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收入;贡献率;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31-0118-03
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不仅要靠投资的支撑,更主要的应靠国内消费。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需求来拉动,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严重不足。其主要症结在于居民消费需求不足,而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最大症结在于农民消费水平低下。我国是一个拥有9亿多农村人口的大国,农业的消费需求和购买能力是经济兴衰的决定性因素。如何积极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农村人口对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需求,努力使广大农村的消费市场成为中国经济的强劲动力源之一,是当前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1 当前农村消费不足的表现
中国农村消费市场长期启而不动、发展滞后,不仅表现在与自身市场规模极不匹配的消费总量上,还表现在与城市消费市场的巨大差距上。整体水平偏低、消费结构失衡、增长速度趋缓等现象严重遏制了消费市场发展的活力。
首先,我国农村居民总体消费水平偏低、增长速度趋缓。长期以来,中国农村消费市场的客观现状与市场规模很不匹配,其市场潜力没有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农户消费水平的增长率低落,消费市场增长速度缓慢,农村消费市场长期僵持于低迷状态。从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差距可以看到,农村居民消费一直以低水平运行。从1990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绝对差距持续扩大,相对差距在波动中略有扩张。
其次,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失衡。目前,中国农户的消费仍集中在食品、衣着、居住等基本生活消费品,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幅度偏小。对于交通通信、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等较高层次的消费刚刚起步,这既不利于农村家庭生活水平的改善,也无法带动当地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进而提高务工农民收入。我国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虽然呈逐年下降趋势,从2001年的47.7%下降到2007年的43.1%。但是与城镇居民36.7%的恩格尔系数相比,农村居民的整体消费水平仍然较低。
2 当前制约农村消费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
近几年来,农村市场日益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且把农村市场作为今后市场建设的重点。然而近几年农村市场由于下列各种因素的影响发展严重滞后。
(1)农民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相比还很低且增幅缓慢。农民的消费行为已从攀附式的消费行为上升到有风险预期的理性消费行为,尽管国家将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问题的重要工作来抓,但是由于主要通过减免税收和增加补贴这两项不可持续的方式进行,因此农民增收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收入依然制约着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因此,政策的制定,应以稳定增加农民的持久收入为出发点,增强农民提高收入的预期。
(2)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农民的非消费支出增多。首先,基础设施建设如修乡村公路需要农民集资；其次,目前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维持的费用大多数需要由农民来负担。虽然国家一再强调对农民要“多予,少取”,但不少地方仍存在乱集资、乱收费、乱摊派的现象,有的甚至采用非法手段,向农民收取各种费用。
(3)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和农村金融机构缺失导致的消费环境不完善。这主要体现在路、电、通信设备等设施的不配套,影响了农村的消费市场。从目前来看,很大一部分农民已具备了购买耐用消费品的经济支付能力,而且有强烈的消费需求,只是缺乏相应的消费硬件设施。
3 农民收入与消费关系的数量分析
在这里,根据持久收入假说理论建立农民收入――消费函数模型,拟合农村持久收入消费函数,希望据此可以推算农民收入的增加,尤其是持久收入的增加对扩大内需的拉动作用。
根据费里德曼的观点,收入由两个部分组成：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消费者对不同类型的收入变动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如果收入的变动是永久性的,那么人们就可能消费掉所增加的大部分收入。另外,如果收入的变动具有明显的暂时性,那么增加的收入中相当大的部分就会被储蓄起来。在各种影响消费倾向的因素中,持久性收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费里德曼在对模型估计的过程中采用不同λ的值进行估计,选取R2最高的作为消费函数,此时相对应的λ值为0.333。故可采用收入的三阶段移动平均值来近似表示持久收入,暂时收入为现期实际收入与持久收入之间的差值。下表给出了计算出的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暂时收入和消费倾向。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①2000年之前农村居民的持久收入一直呈上升趋势,2001年之后,持久收入比重持续下降。②2000年之后农村居民的暂时收入绝对值和比重都在上升。③从2001年之后,总体的平均消费倾向要小于边际的消费倾向,根据两者的内在关系,平均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目前农民的持久收入的比例呈不太稳定的增长态势,而且存在下滑的可能性,这必然会影响农民现期的消费行为。
4 中国农村消费和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投资与出口,对消费需求的重视不足,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增长原动力的倾斜。因此,打破农村消费市场启而不动的僵局是中国保障国民经济可持续健康增长的前提和基础。
(1)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农民消费水平增长慢于人均GDP增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事实上,在最近10年间(1996―2005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仅为4.8%,远落后于同期人均GDP 8.2%的增长率。正是由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缓慢,导致农村居民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处于很低水平。这种状况与我国庞大的农村人口所应产生的消费经济效应是不相适应的。
(2)农民消费水平低下极大制约我国经济增长。一方面,农民消费水平低下会直接影响总消费需求的增长,进而影响商品的销售,影响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农民消费层次低下,使产业结构优化转型滞后。
(3)农村居民消费的市场规模和潜力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我国农村人口的消费需求潜力巨大。这个潜力的充分释放,将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近30年来,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从最高点1983年的32.3%下降到最低点2007年的9.1%,下降了23%。在居民消费总额中,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重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07年的25.6%,下降了近37%。
5 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拉动内需的政策建议
(1)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同步双轨运行,促进农村消费的增长。一方面,加快发展农村小城镇建设,有利于促进我国城市化进程、有利于促进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有利于有效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通过城市化扩大内需。这需要完善农业富余人员在城镇务工经商政策及生活、子女入学等相关配套政策。另一方面,积极开展新农村建设,提高综合生产能力,深入挖掘农业增收的各项潜力,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消费的增长。
(2)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发展农村消费信贷。经过30年的持续发展,中国农村初步具备了以社会保障制度替代家庭保障制度的条件。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降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从而抑制过高的储蓄。继续稳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挥其重要的经济社会保障作用,解除农村居民即期消费和信贷消费的后顾之忧。
(3)优化农民消费结构,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调整产品结构,为农村消费市场开发和提供适销对路的商品。生产企业要转变观念,深入农村市场调查、认真研究农民的消费心理、消费特点、消费习惯、消费结构,根据农村即期需求和潜在需求调整产品的品种结构,加快适宜农村市场需求的产品开发,促进农村消费结构升级。
(4)完善农村商品流通网络,加强农村市场建设,不断完善农业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要突破传统的集市贸易的方式,建立农村的流通网络。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促进农村消费的客观要求,同时对于促进中国农业的产业化、社会化、市场化、信息化发展以及提高农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也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宏伟.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基本趋势及制约农民消费行为的基本因素分析［J］.管理世界,2004(3).
