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区域生态文明；政策选择
建设生态文明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在一起，构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的布局。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这样的高度，在我国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反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创新成果，这标志着我国的生态环境建设即将迎来一个质的飞跃。十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独立的重要议题，这在中共历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是第一次，对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全面系统的部署，并将其作为执政纲领写入，还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蓝图。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四大战略”部署是新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纲领。
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程度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我国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环境基础以及民俗文化的差异，在进行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时采用的政策与模式也应各不相同。黑龙江省十一届党代会报告《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奋力谱写全省人民幸福美好生活新篇章》对龙江生态文明建设做了新的阐释和部署，是未来五年龙江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纲领。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使自然生态的各要素保持动态平衡和良性互动并与人们和谐相处，在资源紧缺与发展速度相矛盾的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迫切。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的生态文明建设政策，是走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必然选择。
一、《报告》阐述了黑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成就
（一）《报告》中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并列
在《报告》的开篇阐述大会的主题时，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并列，体现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构想，坚定不移走符合龙江实际的科学发展道路的决心。
（二）《报告》中总结了过去五年发展成就和基本经验
在《报告》总结过去五年发展成就和基本经验，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的五年中，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成绩有四句话：
1.“资源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提高”
2012年黑龙江省恢复湿地2 000公顷，新增湿地保护区3万公顷；完成水土流失治理270万亩；治理“三化”草原22万亩；草原禁牧面积2 880万亩。
2.“造林绿化成绩斐然”
2012年全省累计完成植树造林351.65万亩，完成计划的117.2%；完善和新绿化村屯2 998个，绿化道路3 543公里，完成义务植树6万株。
3.“生态环境建设保护成效显著”
2012年黑龙江省正式列为全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省，获得国家三年扶持资金8亿元，共安排重点整治项目125个。深入实施“161”工程，建立生活污水、垃圾处理试点示范。
4.“龙江城乡面貌日新月异，锦绣河山更加壮美”
截止2012年底，黑龙江省创建部级生态示范区38个、省级17个；部级生态乡镇27个、省级464个；部级生态村6个、省级428个。各类自然保护区212个，其中部级自然保护区28个，数量列全国第一，省级自然保护区83个，全省各类保护区总面积达658万公顷。2012年12月17日-20日，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黑龙江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新闻社、黑龙江电视台、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东北网11家媒体组成的“学习贯彻十”大型主题采访团深入黑龙江省，在龙江森工这片中国最大的重点国有林区里，见证了黑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和发展潜力。
（三）在总结前进中的困难和不足时指出“国际资源”的重要性
“发展、合作作为当今时代的主题没有变，世界经济繁荣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世界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依存性、互补性、协作性越来越强，为每一个国家提供了广阔发展空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加快发展自己仍然面临重大发展机遇”。
（四）分析龙江发展的潜力
在分析龙江发展的潜力时指出：“我省有粮食、石油、木材、煤炭、电力等物质资源，在国际国内资源越来越紧缺、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资源限制的情况下，龙江资源丰富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为未来发展积蓄了后劲。我省有江河、湖泊、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资源，在国际国内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环境约束的情况下，龙江生态良好的潜力越来越明显，为未来发展提供了保障。”
二、《报告》提出了黑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新目标
环保部于2008年提出了环境保护宏观战略：包括“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环境安全、生态文明”的战略思想；环境宏观战略的形成为完善环境管理机制，理清“十二五”环保工作思路，积极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支撑。《报告》以此为依据，提出了龙江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目标：
（一）建设“五个龙江”要实现“五个跨越”
在奋力谱写全省人民幸福美好生活新篇章中提出为建设“五个龙江”而要实现“五个跨越”，其中第四个跨越是，“在建设大美龙江上实现新跨越”。如何实现这个跨越？《报告》说的非常确定和具体全面：“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显著提升，大小兴安岭生态功能保护区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保护工程深入推进，平原半平原绿化全面完成，全省森林覆盖率进一步提高。粮食、石油、煤炭、林木、电力等资源能源的开发利用更加节约，产业链条进一步延伸，循环经济大力推进。各类污染防治取得实效，土地、江河、湖泊、森林、草原、湿地、大气等生态环境受到更好保护，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基本建立，山清水秀、林茂草盛、天蓝云白、土沃粮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大美生态之省名扬四海。”在《报告》的第三部分再次强调：“我们要保护好、建设好赖以生存的美好家园，让青山常在、绿水长流，造福龙江、无愧子孙！” 这就是龙江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
（二）《报告》第三部分“更好更快更大发展的主要任务 ”中用“八个大力”来指出未来五年发展奋斗目标
《报告》中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在大力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中提出“生态化建设”：“着力推进水利化、机械化、科技化、合作化、产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生态化建设，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在科学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中提出“环保”的新概念，“积极扩大优质、高效、环保、有机农作物种植面积”；在大力构筑现代产业体系中提出“安全环保”；“加快建设结构合理、技术先进、安全环保、竞争力强、市场前景好的现代产业体系”，在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中提出“能源”为支柱产业，“增强技术创新、产品开发和精深加工能力，做强做大装备、能源、石化、食品等支柱产业”；在加快发展旅游业中提出，“完善冰雪、生态、边境三大旅游体系”；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强调“可持续发展能力”；“更加注重科技创新，积极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断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报告》规划了黑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新举措
生态文明建设事业是政府公共服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因此，生态文明建设更需要内化在执政党具体的执政实践中，形成执政党的生态政治。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政府和权力机关出台必要的政策和强制手段来推进。从而将生态文明建设从指导思想和发展价值目标逐一落实在具体实际中。依据“预防为主，防治并重；系统管理，综合整治；民生为本，分级推进；政府主导，公众参与”的战略方针。《报告》提出了如下七个方面的新举措，体现了抓紧调整生态建设的政策导向，加大对生态环境的政策性倾斜。
《报告》用607个字，一个自然段全面具体地阐释了建设“富强、文明、和谐、大美、幸福”龙江的具体要求和实施办法：核心句就是“大力加强生态建设保护”。
（一）建生态保护区
以“经济区”建设中第四个“大小兴安岭生态功能保护区”为牵动，以生态环境建设保护工程为抓手，不断提高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目的是“努力使龙江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景更美”；松花江流域的湿地勃勃生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丹顶鹤等逐年增多，再现北大荒的原始风貌，为三江平原国家商品粮基地稳产高产提供了生态保障。
（二）搞好绿化和防沙工作
建设龙江生态文明要“大力开展植树造林，继续推进国有林区、平原半平原和城镇村屯绿化，加大防沙治沙力度，大规模发展生态经济林，积极推进碳汇造林、生物质能源林建设”。
（三）扎实做好节能减排工作
“推广先进节能技术和产品，抓好重点领域节能管理，加大新能源开发利用力度，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发展，淘汰一批落后产能”。
（四）加快发展循环经济
《报告》指出：“构建覆盖城乡的资源循环利用回收体系，推动重点企业、园区、城镇逐步实现循环发展”。
（五）全面强化生态保护
1.合理开发矿产资源，加强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生态环境脆弱区保护。
2.实施黑土区水土流失治理、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重点水源地保护和界江国土安全保护。
3.加大耕地和湿地保护力度，加快草原生态功能恢复。
4.推动林区转型发展，加强森林资源保护和培育，大力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积极发展生态主导型经济，推进大兴安岭部级低碳经济示范区建设”。
（六）加强城乡环境保护
加快县城和重点建制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推进主要河流、工业点源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开展城镇低空大气污染整治，有效控制城市噪声污染。
（七）加强生态文明教育
生态文明建设还要有充分的社会参与，需要社会建设的有力支持。《报告》提倡在全社会“倡导文明、节约、绿色、低碳生产消费理念”，由政府主导公众参与“推动形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形成。龙江环保世纪行连续开展15年，在各级党委的大力支持、人大精心组织、政府全力配合、新闻单位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下，每年都针对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环境问题，组织有关部门和新闻单位进行检查和采访，通过新闻媒体的曝光批评，促进了问题的解决，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体现了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全民参与。
这些具体而适合黑龙江省情的政策，说明十一届党代会的决议已经把生态文明的理念内化到建设富强、文明、和谐、大美、幸福龙江的实践中。作为公共政策的制订者与实施者，政府应大力推进干部考核改革，不以单纯经济指标（GDP）作为干部考核标准，加强对领导干部任期生态环境目标责任制执行情况的督察和考核，从而将生态文明建设从指导思想和发展价值目标逐一落实在具体实际中，避免将生态文明建设流于宣传口号之中。同时，生态文明建设还要有充分的社会参与，需要全社会的有力支持。和西方发达国家比起来，公民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参与度还是不够，民间资源的调动还很不充分。一些社区组织、环保非政府组织特别是环保专业精英组织没有得到应有的扶持和发展。这些需要我们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探索新的方法。
参考文献：
“社区”一词起源于拉丁语communis，表示亲密的关系和共同的东西。1871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最早将其引入到社会学研究中，并成为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一般认为，社区是由居住区域关系引发的共同生活体系。农村社区是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主的人们构成的地域性生活共同体，其基本功能主要为“农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对区域内农村居民进行管理以及促进居民的经济增长。”农村生态社区是由传统社区发展而来，是以是以自然生态为本底、以农村人口为主要居住人群，以农村为特定社区、生态景观、人文景观镶嵌一体的生态与人文经济社会系统，强调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社会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协调发展，它表明中国农村建设的理念、目标、模式和体制，向着现代化和生态文明社会迈进。
2生态文明视域下农村生态社区的特征
农村生态社区中生活的人和环境之间建立了持续的、稳定的相互依存关系，其所关联的共同体，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生活共同体，而是包含而又超越了生活共同体的更大的生态共同体，与传统农村社区相比，有以下几方面特征。
2.1生态性
生态性是农村生态社区的首要特征，它强调农村居住地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改变过去农村过度消耗资源的状况，不再以破坏生态环境来促进经济发展。具体而言，农村生态社区通过绿化、净化、合理处置污染垃圾等方法改变农村被破坏的自然环境，通过有效的生态治理手段，促进村容整洁，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局面。通过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高效生态农业，促进农村社区经济向绿色、可持续方向转变。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社区产业间的合理联结，实现良性循环。
2.2人文性
人文性是指人的人文精神，是一种关照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人生关怀。如果农村生态社区的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是硬件，那么农村生态社区的人文精神就是软件，它指向的是一种更高水平的建设，不仅仅停留在自然环境的保护中，更注重村民的内在精神文化的需求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享乐文化、世俗文化在逐步蔓延，功利主义、金钱主义在非理性膨胀，农村文化原有的传统道德观念碎片化，精神虚无化。农村生态社区需要培养村民的公益精神、参与精神、奉献精神、民主精神，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构建村民的精神家园。
2.3整体性
整体性是指农村生态社区建设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内容。在经济方面，就是要引导农民建立与自然环境相是一个生产、生活方式，包括对农村资源的合理利用，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保护、推动农村产业经济生态化，发展高效绿色农业，对具有资源优势的地方，发展生态旅游业，推动社区产业发展优势。在政治方面，加强制度创新，从制度上规范社区内政府、组织或个人的费生态化行为，制定保护生态环境的规章制度，鼓励村民的公共参与，赋予农民话语权、知情权和决策权。在精神文化方面，充分挖掘社区生态人文资源，加强生态知识的教育和普及，将生态理念深入人心，积极建设农村生态精神文化。
3生态文明视域下农村生态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农村生态社区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提升农民生活品质、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有力举措，是现阶段推进新农村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在建设的路径上，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3.1树立大局意识，认清生态社区建设重要性
