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好又快 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观 继承 发展
又快又好是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快”是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强调，“好”是对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要求。国民经济由“又快又好”发展到“又好又快”发展，反映了党的经济理念由经济增长向经济发展转变，由强调经济增长速度向在经济增长基础上注重经济质量和效益转变，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的观点。
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目的的人民性
为了广大人民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最高准则是惠及全体人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列宁指出，发展经济的目的在于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全面自由发展。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强调经济发展成果由人民均等共享；邓小平重视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倡导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主张“以人为本”，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为经济发展的目的和归宿。总之，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清楚地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还不能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全面自由发展，但要努力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创造条件。因而，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是保证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所共享，并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又好又快发展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力争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和全面改善人民生活，既重视经济总量增加又重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既强调经济效率又注重经济公平，既追求经济速度又追求生态良好，既着眼于经济快速增长又着眼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既注重经济增长又更加注重人民得到的实惠。又好又快发展坚持发展成果人民共享和共同富裕的原则，将人民生活质量改善置于突出位置，将生活质量改善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分配公平、生态文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结合起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发展目的人民性的思想。
二、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最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以及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的角度，揭示了生产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发展生产力是使工业分布几乎彻底摆脱所有的地方条件的限制和消灭城乡对立的最强有力的杠杆，要求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列宁则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核心，认为无产阶级国家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增加产品的数量。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后，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则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因此，衡量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出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邓小平也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一定要有发达的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不仅要发展生产力，而且要着解放生产力，不能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应该把两者都讲全了。坚持生产力标准，从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高度强调指出，党要承担起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责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不断推进先进生产力发展。
又好又快发展坚持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中致力于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主张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人与自然关系协调中促进生产力解放和发展，强调在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下通过市场对资源配置基础作用的发挥，以及通过科学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通过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生产力发展，注重在共同富裕和共享发展成果目标下的生产力发展。这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又突出了生产力发展的质量与效益，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标准。
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在剥削阶级消灭后，无产阶级国家的主要任务就应当转移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来，在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把社会一切生产资料集中到无产阶级国家手中之后，经济建设无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任务。列宁主张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须将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提高生产率作为首要任务。他说：“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完成后，在党的上做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判断（只是由于种种原因的影响，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却又长期偏离了这个中心）。邓小平总结了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偏离经济建设中心的惨痛教训后，重新把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求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
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既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又将经济建设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协调起来。在经济建设中，其中心任务已经不是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或将经济增长速度放在第一位，而是在注重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协调性、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性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强调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协调性，突出了经济建设中心任务的新变化、新趋势和新要求，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又对它有所发展。
四、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应有较快速度的主张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发展应有较快速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强调无产阶级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必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快”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经济思想中居于基础地位。曾经意识到在五六十年内不能超过美国，就有从地球上开除球籍的危险 ，因而他一再强调经济发展应有一定的发展速度,要求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实现工业化，“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要求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建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邓小平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基础上，同样突出了“快”，要求国民经济必须有一定的发展速度。他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首先要有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较好的经济效果；对我们国家来说，首先要摆脱贫穷，而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发展太慢不符合社会主义要求，发展太慢等于没有发展，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经济发展总要力争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在现代化建设中，坚持台阶式发展，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能够办到的。把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解决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的手段，要求抓住有利时机，加快发展，有条件发展快一些的就快一些。依据变化了的经济条件，更加突出了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好”，但一定速度的“快”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作为“好”的前提和基础。
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偏重“好”，依赖“快”，“好”制约着快，快作用于“好”。没有经济数量的增长，没有物质财富的增加就谈不上发展，也就谈不上“好”，经济指标快速增长、GDP迅速增加、物质财富的快速增多是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的物质前提。扩大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理顺分配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发展社会事业、维护社会稳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生态文明都要以生产力快速发展和经济总量持续快速增加为基础。离开了这一物质基础，“好”就失去了依托。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在我国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基础上提出的。但是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不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居于世界后列、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国情、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还没有根本改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目标对加快生产力发展、加速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出了迫切要求。“又好又快”要求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只有符合“好”的要求的速度才是又好又快发展的快速度。又好又快发展既坚持快，又以好制约着快，将好优先于快，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应有较快速度的思想。
