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原毅军 董晓伟 吕翠婕 摘要:贸易融资产品创新的实质是对现有产品的属性进行“分拆”，并重新“组合”以产生新的功能。以德塞和洛的特征空间模型的扩展形式为基础，探讨贸易融资创新的理论空间，通过现有贸易融资产品、外汇产品和保险类产品的属性界定，对贸易融资产品创新进行设计，并以实例说明具体的操作流程。 关键词:贸易融资;产品创新;分拆组合 Abstract:The essence of trade financing product innovation is to divide and recombinat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isting products to compose new function. This paper based on mainly Desai and Low′s characteristics model and its extension， finds the trade financing innovation theoretic space. After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isting trade financing products， foreign exchange products and insurance products， cases are given to explain how to design new products within the innovation theoretic space . Key words:trade financing; product innovation; division and recombination 贸易融资产品创新是指商业银行在传统贸易融资工具其基础上，通过组合与重新设计而推出的新型贸易融资产品。从某种意义上讲，贸易融资产品创新不是创造全新的融资产品，而是改变了原有融资工具的某种特征，创新的过程就是将单个融资工具的特征“分拆”，然后重新“组合”。本文从理论上扩展德塞和洛的特征空间模型，进而研究贸易融资产品创新的理论空间，在分析现有贸易融资产品及外汇、保险产品基本属性的基础上，利用“分 拆”与“组合”进行贸易融资创新产品设计。 一、贸易融资产品创新空间 德塞和洛的特征空间模型是将金融产品视为不同特征的组合，根据这些特征取值所占的比重在特征空间中进行定位，以此测量金融市场中的产品创新机会，进而创造出新的产品组合以满足特定市场需求。原始模型仅考虑了两种金融产品的两种特征，并且假设边际替代率曲线边界不变，但在国际贸易融资实践中，由于产品种类繁多，每一种产品具有多种特征，依靠德塞和洛特征空间模型无法从理论上充分解释贸易融资产品创新的空间，需要对其进行扩展以寻找更多的贸易融资创新机会。 (一)两种以上融资产品的特征空间模型 在二维特征空间模型中，流动性(L)和收益性(R)代表了金融产品的基本属性，X1 ，X2为现有金融产品，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流动性和收益性。假设金融市场又引入了一种新的融资产品X3，且三类产品同时落在边际替代率曲线的边界上(如图1)，此时产品间最大夹角θ12代表着所有创新机会。如果继续引入不同的融资产品，情况依然如此:任意两种产品间的最大夹角θ均意味着创新机会，夹角越大，说明产品创新的空间越大，待开发的新产品越多;夹角越小，说明创新空间越小，待开发的新产品越少。 (二)边际替代率边界曲线变化的特征空间模型 受资源限制，金融产品投资只能选择边际替代率边界曲线之上或之内的产品。在德塞和洛的特征空间模型中，创造和发起新产品的潜在机会并不是沿着两种产品之间空白部分无限延展，而要受到两种特征间边际替代率的约束。当所有可开发空间已被填满时，可以通过改变边际替代率边界曲线来进行金融创新。图2中市场环境的变化使得边际替代率边界曲线向外扩展，由OC移至OC′，产品创新空间也向随之外扩展(阴影部分所示)。若市场存在需求，可在新的扩展空间内挖掘新的产品组合。 在贸易融资产品创新过程中，由边际替代率边界曲线的变化导致创新空间扩大的因素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政府放松对贸易融资的管制，融资门槛降低使大量资金在市面上流通，市场对于融资的需求增加使得贸易融资创新空间扩大;第二，融资利率的降低刺激了贸易融资需求，促进了产品创新;第三，科技进步(银行业务电子化、信息化)和融资流程的科学化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加融资需求的同时促进了创新空间的扩展。 (三)多属性产品的特征空间模型 当双特征空间被所有的贸易融资创新产品填满时，还可以通过“分拆”新的产品属性来扩大创新空间。假设产品X除具有流动性和收益性外，可以“分拆”出了另外一种特征——风险性(如图3)，这样X1和X2就变成了三维空间中的点。为分析方便，再假定X1和X2在三个平面中的映射分别落在各自边际替代率边界曲线上，则每个平面内两个映射点之间的空白就是二维特征下的产品创新机会(用阴影表示)。若空间内某点在三个平面上的映射同时落在三个阴影区域内，那么该点就可以看作是一个三维特征下的创新机会。也就是说可以对流动性、收益性和风险性进行重新“组合”，以设计出新的融资产品，而所有满足条件的创新点集合就构成了三维贸易融资创新空间。 二、融资类与非融资类产品的属性界定 随着商业银行国际业务的发展，贸易融资的产品种类越来越丰富，除了传统的融资工具和服务外，商业银行会根据实际情况和客户需求开发新的业务品种，并将外汇、保险等非融资类金融产品引入到创新环节中。目前，被广泛使用的融资类产品主要包括进口项下的授信开证、提货担保、进口押汇、进口托收押汇等;出口项下的打包放款、出口押汇、出口保理、福费廷等。非融资类外汇产品包括远期合约、货币期货合约、货币互换、货币期权合约、远期结售汇业务等;保险产品包括运前信用保险、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延长期出口信用保险等。在进行产品的分拆与组合之前，有必要对现有融资类与非融资类产品的收益性、风险性和流动性加以界定，为创新实践做准备。 (一)融资类产品的属性界定 1.收益性。商业银行的贸易融资收益主要来自于三方面:一是贸易融资的直接收益，即利息净收入，利率的制定一般是以某种基准利率作为“基价”，再针对不同信用等级或风险程度的顾客确定不同水平的利差;二是中间业务收益，即国际结算业务、结售汇业务而获得的手续费收入，进口开证、开立保函业务而带来的保证金存款等;三是其他隐性收益，如国际贸易融资通过提高企业对外贸易量，带来的该企业利润增量。对于不同贸易融资产品的特性，商业银行会制定不同的利率及收费标准，这里通过利息率和其他费用所得对现有贸易融资类产品的综合收益进行模糊评价，结合比较法衡量相对收益高低，如提货担保高于授信额度，进口押汇低于进口托收押汇。 2.风险性。商业银行从贸易融资业务中获得收益的同时，相应地要承担一定风险，而且二者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贸易融资产品的风险主要包括:银行客户的信用风险;利率、汇率、价格波动引起的市场风险;银行流动资产无法满足支付需要产生的流动性风险;银行因人为失误和意外事故引发的操作风险;银行正常经营的业务与法律法规不适应产生的法律风险;国家贸易政策的可能变动使银行面临的政策和行业风险等。不同贸易融资产品面临的风险点有所差异，为商业银行产品创新过程中权衡风险提供了可靠依据。本文利用风险系数来衡量贸易融资产品的风险，即占用工商客户授信额度时使用的风险折算系数，具体指相对于向同一(或资信相同)客户发放直接信贷产品的风险比较程度，主要参照某商业银行《贸易融资及保函授信管理办法》。 3.流动性。贸易融资产品的流动性指产品的变现能力，即贷款转化成实际拥有的现金资产的能力。除与风险有关外(风险越大，融资产品的变现偿还能力就越弱)，其主要的衡量标准就是融资产品的期限，不同贸易融资产品的期限不同，同一融资产品的期限长短也会根据商业银行实际情况和客户需要有所区别。因此，本文以期限长短代表贸易融资产品的流动性，融资期限长，代表产品流动性较弱;反之则流动性强。 (二)非融资类产品的属性界定 某些情况下，贸易融资创新并不仅仅发生在贸易融资类产品之间，非融资类产品因其特有属性也可以与融资类产品组合在一起，以满足市场需求。常用的非融资类金融产品主要有外汇资金产品和保险产品，其中外汇资金产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客户规避汇率风险，以差价获利;贸易融资产品与保险产品的有效结合则可以有效防范风险。 1.外汇资金产品。远期合约是指交易双方签订合约约定在未来某一特定日期，按成交时确定的特定汇率买进或卖出一定数量外币的交易方式。远期合约不是标准化的合约，其交易数量、期限、价格由双方自由商定，比外汇期货更加灵活，其流动性也远低于期货交易，但同时也增加了违约风险。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利用远期合约可以锁定汇率，从而有效规避汇率风险。 货币期货合约是指约定在特定日期以特定汇率交易一定数量货币的标准化合约，它不仅为广大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等经济主体提供了有效的套期保值工具，也为套利者和投机者提供了新的获利手段。与远期合约相比，货币期货交易具有交易更为灵活，流动性更好，信用风险更低等特点。 货币互换是指交易双方约定在未来某一时期以特定汇率相互交换其认为具有等价经济价值的两种货币资产的协议。货币互换主要用于控制中长期汇率风险，使交易双方的融资成本下降，并简化双方外汇现金流动。 货币期权合约是指买方在支付了期权费后即取得在合约有效期内或到期时以约定的汇率购买或出售一定数额某种外汇资产的权利，到期时买方可以选择执行或不执行该合约。与远期合约和货币期货相比，货币期权的优点就在于它给予了买方一项权力，而不是要求买方履行某种义务，具有规避风险的作用。 远期结售汇业务是指客户与银行签订远期结售汇协议，约定未来结汇或售汇的外币币种、金额、期限及汇率，到期时按照该协议订明的币种、金额、汇率办理结售汇业务。远期结售汇业务的汇率取决于即期汇率、外币与人民币的利率以及交割期限的长短等因素，可以有效防范国际贸易的汇率风险。 2.保险。在贸易融资过程中，出口信用保险较为普遍，即为出口商提供收汇风险保障的保险，凡通过信用证、付款交单、赊账等方式结汇的出口货物均可投保出口信用保险。出口信用保险主要分为以下五类:一是出运前信用保险，即保险人承保从合同订立日起到货物出运日止进口商因国际市场变化和产品价格上升下降等原因提出终止合同的信用风险;二是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指支付货款信用期不超过180天，适用于初级产品和消费品的出口保险;三是延长期出口信用保险，是一般承保180天到两年之间的出口贸易风险，适用于汽车、机械、生产线等资本、半资本品性货物的出口;四是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承保两年以上、金额巨大、付款期长的信用保险;五是特约出口信用保险，指承保某些特定合同项下的信用保险，其承保对象一般为复杂的、大型的项目。 三、贸易融资创新设计:产品组合与操作流程 在商业银行贸易融资创新的过程中，不是任何两种或几种产品都能通过“分拆”而“组合”到一起，实践时首先要考虑进出口商的融资需求，即创新产品是否为市场上亟待弥补的空白，然后考察可由哪两种或几种产品通过“分拆”“组合”而成，并探讨创新产品的流程及功能。下面以融资类产品之间、以及融资与非融资类产品之间的分拆组合为例说明贸易融资产品创新的具体方式和操作流程。 (一)贸易融资类产品之间的分拆组合 以进口押汇与背对背信用证的组合为例。进口商要想申请开立信用证，须向开证行缴纳保证金并提供一定的抵质押担保，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多进口商因自身资金周转问题不想缴纳全额保证金，或者缺乏其它有效的抵质押担保而无法获得银行的授信额度。对于此种市场需求，将背对背信用证与进口押汇进行分拆组合，就能够满足进出口商的融资需求。 (二)融资类产品与外汇资金产品的分拆组合 在人民币升值的普遍预期下，如果出口商在未来有美元应收账款，而到期收汇时人民币按预期升值，出口商将面临巨大的汇率风险。