只是一个商业街区，更汇聚了福州的历史精华和印记。据悉，茶亭街自清代以来，就是福州的传统手工艺一条街，历史上出现过多种手工艺百花齐放的局面。手工作坊不断汇聚于此，繁荣的商业街市逐渐衍成。
保护传统工艺对商业的成功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为了传承民俗文化，华辰地产在茶亭水街的规划设计上融合“一轴三核心”的理念，采用了晚清的低矮中式小楼风格，把古风民俗的气韵表现在现代结构、材料的造型逻辑之中，将茶亭水街沿岸建成古色古香的旅游文化商业街。
简洁而不粗陋，雅致而不造作，既扎根本土又融入国际潮流。水街作为福州目前唯一的规划，对茶亭古街的传承， 留下了历史的烙印，同时又展示了现代建筑大师的手笔，融现代与历史为一体。崭新的百年茶亭街，满足各种人群的需求，从点到质到核心，全面创造海峡西岸第一街的繁华。
延续历史水街的商业繁华
青砖、马头墙、琉璃瓦；小桥、流水、轻舟；所有与古典、风雅有关的元素在这里得到重新整合。重楼叠阁，富丽堂皇，将茶亭水街沿岸建成古色古香的旅游文化商业街。太多美丽的相似点，使人们不自觉地把茶亭水街和南京的秦淮河联系到了一起。
一千八百年以来，秦淮河始终是南京最繁华的地方之一，被美称为“十里珠帘”。秦淮河以夫子庙为中心，具有明清风格、是庙市街景合一的文化、旅游、商业、服务等多功旅游胜地。而作为海峡西岸第一街对外的“城市名片”，茶亭水街也将成为人们摩肩接踵、流连忘返的旅游胜地。新茶亭河水街规划设计贯穿着“一轴三核心”的理念，是以千年古街商业建筑，结合现代二十一世纪的眼光，用比拟和夸张的设汁，建设具有福州风格的水街。茶亭的水街将会成福州的“秦淮河”，既繁华热闹，又不失生活的乐趣，从生活、购物、旅游，都创建了新的理念，把很多因素，如水、湖、街，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就像是一个大花园，我们可以在茶亭河划舟，也可以在古街上游玩，可以消费，也可以不消费，满足各种人群的需求，从点到质到核心，共同创造茶亭街的繁华。
老街区将诞生新的文明
作为城市文明的代表，这些老街区拥有着最鲜明的特征：一是历史文脉极为相似，都历经过沧桑，保留着中国最传统的原汁原味的文化；二是作为城市难以根绝的情愫，这些老街区都面临着改造后的继承和发扬问题。“以文兴商、以商促文”成了他们共同的发展方向。
同样，茶亭街改造在省市各级领导和各方专家的重视下，也得到新的定位――“海峡西岸第一街”。华辰地产扛起此次改造的重任，项目命名为君临，盛世茶亭，在传承百年茶亭商业文脉的基础上，尽情展示热闹喜庆繁华的商业意境。
改造后的茶亭街将建设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民俗中心、文化中心，使茶亭街成为福州人引以为豪的地标性建筑。其中茶亭河水街将是海峡西岸第一街最重要的文化体现。该中心将以千年古街商业建筑，结合现代二十一世纪的眼光，用比拟和夸张的设计，建设具有福州风格的水街。
扬起闽都文化新长卷
与君临・盛世茶亭其他“核心”规划不同，茶亭水街的娱乐业态也相对具有传统闽都特色，它为人们营造的是一份具有仙风道骨的情怀，一处优远绵长的雅境，别有一番风味。
在这里，有书吧、陶吧、工艺坊……可静静琢磨现代文化艺术悠远意境，到茶亭水街亦可临波垂钓、乘轻舟小筏游览，购买船上运载的新鲜货品，把玩有趣及具收藏价值的商品，淘一份雅趣，酿一网深情，体验不一般的水韵人生，一切由心而自然。
在这里，有庭院，脚踝累了，眼睛可以继续游览；有茶楼，心情凉了，唇齿可以品尝热香；有戏台，兴致淡了，耳朵可以遥听远响，一切由思而远长。
茶文化遗产包括茶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部分。从广义上讲，茶树栽培技术、耕作模式、茶叶加工技术、茶树种质资源、品茶用水、泡茶器具、茶民俗、茶旅游、茶
遗迹、茶书、茶诗、茶词、茶赋、茶小说、茶散文、茶楹联、茶曲、茶歌、茶舞、茶艺、茶俗、茶礼、茶书法、茶绘画等均可纳入茶文化遗产行列。邢窑白瓷作为一种传统茶具，亦属于我国茶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笔者拟从茶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视角对邢窑白瓷及其茶具的历史发展概况展开全面论述，并对其历史影响及当代价值加以简要评析。
1 邢窑白瓷的历史沿革
1.1 兴起阶段—北齐白瓷的创烧源于青瓷，最初兴起于南北朝后期的北齐时期。瓷器的瓷胎中铁元索的含量，尤其是氧化铁的含量决定了瓷器的成色，含铁量越多，瓷器成色越深。白瓷瓷胎中的呈色元索氧化铁的含量极低，在1%以下，因此，白瓷对瓷器烧制技术要求较高。由此可见，北朝时期在制瓷技术上较前代已然有了较大的突破和发展。
