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大幅度升值，由于泰铢与美元挂钩，泰铢也是不断升值，这就意味着泰国的出口商品成本更高，不利于泰国的出口，造成了泰国的经常项目的逆差，虽然泰国一直是鼓励外国投资，但是由于泰国经济的发展，泰国生产成本的提高以及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同时泰国本身经济体制的不完善，而国际上，美元的大幅度升值，使得外资不断地从泰国撤资，转向美国市场。为了平衡泰国的国际收支，可以通过市场的作用或者政府的宏观调控来调节，从市场的角度，由于泰铢的升值在外汇市场上，投资者会买泰铢，泰铢的供给量不断增加，使得泰铢会贬值，或者由于泰铢升值导致泰国的出口减少，增加其他国家的出口，从而使得其他国家的货币逐渐升值，最终使泰铢达到均衡价格。或者从政府的角度出发，政府为了平衡国际收支，在泰铢升值时，为了让其重新回到均衡价格上，政府将卖泰铢，使之贬值。当时泰国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泰铢的价格是固定的，因此政府只能调高利率，采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而这种高利率和固定汇率制度使得像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巨鳄”有机可乘。
索罗斯看重了东南亚经济中最不稳定的环节―泰国，当时的一段时间泰铢升值过快，索罗斯预测泰铢的升值空间不大。当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1家住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问题时”，索罗斯联合其他的投机者在外汇市场上大量抛售泰铢，由于泰铢在外汇市场上供大于求，致使其大幅度贬值，但是由于泰国政府动用了120亿美元国际外汇储备，购买了当时外汇市场上多余的泰铢，使得索罗斯和其他投机者的投机成本增大，尽管第一二次狙击泰铢失败，但是却造成了一些持有泰铢的散户的恐慌，由于这种投机具有很大的杠杆性，因此索罗斯投入的资本很大，这也就消耗了泰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加剧了泰铢的贬值趋势。索罗斯之后狙击泰铢之前，先在远期外汇市场上沽空泰铢，并且在外汇市场上抛售泰铢，引起拥有泰铢的人们在外汇市场上纷纷抛售泰铢。当泰铢贬值后，再低价购买泰铢，再以当时签订的远期合同上的价格卖出泰铢，从而赚取差价。1997年泰国政府决定放弃固定汇率制度，采用浮动汇率，由于本身泰铢被高估，当供给大于需求时，当日泰铢贬值20%。由于东南亚国家具有很密切的经济联系以及经济模式都趋于相同，索罗斯采用同样的方式在东南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投机，使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和韩国等在股市上和外汇市场上的货币也是大幅度贬值。
亚洲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基本上几十年的经济毁于一旦，但是这却为东南亚各政府，甚至是全世界上了宝贵的一课，政府应该注重国内经济结构的改善，东南亚大部分的国家都以“出口型经济模式”为主，而这次的金融危机却把这种模式的缺点暴露无遗。从泰国的固定汇率制度我们可以看出，一国的固定汇率制度以及长时间的高利率能提供很大投机的空间，并且长时间的固定利率会导致经常项目的赤字，引发国内一系列的经济问题，那么汇率制度又将何去何从呢？
一国的汇率制度和金融安全密切相关，因此国家应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调整汇率制度，并不是说固定汇率制度一无是处，发展中国家为了促进贸易发展，吸收资本流入，在特殊时期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是可行的，但一国实行资本开放并且同时长时期地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则必然产生投机的空间。所以应该见好就收，同时亚洲金融危机汇率制度的管理不善为中国做出了很好的预警，首先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高速时期，这也意味着如果中国遭受着泰国一样的情况，那么影响会更加严重。但是中国与泰国等不同的一点是，中国实行的资本管制，意味着像索罗斯这样的投机者如果在中国外汇市场、股市上进行投机，他却很难将这些资金转移出中国。这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投机的可能，维持了经济环境相对安全。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要取得长远发展，取消资本管制是一个必然趋势。
因此中国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必须思考适合本国的汇率制度。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很明显，中国已经不再适合固定汇率制度，但是就目前中国的资本尚未完全开放，因此采取谨慎的汇率制度，中国逐渐采取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从一定程度上能摆脱固定汇率制度的缺陷，中国参考的一篮子货币，能够避免由于一种货币的变动而引发的大幅度贬值或升值，使得外汇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也就阻止了投机的可能。但这还不是最终的结果，20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浮动汇率制度亦会对国内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同时还要被动地接受美国的一些无理货币政策。因此总的来说，中国政府定势而动，随着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改革汇率制度，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和调整汇率制度以适应中国特殊经济体系的发展。
关键词：债券市场；债券品种；企业债券
1.我国公司债券发展的可行性分析
1.1国债市场的发展，为公司债券的定价提供了基础
当前，我国国债市场已初具规模，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国债利率的期限结构曲线已经形成，基础利率逐步稳定，为公司债券的分析提供了基础。
1.2相比银行贷款和发行股票而言，公司债具有以下优势
（一）融资规模大，成本低。
公司债券可为企业在当期融入上亿资金，而从银行难以一次性贷入如此大量资金，且在融资成本方面，企业债券相对于同期贷款利率更低，可更节约融资成本。
由图1-1可以看出，三年期银行贷款利率较同期债券的发行利率更高
图1-1 2007-2011银行三年期贷款利率与平均票面利率对比 （单位：%）
数据来源：中国金融统计年鉴
（二）融资期限多样化
企业债有多样化的融资期限，可分为3年期、5年期、7年期、10年期、15年期和20年期等
（三）资金使用灵活
企业债券发行后，资金融资到位时，可以用于补充项目资金，调整财务结构，
兼并重组，偿还银行贷款，补充流动资金，具有更好的灵活性。
2.我国企业债券发展现状
根据迈尔斯的融资顺序理论，企业的融资顺序选择是：第一，内部融资，然后发行债券，发行股票，但我国的现状是：第一个国家投资，那么企业发行债券，最后，即使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企业债券，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直接投资，同时，企业债券在政策的促进作用的发展走上新的高潮。然而，我国企业债券发展的总体水平还不高。
表2-1 我国企业债券历年发行额及占GDP比值（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2000-2011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
从表2-1可以看出，从1987年起，我国开始探索企业债券，2004年以前，我国企业债券发行额仅350亿元以下，占GDP比重不到0.1%；2005年-2009年间，随着我国政府提出了“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基础上，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公司债券筹集资金，改变债券融资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丰富债券品种，促进资本市场协调发展”的鼓励债券市场发展的政策；2007年8月14日，发行额从04年的327亿元跃升至09年的15864亿元，占国债市场发行额比重也从5.7%跃升78.33%，最高达到98.57%，市场规模和市场结构都有了很大的改善。
数据来源： 世界银行， Study on Korea’s Corporate Bond Market and Its Implications on China’s Bond Market Development， January 2004
但是，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资本市场而言，我国企业债券发展仍然相对落后。2008年美国新发行企业债券达到7024亿美元，而我国仅1330多亿美元，仅相当于2001年韩国公司债券市场的发行额；从GDP占比来看，到2010年，我国公司债券占GDP比值虽然有了较快发展，但仍然仅占3.89%，尚未达到其他亚洲国家2001年的水平。日本拥有亚洲最大的企业债券市场，韩国紧随其后。在全球企业债券突破万亿美元的今天，我国公司债券市场规模与我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极不相称。
