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与政治文化之关系，具有特殊的意义，虽然从政治角度来看文学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但在此之前还没有人专门从“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角度来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研究界曾出现过两种倾向，或是过分强调艺术对于政治的隶属关系，以至于常常出现以政治情绪化评判取代客观的文学研究的情况；或是有意无意忽略文学史上客观存在的政治因素对文学的影响，以至于难以对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作出客观的历史评判。要避免上述走极端的研究倾向，就必须真实客观地来看待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在以往学术界阐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最大的失误是并未真正弄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方式。人们虽然是明确意识到了政治维度，并试图加以描述，但在未真正搞清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方式之前，这种描述只能是简单地将文学现象与政治事件，将文学作品与作家的政治思想，将文学的内容与政治的历史进程生硬地直接对应或比附。而很少有人真正客观地去探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到底在哪些主要方面，到底以何种方式，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左右、影响乃至决定了文学的基本走向，或是构成了文学的基本的甚至是主要的特征。在这里，我们将“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引入文学史的研究之中，其目的无非是尝试着在政治与文学之间找到一条关系方式的桥梁。
“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一词是美国政治家阿尔蒙德(cabriel a. almomd)于1956年在《政治季刊》上发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时首先创用的。按照阿尔蒙德的理解，政治文化不同于明确的政治理念，也不同于现实的政治决策，它是作为一种心理的积淀，深藏在人们心中并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政治文化”在阿尔蒙德的观念中，是属于“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指涉着对政治行为和政治评价的主观取向。自从阿尔蒙德提出“政治文化”的概念以来，60年代西方的政治学者纷纷采用这一概念来解释政治体系中的政治行为及其变迁的趋向。当然，在具体使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时，不同的学者在理解上多少是有差异的。对“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种种阐释，包含着不同的研究者自身对此的理解，以及标明了他们各自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治文化是指，在一定文化环境下形成的民族、国家、阶级和集团所建构的政治规范、政治制度和体系，以及人们关于政治现象的态度、感情、心理、习惯、价值信念和学说理论的复合体。而狭义的政治文化则主要是指由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层面所组成的观念形态体系，也就是阿尔蒙德所谓的“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我们将主要地是在狭义上使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
我们关注“政治文化”问题，首先是因为“政治文化”这一问题所涉略的重心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谓的“政治”这一概念。按照以往我们通常对“政治”的解释，政治就是指“阶级斗争”。“其表现形式为阶级、政党、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关于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的活动。这些活动的实质是一定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政治属于上层建筑，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经济基础服务，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的另一解释，有时就是直接“指国事”（《辞海》）。我们从上述对“政治”的解释中所能领略的基本上是一种客观的外部的“活动”，人们的政治行为及其背后的心理动机等主观取向却无法得到强调。这样，当我们谈论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时，势必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客观“活动”的“政治”是如何与个人性、主观性很强的文学创作相关联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曾这样批评过机械唯物论的片面性，说它们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观方面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我认为，在以往的政治与文化关系研究中最常见的生搬硬套、乱贴标签等弊病也与此有关。而“政治文化”不同于明确的政治理念和现实的政治决策，它更关注的是政治上的心理方面的集体表现形式，以及政治体系中成员对政治的个人态度与价值取向模式。进入其研究视野的就不再是纯客观的“活动”，而且包括甚至主要关注政治行为的心理因素，如信念、情感及评价意向等。这对我们研究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确实是提供了绝佳的中介。政治固然有时可以直接干预文学活动，但最终“政治”进入“文学创作”活动乃至最终影响文学作品，却只能是通过“政治文化”这个通道来完成的。“政治”是以政治文化的方式对文学施加影响的，即民族、国家、阶级或集团等政治实体所建构的政治规范和权力机制，是通过营造成某种流行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政治感情来影响文学创作的，而文学创作反作用于政治也主要是通过这些政治文化方面来间接实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政治文化”是政治与文学之间关系方式的桥梁。在谈论从政治文化角度研究世纪文学时，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所谓的“政治”或“政治文化”只是一种研究的视角，而不是一种评价尺度，我们不是对文学是否与政治结缘来给与臧否，而是通过这一角度去接近对象的实际，从而对20世纪的许多文学现象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
由于20世纪不同年代的政治文化形势不尽相同，其文学与政治结缘的方式也不同。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政治文化形态去把握不同历史时期文学受制于政治的不同特点。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状况，从政治文化的社会形态来看，是属于非整合模式。所谓非整合模式，是指社会成员对官方政治价值取向以及政治操作方式普遍缺乏认同感。由于少数社会成员攫取过多的物质利益，普通民众付出的代价过高，因此下层对上层充满了报复心理，并且一遇机会就会付诸行动。民众的政治取向多倾注于对次级国家组织及团体的认同上。尤其是30年代国民党独裁政权建立后，实行了种种文化控制方略，这造成了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之间的紧张，引发了包括文化界、文艺界人士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最大程度上的不满情绪。由于文艺、文学在政治文化传播中作为传媒的重要地位，所以文艺、文学领域便成了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双方激烈争夺的战场。30年代作为权力客体的持不同政治见解的文学群体和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出版与言论的自由，无疑是针对国民党的限制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文化手段而来的。他们的文学主张虽各不相同，但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作为权力客体所持的反权力主体的政治意识。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构成了特殊的文学氛围，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生存和生产状况，产生了特殊的文学现象，并由此形成了文学发展在总体上的政治化趋向。这种政治化趋向具体体现为：第一，30年代文学群体多少在承担着“次级国家组织的团体”的功能，因而都明显呈现出“亚政治文化”形态。即所有重要文学群体在重大政治文化问题上均对统治者的主体政治文化取对立的或游离的态度；在其政治倾向上各文学群体都多少代表了各种不同的“政治利益”；每一文学群体内部在重要的文学观念上大体相一致，而这种一致性往往不是出自审美性追求，或可以说首先并非是出于文学的或学术的思考，而常常是从自身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出发，针对自身对当时政治文化形势的理解而采取的某种文学策略。第二，在30年代的文学论争中，各派所依据的常常是其政治文化立场，而文学自身的要求则往往被隐去。其间，备受重视的是说话人的政治态度，即站在何种立场上讲话，是论争各方最关注的。第三，30年代作家的文学选择明显受其政治意识的趋导，作家的政治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家们选取文学题材的眼光、处理题材的方式，以及观照问题的角度。第四，非官方的普遍的政治风气、政治需求和普遍的政治心态，导致了主导的审美倾向的形成，造成了某些特殊的文体形式的盛行，等等。
