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落实目标责任，完善压力传导机制，加大企业帮扶力度，着力转变发展方式，积极扩大消费需求，区域经济保持逐月向好稳步增长态势。
1、主要指标稳步增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41.44亿元，同比增长10%，其中三产增加值26.48亿元，同比增长11%，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63.9%，比去年底提高2.9个百分点；实现地方一般预算收入4.78亿元，同比增长8.6%；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0.61亿元，同比增长37.43%；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4.4亿元，同比增长19.4%；注册合同外资5504万美元，占年计划的52.4%；实际利用外资8517万美元，提前完成全年目标；地方外贸出口6143万美元，占年计划的43.9%。主要经济指标实现了“双过半”。
2、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大明路国际汽车街区集聚效应持续增强，实施了宝马等4家汽车专卖店扩建工程，建成开业汽车街商务中心、新奇特汽配商城，全街汽车销售额达45.05亿元，同比增长18.25%，小车销售占全市销售量的67%以上，实现税收8750万元，同比增长15.8%。卡子门时尚家居购物中心区特色优势逐步显现，宜家、红星美凯龙2家企业实现销售收入突破2亿元。风光带特色品牌效应不断放大，积极推进夫子庙—风光带条例立法工作，组织开展“送旅游”活动，调整升级贵宾楼等7家企业营业面积1.2万平方米，引进品牌规模企业6家，白鹭洲水街日益繁荣，消费需求持续走高，景区税收收入、景点收入分别达4560和3180万元，同比分别增长53%和52%。全区实现旅游总收入38亿元，同比增长28%。
3、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制定出台《关于深化都市产业园区建设的意见》、《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措施，促成了“节能环保汽车空调压缩机工程技术中心”等5个产学研合作项目，集团、公司分别被评为全市工业50强和全市百强成长型企业，普天通信等6家企业被评为“高成长科技创新百优企业”，新增无线电厂等高新技术企业3家，实现专利申请124项，软件产业产值7.1亿元，同比增长28%，完成服务外包执行额2468万美元。全区76家规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6%，增加值综合能耗同比下降15.97%。
二、拓展载体选资引强，项目园区在倾力推进中取得实效
坚持项目带动战略，更加注重资源配置和选资效益，积极推进重点项目、产业园区和商务楼宇等载体建设，发展空间得到拓展。
1、重点项目推进有序。突出分类推进，强化协同配合，严格督查管理，全区48项重点项目总体进展情况良好，从推进情况看，进展顺利的有明匙路拓宽二期、集庆路1号地块开发等28项，占项目总数的58.3%，部分推进的有特易购生活购物中心建设、永乐路南侧果品公司地块开发等14项，占项目总数的29.2%。从进展阶段看，处于实施拆迁阶段项目8个，开工准备阶段项目6个，施工阶段项目13个。
2、园区楼宇建设加速。全区15个产业园区建设有序推进，建成通济都市创意产业园南区，日华光电、大明路、双龙街科技产业园等建设稳步进行，完成无线谷产业园立项，水利公司、水建仓库产业园即将开工。商务楼宇加快建设，省电信通服大厦、大明路汽车街商务中心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成教大厦、润泰市场扩建主体封顶，金榜大厦、木材市场商务综合楼开工建设。全区调整新增载体面积近12万平方米。
3、招商选资成效明显。针对区域资源禀赋特点，积极推介招商资源，招商选资取得较大进展，产业园区引进了股份、网络、文化等30家企业；商务楼宇通服大厦引进了克缇集团、投资网、海底捞等企业，安利（中国）分公司迁至鸿意商务楼。全区新引进企业700家，其中注册资本200万元以上企业64家，新增注册资本9.24亿元。
三、改造老城打造景观，城市品质在人文传承中持续提升
加快老城改造和人文景观打造步伐，不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有效巩固文明创建和“三项整治”成果，区域环境面貌持续改善，城市品质得到提升。
1、景观打造扎实推进。夫子庙核心景区品质不断提升，在通过省级验收的基础上，继续做好国家5A级景区创建工作，完成瞻园扩建工程，启动了西广场地下停车场建设，实施了江南贡院改造出新及景区亮化提升；历史文化名河打造进展顺利，开工建设内外河沟通工程，后五华里中华门至甘露桥段沿河景观商贸设施基本建成，甘露桥至西水关段改造即将开工；明城墙保护卓有成效，雨花门复建工程全面完工，西水关段城墙修复开始启动；景点建设步伐加快，基本完成胡家花园拆迁，实施了芥子园复建拆迁工作。
2、老城改造进展顺利。城市路网布局不断完善，开工建设大明西路西延工程，基本完成明匙路拓宽二期拆迁，完成东风河、红花河河道清淤，改造了开源、龙苑等小区地下管网，完成五一沟续建工程，全区防洪排涝能力增强；危旧房改造加速推进，今年实施的6个危旧房改造拆迁项目中，后江沿、胡家花园拆迁进入扫尾阶段，门东C2、D4及家居乐、教敷巷地块拆迁进展顺利，全区共完成拆迁居民3850户，工企38家；房地产开发稳步推进，皇册家园三期主体封顶，佳日雅苑、雅居乐花园二期开工建设，来凤街1号、蓝天华门即将开工，全区新开工面积31万平方米。
3、城市环境明显改善。出台加强城市长效管理十项举措，强化市容管理责任无盲区、管理无脱节、长效无回潮工作标准，多次开展清除新违建联合执法行动，按照“七无”标准，重点打造长乐路、中华路等10条“区级市容严管路”，完成雨花路中段等17条道路的店招店牌、夜景亮化改造出新，实施了55万平方米小区出新和38万平方米房屋整治工程，积极做好市政设施管养维护，补植更新行道树、花草灌木约27万株，启动了大明西路等地块绿地建设，区域环境质量不断提升，公共文明指数测评在六城区名列第2。
四、改善民生强化保障，社会事业在争先创优中统筹发展
围绕“五有”目标，全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富民工程，努力促进创业就业，各项社会事业统筹发展，和谐构建取得新成效。
1、富民工程稳步推进。成立5个街道劳动争议调解中心，重点打造天诚二手车市场等示范创业园，实施创业扶持、岗位补贴、缓交保险等稳定就业政策，完成小额担保贷款155万元，通过自主创业带动就业2120人次，新增就业岗位9316人次，实现再就业2385人次，援助困难人员就业797人次，开展职业培训2604人次。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9万元，同比增长9.7%。
2、社会事业统筹发展。坚持教育均衡发展，建成经济适用房配套幼儿园，启动钓鱼台小学扩建工程。成功举办“名城之约”主题晚会等大型节庆活动，组织开展了“金陵五月风”等系列社区文化活动，开展各类市场性娱乐演出1000多场，评话被评为省级非遗项目。深化卫生服务改革，全国中医药特色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创建通过评估验收，认真开展甲型H1N1流感防控，广泛开展“六送体育进社区”活动，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达85%。
3、保障体系日趋完善。深入推进社会救助工作，及时为全区3600多低保户及近1.5万户困难家庭发放各类保障金1822万元。积极做好社会保险扩面征缴工作，全区新增社保参保人员4265人，居民医保参保人数达3.4万人。积极做好拆迁居民住房保障工作，建成夹岗经济适用房8.7万平方米三期工程，翁家营25万平方米经济适用房项目基本完成拆迁，佳营路28万平方米经济适用房正式立项，全区共受理申请经济适用房、中低价商品房约1000户。
五、提升效能维护稳定，公共服务在学习实践中不断优化
注重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实效，着力提高行政效能，加强社区建设管理，有效钝化社会矛盾，公共管理和服务能力明显增强。
1、行政效能不断提升。积极开展服务企业“三帮”行动，办结了87个帮扶事项；深化权力阳光运行，出台《区工程建设管理办法》，全面推进网上审批，在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实行了一门受理、抄告相关、并联审批举措；强化效能考核激励导向，按月通报主要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加强公务员素质培养，继续开展公务员“5+X”能力考核，全面实行网络学校培训；深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街道所属企业改制工作，全面完成通达厂人员分流，基本完成全国第二次经济普查任务。
2、社区服务能力增强。开展“和谐社区”创建工作，建成47个社区公共服务站，合并调整了正学路等6个社区，新建扩建了汇幸苑等3个社区服务用房，积极推进第四届社区居委会换届直选，社区服务能力全面提高。生活配套网点不断完善，实施了双桥、夫子庙农贸市场改造升级，积极培育市级绿色市场和商业示范社区。全区新增福利机构床位60张，新增计划生育世代服务站（室）25个。
[论文摘要]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发展成不可逆转的事实。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了影响，民族地区应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加快制度创新，对外开放，加大投资力度等，逐渐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思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经济全球化对于民族地区的发展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民族地区应尽快顺应全球化的潮流，抓住机遇，转变发展战略，使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再上一个台阶。
一、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民族地区的影响
