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劳动报酬份额；一经济波动；冲击
中图分类号：F0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5-045-06
一、引言
劳动者报酬是指劳动者因从事生产活动所获得的全部报酬，其在GDP中的份额反映着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格局，并与经济增长、就业等宏观经济问题联系在一起，因此受到了更多的关注。1939年，凯恩斯对20世纪20—30年代英、美的劳动报酬份额进行考察，发现了一个“奇迹”，即“劳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的稳定性与产出水平和经济周期无关”。在后来的研究中，凯恩斯的发现被不断印证。1953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者Phelps Brown和Weber基于对1870～1938年英国的资本积累、生产效率和收入分配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后指出，资本增长率、资本回报率以及国民收入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份额等都具有稳定性。1961年，英国经济学家Kaldor在他的论文《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中提出这些长期中的稳定关系不仅存在于英国，而且在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也普遍存在，并将其扩充为经济发展中的六个典型事实，即著名的“卡尔多程式化事实”。此后，劳动报酬份额稳定性不仅被看作是经济发展中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更成为对其长期变动趋势的一个预言。
然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劳动报酬份额呈现出了波动特征，稳定性的预言失败。学者们纷纷转向对宏观经济发展中劳动报酬份额波动规律的研究。Young等人的研究表明，劳动报酬份额具有逆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李稻葵等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的变化呈现u型规律。而Xie的研究则表明，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劳动份额随人均GDP呈三次曲线关系。
在世界范围内劳动报酬份额波动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劳动报酬份额在近年来也显现出下降的变动趋势。2007年，我国的劳动报酬份额占GDP的比重为39.74%，较之20世纪90年代中期下降了10余个百分点。从对劳动报酬份额长期稳定性的预言到20世纪后半期世界范围内劳动报酬份额的波动特征，再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占比的下降趋势，劳动报酬份额到底具有怎样的变动规律？它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联？鉴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本文将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并运用1978～2008年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和宏观经济要素的数据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二、文献基础
近年来，国外学者对劳动报酬份额的研究大体上是从三个维度展开的：一是劳动报酬份额的估计和测算；二是劳动报酬份额波动的描述和判断；三是劳动报酬份额波动的诱因分析。
在劳动报酬份额的估计和测算方面，讨论的重点集中在如何对待自营收入的问题上。Gollin指出，自营收入是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混合体，以往的研究通常忽略其中的劳动收入部分，这大大低估了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针对这一难题，Gollin从宏观层面提出了三种修正的方法，并对不同国家的劳动报酬份额数据进行了调整。结果显示，调整之后的结果比调整之前具有更加稳定的特征。
对于劳动份额波动趋势的研究和对其波动诱因的探讨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Young指出，偏向型技术进步使得美国的劳动报酬份额在1959～2000年呈现出逆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Anastasia Guscina的研究表明，在过去的20年中OECD成员国家的劳动报酬份额具有下降趋势，这主要归因于资本扩张型的技术进步和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基于对以往30年欧洲国家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分析，Arpaia等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给出了解释，即宏观上是由于具有不同劳动占比的部门构成发生了变动，而微观上是由于资本扩张性的技术进步和资本一技能互补性的假设。Bruno Decreuse和Paul Maarek则考察了FDI对发展中国家劳动份额的影响。此外，Samuel Bentolila等人的研究认为，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动与资本-产出比相关。Nicola Giammarioli等人主张从制度的角度对劳动报酬份额的波动进行解释，比如就业保护政策和工会的力量等。
国内的学者对于我国劳动报酬份额的研究在近年来掀起了热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在初次分配中显现出了下降趋势。国内学者的研究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对我国劳动报酬份额的度量和测算。白重恩和钱震杰发现，2003年和2004年间统计核算方法上的变化高估了劳动收入份额在2004年的降幅，并根据2003年的统计口径对2004年的数据进行了调整。张车伟等根据Gollin的方法把自雇者收入区分为劳动报酬和资本收益，进而对我国劳动报酬份额进行了重新测度。肖文和周明海比较分析了收入法GDP和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在1992～2007年的变动趋势，并对2004年以后的劳动份额数据进行了修正。二是对我国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原因的探讨，内容包括：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动、外资进入、二元经济结构下无限劳动力供给、劳动力转移、贸易模式转变、全球化、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等等。
对于劳动报酬份额波动的诱因，现有文献已提供了多元化的分析视角并给出了相应的实证分析。然而，作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结果，劳动报酬份额的波动必然与表示国民收入变动的宏观要素联系在一起。在宏观经济的波动中考察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动，并讨论两者的动态关联，有助于从根本上摸清劳动报酬份额的长期变动趋势，从而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依据。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通过构建模型和经验检验来重点讨论劳动报酬份额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动态关系，以弥补现有文献在这一领域的不足。
三、模型设定
1 变量说明
本文模型涉及到的经济变量主要有我国的劳动报酬份额、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产能利用率和失业率。劳动报酬份额（LS）目前可从三个途径获得：一是收入法核算地区生产总值；二是资金流量表；三是投入产出表。与后两种方法相比，第一种方法“具有数据的连续性和利于技术分析的特点”，因而是国内学者普遍采用的核算方法。本文运用第一种方法对劳动报酬份额进行核算。此外，本文对于劳动报酬的计算并没有把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影响因素考虑进来，这是因为本文试图探讨初次分配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初始的劳动报酬更能体现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格局。经济增长率（GR）这里指真实产出的增长率，剔出价格变动的因素，以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的变动百分比来表示。通货膨胀率（INFL）反映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本文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变动率来表示该年度的通货膨胀率。产能利用率（CU）是生产能力发挥作用的程度，本文特指宏观层面的产能利用率，用实际产出与产能之比来表示。失业率（UNEM）选用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一指标。
上述所有时间序列均采用1978～2008的年度数据。其中，1978—2007年劳动报酬份额的数据采用张车伟等的测算结果，2008年的劳动报酬份额数据根据相同的计算方法得出。产能利用率的数据运用王维国等估算的结果。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以及失业率的数据均源自《中国统计摘要2011》。
2 模型建立
对于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而言，如果它们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则可以利用具有协整约束的VAR模型，即VEC模型来构建分析框架，进行动态分析。本文正是借助于VEC模型在系统化和动态性研究方面的优势，对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所形成的劳动报酬份额和表示宏观经济运行的几个相互关联的时间序列进行考察，阐释初次分配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动态关系，解析各种冲击对劳动报酬份额所产生的影响。
在建立模型之前，先对各个变量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以避免时间序列分析中可能产生的伪回归问题。ADF检验的结果表明，LS、GR、INFL、CU和UNEM等时间序列均为1阶差分平稳序列，结果如表l所示。
由于所有变量的水平值均为非平稳的，但单整阶数相同，因此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基于VAR模型所选择的最优滞后期，进行滞后阶数为2的Johansen协整检验。表2的结果显示，无论是迹统计量还是最大特征值都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存在3个协整关系。
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意味着变量之间具有某种长期的均衡关系，可以进一步建立VEC模型。鉴于本文重点分析的是各宏观经济变量对劳动报酬份额的影响，因此，VEC模型只列出了劳动报酬份额的方程，而将其它方程暂且省去。
四、实证分析
1 脉冲响应函数
VEC模型建立以后，为考察宏观经济要素变动对劳动报酬份额产生的动态影响，通常要做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图1至图4显示了劳动报酬份额对各宏观经济变量冲击的不同响应。图中横轴表示脉冲作用的滞后期数，纵轴表示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动，实线是劳动报酬份额对各宏观经济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
如图1所示，实际产出增长率对劳动报酬份额产生负向冲击的作用。这说明，相对于产出的增长，劳动报酬的增长存在着滞后效应。劳动报酬滞后效应使得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实际产出的增速快于劳动报酬的增速，从而导致劳动报酬在总产出中的份额下降。劳动报酬的滞后效应越显著，劳动报酬份额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下降的趋势越明显。从总体上看，目前的劳动报酬份额具有逆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
通货膨胀对劳动报酬份额产生正向的冲击作用。以CPI所表示的通货膨胀率的提高意味着基本消费品价格的普遍上涨，而基本消费品行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些行业的发展必然会推动就业的增加以及劳动报酬的上升。劳动报酬既是劳动者的收入又构成企业的成本。当劳动报酬上升时，一方面，由于收入的增加导致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加而拉动CPI进一步上升；另一方面，由于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导致利润空间缩小而使得经济转入缓行。这两方面的力量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着下一期的宏观经济波动。
产能利用率对劳动报酬份额产生正向的冲击作用。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通常会引致产能利用率的变动，而产能利用率的变动又对宏观经济产生驱动作用。产能利用率的上升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提升了企业的利润空间，有助于改善供需关系和扩大就业。图3所示的劳动报酬份额对产能利用率冲击的响应表明，产能利用率的上升带动就业的增长，推动劳动报酬份额的上升。本期给失业率一单位的正向冲击，劳动报酬的份额在第二期开始呈负向响应并伴有小幅波动，除了第五和第六两期出现微量正值之外，其它各期均为负向的响应。从总体上看，失业对于劳动报酬份额具有负向的冲击作用。随着失业率的下降，就业量将增大，劳动报酬份额将提升。
2 方差分解
从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劳动报酬份额对自身的贡献率最大达到约54.71%，这说明劳动报酬份额变动具有较强的惯性。产能利用率对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贡献率逐渐增加，最大达到42.79%。产出增长和通货膨胀对劳动报酬份额的贡献率相差不多，基本在10%上下浮动。就业对劳动报酬份额的贡献率最低，平均不到0.3%。
五、结论
根据本文所建模型的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和相关政策建议如下。
1 改善劳动报酬的滞后效应，进行相关领域的配套改革。劳动报酬的滞后效应表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报酬的上升滞后于实际产出的增长，致使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劳动报酬增长的滞后效应越显著，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比重则越小。导致劳动报酬增长滞后的因素有多种，除了市场自身的作用外，相关领域制度建设的不完善也不容忽视。为进一步改善我国收入分配的格局，并使经济发展的成果得到充分的共享，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相关领域的配套改革，例如，进一步完善工资制度，积极推动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等将有助于改善和缓解劳动报酬增长的滞后效应。此外，充分利用多种再分配的调节手段也有助于形成合理的劳动报酬占比，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一、宏观经济动态分析的基本原理
通俗地让学生了解一门相对抽象和复杂课程基本原理，是学生对该学科产生兴趣，取得感性认识的基础。经济学科的发展受到物理学的分支动态学的影响和启迪，把动态学这一术语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时构成了宏观经济的动态分析，其目的是探寻和研究变量的具体时间路径，或者是确定在给定的充分长的时间内，这些变量是否趋向收敛于某一均衡值。这方面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弥补静态学和比较静态学的严重不足。在比较静态学中，总是武断地假设：经济调节过程不可避免地导致均衡。而在宏观经济的动态分析中，直接面对均衡的“可实现性”问题，而不是假设它必然能够实现。动态分析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确定变量的时间，这就把时间因素明确纳入分析范围。有两种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可以将时间视为连续变量，也可以将其视为离散变量。在前一种情况下，变量在每一时点都要发生某些变化（如在连续计算复利时那样）；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变量仅在某一时段内才发生某些变化（如仅在每六个月才计入利息）。这两个不同的时间概念在不同的内容中各具优势。例如：假定已知人口规模H随时间以速率dH/dt=t-1/2 变化。则要求的是：人口H=H（t）的何种时间路径可以产生相应的变化率？如果起初便知道函数H=H（t），那么便可以通过微分求得dH/dt，但现在面临的问题恰恰相反：要从已知的导数求出原函数，而不是从原函数求出其导数。在数学上，现在需要与微分法或微分学完全相反的方法。这种方法称作积分法或积分学。周知，满足于如下观察：H（t）=2t1/2+H（0）。因此，在现在的例子中，任意时点的人口规模由初始人口H（0）与另一个包含时间变量大的项的和组成。这个时间路径的确描述了变量H随时间变化的过程，因此确实构成了此动态模型的解。