对于进口商来说，如果未来有欧元应付账款，到期付款时人民币对欧元贬值，则进口商也会遭受汇兑损失。将贸易融资产品与外汇资金产品进行适当组合，不仅能够有效规避融资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汇率风险，还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利用外汇产品造成的价差获利。 以进口押汇和远期结售汇业务组合为例。进口押汇可以有效解决进口商因资金周转困难无法及时付款的问题，而远期结售汇具有汇率风险规避和 价差收益的属性，二者结合可以达到融通资金和规避风险的目的。具体操作办法如下:企业在进口付汇时，以全额人民币保证金或人民币存单质押，向银行申请进口押汇，同时叙做同等期限的远期美元售汇业务，融资到期后企业用质押在该行的人民币资金购汇偿还融资款项，无论到期人民币升值还是贬值，由于提前锁定了汇率，进口商有效规避了汇率风险。 (三)融资类产品与保险产品的分拆组合 随着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企业对信用保险项下融资业务的需求日益增加，越来越多的企业希望银行能够对其在信用保险项下的应收账款提供融资，以达到加速资金周转、优化财务报表以及规避汇率风险的目的。以出口贸易融资和出口信用保险的组合为例，出口商向保险公司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保险公司向出口商出具保险单，且出口商已在保险公司规定的时限内做了出口申报并缴纳保费，签订了赔款转让协议或已向保险公司出具赔款转让授权书，保险公司就赔款转让事宜向出口商和融资银行进行书面确认。商业银行对已投保出口信用保险的出口业务，凭出口商提供的出口单据、投保出口信用险的有关凭证和赔款转让协议等，向出口商提供出口贸易融资业务。出口商投保后，即将保单赔偿受益权转让给了融资行，有效规避风险的同时获得了银行的融资支持，从而满足了降低客户融资门槛，减少授信额度占用的需求。
摘要：风险投资具有期权的特征，可以利用金融期权的定价模型对风险投资项目进行价值评估。但风险投资中的期权有别于金融期权，项目投资中的期权以实物资产为基础，项目投资中的期权被称作实物期权。本文结合实物期权的特征，探讨了分阶段投资项目价值评估模型，并对其优越性和局限性进行了评价。
关键词：分阶段风险投资期权特征期权模型评价
一、分阶段风险投资期权特征分析
(一)分阶段风险投资概述风险投资主要价值并非体现为对项目初始投资所产生的现金流。而是来自投资所产生的未来增长机会。在分阶段投资机制下，风险投资者付出一定的无追索权资本，从而享有在未来一定期间继续投资或放弃投资的选择权。投入资本金的无追索权和后时期享有选择权的特征决定了风险投资的期权性质。分阶段投资期权的类型主要有等待期权(Waitmsop-tion)、扩张期权(Growth Option)、紧缩(Shrinking Option)期权和放弃期权(Abandon Option)等。等待期权指推延某一财产的开发投资期权，在形式上与支付红利的美式股票看涨期权相当，即投资者在项目允许的条件下选择最佳投资时点，不须立即做出投资决定。投资者在这段时间中可以等待对其决策有重大影响的信息，以便做出最佳投资决策。在推迟期内项目的现金流净损失相当于美式期权中的红利支出。扩张期权指扩大某一项目规模的期权，在形式上与美式股票看涨期权相当。紧缩期权则与扩张期权相反，指缩小某一项目经营规模的期权，在形式上与美式股票看跌期权相当。就项目而言，如果经营条件比预期的有利，则经营者有权追加投资以扩大生产能力，即执行扩张期权。而当经营条件比预期的要坏时，经营者有权缩小投资规模以降低生产能力、减少支出和投资损去。放弃期权指放弃或出售某一项目的期权，在形式上与美式股票看跌期权相当。在风险投资的每一阶段，投资者均可以在经营不利的情况下选择执行放弃期权，以保证投资的损失最小。所以风险投资的期权特征是将风险化为最小，同时保证资本的获利机会最大。对于风险投资项目的价值评估而言，利用期权思想在风险投资分阶段投入机制下，风险资本是分阶段序列投入的，第一阶段的投资11赋予了风险投资家进一步投入12以得到项目价值V的权利而不是义务。因此按照金融期权的概念，可将风险投资的分阶段投资视为一种看涨期权。如果将风险投资分阶段决策过程视为创造看涨期权(CallOption)过程，那么，无追索权的投入资本可被视为风险投资“期权”的期权费(Premium)。
注：本文内容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关键词】房地产 信贷风险 特征 防范策略
要了解和掌握房地产信贷风险的特征及防范策略，首先要清楚房地产信贷风险所涉及的相关概念。首先从信贷谈起，所谓信贷，顾名思义是指建立在一定信用基础上的以偿还本金、支付利息为条件的信用货币借贷活动，其业务活动主要是发放贷款和吸收存款，以发放贷款为主，吸收存款为辅；房地产信贷则是指以房地产为投资对象，借款人与贷款人围绕房地产投资等各个再生产环节进行的一种信贷行为。而在这些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房地产行业经济周期波动、房地产泡沫等各种原因，房地产信贷就难免会存在一些潜在的隐患和风险，比如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性风险和利率风险以及政策法律风险，这些风险统称为房地产信贷风险，本文将对其风险特征和防范管理策略展开讨论：
一、房地产信贷风险的特征
上文提到了房地产信贷风险所包括的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性风险和利率风险以及政策法律风险等5种风险，根据这些风险可以概括出房地产信贷风险所具有的特征。房地产信贷风险除了有一般信贷风险的特征外，还有其个性特征。
（一）一般性特征
1.不可预知性。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任何一种经济活动的发生都存在着不可预知性和不确定性，不断变化的经济活动加大了对风险预知确定和控制的难度，而这成为房地产信贷风险以及其他风险的本质特征。
2.潜在性。由于房地产信贷风险只是一种可能性，其转化为现实的风险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并且还带有很强的隐蔽性，很难让人察觉。
3.极强危害性。房地产信贷风险一旦形成事实，由于造成的损失大多需要银行本身的资金来化解，即冲减损失准备金或者直接计入成本，最后用利润来消化，显而易见，这会使得银行的留存收益缩水，间接剥夺了投资人和员工的权益。严重的风险后果，甚至使整体业务陷入困境，威胁到银行的经营安全。
4.客观性。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房地产信贷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借款人的信用等级有多高，经营管理有多完善，对商业银行而言，每个借款人都存在风险，只是风险程度不同而已。
（二）独有性特征
1.周期性。由于房地产行业是综合性产业，涉及钢铁、水泥、土地等几大基础性产业，其信贷风险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宏观国民经济周期性波动和房地产行业市场发展的周期性波动的影响，从而呈现出周期的特性。
2.行为性。这里的行为主要是指贷款人和借款人双方之间的行为。房地产信贷风险是否造成，多数取决于贷款人和借款人相互之间的行为。
3.政策性。这是属于房地产信贷风险最明显的特征。房地产行业涉及百姓的安居问题，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的同时，也难免受到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行政法规等政策性政策的营销，诸如国务院近几年来连续出台的“国八条”、“新国八条”、“国五条”、“国三条”等诸多政府性行政条文。
二、房地产信贷风险防范管理的相关策略
从理论上讲，房地产信贷作为银行一项重要的长期资产业务，经营决策必然追求由不动产资产回报与借贷成本之间利差决定的未来资本收益目标。针对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操作性风险和利率风险以及政策法律风险等五大房地产信贷风险，投资者该如何预测和防范规避这些风险，对于投资者在投资活动中能否取得收益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和作用。虽然市场经济信息瞬息万变，信贷风险难以预测，但也有一些对策可以采取：
（一）引入和完善房地产贷款项目管理模式
项目开发是房地产投资的主要方式和模式，主要是为了资金周转循环的便利，由于房地产开发需要消耗巨额的资金，无法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所有项目的投资开发，只能按照项目、期次来进行。房地产信贷投资于房地产业，也可以按照项目开发的方式进行借贷活动。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引入房地产贷款项目管理模式将对信贷风险管理起着一定的作用。引进贷款项目管理能够有效地将项目开发建设的过程与贷款发放和贷后管理的贷款过程联系起来，从而做到对开发商具体市场行为的相关信息，以防止信息不对称现象的出现，更好地规避商业信贷风险。此外，由于贷款项目管理需要依托一定的设计技术，需要健全的制度做保证，因此还需不断加大完善贷款项目管理模式。
（二）建立和健全金融市场补偿机制
建立健全金融市场补偿机制，商业银行可以借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经验教训，将信用风险适当转移到相关保险行业，通过保险来分散和防范风险，具体可以与投资较高、风险较大的开发商协定对项目开发贷款进行投保。另外，根据目前房地产开发贷款的利率同一化的情况，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制定出自由灵活的利率标准，实现“开发商自有资金比例越低，风险越大，利率就越高”的规律机制。
（三）建立个人信用评估模型机制
由于贷款银行对借款人未来的资信状况难以控制，借款人现时的资产收入状况和历史的信用记录成为贷款审核时风险控制的重点。对个人住房贷款客户要加强信用风险评估，要充分挖掘和利用客户信息、信用记录以及历史数据，加强对不同个人住房贷款客户群体的信用评价，研究和完善行之有效的个人住房贷款客户信用评分卡。要充分利用个人信贷系统的支持，研究建立标准化的个人住房贷款客户信用评分模型。
三、结语
Tang Yujie
（中国矿业大学，徐州 221000）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Xuzhou 221000，China）
摘要：风险是指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管理理论是研究风险发生规律和风险控制的理论，它综合运用各种风险分析手段、工具，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分析预测，并在此基础上优化各种风险管理技术，制定风险防范措施，对风险实施有效控制，使风险和危害降低到最小程度，达到最大限度的管理效能。
Abstract: Risk is the uncertainty about the future. Risk management theory is to study the law of the occurrence of risk and risk control. It combines various risk analysis methods and tools to analyze and forecast a variety of possible risk, and on this basis to optimize various risk management techniques, develop risk preventive measures, and effectively control risk, so as to minimize risk and harm and achieve maximum management efficiency.