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在当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前提下，世界各国经济不断的相互交织，相互融合，逐渐形成相对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并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实现资本，货物，技术，劳务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民族地区的影响涉及到方方面面，诸如科学技术，人才教育，文化都会受到很深的影响。
从科学技术上来看，与发达的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在科学技术方面与其存在的差距很大。全球化带来了科学技术，我们应该抓住这个发展机会。但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不可全部照搬西部的发展模式。因此，民族地区应立足于当地，创建自己的科技创新体系。西部民族地区可以在不需大量资金的事业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如生态农业，特色旅游产业。只要从此方面解决这一问题，再加上好好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科学技术，民族地区的发展会在短时间内赶上并超过东部地区的发展。
从人才教育方面来说，全球化给民族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机遇。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知识经济的蓬勃兴起，在当今知识经济形态下，知识人才成为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因素。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民族地区带来了机遇，新的观念也随着全球化进入了民族地区，重视人才培养，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改变传统观念，认识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民族地区只有随着全球化的浪潮，接受新观念，重视人才教育，那么，才会在一些领域有所突破。
从文化角度来看，经济全球化对于民族地区在改变观念，制度完善等方面都起着有力的促进作用。文化因素对于民族地区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新观念应结合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习俗，生活习惯心理等因素，而且也应当重视民族地区文化所特有的价值观，道德观。在民族经济的发展中，民族文化功不可没，但民族文化的发展既要有全球化的带动，又要保持其民族特性。
二、经济全球化下我国民族地区发展面临的问题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生态环境脆弱，教育落后，人才素质不高，投资力度不足等。这些都制约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西方一位经济学家曾形象地把人才，教育，科技比喻成三驾马车，共同拉动国家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然而，西部民族地区同样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人才严重匮乏，科技投入严重不足，劳动力素质不高。事实上，西部民族地区要发展，人才、科技、教育一个都不能少。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民族地区也面临着挑战。人才、科技、教育这三个问题都未曾完全解决，并且，经济全球化并非是经济上的世界一体化，相伴发生的还有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一体化。对于我国民族地区来说，经济全球化并非都是福音。
三、应对经济全球化，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对策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要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对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都有一定的影响，我国面对的是全球化下各国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竞争。尤其对于我国民族地区来说，必须站在新的发展战略上，解放思想，立足于本地区的实际，使之融入全球化的体系之中，抓住全球化的机遇来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民族地区的人口素质。当今经济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的竞争。经济全球化导致了竞争的日益激烈，民族地区要想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站稳脚跟，发展经济最根本的是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口素质。我国民族地区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水平总体不高，这进一步影响了民族地区的发展。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就要立足于本地，引进更多的人才，或者将本地人才输送出去接受培养，最后回到本地区做贡献。并且，民族地区要重视基础教育，多为劳动者提供学习的机会，逐步培养出一批高素质人才为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民族地区应立足于本地实际发展特色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民族地区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内外市场的双重压力。民族地区在激烈的竞争中，只有抓住机遇，立足于本地的优势来发展特色经济产业。西部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许多稀有金属储量都位于世界前列，可以利用其资源优势来发展特色经济，如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冶金业。民族地区仍有许多优越的发展畜牧业的条件，如西藏，内蒙古的畜牧业。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也十分丰富，如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这些可发展为特色旅游产业，会吸引更多的游客观光旅游，这可带动该地的经济发展。民族地区应尽可能立足于本地区的优势，发展特色经济，并使这些产业成为带动民族地区发展的支柱产业。
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投资不足是阻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又一障碍。一方面，民族地区要加大投资力度，并且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另一方面，民族地区要改善投资环境，利用政策争取国家资金，防止重复建设，加强重点产业建设。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利用外资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我国民族地区所吸引的外资比重远低于东部地区，这也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之一。
加速制度创新，扩大对外开放。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的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民族地区应着力于制度创新，要进一步加快市场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加强政府的宏观调空，改善生活服务环境。我国西部地区之所以落后于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发展，其原因之一是东部地区受到了制度创新所带来的利益。民族地区要受到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发展相对滞后。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民族地区应致力于制度创新，扩大对外开放的程度。
经济全球化对于各个国家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对于我国民族地区来说亦然。民族地区只有立足于现实，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加快制度创新，改善投资环境，使民族地区的人才，科技，教育的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的全面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黄健英，萨如拉.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战略.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2]卢铁城，张忠元.中国西部民族经济.四川辞书出版社，2000.