关键词：新常态改革动力创新驱动力宏观调控
一、经济发展新常态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约20年，世界经历了一个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大稳定”的时期。尤其是2002―2007，是世界经济增长少见的高度乐观的“黄金时期”，除了日本等少数国家，各类经济体包括美欧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大都实现了较高速的经济增长。那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强有力引擎。这过程被2007-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打断。到2011年前后，中国开始认识到，从过去的两位数高速经济增长，下行到7%―8%的速度，主要并非周期性因素所致，而是一种结构性减速，即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发生了历史性的实质变化，巳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或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经济发展将走上新轨道，依赖新动力，政府、企业、居民都必须有新观念和新作为。这一切可以被要概括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
2014年11月10日，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所做的题为《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中，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问题，认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将视野延伸到更久远的历史，即从中国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走势来认识当前的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时代方位及其基本特征。
1、经济增长率将下降2、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将成为常态，通货膨胀的结构性特征将更为明显。3、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就业压力将减轻。4、消费占比不断提高。5、产业结构将向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换。
三、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
1、调低经济增长目标，围绕新常态进行调控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面临供给、需求双紧缩的局面，经济增长率下滑不可避免。所以，在宏观调控中，就应该适度调低经济增长目标。
2、深化改革，由于改革可以在多个领域展开，而不同领域的改革对经济有不同的影响，有的改革措施刺激需求，有的刺激供给，所以深化改革有助于兼顾宏观调控的多个目标。（1）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2）促进有效供给。（3）刺激需求。改革可以提高投资收益率，从而刺激投资需求。
3、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既可以增加有效供给，也能够刺激需求。
4、加强自主创新。提高投资收益率和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刺激需求和供给。
四、经济发展战略思维
经济常态不仅是一种客观形势，而且是一种战略思维和战略心态，即以何种主观意识来判定经济态势的正常和合意与否。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社会心理会更具战略平常心，更倾向于长期理性、公共思维和持久耐心。这也许是一个不易做出“立竿见影”、“惊天动地”的辉煌政绩的时代，却可以获得国泰民安的长久昌盛，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中国复兴之梦。创新型国家需要全民族的持续耐心和长期专注精神。这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能否实现创新驱动的一个深刻问题。总之，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规模扩张和GDP竞赛，摆脱了中国极度物质贫乏和活力不足的状况，获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现象的经济发展阶段之后，进人了以中高速增长、结构调整、创新驱动、素质提升和公平分享为主要特征的新的经济发展阶段。这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过程中的一个更需要历史耐心和持续奋斗的年代。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国家发展将更加体现战略思维的“平常心态”：长远眼界、长效目标和长治久安。
五、总结
生产成本上升、技术进步方式变化、投资收益率下降、出口导向型增长不可持续，这几个因素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常态”。这个新常态的表现就是经济增长率下降、“滞胀”隐患出现、就业压力减小、消费占比提高、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自然转换，以及对自主研发的需求增加。在“新常态”下，我国应该降低经济增长目标，深化改革，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实行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双扩张的政策组合，在需求管理方面，实行货币稳健或小量紧缩、财政扩张的政策组合供给管理应以改革为主；需求管理应以财政政策为主，主要体现政府在产业政策、区域经济目标等；货币政策以定向降准为主，在需求管理中起到辅助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平：“发改委主任称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58%左右”[N]，《中国矿业报》2013年3月12日。
[2].林毅夫、苏剑：《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J]，《管理世界》2007年第11期。
[3]刘伟：《我国经济增长及失衡的新变化和新特征》[J]，《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3期。
[4]石岩：“‘新常态’能否带领中国经济走出怪圈？”，中国新闻网2014年06月17日，
http：///cj/2014/06-17/6287132.shtml
[5].吴振宇：“基于省际数据的潜在增长率测算：前瞻至2020年”[J]，《改革》2013年第9期。
[6]钟经文：摘 要：生产成本上升、技术进步方式变化、投资收益率下降、出口导向型增长不可持续，这几个因素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常态”。这个新常态的表现就是经济增长率下降、“滞胀”隐患出现、就业压力减小、消费占比提高、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换，以及对自主研发的需求增加。在“新常态”下，我国应该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目标，深化改革，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实行供给和需求双扩张的政策组合。供给管理应以改革为主；需求管理应以财政政策为主，主要体现政府的产业政策、区域经济目标等，货币政策以定向降准为主，在需求管理中起到辅助作用。
关键词：新常态改革动力创新驱动力宏观调控
一、经济发展新常态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约20年，世界经历了一个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大稳定”的时期。尤其是2002―2007，是世界经济增长少见的高度乐观的“黄金时期”，除了日本等少数国家，各类经济体包括美欧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大都实现了较高速的经济增长。那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强有力引擎。这过程被2007-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打断。到2011年前后，中国开始认识到，从过去的两位数高速经济增长，下行到7%―8%的速度，主要并非周期性因素所致，而是一种结构性减速，即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发生了历史性的实质变化，巳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或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经济发展将走上新轨道，依赖新动力，政府、企业、居民都必须有新观念和新作为。这一切可以被要概括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
2014年11月10日，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所做的题为《谋求持久发展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中，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问题，认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的主要特点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将视野延伸到更久远的历史，即从中国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走势来认识当前的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时代方位及其基本特征。
