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文化形式；诗性与德性体验；美学与道德价值；美善品质；精神性主体
一他留传统文化习俗及传承形式的功能和特质
他留①传统文化凸显着祭拜自然和敬拜祖先的文化基因，贯穿族群信仰，艺术审美及劳作、学习、生活、娱乐等精神与物质文化生活体系、文化传承体系以及道德建设体系的建构之中，因而赋予了他留传统文化特有的祭祀性、缅怀性的孝文化特质，“悲情”意味②的审美特质和美学风格。如是文化基因，风格特质，贯穿于他留节庆文化、祭祀文化、礼仪文化、朵系③文化以及祭祀大典、敬献仪式、慢步打跳、山歌调子等文化习俗形式及其传承形式的建构之中，呈现了秉承中华传统诗教+礼教体系构筑德性教化的形式反映中华美学和道德价值，秉持中华传统育民体系的建构以寓教于诗乐、礼仪的形式满足族群诗性+德性④体验⑤，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建构特征。于此，他留传统文化习俗及其传承形式，一方面体现了反映中华传统美学和道德价值，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功能和特质；又一方面，体现了满足族群审美和信仰需要，获得诗性+德性体验的功能和特质，于此赋予了他留传统文化体现族群诗性+德性建设，培育族群涵养和释放美、善品质和能量的功能和特质。
（一）节庆文化的功能和特质
他留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节庆活动形式，反映了他留传统节庆文化的功能、特质和建构特征，主要有下列三种。其名称、活动地点、具体内容以及相关要求等简述如下：
1.粑粑节粑粑节是他留文化特有的，亦是他留人最隆重的祭祀自然、祭拜祖先的传统盛大节日。每年农历正月和六月各举行一次（现改为六月举行一次）。节期三天，具体时间由朵系用羊骨卜算、择吉日而定。届时，所有族人（在外地的必须赶回）一律着火麻素衣（他留人用火麻纺织、手工特制的素衣）手捧各家各户特制的塔形粑粑（用稻米制作的祭品。塔身共12层，塔顶为圆形。寓意全年12个月祭奠敬献，传达对自然、祖先的敬拜感恩之情）在古墓坟林列队，进行祭拜天地自然和敬拜祖宗先人的祭祀祭祖活动。祭祖大典、敬献仪式均由朵系主持，敬献活动由朵系带领。族人高举塔型粑粑随朵系缓缓步入古墓丛林，围绕坟林，唱经吟诵、缅怀吟唱，向天地自然、祖宗先人敬拜感恩。敬献仪式在慢步打跳中结束。随后以户为单位在自家坟茔进行新一轮祭祀活动。第二天节庆活动由族长（如今由村长）主持，族群换上节日盛装，参加集体打跳、山歌对唱以及乐器演奏、歌舞表演、摔跤比赛等活动。第三天全体族人围着篝火，参加歌舞晚会，历时三天的粑粑节，在欢快、热烈的快步打跳中结束。
2.春节他留人的春节显现了族群活动的特色，与汉族多以家或家族活动为主不同。过节的场所、着装形式差异明显，活动形式和内容也有所不同。比如，他留人过春节，一是在古墓坟林前举行祭山神、祭祖活动；二是举行山歌、器乐比赛，摔跤竞技表演以及篝火打跳等活动；三是着装形式不同。参与祭山神、祭祖活动全体族人一律着火麻素衣，参加节庆活动则换上节日礼服。他留人的传统服饰不仅有劳作、日常和节日装之分以显现场所、活动等的不同，而且礼服有长短套装的讲究，还有童装、少年装、成人装、老年装以示老幼辈分、性别、婚否等的区别。如今传统礼服已不多见，年轻人似乎更喜欢现代着装形式，但每逢节日或族群活动仍以火麻素衣为主。于此显现他留人一直坚守着以着装形式体现祭祀文化、坟茔文化特色的传统。
3.清明节清明节是他留族群作为传承孝文化的形式，因而是他留人比较重视的节日。一般以户为单位，家人着火麻素衣在自家坟地林举行祭祖扫墓、叩头祈祷、缅怀吟唱、敬献祭品等祭祀祖先、感恩先人的活动。综上显示，他留传统节庆文化蕴含祭拜天地自然和敬拜祖宗先人的传统文化基因，凸显了祭祀性缅怀性的孝文化特质及其赋予的富含“悲情”意味的美学风格的审美特质，完整呈现了他留族群崇尚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艺术审美的特征，充分体现了他留传统文化，以节日、节庆形式及其所组构的与祭祀文化对应，以朵系文化相关联的祭祀祭祖大典、敬献仪式，山歌调子的对唱形式和缅怀吟唱形式以及慢步打跳等形式满足族群信仰和审美需要的建构特征，其中显现了以着装形式培育和坚守祭祖感恩的文化意识和道德价值，服饰文化与祭祀文化、坟茔文化融合，体现传承孝文化的建构特征。如果是建构特征赋予了他留节日文化满足族群精神需要，感知中华传统美学和道德价值，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功能和特质，那么赋予了组构于其中的这一系列文习俗形式及传承形式满足族群诗性+德性体验的功能和特质，由此在形上层面建构了满足精神体之于审美+信仰需要的形式和通道，在实践层面建构了满足族群涵养和积累美、善品质和能量的手段和渠道，由此赋予了他留节庆文化体现族群诗性+德性建设的功能和特质。
（二）乐器制作和演奏及学习、传承形式的功能和特质
他留人的器乐，主要有葫芦笙、笛子、树叶，唢呐、三弦、口弦等。上世纪50年代以前，制作和演奏的学习、传承形式主要有父传子、母传女的家庭式，代代相传的家族式等研习和传承方式（如今设有专门的传承人，形成了以村为单位的传承小组）。他留人学习乐器演奏、制作一般可挑选自己喜欢的一至二种，但要求是，乐器演奏，他留男女必学、必会；乐器制作，他留男子必学、必会，以在节庆活动参与表演或竞技比赛，在谈情说爱中献技传情、沟通获爱。他留人的器乐，在传统文化习俗中其特别之处在于已融入他留婚恋习俗形式的建构之中，成为男女青年谈情说爱不可或缺的工具。比如，“闯关人”⑥在“闯七关”（他留传统婚恋习俗形式）中，葫芦笙、三弦为男子必备，笛子、口弦为女子必备，而演奏技艺的高低往往决定是否能顺利闯过第三关。（后文专述）其中男闯关人要以自制的乐器作为信物，一方面展示技能以示心灵手巧，另一方面传情寄意以示爱心。综上显示，他留人的乐器即是传承文化的载体，也是族群诗性建设的载体，因而在传承文化、培养艺术审美能力、提升美学素养、培育诗意生活方式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功能作用。因而他留人把乐器制作、演奏的学习、传承形式与他留文化习俗形式相融合，赋予了满足族群享受诗性体验的功能和特质。
（三）山歌调子构成的对唱形式和祭祀吟唱形式的功能和特质
他留山歌调子，格调舒缓、灵动，风格婉约、凄美，蕴含着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的宗教意味和祭祀缅怀、肃穆悲怆的艺术意味，这就决定了他留人用山歌调子构成的对唱形式和祭祀吟唱形式，不仅具有满足族群习得日常生活、生产劳作等知识的功能，而且具有传递敬畏自然、祭祖感恩的文化观念，传承孝文化的功能。例如在祭祖大典、敬献仪式上表达感恩自然、缅怀祖先的吟唱形式，不但具有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培育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功能，而且具有满足族人审美需要享受审美愉悦，培育艺术审美能力，提升美学素养，培养诗意生活方式的功能，因而不但体现了满足族群享受德性体验，培育族群善品质与能量的功能和特质，而且体现了满足族群享受诗性体验，培育族群美的品质和能量的功能和特质。关于山歌调子的学习和传承形式，过去主要有族群式、家族式，现在还出现了新的传承形式。比如以村为单位设有专门负责传、帮、带的传承人，有培育山歌对唱的表演人才，祭祀吟唱的传承人等多种形式，于此山歌调子构成的对唱形式和祭祀吟唱形式体现了传承他留文化的功能和特质。
（四）慢步打跳形式的功能和特质