所谓半整合模式是指在同一政治体系下，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并不处于政治对抗之中，相反，社会成员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存在一定的协调机制，保持着一定的融洽和谐气氛；这种模式明文规定了各种民主程序，但法律本身不健全，法制常易被人治所取代。主流意识形态在一些场合下允许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存在，但总是伴随着前者对后者的严格的限制。例如中国50年代直至“文革”时期的状况。在这些年代里，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受到了严格的控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意识形态中被抬升到相当重要的位置。在这种半整合模式的政治文化氛围中，文学与政治结缘的方式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态势，大致体现为：一，由于政治权威对政治运行过程有相当的控制能力，因而在这样的年代中，文学群体的主流意识形态特征非常明显，任何文学组织都无一例外地被纳入政府的管理体系之中。这一方面使作家的生存等权利有了基本的保障，但另一方面，文学流派、文学社群的自由存在成了问题：从40年代解放区到建国后，诸多文学流派大量消失，仅有“山药蛋派”等个别流派因其最大程度上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契合而得以存在并发展，而各类文学社群组织则几乎都被全国唯一的各级作家协会所取代。二，文学被要求以意识形态工具的身份出现，文学不能自由传播任何非主流意识形态，即通常所谓的不允许“脱离政治”。这样，作家文学选择的空间就很小，他们要么放弃创作，如有一些在三四十年代知名的作家在建国后就选择了辍笔；要么就是自觉担当起这种工具的职责，许多作家作了顺应当时政治文化要求的选择，只不过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是顺应得好的，于是成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代言人，而另一部分人则总是因为难以完全顺应而苦恼于找不好自己的位置。三，文学观念的空前一致，即绝大多数文学主张、文学理论，基本上都是本源于对文艺政策而作的种种阐释，或者就是一定政策的直接的传声筒。与之相关的文学评价标准也主要是基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作品也常常是或从政治上找寻其可肯定之处，或从政治上找寻其该否定之处，而很少顾及作家的创作意图和愿望。其间，也会出现短暂时期的政治策略性的“松动”，如“百花文艺”时期和1962年“大连会议”前后等，但伴随而来的又常常会是更严格的限制。四，由于意识形态对普通民众的灌输力量，由此形成了相当浓厚的普遍的政治心态和政治风尚，这又直接导致了主导的审美倾向的形成，并导致了诸多特殊文体的流行。
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与政治文化之关系，具有特殊的意义，虽然从政治角度来看文学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但在此之前还没有人专门从“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角度来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研究界曾出现过两种倾向，或是过分强调艺术对于政治的隶属关系，以至于常常出现以政治情绪化评判取代客观的文学研究的情况；或是有意无意忽略文学史上客观存在的政治因素对文学的影响，以至于难以对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作出客观的历史评判。要避免上述走极端的研究倾向，就必须真实客观地来看待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在以往学术界阐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最大的失误是并未真正弄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方式。人们虽然是明确意识到了政治维度，并试图加以描述，但在未真正搞清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方式之前，这种描述只能是简单地将文学现象与政治事件，将文学作品与作家的政治思想，将文学的内容与政治的历史进程生硬地直接对应或比附。而很少有人真正客观地去探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到底在哪些主要方面，到底以何种方式，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左右、影响乃至决定了文学的基本走向，或是构成了文学的基本的甚至是主要的特征。在这里，我们将“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引入文学史的研究之中，其目的无非是尝试着在政治与文学之间找到一条关系方式的桥梁。
“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一词是美国政治家阿尔蒙德(cabriel a. almomd)于1956年在《政治季刊》上发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时首先创用的。按照阿尔蒙德的理解，政治文化不同于明确的政治理念，也不同于现实的政治决策，它是作为一种心理的积淀，深藏在人们心中并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政治文化”在阿尔蒙德的观念中，是属于“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指涉着对政治行为和政治评价的主观取向。自从阿尔蒙德提出“政治文化”的概念以来，60年代西方的政治学者纷纷采用这一概念来解释政治体系中的政治行为及其变迁的趋向。当然，在具体使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时，不同的学者在理解上多少是有差异的。对“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种种阐释，包含着不同的研究者自身对此的理解，以及标明了他们各自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治文化是指，在一定文化环境下形成的民族、国家、阶级和集团所建构的政治规范、政治制度和体系，以及人们关于政治现象的态度、感情、心理、习惯、价值信念和学说理论的复合体。而狭义的政治文化则主要是指由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层面所组成的观念形态体系，也就是阿尔蒙德所谓的“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我们将主要地是在狭义上使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
我们关注“政治文化”问题，首先是因为“政治文化”这一问题所涉略的重心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谓的“政治”这一概念。按照以往我们通常对“政治”的解释，政治就是指“阶级斗争”。“其表现形式为阶级、政党、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关于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的活动。这些活动的实质是一定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政治属于上层建筑，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经济基础服务，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的另一解释，有时就是直接“指国事”（《辞海》）。我们从上述对“政治”的解释中所能领略的基本上是一种客观的外部的“活动”，人们的政治行为及其背后的心理动机等主观取向却无法得到强调。这样，当我们谈论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时，势必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客观“活动”的“政治”是如何与个人性、主观性很强的文学创作相关联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曾这样批评过机械唯物论的片面性，说它们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观方面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我认为，在以往的政治与文化关系研究中最常见的生搬硬套、乱贴标签等弊病也与此有关。而“政治文化”不同于明确的政治理念和现实的政治决策，它更关注的是政治上的心理方面的集体表现形式，以及政治体系中成员对政治的个人态度与价值取向模式。进入其研究视野的就不再是纯客观的“活动”，而且包括甚至主要关注政治行为的心理因素，如信念、情感及评价意向等。这对我们研究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确实是提供了绝佳的中介。政治固然有时可以直接干预文学活动，但最终“政治”进入“文学创作”活动乃至最终影响文学作品，却只能是通过“政治文化”这个通道来完成的。“政治”是以政治文化的方式对文学施加影响的，即民族、国家、阶级或集团等政治实体所建构的政治规范和权力机制，是通过营造成某种流行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政治感情来影响文学创作的，而文学创作反作用于政治也主要是通过这些政治文化方面来间接实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政治文化”是政治与文学之间关系方式的桥梁。在谈论从政治文化角度研究世纪文学时，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所谓的“政治”或“政治文化”只是一种研究的视角，而不是一种评价尺度，我们不是对文学是否与政治结缘来给与臧否，而是通过这一角度去接近对象的实际，从而对20世纪的许多文学现象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
