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国内外旅游的快速发展,我国旅游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迫切需要加强对旅游经济的宏观管理。本文首先分析了旅游经济系统的内在联系和动态运行过程,分析了宏观旅游经济的内容和特点,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论述了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职能、过程和特征,为加强我国宏观旅游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旅游经济;宏观旅游经济;宏观旅游管理
随着我国国际国内旅游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国家把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加快培育和发展,迫切需要加强对旅游经济的管理。在实践中,旅游管理不仅涉及微观旅游活动主体,包括旅游者和旅游企业的经济行为和决策,而且涉及到宏观旅游经济管理主体,即国家旅游管理部门的宏观决策与调控,而连接微观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的桥梁就是旅游市场。因此,旅游管理既包括对微观旅游活动的微观旅游管理,对旅游市场活动的市场管理,也包括对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宏观旅游管理,需要从理论上了解和掌握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职能、过程和特征,才能有效地加强和指导宏观旅游管理的实践。
一、宏观旅游经济的含义
现代旅游经济,是一个包括旅游者消费活动、旅游企业经营活动、旅游市场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的经济子系统,是国民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系统论角度分析,旅游经济系统,既体现了旅游活动相关的各组成要素的集合,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运行过程(见图1),还从动态角度反映了整个旅游活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性。
(一)旅游经济活动
旅游经济活动,一般包括三个层面的活动,即旅游者的旅游活动、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和旅游组织的管理活动。第一个层面是旅游者的旅游活动,通常包括旅游者从购买旅游产品并离开居住地开始,经过一定距离的空间移动而到达旅游目的地,通过在旅游目的地的活动而满足其旅游需求,再返回居住地的全部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一是旅游者在旅游客源地选择、决定和购买旅游产品过程,只有当旅游者购买了旅游产品后才可能成为现实的旅游者;二是旅游者往返于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空间移动过程,实质上就是旅游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旅行消费过程;三是在旅游目的地所有旅游活动的消费过程,是满足旅游者需求的主要内容,也是旅游活动的核心内容。第二个层面是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主要指旅游企业为保证旅游者的旅游活动顺利有效进行,直接提供各种旅游服务的所有经营活动过程。由于旅游活动内容复杂、涉及面广,因此必然涉及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许多企业。按照现代旅游经济系统模型分析,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可大致分为旅行商、长途交通运输企业、旅游接待企业三部分。旅行商的经营服务活动包括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两部分,前者的主要职能是销售旅游产品,招徕和组织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后者的主要职能是整合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要素,做好旅游者的接待组织活动等。长途交通运输企业、旅游接待企业则按照旅行商安排的旅游线路,做好旅游者空间运送及旅游活动的所有接待服务活动。主要从事旅游经济研究、旅游规划设计和旅游行政管理。第三个层面是旅游组织的管理活动,主要是指旅游目的地政府旅游组织和其它非政府旅游组织,通过旅游行政管理、宏观调控、行业自律和中介咨询等活动,提供旅游信息服务、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旅游企业行为,为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和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保证旅游者的旅游活动顺利而有效地进行,实现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目的和旅游组织的管理目标。
(二)宏观旅游经济内容和特点
在旅游经济系统中,宏观旅游经济体现了宏观旅游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和运行过程,是旅游发展过程中各环节、各部门、各地区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形成的综合体,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和特点。
1.宏观旅游经济,是旅游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纵横交错形成的综合体。从横向看,宏观旅游经济活动表现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子系统活动同时并存的经济活动过程;从纵向看,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像一般社会再生产一样,是按照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子系统活动依次进行,并不断循环往复的经济运行过程。因此,这种纵横交错的旅游经济总量和结构的运行和化,就形成了旅游经济再生产过程中各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宏观旅游经济系统。
