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体制变革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应变化，即由国家计划对企业和各种经济单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调节，逐渐转变为在市场信息影响下，以经济利益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微观决策的自动调节。在此情况下，价格、利润、成本、收益、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机制产生了，计划机制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
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财政赤字的迅速膨胀。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为582.42亿元。而在1998～2001年期间，各年的财政赤字则分别达到922.23亿元、1743.59亿元、2491.27亿元和259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财政赤字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更达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国际警戒线。（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
由于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收益率导致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收益，这就往往导致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使国债规模越来越大。2000年底，我国内债余额已达13000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达1500亿美元，内外债共计25000亿元人民币。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进一步增加。（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数字尚不包括大量隐性债务，而这种隐性债务确实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拖欠的公务员工资和养老保险欠款，以及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等等。（2）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财政通过各种不规范的方法举借的债务（估计有1000亿元人民币）。（3）国有银行剥离出的1.4万亿元不良债权，经处理后，乐观估计能收回4000万亿元，损失的1万亿元将最终由国家财政承担。因此，我国的实际债务余额比公布的显性债务余额大得多。2002年3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时表示，当年我国的债务余额为8000多亿元，只占GDP的18％。显然，这里指的只是显性债务，如果加上隐性债务，比例将高得多。据楼继伟透露，到2002年，我国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在内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曾估计是50％～70％，比较乐观的估计是40％～50％，而比较悲观的估计则达70％～100％。国外的经验数据表明，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不应超过60％，我国的债务余额显然已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更为严重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财政支出的扩大，特别是国债的增加。200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到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增长到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高达65％。这表明，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推动的。中经网2002年8月2日刊载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总需求即名义GDP的增长率为6.3％，其中实际增长7.7％，价格下降1.3％。而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增长率达62.4％（因债务利息支出记账方式的改变，这里的财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长率略有高估）。很显然，以每年近20％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60％多的财政赤字增长率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肯定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还应指出的是，随着国债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构积聚的风险更是不断增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占国债市场总量的比重达56.7％，较上年末上升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量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投资人的情况下，存贷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压缩商业银行的赢利空间，对其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债品种、期限趋同的情况下，一旦风险突现，变现遭遇困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几点启示
1.扩张性财政政策所引起的国家作为投资主体地位的加强，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下宏观经济运行方式的复归。因为，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是预算软约束在新时期的一种表现，它仍源于政府与国有部门的特殊的产权关系，是新时期国家以财政资金推动国有经济继续发展的一种形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资金直接来源于财政拨款，这是预算软约束的典型表现。在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后，国有企业的资金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当国有企业无力还贷时，其损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因此，预算约束依然是软的。而当企业竞相争夺银行贷款造成信用膨胀并引起经济过热（如我国上世纪90年代初出现的情况）时，国家不得不采取包括限制银行贷款在内的强制性的紧缩措施。然而，国有经济的低效率使它不可能依靠正常的积累机制获得发展。为了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率，以缓解巨大的就业压力，启用赤字财政政策成了难以避免的选择。国债投资无论用于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项目、改革成本的支付，还是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都是国家财政对国有经济的输血。但是，赤字财政政策不可能无限制使用，当它难以为继时，经济震荡就会到来，大起大落的所谓“计划周期”也有可能重现。这是必须高度警惕和极力避免的。
关键词：结构突变；宏观经济运行；双变量结构突变模型
一、 引言
识别和诊断出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稳定性以及可能发生的结构突变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对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发现，我国学者多是针对某单个经济变量的时序路径的结构转变点进行检验，虽然得到了一系列重要结论，但对这些变量之间关系的稳定性以及可能发生的结构性转变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将基于双变量结构突变模型，利用Andrews统计量和Bai子样本过程以及Hansen异方差固定回归元自举法对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稳定性以及可能存在的结构突变点进行检验，并根据这些结构突变点发生的位置和阶段来判断和预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趋势。
二、 宏观经济时间序列的结构突变检验
首先，双变量回归模型可表示为如下形式：
yt=？茁0+？茁1xt-1+？着t，t=1，…，T（1）
其中，yt为t时刻的被解释变量，xt为t时刻的解释变量，？着t为随机扰动，满足？着t∈N（0，？滓2）。（1）式可以用列向量表示为：
yt=x′t-1？茁+？着t（2）
其中，xt-1=（1，zt-1）′，？茁=（？茁0，？茁1）′，zt为一个备选的解释变量。由于回归方程的截距项？茁0和斜率系数？茁1都对解释变量yt的条件期望（即E（yt|xt-1））有影响，所以假设在？茁0和？茁1中都有可能存在结构突变点是合理的。所以，假定（1）式在k时刻存在一个结构突变，那么双变量结构突变模型可以表示为：
yt=x′t-1？茁0+？着t，t=1，…，k（3）
yt=x′t-1（？茁0+？啄）+？着t，t=k+1，…，T（4）
其中，？茁0=（？茁00，？茁01），？啄=（？啄0，？啄1）′，（3）式和（4）式用矩阵表示为：
yt=X？茁0+X0k？啄+？着（5）
其中，yt=（y1，…，yT）′，X=（x0，…，xT-1）′，X0k=（0，…，0，xk，…，xT-1）′，？着=（？着1，…，？着T）′。
为了全面描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特点以及检验我国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稳定性，我们选取国内生产总值（Yt）作为被解释变量，用居民消费（Ct）、固定资产投资（It）、政府支出（Gt）和净出口（EXt）这四个宏观经济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应用双变量结构突变模型对模型中可能存在的结构突变点进行检验和分析。数据样本为1992年第1季度至2014年第1季度，数据来源为《中国经济景气月报》和《中国统计月报》。