思想认识上，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不能将农村生态社区建设视为一项简单的工作任务去完成，农村生态社区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依靠血缘、亲缘、宗缘、地缘等社会关系维系的生活共同体，而是呈现出多样性联系的地域共同体。通过改善村民居住地的生存环境，不断满足村民日益丰富的生活需要和精神需求，提升生活质量，通过农村生产、生活方式的调整与优化，实现农村社区与自然生态系统间的协调发展，是“生产高效、生态宜居、生活幸福、人文和谐”的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农村生态社区建设是提升乡村的人居环境品质和资源配置效率，传承乡土文脉，保护自然生态，重构乡村魅力空间。其实质是要让农民参与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在农村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建设能够共享现代文明成果的现代农村社区。
3.2以人为本，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经济建设工作、文化教育工作……一切工作，如果仅仅提出任务而不注意实行时候的工作方法，……，那末，什么任务也是不能实现的。”农民是农村生态社区的建设者和直接受益者，决定了农民是农村新型生态建设的主体。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农民的意愿，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农民成为生态社区建设的实践主体和推动力量，是农村生态社区建设的题中之义。为此，生态社区建设不是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而是要让农民看的到实惠，摸得着幸福，通过培训、讲座、广播、电视、标语和公开栏等各种形式，把生态社区建设的意义介绍给农民，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和主动性，并广泛听取农民的意见和建议，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和评判权，让农村在生态社区规划、建设、经营中当主人、做主体、唱主角，增强农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营造开展农村生态社区建设的良好氛围。同时，农村生态社区建设要从村民们最关心的热点问题入手，解决村民们的实际困难，让村民们切实感觉到社区建设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
3.3因地制宜，科学合理规划
由于我国农村的经济环境、自然环境、人们的思想观念、思想素质水平存在着多层次性和不平衡性，农村生态社区建设在不同的地区之间要有所区别，有所侧重，而不应设计一个统一的建设模式。这在客观上要求各地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归纳分析本地区当前农村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综合考虑农村山水风情、发展现状、人文历史和资源环境等因素，把握其内在的肌理，并统筹兼顾到城乡总体规划、产业发展规划、基础设施规划和环境开发规划，因地制宜地推进生态社区建设，而一些地方在生态社区建设中缺乏科学合理规划，导致同质化建设严重、特色化建设不足，短期行为多、长远设计少，这与生态社区建设的目标相违背。为此，如何做到因地制宜，科学合理规划是当前各个地方建设生态社区的过程别需要予以明确的，需要作进一步具体的研究。
3.4规范管理，加强制度建设
［关键词］ 理论基础 实践特征 发展方式 生态文明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简而言之，其特色是生态，核心是发展，关键是转变发展方式，目标是走出一条科学发展、绿色崛起之路。按照生态文明的理念，它坚持以人为本，继承和弘扬人类生态文明思想，体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还表现在推进发展时，注重改善和利用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在理论来源上，它是对人类生态文明思想的继承和弘扬
所谓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发展物质文明过程中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成果，表现为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进步和人类生态文明观念的增强。［1］这个概念最早起源于人们运用生态学的观点、方法去认识、处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是人类在正确认识生态学提示规律的基础上，把生态学理论具体运用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探索。
对于人类发展与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曾作过深刻论述。一是论述人与自然的依存关系，要求善待自然、保护环境。马克思指出：“那种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是自然的一部分”，甚至提出“人化的自然” “人的无机的身体”［2］。恩格斯也指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3］二是阐明人类对生态破坏造成了大自然的物质变换中的“裂缝” 严重后果。马克思指出，大土地所有制造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4］三是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及其生产过程中废弃物排放，扰乱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代谢”，破坏了“永恒的自然条件”，破坏了“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5］，进而批判资本主义造成人与自然的异化，指出“异化劳动”造成了“文明的阴沟”、“自然的荒芜”和“日益腐败的自然界”；并告诫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工人的“任何一种感觉不仅不再以人的方式存在，而且不再以非人的方式因而甚至不再以动物的方式存在” ［6］，从反面告诉人们必须对环境进行保护，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关系。四是指出违背生态规律必将受到惩罚。马克思说：“在利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7］恩格斯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8］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指出人们要在地球上生存下去，就必须与自然界建立共存共荣的和谐关系。它与人类中心主义相区别，指明了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在开发和利用自然中应坚持可持续发展。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关系被普遍确认为“天人合一”的关系。对这个与环境保护紧密联系的哲学命题，各家学说多有论述。道家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甚至还提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儒家认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主张尊重自然，爱惜其他事物的生命；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把“生生”，即尊重生长、长养生命、维护生命作为人的“大德”，“天地之大德曰生”。佛教认为，宇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生命之法的体系，无论是无生命物、生物还是人，都存在于这个体系之内，生物和人的生命只不过是宇宙生命的个体化和个性化的表现，主张善待万物和尊重生命，并集中表现在普度众生的慈悲情怀上。中国古代一系列关于尊重生命、保护环境的智慧，具有跨越时代的价值，是现代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来源。
二、在实践特征上，它体现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
自从世界性的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生产的盲目性，造成严重的环境危机：全球气候变暖，土地资源日益枯竭，水资源日趋紧张，地球陆地沙漠化日益严重，许多物种濒临灭绝，这些使得适宜人类生存的空间日益缩小，发展的条件日益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了一场绿色运动，对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主张人类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必须追求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摒弃传统的发展观念，抛弃传统的发展模式，转而采取经济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第一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框架。至此，环境与发展问题越来越被各国政府所重视并相应地采取实质性的行动。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我国开始致力于把发展与资源可持续利用、环境保护协调起来，1994年颁布了第一个部级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21世纪议程》，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把可持续发展确定为国家战略。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的发展战略，已经实实在在地实施了十多年，不仅取得了惠及13亿中国人民的成果，而且还为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我国人均资源不足，人均耕地、淡水、森林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32%、27.4%和12%，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资源的人均拥有储量也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9］，特别是由于长期以来实行主要依赖投资和增加物质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消耗增长很快，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紧张的趋势，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也日益突出。因此，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10］等一系列发展理念。
遵循这一视角和思路，思谋江西的跨越式发展之路，就是从省情出发，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全面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省委提出建设鄱阳湖生态区，紧紧抓住发展的内在规律，必将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必将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提升高技术产业，限制高耗能、高污染工业的发展；必将正确引导消费结构升级，形成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城乡建设模式和消费模式，引导全省尽快尽好地走上一条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道路。
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全省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成果，是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它将保持江西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发展进程中保持发展的持久性、连续性，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江西着力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每一代人的发展都将为下一代人的更好生存和发展留下一定空间和条件；它将进一步统筹好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
三、在历史传承上，它是发展方式的最新探索
江西是农业省份，一直以来实行农业发展路子，因此，工业基础比较薄弱，只是改革开放之后，才迈开工业化步伐，回过头看，现在如此优良的生态优势，还是得益于几十年来的发展思路、发展道路，可以看到，绿色生态建设始终是贯穿于江西发展的一条主线。
1979年改革刚开始时，在推进农村改革过程中，省委就开始感觉到全省在开发山水资源、发展多种经营方面“思路没有打开，手脚没有放开”，于是便伸长“两条短腿”，大力发展经济作物，大力发展养殖业、畜牧业、林业。1982年，省委正式确定写好“田园诗”、画好“山水画”的发展思路，注重开发利用70%的山林水面。1984年，省委进一步确定农业坚持画好“山水画”，工业提出重点发展轻纺工业，建设合理协调发展的经济结构，在政策上，积极推行水土保持责任制，加强荒山丘陵绿化，搞好企业污染治理和农业生态环保等措施，保护好生态环境。［11］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为较快地改变落后面貌，省委提出发展速度要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内更大胆地搞活，对外更大地开放”。在“两个更大胆，一个略高于”的思想指导下，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努力把江西建设成为了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食品工业基地、重要的有色金属和建材工业基地。十三大以后，通过生产力标准的学习和讨论，继续深化对省情的认识，在全省形成大胆改革、加快发展的良好氛围。在此基础上，省委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要把江西经济大厦建立在现代农业基础上的发展战略，促进全省继续画好“山水画”、伸好“两条短腿”，开展一场农业开发总体战。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途经江西的“鹰潭会见”，对加快江西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省委省政府提出80年代开始实施的“山江湖工程”应发挥重要作用，以期促使全省生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1983年，省委首次确定开发治理鄱阳湖地区；1984年，进一步确定开发治理鄱阳湖区作为全省经济建设的系统工程；1985年，明确山江湖综合开发治理；1990年，完成《山江湖开发治理总体规划》；1992年，山江湖工程成为中国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典型；1994年，被列入《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995年，形成“ 治湖必先治江、治江必先治山”的山水综合治理思路。该项工程实施以来，相继形成造林绿化、治理水土流失等10类开发治理模式，形成现在良好的生态优势。［12］
进入新世纪以来，做到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始终纳入决策和实践的重要议题，坚持以加快工业化为核心，以大开放为主战略，以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为强动力，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加快推进城市化和城市工业现代化，不失时机地推进信息化，全面提升综合竞争力，实现全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招商引资和兴办工业园，明确规定“三个坚决不搞”，处理生态与发展关系，明确提出“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方针，特别强调“如果破坏绿水青山，宁可不要金山银山”，绝不走“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老路，这一清晰的生态主线表明：始终坚持绿色生态的文明发展之路。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奋斗，江西已经有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一流的水质，一流的空气。但是，欠发达的基本省情，发展不足的主要矛盾，迫切要求千方百计加快发展，既不能守着青山绿水受穷，又不能治穷致富破坏生态环境。因此，以苏荣为主要领导的省委、省政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充分依托和发挥生态环境优势，围绕江西的母亲湖――鄱阳湖做大文章，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开发，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全过程，坚持生态立省，实施绿色发展战略，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现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正如苏荣强调：“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决不是单纯地保护生态，更不是守着金山受穷。核心是发展，目的是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更好地为全省人民和子孙后代造福。”这充分说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引领江西长远发展的大战略，是惠及全省、造福子孙的大工程，是实现江西进位赶超、跨越发展的大机遇，也是我国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致力科学发展的积极探索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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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4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27页.