由于20世纪不同年代的政治文化形势不尽相同，其文学与政治结缘的方式也不同。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政治文化形态去把握不同历史时期文学受制于政治的不同特点。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状况，从政治文化的社会形态来看，是属于非整合模式。所谓非整合模式，是指社会成员对官方政治价值取向以及政治操作方式普遍缺乏认同感。由于少数社会成员攫取过多的物质利益，普通民众付出的代价过高，因此下层对上层充满了报复心理，并且一遇机会就会付诸行动。民众的政治取向多倾注于对次级国家组织及团体的认同上。尤其是30年代独裁政权建立后，实行了种种文化控制方略，这造成了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之间的紧张，引发了包括文化界、文艺界人士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最大程度上的不满情绪。由于文艺、文学在政治文化传播中作为传媒的重要地位，所以文艺、文学领域便成了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双方激烈争夺的战场。30年代作为权力客体的持不同政治见解的文学群体和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出版与言论的自由，无疑是针对的限制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文化手段而来的。他们的文学主张虽各不相同，但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作为权力客体所持的反权力主体的政治意识。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构成了特殊的文学氛围，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生存和生产状况，产生了特殊的文学现象，并由此形成了文学发展在总体上的政治化趋向。这种政治化趋向具体体现为：第一，30年代文学群体多少在承担着“次级国家组织的团体”的功能，因而都明显呈现出“亚政治文化”形态。即所有重要文学群体在重大政治文化问题上均对统治者的主体政治文化取对立的或游离的态度；在其政治倾向上各文学群体都多少代表了各种不同的“政治利益”；每一文学群体内部在重要的文学观念上大体相一致，而这种一致性往往不是出自审美性追求，或可以说首先并非是出于文学的或学术的思考，而常常是从自身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出发，针对自身对当时政治文化形势的理解而采取的某种文学策略。第二，在30年代的文学论争中，各派所依据的常常是其政治文化立场，而文学自身的要求则往往被隐去。其间，备受重视的是说话人的政治态度，即站在何种立场上讲话，是论争各方最关注的。第三，30年代作家的文学选择明显受其政治意识的趋导，作家的政治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家们选取文学题材的眼光、处理题材的方式，以及观照问题的角度。第四，非官方的普遍的政治风气、政治需求和普遍的政治心态，导致了主导的审美倾向的形成，造成了某些特殊的文体形式的盛行，等等。
所谓半整合模式是指在同一政治体系下，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并不处于政治对抗之中，相反，社会成员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存在一定的协调机制，保持着一定的融洽和谐气氛；这种模式明文规定了各种民主程序，但法律本身不健全，法制常易被人治所取代。主流意识形态在一些场合下允许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存在，但总是伴随着前者对后者的严格的限制。例如中国50年代直至“”时期的状况。在这些年代里，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受到了严格的控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意识形态中被抬升到相当重要的位置。在这种半整合模式的政治文化氛围中，文学与政治结缘的方式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态势，大致体现为：一，由于政治权威对政治运行过程有相当的控制能力，因而在这样的年代中，文学群体的主流意识形态特征非常明显，任何文学组织都无一例外地被纳入政府的管理体系之中。这一方面使作家的生存等权利有了基本的保障，但另一方面，文学流派、文学社群的自由存在成了问题：从40年代解放区到建国后，诸多文学流派大量消失，仅有“山药蛋派”等个别流派因其最大程度上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契合而得以存在并发展，而各类文学社群组织则几乎都被全国唯一的各级作家协会所取代。二，文学被要求以意识形态工具的身份出现，文学不能自由传播任何非主流意识形态，即通常所谓的不允许“脱离政治”。这样，作家文学选择的空间就很小，他们要么放弃创作，如有一些在三四十年代知名的作家在建国后就选择了辍笔；要么就是自觉担当起这种工具的职责，许多作家作了顺应当时政治文化要求的选择，只不过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是顺应得好的，于是成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代言人，而另一部分人则总是因为难以完全顺应而苦恼于找不好自己的位置。三，文学观念的空前一致，即绝大多数文学主张、文学理论，基本上都是本源于对文艺政策而作的种种阐释，或者就是一定政策的直接的传声筒。与之相关的文学评价标准也主要是基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作品也常常是或从政治上找寻其可肯定之处，或从政治上找寻其该否定之处，而很少顾及作家的创作意图和愿望。其间，也会出现短暂时期的政治策略性的“松动”，如“百花文艺”时期和1962年“大连会议”前后等，但伴随而来的又常常会是更严格的限制。四，由于意识形态对普通民众的灌输力量，由此形成了相当浓厚的普遍的政治心态和政治风尚，这又直接导致了主导的审美倾向的形成，并导致了诸多特殊文体的流行。
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与政治文化之关系,具有特殊的意义,虽然从政治角度来看文学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但在此之前还没有人专门从“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的角度来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研究界曾出现过两种倾向,或是过分强调艺术对于政治的隶属关系,以至于常常出现以政治情绪化评判取代客观的文学研究的情况;或是有意无意忽略文学史上客观存在的政治因素对文学的影响,以至于难以对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作出客观的历史评判。要避免上述走极端的研究倾向,就必须真实客观地来看待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在以往学术界阐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最大的失误是并未真正弄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方式。人们虽然是明确意识到了政治维度,并试图加以描述,但在未真正搞清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方式之前,这种描述只能是简单地将文学现象与政治事件,将文学作品与作家的政治思想,将文学的内容与政治的历史进程生硬地直接对应或比附。而很少有人真正客观地去探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到底在哪些主要方面,到底以何种方式,到底在何种程度上左右、影响乃至决定了文学的基本走向,或是构成了文学的基本的甚至是主要的特征。在这里,我们将“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引入文学史的研究之中,其目的无非是尝试着在政治与文学之间找到一条关系方式的桥梁。
“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一词是美国政治家阿尔蒙德(Cabriel A. Almomd)于1956年在《政治季刊》上发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时首先创用的。按照阿尔蒙德的理解,政治文化不同于明确的政治理念,也不同于现实的政治决策,它是作为一种心理的积淀,深藏在人们心中并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政治文化”在阿尔蒙德的观念中,是属于“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指涉着对政治行为和政治评价的主观取向。自从阿尔蒙德提出“政治文化”的概念以来,60年代西方的政治学者纷纷采用这一概念来解释政治体系中的政治行为及其变迁的趋向。当然,在具体使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时,不同的学者在理解上多少是有差异的。对“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种种阐释,包含着不同的研究者自身对此的理解,以及标明了他们各自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政治文化是指,在一定文化环境下形成的民族、国家、阶级和集团所建构的政治规范、政治制度和体系,以及人们关于政治现象的态度、感情、心理、习惯、价值信念和学说理论的复合体。而狭义的政治文化则主要是指由政治心理、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层面所组成的观念形态体系,也就是阿尔蒙德所谓的“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我们将主要地是在狭义上使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