我国历史上先后出现了多次诸侯争霸、南北方分裂割据的局面。南北朝时期正处于我国南方和北方分裂对峙阶段，中原地区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百姓大举南迁。北魏孝文帝改革后，迁都中原，南迁居民得以回归中原，同时将南方先进的制瓷技术和经验带到了北方，并在河北一带兴建邢窑，在青瓷的基础上创烧了白瓷，邢窑白瓷由此产生，这可谓是当时制瓷技术的一个重大突破。
1.2 发展阶段—北朝至隋邢窑是我国白瓷生产最早的窑口之一，在北齐至隋朝这一时期发展迅速。无论是产量还是质量，白瓷均较前期有了长足的进步。考古资料表明，隋朝白瓷的烧造数量与当时青瓷的产量相当，二者平分秋色，势均力敌。在白瓷的烧制原料上开始大量使用化妆土，并烧制出化妆白瓷，精致细腻、釉色均匀稳定、质感舒适，具有较强的艺术性。随着考古工作的推进，隋朝高档细白瓷标本被发现，这是邢窑考古研究的一个重大发现，可惜具体的高档细白瓷器物并未被发现，虽说遗憾，但也足以说明隋朝白瓷烧制的工艺水平之高、功夫之深。也有专家根据隋朝白瓷精致细腻等相关特点，尤其是从近期考古发掘的白瓷杯残片来推测邢窑作为贡品的年代可能出现在隋朝，早于现在公认的唐朝。可见隋朝时期邢窑白瓷的工艺水平与烧制技术已经到达了相当的高度，这也为唐代邢窑白瓷达到顶峰水平提供了条件。
1.3 兴盛时期—唐朝经过北齐、隋、唐初几十年的发展，邢窑白瓷烧制技术日趋成熟，烧制工艺与精度进一步提高，加之唐朝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为邢窑白瓷的大发展与大繁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唐代邢窑白瓷独具特色，陆羽《茶经》评价其具有“类银、类雪”的特点，与南方越窑“类玉、类冰”的青瓷交相辉映，逐步开创了我国陶瓷史上“南青北白”的新局面，对越窑青瓷“天下独尊”的地位提出了挑战。这一时期，邢窑白瓷在制作工艺和产量上均达到了鼎盛时期。《新唐书》载:“邢州贡瓷”。初唐时期邢州地区所产白瓷已作为贡品，说明此时邢窑白瓷的工艺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唐·李肇《国史补》说:“内丘白瓷阪，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可见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受众之多。据资料显示，唐代除邢窑生产白瓷之外，曲阳窑、巩县窑、鹤壁窑、密县窑、登封窑、部县窑、安阳窑、浑源窑、平定窑、耀州窑、萧窑等众多名窑均烧制白瓷。唐代四川大邑也出产白瓷，杜甫在《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一诗中写道:“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川杜甫对大邑白瓷的描写颇为细致:“轻且坚”，即重量轻，质地坚硬，说明大邑白瓷胎质薄，所用材质好;“扣如哀玉”、“胜霜雪”，白瓷如玉如雪一般，说明其烧制工艺水平很高，釉质细致;“锦城传”，即在四川成都一代广为流传，风靡一时，从中也表现了杜甫对大邑白瓷的喜爱，如获至宝的心情自然流露。
与邢窑白瓷处于同时期的其他窑口也多处于繁荣期，各地瓷器竞争激烈，其中声望最高、名气最大的无疑是南方越窑的青瓷，其名望大有盖过邢窑白瓷之势。中唐时期的茶圣陆羽在《茶经》中提出了“邢不如越”的论断，使得后世“越窑胜过邢窑”这一观点深入人心，但也不乏有人对此提出反对。唐·皮日休《茶阪》诗中写道:“邢人与越人，皆能造兹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枣花势旋眼，萍沫香沾齿，松下时一看，支公亦如此。”[z]皮诗将邢窑与越窑放在了同一高度，对邢窑白瓷大加赞赏。唐代诗人元棋也曾作诗赞美邢窑白瓷:“雕镌荆玉盏，烘透内邱瓶”，赞其造型之规整、器体之莹薄。段安节《乐府杂录》中“以越阪、邢阪共十二只，旋加减水于其中，以筋击之，其音妙于方响也。”一句记载了唐代乐师郭道源用筷子敲击越窑、邢窑瓷器所发出的金石之声，说明了邢窑白瓷质量好，工艺高，胎骨坚实致密，可与越窑瓷器一并作为乐器使用。明代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载:“品茶用阪，白瓷为良，所谓‘索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也。”阳羡指的是今江苏省宜兴市，该书是第一部论述紫砂壶艺的专著，倡导品茶以白瓷为宜。