1、经济增长率将下降2、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将成为常态，通货膨胀的结构性特征将更为明显。3、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就业压力将减轻。4、消费占比不断提高。5、产业结构将向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换。
三、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
1、调低经济增长目标，围绕新常态进行调控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面临供给、需求双紧缩的局面，经济增长率下滑不可避免。所以，在宏观调控中，就应该适度调低经济增长目标。
2、深化改革，由于改革可以在多个领域展开，而不同领域的改革对经济有不同的影响，有的改革措施刺激需求，有的刺激供给，所以深化改革有助于兼顾宏观调控的多个目标。（1）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2）促进有效供给。（3）刺激需求。改革可以提高投资收益率，从而刺激投资需求。
3、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既可以增加有效供给，也能够刺激需求。
4、加强自主创新。提高投资收益率和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刺激需求和供给。
四、经济发展战略思维
经济常态不仅是一种客观形势，而且是一种战略思维和战略心态，即以何种主观意识来判定经济态势的正常和合意与否。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社会心理会更具战略平常心，更倾向于长期理性、公共思维和持久耐心。这也许是一个不易做出“立竿见影”、“惊天动地”的辉煌政绩的时代，却可以获得国泰民安的长久昌盛，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中国复兴之梦。创新型国家需要全民族的持续耐心和长期专注精神。这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能否实现创新驱动的一个深刻问题。总之，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规模扩张和GDP竞赛，摆脱了中国极度物质贫乏和活力不足的状况，获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现象的经济发展阶段之后，进人了以中高速增长、结构调整、创新驱动、素质提升和公平分享为主要特征的新的经济发展阶段。这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过程中的一个更需要历史耐心和持续奋斗的年代。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国家发展将更加体现战略思维的“平常心态”：长远眼界、长效目标和长治久安。
五、总结
生产成本上升、技术进步方式变化、投资收益率下降、出口导向型增长不可持续，这几个因素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常态”。这个新常态的表现就是经济增长率下降、“滞胀”隐患出现、就业压力减小、消费占比提高、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自然转换，以及对自主研发的需求增加。在“新常态”下，我国应该降低经济增长目标，深化改革，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实行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双扩张的政策组合，在需求管理方面，实行货币稳健或小量紧缩、财政扩张的政策组合供给管理应以改革为主；需求管理应以财政政策为主，主要体现政府在产业政策、区域经济目标等；货币政策以定向降准为主，在需求管理中起到辅助作用。
参考文献：
[1].李平：“发改委主任称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58%左右”[N]，《中国矿业报》2013年3月12日。
[2].林毅夫、苏剑：《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J]，《管理世界》2007年第11期。
[3]刘伟：《我国经济增长及失衡的新变化和新特征》[J]，《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3期。
[4]石岩：“‘新常态’能否带领中国经济走出怪圈？”，中国新闻网2014年06月17日，
【关键词】永久收入假说；消费函数；经济增长
出口、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但是在经历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在汇率上涨和国外需求疲软的状态之下，出口工业难以生存。而在政府出台四万亿救市之后，引来了国内全面的滞胀。该如何维持中国经济的增长？我们必须考虑如何扩大内需，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估计出我国居民的消费函数。
基于我国的国情而言，虽然农村人口众多，但是消费能力和消费意识薄弱，要培养和扩大农村的消费还需假以时日，难解燃眉之急，因而如何扩大城市消费，便成了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在传统的凯恩斯居民消费函数之中，居民的消费主要取决于当期的收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验证，并发现其对于长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而在短期缺乏说服力。基于理性人假设的居民分析，其消费的因素不仅要考虑到当期的因素，同时要考虑到未来收入的稳定性。
弗里德曼（M.Friedman）对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进行了改进，进而提出了永久收入假说，认为居民的消费水平主要由他的永久收入决定，影响消费的因素是永久收入和暂时收入。本文基于这个理论设立模型，对于我国城市居民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一、模型的设定
根据弗里德曼永久收入的计算公式可知：
二、实证过程
从中国统计年鉴中收集到1985-2010年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Y和城镇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C，根据公式计算出YP、YT。再对所有数据进行对数变换得到新的序列lnC、lnYP、lnYT，以消除数据的波动和自相关问题。
数据的平整性和协整关系直接关系到模型建立的合理性和相关关系的正确性，因而在建立模型之前必须要对数据的平整性和其协整关系进行检验。
文章采用单位根过程检验数据平整性，在95%的显著性水平之上，采用最为常见的ADF统计量来判断数据的平整性。经检验可得lnC在二阶差分额的状况之下，P值为0.0016，故其为二阶单整数据；lnYP在二阶差分的状况之下，P值为0.0024，故其为二阶单整序列；lnYT在一阶差分的状况之下，P值为0.0213，故其为一阶单整数据。
构造永久收入假说的对数模型：
可决系数R2=0.999178，拟合程度很高；从系数显著性来说，给定α=0.01，查t分布表在自由度为21时临界值为2.518，各项系数的t值均大于临界值，所以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对于城镇居民的消费有显著的影响。
三、结语
关键词： 征收管理 税收收入 分析
一、关于“税收超经济增长”
①税收收入由经济、政策、征管三大因素决定。在经济因素中gdp增长会使税收增长，跟gdp直接相关的税收收入，理论上与gdp将保持同步增长。在计算经济因素对收入的影响时，一般按同步增长关系把税基增长速度直接作为税收增长速度。计算结果就是经济增长应该带来税收的增长。经济结构的变动有可能使税收超gdp增长。在gdp总量一定的情况下，高税率的经济发展快，税收就多，反之就少。另外，一些和核算gdp有关联的指标变化对gdp的影响与对税收的影响是不一致的。如近几年来，宏观经济中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一直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再加上近几年出现的增值率下降的影响，第三产业总产出或销售收入的增长比gdp的增速快得多。这就促使以销售收入为征税对象的营业税快速增长。在进出口环节，gdp中包含“净出口”指标，但对税收收入来说，出口和进口的高速增长，分别使出口退税和海关两税相应增长，但净出口指标因出口慢于进口而出现了连年下降的趋势。这一快一慢，对税收超gdp增长也起了不可小视的作用。另有利润规模以及股票交易量的超速增长，也使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和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速大大超过gdp增长。还有一些财产行为税类收入超速增长对税收增收锦上添花，但与经济的相关度并不大。这些经济范畴的变化也会影响税收与gdp的关系。
在政策因素中，新出台的增加收入的税收政策也是使税收超过gdp增长的因素。政策因素对税收的影响是可以测算的。每个特定的政策措施对收入的影响都有计算的数据。出台的税收政策，既有增收的因素，也有减收的因素。
在税收增量中，除去以上两因素的影响就是征管因素的作用。征管水平如何影响税收收入和税收增量以及对“税收超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本文分析的重点。
二、对征管因素影响的分析
②这种分解法可得出几个基本结论：一是经济增长是税收增收的决定性因素。在四年的税收增收中有一半以上都来自经济发展因素，经济增长是税收增收的基础。二是政策因素对增收作用明显，但各年份之间差异较大。四年中增收的近1/5来自政策因素，但其中1999年这项因素对增收的作用为零。三是征管因素始终是促使税收增收的因素，在每年的税收增收额中都有征管因素的作用。这几年，征管因素在征收总额中占据重要位置，增收总额的1/4强来自加强征管因素。四是各因素对增收的影响是不稳定的。我们用标准差来表现各因素的不稳定性，标准差大的说明波动幅度大。三因素所占比重的标准差分别为：16.5、11.73和13.51.经济因素的波动幅度最大，征管因素次之，政策因素最小。但因三因素所占比重水平是不同的，高的为55.2%，低的为11.73%.考虑到比重水平，用标准差系数来表现三因素所占比重的波动程度，分别为：0.299、0.611和0.528.从中可以看到，经济因素对增收的作用最为稳定。政策因素对增收影响的波动程度最大，其中1999年政策因素影响为零。征管因素对增收的影响程度仅次于政策因素，在增收中所占比重高达44.9%，低则仅有12.8%.