关键词： 风险 税收风险 企业集团
Key words: risk；tax risk；enterprise group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32-0128-02
0引言
税务机关在代表国家组织税收收入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不确定性也会有造成税收损失的可能性，即税收风险。那么如何识别并防范这种风险呢？笔者分析如下：
1什么是税收风险管理
1.1 税收风险管理的概念税收风险是指国家在组织税收收入过程中，由于税收制度和征税手段本身的缺陷以及各种经济因素的不确定性造成税收损失的可能性。税收风险管理是指税务机关运用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合理配置管理资源，通过风险分析识别，风险等级排序，风险应对处理，以及过程监控、绩效评估等措施，不断提高纳税遵从度的过程和方法。税收风险主要由三个方面形成：一是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法规、政策的规范性和普遍性之间的矛盾，造成法规或政策、特别是税收法规和政策不能对每种情况进行明确规定，致使其存在一些缺陷或漏洞，形成法规层面的风险，可称之为政策风险；二是由于税务人员的执法能力、政策理解偏差、信息缺失，或者执法人员不作为以及内外勾结违法等等情况，造成执法层面的风险，称之为执法风险；三是由于纳税人对政策认识不足、工作疏漏等情况造成无意不遵从，或纳税人利用自身信息优势等不正当方式恶意不遵从，形成纳税遵从风险。税收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收集风险管理信息――风险评估――提出和实施风险管理解决方案――风险管理的监督与改进。税收风险管理的核心内容是包含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价在内的税收风险评估。
1.2 税收风险管理和税务风险管理税务风险，指未来的不确定性对企业实现其经营目标的影响。企业税务风险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企业的纳税行为不符合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应纳税而未纳税、少纳税，从而面临补税、罚款、加收滞纳金、刑罚处罚以及声誉损害等风险；另一方面是企业经营行为适用税法不准确，没有用足有关优惠政策，多缴纳了税款，承担了不必要税收负担。税务风险管理是企业为避免其因未遵循税法可能遭受的法律制裁、财务损失、声誉损害和承担不必要的税收负担等风险而采取的风险识别、评估、防范、控制等行为的管理过程。税务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确定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目标，建立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机制――风险识别、评估――风险应对――评估、反馈和改进税务风险管理机制。不难看出，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主体不同：税收风险的主体是国家，风险造成的结果是国家税款的流失。税务风险的主体是企业，风险造成的结果一是由于少缴税款而受到罚款处罚声誉损害等，二是由于多缴了税款而造成企业资金的流失。二者目标相同，都是综合运用各种风险分析手段、工具，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分析预测，并在此基础上优化各种风险管理技术，制定风险防范措施，对风险实施有效控制，使风险和危害降低到最小程度，达到最大限度的管理效能。
2税收风险管理的现状
税收风险管理是税务机关以纳税遵从最大化为目标，利用征管资源，以有效方式进行风险目标规划、识别排序、应对处理和绩效考评，根据风险等级高低合理配置征管资源，以不断降低纳税遵从风险、减少税收流失的过程。在税收风险管理工作循环中，风险识别是风险管理的起始点，也是提高风险管理针对性和效率的关键，风险识别对税收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税收风险识别是在数据集中等税收信息化建设成果基础上，围绕税收风险管理目标，应用相关学科的原理和科学合理的方法、模型以及指标体系，利用税收系统内部以及其他第三方的各种涉税数据，从税收经济运行结果入手，深入研究，探索规律，寻找、发现可能存在税收风险点，帮助科学决策，指导税收征管工作的分析活动。以江苏省国税局为例，目前省级风险特征库中包含104个风险特征指标,其中基础风险指标15个，动态风险指标89个，以省局风险特征库为基础，根据各地区纳税人产业分布结构状况，及遵从风险发生的主要特点，各省辖市也建立了本地区的市级风险特征库；这些风险特征指标具有一定的通用性，能够识别出一般企业在生产经营、纳税申报过程中存在的风险信息，并根据不同的税收风险度划分风险等级，从而开展相应的风险应对，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3针对企业集团，现行税收风险识别方法的局限性
企业集团是指一些企业为了适应市场经营环境和企业内部组织的变化，组建以母子公司为主体，以资产、产品技术等为纽带，母公司通过投资及生产经营协作等多种方式，与众多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企事业法人共同组成的经济联合体。企业集团，以资本为主要联结纽带，以集团章程为共同行为规范，企业集团的组建，不受所有制性质、地域和行业的限制。企业集团一般具有以下特点：①必须有一个实力强大，具有投资中心功能的集团核心。②必须有多层次的组织结构。除核心企业外，还有紧密层企业、半紧密层企业和松散层企业。③企业集团的核心企业与其他成员企业之间，要通过资产和生产经营的纽带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④企业集团的核心企业和其他成员企业，各自都具有法人资格。
从税收管理的角度分析，企业集团的经营管理方式与手段日益科学化、现代化和专业化，其集团规模日益扩大化，一般是跨地区多元化经营，员工多，业务量大，经营管理复杂，涉及大量繁杂的税法问题和会计处理问题，一般税务干部在管理这类企业时，会面临“管不了”或 “管的粗”的问题。借用现行的风险管理理念，通过一般的风险特征指标、数据模型等工具，能识别单一企业的风险特征，但在管理企业集团时，仅仅依靠风险指标进行风险识别就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无法识别出企业集团整体的风险信息，表现在：①企业集团内部关联交易频繁，按照交易类型分为有形资产的购销或转让，有形资产的使用，无形资产的转让和使用，融通资金，提供劳务等，这些关联交易，价格是否按照独立交易原则进行制定，企业之间是否通过人为转移利润，偷逃转移税款等风险，通过风险特征库无法进行风险识别。②企业集团组织架构复杂，内部成员企业经常新成立或注销，企业成立或者注销原因或目的是什么？是否存在纳税筹划税款流失等风险，运用风险特征库无法识别。③企业集团一般都会有专门的税收筹划方案，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合理避税。企业是否存在变相利用国家政策偷逃税款，或者重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等风险，如利用集团内企业间税率差别转移利润、偷逃税款，此类风险运用现有的风险特征库无法识别。④企业集团的重大事项较多，合并、分立、改组改制、股权转让、债务重组、资产评估以及接受非货币性资产捐赠等事项频发，企业一般不会主动告知税务机关其涉税信息的变动情况，传递到税务机关的信息也往往存在严重失真现象，单纯运用风险特征库亦无法识别。
4加强企业集团税收风险管理探讨
针对现行税收风险识别方法对于企业集团管理的局限性，以及企业集团税源管理的特点，可以总结出对企业集团的风险识别途径应是多元的，除了依据计算机的数据比对，还要靠“专家型”人才职业经验的判断，既有上级机关识别的税收风险点，又要有一线管理人员管理经验反馈的。特别是大型企业集团税收风险识别不能局限于对系统数据的分析，着重要加强人工经验的识别。人工经验识别和机器识别相结合，二者互相补充、互相验证、互相提高。依靠机器识别要构建专门的适用于企业集团的风险管理模型，采集交易价格、相互间合作关系变更等信息；严格集团企业管理，加强关联交易监控，具体如下：
4.1 加强宏观税收风险识别。充分应用税收风险能力估算这一宏观税收风险识别方法，采取自上而下估算法，利用GDP等宏观统计数据、根据税收政策、应用税收经济学、统计学和国民经济核算等学科相关原理、模型和方法估算企业集团税收能力，与实现的税收收入数据比较，查找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其变动趋势。
4.2 配备高素质、责任心强的“专家型”税务管理干部。企业集团内会计人员财务水平都较高，财务制度健全，如果税务干部没有高度的责任心，高水平的专业技能，日常管理中是很难发现问题的。应配备注册税务师、注册会计师等“专家型”人才，工作方式上以团队式为主、知识结构上以跨学科、跨行业的复合型为主。
4.3 对大企业的管理在理念上要以事前预防和事中及时发现为主、在内容上以所得税和国际税收为主、在手段上以优化服务和强化企业内控为主。
①加强组织结构监控。通过编制企业集团组织结构图，全面了解企业集团相关组织结构及股权结构，各关联方适用的税种、税率及相应可享受的税收优惠，如有组织结构变更的情况，了解变更的原因与目的，是否存在纳税筹划等，从而有针对性的开展反避税调查。②加强对关联交易的监控。在关联交易确认的基础上，检查的重点是关联交易对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主要检查关联企业间的购销业务、融资活动、劳务供应情况以及担保、抵押业务，对高新技术企业、免税企业、弥补亏损期企业，如果发现其某一时期利润水平明显提高时，应注意检查有无从关联企业转入利润的可能。严格按照《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监控关联交易的业务流程，包括各个环节的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与非关联交易业务流程的异同等。③建议加强对其税务风险内控体系的测试。总局2009了《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指引（试行）》，建议大企业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税务风险内控制度，作为税务机关应按照本指引的要求，在实施测试工作的基础上对企业建立与实施税务风险内控制度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对其税务风险内控制度有效性发表意见，在对企业税务风险控制能力深入了解及客观评价的基础上，确定有针对性的税收管理措施。④建议加强延伸管理。新《企业所得税法》实行国际上通行的法人所得税制，允许企业集团汇总纳税或者合并纳税，那么对企业集团汇总纳税或者合并纳税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审核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实行汇总纳税或者合并纳税的企业集团的分支机构或子公司进行“延伸管理”，重点监控其关联交易情况，防范关联企业税收转移。
参考文献：
[1]国家税务总局．《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指引》征求意见稿，2009.