文人七件事“琴棋书画诗酒茶”，生活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皆好饮之”，无不昭示着古人饮茶的盛况。在唐宋乃至清朝，饮茶更是受到帝王将相、文人士大夫的大力倡导，李白、杜甫、皎然、白居易、颜真卿、蔡襄、苏轼、黄庭坚、唐寅、宋徽宗、清乾隆皇帝皆是爱茶、懂茶之人。例如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喜欢用白瓷茶具饮茶，陆士修的《五言月夜吸茶联句》便写道:“索瓷传静夜，芳气满闲轩。”其中“索瓷”即白瓷，描写了颜真卿和他的几位朋友在一个月夜相聚，用白瓷碗品茶的情境，悠然闲适，一团和气，饱含“和、敬、清、寂”之大道。诗人白居易也喜好白瓷茶具，他深知白瓷茶具的妙处:“白瓷阪甚洁，红炉炭方炽。……盛来有佳色，咽罢余芳气。”白碗胜霜雪，盛茶有佳色，道出了白瓷茶具的两大优点。何况白瓷比青瓷更具包容性，不论什么茶，它都能很好地映衬茶汤色泽之美。中唐诗人皎然描述白瓷:“索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皎然爱用邢窑所产白瓷碗，认为索瓷盛绿茶更增雅致。这除了与白瓷茶具本身“轻清高洁”“精致美观”的品质有关以外，更与文人的价值追求和审美情趣息息相关。从中也可看出，唐代邢窑白瓷的繁荣已经受到了文人士大夫的大力推崇，邢窑白瓷工艺水平之高、器形之精美皆为文人们所津津乐道。
1.4 衰落阶段—唐末五代唐朝末期，藩镇割据，战争频繁，政局动荡，吏治腐败，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极大地阻碍了邢窑的进一步发展，成为邢窑白瓷由盛转衰的转折。《新唐书》记载了会吕三年(843年)至光化元年(898年)邢州地区发生的7次规模较大的战争，战争期间民不聊生，邢窑的发展也因此中断。
至五代，唐朝大一统的盛世局面彻底崩溃，战争不断，百姓被迫服役参与战事，手工业者流离失所，从而加速了邢窑的衰败。这一时期，邢窑多烧制粗白瓷，胎体粗松，做工粗糙，细白瓷甚少。邢窑白瓷由此逐渐衰落，走向低迷，并很快被迅速崛起的定窑所取代。至此，邢窑白瓷及其茶具的辉煌历史也就永远被定格在了唐五代时期。
2 邢窑白瓷的时代价值
邢窑白瓷虽仅有短短数百年的历史，犹如昙花一现，但其历史地位和影响仍可折射当代，是当之无愧的“无价之宝”。
由于白瓷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品饮价值、审美功能和实用功能，至今仍被广泛运用于日常茶事活动中，这一点在茶叶审评中的体现尤为明显。茶叶审评所用器具一般都是白瓷茶具，既便于观看茶汤颜色，又便于形成对比，方便审评。另外，同样是为了便于“观色”，白瓷茶具还被广泛应用于各种茶艺表演和品茗活动中，这当然也与其自身的艺术欣赏价值和实用功能密不可分。
3 邢窑白瓷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茶马古道是我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见证，同时在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也是纵贯滇、藏、川等地区的主要商贸通道。其无论是在历史文化发展中，还是在文化景观形成中都具有重要地位。本文就将针对云南茶马古道遗产的构建进行简单分析，并且就其与茶文化旅游的合作现状进行阐述，提出未来有效的发展对策，以期促进我国云南茶马古道遗产廊道的构建，推动该地区与茶文化旅游资源的结合与合作，从而将我国茶马古道遗产文化和茶文化推向世界，促进两种文化的共同进步与发展。
关键词：
云南；茶马古道；遗产；构建；茶文化旅游
茶马古道是唐宋之后，就形成的一条重要民间贸易通道，其辐射了我国云南、、四川西南部的边疆地区，并且也涉及到了缅甸、印度以及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所以在这条茶马古道中，可以分出川藏道以及滇藏道。这条茶马古道将汉族、藏族、哈尼族、纳西族、白族、彝族等众多民族联系在一起，对我国边疆事业的进步以及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所以在这样长期进步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茶马古道也形成了极具自身独特文化特点的民族文化，这一文化如今已经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一部分。而茶马古道的发展必然离不开茶文化以及茶历史，所以当时茶产区的茶道主要是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到大理白族自治州之间的这段线路。如何将云南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遗产廊道进行挖掘与发扬，同时与茶文化旅游本身结合起来，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1茶马古道遗产构建
1.1遗产廊道构建的概念