3.发展我国公司债券市场措施
3.1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我国应放松管制，建立评级，信息披露和公司债券市场信用体制，与发行人信用责任机制为核心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及其他配套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中介机构和投资机构的职能作用，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
3.2 加速公司债券利率市场化
需要放松对利率的管制，充分分析和考虑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投资风险等因素，由承销商和发行人确定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利率，利率可以反映市场的供给和需求。
3.3 增强公司债券流动性
把公司债券计入银行间债券市场。中国的企业债券在交易所上市交易阻碍了公司债券。目前，大多数的公司债券不符合上市条件，公司债券的上市不高。其次，培育机构投资者。银行为企业债券的投资者队伍，壮大机构投资者的队伍。
总的来说，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使结构性问题在中国金融市场得到很好的改善，提高资本市场的供给，抑制资产泡沫。资本市场的均衡发展，减少金融风险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杨建国：关于发展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几点思考[J].武汉金融， 2007， （04）
关键词: 次贷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 比较分析
一、两次危机的成因比较分析
1、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1）出口大幅度减少，经常项目赤字巨大。亚洲国家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基本相似，同时它们的贸易结构相对单一，这就使得它们对发达国家需求的变化和贸易保护措施特别敏感。例如1996年国际市场对电子产品的需求大幅减少，而这些亚洲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在90年代转为以出口电子产品为主，因此，泰国的出口增长率从1995年的22.15%下降到1996年的0.11%。这对亚洲经济无疑是一次重击。
（2）“泡沫经济”也是引起这场危机的原因。当时，亚洲经济的繁荣发展有一部分也是依靠房地产拉动的，房地产的巨额收入使得大量资金进入这个产业，房地产价格暴涨。因此，亚洲经济工业化进程被缩短，货币化程度过高，多余的货币没有实际的劳务和商品作为依托。
（3）国际游资的参与是引起危机的重要原因。当时，以索罗斯领导的量子基金为首的投资基金在亚洲兴风作浪，使得一部分资金从亚洲撤出，造成这些国家货币的巨大压力，成为这次危机的导火索。
2、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
(1)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金融创新创造了大量以次级贷款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商业银行将次贷资产打包出售，并通过投资银行对其进行证券化，卖给养老基金、保险基金等投资者。这不仅使银行将资金回收，刺激了房地产行业的繁荣，还使得所有相关的金融机构串在一起，同时又由于金融衍生品的杠杆性，使风险不断放大。
（2）信用风险管理不严格。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时，都假定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会持续增长，因此，发放贷款时就不考虑借款人的信誉。但是，房地产市场中价格是有波动的。在对信用风险监管不严格的情况下，如果房地产价格下跌，会给商业银行造成呆坏账，甚至是银行破产。
（3）房地产市场扭曲繁荣。从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美联储共降息25次。持续的低利率，使得房地产行业火爆，很多投资家也将资金转移到这个产业中，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越积越大。自2004年中期开始，发地产价格下跌，贷款位于率增加，引发连锁反应，并最终成为全球性危机。
3、综合比较异同点
通过比较亚洲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可以得出这两次危机产生的共同原因是“泡沫经济”，即资本流动性过剩，并没有充足的商品和物资作为基础。另外，还有经常项目赤字巨大、外债结构不合理等原因。最后，利率在这个过程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时由国际游资引发的，次贷危机是信用链条断裂的连锁反应。
三、两次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1、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关注与研究
从亚洲金融危机到次贷危机，许多国家纷纷采取措施来防范金融风险，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金融衍生品也随之出现。这些衍生品可以有效的将风险转移出去，但并不能消除系统性风险，因此，如果投资者以盈利性为目标，危机就会产生。我们应该加强对危机的研究，认识到其利弊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金融衍生品可以分散风险，推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风险只能分散，不能消失。我们必须把风险置于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
2、虚拟经济要有实体经济作依托
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等都属于虚拟经济，一般来说，虚拟经济的发展有实体经济作为依托，二者协调发展。虚拟经济极易引发泡沫危机，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分离。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国际金融全球化和其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次贷危机就是由于虚拟经济过快发展但缺乏金融监管的经济链条出现问题，引起一连串连锁反应，最后影响到实体经济。从亚洲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出虚拟经济会产生大量的泡沫。因此在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警惕泡沫的产生和积累，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
3、要建立健全的金融监管制度
亚洲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发生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各国金融监管过松。由此看出，无论是经济体制健全的发达国家还是经济体制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都应该加强一国的金融监管。在金融自由化高速发展的进程中，金融的脆弱性不断加强，这就更加需要建立健全的监管机制，加强金融监管。尤其我国金融监管机制还不够完善，在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中，会有很多漏洞。因此，政府有效的金融监管十分必要。企业资金所有权的特点是资金大部分不是企业经营者所有的，使得企业的所有者更加倾向于从事高风险的业务，而这些业务很有可能对企业的债权人和整个经济造成损害。我国应该重视金融衍生品发展过程中得金融监管问题。
4、建立国际间的协调机制
在国际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为了维护本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国际间的互帮互助是十分必要的。如果忽略作为世界一份子的责任单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势必会导致一国的危机蔓延至全球。这也是次贷危机带给我国的启示之一。如今世界上有四大风险评估机构，表面上它们有利于风险控制，实际上关于个体与整体的矛盾任然存在。因此，在其他国家的经济发生问题时，为了防止其他国家的危机蔓延到我国，我们应该积极的与其他国家商量，采取措施来缓解危机，恢复本国投资者以及世界投资者的信心，为维护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
参考文献：
1.李东星.美国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的比较分析.国际经济观察，2009，（12）.
2.张红军.次贷危机是否与众不同.
3.秦柳.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与东南亚经济危机的比较国发展—兼谈中国应对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措施.中国发展，2009，（8）.