我们关注“政治文化”问题,首先是因为“政治文化”这一问题所涉略的重心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谓的“政治”这一概念。按照以往我们通常对“政治”的解释,政治就是指“阶级斗争”。“其表现形式为阶级、政党、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关于国家生活和国际关系的活动。这些活动的实质是一定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政治属于上层建筑,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为经济基础服务,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的另一解释,有时就是直接“指国事”(《辞海》)。我们从上述对“政治”的解释中所能领略的基本上是一种客观的外部的“活动”,人们的政治行为及其背后的心理动机等主观取向却无法得到强调。这样,当我们谈论政治与文艺的关系时,势必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客观“活动”的“政治”是如何与个人性、主观性很强的文学创作相关联的?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曾这样批评过机械唯物论的片面性,说它们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观方面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我认为,在以往的政治与文化关系研究中最常见的生搬硬套、乱贴标签等弊病也与此有关。而“政治文化”不同于明确的政治理念和现实的政治决策,它更关注的是政治上的心理方面的集体表现形式,以及政治体系中成员对政治的个人态度与价值取向模式。进入其研究视野的就不再是纯客观的“活动”,而且包括甚至主要关注政治行为的心理因素,如信念、情感及评价意向等。这对我们研究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确实是提供了绝佳的中介。政治固然有时可以直接干预文学活动,但最终“政治”进入“文学创作”活动乃至最终影响文学作品,却只能是通过“政治文化”这个通道来完成的。“政治”是以政治文化的方式对文学施加影响的,即民族、国家、阶级或集团等政治实体所建构的政治规范和权力机制,是通过营造成某种流行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政治感情来影响文学创作的,而文学创作反作用于政治也主要是通过这些政治文化方面来间接实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政治文化”是政治与文学之间关系方式的桥梁。在谈论从政治文化角度研究世纪文学时,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所谓的“政治”或“政治文化”只是一种研究的视角,而不是一种评价尺度,我们不是对文学是否与政治结缘来给与臧否,而是通过这一角度去接近对象的实际,从而对20世纪的许多文学现象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
由于20世纪不同年代的政治文化形势不尽相同,其文学与政治结缘的方式也不同。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政治文化形态去把握不同历史时期文学受制于政治的不同特点。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状况,从政治文化的社会形态来看,是属于非整合模式。所谓非整合模式,是指社会成员对官方政治价值取向以及政治操作方式普遍缺乏认同感。由于少数社会成员攫取过多的物质利益,普通民众付出的代价过高,因此下层对上层充满了报复心理,并且一遇机会就会付诸行动。民众的政治取向多倾注于对次级国家组织及团体的认同上。尤其是30年代国民党独裁政权建立后,实行了种种文化控制方略,这造成了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之间的紧张,引发了包括文化界、文艺界人士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最大程度上的不满情绪。由于文艺、文学在政治文化传播中作为传媒的重要地位,所以文艺、文学领域便成了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双方激烈争夺的战场。30年代作为权力客体的持不同政治见解的文学群体和个人,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出版与言论的自由,无疑是针对国民党的限制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文化手段而来的。他们的文学主张虽各不相同,但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作为权力客体所持的反权力主体的政治意识。3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构成了特殊的文学氛围,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生存和生产状况,产生了特殊的文学现象,并由此形成了文学发展在总体上的政治化趋向。这种政治化趋向具体体现为:第一,30年代文学群体多少在承担着“次级国家组织的团体”的功能,因而都明显呈现出“亚政治文化”形态。即所有重要文学群体在重大政治文化问题上均对统治者的主体政治文化取对立的或游离的态度;在其政治倾向上各文学群体都多少代表了各种不同的“政治利益”;每一文学群体内部在重要的文学观念上大体相一致,而这种一致性往往不是出自审美性追求,或可以说首先并非是出于文学的或学术的思考,而常常是从自身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出发,针对自身对当时政治文化形势的理解而采取的某种文学策略。第二,在30年代的文学论争中,各派所依据的常常是其政治文化立场,而文学自身的要求则往往被隐去。其间,备受重视的是说话人的政治态度,即站在何种立场上讲话,是论争各方最关注的。第三,30年代作家的文学选择明显受其政治意识的趋导,作家的政治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家们选取文学题材的眼光、处理题材的方式,以及观照问题的角度。第四,非官方的普遍的政治风气、政治需求和普遍的政治心态,导致了主导的审美倾向的形成,造成了某些特殊的文体形式的盛行,等等。
所谓半整合模式是指在同一政治体系下,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并不处于政治对抗之中,相反,社会成员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存在一定的协调机制,保持着一定的融洽和谐气氛;这种模式明文规定了各种民主程序,但法律本身不健全,法制常易被人治所取代。主流意识形态在一些场合下允许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存在,但总是伴随着前者对后者的严格的限制。例如中国50年代直至“文革”时期的状况。在这些年代里,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受到了严格的控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意识形态中被抬升到相当重要的位置。在这种半整合模式的政治文化氛围中,文学与政治结缘的方式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态势,大致体现为:一,由于政治权威对政治运行过程有相当的控制能力,因而在这样的年代中,文学群体的主流意识形态特征非常明显,任何文学组织都无一例外地被纳入政府的管理体系之中。这一方面使作家的生存等权利有了基本的保障,但另一方面,文学流派、文学社群的自由存在成了问题:从40年代解放区到建国后,诸多文学流派大量消失,仅有“山药蛋派”等个别流派因其最大程度上与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契合而得以存在并发展,而各类文学社群组织则几乎都被全国唯一的各级作家协会所取代。二,文学被要求以意识形态工具的身份出现,文学不能自由传播任何非主流意识形态,即通常所谓的不允许“脱离政治”。这样,作家文学选择的空间就很小,他们要么放弃创作,如有一些在三四十年代知名的作家在建国后就选择了辍笔;要么就是自觉担当起这种工具的职责,许多作家作了顺应当时政治文化要求的选择,只不过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是顺应得好的,于是成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代言人,而另一部分人则总是因为难以完全顺应而苦恼于找不好自己的位置。三,文学观念的空前一致,即绝大多数文学主张、文学理论,基本上都是本源于对文艺政策而作的种种阐释,或者就是一定政策的直接的传声筒。与之相关的文学评价标准也主要是基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作品也常常是或从政治上找寻其可肯定之处,或从政治上找寻其该否定之处,而很少顾及作家的创作意图和愿望。其间,也会出现短暂时期的政治策略性的“松动”,如“百花文艺”时期和1962年“大连会议”前后等,但伴随而来的又常常会是更严格的限制。四,由于意识形态对普通民众的灌输力量,由此形成了相当浓厚的普遍的政治心态和政治风尚,这又直接导致了主导的审美倾向的形成,并导致了诸多特殊文体的流行。