他留人的慢步打跳形式是祭祀文化的组构部分，因而与他留人的快步打跳以及云南其他少数民族打跳所显现的热烈奔放的风格不同。他留古墓苍松林立，坟林前草坪上，一群身穿白色火麻素衣，女戴黑布花边盖头，男裹黑布头巾，着黑裙、黑裤的族人，随着葫芦笙舒缓的节奏，手拉着手跟着领舞人缓缓起舞，队列时而呈S型延伸，时而围圈绕行，犹如仙鹤漫步，优雅、轻盈，透着庄重与高贵；又似在实施祭祀缅怀仪式，肃穆、庄严，弥漫着神秘与虔诚。外来游客若能沉浸于这奇特的“悲情”意味中，或许能与他留人一道获得心灵自由、灵魂高贵的纯粹感知和体验。仅就满足诗性体的形上体验而言，并非时下流行的娱乐形式诸如广场舞等形式所能及。又因为追求愉悦与追逐快乐的手段不同，这就决定了跳广场舞仅能满足娱乐或健身（大多参与者如是希望）获得身心快乐、身体健康（广场舞噪音事实上并不利于健康）的行下体验，这是因为两者在形式上，显示于满足精神需要的审美形式与满足物质需要的娱乐形式不同，因此在功能上，显现于满足精神体获得诗性体验享受心灵自由、愉悦与满足物质体获得日常性体验满足身心快乐的功能性差别。他留人的慢步打跳，一方面，作为一种习俗形式，在他留传统节日及节庆文化的建构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构件，是祭拜、感恩自然、祖先，缅怀先人，传承孝文化的特殊形式，因而既是他留人必须参与的族群活动形式，亦是满足族群信仰需要享受德性体验的手段；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艺术样式、审美形式，既是丰富他留人精神文化生活的艺术形式，也是满足族群审美需要享受诗性体验的手段。于此，一方面体现了传承孝文化的功能，显现了满足族群信仰需要，获得德性体验，培育族群善的品质和能量的功能和特质；另一方面体现了培育族群艺术审美能力，提升美学素养、涵养族群诗意生活方式的功能，显现了满足族群审美需要，享受诗性体验，培育族群美的品质和能量的功能和特质。
二他留传统文化习俗及传承形式所体现的功能和价值
如上所述，他留传统文化关怀人的精神体的特征和需要，构筑了满足族群审美和信仰需要，获得诗性+德性体验的一系列文化形式——体现族群诗性+德性建设的公共文化生活形式、文化习俗形式以及传承形式，因而，一方面在促进人与社会健康发展的现实层面显示了防治人的心理需求失衡导致道德危机引发社会问题的功能和价值，另一方面在文明边屯、和谐边疆的建设的实际层面体现了培育追求和释放美、善品质和能量的精神性主体的功能和价值，于此在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以及道德建设方面提供了可借鉴的现实经验。
（一）显示了防治人的心理需求失衡，导致道德危机引发社会问题的功能和价值
人具有追逐吃穿住行、学习工作、社会角色等物质需要满足自然性、日常性、社会性体验和追求审美、信仰等精神需要享受诗性、德性体验的特征。人们通过日常性、社会性体验获得身心快乐、人生自豪的感觉和认知，培育了追逐财富地位、娱乐游玩、功名成就，满足快乐、自豪的心理需求。人通过诗性+德性体验获得身心愉悦、人生幸福的感受和感知，培育了追求心灵自由高贵、灵魂自由高善，享受愉悦、幸福的心理需求。在此简称为物质与精神心理需求。基于此，人类建构的社会不仅要关怀人的物质体之于自然+日常+社会体的需要、特征和心理需求，还必须关怀人的精神体之于审美+信仰体的需要、特征和心理需求。因为人如果偏重物质需要注重物质性体验则有碍于涵养和积累美、善品质和能量；人如果偏废精神需要则必然丧失享受诗性+德性体验的能力而遭遇精神与物质心理需求失衡的问题。而人的心理需求失衡是导致道德危机引发社会问题的病根儿。[2]这是因为心理需求失衡的人具有以满足物质心理需求寻求解脱的心理动机和由之培育的占有性心理需求，[3]因而在不断追逐占有外物寻求解脱的过程中培育了占有性人格——疯狂追逐占有性体验满足占有性畸形心理需求——在此怪圈中循环，培育了“饿狼心理”——占有性、破坏性畸形心理需求，由是必然养成占有体和破坏体独具的“占用症”“饿狼症”——不可抑制地追逐偷盗、抢劫、诈骗、、施暴行凶、恐怖袭击以“享受”占有性、破坏性体验，满足占有性、破坏性、自豪感。
基于此文化构筑必须对应于人之于精神体的特征和需要建构满足精神需要的形式和通道，以保障人拥有诗性+德性体验的手段和渠道。他留传统文化基于族群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艺术审美的特征和需要与中华传统美学和道德价值的关系，传承孝文化传统与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关系，构筑了满足族群审美和信仰需要，获得诗性+德性体验的一系列文化习俗、礼仪和传承形式，得益于此，他留人无需拥有哲学思辨的能力去“认知”幸福的内涵，“辨析”审美与娱乐的差别，“洞察”人的心理需求失衡导致道德危机引发社会问题的逻辑关联和因果关系，只需坚守着满足精神需要的形式和渠道，在亲临体验中“感知”“体会”便可获得“享受”的能力，因而决不会以追逐物质需要作为兑现幸福，幸福生活的手段，也不会把麻将、“广场舞”、KTV等娱乐手段作为满足审美需要的形式，更不会把吃喝嫖赌、畸形消费当作追逐快乐的手段而丧失享受幸福、愉悦和快乐的能力，从而避免了一味追逐物质需要偏废精神需要，强化物质性体验弱化精神体验而遭遇精神与物质心理需求失衡的问题。仅此已显现了他留传统文化所构筑的满足族群获得诗性+德性体验的一系列文化习俗及传承形式在现实层面体现于防治人的心理需求失衡的功能和价值，于此，显现了防治和解决人的心理需求失衡，导致道德危机引发社会问题的功能和价值。
（二）体现了为文明边屯、和谐边疆的建设培育精神性主体的当代价值
如前述，他留传统文化构筑中反映中华传统美学和道德价值，满足族群诗性+德性体验，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传统文化习俗及传承形式，在形上层面构筑了满足族群审美和信仰需要的手段和渠道，在实践层面培育了追求和释放美、善品质和能量的精神性主体，因而在现实层面培育了文明边屯、和谐边疆建设的族群力量，于此体现了文化建设作用于人的诗性德性建设的当代价值。[4]
（三）在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以及道德建设方面提供了可借鉴的现实经验
基于他留传统文化在现实方面体现的功能和价值而言，在如何培育族群追求精神生活满足诗性+德性体验，使之成为追求和释放美、善品质和能量的精神主体方面，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现实经验。在如何辨析娱乐和审美形式的差别，以避免追逐麻将、跳广场舞以及养嘴养生等行下体验（满足物质体的物质性体验不等于满足精神体的精神性体验）忽略形上体验丧失“享受”审美愉悦的能力。如何追求审美生活、提升美学素养、涵养审美能力；如何选择满足诗性体验的手段和渠道，涵养和积累美的品质和能量等方面，为个体提供了警醒与启示，也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和方法，于此就为文化建设如何加强艺术审美形式的建构，如何加强精神文化生活形式的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现实经验。在如何防治和解决人的心理需求失衡导致道德危机引发社会问题方面，为道德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现实经验，也提供了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法。
参考文献：
[1]唐嘉荣.他留文化的“悲情”意味[J].永胜文艺,2014.
[2]唐嘉荣.铲除腐败病根[J].社会主义论坛,2016(01).
[3]E•弗罗姆.生存还是占有[J].关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8.