五、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必须坚持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统一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注重经济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站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高度，既要求尽快增加社会主义生产力总量，又要求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把消灭阶级对立、城乡对立和旧的分工，实现城乡融合、工业和农业结合作为未来社会发展目标；既要求社会再生产的比重关系协调或平衡，又要求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实行同自然的和解，减少或避免由于对资源环境过渡开发而招致的自然界的报复，实现人同自然和解。可见，注重经济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的统一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主张的应有之意。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强调经济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的统一：首先，经济发展的快速度，是切合实际、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发展的适度的快速度。正如邓小平所说：“根据我们的经验，步子也不能迈得太快、太急。过去，我们搞得太急，发生了一些错误，……，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其次，经济发展的快速度，不是一时的快速度，而是持续的快速度。对此，邓小平认为，经济发展的快速度应该是为以后五十年以至七十年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打基础的快速度。第三，经济发展快速度是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快速度。把节约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要求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节约一切可以节约的人力和物力。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强调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认为“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要求努力走出一条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第四，经济发展快速度是人民得到实惠、共同富裕的快速度。倡导一切为了人民利益，主张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邓小平指出，经济发展的大原则是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就要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认真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差距太小或太大都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缩小历史差距，不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全国人民都过上殷实的小康生活，并不断向更高水平前进的发展阶段。第五，经济发展的快速度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快速度。要求协调沿海与内地、不同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邓小平主张通过区域经济波浪式的不平衡发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正是他的区域协调发展思想的体现。从全国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突出东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及其对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促进和带动作用。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思想，制定了新世纪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布局：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又好又快发展坚持在“好”与“快”的组合中“好”字优先，在生产快速发展基础上更加重视：（1）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生活水平改善；（2）民富、共富和收入差距缩小；（3）经济结构合理和区域经济、城乡经济协调发展；（4）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改善；（5）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这就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必须坚持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统一思想的同时，将当前面临的重大民生问题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凸显出来，赋予速度、质量和效益统一思想新内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念。
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动力思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发展生产力有二条基本途径：一是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解放生产力；二是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生产效率。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社会变革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及其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和历史进步的强有力杠杆和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既相适应又相矛盾”是社会主义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具有巨大作用，不提高科学技术，就无法提高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打好提高科学技术这一仗。邓小平继承思想，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应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越来越表现为第一生产力，国力强弱、经济发展后劲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和知识分子的数量与质量。发展经济不能没有知识和人才，发展教育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长远的根本大计。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又要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不断增强国家科技实力及其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争取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的必然要求。面对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大作用和科学技术的激烈竞争，强调科学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高在实现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
又好又快发展在经济发展动力上，一方面，坚持改革，主张健全的市场机制和有效的宏观调控相辅相成、互为依托，既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又克服市场缺陷、防范和化解市场引起的经济较大波动；另一方面，强调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显然，又好又快发展在发展动力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
综上所述，“又好又快”要求国民经济发展“好”与“快”紧密结合，突出“好”字优先，注重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统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观的同时，突出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从多方面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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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运输业；感应度；影响力；增长速度；增加值；宏观运输结构
中图分类号：F5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5-000-02
运输结构通常分为三类：宏观运输结构、中观运输结构和微观运输结构。运输业与国民经济结构即宏观运输结构，是从国民经济角度考察交通运输业与国民经济的相互关系及其构成比例关系，这种关系揭示了运输业与国民经济的内在联系[1]。运输业结构的演变与国民经济发展过程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国民经济结构的转变导致运输需求结构的不断变化，不同的运输需求将会寻求最佳的运输方式，进而促进了运输结构的不断变化，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有机联系。
本文运用投入产出法、弹性系数法和产值比重法，从宏观层面对运输业与国民经济之间的有机联系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一、运输业与国民经济的关联性
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关联性强弱通常用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表示。某产业的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越大，说明该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性越强，进而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越大。
以中国2007年135×135部门投入产出表为依据，计算出的交通运输业各主要部门的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如表1所示。
1.感应度分析：感应度可以体现出某一产业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支撑作用，常用来分析产业部门的前向关联度。从表1中可知，感应度系数大于1的运输产业部门有4个，管道运输的感应度系数也非常接近与1。可以说明，这些部门通常为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提供投入，居于产业链的上游，并且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较强的制约性，即具有基础性产业和“瓶颈”产业的双重特性。当经济高速增长时，社会其他部门增加投入，如果这些部门不能满足需求的话，就会制约国民经济的发展。相反，就会造成供大于求，形成浪费。基础设施“瓶颈”一旦产生，对经济发展的限制性更强。因此，这些运输行业应该优先发展，甚至超前快速发展[2]。
2.影响力分析：影响力可以体现出某一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常用来分析产业部门的后向关联度。从表1中可以看出，影响力系数大于1的运输产业部门有4个，管道运输的影响力系数也非常接近于1。可以说明，这些部门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拉动作用，对社会生产具有较大的辐射力。
3.综合关联分析：从表1中可以看出，综合关联度系数大于1的运输业部门有4个，表明这些运输产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度很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和制约作用都比较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来看，应重点发展这些产业；从产业关联方面来讲，是实施产业集群发展战略的最佳选择。从整体上看，运输业的平均综合关联度系数为1.0834，说明运输业与国民经济的增长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二、运输量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比例关系
运输量与国民经济之间存在的某种比例关系反映了国民经济发展对运输的需求，以及运输业适应这种需求的程度[1]。运输量的增长通常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最根本的还是受到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国民经济增长加速，引起运输需求的增加，继而导致运输量的增加；相反，运输需求的增加，使经济运行充满活力性，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表2为中国各时期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与货物运输量增长速度及其弹性系数。
从表2中可以看出，“一五”到“四五”期间，这段时期，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的状况，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的增长速度均远高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与其相对应的运输弹性系数均大于1，说明这几个时期中国运输业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是相适应的；但从“五五”开始以后各时期，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的增长速度均小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运输弹性系数均小于1，尤其是在“五五”到“九五”期间，运输量的增长速度严重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运输弹性系数整体上呈下降趋势，货运量弹性系数甚至均未超过0.5，说明这几个时期中国运输业出现严重的紧张状况，交通运输业的整体发展程度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程度。
从“五五”期间开始，中国进入全面的改革开放时代，在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策环境下，国民经济的发展成为众多政策的终极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交通运输的发展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使得运输业的发展落后于经济的发展。到“十五”期间，国家开始认识到运输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随后开始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不断加大运输业的投资力度，尤其是铁路和高速公路行业的投资，“十五”期间交通运输业的投资总额大约是“九五”时的2.2倍，于是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开始出现较大幅度的增加，运输弹性系数开始出现增大趋势。
三、运输业增加值与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
文章运用结构优化指标，即运输产值比重、运输业的贡献率和固定资产投资三个指标来分析其与国民经济结构的比例关系。
由表3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运输业的增加值在逐年增加，但运输业产值所占比重却呈不断的下降趋势。这说明一方面，中国运输业整体的发展速度严重落后于经济的发展速度；另一方面，国家对运输业的投资并没有产生最佳的综合运输经济效果，导致运输业所产生的经济性效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水平的要求 [3]。这在表2中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证。
运输业固定资产投资产生的绩效主要体现在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上的增加。以道路、铁路等各种运输方式和各种客货运输枢纽为基础设施，再配合各种运载工具所构成的运输业，可以反映一国经济的活力水平，是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保证[1]。在表3中，2000-2002年，运输业固定资产投资在9.5%以上，从2003年开始，投资比重开始明显下降，随后几年基本维持在9%左右。运输业固定资产投资整体上平稳性增加，这说明多年来国家并没有将运输业放在优先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地位上。
运输业对GDP的贡献率是通过道路运输业当年产值的增加量对当年GDP的增加量的贡献来衡量，是用来分析经济效益的常用指标。由表3可知，近年来，运输业对GDP的贡献率整体上是呈下降趋势的，这进一步说明了中国运输业增速一直严重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增速。从表2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八五”到“十一五”期间，运输业的增速国民经济增速之间的差距呈增大的趋势。表2和表3同时证明，中国运输业的发展相对经济发展存在着较严重的滞后性。
四、结论
经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中国运输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存在较强的关联性，不仅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而且还能够带动运输业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发展，对经济的增长产生间接的促进作用。但整体上又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运输业的发展速度整体上落后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经济发展的“瓶颈”。
