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使这种法哲学发生了根本转变——商品经济的壮大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第一次使中国人个体自由的张扬成为迫切的现实需要。从上世纪80年代起，我国的法学家们展开了对“权利”理论孜孜不倦的探索和对话，经过十余年与“义务重心论”和“权利义务一致论”的反复论辩，“权利本位论”终于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要义是：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应当以权利为起点、核心和主导。权利本位存在于两种关系中，一是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二是权利与权力的关系。这种新兴的法哲学为权力和权利带来了颠覆传统的规则：对公权力而言，法无授权即禁止；对私权利来说，法无禁止即许可。从而为人们的行为在合法方式与违法方式之间，划出了一个合法性问题未决的缓冲地带——对于该领域，我们可以称为“不合法”(不合乎法律确定的标准行为模式)或者“非法”(非法律确定的标淮行为模式)。换句话说，违法与“不合法”或者“非法”之间，是一个不等式。违法行为的后果就是受法律制裁。而非法行为的后果则是不确定的，一般有三种情形：①该权利合乎社会发展的需要，则被法律确认并保护：②该行为经过有权部门依据生效法律最终认定为违法，则会受到追究。这两种情形都对合法性问题进行了明确。而第三种情形则是使合法性未决的状态延续下去，这是因为该权利虽然不违反公序良俗，但也属于时下不宜提倡的个人自由，例如不婚女性的生育权；或是属于现有的法律技术和社会思想难以解决的困惑，例如“安乐死”。
这就给国家的税收管理提出了一个新课题：非法收入要不要征税?如果再换个角度，这个问题就显得相当严重：征税是否意味着国家对被征税的收入或者行为合法性的背书?!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前几年地方税务部门对游离于边沿的娱乐场所“”小姐征收个人所得税，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媒体义正词严地质疑：难道政府承认“”合法啦?不打击、不取缔而改成征税啦?搞得税务机关灰溜溜大气不敢出，而公安等有关部门则正气凛然：“”属于社会“黄赌毒”丑恶现象，应该继续打击、取缔。然而这场论战却没有赢家和输家：税务机关不吭声归不吭声，该项税收照征不误：有关部门也照样打击取缔“”，逢年过节或者有什么大人物莅临，就扫荡一遍歌厅舞厅和发廊之类，过后又总是“野火烧不尽”：而“”则不断地拓展“业务范围”，北方流行“陪聊”、“陪(旅)游”，南方则盛行“陪泳”、“陪看电影”，等等，虽然使法律怎么也跟不上喊禁止，却始终也上不了台面。
而论战的焦点依然没得到解决，争议在其他领域继续发生。例如作为一种新的营销手段的“进场费”，在引发不正当竞争或争讼时，就有当事人以国家的征税行为作为其营销方式合乎法律的辩护理由一一厦门的新闻媒体报道过这样一个案例：厦门市工商局认为厦门吉马酒业有限公司(简称“吉马酒业”)在销售“华夏长城”萄萄酒中，以“专场费”、“赞助费”名义，进行不正当竞争，对其作出“责令当事人改正，并处罚款人民币15万元”的决定。吉马酒业不服，告上了法院。其理由包括，“专场费”、“赞助费”是行内普遍存在的商业惯例，法律也没明确禁止该行为，税务局征收进场税表明了对该种行为的认可云云。吉马酒业所称“税务局征收进场税”，应该是指税务机关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商业企业向货物供应方收取的部分费用征收流转税问题的通知》而采取的税收管理。
既然这种争议是出现在“权利本位论”的法哲学里，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只能从现代法理学中去寻找。基于“违法”和“非法”性质的差异和法律后果的迥然不同，我们首先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税务机关应该，而且是必须对非法收入征税，因为：
1．税务机关对非法收入征税符合现代法律精神
现代法学是权利之学。然而由于对马克思法学的无知和对“义务本位”观念不自觉地偏爱，使许多人本末倒置、错误地认为“权利是法律赋予的”。
最早使用“权利”这个概念的是荷兰的神学家、法学家格劳秀斯，他把权利看作人作为理性动物所固有的，即与生俱来的“道德品质”或资格，而不是像后来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宣称的“天赋人权”。马克思则通过对社会经济关系尤其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分析，指出了权利及其观念实质上是商品经济生存和发展的客观过程的一种神圣化了的投射映像，从而使权利及其观念奠基在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
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权利是个体自由的边界，是主张利益的资格。权利的内容不可能超越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现实，而是随着其发展而变化的。所以“私权利无禁止即许可”成为现代法律的主要精神。我国民法中关于“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的条款就是这一内涵的具体表现，而按照“义务本位论”，该条款的表述就是：财产所有权的取得，应该符合法律规定。刑法中“私权利无禁止即许可”法律精神的体现则更广为人知，即“罪行法定”、“罪疑从无”、“罪疑从轻”等等。
税务机关对非法收入进行税收管理，首先体现的就是对权利的一种敬畏一这是现代权力对权利应有的正确姿态——因为税务机关在难以判别某种行为、某项收入是否合法时，对其征税即立足于其合法的假定基础上，这是税收管理领域的“罪行法定”和“罪疑从无”。其次，税务机关对非法收入进行税收管理，还体现了税收权力的谨守本分，即税收权力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不缺位指税务机关在积极地进行税收管理，使经济社会生活在处于一种有序状态：不错位和不越位指税务机关不大包大揽、越庖代俎，而把人们的各种经济社会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交由有权部门去判断和处理。这种在法定职权范围内的履行职责的态度，就是“公权力无授权即禁止”的正确表现。
2．税务机关对非法收入征税兼顾了公平和效率的社会基本价值
任何人都不能从自己的违法行为中获益——这是另一条法学常识。也就是说，人们遵守法律的成本即牺牲的利益和自由，应该低于或者少于违反法律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否则法律凭什么要求人们服从其统治。所以，非法收入不能因为其合法性问题的悬而未决，就不纳税：第一，当非法收入最终被确认为合法时，它在未决阶段所缴纳的税收不但是及时有效的，并且避免了非法收入所有者因为收入合法性问题的迟延纳税而减少机会成本、从而获得额外的收益，这就是税收对合法收入的社会公正：第二，当非法收入最终被确认为违法时，违法者并不会因为已经承担了纳税义务而有额外的负担，因为违法收入依法应当没收、违法行为应当追究，这依然是对遵守法律者的一种社会公正：第三，当非法收入在法律上无法确定为违法时，即使法律依然不准备对这种权利作出宣示，它一样还有存在的正当性，对其征税，是在税法上给予它与合法收入一个平等的地位，这种平等对二者都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公平。