关键词：社会矛盾研究法；中学英语；文化教育；矛盾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闪烁着独特的光彩，为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而现如今，随着与时俱进的发展，矛盾特殊性理论在各领域实践中，特别是英语教育领域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结合自身研究领域，总结、坚持这一理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社会矛盾的特殊性理论的发展和含义
矛盾特殊性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有它深刻的历史根源。马克思所著《资本论》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特殊性，为认识和研究矛盾特殊性理论提供了指导原则。马克思把从特殊性出发作为重要的思维方法之一，他说：“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1]马克思、恩格斯总是把矛盾的特殊性作为运用一般原理的根据，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要以历史条件为转移。马、恩一再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
用中国革命经验把矛盾特殊性理论系统化，是同志对唯物辩证法理论的重要贡献。他指出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研究它的特殊性，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把这一理论同实践、同调查研究密切结合，灵活运用。
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理论，概括起来主要有社会矛盾普遍存在，但每一矛盾又是具体的、特殊的，研究社会矛盾必须注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社会矛盾特殊性的分析方法概括起来有四种：1、注重研究不同领域矛盾的特殊性。要求研究者从自身的学科领域出发，挖掘领域的特点，具体分析学科的特殊性，找出该领域的科学本质。2、注重研究过程和阶段矛盾的特殊性。重视事物的每一过程根本矛盾的特殊性和它显现出的阶段性。3、注重研究矛盾各个方面的地位和作用的特殊性。4、注重研究矛盾性质和矛盾斗争形式的特殊性。视具体情况，采取利益调节、统筹兼顾、彻底革新等方法解决。
2 中学英语文化教育现状及加强贯彻社会矛盾研究
对于英美文化教育，人们已达成了一致意见，认为应在语法词汇教学过程中教授文化知识，这毋庸置疑。然而怎样教，才能让学生更了解，更熟悉地掌握并运用文化知识，以及怎样更好的融合语言和文化知识，目前还有待深入探索。
在中学英语中，教师们对于文化导入的问题颇有争议。对于基础教育阶段中文化导入的内容，各专家学者各持己见。以吕必松、赵贤洲、张占一为代表的学者主张将文化教学的内容分为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两类。这些文化之间有十分复杂的相互关系，做这些划分是为了实际教学的需要。然而，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目标和环境，还需要适当地选择相关的文化细节，因此要求我们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就需要我们加强贯彻社会矛盾研究法，对英语学科的教学对象、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环境之特殊性深入分析，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
3 如何利用矛盾特殊性研究方法具体分析中学英语文化教育
1、英语学科领域的特殊性
在过去几十年里，我国的外语教学研究对国外外语教学理论引进、吸收和应用。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在外语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和教师意识到，国外的理论虽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但是中国的外语教学实践更需要自己的教学理论为指导。英语学科的特殊性在于它所面对的对象、语言环境都截然不同。这些因素对语言学习影响颇深，而主要原因是母语语言结构和文化背景导致学习者语言文化知识的障碍。[4]这些母语和英语的矛盾具有自身特殊性，因此，掌握这一特殊性对于解决学习者的语言文化知识有其必要性。
2、中学英语文化教育的阶段性特征
从纵向看，中学英语文化教育有其必然性和可能性。首先，学习对象不同。学习对象处于中学阶段，从自身发展阶段而言，他们经过了十几年的母语文化知识学习，对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都有所了解，开始抽象的认知阶段。加之，这一阶段正处于思维由具象到抽象过度阶段，对外国文化知识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因此，他们的身心发展特点有其自身的阶段性特征。其次，英语语言知识阶段不同。在此阶段，中学生或多或少有一定二语知识的基础，有的甚至掌握了部分语法知识，有较好的二语语感，因此，在学习语法及词汇的过程中，应增加文化教育，加强文化意识的培养。再次，现有语言知识储备有其阶段性。因母语的系统性学习和习得的特点，中学阶段学生在母语方面已有较多知识，他们学习的母语结构、词汇和文化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二语的掌握。如拼音和语言表达方式对孩子的二语学习更有其负面影响，而在此阶段，两种语言知识的碰撞和青春期的躁动使得这一矛盾更加突出。
不同领域的特殊矛盾构成某一门科学的特殊研究对象，例如英语研究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听说读写各技能、中国和西方国家文化等一系列矛盾。如不重视研究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事物的特殊本质，无从发现事物发展的特殊原因，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特殊领域，也就无法进行科学研究。作为一名英语研究者，理应理性分析英语学科中存在的矛盾。
3、注重研究英语文化教学矛盾各个方面的地位和作用的特殊性。
中学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从横向角度看矛盾重重，如：学习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的矛盾、母语和外语文化和语言结构之间的矛盾等、学生身处的母语文化背景和二语文化知识掌握的矛盾。首先，是英语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的矛盾。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的部分，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底座。从它们之间的关系可得出，文化和语言相辅相成，必须在学习语法词汇的基础上学习文化知识，对文化知识的兴趣也可激发英语学科的兴趣。其次，语言教学的环境不同。外语使用的环境、师资、教学方法的不同对目标语输入的数量和质量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人学习英语的目的与其他国家的外语学习者不同，因此，强调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语教学理论完全是必要的。只有建立在坚实的调查研究和实验基础上的外语教学理论才有真正的说服力和生命力。在分析的时候，必须注意这一中国国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对症下药，得心应手。
4 结语
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分析法在当代英语学科探究中具有其特殊的指导意义，坚持这种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 有助于我们大胆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二语教学经验， 有助于不断总结和提炼中国的外语教育经验和发展模式。本文以矛盾特殊性角度分析了中学英语文化教学的特殊性，从纵向、横向根据教学对象的特点、教学环境特殊性和中国文化的特点全面分析了文化教学的特点，希望可以更加准确地了解中国文化下英语学科中文化教学需注重的方面，加强促进学生掌握西方文化，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1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
一、当前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问题的主要表现
1.教学方法和手段落后
当前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仍旧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模式，教师占有绝对的主导权，学生只能够被动接受，参与翻译实践活动的机会非常少，不利于学生翻译能力的提升。
2.英语“双师型”教师缺乏
当前从事英语翻译教学的教师，大多数都不是翻译专业出身，对于文学翻译理论知之甚少，更不能够拥有丰富的翻译实践操作，同时还没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和扎实的批评功底，不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榜样”和“引导”作用。
3.英语课程系统设置欠妥
英语课程系统设置不够合理、科学，致使大学生双语基础不扎实，汉语知识欠缺，更不会有相应的补救措施。
4.翻译学科评价体系单一
评价是整个教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由于翻译学科评价单一，不科学，不利于调动学生参与翻译实践活动的积极性。