二、宏观经济动态分析的主要目的
为什么要学习和研究宏观经济动态分析呢？主要是基于它的目的和它的政策意义，以下让我们先来考察它的主要目的，这也是学生首先需要认识的问题。
1、预测通货膨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关系被打破，滞胀成了许多西方国家经济的普遍现象，同时保守的经济政策变得更加突出。在理论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失效了。最显著的变化是伴随着上升的失业率而来的快速（或加速）上升的通货膨胀率，这成为许多西方国家经济的特征。个人开始预期价格会上涨并把这种预期考虑到他们的决策中去。如果这样的行为要被模型化，那就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一个宏观经济的动态模型――通货膨胀预期的动态模型。
2、分析浮动汇率
自1973年浮动汇率制的普遍推行以来，商品和服务贸易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快速增长的，更加明显的是国际间资本流动的不断增加。早期的贸易理论关注经常账户，但是，随着资本流动的增加，这样的模型变得非常不符合现实。主体结构的变化和资本流动增长的结合意味着汇率对经济产生持续的影响力。现在已不太可能把宏观经济看作是封闭的并建立相应的宏观经济模型了。但是随着浮动汇率制的广泛实施，汇率变动需要被模型化。像通货膨胀一样，市场参与者开始形成有关汇率变动的预期，并且开始根据预期来行动。因而建立汇率预期模型就变得非常重要。这个模型的建立一定是动态的。
3、了解资本流动
无论是封闭经济模型还是开放经济模型都要产生的一个重要特征的资本流动方面。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强调了流量理论，这是因为凯恩斯自己对经济的短期运行非常感兴趣。如果仅仅考虑一个或两个时期，这可能是一个合理的近似，然而经济学家们要预测跨越五年或更长的时期。更重要的是，债券发行量的变化（一个流量）改变了国债（一个存量），以及有关这项借款的利息支付。需要认真考虑政府支出及其对财政预算平衡的影响，但是财政预算，或更为显著的国债，对资本规模有长期的影响。政府不能不关心国债规模。对于开放经济来说同样也是如此，支出的平衡是一个流量。早期的模型，特别是那些忽视资本项目的模型，只关注产品和服务的进出口差额带来的冲击，换句话说，就是针对某个经济领域的产品和服务的流入和流出。但是赤字导致了一个国家资本准备金存量水平的下降，盈余的作用恰恰相反。反复的赤字会导致反复的资本准备金存量和货币存量水平的下降，后者当然可以用增发货币（中性）来弥补，但这只会使调整过程复杂化，它最多只是延迟了所需要的调整。即使这样，调整仍要求流量和存量都发生变化。流量常常是（也不都是）在一个时期，如在一年内发生，在这期间存量维持在一个固定值。要改变存量水平达到一个期望的数量常常需要多个时期才能实现，这就要有存量调整的流量，这些在本质上就是动态的。这种存量调整的流量在20世纪70年代变得非常重要，应当包含在模型的建立过程中。如果模型想要变得更加切合实际，成为更好的预测工具，它就必需更加动态化。
4、掌控经济波动
无论是在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当中，经济运行过程中各种宏观经济总量在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性质，使得经济运行呈现出波动性，并且由于这些性质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阶段性地重复出现，这就使得经济波动具有周期性的特定现象。通过对经济运行数据的分析以及编制相应的景气数据来说明经济动作处于经济周期的何种阶段（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并对下一阶段或下一周期的到来时间、程度进行预测，以便提出顺向或逆向调节经济的相关建议。这种分析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必须建立在相关指标动态监测分析系统的基础上，即动态信息的采集与动态监测的预警分析。
三、宏观经济动态分析的政策意义
经济运行中动态特征的普遍性，使得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动态分析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经济分析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设计或制定有效的经济政策，宏观经济动态分析的目的就是为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以下以宏观经济动态分析中常用的非线性方法和混沌方法说明其政策意义。
1、非线性分析的政策意义
一个系统中的非线性是指一个系统的后一期状态以非线性的方式依赖于它的前一期状态。设xt+1是一个系统的后一期观察值，xt是它的前一期观察值，它们两者之间存在关系xt+1=?蕊（xt），x?缀Rt。如果?蕊（xt1+xt2）≠?蕊（xt1）+（xt2），则称?蕊是非线性的。非线性、多重均衡和局部稳定性或不稳定性都是互相关联的。以下以一个简单的非线性差分方程：xt=?蕊（xt-1）为例进行说明。当x?鄢=?蕊（x?鄢），存在一个均衡点（不动点）。假设如图1（a）所示的情形，则?蕊（xt-1）与450线相交的那一点就是一个均衡点。但是在这个例子中，有三个这样的点：x1?鄢，x2?鄢和x3?鄢满足这个条件。而一个线性系统却只能与450线相交于一点（在这里排除了函数与450线重合的情况），如图1（b）和图1（c）所示。由此可知，非线性的存在导致了多重均衡。
可以在一个不动点邻域内取线性近似这个事实并不否认可以有多个不动点。就算把它限制在只有稳定均衡的条件下，仍然会有多个不动点。这导致地一些新的有趣的政策含义，在简单的情形下，如用图1（a）来说明，则与x1?鄢点相联系的福利是不同于与x3?鄢相联系的福利的。如果是这样，对政府来说就有可能在两个不动点之间进行选择。或者是，经过考察以后发现一个稳定的均衡总是要比另一个均衡更好。
2、混沌分析的政策意义
周期性的变化往往被认为是由于外部冲击或复杂系统所造成的。然而，简单的确定性非线性系统会引发非周期的或混乱的变化，导致这一变化的关键因素是系统的非线性。对一个线性系统来说，一个参数值的微小变化（甚至特别小的变化），系统的定量和定性过程可能发生剧烈的变化。奇怪的是，非线性却是常态。但是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经济学，三百年来一直以研究线性为主要模式。非线性是系统最常见的特性，因而需要包括社会科学家们给予注意，非线性系统会导致非周期或混乱的状态产生了一个新的研究分支――混沌理论。所谓混沌是指确定性的非线性系统产生一种貌似随机的动态行为。
在研究确定性系统时必须了解系统的三个特征，即时间变化值、参数值、初始条件。所有三个特征都具备的系统称为确定性的。如果这样一个确定性系统表现为混沌，则它对初始条件就非常敏感。如果初始条件有微小的变化，系统在一定时期后的表现会非常不同。但这主要意味着系统是不可预测的，因为在确定初始条件时总有一些不精确的地方，即使系统本身是确定的。混沌的存在产生了一个问题，即经济波动是由于系统的“内生传导机制”还是由于对系统的外部冲击而产生的？支持内生传导机制的理论往往建议来自政府的强有力的稳定性政策。认为经济周期主要由外部冲击造成的理论认为政府的稳定性政策充其量是一种无益的实践，弄得不好还会有害。这一点非常重要。新古典经济学假设，没有外部冲击的宏观经济是渐近稳定的。如果混沌是存在的，这一假设就是错误的。另一方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假设经济是内在不稳定的。所不清楚的是，这种不稳定是因为随机冲击产生的还是由于混沌的存在而产生的。由于非线性的存在，一个简单的凯恩斯模型可以表现出混沌，因为混沌的存在，对经济进行预测即使不是危险的也可能是无用的。因此，应用混沌理论，根据国民经济运行的历史数据，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再利用这一模型分析经济系统产生稳定的、混沌的和不稳定行为的条件，以便设计出更为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
四、宏观经济动态分析的教学难点
关键词: 宏观经济变量； 建筑工程造价； VAR 模型； 脉冲响应函数； 方差分解
中图分类号：TU723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工程造价受市场价格影响的程度是工程参与各方都很关注的重要问题。已经有很多学者就宏观经济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做了大量的研究，而就宏观经济因素对建筑工程造价的影响国内外也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AKINTOYE 通过研究工程造价与经济周期间的关系，找出了建筑工程造价波动的主导经济指标。尚梅和陈晓军利用宏观经济的先导变量建立了中国建筑工程造价多元回归模型，发现对中国建筑工程造价影响最显著的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其次是在建大中型建筑项目投资。尚梅基于向量自回归理论，构建了中国建筑工程造价、在建大中型建设项目数、建筑企业数、城镇失业率、广义货币供给量及已完工大中型建设项目数6个变量间动态关系的VAR(2)模型，通过对该模型的协整分析和误差校正模型分析，对中国建筑工程造价进行预测。
1 向量自回归( VAR) 模型的建立
1.1 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 的简化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 实际上是多向量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 VARMA) 的简化，其一般数学表达式为:
式中: yt为m 维内生变量； xt为d 维外生变量；A1 ～ Ap和B1 ～ Br为待估参数矩阵，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分别有p 和r 阶滞后； εt为随机扰动项。因为内生变量有p 阶滞后，所以可称其为一个VAR( p) 模型，其中滞后阶数p 一般根据AIC和SC 信息量取值最小的准则确定。
1.2 脉冲响应函数( IRF)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VAR 模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并从动态反应中判断变量间的时滞关系。考虑一个p 阶向量自回归模型:
Yt的第i 个变量yit可以写成:
其中，k 为变量个数，t = 1，2，…，T。冲击响应时测量1 个单位的自变量变化对因变量变动的影响，通过对VAR 模型进行冲击响应分析，可以较准确地掌握各经济变量和建筑工程造价的动态特性。
1.3 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 通常用方差来度量) 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因此，方差分解给出对VAR 模型中变量产生影响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
2 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2.1 数据收集
收集了某省2002—2009 年各季度房屋工程造价( CC) 及其他15 个可能与房屋工程造价有关的经济变量统计数据，如表1 所示。对与工程造价有关的经济变量，采取固定价格指数2002 年2季度= 100； 与价格不相关的经济变量( 建筑企业个数、城镇失业率等) 可直接计算指数( 由于这些经济变量统计都为年度数据，故各季度数据取为相同) 。为了克服经济变量序列的异方差性，减小波动性，因此对所有数据都取自然对数。
2.2 数据平稳性检验
(1) 单位根检验。由于许多经济时间序列的生成过程都是非稳定的，而建立VAR 模型要求各序列都为一阶单整I( 1) 的非平稳序列。因此首先对选取的指标进行平稳性检验并确定其单整阶数。采用PHILLIPS － PERRON( PP) 检验方法进行平稳性检验，最优滞后阶数通过AIC 和SC 准则确定。
(2) 因果关系分析。在VAR 建模及协整关系分析后进行因果关系分析，分析判断具有协整关系的诸变量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因收集到的数据较多，从偏相关性上分析，其均与建筑工程造价具有某种相关关系，但其相互间的关系又是错综复杂的，选取哪些变量构建VAR 模型，是研究的一个难点。因此，在不考虑其他约束条件的情况下，对每个变量与建筑工程造价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 只考虑I( 1) 单整序列) 滞后期选择4 年。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在所有I( 1) 单整序列中，与建筑工程造价具有较强因果关系的经济变量为GDP、NCC、RUEMP、CONH、RPI、PCGDP 和CPI。
(3) 协整检验。在建立VAR 模型前，需检验变量间的协整关系。若存在协整关系，则建立的VAR 模型合理； 否则可能存在伪回归问题，则模型没有实际意义。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分析和考虑理论上应该对建筑工程造价有较大影响的变量，在所有I( 1) 单整序列中，与建筑工程造价具有较强因果关系的经济变量为GDP、NCC、RUEMP、CONH 和RPI。采用Janhansen 方法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如表4 所示。对CC、GDP、NCC、RUEMP、CONH 和RPI 进行协整检验，其结果为: 拒绝r = 0，但不拒绝r =1，即在5%水平下存在一个协整方程，6变量系统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对宏观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和协整检验，结果表明，CC、GDP、NCC、RUEMP、CONH 和RPI 等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且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这6 个变量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因此，在此基础上建立的VAR 模型是有效的。
2.3 VAR 模型构建与分析
(1) VAR 模型构建。建筑工程造价和其他相关经济变量构成一个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动态系统。向量自回归模型可以较好地描述这种动态关系，通过上述数据检验分析，确定引入VAR 模型中的变量为CC、GDP、NCC、RUEMP、CONH 和RPI。根据AIC 和SC 信息量( 如表5 所示) 取最小值的准则，确定模型的最佳阶数为一阶，即VAR( 1) 模型，其矩阵表达式如式( 7) 所示，检验结果如表6 和表7 所示。
式中: Yt = ［CC，RPI，GDP，NCC，RUEMP，CONH］'。
从表5 中可以看出，模型对6 个变量的拟合度都较高，仅对RUEMP 的拟合度稍低( 可能与选取的数据为年度数据，每季度数据相同有关) ，但其整体的AIC 和SC 信息值较低，经检验，各变量的残差序列均为平稳序列，据此可以认为，VAR(1) 模型的构建是成功的。
(2)脉冲响应分析。从图1 所示的脉冲响应结果来看，CC 受自身惯性影响最为显著。各经济变量冲击对CC 的影响存在滞后性，且滞后程度各异。CC 自身惯性的冲击在一开始就表现突出，达到40%左右，之后较平缓下降，5期之后降落至10%，并趋于收敛，表明当前的工程造价对未来工程造价的影响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变小，最后达到稳定比例。RPI 在前2 期内，对CC 的影响急剧增长，达到13%，接着其影响度反而缓慢下降，5 期后趋于收敛，表明RPI 的增长在前2 期内对CC影响程度增加至最大，随着时间推移其影响程度达到稳定比例。CONH 对CC 的影响趋势类似于RPI，但幅度相对较小，也是在前2 期影响度达到最大6%左右，但在5 期后基本没有影响了。GDP在3 期内对CC 的影响缓慢增长，达到7%，3 期之后影响程度的增长率平缓收敛。RUEMP 是相对于其他经济变量影响度较大的，经历3 期增长至最大－ 11%后，逐渐趋于平缓至－ 7%左右。令人较为意外的是，NCC 的表现为负响应，然而3期后变成正响应。故可据此判断各经济变量的变化对CC 波动冲击的滞后期，GDP、RUEMP、CONH和RPI 对CC 影响的滞后期分别为3 期、3 期、2 期和2 期，而由于NCC 对CC 波动冲击的异常表现使得滞后期难以确定，需进一步观察方差分析的结果。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
一、宏观经济学的起源与发展历程