关键词：生态文明；区域生态；非均衡发展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2-0015-05
一、非均衡发展与区域生态嬗变的契合和互动
非均衡发展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西方非均衡发展理论，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弗朗索瓦·佩鲁（1950）的增长极理论、冈纳·缪达尔（1957）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赫希曼（1958）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威廉姆森（1965）的区域经济倒“U”型理论、弗农和汤普森（1966）等的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以及劳尔·普雷维什（1949）的中心-理论等。非均衡发展理论从宏观上描绘出了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发展方向、发展结果的线路图，尽管它们要解决的问题不同、获得的实践效果不同、关注的重点不同、现实的影响力不同，但有几点认知是相同的：第一，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是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现象；第二，发达的中心区的形成得益于区位因素，更重要的是历史文化的积累，中心区通过创新输出、产业转移等对周边产生扩散效应，同时通过聚集人才、资源要素加快了自身的发展；第三，当采用微观的制度调节无法解决由于生产扩大、经济发展引发的区域矛盾时，可以通过选择性地保留或迁徙特定的产业来缓解矛盾；第四，在经济发展中虽包含环境要素，但这种环境只是与产品、利润相关的资源，只是与产业的集群、交通运输相关的地理区位，只是产业梯度转移时工厂位置的搬迁。由于当时全球环境问题不像今天这么突出，所以在20世纪50-60年代逐步完善起来的非均衡发展理论没有过多地涉及生态环境、生态整体以及生态与经济、生态与社会制度等关系。
而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却试图从微观角度用政策调节的方式解决刚出现的环境问题，这方面影响较大的理论有：第一，“庇古税”。1920年，在《福利经济学》中，庇古研究了国民所得的数量和资源在不同用途间的分配，认为只要降低移动成本，资源就可以通过移动获得更大效益。税收可以用来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促使财富分配趋于均平，还可以用以弥补排污者生产的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通过征税提高污染产品成本，可以降低私人净收益预期，从而减少产量，减少污染。第二，“科斯定理”。1960年，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通过工厂烟尘对邻近财产所有者的影响、养牛者对农夫的损害、糖果厂的噪音对医生的干扰等实例，分析了对损害负有或不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指出了庇古理论在方法上存在的基本缺陷，考察了此类行为的市场交易成本，认识到“行使一种权利（使用一种生产要素）的成本，正是该权利的行使使别人蒙受的损失”。科斯试图通过明晰产权，设置适当的交易费用，使得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无论是庇古还是科斯都意识到了，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合理的制度安排能调整企业行为，从而减少对环境的破坏，改善人与环境的关系。
把经济活动与生态变化密切结合起来的是劳伦斯·萨默斯的“污染转移理论”。时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萨默斯于1992年2月8日在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了《让他们吃下污染》一文。该文认为，欠发达国家相比之下处于“欠污染”状态，还有很大的环境容量，世界银行应当鼓励将污染企业和有毒废料转移到第三世界。这样，一方面能减少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和降低居民的健康成本，另一方面能增加不发达国家的就业机会，加快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这里，萨默斯明确把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与环境污染的转移联系了起来。近10多年来，国际学术界热议“污染天堂”假说（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会从环保政策严厉的国家流向环保政策相对宽松的国家），在挪威、德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家对113个国家57个经济部门的碳排放实证分析中证实了它的存在。研究表明，“从1995年到2005年间，经合组织成员国净进口的二氧化碳增长了80%，发达国家在稳定或降低本国碳排放的同时，利用国际贸易将排放压力转嫁到了国外”。“1990年到2008年间，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碳排放稳定了下来，但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翻了一倍。”事实证明，萨默斯的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发达国家的认可，并且付诸了行动。
二、工业化困境和区域生态环境的退化与保护
“一五”期间，在苏联的帮助下，我国集中力量进行了以自主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这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点。我国工业化进程与国家区域经济布局在时空上是一致的，大致历经了东部开放、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四个阶段。我国工业化进程伴随着经济的腾飞、GDP的增长、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第一，产业同质与无序扩张。如，环渤海地区13个地市。除秦皇岛外都把临海石化产业作为发展重点之一，从青岛、连云港、上海、宁波、泉州，到广东的惠州、茂名、湛江，再到广西北海，沿海都有大型炼油厂。长江中上游干（支）流上化工园区密布，沿江沿河化工石化企业多达40万家，很多化工企业选址隐蔽且规模极小，确切数字很难考证。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石化项目分布得这么散这么广。第二，工业化对农业资源的破坏。最突出的是，农业用地向建设用地转化，边缘用地大量废弃抛荒，复种指数下降。1996年中国耕地面积为19.51亿亩，现在要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但在“占补平衡”中，往往占的是中心地区的良田，补的是边穷地区的生地或劣质地。第三，环境污染加重。王姗姗等（2012）以1982-2008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使用自回归分布滞后一误差修正模型和边限协整检验的方法，研究了我国工业化水平和环境污染间的长期和短期关系，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二氧化硫、工业废气和工业烟尘与我国的工业化水平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重工业化水平及第二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提高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增加污染物的排放，出口结构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对不同污染物的影响大小及方向都不相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短期内会降低污染物的排放。第四，环境污染转移。上世纪80-90年代，在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我国东南沿海受到严重污染。21世纪初，在承接东南沿海产业梯度转移的过程中，内地的环境事件不断爆发。苏梽芳等（2011）利用1999-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应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地区与产业特征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FDI、贸易和环境规制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现“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成立。傅帅雄等（2011）应用地区与产业特征交互作用的经典贸易模型，对中国区域间的“污染天堂”效应进行了测度。实证分析表明，由于各省环境规制力度不同，污染密集型产业正从环境规制力度大的东部省份向环境规制力度小的中西部省份转移，中西部正在沦为东部污染密集型产业规避高环境规制的“污染天堂”。
绑在高速前进战车上的中国不能以停止发展的方式来回应工业化所面临的困境，尽管倒U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表明，随着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和经济着陆阶段，科学进步和创新产生的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会缓解环境灾害，但我们不能期待这种结果会自动生成。针对工业污染、资源过度开发利用、生物多样性消失、酸雨和大气变化等不同种类、不同程度的环境问题，必须采用不同的方法加以应对，同时还要树立以下观点：
1.产业转移不等于降低环境标准。开放型的现代经济，必然要求各种生产要素在资源的配置过程中能够自由、合理地流动。推动产业升级和产业西移，有利于改变原来的工业生产与能源、原材料产地脱节，就业岗位与人口分布不均衡的状况，能为沿海地区引进和创建新产业腾出空间，又可推动中西部地区发展，可谓双赢。但承接地政府在给以相应的土地、财政和税收等方面政策支持的同时，必须对迁入企业设置更高的包括技术含量、自主创新能力、单位产出能耗等指标在内的市场准入标准。此外，对产业转移必须要有长远观点，特别是西部生态脆弱、经济落后的地区，对自身的城镇建设、产业布局、生态风险、生态安全等问题都要认真考虑、科学定位。
2.工业化阶段不可跨越不等于各地都要工业化。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是全方位、各领域的，任何社会都要走向现代化，但现代化决不简单地等同于工业化，工业化也决不简单地等同于处处办工厂。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是我国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之一。但决不是唯一的出路。不能为工业化而工业化。因为工业化本身绝不是目的，它只是提高生产率和收入的一个手段。
3.农业现代化不等于农村工业化。上世纪80年代“村村点火，家家冒烟”式的工业化，不仅占用耕地多，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也十分严重，不利于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现在，无论是人口稀少、土地辽阔的美国、加拿大，还是人口稠密、国土狭小的英国、日本，工业都是相对集中分布，农村仍以经营农牧业为主。在我国，以前乡镇企业基础好的发达地区，工业乡镇、工业村可以多一些。一些农业乡镇则没有必要盲目跟风，可以改变发展理念，通过错位发展，搞农业循环经济、乡村旅游、农业规模经营，优化区域资源配置，闯出一条新路。
三、环境优先论和区域生态状况的评价与反思
工业时代形成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导致了主观和客观、经济和环境的二元分离、两相对立，它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鼓励人对大自然的改造、奴役和索取，完全低估了环境的反戈一击。随着非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树立，环境（生态）优先论在人们对工业社会的深刻反思中被提了出来。“环境优先”是指“在一些特殊区域或领域，把环境质量状况作为指导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各项工作的基本衡量标准之一，以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和底线来规划和约束各方面工作，使环境保护成为保障人民生存环境、优化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和首选的手段”。新世纪伊始，我国许多地区陆续提出了“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建设低碳社会”等口号，并实施环境优先战略。这些区域或者是经济比较发达，容量资源已有较多开发利用的地区；或者是自然条件脆弱，难以承载大规模经济开发活动的地区：或者是原来自然条件十分优越，而大规模开发行将毁坏自然遗产的地区。党的十七大第一次在党的文件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意味着环境保护上升到了国家意志和国家行动的高度。在工业化过程中，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们正在有意识地推动两大转变：由环境换取增长向环境优化增长转变，由经济建设为中心向经济环境双赢转变。