二、从文学翻译培养的角度看英语翻译教学改革及对策
1.注重中国文化和文学，培养高校学生良好的汉语功底
当前，大部分师生都认为英语翻译理论知识和英语翻译技巧才是学习的主题，必须要给予高度的重视，至于我国民族文化学习被忽视，造成了当前中国文化被边缘化的现象却被忽视了。当代大学生能够用英语将西方节日说出，却不能够运用英语将中国的端午节表达出来；会用英语说出汉堡包、麦当劳，却不能够用英语将中国的主食馒头、米饭等表达出来，概括来讲就是患上了“中国文化失语症”。“中国文化失语症”已经引起了广大学者的注意，通过查阅文献，关于“中国文化失语”相关研究非常多，且都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作为当代英语教师，要开展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时，要注重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渗透，为中国培养出具有文化素养的翻译人才。
2.构建科学英语翻译课程体系，渗透中国文化素养
（1）保证学生语言输出与输入的平衡与互动
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都较为注重学生的输入性教学，而忽视学生的输出性教学，导致学生张口说英语的能力低下，不利于锻炼和提升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英语翻译教学就是输出性教学的一种，因此将中国文化渗透进来，不仅能够使学生感受到汉语言的魅力，还能够补充英语语言文化的不足，为学生营造“讲英语”的氛围。
（2）构建“问题式”的翻译教学模式
大多数学生反映翻译教学较为枯燥，且难度较大，因此，教师可以采用“问题式”翻译教学模式，始终贯彻“以生为本”的教学理念，创设恰当的翻译任务，选择典型的范例，使学生进行自主翻译，而教师给予及时点拨和点评，促使学生的翻译水平得到提升。
（3）完成“终结性”评价向“形成性”评价的转换
评价对于师生来讲都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于学生来讲，因为每位学生都希望得到教师的认可与肯定。因此，教师要构建科学、合理、多样化的评价体系，促使评价完成由“终结性”向“形成性”转化，加大学生平时翻译实践的分值比重。翻译实践要侧重向文学翻译倾斜，引导学生欣赏“英”“汉”两种语言的美，掌握两种语言表达的特点和区别。
3.构建高质量的“双师型”英语翻译教师队伍
关键词:外商投资产业结构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之一，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资吸收国，2003年，我国吸收外商投资达到540亿美元。外商投资的大量涌入，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外资充分利用我国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投资传统产业和相关产业,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1外商投资带来大量新产品和新技术，形成了新的产业
外商投资企业中，技术水平普遍高于国内原有水平。例如，北京市的一项调查表明，北京市工业系统的外商投资项目中，81%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使这些企业技术水平提高了15年左右。北京GE航卫的CT机令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生产水平前进了30年，上海英特尔引进了全球性能最优的台式机微处理器封装与测试生产设施。这种情况不仅在机电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普遍存在，而且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也较为普通，在轻纺等行业中从事外来加工贸易的企业，其技术水平、产品档次远远高于原来的国内企业。
最好的例子就是我国IT产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外商来华投资于IT制造业，其中既有INTEL、IBM、NOKIA等著名跨国公司，也有大量“隐姓埋名”为跨国公司从事OEM生产的台资企业，使得我国从一个电子工业相对落后的国家迅速崛起为世界IT产业最重要的硬件制造基地之一，对国际IT产品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外商投资促使了出口产品种类增多，结构优化
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是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表现，出口产品结构是产业结构的外在反映。过去10年，我国外商投资产品结构的动态优化趋势十分明显。早期我国外商投资以纺织、服装、玩具、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商企业来华投资，机电产品的比重越来越高。2002年，外商出口机电产品1169.93亿美元，占外商出口产品总额的65%，占全部机电产品出口的74.3%。外商出口产品中，计算机、通讯设备、视听产品占有重要的地位。2002年，外商出口高新技术产品606.26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6.2%。
3外商投资提高技术开发能力，促进了技术进步
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与管理“外溢效应”通过三种途径促进了相关工业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第一条途径是产品的扩散与竞争，由于大量外资企业是兼顾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由外资企业带来的大量新产品投入国内市场，一方面培育了国内需求，另一方面也为国内企业开发与生产同类产品提供了示范，移动通讯市场的扩张与制造业的发展就是明证。第二条途径是外资企业对配套企业的订货要求与技术支持，大大提高了国内配套企业的技术水平与产品质量，使其产品能够达到国际市场的要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资企业国内增值率和国内采购不断提高，形成了跨区域的采购网络，同时，在我国沿海地区形成了一些产业特征明显的产业聚集带。第三途径就是技术与管理人员的流动，传播了先进的技术与管理。广东省通过与外资合作，结合广东的实际，建立了一条依据国内大中型企业建立技术中心，使大部分科技活动进入企业的科技体制改革之路。这种科技生产一体化适应机制开始与发达国家现行机制相接近，成效显著，使广东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企业的科技活力有了明显的提高。
4外商投资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外商投资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飞速发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了高速增长。1998～2002年，高新技术产业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超过24%，高出全部工业产值15个百分点，对工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5%，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占全国出口额的比重上升到25%左右。2002年，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工业生产值突破2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3.26%，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达677亿美元，增长45.7%，高出全国外贸出口增幅达23.4个百分点，其中，外商投资占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的一半以上，占申请专利数的2／3，占出口值的3／4，这个趋势随着我国外资引进的不断增长而加速发展。
5外商投资促进了产业结构整体上的升级换代
产业结构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产业内部农业、工业、第三产业这三大产业的比例关系。改革开放以前，我国虽然经过40多年的发展建设，三大产业的结构比例沿着世界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发展，即农业比重下降，工业比重上升，第三产业开始发展，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我国产业结构仍然低级、僵化，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以后，外资的大量涌入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换代，三大产业的结构比例已越来越符合世界产业经济发展的先进水平。其具体表现是，农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迅速下降，农业结构调整和质量的提高成为农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工业继续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且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以轻工业为主导、90年代加快基础工业的发展以后，轻重工业之间、加工工业与基础工业之间不协调的矛盾得到基本解决，提高工业产品国际竞争力、改善国际分工地位和促进工业结构升级成为工业发展的主要矛盾；第三产业主要是交通运输及邮电通信业、建筑业得到较快发展，交通运输对国民经济的瓶颈制约得到缓解。