经亚洲开发银行ADB授权翻译并发表此文,本刊对原文有所删节。ADBI对译文及其使用免责。
关键词: 金融危机银行业亚洲地区
中图分类号: F831.5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1770(2009)011-09-05
一、金融危机影响下亚洲银行的现状和前景展望
表1是穆迪对亚洲主要银行平均资金实力的评级情况,其他主要信贷机构和投资银行对亚洲银行系统展望做出的结论也与此相似。该表反映出2008年、2009年一些活跃银行的评级出现下降或下降趋势。评级机构预期银行贷款质量将面临巨大压力,这将成为该地区银行的最大威胁。认为后续评级活动将主要依据银行的信贷减损、低利润和资本补充需求而展开。银行信贷质量的恶化情况到底如何有待观察,因为该地区公司利润出现下滑,国有银行系统仍在普遍实施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其他情况也会对银行盈利造成压力,如贸易融资量下降、财富管理产品销售下降、投资银行活动减弱等。银行资本金的减少也可能导致贷款规模出现下降,从而影响银行盈利。除非决策者能够很好地控制住经济形势,这种现象将继续存在。
本地区银行系统的现有情况到底如何?以下将基于标准的CAMEL监管框架,加入市场风险的敏感性因素予以分析。数据主要来自IMF的全球金融稳定评论。
1、资本充足率
按照美国联邦银行管理机构对资本充足的定义,银行控股公司的一级资本比率至少4%,混合一级和二级资本比率至少8%,杠杆比率至少4%。资本较为充足的定义为,银行控股公司拥有一级资本比率6%,混合1级和2级资本比率至少10%,杠杆比率至少5%。如表2所示,亚洲地区银行系统的资本充足情况尚属良好。2008年银行加权风险资产的资本比率在8.2%和16.8%之间。较高的为印尼(16.8%),菲律宾(15.5%),新加坡(14.3%)和泰国(15.3%),较好的澳大利亚(10.9%),香港(14.3%),中国(8.2%)。
由于中国和日本银行系统的资本占该地区一级资本总量的84%,因此,对两国银行的情况需特别加以关注。中日两国分别需关注的是:中国的信贷增长速度和日本银行的资本质量。关注中国的原因在于2009年以来信贷规模增长速度过快,2009年前3个月,中国银行系统新增贷款4.58万亿元――接近2008年全年总量,以及同期GDP的70%。贷款的猛增可能会以牺牲资产质量为代价,增加未来的金融系统风险。日本最大的三个金融集团――三菱、住友和瑞穗公司――均低于资本要求,资本质量的问题比数量更大。为了冲销坏账,提高一级资本到6%-8%,日本银行至少需要增加数10亿美元充实资本金。
2、资产质量
2003年以来亚洲银行的资产质量有了大幅改善,截至2008年底,中国和日本的不良贷款率分别为2.5%和1.5%。评级机构预期银行贷款质量将面临巨大压力,这将成为对该地区银行的最大威胁。由于亚洲国有银行系统在积极实施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信贷规模的受影响程度未定。中国和越南的银行更是投放了大量的信贷资金以刺激经济。以中国为例,政府在银行信贷投放中施加了多大的压力,将多少会导致未来银行出现相应的信贷质量问题。中国的财政刺激政策是有风险的,银行贷款头寸比率在过去12个月内从2008年9月的14.5%到2008年12月增至18.8%,2009年2月达24.2%。一般来说,信贷快速增长的代价常常是贷款质量下降,会产生不良贷款。
3、拨备充足情况
大部分亚洲银行目前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全球金融危机可能对其资产质量形成压力。不良贷款增加将影响银行利润,较高的拨备可能导致一级资本受到侵蚀,影响未来的借贷能力。目前情况下,银行面临的问题不是要担心现有的资本比率和不良贷款率,而是要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损失做好准备。不良贷款比率的理想拨备率是100%。如表2所示,银行拨备率较低的为日本、印度,较谨慎的为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和韩国较高。
4、银行收益率
亚洲银行的资产回报率相似,目前盈利一般,不突出。日本由于银行业竞争激烈,边际收益率较低,2008年股本回报率仅为1.5%,印尼银行的收益相对较好,2008年为26%。菲律宾银行的收益(2008年为9.6%)主要来源于政府债券的投资收益。
5、流动性情况
大部分亚洲银行的盈利模式较为原始,即以存款为基础,资金来源较稳定,未来估计仍是如此,这一模式比主要依靠基金提供资金的银行经营模式要安全。后者只是在澳大利亚和韩国的银行中充当重要角色。因此,流动性(贷款对存款的比率)在该地区大部分是有保障的,只有韩国是例外,其贷存比较高。
6、对市场风险的敏感度
1997年CAMEL引入了第六个要素,即银行对市场风险的敏感性,使之简写变为CAMELS。欧洲和美国银行由于采用“贷款并证券化”的商业模式,信贷风险和市场风险的暴露程度较大,现在正逐渐向风险较小的商业模式转变。而大部分亚洲银行的商业模式风险不大。表3对亚洲地区银行系统面临的风险进行了总结。
二、亚太地区对银行系统的支持措施及其评估
与美国和欧洲一样,2008年年中以来,亚洲地区的政府同样采取了大量措施支持银行系统――某些情况下支持力度可能更大――以减缓经济下滑。主要经济体,由于国内银行对援助的需求不同,国内经济在全球下滑中的暴露程度不同,政府对是否采取干预政策的态度不同,宣布的银行支持措施和财政措施差别较大。韩国、澳大利亚、日本和中国对银行系统的干预最为活跃。主要措施包括提供资本金支持、剥离不良贷款、流动性支持、对银行存续或新发债务提供担保等。
对银行提供援助的最主要措施是对银行债务,包括存款和借贷,提供担保。澳大利亚、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西兰、新加坡和中国台北采用了综合存款担保手段。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韩国为债务提供担保。到目前为止,对银行直接注入资本的必要性尚未出现。但是韩国、日本、印度、中国香港,宣称有意对银行增加资本提供支持。政府希望借此增强公众对银行的信心,使其能够维持借贷能力,特别是如果高信贷成本确已开始侵蚀银行资本。一般政府不从银行的资产负债平衡表上移开问题资产,另外,只有韩国对存在流动性问题的中小企业实施贷款担保。随着危机的发展,一些国家可能会采用额外的方法促使其银行系统更加稳定,避免与其他国家相比出现劣势。
亚太地区其他的监管容忍措施集中于为了增加流动性而放松谨慎监管标准,如降低最低流动比率、最低存款准备金要求等。一些地区提高了抵押贷款中贷款对抵押物价值的最高比例限制,以鼓励借贷。证券估价(日本)、重组贷款分类(印度)的会计标准得以放松。未来对贷款分类、拨备需求、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是否会继续放松有待观察。
监管宽容并非新出现的概念,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1980年代美国已经出现。美国与其他措施相配合,提高了存款保险的上限,放松资本充足率要求,以避免银行破产。东亚采取了不同的宽容措施,包括全面担保、资本要求、不良贷款展期等。这些措施可能有助于帮助银行渡过难关,但是也可能会延长危机时间并扩大后续的影响。监管宽容能够起作用,但并不是包治百病的工具。联邦存款公司的有关报告比较了1980年代有利和有害的宽容计划,批评了没有特定项目的大规模宽容计划,得出以下结论:
长期来看,联邦储蓄和贷款保险公司实施的大规模的宽容计划是一项高风险的管理政策,因为其成功的机会在于经济环境在储贷机构的自身情况进一步恶化之前得以改善,或者新的风险投资力量得以加入。后一种情况特别会增加储贷机构破产的成本。
在1990年代早期情况有所反转,在1991年美国存款保险公司的改进行动计划中,对垂死金融机构的救助提出了限制。
1、全面担保
并非只有东亚地区在使用全面担保措施,全球范围的国家都在见证全面担保的广泛运用,苏格兰皇家银行对全球使用这一措施的银行进行了统计,发现大部分的国家都建立了担保措施。然而,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其他国家金融危机中全面担保的运用有教训可寻,全面担保可能会对金融系统的稳定产生负面影响。尽管亚洲采用的担保措施确实带来了稳定,但也约束了处理金融压抑的后续措施选择范围,并难以退出。
学术界的观点是什么?学术界很清楚地将全面担保与道德风险联系在一起,认为政府的全面担保措施将限制后续政策的选择空间。更重要的是,危机造成的财政成本是内生的,该成本会因全面担保而增加。财政成本的变化主要可解释为较差的政策措施所致,如增加监管宽容、全面担保、或两者折衷。如果忽视内在问题,看似平静的危机会引起轩然大波,增加后续成本。我对该问题的实证研究发现,全面担保会增加财政成本、延长危机的持续时间、增加GDP的损失。学术研究倾向于对危机的处理采取强硬的回应措施,认为在全面担保和其他宽容措施中采用的伴随政策,会增加银行危机的财政成本,无助于提升经济复苏的速度。尽管会产生较高的附随成本和道德风险,但政府仍在危机中反复使用全面担保的原因很明显。政府在机构和政治意愿、必要的财政政策缺失之时,运用全面担保以控制大规模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全面担保不应被经常使用,只能适用于较小的目标,如对新债务提供保险而非覆盖所有债务头寸。对全面担保应给予正确标价,严格加以遵循,成本披露充分。
2、剥离不良资产
政府机构既无专业能力也无动机对问题资产的解决做出最终决策。例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尽管在处理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中不断获得经验,但进展缓慢。印尼的银行重组机构在危机后的资产处置中并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计划。主要原因是引入新的、又具有足够经验的机构在操作中存在困难。但是政府需要参与不良资产的处理过程,处理过程应该依赖市场力量而非政府力量,从而为金融行为提供正确的激励。处理不良资产的措施可以是对奖惩比例的适当组合以引导金融机构逐步解决不良贷款,如将过多的不良资产转移到专业的资产管理公司。如果资本充足率恶化的原因是为了处理不良资产,在一定时间内对资本充足率予以宽容是可行的。有关设计应达到以下标准,首先,必须将问题资产剥离至私人部门。其次,在提供政府流动资本时,应确保私人权益资本安全。应将管理者利益进一步与公众利益联系在一起。第三,应在私人部门中创造处理受损资产的竞争机制。