2.宏观旅游经济,是旅游产业内部各行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构成的综合体。旅游产业是由多种旅游服务要素构成的经济产业,其既包括直接为旅游者服务的旅行社业、旅游住宿业、旅游餐饮业、旅游运输业、旅游景观业、旅游娱乐业、旅游购物业等,也包括部分或间接为旅游者服务的邮电通讯、医疗卫生、金融保险、文化科学、教育培训、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及工农业等众多行业。其从纵向上表现为各产业、行业和企业之间上下指导和执行的经济层次关系,从横向上表现为各产业和行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协调的经济序列关系,从而形成多层次、多序列立体交叉的宏观旅游经济系统。
3.宏观旅游经济,是各区域旅游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综合体。任何旅游者、旅游企业和旅游行业的活动都必然是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的,因此一定的区域旅游布局构成了宏观旅游经济的空间表现形式。从纵向看,区域旅游布局主要表现为部级、省级、地市级、县级的上下联系的区域旅游的层次布局结构,如不同级别的风景区、度假区、森林公园和景区景点等;从横向看,区域旅游布局主要表现跨省区、跨地市区、跨县区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空间布局结构,体的旅游景区等,从而构成多个旅游区域相结合的宏观旅游经济系统。
二、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是指国家旅游管理机构和相关部门,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旅游发展的总体目标,运用决策、规划、组织、调控、监督和服务等职能,统筹协调旅游发展中各环节、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关系,实现宏观旅游经济的良性运行与发展,不断提高旅游产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促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宏观旅游管理,首先必须明确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所谓宏观旅游管理目标,是指国家促进旅游发展和调控旅游经济运行的总体目标。由于旅游活动是一种综合性经济社会活动,其涉及面广、环节多、层次多,因此宏观旅游管理目标也必然是多方面性和多层次性的。从总体上分析,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通常可以分为政治目标、经济目标、社会目标和发展目标四个方面。
1.政治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的政治目标,是按照“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和要求,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通过旅游活动的广泛开展,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增强公民的爱国主义意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养,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旅游的“民间外交”功能,通过大力发展国际旅游(包括出入境旅游),促进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交流与合作,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国家竞争力等。
2.经济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的经济目标,是通过有效配置旅游资源和生产要素,提供质量高、数量多、类型全的旅游产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协调发展。同时,在有效满足国内外旅游者需求的同时,为旅游经营者带来更多的收益,促进旅游目的地群众收入增加,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为国家增加更多的税收和外汇收入,推动旅游服务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3.社会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的社会目标,是通过旅游活动和加强宏观旅游管理,在满足国内外旅游者跨文化交流、增进人们相互之间的友谊和理解的同时,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改变传统落后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促进旅游企业文化建设和旅游行业职工素质提高,增加旅游目的地的社会就业,改善旅游目的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推动与促进旅游目的地各项社会事业的繁荣兴旺与发展等。
4.发展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的发展目标,是通过加强旅游宏观管理,不断丰富旅游活动内容,为旅游者创造良好的旅游环境,促进旅游企业健康发展,推动旅游业和相关产业发展,促进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为实现旅游目的地及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从宏观旅游管理的阶段性目标看,一般可以分为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近期目标主要是实现旅游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旅游需求;中期目标主要是实现旅游行业结构和旅游区域布局的合理化,实现旅游经济持续健康地增长与发展;远期目标是实现旅游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同时,还必须为后代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的条件。