实际上，茶马古道上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早已形成了现状区域范围形式。所以人们在对其进行保护的时候，可以按照茶马古道所在线路串联起相应的历史文化遗产元素，进而对其进行相应的保护和挖掘。首先，分析遗产廊道的概念。其最早起源于美国，是对区域化遗产保护的一种方式和方法。而我国定义遗产廊道，则可以简单理解为拥有者极其特殊文化资源与历史内涵的线性景观，其不仅仅具有明显的经济中心，同时该地区的旅游资源也相对丰富，老旧建筑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修建与再利用，从而将该地区周围的环境进行改变。所以我国在对茶马古道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就采用了这一原则与方法，并非对其进行局部或者点的保护，而是对整个滇藏茶马古道实现全方位的保护，从自然、文化以及经济等多个角度，对其形成的保护体系。
1.2云南茶马古道遗产构建的重要意义
从历史文化遗产的角度分析滇藏地区茶马古道，可以发现云南茶马古道的保护与遗产的构建是势在必行的，其意义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滇藏地区茶马古道的特点与遗产廊道所要保护的特征有着较强的相似性。正因为云南茶马古道呈现出线性特点，所以其与传统的遗产区域保护形成了本质的区别。之所以按照廊道形式对其进行保护，是因为其本身没有具体的尺度与标准，整个线性文化遗产区域都是值得保护的。在整个遗产廊道当中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茶文化旅游资源、自然资源以及休闲娱乐资源，这些丰富资源足以构成和突出云南茶马古道遗产资源的丰富历史内涵，也体现出该地区独特的经济价值与自然文化价值。云南茶马古道主要是在滇藏道部分，所以这一部分有着丰富的茶文化资源。云南西双版纳有着众多的古老茶园，而这形成的茶文化本身兼具文化、经济、旅游等多重使命。其二，云南茶马古道本身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滇藏段茶马古道联系了我国众多民族，同时也是这些民族和谐关系建立以及民族团结形成的见证。此外这些民族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都是通过茶马古道实现的。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其构成了众多地区、众多民族经济上的依赖性与依存性。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茶马古道更是将我国西部文化最为原生态的内容保留与体现了出来。所以茶马古道在经济、文化、历史等多个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其三，从旅游资源的角度来看，云南茶马古道确实将西双版纳、临沧地区这类重要的茶叶种植区域、生产区域联系了起来。在这一线路当中融合了众多自然遗产与文化资源。该地区茶文化的进步与发展，都是通过茶马古道完成与实现的。所以最初的茶叶贸易往来与茶叶市场开拓都离不开茶马古道的存在。
1.3云南茶马古道遗产构建的必要性
1.3.1有利于完善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在我国现有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当中，并没有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这类大尺度的线性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所以这就足以看出我国对其的关注程度不够，并没有意识到历史文化遗产廊道保护的重要性。故而针对这一现象对云南茶马古道进行保护与构建有利于填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法规体系的空白。
1.3.2实现云南茶马古道保护目标的合适之举
通过对茶马古道进行遗产构建，有利于滇藏茶马古道保护目标的实现。因为滇藏茶马古道沿线的所有地区，都因为城市化的加快，引发了茶马古道被破坏与消失。现代化交通方式的更新与建设更是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湮没。复古而对茶马古道中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实际上也是对茶马古道进行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的重要举措。
1.3.3有利于保护茶马古道大量的线形文化景观