3、直接的资本支持
政府直接为银行短缺资本提供支持,而不对银行需达到什么条件提出要求,会形成相当大的道德风险。提供资本支持时应考虑以下措施:1、以市场为基础对资本注入进行评估。2、与私人部门的配套基金相联结。3、资本投入采用优先股或可转债的形式,锁定可能的损失。
三、亚太地区银行系统的压力测试
直到最近,国际金融机构对金融危机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美国。然而,IMF最近的全球金融稳定评论指出,银行危机是全球性的。在此背景下,分析亚洲地区银行系统的现实情况以掌握资本短缺的情况是有指导意义的。本文采用Bankscope提供的数据,但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数据既非及时(2007年)也非全面。第二,由于各国管理体制、会计制度和税收体制不同,跨国的资本、股权和不良资产的数据之间不具有可比性。第三,并非所有的金融机构提供全面的数据。因此,分析数据需要花费精力。结论只能被谨慎加以采用,仅是指导性的,而非结论性的。
对亚太地区银行资本短缺情况的估算需要采用保守的假设:一级资本对资产的杠杆比率为5%,不良资产比率8%,对不良资产的覆盖达到100%。结论如下:压力测试显示大部分的银行系统能够抵御冲击,但需要更多的资本以达到此目的。这一拥有约1.2万亿元资本的最大的银行系统,预期资本短缺约7580亿美元。一级资本短缺最严重的是韩国(445亿美元),中国(1091亿美元),日本(5188亿美元)。令人吃惊的是菲律宾和泰国并不需要额外的资本注入。
四、银行业国际化的收益和风险
随着电子通讯的发展,监管障碍减少,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外资银行正快速增加其跨境借贷,同时积极投资于发展中国家。外资银行的存在构成许多发展中国家银行系统的重要特征。外资的占比差距巨大,例如,拉丁美洲中的大经济体如秘鲁和墨西哥外资占银行系统比重分别为95%和82%。欧洲、中亚、非洲、拉丁美洲的银行部门中的外资占比要比东南亚的较高。
近期的金融危机显示,外资参与既能带来收益也能带来风险。发展中国家通过向信贷压抑的公司和个人部门增加贷款,提供高端金融服务,为应对外资银行竞争而提升效率,获得了大量的收益。外资银行也可能将负的金融冲击传染到全球:大银行可能因为银行间市场流动性问题、信贷标准提升、资本压力增加等问题而突然收缩发展中国家的贷款。
银行的跨境融资活动近几年在持续增加。同样,跨境资本流动可以给国家带来资本,但也会增加流动性风险。资金跨境流动与金融稳定存在联系。一些新兴市场的银行系统正变得更加依赖外资银行和批发性外国基金。外资银行的子公司有时会向其母公司借款,如韩国;从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批发市场借入资金,向居民提供外币贷款,如东欧。
对外资依赖所造成的流动性风险在2008年9月和10月,市场去功能化时表现明显。虽然以此评估对亚洲的影响为时过早,但由于中国、印度、哈萨克斯坦、韩国等国在国际银行间市场中表现活跃,如果银行间市场压力持续上升,这些国家需要考虑其国内银行是否会在国际市场中融资面临困难。同样,国际银行疲弱的资产负债表将对发展中国家主要的借贷者形成负面影响。对一国应如何对待外资银行的讨论超出本文的范围,但国际信贷中介的本质和特征将持续发生变化,新兴市场需要采取措施正确对待国内的外资银行。控制风险的同时获得收益的努力应集中于,给外资银行设置限制,小心获取其带来的益处。
五、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
1、金融部门前景展望
IMF在地区经济展望:亚太(2009b)中指出,公司现有的坏账违约风险处于偏高水平,但比亚洲金融危机时低得多。报告因此认为金融危机对公司和银行部门存在较大影响但处于可控制范围内。估计亚洲债权人(股东除外)在违约中的损失将达到GDP的2%,银行损失将达到总资产的1.3%。风险可控的主要原因是遭遇金融危机时公司部门的财务状况健康、杠杆率较低、盈利良好。这些发现基于这样的预期,亚洲经济出现稳定并将逐渐复苏。不管怎样,现在都需要开始着手处理银行问题和公司重组问题。
2、全球信贷收缩
我们应该要认识到这场危机的影响仍将持续一段时间。例如,IMF预计亚洲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为1.3%,比上年明显下降。此外也要深刻吸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印尼、韩国和泰国的教训。IMF的一份关于40个主要金融危机的分析报告指出,处理金融危机相关的财政成本约占GDP16%。比如,印尼不良贷款最高时达32.5%,危机的财政成本占GDP达56.8%,产出损失达GDP的67.9%,实际GDP增长率最少时仅为-13.1%,处理不良贷款的初始努力见效甚微。虽然本次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有很不差别,但这场危机注定会对亚洲产生重大影响。
将危机后私人部门的信贷演变分成三个阶段:信贷恢复增长所需时间,名义信贷价值超过危机前水平所需时间,信贷对GDP比率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所需时间。见表4。平均来看,信贷恢复增长需要14.5个季度或3年半。在经选择的样本国中有8个国家信贷对GDP的比例再也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美国花了60个季度(15年)使信贷对GDP的比率恢复到1990年第二季度的水平,即持续增长的最后一个季度。有关结果显示,如果一国在危机期间遭受持续的经济下滑,那么名义信贷将花费多个季度或年度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信贷对GDP比率的恢复时间甚至更长。如果历史可作为借鉴,那么全球信贷增长不会很快恢复。
3、非银行金融部门难以弥补银行部门萧条
银行是主要的融资者,但仅依赖银行不能满足长期融资的需求,股权和债务市场同样提供长期融资。以下将对资本市场、共同基金、养老金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情况进行分析。资本市场中,只有韩国可以为新资本提供较高比例的直接融资,其他国家的容量较低,难以为公司提供充足的长期融资。亚太共同基金市场与全球市场相比较小,仅泰国和马来西亚尚可。而且这些地区对共同基金的管理存在不足,主要问题在于:对投资者保护不够、信息披露不充分、基金净值的计算存在问题、销售渠道不畅、对联结产品的估值缺乏管理规则、许多大基金并不遵守国家评估准则。养老金市场较小,如果政府有意改革并提振养老金基金,调动国内资源的潜力巨大。保险部门的容量同样较小。见表5。因此,当银行难以为市场提供资金支持时,较弱的其他金融部门也无法弥补这一不足。
4、公司面临较高的违约风险
IMF(2009b)警告称新兴市场的公司坏账比率有可能增加。新兴经济体拥有1.8万亿美元的公司债务,这一数值在2009肯定会上升,违约的威胁上升至“危险的程度”。IMF的报告指出,“处理公司的破产问题将是发达国家的主要挑战,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可能是更大的挑战”( IMF2009b),但是亚洲地区公司部门具体的受影响程度尚不可知。可得的数据来源中,包括Worldscope和Amadeus未能及时对公司部门的影响情况做出评估。不过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对其公司进行了重大财务重组,从金融指标来看,这些国家的公司部门是健康的,东亚的金融活动有了很大的转型。未来的后果不致于太严重。
记住过去是为了避免未来重蹈覆辙,但在所有关于全球银行部门脆弱性的讨论中,几乎没有涉及公司重组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恢复健康中应扮演何种角色的讨论。然而这正是我们应从过去二十多年的金融危机中需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在衰退中,总产出和公司利润的下降可能会扩散,导致公司压抑,甚至出现破产。银行部门是公司部门的镜像,银行系统的资产质量不会比公司部门的负债质量更好。如果公司部门脆弱,比如,杠杆过度、盈利较差,银行资产也会较差。因此,公司压抑既是经济疲弱的表象也是原因。银行部门的重组要达到预期目标,必须采取措施解决公司压抑等深层次问题。但是现有的银行重组计划似乎并未涉及这一深层次问题。
六、结论
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时,亚洲经济和金融状态整体表现良好。银行系统健康、公司部门远比其他地区要健全、政府融资稳固。这些,伴随着普遍的高额储备,使亚洲金融可以快速恢复。长期来看,有理由认为亚洲仍将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
但是亚洲银行系统的短期展望是负面的。预计未来12-18个月,银行因经济下滑将出现信贷风险,导致不良贷款增加、拨备增加、收益减少,损失增加。现在许可的贷款损失量和一级资本水平不足以应对未来的信贷问题。建议这些地区的银行应增加资本以冲销坏帐损失、提高一级资本比率。
（一）汇率制度的概述
1.汇率制度的基本含义。汇率，又称外汇利率，它是两种货币之间的对换的比率，亦可视为一个国家的货币对另一种货币的价值。而汇率制度是一国货币当局对本国汇率水平的确定、汇率变动方式等问题所作的一系列安排或规定。
2.汇率制度的分类。汇率制度可以大体分为三类，即钉住汇率制（即使本币同某外国货币或一篮子货币保持固定比价）、中间汇率制（即以买入汇率与卖出汇率的值作为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即一国货币同他国货币的兑换比率由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自行决定）。
（二）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调整过程