人们在反思环境污染严重的原因时。不外乎将其归结为发展方式粗放、经济利益驱动、执法问责不严、体制机制弊病等几个方面，实行“环境优先”就是试图对此进行矫正。那么如何评价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现状，如何设定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呢？国内学者希望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来回答这些问题。纵观国内学者的研究，其大体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体现综合评价。2008年初贵阳市成立专门的课题组就生态文明城市指标体系开展研究，并于当年10月了《贵阳市建设生态文明城市指标体系及监测方法》。该指标体系包括生态经济、生态环境、民生改善、基础设施、生态文化、廉洁高效等六个方面的33项指标，它们分别反映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状况，城市生态及环境保护状况，市民生活质量、社会和谐及法制状况，城乡建设状况，市民生态文明素养、文化产业及公共文化服务状况，政府行政状况。高珊等（2010）根据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时代特征以及指标本身的性质，把生态文明指标体系分为目标层、系统层和指标层三个层次。其中，目标层用综合指数代表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效果，系统层分为增长方式、产业结构、消费模式和生态治理四大部分，指标层是从每个系统层提取三个能从本质上表述系统状态变化情况的指标，由总共12个指标组成。
2.突出自然改造。200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区域协调发展与政策研究”课题组了中国首份各省区市生态文明水平排行榜。课题组首席科学家杨开忠提出，生态文明水平即生态效率（EEI），对生态文明水平的测度主要通过“EEI=GDP/地区生态足迹”的公式来实现。EEI是地区产生单位生态足迹所对应的地区生产总值，它与GDP成正比，与生态足迹成反比。EEI由普遍公认的GDP和生态足迹两个指标直接合成，原理简明，计算方便，易于应用。根据测算结果，最高水平组的是北京，高水平组的是上海、广东、浙江等，而最低水平组的是内蒙古、贵州、宁夏、山西。除了个别省区，生态文明水平的空间分布基本上与经济发展状况，与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相吻合。由于这个指标体系把生态文明水平理解为生态效率，相应突出了GDP在测度中的作用，给人们传递了一个自然环境好、污染水平低不一定生态文明水平高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人们心中对生态好坏的评价。
3.偏重环境保护。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了一项政府间跨学科的大型综合性研究计划——人与生物圈计划（MAB），旨在对生物圈不同区域的结构和功能进行系统研究，并预测人类活动引起的生物圈及其资源的变化，及这种变化对人类本身的影响。它提出了生态城市、城市生态系统研究的核心框架，在这个框架指导下，许多国家、地区提出了生态园林城市、国际花园城市、绿色城市、健康城市等概念与建设目标。受此启发，王云才等（2007）在对城市生态与生态城市研究及其评价体系对比研究的基础上，立足城市整体人类生态系统，以实现生态城市综合功能为目标，提出了包括生产功能、服务功能、聚居功能、健康安全、管理与影响等五个层面共15个指标的生态城市评价的创新体系。鉴于各地工业化所处的阶段不同，环境要素是个错综复杂的系统，梁文森（2009）设计了包括大气环境质量、水环境质量、噪声环境质量、辐射环境质量、生活环境质量、生态环境质量、土壤环境质量、经济环境质量等八个大项36个分项的生态文明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的设置体现了研究者对生态文明概念的含义和主要特征的不同理解，有的用目标值法，在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时先为每一个指标确定一个远期目标值，再将当期指标值与目标值相比，得出每个指标相对目标值的实现程度；有的用基期法，先确定过去的某个时间点为基期，再用当期指标值与基期指标值相比，得出进步程度。这些研究，从地域看有地方性的有全国性的，从内容看有突出环保的有注重综合的，从性质看有评价性的有指导性的。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横向纵向比较，有助于以量的精确性来督促和引导人们重视生态建设，可以找出缺点和不足加以纠正，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然而，指标体系的导向性和环境优先的战略性能否结合，在实践中能否获得成效，取决于以下几个要素：第一，基于激励制度科学化的领导干部行为方式能否转变；第二，不断创新的环境保护立法和政策能否建立更加良好的环境保护治理结构；第三，环境保护规划能否真正成为其他发展规划的参照、基础和出发点。
四、“美丽中国”和区域生态建设的政策与前景
党的十再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而工业分布及工业化程度的不平衡，地理环境的自然差异及区位特色，人与自然结合的方式及理念的不同，决定了生态文明建设既要顾及全局性更要突出区域性。目前，我国区域生态文明建设越来越成为共识，其具体实践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以国家全局为基点的战略性统筹。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不等于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而是国家整体上的战略统筹安排。第一，生态脆弱区保护。我国是世界上生态脆弱区分布面积最大、脆弱生态类型最多、生态脆弱性表现最明显的国家之一。我国生态脆弱区大多位于生态过渡区和植被交错区，处于农牧、林牧、农林等复合交错带，是我国目前生态问题突出、经济相对落后和环境监管薄弱的地区。2008年《全国生态脆弱区保护规划纲要》是我国第一个专门指导生态脆弱区保护工作的长期规划，为打破行政区域界限，促进脆弱生态区修复进程，实施保护优先、限制开发，建立生态功能恢复和保育的体制机制提供了平台。第二，主体功能区规划。2010年底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我国国土空间分为以下主体功能区：按开发方式，分为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按开发内容，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按层级，分为国家和省级两个层面。该规划提出，要严格控制城市空间总面积的扩张，减少工矿建设空间；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稳定全国耕地总面积，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实行基本草原保护制度，禁止开垦草原，实行禁牧休牧划区轮牧，稳定草原面积，等等。该规划要求，必须明确开发方向、完善开发政策、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
2.以省域区划为基准的责任制联动。省域是我国一级行政区划，也是统筹城乡发展和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地域范围。省级人民政府一般与国家层面对接，负责指导所辖市县在规划编制、项目审批、土地管理、人口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等各项工作中遵循全国和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各项要求。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联动机制。第一，生态省创建联动。自1999年海南省率先提出建设生态省以来，全国已初步形成生态省-生态市-生态县-生态乡镇-生态村的生态示范创建体系。到2011年底，已有海南、浙江、山西等14个省（区）开展了省域范围的建设，500多个市县开展了市县范围的建设。按照分级管理、事权划分的原则，环境保护部主要加强对建设工作的指导。制订相关建设标准及成效评估办法，负责指标完成情况的审核和向社会公告部级生态建设示范区达标情况：省级环保部门负责省级生态市、县建设的考核和部级生态乡镇、生态村的复核工作；市、县环保部门重点抓好生态乡镇和生态村建设的考核工作。生态文明建设的分层管理，解决了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与行政管理条块分割的矛盾，有效地扭转了“点上治理、面上破坏、整体恶化”的趋势。第二，环保模范城市创建联动。1997年环保部启动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活动，通过创建，树立了一批经济持续发展、环境质量良好、资源合理利用、城市优美洁净、基础设施健全的模范城市。到2011年底，有87个城市被授予环保模范城市称号，100多个城市正在积极开展环保模范城市创建活动。第三，环保执法机制联动。尽管受各种因素制约，国家监察、地方监管、单位负责的环境监管体制有待进一步理顺，环境执法制度、机制、程序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国家、省、市、县四级环境执法体系，环境执法能力和水平正在不断提高。同时，为依法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一些地方还探索建立了环保部门与纪检、法院、检察、公安、监察、工商等部门的环境执法联动协作机制，对环境违法行为实施多部门联合打击。
3.以流域范围为基本的跨区域合作。由于生态问题往往是跨区域的，以行政区划为界限的治理常常显得力量不足，所以生态文明建设不得不采用集团军协同作战的形式。目前，我国跨区域合作成效较大的主要有：第一，环渤海区域。1986年5月开始形成环渤海经济圈，达成了许多区域内经济合作和互动框架，逐步建立了经济信息网站、东北亚与环渤海地区经贸合作平台，以对外经济的发展带动区域内产业链、工业链的顺畅。2000年开始重视渤海环保工作，2008年9月成立了环渤海区域环保合作、口岸合作、人才协作等三个合作组织，以经济带动环保。第二，长三角区域。始于1982年的长三角区域合作最初也主要定位于经济领域。2010年6月，国务院批准《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该规划在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方面提出了明确的目标：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局面。规划要求，要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继续加强水污染防治，推进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等。第三，泛珠三角区域。2004年6月泛珠三角区域的内地九省区政府行政首长和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在广州签署《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7月共同审定通过了《泛珠三角区域环境保护合作专项规划（2005-2010年）》。该专项规划提出了生态保护合作、共同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水环境保护合作、大气污染防治合作、环境保护监测合作、环境宣传教育合作、环境保护科技与产业合作等七项环保合作内容。区域合作一般都经历了从经济合作到生态合作的过程，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合作主要表现在制定规划和制度上，更重要的是相互约束，形成了跨省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合力。
4.以经济区块为基础的整体性平衡。20世纪50年代，在生产力平衡布局理论指导下，我国曾把全国分为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南、西南六大区域。60-70年代，从战备角度考虑，又把全国划分为一线、二线和三线地区。以全国发展速度整体放慢为代价，用东部高比例的财政收入补贴中西部欠发达内陆地区，在资金、技术、人才、建设项目等方面向中西部倾斜，使中西部与东部的差距缩小。改革开放后，学界主要提出了以下几种区域发展思路：第一，陈传康（1987）的“T、Y和多I”思路。其中，“T”指沿海地带和长江流域：“Y”指连云港经陇海一兰新线到新疆，并在兰州另分一支通青海西宁和格尔木，并延伸到；“多I”是指不在这两个结构上的地区的出海联系。第二，戴哗、丁文锋（1988）的“开”字形思路。即。我国生产力布局的主轴线，应在沿海、长江和陇海一兰新线结合的“II”字形基础上再加上京广线，形成“开”字形态势。第三，杨承训等（1990）的“弗”字形思路。即，在东中西三大地带中间横穿两大东西向的经济条带，即长江经济带和沿黄一陇兰经济带，而南北两边再加上一些小型东西向的经济带，组成“弗”字形网络结构。第四，张伦（1992）的“目”字形思路。即，东部沿海开放区，东北、西北及西南沿边开放区，长江流域开放区和陇海-兰新沿线开放区形成“目”字形开放格局。其中，东部沿海开放带是“目”字形格局的基础，中间两条东西向轴线分别是长江流域开放区和陇海一兰新沿线开放区，向北、向西、向南的沿边开放区构成“目”字形格局的三个外环。第五，刘宪法（1997）的“菱形”思路。即，以武汉作为中轴，京津、沪、穗深、成渝作为中国北、东、南、西的经济增长极点，在地理位置上呈现出菱形的点状跳跃式的网络状发展格局。这些区域经济发展构想，主要是依凭沿海、沿江等自然流通渠道，沿铁路和公路等交通运输枢纽排列的，大多数着重于国内，有的延伸至国外，强调了自然资源的互补、经济要素的流动，也看到了增长极的带动作用。大致形象地描绘出了经济行进的脉络。但从目前形势看。说我国经济就朝着原来设想的线路在发展倒也未必，即便有一些影子，南北、东西的差异依然是巨大的。