茶马古道线性文化景观包括沿线的区域自然以及文化景观，所以实际上对这条廊道进行整体的遗产构建，还可以对沿线城市以及周边地区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保障。通过构建人文生态系统，弘扬并传承该地区的历史文化，推动该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的同时也促进了地方旅游经济的活力焕发，实现了该地区旅游事业的大进步与大发展。
2云南茶马古道遗产构建与茶文化旅游的结合
2.1茶树茶园以及制茶商号
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等地区，都是我国茶叶种植的主要园区，同时其本身有着较大面积的古老茶树和茶园。红河以及文山等地还有这众多的古茶树分布。所以云南作为我国乃至世界茶树的原产地，其不仅仅是茶叶文化发展的发源地，更是珍贵自然资源与文化遗产的发源地。尤其是西双版纳，其古茶园面积约为8万亩之多，同时也有较多的野生古茶树和后来栽培的老茶树。而普洱市也存在大量的古茶树，其分布于无量山以及澜沧江两岸的原始森林当中。所以近些年来，以西双版纳为代表的云南地区充分挖掘茶文化旅游资源，西双版纳除了以热带雨林为主要旅游资源之外，更是将许多茶园进行开放，以期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参观，带动该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同时正因为得益于茶马古道的存在，许多本想沿茶马古道探究旅游文化的游客，也会到云南地区之后，注重该地区茶文化的历史与发展，从而将茶马古道遗产与茶文化旅游有机地结合起来。
2.2以滇藏茶马古道遗产廊道为中心辐射旅游资源开发
从宏观上需要对茶马古道的主要辐射范围进行把握，然后对其周围的旅游资源进行相应的开发。由于茶马古道线路上存在许多节点，所以必须要在遗产廊道的构建上选择多个主题，这样才能以茶马古道为主要历史背景，对不同的廊道资源进行整合，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对茶马古道遗产文化的挖掘，打造出最符合茶马古道实际文化内涵的资源开发形式。
2.3对遗产资源进行评估且设置文化遗产保护点
相关部门应该对该地区的遗产资源进行摸底，这样才能清楚了解云南茶马古道所拥有的实际资源。通过掌握遗产廊道的情况，将其中的历史文化元素挖掘出来，。然后通过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点、国家以及省级文物保护点、非物质文化保护等多种形式对文化遗产进行界定，从而有选择地对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开发。比如该地区的风俗习惯、茶文化发展、风情风俗等，都可以成为对茶马古道遗产资源评估的重要参数。
2.4注重滇藏茶马古道历史价值与现代价值
滇藏茶马古道的价值，可以从历史价值的角度进行分析，也可以从现代价值的角度进行分析。茶马古道本身蕴含着满足现代人需求的内容，其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文化发展的基础。许多人来到茶马古道一探究竟，既是被其独特的历史人文景观所吸引，另一方面也是对茶马古道最初的茶文化有所体会和了解。我国自古以来就是茶文化的发源地，在我国云南等地进行茶文化的了解，并且以茶马古道作为依托，更是满足了人们对现代文明的需求。
2.5对茶马古道腹心区文化遗产廊道进行保护
在对茶马古道文化遗产廊道进行保护的时候，并不是一味地对所有的地域进行保护，而是有选择地开展保护工作。茶马古道是线性景观，所以其蜿蜒于崇山峻岭以及河流峡谷当中，所以涉及到了许多行政区域。若一味进行保护，将使得每一地区都无法得到全方位的关注。故而应该对茶马古道腹心区进行重点保护，注重层次的划分。比如可以对云南西双版纳、普洱、临沧这类不仅是茶马古道必经之路，更是茶文化发源地的地区进行重点保护，从而围绕地区的文化资源、旅游资源和自然环境、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全面开放。
3结束语
云南茶马古道是我国重要的茶马古道，也是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见证。而云南地区茶马古道除了具有独特的历史资源之外，更是有茶文化的最初形态，故而我国除了要建立对云南茶马古道历史文化遗产的构建，更应该将云南地区独特的茶叶文化和旅游资源结合起来。通过以茶马古道为依托，发展该地区的茶文化旅游经济，从而促进我国茶马古道在世界知名度的提升。既实现了对茶马古道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将该地区的茶文化发扬光大。
作者：高远 单位：云南经济管理学院财经商贸学院
参考文献
[1]余剑明.云南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现状与保护[J].中国文化遗产,2010,04:91-101+7.