三、宏观旅游管理的职能
宏观旅游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旅游管理组织,客体是宏观旅游经济活动、运行和发展,简言之,宏观旅游管理就是国家对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管理。正确理解宏观旅游管理的涵义,还必须注意宏观旅游管理与微观旅游管理、旅游市场管理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正确把握宏观旅游管理的主要职能。
(一)宏观旅游管理和微观旅游管理的区别和联系
宏观旅游管理和微观旅游管理的区别,主要是管理的对象不同。微观旅游管理的对象,通常是指对旅游者活动和旅游企业经营活动的管理,是以个体旅游活动为客体的管理;而宏观旅游管理则是对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管理,是以旅游经济总量和结构变化为客体的管理。宏观旅游管理和微观旅游管理的联系,主要表现为两者是互为前提的。微观旅游活动是宏观旅游经济活动的细胞,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必须以微观旅游活动为基础,因此宏观旅游管理是建立在微观旅游管理基础之上的;同时,由于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直接影响着个体旅游活动的进行,因此宏观旅游管理又是微观旅游管理的重要前提条件,并对微观旅游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协调作用。旅游市场是连接个体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的桥梁,决定了宏观旅游管理和市场管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旅游市场管理,不仅包括对微观旅游活动的作用和影响,对旅游市场的规制、监督和调控等,也包括在宏观旅游管理指导下,对旅游市场机制和功能作用的有效发挥,因此旅游市场管理是宏观旅游管理的对象。但是,在具体的旅游市场管理中,往往又包含了某些宏观旅游管理的职能和内容,如对微观旅游活动主体的监管,对旅游市场供求的调控等,因此旅游市场管理与宏观旅游管理又是密切联系的。
(三)宏观旅游管理的主要职能
宏观旅游管理,通常是通过各种管理职能对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进行管理。从旅游管理的实践看,宏观旅游管理的职能主要包括决策、规划、组织、调控、监督和服务等方面。
1.旅游决策职能
是指政府对旅游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发展重点和政策措施做出选择和决定的职能,其贯穿于整个宏观旅游管理的全过程。在现阶段,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完善过程中,因此政府决策职能在旅游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形成了具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的“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模式,各级政府在旅游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和促进旅游发展的各种措施方面,还发挥着重要的决策职能和主导作用。
2.旅游规划职能
是根据旅游决策职能确定的
旅游发展目标和发展重点,对旅游资源配置和生产力要素进行统筹安排的职能。如政府通过制定旅游发展战略和规划,统筹安排和配置旅游资源要素;通过确定实现旅游发展目标的政策措施,促进宏观旅游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通过采取各种宏观调控方法和手段,促进宏观旅游经济有效地运行等。
3.旅游组织职能
是为了有效实现旅游决策目标和规划的要求,建立旅游组织体系、配备相应人员、明确职责权力、调配旅游要素的职能。其包括建立旅游行政管理机构,促进旅游中介组织和旅游企业发展;形成合理的旅游管理体制,明确政府旅游部门、行业中介组织、旅游企业之间的权责利;开发和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等。
4.旅游调控职能
是对旅游决策目标和规划实施过程中的内外关系、发展变化进行协调和控制,以保证旅游决策目标和规划的顺利实现。如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调控生产要素价格,实施各种税收政策,实行转移支付制度,采用合理的经济杠杆等,调节旅游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以缩小地区差别和贫富差距,实现旅游经济统筹协调地发展。
5.旅游监督职能
是通过建立健全法律体系,提供完善的法规和制度,规范旅游市场主体行为,保护各类产权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维护良好的旅游环境,限范不正当的旅游竞争行为,创造公平、公开和公正的旅游竞争环境,促进旅游企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不断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
5.旅游服务职能
是政府通过提供各种旅游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提供各种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公共设施、供水供电等公共产品和安全救援、医疗卫生、教育培训等公共服务,为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和旅游企业的经营服务活动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和外部条件。
四、宏观旅游管理的过程
宏观旅游管理过程,是作为管理主体的国家旅游管理机构,运用宏观旅游管理职能作用于管理客体的过程,简言之就是宏观旅游管理系统的有效运转和发挥作用的过程。宏观旅游管理系统的运转过程,是通过旅游的宏观决策系统、宏观执行系统、宏观调控系统和宏观信息系统,在时间上有序、在空间上并存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下,共同对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和发展发挥作用的过程(图2)。