[论文摘要]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发展成不可逆转的事实。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了影响，民族地区应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加快制度创新，对外开放，加大投资力度等，逐渐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思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经济全球化对于民族地区的发展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民族地区应尽快顺应全球化的潮流，抓住机遇，转变发展战略，使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再上一个台阶。
一、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民族地区的影响
所谓经济全球化，是指在当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前提下，世界各国经济不断的相互交织，相互融合，逐渐形成相对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并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实现资本，货物，技术，劳务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民族地区的影响涉及到方方面面，诸如科学技术，人才教育，文化都会受到很深的影响。
从科学技术上来看，与发达的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在科学技术方面与其存在的差距很大。全球化带来了科学技术，我们应该抓住这个发展机会。但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要从当地的实际出发，不可全部照搬西部的发展模式。因此，民族地区应立足于当地，创建自己的科技创新体系。西部民族地区可以在不需大量资金的事业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如生态农业，特色旅游产业。只要从此方面解决这一问题，再加上好好利用全球化所带来的科学技术，民族地区的发展会在短时间内赶上并超过东部地区的发展。
从人才教育方面来说，全球化给民族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机遇。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知识经济的蓬勃兴起，在当今知识经济形态下，知识人才成为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因素。经济全球化给我国民族地区带来了机遇，新的观念也随着全球化进入了民族地区，重视人才培养，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改变传统观念，认识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民族地区只有随着全球化的浪潮，接受新观念，重视人才教育，那么，才会在一些领域有所突破。
从文化角度来看，经济全球化对于民族地区在改变观念，制度完善等方面都起着有力的促进作用。文化因素对于民族地区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新观念应结合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习俗，生活习惯心理等因素，而且也应当重视民族地区文化所特有的价值观，道德观。在民族经济的发展中，民族文化功不可没，但民族文化的发展既要有全球化的带动，又要保持其民族特性。
二、经济全球化下我国民族地区发展面临的问题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生态环境脆弱，教育落后，人才素质不高，投资力度不足等。这些都制约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西方一位经济学家曾形象地把人才，教育，科技比喻成三驾马车，共同拉动国家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然而，西部民族地区同样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人才严重匮乏，科技投入严重不足，劳动力素质不高。事实上，西部民族地区要发展，人才、科技、教育一个都不能少。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民族地区也面临着挑战。人才、科技、教育这三个问题都未曾完全解决，并且，经济全球化并非是经济上的世界一体化，相伴发生的还有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一体化。对于我国民族地区来说，经济全球化并非都是福音。
三、应对经济全球化，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对策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要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对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都有一定的影响，我国面对的是全球化下各国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竞争。尤其对于我国民族地区来说，必须站在新的发展战略上，解放思想，立足于本地区的实际，使之融入全球化的体系之中，抓住全球化的机遇来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民族地区的人口素质。当今经济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的竞争。经济全球化导致了竞争的日益激烈，民族地区要想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站稳脚跟，发展经济最根本的是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高人口素质。我国民族地区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水平总体不高，这进一步影响了民族地区的发展。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就要立足于本地，引进更多的人才，或者将本地人才输送出去接受培养，最后回到本地区做贡献。并且，民族地区要重视基础教育，多为劳动者提供学习的机会，逐步培养出一批高素质人才为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民族地区应立足于本地实际发展特色经济。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民族地区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内外市场的双重压力。民族地区在激烈的竞争中，只有抓住机遇，立足于本地的优势来发展特色经济产业。西部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许多稀有金属储量都位于世界前列，可以利用其资源优势来发展特色经济，如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冶金业。民族地区仍有许多优越的发展畜牧业的条件，如，内蒙古的畜牧业。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也十分丰富，如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这些可发展为特色旅游产业，会吸引更多的游客观光旅游，这可带动该地的经济发展。民族地区应尽可能立足于本地区的优势，发展特色经济，并使这些产业成为带动民族地区发展的支柱产业。
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利用外资水平。投资不足是阻碍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又一障碍。一方面，民族地区要加大投资力度，并且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另一方面，民族地区要改善投资环境，利用政策争取国家资金，防止重复建设，加强重点产业建设。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利用外资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我国民族地区所吸引的外资比重远低于东部地区，这也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原因之一。
加速制度创新，扩大对外开放。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的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民族地区应着力于制度创新，要进一步加快市场机制的改革和完善，加强政府的宏观调空，改善生活服务环境。我国西部地区之所以落后于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发展，其原因之一是东部地区受到了制度创新所带来的利益。民族地区要受到传统的计划经济思想，发展相对滞后。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民族地区应致力于制度创新，扩大对外开放的程度。
经济全球化对于各个国家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对于我国民族地区来说亦然。民族地区只有立足于现实，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加快制度创新，改善投资环境，使民族地区的人才，科技，教育的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的全面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黄健英，萨如拉.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战略.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2]卢铁城，张忠元.中国西部民族经济.四川辞书出版社，2000.