同时，税收权力是国家的行政管理权力。行政管理的价值目标，是在追求管理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税务机关征错了税，纳税人还可以通过司法部门的裁判得到救济，因此司法权力才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税务机关在某项收入的合法性发生问题时，就先把税征上来，鲜明地体现出行政权力的效率特征。
得出“税务机关应该对非法收入征税”的结论解决了主观认识问题在如何具体操作的实践问题中，由于非法收入存在着被确认为违法的可能性，税务机关对非法收入的征税就还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
其一，税务机关的注意义务。
税务机关应该对非法收入征税，不意味着税务机关也可以对违法收入征税，因为对违法行为而言，重要的是纠正、追究和制裁的问题，而非税收管理问题。税务机关对违法收入进行征税，是社会管理手段的重叠和行政管理资源的浪费。因此，税务机关对收入的合法性问题还是承担着一定的注意义务的，关键在于这种注意义务的界限在哪里——一方面，税务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它对法律的掌握和熟悉程度应该高于普通人，亦即依照社会一般认识水平就可以判断出某项行为或者收入违反法律的，如、等等，税务机关就不能以对相关法律不知晓为由推卸自己的判断责任；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分工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各种法律法规卷帙浩繁，即使专业人员也只能掌握其中的一部分，税务人员需要通晓的也主要是行政法和税法，对于行使职责没有太大关系的其他法律，税务机关的注意义务仅限于一般性了解。例如吉马酒业的“进场费”行为，工商局认为是不正当竞争，厦门市的法院一审认定是属于“商业贿赂”，而龙岩市的法院在类似案件中却判工商局败诉。同一行为牵涉了这么复杂的法律定性，“解铃人”既不应该是税务机关所必须承担的职责，税务部门通常也没有能力去解决这种问题。
关键词:税收征收管理法;法治;纳税人权利
2001年修订通过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征管法》)是我国税收征收方面的行政程序基本法,其把规范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和为纳税人服务提高到重要的地位,对促进依法治税、规范征纳双方行为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自该法修订以来,社会各界对其好评颇多。但是,“一种制度如果不受到批判,就无法得到改进” ,[1]因此,从法治的角度来考量《征管法》,以期发现其存在的缺陷并寻求完善的途径对实现税收法治显得极为必要。而众所周知,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在于法制的完善,即必须同时符合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双重要求的良法的存在。具体而言,即在实质上,法律必须符合现代立法理念与潮流,定位于保障私利、限制公权;在形式上,法律必须内容完整、统一、不存在硬伤、便于操作,符合形式合理性的要求。以此观照,《征管法》中尚存在着一些亟待完善的缺陷。
一、立法定位及立法理念方面尚存偏差
1、长期以来,我国税收法律体系处于不健全的状态,税收法律体系中税收基本法、纳税人权益保护法、税收法等长期缺位,《征管法》作为税收征收方面的程序基本法,承载了远远超出税收行政程序法的实体部分、体制部分等内容。例如第7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广泛宣传税收法律、行政法规,普及纳税知识,无偿地为纳税人提供纳税咨询服务。”第9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加强队伍建设,提高税务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税务机关、税务人员必须秉公执法,忠于职守,清正廉洁,礼貌待人,文明服务,尊重和保护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权利,依法接受监督。”
2、《征管法》总体上定位于税务机关征税的法律,而不是控权的法律。首先,从名称看,“管理法”表达的是居高临下的、主客体式的一种关系,当前在世界各国及各地区,法律冠之以某某“管理法”的名称的做法已不多见,命名为“管理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透视出立法者主客体思维的心态;其次,该法第1条以“保障国家财政收入”为前提,并将其置于“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之前,明确强调的是“国家利益”、“国库利益”。事实上,在“国家本位”立法理念支配下,导致该法所设定的权利与义务的失衡,主要表现在:(1)《征管法》规定纳税人多缴税款在3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部门要求退还,而纳税人未缴或少缴税款,税务机关在3年内可以追征,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10年。国务院颁布的该法《实施细则》规定所谓“特殊情况”是指纳税人因计算错误等失误而少缴纳税款在10万元以上,至于纳税人偷骗税而少缴税款,税务机关可以无期限追征。该规定的缺陷主要有二:一则在于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不对等;二则在于对于纳税人偷骗税而少缴税款,税务机关可以无期限追征的规定,事实上难以实现。因为查处偷骗税行为需要确凿的证据,而时间久远势必造成证据的灭失,按照《实施细则》第29条第二款的规定,账簿、记账凭证、报表、完税凭证、发票、出口凭证以及其他有关涉税资料应当保存10年,10年后当事人有权予以销毁。因此,无期限征缴税款实践中势必难以落实;(2)《税收征管法》中虽然规定了不少纳税人的权利条款,但其中只有第8条是从正面予以规定的,其余的大部分都是融合在税务机关行使权力的条款中,总体上还是为了方便税收征管而制定的;(3)在现代民主国家中,申报纳税制度是税法中体现国民主权的基础,行使申报权意味着纳税人在行使国民主权。[2]但在我国《征管法》中,申报纳税制度是作为纳税人的义务而规定的,不符合现代民主国家的立法惯例。
二、对纳税人权利保护存在不足