1.旅游宏观决策系统
是国家宏观层面的决策系统,其决策内容包括确定旅游管理体制的基本模式,制定旅游法律法规、旅游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调控旅游经济总量和结构变化,实现区域旅游布局合理化,促进旅游经济增长,统筹协调旅游发展等。由于旅游宏观决策是一种高层次的决策,因此对旅游行业、旅游区域、旅游企业的决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性。为了保证旅游宏观决策的科学化,必须根据有关的政策规定和各种信息,按照科学的决策程序,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做出科学的宏观决策,以指导宏观旅游经济的有效运行和发展。
2.旅游宏观执行系统
是实现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系统,即完成旅游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再生产过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旅游宏观执行系统的有效实施,离不开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计划机制,是通过国家的旅游发展规划和指导性计划,保证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方向和目标;而市场机制,则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促进宏观旅游经济活动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有效地运行和发展。段综合形成的调控系统和监督机制,是正确执行旅游发展战略和规划,促进宏观旅游经济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旅游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是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三者有机结合而形成监督和调节旅游宏观旅游经济活动的调控机制,并及时发现宏观旅游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反馈旅游宏观决策系统和执行系统,及时进行调控,保证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有效进行。
4.旅游宏观信息系统
是有关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旅游信息和信息工作系统,是旅游政策子系统、旅游统计子系统、旅游会计子系统、旅游市场情报子系统及相关信息子系统的综合体。旅游宏观信息既来自于旅游宏观调控系统的有关情况,又来自于宏观旅游经济系统运行的结果,不仅是旅游宏观决策的重要依据,对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旅游宏观信息工作贯穿于整个宏观旅游管理的全过程。
五、宏观旅游管理的特征
宏观旅游管理,既是对旅游全行业的管理,也是对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管理,因此,宏观旅游管理具有不同于微观旅游管理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宏观旅游管理的权威性
宏观旅游管理的依据是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因此宏观旅游管理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政府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行政权威性。一方面,宏观旅游管理必须通过制定和实施各种法律、法规和政策,来促进和保障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实现国家发展旅游的目标和任务。另一方面,宏观旅游管理又必须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完善旅游市场机制,规范旅游企业行为,保护旅游者合法权益,维护旅游市场秩序,确保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有序地进行,促进旅游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如果宏观旅游管理没有权威性,则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必将是盲目、混乱和低效率的,也就无法实现旅游发展的目标和任务。
2.宏观旅游管理的政策性
宏观旅游管理是政府有效管理旅游活动和调控旅游经济运行的行为,因此其具有很强的政策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宏观旅游管理必须体现政府鲜明的政策倾向,即体现国家发展旅游的意志和目标,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对旅游发展的总方针和总决策,确保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旅游活动广泛性和旅游经济的综合性,要求宏观旅游管理必须正确处理各部门、各层次、各环节的关系,而统筹这些关系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即必须依法行政,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合理的协调和正确的处理,才能使旅游发展获得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3.宏观旅游管理的全局性