[2]《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3]程明红.建立税收风险管理体系提高税收管理水平――对澳大利亚国税局税收风险管理的考察.江苏国税调研，总第19期.
关键词：数字经济；中小企业；信用风险
一、数字经济与信用风险的关系
(一)数字经济的内涵与特征
1.数字经济的内涵
“数字经济”这一术语最早是在1996年DonTapscott撰写的《数字经济：智力互联时代的希望与风险》中出现的；是在1998年美国商务部了《新兴的数字经济》报告将“数字经济”的提法正式成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成熟及经济社会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数字经济”的内涵和范畴进一步扩大，2016年G20杭州峰会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给出了一个权威的定义，指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这是G20对数字经济的界定，得到了各方广泛认同。数字经济时代，运算速度快，存储量大，也会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虚拟空间，也会因人类过度依赖技术的发展而给自身安全造成极大的风险。这是数字经济相比传统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真正内涵体现。
2.数字经济的基本特征
不同经济术语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相对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当下迅速发展的“数字经济”，体现出主要特征如下。第一，快速迅捷性。数字经济是在互联网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互联网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互联网的发展推进，无线网络、云计算、云储存等信息基础设施的普及和推广，使得整个世界紧密联系起来，各种经济活动信息可以快速地呈现于线上，缩短了距离，节约了时间，加快了速度。第二，强力渗透性。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数字经济依赖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数字经济”OFLiaoningEconomyVocationalandTechnicalCollege有着极高的渗透性，使得信息服务业迅速地向农业、工业扩张，出现了三大产业之间界限模糊、相互融合的趋势。第三，生产消费直接性。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经营者与消费者在经营循环链条上的位点不同，具有不同层次构造。而网络的发展，使得处于网络端点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可直接联系，从而降低了传统的中间商层次存在的必要性，节省了时间，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第四，经济可持续性。数字经济离不开网络的发展，通过网络，供需双方能方便合理分析市场，发现什么方面短缺，什么方面过剩，什么方面影响生态环境，选择必要的经营方向，合理消耗有形资源，降低加工成本，降低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的整治成本，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信用风险的内涵与特征
1.信用风险的内涵
信用风险又称违约风险，是指借款人、证券发行人或交易对方因种种原因，不愿或无力履行合同条件而构成违约，致使银行、投资者或交易对方遭受损失的可能性。此概念反映的信用人(受信者)比较广泛，不局限于金融机构借贷中形成的信用人，符合了本文涉及的中小企业的概念范围。企业发展中面临许多风险，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风险就是信用风险，如企业可能因经营管理不善而亏损、因市场变化出现产品滞销、因资金周转不灵不能按期还本付息等种种原因，导致到期不能偿还债务。信用风险的发生严重一点可能直接会断送企业的发展，是企业发展中不可以忽视的风险。信用风险，对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都存在，是他们的共性。但是由于中小企业存在灵活性、随意性、目标不准确性、规模小无力性、道德偏差性等原因，会加大信用风险。在如今“数字经济”时代，加大信用风险的这些原因还会存在，信用风险亦然潜在。
2.信用风险的基本特征
企业在经营中会遇到很多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及其他风险。信用风险是最重要的一种风险，是企业在融资过程中投资者首要参考的目标，也是企业交易资金顺畅流转的重要保证。企业信用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客观存在性。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由于人的思维与行为的不确定性，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必然导致违约即信用风险的存在，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能消除。二是实体间的传染性。经济的发展在实体之间具有链条性。实体一方出现信用问题，很可能会导致下一个或几个实体的经营困难或破产，从而导致信用链条的中断和整个信用秩序的紊乱。三是管理者与信用风险具有相关性。中小企业主要的一个特点是由投资者即所有者自主决策与管理，企业所有者的话语权在日常经营和重大决策中占最重要的地位。这是自主灵活的一面。不利的一面，这种管理方式缺乏必要的制约和规范机制，企业管理者个人的信用观念和信用行为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信用，企业的信用风险与管理者个人素质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四是信用风险具有可控性。有经营就必然蕴涵信用风险，信用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可能消除的，但并不意味信用风险不可控制，该风险可以通过控制降到最低。信用风险是可以控制的，企业应该去探索研究风险的可控性，为企业后续长久发展规避风险。
(三)数字经济与信用风险的关系
“数字经济”是一个时代、是一个平台，是一个舞台。这个舞台上，演绎万象。数字经济本身与信用风险不是因果关系，信用风险在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就已经存在。而数字经济作为一个经济时代，在发展中，信用风险依然存在，只是会变因演绎，演绎的手段可能不同、演绎的多少不同而已，就需要法律手段要更新了。
二、数字经济背景下基于中小企业特征分析
信用风险经济发展中，各类企业并存。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大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石，有着不同于大企业的特征，潜伏着一定的信用风险。特征之一，资产规模小，资金薄弱。这是中小企业的本质特征，是企业类型划分作为中小企业应具备的根本标准。“资产规模小，资金薄弱”特征，是中小企业不利的一面，意味着生产经营规模不大，经济业务品种少，经济能力不强，抗风险能力差，存在潜在的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尽管处于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依赖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迅速发展，具有强力渗透性，会助推经济，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信用风险。但是作为信用风险具有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能消除。特征之二，员工人数较少，组织结构简单。这个特征，从有利的一面看，便于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进行有效的激励，具有决策与执行的快速性，及时抢占经济的有利点。有利有弊，决策与执行的快速性，意味着实现的是少数人的意志，意味着考虑得不周全，意味着潜藏着信用风险。人是企业发展的根本生产力，优秀的规模队伍才是维护最佳信用的基础与动力。数字经济的发展，固然能提高员工的生产力，但只要有人在，就有信用风险，人员越少，信用风险越大。特征之三，经营决策灵活，市场反应灵敏。中小企业资产规模小，人员少，自然具备着在经营决策上有更大的弹性和灵活性，能较快地调整经营方向、调整产品结构，收效较快，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会助推决策灵活性与市场反应灵敏性。从另一角度看，中小企业的决策亦然依赖于少数决策者的判断能力，存在着决策失误的风险，也就自然存在着信用风险。特征之四，更多关注细微市场，专营某细小方面。中小企业由于自身规模小，人、财、物等资源相对有限，无法与大企业竞争。因而，其往往会关注于那些被大企业所忽略的细微产品市场，专营于某一细小方面。这个细微方面，在数字经济时代下会更容易分析发现。不利的一面是细微产品经营取向的选择仍然取决于人的意志，细小方面的市场仍然具有竞争性，细小方面选择的决策依然存在取向失误的风险，存在着信用风险。特征之五，科技创新较快，生产取向小型化、分散化。科技创新，是指工业企业用于科技创新和技术开发方面的具体活动。现代科技在工业技术装备和产品发展上有两大发展方向，一是向着大型化、集中化发展，二是向着小型化、分散化发展。产品生产小型化、分散化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不利的一面，科技创新伴随着一系列原因形成的信用风险，系列原因包括人才问题、技术应用问题、资金问题、市场问题等等，都会导致信用风险的潜在性。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跨期条件下Beta系数时变对资产定价的影响”，项目编号：107306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风险生成机理与政策应对路径选择”，项目编号：11JJD790010；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金融开放条件下国际金融风险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冲击机理研究”，项目编号：NCET-10-0434
中图分类号：F8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2-0074-08
破产风险作为影响上市公司价值的重要因素，通常是指经济主体的资产不足以偿还其负债所引发的财务风险问题。法律意义上的破产是指债务人失去偿还债务的能力时，由法院监督对其财产进行强制清算，以保证尽可能地全部偿还所有债权的法律制度安排。破产风险不仅关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同时也涉及股东、债权人以及投资者的切身利益，并成为企业管理者和投资人金融决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判别依据。因此，关于企业破产风险特征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和实务界十分热络的研究课题之一。
已有关于破产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破产风险预测模型的设定和模型?A测准确性方面。Beaver（1966）最早提出了单变量判定模型，发现现金流量与负债总额的比率和资产负债率能够较好地判定公司的财务状况。[1]Altman（1968）使用判别分析的方法代替线性回归方法评估公司的财务特征，提出多元 Z值模型，划分了借款人违约发生的临界值和灰色区域（gray area）。[2]Ohlson等（1980）采用了条件概率模型，包括对数成败比率模型（Logit）和概率单位模型（Probit）两种统计方法。[3]周首华等（1996）在Z模型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建立了新的财务危机预测模型，即F分数模型（Failure Score Model）。[4]陈静（1999）发现流动比率和负债比率在预测公司ST方面的效果最好。[5]