在现代社会,财产权作为基本人权受到国际人权公约及各国宪法的保障。税收从本质上来讲是国家或公共团体对公民财产权的一种侵犯,因此,在现代社会对公民征税必须接受合法性追问。事实上,税收体现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财产关系,公民之所以纳税,其前提为社会契约的存在,即公民以纳税换取政府提供相应的服务。因此,纳税人权利保护为税收法律关系中的核心内容,“无代议士,不纳税”、“税收法定”等在现代社会已成为基本常识。当前,由于我国尚未制定《税收基本法》、《纳税人权利法》,纳税人税收立法权、用税监督权等重要的基本性权利尚处于缺位的状态,我国对纳税人权利的保障尚处于通过《征管法》所规定的较低层次的税收征管过程中的程序性权利方面,而且即使在程序性权利方面,亦尚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首先,某些重要的纳税人程序性权利没有规定。例如,缺乏诚实推定权,实践中征税机关往往将纳税人视为潜在的逃税者,“有罪推定”的思维挥之不去,容易导致侵犯纳税人人格尊严及其
他合法权利情况的发生;又如,由于缺乏纳税人拒绝不合理的检查权,实践中纳税人若“得罪”了征税机关,容易遭到征税机关出于报复纳税人的目的,而在一定期间内反复稽查。
其次,某些纳税人权利规定得不够细化。例如,纳税人延期缴纳税款条款中没有明确是否要加收滞纳金,实践中一些地方擅自加收滞纳金,使纳税人多付出一笔成本;又如,规定纳税人有延期申报权,但对纳税人延期申报的条件、时间、税务机关不予核准或不予答复的法律后果等均缺乏相应的规定,致使实践中难以操作。
第三,个别条款的规定容易导致实践中征税机关侵犯纳税人权利情况的发生。例如,第23条规定,“国家根据税收征收管理的需要,积极推广使用税控装置。纳税人应当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不得损毁或者擅自改动税控装置。”第60条规定:对“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或者损毁或者擅自改动税控装置的”,“ 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实践中,一些税务部门强制纳税人以高价购买指定的报税机器及软件,纳税人怨言虽大,但由于不敢得罪税务部门,权利受侵犯也只能忍气吞声。
第四,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对纳税人权利救济方面存在诸多缺陷。1、未明确当税务机关滥用职权或不当行使扣押权或保全,使纳税人利益遭受损失时,不仅应赔偿其直接损失,而且应当赔偿间接损失。也未明确税务机关侵害公民自由权时,应当赔偿精神损失;2、第88条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争议处理采取的是复议前置主义,而且规定复议的前提为必须“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限制甚至剥夺了纳税人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这种“清债后再说理”的做法显然不符合行政文明、民主和法治的要求。[3]3、税务行政诉讼方面。《实施细则》第100条规定:税收征管法第88条规定的纳税争议,是指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对税务机关确定纳税主体、征税对象、征税范围、减税、免税及退税、适用税率、计税依据、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地点以及税款征收方式等具体行政行为有异议而发生
的争议。事实上,以上列举并未穷尽所有的具体税收行政行为,规定的范围尚不如《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此外,第88条的规定,对原告的资格限制过严格,原告资格仅限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等直接行政相对人,间接行政相对人不具有起诉的资格。
三、对征税机关自由裁量权限制有待加强
所谓自由裁量权,指酌情做出决定的权力,并且这种决定在当时情况下应是正义、公正、正确、公平和合理的。[4]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行政主体提高行政效率之必需的权限,它能使行政执法者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大胆地处理问题。一般而言,法律条款中会或多或少出现一些不确定法律概念,而这些不确定法律概念则赋予执法者自由裁量的空间。学者认为,考虑到法在执行之时的具体情况,为实现公平税负,使用不确定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是很必要的。[5]立法者必须采用不确定法律概念来制定法律,似已成为目前无法避免之难题,亦是实证法上之不足。《征管法》中对税收征收机关在对纳税人违法事件的情节轻重认定、行政处罚的幅度、征税机关是否有必要行使处罚权等方面有大量条款涉及自由裁量的情况,有个别条款容易导致实践中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而侵犯纳税人权利,主要表现在:
1、税收征收机关决定罚款数额自由裁量的幅度过大。例如,《征管法》第63条规定的“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第64条中规定的“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等等。
2、《征管法》中有大量例如“规模小”、“确无建帐能力”、“明显偏低”和“正当理由”、“账目混乱”等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这些概念内涵模糊,缺乏明确的认定标准,由于缺少类型化列举方式,实践中极易造成征税机关权力的滥用。
四、立法技术方面缺陷颇多
(一)体现税法、税收征收特质方面的立法技术方面的缺陷
1、对偷税行为的界定不明。《征管法》第63条规定了偷税的概念同时对构成偷税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罚则。但是,由于企业对日常经济业务与事项做帐的依据是会计准则,而会计准则与税法的规定是有差异的,两者不同之处在于4种情形,即“会计准则确认为收入,税法不然;会计准则确认为费用,税法不然;税法确认为当期收入,会计准则不然;税法确认为费用,会计准则不然”。但是税务机关判断纳税人是否偷税,必须根据税法而非会计准则来判断其是否多列支出、少列收入,然而企业平时没有完全按照税法做帐,这样容易导致多列支出、少列收入,从而具备偷税的构成要件。[6]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非主观故意的少交税款的行为在实践中也被视为偷税来处理,造成偷税打击面过宽。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主观故意”作为偷税构成要件。
2、作为税收征收程序基本法的《征管法》未对当前两套税收征收体制并存的情况进行很好的协调,容易造成实践中的混乱与低效率。
目前,在国税与地税机构分设情况下,实践中两家税务机关对同一纳税人检查时往往各自为政,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相互不进行通报,对不属于自己所管辖范围的税收违法行为不管不问、听之任之,这不仅仅浪费了宝贵的税务稽查资源,同时还造成了我国税收稽征成本长期以来居高不下。
关键词:税收征收管理法；法治；纳税人权利