在根据方程（5）构造我国宏观经济变量的结构突变模型以前，我们首先对这五个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原因在于，利用Andrew（1993）给出的supF统计量检验结构突变需要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都要满足平稳性的要求。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这五个变量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针对Andrew supF统计量在变量非平稳的情况下无法识别模型参数的条件分布和解释变量边际分布的缺陷，Hansen（2000）提出了异方差固定回归元自举法，有效地解决了Andrew supF统计量的有限分布不能适用于解释变量存在均值突变、方差突变或单位根的情况。因此，本文将采用Hansen（2000）的算法结合Andrew（1993）给出的supF统计量对模型的结构稳定性进行检验。
根据方程（5），分别以居民消费Ct、固定资产投资It、政府支出Gt和净出口EXt这4个变量作解释变量对国内生产总值Yt做回归构建双变量结构突变模型，得到的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应用supF统计量对总体样本进行结构突变检验，结果表明以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分别作为解释变量得到的回归模型都显著拒绝不存在结构突变点的原假设。而j统计量的检验结果也显示这4个双变量结构突变模型都至少存在一个结构突变点。虽然四个模型中突变点的发生时间不尽相同，但均说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结构突变。
具体来说，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在2005年第3季度发生了结构性转变，这是由于从2005年7月开始，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上涨，国内成品油一度处于供求紧张状态，我国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原油短缺的现象，不仅给我国消费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也导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有所下降。投资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为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 （特别是制造业）和社会服务业投资快速增长，在投资总额中的比重持续上升，有效地改善了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在1994年～1999年期间处于长时间的收缩与衰退状态，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复苏和快速增长。对于财政支出来说，发生结构突变的时间与1998年我国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间正好吻合。由于我国经济自1992年以来连续7年处于下滑态势，1998年底我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发行建设国债，调整税收政策，增加政府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成为这一时期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是靠净出口，1997年下半年，始发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明显减慢，我国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出口增长近于停滞，失去了对经济增长的有效拉动作用。
为了检验模型中是否可能存在多个结构突变点，下面根据Bai（1997）子样本估计方法进一步对以上4个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的结果显示，由消费作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中存在2个结构突变点。突变点发生的时期分别在1995年第2季度和2005年第3季度。对于投资来说，Bai（1997）子样本估计方法验证了模型中仅存在1个结构突变点。而对于政府支出和净出口来说，则存在多个结构突变点。在1998年第1季度、2001年第1季度和2003年第3季度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生了结构突变。在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1995年第2季度、1997年第2季度、2000年第2季度和2003年第2季度发生了结构突变。
基于以上检验结果，我们选取其中的部分突变点，利用Bai和Perron（1998，2003）子样本估计方法对每个子样本区间进行参数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结构突变点分割的各样本子区间内模型的截距项和斜率发生突变的情况。
对于消费来说，在2005年第4季度到2014年第1季度这个样本区间内发生了显著的斜率突变，说明石油等原材料价格的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了平均消费水平，进而导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效应降低。在第3个子样本区间发生了显著的截距突变，说明这种情况在第3个子样本区间内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善，同时回归系数继续降低0.4个百分点。对于投资来说，则是截距项发生了较大程度的提升，第2个子区间截距是第2个子区间的7倍左右，这与我国投资在2001年左右加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增速的实际相符，同时我们注意到，进入21世纪，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降低，原因与这一阶段我国固定投资波动较大有关。对于财政政策来说，1998底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有效地改善了在金融危机等外部冲击造成的全球经济发展减缓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这体现在1998年第3季度～2003年第3季度样本子区间的截距项显著大于第1个样本子区间内的截距项，虽然回归系数有所降低，但相对于居民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政府支出（包括政府投资和政府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仍然较强。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主导作用开始减弱，但由4.94回归系数来看，财政政策对保持我国经济稳定发展依然具有良好效果。最后，对于净进口来说，三个子样本区间内的回归系数都发生了显著的结构突变，说明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的净出口来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冲击和影响非常显著，进而导致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降低，但随着2001年我国成功加入国际贸易组织和国际贸易环境的改善，进出口呈现强劲增长态势，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主要依靠进出口来拉动。
三、 结构突变点检验结论和经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双变量结构突变模型对消费、投资等主要宏观经济变量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关系的稳定性和可能存在的结构突变点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金融危机、石油冲击等外部冲击下以及自身体制改革的双重作用和影响下，我国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进出口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结构突变。
2005年的石油等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冲击对我国消费的影响作用较大，进而导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发生了显著的结构突变。21世纪初我国投资结构的调整使得投资也有效改善了金融危机和世界性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增速减缓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受到政策因素影响较大的财政支出则由于自身的政策调整使得政府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在1992年～2014年间发生了3次显著的结构突变，而对于最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影响的进出口来说，1998年～1999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严重阻碍了进出口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多个结构突变的存在也验证了进出口波动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