关键词：“礼”；传统文化；特质；农业；血缘；君师合一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0-01
中华民族在经历的上下五千年历史中，形成自身所特有的一种传统文化。而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即“儒”、“道”、“释”中，儒家文化居主导地位。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主张崇礼。中国人历来以“礼仪之邦”自居，并将“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志之一。追溯根源，在《荀子·礼论》有这么一句话“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1]，所谓“天地”即指的是我们所生存依赖的自然界。人的生存问题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吃的问题。因此这里所讲的天地其主要是说我们所需要的黄土地，通过发展农业来解决生存问题。“先祖”之说，充分的说明了我国传统文化中国人遵循宗法制度，尊祖敬宗和对宗族血缘的重视的特点。“君师”之意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以伦理政治为本位的[2]。因而，通过这三句话可以认识我国文化中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传统文化特质。
一、农业为基的特质
农业不仅在我国历史发展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而且在全世界各国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国的历朝统治者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对内坚持推行强本抑末政策，坚持以农业为本，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只要国民在保证满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后，社会才不会出现动荡，因而统治者的政权才能得到巩固。国家的对外扩张也需要通过农业的拓垦来实现。农民为了实现秋收丰满的状况，不得不实实在在的种农、务农。因此，在农业基础上就形成了传统文化中实用文化的鲜明特点。尽管当时社会上农耕文化有着“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特点，但是由于其生产规模小，生产过程简单又容易得到满足，从而导致当时社会缺乏竞争和创新的意识。在传统文化中，孔子强调的平均、和平与安定是当时农业社会秩序的需要，可以被统治者接受。因此，小农生产与工业化发展方式及理念等有着明显的不同：第一，小农的平均思想与工业化的平等意识不同。皇权需要得到维持和巩固就需要当时社会小农生产这种平均的思想。儒家有话“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指的是这种思想，因为小农经济缺乏凝聚力，所以必须依靠皇权阶级的保护，同时当时皇权稳定社会秩序需要这种模式。然而，这种“平均”的思想却只在非皇权阶级中适用，他们认为皇权阶级是保护他们的力量，因次不在此列中。所以之后往往的农民起义只针对于贪官，而很少涉足皇族宗亲。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所谓小农的平均与皇权主义并无矛盾可言。反而是依靠皇权阶级来维持和保护自身的利益。但是这就与当代社会工业化发展中所提到的平等原则相差甚远。后者所追寻的是人人的平等，并在尊重每个人的前提下向竞争的人提供一个同样的机会，并不把任何阶级和个人独立在外，尽最大能力的做到公平的原则。由此可见，小农的平均思想与工业化的平等原则是完全不同的。第二，小农生产和工业化发展方向不同。小农经济是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而工业化社会强调的是好斗和冒险精神。我们所追寻的“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最高境界，不主张对立，而强调和谐。然而，工业社会是以征服大自然为目标，为了征服自然不断的创造和发明新技术新工艺来完成这一目标。但是，其结果却是破坏了自然界，破坏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因此，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精神，也是我们需要始终贯彻的必要举措。第三，小农化观念与工业化生产观念不同。当时社会背景下我国以小农经济为模式形成的群体观念对传统社会的稳定有着维护的作用，然而工业化社会则提倡个人主义，提倡独立和自由的观念，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农生产是以自给自足为目的的一种生产模式，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可以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纷争，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然而为维持这种稳定，就需要强调个人主义必须无条件服从集体主义这种观念，我们常说的“舍小家，为大家”就是传统文化的一种观念。但是，在工业化发展中，反而强调的是自由竞争、大胆创新。竞争促使进步，创新促进发展。中国在解放之后，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受到传统文化中农耕文化观念的影响，实行闭关锁国，维护农耕秩序。这种举措，导致耽误了我们尽快融入世界这个大家庭中，使我们错失了参与世界文化、重构民族文化的机遇。历史证明，中国想要发展，就需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则必须要走由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转变的发展道路。
二、重视血缘的特质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人将血缘关系看的尤为重要。自商周时期所施行的宗法制度，更是对这种血缘关系有着一种维护的观念。其观念遵循“孝道”，形成为建构礼制秩序的核心观念。“所谓宗法制度不仅适用于同姓贵族，也适用于周朝分封的异姓贵族。从同姓不婚的传统出发，异姓贵族之间由婚姻关系串连起来。同姓贵族之间是兄弟叔伯的关系，异姓贵族之间为甥舅亲戚关系。[2]”无论是同姓贵族或异姓贵族，都用血缘纽带联结起来，成为一铺坚韧的巨网。“孝”作为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突出的特色。在中国的传统伦理观念中，孝是维护家庭和睦、安定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中国的家族处于父家长统治下。“讲孝道，重权威”，确立了“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孔子之所以重视孝道 ，主要是因为需要通过血缘关系来维护传统社会的礼制秩序。孝的观念体现了长幼关系，其原始意义是出子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后来在发展中却变成了一种尊卑上下的隶属关系。儒家思想将其道德化 ，儒家的“三纲”即是维护这种政治结构的道德准则，它强调“百善孝为先”。“三纲”是一种身份取向。“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适在“身份取向”条件下各种人际关系的永恒道德规范。在“身份取向”的传统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其固定的身份，因而，个人的政治地位及经济利益都依赖于社会身份，社会身份的划定则依靠于血缘关系。时至今日，“血统论”等观念还时刻在我们身边徘徊，从本源上看，就是因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就是一种在宗法血缘关系上形成的注重“身份取向”的伦理型文化。因此， “家国同构”以及由此而来的“忠孝同义”，都是血缘关系在当时社会的反映。血缘关系在我国传统社会发展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对维护礼制社会秩序起到了极大地作用。
三、君师合一的特质
“君师者，治之本也。”君王是政治权利的最高代表。圣人是伦理道德权威的最高代表。所谓君师合一，则是指政治与伦理合一。儒家所追求的内圣外王之道是君师合一的理论体系，就是伦理性文化的构架。孔子学说的中心范畴是“仁”，而讲 “仁”又是为了释“礼”。“礼”与“仁”的关系相互统一，而有表里、轻重层次之别。“礼”属于外部制约，“仁”属于内心自觉。“礼”讲的是客观的社会规范，“仁”讲的是主观伦理修养。后者即所谓 “仁”学，或“内圣”之学；前者即所谓“礼”学，或“外王”之学。 在孔子那里，两者是浑然一体的。在孔子仙逝之后，儒家学派则分为“内圣”“外王”两种途径。其中以孟子为主而发展的“内圣”论，是反复的强调性善论、仁政论等，将重点放在个人的修养上面。古有《大学》，其“古之欲 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4]。”这段话以个人修养为出发点，全面的阐述了“内圣外王”之道。而到了宋朝时期，由程朱理学进一步将“内圣”思想发展壮大。以“内”为本，以外为末。这样在价值取向上，就特别重视道德的培养。它的积极的一面是尊德性、重气节，能鼓舞人们自觉地维护民族利益和社会正义。但是，这种伦理型文化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就是片面调强道德的培育，而忽视知识的研讨与功利的追求。这种文化观念发展的结果，则会导致一种空不着地感觉。一味向内心寻觅 “天理”、“ 良知”， 而无心于向外探索，终至堵塞了追求知识、发展科学、改造世界的道路。
然而，荀子以“礼”作为学说核心的观念，“礼”所解决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但是，荀子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尤为的重视。在《天论》中有说道：“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说明人是自然界中的一部分。由于人能够建立社会秩序，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界，因此“与天地参”。这就是“外王”的根本特征。儒学在汉展时期，已逐渐的具备宗教的性质。君师合一，实际上就是指政教合一。其表现在：一方面，皇帝为天子，是最高的权利管理者。另一方面，皇帝有独尊儒术，礼拜孔圣人。君师相互依存，有利于封建国家的统治及社会秩序的稳定。中国儒学所提倡的“君师一体”，对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起到了凝聚的作用[3]。但是，也导致阻碍了科学的发展，束缚了人得创造精神和个性的发展，其消极作用也不可低估。
参考文献：
[1]荀子.荀子·礼论[M].
[2]汪澍白.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J].社会科学家，1991.