外商投资对我国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的变化影响也很大。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广东省产业结构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广东省依托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首先成为了香港密集性产业外迁的首选之地，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经营模式，即生产在广东，决策、销售、设计在香港等地，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三来一补”则成为广东农村工业发展的主要形式，初步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家电业。与此同时，广东依托港资成为全国出口加工和转口贸易的重要基地。90年代中期以后，广东承接全球信息技术浪潮，大力改造原来的工业结构，在台资的带动下，一些地方如东莞等地迅速实现了由传统产业向信息产业的转移，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电脑外设生产基地。据统计，改革开放20年来，广东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30％为外商投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外资经济占到整个地区经济的80％以上，外商投资成为了广东产业结构升级与优化的重要原因。
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据统计，上海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额每增加100亿美元，上海市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将下降0.217％，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将下降2.92％，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将上升3.12％。
近年来，江苏省的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迅速崛起，大有赶超广东之势，这与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入是有密切关系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江苏省许多地方利用毗邻上海的区位优势、优惠政策，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苏州工业园、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都成为吸聚外资的典型。一些港台企业移资北上，台湾的几大电脑以及电脑相关设备厂商都开始在江苏投资，从1991～2001年，台商总共投资江苏427.6万美元，其中投资电子及电器产品制造业166.9万美元，占总投资的39％。有人预计，三年之后苏州可能取代东莞成为世界电脑硬件生产的首要中心。与此同时，许多跨国公司进入江苏，进行投资，带动了江苏产业结构的升级，如菲利普、西门子、富士通、东芝、爱立信、三星等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在江苏电子行业投资了31家企业，协议外资金额达5.85亿美元，仅荷兰菲利普公司就投资了5家企业。超级秘书网
综上所述，外商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作出了重大贡献，这对我国经济发展较落后的省份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演进是很有指导意义的。以湖北省为例，近几年来，湖北省吸引的外资大量增加，2000年达到了9.4亿美元（直接投资），但与我国经济较发达的省份和地区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重要促进力量，湖北省要想提高本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必须下大力气，改善投资环境，硬软件措施相配套，加强吸引外资，使外资输入的规模和质量上一个档次和台阶，以促进湖北省的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促进湖北省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婧．加工贸易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J].统计与决策，2004(4)
2田素华．外资对东道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4(2)
[关键词]英语语言文学 多维视角 哲学角度 政治经济角度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9-0035-01
英语作为世界一种重要的交流沟通手段，越来越受到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关注。英语语言文学的研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在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人类在交流沟通的过程中，语言作为重要媒介，大部分问题都必须靠语言进行解决。特别是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言，对于国家之间的沟通、减缓矛盾冲突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现阶段对于英语语言的研究工作，不仅仅限于交流与沟通浅层面，英语语言文学的研究工作应该注重英语语言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内容、英语语言的深度与广度之间的问题。研究人员应该不断拓展研究的视角，实现英语语言学研究的多为角度，推动英语语言文学的不断发展。
一、为什么要进行英语语言学研究的多维角度研究
（一）英语语言学进行多角度研究重要性
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语言是由人类进行发明创造的，但是语言又制约着人类的活动，这种相互制约的关系不断推动语言学的发展。近几年来，学术界对于语言文学研究方面工作不断深入，但是真正结合实际进行创新的著作寥寥可数。大部分研究论文的研究角度过窄，不注重与实际相结合。英语语言学研究过程中，必须反思这种行为，要能够把握学科的主要思想内容，又要注重与实际相结合。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多个角度研究英语语言学。新时期的英语语言学研究工作，必须重视与其他学科进行融合发展，实现研究的多为角度。
（二）为何进行英语语言学进行多角度研究
从语言发展历史层面来说，语言发展一直都有其独特的地域性、种族性。语言发展形成可以代表着一个民族、国家的独立。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开始注重与其他学科进行融合发展最早是在20世纪初期阶段。英语语言学产生于英语民族与国家，对于英语国家来说研究本民族自己的语言应该是相当得心应手的。对于我国研究人员，在进行英语语言学研究过程中，必须注重与实际相结合，将英语语言学研究拓展到各个领域，进行学科的综合研究。现阶段，仅仅只是将英语语言作为沟通交流工具已经远远不够，必须联系实际，进行多角度的研究。例如英语词汇的发展：脸书facebook、博客blogs等。由此可以看出，英语语言的多样性多角度发展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二、英语语言学进行多维角度研究探析
（一）从哲学角度研究
哲学是人类看待世界发展的一种方式、方法。语言与哲学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学术界许多学者在进行语言方面研究的时候，都会从哲学的角度进行探析。可以说，将英语语言从哲学角度进行研究是一项伟大尝试。20世纪初，英国一位语言哲学家就提出要将语言学问题引入哲学命题。从此，学术界开始重视语言研究的哲学性，这不仅仅为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更为语言学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英语语言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论述。一般来说，应该从哲学角度进行研究，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类有意识无意识的活动都是受到哲学影响，人类社会的活动都可以从哲学角度进行论述。英语语言作为一种古老的语言，具有极其深厚的语言魅力。在进行英语语言研究过程中，必须善于挖掘其中所存在的内涵以及哲学思想。
（二）从政治角度来看
政治与语言可以说是密不可分的。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这其中的作用更加不言而喻，英语语言与政治地位关系密不可分。中世纪欧洲，强盛的古罗马帝国统治着世界，当时国际通用语言为拉丁语。18世纪，法国的发展强盛使得法语成为当时的通用语言。19世纪英国的不断发展、殖民扩张，使得英语逐渐取代法语成为通用语言。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美国地位不断上升，英语语言再一次奠定了其发展。语言往往代表着一个人的心理活动与行为，各个国家的政治决策都会通过语言进行表达。所以，研究人员在进行研究过程中一定要重视从政治角度进行语言的研究，并且要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研究不同的语言学发展。
三、结束语
近几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不断发展，世界不断融合。英语语言已经成为我们迈出国门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沟通的第一步。英语语言学的研究必须是多方面、多角度的，英语语言文学的研究一定要重视与社会、人文相结合，探索英语语言学研究的多维角度。