研究发现，在我国，主要依靠投资和净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从长远来看，特别是在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完善投资环境和投资机构，充分发挥财政职能和财政政策作用，逐步从依赖投资和进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以消费拉动为主，消费、投资和进出口三者协调发展的增长模式，降低外部冲击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对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入2014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依然存在，如何更加准确及时的诊断和识别出外部冲击和来自体系内部冲击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影响，增强我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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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与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研究”（项目号：10ZD&00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新形势下非线性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在我国货币政策规则评价中的应用”项目号：71203076）；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态势与经济政策调控模式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项目号：11YJC79015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与消费行为研究”（项目号：2013M530961）；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新形势下中国农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传导机制研究”（项目号：2012BS05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进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体制变革导致经济运行机制的相应变化，即由国家计划对企业和各种经济单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调节，逐渐转变为在市场信息影响下，以经济利益引导企业和个人进行微观决策的自动调节。在此情况下，价格、利润、成本、收益、供给与需求的协调机制产生了，计划机制逐渐让位于市场机制。
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 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关键词]总供给；要素价格；总供给曲线斜率；宏观调控
近年来，我国积极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紧紧围绕解决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正确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节奏与力度，既注重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又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适度地调整政策，促进了经济平稳快速发展，避免了国民经济陷入过烈的波动。
一、总供给曲线分析的意义
现代宏观经济分析认为，总供给即经济社会所提供的总产量(或国民收入)，亦即经济社会投入的基本资源所生产的产量。总产量与一般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通常借助总供给函数予以描述，而总供给函数的几何表达即总供给曲线。从长期角度看，由于价格可以充分调整，因而总供给曲线是一条位于经济的潜在产量或充分就业产量水平上的垂直线。而从短期角度看，情况则不同，总供给曲线是一条由左下方向右上方延伸的曲线。导致短期总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延伸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投入要素价格具有“粘性”。投入要素价格之所以具有“粘性”，主要是因为现实经济运行中通常存在着长期合同，例如，工会化行业的劳动合同如果三年一签，那么在三年的合同期内工资至少部分将是固定不变的，与之相类似，企业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及其他投入的价格也常常因某些长期供货合同的约束而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变动。投入要素价格在一定时期内难以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即要素价格具有“粘性”，使得厂商在其自身产品价格提高时便可以通过增加产量来获取更多盈利，因为当产品销售价格上升而投入要素价格暂时不变时厂商显然可获得更多盈利，因而厂商便有增加产量扩大供给的激励，于是在短期内价格水平的提高将导致产量的增加，从宏观层面看，便表现为价格水平与总供给量之间存在着同方向变化的关系，即总供给曲线系由左下方向右上方延伸的一条曲线。但是，如果投入要素的价格对产品价格的变动能够迅速作出反应、及时进行调整，则这种价格水平提高导致总产量增加的现象将不复存在，在此情况下，总供给曲线将重新成为一条位于潜在产量水平上的垂直于横轴的直线。因此，要素价格相对于产品价格变动而进行调整的速度，直接决定着总供给曲线的走向。一般而言，如果要素价格相对于产品价格的变化所进行调整的速度越慢，总供给随价格水平变化而变动的幅度便越大，于是总供给曲线便越为平缓，即其斜率将越小；相反，如果要素价格相对于产品价格的变动所进行调整的速度越快，总供给随价格水平变化而变动的幅度便越小，总供给曲线便越为陡峭，即其斜率将越大。从理论上说，这种在短期内要素价格调整速度决定总供给曲线斜率的情况有两种极端形式，一种为要素价格完全不能调整，于是总供给曲线表现为一条平行于横轴的直线；一种为要素价格可以瞬间完成调整，于是总供给曲线表现为一条垂直于横轴的直线。前者即所谓凯恩斯总供给曲线，后者则为古典总供给曲线。
二、近年来我国总供给曲线的变化情况
我们选取2003年1月至2009年2月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两指标的月度数据作为分析依据。“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可以代表这一时期价格总水平的变动情况，“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则可以反映企业生产过程中投入要素价格的变动情况。我们的分析遵循以下思路：如果宏观经济学关于投入要素价格具有“粘性”因而其调整滞后于价格总水平变动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将可以观察到“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相对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应存在滞后若干期的相似波动；测定前者相对于后者波动的滞后时间将可以对总供给曲线的斜率作出推断，若滞后时间较长，便可推定总供给曲线斜率较小，即总供给曲线较为平缓，反之，若滞后时间较短，则可推定总供给曲线斜率较大，即总供给曲线较为陡峭；进一步地，对比不同时间段内总供给曲线的斜率，还可对其变动的趋势作出判断。具体分析中，为使计算简便起见，我们采用计算“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两指标数据序列间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的方法来判定其波动的相似程度。若两序列的等级相关系数值大，便说明两序列的波动形态相似程度高，反之，则说明两序列的波动形态相似程度低。
我们首先将2003年1月至2009年2月所有74组数据分为两个时段：2003年1月至2005年12月为第一时段，2006年1月至2009年2月为第二时段。对于这两个时段的数据，我们分别整理出各6组对应序列。每一时段中的第一组对应序列为两指标按同年同月指标数据一一对应的方式排列得到的序列，即两指标在无滞后情况下对应排列所形成的序列；第二、三、四、五、六组对应序列则分别为“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滞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1个月、2个月、3个月、4个月、5个月排列所形成的5组两指标数据的对应序列。然后，分别计算所得两时段各6组对应序列中两指标间的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rs。对于每一时段中所得到的6个rs值，分别在同时段中进行比较，其中每一时段中具有最大rs值的那一组序列所对应的“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滞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时间，便应是该时段内最接近于现实的前者滞后于后者波动的平均时间。最后，比较两时段内“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滞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波动的平均时间，从而得到这一滞后时间变化的基本趋向。从“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滞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波动时间的变化趋向，便可最终推断出这一时期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总供给曲线斜率的变动情况。经计算，所得两时段中各对应序列的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rs值如表1、表2所示：
从表中可以看出以下两点：
第一，“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问确实存在着前者滞后于后者波动的现象。表1和表2的结果都表明，“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两指标间的相关系数具有相当明显的规律性特征，两指标间的相关程度随着“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滞后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的时间的变化而相应地有规律地发生着变化。表1中，当两指标数据按无滞后方式即同期指标一一对应排列时，两者的相关系数rs为0.85；当两指标数据按“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滞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1个月的方式排列时，两者的相关系数rs上升为0.90，表明相关程度明显上升；当两指标数据按“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滞后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2个月的方式排列时，两者的相关系数rs进一步上升为0.93，达到相关系数rs的峰值，表明相关程度达到了最高水平；尔后，当两指标数据分别按“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滞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3个月、4个月、5个月方式排列时，两者的相关系数rs则呈现出由慢渐快加速递减的趋势。这种规律性的变动表明，在“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滞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2个月时两指标的波动形态最为相似，这就意味着，实际经济运行中这一时段内应当存在着“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平均约滞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2个月的相应波动。类似地，在表2中，我们则可以观察到“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之间存在着前者滞后于后者平均约1个月的相应波动，虽然这一时段内因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之间的相关程度明显低于前一时段，但两指标间存在着前者滞后于后者波动的态势仍相当清晰而明确。