一、浮梁茶叶生产发展历史概况
浮梁茶叶生产发展,据《中国商业简史》记载,南北朝时,“江西‘浮梁茶最好’,浮梁已成为南方茶叶的主要产地”。唐贞观年间,江西是全国七大茶区之一,而产量多集中在浮梁县。《元和郡县志》记载,唐元和八年(813年)前,“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万贯”,“饶州之茗,其利最多”。元和十一年,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即有“前月浮梁买茶去”之句,《敦煌变文集茶酒论》也记载茶叶生产销售盛况:“浮梁歙州,万国来求”。从上述记载来看,唐代是浮梁茶叶生产的黄金时期。在北宋时期,浮梁的茶叶生产也十分兴盛,只是到了南宋时期,浮梁茶叶生产才衰落下来。元、明、清时期,浮梁茶叶的生产产量,在全国地位不及唐宋,但也不乏佳品,出了许多历史名茶,“浮梁饶州仙芝茶,属茶中佳品,为历代贡茶”。时值晚清,浮梁茶叶生产有迎来了又一个春天,至清同治光绪年间,浮梁开始研制生产红茶,浮梁茶在唐代之后再次进入鼎盛时期。悠久的茶叶生产历史,优良的茶叶质量,和“万国来求”的声誉,以及浮梁茶叶和景德镇瓷器的相互激荡,为浮梁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积淀了丰厚的茶文化历史。
二、浮梁县茶文化历史遗存
浮梁的茶叶产区主要在浮梁北部,分布于与安徽东至、祁门和本省婺源毗连的广大山区。据程沛《解放前浮梁县茶叶生产和销售》:“浮梁红茶区,大部分分布于浮北的峙滩、兴田、英溪、江村、储田、经公桥、西湖、桃墅、勒功街等广大山区”。吴庄《浮梁茶叶概况》也记载:“浮东的瑶里、白石塔、汪湖、梅岭与休宁边境均出产绿茶;浮北桃墅、西湖、茶宝山、兴田、白毛港、经公桥,与安徽的东至、祁门,出产红茶”。茶叶生产是浮梁农村传统的支柱产业,即使到现在,也是浮梁北部农村重要的农副业,对浮梁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丰厚的茶文化历史在浮梁农村遗留了不少茶文化历史遗存,使我们能够直观感受、领略浮梁和中国茶文化的精髓。1、因茶叶生产而兴盛的古村、民居。在浮梁北乡,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山多田狭”,农村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林地的产出,而茶叶是传统的支柱产业,也正是因为历史上的茶叶生产,为该地农村积累了一定的财富,茶叶生产和流通中积累的财富“以末致富,以本守之”,或大肆营造,如府前《汪氏族谱》就记载汪光裕“深谙货殖,……开复元祥茶庄,振兴商业,交通中外,……未几而田连阡陌矣,又未几而厦屋渠渠矣,家给人足,闻望甲于一乡矣”。因此,在浮北茶叶主产区的严台、沧溪、勒功、石番溪等地,保存着大量的明清建筑,加以丰富的历史文化,被评为历史文化名村。这些古村落成为浮梁丰富的茶文化的历史见证。2、茶号建筑浮梁茶号之始大概为红茶兴起的光绪初年,彼时全县茶号大概在50到100家之间,浮梁红茶发展到极盛的1911年,茶号达200家左右。上官俅《江西浮梁县之茶业》载:“浮梁之有茶庄,始于光绪初年,……在鼎盛时期,即光绪末年及民国初年,全县茶庄,数达八九十家”。