1传统武术文化生命的观念形态
如果就中华文化发展的表现看，她无疑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系统，具有其特有的根源性。用德国哲学家费希特的话来说，中华民族是最具原初性的民族。正是因为她是一个原初的民族，所以才能够独特地从根源上运用其心灵，这种运用心灵的特质，正是这个民族“特有的文化生命”。而武术恰恰就是这种文化生命活的标本和存在体。
武术与西方体育文化在产生的原初就具有其各自不同的精神形态，在思想源泉上就有深刻的差异性，中华文化首先在于把握“生命”，而希腊文化则首先把握“自然”。《尚书?大禹谟》言曰：“正德利用厚生。”这是古代中国文化生命里最为根本的一个观念形态，这一形态即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是首先向生命之处用心。正德、利用、厚生这三个方面本质上就是在修己与安民两方面。“生命”是最为复杂的东西，甚至难以用属性和本质这类哲学范畴对其进行解析，因而当今武术本质的研究仍旧是一个难题，这是传统武术自身所蕴藏之生命本体所决定的。正是因为生命的复杂性，才有人说：“征服世界易，征服自己难。”，明代武术家戚继光也说：“去外寇易，去心寇难。”武术的本质力量就是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类似尼采所提出的“超人精神”，即“不断超越”才是生命的本质，因而有学者在西美尔生命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习武者内在的非理性生命冲动才是武术本质性的灵魂〔2〕这一命题。这种关于生命的冲动是最深刻、最根源的智慧发动之处，实际上表现在武术文化的生命当中。
正德和修己是对待自己的生命，利用厚生或安民则是对待他人的生命。所谓“对待”意指如何来调护我们的生命、安顿人民的生命。所以中国文化特质里之保命全形、注重生命、把握生命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解剖或者解释，乃是一个道德形上学的把握。因而正德、利用、厚生这一组观念形态是属于道德本体的一个范畴形态。传统武术在对待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时正是采取了中华文化特有的生命观，是“以德服人”、“以德感人”和“以德化人”，这才有了太极拳 “化动四两拨千金”这种让敌人倒伏却不致命的高级技击术和少林武术禅武“恕”的宗教精神；在对待自我生命方面，武术中的养生之术则更为高妙，有《易筋经》、《五禽戏》和《八段锦》这种养生功法和混元桩、三体式等桩法，太极拳本身就是一种高级养生功，具有导气、养神、通经活络的综合作用；另外在武术的习练过程中，对练武的时辰、环境、方位、衣着等都非常讲究，所以有“闻鸡起舞”、“早不朝东，晚不朝西”、“拳后一身汗，避风如避箭”和“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的武谚，还有四戒、五损、十忌、十八伤、廿六宜等非常具体的摄生法则。
实质上，武术所承载的中华文化的生命观并非仅是人的自然“生命”，自然之生命是属于形而下的，而是在中华文化里蕴藏的那种精神性生命，即心灵世界和价值世界。道德从本质上就从属于心灵世界和价值世界。而正德即是道德的，利用和厚生是道德形上学的实践，这就开启了后来儒家所谓的“内圣外王”之学，其中正德是内圣之事，律己要严，要时常反观诛己；利用和厚生是外王之事，对待他人要宽。也即是说“生命”观在武术的文化内核中是一个观念形态，属于道德形而上学的观念形态，在经过儒家的理论化改造后就形成了“仁智合一”的道德文化系统。
2传统武术与儒家的仁智合一
从根本上讲，仁智合一的道德文化系统，始终被“仁”给笼罩着，可以说中国的文化系统是一个“仁”的文化系统，甚至可以说“仁智合一”当中却是没有智的，因为智存在于具体的道德措施当中，在利用和厚生中表现，在道德实践的形上学笼罩下为实用的表现。武术之具体形态正是这种实用的表现，韩非有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春秋战国时期侠文化的出现使古典道德实践成为物化和肢体化的语言，这种语言成为表达侠的生命价值观的一种特殊方式，在太史公司马迁的笔下，汲暗、郭解、剧孟等诸游侠像王侯将相一样被单独列传，或贬或颂间无不渗透出狭义行为中透出的道德精神。
“仁”在儒家思想中作为人的类本质而被呈现，从解释学角度看，“仁”并不具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定义系统，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把仁看作“全德”的代名词〔3〕，也即是说仁包含了德的诸多内涵，如“杀身成仁”、“克己复礼为仁”、“仁者必有勇”、“忠孝谓之仁”、“知之方为仁”等，因此从仁的不同含义中看出，仁实际是形而上者，而智、礼、信义、忠孝是形而下者，谓之实践仁于社会之中，仁的笼罩地位在此时是不言而喻的。之所以把“智”而非义作为仁的第一实践体，是由于智是第一心的，换而言之，智是最靠近本心的。智者知也，通明万物，方达吾心，能直接通达人心的第一实践就是“智”，那么它理所当然的成为厚生的统领者。知后方能有礼，知礼方能有信，只有名觉父母之心才能懂得孝悌，因而智是德在实践层面上的第一属性。
武术的魅力就在于它“柔弱胜刚强”的技击艺术，《太极拳论》有言道：“……概不外乎壮欺弱、慢让快耳。有力打无力，手慢让手快，是皆先天自然之能……查‘四两拨千斤’之句，显非力胜。观耄耋能御众之形，快何能为？”〔4〕因而对武术而言，智是被放在首位的，武术修炼的高级阶段必须由智来承担，很多精要之法门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必须通过个人的亲自体悟才可触及，其必然经历一段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期间智力因素占有极大比重，善思考者、有灵犀者、坚持不懈者往往能成就一番武学事业，而浮躁不定者、愚笨木讷者和半途而废者则成就有限或者一事无成。从另一角度看，习武本身是个人修炼的过程，是不断提升个人道德境界的历程，那么是否也可以把武术定义为境界形上学的实践体呢？自古习武者皆修心智，而心智正是武礼、武品、武义之根本，因而在实践层面上说“仁智合一”竟不如说是“智为唯一”。
仁的观念形态在根本上是为了安顿我们的生命而形成的，虽然看起来广大无边，无法予以进行概念性框定，但却有一个中心要领，就是通过孟子的“仁义内在”而确定善的标准。仁义本是由于如何安顿和调护我们的形而下的自然生命而显出的一个道德生命、理性生命，即是说：生命不徒有其自然之表，不仅仅是清一色的肉体生命，其间包含了一个异质性的理性生命，由心灵所表现的理性生命。以此推论，仁义必是内在的东西，因而性善必然性的成立，放在武术的层面，我们即可以说武术绝不是徒有其表的暴力美学或是套路艺术，他本身涌动着的是“仁义内在”的生命意志，是在明澈之后的理性心和超验心。这个理性心和超验心的浮现，靠的就是在修炼过程中以智寻仁、以修寻心的求索行为，把外在的一起悬置和虚无化，从而达到彻底消除传统武术人自身存在的一切方法意识和思想观念，彻底放松身心，从而使此心得以彰显〔5〕。这一过程正还原了传统武术真正的文化特质所在。
3 传统武术彰显的道德主体性
若以儒家仁义必内在为毋需证明的先决条件，那么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则必然成立，便可以由恻隐之心见仁，修恶之心见义，由辞让之心见礼，由是非之心见智。仁、义、礼、智四心就是心之德，亦即由心见性也。这一个心性我固有之，非由外而发我，因而是先天内生的。那么这个心性就是道德的心性，我们又称之为道德理性。这是定然的如此的，无任何先决条件的，用康德的话说就是“先天综合的统觉”，即“我思”必伴随我所有之一切之表象〔6〕。那么这个心性一旦显露，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主体性”(Moral Subjectivity)完全壁立千仞般地树立起来，上面通天，下面通人，此才为天人合一之道的真正内涵。
本文开宗明义地讲过，武术承载了中华文化本体的特质，真正的武术大师往往把徒弟的道德修养作为培养的第一要务，因而武术练的是体魄，修的却是真心，这也是为什么本来应当是纯粹技击运动的武术却在后来演变出了桩功这一具有强烈异质性的修炼方式。不同的套路运动形式是不同的修炼法门，不同的习武经验则是通往本心的不同路径，可以武修禅，可以气修身，所谓外练筋骨皮，而内练一口气，练筋骨皮与练气两者都是修炼的必由之路，直到习武者可以真正悬置自己的外在肉体、尽己之性时方显本真。那么尽己之性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即是天人合一之道，亦即上面通天，下面通人。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中庸》有“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等综合统摄而成，而无论心、性、伦皆是理性生命，道德生命之所发。儒家与西方后现代哲学家走的是完全相反的一条道路，一个着手建立人的道德理性和主体性，一个则竭力消弭人的道德主体性，一个悬置了人的肉体兽性，一个悬置了人的精神理性，其中孰优孰劣相信读者自有判断。
通过习武这样一个由外化到内化的习练过程，达到一种主体显现的状态，那么这个过程便是树立理性人道德主体性的过程，无论从中华文化的心性一面还是从礼乐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综合的尽理性精神”而形成的文化系统实在是饱满之极，牟宗三先生称其为“圆盈的形态”〔7〕，那么武术之圆盈形态的表现则是完满的道德人格。因而我们往往发现在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中，武林至尊的地位总是给予少林，这不是因为少林武术多么的所向披靡，而是少林寺历代高僧大德辈出，他们的武术修为正体现出那种类似圆盈的形态，该形态恰恰彰显出了习武者的道德主体性，虽然小说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成分，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武术的精神实质所在。
4结语
通过对传统武术文化生命的观念形态、儒家仁智合一的实践形式和对中华文化的道德主体性彰显的逐步剖析，笔者认为从本质上践行了中国道德形而上学的哲学理想，深刻展现了中华文化道德本体的特质，并认为只有真正了解了武术所特有的这种文化形态，才可以从根源上寻到武术之真，从而为建立一个属于武术自己的学科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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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乔凤杰.武术哲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19.