第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滞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波动的时间呈现出正在缩短的趋势。比较表1与表2中两指标间滞后波动的时间，可以清楚地看到，表2中蕴含的2006年1月至2009年2月期间“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滞后于“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波动的平均时间，比表1中蕴含的2003年1月至2005年12月期间两指标间滞后波动的平均时间，已经明显缩短，后者为2个月，而前者已缩短为1个月。这种滞后波动时间的缩短无疑意味着，这一时期我国的生产要素价格相对于产品价格变动而进行相应调整的速度已经显著加快。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可以有根据地推断，2003年1月至2009年2月期间，我国的总供给曲线已经发生了斜率增大的变化。根据前述宏观经济学理论，短期内要素价格相对于产品价格变动而进行调整的速度，将决定总供给曲线斜率的大小，要素价格调整速度慢，总供给曲线的斜率便小，反之要素价格调整速度快，总供给曲线的斜率便大。现在，通过对“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两指标间滞后波动时间的实际分析，我们已经知道，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以“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为代表的要素价格，相对于以“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代表的价格总水平的变动而进行调整的速度已经明显加快，因而可推断，这一时期我国总供给曲线的斜率已经增大。
三、宏观经济运行中总供给曲线斜率增大的影响
首先，总供给曲线斜率增大将降低以短期需求管理为主轴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我国已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同时明确提出应立足扩大内需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相应地，宏观调控的方略则定位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真正把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放在扩大国内需求上”。这就形成了以短期需求管理为主轴、通过扩张总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基本格局。而总供给曲线斜率增大，恰恰将降低这一宏观调控格局下的各项政策效应。我们借助下图对此作一说明。
图中，横轴代表国民收入，纵轴代表价格水平，AD、AS分别为总需求曲线与总供给曲线。假定开始时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总需求处于较低水平，位于AD1位置，同时总供给位于AS1位置，则AD1与AS1在E1点达成均衡，均衡国民收入为较低水平的y1。现在为确保增长，比如为将国民收入扩张至y2，宏观调控便采取多种扩张性政策措施扩大总需求，从而使总需求曲线右移至AD2位置，这时如总供给曲线未发生变化，则AD2将与AS1在E2点达成均衡，均衡国民收入将达到目标水平y2。但是，如果在这一过程中总供给曲线斜率增大，比如由原先斜率较小的AS1变动为斜率较大的AS2，则同样的宏观调控操作将不再能使均衡国民收入达到y2，而是只能达到低于y2的某一水平。从图中可以看出，当总供给曲线变动至AS2时，由宏观调控右推至AD2的总需求将与以新的总供给曲线AS2代表的总供给在E3点达成均衡，均衡国民收入为y3，十分明显的是y3＜y2。这就表明，总供给曲线斜率增大，使得以短期需求管理为主轴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实际效应降低了。
其次，总供给曲线斜率增大还将增加后续的通货膨胀压力。仍见上图。当总供给与总需求处于初始状态即分别位于AS1、AD1时，总供求均衡点为E1，E1在确定了均衡国民收入y1的同时也确定了价格总水平p1。尔后，当扩张性的宏观调控将总需求曲线右推至AD2时，如果总供给曲线不变仍为AS1，则AD2将与AS1在E2达成均衡，此时均衡国民收入由原先的y1增加至y2，而价格总水平也由原先的p1提升至p2，说明扩张总需求的宏观调控在使均衡国民收入增加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价格总水平。但是，如果在总需求扩张的过程中总供给曲线斜率增大，比如由ASD1变为AS2，则总需求曲线由AD1右移至AD2时，AD2将与AS2在E3达成均衡，而E3在确定了一个低于y2的均衡国民收入y3的同时，却决定了一个高于p2的价格总水平p3。这一状况直观地说明，总供给曲线斜率的增大，将使着力于总需求变动的宏观调控产生更大的拉抬价格总水平的效应，亦即将使后续的通货膨胀压力进一步加大。
以上分析的政策含义是，既然在总供给曲线斜率增大的宏观背景下，以短期需求管理为主轴的宏观调控难以避免政策效应降低与通货膨胀压力提升的困扰，那么，宏观调控的总体思路由当前侧重于需求管理及时向供给与需求管理并重转变，便系势所必然的明智选择。事实上，通过供给与需求的双重管理来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将可有效地化解宏观调控中的诸多矛盾。在上图中，如果采取供给与需求管理并重的方略，在扩张总需求的同时也扩张总供给，则总需求曲线与总供给曲线将同时右移，只要操作得当，在运用需求管理政策措施将总需求曲线由AD1右推至AD2，同时在总供给曲线由AS1变为AS2后运用供给管理政策措施将其右推至AS3，便可使总供求在E2达成均衡，从而实现均衡国民收入由y1增加至y2，价格水平却不会冲高至p3，而仅上升至p2的调控目标。
实际宏观调控中，当前实施供给与需求管理并重的方略，便应在继续推进需求管理的同时，着力启动与实施多种供给管理的政策措施。调节短期经济波动的供给管理政策主要有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工资政策、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政策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通常被视为需求管理政策，但事实上，它们也都具有供给管理效应，因而均可成为供给管理的有效手段与工具。货币政策主要通过调节利率来影响短期经济运行，它既可以影响总需求也可以影响总供给，因而短期内货币政策既具有总需求效应又具有总供给效应。当前，研究并实施有助于通过短期利率调整来降低厂商生产成本从而促进供给增加的相关政策措施，将使货币政策在扩张总供给中发挥积极作用。财政政策的供给管理政策效应通常要强于货币政策，因而在短期供给管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供给管理政策的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影响厂商的成本，包括影响厂商的税收成本、工资成本、利息成本、原材料成本等来影响供给，达到调整供给数量的目的。所以，当前运用财政政策调节企业所缴纳的各种税收来降低企业的实际生产成本，将对增加总供给起到重要作用。
注释：
①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2003年至2005年期间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动荡相对较小，而2006年至2009年初则系美国次贷危机从酝酿到初露端倪再到快速发酵直至引发肆虐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特殊动荡时期，这两个时段内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具有相当显著的差异，分别予以考察并进行对比易于发现其中某些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主要参考文献：
[1][美]多恩布什，费希尔，斯塔兹.宏观经济学(第七版)[M].中文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关键词：前提假设 逻辑推理 宏观经济运行 商品市场 货币市场
近代中国是中国经济由传统生产模式向现代生产模式转化的历史时期，在该时期内，中国经济是怎样运行的，即各个宏观经济变量的相互关系如何，是中国经济史学界不容回避的问题。但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中国经济史学界受资料和方法的限制，对此问题几乎无人问津。对宏观经济运行实证分析的缺憾，极有可能导致规范判断的随意性，从而在整体上降低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科学性。众所周知，绝大多数的经济史研究是对既往经济现象中因果关系的研究。那么，怎样做这种因果关系的研究呢?可称得上方法的方法有若干种。我们认为，当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逻辑方面是严谨的，在应用方面是可操作的。通过学习和思考，我们体会到，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思路大致分为三个层次：前提假设——逻辑推理——检验结论。如同数学史和化学史必须用数学规律和化学规律研究，音乐史和美术史必须用音乐理论和美术理论研究一样。我们觉得，只有将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用于经济史研究过程之中，才可能对既往经济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因此，我们认为，一些经济史家排斥使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的种种理由都是不合逻辑的。
任何一种对某一特定时空经济现象的经济学解释，只接受两种支持或批判——逻辑的和经验的。本文将从逻辑和经验两个角度对南京政府成立至全面抗战爆发前(1927—1936年)的中国经济运行结构做初步分析，希冀得出与经济发展历程贴近的解释。本文之所以选择这一较短的时段，是因为受到已知经验(数据)的限制。因此，本文所用的“近代中国”一词实属大词小用，不得已而为之。于是，本文的结论只适用于这一时段，推广开来恐有问题。
一、对近代中国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前提假设的抽象