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特殊的政治与社会因素之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形成了较为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式。在这种经济结构性下，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表现得十分明显，即广大农村的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其中，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经济状况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农村的经济。为便于明晰，现把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及消费差异特列表如下：
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和收入的地区差异[3]
地区 消费支出 农民收入
1985年1990年1995年2000年2001年 1985年1990年1995年2000年2001年 东部
中部
西部 1.8 1.9 2.1 1.9 1.9
1.3 1.4 1.4 1.2 1.2
1.0 1.0 1.0 1.0 1.0 1.8 2.0 2.4 2.1 2.2
1.3 1.4 1.5 1.3 1.3
1.0 1.0 1.0 1.0 1.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2001，2002年有关资料整理而成
从上表可以清晰看出，自1985年至2001年间，中国东部与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呈拉大之势。另据资料记载，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明显滞后于城镇居民，2001年占人口62%的农民消费只占我国全年社会零售额的37%，占人口38%的城镇居民消费占全年社会零售额的63%。城市弱势群体收入增长几近停滞，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全国平均20%高收入户的平均收入约为20%的低收入户的7~8倍”。[4]这则资料也清晰表明，城乡经济以及城市内部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足以表明，尽管我的经济已取得十分明显的成就，但我国的经济发展还存在着十分明显的问题。诸如居民收入差距增大、经济结构不合理等。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的经济还欠发达，经营模式还多停留在传统的以农业、手工业为主的经济模式。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民众之间发生经济纠纷的情况十分少见，法律在当下社会中的作用也不具备明显的重要作用。鉴于法律意识深受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及政治文明建设水平的制约。农村经济水平的低下，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村的经济发展滞后状况必然影响到我国国民整体法律意识水平的提高。
正如有学者所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正式的法律制度开始大规模地进入乡村社会，即所谓的‘送法下乡’。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现实的情况并未达到发起这场运动的人们所设想的理想状态，相反倒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在很多情况下，原有的社会控制手段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们往往规避法律或者干脆按照习俗行事。”[5]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何在？以笔者浅见，尽管其中有传统习俗的影响使然，但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模式以及自给自足的社会现实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因。孟德斯鸠曾说：“法律和各民族谋生的方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个从事商业与航海的民族比一个只满足于耕种土地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典范围广泛得多。从事农业的民族比以畜牧业为生的民族所需要的法典内容要多得多。从事畜牧的民族比狩猎为生的民族所要的法典的内容就更多了。”[6]按照孟德斯鸠的观点，由于我国广大农村居民依然采取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下，民众相互之间产生的经济纠纷较少，因此对法律的需求也相应降低，这无形大大降低了民众对法律重要性的认知，他们的法律意识也因此不发达。
论文关键词：散杂居地区 回族 少数民族 经济状况
在散杂居民族工作中回族问题尤为重要，它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分布较广的一个民族，特别是在我国中东部地区，最常见的少数民族就是回族。从人口分布上看，全国98％的县级行政区域内都居住、生活着数量不等的回族人口，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回族与其他民族广泛交错居住的空间格局。
散杂居回族地区经济比较
（一）收入贫富差距过大且生产方式以个体经济为主
我国散杂居回族人均年收入为15594.85元，有73.04%位于平均水平以下，大部分人员从事种植业或外出打工；有26.96%位于平均水平，主要从事个体经济和运输业；其中最高人均年收入166667元，最低人均年收入1250元。过大的贫富差距表现出社会阶层流动性极差，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活力与创造性，阻碍了回族地区的整体发展。
产生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居民生产方式的不同。在被调查的散杂居回族中，有47.83%从事于个体经济；有26.09%从事种植业；有4.35%从事运输业；有8.70%从事养殖业；剩余13.04%为外出打工，或其他。
从以上调查情况可以看出，散杂居回族的生产方式集中于个体经济，这与地区的经济环境有很大关系。
（二）子女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子女的文化构成如下：有2.61%的子女为大学本科；有2.61%的子女为大专；有0.87%的子女为中专；有3.48%的子女为高中；有8.70%的子女为初中；有19.13%的子女为小学；有0.87%的子女为幼儿园；其余61.74%的子女为未接受教育。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散杂居回族的子女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基本在初中及以下。这同样是广大农村出现的问题，在现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随着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学取一技之长，直接就业。在少数民族的农村尤为明显，很多不富裕的家庭即便为子女的教育进行投入，使之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仍旧解决不了生活工作的问题。尤其在偏远的散杂居地区，从事二手车市场的家庭，年收入能达到十几万，完全达到富裕水平，即便子承父业，也不用担心未来生活的问题。因此在教育投入的背后看不到长期的效益，更多的少数民族农村家庭也就选择早毕业早踏入社会。当然有些收入较高的家庭还是比较支持子女读书的，但是比例较少。
（三）保险意识参差不齐
在被调查的回族区中，户均保险年支出为1891.30元，有65.21%位于平均水平以下；有34.78%位于平均水平以上。同样存在两极分化状况，有60%的保险支出为0元；而有13.91%的保险支出达到5000元以上，最高的达到30000元。
通过调查发现，少数民族农村中投保方向基本根据其生产方式来定，大多数为财产保险，除去社会医疗保险外，极少人投保人身保险。随着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人民的生产方式由最初的种植业向多方面转变，从事个体经济的住户的保险意识越来越强烈。在农村没有单位固定收入的人们，一般比较重要的是人身保险的投保，例如养老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个人老年时的生活。
（四）基本生活消费状况呈现一定特点
在被调查的回族区中，主要调查了医疗保健消费、电费、人情费支出状况，做出如下分析：
散杂居回族的医疗保健年支出状况。户均医疗保健消费为2987.8元，有72.17%位于平均水平以下；有27.83%位于平均水平以上；最低达到100元，最高达到50000元。
我国少数民族由于历史、自然和社会的原因，农村居民普遍生存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较差，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可以说，少数民族的医疗保障也成为了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