关键词：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中图分类号：G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8-00-02
现阶段随着我国家具制造业产业化生产模式的逐渐完善，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在我国家具制造业中的应用范围逐渐缩小，同时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的传承者也逐渐减少，使我国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陷入窘境，而如何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的传承，已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新时期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已被认证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由于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在民间的传承方式一直是代代相传、口口相传，这导致当前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的传承人相对较少，同时也只有少部分人了解、认识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这也是我国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期的一个缩影。
一、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正是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这也是当前国际上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文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以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的非物质文化形态；以传统表演艺术为主的非物质文化形态；以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为主的非物质文化形态；以与自然界和宇宙有关的知识实践为主的非物质文化形态；以传统手工艺为主的非物质文化形态。”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传统手工技艺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独立的门类，同时针对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
现阶段我国已先后公布了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其中在保护项目名录中包括了我国传统美术类和传统技艺类，而且传统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般都是由传统手工技艺制成，说明传统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差别不打，可以将二者合并统称为传统制造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现阶段我国文化部以及相关部门将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传统器具制作、传统民居建筑、陶瓷加工、织绣印染、传统造纸、传统雕刻、传统印刷以及传统酿造等传统手工艺，包括上述传统手工艺制作过程、文化观念、审美意识、价值认同、历史传承以及口传身授的民间知识等。”从我国对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已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一项保护任务，这不仅要求我国相关部门以及社会要对现存的传统实木家具进行保护，同时更要对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二、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分析
中华民族在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中逐渐沉积出两种传统文化，物质性传统文化与非物质性传统文化，物质性传统文化是有形的文化遗产，传承至今我国留下很多丰富多彩、美轮美奂的传统文化艺术作品，例如陶瓷、古家具、古建筑以及古书等静态的传统文化。而非物质性传统文化为我国留下了很多活态传统文化遗产，例如口头传说、表演艺术、社会风俗以及传统手工技艺等，非物质性传统文化一般在表现形式上都是非固态和活态的，正是这些物质性传统文化与非物质性传统文化传承至今，为我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后的今天留下了无数传统文化瑰宝，让我们这些后人可以通过传统文化见证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繁荣与昌盛。
非物质性传统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强烈的彰显出非固化与活态性特征，而在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更能体现出这两点特征，因为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中，要受到物质手段变化、社会需求变化以及传承人变化等带来的影响，只有保证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固化与活态性特征，才能保证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环境以及不同人文环境下的传承与发展。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需求条件下要面临传承性、生产性特征，而在不同时期的人文环境需求条件下要面临变异性、多样性特征，而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前要面临着发展性、创新性特征，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上所有特征是保证其传承的前提条件。
三、基于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从我国对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已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一项保护任务，同时我们通过分析也明确了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同时也明确了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我们要明确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固化、活态性特征，同时也要明确其传承性、生产性、变异性、多样性、发展性以及创新性等特征，针对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本文根据其特征，分别提出基于创作者、掌控者、传承者、销售者以及使用者五个方面的保护措施，力求通过一些措施促进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在新时期的传承与发展。
（一）基于创作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是人们长期生活经验累积而成，同时传统手工技艺的创作也是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诞生的基础，更是民间传统手工艺人通过传统手工技艺抒感的寄托方式，所以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的保护离不开创作者――人这一基础。现阶段我国文化部门以及地方政府要为传统实木家具制造技艺营造一个适应其发展的文化氛围，同时要求传统实木家具制造技艺的传承不要脱离身口相传这个纽带，这样才能确保传统实木家具制造技艺在新时期的传承与发展。
（二）基于掌控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掌控者的决策、抉择对实木家具制作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有着直接影响，掌控者不仅仅是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这一传统手工技艺的管理者，同时国家、文化部门以及地方政府都要担负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掌控者，掌控者要通过实际行动不断唤醒人们对传统手工技艺保护与传承的意识。现阶段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的掌控者要发挥好宣传带头作用，让不同领域、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群体都了解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在掌控者的宣传与引导下帮助人们建立正确的传承及保护意识。
（三）基于传承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传承者是我国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载体，同时也是我国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只有通过传承者才能保证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在新时期的延续与发展，所以我国文化部门与地方政府要通过一些政策保证传承者的权益，通过传承者的传播、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热爱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同时也可以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的传承行列中，确保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在有序的文化生态环境中永续传承。
（四）基于销售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销售者是我国传统手工技艺文化生态环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我国传统手工技艺产品在社会广泛传播的重要职责，是我国传统手工技艺产品与市场的中间纽带，所以这要求我国政府、文化部门以及地方政府要规范销售者群体。销售者不仅仅要担负着将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产品传播、销售的职责，同时更是连接产品制作者与使用者信息沟通的一条重要途经，只有规范好销售者人群才能保证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这个文化链条的良性循环。
（五）基于使用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使用者是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产品直接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促进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在新时期发展与创新的主要动力来源，只有使用者不断关注、提出对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产品的要求，才能使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产品更好的满足使用者。使用者在获得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产品后要明确其文化意义，不仅要将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产品作为一项产品来看待，同时也要将其看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积淀而成的文化精髓。
四、结束语
现阶段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这一传统手工技艺，已成为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之一，由于当前社会环境、人文环境以及市场环境对其带来的影响，使传统实木家具制作技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将要消逝在历史河流中，所以这不仅要求我国政府、文化部门以及地方政府投入到保护行列中，同时也要求我国广大人民群众要积极投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行列中，这样才能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新时期的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朱裕平.传统技艺的现存状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保护.文化遗产.2008
关键词：传统手工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传承
作者简介：梁琳（1990-），女，湖南岳阳人，湖南农业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学原理；高涵（1981-），女，湖南祁阳人，湖南农业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生态学。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5）10-0081-04
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现代职业教育的重要内容。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提出“推动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共建技术工艺和产品开发中心、实验实训平台、技能大师工作室等，成为国家技术技能积累与创新的重要载体。”同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提出“将民族特色产品、工艺文化纳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将民族文化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着力推动民间传统手工艺传承模式改革，逐步形成民族工艺职业院校传承创新的现代机制。”可见，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已经成为实施高技能人才振兴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现实需要。本文基于国家对职业教育与传统手工技艺的重视，以及传统手工技艺和职业院校本身的特点，力图探寻职业院校传承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路径。