参考文献：
[1]赵淑芝.运输经济分析(第二版)[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8,7.
[2]袁正.中国邮电业的产业波及特性研究[J].产业经济研究,2003(6):52-57.
关键词：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绩效；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5―0085―06
从新中国建立到现在的6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刚建国时的贫困落后到60年后的今天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四位，总体国力迅速增强。从解放初期工业十分落后的农业国发展到今天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达到42.9％，三次产业的结构逐步趋于合理化。6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年均达到8.O％，这样的高速度和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在历史同期处于世界前列。但是，60年来经济增长平均维持高速度的情况下，在不同时期还是存在一些波动和挫折。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在探索中出现问题和挫折时难免的。我们只能在探索的实践中，不断地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并将这些经验教训升华为理论，用以指导下一步的实践。这种总结和升华工作，会使更多地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可以使我们在以后的发展中少走弯路。
在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的情况下绩效如何，需要用具体的指标进行衡量。本文对经济发展绩效的考察用四个指标：经济发展质量、经济结构的变化、国民经济发展的效益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纵观新中国60年的经济发展，可以看出其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以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标准，将1949-2009年的经济增长分为三个阶段：1949―1956年经济恢复时期、1957―1978年计划经济时期和1979―2009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本文用分阶段的方式对中国经济绩效从纵向的历史比较和横向的国际比较进行分析，用两套指标体系进行论证，一套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年鉴上关于中国的数据资料，另一套用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和《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的数据资料。
一、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波动性
(一)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GDP和人均GDP增长率比较
1.用中国统计年鉴上的数据对三个阶段的GDP和人均GDP的增长速度进行比较
第一阶段是1949―1956年。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两个小阶段。1949―1952年是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这一时期的统计数据为国民收入，以1949年为基期，这3年的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9.3％；以1952年为基期，1953―1956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为10.3％。
第二阶段1957―1978年是计划经济时期，若以1956年为基期，以可比价格计算这一时期22年GDP年均增长率为4.05％，明显低于第一个发展阶段的水平。
第三阶段是1979-2009年，这个阶段最明显的变化是经济快速增长。若以1978年为基期，扣除价格因素这30年GDP年均增长率9.76％。中国是这个时期世界上GDP增长最快的国家。
新中国60年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是很快的，均值的中位线在10％，年增长率围绕10％波动，增长的总趋势呈上升状态，而且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增长的表现明显好于1978年之前的表现。
2.用麦迪森估计数据计算的三个阶段GDP和人均GDP增长速度比较
根据麦迪森对中国经济的估计，以1952年为基期，则1952―1956年GDP年均增长率为5.78％；以i956年为基期，则由1956年到1978年22年的GDP年均增长率为4.14％；以1978年为基期，1978―2003年这25年GDP年均增长率为7.85％，低于根据中国官方统计年鉴数据的计算结果，但是，无论从哪个结果来看，在第三阶段即1978年以后中国都是这个时期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二)新中国60年经济增长速度与世界上其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比较
1.麦迪森对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经济增长的比较。
麦迪森的数据表明中国计划经济所处的时期，正是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1950―1973年西欧国家合计人均GDP增长率为4.08％，前苏联为3.36％，亚洲合计(不包括日本)为2.92％，世界平均增长率为2.93％，中国为2.86％，中国的人均GDP增长速度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即不管从横向还是从纵向比较，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不能令人满意。而在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不论是从GDP还是人均GDP的增长率上看都是世界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三)国民经济发展的波动性
1.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的中国GDP和人均GDP增长速度的变化情况。
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能明显地反映经济发展的波动性，我们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上的数据，计算出1949―2007年中国GDP和人均CDP的增长率，在图形上表现其波动性
第一阶段1949―1956年。1949年到1952年属于经济恢复时期，经济发展波动是难以避免的，并且增长速度的起伏都在正常范围之内；1953―1956年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上看虽然平稳性不是很强，但却是在较高位上运行。
第二阶段1956―1978。这个阶段经济在决策失误和政治动乱中大起大落。建国60年经济发展中最明显的波动性发生在这个阶段，最高值是中的1958年GDP和人均GDP比上年增长21.3％和18.3％，最低值是1961年的负增长达到27.3％和26.6％，从1958年到1961年经济增长的波动差值达到48.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济增长最高的年份，最低的年份，负增长的年份，都出现在这个时期。
第三个阶段1979―2008。这_阶段总体上看经济增长速度高、波动性小。经过1984年经济的过热，增长速度达到15.2％的高峰和.1990年的3.8％的较低速度以外，其他年份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在10％左右，在这样的高位保持了18年的增长态势，使得中国经济总量大幅度提高，到2005年GDP总量跃居世界第四。
2.利用麦迪森的数据计算中国的GDP和人均GDP的增长速度，也用图形表示其波动性。
从麦迪森的估计数据计算得到的图形可以看出，中国GDP的年增长波动性更大，没有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得到的结果平稳性好，但是，波动幅度小一些，总体年经济增长速度较低一些，阶段性特征不明显，除了1957―1968年这一阶段外，其他阶段的波动大致相同。麦迪森的数据显示，在中国60年发展过程中有5个年份为负增长，分别为1960、 1961、1967、1968、1976，比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少一年，即1962年，但是这一年虽不是负增长，但是增长率只有0.4％。另一个较大的差别是1998年，麦迪森的估计增长率是O.3％，而中国统计局的数据计算结果为7.8％，差别将近30倍。
二、经济结构的变化
经济增长的长期过程，也是产业结构转换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经济的长期和稳定增长必然伴随产业结构的转换，因此，在新中国60年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一)一、二、三产业占GDP比例的变化
1.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对中国三大产业结构变化的比较分析。
建国初期，中国的经济结构处于很低的发展阶段，1949年，国民收入中农业、工业和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的构成为68.4：12.9：18.7，第一产业占绝对主导地位，二三产业的发展严重滞后；到1952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为51：21：28，到1956年变为43：27：30，第二产业有较快速度的发展，但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仍然较小。
从1957年开始实行的计划经济阶段，我国采用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国家重点投资工业部门，经过22年的发展，到1978年三大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变为28：48：24，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第二产业份额的提高几乎完全是由于工业份额的提高带来的，工业份额从1956年占GDP比重的21.9％提高到1978年的44.4％，而第二产业的另一部门建筑业占GDP的比重却由1956年的5.4％下降为1978年的3.8％，一直处于下降和徘徊状态；从建国到1978年第一产业即农业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一直处于下降趋势或徘徊状态，由1952年的50.5％除下降到1978年的28.1％，中间经过调整期时期时比重有所回升，基本上是下降趋势。
第三产业的比重从1949年到“一五”时期结束处在缓慢上升过程中，但此后，在第二产业比重进一步上升时第三产业比重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呈现下降趋势，可以看出，一直到1978年，第二产业呈现挤压一、三产业的趋势，而第三产业的比重更是明显的降低，1978年比1957年下降了6.3％，直到1982年才恢复到1952年的水平，占GDP的比重为28％。
1978年底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发生了质的变化，体现出了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作用，资源的比较优势得到逐步实现。在我国的国民经济结构上的表现是，首先在农业领域的改革使农业领域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农业生产效率得到很大提高，1979年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27.9％上升到31.0％，当年的三大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为31.0：47.1：21.9。由于农业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制度效应让我国的农业保持了将近10年的高速增长，第一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一直稳定在30％左右。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进行，经济结构不断得到优化，明显的表现在第二产业在比重稳定的基础上内部结构不断调整，第三产业比重的较快上升，在三大产业中增长速度一直保持最快，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在的比例逐年提高，到2008年达到40.1％。
2.根据麦迪森估计的数据对l中国三大产业结构变化的比较。
1952年中国农业、工业、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例为60：10：30，直到1978年中国三次产业在GDP中的比例为34：37：30，第一产业的比重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第三产业比重又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发达国家第一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德国在2006年已经突破1.O％，达到0.9％，同时，第三产业的比重持续提高，一般都在60％以上。这首先和中国的农业生产率低下、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有关，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城乡分割的制度体系人为地抑制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使中国的城市化远远滞后于经济增长水平。比较来看，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很明确，提高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加快农业劳动力向第三产业的转移速度。
(二)城乡结构的变化
1.中国统计年鉴关于中国城镇化水平变化的统计。
1949―1957年是中国城市化稳步发展的阶段。这个时期国家经济建设取得较大的进展。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城市化程度的稳步提高。到1957年城镇人口比1949年的5765万人增加了4184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49年的lO.6％提高到15.4％。1958―1960年城市化的特点，是城市发展失控，脱离了基本经济国情，具有很大的盲目性。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由15.4％上升到19.7％。在1961―1978年这一阶段，特点是城市化长期停滞不前，并间歇性地发生逆转。1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1960年为19.7％，1978年仅为17.9％，下降了1.8个百分点。1978年，中国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1949年的10.6％提高到19.7％，此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和产业结构的逐步优化，我国城市化的速度也在加快，城镇人口的比重增加很快，1989年为26.2％，1997年为31.9％.2005年43％.2008年45.7％。
可以明显地看出我国城市化的阶段性，1949―1956年是稳定增长阶段，1957―1960年是反常的加速增长阶段，1961―1978年则是长期的停滞阶段，1979年以后是较快增长阶段。
(2)城市化速度的国际比较从上述数据资料可以看出：(1)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在1995年之前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1995年之后有较快发展，但是仍无法与经济增长水平相适应。(2)城市化水平是与经济增长速度和结构紧密相连的，在中国的表现比较特殊，中国在城市化水平滞后的情况下，使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但是，城市化滞后所带来的内需不足对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并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突破形成瓶颈约束。
三、国民经济效益分析