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使宏观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中相对独立的学科方向，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凯恩斯认为市场在短期中存在失效的可能性和机制，并提出增大公共支出的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复苏。更为重要的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为政策制定部门提供了一个计算政府支出和税收对经济行为影响的数量方法。此外，凯恩斯为突出一些重要变量(例如就业、收入、利率和价格)在给定时点上的同时决定，不再强调宏观理论的动态性。因此，在一个静态模型中直接研究总量行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严重不足，将模型动态化并为宏观模型寻找微观基础是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在20世纪下半叶所做的主要工作。20世纪60年代，以Hicks和Samuelson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同时期以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则首先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质疑。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理论解释了存在价格调整障碍时，经济冲击和政策干预对经济的短期影响和机制，传统的新古典理论则对价格能够灵活调整时长期经济运行给予了正确解释。因此，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之间能够相互兼容。货币主义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理论提出了三点根本性批评:首先，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过于强调财政政策的作用，忽略了货币供给也是总支出的重要决定因素。其次，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仅考虑政策的短期效果，货币主义学派则强调需求管理政策在长期无法影响实际收入和就业。最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作为静态模型忽视了预期对宏观经济运行重要影响，货币主义者强调在结构方程中预期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革命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快速发展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Lucas和Sargent的研究认为，预期对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理论建模具有重要意义。更进一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具有微观基础的跨期一般均衡理论引入宏观经济模型，并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使用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存在不恰当之处。Lucas［1］认为这些计量模型无法识别经济中存在的真实经济结构，由于公众对未来的预期会改变其行为，所以，当经济政策调整后，仍假定经济中重要结构和行为不发生改变，就无法对政策和经济运行进行正确分析。20世纪80年代，Kydland和Prescott［2］、Long和Plosser［3］创立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并对宏观经济理论做出如下三点重要贡献:首先，经济周期是经济对外生冲击最优反应的结果，不是市场机制的失败。其次，该理论将波动模型建立在跨期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上，并给出了模型数量化的方法。最后，该理论强调对供给行为的建模，供给决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通过假定供给对需求变化具有完全弹性，从而忽略了总供给行为对宏观经济的重要影响。20世纪9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获得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目前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综合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与“新凯恩斯”模型的特点，采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将不完全竞争、价格调整障碍引入理论模型，并对各要素市场的价格决定机制进行了详细分析。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借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观点并将它们融入一个完整模型，并进一步对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和传导机制进行详细建模。由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是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引入垄断竞争、价格和工资粘性、理性预期等特征，因而该模型是目前研究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理论框架。
二、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与不足
1.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
作为主流宏观经济学，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构建、模型处理、基本假设、主要结论以及模型包容性和可扩展性都超越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并综合了宏观经济学各流派的主要观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为宏观经济理论建模。作为宏观经济学家最为关心的三大问题，即经济增长、经济波动和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都是一个动态问题。首先，经济增长理论中核心问题之一是最优储蓄决策，该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动态决策问题，拉姆齐模型就是在一个无穷期动态框架中分析行为人的最优消费和最优储蓄决策问题，而拉姆齐模型与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其次，作为研究经济波动的主流宏观经济模型，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在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中为家庭决策行为和企业最优定价行为进行理论建模，并通过动态规划等动态优化方法求解模型。最后，现代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特别关注政策动态不一致性对其有效性的影响，由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框架是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因而在该框架中研究政策的动态不一致性具有天然便利性，并认为对未来政策行为做出可信的承诺是提高政策有效性的关键。因而，将静态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扩展为动态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模型是主流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之一。第二，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并对宏观经济理论建模、计量模型设定与评价和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产生革命性影响。早期宏观经济理论，如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宏观经济学，通常为静态模型并较少考虑行为人预期对经济运行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Muth［4］首先将理性预期引入经济学分析，Lucas［1－5－6］则在20世纪70年代将理性预期引入宏观经济学模型，证明这一方法能够成功应用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并指出这对于政策效果的计量评价具有重要意义。Kydland和Prescott［7］在Lucas相关研究基础上，首先提出经济政策制定不是与自然而是与理性经济行为人的博弈，当经济行为人是理性且具有前瞻性时，政策制定者就受到社会公众当前和未来行为选择的约束。因此，最优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社会公众当前与未来的行为选择。第三，为宏观经济学建立完整、稳健的微观基础。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宏观经济学最重要不足是从总量假设出发研究总量关系，在Lucas［1］提出“卢卡斯批评”之后，宏观经济学家达成共识，即一个好的宏观经济模型应当具有微观基础，总量行为关系应该是从微观个体的跨期最优化行为中得到。随后的宏观经济学，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均是从家庭和企业等经济行为人的微观主体出发建立。从微观基础出发为宏观经济理论建模最重要的吸引力在于，它提供了一个通过对深层次结构参数分析的框架，这些结构参数不会随政策的变化而改变。因此，这一研究框架可以有效回应“卢卡斯批评”，同时，该研究框架可以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福利影响进行讨论，从而使宏观经济学自身获得了更科学的基础，其逻辑一致性更强。第四，对宏观经济的供给面进行更加详细的刻画。总供给是每个一般物价水平上经济体愿意并且能够提供总产品和服务的数量。早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综合经济学和货币主义学派讨论的重点是总需求管理，以Lucas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更加强调总供给行为的微观基础，并在分析中强调供给冲击对总供给行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则进一步强调理性预期和微观基础对总供给行为和宏观经济政策有重要影响，并认为市场不完全和价格调整障碍会导致经济调整至自然率水平的速度变慢。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微观基础出发将总供给影响因素扩展至包括生产成本等多个方面，使理论模型的供给面能够解释更加丰富的宏观经济现象。
2.主流宏观经济学的不足
自凯恩斯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来，经济学家通过将模型动态化，引入理性预期，为宏观理论建立微观基础，对总供给行为进行详细刻画使主流宏观经济学获得巨大发展。但宏观经济学的历史使命依然没有完成，仍存在许多需要改进、完善与补充之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主流宏观经济学加总问题的理论基础仍需进一步研究。作为研究总量行为的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理论由于直接从总量假设研究总量行为而受到质疑，在“卢卡斯批评”提出之后的近四十年，宏观经济学家通过代表人模型使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不断加强。许建明［8］指出代表人模型以一个典型家庭效用函数作为社会整体效用函数的替代，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代表人的经济决策，将其进一步加总为社会整体的宏观经济行为。但是，根据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一般条件下无法将异质性个体偏好传递至社会整体福利函数。因此，主流宏观经济学通过对代表人建模，将个量总和视为宏观总量，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宏观经济行为的方式为宏观经济学所建立的微观基础是否能够真正反映宏观经济运行实际过程仍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二，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重要的经济结构引入理论建模仍需进一步研究。主流宏观经济学如新凯恩主义经济学是通过将异质性家庭或异质性厂商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从而使理论模型考虑了异质性，因而宏观经济学家从来都关心异质性。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由不同部分以一定结构组成，所以，宏观经济运行不仅表现为总量行为调整，经济内部结构也对总量行为和宏观经济运行具有重要影响。林毅夫和苏剑［9］指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通过在模型中引入支出结构、贸易结构和一般物价水平的内部结构，使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也考虑了经济结构问题。但是，如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对宏观经济运行有重要影响的经济结构对总量行为的影响机制仍未能较好地体现在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中。第三，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引入理论建模是其面临的重要挑战和机遇。古典经济学，亦称为政治经济学，特别重视制度和政治力量对经济运行的重要影响。然而，边际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强调在严密定义的约束条件和市场环境制约下消费者和企业的最优化行为，逐渐淡化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对经济结果的影响，使基于新古典传统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模型中较少考虑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内生化产生过程及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机制。因此，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恰当方式引入理论建模对主流宏观经济学未来发展而言既是挑战，更是机遇。
三、主流宏观经济学存在不足的原因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借鉴意义
1.主流宏观经济学出现上述不足的原因
主流宏观经济学虽然存在加总的理论基础不扎实，对重要经济结构考虑不充分，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仅做出简化的外生性假定等不足。但是，19世纪古典经济学或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中实际上十分重视上述问题，例如，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都考虑了宏观经济加总、经济结构和重要制度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理论界认为，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科学哲学在20世纪初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学研究方法产生重要影响，即出现了经济学数学化，并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的快速发展，而这是建立在新古典传统上的主流宏观经济学出现上述发展与不足的重要原因。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使其具有利用数学工具的天然优势，但经济学数学化对主流宏观经济学而言也有显著的成本。从19世纪后期的边际学派到20世纪初的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将数学应用于经济学分析以来，部分难以利用现有数学工具加以描述和刻画的重要经济学现象和事实被经济学家通过假定或技术性处理等方法简化处理。数学化虽然使基于新古典传统所建立的分析框架十分精美并且对问题的分析也十分深入，但是理论界应该重新审视数学化对经济学尤其是主流经济学所带来的成本，如本文提出的加总的理论基础不扎实，对重要经济结构考虑不充分，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仅做出简化的外生性假定等不足。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重要宏观思想的借鉴意义