关键词：生态文明；全域化景区；建设模式；安吉山川
中图分类号 F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6）23-0011-04
Research on the Global Scenic Construction Mod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Shanchuan in Anji
Lu Yun
（Huzhou University，Huzhou 313000，China）
Abstract：Global scenic construction contributes to rich the carrier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development，and to innovative eco-economic management model.Shanchuan in Anji，which has been given the title of National 4A Tourism Spot，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villages of Zhejiang Province.Practice in Shanchuan becomes a classic case of beautiful countryside upgrading.The construction mode of global scenic in Shanchuan contains target positioning and strategic planning，resources integrating and brand building，environment maintenance and depth management.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combination of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unity of heterogeneity and integrity，unity of form and conception，coordination between attraction and bearing capacity.
Key words：Ecological civilization；Global scenic；Construction mode；Shanchuan in Anji
从10多年前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启动至今，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取得很大成效。步入“十三五”时期，城乡统筹和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全面提升，美丽乡村建设应结合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先导，加速转型升级。安吉县山川乡是浙江省最美乡村之一，于2015年1月获批全国首个全乡域4A级旅游景区，成为全域化景区建设的经典范本，本文将在生态文明视角下分析山川全乡域景区建设模式，为美丽乡村的深度变革提供创新实践思路。
1 安吉山川全乡域景区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乡村全域化景区建设，是指在县、镇或村的全范围之内以景区标准加强规划、建设、管理与经营，构建生态良好、盈利充分、功能多样的综合性大景区，实现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作为美丽乡村高层次发展阶段的创新举措，其必要性在于：美丽乡村建设是一个需长期探索的实践过程，初期以环境整治、资源保护、乡容改善为主要内容，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良好态势；随着城乡一体化要求的提升，后期建设转向宜居宜业宜游等多样化功能开发，通过强化经营和整合资源，将分散于各点的生态优势转化为财富优势。同时，单个村落各自为政的小规模发展局面不利于乡镇生态资源的整体开发，且乡村风貌的同质化也影响投资效益，导致部分资源浪费。全域化景区建设有助于丰富美丽乡村建设载体，创新生态经济的经营模式。
美丽l村景区全域化力图打破景区内外的界限，营造处处是风景的乡村旅游体验，这一理念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基础条件有较高要求，只有基础条件成熟的地区才可能完全实现[1]。安吉山川乡位于湖州最南端，因山川广布而得名，46.72km2行政区域内涵盖6个行政村，43个村民小组。从2003年开始，山川乡围绕“生态立乡，旅游强乡”的战略推进生态环境建设，通过“五改一化”和“双百千工程生态村建设”，大力改善乡容乡貌、配备完善服务设施，将高家堂村、马家弄村等建成典型示范村。山川全乡拥有91.3%的植被覆盖率，优美生态成为10a山水变迁的缩影，曾获被评为中国美丽乡村精品乡和新浪浙江十大旅游目的地。2013年，山川接待游客达50万人次，直接旅游收入6 800万。生态环境的优化、休闲项目的落地、绿色经济的兴盛，在加上知名度的扩大和游客量的递增，都为山川实现景区全域化奠定了基础。
2 安吉山川全乡域景区建设模式
景区开发是依据当地条件，投入适当资金，通过科学的调查、评价、规划、建设、经营等，使未被利用的资源得以利用，已被利用的资源在深度和广度上得以加强的过程[2]。山川乡凭借美丽乡村建设的前期优势，于2010年提出4A级大景区建设，2012年开启生态之路，落实空间规划、资源挖掘、产品设计、产业推动等，依据时间维度，可将山川全乡域景区建设模式归纳如下：
2.1 目标定位与战略规划 全域化景区建设的首要环节是进行合理的定位与规划，在目标选择和价值判断的基础上预测景区开发的任务、内容和成果要求，对景区要素进行统筹部署，促进资源与市场的匹配。
2.1.1 以“浪漫山川”为目标 寓意深刻、特征鲜明的形象主题是一个景区的标志，构成规划与经营的核心目标。山川乡依托自然环境优势创立“浪漫山川”生态文化品牌，作为全乡域景区的灵魂。“浪漫”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是满足生存需求之后的高层次精神需求。“浪漫山川”在生态优美的基础上更为强调人景交融，旨在将美丽乡村打造为情缘的起点，心灵的归宿。因此，景区功能定位是多样化的，除休闲娱乐之外，更为注重人文体验。同时，作为美丽乡村深化改革的举措之一，以“浪漫”旅游产业的经营增加当地村民收入，提升生活幸福感，也是景区开发的重要目标。
2.1.2 以“一区两带两组团”为战略 随着美丽乡村的升级，山川兴起大批休闲旅游项目，仙龙峡漂流、芙蓉谷景区、老树林度假酒店、品园山庄等精品点已经成为该乡景区创收的增长极，也是人文和谐的中心点。经济学家纳・松巴特提出“生长轴”，认为空间极化不仅只出现在若干点上，也会出现在连接各点的重要交通干线及其沿线的线状地带[3]。山川乡提出“一区两带两组团”的建设模式，其中一区是指山川乡域大景区，两带是指高家堂村和马家农村沿溪一带、大里村和船村沿溪一带，两组团包括美丽乡村示范村和精品度假项目群。通过点线面结合的战略布局，借助各个旅游产业精品点的优势带动整个乡村旅游经济的增长。
2.1.3 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宗旨 山川乡景区建设遵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宗旨，不以牺牲乡村原生态为代价发展旅游业，投入大量资金和技术力量加强环境整治和基础设施建造。首先，加大资金投入。在道路建设中投资534.5万元、河道整治中投资1 000万元、林荫道路建设中投资315万元。其次，重视污染治理。关停多家造纸厂和竹拉丝工厂，搬迁公墓和散坟，建成农村垃圾中转站，引入美国阿科蔓生态处理技术治理水源污染。生态保护型的景区开发模式使生态文明与绿色经济同步发展，村民通过环境改善提高生活质量，依靠绿水青山发财致富。
2.2 资源整合与品牌塑造 旅游资源的丰富多元是游客产生独特体验的必要条件，生态文明视野下全域化景区建设需兼顾效益丰厚与生态良好的统一，围绕形象品牌的塑造与传播，整合、优化乡村景区资源。
2.2.1 鼓励乡民参与建设 全乡域景区建设直接影响当地村民的日常生活，景区开发务必要考虑村民需求，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山川乡景区提供大量就业岗位，使村民成为旅游环境的改造者、景区业态的参与者、旅游服务的从业者和最终的受益者：村民入股旅游公司，如高家堂村有100多户村民是景区股东；400多名“50、60”人员实现家门口就业，遍布景区检票、导引、安保、物业、电修等岗位；工匠艺人重返竹编行业，激活景区手工艺品市场；更有七八十岁的老人向游客展示手工豆腐、年糕等的现场制作方法。人居环境的改善和村民收入的增加使全乡域景区经营变成常态，家家户户为景区建设贡献力量。
2.2.2 绿色高端招商选资 适度引入社会资本，有助于最大化开发和整合乡村旅游资源，依托项目运作实现大景区建设。山川乡经历从引资到选资的转变，按照景区建设需求和生态文明准则有选择地挑选项目，严格落实项目审查制度，保持山川乡原始风貌。2011年至今，引进项目20个，总投资近10亿元，创建既能体现本乡特色，又能推动山川发展的休闲旅游项目，如仙龙峡、七星谷、落伽山、林清轩、老树林等。同时，山川乡积极鼓励社会资本投入高端民宿建O，以先进的民宿经营理念，将自然生态与时尚家居相结合，借助新媒体加强营销，满足都市白领阶层需求。
2.2.3 加速文化品牌传播 乡村生态旅游的开发必须与文化融合才能形成品牌，品牌必须经营才能鲜明，必须经历产品营销、精品营销和文化营销后才能稳定[4]。“浪漫山川”生态文化品牌的经营依赖于丰富的景区实体，如“五坊六艺”民俗区、“清灵佛禅”感悟区、“山水乡村”生活街区、“安逸隐世”住宿区、“山民生活”体验区；还有多元的活动载体，如按照12个民俗节日推进美丽乡村深度经营，使游客于每个月份都能体验不同节气的乡村风情，在亲子游戏、农事体验、团队协作、体育活动中放松身心。此外，旅游品牌的传播离不开媒介，“浪漫山川”通过标志设计、网站建设、专题拍摄、新闻报道等综合形式不断扩大知名度。
2.3 环境维持与深度经营 全乡域景区建设意味着乡村旅游资源的重新整合与均衡发展，这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过程，伴随着资源的消耗、更新和重组。为此，需依据景区容纳能力和旅客需求变化，维护景区环境、优化经营管理策略。
2.3.1 科学调控维持景区环境 全域化景区提供高品质的休闲旅游服务，有效避免了交通堵塞和景区拥挤，但其空间承载力并不是没有上限的，一旦游客人数超越接待能力，就会降低旅游品质，增加环境负担。为此，山川乡特意邀请省内外旅游业专家进行评估测算，综合生态环境承载力、游客体验效果等因素核算出最适宜的日接待旅游人次为3 000人，景区严格按照这个标准控制接待人数。同时，为了维护全域化景区创建成果，山川乡制定了《4A级景区精细化管理实施办法》，由乡村干部依据精细化标准进行卫生督察，发现问题及时整改，促进全乡域大景区长效管理制度化、保洁队伍职业化、垃圾分类常态化。
2.3.2 着力提升生态文化品味 文化是景观的灵魂，体现品牌核心价值。乡村全域化景区的建设离不开内涵的挖掘与品味的升华，在旅游项目开发过程中充分运用传统农耕文化、乡土文化知识、民族文化遗产等传统“三农”旅游资源，新建成或恢复了江南威风锣鼓、大里双龙、竹马灯、鳖鱼灯等一批民间文艺队伍，并融合了当地竹、茶、孝、民族、书画等丰富的文化元素，使每一处景观都能渗入人的主观意识。同时，山川乡注重乡民原创文化的培育，如“爱在山川・礼待自然”生态家庭演出活动展现了乡村人民的别样风情，在生动有趣的文化演出中传递生态理念。
2.3.3 广泛吸纳内外合作力量 全域化景区并不是一个僵化封闭的空间，它与外界存在广泛的资源与信息共享交换。一方面，在乡村内部需充分发挥当地政府、企业、农民的合力，山川乡在“政府引导、村级主体、企业带动、农民参与”四位一体的协调机制作用下建立起“村企合作发展乡村旅游双赢模式”[5]；另一方面，景区积极开展对外联络，不断丰富旅游品牌营销策略。山川乡与浙江旅游学院开展校地合作，依托高校社会服务平台和专业研究队伍，共同实施旅游业态人才培养、旅游品牌特色创建、乡村旅游服务提升等多项工程，探讨全乡域景区规划建设与经营发展的新理念、新模式和新问题，不断推动全乡域景区的深入经营。
3 美丽乡村全域化景区建设模式运行需遵循的原则
作为首个乡域部级4A景区，山川乡自2015年至今加强景区项目经营，全长6.1km2的旅游环线即将形成，巴伐利亚风情酒店、宋院南禅精品酒店、零碳度假营等项目相继落实，各项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山川乡创新实践为其它地区提供了样板，全域化景区建设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需遵循以下原则。
3.1 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 全域化景区建设走精品化路线，景观与产品的设计开发需充分符合受众需求。乡土特色是全乡域景区高品质要素之一，景区开发要注意就地取材，发挥当地独特景观资源的作用，尤其注重村民原有的生活方式，保护与继承优秀的乡土文化。山川的百年老宅和古巧栈道等人文景观，以及威风锣鼓和竹马花灯等民俗活动，形成别具一格的地方特色。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在闲时赶往乡村享受度假生活，景区项目设计还应与时俱进，跟上现代步伐，不断创新思路迈向精致化。山川乡轻奢型民宿建筑将乡村的淳朴和城市的现代相融合，做到既亲近山水又彰显现代生活品质。