散杂居回族的电费月支出状况。户均电费月支出为162.30元，有62.61%位于平均水平以下；有37.39%位于平均水平以上；最低达到30元，最高达到833元。通过数据横向对比发现，家庭电费的支出受家庭生产方式和年收入状况的影响。一般农村家庭的电费月支出范围在300元以内，但也有电费月支出超过300元的，通过实地考察大部分为年收入达到200000元的，大部分从事个体经济或养殖业，可见电费的支出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散杂居地区的经济状况。
散杂居回族地区与相邻地区经济比较
（一）生产方式不同
实地考察发现，散杂居回族地区与很多相邻地区虽然相隔不远，但是生产方式的趋向却有很大差异。很多散杂居回族地区的生产方式集中于个体经济和运输业，而相邻地区集中于传统经济—种植业，生产方式的差异也造成了地区经济的差异，人均收入相差约6000元。这缘于回族地区人民自身擅长经商的特点，可以及时发现商机并较好运用。将以传统经济种植为主的经济体系逐步转移成为个体经营。由于农村的土地面积有限，随着科技进步，种植业已经出现过多的劳动力，而散杂居回族地区依托周边的市场，充分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发展自身经济。
（二）教育程度基本相似
散杂居回族地区与很多相邻地区的教育情况基本相似，子女的教育水平普遍较低，以高中技校为主。这与地区的教育理念无法分开。读书无用论在地区是比较盛行的说法，父母并不鼓励子女到更高的学府进行深造。
散杂居回族地区与大中城市平均状况比较
通过山东省济南市2009年年鉴数据可查到，济南市城市人均年纯收入20802元，农村年人均纯收入7180元。农村医疗保健消费平均水平 1188.63元，教育支出 804.64元，电费月均支出266元。
（一）家庭经济状况基本良好
散杂居回族地区人均年收入为15594.85元，其水平低于济南市城市人均收入水平，但远高于济南市农村人均收入水平，可见散杂居回族地区发展态势很好，平均水平已经走在了很多大中城市农村的前列。由于很多散杂居回族地区普遍位于城乡结合处，临近大中城市，可以看到其与大中城市的差距，力争将差距缩短，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城市的扩张所引起的城乡对立和矛盾的现实，提出了丰富、系统的城乡统筹发展思想，认为城乡统筹发展的原因是城乡对立的现状与农业的基础地位；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城乡融合；城乡统筹发展的措施是城市带动农村、工业促进农业。
要想实现城乡协调，重点就是如何让城市带动农村，而这个带动作用的最先受益者，便是城乡结合处的地区，该村的发展状况便也能体现出该城市城乡统筹发展的水平。
（二）散杂居回族地区发展潜力巨大
散杂居回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势普遍在于其所在的地理位置、经济环境以及政府政策的实施。其位于山东的很多散杂居回族地区，近几年在不断建设西部的政府措施中受益。济南市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东扩，西进，北跨，南控”的战略思想。其中对西部的发展有一项重要举措—建立济南市西部的“西客站枢纽新城”，这是济南市适应自身城市发展要求，配合京沪高速铁路发展的城市新区。而新城的核心区便在散杂居回族地区，通过核心区的建设和发展，将能够带动周边发展，形成生态品质优良、新兴产业繁荣、城市功能齐全、人气商业聚集的现代化新城。
回族地区经济发展可行性措施
（一）理论支持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1988年11月，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对中华民族内在构造、形成过程和精神特质最为新颖和恰当的概括。回族自古以来信仰伊斯兰教，拥有其民族自有的特色，“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回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农村区域经济国内研究。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小城镇在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各自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只有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建立合理的城镇体系结构，使各种规模和各种类型的城镇在农村地域上有一个合理的分布状态，形成以区域性城镇为中心的多层次农村区域经济网络，才符合我国国情和农村特点，才能促进农村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通过我国农村区域经济的研究，可以给予散杂居回族地区的发展一点启示，首先要结合区域经济特点，要应用好附近的经济市场，发展个体经济；然后就是城市带动经济，形成城乡一体化。
（二）政策以点到面且城乡统筹发展
散杂居地区民族的个体经济发展阻碍之一，就是启动资金短缺。由于农村信用体系薄弱，以及少数民族科学技术水平低下，散杂居地区少数民族人们很难进行小额贷款并且对资金的有效利用能力较低。面对这一现状，散杂居地区的城市应该起到带动发展作用。首先，当地政府可以选择几个颇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作为实验区，引导发展特色经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形成一定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其次，农村信用合作社可以适当推出一些小额贷款发放给信用度相对较强的个体，提供个体经济发展的资金基础。另外，可以借鉴国外经验，构建少数民族企业信贷机制，鼓励支持各民族企业形成共担风险、互为担保的信贷机制，打造民族企业的信贷平台。
（三）发挥地域特点以发展特色经济
地域环境的优势是经济发展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能否真正运用好这一因素也决定了该地经济是否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对于散杂居地区的少数民族，当地政府应该深层次认知当地环境与发展情况，寻找地区具有的地域优势，从而制定相关政策，带动当地居民脱贫致富。散杂居回族地区要善于发现地域特点并且深度认识当前经济环境，在民族区域经济发展上取得突破。
（四）发扬民族特色以完善民族经济
国家政策对民族个体经济给予鼓励，2005年2月，国务院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的36条相关规定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放宽了对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的要求，并出台了相关的优惠扶持政策。国家的这些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非公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论文关键词：散杂居地区 回族 少数民族 经济状况
在散杂居民族工作中回族问题尤为重要，它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分布较广的一个民族，特别是在我国中东部地区，最常见的少数民族就是回族。从人口分布上看，全国98％的县级行政区域内都居住、生活着数量不等的回族人口，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回族与其他民族广泛交错居住的空间格局。
散杂居回族地区经济比较
（一）收入贫富差距过大且生产方式以个体经济为主
我国散杂居回族人均年收入为15594.85元，有73.04%位于平均水平以下，大部分人员从事种植业或外出打工；有26.96%位于平均水平，主要从事个体经济和运输业；其中最高人均年收入166667元，最低人均年收入1250元。过大的贫富差距表现出社会阶层流动性极差，严重阻碍了市场经济的活力与创造性，阻碍了回族地区的整体发展。
产生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居民生产方式的不同。在被调查的散杂居回族中，有47.83%从事于个体经济；有26.09%从事种植业；有4.35%从事运输业；有8.70%从事养殖业；剩余13.04%为外出打工，或其他。
从以上调查情况可以看出，散杂居回族的生产方式集中于个体经济，这与地区的经济环境有很大关系。
（二）子女教育程度普遍偏低
子女的文化构成有2.61%的子女为大学本科；有2.61%的子女为大专；有0.87%的子女为中专；有3.48%的子女为高中；有8.70%的子女为初中；有19.13%的子女为小学；有0.87%的子女为幼儿园；其余61.74%的子女为未接受教育。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散杂居回族的子女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基本在初中及以下。这同样是广大农村出现的问题，在现在竞争激烈的社会，随着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学取一技之长，直接就业。在少数民族的农村尤为明显，很多不富裕的家庭即便为子女的教育进行投入，使之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仍旧解决不了生活工作的问题。尤其在偏远的散杂居地区，从事二手车市场的家庭，年收入能达到十几万，完全达到富裕水平，即便子承父业，也不用担心未来生活的问题。因此在教育投入的背后看不到长期的效益，更多的少数民族农村家庭也就选择早毕业早踏入社会。当然有些收入较高的家庭还是比较支持子女读书的，但是比例较少。
（三）保险意识参差不齐
在被调查的回族区中，户均保险年支出为1891.30元，有65.21%位于平均水平以下；有34.78%位于平均水平以上。同样存在两极分化状况，有60%的保险支出为0元；而有13.91%的保险支出达到5000元以上，最高的达到30000元。