毋庸置疑，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IPO）作为企业发展过程中里程碑式的事件，可以让企业获得巨大的股权融资机会，既能够帮助企业改善资本结构又有机会极大地促进公司业务的拓展。[6]因此，有理由相信企业上市后经营业绩应该较之前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7]Jain和Kini（1994）提出了IPO效应，即公司在通过IPO上市后往往难以维持其上市前的业绩水平，通常上市3-5年后企业的经营业绩就会显著下降。[8]Jensen和Meckling （1976）研究发行公司上市后，由于管理层所持有股份的占比明显下降，管理层与外部股东之间的委托问题更容易加剧，进而引发公司业绩下滑。[9]Teoh等（1998）的研究表明，为达到股票发行上市的目的，企业管理层可能进行的会计操纵行为，也是导致企业盈利能力在上市后出现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10]Papaioannou等（2003）则认为上市公司在IPO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择机行为，即企业通常会选择其经营业绩较高时上市，其显然的后果就是上市前的高业绩不可维持，表现为上市后企业经营业绩的明显下降。[11]
关于上市公司时间序列特征的研究并不多。Black（1998）提出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从时间的角度考察企业特征的变化规律，认为导致企业特征随时间变化的原因是融资选择限制、企业规模和生产效率等外部环境因素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存在显著差异，企业特征的时变规律具有外生性。[12]而Lemmon等（2008）基于美国1956年至2003年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由其初始资本结构决定，并呈现围绕其初始资本结构上下波动的特征。[13]周开国和徐亿卉（2012）以491家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初始负债率与上市后资本结构的关系，发现企业的初始资本结构显著影响未来的资本结构，表明资本结构确实存在内生性特征。[14]赵晶（2012）针对上海证券交易所2001―2007年间上市的公司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后公司价值随着时间变化呈现出典型的U型分布规律。[15]丁志国等（2012）认为企业上市后即使在发展的相同阶段且外部环境因素相对稳定条件下，企业的特征也可能存在内生性的时变规律。[16]丁志国等（2014）基于2003―2013年中国沪深A股市场上市公司研究发现，公司股利政策随上市时间变化呈现U型曲线特征，拐点大约出现在6年左右，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存在内生性的时间效应。[17]
不难发现，已有的研究已经在企业破产风险测度和预测方面给出了相对较为完整的理论分析体系和实证研究方法，但是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企业破产风险的刻画和预测的准确性，没有涉及破产风险特征在企业上市后随时间变化可能表现出的一般性规律问题。显然，上市后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因素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破产风险特征是否随时间变化仍然具有一般性的内生时变规律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科学问题。因此，本文基于中国A股市场全样本数据，采用横截面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实证判别上市后随时间变化企业的破产风险特征是否具有一般性的时变规律，并基于理论猜想分析上市公司破产风险的时变特征及其内生性的经济学原因。本文成果能够从理论上为破产风险研究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同时也能够为资本市场的不同参与主体提供更加科学的判别逻辑和更加严谨的分析依据。
一、上市公司破产风险时间效应的实证判别
（一）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基于现有的研究文献，描述破产风险特征的指标主要有财务信息、现金流信息和市场收益信息，而其中财务信息则是被学术界最广泛应用的指标。Beaver（1966）发现现金流量与负债总额的比率和资产负债率能够较好地判定公司的财务状况。[1]Altman（1968）提出的多元 Z值模型中使用了运营资本/总资本、留存收益/总资本、息税前收入/总资本、股票市场价值/总的账面负债以及销售收入/总资本等五个变量。[2]陈静（1999）发现流动比率和负债比率在预测公司ST方面误判最低。[5]因此，本文选取代表短期偿债能力的三个指标作为衡量企业破产风险特征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标记为LR）、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标记为QR]、运营资金与资产总额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资产总额，标记为WAR]。
鉴于考察企业破产风险特征随时间变化的一般性内生规律的研究目的，本文选取公司IPO之后的时间T作为解释变量，在季度数据中公司上市后的第一个完整季度T取值为1，上市后的第二个完整季度取值2，以此类推。并且，在样本筛选过程中对公司的上市时间点不进行区分，将不同年度上市的公司样本集合构成面板数据，从而消除不同年份的外部宏观经济因素对上市公司破产风险特征可能产生的影响，即选择面板数据的第一列均为IPO后第一个季度数据，而第二列均为IPO后第二个季度数据，以此类推。为了分析破产风险随企业上市时间变化可能存在的非线性时变规律，解释变量分别选取上市时间T的一次项和二次项，标记为T和T2。
由被解释变量的统计性特征可知，流动比率最小值为0.0177，而最大值为190.8692，速动比率的最小值为0.0127，最大值达到179.5783，表明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的波动非常大，而运营资金与资产总额比率的最小值为-4.0735，最大值为0.9717，相较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而言相对平稳。从不同的时点来看，上市公司随着上市时间的变化，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和运营资金与资产总额比率在上市后的1―9年期间持续下降，在上市后的9―12年期间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和运营资金对资产总额比率三个指标的数值停止下降，并有小幅度增长。上述统计结果过于粗糙和简单，无法准确考察样本内部的截面个体差异，因此需要?M一步采用实证分析模型进行科学判别。
本文拟采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模型测度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IPO之后公司破产风险的时间效应及内生性特征。基于时间和截面两个维度的数据信息，面板数据模型扩充了信息总量的规模和模型估计的自由度，有效避免了变量间多重共线性的影响，使模型估计的有效性得到提升，同时也很好地控制了个体之间的异质性问题，降低模型估计结果偏误的概率，提升了实证检验过程中参数估计的效果（Hsiao，2003）。[18]Mundlak（1978）认为，随机效应模型假设包含个体随机影响的全部回归变量外生，而固定效应模型则要求包含个体影响效果的全部回归变量内生。[19]Baltagi（2008）认为，如果数据样本随机地抽取自总体，则随机效应模型适用，而如果样本局限于特定个体，则固定效应模型适用。[20]显然，本文选取的是中国A股市场的全样本数据，并不涉及总体中随机抽取问题，因此适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1）
其中，i代表观测个体，t代表观测时间；Yit表示衡量公司破产风险特征的指标，分别为流动比率（LR）、速动比率（QR）和运营资金与资产总额比率（WAR）；T代表公司IPO后的时间，单位为季度、半年度和年度；β1、β2为解释变量系数，εi必须满足均值为0、同方差、相互独立，且必须与解释变量外生的特征。
不难发现，由于时间项T≥1，如果方程（1）中T和T2系数显著，则表明上市公司破产风险存在U型曲线的时变特征。而上述被解释变量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和运营资金与资产总额比率均与企业的破产风险特征属于反向关系。因此若系数估计值β2>0，表明企业破产风险特征服从“倒U型”曲线分布，即破产风险随着上市时间的推移先上升再下降；当β2
本文选取样本的时间区间为2003年3月至2015年6月，并剔除以下几类公司样本：金融类公司，上市不满3年的公司，财务数据披露不完整的公司，已退市的公司。数据样本最终获得了13期51家公司到48期1251家公司的平衡面板季度数据。截至2015年6月，上市周期至少13季度（3年）的公司有1251家，上市周期至少17季度（4年）的公司减少到1040家，而上市周期为48季度（12年）的公司仅为51家。本文数据频率分别选择了年度、半年度、季度，但由于篇幅限制原因，正文中仅给出季度数据的估计结果，频率为年度、半年度的数据实证结果将作为附表列出。样本数据信息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和万德Wind数据库。本文选用stata12.0软件进行模型的参数估计。
（二）实证结果分析
本文基于上市周期由13季度到48季度的36组面板数据，针对方程（1）进行回归分析，分别得出时间一次项和二次项的回归系数估计值及其显著性结果。此外，结果中还给出了检验固定效应的F统计量和检验方程总体显著性的F统计量及其显著性结果，估计结果参见图1。
由实证参数估计结果可知：（1）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估计结果中19个季度及以上数据样本的T和T2均显著，且T的系数符号为负，而T2的系数符号为正；运营资金对资产总额比率估计结果中从13个季度开始T和T2始终显著，且T的系数符号为负，而T2的系数符号为正。由于方程中的被解释变量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和运营资金与资产总额比率均是破产风险的负向指标，此结果说明公司的破产风险特征随上市时间变化服从倒U型曲线规律。（2）由8―12年的T和T2的系数估计结果，计算可知U型曲线在6.5年左右出现拐点。因为短周期数据的估计结果可能无法真实刻画曲线拐点的具体位置，因此本文选取长周期数据样本数据结果计算U型曲线的拐点位置。（3）13―18个季度样本数据估计结果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本文研究目的是判断企业破产风险特征的时变规律，而较短周期的数据样本无法真实地刻画变量的时间序列变化特征。（4）固定效应的F统计量和检验方程总体显著性的F统计量结果显示36组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均显著，且参数联合检验显著。（5）半年度和年度数据的估计结果支持上述实证结果，表明上述实证结果稳健。
因此，上市公司的破产风险特征随上市时间变化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曲线分布规律，先上升再下降，拐点出现在6.5年左右的时间位置，存在显著且稳健的时间效应。
二、上市公司破产风险时间效应的内生性判别
虽然，基于不同破产风险指标的实证检验结果均已稳健表明，上市公司的破产风险特征随时间变化呈现拐点为6.5年的倒U型曲线规律。但方程（1）仅仅是基于上市时间T作为单一变量得出的结论，并没有考虑上市公司破产风险的时变特征是否也有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鉴于本文实证判别结论的科学性和稳健性考虑，下面将引入可能影响上市公司破产风险时变特征的其他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进入方程（1），再次对上市公司破产风险特征的时间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进而考察上市公司破产风险时变规律的内生性特征。