分析国民经济的总体效益，我们选取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指标来反映劳动效率，以国民生产总值积累效果来反映积累或投资的效果。
(一)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我们采用国内生产总值作为产出量，并以1952年为基期的增长指数加以调整，以剔除产出量中的物耗和价格上涨的影响。劳动者采用全社会劳动者人数，反映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变动的情况。
可以看出：首先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稳定性差，并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周期大致同步。其次，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劳动者人数增加不完全相关。如“一五”时期和1963―1965年，在劳动者增加的同时，劳动生产率得到较大提高；而“二五”时期劳 动者增加速度不快，劳动生产率却大幅度下降。最后，劳动生产率增加的速度总体上看是很慢的，特别是从1958年一1978年的21年间，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只有2.8％。
从1979年开始，在劳动者数量较快增加的基础上，劳动生产率有了很大的提高，表现为增长幅度大，增长速度较稳定，30年的改革开放时期，若以1978年为基期，1979-2008年从业者人数年增长速度为2.2％，低于计划经济时期2.5％的增长速度，而年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9.2％，远远高于计划经济时期2.8％的年均劳动生产率。总体来看，1979―2008年中国国民经济效率较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在这一阶段保持了较快稳定增长。
(二)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
从2008年世界统计年鉴的资料，比较中国与日本、韩国、巴基斯坦、美国、巴西、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联邦和英国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在1990年之前，中国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在比较国的范围内是最低的，为590美元／人，是比较组中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次低的巴基斯坦的43％，而在比较组中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最高的意大利是中国的90倍。直到2006年，经过20多年的快速解决发展，中国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仍然很低，在比较组中只是超过了巴基斯坦，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最高美国为92270美元／人，是中国的26倍。不过仍然可以比较看出，199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在加快，与世界水平的差距在缩小，只是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我国的按人口平均的各项指标都比较低。
四、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1949年到1956年这一阶段，人民生活水平比起建国之前提高很快，改善明显。1957―1978年这一阶段由于我国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型战略，为了推行这一战略，积累率水平提高很多，以积累发展工业的资金。同时必然带来消费率的降低，这22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直在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努力。改革开放至今的30年，人民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飞跃。我们从以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变化两个指标来衡量中国建国60年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一)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
除了1963―1965年这一短短的经济恢复时期以外，从建国到1978年中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都是很慢的，若以1956年为基期，1957―1978年居民消费水平的年均增长率只有1.8％，远远低于1979-2008年7.6％的年均增长速度。
建国前30年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很慢，1953―1978年25年的时间居民消费水平年均只增加2.2％；改革开放以后居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1978―2008年均增长7.6％。
(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
基尼系数是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O.3表示比较平均；0.3-O.4表示相对合理；O.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从基尼系数比较来看，中国处于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警戒线”以上，分配的不平均程度远远高于发达的日本、法国、德国，甚至高于美国的水平。
在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分配的不平均对居民的消费影响很大。消费倾向高的低收入阶层有消费欲望却没有消费能力，消费倾向低的高收入阶层有消费能力而没有欲望，因此，使得改革开放以后内需不足一直困扰我国经济的发展。另外，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容易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影响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五、结论与启示
新中国60年的发展成绩显著，经济快速增长，特别是建国初期中国经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得到迅速恢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快。计划经济时期的22年给我国带来的更多是教训，由于政治影响和政策的多变性，工业生产大起大落，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很慢，致使人民生活水平二十二年几乎没有提高。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迅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国家的总体实力不断增强。我国所实行的渐进式改革在启动的初期避免了社会经济中大的动荡，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使经济迅速发展，但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存在一些问题。
1.经济增长的波动性较强，对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经济增长缓慢，人均GDP增长速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这段时间世界范围内的新技术革命对生产力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许多国家和地区利用这一契机实现了经济腾飞。但是，中国却错失这一良机，由于没有市场机制对企业形成利润约束，中国企业没有利用新技术提高生产率的敏感性，没有赢利意识。计划经济效率的低下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而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问题。发生在美国并很快波及到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使人们看到了市场机制运行中所存在的巨大风险，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应该在制度和规则的制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减少市场失灵发生的几率，从而使得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减少经济中的波动性。
2.城镇化滞后、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了很大的不利影响，进而对中国实现GDP增长的既定目标带来了威胁。这一方面是世界经济大环境造成的，另外也对中国经济增长过多依赖出口，特别是对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依赖模式提出了挑战。长期以来国内消费不能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拉动作用，使得在改革开放以来刺激消费和拉动内需成为政府的经常工作，但是往往成效不是很大。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国城镇化的滞后发展以及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到目前还占人口近60％的农村人口消费能力弱。调整分配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高我国的内需水平，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是巨大的。
（安徽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本文首先从概念和特点两方面介绍目前经济学界以及社会学界广泛关注的热点——经济“新常态”；然后对中国经济“新常态”所表现出来的现状进行描述；接着分析了现阶段安徽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安徽经济发展现状分析为应对“经济新常态”应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经济“新常态”；安徽经济发展；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8-0101-03
纵观近年来中国GDP增长数据：2003年到2007年我国GDP年均增长11.6%，2008年至2011年年均增长9.6%，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为7.8%、7.7%，再到2014年的7.4%.数据显示，我国进入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2014年5月，总书记在考察河南时首次提出了“新常态”的概念.
1 经济“新常态”的内涵
1.1 经济“新常态”的含义
在2009年，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首次提出新常态（New Normal）这一概念，主要描述了欧美经济发达体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很难再回到之前的发展状态，它的主要含义是：低增长、高失业将长期持续；企业利润缩减、资本回报率将降低.中国近些年来的经济现象表明中国经济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产生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与以前年份的经济发展形态有不同之处；新常态之“常”，则意味着在新的发展形态到来之际中国的经济发展保持着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速适宜、生产结构优化、社会和谐.中国迈入“新常态”的经济发展阶段，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逐步产生重大改变.
1.2 我国经济“新常态”的特点
2014年，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提出了经济新常态的三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2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表现
与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发展形态对比而言，2011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呈现新的形态.
2.1 从发展速度上来看，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的快速发展使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4-2011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以接近10%的年平均增长率增长，在这段时期，中国的经济呈高速增长态势.但是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GDP增长速度开始回落，2012年GDP增速由2011年的9.3%下降到7.8%，2013年增速为7.7%.国家统计局于2015年1月公布中国2014年GDP增速仅为7.4%.现实经济发展现状表明：中国正在经历新的经济发展形态——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2.2 从结构上看，产业结构由不合理转为合理
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对比来看：近三年产业结构随着GDP增长速度放缓的同时发生了优化.从产业结构的发展来看，三次产业中的服务业所占比重与之前年份相比有了明显的提高，同时农业和制造业的比重下降，服务业已经开始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逐渐改变了长期以来借助第二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的新的产业格局.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第二产业中的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等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发展速度也明显快于传统制造业.
2.3 从发展质量上看，低质量的发展转变为高质量的发展
2014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效率有所提升.中国开始意识到发展技术进步和创新成为决定经济发展成败的“胜负手”，逐步摒弃了资源消耗型和环境污染型的产业.节能降耗水平逐步提高，2014年上半年，单位GDP 能耗下降4.2%，能源消耗量达到六年来最大跌幅.中国的经济发展开始出现GDP与企业利润、财政收入大体同步，国民收入的实际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新格局.
2.4 从区域与城乡格局上看，不协调发展转变为协调发展
2011年开始，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开始快于东部地区.2014年上半年，中部地区的六个省（山西除外）工业增加值增幅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达到10%以上；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和投资增速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东部地区.在城乡结构方面，中国进入城镇化加速推进的阶段.2011年中国城镇化水平达到51.27%，首次超过50%，2012年为52.57%，2013年为53.37%，我国城乡不协调发展的格局正在加速改变.
3 安徽省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总的来说，安徽省近些年的经济保持着快速、健康的发展趋势，呈现出增速快、结构优化、效益高、后劲强的良好态势.2006至2014年安徽省国民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为12.9%，2014年较上年增长9.2%，高于全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从经济总量上来看，2009年是安徽经济增长的分水岭.2009年以前，安徽省国民生产总值虽然在不断增长之中，但经济总量始终未能突破万亿大关，2009年安徽省实现10062.82亿元的GDP总量.2014年安徽省GDP达到了20848.8亿元，按照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9.2%，高于全国水平.我省全年GDP总值首次突破2万亿元，人均GDP达34427元.