一、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传承意涵
回顾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发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传承，特别是传统手工技艺类职业院校传承的研究比较少，要了解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传承的意涵，有必要理清相关概念。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正式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这一名称，并且定义为“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我国2004年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11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其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至少具备三种基本特征：第一，价值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是具备或政治价值、或经济价值、或文化价值、或多种价值的合体。第二，认同性。“被视为文化遗产”表示事物要被认识主体认同和接受，要视其为文化遗产，这种认同感是要从内心而发，而非人云亦云，这也可以称为“接受性”。第三，活态性。即可以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形”和“无形”形态。“无形”形态指被视为文化遗产的无形的表现形式，“有形”形态指与表现形式有关的实物等物质形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不仅要依附于人，有的还要依附于物，人和物都可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2]其活态性也可以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以人为传承主体代代相传保留下来的流动的活态文化。
（二）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在菲律宾举办了“工艺品和国际市场：贸易与海关法典”国际研讨会，对手工艺的定义为：“纯手工或使用工具、机械制作的产品，但强调工艺的最主要的来源是工艺制作者的直接的手工劳动。”。我国《说文》中记载：“工，巧也，善其事也。凡执艺事成器物以利用，皆为之工。”《考工记》中曰：“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之世，谓之工。”《辞源》中将“工艺”解释为“手工技艺”。手工艺制作有别于大批量机械生产，它通常通过一定的艺术构思，纯手工或借用一定的工具，以手工作坊的方式制作。而“传统手工技艺是指对手工制品进行装饰性、艺术性的加工过程，以及在这个加工过程中的全部技巧和工艺。”[3]
基于上述“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手工技艺”的定义，我们将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手工艺人纯手工或者利用一定工具手工制作出的，具有实用性、创造性和观赏性且被人们视为文化遗产的技艺以及制作出来的产品。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具备非物质遗产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的特性：第一，具有手工性。手工性是其本质特征，无论是纯手工还是借助工具，但归根结底都是主要靠手工艺人的双手去制作。第二，具有生产性。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最开始流传就是人们应生活所需进行的一种生产方式，具备生产性特点。第三，具有艺术性。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逐步发展为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正如日本民间工艺学者柳宗悦所说：“只有工艺的存在我们才能生活……如果工艺是贫弱的，生活也将随之空虚。”[4]手工艺人对产品精雕细琢、用心创造，使产品具有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装饰人们的生活和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
（三）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传承
鉴于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特征和职业院校培养“生产型”人才，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传承是指各类各级学校，特别是职业院校传授和承接传统手工技艺的目标、内容、路径和评价。这种学校传承是在借鉴传统手工技艺家庭传承和师徒制传承模式的基础上，学校与政府、企业（行业）、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人、传习院等多主体紧密联系，在职业院校传承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确立职业院校传承目标，构建职业院校传承内容，探索职业院校传承方式，建立职业院校传承效果评价机制。
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传承具有丰富内涵。在传承目标上，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促进职业院校发展，培养拥有传统手工技艺且符合时展的高技能人才；在传承内容上，将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内容纳入学校的课程体系，包括传统手工技艺的理论知识，文化背景知识，技艺具体训练操作以及实习实训等课程；在传承途径上，职业院校传承传统手工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通过技艺教学的开展，大师工作室的建立，技艺大赛的举办等途径；在传承评价上，形成多元主体评价，多元内容评价，多元方式评价。多元主体包括职业院校、企业、技艺传承人、家长等；多元内容包括传统手工技艺水平和职业道德水平；多元方式包括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
二、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传承困境
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的内涵增强了学校传承的解释力和动力。但是，由于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与学校教育长期脱节，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职业院校具有多种困境。
（一）传承观念陈旧
传承观念陈旧是指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职业院校遇到的相关传承主体过时的传承理念、传承思想和传承价值观。这种陈旧的传承观念源于：一是传承人的“传技观”。传统手工技艺传承历来就有接代传承人，需要特定条件，并形成了传承谱系。一般只是家族传承，师徒传承，传给亲人或者指定徒弟。这种“绝技不外传”观念，造成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职业院校困难。二是职业院校的“专业观”。目前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上大多趋向设立机械、信息、汽车等市场经济体制下应用性强、见效快、现实利益大的热门专业，而传统手工技艺学成时效慢，不利于传统手工技艺的广泛传播。三是家长和学生的“读书观”。家长和学生认为传统手工技艺实用性不强，培养见效慢，缺乏市场，认为学习传统手工技艺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科技社会。这些观念成为了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职业院校的首要困难，且是最为关键的困境。
（二）传承内容零散
传承内容零散是指职业院校传统手工技艺专业课程，专业内容缺乏系统性。目前有部分传统手工技艺已经引入职业院校，主要集中在活动课程和素质拓展课程，且是一些简单的普及性知识，缺乏系统编排的学习课程。职业院校缺乏传统手工技艺课程体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缺少相关专业教材。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主要是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缺少相关教材，而传统手工技艺类教材编写困难，这导致了专业教材稀少。二是缺乏相关实习基地。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不仅理论教材缺少，实训基地建立也存在困难。许多传统手工技艺是家庭作坊并且保存着原生态的传承方式，不接纳学生实践；基于传统手工技艺纯手工的特点，即使家庭作坊接收，也无法解决学生大规模实习实训问题。
（三）传承队伍薄弱
传承队伍薄弱是指职业院校传统手工技艺专业教师和技能大师缺乏。 一是传承主体老龄化，难以承担繁重的教学工作。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主体往往是小团体或者个人，传承范围较小，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承人逐渐呈现老龄化和断层现象，数量不断减少。二是传承语言方言化。传承人生活在民间，习惯使用方言传授技艺。职业院校引进传承人则会遇到其不善于或者不会用普通话教学的障碍。三是传承技能缄默化。传承人传授技艺多是一种师傅演示，徒弟观察模仿的缄默技能传授。而学校教育面向大规模学生授课需要大量的语言传授，这种技艺传授缄默化则不利于技艺快速传授和技艺大规模实训。
（四）传承环境欠缺
传承环境欠缺是指职业院校缺少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和传播所需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一方面是自然环境，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然环境是指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地质、地貌、自然资源、气候等综合的自然条件。“自然环境又称物理环境，即一般生态学所称的生态圈，主要包括地理位置、地质、地貌、自然资源、气候等综合的自然条件。”[5]自然环境对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比如景德镇，提供了陶瓷技艺的传承特有的泥土资源，其他地方缺少这种泥土就难以烧制景德镇瓷器。因此，职业院校不能脱离所处地域特征随意选取传统手工技艺作为学校专业。另一方面是文化环境，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环境是指在技艺传承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价值观、文化、态度等无形条件，主要体现在传承主体价值观的形成和创造性的影响两方面。比如，洮砚乡是一个藏汉杂居的地方，受佛教环境的影响，洮砚艺人雕刻了很多佛像作品。职业院校缺少传统手工技艺生存的文化环境。
三、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传承路径
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职业院校的种种困境，为职业院校传承和保护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突破方向。
（一）转变传承观念
转变传承观念是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职业院校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一是传承人转变观念。传承人是传统手工技艺传承的主体和发扬传统手工技艺文化的源头，传承人应当树立“技艺共享”观念，意识到传统手工技艺逐渐濒临消失的现实困境，积极应对市场经济对传统手工技艺提出的更高要求和挑战。传承人只有转变观念，扩展传承主体，这样传统手工技艺才能细水长流。二是职业院校转变观念。目前许多职业院校办学与普通教育办学逐渐趋同，缺乏职业院校的特色。职业院校应该立足“职业”特色，意识到传统手工技艺的生产特性及其传承人的职业特性，选择与当地紧密相关的传统手工技艺类别，打造特色传统手工技艺专业。三是家长与学生转变观念。学习传统手工技艺不仅是一种实用性的生产性活动，也是一种能够熏陶学习者艺术修养的创造性活动，是一种集工匠文化和艺术文化于一身的活动。家长和学生应该看到传统手工技艺的现实价值和长远价值，鼓励孩子学习传统手工技艺，成为技艺巨匠。
（二）构建传承课程
职业院校构建传统手工技艺专业课程可以从三方面入手。首先，建立研发队伍。研究队伍深入传统手工技艺生存环境，参加技艺传承实践，与传承人一起开拓、研发相关技艺的校本教材，从而设立相关专业课程。其次，融合现代科技。传统手工技艺得以保存关键取决于它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和需要，在科技发达的当今，职业院校需要将传统手工技艺课程和当代相关领域科技课程相结合，相辅相成，探索一种既保存传统手工技艺本身特点又融合现代科技的课程体系。再次，构建“一体化”课程。基于传统手工技艺是一种行为传承，学校要将传统手工技艺理论课程实践化、实践课程理论化，分配好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课时比例，偏重实践课程。
（三）加强传承师资
职业院校加强传统手工技艺传承师资有两条途径：其一，引进年轻传承人。基于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人老龄化和老年传承人方言隔阂的特点，职业院校可以引进相关传统手工技艺的年轻传承人，组成一个学习团体向代表性传承人学习技艺，并且利用信息时代的传媒工具将传承过程都录制下来，用以传承教学。学校利用这种方式既可以一定程度增加传承主体，也可以提升传承师资的专业能力。其二，发展潜在专业教师。学校组织与传统手工技艺类似专业的教师，深入手工艺传承场所学习。其专业教师具备良好的专业能力，在学习传统手工技艺能够触类旁通，进入传承场所学习能够高效地接受技艺传承，比如具有绘画功底的教师学习雕刻和刺绣则有较好的美术基础和审美品质，则能够快速学习技艺。这类潜在教师可以作为传统手工技艺专业教师的发展力量，与引进的专业传承人形成师资梯度。
（四）营造传承环境
职业院校营造传承环境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因地制宜办专业。开办传统手工技艺类专业时，结合技艺生存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和文化历史，就地取材，选择当地拥有的传统手工技艺作为学校专业。另一方面，创造条件设环境。学校可以建立大师工作室，将原生态的传承模式引进学校作为学校传承方式之一；定期举办传统手工技艺节，提供学生展示专业能力的平台；招商引资建立校内传统手工艺街，营造手工技艺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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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素霞.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传统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效果评价模型构建和保护体系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2014：14.