（一）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已有的研究结论表明，财务状况、营运状况、盈利能力和公司属性等是可能影响上市公司破产风险时变特征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引入可能影响上市公司破产风险时变特征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如下：
1.公司规模（SIZE），以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表示。Titman和Wessels（1988）研究发现，规模大公司比小公司抵御风险能力更强，具有更小的破产清算概率。同时，大公司举债能力和提高负债比率的意愿更强，因此大公司偿债能力出现问题的概率应该高于小公司。[21]
2.长期偿债能力，选取资产负债率（LEV）刻画，具体采用资产总额与负债总额的比值来表示。一般来说，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越高，面临经营困境的可能就越大。但资产负债率提高意味着财务杠杆的提高，使得股东权益增加。
3.营运能力，选取总资产周转率（TAT）刻画，具体采用营业收入与资产总额的比例来表示。作为综合评价企业资产运营质量和效率的指标，总资产周转率越高表明其周转速度越快，营运能力也就越强，出现破产风险的概率越小。
4.盈利能力，选取总资产收益率（ROA）刻画，具体采用净利润与资产总额的比例来表示。总资产收益率是每单位资产创造多少净利润的指标，总资产收益率越大代表企业盈利能力越强，出现破产风险的概率越低。
通过对上述4个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发现：公司规模保持持续增长，公司总资产随上市时间的增加而逐步增加；资产负债率在上市后1―7年间显著上升，8―12年间保持平稳，说明在公司上市之初公司负债持续增加，长期偿债能力下降；总资产周转率上市后1―9年间显著上升，9―12年间呈现下降趋势；总资产收益率上市后1―7年间显著下降，8―12年间没有明显变化趋势。
在方程（1）的基础上加入上述外生控制变量，进一步判别上市公司破产风险的时间效应是否具有内生性特征，具体模型如下：
（2）
其中，i代表观测个体，t代表观测时间；Yit表示衡量公司破产风险的指标，分别为流动比率（LR）、速动比率（QR）和运营资金与资产总额比率（WAR）；T代表公司IPO之后的时间，频率为季度数据、半年度数据和年度数据；SIZEit、LEVit、ROAit、TATit分别代表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总资产收益率、总资产周转率；β1、β2、β3、β4、β5和β6分别为对应解释变量的系数，εi必须满足相互独立、均值为0、同方差，且必须与解释变量外生的特征。
（二）实证结果分析
加入控制变量后公司破产风险时间效应的实证参数估计结果表明：（1）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估计结果中，19个季度及以上数据样本的T和T2均显著，且T的系数符号为负，而T2的系数符号为正；运营资金与资产总额比率估计结果中，从13个季度开始T和T2始终显著，且T的系数符号为负，而T2的系?捣?号为正。说明即使加入了可能的影响因素后，公司破产风险特征随上市时间变化仍然服从显著的倒U型曲线规律。（2）由8―12年T和T2的系数估计结果计算可知，基于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模型的倒U型曲线的拐点位置略有提前，在5年左右，而基于运营资金与资产总额比率模型的倒U曲线的拐点位置略有推后，在6.8年左右。（3）由于13―18个季度的数据样本涵盖的时序信息较少，因为可能无法真实地刻画数据样本的时间序列特征，故其呈现出参数估计结果不显著的特征。（4）企业规模（SIZE）在基于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模型中24―48个季度系数显著且为负值，在其他时期内系数不连续显著且系数为正值；基于运营资金与资产总额比率模型13―48期系数均显著且为正值。由此可以看出公司规模对破产风险存在显著影响，但影响的具体方向在不同的模型中的估计结果不同，即实证结果存在模型依赖问题。（5）资产负债率（LEV）在三个模型中系数均显著且符号为负，说明破产风险随财务杠杆的增加而上升，与本文的基本预期一致，因为财务杠杆增加表明企业负债增加，因而破产风险上升。（6）总资产周转率（TAT）在基于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模型中，系数始终为负号，分别在19―46个季度和19―38个季度连续显著，说明总资产周转率增加，企业的破产风险上升。该结论与本文预期不同，可能是因为使用的破产风险衡量指标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与总资产周转率存在负向关系，当总资产周转率上升时，更多的资金被用于生产经营，故而使得短期流动能力下降。在基于运营资金与资产总额比率模型中，显著性不连续并发生影响方向变化的现象。（7）总资产收益率（ROA）在三个模型中均出现了显著性不连续且影响方向变化的现象，说明盈利能力与破产风险关系并不明显。（8）半年度和年度数据的估计结果支持上述实证结果，表明上述实证结果稳健。
因此可知，虽然企业规模和资产负债率显著地影响了上市公司的破产风险特征，但是破产风险的时变规律具有显著且稳健的内生性特征。
三、上市公司的破产风险存在具有内生性特征的时间效应
实证结果稳健表明：公司破产风险随着上市时间的变化服从倒U型曲线的时变规律，先上升再下降，在6.5年左右出现曲线的拐点，且上述时变规律具有稳健且内生的特征。因此，上市公司破产风险存在内生性时间效应。本文拟基于管理者上市亢奋的逻辑和视角，从理论上分析上市公司破产风险的时间效应及其内生性特征的存在原因：
第一，硬性上市条件约束促使公司上市初期所面临的破产风险相对较低。显然，交易所和监管机构已经就企业上市的标准做出了明确且严格的要求，其中财务与资本结构的严格要求势必会对公司管理者的行为形成强有力的硬性约束。因此，管理者进行冒险投资的冲动会得到有效的抑制，促使上市初期企业的资本结构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进而保证企业能够获得上市成功的机会，硬性上市条件约束的结果就是上市初期企业面临的破产风险相对较低。
第二，上市成功后管理者的上市亢奋会促使企业破产风险显著上升。作为企业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转折点，IPO成功后管理者会产生强烈的投资冲动，即上市亢奋效应。管理者的上市亢奋效应主要来自几方面原因：（1）上市成功直接刺激了管理者的投资冲动，一段时间以来为了谋求上市机会而被压抑的投资冲动得到宣泄的机会；（2）上市融资获得的充裕资金也会进一步强化管理者的投资冲动；（3）作为上市公司，企业的债权融资成本会出现显著下降；（4）IPO成功后由于声望的提升，信息获取的难度必然大幅降低，并且企业所面临的投资机会和选择也会明显多于从前。因此，IPO成功必然加剧管理者的投资冲动，诸多以往根本不会考虑的风险性投资项目上市后可能也会被管理者采纳，管理者的投资选择不再谨慎，过度投资行为十分严重，导致的结果就是企业的资本结构显著上升，企业面临的破产风险开始上升。
第三，资本结构与企业价值的互相推动效应也加剧了企业上市后破产风险的显著上升。上市初期管理者在上市亢奋的驱使下不断提高企业的资本结构，由于此时企业的资本结构普遍较低，因此在债权税盾效应的作用下资本结构的上升也会显著提升企业的价值。上升的企业价值使得企业融资的成本继续降低，再次促进管理者不断提高企业的资本结构，表现为上市后一段时间内企业的资本结构出现快速上升的现象，进而促使企业上市后面临的破产风险显著上升。
第四，企业价值增加与破产风险的权衡促使公司资本结构再度下降。由于企业债务存在税盾效应，更高的财务杠杆在增加公司价值的同时，也会因提高企业的破产风险因而降低公司的价值（Robichek和Myers，1966）。[22]当公司具有较小的财务杠杆时，公司价值与资产负债率之间关系为递增函数，但当企业的财务杠杆持续增加后，破产风险也随之持续增加，并与公司价值之间关系表现为递减函数，最终破产风险会导致公司价值开始逐渐降低。上市公司初期经历了上市亢奋导致的资本结构显著上升，上升的资本结构最初对企业的价值产生了显著的推升作用，但伴随着资本结构的上升也使得公司的破产风险显著增加，进而影响公司估值水平，同时公司的融资能力和融资成本也会因资本结构过高而受到显著影响，因此对管理者上市初期的投资冲动产生有效的抑制作用。因此，受融资成本上升和企业价值下降的共同影响，公司管理者无疑会再次选择降低资本结构，从而使得资本结构出现显著下降，并因此使得企业的破产风险也开始下降。
总之，企业上市初期通常出现资本结构显著上升的过程，但当资本结构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又开始转而进入下降过程，因此导致上市公司破产风险特征呈现显著的倒U型时变规律。因此，公司的破产风险特征随着上市时间的变化会表现出一般性的变化规律，即上市公司的破产风险存在具有内生性特征的时间效应。
结 语
（正文）风险投资是指把资金投向具有高速增长潜力的创业公司，通过协助企业发展使其资产增值，在适当时机以上市交易或转让企业股权的方式回收投资并获得高额资本收益。与传统投资相比，风险投资具有以高科技产业为投资目标、以资本增值而非企业分红为目的、以某些项目的高额回报补偿另一些失败项目的亏损等特点。风险投资自诞生以来，由于其在推动科技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及提高整个国家经济实力方面的巨大作用，迅速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和国外相比，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起步较晚，对风险投资的研究正处于初始阶段，而对于如何运用相关税收政策促进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正是从这个角度对如何运用税收政策扶持我国风险投资发展进行探讨。
一、税收与风险投资的相关性
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分配以多种形式与价格机制相互配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或决定着社会的投资方向和规模，各市场主体在其它市场条件和环境相同的情况下开展竞争时，税收负担的轻重和税收优惠的多少自然成为影响投资抉择的重要因素。实践中，税收政策从许多方面影响着风险投资，尤其表现在对风险投资预期收益的影响上。一般说来，风险投资者是否对高科技产业投资，取决于对风险投资的预期收益和投资风险的权衡，只有当预期收益大于风险的代价时，风险投资才会“介入”。而风险投资的预期收益和风险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的税收政策。当税收尤其是企业所得税减少了投资者的投资收益，降低了投资者的投资收益率时，投资者就会转向风险小、时间短的投资领域。结果，税收因减少了风险投资的收益而有利于安全投资，却不利于风险投资，从而制约风险投资企业的发展。若国家通过税收政策给予风险投资企业较多的税收优惠，使其承担较轻的税收负担，增加了投资者的税后利润和投资收益时，便会保护和调动风险投资的积极性，从而带来风险资本投入量的增加。而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必然会带动一大批配套产业、辅助产业或相关的新兴产业的问世。风险投资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税源，增加了国家的税收收入，同时也为政府制定更优惠的风险投资税收政策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我国风险投资税收政策的局限性
风险投资本质上是一种商业行为，而非政府行为。因此风险投资不能采取行政干预和政府包办的形式。但是风险投资又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它需要政府运用一系列的政策包括税收政策的支持与扶植。许多国家的实践也表明，一国政府可以不通过参与风险投资的直接管理，而是充分利用其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通过税收政策等手段调节投资风险收益，诱导风险投资，支持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