在全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的“新常态”经济条件下，整体实力不强，城镇化水平低，城乡差别大，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的需求不相适应等问题也会严重制约经济发展.安徽省的经济发展虽有所提升，但是与我国其他发达城市相比，仍存在着很多问题.
3.1 安徽省经济发展基础薄弱
虽然与全国和其他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我省的GDP增长速度较快，但是总的来说我省的经济总量仍不大.虽然2013年我省的GDP总量达到19038.87亿元，但是与东部城市的生产总值比较来看，仅为江苏生产总值（59161.75）的1/3，浙江生产总值（37568.49）的1/2；在中部省份中仅高于山西和江西的生产总值，我省的生产总值在全国31个内地省份中位于第14位.由于安徽省人均生产总值为31684元，仅在全国位于第26位.
3.2 安徽省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发展不合理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两者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产业作为就业的载体，其结构的调整必然会在就业结构上反映出来；同时，对于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合理的就业结构体现出重要作用.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的产业结构呈现出典型的“三、二、一”的倒金字塔产业结构布局，而且这些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协同系数都比较高（接近于1），也就是说各个产业的就业分布与三次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发展较为一致，与这些发达城市相比，包括安徽省在内的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呈现出“二、三、一”的产业结构布局，第二产业是支柱产业，它能够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但现在正处于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的时期，第二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带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
安徽省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省，较低的劳动生产率以及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占很高的比重是我省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通过与发达城市相比得到如下结论：在三次产业中，安徽省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所占比重远远超出一般水平，第二产业就业人口所占比重略低于一般水平，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所占比重与一般水平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目前来看，安徽省的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与产业结构存在不协调，应采取相关措施改善这一现状，使经济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
3.3 安徽省城镇化水平低，居民收入低
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投资和消费这三驾马车.然而受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外贸出口放缓，经济发展更依赖于国内的投资和消费.安徽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更多来源于投资的拉动，特别是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但是并不会一直存在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并不会持久.在全国总体经济放缓、经济发展方式发生转变的现阶段，若要实现安徽省的经济发展，则需要依赖消费拉动经济的增长.居民消费能力主要取决于其拥有的可支配收入和持有现金等因素.我省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仅为上海的1/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上海的2/5，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为上海的1/3，城镇化水平、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均处于较低水平.我省的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不到城镇居民的1/3，说明了我省的城乡收入和消费差距都较大，对于安徽来说，消费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4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安徽省经济发展的相关建议
在中国整体经济面临经济增速换挡的时期，安徽省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镇化水平不高，产业结构发展仍存在不合理之处等问题.在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方式都开始发生转变的重大关口，如何遵循经济发展规律，认识新发展趋势，改善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实现“新常态”下长期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对我省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
4.1 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以消费带动安徽经济发展
政府应采取积极的就业政策提高居民的劳动报酬收入.我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应加快农村居民转移就业步伐，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的就业公共服务平台，实现城乡居民公平就业，缩小城乡差别.
另外，政府应积极优化创业环境，引导居民通过积极创业来增加收入.完善投资环境，建立健全投资保护机制，将居民的闲散资金更多引入实际生产领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进一步增加居民财产收入.在增加居民财产收入的同时也应完善消费环境，让中低阶层居民敢于消费，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消费者权益保障制度，刺激居民消费，提高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带动居民的消费积极性，进而带来经济的增长.
4.2 大力发展创新产业和服务业，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2015年，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明确提出：确定支持发展“众创空间”的政策措施，为创业创新搭建新平台，首次提出“众创空间”概念.当今，中国各大城市都在发展创新产业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机遇，安徽省也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并完善创新产业的服务，积极推动创新产业的发展来带动经济的发展.从目前安徽省的现实情况来看，安徽省应充分利用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验点和合芜蚌自主创新实验区等平台做好产业转移、自主创新等试点工作.安徽省应做到顺应时代的发展，鼓励创新创业，建立面向大众的创业服务平台，不仅有利于激发亿万群众的创造活力，更能够实现有效培育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各类青年创新人才和创新团队的迅速发展，从而实现扩大就业，打造经济发展新的“发动机”.这对于安徽省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世界经济发展规律表明，服务业的比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逐步上升，并将在工业化后期阶段逐步超过第二产业而成为主导产业.安徽省应借鉴发达城市在服务业发展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加快服务业的发展进程，在服务业发展方面政府应加强其引导力量，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促进服务业的整体发展，着力解决服务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扭转服务业发展滞后的局面.
4.3 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发展，相互促进拉动经济增长
我省应促进产业结构重心的转移，主要集中在三大产业结构比例的调整，促进产业发展重心由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大力深化改革传统服务业，尽快实现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机结合，重点是推进信息软件、工业设计、互联网金融、商贸物流、旅游文化等产业的发展，通过第三产业的发展带动经济的增长.在立足于主导产业的基础上，应加快传统支柱产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转变，使传统优势行业的发展与现代新兴行业相结合，更有利于安徽适应新的经济环境.鼓励创新，不断促进技术和产品的革新进而带动工业产业结构的升级，着力发展新兴产业，加强信息、汽车、化工、家电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对于安徽省来说，第一产业仍是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力量，促进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显得更加任重而道远.当前就业的主要部门仍然是第一产业，农村仍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急需转移出去.为此，我省应建立各种培训机构和宣传平台，对农村劳动力进行职业和技能培训，以市场为导向设定各具特色的培训内容，做到有针对性的提升他们的专业技能，使农村居民掌握一技之长.同时，利用当前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机会，积极承接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强农村小城镇建设，积极发展农村第三产业，把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流通、服务等领域，实现农村劳动力“因地制宜”，从而实现优化产业结构和促进就业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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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麦克纳米首次提出“新常态”概念，随后•埃尔•埃里安用“新常态”来描述2008年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从此“新常态”在经济领域广泛应用，中国经济界在近两年也频繁使用该概念。“新常态”尽管在不同领域的理解不同，但在宏观经济领域被普遍描述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在狭义的范畴上，新常态主要是指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经济新常态有其独特的本质特性和表征。王一鸣认为“经济新常态”有“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等四个基本特征，其中“中高速”是指经济增速放缓、从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降为7%—8%的中高速增长。“优结构”是指全面、深刻地调整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在产业结构上，将第三产业转变为产业主体;在城乡区域结构方面，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在收入分配方面，提升居民收入占比，把改革发展成果让更多百姓分享。在需求结构上，让消费需求成为需求主体。“新动力”是指新常态下将寻求新的内驱力，力求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多挑战”是指新常态下出现新的挑战和不确定性风险。综合来看，“经济新常态”其本质是经济发展告别过去传统粗放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李锋认为中国经济新常态有五个基本内涵，即在经济发展动力上是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增长点;在经济发展方式上是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在经济结构上是从增量扩能转向存量调整和增量做优;在经济管理上是从刺激增长转向科学调控;在经济发展目标上是从追求经济增长转向共享发展成果。系统地解析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其主要表征体现为，在经济增长速度上，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在经济结构上，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在动力要素上，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很显然，新常态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这种新的发展阶段无疑会影响每个社会民众的社会心态和社会适应。