关键词：传统戏剧表演 艺术传承 特性与功能分析
一、引言
在现今这个人类精神文明越发进步的年代，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越发地注重起来，并在全球兴起了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动。因此，深入研究我国的戏曲表演的艺术传承的特性与功能，不仅仅是符合现代人对精神文明的追求，也可以更好地弘扬与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传承特点
对于保护非物质文化的措施，国际上曾有一个明确的规定：首先是以真实的文字记录或者是影音视频录像、图片留底记录，其次对相关的人物，或者是事物进行专门的保护与传承。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要是依靠着人来进行一代代地传授与讲述，从而进行传播。传统戏剧表演艺术是以一个动态的传承模式呈现的，因此必须依靠有实际代表性的表演传承项目与表演人员。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扬，必须依靠着传统的表演模式，依靠艺术家的一代代传承，因此传承人是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传承的一个生动的载体。传统戏剧中，黄梅戏、京剧、越剧、京东大鼓等，都必须依靠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对学生进行示范，演示，言传身教。这些无论如何无法以单纯的文字形式记载出现，因此只能依靠着表演艺术家去进行传承。人物传承的特性有以下三点：
1.非物质遗产的传承方式是依靠人为的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体现的是以往的生活以及行为发展的过程，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离不开使其延续的人，通过人来讲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表演、复制与制作，而传承的人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现与证明。尤其是传统戏剧，如京剧，其所存在的方式也不能通过纸笔来记载，必须通过人来演绎与表现。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传承人相互依存，共存共亡，以此就体现出了传统戏剧的艺术传承的本质与特性。
2.对于传统戏剧来讲，其本身的价值、呈现状态、人们的接受程度，与传承人有着直接的关系，并非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应该被延续传承。人们所去留存的、重视的、延续的，应该是那些拥有极高的精神价值，拥有深刻意义，蕴含浓厚的民族感情，深藏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精髓，并随着时间的发展，能焕发出更耀眼的光芒，散发出更顽强的生命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3.为了保证传统戏剧表演艺术可以被更好地延存，其传承人也必须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导师：可以把本身的技能，以及从古至今流传下的各种表演技，进行一代代的延续与传承。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比，拥有可延续性、非单一与可替代的特性，因此可以不断地培养传人，使之传统表演艺术也可以一代代地进行发展与延续，不会像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淡出人们的视野中。
三、传统戏剧表演艺术的文化传承功能
1.对于传统戏剧的传承与发展，我们要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待问题。要弘扬与发展传统戏剧的文化，不发展创新就意味着灭亡，因此传承人需要以开放性与包容性的眼光去看待问题、思考问题。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依托于传承者得以延续，因此传承者必须以开阔的眼光去审视问题，在原有的古老的技艺基础之上吸收新的技艺，使其焕发出勃勃生气。
2.对艺术的传承不能墨守成规，要不断地更新文化内涵，真正的文化意识形态是穿越时空、时间、空间、种族、国家的一种形态意识，是从古至今无数艺术家一代代延续至今的艺术珍品，这代表了一个时期内人们对戏剧表演艺术的审美眼观与审美角度。随着无数传承者的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戏剧艺术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
3.传统艺术的领域并不仅仅是脸谱、水袖，表演形式也不仅仅是唱念做打，而是一种基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贯穿整个中国古典表演艺术的形式。同时传统表演艺术中的场景、故事、对白等，都使得整个表演形式充满了东方的古典魅力。
四、结语
传统的戏剧表演艺术作为我国的国粹以及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其自身独特的魅力，也在不断地去吸引现代的年轻人。因此，传承者应从各种渠道去宣传传统的表演艺术，鼓励更多的人投身于其中，使传统经典的表演艺术形式保持着勃勃生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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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村落文化构成
传统村落是与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不相同的另一类遗产，它是一种生活生产中的遗产，同时又饱含着传统的生产和生活。它兼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性，而且在村落里这两类遗产互相融合，互相依存，同属一个文化与审美的基因，是一个独特的整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村落随着外部社会环境不断调整与适应，形成了相对独立且复杂的生产生活系统和自己的文化。村落文化是集合传统村落局地各种形式文化的总和。这些文化形式从村落最早形成开始，一直发展至今，是久远历史的传承，也是传统村庄延续与传承的基础，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在传统村落这个系统中，多元的文化要素之间联系紧密，相互影响与牵制，构成了传统村落的整体文化，具有完整性；其独立的空间因素又决定了其文化相对独立发展的独立性；传统村落文化受空间环境限制，地域之间的交流融合较少，各自在其特定的村落地域内独立发展，因地域自然条件、空间环境、民族等方面差异，使各传统村落的文化不尽相同，表现出多样性特征；但同时单个的传统村落覆盖面小，甚至很多以家族形式存在，体量较小，且是在其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形成，很容易受到冲击，一旦受到破坏将永远消失。因此，它具有不可再生性。传统村落文化展现的场所，具有空间、时间和文化特征，是一个时空统一体。传统村落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空间，是传统村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独特表现形式。国务院2006年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将文化空间纳入了保护范畴，研究传统村落文化时必须考虑文化空间在传统村落历史中的演化和发展历程，还要兼顾非物质文化与物质文化。
二、传统村落文化保护存在的问题
1.传统村落的文化生态是各民族的自然文化生活。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过度的旅游开发和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发展，对传统村落文化的生态体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一些地方仅仅局限于眼前利益，忽视了村落背后的历史文化价值，表现出拆旧建新、破坏空间布局、过度商业化的错误倾向，导致传统村落文化生态遭到破坏。2.据有关统计，具有历史文化艺术研究价值的传统村落在我国正在迅速消失，平均每年减少7.3%，每天消失1.6个村落。除了易毁难保的建筑外，许多传统村落的非物质文化印迹也在逐渐消失。如具有民族特色的地方语言、文字符号、绘画、纪实等都具有较强的地域性，但由于缺乏群众基础，无人继承和延续，这些符号逐渐消亡。同时，具有民族特色和宗教仪式凝聚力的风俗习惯也逐渐被淘汰。3.目前没有直接的具体责任部门对传统村落文化实施保护工作，村庄管理机构和有关规划部门也缺乏文化保护意识，文化保护机制不健全，而对于传统村落而言，缺乏政府的领导、社会的参与、后续的监管和保护，依靠自身担起文化保护的重任根本难以实现。从现有保护模式来看，政府部门明显更倾向于对传统村落的物质文化保护，而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明显不够，缺少了非物质文化的物质文化遗产也就缺少了灵魂。
三、传统村落文化档案管理的优势分析
1.传统村落文化是村民的集体记忆，是村民凝聚力的外在表现。传统村落积淀了丰富、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这些文化资源反映了传统村落村民祖辈的生产生活状况、保留了传统村落民俗文化的形式，因此，有必要建立档案来保存其原有的文化价值和形式，升华其文化的内在凝聚力，提升文化自信。2.传统村落历史久远、富含文化，具有宝贵价值，符合档案的属性。创建一个具有局地民族传统的村庄档案，意味着以文字或图像、音像、实物的形式保存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记录即将消亡的文化轨迹，从而使人们不忘记历史。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来看，将传统村落的各类自然、人文文化建立档案记录下来，是对传统村落文化进行继承和保护的一种有效方式，这些档案将是为后世留存的传统村落文化方面的巨大财富。3.政府对传统村落保护的支持，是传统村落文化建档与保护的保障。政府部门通过政策指导和大力宣传，引导社会重视传统村落文化，在帮助传统村落健康有序发展的同时，配备懂业务的专业力量开展传统村落的建档与保护工作，使传统村落的建档保护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促进传统村落的发展与文化保护传承工作有机结合。
四、传统村落文化建档与保护的实施路径
1.加强村民自主生产的档案内容，将最原始的传统村落文化资料归档。传统村落文化档案所有的记录来自于传统村落村民的收藏、记忆和口述，由村民独立保存的村落文化内容具备记录的真实性，许多记录都是建档工作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在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传统村落，有些少数民族只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这些村落的文化传承主要依靠的是口头传授。少数民族往往具有本民族特殊的宗教和文化习俗，他们用原始的方式描绘特有的文化样本。如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四川汶川县龙溪乡阿尔村开展的阿尔羌文化保护项目中，全程充分发挥了村民志愿者的主导作用，获得了一系列的羌文化书籍、DVD、羌语朗读CD等项目成果。而这个过程也正是传统村落文化档案的自主生产过程。因此，在传统村落文化的建档与保护过程中，尤其要重视通过村民自主生产档案内容，获得最纯正的村落文化一手档案资料。2.重视在青少年中进行当地文化的认同教育和建档培养，使传统村落文化能记录、传承和发展。当今社会人口的大流动也带动了传统村落中村民的迁徙流动，造成传统村落中青壮年向大城市流动谋求发展的现实情况。脱离了传统村落文化环境，也让传统村落年轻一代更多认同主流文化，而对所在村落文化产生疏离感。目前在我国保护传统村落的整体环境下，政府部门应在传统村落档案建立过程中充分发掘传统村落史料，遴选优秀的传统村落文化汇编成课外读物，开展乡村实践、田野课堂等教学形式，培养乡村青少年对传统村落特色文化应有的认同与热爱，逐年逐月将村落文化生活记录、存档，使传统村落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下去。3.建立传统村落文化创意产品档案，推动传统村落文化的推广。提升文化的新时代活力与创新是时展的必然趋势。传统村落文化档案事业中蕴含了民族情怀、文化记忆和社会历史感，其中丰富的情感与文化需要通过文化创意产品作为载体进行直观的表达，这样才有利于更好地传承传统村落文化。传统村落文化产业化能提升传统文化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时也是对传统村落文化的宣传和发扬，这些离不开档案部门的科学记载，政府部门的组织、宣传等大力推动。如陕西华阴老腔、陕西户县的农民画、凤翔泥塑等等，通过文字、实物、音像记录的展现、再现，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有效对传统村落文化进行推广，同时，开发出的文创产品，本身又可以纳入传统村落文化，成为传统村落文化的一部分，这样使传统村落档案管理的实效得以提升，从而推动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推广与认同。4.利用现代科学手段，做到文化和自然的价值统一的记录存档。我国传统村落的保护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保护其具备的历史文化价值。传统村落的文化价值与村落中各类人文自然景观密不可分，特别是在自然景观方面。因此，村落文化与自然两者的价值只有协调统一，才能更好地保存和体现传统村落文化的完整性。例如被称为东方人类古代传统居住村寨的活化石——陕西韩城党家村，就是两者的完美结合，身处其中就受到中国儒家传统人文思想的教益，真实地感知、感受到做人做事的哲理。因此，传统村落的保护和文化的传承必须因地制宜，坚守客观真实性和科学性，在开发与保护中尤其要注意保护传统村落的方位、风格、原始图案等，将乡村景观空间形式和自然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在传统村落的修缮中要注重对传统建筑的保护与修复，注重对历史自然环境的保护，以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关客体和场所的保护。综上所述，通过创建档案来保护传统的乡村文化，不仅可以进一步提高其文化价值，有利于美丽乡村建设，更是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为此，将传统村落文化的建档与保护和“美丽乡村”理念有机结合，着眼于传统村落的发展需要，在文化传承的基础上科学地发展，赋予传统村落文化以新的生命力，使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与互动，使传统村落在保护中开发，在建设中优化，使村落更美、村民更富，从而推动传统村落文化不断传承发展，重放异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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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发展；认识
民族传统体育是从民族共同体文化中剥离与凸显出来的一种民族体育文化形式，是人类社会文化的补充与完善，除了具备一般文化的特征之外，还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和民族文化特征。为此，全面、系统、科学地认识民族传统体育，是振奋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团结、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
在人类民族文化的原始积淀期，由于生存区域与生存环境、生产劳动与生活方式、文化积累与传播的不同，民族文化共同体中许多具有教育、娱乐、健身功能的社会活动凸显出来，共同构成民族传统体育的内容和方法体系[1]。它寓竞争、娱乐、广适、地域及艺术观赏性、趣味性为一体的综合运动形式，涵盖了“性命双修、心身并育”的生命整体优化理论，把人与环境视为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的统一体，并把人体功能的强化和优化看作是一个精神同物质紧密联系的统一体活动[2]。它既是自贯一身、稳定的精神物质文化，又在历史环境的变迁中不断改变其具体的结构式样，呈现出多姿疯狂学习的差别。这种在相承相续中渐进发展的趋向，使得我们民族文化的形成在历史演进中开放出灿烂的花朵，孕育出丰硕的果实，突出地再现民族特色、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
第一，劳动过程中的各种思想物化品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中最高层次的部分。生产劳动是人类区别于猿类的特征，又是文化创造的开始。当人类作为自然生态环境生命类开始文化创造活动的时候，即使是最粗糙的简单文化，也无不是从自然存在物直接加工开始的。而文化成果又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物质劳动过程中，其技术、社会和价值方式都作为相当复杂的文化体系而存在[3]。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发展的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是一个民族在特定区域、特定的社会人群，伴随着一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中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物质体育文化现象。