3.2 异质性与整体性相统一 美丽乡村在打造全域化景区时需有一套完整的体系，这与景区的目标定位和品牌塑造息息相关。全域化并不意味着乡村内每一处都要有景点，而是由几个精品点、几条精品线相互衔接而成的若干景区要素的最优化组合，每一种景区要素都有着独特的功能特性和视觉特征，从不同角度服务于景区形象主题。整体功能大于部分之和，这是全域化景区形成的重要原理。山川乡大景区以“浪漫山川”为目标，推出11条精品旅游线路，设置观光区、采摘区、展示区、休闲区等多个模块，各种休闲项目设计均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异质性与整体性的有机统一中实现全乡域景区的浪漫风情。
3.3 形式与意境的交融统一 随着城乡统筹一体化的推进，乡村景区功能也经历转型升级，从单纯的身心放松逐步演化为文化渗透、寓教于乐和性情陶冶。游客除了欣赏山川美景、呼吸新鲜空气之外，更希望返璞归真、重享儿时乐趣、せ厝松真谛。为此，景区项目的规划建设应充分考虑现代人的情感需求，通过设计丰富的旅游活动，使游客在景区内享受审美、休憩、体验学习、情感增进等多项功能。山川乡大景区依靠自然生态优势实现空间视觉美学效果，同时更为强调自然生态与乡土文化的结合，举办系列亲子活动、情侣活动，做到乡村景区“形”与“意”的交融统一，提高旅游景观的文化品质。
3.4 吸引力与承载力相协调 具有吸引力的景观项目虽然给乡村带来了客观的旅游收入，但是仍会引起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生态平衡的打破。因此在规划设计过程中就要充分考虑景观项目与乡村原始风貌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以生态保护为重要原则精选投资项目，合理布局景观要素，将对乡村环境的破坏和村民生活习惯的影响降到最低。随着大景区建成之后游客量的增加，势必考验景区接待力和环境承载力，这需要当地政府对旅游经济效益和乡村生态环境之间进行理性取舍，运用专业力量科学计算景区承载力，制定合理的开放运营计划并严格实行，兼顾乡村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最终谋求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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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众的环保参与意识；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对策
一、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在建设小康社会中的战略定位
建设生态文明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把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在一起，构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的布局。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使自然生态的各要素保持动态平衡和良性互动并与人们和谐相处，在资源紧缺与发展速度相矛盾的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迫切。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所谓建设区域生态文明，就是在某一地区率先实行《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中强调的在特定地区实施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包括“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是保护本地区的自然生态资源，利用好生态资源，节能减排，治污防污，建设一个良性的可持续的生态体系。营造最适合人居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建设生态文化，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协调与和谐，在创造高度发达的现代文明的同时，让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
提出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基于以下理由：其一，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活动是经济活动，经济活动又总是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进行的，经济区域对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其二，就我国的实际国情来看，我国是个大国，经济区域众多，条件千差万别，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状况有差异。使区域经济活跃，整体效益高，各地区都发展起来，优势互补，分工协作，才能把整个国民经济搞上去；其三，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地区差距大，总体发展水平低，而且发展不平衡是基本特征。中国要完成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重任，其任务相当艰巨，区域经济发展应该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重要一环；其四，我国自然资源禀赋先天不足，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可持续发展受到资源环境的严重制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GDP平均年增加达到9.4%，令世人瞩目。但是，我国的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大量消耗资源能源的基础上。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正面临着自然资源与环境要素严重缺乏的“新结构危机”。经济社会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无限需求决定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不再是单纯的天然产物，而是一种短缺的生产要素。因此，“拼资源换增长”的发展模式已经无以维继，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一个有力抓手。
建设区域生态文明，破解区域生态环境恶化的难题，最重要的是要从治“本”入手。这个“本”就是公众的环保参与意识。正如“环境伦理学之父” 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所言，“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靠经济和法律的手段，还必须同时诉诸伦理信念”，“文化是比自然更重要的影响地球未来的决定性因素” 。
二、公众的环保参与意识在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价值定位
公众的环保参与是指社会团体、公民有权参与到影响环境利益的相关决策中，使得该项目或者决策对环境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符合广大公众的利益。让公众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就是防止决策的盲目性，消除因此会给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进而保护公众的环境利益不受侵犯。据此概念内涵要求，在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中，公众的环保参与意识应该树立“大环境观意识”，即自己做好又关注和参与公众的环境管理。
（一）“大环境意识”更能体现公众的自我参与作用
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离不开公众参与，无论是可持续发展还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都离不开人。生态文明的基本理念告诉我们，人是主体，生态文明的建设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又称自觉能动性、意识的能动性，是指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有目的、有计划、积极主动的有意识的活动能力。意识存在于我们的头脑里，人们只能用语言表达它，用文字记录它，不能用它直接作用于客观事物，虽然只靠单纯的意识不会引起客观事物的变化，但是意识却有一种本领。那就是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在不停地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以及怎样去做，在实践中，意识总是指挥着人们使用一种物质的东西去作用于另一种物质的东西，从而引起物质具体形态的变化，这种力量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是人类特有的，动物是不具备主观能动性的。
公众的环保参与意识，关乎百姓的生活质量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对区域生态文明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据国家环保局2009年统计：只有18％的公众表示会“主动了解环保知识”，在“限塑令”正式颁布后，仍有26％的公众表示会“经常购买塑料袋”；而且，只有26％的公众表示“经常采取环保节能行为”。据调查，近年来，随着公众环境意识不断提高，参与环保行动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既要关注身边的环境问题，更要关注公共环境问题。自我参与即体现在日常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诸如“随手关灯”、“人走电脑关闭”、“一周少开一天车”、“不使用一次性产品”、“用专用购物袋购物”等个人良好的环保意识和习惯要大力提倡。从我做起，通过改变个人行为，积小善为大善，使公共环境得以改变，这说明人们的环境责任感在增强。环保需要公民的自觉自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当对生活垃圾分类置放及时清理，应当养成遵守卫生规范的良好习惯。甚至，我们应当爱护公共场所的环保设施，当这些理念深深融入我们的头脑之中，成为一种自然行为时，我们对环境保护的担心才能消除，我们的期望才能实现。只有要求而不参与，放弃个人的环保职责，我们生存所依赖的环境就丧失了改善的希望。
1.1指标设计及其体系框架本文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思路是：首先，明确生态文明建设五大方面的目标，即生态经济蓬勃发展，生态环境良好，生态人居适宜，生态制度健全，生态文化先进；其次，设立具体指标，以引导五大方面目标的实现。故先将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总指标分解为五个核心考察领域：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人居、生态制度、生态文化。然后选取设立表现各个考察领域不同侧面的建设水平、具有显示度和数据支撑的若干具体指标，从而构建出层次清晰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见表1。
1.2评价方法
1.2.1指数计算过程无量纲化处理。本文采用功效系数法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经过以上变化之后，指标中的原始数据转化成用于评价的值,使得所有值都集中在了[0,1]之间。若所用指标的值越大越好，则选用正指标，若所用指标的值越小越好，则选用逆指标。
1.2.2熵权法概述熵权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根据信息论基本原理，信息是系统有序程度的度量，而熵则是系统无序程度的度量。因此，可用系统熵来反映其提供给决策者的信息量大小，系统熵可通过熵权法得到。在具体使用过程中，熵权法根据各指标的变异程度，利用信息熵计算出各指标的熵权，再通过熵权对各指标的权重进行修正，从而得出较为客观的指标权重。假设研究对象由n个样本单位组成，反映样本质量的评价指标有m个，分别为xi（i=1,2,…,m），并测出原始数据。
2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的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熵权法对指标体系进行评价，并对江西省2010年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2010年全省生态文明建设稳健发展，生态经济、生态制度和生态人均3大领域行相对于2003年有了稳步提升，生态环境和生态文化领域大幅度下降，这两个领域的下降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制约。
2.12010年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情况