二消极心态维度与矫治向度
经济新常态是经济发展告别过去传统粗放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在这个由传统增长稳态向新的增长稳态的转换过程，在这个经济结构重构和发展动力重塑的过程中，社会民众无不面临新的挑战，一些不确定性风险显性化，并导致民众产生一些消极心态。
(一)降速不适感
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正当国民翘首以盼中国将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时，我们断然调整经济增速步伐，以放慢近半增长率的增速调整经济，中国经济面对新常态。对于似乎突如其来的增速波动现象让继续沉浸于“速度情结”的民众感到中国的经济是否进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甚至走向经济衰退。2014年我国人均GDP为7485美元，按世界银行衡量标准，已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阶段。世界银行于2006年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指出，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仅经济徘徊在人均GDP1万美元左右，而且还可能会出现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金融体系脆弱、就业困难、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生态环境破坏、信仰缺失等。我国内地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这些情况。面对中国经济这种新常态，难免民众会产生降速不适应感和心悸，甚至产生悲观性失望心态。比如:对经济增速下滑一时难以上扬的失望，对经济结构、动力要素和市场控制力的悲观，对人口老龄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口红利锐减的担忧与悲观等等。尽管在经济新常态下产生这些悲观情绪和降速不适应感是人之常情，但不能将这些情绪转化为绝望或自暴自弃。将降速不适应感滑向悲观性失望的根源是人们对经济新常态本质要义的误解，将经济发展降速等同于经济危机。事实上，经济发展降速并非是经济危机，而是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阶段跃升的过程，其经济发展方式是由主要依靠高强度投入资源和要素驱动为主逐步转向提高效率和创新驱动为主，是增强科技进步和发挥结构优化的优势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进而提升经济发展内涵和经济存量。因此，矫治降速不适应感的核心向度是社会民众的理性认知观念与态度。
(二)阵痛焦虑感
虽然中国经济正进入“新常态”是符合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的一般规律，但仍有不少民众对新常态难以适应，特别是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金融体系脆弱和市场控制力的疲软等新常态特征，常常引发民众阵痛焦虑感，甚至是社会怨恨。比如:股市的恶意操控与政府对股市调控的失控，引发或加剧了民众对经济利好的恐慌性焦虑感。调查证实，在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大环境下，民众容易产生恐慌焦虑等较大的心态波动，学者称为“转型焦虑”或“换挡焦虑”。Easterlin等调查发现，在1990－2010年中国民众心态经历了U型变化，从1990年代开始下降，在2007年左右下降到谷底后开始回升，这两个拐点分别正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全球经济危机爆发的关键点。在当前国内外环境空前复杂的局面中，经济新常态下的“转型焦虑”包含一定的合理因素，在外部环境上，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减速产生了质疑和担忧，比如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担心中国作为全球对外投资大国，将来自中国的投资额降低而导致全球经济危机。在内外环境的影响下，民众普遍产生了阵痛焦虑感，许多群体担心经济放缓会带来就业困难、财政收入不足、地方债危机、金融系统风险、产能过剩集中爆发等问题。民众的阵痛焦虑感，甚至是少部分人的恐慌心态既有全球压力的外部原因，也有民众主观认识的内部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国进入经济“换挡”的自身原因。转型期的阵痛焦虑主要是源于社会、政府和个人自身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力。因此，解决这个重大社会难题，一方面通过深化改革，增强社会、政府和个人自身的可控力，进而提升政府和社会效能感;另一方面，通过个体自身的革新，比如科技知识与其应用能力的革新、社会认知革新和创新能力等等方面的革新，提升自我社会可控力和自我效能感。
(三)习得失助感
人类历史上的变革灿若星河，今天我们正在经历着中华民族又一个辉煌的变革时代，但通常认为，改革越到深处便越触及痛处，越难以推进。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的改革发展面临着空前的瓶颈、机遇与挑战。在国内外经济环境的驱动下，人们日益感受到物价、房价、教育、医疗、养老等生活压力，随着对物质与金钱的渴求增长，负面社会心态使民众不再相信中国传统文化中提倡的美德和价值，认为个人没有能力与办法改变原有的生活，产生习得性失助感。2014年3月《南方周末》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CSR)调查数据显示，民众普遍认为成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参与调查的人当中，许多人将人脉/社会关系(16．8%)、权利/地位(15．6%)看作个人成败的关键，只有7．5%的人认为个人努力是成功的最主要因素。相应地，民众普遍将失败和贫穷归因为社会环境因素:58．5%的民众认为“贫穷是因为缺少关系门路”、48．2%的人认为“现在是一个穷人越穷、富人越富的社会”。贫富差距的增大，使人们产生了挫折感、被剥夺感和习得性无助感。同时，在经济压力下人们过度追求成功、出人头地，而不是身份归属、家庭和睦与心灵安慰，在心理层面上衍生强烈的无助情绪，包括掌控无力感、不安全感、不信任感、对未来的不确定感等。在习得性失助感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变得仇富投机、愤世嫉俗，但又委曲求全、接受现实，这些心理现象的持续集结呈现出了当前经济新常态下民众的负面社会心态。经济新常态下催生的习得失助感其生成原因是众多的，也是极其复杂的，其中，最关键的外因是国民经济发展内驱力和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内因是自我内驱力和自我效能感。矫治新常态习得失助感，一方面在于增强国民经济发展内驱力和国家综合实力;另一方面要激发个体的内驱力，激发民众社会进取心，进而避免习得性无助感和社会性惰化。
(四)心智惰化感
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结构性的社会改革就较难推进，民众也普遍呈现出心智惰化感。在当前的经济新常态环境中，民众获得的绝对物质和经济条件虽然比改革开放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对自身努力和政府改革等心态方面还存在社会性惰化等问题。这与社会结构性转型有着极大的关系，如西方国家将新常态称为“新平庸”(NewMediocre)、“长期停滞”(SecularStagnation)等，即是对低经济增长和高失业率状态下民众社会性惰化的概括。基于2002年－2013年中国民众的调查显示:(1)民众目前的生活满意度回升缓慢，难以实现有效提升。这是因为生活满意度与GDP、收入水平等并非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在收入水平达到临界值后，收入对民众生活满意度的边际效应大幅减少。(2)底层民众对阶层提升缺乏信心，认为阶层流动性较低。尤其是下层民众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提升信心较小，认为自己不能实现和能够实现向上流动的比例分别为52．5%和40．2%。(3)政府服务的进步速度低于民众预期的增长速度。近年来，民众对政府官员的负面评价有上升趋势，所幸的是，基层政府及官员满意度较低，高层政府满意度较高，呈现出“反距离悖论”，对官员正负印象的数据相当，还处于胶着状态。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民众社会性惰化的根源，也是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社会开展深度改革的难题。新常态心智惰化感，其本质是个体或社会心理新平庸化，缺乏进取心和内驱力，对社会满意度和政府信任度缺失或错位。因此，矫治心智惰化主要路径是提升个体内驱力与进取心，增强社会满意感和政府信任感。
三新常态对新经济心态的再造
(一)保持新经济心态的心理定力
我国从改革开放至2008年经历了近三十年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速，自从2008年以后经济增速开始回落，到2014年底经济增速为7．5%。经济增速大幅下降给不明真相的民众导致了降速不适应感、阵痛性焦虑和悲观情绪。事实上，社会民众从根本上用不着过度惊慌，应该理性认知经济新常态，增强心理定力。之所以要强化心理定力，其理由有三:一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符合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的一般规律。从国际经济发展历史趋势来看，高速增长经济体在经历一个时期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减速换挡回落时期，比如:日本的经济在1969年之前十年的经济平均增速为10．4%，之后十年的平均增速为6．3%。韩国在1988年之前十年的经济增速10%放缓至后十年的7．6%。由此可见，我国当今经济发展正经历的新常态是符合一般变化规律的。二是经济增长内涵和质量的蜕变，让新常态的经济跨入从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阶段跃升的过程。经济发展方式也由主要依靠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驱动为主，逐步转向提高效率和创新驱动为主;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增强;结构优化的优势逐步递增。三是尽管经济增速大幅回落，但经济增量因经济存量的巨大依旧增量巨大，比如2013年的经济增量已大致相当于1994年的经济总量。由此可见，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并不是出现断崖式下滑，而是有理性的可控的换挡式的内涵式发展，我们有理由充满信心和保持心理定力。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认为增强新经济心理定力就是要认识到当前经济增速放缓是自然换挡的过程，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要认识到当前经济运行遇到的压力和波动，是结构调整的阵痛的突出表现，是实现经济转型必须付出的代价。对于这些困难和挑战要保持淡定与从容，要有心理定力。因为保持了心理定力就能坚定改革信心，并能有理性和智慧地克服困难、战胜挑战、实现经济新的转型。
(二)坚定新经济心态的三个自信