第二，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人类社会一项特殊的文化活动方式，孤立的个体活动是不存在的。尽管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常常通过个人的行为方式来体现和进行，但永远脱离不开社会的联系而受制于社会，永远是物质文化的产物。同时，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又离不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制约和影响，并为一定社会关系所包围，这种社会关系不论是以物为对象，还是以人为对象，其参与活动的行为包含着社会以人为中心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所形成的血
缘、地缘、行业的组织关系；所形成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表现出规定性、固定性、制约性的链接方式。从而使社会的人按照一定社会所提供的规定条件和可能，依据一定社会所特有的体育方式进行活动。
第三，反映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当中的民族意识、文化心理、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伦理道德规范、审美心理，是人类精神生活领域的文化，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核心部分。它是围绕民族体育活动方式，通过抽象事物的艺术表现，来改造人的精神世界的物质内涵、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最终依托体育活动来改造人的主观世界。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作为验证人的物化世界能力的象征，最根本的是促进了民族心理素质的升华。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费孝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一个民族“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个民族的标志”[3]。因此，民族心理素质是社会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条件综合作用于民族传统体育精神文化面貌的表现与结果，是民族传统体育生存、发展之灵魂。
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特性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民族和文化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而文化则是构成民族的要素。[4]
（一）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基本属性。任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历史时间之中，蕴涵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这一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质。各民族的体育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体育文化特质，又依其时代性而融汇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积淀与特定地域文明的特点，表现为该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类型。时代性则体现体育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发展由低向高的发展方向和文化之间传播、交融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表现为体育文化发展阶段的标识和特定的文化类型所展示的时代风貌与精神。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民族性存在于时代性之中，时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绝然独立的文化属性。正由于二者的统一，衍生出体育文化的整体性与独立性、连续性与阶段性、自主性与互赖性、兼容性与选择性等等的有机共生。这些特性又表现为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民族意识是民族体育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全球意识则从世界和人类体育文化发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视野。民族精神展示出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时代精神则代表体育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历史演进的阶段特征与风貌。
（二）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
文化的涵延性系指一种文化所具有的兼融涵括、多元共生与传承延续、传播吸收等特性；主导性则是指文化的多元复合结构中，必然呈现该文化的主导倾向，包含明显的价值取向和民族特性。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并存，反映着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文化是一个涵延广博的概念，有其丰富的内涵，诸文化因素多元交汇，文化传统的历史延续同文化发展的时代新质共集于一定的社会空间。文化创新是以一定的优秀文化传统之弘扬为前提的，新文化不可以完全独创出来；并且，文化演进还是文化发展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过程。正是在继往开来与传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民族文化得以实现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发展。
从文化的涵延性来看，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非常典型地证明了文化特性的客观存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无论从悠久的历史传承还是从广博的丰富内涵以及辽阔的地域分布上都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从文化的主导性而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历经数千年不衰，其交融会通的强大生命力之中，展现出立于主导地位的、与时展相适应的文化特质，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导性特性。
（三）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
兼容性不仅包括了涵延性所规范的文化多元复合与传承演化的因素，而且含指文化发展中精华与糟粕、进步与落后等等因素的并存。有可能区分出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又有许多无法绝然判定的交汇复合内容，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或具体的状况情形下，精华与糟粕的判定受到时代的局限，也受到评判主体的制约。
选择性指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选择、吸收所需养分以补充、壮大本体文化、排斥不适应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的内在机制。其包括民族文化自身特有的选择、排斥功能，具有客观规律性的特点；又由于文化选择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进行的，从而也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意义。选择性同样不能独立存在，也受到兼容性的影响。文化的选择、排斥功能是在兼容性的规范下实现的，选择的结果不是使文化成为单一因素，而是丰富和发展了兼容性。兼容性一样受到选择性的制约，选择的结果是使兼容并包的各种文化因素根据民族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被排斥、淘汰的因素则失去生命力，这就是民族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也代表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过程。
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动力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即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并进行适应本体文化需要的选择和汲取、以及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的会通创新，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过程。
（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凝聚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为其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5]
历史证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强盛发达国泰民安的时期，往往就是政策开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齐放的时期。固步自封意味着保守落后,开放创新才是民族兴盛文化繁荣的契机。中国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荣是各民族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结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独立个性和存在价值，促进各民族间体育文化的相互沟通和交流，才能取长补短不断完善。
（二）交流互感是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推动力
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史就是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对外开放的文化交流史。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时代差异外，还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异，在数千年中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体育文化的荟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间及民族外两种类型。各民族的认同、亲和与交融，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无论表现为交易、和亲、联盟的友好方式，还是掠夺、复仇、征服的冲突形式，客观上都使民族体育文化得到相互的撞击触发与交流影响，有利于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积育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养分与动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
（三）兼融会通是民族体育文化绵延的内驱力
任何民族的体育文化都有其空气和土壤，有自己的载体和灵性；任何民族体育文化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以及尊重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义务；都有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发展创新的责任；也有共同繁荣人类文化进步的历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却同处并存相互联系，都是其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静止和封闭的状态中发展，都是其内在的新旧更替、进步发展的矛盾运动和外部的文化触击冲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兼融会通特质成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绵延的内在驱动力。
（四）整合创新是民族体育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基本特性集中体现为文化的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通过涵延传播、汲取更新来实现新文化建设。开放与交融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衰的动因，整合创新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长存的 (下转第82页）
（上接第74页）生命力。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间的交融会通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吸收、整合创新是其强劲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五）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繁荣是民族复兴的最终表征
民族传统体育是由中国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由各个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习惯等文化创造汇集而成。历来年举行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规模一届比一届盛大，项目一届比一届丰富疯狂学习，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与文化艺术融为一体，将民族体育按照固定的节奏一浪接一浪推向高潮，展示了民族体育文化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由民族文化创造汇集而成，具有共同的基本属性，融会于民族文化的特性之中，这种基本的属性，既可以反映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又表现出兼容性和选择性的一致。从而使全民族对民族文化发展特性认识的同时，充分参与、占有和分享属于全民财富的社会主义民族体育文化。
“只有民族才是世界的”。现今世界上任何一项流行的体育项目，都源自于各国的民族体育项目，它们同样是在一定的地域受一定文化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后来随着经济发展、文化渗透、使团表演、广泛普及而逐渐成为世界性的体育运动[7]。实践证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优点和长处。所以才能在世界上和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占据应有的位置，每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够在同外来文化的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文化，这就是文化的创造性。同时，我们的创新还必须树立全球意识，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上把握中国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脉络，只有立足于全球性的意识，才能深入理解和吸收外来文化进步的文明，并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有效的结合和创新。
四、结语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的先哲们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氛围中创造、选择、发明和发展起来的民族传统体育，历尽沧桑，经久不衰，推动了我国数千年体育文化的发展。尽管时生了变化，但蕴藏在其深层的民族文化精神，仍然影响着人们今天的思想和观念，其体育方式仍为各民族人民采用，运用人类学来加以研究，在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下开发这个蕴藏量极大的资源，可以为中华民族体育全面走向世界，促进国际体育文化的大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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