关键词：俄罗斯学；视野；角度
中图分类号：G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6-0213-02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正在深入探讨关于创建中国的俄罗斯学问题，我认为，中国的俄罗斯学不是只研究俄罗斯语言文学的学科，也不是只研究俄罗斯历史与文化的学科，同样，俄罗斯学也不是只研究俄罗斯现实政治、经济、军事的学科，俄罗斯学应是一门不仅包括上述各领域研究，而且还包括涉及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其他各个领域研究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俄罗斯学是把俄罗斯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的，这个整体既是民族的整体也是国家的整体，既是文化的整体也是历史意义上的整体。那么，选择何种视角对俄罗斯这个整体进行研究呢？这是本文要回答的主题。
一、对研究视角的基本理解
在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视角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实际上，对任何一个领域或任何一个问题的研究，人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选择特定的视角。所谓视角，就是视野和角度。当我们在研究某一特定问题时，将其置于何种背景与环境之下，从何种高度和界面来分析、判断这一问题，这就是研究视野。如，我们在研究中俄贸易关系时，不是仅就中俄贸易规模、贸易结构和增长速度等问题进行研究，而是站在中俄战略关系的高度，站在中国贸易多元化战略的高度来进行研究，其研究视野就明显地扩展和放大了。同时，我们在研究任何问题时，都会选择特定的角度，对同一问题或同一现象进行研究，由于人们所选择的研究角度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研究的结论会有很大差异。如，12月20日韩国在延坪岛海域进行实弹军事演习，韩国将其视为是对朝鲜11月23日炮击延坪岛的示威和报复；朝鲜将其视为战争挑衅；美国认为韩国的军演是正当的；而中国和俄罗斯则认为这是在加剧和升高地区紧张局势，极易引发军事冲突甚至战争。同一个事件，由于人们所占的角度不同，因而得出的结论就大不相同。当人们在研究同一问题或同一事物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角度选择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1.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比如，在人们研究俄罗斯人性格时，有人会侧重从遗传和生物学角度来研究；有人会侧重从民族文化角度来研究；有人会侧重从生存环境与社会环境角度来研究。总之，由于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人们选择的研究角度就不同。
2.立场和价值观念不同。所有的研究主体都是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念选择研究角度。比如，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他们总是站在敌视、否定或企图遏制中国的立场上，专门选择中国阴暗面、中国存在的问题和缺点进行研究，千方百计地对中国进行歪曲和丑化。他们的角度选择与其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是完全一致的。
3.研究的预期目标不同。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学术研究或应用研究一般都会设定预期的研究目标，很少有盲目研究的情况。为了实现即定的研究目标，就会选择相应的研究角度和研究路径。比如，要研究中国贫富差距的原因问题时，就会选择收入分配政策的角度进行研究。另外一种情况是，为了得出事先预定的研究结论而选择特定的研究角度。如，为了证明城市开发建设属于政府的政绩，就会从城市开发建设对经济发展、城市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的角度进行研究，而不是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及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这就说明，在有些情况下，研究的目的性和利益性决定了研究角度。同样，为了支持或反对某一观点或某一政策，人们所选择的研究角度就会大不相同。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认为研究视野和研究角度是有区别的，但在有些情况下二者又极具相似性甚至是同一性。比如，当我们把中国贸易增长放在世界经济的大环境、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时，既可以说是从世界经济的视野看待中国贸易增长，也可以说是站在世界经济的角度研究中国的贸易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视野和角度的概念就非常相似了，从而可以将其统称为“视角”。
二、俄罗斯学的研究视角之我见
俄罗斯学是一门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的学科，同时，中国的俄罗斯学又不同于美国的俄罗斯学和俄罗斯的俄罗斯学，因此，如何选择俄罗斯学的研究视角对于这门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对于该学科的研究进程和研究结果等是非常重要的。依我之见，应该这样来选择俄罗斯学的研究视角。
1.中国视角。中国的俄罗斯学站在中国人的角度研究俄罗斯，实际上就是中国人看俄罗斯，最终是形成中国的俄罗斯观；所以，俄罗斯学研究需要站在中国的视角、中国人的视角来研究俄罗斯。如果要站在美国的视角来研究俄罗斯，那就不是中国的俄罗斯学了，而是美国的俄罗斯学了。如果想要站在俄罗斯人和俄罗斯国家的角度来研究俄罗斯，实际上根本就做不到，最多只能是一种理论假设。我认为，站在什么视角来研究俄罗斯，不仅仅是个主观选择问题，同时还要受客观因素的制约。这里所说的客观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因素；二是利益因素。一个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生活和学习的人，要想用美国人或俄罗斯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去研究俄罗斯，这根本就做不到。我们不妨试想一下，中国人、美国人和俄罗斯人对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尼娜的评价能一样吗？文化背景不同，研究的结论会有很大差异。所谓利益因素，是指俄罗斯学的研究必然会与研究者的宏观层面的利益相关联，这种宏观层面的利益主要是指国家和民族利益，包括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安全利益等各个方面。对发生在俄罗斯的同一事件，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这一事件对本国的利益会产生什么影响。这种反应非常自然，也非常客观。所以，中国的俄罗斯学应该站在中国和中国人的视角展开研究，最终形成中国的俄罗斯观。
2.世界的视角。俄罗斯民族不是在寒冷的西伯利亚孤立地生存与发展的民族，而是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外部大环境下生存与发展的民族。世界的大环境、大背景会对俄罗斯的生存、发展及特性产生影响，俄罗斯的历史变迁、道路选择、政策走向和社会发展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外部世界和外部环境的影响；同样，18世纪初的彼得大帝改革与对外战争，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艺术，20世纪的十月革命、卫国战争、与西方的冷战和前苏联的解体等，也对世界产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影响。因此，我们研究俄罗斯需要将其放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等大环境、大背景中进行研究；要研究世界格局中、世界发展中和世界文明中的俄罗斯，这就是俄罗斯学研究的世界视角。
3.发展的视角。俄罗斯民族也和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一样，它的各个领域和整体社会，包括它的文化、价值观念和与外部的利益关系等，都处于不断的发展与变化之中，如沙俄时代、前苏联时代和目前的梅普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几乎是完全不同的，其他领域也是如此。因此，俄罗斯学应从发展的视角、动态的视角来研究俄罗斯。
4.全方位的视角。如果我们把俄罗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那么我们就需要对俄罗斯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展开全方位的研究，不仅是语言、文化、历史，还包括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这是全方位视角的第一层含义。但我们在上面已经阐述，俄罗斯学或对俄罗斯的整体研究不等于各个领域研究成果的简单相加之和，因此我们提出以俄罗斯文化研究为核心，实现各个领域的交叉研究和综合研究，这样才能对俄罗斯进行全方位的透视，才能更好地理解俄罗斯人的行为选择。如前一段时期俄罗斯对伊朗核问题采取的摇摆不定、时软时硬的政策态度，就不能单从国际关系和战略安全角度进行解读，还要从经济利益角度、文化背景角度甚至是民族性格角度进行更深层次的剖析。所以，对俄罗斯的整体研究、各个领域的研究和一些重大事件或重要政策的研究，应该采取全方位的视角。
参考文献：
[1]张建华.历史学视角:对中国俄罗斯学的战略性思考[J].俄罗斯文艺，2007，(6):1.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