2001年修订通过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征管法》）是我国税收征收方面的行政程序基本法，其把规范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和为纳税人服务提高到重要的地位，对促进依法治税、规范征纳双方行为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自该法修订以来，社会各界对其好评颇多。但是，“一种制度如果不受到批判，就无法得到改进” ,[1]因此，从法治的角度来考量《征管法》，以期发现其存在的缺陷并寻求完善的途径对实现税收法治显得极为必要。而众所周知，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在于法制的完善，即必须同时符合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双重要求的良法的存在。具体而言，即在实质上，法律必须符合现代立法理念与潮流，定位于保障私利、限制公权；在形式上，法律必须内容完整、统一、不存在硬伤、便于操作，符合形式合理性的要求。以此观照，《征管法》中尚存在着一些亟待完善的缺陷。
一、立法定位及立法理念方面尚存偏差
1、长期以来，我国税收法律体系处于不健全的状态，税收法律体系中税收基本法、纳税人权益保护法、税收法等长期缺位，《征管法》作为税收征收方面的程序基本法，承载了远远超出税收行政程序法的实体部分、体制部分等内容。例如第7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广泛宣传税收法律、行政法规，普及纳税知识，无偿地为纳税人提供纳税咨询服务。”第9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加强队伍建设，提高税务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税务机关、税务人员必须秉公执法，忠于职守，清正廉洁，礼貌待人，文明服务，尊重和保护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权利，依法接受监督。”
2、《征管法》总体上定位于税务机关征税的法律，而不是控权的法律。首先，从名称看，“管理法”表达的是居高临下的、主客体式的一种关系，当前在世界各国及各地区，法律冠之以某某“管理法”的名称的做法已不多见，命名为“管理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透视出立法者主客体思维的心态；其次，该法第1条以“保障国家财政收入”为前提，并将其置于“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之前，明确强调的是“国家利益”、“国库利益”。事实上，在“国家本位”立法理念支配下，导致该法所设定的权利与义务的失衡，主要表现在：（1）《征管法》规定纳税人多缴税款在3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部门要求退还，而纳税人未缴或少缴税款，税务机关在3年内可以追征，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10年。国务院颁布的该法《实施细则》规定所谓“特殊情况”是指纳税人因计算错误等失误而少缴纳税款在10万元以上，至于纳税人偷骗税而少缴税款，税务机关可以无期限追征。该规定的缺陷主要有二：一则在于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不对等；二则在于对于纳税人偷骗税而少缴税款，税务机关可以无期限追征的规定，事实上难以实现。因为查处偷骗税行为需要确凿的证据，而时间久远势必造成证据的灭失，按照《实施细则》第29条第二款的规定，账簿、记账凭证、报表、完税凭证、发票、出口凭证以及其他有关涉税资料应当保存10年，10年后当事人有权予以销毁。因此，无期限征缴税款实践中势必难以落实；（2）《税收征管法》中虽然规定了不少纳税人的权利条款，但其中只有第8条是从正面予以规定的，其余的大部分都是融合在税务机关行使权力的条款中，总体上还是为了方便税收征管而制定的；（3）在现代民主国家中，申报纳税制度是税法中体现国民主权的基础，行使申报权意味着纳税人在行使国民主权。[2]但在我国《征管法》中，申报纳税制度是作为纳税人的义务而规定的，不符合现代民主国家的立法惯例。
二、对纳税人权利保护存在不足
在现代社会，财产权作为基本人权受到国际人权公约及各国宪法的保障。税收从本质上来讲是国家或公共团体对公民财产权的一种侵犯，因此，在现代社会对公民征税必须接受合法性追问。事实上，税收体现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财产关系，公民之所以纳税，其前提为社会契约的存在，即公民以纳税换取政府提供相应的服务。因此，纳税人权利保护为税收法律关系中的核心内容，“无代议士，不纳税”、“税收法定”等在现代社会已成为基本常识。当前，由于我国尚未制定《税收基本法》、《纳税人权利法》，纳税人税收立法权、用税监督权等重要的基本性权利尚处于缺位的状态，我国对纳税人权利的保障尚处于通过《征管法》所规定的较低层次的税收征管过程中的程序性权利方面，而且即使在程序性权利方面，亦尚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首先，某些重要的纳税人程序性权利没有规定。例如，缺乏诚实推定权，实践中征税机关往往将纳税人视为潜在的逃税者，“有罪推定”的思维挥之不去，容易导致侵犯纳税人人格尊严及其
他合法权利情况的发生；又如，由于缺乏纳税人拒绝不合理的检查权，实践中纳税人若“得罪”了征税机关，容易遭到征税机关出于报复纳税人的目的，而在一定期间内反复稽查。
其次，某些纳税人权利规定得不够细化。例如，纳税人延期缴纳税款条款中没有明确是否要加收滞纳金，实践中一些地方擅自加收滞纳金，使纳税人多付出一笔成本；又如，规定纳税人有延期申报权，但对纳税人延期申报的条件、时间、税务机关不予核准或不予答复的法律后果等均缺乏相应的规定，致使实践中难以操作。
1．为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要求加强税务系统的信息化建设。新《实施细则》中规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制定全国税务系统信息化建设的总体规划、技术标准、技术方案与实施办法；各级税务机关应当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总体规划、技术标准、技术方案与实施办法，做好本地区税务系统信息化建设的具体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积极支持税务系统信息化建设，并组织有关部门实现相关信息共享。同时规定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对同一纳税人的税务登记应当采用同一代码，实现信息共享。在纳税申报中，新《实施细则》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可以采取税务机关确定的电话语音、电子数据交换和网络传输等电子方式办理纳税申报。
2．为加强税源监控，强化了与工商管理机关、财政机关和审计机关等部门的联系；强化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监督职责；积极鼓励群众依法监督税收征管工作。新《实施细则》规定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向同级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定期通报办理开业、变更、注销登记以及吊销营业执照的情况。同时规定审计机关、财政机关依法进行审计、检查时，对税务机关的税收违法行为作出的决定，税务机关应当执行；发现被审计、检查单位有税收违法行为的，向被审计、检查单位下达决定、意见书，责成被审计、检查单位向税务机关缴纳应当缴纳的税款、滞纳金。