作为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存在重要的宏观经济分析逻辑并且对宏观经济现象进行了分析。马克思关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均衡和非均衡理论，是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著名的新剑桥学派代表人物罗宾逊夫人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建立在李嘉图的价值论和分配论基础上，并主张学习和公正研究马克思的理论，但这些主张将主流宏观经济理论重新借鉴古典经济学理论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学派被逐渐边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蕴含了丰富的宏观经济思想和分析逻辑，主流宏观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应重新借鉴和综合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分析方法。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之间联系与不同的分析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加总问题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经济活动的专业化分工使千百万企业之间形成全面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将它们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并在相互的投入与产出中形成各种总量的比例关系。这意味着分工使每个企业的经济活动具有社会性，并且这种社会性具有二重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这种私人性决定了其提供的产品只有在转化为货币后，才构成社会商品总量或社会劳动总量的一部分。经济活动的私人性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导致经济活动两个层面的分裂:由相互独立、相互竞争的千百万个单个企业构成微观经济层面;由千百万个单个企业之间的全面依赖关系所形成的各种总量构成的宏观经济层面。处在微观经济层面的每一家企业，既受到生产同类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约束，又受到社会总劳动时间按比例分配到该类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约束。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类似于成本收益原则，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则属于宏观经济层面。企业商品能否转化为货币的直接约束条件是其可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最终约束条件则是不为企业所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上述分析表明，微观经济层面的个量加总不能简单直接等同于宏观经济层面的加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之间的联系与不同是宏观经济学加总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关系。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经济结构的创造性分析对主流宏观经济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角度分析社会再生产，提出应将社会再生产视为物质资料再生产与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而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是社会再生产涉及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总量和结构相统一的角度分析社会再生产的。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考察路径则不同，是从总供求平衡的角度入手去考虑国民收入决定的。国民收入会因总需求或总供给的调整而发生相应变化。但究竟这种调整会给产业内部以及产业之间的比例带来怎样的变化要借助其他经济学科进行分析。这就使得西方宏观经济学对经济结构的分析有待深入。第三，在社会权力结构及其对经济现象影响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对主流宏观经济学如何将重要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重新引入理论建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入手审视社会利益是如何分配的。在深刻揭示当时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的制度根源的同时，还从抗衡力量的引入以及对强势权力的其他限制等角度提出了社会建设的基本措施。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公共领域尤其是社会制度选择问题具有非常强的分析能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西方快速兴起的新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等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它以政府与社会公众以及社会公众中不同集团的利益不一致性为基础，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将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而又被主流经济学一度忽视的政治因素纳入研究范围，考察它们对经济结果的影响，内生化了政府的经济政策，增强了理论的洞察性和解释力。因此，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宏观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进一步综合和融合，能够大大推进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水平，也能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
四、结论
【关键词】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新常态;特征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过程中经受了许多波折和教训。但从整体来看，却一直处于积极的改善中。从最初的模仿成熟市场经济体系的做法到今天西方学者掀起学习“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学”的热潮，中国的宏观政策已取得来之不易的成就。然而，中国的宏观政策体系仍不完善，机制和手段仍需改进。尤其宏观政策需要更加密切的配合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
“了解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理念。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必须有新型的宏观经济政策与之相适应。因此，宏观政策创新必须以新常态作为基本的背景和讨论的出发点来进行。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以经济增速回落、增长动力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为主要特征。与此相适应，宏观政策基础、主体、目标和方法也必须同时转变。从宏观政策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被动地适应新常态，而必须在新常态下主动作为。因此，基于同经济发展新常态相兼容的新常态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被建立起来，此即本文所讨论的出发点。
一、宏观政策新常态的理论背景和现实思考
基于中国宏观政策新常态的背景，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两个角度作为出发点来展开讨论。
从理论上讲，主流西方经济学已经开始重新正视中国宏观政策的独特价值，这使得我们在施行宏观政策时更加自信。本文列出了中国宏观政策经验几个高度相关的方面。
首先，货币政策不再以利率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而是采用“利率+其他工具”的政策组合，来实现产出、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的目标。
其次是回归产业政策。在发达国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眼中，产业政策过去常常被认为是扭曲市场机制的政府干预而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所批判。然而，最近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促使西方主流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产业政策。他们逐渐认识到产业政策不再专属于发展中国家，它同样可以作为发达国家从金融危机中复苏的秘密武器。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第三个有价值的特征是对结构调整的重视。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背后的重大政策失误是主流经济学者专注于总量指标（如通货膨胀、产出、就业和资产价格）而忽视了对结构性指标（如产出的结构、杠杆率和外部失衡暴露的风险）的重视。后危机时代的反思突出了结构调整的重要性。上述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新方法，反映了主流学术界关于结构调整的共识。
从实践上讲，宏观政策新常态来源于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现实需求。为了保持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的平稳和健康态势，必然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创新以及监管方式的改进，以匹配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下滑、结构调整和增长动力转变的现实。
二、宏观经济政策新常态的特征
1、应对经济增速放缓的供给侧管理方法
新常态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结构性减速。因此，未来宏观政策最重要的任务是稳定经济增长和应对潜在增长减速。新常态之前，宏观政策更侧重于对潜在产出和实际产出之间缺口的管理。通常情况下，经济过热（正产出缺口）时应当抑制需求，经济疲软（负产出缺口）时应刺激需求。新常态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最大不同在于所遇到的问题与潜在产出的下降有关。因此，宏观政策应侧重于稳定潜在产出或防止其显著下跌，而针对潜在产出的管理应更侧重于供给侧管理方法，而不是用于针对产出缺口的需求政策。
中长期的经济增速放缓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更凸显了供给侧管理方法的重要性。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在人口和劳动力、资本和金融、资源和产权、技术与创新以及制度体系和分工等方面存在着各种“供给约束”。为了消除“供给约束”，提高潜在产出，可以采取放宽计划生育、降低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门槛、减少资本和金融管控、优化土地资源所有权结构、推进低效率部门（如国有企业）机构改革等政策方法。
当然，强调供给侧管理方法并不意味着忽视需求政策。短期内对于稳定宏观总需求它仍然是必要的。然而，实现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和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目标常常不可兼得。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需要各国政府谨慎解决。
2、注重结构调整
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由经济的不均衡和增长的不平衡导致的结构性问题。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可以概括如下：一是涉及国有和私营部门、制度变迁和双轨过渡、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政府和市场角色等多重关系的体制结构;二是包含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分配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多重经济结构。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体制结构上的问题将会逐步解决，但经济结构问题将继续长期存在。因此，结构调整是中国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坚持结构调整将是宏观政策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
3、强调战略规划，扩大宏观政策视野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主要由发改委、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来组织实施。其中，国家发改委是最主要的职能机构，其职能范围涵盖了经济运行的大部分宏观和微观领域。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在政策制定和实施时都受到发改委的指导和约束。经济政策必须符合国家战略规划，未经发改委批准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不得实施。
宏观政策的新常态要求，必须努力加强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的宏观指导作用，协调好各项职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在政府预算安排、财政资金使用、土地开发和资源合理配置等政策措施中的作用。
4、重新制定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基准
2015年初，中国地方政府异乎寻常地下调GDP增长目标。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新的宏观政策不再将GDP增长作为政府绩效的唯一基准。但是如果不将GDP作为地方竞争的基准，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呢？本文认为，在新常态下，地方竞争应从GDP竞争转变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将诸如市场监管、就业水平、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和环境保护作为地方政府绩效的新基准。
5、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宏观政策的各种利益相关者都是具有利益冲突的相对独立的实体。宏观经济政策通常具有扩张和收缩两种类型。无论采取哪种类型的宏观政策，各利益相关说客总是会提供他们自己的分析和建议，进而影响政府决策。然而，普通老百姓的声音却永远很少被听到。因此，应以谨慎的方式制定和实施公平有效的宏观政策，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以改善人民群众的福利为最终目的。
6、实施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
宏观政策的新常态要求在制定发展规划和宏观经济政策时，应考虑对外部世界的潜在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将给其他国家创造更广阔的市场以及更多的潜力，给世界经济带来更积极的溢出效应和正能量。因此中国的宏观政策必须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同时负责。同样，其他国家也应该考虑本国经济对中国的影响，采取负责任的经济政策。
7、尊重市场规律，正确认识宏观政策的局限性
宏观政策其本质是一种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必须建立在尊重、遵守和信任市场规律的基础上，而不是相信宏观政策是万能的。这是理解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前提。宏观政策新常态要求以市场规律为基本出发点来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巩固宏观政策的微观基础，完善政策传导机制，依托市场手段调节经济。
8、创建宏观政策的基本框架，推进制度建设
经济制度需要遵循一套标准和规则来建立，以创造稳定的市场预期。如果没有标准和规则，任何部门可能采取任何政策工具，随意的宏观政策将带来不利后果。一些学者建议制定宏观政策法来推进制度建设，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方向。
三、结束语
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宏观经济政策应相应调整。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对宏观经济政策新常态的理解总结如下：
首先，宏观政策的新常态的提出来源于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反思，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迫切要求。其次，宏观政策新常态不是针对经济新常态的简单的被动调整，而是应该明确哪些政策应被纠正或逐步淘汰（如宏观政策的泛化和非市场手段的广泛使用），哪些政策应被坚持（如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时俱进，从而积极引导经济走向更高层次的发展，使劳动分工日益细化，经济结构趋于合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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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ey，Hélène.2013.“Dilemma not Trilemma：The GlobalFinancial Cycle and Monetary Policy Independence.” Paperpresented at the Jackson Hole Symposium，August 2013.