通过调查发现，少数民族农村中投保方向基本根据其生产方式来定，大多数为财产保险，除去社会医疗保险外，极少人投保人身保险。随着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人民的生产方式由最初的种植业向多方面转变，从事个体经济的住户的保险意识越来越强烈。在农村没有单位固定收入的人们，一般比较重要的是人身保险的投保，例如养老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个人老年时的生活。
（四）基本生活消费状况呈现一定特点
在被调查的回族区中，主要调查了医疗保健消费、电费、人情费支出状况，做出如下分析：
散杂居回族的医疗保健年支出状况。户均医疗保健消费为2987.8元，有72.17%位于平均水平以下；有27.83%位于平均水平以上；最低达到100元，最高达到50000元。
我国少数民族由于历史、自然和社会的原因，农村居民普遍生存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较差，严重影响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可以说，少数民族的医疗保障也成为了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
散杂居回族的电费月支出状况。户均电费月支出为162.30元，有62.61%位于平均水平以下；有37.39%位于平均水平以上；最低达到30元，最高达到833元。通过数据横向对比发现，家庭电费的支出受家庭生产方式和年收入状况的影响。一般农村家庭的电费月支出范围在300元以内，但也有电费月支出超过300元的，通过实地考察大部分为年收入达到200000元的，大部分从事个体经济或养殖业，可见电费的支出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散杂居地区的经济状况。
散杂居回族地区与相邻地区经济比较
（一）生产方式不同
实地考察发现，散杂居回族地区与很多相邻地区虽然相隔不远，但是生产方式的趋向却有很大差异。很多散杂居回族地区的生产方式集中于个体经济和运输业，而相邻地区集中于传统经济—种植业，生产方式的差异也造成了地区经济的差异，人均收入相差约6000元。这缘于回族地区人民自身擅长经商的特点，可以及时发现商机并较好运用。将以传统经济种植为主的经济体系逐步转移成为个体经营。由于农村的土地面积有限，随着科技进步，种植业已经出现过多的劳动力，而散杂居回族地区依托周边的市场，充分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发展自身经济。
（二）教育程度基本相似
散杂居回族地区与很多相邻地区的教育情况基本相似，子女的教育水平普遍较低，以高中技校为主。这与地区的教育理念无法分开。读书无用论在地区是比较盛行的说法，父母并不鼓励子女到更高的学府进行深造。
散杂居回族地区与大中城市平均状况比较
通过山东省济南市2009年年鉴数据可查到，济南市城市人均年纯收入20802元，农村年人均纯收入7180元。农村医疗保健消费平均水平 1188.63元，教育支出 804.64元，电费月均支出266元。
（一）家庭经济状况基本良好
散杂居回族地区人均年收入为15594.85元，其水平低于济南市城市人均收入水平，但远高于济南市农村人均收入水平，可见散杂居回族地区发展态势很好，平均水平已经走在了很多大中城市农村的前列。由于很多散杂居回族地区普遍位于城乡结合处，临近大中城市，可以看到其与大中城市的差距，力争将差距缩短，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城市的扩张所引起的城乡对立和矛盾的现实，提出了丰富、系统的城乡统筹发展思想，认为城乡统筹发展的原因是城乡对立的现状与农业的基础地位；城乡统筹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城乡融合；城乡统筹发展的措施是城市带动农村、工业促进农业。 转贴于 要想实现城乡协调，重点就是如何让城市带动农村，而这个带动作用的最先受益者，便是城乡结合处的地区，该村的发展状况便也能体现出该城市城乡统筹发展的水平。
（二）散杂居回族地区发展潜力巨大
散杂居回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势普遍在于其所在的地理位置、经济环境以及政府政策的实施。其位于山东的很多散杂居回族地区，近几年在不断建设西部的政府措施中受益。济南市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了“东扩，西进，北跨，南控”的战略思想。其中对西部的发展有一项重要举措—建立济南市西部的“西客站枢纽新城”，这是济南市适应自身城市发展要求，配合京沪高速铁路发展的城市新区。而新城的核心区便在散杂居回族地区，通过核心区的建设和发展，将能够带动周边发展，形成生态品质优良、新兴产业繁荣、城市功能齐全、人气商业聚集的现代化新城。
回族地区经济发展可行性措施
（一）理论支持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1988年11月，我国着名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对中华民族内在构造、形成过程和精神特质最为新颖和恰当的概括。回族自古以来信仰伊斯兰教，拥有其民族自有的特色，“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回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农村区域经济国内研究。国内学者一般认为小城镇在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各自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只有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建立合理的城镇体系结构，使各种规模和各种类型的城镇在农村地域上有一个合理的分布状态，形成以区域性城镇为中心的多层次农村区域经济网络，才符合我国国情和农村特点，才能促进农村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通过我国农村区域经济的研究，可以给予散杂居回族地区的发展一点启示，首先要结合区域经济特点，要应用好附近的经济市场，发展个体经济；然后就是城市带动经济，形成城乡一体化。
（二）政策以点到面且城乡统筹发展
散杂居地区民族的个体经济发展阻碍之一，就是启动资金短缺。由于农村信用体系薄弱，以及少数民族科学技术水平低下，散杂居地区少数民族人们很难进行小额贷款并且对资金的有效利用能力较低。面对这一现状，散杂居地区的城市应该起到带动发展作用。首先，当地政府可以选择几个颇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作为实验区，引导发展特色经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形成一定的农村经济发展模式。其次，农村信用合作社可以适当推出一些小额贷款发放给信用度相对较强的个体，提供个体经济发展的资金基础。另外，可以借鉴国外经验，构建少数民族企业信贷机制，鼓励支持各民族企业形成共担风险、互为担保的信贷机制，打造民族企业的信贷平台。
（三）发挥地域特点以发展特色经济
地域环境的优势是经济发展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能否真正运用好这一因素也决定了该地经济是否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因此对于散杂居地区的少数民族，当地政府应该深层次认知当地环境与发展情况，寻找地区具有的地域优势，从而制定相关政策，带动当地居民脱贫致富。散杂居回族地区要善于发现地域特点并且深度认识当前经济环境，在民族区域经济发展上取得突破。
（四）发扬民族特色以完善民族经济
国家政策对民族个体经济给予鼓励，2005年2月，国务院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的36条相关规定在投资核准、融资服务、财税政策、土地使用、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放宽了对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的要求，并出台了相关的优惠扶持政策。国家的这些政策对少数民族地区非公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关键词] 少数民族地区 发展失衡 预警模型
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集地，少数民族人口数占全国的72.32%，主要分布在广西、贵州、青海、、云南、内蒙古、新疆、宁夏等8个省区。由于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落后，且发展速度跟不上全国的步伐，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呈扩大的趋势。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加快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因此，这就需要研究建立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预警模型，从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系统地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趋势和问题进行监测，使西部地区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并找到构成差距的原因。
一、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失衡预警模型建立的目的
本预警模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目标，以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基于科学、简明、系统、可行、适用的原则，从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方面选择一套评价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并运用动态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对指标体系进行了分析和综合，在此基础上建立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失衡预警模型。