我国从1994年与外汇市场的官方汇率与调节汇率并轨（即1美元兑8.7元人民币）之后，汇率制度的调整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部分：1994年1月～1997年我国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2005年7月期间则是以人民币与美元双边汇率稳定为管理汇率的依据，其结果是导致事实上的单一盯住美元；2005年以后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随着我国经济长期高速、稳定的发展和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如图1所示），人民币迫于升值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从2005年7月21日起又一次开始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二、亚洲金融危机简述以及其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启示
（一）亚洲金融危机简述
在危机爆发前，东南亚国家普遍实行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美元弱势的时候，这样的汇率制度极大促进了出口，带动其经济快速发展。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美元的走强，东南亚国家货币也随之走强，在这一形势下，这些国家贸易出现严重的赤字，短期外债快速上升。本国居民和外国投资者对于政府维持固定汇率的信心开始动摇，出现大量的资本外流现象。金融投机家索罗斯两次大量抛售泰铢，形成泰铢贬值之势，泰国央行开始干预金融市场，即通过大量卖出美元回笼泰铢，损失了近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从此泰国政府失去了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能力，不得不在1997年7月2日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在泰铢贬值的影响下，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相继放弃原有的汇率制度，允许汇率的自由浮动。亚洲各国货币纷纷贬值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市场，亚洲金融危机从此爆发。
（二）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启示
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与这些国家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有着密切关系，所以下文主要从经济增长、贸易依存度和经常项目占GDP比重这三个宏观经济指标，对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五个亚洲国家（即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韩国）与中国近期宏观经济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希望可以从中得到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启示。
1.经济增长。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五国在危机爆发之前基本上都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增长，1990～1997年间的年平均GDP增长率为6.88%。在危机开始之后，这些国家都出现了负经济增长，1998年的平均GDP增长率为-7.46%。
一方面，与这些国家一样，在2004～2013年期间我国也经历着高速的经济增长，甚至在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影响GDP增长率仍然达到9.6%。但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增长相比亚洲五国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更为平稳快速。
2.贸易依存度。贸易包括进口和出口，而贸易依存度则为进出口总额占GDP比例。从图3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的贸易总量比较大。从图4可以发现，经历2008年经济危机前后十年的我国与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五国一样都具有较高的贸易依存度，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在之后几年的依存度有一定程度的下降。特别的，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五国的外贸依存度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进出口总额超过了GDP的总量。
3.经常项目余额占GDP的比例。在20世纪后期亚洲五国都实行了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在美元弱势的时候，这样的汇率制度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他们出口商品的成本。但是90年代美元的再次崛起，使得他们的货币出现严重高估（货币升值），货币高估直接导致了其经常账户的赤字。1995年上述五国的经常账户赤字余额占到了GDP总量的5.35%。危机后，货币的大幅度贬值使得赤字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相反，在我国则是经常账户的连年盈余（图5）。
经过以上三个宏观指标得对比分析，我们发现我国与亚洲金融危机前的亚洲五国都有较高的经济增长水平，而且贸易依存度较高，但这两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我国的经济增长更加的平稳快速，贸易依存度显著低于亚洲五国的平均水平。另外在经常项目上由于亚洲五国币值被高估，所以经常项目一直处于逆差状态，而我国则处于顺差状态。
三、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汇率改革的启示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给很多亚洲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影响了它们的经济发展，而这种结果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源于它们的汇率制度，所以通过分析可以从它们的失败上为我国汇率制度改革上找到一些启示。
首先，在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上，对于一个融入国际外汇市场的国家来说选择浮动汇率制度对于固定汇率存在优越性。如在以上的宏观数据比较中，21世纪初实行浮动汇率体制的中国可以很好的通过浮动汇率的自由调节机制使经常项目实现平稳顺差，相对来看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亚洲五国的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会因为美元升值而其币值被高估，从而会导致经常项目出现逆差。当本国货币出现贬值的压力时，政府可以通过提高国内利率来缓解货币贬值的压力，但是这一举措给本来就脆弱的银行和公司带来更大的打击。如果允许汇率贬值又会使得以本币表示的外币负债额度急剧上升。政府部门想要维持固定汇率制度，但是又不能运用利率这一手段，随着国际储备的耗尽，对汇率的投机性攻击将最终成功（就像索罗斯阻击泰铢一样）。因此，固定汇率制度会使得金融危机的破坏性更加严重。
全球金融危机下,亚洲区域金融合作又迈进一步。5月3日,东盟和中日韩(10+3)财长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会议上就规模为12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的主要要素达成共识。这一合作行动,对维护亚洲地区经济金融稳定具有重大意义,并将对改革和完善国际金融体系产生积极影响。
分析人士表示,建立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是亚洲区域内的首次货币合作机制,也是亚洲地区建立区域协调自救,减少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依赖,化解流动性危机增强区域抵御金融风险能力的第一次尝试。无疑,这无疑已经具有某种“亚元”的特色,或者可以说这是亚元的起步。
有关专家指出,随着亚洲经济的日益一体化,“亚元”的想法有可能变成现实,人民币将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但是诸多的因素却制约着短期内亚洲金融合作难以实现。因此,亚洲货币一体化的推进仍然任重而道远,亚洲区域内的金融合作有待进一步加强。
建立亚洲区域
外汇储备库由来已久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危机过后,东亚国家深刻反思,吸取教训,认为应该积极推进区域金融合作,共同致力于建立区域资金救助机制,以克服危机发生时融资困难、救助不及时的问题。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更让亚洲国家感到了构建区域救助体系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举行的“10+3”财长会通过了“清迈倡议”,决定建立基于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区域救助机制。2007年5月,“10+3”财长会决定选择自我管理的区域外汇储备库作为“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具体形式。经过各方共同努力,这次巴厘岛会议就区域外汇储备库的主要要素达成共识,标志着“清迈倡议”多边化进程取得了重大实质性进展。