关键词：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宏观调控政策取向
一、认识新常态
（一）新常态的概念
“新常态”是近年来全球经济学界的一个流行词。“新常态”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意思是指次贷危机后，世界经济不再可能恢复到危机前的高速增长状态，而会陷入长期低速增长和高失业并存的状态。国内学术界对“新常态”的提法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于2012年引入的，是指我国经济即将进入中高速增长状态。随后，这一概念被官方采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于2014年5月考察河南时，也使用了“新常态”的概念。他说：“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此后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新常态，并明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什么是新常态？所谓常态，就是正常状态。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不同于以往的状态，即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
（二）新常态的时间节点和经济新常态的本质
新常态是经济增长阶段的根本性转换。我国GDP增速从2012年的7.8%下降到2014年的7.4%，再到2016年的6.7%，与改革开放前30年GDP每年10%的平均增长率相比落差较大。据此可以认为，我国经济新常态开始的时间节点应该是2012年左右。新常态经济的本质可以简单概括为：提质增效。具体来说就是指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增强“幸福感”、“获得感”，稳定物价和就业率，且建立完善的民生保障体系。如同在地方考察时指出的：“政府工作好坏要看普通老百姓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这意思是说新常态下的政府要更多关注基层、关注民生。
二、适应新常态
2017年我国GDP总量首超80万亿元，但是增长速度减低到6.9%，相较于以往的7%或以上，呈现下滑趋势，预计2018年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降为6.7%，引发“增长过缓”的担忧。加上外部环境恶化，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这引发了人们对2018年及今后宏观经济政策的担忧。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率将出现明显减缓趋势。有迹象表明，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大体维持在6%-7%左右；调结构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新的驱动力。过去，驱动增长的主要是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产业主要是冶金、建材、化工、造船等产业。而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多来自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产业则主要是汽车、3D新科技、新能源、金融、通信等产业。过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自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人力资本配置结构的优化，而在新常态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主要来自人力资本配置结构的优化和技术水平提升；创新成为竞争力的主要来源。过去，企业竞争力的来源，主要是低成本劳动力的供给以及大规模投资带来的规模经济。在新常态下，企业的竞争力则主要来自高附加值的研发和创新活动。跨国投资、全球化经营、技术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风险因素增多，经济下行压力大。当前，我国正处在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纵观发达国家的经验，这一时期也是矛盾多发、风险累积的时期。处理不好，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中国而言，目前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产业结构调整阵痛期、政府刺激政策消化期、不稳定因素增多期的多重因素叠加阶段，使经济运行面临错综复杂的局面，宏观调控政策抉择难度明显加大；多种宏观组合政策会出现。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增速回落，各类风险重叠。虽然总体可以控制，但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要想彻底解决仍将持续一段时间，先前刺激经济的宏观政策边际效果在逐渐下降，必须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和思路，有效防控各种风险突发。综合而言，新常态时期的中国经济，经济发展方式会从快速粗放增长型向质量效率增长型转变，经济结构也由增量扩张为主向调整存量兼顾增量的阶段转变，经济发展的主体转向寻求新的增长点。
三、引领新常态
引领新常态要求对宏观政策做出实时调整。总体思路是必须以提质增效为中心，牢牢把握“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总格局，把保增长与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把扩大内需与改善供给有机结合起来，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具体要做到如下几点：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18年经济工作主要任务时，将“推动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强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实施宏观调控的基本要求。首先，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我国制造业虽然在“十二五”期间取得长足发展，甚至一些领域处于世界前列，但是整体上大而不强。2018年我国人均制造业增加值是美国、日本、德国的40%左右，存在一定差距，我国制造业处于“工业3.0”（信息化）阶段，“工业4.0”还在示范。因此，党的提出“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在中高端领域做到创新引领”。广东、浙江、江苏等省纷纷出台相应政策，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立现代供应链、发展共享经济，努力培育新增长点。其次，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发展是国家发展的根基，产业发展关键在于优化升级，我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构建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新体系，布局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形成优势突出、创新驱动、区域协调、绿色低碳发展新格局。同时加强航空、高铁、公路、管道、电网、信息、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使之能够有效满足行业发展需求。再次，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关键在于人才。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的关键所在。目前高技术人才的缺乏是短板，因此报告强调优先发展教育业，加快教育现代化，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校企合作，推进产教融合。增长目标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宏观调控新思路。经济进入新常态，追求效益增长和质量提升才是关键，随着经济高速增长30年，期望增速继续保持两位数已不太现实，适时的调低增速目标，更多关注就业水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环境保护才更重要。不唯GDP论，是宏观调控目标的一大进步。不过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以提供竞争激励，重启地方竞争，引导政府主动作为。还需要在增强正向激励上下功夫，特别是理顺中央地方权责关系，建立激励相容的机制。保持宏观调控政策定力，稳定和完善宏观政策，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实施定向调控。随着经济增速的下滑，相当一部分人陷入“速度焦虑”，开始怀疑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游说政府出台更大的刺激政策。其实，目前首要做到宏观调控的政策定力，保持基本稳定。其次，围绕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的目标转变政策措施，把握好上下限。当经济运行接近下限时，政策的着力点是稳增长；当经济运行接近上限时，则注重防通胀；当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内，就要实行定向调控，抓住经济中的突出问题，定向施策，聚焦靶心，精准发力。近年来，针对经济结构中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央行实施了采取定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定向再贷款、非对称降息等措施，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加强小微企业、“三农”贷款审批倾向。完善金融监管，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这些举措体现了定向调控的政策取向。增强宏观调控的灵活性、针对性、有效性。保持宏观调控定力，不等于僵固不化、故步自封。小幅度调整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并不是强刺激，而是灵活有效的预调微调。从2014年11月以来，政府连连颁布实施降息、降准、财政赤字规模增加等政策，导致一部分人认为宏观调控已经转向，形成了事实上的强扩张、双刺激。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坦言：“宏观调控没有转向，已出台的政策并非要让经济重回粗放式增长的老路，而是为了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寻求更佳平衡。这恰恰是政策定力的体现”。综合而言，宏观调控有定力，也要有活力。在保持基本方针不变的前提下，适当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
四、深化改革
李克强总理指出：“改革是经济发展的最大红利”。事实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深化改革从顶层到底层已经形成了最大共识。由于改革可以在多个领域展开，而不同领域的改革对经济有不同的影响，有的改革措施刺激需求，有的增强供给，有的拉动投资，有的激励出口，所以深化改革有助于兼顾宏观调控的多个目标。同时通过改革可以强化市场力量，加强市场竞争，淘汰落后产能，减少无效供给。过去一段时间，政府重拳出击，改革举措频繁出台。比如行政审批项目的简化和下放，政府行政审批事项减少1/3，简政放权有了新的突破。小微企业减免税、民营银行试点迈出新步伐，“沪港通”试点启动，上海自由贸易区范围进一步扩大，增设广东、福建、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这些改革举措为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奠定良好的制度性基础。鉴于改革不仅涉及长远发展，也关乎短期经济增长，接下来，围绕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抓好各项改革方案制定，将成为保证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红利。
（一）新常态下宏观经济调控方式的创新与完善
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是适应、把握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根本要求，是促进“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的强有力保障。党的报告指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基本要求是根据经济发展形势做到相机微调，定向调控，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主要创新有：1.革新宏观调控目标。以高质量发展为基本要求，首次将宏观调控目标扩展为稳增长、扩就业、防风险、调结构、护环境，统筹各类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2.创造性实施区间调控。放弃西方强刺激的调控模式，实施区间调控，确定经济增长合理区间，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采取定向调控、相机调控、适时适度预调微调、精准调控等新举措。3.重构宏观调控政策新框架。根据宏观经济发展目标，探索建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创新货币政策工具，近年来央行创新采用常备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等政策工具加大基础货币投放，力求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流动性。将社会融资规模纳入中间管控目标，对地方债务融资总额设定上限，加强影子银行监管，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宏观调控创造良好环境。4.积极的财政政策更积极。调整财政政策方向，将过去由侧重政府投资转变为减税降负。通过减轻企业负担，保持经济发展后劲。2018年，国家降低增值税税率，由原来的11%和17%各降低一个百分点，并将原来的三档并作两档，预计减轻企业税收负担1.1万亿元以上，极大释放市场活力。财政政策的投资方向也发生转变，更多是加大对高质量发展、动能转换的支持力度。此外，国家计划2018年全年发行1.35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使得积极财政政策更加积极。