本预警模型旨在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状况进行分析、监测和预警，以帮助少数民族地区认识到自身的差距和不足，并找到造成差距的原因，从而为少数民族地区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失衡预警指标体系
为了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在指标选取上必须符合最新的发展理念，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同时要体现综合性、简洁性和可操作性的要求，选择主要的、基本的、有代表性的综合指标作为量化的计算指标，以便于决策者及研究人员对其进行评价和使用。
本预警模型选取了12个评价指标，评价经济发展水平的有4个，评价社会发展水平的有6个，评价资源利用与环保状况有2个。然后设计了一套问卷调查表，先后请相关的专家学者填写问卷，再利用层次分析法对问卷进行处理，最后得到各指标的权重。各指标之间的关系及权重见表1。
在此基础上，收集了8个省区12个指标从1991年至2005年的数据（部分省区的部分数据缺失），然后运用线性回归、人工神经元网络等方法对各个指标的值进行了预测，在2005年数据可得的情况下预测到2010年，在2005年数据缺失的情况下预测到2009年。
如果线性回归的结果和原样本数据拟合得比较好，且通过了统计检验，则说明指标值和年份之间存在线性关系，可以采用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拟合和预测。如果拟合的结果差（如判定系数太低）或不能通过假设检验，就采用人工神经元网络方法进行预测。
本预警模型评价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预警指标体系以全国平均水平作为参照系。各指标预测出来之后，把各指标的值和全国的对应指标相比，得到各指标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相对值。相对值的具体意义见表2:
指标预测值运算出来之后，再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判断矩阵，求出其最大特征根λmex和对应的特征向量w，然后还要进行一致性检验。在实际中要求判断矩阵满足大体上的一致性，需要进行一致性检验。只有通过了检验，才能利用结果合成综合指数。得到的特征向量w即为各指标层的权重，见表1。
最后利用各指标值加权求和的方法求出各指标层的综合指数，按照表2中的标准将西部地区各省区的综合指数进行比较和分析，判断其是否处于发展失衡状况，哪些方面处于失衡状态导致其总体评价结果处于失衡状态。指数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三、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失衡的评价结果
根据上述的方法，本预警模型先对西部8个少数民族省区分别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然后再把8个省区进行对比分析。表3中的数据均为相对数，即和相同指标的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之后的结果。
注:只有部分数据
1.综合评价:根据2005年的经济社会综合评价指数，7省区（除外）的排序为：内蒙古、新疆、青海、广西、云南、宁夏、贵州。其中，贵州的综合指数低于0.8，处在失衡状态。各省区按2009年综合指数的预测值排序为:内蒙古、新疆、青海、宁夏、广西、云南、贵州。其中，贵州仍然低于0.8，处在失衡状态，而内蒙古的综合评价指数则达到1.29，处于良好状态。
2.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按2005年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数，8省区的排序为：内蒙古、新疆、宁夏、青海、、广西、云南、贵州。其中，内蒙古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数的值超过1.2，处于良好状态；新疆、宁夏、青海的指数值处在0.8～1之间，处于正常水平；而、广西、云南、贵州4省区则处于失衡状态。
按2009年经济发展评价指数的预测值排序为：内蒙古、新疆、宁夏、青海、、广西、云南、贵州。其中，内蒙古、新疆和青海的指数值超过1.2，处于良好状态；则处于正常发展状态，而广西、云南和贵州仍然低于0.8，处于失衡状态。
3.社会发展水平评价:按2005年社会发展水平评价指数，8省区的排序为:内蒙古、新疆、青海、云南、宁夏、广西、贵州、。其中，内蒙古、新疆、青海的指数值高于1.2，处于良好的发展状态，而其5省区的指数值均处在0.8～1.2这一正常范围。
根据2009年的预测值的排序为:内蒙古、青海、新疆、云南、宁夏、广西、贵州、。其中，内蒙古、青海、新疆、云南4省区的指数值均高于1.2，而其他4省区的指数值则处在0.8～1.2之间，处于正常发展水平。
4.环保和资源利用状况评价:根据2005年环保和资源利用状况，7省区（没有数据）的排序为：广西、云南、新疆、内蒙古、贵州、宁夏、青海。其中，广西的指数值刚好达到1.2，处于良好状态；云南的指数值处于0.8～1.2之间，处于正常水平；而其他5省区则都处于失衡状态。
7省区根据2009年的预测值的排序为：广西、云南、新疆、内蒙古、贵州、青海、宁夏。只有广西的指数值处于0.8～1.2之间，而其他各省区的指数值均低于0.8，处于失衡状态。
参考文献:
[1]李曦辉 徐蒙生: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失衡与预警系统. 北方经济[J]，2004.7
[2]高永久:论民族社会稳定的预警系统.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2003. 5
[3]严耀军:超越危机――构建新的社会预警指标体系及其运行平台的设想.甘肃社会科学[J].2005.3
关键词 幸福感；经济状况；绝对收入；相对收入；文献分析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追求幸福是人类永恒不变的动机(黄希庭，苏彦捷，2010)。也许正因为如此，国内外众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针对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开展了大量研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如何提升民众的幸福感受到了来自多方面前所未有的关注，这是因为幸福感既与个体的生活质量和心身健康密切相关，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幸福感显然是主观的，但国内不少研究采用的是“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这一英译术语，其实，“主观”二字是可以省去的(李静，郭永玉，2007)。对于幸福感的定义，我们倾向于Diener的观点，认为幸福感是指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生活质量进行整体性评估而产生的体验，主要由认知和情感两种成分构成，其中认知成分是指个体对自己生活满意度的评价，情感成分则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Diener，2000)。由于幸福感是源自个体根据自定标准对生活质量进行的整体评价，就必然会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其中主观因素包括价值观念、人格特质、成就动机等，而客观因素则涉及到经济状况、民利、教育程度、人际关系等。本文所关注的是经济状况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
国外一些调查研究表明。生活在富裕经济体中的人通常比生活在贫困经济体中的人更为幸福(Diener et al.，1993；Veenhoven，1991)。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良好的经济状况意味着可以享受良好的服务、教育和医疗等。由于财政资源确实与福利有关，人们会预期经济收入与幸福感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有研究者对多个国家的平均幸福水平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分析显示，二者之间的相关程度的确很高(schyns，1998)。然而，在横断分析中，经济状况与幸福度的相关却因国家或样本不同而有所不同(Diener & Biswas-Diener，2002；Sehyns，2002；Veenhoven，1996)。目前已有研究发现，在富有的发达国家，比如美国、澳大利亚和西欧国家。其经济状况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弱(Ahuvia & Friedman，1998；Cummins，2000；Easterlin，2001，)，而在贫穷和欠发达国家，经济状况与国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却比较强(Arthad-Day & Near，2005；Easterlin，1995)。也就是说，经济收入在人们比较贫穷时对幸福感有较大影响，而一旦人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经济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就较小了。那么，我国作为一个经济快速提升的发展中国家，个体的经济状况对其幸福感有着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拟对国内的有关研究做一梳理，以考察经济状况与幸福感的关系在不同群体中的体现。