三、对征管因素的进一步分析
（一）两种性质的征管因素
根据征管对税收的作用，可以把征管因素分成两类：一是持久性征管因素，对税收收入有持久性影响。比如类似“金税工程”这类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应用，使增值税的征管水平出现了质的提高。这类税收征管整体水平的提高会产生持久的增收效果。二是一次性征管因素，仅在有这类措施时才对收入有影响。如清理欠税收入或查补收入，就是比较典型的一次性征管因素。这类因素今年有明年不一定有，或者今年多明年少，不具有持久性。
（二）两种概念的衡量指标
征管因素对税收总量和增量的影响方式是不同的。
持久性征管因素对税收总量和增量的影响是有别的。当持久性征管因素稳定时，它对税收总量有作用，而对税收增量没有影响。当持久性征管因素上升时，既对税收总量有影响，又使税收增量扩大。比如征管力度稳定，会保持本年的征管状况不低于上年，这种情况保障了本年收入总量与税基之间稳定的关系，但对增量没有影响。一般情况下，持久性征管因素不会使本年增量变为负值。增量为零，是征管水平稳定的量化表现。
一次性征管因素对税收总量和增量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一次性征管因素对税收收入的影响不具有持续性。当年收入不能建立在去年的基数上。只有在本年因一次性征管因素增加的税收总量超过去年的情况下，才会使本年税收增量扩大。假设2001年清理欠税200亿元，2002年清欠300亿元，征管因素产生100亿元的税收增量。如果这类因素使本年收入与上年持平，征管因素对税收增量贡献是零；如果本年收入低于上年，征管因素对税收增量的贡献是负影响。如本年查补收入80亿元，而上年90亿元，那么对本年来说一次性征管因素减收10亿元，在税收增量中起负作用。一般情况下，一次性征管因素难以保证使本年增量扩大。增量为负是一次性因素影响收入经常的表现，也是正常的表现。
（三）两种不同的计算方法
通常说的“税收增收”是以逐年环比计算得出的。2001年税收增收650亿元，即指2001年征管因素作用使税收比2000年增加650亿元。
每年因征管因素的增收都是在上年基础上的增收。从1998年以来，每年征管因素带来的税收增量与1998年相比应该是多少，则是另外一种计算方法：定基的分析。把对比的基期固定在1997年，每年征管因素对税收增收的影响是以前各年的累积数。以1997年为基期，1998年至2001年四年中征管因素带来的增收额分别为：450亿元、863亿元、1163亿元和1813亿元，与之对应的税收增量分别为：1003亿元、1220亿元、2349亿元和2511亿元。定基比较最后一年的税收增量也正是四年中各年环比增量的累积数（见表2）。
不论用哪种方法分析，具有累积作用的征管力度影响跟国债对经济的影响原理是一样的，只有持续地增加才是有效果的。如果去年发行国债1500亿元，今年发行同样规模的国债，对今年经济没有刺激作用。今年发行2000亿元，超过去年的500亿元才会起作用。出口也属类似的情况。在这一点上，征管因素与经济因素对税收增收的作用是不同的。经济因素之所以每年都能使全国税收增收，是因为经济本身是逐年增长的。而征管水平逐年提高是有困难的。
四、关于征收率
（一）征收率是反映征管水平的量化指标
征收率是税收收入与应征税收的比值，是表明税收征管水平的指标。通常讲的征收率是实际收入数与纳税申报表中的应纳税额之比。这里的征收率是宏观指标，是通过纳税能力估算方法，运用宏观经济指标与税收收入的内在联系，从理论上测算经济变动带来的潜在税收规模。① 拿实际收入数与理论估算的潜在税收规模对比的结果，可以充分反映征管力度实际达到的水平。如果征收率为70%，说明在百元潜在应征税收中有70元转化成实际税收收入，转化程度为70%.如果征收率为80%或90%，说明征管水平高，相应的80%或90%的潜在税收实现有效转化。征收率越高反映出的征管水平越高。
（二） 征收率是反映两类征管因素的综合指标
征收率是持久性和一次性两类征管因素的综合反映。其中持久性征管因素表现为征收率稳定在某个较高的水平上，而一次性征管因素只增加征收率的波动幅度，不能最终提高征收率（见图1）。
征收率曲线是持久性征管因素曲线和一次性征管因素曲线两条曲线叠加的结果。可以看到持久性征管因素曲线是一条上升的折线，一次性征管因素曲线是一条围绕零值波动的曲线。征收率曲线则是一条在波动中上升的曲线。把各个时点的征收率曲线取直，得到期望征收率曲线，一条平滑的曲线。
综合起来看，用征收率来代表征管水平的高低，征收率的变动分别影响着税收总量和增量。如果本年征收率与上年持平，税收增长反映的是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的影响。这时，征管因素对本年收入总量是起作用的，但对增量的影响为零。只有征管力度加大，表现为征收率提高才能增加税收收入。把反映征管因素的征收率与税收总量与增量之间建立起一定的量化关系，如果纳税能力每年增长10%，按照一般的规律，在征收率逐步提高但提高幅度越来越小的假定下，模拟结果显示征管因素在税收增量中的比重越来越小（见表3）。
（三）征收率的提高是有规律的
从发达国家征收率变动的轨迹上看，征收率的提高有其自身规律性。其规律性主要表现为：
第一，征收率的提高是一项艰难、缓慢而长期的系统工程。发达国家经历了近百年，才将税收整体征收率从过去的某个水平上提高到90%左右。征收率的提高决非朝夕之功，也很难在短期有大的跳跃。设想一下，如果他们在百年里提高了40个百分点，每年平均只能提高0.4个百分点左右，况且至今还有不少经济相当发达的国家征收率仍然处于80%的水平。因此，征收率的提高是一项长期战略目标。
第二，征收率的提高有阶段性，各阶段的稳定性也不同。征收率的提高是在波动中提高的，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即有快速上升期，慢升期和平稳零增长阶段。在各个阶段又有其特点：在快速上升期，征收率快速上升，征管因素是促进税收增收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慢升期，征收率提高趋于缓慢，征管因素是维持税收总水平的重要保障，但已不是增收的重要因素之一；进入平稳零增长阶段，征管因素已不再是增收的因素。
在快速上升期，征收率波动最大，这时一次性征管因素和持久性征管因素波动都很大，因此导致征收率在较大的波动幅度中快速上升，但上升始终是主流趋势（见图2中的a段）；在慢升期，征收率提高趋于缓慢，波动也相对减小（见图2中的b段）；进入平稳零增长阶段，征收率已不再提高，而是以微小的波动围绕着平均水平运行（见图2中的c段）。征收率曲线是一次性征管因素曲线和持久性征管因素曲线叠加的曲线。其中持久性征管因素代表了征管水平持续上升的主调，一次性征管因素增加征收率的波动性。
第三，征收率提高的上限不是100%，而是当代世界征收管理的先进水平，比如90%；征收率的下限也不是0，而是公民自动遵从税法的最低水平，比如20%.即使税务部门不强调征管，公民也总能按某个较低的守法程度纳税，只是这个征收率可能很低，但慑于税法的严肃性，征收率不可能为零。
从图中可以看到，期望征收率曲线不是从零点开始的，也达不到100%的上限。
五、税收负担、税收弹性与税收流失
③税务部门不可能在税收政策框架外征税。而只要是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征管力度越高越有利于公平竞争。
征收率提高导致宏观税负上升，税收与经济的增长弹性大于1，税收超经济增长。