（二）新常态下宏观经济调控的新特点、新变化
党的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在对待和运用宏观调控上形成了不少新思路和新特点。第一，宏观调控从“点调控”转变为“合理区间调控”和“定向调控”。第二，从由经济形势恶化后被动调控到主动出击，进行前瞻性、预防性、导向性调控。第三，从用简单的一两种政策手段调控到综合应用复杂多样的“组合拳”手段进行调控。第四，从政策的“忽冷忽热”到政策的连贯性、稳定性、配合性和时效性，应用多种手段来引导宏观经济健康、稳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第五，从“直接调控”、“间接调控”为主转变为利用“市场机制调控”为主转变。宏观调控要尊重“市场决定论”。要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边界和范围：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优化产业布局、促进结构调整、保持经济平稳发展，防范各种突发风险，实现经济持续向好发展。第六，从一国“单打独斗”的调控向与国际社会联动协作调控转变。第七，从单纯追求GDP高增长调控向GDP中高速增长，实现经济、社会、文化、城乡、环境等综合、全面发展与提升调控转变。第八，从促进国民经济非均衡发展转向国民经济均衡发展。包括体制结构：国有与非国有、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等关系的调节与处理；还包括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增长结构、城乡二元结构、人口年龄结构及素质结构等。第九，从用几种简单的宏观调控手段和措施调控向科学运用各种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及必要的政策手段、行政手段来引导宏观经济的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第十，宏观调控要从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逐步边缘化向回归本位转变。新常态下宏观调控呼吁《资本论》回归，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事实上的回归。宏观调控要始终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动摇。第十一，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把反腐进行到底，净化宏观调控的政治与经济生态环境，促进改革开放向纵深扩展，促进公平和正义，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运行。
参考文献：
1.张俊伟.“新常态”下如何完善宏观调控[N].中国经济时报，2015.2.9
2.余斌，吴振宇.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宏观调控政策取向[J].改革，2014（11）
3.张晓晶.试论中国宏观调控新常态[J].经济学动态，2015（4）
拉姆齐模型在七十年代的宏观经济分析的现代变革中被重新发现，发挥了虽然是迟的但却是意义深远的影响。本文从研究思路和数学方法这两个角度去分析拉姆齐模型对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影响,并讨论了该模型对我国经济研究工作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拉姆齐模型 微观基础 连续时间 动态经济 变分法
一：西方宏观经济分析的现代变革
七十年代震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滞涨病”的出现，不仅对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挑战，更是对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资本主义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孕育了经济理论的“凯恩斯革命”，创立了近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而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兴起正是源于经济学家们对多年以来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奉行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滞涨病”的反思，在对当时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批判中崛起。在凯恩斯所创建的宏观经济学框架的基础之上，萨缪尔森实现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从四十年代创立一直到七十年代，“新古典综合”学派一直处于主流经济学的地位。然而，面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滞涨病”，“新古典综合”学派即不能在理论上解释“滞涨”，更不能在实践中提出解决“滞涨”的政策主张。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使得“新古典综合”学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之中。与此同时，以卢卡斯，萨金特为代表的持“理性预期”观点的经济学家们更是在理论基础上给“新古典综合”学派以致命的打击,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隔离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应该是建立在理性预期的微观基础上的,然而，“新古典综合”的宏观经济学却和微观经济学在微观基础上不能一致。首先表现在宏观经济学建立在不合理的预期基础之上，大部分的表现为适应性预期而非理性预期，而且，个人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中的行为存在矛盾，不能协调一致。其次，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未必是个人的最优目标。 所有问题的症结都归结于所谓主流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分析竟然建立在缺乏微观基础之上。在“理性预期学派”和其继承者“新古典主义”的抨击下，在“新凯恩斯主义”对“凯恩斯主义”微观基础的修补下，现代宏观经济分析逐步摈弃了对宏观经济问题超脱微观基础的简化研究的方法。简化终于证明了极大的误入歧途，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正是在长时间里采用了这种简化。
宏观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所要研究的是产出，失业，通货膨胀等大范围的经济活动的现象。宏观经济学企图回答的问题内在的就是困难的问题，现代宏观经济分析就是面对这些困难的问题，在一定的微观基础上，试图回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对不完全（及可能不完整）的市场进行动态一般均衡的研究，分析和力图理解经济中产出，就业和价格的运动。通过共同采用冲击-传导机制框架和有关的时间序列分析，把波动方面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结合到一起。到目前为止，真正统一的现代宏观经济学还没有产生，现代宏观经济分析正处在最富创造性，最为多产的阶段。
二：拉姆齐模型简介
在如今的多数的前沿宏观经济分析的专著之中，都会出现拉姆齐的名字和拉姆齐模型这一术语。拉姆齐模型已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分析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弗兰克•拉姆齐是英国剑桥的数学家和逻辑学家，1928年12月，他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储蓄的数学原理]一文，建立了拉姆齐模型。该模型在确定性的条件下，分析最优经济增长，推导满足最优路径的跨时条件，阐述了动态非货币均衡模型中的消费和资本积累原理。这个模型被后人称为拉姆齐模型。拉姆齐研究的中心问题是跨时资源的分配，在任何时刻，国民产出有多少应该分配给消费以产生当前效用，又有多少应该储蓄并投资以提高未来的产出和消费，从而产生未来的效用。模型如下：
假设用两中投入：资本K和劳动L，生产函数是Q=Q(K,L),无技术进步，人口为恒量，但提供的劳务可以变动。产出可用于储蓄或消费，储蓄导致投资和资本积累。则Q=C+S=C+K`或C=Q(K,L)-K --(1) 消费通过一个社会效用函数U(C)来衡量。U”（C）〈=0，劳动的负效用D（L），D”（L）〉=0。所以净社会效用函数为U（C）-D（L），那么经济计划者的问题是最大化当前一代人和未来所有代人的社会效用：MAX --（2）为了克服没有采用贴现因子所带来的函数可能发散问题，拉姆齐用MIN ---(2`)求解得FL=-U”(C)?C/?L+D’(L)=-U”(C)QL+D’(L);FL`=O;FK=-U’(C)?C/?K=-U’(C)QK;FK`=-U’(C)?C/?K=U’(C) 通过以上导数，运用变分法，得D’(L)=U’(C)QL 对所有的t>=0，--（3）解释为在任何时候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必须等于消费的边际效用和劳动的边际产出的乘积。?U’（C）/?t=-U’（C）QK对所有的t>=0—（4）解释为消费的边际效用在任何时刻必须等于资本边际产出的负值的一个增长率。我们得出最优投资和资本路径 *K’(t)=[B-U[C(t)]+D[L(t)]/U’[C(t)]—(5)这个结果被称为拉姆齐规则：（5）式这个欧拉方程描述了在任何时间路径上都必须被满足的必要条件。这是边际替代率等于边际转换率的标准有效条件的连续时间模拟。对该模型之所以是简介是因为我们省略了其中复杂的欧拉方程的变分法推导和随后的抽象的相位图分析。
拉姆齐模型在其出现后的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内，由于其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与主流经济学的不一致，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在七十年代，当宏观经济分析出现“理性预期革命”之后，拉姆齐模型似乎又被重新发现。弗兰克`拉姆齐提出的问提是一个国家应该储蓄多少，并用模型去求解，用模型去解出资源的跨时最优配置，最优消费和投资决策。中央计划人员将作这些选择，他们利用模型使具有典型性的个人效用最大化，我们可以证明这种中央计划分配等价与竞争性经济。在竞争性经济中，个人根据相关联的当前与预期的市场出清的工资和利率，作出最优的消费和投资决策。
所以，不难看出，拉姆齐是要去解决一个宏观经济问题，一个国家应该储蓄多少。在一个动态的时间序列内，应该选择怎么样的一个消费和资本积累路径。然而，这个宏观问题的求解却是从微观的角度出发，通过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约束，在满足最优化的条件下,从微观角度求解出宏观的最优消费和资本积累路径。所以这个模型体现了宏观和微观的紧密结合，从静态到动态的演变，较好地实现了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一国经济中的资本随时间积累的路径。该模型虽然是讨论一个宏观经济的增长问题，但却深刻的把宏观分析紧密的建立在有效的微观基础之上。因而，对后来重新发现它的经济学家们产生了虽然是迟的但却是深远的影响。正是由于该模型提供了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思路，给后来的经济学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摈弃了宏观和微观相互脱离的状态，在微观中分析宏观，在宏观中把握微观，从而开创了在微观基础上分析宏观问题的较早先例，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都对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拉姆齐模型在研究思路上对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影响
纵观拉姆齐以前和拉姆齐之后几十年的经济思想，微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分析似乎各自独立的向前发展着。微观经济分析忽视了宏观方面，而宏观经济分析则超脱了微观基础。然而，整个经济研究就如一个有机生命体一样，也许我们从外观上根本就看不到有机体内部的细胞的活动,但这个有机体的一切外部表现无不受到其内部细胞的特性和活动规律的制约。物理学发展就经历了一个微观粒子世界的研究深入而改变了宏观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的过程。二十世纪初，许多物理学家都认为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在牛顿的力学三大定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今后物理学的研究也莫过于在此基础上的修修补补。然而随着对射线的发现和对原子内部结构的探索，人们对微观离子世界的认识彻底改观。微观粒子世界出现的大量新事物，使得经典物理学家们束手无策，经典物理学面临极大的危机。而在这场危机当中，诞生了狭义和广义相对论以及量子力学，彻底的改变了物理学的研究思路和方向。当今我们的现代物质文明大部分都来源于这一次物理学的大革命。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也正如宏观物理学的研究不能脱离微观粒子世界的运动规律去讨论宇宙的发展、黑洞的演变一样，宏观经济学也不能脱离微观经济主体的特性去讨论投资，利率，资本积累等宏观经济现象和宏观经济运动。我们的研究可以在简化的前提下，抽象地去讨论宏观经济，但目前世界经济的复杂联系，市场经济的日益发达，使得我们不能脱离微观经济基础去研究宏观经济。经济首先是人的活动，而人是由一个个在外型，思想，行为上都不相同的具体的人的汇总，我们的任何一个宏观经济活动都是微观经济主体集体活动的汇总。我们可以对微观经济主体进行抽象和简化去研究宏观经济，但不能不谈微观基础而超脱的去求解宏观经济的答案。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边际革命’开创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而“凯恩斯革命”则奠定了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然而，两者的发展却是基本上各自较为独立的在各自的领域内完善。虽然“新古典综合”在理论体系上实现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结合，但这种结合是不完善的和不严谨的。