浮梁茶号的分布范围主要在红茶的产区浮梁西北一带,几乎每村皆有茶号,少则一家,多的甚至十余家。吴庄《浮梁茶叶概况》:“清朝中叶,我国茶叶对外贸易岁值银数千万元。当时浮梁茶叶生产也正兴旺。据北乡老辈谈:浮梁茶叶兴旺时,西湖、兴田、流口、严台、英溪等处都有一家茶号和两三家茶号,最多的算大江村茶号,有十三家,桃墅有九家,北乡茶号总计在数十家左右。”程雨亭《复陈购机器制茶办法禀》:“祁浮茶号,星罗棋布,……浮梁茶号,均在北乡五里十里之间,冈岭重复,村落畸零,每村各有茶号一三家不等。在浮北茶乡古村,现在还保留了不少晚清民国的茶号建筑,如在江村乡严台村、石番溪村、沧溪村就有不少茶号建筑,其中就有获得巴拿马博览会金奖的“天祥茶号”。此外在西湖乡石番溪村中,就有一处清代茶号(图略),该茶号为前店后堂建筑,三开间门面,构架朴实无华,只求实用。这些茶号建筑是浮梁茶叶生产交易繁盛的见证。3、茶号标识在浮梁经营茶叶的商号众多,商号普遍讲求信誉,在市场竞争中也注意维护商号的信誉,重视茶号的标识的作用。石番溪一直就是浮梁茶叶的主产地和交易集散地,其水路可直达九江、武汉和上海;陆路经茶马古道连接安徽和周边各县。石番溪村当时竟有茶号二十四家,茶叶不仅经上海、武汉等地远销欧美各国,甚至还有外国商人在此设立商号购置茶叶。同时出现了一批以汪腾蓬为代表的茶商,甚至还出现过专门的茶叶销售防伪标识。可见当时的茶叶生产、销售已颇具现代商业运作的雏形。在西湖乡茶厂,就保存了一枚晚清民国时期的茶号印章,该印章为在石番溪设庄收茶的茶号之印章,应是加盖在茶叶包装上的标志,类似于我们现在使用的商标,印章全文如下:本号向在浮北石番溪开设茶栈,采办诸峰名岩云雾茶,选雨前上上白毫乌龙。自唐迄今,驰名中外,所有各色茶样,名目不须赘逯。雅成茶奇异香美,佳味难察名言。兼之本号不惜资本,亲身监督加工,精此白毫乌龙。名希图久远,近因人心不古以假充真、鱼目混珠。请立此票为记 庶不候。
石番溪复益昌主人据《江西历史文化名村———沧溪》一书记载,在沧溪村也保存有一枚清代沧溪茶叶出口商标。4、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金牌。历史上严台人充分利用了高山自然环境,大力种植油茶、茶叶,生产、销售功夫红茶。到十九世纪末,严台村茶叶种植面积已达4000多亩,功夫红茶产量达到3000余担。茶庄发展到7家。其中,茶叶商人江资甫经营的“天祥”茶号所产功夫红茶荣获第一届巴拿马国和平博览会金奖。该金牌一直保存在江资甫后人手中,后献给浮梁县政府,由政府保存。5、茶马古道浮北茶叶多是通过茶农肩挑马驮,翻山越岭,涉水乘舟,卖予茶号,经茶号沿河顺流而下,过昌江、鄱阳湖、长江来到汉口、上海,或者卖予当地市民,多是漂洋过海,走向世界。在石番溪村南面的舍坞岭上就有一条茶马古道(见图三),古道全以青石板铺就,约60———100厘米宽,残长2千米,在山顶有凉亭一座,以供人们休憩。越过山岭就可以通过小河乘船来到勒功街进行交易。悠悠古道,连通的竟是世界。此外,在浮梁茶乡,还保留了丰富的茶俗、采茶戏等非物质文化遗存,因已有文章阐释,在此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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