2.1.1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呈现平稳状态以2003年全省生态文明总指数为基准值100计算，2010年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平稳。3.1.2全省生态文明建设三大领域全面提升2010年全省生态经济、生态制度、生态人居指数分别为101.88、110.78、110.75，生态经济增幅较少，而生态制度和生态人居则有大幅增长，反映了该省近年来实施的绿色、生态、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有了初步效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较好处理了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生态环境指数则有了大幅度下降，仅为70.05，生态文化下降幅度更大，仅为19.85，表明该省部分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转变发展理念、没有形成良好的生态文化氛围，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环境质量的下降，见图2。
2.1.3大约半数指标呈上升趋势在所有选取的22项指标当中，有12项指标呈上升趋势，其中生态环境投资占财政收入比例、环境信息公开率、人均可支配收入、万人拥有公交车辆、新建绿色建筑比例、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认证比例等7指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也是生态制度和生态人均指数问题提升的重要原因。相比较而言，生态制度和生态人居各项指标都在增长，生态经济指标只有30%的指标保持较大的增幅，这反映该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生态制度的建设、关注居民的居住环境和身体健康，各项节能减排措施比较到位，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但同时，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森林覆盖率等指标在下降，严重制约了生态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导致生态经济指数增长缓慢。表明该省在生态经济建设领域节能减排力度不够、科技水平低。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呈现下降趋势，而农药使用强度却在不断攀升，表明该省仍需大力加强生化环境建设、发展绿色循环农业、提高公众生态文明建设参与度。生态文化指数急剧下降，说明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忽视了公众的力量，没有充分调动公众建设的热情和积极性，导致生态文化氛围淡薄、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只是唱“独角戏”。
2.22010年江西省生态文明指数的分层分析以2003年全省生态文明总指数为基准值100计算，2010年11个设区市文明发展水平从高到低分别为新余、吉安、抚州、宜春、九江、景德镇、鹰潭、南昌、上饶、赣州、萍乡，见图3。
2.2.1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层次分析根据2010年各市生态文明指数的高低，11个设区市生态文明建设情况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生态文明建设进展快的地区。新余市生态文明指数遥遥领先，达到了153.56，吉安和抚州生态文明指数分别为134.08和133.45，居于全省的第二和第三位。从具体指标来看，新余市生态制度领域居于全省第一位，生态文化和生态人居处于领先位置，但是生态环境处于落后的位置，各领域不平衡现象比较严重；吉安市在生态经济、生态环境和生态制度领域均处于全省领先位置，但是生态文化和生态人居指数处在中偏下的位置，相对于新余市来说各生态领域不平衡的现象要轻微一些；抚州市生态环境位居全省第一，生态文化也处于第一层次，但是生态制度指数和生态文化指数偏低，各领域差异仍然较大。在生态文明建设较快的地区，今后仍然需要注重各领域的均衡发展，做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进步。第二层次，生态文明建设进展较快的地区。宜春市和九江市生态文明指数相对较高，稍低于第一层次的吉安市和抚州市，分别为118.31和116.5，居于第四、第五位。宜春市生态经济处于全省第一，但是其他生态领域指数处于中等或中偏下水平，影响了生态文明总体建设水平的提高；九江市生态制度处于全省第一位，但是其他生态领域指数处在中下游，各领域差距明显。两个市的生态文明指数情况表明在生态文明建设进展较快的地区，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条件，努力消除各生态领域差距，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发展。第三层次，生态文明建设进展一般的地区。景德镇市和鹰潭市的生态文明总指数分别为108.53、107.21，居于全省的第六和第七位。景德镇市的生态经济、生态制度、生态文化处于全省上游水平，但是生态经济和生态文化却大幅度落后，生态经济指数排在全省最后，各领域差距显著；鹰潭市生态环境指数、生态文化指数和生态人居指数均排在了全省第一，但是生态制度指数和生态经济指数却严重落后，分别排在全省倒数第二和倒数第四位。鹰潭市的生态领域发展极不平衡，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水平不高。这两个市区巨大的各生态领域指数差距说明在生态文明建设一般的地区，要重点关注生态文明建设的短板领域，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强有力的发展政策和应对措施，努力缩小各领域的差距，在保持相对优势的同时，克服缺陷，达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第四层次，生态文明建设进展缓慢的地区。南昌市、赣州市、上饶市、萍乡市的生态文明指数分别为89.43、84.61、82.75、80.38居于全省第八至第十一位，同时也是城市数量最多的层次。总体来看，四个市各个生态领域指数均处在中游以下的水平，总体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不高，各领域差距较大，而且远远落后于先进地区。该层次的四个城市应该紧紧把握住发展机遇，把自身资源、环境优势转化为某些生态领域的优势，重点建设1～2个优势生态领域，提升总体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和质量，同时努力控制各生态领域的差距，实现协调发展。
2.2.2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差异分析从各领域发展指数的差异来看，2010年江西省五大领域的地区差异从大到小依次为生态文化、生态制度、生态经济、生态人居、生态环境。生态环境领域地区差异最小，标准差为31.08，各市最高与最低水平之比为3.29，反映了该省在生态环境领域的高度重视，也是近年来该省各项重大生态环境工程实施的结果。生态文化领域差异最大，标准差高达123.03，11个市最高与最低水平之比为8.54，这充分体现了地区之间生态理念、生态知识普及程度间的巨大差异。生态经济、生态人居两项指标地区差异不大，呈现出地区间协调发展的良好势头。
2.311个设区市生态文明指数具体分析本文对江西省2010年11个设区市的22项指标和五大领域进行排序，将在11个设区市中位列前两位的作为相对领先指标和相对领先领域，将排名位列最后两位的作为相对落后指标和相对落后领域，通过比较相对领先/落后领域和指标，分析各个设区市单项指标的发展指数及五大领域在全省的相对领先和落后的情况，见表3。通过表3可以看出，相对领先指标大致决定了相对领先领域，而相对落后指标则影响着相对落后领域的数量，二者共同影响着该市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数。南昌市虽然相对领先指标和全省首位指标均居于第一位，但是由于相对落后指标和全省末尾指标同样居于前列，所以南昌市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水平不高；吉安市相对领先指标和相对落后指标都不多，但是生态指数居于第一层次。江西省各市区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须注重各领域的均衡发展和整体的协调性，不可偏废其一。
2.4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指标相对比较分析对江西省2003～2010年相对领先的生态经济领域和生态人居领域，相对落后的生态环境领域和生态文化领域共18个指标根据综合得分情况计算出每个指标所占的年份数来确定相对领先领域中相对领先指标和相对落后领域里相对落后指标，见表4。在生态经济领域，相对领先的指标为：单位GDP能耗、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以及R＆D经费占GDP比重；在生态人居领域，相对领先的指标为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认证比例。在生态环境领域，排名最后的三个指标为农药施用强度、水环境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生态文化领域，排名最末的指标为万人拥有公交车辆。根据上文分析，2003～2010年江西省在生态经济领域和生态人居领域处于五大领域的前两位，生态制度领域处在第二层次，而生态环境领域和生态文化领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短板，处在最末位。该省应充分发挥生态经济和生态人居两大领域的优势条件，同时努力克服劣势，大力建设生态文化，努力缩小各领域间的差距，保持均衡发展。
3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的路径优化
3.1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领先目标实现路径示意图根据上文分析，江西省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巨大优势、取得了稳步进步，但也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一是生态文明建设区域差异明显；其二是五大领域发展不协调，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水平不高。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应做到重点突出、多管齐下、均衡发展：首先，转变发展观念，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其次，做好全省生态文明发展规划，既要保持赣中和赣西北地区的领先优势，同时克服赣南、赣东北等落后地区的短板；再次，要充分调动公共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识和热情；再次，以科技进步为动力，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最后，要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建设各项体制机制。在五大领域中，要以生态经济和生态人居领域为重点，巩固其优势地位，带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进步；完善生态制度建设，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提供强力保障；持续关注生态环境和生态文化领域，以“点”为突破口，带动该两大领域“轴”和“面”的进步，从而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均衡发展，见图5。
3.2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领先路径分析
3.2.1重点发展生态经济，夯实生态文明物质基础生态经济领域6个落后城市中，赣南和赣东北地区占了4个（上饶58.27、赣州75.25、鹰潭76.98、南昌86.88），涉及全部7个指标，占总指标数的3/4，充分表明生态文明建设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粗放（主要能源消费量大、单位GDP能耗高、每平方千米产出值和R＆D经费占GDP比重低）、生产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低）、环境效益低（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低）。因此该地区应改变发展方式，调整和优化工业产业结构，重点培植技术含量高、核心竞争力强、产业关联度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不断提升工业“绿色”含量；积极改造提升传统工业、淘汰落后企业，并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首先，在生态经济领域相对落后的赣中和赣西北地区，通过大力发展科技，培育特色产业集群，九江重点发展汽车、航空、优质钢材、电子信息、生物和新医药等产业；新余、宜春等赣西地区重点发展冶金、光伏、锂电、医药、陶瓷、机械电子等产业；吉安、抚州等赣中南地区重点发展稀有金属加工、电子信息、通讯终端、生物制药、食品加工、纺织服装、新能源、化工建材和机械制造等产业。其次，在生态经济领域处于全省领先位置的赣南、赣东北地区，大力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重点发展节能环保、绿色能源、绿色材料、航空制造、半导体照明、新动力汽车、生物医药等绿色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对传统工业进行改造提升；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继续保持生态经济领域优势，夯实全省生态文明建设物质基础。最后，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比重：优先发展金融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业，拓展提升旅游、商贸服务、社区服务等生活业，积极培育服务外包、文化创意等新兴服务业；以区域性中心城市为中心节点，实施物流服务大通道建设工程，形成赣北（南昌、九江）、赣东北（上饶、景德镇）、赣东南（鹰潭、抚州）、赣中南（赣州、吉安）、赣西（新余、宜春、萍乡）五大物流服务大通道，构建支撑中部地区物流发展、服务全国的现代物流体系。