旅游活动是一种综合性社会文化活动,为保障旅游活动的顺利进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必然涉及众多的行业和部门,不仅协调范围广泛,而且协调难度也比较大,使宏观旅游管理不同于一般的经济管理,而是一种全局性、综合性较强的宏观管理活动。因此,在宏观旅游管理中必须正确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一方面必须遵循旅游活动规律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特点,从全局上统筹安排和合理配置食、住、行、游、购、娱等旅游素,确保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顺利地进行;另一方面,必须立足全局来协调处理好各局部的关系,使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尽量避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不断提高宏观旅游管理的整体效率和效果。
4.宏观旅游管理的服务性
宏观旅游管理的服务性特点,强调宏观旅游管理必须服务于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的客观需要。既要通过加强宏观旅游管理,为旅游者活动和旅游企业经营活动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和公共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和旅游企经营的需要;又要通过科学地引导旅游者的消费活动,规范旅游企业的经营行为,促进旅游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维护良好的旅游市场秩序,创造一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条件,保障旅游活动有效地开展,促进宏观旅游经济正常地运转,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加入WTO，指日可待。作为经济产业，中国烟草如何面对WTO，见仁见智，普遍而集中的说法是：加入WTO，对中国烟草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众所周知，加入WTO，既要享受权利也要承担义务。就中国烟草产业而言，尽管WTO涉及烟草的条款协议很多，但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降低关税，二是取消配额。
降低关税，意味着国外烟草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和我们平等竞争成为事实。取消配额，意味着国外烟草公司的卷烟产品可以便捷地进入中国市场。
以“万宝路”、“555”、“骆驼”、“柔和七星”、“健牌”为例，目前在高关税和配额限制的情况下，中国卷烟品牌可以与其抗衡的屈指可数。而加入WTO后，关税降低，以上所说的国际名牌卷烟的竞争优势就更加突出，配额限制一取消，其市场前景可想而知。
所幸的是中国入世协议的有关烟草的承诺，是到2004年把关税降到中国与各有关国就WTO市场准入协议的规定。如按《中美WTO市场准入协议》的规定，中国必须把从美国进口的卷烟关税由现行的65%的实施税率降低到2004年的25%。
在WTO内，除特殊情况外，配额、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是不允许存在的。而中国对烟草制品的生产、销售和进出口一直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和许可证制度，特别是对外国烟草商，各种管制更加严格。但在中国加入WTO之后，总量计划、许可证制度虽然还可以存在，但却不可能通过行政手段和计划指标把国外烟草商拒之门外，国外烟草商如果想进入中国市场，他们将根据“国民待遇”等WTO基本规则要求许可证，并同国内烟草企业展开平等、公平的市场竞争。因此，中国将不得不对计划和许可证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改革，配额保护也只能维持在有限的一段时间内。
WTO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逐步实现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并通过自由贸易来优化资源配置和实现经济增长。为此，WTO要求所有成员国都要通过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扩大市场准入机会等来促进成员国国内市场的不断开放。从WTO的原则要求来看，如果其它成员的烟草想进入我国市场，我们是不可能通过行政手段或利用法律安排来阻止它们的产品进入的。中国加入WTO后，烟草业应承担的义务之一就是尽快清理限制市场竞争的制度性规则，为国外烟草商进入中国市场提供必要的制度环境。换句话来说，中国烟草市场对外开放也是渐进的。
因此，我们还有一段宝贵的缓冲时间，准确说应该叫“过渡期”。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对中国烟草来说，在有限的"过渡"期内，要突出抓什么呢？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从中国烟草产业的实际出发，笔者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来考虑。
从宏观上说，必须对烟草经济结构实施战略性的调整，把优势企业做大做强；抓紧实施名牌战略，抓提高卷烟品牌市场的集中度，扶持优势品牌，努力培育国际名牌；提高烟草产业的竞争力。
从中国烟草产业的现状来看，中国是两烟产销大国，已形成了相对庞大的产业规模和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全国烟草工商企业有职工50万，烟叶种植农户570万，涉及种烟农民2200万人，烟草消费者达3.1亿人，是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产业部门。特别是烟草税利，从1987年开始就一直是国家财政税收第一大户，2000年实现税利达1050亿元，相当于国家财政总收入的9%。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巨大的资金积累。在现阶段，烟草产业的地位和影响仍是举足轻重。我国两烟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位，但在世界烟草贸易中，我国所占的份额与世界烟草大国地位非常不相称。近几年，我国烟叶出口仅占世界的3%左右，卷烟出口仅占世界的不到2%。
在烟草种植方面，全国种植133万公顷的烟田，一家一户分散种植，平均每个烟农种0.060公顷烟田，从选种育种到采烤分级都是烟农靠手工操作，技术水平落后，经营粗放，处在既小又散的小农经济状态，生产力水平极低。与美国、巴西、津巴布韦等烟叶生产的水平简直不能同日而语。