④发达国家一般超过80%的水平，发展中国家平均只能达到70%左右的水平
⑥。理论的税收流失就是上面直接以法定税率为参照物，绝对地计算。实际税率与法定税率之间的差距对应的潜在税收就是理论税收流失。这种计算作为完整理论体系的构成部分是必要的，但对实际征收管理工作不具有指导意义和可操作性。现实的税收流失是考虑到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考虑当今世界各国税收征收管理水平的发展过程和目前各国的实际水平，把我国生产力发展所处的阶段应有的征收率作为对比的参照，这个差距对应的潜在税收视为现实的税收流失。当我们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时，应把70%征收率作为对比基准；当我国生产力水平处于从发展中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过渡和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时，就以80%作对比参照。相应地计算现实的税收流失，并有针对性地制定遏止税收流失、提高征管水平的战略。通过提高征管水平，提高征收率，来增加税收收入。
迄今为止，我国的税收专家在测算税收流失时都以征收率100%为标准，这实际是对理论税收流失的估算，但往往被直接换算成今年就应该征回多少等等的现实目标。事实上，没有哪个国家的税务当局能100%地依法征回所有应征税款。
当前迫切需要做的是尽快以宏观经济数据作为突破口，完成我国纳税能力估算和征收率计算工作，为准确计算现实的税收流失、治理税收流失问题提供量化的决策依据。
六、几点启示
（一）1998年以来，征管因素对税收增长功不可没
1998年以来征管因素对税收增量的作用很大，这反映出新时期税收征管法制环境逐步改善，征管手段全面加强，税务队伍素质和纳税人依法纳税意识有了飞跃性提高。
（二）今后一段时期，提高征管力度仍有空间
影响征管水平的因素逐步向好，给提高征管水平创造了条件，提高征收率仍有不小的空间。但随着信息化系统的运行，税收征管水平的逐步提高，进一步提高征管力度的空间不断缩小。加强征管对维持税收收入规模意义重大，但对税收收入增长的影响会越来越小。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一定的征管水平对维持税收收入总规模至关重要，但随着征收率提高幅度越来越小，对当年税收增收的影响越来越小。经过新税制实施以来百万税务大军的不懈努力，税务部门整体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征收率已经提升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在重大征管因素出现之前，持续大幅度提高征收率的可能性已很小。但随着我国市场化、法制化水平的逐步提高，未来数年乃至十几年内加强征管力度的空间仍然存在，强化征管仍然是组织收入、实现税收收入增长的强有力的手段。
（三）最终经济因素将成为税收的决定性因素，征管因素不再是增收的手段
历史地看，征管水平的提高是有限度的，征收率也是有上限的。当征管水平提高到几乎无法提高的程度时，征管因素将不再是税收增收的手段。税收收入增长将逐步趋向于单纯依靠经济因素。税制稳定的基本要求表现为税收政策相对稳定。长期看，一个国家的税收政策不可能朝令夕改，尤其不可能经常性地采取开征新税种、提高已有税种的税率、扩大税目覆盖面等措施。税收收入增长将逐步趋向于单纯依靠经济因素变动，包括经济规模扩张和经济效益和效率的提高等。在这种情况，征管水平相对稳定，税收与经济的增长弹性应围绕在1附近上下小幅波动，税收收入不再超经济增长。2002年8月间国家税务总局计统司赴加拿大“税收预测与纳税能力估算”考察团所做的报告中强调了，在具有成熟的市场经济和征管体系的加拿大已经不再把税收征管作为增加税收的因素。因此，征管因素不能作为增加税收收入的长期措施。
（四）深化对经济与税收关系的认识，建立宏观和微观税收评估系统
要全面、系统、量化地反映征管对税收的影响，必须首先全面、系统、量化地分析经济对税收的影响。由于过去长期习惯于罗列式简单分析，当系统分析经济对税收的影响时，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分析实践上都显粗糙和简单。欲使税收增长建立在牢固的经济基础之上，就必须加强对税收与经济关系的认识，税收分析的任务相应加重。在此基础上，建立宏观和微观税收评估系统。通过宏观评估系统，总体上把握税源变动状况、应征税收规模和征管力度评价。通过微观评估系统，掌握微观税源动向、企业应纳税额变动规律和纳税遵从程度，提供微观税负的行业标准。应用两套评估系统，量化地认识我国税收征管水平，找出各地区征管水平差异，增加税收收入管理的科技含量，落实“科技加管理”的治税思想，全面提高税收征收管理的现代化水平。
参考文献：
① 参见金人庆《中国当代税收要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② 参见刘新利《税收分析概论》，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出版。
③ 参见张 伟《论税收增长与宏观税负提高》，（《中国税收报告》中国税务出版社2002年出版）。
④ 虽然目前我国税务管理中也有类似的征收率指标，因在具体计算中没有以税源为基础，而是以纳税人报送的申报表中的应征税收为计算起点，可靠性较低。
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符合预期，主要指标有所回升，结构调整稳步推进，农业形势持续向好，发展活力得到增强，经济运行总体是好的，但也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尤其需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
保持战略定力，定在哪里？定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上。稳，就是宏观政策要“稳”字当头，不搞强刺激；发展局面要基本平稳，守住风险底线。进，不是追求高增长，而是追求提质增效，追求结构优化。
定力是一种洞察力，来自对形势的科学判断。经济增速回落，有外部需求收缩、内部“三期叠加”多种矛盾聚合的因素，也有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因素。新常态下，经济增速换挡是经济规律使然，并且7%的速度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仍然名列前茅，创造的实际增量是前些年两位数增长也比不了的。更重要的是，单纯的经济增速不能反映经济全貌，难以从中看出效益是好是坏、环境是优是劣、物价是高是低、就业是多是少。当前，我国就业好于预期，经济金融风险总体可控，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逐步深化，新亮点破茧而出，新动能蓄积力量，经济形势总体向好。我们不必纠结于GDP数字的些许起落，而应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定力是一种意志力，来自对发展的长远考虑。搞强刺激、踩大油门，只会让经济在短期内“兴奋”，缺乏持久活力，还可能留下产能过剩、债务风险积聚等“后遗症”，损害的是转方式、调结构等中长期发展战略。