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到来，中国正处于“三期叠加”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面临各种矛盾和挑战，社会上也充满了焦虑情绪，甚至为社会矛盾、各种挑战所困扰。与此同时，无论是欧美国家还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全球主要经济体都看不到经济强势增长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之下，国内外“中国崩溃论”再起，导致社会上部分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论和制度心存疑虑，甚至产生自卑心理。面对国内外复杂的形势，党的十报告首次提出全党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的提出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治国理念的创新，也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价值支撑和精神力量。彰显“三个自信”，对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论和制度，达成改革共识，实现社会整合，排解焦虑情绪，增强民族自信心具有重要作用。“‘三个自信’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坚定的政治信念与理性的改革智慧。就其特征来说，既是国家自信、民族自信与政党自信的统一，也是历史自觉、现实评判与未来预期的统一;既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也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就其功能而言，对于塑造国家政党形象、实现社会整合、化解社会矛盾、矫正崇洋心理具有积极意义”。因此，新经济常态下，坚定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能增强民众自信心，促进民众积极适应经济新常态。
(三)激发新经济心态的内驱力
应对经济危机、社会动荡、国际外部压力和国内民众人心逍遥的最佳路径是增强国民经济发展内驱力和国家综合实力。内驱力是一切发展的源泉，当然也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和激发个体进取心的源泉。增强经济发展内驱力，可以激发民众社会进取心，进而避免习得性失助感和心智惰化。那么，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增强经济发展内驱力以激发民众进取心呢?第一，创新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内驱力和源泉。经济新常态下，传统增长动力在减弱，资源环境约束在加剧，要素成本越来越高，必须走转变发展方式、提质增效升级之路，必须靠创新。只有通过万众创新，才能创造出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市场，才能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只有通过大众创业，才能增加更多的市场主体，才能增加市场的动力、活力和竞争力，从而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在源动力引擎”。第二，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重点是要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关键是要引导新兴科技产业发展，路径是要推进各项新兴科技“互联网化”。通过畅通科技转化通道激励科技人员创新意愿与动力;通过引领万众向高科技方向创新，带动大众向高科技新兴产业上创业汇聚，从而促进经济在深层次上转型升级;通过搭建新兴科技“互联网化”平台，将各项科技主动地、广泛地和深度地与互联网结合，进而激发民众内驱动力与进取心。第三，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将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驱动为主，逐步转向提高效率和创新驱动为主。总之，要深化改革，因为她是适应新常态、重塑新动力的根本途径。
(四)增强新经济心态的内敛力
关键词：金融业；国家产业经济发展；影响；战略措施
中图分类号： F83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0-000-01
金融业作为一个较新的产业，是在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才开始规模化出现并且快速发展的，对于国家产业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当前社会背景下，金融业给国家产业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并且提出当前金融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对应的战略性解决措施，最终使金融业能够对国家产业经济的发展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
一、金融业对国家产业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金融业的发展促进了第三产业经济的发展
首先，金融业作为第三产业的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其本身的快速发展就提高了第三产业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不断提升，资本市场不断地趋于成熟，金融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投资银行数量不断地增多，使得金融业在整体竞争的推动之下不断地向高效化和科学化发展；证券公司的快速增多以及服务完善使得人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金融行业，增加了人们对金融行业的关注度和参与度。其次，金融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金融业的快速发展使得人们融资渠道更加多元，融资更加便利，因而使得第三产业更加活跃，发展更加迅速。
（二）金融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
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突出特点在于，第一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过重，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讲过轻。而在金融业迅速发展的带动之下，一批以金融业为支点的第三产业门类迅速发展起来，促进了第一二产业中的人口、技术、资源、资金等向第三产业中转移，大大提升了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同时，金融业的发展缓解了一二产业中因为资金不足而带来的短视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二产业生产过程中更换设备、引进先进技术等的资金问题，促使第一二产业能够更加科学、迅速地发展。
二、金融业在当前我国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一）金融业的发展缺乏合理的制度规范
虽然金融业发展的意义已经得到人们高度的认可，但是，由于对我国的现实国情了解的不够透彻、对金融业发展与我国经济之间的关系掌握的不够全面、对金融业自身的发展规律了解得有欠全面等，因而导致了人们在进行现代金融业学科发展与我国经济发展相融合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最终导致制定出来的金融业的相关制度规范难以与我国的现实情况相契合，因而导致其可执行性不高、制度执行率较低等状况。
（二）民间投资较少
民间投资作为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其有效盘活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提升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但是，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中，来自民间的投资规模较小、数量也不多，绝大多数融资都来自于银行等。这种现状使得民间资本难以盘活，影响了国民经济发展的质量。
（三）金融机构与产业的融合程度较低
面向各个产业的资金业务是金融机构业务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由于金融机构的制度化较低、贷款审批程序较为复杂、缺乏面向产业的专项贷款、对产业的了解程度较低等，因而导致金融机构与产业的融合程度较低，使得贷款效率较低，资金回收率不高，既影响了金融机构的发展，也使得产业的发展难以得到金融机构相应的辅助。
三、提升金融业在产业经济发展中作用的措施
（一）建立完善的金融业发展制度
规范和完善的金融业发展制度是金融业发展的前提，因此，为了提升金融业在产业经济发展的作用，我们需要首先建立完善的金融业发展制度。其一，金融业发展制度的建立要符合我国现实情况。金融业发展制度建立的目的是为了以金融业的发展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因此，就需要在了解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建立金融业发展制度，最终促进金融业的发展与我国的国情相适应。其二，金融业发展制度要确立规范的操作流程。规范的金融业操作流程是金融业发展效率提升的途径，因此，在金融业发展制度的建立过程中，需要建立规范的操作流程，最终保障金融业发展的效率。
（二）通过各种措施带动民间投资的发展
民间资本的充分利用是金融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国民经济快速和高效发展的动力，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各种措施带动民间投资的发展。首先，建立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通道。通过设立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窗口，给予相应的政策鼓励，简化相应的手续等，能够有效地盘活民间资本，实现对民间资本的充分利用。其次，政府牵头，由政府做担保来实现民间资本的充分利用。通过政府设立相应的项目，由政府作为投资者和资金需求者之间的桥梁，通过政府对资金需求者的项目状况进行评估等，然后以政府为担保进行融资，从而确保民间投资的质量，提升民间投资的效率。
（三）创新方式，提升金融机构与产业的融合程度
首先，可以通过进行实现金融机构直接投资产业的方式来盘活资金。通过选择预期良好的产业来进行投资，能够有效地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提升金融机构与产业的融合程度。其次，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与企业共同出资建立新的公司的方式来实现提升投资效率和推动产业发展的双重目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金融业对我国的产业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大的积极意义，在金融业快速发展的带动之下，我国的产业结构得到了迅速的优化，产业发展效率也得到了有效的提升。但是，金融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着一些金融业理论与中国实际状况难以契合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进而提出相应的战略性措施，最终促进金融业的与产业经济发展的不断融合。
参考文献：
[1]李大垒.城市金融产业集聚形成原因的实证研究―基于我国 35 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J].上海经济研究，2010.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经济发展；影响
中图分类号： F293.3 文献标识码：A
1房地产经济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
首先，房地产业的发展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占有主导地位，房地产经济的发展促使了经济发展的快速进步。房地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人们的生活离不开房产，社会的生产活动也离不开房产，它既是生产要素，也是生产的动力。房地产业的发展会带动其他许多行业的发展，比如说家居市场，建材市场和装修装饰行业等，都是在房地产业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这些产业的发展都会促使我国经济的发展，所以说房地产业的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先导性产业。
其次，房地产业应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主导产业是指在国民经济的某个阶段能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起着导向性和带动性作用，并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技术创新能力的产业，往往这些产业都会成为国民经济的龙头产业。
最后．房地产业还应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是不相同的，支柱产业是指少数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较大比重的产业，主导产业着重强调的是产业的带动作用和扩散作用．而支柱产业强调的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和份额。
2房地产经济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