税务机关应当根据有关机关的决定、意见书，依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将应收的税款、滞纳金按照国家规定的税收征收管理范围和税款入库预算级次缴入国库。
有关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监督职责规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未依照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在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账户中登录税务登记证件号码，或者未按规定在税务登记证件中登录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账户账号的，由税务机关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2千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为鼓励群众对税收征管工作的监督，规定税务机关根据检举人的贡献大小给予相应的奖励，奖励所需资金列入税务部门年度预算，单项核定。
3．为严格税务登记制度，新《实施细则》不仅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应当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30日内，向生产、经营地或者纳税义务发生地的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如实填写税务登记表，并按照税务机关的要求提供有关证件、资料”，还规定了纳税人在办理“开立银行账户；申请减税、免税、退税；申请办理延期申报、延期缴纳税款；领购发票；申请开具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办理停业、歇业以及其他有关税务事项”时，必须持税务登记证件办理。税务机关对税务登记证件实行定期验证和换证制度。纳税人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持有关证件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验证或者换证手续。纳税人未按照规定办理税务登记证件验证或者换证手续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处2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2千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4．为防止关联企业发生非法避税行为，新《实施细则》不仅详细阐明了关联企业的定义为“有下列关系之一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即《税收征管法》所称的关联企业：一是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拥有或者控制关系；二是直接或者间接地同为第三者所拥有或者控制；三是在利益上具有相关联的其他关系”，还规定“纳税人有义务就其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向当地税务机关提供有关的价格、费用标准等资料”。对关联企业之间发生的以非法避税为目的的非正常的业务往来和资金往来，税务机关可以按照有关规定调整其计税收入额或者所得额。
新《实施细则》还规定，纳税人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可以调整其应纳税额：一是购销业务未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作价；二是融通资金所支付或者收取的利息超过或者低于没有关联关系的企业之间所能同意的数额，或者利率超过或者低于同类业务的正常利率；三是提供劳务未按照独立企业之间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劳务费用；四是转让财产、提供财产使用权等业务往来未按照独立企业之间业务往来作价或者收取、支付费用；五是未按照独立企业之间业务往来作价的其他情形。对于调整关联企业应纳税额的具体措施，新《实施细则》提供了四种计算方法：即按照独立企业之间进行的相同或者类似业务活动的价格计算；按照再销售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者的价格所应取得的收入和利润水平计算；按照成本加合理的费用和利润计算；按照其他合理的方法计算。对纳税人与其关联企业未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支付价款、费用的，税务机关自该业务往来发生的纳税年度起3年内进行调整；有特殊情况的，可以自该业务往来发生的纳税年度起10年内进行调整。
5．为保护纳税人权益，改变过去单纯强调纳税人义务，强调为纳税人服务，强调诚信原则，大力提倡诚信纳税。新《实施细则》规定税务机关要为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保密。税务机关对单价5千元以下的其他生活用品，不采取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
【关键词】税收追征 税收征管时效 追征期限
一、概述
（一）研究背景
我国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对税款追征期并未给出准确的概念和范围，仅在五十二条规定了在税务机关责任、纳税人失误、偷税抗税骗税等情形下税务机关追征税款的时限分别为三年、五年和无限期。2015年1月5日，国务院法制办《税收征管法》的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对税收征管时效和追征责任认定进行了修改。本文将围绕这些修改对我国税收追征制度进行研究。
（二）税收追征期概念
因我国法律未对收追征期的概念进行准确界定，不同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但大多从以下五方面进行阐发，即适用条件、追征起算时点、时效期限、追征范围和时效届满效力。李丽风（2006）认为，税款追征期是指税务机关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可以征缴入库的期限。笔者认为该定义相对笼统，用词也不规范；在综合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后，笔者认为税收追征期是指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少缴依法应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有权向纳税人等追征该欠缴税款的期限。
二、税收追征期的法律性质