定力也是一种自信力，来自对经济基本面的深刻认识。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不小，但并未出现也不可能出现断崖式滑落。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我们有世界最高的居民储蓄率和最大的宏观经济政策空间，制度优势明显，只要把握好，出不了大问题。
【关键词】增长型衰退 消费需求 产能过剩
“四万亿”的功效有多大
近期由我国四家商务会共同制作的关于“中国制造”的广告开始逐步在全球投放,而商务部虽然否认了自己是这次宣传的直接委托者,但承认在其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可见政府与企业一样着急中国制造的销路问题。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已超过60%。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一旦面临国际需求的锐减怎么办?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国政府便采用“临时性紧急措施”,即政府大量增加投资和公共支出来扩大内需,弥补由出口锐减带来的经济衰退,使中国经济保持必要的增速(“保八”),直到国际经济环境好转为止。“临时性紧急措施”一般维持三五年的效果。上一次亚洲金融风暴是这样,这一次全球经济危机也是如此,四万亿起到的作用就是一个字:“拖”。
然而,西方学者对此的评论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据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11月30日撰文称:“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中国还没有变。中国针对全球金融危机做出的回应,看似极为成功。但这是一个假象。中国的解决方案是大幅增加投资支出,这将带来更大的产能过剩。高储蓄、高投资的中国经济,对中国人民来说代价高昂,早就应该推行彻底的改革……根据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政府对家庭收入征税,支持企业利润。如今,企业占中国庞大储蓄额的一半以上。由于消费的增长速度往往低于GDP增速,过剩产能只能通过更多的投资或出口得到利用。今年,经济危机使出口变得不可能。但中国亟需再度扩大出口。结果很可能是一场贸易体系内的危机。”
在这次危机中,我国政府的这一意图还是相当明显的。首先,我国的出口退税在全国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上调至17%的高度,政府倾全力维护出口;其次,我们的4万亿投资计划,既没有用于民生的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也没有用于调整经济结构,而是投入巨大的GDP工程,目标只有一个:保障经济增速;第三,政府在房地产政策上超级宽松,开发商资本金比率下调至15%,房产交易营业税、契税可以减免,购房可以办理当地户口等等一系列政策比2003年房地产调控以前还宽松,因为房产本身也是巨大的GDP拉动器,维护和刺激房地产的目标也是GDP。总之一句话,在外部需求锐减的情况下,我国政府采取的是临时性的可以骤然增加GDP增速的内部经济措施,而不是采取持久的藏富于民的经济战略。
向过往看,这种战略基本奏效,这种战略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外部需求的锐减是暂时的,三五年之内一定会恢复;然而,向将来看,这种假设是否存在破灭的可能,即在一次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远远超过三五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外需无法恢复。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
亚洲繁荣被戳破的警示
在对这种风险的担忧中,我们不幸地看到一个奇怪的名词“增长型衰退”。什么叫“增长型衰退”?克鲁格曼的解释是:“一个经济体仍在增长,但增长的速度赶不上产能的扩张,于是,闲置的产能和失业者越来越多。”克鲁格曼认为他的萧条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就是“经济的需求面失灵――私人消费不足以充分利用可用的生产能力。正因为没有充足的消费需求,一个接一个的经济体遭遇衰退,无一幸免:上世纪90年代起历时10年的日本,1995年起的墨西哥,1997年起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2002年起的阿根廷,2008年起的所有国家。”
“增长型衰退”对中国而言,或许是一个可怕的名词,其可怕之处在于“2008年起的所有国家”都将处于增长型衰退。中国能幸免吗?既然2008之后是所有的国家(暂且假设不包含中国),而中国出口,也就是依赖这些陷入增长型衰退的全球的国家的需求,答案即明了了。他们“没有充足的消费需求”,中国制造也就卖不出去。
弗兰克表示对中国经济的忧虑时,说它是高度依赖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依附性积累”,而克鲁格曼则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主要是东亚)的经济繁荣称为“建立在浮沙之上”的增长,“就是一只纸老虎”,他主要担忧的是这些经济体的增长不是建立在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基础上的实质性增长,而是主要靠劳力与投资增加的膨胀性、依赖外需的增长。亚洲繁荣1997年被一夜戳破,资产泡沫破裂。
诚然,若干西方经济学者在此基础上宣扬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并不可取,然而这些论述实在值得中国警醒。一面是消费需求不足,一面是巨大的产能过剩,这是增长型衰退同一枚货币的两面。中国欧盟商会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底,中国炼钢业产能为6.6亿吨,而需求为4.7亿吨。其差额大致相当于欧盟的总产出。“目前中国还在建设5800万吨的新产能”。我们用于对付外部需求骤减的“临时性紧急措施”(GDP投资工程)似乎带来了一种滑稽的循环,我们用这种投资“治愈”了今年的产能过剩,结果是增加了明年的产能过剩。如此往复,则一年比一年增加过剩产能。当然,按照“经验”,如果能拖到国际需求恢复之时,这些过剩的产能就可以用来生产卖给外国人的产品。问题是,倘若政府钱烧完了,外部需求还没有改善,那么我们迎来的是持久的产能过剩,也就是持久的“增长型衰退”。
适度转变战略以防止持久的“增长型衰退”