这种区域金融“血库”,将原先松散的双边援助网络提升为较为紧密的区域多边资金救助机制,极大地增强了“血库”的救助能力。当地区遭遇金融危机时,流动性出现问题的成员就可以从区域外汇储备库中获得及时的资金支持,从而弥补现有国际多边救援资金的不足,维护本地区的经济金融稳定。
事实上,4月16日在中国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上,建立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时候了。”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多。
人民币将扮演核心角色
就区域经济而言,加强货币合作最重要的好处就在于能够加强本地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有关专家认为,亚洲通过货币金融合作,更多的是流动性提供机制,建立区域外汇储备库,加强双边和多边的货币互换,有助于解决当前本地区存在的“货币双重错配”问题,能够有效加强有关国家及地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避免单个国家陷入“囚徒困境”。此外,亚洲整体经济发展将因此获益,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有望进一步提高。
对中国来说,积极推动区域货币合作有利于增强其在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提升其在地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同时也有利于带动人民币的国际化,由过去的边贸使用、跨境流通迅速转移到大贸易、投资和储备中。从更务实的角度来看,区域合作能促进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增加区域内总需求,这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不久前召开的G20伦敦峰会期间,中国官员呼吁改革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俄罗斯、巴西、印度、印尼等国家均表示,支持中国提出的建议,以减少市场对某一国家或某一经济体货币的依赖性。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亚洲经济的日益一体化,“亚元”的想法有可能变成现实,人民币将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
去年底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广东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本月初,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决定,在上海和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5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分析人士认为,这将有利于推进人民币成为区域性货币,也将进一步促进亚洲地区的货币合作。
有关专家建议,未来5到10年内,人民币仍应将主要目标确定为亚洲区域内广泛使用和流通的货币,尤其是作为跨境贸易的主要计价货币、结算货币,并初步形成人民币计价的开放式金融市场框架,为实现储备货币功能创造市场条件,也为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成为亚洲地区关键货币打下基础。
“亚元”浮出面临瓶颈
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各国纷纷要求建立新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国际金融趋向多极化的今天,建立亚洲区域金融合作机制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必将产生深远的历史意义。
尽管亚洲国家在金融合作方面已经开始由理论探讨、方案设计阶段上升到开展实际性的合作阶段,但是货币一体化进程的道路绝不会一帆风顺。其根本原因在于亚洲国家的国情缺乏共性,各方差异制约着亚洲货币一体化的推进。
“亚元”的产生可能仅仅是一种理想,要达到这种目标并非容易。因为,目前的亚洲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基础。
从亚洲的情况来看,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十万八千里,中、日、韩以及东盟十国经济发展非常不均衡,国与国之间、甚至一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总体经济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等都有较大差距,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
同时,在经济结构上,中国和东盟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内经济中比重较高,出口产品相互替代、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较大等,从而在许多重要经济领域都是竞争关系。
另外,历史文化宗教民俗的差异。相对欧洲大陆国家而言,亚洲国家具有更古老、更丰富的历史、文化、宗教和民俗。历史与文化的悠久,虽然是一个民族的光荣与自豪,但它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人们意识形态的更新与发展。欧元的成功诞生告诉我们,仅仅有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相同基础并不等于可以实现货币的一体化,人文因素绝不可以小视,其主要是人们的观念与理念。“亚元”发展的基础因此也十分脆弱。
关键词：国际迁移；成本；经济危机；跨国公司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1-0284-03
国际迁移是指跨国公司的价值链活动中的一个业务或多个业务转移到国外的经济现象。近年来，国际迁移已经成为一种企业成长战略，并且被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所接受。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最新经济预测报告显示，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衰退中。此次经济危机一直被认为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动因，但是对于此次经济危机所波及的范围和持续时间仍然存在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在许多国家，实体经济的溢出开始导致失业率上升，直接影响了家庭乃至社区的稳定性，从而进一步引发了公众焦虑的情绪。在金融体系中，重建公众的信心并扭转这种不利的现状必须被放在首位。纵观各种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国际迁移业务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
一、国际迁移的动因分析
跨国公司基于其自身的特点，选择国际迁移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归根结底它们所共有的想法或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迁移来获取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条件。以下是本文所概括的几点原因：（1）当前的税收法规可能超出了公司管理层的预期，因此他们努力寻找综合条件较好的国家或地区作为迁移的目的地。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节约成本，另一方面使得公司可以更从容地应对经济危机。（2）国际迁移有利于企业开拓新的市场，寻求新的机遇。当公司计划扩大规模时，它往往会致力于寻求对自己的主力产品更具战略意义的市场。新的市场意味着新的机遇，新的挑战。（3）为新的产品寻求新的市场。一家公司必定是在不断的创新中完善自己，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公司必须不断地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当现有的市场出现饱和时，公司就需要通过国际迁移来寻找新的领域，从而获得长久不衰的生存。
每个公司的HR都有责任来决定何时进行迁移是最佳时机。但是，在这样做之前，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要考虑到进行国际迁移的成本，迁移成本不应该超过公司所能负担的最高成本。那么迁移所需的成本有哪些呢？
二、国际迁移的成本分析
有三个不同方面的成本是进行国际迁移需要考虑的，包括可预见成本、人员流动成本和隐性成本。
（一）可预见成本
可预见成本是指公司管理人员可以控制的成本，如搬家公司需要多少费用、新办公地点的租赁费用等。可预见成本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部分：（1）融资成本。融资成本是企业进行国际迁移的主要成本，当企业选定迁移的地点时，企业会支付一部分费用作为新办公地点的装修基金。与此同时，房屋租赁成本也是其中的重要支出。（2）服务成本。服务成本一般包括水电费、电子通信费用、停车费用、保险费用等。而公司的管理层还需要考虑包括未来业务扩展所需要的费用。根据企业的规模，服务成本的增加范围在几百到几千美元之间。（3）搬迁费用。当公司决定迁移时，搬迁费用必然要考虑在内。如果新的目的地在同一个城市，需要的搬迁费用较少。但是如果是长途的搬迁，则搬迁费用就要考虑很多方面，如卡车租金、人工费用等。另外，公司还要支付员工搬迁的费用。
（二）人员流动成本