税收追征期法律性质研究的争议焦点在于，它是核定期间还是征收期间？其期限适用消灭时效制度还是除斥期间？笔者分析如下：
（一）核定期间vs征收期间
熊伟（2007）和陈戈云（2010）两位学者对此问题给出了相对清晰的解答，二者均认为税收追征需要先核定欠缴追款才能进行追征，而我国税法只规定了统一的追征期是不合理的，他们通过列举境外税收追征制度的规定来证明其观点。笔者认为，两位学者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仍有失偏颇，原因在于，我国现行规定基于便于征管的考量采取了相对折中的态度进行性质认定，虽未明确规定但对税收核定和税收征收也有相对清晰的划分；草案出台后，明显可以看到核定期间被包含在了税额确认制度中，追征期则明确界定为追征期间。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现行规定和修订意见均认定追征期的性质是征收期间而非核定期间，学者得出此结论更多的是由于对现行五十二条第三款“无限追征”问题的藏否罢了，更何况核定税款是税务机关的内部事务，严格意义上也不属于税收追征的范畴。虽然两位学者的观点有失偏颇，但其给出的方案也体现了对制度不合理之处的反思；在此前提下，将税收追征的两个环节分离，并分别确立税额确认制度和税收追征制度，是对我国税收征管制度的完善。
（二）消灭时效vs除斥期间
学界普遍认为，若将税收追征期认定为征收期间则其毫无疑问是消灭时效，但由于我国规定的相对模糊，对此问题仍需讨论一二。笔者认为除斥期间更多的适用于形成权等私权利，而税务机关依法征税属于履行法定职权，不能适用除斥期间；当前对追征期是消灭时效还是除斥期间的争议和讨论，归根结底在争论追征时效届满后税务机关的追征权是归于消灭还是仅仅丧失司法救济请求权（或相对人获得时效抗辩权）？而在追征期是征收期间的前提下，草案第八十六条规定的期限应为消灭时效，这样规定也是为了更好的督促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及时履职。
三、草案对现行规定的修改及评价
草案对前述三种不同责任情形对应的追征期进行了更为细化的规定，新增税额确认制度、滞纳金追征的中止和免收制度，设置了更为合理的追征期限（包括删除无限追征条款），避免了责任竞合。修订主要集中在《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和原实施细则的第八十条至八十三条。笔者认为，草案的修订有以下三大亮点：
（一）明确了税收核定制度，规范了税收征管时效
修订后的草案明确规定了经确认的应纳税额与申报税额不一致或未申报的，税务机关应当向纳税人出具税额确认通知书即税额确认制度；五十三条由规定，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额，税务机关未确认或超出确认时效的，申报税额视为税额确认通知书所确定的应纳税额。由此可以推断，如果税务机关怠于行使核定职权，那么即便纳税人申报的数额低于实际应确认核定的数额，也只能认定为申报数额，这既明确了税务机关的核定职责，又将核定期间与追征期间进行了分离，使草案五十六条和八十六条规定的时效有了适用依据；同时，八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了追征期的上限为二十年，体现了草案既提高税务机关权限，又敦促工作人员积极履职的修订精神。
（二）新增税收利息（原滞纳金）中止情形和免收情形
草案第六十条对税收利息（原滞纳金）的计算规定了中止情形和免收情形，对征收期间增加时效中止和中断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有利于税收征收管理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
（三）明确追征期限，避免无限期追征带来的弊端
草案删除了三年追征期的规定，统一规定为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过失造成少报、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五年内可以要求补缴，即明确了过失欠税的追征期；同时将未办理纳税申报以及逃避缴纳税款、抗税骗税的期间由不受期限限制变为十五年，并新增上限条款，限制追征期限为二十年，体现了我国税收征收管理体制的改革进步，避免无限期追征带来的公权力滥用和公权力怠于行使问题。
四、草案尚可完善之处
草案虽然明确了税额确认制度和税收核定制度，规定了准确的有限的追征期限，体现了税收征管体制的改革和进步，但依然缺少了对怠于履行税额确定及税收追征职责的工作人员的追责条款。此外，从学理和法理上看，部分概念、期限依然没有准确界定。比如五年、十五年和二十年追征期限的法律依据和法律性质便尚未确定，适用条件也还可进一步明确，期限届满的法律效力也可通过出台新的细则进行弥补。
（一）研究背景
我国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对税款追征期并未给出准确的概念和范围，仅在五十二条规定了在税务机关责任、纳税人失误、偷税抗税骗税等情形下税务机关追征税款的时限分别为三年、五年和无限期。2015年1月5日，国务院法制办《税收征管法》的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对税收征管时效和追征责任认定进行了修改。本文将围绕这些修改对我国税收追征制度进行研究。
（二）税收追征期概念
因我国法律未对?收追征期的概念进行准确界定，不同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但大多从以下五方面进行阐发，即适用条件、追征起算时点、时效期限、追征范围和时效届满效力。李丽风（2006）认为，税款追征期是指税务机关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可以征缴入库的期限。笔者认为该定义相对笼统，用词也不规范；在综合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后，笔者认为税收追征期是指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少缴依法应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有权向纳税人等追征该欠缴税款的期限。
二、税收追征期的法律性质
税收追征期法律性质研究的争议焦点在于，它是核定期间还是征收期间？其期限适用消灭时效制度还是除斥期间？笔者分析如下：
（一）核定期间vs征收期间
熊伟（2007）和陈戈云（2010）两位学者对此问题给出了相对清晰的解答，二者均认为税收追征需要先核定欠缴追款才能进行追征，而我国税法只规定了统一的追征期是不合理的，他们通过列举境外税收追征制度的规定来证明其观点。笔者认为，两位学者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仍有失偏颇，原因在于，我国现行规定基于便于征管的考量采取了相对折中的态度进行性质认定，虽未明确规定但对税收核定和税收征收也有相对清晰的划分；草案出台后，明显可以看到核定期间被包含在了税额确认制度中，追征期则明确界定为追征期间。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现行规定和修订意见均认定追征期的性质是征收期间而非核定期间，学者得出此结论更多的是由于对现行五十二条第三款“无限追征”问题的藏否罢了，更何况核定税款是税务机关的内部事务，严格意义上也不属于税收追征的范畴。虽然两位学者的观点有失偏颇，但其给出的方案也体现了对制度不合理之处的反思；在此前提下，将税收追征的两个环节分离，并分别确立税额确认制度和税收追征制度，是对我国税收征管制度的完善。