必须防止这种持久的“增长型衰退”,这就需要政府战略的适度转变。很简单,既然中国经济的矛盾是产能过剩与消费需求乏力,那么从长远看正确的做法自然是增加消费能力,抑制过剩的产能。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通过政府大规模投资产生大量投资品的购买需求获得暂时(三五年)的经济增长。今年买下的投资品转化成产能,明年这些产能却因为消费需求不足而闲置,所以问题并没解决,而是把今年的问题拖到了明年,当然,以往的经验是明年继续拖,一直拖到外部需求恢复为止。
一、吉林畜牧产业具有比较优势
英国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任何国家不管生产力水平高低。都会有相对优势产业。集中力量生产、输出相对优势产品，输入相对劣势产品，会增加世界财富数量，提高整体福利水平。这一理论也适用于区域经济发展。吉林省的畜牧产业具有比较优势，有做大做强的基础。集中表现在：首先，吉林省畜牧业生产已具一定规模，为再上新台阶奠定了基础。截至2004年，人均肉、蛋占有量分别居全国第1位和第5位，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42％以上，已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畜牧产业增加值和吉林省生产总值之间有长期稳定相关关系，对整体经济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近年来涌现出了一批知名企业，如以德大公司为核心的无疫病禽肉加工区，以皓月公司为核心的优质牛肉加工区，以华正、吉港公司为重点的生猪屠宰加工区，对区域发展起到了带动作用，并成为参与国际竞争和推动工业快速发展的强势产业。其次，拥有良好的资源禀赋。吉林优质的黑土地、广阔的森林、尤其是丰富的草地资源是发展畜牧业的生态基地。草原生物本身有较高的经济价值。是人们进行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源。牧草用以养畜，畜产品为人类所用，满足衣食需求。还可形成产业，繁荣一个地区。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到当代，人们追求生活质量，追求食品安全，崇仰天然绿色，为草原畜产品产业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吉林省是中国牧区之一，现有草地面积584.2万公顷，占全省土地面积的31.2％，主要集中于西部和东部地区。西部松嫩草原是科尔沁草原的一部分，水源丰富，以盛产羊草而驰名中外，属平原草甸草场类，是商品牛、细毛羊主要产地之一。此外。吉林省粮食饲料资源丰富。近些年全省粮食产量已基本稳定在500亿斤的阶段性水平，可用作饲料的粮食资源充裕，且每年仅玉米就可以产秸秆2000多万吨。第三，畜产品价格普遍低于国际市场。幅度在30％间，“人世”后在国际市场具有一定竞争力：而且，受疯牛病、口啼疫和禽流感的影响，欧洲一些畜产品生产大国的养牛业、生猪业及禽类遭受致命打击，生产量和出口量锐减，短期内难以消除影响。世界畜产品贸易格局将发生重大转移，为吉林省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第四，吉林的生态省建设不仅具有一定成就，也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很大的知名度，为发展绿色畜牧产品销售拓宽了渠道。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吉林的畜牧产业已经拥有了比较雄厚的基础，相对机会成本较低，具备形成规模经济收益的优越条件，有进一步上升的巨大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它具备发展产业集群的集中性、地域性、关联性三个主要特征。因此，应引入区域产业集群理念，形成区域畜牧企业网络并与相关联产业链接与支撑它的组织体系耦合，使畜牧业成为具有创新功能、产生竞争合力的区域创新集群，以带动整个区域经济持续增长。
二、绿色畜牧产业集群框架
我国现有的企业集群，大多是中小企业自动连接形成的企业网络，如江浙地区、珠三角地区的中小企业集群。发挥比较优势，实施具有区域特色的畜牧产业大集群战略――围绕畜牧养殖业，培育绿色肉、乳、特色加工企业集群链，拉动畜牧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将是吉林省区域可持续增长的合理路径。之所以发展以大型企业为龙头的大集群模式，是因为，畜牧业的肉、乳、特色产品养殖加工业，从市场类型看，类似于垄断竞争市场。具有准入门槛低、产品有差异又有替代、生产者较多，对价格有一定控制力等特点。这些特点，注定了集团内部竞争是异常激烈的。诚然，竞争会给消费者留有更多的剩余、享受更多的福利，但是，区域内价格的恶性竞争、广告的巨额花费，却使社会资源大量浪费，不利于形成区域规模经济。因此，建立以大型企业为龙头的产业集群，形成近似于寡头垄断的集团结构，能够避免恶性竞争，减少资源浪费，不仅树立了绿色生态大区形象、提高区域整体竞争能力，还有利于知识的外溢和技术的应用，提高核心竞争力。
体现要素合理配置、突出产业间关联的吉林省生态绿色畜牧产业集群，是一个具自强大生命力、有鲜明层次的生物有机体。它是以绿色无污染的生态农业基地为背景：以畜牧养殖业为轴心；以肉、乳、特色产品加工业链接众多相关商业服务业的三条产业群为动力，充满生机的大产业集群体。三条产业集群链形成了对农业、养殖业发展的巨大驱动力。表现在：第一条是以大企业为龙头的绿色肉品加工集群，带动畜牧养殖基地的建设和发展。以皓月、榆树汉德等企业为“龙头”，建立的肉牛精深加工产业群；以德莱鹅业公司为依托，建立的鹅鸭精深加工产业集群；以华正、吉港为龙头的生猪屠宰、加工产业集群。在深入实施“粮变肉”工程中，通过肉品加工集群带动畜牧业、粮食生产基地的建设和发展。如，肉牛基地重点建设在中西部农区，启动精品肉牛工程：生猪养殖业集中在公主岭、农安、榆树、九台等地；肉鸡、蛋鸡产业，建在德惠等肉鸡生产大县(市)；鹅鸭产业将重点打造西部、中部、山区、半山区产业带。第二条是以金财、广泽乳业等乳品加工企业为龙头形成的乳业集群，带动乳牛养殖基地的建设和发展。敦化等13个县(市)的长白山绿色奶源带、榆树等12个县(市)的松辽平原奶源带具有相当大产奶潜力。两大绿色奶源带发展的良好绩效会在全省起到示范效应。带动其它小区标准化奶牛饲养业的大发展。第三个产业链是特色产业加工集群。吉林省的貂皮、鹿茸、林蛙是全国知名特色产品，通过政策引导发展成具有网络关联的加工产业集群同样也会带动养殖业的发展。构建皮草基地、优质肉用鹿生产基地、长白山优质林蛙产品生产基地，不仅解决就业问题，同时特色产品的高附加值会使农民快速走上富裕之路。尤其足，近年来貂皮价格上升已经发出了短缺信号。从要素角度看，绿色生态畜牧产业集群之间存在着供求链：生态农业为养殖业提供饲料，畜牧养殖业为三大集群提供原料，三大产业集群为
畜牧养殖业提供核心市场；三大产业又为外层的商业服务业提品，商业服务业为其联结消费者架起了桥梁；这种大集群把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有机结合在一起，在吉林绿色生态基地上空形成产业集聚，是具有区域持久竞争优势的经济群落。这种大畜牧集群不仅节约交易费用，还对全省经济增长起到了拉动作用，是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有力增长极和扩散极。