2 方法
2.1文献收集
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以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的文章作为文献收集的范围。文献纳入标准为：(1)属于实证研究：(2)研究涉及我国不同群体的幸福感；(3)文章摘要中提及经济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在CNKI系列数据库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题名”为检索项、以“幸福感”为检索词，命中1991～2010年20年间的研究成果916篇，依据文献纳入标准获得文章46篇，时间跨度为1998～2009年，研究者的专业背景以心理学和经济学为主。
2.2数据抽取
根据研究的目的，收集了所选文献的发表时间、刊物类别、样本群体、样本容量、被试地域、收入划分、统计方法、关于经济状况影响幸福感的研究结果等资料。
2.3统计方法
主要采用频率统计和x2检验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
3 结果
3.1文献发表时间、刊物类别、样本群体、样本容量及被试地域
统计文献的发表时间，一方面可以推知我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另一方面可以考察“经济状况影响个体幸福感”这一问题是否日益受到国内研究者的关注。发表文献的刊物类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文献的质量及研究的可信度，我们将所涉及刊物依认可程度分为核心期刊(依据2008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CSSCI来源刊(依据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和ASPT来源刊(源自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数据库)三类。对于样本群体，将城市青年、城市女性、城市低收入家庭、下岗失业人员均归入城市居民一类；城市老人和农村老人虽然可分别归入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但由于老人是在幸福感研究中受关注较多的一个特殊群体，因此仍然单列；将大学新生、大学贫困生、少数名族大学生、医学生均归为大学生一类；将幼儿教师、小学教师、高职教师合并为教师一类。46篇文献中调查的样本容量最小为114，最大为63928，将其分为100～500、501～1000、1000以上三类。由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会影响经济状况与个体幸福感的相关，因此我们将被试所属地域分为几个大区进行统计，涉及两个大区以上的归为“跨区”。所纳入文献在以上几个变量上的频数及百分比见表1。
表1显示，近年来，国内研究者对于经济状况与个体幸福感的关系这一问题的关注总体而言呈上升趋势。本研究所纳入文献发表在核心期刊的占半数，表明研究总体上具有一定质量。从样本群体看，涉及到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群。从样本容量看，都属于大样本，有超过四分之一的研究样本容量在1000以上，能较好地满足研究把被试经济状况划分为两类、三类甚至更多类别的需要。调查对象所属地域全国各大区均有涉及。
3.2收入划分、统计方法以及关于经济状况影响幸福感的研究结果
对于个体的经济状况，所纳入文献一般都是以个人收入或家庭收入来体现的。由于个人收入与家庭收入对城乡居民、老人、学生等不同群体的幸福感有着不同的影响，绝对收入和在所处环境中的相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力也有所不同，因此我们统计了文献对收入的划分。统计方法对研究结果有直接影响，我们对此也予以了关注。描述经济状况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结果是我们关注的焦点。由于研究所采用的统计方法不同，对结果的表述也有所不同，我们将“收入与幸福
感显著正相关”、“家庭收入不同者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经济状况对幸福感的直接影响力最大”等表述在不影响原文含义的前提下归纳为“经济状况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而将“收入水平不同者幸福感无显著差异”、“幸福感与经济水平相关不显著”等表述归纳为“经济状况对幸福感无显著影响”。根据含义不同，还概括出了另外两类研究结果。将文献在收入划分、统计方法以及关于经济状况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结果上的频数及百分比列于表2。
由表2可以看到，多数研究采用的是家庭收入和绝对收入来反映被试的经济状况。采用方差分析、回归分析等高级统计方法的研究占较大比例。对关于经济状况影响幸福感的研究结果进行x2检验，表明几种不同的研究结果在数量上存在显著差异(x2=70.35，p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两项研究在得出“经济状况与幸福感呈正相关”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发现，“相对经济状况对幸福感的影响大于绝对经济状况”(王健，孟庆跃，Yip et al.，2009)，“主观经济满意度比客观经济收入更能预测幸福感”(周明洁，张建新，2007)。这里的主观经济满意度与相对经济状况在含义上是基本一致的。可以推测，其他研究如果考虑到相对经济状况这一因素，也有可能得出类似的结果。
4 讨论
4.1关于“经济状况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本次研究所纳入文献的样本来自我国不同地域，涉及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群。大多数研究均发现“经济状况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且幸福感最低的是经济上相对较差或处于贫困状态的群体。这表明，尽管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仍有部分群体由于基本需要不能得到较好满足而缺乏幸福感。所纳入文献中的城市低收入家庭、下岗失业人员、贫困地区老人、大学贫困生等就属于这样的群体。研究表明，有童年期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显著低于一般大学生(王玉花，2010)，应该说也是与家庭贫困有关的。Diener等人(1995)在一项涉及39个国家的跨国研究中指出，国民的平均幸福感与大多数公民基本需要的满足程度显著相关。那些在食品、衣物、住房、卫生、健康等方面得不到满足的家庭，其幸福感平均而言显著低于相同样本中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家庭。而且，发展中经济体的贫困样本所界定的幸福感包括基本生理需要的满足(比如食品、住房等)，而同样是处于这些国家，较为富有的被调查者则更多强调非物质的或高层次的需要(比如人身安全、地位、自主性、内心的宁静等)。对于这样的研究结果，可以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予以解释。当人们基本的生存需要得不到很好满足时，会渴望经济状况的改善。如果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就会产生强烈的幸福感。而在衣食无忧之后，人们会更加注重高层次需要的满足，比如获得成就、受到尊重、实现自我价值等，这时候幸福感与经济状况的相关就会降低，与高层次需要满足的相关就会增强。正如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管子所言，老百姓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因此，为了改善我国各种弱势群体的生存质量，提升他们的幸福感，政府和有关部门应通过制度建设来促进社会公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弱势群体的后顾之忧，从而也减少社会不稳定的潜在诱发因素，促进社会的健康与和谐。
4.2关于“经济状况对幸福感无显著影响”
这一结果与前一结果看似矛盾。实际上是经济状况与幸福感关系曲线中的另一端。正如上文所述，当人们基本需要尚未得到满足时，经济状况会显著影响幸福感；而当基本需要得到较好满足后，幸福感与经济状况的相关就降低了。Howell等(2008)分析了来自54个国家的56项研究，结果发现，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与幸福感的平均相关显著地强于发达国家样本的相关：而且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样本经济状况与幸福感的相关最强，高收入样本经济状况与幸福感的相关最弱。另外，有研究发现，当人均国民收入超过8000美元时，国家财富与国民幸福感的相关就消失了，而平等、人权等指标的影响开始明显增大(Myers，2000)。我们所分析的文献中，有几项研究得出“经济状况对幸福感无显著影响”，其样本要么来自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浙江、山东、北京等省市，要么属于收入有保障的群体，因此可以说与国外有关研究的发现是一致的。可见，在我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一方面需要关注弱势群体经济状况的改善，另一方面，也需要关注人们非物质需要的满足，才能进一步提升各阶层民众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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