（二）消灭时效vs除斥期间
学界普遍认为，若将税收追征期认定为征收期间则其毫无疑问是消灭时效，但由于我国规定的相对模糊，对此问题仍需讨论一二。笔者认为除斥期间更多的适用于形成权等私权利，而税务机关依法征税属于履行法定职权，不能适用除斥期间；当前对追征期是消灭时效还是除斥期间的争议和讨论，归根结底在争论追征时效届满后税务机关的追征权是归于消灭还是仅仅丧失司法救济请求权（或相对人获得时效抗辩权）？而在追征期是征收期间的前提下，草案第八十六条规定的期限应为消灭时效，这样规定也是为了更好的督促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及时履职。
三、草案对现行规定的修改及评价
草案对前述三种不同责任情形对应的追征期进行了更为细化的规定，新增税额确认制度、滞纳金追征的中止和免收制度，设置了更为合理的追征期限（包括删除无限追征条款），避免了责任竞合。修订主要集中在《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和原实施细则的第八十条至八十三条。笔者认为，草案的修订有以下三大亮点：
（一）明确了税收核定制度，规范了税收征管时效
修订后的草案明确规定了经确认的应纳税额与申报税额不一致或未申报的，税务机关应当向纳税人出具税额确认通知书即税额确认制度；五十三条由规定，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额，税务机关未确认或超出确认时效的，申报税额视为税额确认通知书所确定的应纳税额。由此可以推断，如果税务机关怠于行使核定职权，那么即便纳税人申报的数额低于实际应确认核定的数额，也只能认定为申报数额，这既明确了税务机关的核定职责，又将核定期间与追征期间进行了分离，使草案五十六条和八十六条规定的时效有了适用依据；同时，八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了追征期的上限为二十年，体现了草案既提高税务机关权限，又敦促工作人员积极履职的修订精神。
（二）新增税收利息（原滞纳金）中止情形和免收情形
草案第六十条对税收利息（原滞纳金）的计算规定了中止情形和免收情形，对征收期间增加时效中止和中断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有利于税收征收管理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
（三）明确追征期限，避免无限期追征带来的弊端
草案删除了三年追征期的规定，统一规定为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过失造成少报、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五年内可以要求补缴，即明确了过失欠税的追征期；同时将未办理纳税申报以及逃避缴纳税款、抗税骗税的期间由不受期限限制变为十五年，并新增上限条款，限制追征期限为二十年，体现了我国税收征收管理体制的改革进步，避免无限期追征带来的公权力滥用和公权力怠于行使问题。
甘肃省契税征收管理办法完整版全文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细则》，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境内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时，承受的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军事单位和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和个体经营者及其他个人为契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缴纳契税。
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经批准转让房地产时，房地产转让双方均为纳税人。
第三条 契税的征收范围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土地使用权转让(包括出售、赠与和交换)、房屋买卖、房屋赠与和房屋交换。其中土地使用权转让，不包括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移。
下列转移方式，视同土地使用权转让、房屋买卖和房屋赠与征税：
(一)以土地、房屋权属抵债或作价投资、入股的;
(二)以获奖或者转移无形资产方式承受土地、房屋权属的;
(三)建设工程转让时发生土地使用权转移的;
(四)以其他方式事实构成土地、房屋权属转移的。
第四条 契税由土地、房屋所在地的财政部门负责征收。财政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委托有关单位或代扣代缴契税。
土地管理部门、房产管理部门应当向财政部门提供有关资料，并协助财政部门依法征收契税。
财政部门可按契税征收额的5%提取征收手续费，手续费的提取使用和管理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条 契税税率为3%。
第六条 契税的计税依据：
(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土地使用权出售、房屋买卖为成交价格;
(二)土地使用权赠与、房屋赠与，由财政部门参照同类土地使用权出售、房屋买卖的市场价格或评估价格核定;
(三)土地使用权交换、房屋交换为所交换的土地使用权、房屋价格的差额;
(四)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经批准转让房地产时，除承受方按规定缴纳契税外，房地产转让者应当补缴契税，计税依据为补缴的土地使用权出让费用或者土地收益;
(五)承受土地、房屋部分权属的，为所承受部分权属的成交价格;当部分权属改为全部权属时，为全部权属的成交价格，原已缴纳的部分权属的税款应予扣除。
前款成交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并且价格的差额明显不合理又无正当理由的，由征收部门参照市场价格核定。
第七条 契税应纳税额，依照本办法规定的税率和计税依据计算征收。应纳税额计算公式：
应纳税额=计税依据税率
应纳税额以人民币计算。转移土地、房屋权属以外汇结算的，按照纳税义务发生之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市场汇率中间价折合成人民币计算。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免征契税：
(一)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军事单位承受土地、房屋用于办公、教学、医疗、科研和军事设施以及用于非营利性的食堂、学生宿舍、实验室、档案资料室、库房、会议室、接待室、图书馆、住院部、体育场所的;
(二)城镇职工按规定标准面积第一次购买公有住房的;
(三)因不可抗力灭失住房而重新购买住房的;
(四)土地、房屋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征用、占用后，重新承受土地、房屋权属，其成交价格或补偿面积没有超出规定补偿标准的;