拉姆齐模型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从宏观和微观结合角度来研究宏观经济的增长问题，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卓越的思想，自从它又回到主流经济学的领域之后，深远的影响了当今的经济学研究。该模型首先研究了经过了一定抽象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在建立了在一定假设基础上的微观基础之后，拉姆齐开始讨论微观经济主体在追求其行为的最优化的过程当中，宏观经济的路径是如何确定的。也就是说，投资、资本积累、储蓄的宏观经济的时间路径是如何受到微观经济影响的。所以，拉姆齐模型是在微观经济主体的最优选择过程中，确定了宏观经济发展的趋势。就是这种在微观基础之上，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思路，使得现代的经济研究人员在研究问题时广受启发。而拉姆齐模型也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经典工具之一。
四：拉姆齐模型在数学方法上对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影响
在数学方法上，拉姆齐模型采用了当时前沿的数学分析方法：变分法，来处理连续时间路径上的经济问题。在跨时效用函数的处理上，以积分的形式完成了对跨时效用函数的描述，从而较为精辟的概括了经济主体在连续时间路径上对效用的评价。这一方法被以后的经济研究人员在处理连续时间上的效用函数的评价时所广为采用，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拉姆齐模型的效用函数采用了加法可分的处理方法，从而对连续时间上的动态分析产生了很强的理论效果。但该模型没有采用指数贴现的处理方法，因为拉姆齐认为当代人对未来的人的效用函数进行贴现是不道义的。但后来的经济学家还是广泛的采用了指数贴现的处理方法，因为指数贴现和加法可分一样都可以产生很强的理论效果。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人员对这两种假设加以拓宽，放松加法可分的假设导致更为复杂的动态，对指数贴现的时间偏好率差异的引入，以及对取决于效用的贴现率的引入，使得抽象经济更多的符合实际经济的状况。在对连续时间路径上的效用函数的设定上，拉姆齐模型做了开创性的贡献。
拉姆齐在对消费行为和储蓄行为长期动态分析中，采用了变分法对经济行为的最优化进行分析。在变分法被拉姆齐引入经济分析的数学工具之后，后来的经济学家在分析动态最优化问题时，广泛的采用了变分法来分析动态最优化问题。在拉姆齐模型当中，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是跨时的，消费者选择消费水平和储蓄水平的行为不仅依赖于当前的经济状况，而且还会依赖于消费者过去的消费储蓄行为。而变分法在处理这一类问题时，首先将连续时间路径上的问题化为离散时间上的问题，并采用非线性规划的最优方法，得出连续时间路径上的最优条件。在这一过程当中，欧拉方程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拉姆齐采用变分法分析跨时最优行为以后，变分法在这一类问题中被广泛的运用，但目前更为广泛的被最优控制论所代替。最优控制问题和变分问题是等价的，一般的能用最优控制方法求解的问题都能用变分法来求解，但最优控制方法显得更为直观，虽然，在现代的宏观经济分析中，最优控制方法逐渐地代替了变分方法的分析，但变分法在动态经济最优问题分析中的基础地位还是没有动摇。拉姆齐在连续时间路径上对经济问题所做的数学分析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对后来者的影响是深远的。拉姆齐为了更直观的将经济最优路径的动态过程表现出来，采用了相位图来进行图形上的分析。相位图就是用坐标图形演示动态微分方程的解及其稳定性，可以将复杂的经济动态过程直观的在坐标图形上演示出来。从而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复杂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理解，更直观的讨论动态经济变量的稳定性问题。
拉姆齐综合的运用上述方法于宏观动态经济的最优分析之中，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并被后来者广泛的运用于宏微观经济问题的分析之中，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希得劳斯基对货币的研究成果，新古典主义对实际经济生产率冲击的讨论等等，以至于在许多宏观经济学的高级教科书里，拉姆齐模型总是处于前两章就要介绍的重要内容。
五：拉姆齐模型对我国经济研究工作的启示
我国目前正处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进程之中，在经济研究领域内，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同时也必须充分借鉴现代西方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科学适应的经济学研究理论和方法。在这一方面，拉姆齐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经济研究工作是有借鉴作用的。
目前，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在某些方面也是在超脱了微观经济基础的简化形式上讨论宏观经济问题。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微观经济主体在利益和行为方式上都存在着差别，所以，如果能在一定的微观经济基础上讨论宏观经济问题，似乎更能有说服力。另外，在我国的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当中，定性研究方法历来处于主流研究方法的地位，但是，在经济研究工作当中，很多问题却需要用定性的方法研究。在语言逻辑层次上讨论一个问题，能够清晰的剖析事物的本质，揭示出内在规律性，但如果能够加入一定的定量分析，则更能说清事物之间的关系和经济现象的发展演变。而且有些问题是语言逻辑难以描述清晰的，这时我们可以考虑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难题，因而，适当的数理分析在经济研究工作当中是很有必要的。
拉姆齐模型在数学建模和研究思路上对我国的经济研究工作是有启示作用的。我国的经济研究工作可以考虑在宏观和微观结合的方向上多做探讨。例如，就对我国证券市场的研究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宏观的经济问题，但券商，散户和机构投资者在行为方式和利益目标上的差别，使得微观市场的结构必然影响到整个宏观金融市场的运作，并可能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撇开拉姆齐错误的效用价值论不谈，无论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西方的市场经济，经济学都是研究人的理，研究范围包括消费者，厂商的均衡行为，储蓄投资，资本积累等。在宏观经济当中，人们必然要考虑各种宏观经济变量在时间上的运动，如随着时间的变化，产出，消费水平，工资水平，资本存量如何变化。如果采用微分方程，差分方程的数学工具，用变分法，最优控制法等数学方法，则更能说明一些复杂的而非语言所能够解释清楚的变化过程。所以，对于我国的经济研究人员来说，掌握适当的数学工具，适当的数学分析是有益的。
当然，拉姆齐模型也有糟粕和局限性所在。拉姆齐模型的抽象简化条件即是其分析问题的优点所在，而抽象简化本身又构成了局限性所在。如在该模型当中，人都是长生不老的，因而用该模型分析政府发行债券或讨论征税时，李嘉图等价的命题便会成立。但人并非长生不老，在世代交叠模型中，李嘉图等价就很成问题。所以，该模型的许多结论只适用于该模型所规定的经济环境。另外，就该模型的价值论来说，是庸俗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是主观唯心的和为资产阶级辩护的。除去这些缺点而论，拉姆齐模型在研究思路和数学分析上还是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
参考文献：
（1） 蒋中一（美）[动态最优化基础] 商务印书馆 1999 版
拉姆齐模型在七十年代的宏观的变革中被重新发现，发挥了虽然是迟的但却是意义深远的。本文从思路和数学这两个角度去分析拉姆齐模型对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影响，并讨论了该模型对我国经济研究工作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拉姆齐模型 微观基础 连续时间 动态经济 变分法
一：西方宏观经济分析的现代变革
七十年代震惊资本主义的“经济滞涨病”的出现，不仅对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挑战，更是对西方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资本主义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孕育了经济的“凯恩斯革命”，创立了近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而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兴起正是源于经济学家们对多年以来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奉行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经济滞涨病”的反思，在对当时主流宏观经济学的批判中崛起。在凯恩斯所创建的宏观经济学框架的基础之上，萨缪尔森实现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新古典综合”。从四十年代创立一直到七十年代，“新古典综合”学派一直处于主流经济学的地位。然而，面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滞涨病”，“新古典综合”学派即不能在理论上解释“滞涨”，更不能在实践中提出解决“滞涨”的政策主张。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使得“新古典综合”学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危机之中。与此同时，以卢卡斯，萨金特为代表的持“理性预期”观点的经济学家们更是在理论基础上给“新古典综合”学派以致命的打击，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隔离产生了巨大的矛盾。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应该是建立在理性预期的微观基础上的，然而，“新古典综合”的宏观经济学却和微观经济学在微观基础上不能一致。首先表现在宏观经济学建立在不合理的预期基础之上，大部分的表现为适应性预期而非理性预期，而且，个人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中的行为存在矛盾，不能协调一致。其次，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未必是个人的最优目标。 所有的症结都归结于所谓主流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分析竟然建立在缺乏微观基础之上。在“理性预期学派”和其继承者“新古典主义”的抨击下，在“新凯恩斯主义”对“凯恩斯主义”微观基础的修补下，现代宏观经济分析逐步摈弃了对宏观经济问题超脱微观基础的简化研究的方法。简化终于证明了极大的误入歧途，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正是在长时间里采用了这种简化。
宏观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所要研究的是产出，失业，通货膨胀等大范围的经济活动的现象。宏观经济学企图回答的问题内在的就是困难的问题，现代宏观经济分析就是面对这些困难的问题，在一定的微观基础上，试图回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对不完全（及可能不完整）的市场进行动态一般均衡的研究，分析和力图理解经济中产出，就业和价格的运动。通过共同采用冲击-传导机制框架和有关的时间序列分析，把波动方面的经验研究和理论研究结合到一起。到为止，真正统一的现代宏观经济学还没有产生，现代宏观经济分析正处在最富创造性，最为多产的阶段。
二：拉姆齐模型简介
在如今的多数的前沿宏观经济分析的专著之中，都会出现拉姆齐的名字和拉姆齐模型这一术语。拉姆齐模型已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分析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弗兰克拉姆齐是英国剑桥的数学家和逻辑学家，1928年12月，他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储蓄的数学原理]一文，建立了拉姆齐模型。该模型在确定性的条件下，分析最优经济增长，推导满足最优路径的跨时条件，阐述了动态非货币均衡模型中的消费和资本积累原理。这个模型被后人称为拉姆齐模型。拉姆齐研究的中心问题是跨时资源的分配，在任何时刻，国民产出有多少应该分配给消费以产生当前效用，又有多少应该储蓄并投资以提高未来的产出和消费，从而产生未来的效用。模型如下：