我国的风险投资业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90年代末全球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和新经济的浪潮，规模迅速扩大，风险投资公司的数量也迅速增加。为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我国政府还制定了一些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如，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自行开发的软件产品，按17％的税率征税，对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即征即退，用于研究开发软件产品和扩大再生产；企业所得税规定，企业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除可以直接列入当期成本费用外，增幅在10％以上的，还可以再加计扣除50％；新成立的高新技术企业从成立之日起免征所得税2年，等等。
上述税收优惠措施，对促进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虽说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现行税收政策中尚存在着一些制约风险投资事业发展的因素，主要表现在：
1．尚无明确的鼓励风险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公司的税收优惠政策
风险投资包括三个市场主体：风险投资者（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风险投资公司（具体运作风险资金的组织机构）和风险投资企业（风险投资的对象）。风险投资公司是连接风险资金与风险企业的中介，资金通过风险公司从投资者那里进入风险企业。为此，支持风险投资发展的税收政策应兼顾风险投资者、风险投资公司和风险企业这三个市场主体。而现阶段，我国为数不多的支持风险投资发展的相关税收政策则主要集中于风险投资企业方面，缺乏对风险投资者的税收优惠，也没有出台专门针对风险投资公司的税收支持政策和法规。比如实践中适用于个人风险投资者的个人所得税，采用的是超额累进税率，没有亏损前转和后转的优惠规定，这使得风险投资者在获得较高收益时，要适用较高的边际税率，承担较重的个人所得税负担；在亏损时则只能完全自己消化，而亏损对风险投资者来说，又是经常发生的。再如，目前实行的“股份制企业在分配股息、红利时应以派发红股的股票票面金额为收入额，按利息、股息、红利项目计征个人所得税”的政策，极大阻碍了个人及民间资本的注入。实际上，送红股只是将本来要分配的红利用以扩大再生产、再投资，从整体上说个人并没有获得现实的利益，这一政策不利于调动人们进行股票投资的积极性。还有国家对高科技企业在所得税上有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高科技企业的投资者却没有相关的优惠。这些政策都不利于发挥风险资金投资者的积极性。另外，对于风险投资公司也无明确的税收优惠政策，现在只能对应于《公司法》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的执行和享受有关税收优惠，而高新技术企业通常根据行业的不同，既有一般的税收优惠政策，又有特别的税收优惠技术处理规则，风险投资公司往往难以找到税收优惠方面的对接方式。
2．对风险投资对象----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尚不完善
高新技术企业是风险投资的主要对象之一。现行税制对高新技术企业虽然赋予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但尚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
首先，从增值税来看，生产型增值税有碍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一方面，购进固定资产所含税款不得抵扣，造成重复征税，从而加重了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负担；另一方面，无形资产和智力投入比例较高的高新技术企业，其产品附加值高，销售收入也较高，其消耗的原料较少，能够作为进项税额抵扣的数额较小，而投入较大的无形资产和技术开发过程中的智力投入却不能享受抵扣，因此，增值税负担较一般企业要重。
其次，从企业所得税来看，所得税优惠领域重科研成果环节，轻研究开发过程。现行所得税多是对投资收益的成果奖励，而事实上在风险企业投资研究阶段，其研究开发费用占企业支出的相当大部分，企业收益很少，此时更应该有税收的扶持。现行所得税优惠形式多重视采用税率式优惠（减免税收），轻视对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税基式优惠的运用。税率式优惠这种方式体现的是一种利益的让渡，强调的是事后优惠，只有企业取得利益时才能享受此种优惠，而风险投资本身风险就很大，没有利益就无法享受优惠，这难以适用风险投资企业的特点，很不公平。
3．现行税制体制下的重复征税，制约了风险投资的发展
从实践看，我国风险投资机构大都是依据现有的《公司法》采取公司制的组织形式。在公司制下，风险投资公司作为纳税主体，一旦公司出现利润就必须按照规定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税后利润无论是用来转赠资本，还是分配给股东，同样还需再缴一道所得税。也就是说，风险投资的收益，有一部分来自被投资企业，这部分收益在被投资企业已经交过税，但是计入风险投资后，仍然要再次缴纳个人所得税（投资者为居民个人）和企业所得税（投资者为法人）。这种重复征税无形中加重了风险投资业的税收负担，影响了风险投资业的发展。
三、进一步完善风险投资税收政策的建议
各国风险投资发展的实践表明，如果税收政策象对待普通投资行为那样对待风险投资，税收会侵蚀过多的风险酬金，风险投资的正常发展会受到抑制。风险投资需要税收的特别“扶持”，这主要表现为利用税收政策激励风险投资发展。许多国家对风险投资事业也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借鉴国外的经验，根据我国风险投资发展要求和具体国情，完善现行风险投资税收政策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建立健全风险投资税收法律体系
从国际税收实践看，发达国家均有一套较为完整的风险投资税收法律体系，对风险投资税收所涉及的风险投资主体、风险投资退出渠道、风险投资成果商品化及风险投资成果转化等各方面的税收问题，进行统一、规范调整，使整个风险投资税收有法可依。我国要实现风险投资税收服务于风险投资进步的目的，也必须建立健全风险投资的税收法律体系。包括制定《风险投资法》，以立法形式对风险投资的主体、风险投资退出渠道、风险投资成果转化等问题予以明确，并据此制定出《税收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的条例》，从而使得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的税收政策法制化、规范化。与此同时，还应该以《税收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的条例》为基础，辅之以其它税收法律法规，在风险投资发展的不同阶段，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即围绕风险资本市场、风险投资成果转让市场和风险投资人才市场等灵活制定税收优惠政策，以刺激市场主体对风险投资的投入。
2．对风险投资者实施税收鼓励，增加风险资金的供给
风险投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社会资本或民间资本为主，但由于风险投资具有投资大、周期长、高风险及收益滞后等特点，常常使得风险投资者望而却步，因此，需要用适宜的税收优惠措施来鼓励支持投资者参与风险投资，进而从供给的角度增加风险资金的来源。
纵观国外支持风险投资发展的税收政策，可以看到，其税收优惠措施比较全面，既考虑了对风险投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也注意到对风险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公司实施税收鼓励。如美国国内收入法第1224部分规定，对小型企业投入2．5万美元的投资者，在此项投资中遭到的任何资本损失，都可以冲抵其一般收入，从而减轻了投资者的税收负担，降低了投资风险。英国还有对风险投资者免征个人所得税的规定。各国实施的税收优惠措施对于推动个人资本流向风险投资企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根据我国实际，对风险投资者可以考虑的税收优惠措施：一是进一步完善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在个人所得税制中增加亏损结转的规定，这样即使投资者的投资失败，还可以通过亏损的前转或后转来弥补损失，以利于消除风险投资者的后顾之忧。为解决风险投资者在获得较高收益时，要适用较高的边际税率，而在亏损时则只能完全自己消化的问题，可以采取适当的优惠，即按照一定的期限（例如5年）确定该期限内每年的平均收益，根据该平均值选择适用税率，并计算出该期限内应缴纳的税款，比较投资者实际缴纳的税款额，多退少补。二是对从事风险活动的投资者所获得的收入在一定条件下免征或减征所得税。如对法人将风险资本金投资于高新技术的研发项目，可享受减征或兔征所得税的待遇；对投资者把从风险投资中取得的收益再用于风险投资，这部分收益应当免征所得税；对风险投资者发生亏损可以实行税收抵扣。三是对持有风险股票、符合时间要求的投资者来自风险投资的股息、红利免征个人所得税。四是对从事高科技开发的科技人员在技术成果转让和技术服务方面的所得，给予减征个人所得税的照顾，同时对这些人员的工资薪金所得，提高其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以体现政府对高科技人才的激励，从而促进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
3．对风险投资公司实施税收优惠，促进风险投资公司的发展
对风险投资公司实行税收优惠也是各国支持风险投资事业发展的一条渠道。如美国为鼓励小企业投资公司的成立，政府规定发起人投入1美元便可从政府得到4美元的低息贷款，以及可以享受特定的税收优惠。再如，法国对风险投资公司从持有非上市公司股票中获得收益或资本净收益可免交所得税，免税额最高可达收益的1／3。各国所采取的上述税收优惠措施，极大地促进了风险投资公司的发展。
我国应允许以各种形式成立风险投资公司，并逐步形成风险投资基金与风险投资公司配套运行。风险投资公司可以采取有限合伙形式，有限合伙的所得税由合伙人分别缴纳。属于自然人的合伙人，其投资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属于法人的合伙人，其投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对风险投资公司还可考虑从盈利年度起免征所得税3年，但在项目投资过程中，应该征收投资的技术进步税。对那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或国家先进水平的新建或技改项目，可征收低税率或免税，对技术落后的项目应征收高税率，以此来调动全社会向先进技术项目投资的积极性。
在风险投资的后续阶段，企业或项目在一定范围内有可能上市，对风险投资公司通过风险企业的股权转让的交易费用、印花税等应予以免税。
4．完善对风险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一、政治风险的含义、特征及管理
政治风险是指东道国国内的政治事件给跨国经营的民营科技企业的经济利益带来不利的可能性。这些事件通常包括：东道国政策的政权更替，东道国国内的社会动荡和暴力冲突，东道国与母国或第三国的关系恶化等。政治风险是企业在跨国经营中经常遇到的一种风险，这种风险不仅发生在广大的发展家，而且在发达国家也时常发生。例如，1980年，加拿大采取新的能源政策，将外国在能源方面的参与率从75%降到50%，从而急剧改变了它在石油中欢迎外国投资的传统做法，使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政治风险之所生产生，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企业与东道围的目标冲突。企业实行国际化经营，追求的是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并力图使自己的股东、供货商、用户和债权人满意，而东道国政府不仅关心本国经济的发展，还有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目标，因此双方经常发生目标冲突。如所有权与控制权，外资的流入与东道国资本的流出等；二是企业运营与东道国政府的规定冲突。为了达到国家的预定目标，东道国政府经常颁布一些和行政制度以限制其辖区内的企业运营。这些措施的实施常给外资企业带来风险。从其产生的原因可以看出，政治风险与东道国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及文化法律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民营科技企业投资者无法控制的风险。与其他经济风险相比，政治风险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征：