三、强化政府引导作用。实现畜牧产业集群持久增长
要实现绿色畜牧产业集群良性互动、持久增长，政府的引导作用不可或缺。在循环经济框架下，一要突出“大”字――以大企业为龙头、以人生态基地为依托：一要体现“绿”字――以无污染的绿色饲料基地为基础，不断培育绿色畜牧品牌；三要强调“久”字――产业集群具有持久运行能力和对区域经济的持久带动能力。
第一，突出“大”字，做大做强畜牧集群，树立“大”生态区形象。与南方中小企业自发形成的网络经营集群模式不同，首先，吉林省的畜牧产业集群是以大型企业为龙头牵动中小企业的方式运作的，必须通过政府进行微观协调。从短期来看，这种集群会给处于经济上升期的大型企业增加额外成小，形成负外部性。市场无法自发实现资源重组。因此，为了鼓励大型企业担当这一重任，区域政府要采取积极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发挥引导、指挥、监督作用。一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消除大企业短期外部性、营造外部经济环境。使其平均成本曲线整体向下移，增加利润空间，心甘情愿地为中小企业牵头；另一方面，区域政府要鼓励中小企业积极并入集群轨道，避免单打独斗，恶性竞争；其次，区域政府应加强对基地的养护，再塑天然无污染生态农业大省形象。草原是畜牧产业集群生存之母，是畜牧产业集群的绿色背景和发展根基。然而，草原、森林等具有非排它件和非竟用性特征，属于公共物品。公共物品使得市场调节出现失灵状态。为了避免再度出现“公地的悲哀”，政府必须担负起养护土地、草原、森林等基地建设的重任。采取退耕还林、退沙为草，制定防止过度放牧、过度使用措施，严格实行草、土、林、畜的平衡运作制度，保护基本资源，全面推行休牧、禁牧和轮牧，保证自然生态的和谐。同时，还要与集群形成良性互动生态链，如草原与畜牧养殖业的相互给予，草原、土地提供牲畜食物，牲畜粪便成为草原、土地的天然有机肥料，保证资源的再生性。
[摘要]从2002年初日本经济从低谷缓慢爬出到现在，日本经济得以持久复苏的主要原因就是外需、内需两大动力先后开动马力，推动日本经济。
1 日本经济复苏的主动力
国政府出台宏观调控局部经济过热措施，2004年5月。当年10月从日本进口增长开始放慢，对日本经济拉动作用才趋缓。可以说20022004年间中国因素对日本经济摆脱衰退、走出谷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2003年初才摆脱危机状态，2002年初日本经济从低谷缓慢爬出。经过200420052006三年的巩固与扩大，如今有可能成为战后日本经济复苏最长的一个周期。此次日本经济得以耐久复苏的主要原因就是外需、内需两大动力先后开动马力、推动日本经济
2004年5月，我国政府出台宏观调控局部经济过热措施，当年10月从日本进口增长开始放慢，对日本经济拉动作用才趋缓。可以说2002—2004年间中国因素对日本经济摆脱衰退、走出谷底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第二阶段为2004-2006年，此时企业开始扩张经营。90年代日本经济进行结构调整、改革，企业严格限制新的投资。进入经济恢复增长第一阶段后，日本企业连续盈利，又看准了市场前景，投资逐步活跃，2002年企业实际投资增长为-2.9％，至2003年则跃为6.1％，2004年为6.3％。2005、2006年仍然保持较快增长。这四年日本企业投资比90年代平均水平高出一倍。
不仅如此，2002—2006年日本在就业、薪金方面情况也有好转，2002年日本社会失业率为5.6％，2003年降至5.4％至2004年11月降至4.5％，出现明显好转，持续至目前最新统计，2007年8月已经降至3.8％，表明日本经济持续衰退带来的高失业率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考虑到日本企业雇用工增加，工作时间延长等，日本家庭可支配收入实际金额从2004年起转为小幅增长。如果认为2000-2003年日本个人消费实际增长处在低水平的话，从2004年起个人消费实际增长幅度出现放大趋势。
据日本政府统计，2002年内需同比增加1.7万亿日元，而外需同比增加3.6万亿日元，外需带动日本经济实际增长0.7％，内需仅带动0.3％。2003年日本内外需分别增加6.49万亿日元和4.09万亿日元，自此日本内需带动经济增长作用才超过外需。但是内需不足、外需依然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经济此次复苏，第一动力来自外需。在外需持续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日本企业经营业绩出现根本性改观。然后企业才开始扩大经营，增加投资、增加雇员。进而从更加深层次分析，可以看到外需肯定先是带动出口产业复苏，再逐步扩大到装备制造业，又由制造业传递到服务业，实现三大产业全面复苏。实现日本经济再生产全过程复苏。可见外需带动日本经济走出10年泥沼，足足花赞了近三年时间，一直渗透到日本经济各个领域，发挥的是第一动力和原动力作用。而投资、消费带动日本经济复苏发挥的作用仅仅是第二动力和派生性动力，即在第一动力“点火、催生”之后产生的动力。通过这次分析日本经济复苏过程，我们还更加深刻地认识到，2002-2004年外需启动了日本经济复苏，同时还启动了投资和消费，使其在经济复苏的第二阶段发挥作用。2000年-2004年外需启动，2004-2006年日外需和内需两大动力同时发挥作用，使日本经济复苏得以持久。而后期占日本国民生产总值7成以上的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持续增长，实现了内需为主、外需为辅带动增长的势头。但还没有形成以内需为主稳定增长的模式，还不能称为内需主导型经济。
2 美国的作用何在
可以发现日本在中国投资或者租用企业，如果深入分析。其制造的产品有—局部销售到中国市场，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销往美欧市场，笔者称其为“面向美国市场的日本分支迂回入口”不只日本包括亚洲四小也模仿日本企业做法，将中国作为加工基地，将制造的产品转口到美国、欧洲。如前所述亚洲四小在大陆制造的产品其使用的零部件也有些相当部分来自日本，笔者称其为：面向美国市场的亚洲四小分支迂回入口”类似还有“美国分支迂回入口”也就是说，21世纪初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在亚洲演变出一个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这个体系里中国内地扮演加工基地角色，提供廉价土地、劳动力、厂房等生产要素，参与分工；日本扮演零部件、中间产品供应商和全球战略经营角色；美则扮演市场吸收器和全球战略经营角色；亚洲四小则扮演少局部零部件供应商和全球战略经营者角色。而日本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里获取利益有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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