前提假设，也就是对我们要分析的问题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的一种抽象。换言之，就是要首先分析清楚我们要考察的问题受到何种经济条件的制约或何种经济条件可资利用。这是我们在研究任何经济问题时应该首先考察的。是否存在一种不基于任何假设的经济理论?纵观卷帙浩繁的经济学说史文献，没有前提假设的经济理论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即任何经济理论都是相对正确的。在分析特定时空的经济问题时，为了使我们的结论更贴近事实，我们必须先来考察其宏观经济环境，从而抽象出没有太大遗漏的前提假设。
例如。微观经济学一开篇就先做了两个最基本、也是最著名的前提假设——稀缺性假设和理性人假设。基于这两项假设，经济学的研究开始了。如果稀缺性假设不成立，即各种有用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分析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如果理性人假设不成立，即公众对自己的利益、效用均漠不关心，那么，经济学的全部微观基础几乎都消失了。
又如，主流经济学的货币理论都建筑在一些公开的或暗含的前提假设之上。最重要的假设是：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极为发达和完善，其收益率可用齐一的市场利率表达。在此前提假设之上，凯恩斯教授建立了著名的货币需求理论函数。
建立于这个前提假设基础上的货币需求理论能否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需求研究?这是我们一定要考虑的问题。从前提假设上看，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要建立某一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需求理论函数，必须首先抽象出该国宏观经济的前提假设。在这方面，美国学者麦金农博士的欠发达国家货币需求理论无疑是一个楷模。麦金农博士对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做了不同凡响的抽象：1．国内市场分割性严重，各经济单位所处的技术条件差异较大、要素价格不一、资产报酬率不等，没有一种市场机制使之趋于一致；2．资本市场不完善，不存在齐一的市场利率；3．货币市场存在着“金融抑制”，投资以内源融资为主；4．在一个时段内，货币与实际资本是互补品。我们将其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对比一下便可知，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几乎处处相反。
在上述前提假设的基础上，麦金农博士建立了发展中国家货币需求理论函数：
(1)式中，I／Y为投资率，d－I＆*为实际银行存款利率，且实际货币需求对所有变量的一阶偏导数均大于0。
麦金农博士详细阐述了前提假设与理论函数各变量之间的经济学逻辑。①
从对凯恩斯和麦金农的思路比较中可以看出，有什么样的前提，就有什么样的结论；前提不存在，结论自然就消失了。这和数学理论中某一定理与其充分必要条件的关系是极其相似的。
应该说明的是，“假设”是我们抽象出的是主要情况，排除了次要的和极端的社会现象，为我们下一步的分析框定了区域。譬如说，现代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是指绝大部分社会公众而言，排除了类似于传教士的经济学非理性人。前提假设对于一项经济研究工作是极为重要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参见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
对近代中国商品巾场的分析，按照主流经济学的逻辑，无非是对总供给和总需求从事前不均衡到事后均衡过程的描述。我们首先做下列假定：1．近代中国经济属需求约束型经济，即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总需求。相对于有效需求来说，供给方面问题不大。在正常范围内，有多大的有效需求，就能呼唤出多大产量。2．近代中国的国民储蓄主要取决于国民收入。3．对于全国经济来说，投资的内源融资方式占主要地位。由于中国金融业不够发达、金融市场不够完善，大部分投资者必须首先是储蓄者。因此，对于国民经济整体而言，利率对投资的意义不大。
在对近代中国的货币市场分析之前，我们先来做几个假定：1．货币供给是不可控外生变量。直至1935年11月，中国实行的是银本位制，同时又不是产银国。因此，中国的基础货币量取决于国际市场银价决定的白银净流入量，在此基础上形成派生货币。币制改革后，中国的货币供给方可在一定程度上受当局控制。2．社会公众的货币需求分为两个部分：交易需求(包括企业的营业需求)和贮藏需求(包括企业的投资需求)，前者用狭义货币M1代表，后者用准货币(Mq＝M2－M1)代表。3．就全国而言，有价证券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尚不占主要地位，有价证券收益率对货币需求无显著影响①。因此，不考虑有价证券与货币需求的替代及相应的市场利率问题。
二、近代中国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逻辑推理
逻辑推理过程更像一个数学过程，即用数学语言表述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很少在逻辑推理环节上犯错误——这显然是经济学的低级错误。因为，逻辑推理过程基本上就是建立理论函数的分析过程，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受过良好的数学训练。诚然，经济分析工具不全是数学的，数学也不等同于经济学分析工具。但是，由于经济学研究中的大量问题是数量问题或与数量有关的问题，因此，数学无疑是制造经济学分析工具最好的原料之一。以数学逻辑进行的推导比语言的描述要来得清楚、准确。
如果某种现象、因素与经济数量无关，那么是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对此徒耗精力的。例如，对某一种新产品该不该征税?这个问题的起因便是它影响了分配或再分配的数量，接下来似乎是规范的，即“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了。但一旦确定了应当征税，最后的问题就是税率是多少这种数量概念的确定。研究数量问题最好的工具显然应该是数学。应当说明的是，经济分析过程中，有许多人的、社会的不确定性或不可控性因素在其中干扰，与纯粹的自然科学过程有一定的区别。但这绝非是对数学方法的否定，而是对经济学人提出了掌握更高深的数学知识的要求。聪明的数学家们从自然界和社会领域析出了一整套数学规律，需要聪明的经济学家把属于经济领域的规律还原回去，从而描述出与现实极为贴近的经济运行过程。
(一)商品市场的均衡：IS曲线分析
在需求约束型经济的假设下，我们运用凯恩斯经济学的思路对近代中国的商品市场做一简略的经济学描述。显然，总需求等于总供给的条件是投资等于储蓄。在开放条件下，总投资应等于国内储蓄加外国净投资，即
I=S＋FI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详见拙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需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1—64页。
(2)式中，I表示总投资，S表示国内储蓄，FI表示外国投资。我们所言的国内储蓄是经济学的大储蓄概念，即除消费以外的国民收入：S=Y－C。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储蓄应该是收入的增函数，即
在近代中国，投资的融资方式是以内源融资为主的。所谓内源融资，就是说，投资者的投资资金主要靠自己积攒。简言之，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前提下，大多数投资者就是储蓄者。同时，在总投资额中，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的银钱业贷款利率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较为微弱的。那么，近代中国投资者的投资热情与哪个经济因素关系较大呢?我们认为，在技术一定的前提下，应该是价格。这是显而易见的“供给曲线效应”，即产出是价格的增函数。
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厂商的投人品价格与产出品市场价格的走势和各自的变动幅度是怎样的。由于近代中国的统计数据比较缺乏，我们只好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30年代所作的华北地区物价指数替代全国指数做一点分析。我们用批发价格指数代表厂商的投入成本变动情况，用零售价格指数代表产出品价格指数。从表1所列数据来看，除1931年外，两套价格指数的走势是基本相同的。同时，物价上升时，零售价格的升幅大于批发价格的升幅；物价下降时，零售价格的降幅大于批发价格的降幅。对于厂商来说，赢利是最主要的生产目的，于是，价格这个市场信号便是他们扩大或缩减生产规模的最佳参照系。
表1 华北地区物价指数
年份|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批发|100.00|103.02|107.98|111.08|115.85|122.55|112.87|101.00|92.31|95.51| 110.62
零售|100.00|105.60|109.51|115.67|118.81|113.80|105.24| 92.48| 89.70| 99.02| 112.82
资料来源：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指数年刊》1937年3月。
既然产出是价格的增函数，于是，投资也是价格的增函数。对于以外源融资方式为主的企业而言(这部分企业的数量不大)，在利率一定时，价格上升则降低了融资的实际利率，降低了成本，同样刺激投资积极性。另外，投资具有连续性，当年的投资发生额应与上年投资有关。最后，在中国的银本位制度下，外资流入虽与银汇价有关，但由于银汇价直接影响价格，二者是函数关系，所以舍弃汇率变量。综上，中国总投资的理论函数应为：
根据上述逻辑分析，我们用解析几何图形对中国商品市场做一描述：
在图1中，横轴右半部分表示国民收入、左半部分表示总投资，纵轴上半部分表示价格、下半部分表示储蓄加外国投资，各个半轴上的点均为正值。第二象限为总投资函数，曲线在横轴上的截距为上年投资的某种比例βIt-1。当βIt-1一定时，总投资是价格的增函数。但是，投资并非永远随价格的升高而增长。当发生了严重通货膨胀，价格升至某一点时(如a点)，投资额不再上升。第四象限为储蓄函数与外国投资之和，曲线在纵轴上的截距为外国投资FI。当 FI一定时，S＋FI是国民收入的增函数。第三象限上是一条自原点射出的45°线，曲线上的各点都满足I＝S＋FI。
当给定价格P1时，过P1点沿虚线经二、三、四象限，可得国民收入Y1；当给定价格P2时，过P2点沿虚线经二、三、四象限，可得国民收入Y2；当给定价格时P3，过P3点沿虚线经二、三、四象限，可得国民收入Y3。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找到无数个Y点。但是，由于总投资不能随价格无限增长，于是，国民收入到达与P3对应的水平时，也将不再增长。我们将价格与国民收入——对应的点在第一象限描出(为简单起见，将所有曲线均划成了直线，实际上不然)，就得到了IS曲线。应该说明的是，近代中国的IS曲线的斜率与标准的IS曲线的斜率相反，这是因为纵轴的变量是价格而非有价证券收益率。IS曲线上的所有点均满足I=S+FI，总需求等于总供给，商品市场均衡。值得注意的是，IS曲线到达b点时，将竖直向上，即国民收入将不再随价格的上升而增长。IS曲线告诉我们的是，国民收入随价格的上升而增长，即