企业的迁移对现有的员工会有一定的影响。如果企业决定进行迁移，而本土的雇员由于种种原因不愿意随之搬迁，这就使得公司损失了一部分优秀的人才。要知道，招聘、培训并发展新的员工所需的成本远远高于留住现有员工。劳动力成本代表了大多数组织的经营开支，是不得不考虑的迁移成本。
（三）隐性成本
企业的隐性成本是相对于显性成本而言的。真正的隐性成本主要包括迁移后可能的生产损失、员工的离职和在新环境中所面临的压力等。
为了更好地衡量隐性成本在迁移中所占的比重，本文对国际迁移中隐性成本的内容进行了总结，如下：（1）房屋租赁成本；（2）雇员多次往返的成本；（3）在新的环境中适应新市场的成本，如广告投入、寻找客户资源等；（4）老员工离职后，招聘并培训新员工的成本；（5）新员工在培训期和适应期内导致公司产值降低的成本。
综合以上三种国际迁移的成本，可以看出如何把这些成本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是进行国际迁移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以下几点会帮助企业分析其迁移成本和风险/效益：（1）确定迁移目的地的资源环境及当地的就业水平。（2）确定会跟公司共同迁移的员工数量。（3）对一次性搬迁、减员、招聘并培训新员工的费用进行评估。（4）对一定时期内的租赁房屋和雇员花费、设施完善花费等进行评估。（5）根据迁移后可能出现的情况对公司的风险和收益进行有效的评估。
在评估了国际迁移的成本和风险/效益后，一个中心问题就被提出来了，那就是，国际迁移的目的地应该在哪？它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是否真的有益？本文就这一问题对欧洲、亚洲和非洲三大板块进行了探索研究，并得出了相关结论。
三、国际迁移目的地的比较分析
（一）欧洲作为迁移目的地
在全球金融危机持续发酵并严重拖累实体经济的严峻局面下，欧洲也正在与衰退进行着顽强的抗争。自2008年以来，金融动荡、油价飙升和粮价上涨三大问题给欧盟各国经济造成重创，加上各国都把本国利益置于欧盟整体利益之上，使其难以形成共同应对危机的合力。目前，欧洲经济存在不少问题，如增长率低迷、福利体制改革进展缓慢、人口老龄化造成的财政压力巨大等，而欧盟多数成员国仍固守原有的社会经济模式，结构调整进程缓慢。
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说，目前欧洲形势喜忧参半，经济危机依然存在，欧洲形势、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依然堪忧。而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盟应对危机的措施和改革方向总体正确。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008年的大约6%降到目前的3%以下，2014年欧盟经济将有望好转。
欧洲拥有庞大的商品和服务消费市场，还有先进的技术、高素质的劳动力和优秀的品牌，因此是企业国际迁移可以考虑的一个目的地。下面以欧洲的几个国家为例说明欧洲在企业发展方面存在的优势。
1.英国：英国国土面积虽然不能排在世界前列，但是这里聚集了来自全世界的170多家顶级科研机构，能够与外国企业合作进行技术研发。如华为、香雪制药等中国企业已经和英国的科研机构进行了很好的合作。
2.荷兰：荷兰以颇具竞争力的税收环境吸引着外国投资者纷纷前来荷兰投资移民，这源自其广博的税收条约体系，保税仓储制以及议定预先税务裁决的可能性。荷兰税务体系的某些特点对国际税务筹划十分有利，如广泛的税务协定，减免双重征税、成熟的税务裁决实务、参股豁免、对支出利息和特许权使用费不征收预提税。
3.丹麦：丹麦在声学领域的研究居全球领先水平，在设计领域也很有影响力，拥有很多高端科研人才和技术储备。另外，丹麦还以其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用工制度著称，例如，企业解聘劳工的成本很低。
当然，欧洲作为迁移目的地也存在一定的劣势。韬睿惠悦咨询公司（Towers Watson，全球四大人力资源咨询公司）的一项研究发现，过去的两年中，大多数在欧洲、中东和非洲的公司已经裁员47%，冻结工资31%，比全球平均水平37%和24%要高。因此，企业在考虑国际迁移的同时，也不得不考虑到欧洲现有企业的发展状况。
（二）亚洲作为迁移目的地
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对于被认为增长最快的亚洲发展中国家来说，危机带来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金融体系方面、贸易方面和外部资金融通方面。
从金融体系方面来说，由于亚洲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开放度不高，国内银行与国际银行联系不甚紧密，外资银行的比例较低。因此，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的金融体系影响不算严重。从贸易方面来说，首先是来自于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进口量缩减，导致很多发展中国家依靠出口拉动的高速增长均有不同程度的削减；其次，贸易品价格下降、美元贬值，使得即使是贸易顺差的国家也不得不面对国际收支恶化的风险。从外部资金融通方面来说，发展中国家需要从资本富裕的国家融资以支持经济发展和贸易增长，这些外部融资包括官方开发援助、组合证券、直接投资及贸易信贷等，次贷危机发生后这些外部融资均发生了锐减，亚洲发展中国家也不例外。
亚洲在国际迁移中具有一定的优势。此次金融危机开始改变全球金融力量的对比。亚洲很多持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国家和金融比较稳健的国家在全球金融体系的地位和分量在增加，西方国家对亚洲在金融上的依赖程度增加，更有利于建立东西方衡的金融关系。同时，经济危机推动亚洲的一体化进程步入新的航道。
当然，亚洲作为国际迁移目的地也存在一定的劣势。此次经济危机表明，当今世界各国联系紧密，经济危机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连锁效应。亚洲正被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所困扰，随着全球流动性的枯竭，亚洲银行更加依赖于国际融资，这将导致亚洲经济受制于全球杠杆化融资，以及美元资金短缺。
同时，尽管亚洲的公司在金融危机后大量地减少了杠杆比率，但是却增大了对于债权、股票以及贷款资金的依赖。
亚洲的产品和服务都是全球性的，因此发达国家经济的萎靡意味着亚洲经济的萎靡，进而导致亚洲发展中国家失业率的增加等相关问题，从而引发了社会动荡的风险。
（三）非洲作为迁移目的地
非洲大陆在连续五年保持经济增长率5%以上之后，2009年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率预计只有2%，为二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非洲市场有限，就算没有外国投资者的大笔撤资，即便是有小笔资金撤走也将对市场造成严重的影响，导致危机加剧。
在此次经济危机中，非洲的资本流动明显减缓，金融信贷急剧减少，许多行业受到重创。矿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是非洲受打击最为严重的两个领域。赞比亚、刚果（金）、利比里亚、几内亚等国家的矿业项目投资总额面临大规模缩减。其中，非洲开发银行在利比里亚的铜矿项目以及几内亚的铁矿项目的投资总额都较原计划减少了一半以上。同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也极度缩水。
近年来，非洲作为国际迁移目的地的优势越来越明显。非洲绝大多数国家工业薄弱，制造业不发达，农副产品缺乏深加工能力，从日常生产和生活物资，到高科技产品基本依赖进口，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商品大市场。外国富余商品不仅可以成功进入非洲国家市场，而且这些商品在非洲的市场价格要高出本国的5～10倍。目前非洲国家正在大力吸引外资，发展经济，在建项目众多，投资政策优惠，投资领域广泛，处处存在商机，是外国企业投资建厂、承包工程的理想天地。非洲的石油、木材、黄金、钻石、铁、铜、铬等资源储藏量十分丰富，跨国公司到非洲投资资源开发利润非常可观。
总的来说，非洲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我们可以看到非洲的发展速度正在提升，已经为买卖双方建立了全球交付网络，跨国公司在非洲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当然，也不过忽视非洲作为国际迁移目地的本身所具有的劣势。非洲经济高度依赖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出口，原因之一在于不少非洲国家科技落后，加工能力不强，产品的加工比例及加工程度都不高。非洲是世界上粮食单产水平最低的地区，原因在于粮食生产技术落后，生产方式原始。在人类迈入信息化时代的今天，一些普通的通讯和信息产品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仍是奢侈品，有些乡村至今仍“与世隔绝”。然而，这些劣势对于外来跨国公司来说，是可以接受并加以转化的。
四、结论
通过上文的阐述可以看出，非洲大陆为各行各业提供了无限的投资机会，是国际迁移的最佳目的地。以下数据说明了把非洲作为国际迁移目的地所带来的发展机会：（1）一些非洲国家（如加纳、坦桑尼亚、突尼斯和卢旺达）的经商便利性和企业管制能力甚至高于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2）非洲拥有超过全世界36%的新兴市场国家、30%的矿产资源，并且到2050年将拥有占全球20%的人口，但却只拥有4%的国外直接投资。（3）非洲的新兴市场国家在此次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过程中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具有弹性。（4）自2004年以来，非洲在私人直接投资方面的增长比例最高，截至2010年增加了22%。（5）未来十年，非洲在基础设施方面有约980亿美元的需求，如电力和电信行业。