在卷烟工业方面，中国现有烟草工业企业184家，其中卷烟企业146家，其中计划内烟厂121家，地方烟厂25家，2000年生产1181个牌号共2568多个规格的卷烟产品。全国最大的卷烟企业玉溪红塔烟草（集团）公司年生产最高达220多万箱，最小的浦北卷烟厂2000年只生产2823箱。全国各类卷烟年产量最大的卷烟牌号是“红梅”，2000年产量达100.5万箱，最少的牌号只生产几箱，全国还没有一个称得上国际名牌的卷烟产品。就企业来说，2000年全国年产卷烟3335多万箱，其中100万箱以上的有4家，50万箱--100万箱以上的有11家，30万箱--50万箱的有23家，20万箱--30万箱的有21家，10万箱--20万箱的有24家，5万箱--10万箱的有20家，1万箱--5万箱的有32家，1万箱以下的有11家。2000年，计划内的121家烟厂中有24家亏损，25家地方烟厂中有13家亏损，总亏损面达25.3%。在世界工业500强的排行榜上，找不到中国烟草企业的影子。
在烟草商业方面，全国有2000多家烟草公司。其设置基本上是按行政区划进行的。全国卷烟的零售商户达430多万户。
长期以来，行业“统一领导”与财政“分灶吃饭”，行业的“垂直管理”与“坐地为牢”，烟草的“专卖专营”与“利益主体分散”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以致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国家专卖演变成“地方专卖”，地方封锁，市场封锁，产品销售上出现“专卖地方”的市场分割矛盾，“假、私、非、超”四种烟屡禁不绝。
研究中国卷烟工业企业的现状，显而易见的是呈现“小、散、低、差、乱”几个特点。
所谓“小”，是小企业过多，2000年，年产30万箱以下的企业有108家，占全国卷烟工业企业74%，它们生产着1098.3万箱卷烟，占全国年生产总量的32.9%。其中10万箱以下企业63家，生产着244.8万箱卷烟，占全国总产量的7.3%。
所谓“散”，是小企业太多，生产布点又极为分散，几乎形不成什么规模。
所谓“低”，是总体上装备落后，技术水平低，管理水平低，产品科技含量低，生产力水平低。技术与管理落后的矛盾极为突出。
所谓“差”，是由于烟厂规模小、装备落后，产品缺科技含量，有的卷烟产品只有微利，有的根本就无利，不少品牌长期亏损且亏损额大，税额长期挂帐，包袱
重，效益差，以劳动生产率为例，我国最好水平与国际平均水平相差一倍以上；卷烟单箱税利，我国先进水平与美国相差4倍以上。
所谓“乱”，是全行业2200多家工商企业都是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而且产销联系又是建立在行政关系的基础上，没有切身的利益联系，由于受自身利益驱动，不顾大局的短期行为和系统内部违反专卖法规、不规范经营的问题较为严重。
而国外的情况，尤其是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的烟草产业的情况正好与我相反。头号烟草经济强国美国七十年代有数十家烟草公司，通过竞争和优胜劣汰，现只剩下5家大公司。英国现只有烟草大公司3家，日本现只有1家烟草公司。
值得研究的是20世纪末，世界烟草产业进行了几次大的合并。1994年，世界第二大烟草公司的英美烟草公司以10亿美元收购了美国烟草公司。1999年1月11日，为加强联合化、集团化的竞争，世界第二大烟草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又在反复研究国际烟草市场发展态势及对国际烟草企业竞争力分析判断认定之后，毅然出资76亿美元以收购股票的方式，兼并了世界第五大烟草公司--乐富门国际公司。此举，使英美烟草公司原在世界烟草市场上所占约为12%的份额，加上乐富门占有率为4%，产品份额占到世界烟草市场的16%，便几乎与占世界烟草市场17%的全球“烟草之王”的菲利普·莫里斯并驾齐驱。1999年3月2日，世界第四大烟草公司日本烟草公司宣布斥资1兆日元，收购了以生产“骆驼”、““云丝顿”等品牌香烟而闻名的世界第三大烟草公司美国雷诺士烟草公司在海外的业务，成为日本企业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收购活动。经过兼并与重组，世界烟草市场形成了菲莫、英美、日本烟草公司"三大寡头"角逐争霸的局面。
菲莫公司、英美烟草公司、日本烟草等三大国际烟草巨头，2000年卷烟产量分别为1775万箱、1614万箱、761万箱。
而我国最大烟草企业的规模如玉溪红塔烟草公司也远不能与国际上的大烟草公司相比。以菲莫公司为例，2000年销售卷烟1775万箱，是我国烟草行业当年总产量50%以上，销售收入490.3亿美元，比当年我国烟草行业总计还多。
中国烟草企业没有国际名牌卷烟产品以及不能形成规模经济是中国作为烟草生产大国不能成为烟草经济强国的重要原因。以烟草加工业为例，国际通行的衡量市场集中度的“四厂商指数”（最大的四家企业产量占整个行业总产量的比重）仅为17.5%，而美国的同一指标为97.5%。以品牌而言，中国第一品牌“红塔山”的市场集中度最高年为2%，而世界第一品牌“万宝路”的市场集中度为61%，且前者的年产量还不到后者年产量的10%。
由此可以看出，从目前状况来说，无论是从企业规模还是从品牌规模而言，中国单个的烟草企业是很难同国外烟草大公司相抗衡的。这是与国际烟草行业领先的国家和企业相比。
从我国的工业战线来看，党的十五大提出实施大公司、大集团战略，组建“四跨”集团公司以来，尤其是1999年贯彻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以来，国有企业的改革和调整迈出较大步伐，工业生产运行质量有所提高。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取得了初步成效。重点行业组建了一批大企业集团，军工成立了包括核工业、航天、航空、船舶、兵器等十大集团，有色金属工业组建了铝、铜铅锌和稀有金属三大集团，信息产业组建了四大集团，民航2000年8月宣布以国航、东航、南航为核心对总局下属10个航空公司实施重组，组建三大集团。纺织、煤炭、冶金、军工等行业结构调整和重组步伐加快。一部分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始实行债权转股权，资产负债结构得到改善。