(二)货币市场均衡：LM曲线分析
在分析商品市场时，我们把价格暂定为外生变量，给定一个价格，就有一个对应的国民收入。那么，价格是如何决定的呢?现在，我们将价格作为内生变量，来讨论价格的决定过程。
在货币供给既定的条件下，货币需求将被动地去适应货币供给，最后，在价格和国民收入的纠正下，货币需求与货币供给达到事后相等。对此问题，我们做逐个层次的剥离分析。如果商品市场上有一个国民收入，每个社会公众便有了一个可支配收入。在平均生活水平较低的近代中国，人们普遍有一种节俭习惯。从节俭的习惯出发，人们将货币化的收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贮藏(包括企业准备扩大投资)，另部分做日常交易(包括企业的营业周转)。人们只要有货币收入，则首先安排可能的储蓄，甚至节衣缩食储蓄以备不时之需，然后再安排日常消费。因此，我们认为，货币化的储蓄是收入的函数，即
在广义货币量中，基础货币、原始存款、准备金率一定时，狭义货币M1]也就一定了，即
M1=M2－f(Y,u) (7)
对于商品市场上决定的国民收入，购买力真f、(代表有效需求)的大小对价格的高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价格是需求和供给力量对比的结果，即
P=f(M1,Y,u) (8)
我们将三个函数的曲线置于一个四象限的解析几何图中，进一步说明货币市场上各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
在图2中，横轴右半部分表示国民收入、左半部分表示交易货币需求，纵轴上半部分表示价格、下半部分表示贮藏货币需求，各个半轴上的点均为正值。第四象限的曲线为贮藏货币需求函数Mq＝f(Y)，显然，贮藏货币需求是国民收入的增函数。第三象限的曲线表示交易货币需求与贮藏货币需求之和，即Ms=Md＝M1＋Mq。当贮藏货币需求为0时，全部货币需求均为交易货币需求；当交易货币需求为0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全部货币需求均为贮藏货币需求。显然，该曲线具有等腰三角形底边的性质。在任何时点上，货币供给量都是一定的，全部货币供给必然为社会公众所持有，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事后是恒等的。因此，该曲线也表示货币供给量。第二象限上的是价格曲线，当国民收入外生给定时，贮藏货币需求量一定，在货币供给量不变的条件下，交易货币需求量——购买力则被决定了。于是，总供给一定时，价格是交易货币需求的函数，且二者正相关。
当给定国民收入Y1时，过Y1点沿虚线经四、三、二象限，可得价格P1；当给定价格Y2时，过Y2点沿虚线经二、三、四象限，可得价格P2。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找到无数个P点。我们将价格与国民收入——对应的点在第一象限描出，就得到了LM曲线。与IS曲线一样，近代中国的LM曲线的斜率与标准的LM曲线的斜率相反，也是因为纵轴的变量是价格而非有价证券收益率。LM曲线上的所有点均满足Ms=Md，货币供给等于货币需求，货币市场均衡。
(三)两个市场同时均衡：IS-LM曲线分析
商品市场运行的结构说明，在一定幅度内，价格决定收入；货币市场运行的结构又说明，交易货币量一定时，收入决定价格。当两个市场同时均衡时，价格和收入就同时决定了，即均衡的价格和均衡的收入被决定。要实现两个市场同时均衡，则须联立IS和LM两条曲线的方程求解：
我们用解析几何方法分析均衡点的决定和均衡点的移动：
在图3中，我们把初始时点上的ISo。曲线和LMo曲线
关键词：宏观经济 失业 现状 成因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失业及失业率则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宏观经济健康与否的重要指标。目前，失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非常突出的问题，更是全社会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我国现阶段为什么会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口，应怎样认识当前社会出现的失业问题，失业现象在发展过程中呈现怎样的趋势，应采取什么措施解决它等等，这些现在都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新课题。
一、我国的失业现状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过渡，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轨运行的渐进式改革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形成，宏观经济从短缺逐渐转向相对过剩，制度调整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加大。经过三年的宏观调控，1996年，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市场疲软，企业停产倒闭、产业萎缩的现象，国企改革步伐加快也使隐性失业趋于显性，再加之适龄劳动人口增加，使得经济转轨时期我国的失业问题更加凸显。在“人口红利”导致的劳动力供求总量失衡、经济结构调整导致就业弹性下降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偏差导致企业库存积压、劳动力需求不足的大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迎来了建立市场经济体之后的第一次失业高峰。到1998年底，全国登记失业人员达571万人；截至2003年，国有企业共有将近3000万名职工下岗。
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出口增速迅速下降，危机通过产业链迅速向实体经济蔓延，为出口企业提供能源、物流、原材料和服务的相关企业也随之受到影响，很多企业陷入困境；该影响又通过产业链和消费等途径迅速波及其到他行业，通过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传播，对我国经济和就业造成了严重冲击。再加之我国经济体系自身存在的产能过剩、高度依赖出口、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使金融危机对经济和就业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企业就业岗位大幅减少8.1%。有约近2500万名农民工失去就业岗位被迫返乡。城镇失业率上升，导致困难群体就业更加困难。全国城镇新增就业出现持续大幅下降。就业需求空间急剧压缩，导致新成长劳动力就业极其困难。在2009年上半年抽样调查中，城镇16～24岁青年失业率达11%以上，比平均失业率高出1倍左右。我国出现建立市场经济之后的第二次失业高峰。
从现状可以看出，我国的失业问题呈现出以下特点：
首先，失业率并没有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成严格的下降趋势。尤其是近些年，这种下降趋势更不明显，这与传统的产出增加2%会使失业率下降1%的奥肯定律相违背。我们可以利用近些年的相关统计数据，通过建立模型加以分析来更清晰的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
其中，失业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可表示为：
：失业的波动， ，：GDP的波动， ～N（0， ）
通过对带有自回归的线性方程式进行回归分析，可得：
可见，失业率随产出的增长而下降的幅度非常之小，甚至有增长的趋势，这不得不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
其次，经济增长所创造的就业机会远落后于新增的失业人数。据统计显示，2010年全国就业人数为7610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1890万人。年末城镇就业人员34687万人，比上年末净增加3567万人，乡村就业人员为41418万人，比上年末减少5457万人。而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908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由此可见，虽然经济迅速发展，而且每年可以带来更多新的项目工程和就业机会，却无法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再次，失业与空岗并存的结构性失业。一方面大量的失业人员和毕业生在到处寻找工作机会，而另一方面国家和企业每年也会提供相当多的就业岗位，但却总是存在着失业与空岗同时存在的现象，这其中的原因也值得我们深思。
最后是失业人群的年轻化。以前，由于国企改革而下岗的人员多为40-50 的职工。这些人年龄偏大，并且在专业技能方面也有所欠缺，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所以，为了企业将来更好的发展而下岗，也许可以理解。而现在，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具备良好的素质和专业知识，却也加入了失业大军，每年这些大学生都在为了找到工作而四处奔波。
二、我国失业现象的成因
1、人口因素所引起的劳动力过剩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总人口数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在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下，虽然我国一直以来坚持计划生育的政策，但还是处于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增长的阶段，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的供给超过千万。再加上已有的劳动力数量，使得劳动力的供给大大超过了对其的需求。在这样巨大的人口压力下，对有限岗位的竞争也就日趋激烈，由此而导致的就业压力就非常明显的。
2、结构性失业因素
随着农村经营方式的转变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必然的趋势。据统计显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部分省份是农村劳动力的主要输出地区，而东部地区则是主要的输入地区。2004年，中西部地区农村流动劳动力就业占全国农村流动劳动力就业的67%。在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70%的去向是东部地区，而且多聚集在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等。由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城镇，对城镇人员就业势必会造成很大压力。而且，经济结构的调整要求市场对劳动力资源进行重新配置，以适应其变化。因此，在配置的过程中，大量素质较低、专业技能落后的劳动者就难以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而被淘汰产生失业。同时，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使适合该产业发展需求的劳动力出现了暂时性短缺，从而造成了失业与空岗并存的现象。此外， 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不平衡等原因，也会导致大量的失业人口。