(五)纳税人承受荒山、荒沟、荒丘、荒滩土地使用权，用于农、林、牧、渔生产的;
(六)财政部规定的其他减征、免征的项目。
第九条 经批准减征、免征契税的纳税人改变有关土地、房屋的用途，不再属于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减征、免征契税范围的，应当补缴已经减征、免征的税款。
第十条 土地使用权交换、房屋交换，交换价格不相等的，由多交付货币、实物、无形资产或其他经济利益的一方缴纳税款。交换价格相等的，免征契税。
第十一条 契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签订土地、房屋权属转移合同的当天，或纳税人取得其他具有合同效力的契约、协议、合约、单据、确认书以及由省人民政府土地主管部门、房地产主管部门确定的其他凭证的当天。
纳税人因改变用途应补缴已经减征、免征的税款，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改变有关土地、房屋用途的当天。
第十二条 纳税人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10日内，向土地、房屋所在地的财政部门办理纳税申报，并在财政部门核定的期限内缴纳税款。符合减征或免征契税规定的，应当办理减征或免征契税手续。
第十三条 纳税人办理纳税事宜后，财政部门应当向纳税人开具契税完税凭证。纳税人应持契税完税免税凭证和其他规定的文件材料，依法向土地管理部门、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有关土地、房屋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未出具契税完税凭证的，不予办理有关土地、房屋的权属变更登记手续。
第十四条 纳税人已缴纳契税，但土地、房屋权属转移未能实现而申请退税的，经县以上财政部门审批退税。
第十五条 契税的征收管理，依照本办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条对账制健全，能够准确核算收入总额、成本费用支出、正确核算经营成果、按照规定保存账证资料、按期申报纳税的企业，实行查账征收方式。
第三条实行查账征收方式的，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一般不予变动。如有特殊情况，纳税人出现国家税务总局《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文件第二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一经查实，可随时变更为核定征收方式。
第四条饮食业应纳企业所得税的计税依据为应纳税所得额。
计算公式：
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准予扣除项目金额（或）
应纳税所得额＝会计利润总额＋纳税调整增加额－纳税调整减少额
会计利润总额＝营业利润＋投资净收益＋其他业务利润±营业外收支净额
营业利润＝营业收入净额－营业成本－营业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投资净收益＝投资收益－投资损失
其他业务利润＝其他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支出
营业外收支净额＝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
第五条营业收入是指饮食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及其附营业务收入，包括：餐饮收入、住宿收入、娱乐收入、文化体育收入、商品销售收入及其它服务收入。营业收入的确认依据《河南省地方税务局饮食业营业税管理暂行办法》豫地税发90号文件规定。
收入时间的确认：纳税人应在其提供劳务后，同时收讫价款或取得收取价款权力证明时，确认营业收入实现。
第六条除税收法规另有规定者外，成本、费用税前扣除的确认一般应遵循以下原则：权责发生制原则、配比原则、相关性原则、确定性原则、合理性原则、正确区分经营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原则。
第七条纳税人成本、费用的扣除要真实、合法。真实是指能提供证明有关支出确属已经实际发生的凭据；合法是指符合税法规定。
第八条饮食业成本、费用核算的对象主要包括营业成本、及期间费用的核算。
（一）营业成本的核算：饮食业营业成本通过营业成本科目进行核算。
（二）期间费用的核算：期间费用包括营业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
营业费用是指各营业部门在经营中发生的各项费用。
管理费用是指企业为组织管理经营活动而发生的费用以及由企业统一负担的费用。
财务费用包括：企业经营期间发生利息净支出、汇兑净损失、金融机构手续费、加息及筹资发生的其它费用。
第九条企业随经营收入缴纳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
第十条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年度，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的中间开业或由于合并、分立、关闭等原因终止时，应在停止经营之日起60日内向当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第十一条企业所得税实行按年计算，分月预缴，年终汇算清缴，多退少补的征纳办法。
第十二条纳税人在纳税年度内，无论是盈利或亏损，均应按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
第十三条纳税人应当在月份终了后15日内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会计报表和企业所得税申报表及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报送的其它资料。
第十四条纳税人某一纳税年度发生亏损的，可以用下一纳税年度的所得进行弥补，下一纳税年度所得不足弥补的，可以逐年延续弥补，但延续弥补期最长不得超过5年。纳税人的税前弥补亏损应在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后，可自行弥补。
第十五条纳税人当期发生的固定资产、流动资产盘亏、毁损净损失、坏账损失、以及对外投资损失等必须按照《企业财产损失所得税前扣除管理办法》（2005年国家税务总局令第13号）的规定报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方可准予税前扣除。
第十六条纳税人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主管税务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十七条本办法未尽事宜，按有关税收法规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此前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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