烟草产业的结构调整，组织集团公司，进行重组，从“八五”就开始酝酿了，也先后组建了12家地区性烟草集团和两家全国性专业化集团公司。到2000年底，卷烟企业停产11家，关闭5家，申请破产9家，已关、停、并、转了25家卷烟企业，还取消法人资格的卷烟生产点20家。但我国烟草企业组织的结构性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已成为制约我国烟草企业发展壮大和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可以说烟草企业战略性重组至今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严重制约了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怎么办？笔者认为，应对加入WTO，必须用市场经济竞争和全球的观点来审视中国烟草产业的现状，研究分析清楚我国烟草产业的特点、现状，以及优势和劣势，科学地确立新的发展战略。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关于“加快工业改组改造和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中国烟草产业也“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建议》指出：“工业改组改造和结构优化升级，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对于经济持续增长至关重要。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技术进步为支撑，突出重点，有进有退，努力提高工业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建议》要求，“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依法关闭产品质量低劣、浪费资源、污染严重、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厂矿；淘汰落后设备、技术和工艺，压缩部分行业过剩生产能力。完善企业的市场退出机制，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企业实行破产。”
《建议》要求，“按照专业化分工协作和规模经济原则，加快企业组织结构调整。通过兼并、联合重组等形式，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能力强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产品开发能力。”
为此，要实施大公司大集团战略、名牌战略、科技兴烟战略、多元经营战略、国际化发展战略。
以名牌产品为龙头，以资产为纽带，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按扶优扶强及“抓大灭小”的原则，下决心把30万箱以下形不成规模的卷烟企业果断地关停并转，下功夫扶持优势企业，把优势企业做大做强。瞄准世界先进水平，组建可以在世界烟草市场的大海中搏击竞争的几艘中国烟草“航空母舰”，如此才能提高市场竞争力，以利在无情的市场搏杀中取胜，让中国烟草企业能够尽早跨入世界工业500强行列。
针对卷烟牌号太多，不利于竞争的实际，要瞄准世界先进水平，按照培育发展世界大名牌的总体思路，下决心提高品牌集中度，并千方百计扶持优势品牌使之成为档次高、科技含量高，受消费者喜爱的产销量大、销售范围广的大名牌，靠名牌去与外国跨国烟草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取胜。
云南烟草经济信息研究中心主任程永照在为《中国烟草在线》撰写“中国烟草应对WTO的宏观和微观对策”一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宏观上抓提高卷烟产品的市场集中度，大力扶持优势品牌，着力培育国际名牌，提高烟草产业的竞争力；微观上抓提高企业整体素质，提高市场竞争力。今天的是关于微观对策的部分，程永照先生提出了质量至上、低限价格、优质服务和降低消耗的具体应对措施。
从微观也就是从烟草企业来讲，必须要把着力点和功夫放在提高企业整体素质，提高市场竞争力上，具体说是应该要全力抓产品质量，抓低限价格，抓优质服务，抓降低消耗。
一是质量至
上。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卷烟市场的竞争必将愈来愈激烈，以质取胜将成为共同的竞争法则。因此，要靠质量兴企，品牌立本。所谓质量，就是消费者认可，并愿意掏钱来买你出品的卷烟，市场接受。这就要认真研究市场，以市场为转移，乘需而入。立足市场，消费者需要什么卷烟产品，就研究生产提供什么；实施名牌战略，努力创出优秀品牌，多出精品，同时，靠技术创新，狠抓受消费者和市场接受的产品的质量，努力提高其科技含量，做到同等性能同等类别的产品，我的产品质量最优。以优质赢得消费者，占领市场。
二是低限价格。从商品交换历史来看，质量优价格廉的商品最受消费者的欢迎。因此，企业产品的定价策略至为重要。中外一些成功企业在市场竞争搏杀中，对自己的品牌实行廉价入市，廉价扩市；待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为立于不败之地，在激烈竞争中采取降价保市、降价争市的经验给人很多启迪。为此，要坚持"不赔就是赚"的经营理念。开发市场、培育品牌不惜微利、无利、甚至血本去培养与消费者的亲和力，低限价格，做到同等性能、同等类别、同等质量的产品，我的产品价格最便宜，以此去开拓并占领市场。
三是优质服务。要想使自己的产品占领市场，就要真正奉行"顾客就是上帝"的理念，努力确立起"消费者利益至上"的观念。要真正认识到，市场经济及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所认可的是：消费者作为市场利益主体之一，是市场繁荣、企业发展的原动力。消费者享受物美价廉的产品与服务是天经地义的。因此，除质量优，价格廉之外，还要服务周到。要时时刻刻想顾客所想，事事处处满足顾客所需。近几年，在为消费者服务方面商家可谓新招奇招叠出。一些工业制造企业开展的服务上门，终身保修，可谓深得个中三昧。就烟草企业来说，热情接待客商，按合同办事，信守合同，履行合同，送货上门，保证卷烟有效货源的供应；认真受理消费者的投诉，并给予圆满解决，都是应该做到的。因为，在供过于求的市场形势下，企业成功的标志最终要看拥有多大的消费群体。
四是降低消耗。在卷烟市场买方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在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势下，企业要想靠市场获取更多的利润是困难的。因为，高利润的年代毕竟已经过去。那么，要怎么办呢？富从节俭来，败从浪费起。要依靠科学管理，在企业内部真正做到处处节约，精打细算。树立起"节约增效"的观念。要眼睛向内，加强管理，裁减非生产人员，讲求投入产出，加快资金的周转率，节约水、电、气及物资消耗，堵塞跑、冒、滴、漏，发扬节约一厘钱精神来强化成本管理，来挖掘潜能，来增加效益。要确立"减少了开支就是增加了效益"的观念，切实做好降耗增效工作。
一、远程教育管理概论远程教育管理学是研究远程教育管理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