3、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反差所引起的自愿失业。
在我国当前城市劳动力市场中，二元现象越来越明显：第一劳动力市场是指具有城市户口的劳动者，他们一般具有一定的技术和较高的文化知识，具备较好的工作条件，工作环境较为舒适，工作稳定并受到制度政策的保护，如劳动保护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等。而第二劳动力市场主要是针对农民工等外来务工人员的，他们中大多数不具备较高的技术和文化知识，提供的就业岗位也是一些工资较低且不稳定的脏、苦、累的岗位。再加之由于目前我国市场机制的不健全，诚信缺失以及第二劳动力市场几乎不受制度政策的保护，使得第一劳动力市场的失业者一般不愿意进入到第二劳动力市场去就业，因此形成了城镇失业人员在第一劳动力市场的非自愿性失业和在第二劳动力市场上的自愿失业。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反差成为了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的一大障碍。
第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通货膨胀
我国经济近年来一直保持“低通胀高增长”的理想态势。2006年11月份由于粮价上涨，CPI的数据显示通涨指标有上升的迹象。今年上半年CPI同比增长3.2％，为近三年来的最高增长水平。在几年的“低通胀高增长”的态势下，适度通胀也有利于调整经济中一些矛盾和内外不平衡，但是6月份CPI4.4％的增长率显示出继续增长的趋势明显，7月份更是达到十年来的新高5.6％。
理论上来说，低通胀高增长是总需求与总供给均衡的表现，高通胀高增长就是偏热的表现了。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平稳增长，就应对CPI预期上升的因素进行具体分析，以制定相关的政策提前防范。
首先，近期猪肉和一些食品价格的上涨显示的供求关系不平衡是否会成为引发通胀上升的扳机。
一般来说，如果价格上涨发生在收购环节，应该是直接向生产者传递供给不足的价格信号，这样就可以使生产者迅速把握市场的需求预期，在最短的生产周期内使供给得到调整，达到市场供求关系的均衡。但是，如果价格上涨只是发生在不同的流通环节，就可能不仅仅是供给不足所致，而是有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通货膨胀了。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当经济运行中的货币供应总量超出了总需求，就会出现价格水平上涨的现象。这种纯粹价格的上升可能并不完全是因为货币供给造成的，特别是在近期一直存在的“流动性过剩”困扰的形势下，我们不能不认真分析近期CPI上涨背后的原因。
如果是“流动性过剩”的影响，那么猪肉和食品价格的上涨将不是孤立的现象，钱多了可能会使价格上涨的情况逐渐蔓延到其他商品。这样会进一步推动CPI的上升，也推动总体价格水平的上升，通货膨胀率就上升了。食品类市场竞争程度较高，不容易有价格操纵，所以食品类价格的上涨显示流通环节价格上涨的信号作用应该比较强烈。
其次，粮价上涨是否是自然灾害的短期影响。如果粮价上涨只是因为自然灾害的原因减产所致，粮价因素可能只是短期因素，不会造成通货膨胀预期上升。
但是有研究表明，2006年的粮价上升与国际粮价上涨有关。中国的粮食进口越来越大，国际粮价上涨直接影响中国国内的粮食价格。国际粮食价格上涨有许多原因，粮食供应大国(比如澳大利亚)由于自然灾害减产是其中一个原因。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国际粮食库存去年几乎接近1972～1973年的最低点，而国际粮价只是1974～1975年粮食价格大幅上涨以后的三分之一。如果国际粮价再次发生20世纪70年代库存不足粮价大幅上涨的情况，国内的粮价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恐怕就不能忽视了。而且由于粮食提取甲醇的再生能源的工业需求的增长，美国宣布要把其国内玉米(1676，5,0.30％)种植面积从7％增加到15％，这样会减少其他农作物的种植面积而提高其他农作物的价格。对于这些变化带来的连锁反应对中国粮食价格的影响，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
另外，石油价格以及化肥价格的不断上涨，带来农业成本的不断上升，这些都有可能通过粮价上涨变成决定通货膨胀预期上涨的刚性因素。还有各种因素带来的工资上涨，也是通货膨胀预期提升的刚性因素。
因此，对当前通货膨胀的关注，应该重点放在可能导致通胀预期提升的刚性因素的变化，这会影响对通胀上升趋势的判断，把握不准确会错过调整通胀的时机。同时要关注价格上升是否是“流动性过剩”的货币形态的表现，这会影响对通胀原因的分析，判断失误会使政策的针对性，进而使政策的效果和影响大为降低。
为了防止经济运行中货币总量超过总需求引起的通货膨胀，调整经济偏热的态势，要坚持对冲新增流动性，特别是要对冲新的资本流入。在必要时，可以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在关注流动性增量的同时，要注意过去没有完全对冲所积淀的存量流动性。适当调整加息的频率，从总需求角度调整经济运行中过剩的货币总量，超前治理通货膨胀。
特别国债的发行，可以协助央行收回新增流动性。国家甚至可以通过发行特别国债向一些改革中的银行和国有机构注资，这可以起到收回存量流动性的作用。对于低保人员进行适当补贴以降低社会对通胀上升的担心，也有稳定通胀预期的作用。应加强价格信号向生产者的传递，降低季节性因素和其他一些短期因素对通胀预期上升的影响。
对于国际粮价变化，我们是比较被动的。因为农业是土地密集型产业，我们并没有土地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而且在农业产品市场方面，从成本和技术方面似乎都没有比较优势，所以，粮食进口增长是有一定根据的。在粮食生产方面，我们应有新思路，比如，是否可以采取能源战略的思路，实施像解决石油问题一样的策略。我们是否可以投资粮食生产大国的农业生产机构：是否能够购买外国的农场；是否可以租种别国的土地，比如菲律宾大量的私人土地都是荒芜的；是否可以同非洲进行农业劳务输出；是否可以直接进入粮食收购环节，减少中间环节：等等。这些跨国行为最好是民间行为，要淡化政府色彩。
第二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资产价格膨胀
“以资产价格泡沫为特征”的经济危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发生的经济危机的特征。比如，日本的经济危机、亚洲经济危机，包括以纳斯达克大幅下跌开始的美国的“新经济”调整带来的几年的经济低迷等。近十几年来爆发的经济危机，都具有通货膨胀水平不高，但是资产价格膨胀的特征。国际经验证明，在流动性过剩的大环境中，过剩的货币资金更多流入高收益的资产市场，会在短期内不断推高资产价格，积累泡沫风险，甚至成为经济危机的导火线。
当前，我国资产类市场的情况和大的经济环境，与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情况非常相似。
当时，日本推行外向型经济，产生了很大外贸顺差，跟美国人发生了很大的贸易摩擦。在外部压力下，日元升值、金融市场迅速全面开放。对内部来说，也存在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日本的支柱制造业发展需要某种调整，特别是其没有跟上信息高科技的发展，陶醉于自己的制造业特别是金融市场的虚假繁荣里面。对于持续十几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人均GDP近3万美元，日本人充满信心，谁也不认为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日本长期增长的趋势受到巨大的影响。这些方面都与我们现在的情形非常相像，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警惕的原因。
在当时日元升值的预期下，资本
大量流入日本，推高所有资产价格。日本当时有“土地价格不降”的神话。日本京都、东京、大阪三大城市圈的房价上涨了280％。股票市场从一万点涨到两万七千点，最后涨到了四万点。到1990年初，日本政府觉得不行了，开始利率调整，最后一根稻草把泡沫压破了。当年股票市场就下跌了40％，地价下跌了46％，最后整个经济一蹶不振，走进“失去的十年”。
日本当年没有处理好资产类市场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没有意识到资产价格膨胀积累的巨大风险，犯了很大错误，最后导致了十几年的经济低迷，中国付不起这种代价。
我们现在也面对着与日本当年同样的国际国内环境。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吸引大量外国资本流入来持有人民币资产，房地产价格和股市价格轮番上涨。资产价格膨胀的风险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
对于近一段时间以来政府多次调控房价但仍难以遇制上涨的情况，应该引起我们注意。那种认为政府调控土地的政策不对，并笼统地提出应该扩大供给来抑制房价上涨的主张，有很大的误区。
房地产市场属于资产类市场，不是一般商品市场，资产类市场的供求均衡关系与一般消费品的供求均衡关系是不同的。
一般商品的需求受到各自的效用函数的限制。市场商品供给增加到一定的程度，充分满足效用最大化需求以后，市场就会达到供求均衡，价格就稳定在供求均衡的水平上。
对于住房市场，要区别两类不同的需求。一类需求是“居住需求”，属于实际需求，以一套基本住房为效用满足度，而且受收入和可支配能力约束，对价格上涨非常敏感，价格高低直接影响是否“居者有其屋”的基本的生活需求。这个市场的价格是需要管理的。
另一类需求是“投资需求”，或者叫“赚钱需求”。这类需求属于非实际需求，不受一般效用满足度的约束。换句话说，这类需求是以价格差异为目标的。理论上来说，没有“供给”水平能与这种无限需求达到均衡，因而也就没有均衡价格。特别是这种无限需求，在流动性过剩困扰的银行信贷的支持下，用前期的房产循环抵押贷款的方式，是低成本投资，基本不承担风险，风险由银行承担。所以“赚钱需求不在意价格高，而在意价格不上涨，“赚钱需求”有推动价格不断上涨的强烈动机。银行不断向“赚钱需求”提供的信贷给了价格上涨源源不断的动力。如果不断增加“赚钱需求”的房屋的“供给”，可能会把价格越推越高。在两类需求市场没有分开的情况下，“赚钱需求”市场的价格上升会把平均价格拉高。用增加供给来抑制“赚钱需求”市场的房价可能适得其反。
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和管理，首先要按照两类截然不同的需求划分成两个市场，即“居住需求”市场和“赚钱需求”市场。两个市场相对分割，具有不同的价格形成机制，就不会产生相互直接的或者很大的影响。
在“居住需求”市场上，应该增加经济适用房和廉租屋的供给。政府应该主导整个游戏规则的制定和执行。控制地价、房价的合理定价，严格把关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购买和租住条件，保障公平。银行可以增加对“居住需求”的信贷，增加对“居住需求”的开发商的信贷。相信围绕“居住需求”的信贷业务应该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且只要严格对“居住需求”住房的规则严格把握，银行的风险也会小一些。