3.2.2克服生态环境劣势，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全省生态环境领域指数不高，落后地区占了4个城市（南昌52.78、萍乡73.77、上饶95.71、赣州98.81），主要表现为森林覆盖率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低；领先的宜春（82.13）和新余（86.44）则表现在水环境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大、二氧化碳排放量高。赣南和赣东北地区要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造林绿化工程，构建沿湖、沿河、沿路生态保护带，大力推动城镇绿化建设，提高森林覆盖率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赣中和赣西北地区则要强化重点产业、工业园区和城镇污水排放的处置和管理，进一步提升水环境质量，并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推行节能减排技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3.2.3加强生态制度建设，提供坚实生态制度保障生态制度发展指数虽居于前列，但是区域差异十分明显，位于五大领域中的第四位。上饶（68.52）、萍乡（89.65）、鹰潭（90.35）生态环境投资占财政收入比例和环境信息公开率低，而抚州（92.17）政府采购节能环保产品和环境标志产品所占比例较低。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先地区应注重于生态人居和生态文化制度的建设，保持各领域协调发展。健全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不断完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把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生态经济等方面内容考核纳入考核范围，提高政府采购节能环保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所占比例；建立区域沟通融合互动机制，加强与本省落后地区产业、信息、资金和技术的沟通和联系，主动帮扶欠发达地区，在接轨周边较发达地区中谋求发展，积极融入长三角、海西区等区域，不断拓展本区经济发展的空间；建立全民参与激励机制，主动运用各种手段和载体对全社会进行生态文明与环境文明教育，大力加强环境保护意识、节俭节约意识、绿色消费文化等教育，引导社会成员树立起绿色生活理念，真正形成自觉讲生态文明、重环境友好的社会风气。在落后地区则重点加强生态经济和生态环境制度建设，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环境效益、促进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建立生态经济补偿机制，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发展生态经济，灵活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等经济手段，形成科学合理的发展生态经济的补偿机制，加大生态环境投资占财政收入比例；建立生态经济激励机制，提高环境信息公开率，研究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对符合生态经济要求的重大建设项目，优先列入重点项目计划，在能源、资源、水、土地等要素配置上给予优先安排；建立环境污染预警机制，进一步加强污染防治，防范环境风险，改善环境质量，增强环境承载能力。
3.2.4营造生态文化氛围，努力缩小区域文化差异生态文化发展指数居于五大领域末位，地区差异最为明显，是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的“短板”，万人拥有公交车辆、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和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低。要以生态文明发展理念为先导，引导全社会成员竖立环保、绿色消费意识和节约意识，营造“保护生态、绿色发展、尊重自然”的生态文化气息，给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在萍乡、上饶、赣州等生态文化领域落后地区，应重点普及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培养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生态责任意识，提高公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热情；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推行汽车尾气净化技术，并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提高工业用水复用率和污水处理率、提倡使用雨水、中水和循环水利用，以“点”带“面”，促进生态文化领域的进步。
关键词：生态文明；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1-0147-02
一、生态文明的内涵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的新型文明形态，是在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在深刻反思工业化沉痛教训的基础上，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所作的全部努力和所取得的全部成果，是人与自然、发展与环境、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生态文明既是发展的目标和文明的形式，也是发展的方式和途径，更是发展的资源和基础。解决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根本出路在于建设生态文明，实施经济生态化发展战略，从源头预防到全过程控制，改变原来对自然界无限索取的生产与生存方式，向循环利用自然资源和开发再生资源的方向转变，向恢复自然生态和扩充环境容量的方向转变，把人类社会经济活动限制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把“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作为到202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五个方面的奋斗目标之一。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又把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作为重要一章，提出了全面的要求。可见，建设生态文明是党中央在新时期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贯彻落实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的重大举措。
二、生态文明建设是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县域经济既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衔接点，又是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的结合部。中国西部地区幅员辽阔，所辖12省（区），共有县级行政区划单位1 077个，县域人口占西部总人口的70%，县域经济是西部经济的主体。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东部地区县域经济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但由于交通区位、发展基础、历史文化等差别，与此东部地区县域经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部县域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在全国仍处于较为落后地位。
中国东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是首先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然后再来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先农业支持工业化建设，再工业反哺农业；先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再加快城市化步伐。东部地区县域经济在遵循这一发展轨迹而获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东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的大量污染事件警示我们，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径行不通，生态环境一旦破坏就很难恢复，特别是对于生态环境脆弱的西部地区，往往是1倍的产出、需要成百上千倍的投入来治理。如何化解开发与保护的矛盾，避免再走东部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找到开发与保护的最佳结合点，是实现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前提和关键。这就需要西部地区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的理念，通过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通过资源的最小消耗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破解经济社会深层次矛盾，从而实现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协调统一，走出一条不同于东部地区的新型县域经济发展道路。
三、县域经济发展为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生态文明建设要有建设文明的物质基础，需要在建立生态产业的基础上，实现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而西部地区县域经济与东部地区相比，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发展速度都处于较低水平，突出表现在地区发展差距、城乡发展差距、工农差距、贫富差距以及三农问题等诸方面，而县域经济又是这诸多矛盾的交汇点。根据2011年全国县域经济科学发展交流年会揭晓的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名单中，西部地区仅有6个县入围，且位次基本都居于中后部。
西部地区县域辽阔，煤炭、石油、有色金属、水电等资源丰富，农林牧特色产品优势显著，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十分巨大。将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作为推进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特别是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为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作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生态环境，发展县域经济是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县域的生态文明，就不可能实现整个西部地区的生态文明，乃至全国的生态文明。
四、基于生态文明的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实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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