假设用两中投入：资本K和劳动L，生产函数是Q=Q(K，L)，无技术进步，人口为恒量，但提供的劳务可以变动。产出可用于储蓄或消费，储蓄导致投资和资本积累。则Q=C+S=C+K`或C=Q(K，L)-K --(1) 消费通过一个社会效用函数U(C)来衡量。U”（C）〈=0，劳动的负效用D（L），D”（L）〉=0。所以净社会效用函数为U（C）-D（L），那么经济计划者的问题是最大化当前一代人和未来所有代人的社会效用：MAX
--（2）为了克服没有采用贴现因子所带来的函数可能发散问题，拉姆齐用MIN ---(2`)求解得FL=-U”(C)〆C/〆L+D’(L)=-U”(C)QL+D’(L);FL`=O;FK=-U’(C)〆C/〆K=-U’(C)QK;FK`=-U’(C)〆C/〆K=U’(C) 通过以上导数，运用变分法，得D’(L)=U’(C)QL 对所有的t>=0，--（3）解释为在任何时候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必须等于消费的边际效用和劳动的边际产出的乘积。〆U’（C）/〆t=-U’（C）QK对所有的t>=0—（4）解释为消费的边际效用在任何时刻必须等于资本边际产出的负值的一个增长率。我们得出最优投资和资本路径 *K’(t)=[B-U[C(t)]+D[L(t)]/U’[C(t)]—(5)这个结果被称为拉姆齐规则：（5）式这个欧拉方程描述了在任何时间路径上都必须被满足的必要条件。这是边际替代率等于边际转换率的标准有效条件的连续时间模拟。对该模型之所以是简介是因为我们省略了其中复杂的欧拉方程的变分法推导和随后的抽象的相位图分析。
拉姆齐模型在其出现后的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内，由于其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与主流经济学的不一致，而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在七十年代，当宏观经济分析出现“理性预期革命”之后，拉姆齐模型似乎又被重新发现。弗兰克`拉姆齐提出的问提是一个国家应该储蓄多少，并用模型去求解，用模型去解出资源的跨时最优配置，最优消费和投资决策。中央计划人员将作这些选择，他们利用模型使具有典型性的个人效用最大化，我们可以证明这种中央计划分配等价与竞争性经济。在竞争性经济中，个人根据相关联的当前与预期的市场出清的工资和利率，作出最优的消费和投资决策。
所以，不难看出，拉姆齐是要去解决一个宏观经济问题，一个国家应该储蓄多少。在一个动态的时间序列内，应该选择怎么样的一个消费和资本积累路径。然而，这个宏观问题的求解却是从微观的角度出发，通过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约束，在满足最优化的条件下，从微观角度求解出宏观的最优消费和资本积累路径。所以这个模型体现了宏观和微观的紧密结合，从静态到动态的演变，较好地实现了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一国经济中的资本随时间积累的路径。该模型虽然是讨论一个宏观经济的增长问题，但却深刻的把宏观分析紧密的建立在有效的微观基础之上。因而，对后来重新发现它的经济学家们产生了虽然是迟的但却是深远的影响。正是由于该模型提供了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思路，给后来的经济学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摈弃了宏观和微观相互脱离的状态，在微观中分析宏观，在宏观中把握微观，从而开创了在微观基础上分析宏观问题的较早先例，在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上都对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拉姆齐模型在研究思路上对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影响
纵观拉姆齐以前和拉姆齐之后几十年的经济思想，微观经济分析和宏观经济分析似乎各自独立的向前着。微观经济分析忽视了宏观方面，而宏观经济分析则超脱了微观基础。然而，整个经济研究就如一个有机生命体一样，也许我们从外观上根本就看不到有机体内部的细胞的活动，但这个有机体的一切外部表现无不受到其内部细胞的特性和活动的制约。物发展就经历了一个微观粒子世界的研究深入而改变了宏观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的过程。二十世纪初，许多物理学家都认为物理学的大厦已经在牛顿的力学三大定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今后物理学的研究也莫过于在此基础上的修修补补。然而随着对射线的发现和对原子内部结构的探索，人们对微观离子世界的认识彻底改观。微观粒子世界出现的大量新事物，使得经典物理学家们束手无策，经典物理学面临极大的危机。而在这场危机当中，诞生了狭义和广义相对论以及量子力学，彻底的改变了物理学的研究思路和方向。当今我们的现代物质文明大部分都来源于这一次物理学的大革命。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也正如宏观物理学的研究不能脱离微观粒子世界的运动规律去讨论宇宙的发展、黑洞的演变一样，宏观经济学也不能脱离微观经济主体的特性去讨论投资，利率，资本积累等宏观经济现象和宏观经济运动。我们的研究可以在简化的前提下，抽象地去讨论宏观经济，但目前世界经济的复杂联系，市场经济的日益发达，使得我们不能脱离微观经济基础去研究宏观经济。经济首先是人的活动，而人是由一个个在外型，思想，行为上都不相同的具体的人的汇总，我们的任何一个宏观经济活动都是微观经济主体集体活动的汇总。我们可以对微观经济主体进行抽象和简化去研究宏观经济，但不能不谈微观基础而超脱的去求解宏观经济的答案。从西方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边际革命’开创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而“凯恩斯革命”则奠定了宏观经济学的基础。然而，两者的发展却是基本上各自较为独立的在各自的领域内完善。虽然“新古典综合”在理论体系上实现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结合，但这种结合是不完善的和不严谨的。
拉姆齐模型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从宏观和微观结合角度来研究宏观经济的增长问题，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卓越的思想，自从它又回到主流经济学的领域之后，深远的影响了当今的经济学研究。该模型首先研究了经过了一定抽象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在建立了在一定假设基础上的微观基础之后，拉姆齐开始讨论微观经济主体在追求其行为的最优化的过程当中，宏观经济的路径是如何确定的。也就是说，投资、资本积累、储蓄的宏观经济的时间路径是如何受到微观经济影响的。所以，拉姆齐模型是在微观经济主体的最优选择过程中，确定了宏观经济发展的趋势。就是这种在微观基础之上，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思路，使得现代的经济研究人员在研究问题时广受启发。而拉姆齐模型也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分析的经典工具之一。
四：拉姆齐模型在数学上对宏观的
在数学方法上，拉姆齐模型采用了当时前沿的数学分析方法：变分法，来处理连续时间路径上的经济。在跨时效用函数的处理上，以积分的形式完成了对跨时效用函数的描述，从而较为精辟的概括了经济主体在连续时间路径上对效用的评价。这一方法被以后的经济人员在处理连续时间上的效用函数的评价时所广为采用，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拉姆齐模型的效用函数采用了加法可分的处理方法，从而对连续时间上的动态分析产生了很强的效果。但该模型没有采用指数贴现的处理方法，因为拉姆齐认为当代人对未来的人的效用函数进行贴现是不道义的。但后来的经济学家还是广泛的采用了指数贴现的处理方法，因为指数贴现和加法可分一样都可以产生很强的理论效果。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人员对这两种假设加以拓宽，放松加法可分的假设导致更为复杂的动态，对指数贴现的时间偏好率差异的引入，以及对取决于效用的贴现率的引入，使得抽象经济更多的符合实际经济的状况。在对连续时间路径上的效用函数的设定上，拉姆齐模型做了开创性的贡献。
拉姆齐在对消费行为和储蓄行为长期动态分析中，采用了变分法对经济行为的最优化进行分析。在变分法被拉姆齐引入经济分析的数学工具之后，后来的经济学家在分析动态最优化问题时，广泛的采用了变分法来分析动态最优化问题。在拉姆齐模型当中，微观经济主体的决策是跨时的，消费者选择消费水平和储蓄水平的行为不仅依赖于当前的经济状况，而且还会依赖于消费者过去的消费储蓄行为。而变分法在处理这一类问题时，首先将连续时间路径上的问题化为离散时间上的问题，并采用非线性规划的最优方法，得出连续时间路径上的最优条件。在这一过程当中，欧拉方程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拉姆齐采用变分法分析跨时最优行为以后，变分法在这一类问题中被广泛的运用，但更为广泛的被最优控制论所代替。最优控制问题和变分问题是等价的，一般的能用最优控制方法求解的问题都能用变分法来求解，但最优控制方法显得更为直观，虽然，在现代的宏观经济分析中，最优控制方法逐渐地代替了变分方法的分析，但变分法在动态经济最优问题分析中的基础地位还是没有动摇。拉姆齐在连续时间路径上对经济问题所做的数学分析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对后来者的影响是深远的。拉姆齐为了更直观的将经济最优路径的动态过程表现出来，采用了相位图来进行图形上的分析。相位图就是用坐标图形演示动态微分方程的解及其稳定性，可以将复杂的经济动态过程直观的在坐标图形上演示出来。从而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复杂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理解，更直观的讨论动态经济变量的稳定性问题。
拉姆齐综合的运用上述方法于宏观动态经济的最优分析之中，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并被后来者广泛的运用于宏微观经济问题的分析之中，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希得劳斯基对货币的研究成果，新古典主义对实际经济生产率冲击的讨论等等，以至于在许多宏观经济学的高级教科书里，拉姆齐模型总是处于前两章就要介绍的重要。
五：拉姆齐模型对我国经济研究工作的启示
我国目前正处于建立和完善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进程之中，在经济研究领域内，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同时也必须充分借鉴现代西方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适应的经济学研究理论和方法。在这一方面，拉姆齐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经济研究工作是有借鉴作用的。
目前，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在某些方面也是在超脱了微观经济基础的简化形式上讨论宏观经济问题。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微观经济主体在利益和行为方式上都存在着差别，所以，如果能在一定的微观经济基础上讨论宏观经济问题，似乎更能有说服力。另外，在我国的经济学的研究工作当中，定性研究方法历来处于主流研究方法的地位，但是，在经济研究工作当中，很多问题却需要用定性的方法研究。在语言逻辑层次上讨论一个问题，能够清晰的剖析事物的本质，揭示出内在性，但如果能够加入一定的定量分析，则更能说清事物之间的关系和经济现象的发展演变。而且有些问题是语言逻辑难以描述清晰的，这时我们可以考虑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难题，因而，适当的数理分析在经济研究工作当中是很有必要的。
拉姆齐模型在数学建模和研究思路上对我国的经济研究工作是有启示作用的。我国的经济研究工作可以考虑在宏观和微观结合的方向上多做探讨。例如，就对我国证券市场的研究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宏观的经济问题，但券商，散户和机构投资者在行为方式和利益目标上的差别，使得微观市场的结构必然影响到整个宏观市场的运作，并可能影响到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撇开拉姆齐错误的效用价值论不谈，无论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西方的市场经济，经济学都是研究人的理性行为，研究范围包括消费者，厂商的均衡行为，储蓄投资，资本积累等。在宏观经济当中，人们必然要考虑各种宏观经济变量在时间上的运动，如随着时间的变化，产出，消费水平，工资水平，资本存量如何变化。如果采用微分方程，差分方程的数学工具，用变分法，最优控制法等数学方法，则更能说明一些复杂的而非语言所能够解释清楚的变化过程。所以，对于我国的经济研究人员来说，掌握适当的数学工具，适当的数学分析是有益的。
当然，拉姆齐模型也有糟粕和局限性所在。拉姆齐模型的抽象简化条件即是其分析问题的优点所在，而抽象简化本身又构成了局限性所在。如在该模型当中，人都是长生不老的，因而用该模型分析政府发行债券或讨论征税时，李嘉图等价的命题便会成立。但人并非长生不老，在世代交叠模型中，李嘉图等价就很成问题。所以，该模型的许多结论只适用于该模型所规定的经济环境。另外，就该模型的价值论来说，是庸俗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是主观唯心的和为资产阶级辩护的。除去这些缺点而论，拉姆齐模型在研究思路和数学分析上还是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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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蒋中一（美）[动态最优化基础] 商务印书馆 199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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