在“赚钱需求”的市场中，政府不用直接干预价格，但是要严格控制四方面的事情。一是土地的合理配置和市场招标规则，“赚钱需求”市场上的土地不能给任何政策优惠，完全进行市场竞拍，出高价者胜出。二是要切实落实房屋“封顶”才能销售的规定。三是严格控制“赚钱需求”贷款，限制银行向炒作房地产赚钱的人贷款。四是完善税收体制，加强各类税收的管理。只要坚持这几个原则，无论“赚钱需求”市场的房地产价格多高，都是需求者自己的选择，风险也由开发商和需求者分担，而不仅仅是银行承担。
当前，不能以“银行的市场化运作”为理由而放任银行为“赚钱需求”进行贷款。日本当年泡沫破灭，引起银行业全面崩溃的巨额坏债，基本都是在价格泡沫形成过程中，银行信贷大量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所致。
现在有一个困惑，银行现在50％的信贷是对房地产的贷款，相信很大一部分是“赚钱需求”的滚动贷款。日本当年也有对银行向房地产贷款的限制，但是规定并没有严格执行，当“土地价格不降”的神话破灭后，银行业深深陷入危机之中。
股市也是“赚钱需求”市场，目前市场也有靠增加“供给”调整股市的思路。在流动性过剩、资金非常充裕、投机氛围很大的市场环境中，“供给”的大幅增长可能会再次助推股市非理性上涨。弄得不好，会重演台湾股市与政府政策博弈的故事。政策需要保持冷静。
现在有些观点认为不能拿当前中国的情况与当时的日本相比。我觉得每个国家的情况确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它们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了一些非常相似的国际环境和国内问题。在这个情况下，吸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特别有意义。近期应该特别关注股市、房市和其他资产类市场的价格膨胀带来的风险，防止以价格泡沫为特征的经济危机。
第三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流动性过剩
流动性过剩的货币表现是两个，传统的表现是通货膨胀，“近代”的表现是资产价格泡沫。
中国经济已经同时出现这两种现象的迹象，因此要特别关注流动性过剩问题。
首先，目前流动性过剩是个全球性问题，现在全球快速流动的资本主要是金融资本。这个现象由全球资产价格如黄金价格、房地产价格、股市价格都不约而同地大涨而充分表现出来。股市上涨更是全球性现象。全球化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对金融资本在快速流动中创造更大的流动性有巨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次，中国的流动性过剩直接与全球过剩流动性的输入有关。2006年有800亿美元左右的非贸易和非直接投资的资本流入。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使得全球金融资本以各种名目(直接投资、间接投资和战略投资)、以各种身份(房地产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还有改头换面的对冲基金)涌进中国，使中国外汇积累不断上升的同时，通过结汇把全球过剩的流动性输入了中国，M2或者M1甚至两者同时增长，完成了国际流动性与中国流动性的接轨。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大，国际资本争先恐后地流入，使中国的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变得更严重，资产价格泡沫积累的风险更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可能需要防止资产价格膨胀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双重风险。
对于中国目前存在的流动性过剩，从根本上来说，要从国内的结构调整上着手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宏观上进行储蓄与投资的差异调整，减少政府储蓄和投资，国有企业利润向国家分红以减少企业储蓄，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减少居民为将来不确定性而进行的“审慎储蓄”，刺激居民当期消费。扩大内需，减少外需，降低贸易顺差，减少外汇顺差造成的新增流动性。
微观上进行出口企业的成本结构的调整，企业的环境成本、员工基本卫生医疗体制、退休金个人账户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劳动力工资等方面，应进行强制性的完善，在调整国际收支和减少流动性的同时，也把利益留在国内。
关键词：宏观经济；总供给；总需求；投资
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严重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的问题，具体地来讲，就是总供给超过了总需求，形成了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制约了我国经济的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
相关的统计资料显示，我国七大行业存在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产能利用率长期徘徊在79%以下，分别为：石化炼焦、黑色金属、化学原料、有色金属、非金属矿物制品、造纸制品和化学纤维七大行业。产能过剩最直接、最显著的表现是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下降，同时，产成品库存上升，工业类企业开工率严重偏低，产能利用率下降，从而导致企业效益的下滑，亏损企业数量大量增加。
基于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现状的分析，引起我国总供给总需求失衡、产能出现严重过剩的具体原因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
1、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合理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中，经济萧条时期，全社会产品生产能力较全社会产品需求过剩是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一种常见现象，这种现象虽然使得经济出现下滑，但同时它也能够为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生产效率的提升提供动力，产能过剩的现象无需宏观经济政策以外的其他措施来调节。但是，我国的产能过剩有别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它有着较为鲜明的制度背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背景下，不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具体地说，就是经济增长更多的依赖于能源资源的消耗，以及投资需求的拉动。
2、利润驱动所引起的“投资潮涌”现象是导致产能过剩的另一个原因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也是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良好的产业前景一旦被市场认可，容易吸引大量的资源和资金投入到这种良好的产业中去，也即形成了“投资潮涌”现象。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不断加速，全市场对于钢铁、水泥、工程机械等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行业的良好外部环境具有一致共识，大量的资源和资金涌入到了这些行业中去，全国各地出现了盲目规划，竞相投入到了基建相关的行业中去，使得基建产能迅速扩张，带动了钢铁、水泥等产业的快速发展，而近年来工业化的进程放缓，急剧扩张的产能未能在预期的时间段内“消化”，产能过剩也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了。
3、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主体的不当干预，造成了企业投资行为的扭曲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目标是大力发展国民经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行政考核的重点更多放在经济总量上。对地方政府的这样一种考核机制，使得地方政府迫于辖区竞争、行政压力以及政绩考核，从而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动机通过行政手段来干预企业的投资，并且制定各项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进入地方，这样一方面能够增加经济总量，另一方面还能缓解居民就业压力，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凸显政绩。这种不当不合理的行政干预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生产要素的价格扭曲造成了个别行业出现资源过度配置的现象。最为直观的便是土地资源，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以低于市场价格甚至免费为外资提供土地这种生产要素，使得企业的生产成本偏低，利润升高，从而又吸引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行业中去。二是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总量，以牺牲能源、资源和环境为代价，默许高污染高能耗的生产产商进行相应的投资和生产活动，更甚者进一步提供各种税收优惠来鼓励企业的投资行为，较大幅度的降低了企业的生产和投资成本，扭曲了企业的投资行为，形成了企业过度投资的现象，最终造成了全行业的产能过剩。
针对这种现状，为了让宏观经济运行更加的稳定，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十分比较。首先应重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引导市场资金流向低能耗、低污染行业，同时大力进行科技创新，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其次，政府应进行有效引导，不能因为效益好，使得市场资金蜂拥而至，导致新的产能过剩，应在市场规模可承载的范围内，应按照相关产业资源优势大小的顺序引导资金进入。最后，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研究新的考核机制，不能仅将经济总量的大小作为评价地方政府政绩的唯一标准，同时还应该增加资源、效率等多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评。（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 李连济.部分行业投资过度、产能过剩原因分析及解决途径研究[R].国家社科基金会重点课题，2006.
[3] 苏剑.产能过剩背景下的中国宏观调控[J].经济学动态，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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