综上所述，非洲无论是在资源方面还是政府监管力度方面都具有非常大的优势，是此次经济危机中各国企业迁移的最优选择。并且，非洲的投资机构可以帮助跨国公司进行市场调查，并选择迁移的地址，这在很大程度上为跨国公司的迁移提供了便利。因此，企业进行国际迁移的最优目的地就是非洲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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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下,亚洲区域金融合作又迈进一步。5月3日,东盟和中日韩(10+3)财长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会议上就规模为12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的主要要素达成共识,并决心在今年年底启动这一被称作“亚洲货币基金”雏形的多边货币交换机制。这一合作行动,对维护亚洲地区经济金融稳定具有重大意义,并将对改革和完善国际金融体系产生积极影响。
在这次“10+3”财长会议上,各方就筹建中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的规模及份额分配、出资结构、贷款额度、决策机制、经济监测机制等要素达成共识,从而扫清了储备库筹建中最为敏感和棘手的障碍。这展示了东亚国家齐心协力、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信心和决心。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各国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危机过后,东亚国家深刻反思,吸取教训,认为应该积极推进区域金融合作,共同致力于建立区域资金救助机制,以克服危机发生时融资困难、救助不及时的问题。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更让亚洲国家感到了构建区域救助体系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举行的“10+3”财长会通过了“清迈倡议”,决定建立基于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区域救助机制。2007年5月,“10+3”财长会决定选择自我管理的区域外汇储备库作为“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具体形式。经过各方共同努力,这次巴厘岛会议就区域外汇储备库的主要要素达成共识,标志着“清迈倡议”多边化进程取得了重大实质性进展。
这种区域金融“血库”,将原先松散的双边援助网络提升为较为紧密的区域多边资金救助机制,极大地增强了“血库”的救助能力。当地区遭遇金融危机时,流动性出现问题的成员就可以从区域外汇储备库中获得及时的资金支持,从而弥补现有国际多边救援资金的不足,维护本地区的经济金融稳定。
事实上,4月16日在中国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上,建立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虽然推出亚洲统一货币“亚元”仍然道路很长,但亚洲区域货币合作的步伐却因金融危机而加快。
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主旨演讲中,总理提出,加快“清迈倡议”多边化进程,最大限度照顾彼此关系,尽早达成共识,建成区域外汇储备库,增强本地区抵御金融风险能力。他还提出,要充分发挥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作用,研究扩大互换额度和签约国范围。
伴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分工的日益明确,类似“欧盟”的经济体将会不断涌现。为迎合这种发展趋势,国际货币体系也可能形成不同的货币圈,除美元外,如欧洲的“欧元圈”、亚洲的“人民币+日元圈”或所谓“亚元圈”,圈内圈外之间的关系复杂,一时难以定位。
2003年,有“欧元之父”美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曾建议,设立由亚洲地区某一组货币组成的共同货币,争取在每个国家不放弃本币的情况下,能让一种叫做“亚元”的区域性货币在亚洲流通。10多年之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亚洲地区的金融合作更为迫切,统一货币的意义更加凸显。
人民币扮演核心角色
作为本轮金融危机的众多“副产品”之一,加强区域合作的迫切程度正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前所未有的关注,这对于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引擎之一的亚洲尤为如此。
对中国来说,积极推动区域货币合作有利于增强其在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提升其在地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同时也有利于带动人民币的国际化,由过去的边贸使用、跨境流通迅速转移到大贸易、投资和储备中。从更务实的角度来看,区域合作能促进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增加区域内总需求,这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不久前召开的G20伦敦峰会期间,中国官员呼吁改革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俄罗斯、巴西、印度、印尼等国家均表示,支持中国提出的建议,以减少市场对某一国家或某一经济体货币的依赖性。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亚洲经济的日益一体化,“亚元”的想法有可能变成现实,人民币将在其中扮演“核心”角色。
去年底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广东和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的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本月初,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决定,在上海和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5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分析人士认为,这将有利于推进人民币成为区域性货币,也将进一步促进亚洲地区的货币合作。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表示,随着中国边境贸易的日益深化与成熟,在港澳台地区及周边一些国家,人民币不仅被越来越多的商家所接受,还开始充当边境贸易计价、结算工具,开始表现出承担区域货币职能的趋势。
有关专家表示,人民币国际化、区域化进程正在缓慢而实质性地向前推进。由于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且存在持续升值的预期,基本上可以锁定货款的结汇风险。一些日本的公司甚至中东地区的公司就部分采用美元计价、部分采用人民币计价的折中办法。
有关专家建议,未来5到10年内,人民币仍应将主要目标确定为亚洲区域内广泛使用和流通的货币,尤其是作为跨境贸易的主要计价货币、结算货币,并初步形成人民币计价的开放式金融市场框架,为实现储备货币功能创造市场条件,也为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成为亚洲地区关键货币打下基础。
“亚元”浮出面临瓶颈
尽管亚洲国家在金融合作方面已经开始由理论探讨、方案设计阶段上升到开展实际性的合作阶段;但是货币一体化进程的道路绝不会一帆风顺。其根本原因在于亚洲国家的国情缺乏共性,各方差异制约着亚洲货币一体化的推进。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十万八千里,中、日、韩以及东盟十国经济发展非常不均衡,国与国之间、甚至一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总体经济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等都有较大差距,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
同时,在经济结构上,中国和东盟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内经济中比重较高,出口产品相互替代、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较大等,从而在许多重要经济领域都是竞争关系。
相对欧洲大陆国家而言,亚洲国家具有更古老、更丰富的历史、文化、宗教和民俗。这虽然是一种光荣与自豪,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人们意识形态的更新与发展。欧元的成功诞生告诉我们,仅仅有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相同基础并不等于可以实现货币的一体化,人文因素决不可以小视,其主要是人们的观念与理念,“亚元”发展的基础因此也十分脆弱。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合作机制由谁主导也是一个问题。东盟和中日韩地缘相近,历史文化相通,各国之间相对容易相互理解,容易交流;然而,各国有不同的政体,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如何进一步融合,依然需要加强相互间的理解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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