首先，我国在工业领域发展中处于劣势，发展的动力不足，所以在这种形势下， 我国大力倡导发展第三产业，而房地产业就是第三产业中的主导产业。所以房地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使产业结构得到升级。其次，房地产业的发展，对于我国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有促进作用，对消费结构有所改善。在发展房地产业的同时，还有利于城市空间布局的调整，在将城市的生态环境和投资环境进行合理的改善，那么将会促进我国城市的集聚效应。有利于吸引国内外的资金投入，使城市的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状态。城市的集聚效益是指各种群体和个人在地域空间上集中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其一般用时间．费用．距离反映，城市商业、工业与农业土地单位面积收入的比例为1000：100：1。而城市集聚效益的多少与房地产业提供的用地、用房质量、数量和结构是分不开的。除了上述外，房地产业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的问题。以及我国目前还处于发展中国家。住房问题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问题。但是。以目前的形式来看要做到每个人都要拥有自己的房子那是无法实现的。美国住房自有率最高的时候也只有64％，这两年因为次贷的原因，有一些房子被没收了，白有率有了一定的下降。德国只有50％多。我们国家的统计数据是72％。所以不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住房，但是每一个人都要有住的地方。从我们国家来看，这个问题更加重要。因为我们国家每年新增的劳动力就将近1000万，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又是I0007Y，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导致对住房的需求是持续的、长期的。再加上还有一些需要改善住房的需求．所以住房的需求是长期存在的。而且满足这个需求，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因为这是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
（2）房地产的投资建设对于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很明显的。一年前有人做过一次研究，就是说100元钱的房地产投资，可以拉动卜下游170到220元钱的投资。建房要有钢铁、木材、水泥、砖块。以及对装修业、家具、家电的需要，再加上对园林、运输、服务业的需要，所以房地产建设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3）房地产业的发展不仅对经济建设有推动作用，在侧面来讲，房地产业的发展，促进了人口就业问题。目前我国面临着人口就业的压力比较大，大量的待业人员找不到工作，使国家陷入了压力之中。而通过有关调查得知，我国每建设一平方米建筑就会解决一百个人的就业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我国的人口众多，解决人口就业问题就国家的头等大事，所以房地产业的发展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3房地产经济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出于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先导地位，各行各业的发展必须由房地产业提供基本的物质条件。所以房地产业的发展速度超前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但房地产业的发展速度也不是越快越好．而是既要符合房地产业自身的发展规律，又要与其他产业发展相适应，适应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并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也就是说，房地产业的发展要适度。对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有资料分析认为适度的国民经济增长率不应是一个点。而应是一个有上下限的区间。其下限取决于居民的消费水平．上限取决于瓶颈产业的增长速度，考虑虱侈羽识产业受传统资源瓶颈的制约作用较少，E限可适当放大到知识产业的增长速度，则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相适应。同样房地产业的适度增长速度也应是一个合理的区间。
要做到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协调发展，除了要考虑房地产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外，还要考虑房地产业内部的结构协调和供需协调。内部结构协调是指房地产业内各类物业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保持合理比例。供需协调指通过加大或缩小新增房地产的投放量。通过刺激或抑制对房地产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来达到房地产业供给总量和需求总量的大体平衡。
结语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我国房地产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发展速度过快，出现了一些问题。房地产价格在房地产市场中已经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很多的城市中已经出现了泡沫现象，这些影响到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房地产市场秩序的混乱，使得我国政府必须通过宏观调控和经济干预的手段对其进行调整，在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基础上，控制利用房产的投机行为。通过国家的有效干预，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必将会回归到正常的轨道建设中，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过去的“又快又好”偏重强调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其中包含着“兼顾”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理念，但是，在实践中，由于速度和规模似乎更加重要，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量。这包括，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经济繁荣背后日积月累的社会矛盾、经济增长的技术知识支撑能力建设、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中的结构优化问题等。
当然，不应该简单地看待过去强调经济发展中“快”的“纲领”，也不应该简单地责怪过去在经济发展中对于速度和规模的追求。这是因为，在一个国民经济总量规模很小、综合实力不强、技术水平不高、资源环境意识不强、人们渴望解决温饱等问题需要快速膨胀的阶段和条件下，发展速度的快慢就是主要矛盾，在国家建设中就需要集中力量保速度。此外，经济增长速度也是确保国内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一种机制。例如，在*年之后的一段时期，我国为了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提出保持8％的经济增长速度，并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这无疑是当时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
经过28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步入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快速发展的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格局；国有企业通过公司制改革，经营管理机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民营经济不断壮大，外资经济长足发展；国内居民收入快速提高，消费结构快速升级；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深化，“走出去和“引进来”的战略稳步推进。这些因素聚合在一起，形成了支撑我国国民经济自主性增长的基本条件和微观基础。这些因素也与我国“高居民储蓄”、“充足的外商投资”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等优势条件一起，共同形成了推动我国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强劲动力和良性机制。在这种情况下，速度不再是主要矛盾。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新公布的信息，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将突破20万亿大关。在经济总量达到如此高度、自主性高速经济增长机制已经形成、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与环境压力增大、城乡与区域发展不协调、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经济发展的“质量”就变成了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了。
因此，当前推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就必须做到“又好又快”，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为前提，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这里，“好”所体现的“质量”，不仅体现在投入—产出效率、能源利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显著提高上，而且应该体现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和谐进步以及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等方面上。
然而，知易行难。在对“又好又快”发展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以后，关键是要找准我国经济发展“快”而不够“好”的症结所在，切实找到根治“快”而不够“好”的良方。
讲症结，首先是发展观念不够科学，片面地把经济发展的目标锁定为GDP，忽视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及发展中的资源与环境代价问题；其次是增长方式不集约，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中的痼疾；第三是经济结构不合理，重化工业比重过高，服务业发展不充分；第四是管理水平不高，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企业层面，都存在管理手段落后和管理粗放的问题，各种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浪费屡见不鲜。
因此，必须对症下药，切实寻找根治上述症结的“良药”。
首先，要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上来，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针对我国面临的紧迫任务和经济发展中的深层矛盾，坚持“六个必须”，抓好“四个着力”。即必须坚持把“三农”问题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必须在结构优化中促进总量平衡；必须把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作为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任务；必须不断强化企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必须坚持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提高领导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能力。同时，着力调整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着力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着力促进社会发展和解决民生问题。
其次，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领导干部政绩评价机制，用“又好又快”的指挥棒，引导各级政府行为，加快构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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