1.由一个国家的主权行为引起，与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政策和行业措施等国家行为有关。例如，一个国家的国有化措施，对外资的征用和没收，或者因外汇管制造成投资者利润无法汇出等风险。
2.由投资者无法控制的社会、种族冲突，宗教和内部纷争等非因素造成投资者的经济损失。
3.由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歧视性措施造成投资者的损失。这种风险多数有特定对象，有比较强的针对性。
由于民营科技企业从事的是投资大、收益高、风险大的行业，而到国外经营高科技产业风险会更大，因此，加强政治风险管理是民营科技企业从事国际化经营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问题。政治风险管理就是民营科技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对可能发生的政治事件进行评估，预测此类事件对企业利益的影响程度，确保企业利益不因此受损失或尽可能减少损失，并设法从中获益的过程。
二、政治风险的类型
政治风险种类繁多，可以按不同的标准划分，如按风险影响程度可分为宏观政治风险和微观政治风险。宏观政治风险是指对东道国的国内企业和外国企业都产生影响的政治风险；微观政治风险则是对某一行业、企业或项目产生影响的政治风险。按限制的措施可划分为差别性政策措施和经营性的限制措施。差别性措施就是对东道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的管理、要求大相径庭，如对外资企业实行价格歧视、严厉的进口管制等，经营性限制主要是限制外资企业资金的国际转移、硬性规定当地就业指标和销售价格等。按风险的大小程度则可分为以下四大类：
（一）非区别性干预
非区别性干预是指东道国政府为了实现既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目标而采取控制在本国的外资企业的干预措施。相对而言，非区别性干预是一种干预程度最低的措施，而且往往不特别地针对某一外资企业。这些干预措施具体表现为：（1）要求外资企业建立某些基础设施；（2）规定在其国内的外资企业的领导人或管理人员由本国公民担任；（3）确定有利于东道国税收的转移定价政策；（4）要求外资企业产品在当地的销价不能高于某一水平；（5）规定外资企业使用其东道国当地的零部件；（6）要求外资企业支付社会和经济上的附加费等。
（二）区别性干预
区别性干预是指东道国政府为削弱外资企业对本国同行业的竞争力，维护国内企业保持一些优势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区别性干预措施比较严厉，而且目的很明确。其表现形式有（1）仅允许合资经营，且合资企业中外国投资者所占比重不得超过规定的限度；（2）对外资企业征收附加税和附加的公共产品使用费；（3）在法律上歧视外资企业，公开或半公开地支持国民对外资企业的抵制活动；（4）误导外商投资效率不高的产业等。
（三）歧视性惩罚
歧视性惩罚是指东道国政府采取强烈的干预措施使外资企业处于无法赢利的状态，迫使其破产。其形式有：（1）东道国政府冻结外资企业的资金汇出并逐渐蚕食其资产；（2）征收高额税收或其他费用使其根本无利可图；（3）有意拖欠合资款项资金到位时间，延误工期；（4）宣称前届领导人签定了不公平的特许协议而拒不执行协议，从而给企业带来损失。
（四）剥夺财产
剥夺财产是指东道国政府对外资企业的资产实行征用或国有化。按照国际法，征用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力，但它必须以公平的市场价格、可自由兑换的化身给予被征用企业的投资者及时地补偿。然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充分、有效和及时的补偿通常是不可能实现的。一旦企业被征用，投资者将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失。国有化则指东道国政府对某一行业的所有外资企业进行有偿接管或无偿接管。例如1980年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后推行大产业国有政策，包括哪些含有外资的工业，给法国商务环境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外商利益因此受到巨大损失。
三、政治风险的管理策略
随着民营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不断发展，加强政治风险管理将成为企业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根据国外企业政治风险管理经验，笔者认为，民营科技企业要有效地实施政治风险管理，应尽快建立起一套包括投资前、投资中和风险发生后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具体包括投资前的预防性策略、投资中的分散策略和风险发生后的补救策略。
（一）预防性策略
预防性策略是指民营在从事国际化经营前，对东道国的风险进行评估，了解东道国政府有关高科技产业的财政政策及进行投资保险。
1.评估政治风险。为避免和减轻政治风险造成的损失，民营科技企业投资者应在投资前进行充分的政治风险评估。其程序一般是收集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水平和国际收支状况、政局稳定性、投资项目与东道国经济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资料；然后对数据资料进行、评估。其有实地考察法、听取专家意见、概率分析法和利用国际政治风险评估体系等。实地考察法是指民营科技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决策时，派遣高级管理人员到目标投资国做实地调查，通过现场参观和与当地政府官员、企业家的接触，了解该地区的投资环境和风险状况。由于实地调查所得到的一般为感性印象，加上还可能受当地宣传媒体和政府官员的蒙骗，因此不能仅以此调研材料进行政治风险评估；听取专家意见就是向外部专家，如外交官、商人、其他企业的管理者、记者、政治家等人士求救，还可以设立专门的专家咨询委员会，通过向专家咨询获得有关资料。国际上最流行的评价方法是欧洲货币政治风险方法，其评价结果值得我国跨国民营科技企业借鉴、。《欧洲货币》杂志定期向经济、政治、、外交、宗教等方面的著名专家征求各国的诸多政治或与政治有关的风险意见和看法，请专家对各个国家政治风险的3项重要指标（分析指标、信用指标和市场指标）打分，每项指标还有许多分指标，如分析指标可以分为债务指标、经济状况、政治稳定等3项指标。《欧洲货币》杂志每年都要公布国别政治风险排序，因此，民营科技企业在从事跨国经营时可以从该杂志各年公布的材料中，找到目标东道国政治风险的变化情况并预测其政治风险。
2.了解财政金融政策及特许权协定。由于高科技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各国政府都十分重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一般都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财政金融政策和法规，对此，民营科技企业应有清楚的了解。特殊协定通常包括的有：允许资金汇回母国的规定等；征税方法，包括税率和税基的规定，是否需支付额外的社会费用，如社会保险费、福利费等，以及在东道国市场进行产品销售的定价权等；管理人员国藉的规定，禁止外国公司寻求其母国政府干预它与东道国之间纠纷的条款，关于引起贸易争端仲裁的条款。
3.投保政治风险。投保是一种比较积极的预防性对策。对于政治风险高的项目、企业可以进行投保，这样可以将政治风险转嫁给政府设定的保险机构，从而减少风险带来的负担。目前，许多国家对本国企业设在外国的资产均提供保险业务，具有代表性的有美国的外国私人投资公司（OPEG）和英国的伦敦劳埃德公司。美国外国私人投资公司对美在海外的私人新设的公司或新扩建企业，由于被征用或国有化、货币管制、战争、革命、起义等原因而遭到的损失进行赔偿，保险额一般在投资额的90%以内。伦敦劳埃德公司的业务中也承接投保政治风险，保险费率因地区和行业而异，通常保险金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的90%.我国应尽快成立专门从事政治风险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为跨国经营的海外企业提供政治风险保险，减少企业因政治风险造成的损失，有力地推动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发展。
（二）分散策略
民营科技企业在海外正式投资营运后，可采取以下策略分散、减少和降低政治风险。
1.雇佣当地人员参与企业的管理。目前东道国与外资企业的纠纷主要集中在管理人员的选择上。使用当地人作为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可以利用他们在当地的活动能力和，降低政治风险。但如果他们缺乏足够的经营才能和对企业的忠诚，企业就会蒙上经营上的损失，因此企业在挑选高层人员时应慎重行事。
2.实行融资多元化。主要形式有：（1）在当地举债。民营科技企业可用较少的股本和较多的当地举债进行经营。在东道国借入资金有两大好处：一是企业被国有化的政治风险可转嫁给当地政府和银行，二是可以降低外汇风险；（2）多渠道借款。如果民营科技企业必须利用外债融资，可向多个国家的银行借款。一家同时拥有多国债务的跨国企业，可降低政治风险，没有任何政府敢冒同时触犯数国利益的风险；（3）合资或所有权共享。与东道国私人或官方合资经营，可有效地规避当地的政治风险，因为当地政府顾及到本国利益而不会滥施权力。
3.控制关键技术等自主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决定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后劲的主要因素，也是其保持长期竞争优势的战略环节，牢固地控制自主知识产权，可以有效地防范政治风险的发生。可口可乐公司在这一点上做得最为成功：全球可口可乐子公司的业务主要是装瓶和销售，而可乐关键配方——浓缩液的开发和生产则完全由美国母公司控制。一百多年的实践表明，可口可乐的技术诀窍从未因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而泄露。
4.与多个国家的不同企业共同合作。民营科技企业在东道国。建立合资企业，还可以直接与东道国政府部门、私人企业创办合资企业，这样，东道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国际形象、地位，不可能对多国合资企业采取极端措施；为了国家的利益，东道国政府也不会对合资企业采取过火的行动。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东道国政治风险。
5.控制产品的营销渠道。民营科技企业保持对产品营销渠道的控制可以增加东道国征用或国有化的成本，迫使东道国维持与本企业的合作，从而达到分散政治风险的目的。美国联合果晶公司就曾使用过这一策略：它在拉美许多国家设立其香焦水果的生产基地，但将出口香蕉水果所必须的冷藏船从其生产基地分离出来，控制在公司手中，如果东道国没收其生产基地，也就失去了运输工具和分销渠道，使其没收得不偿失。
（三）补救策略
风险是一种客观存在，即使采取了投资前的预防性策略和投资中的分散策略，也不可能杜绝政治风险。一旦政治风险发生，民营科技企业可采用以下补救措施来减少政治风险带来的损失。
1.做好谈判工作。在东道国公布征用或国有化政策以后，如果发现所公布的政策有松动的余地，那么企业应积极与东道国政府进行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企业应尽可能地作出各种友好的姿态，要向东道国政府表明企业给当地的社会经济带来的好处，并适当做出一些让步。
2.争取支持。如果双方的谈判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企业就应该想办法争取外界的支持，以解决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包括：争取东道国反对党的同情、支持，寻求友好邻帮的调解和母国政府的干预。不过此策略的运用应谨慎小心。如果企业错误的估计了双方的力量对比和东道国的决心，就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