按照远程教育管理对象的层次结构可以将远程教育管理学分为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两部分。远程教育管理学的宏观理论将整个国家的远程教育系统作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国家各级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应用立法、行政、财政等手段，对各级各类远程教育院校机构进行规划、组织、指导和控制，使有限的远程教育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以实现远程教育管理目标的最优化。
所以，远程教育管理学的宏观理论也可以称做远程教育国家行政管理学。
远程教育管理学的微观理论以远程教育院校机构为研究对象，主要探索远程教育院校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远程教育院校内部的组织结构和功能，以及为了保证远程教学的正常运行、提高远程教育的质量和效益而开展的各种行政的、教学的和人员(教师和学生)的管理。因此，远程教育管理学的微观理论也可以称做远程教育学校管理学。远程教育的系统分析界定了课程、学生、行政和后勤四个主要的子系统，远程教育学校管理也可以对应地划分为课程管理、学生管理、行政管理和后勤管理等。通常将对课程设置、课程资源开发和学生学习支助服务的管理通称远程教育的教学管理，而将行政管理和后勤管理通称学校行政管理。此外，可以将对远程教育教师和学生的管理单列为人员管理。
远程教育管理学的理论基础是多元的，即建立在多种学科理论的综合和创新上。除了远程教育学科外，主要的还有教育管理学的学科理论；而教育管理学学科理论又是建立在教育科学、心理科学、系统科学、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发展基础上的。
管理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得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在现代社会，管理同科学和技术一起成为现代文明的三大支柱。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它既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又是文化发展的产物。从社会组织和人类行为的角度看，管理就是组织的管理者在特定的环境中，运用一定的原理和方法，引导组织中的被管理者有序地行动，从而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并发挥作用，以达到预期的目标。
由此可见，管理具有以下诸方面特点:管理是实现预期目标的一种行为管理的功能是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管理是由规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职能构成的有序活动过程；?管理的核心是决策管理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双边活动的过程管理总是在特定的不断变动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进行的。随着近代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管理的进步，近代管理科学(广义)已经经历了从传统管理理论到行为科学理论，再到现代管理理论的演进和发展。传统管理理论的主要代表有泰罗(Taylor)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Fayol)的一般(行政、组织)管理理论和管理过程理论以及韦伯(Weber)的官僚等级组织的行政集权管理理论等。行为科学理论的主要代表有梅奥的人际关系学派，建筑在马斯洛(Maslow)等人的关于人的需要、动机和激励以及沙因(Schein)等人的关于人的特性的个体行为的行为科学理论基础上的阿吉里斯(Argyris)和麦格雷戈(McGrego)等人的人力资源学派(个体行为学派)，建立在关于团体行为和组织行为的行为科学理论基础上的团体行为学派和组织行为学派等。现代管理理论的主要代表则有巴纳德(Barnard)的社会协作系统理论，西蒙(Simon)的决策管理理论、系统管理理论、社会-技术系统理论、管理科学(运筹学)理论、权变管理理论和经理主义理论(经验主义学派)等。
随着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的进展以及管理科学理论的发展，教育管理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从教育科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此后，随着教育科学、心理科学和管理科学的发展，教育管理学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和演化，逐渐形成了以官僚等级行政集权制为特征的教育管理学体系、以科学管理为中心的教育管理学体系、以人本主义哲学和行为科学为基础的教育管理学体系、以组织理论和现代管理理论为基础的教育管理学体系以及以系统科学理论为基础的教育管理学体系等。所有这些教育管理学理论体系对远程教育管理的实践和理论研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有各自的借鉴意义。
二、远程教育国家行政管理在许多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中，远程教育是一种历史尚不久远的新兴的教育形态
各国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对远程教育的行政管理既有共性，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下面从体制、机制、立法和财政诸方面进行讨论。
三、远程教育的管理体制远程教育的管理体制是指国家对远程教育院校的行政管理体制，主要包括政府分权体制和对院校的分类管理体制
在此，政府分权体制主要是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对远程教育管辖权限上的分工。在西方许多联邦制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对传统院校的教育管辖权主要归州政府，但对远程教育领域，中央政府往往表现出更多的兴趣和干预。这一方面体现出远程教育对于实现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也是作为远程教育物质技术基础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没有中央政府的参与是很难组织实施的。
美国克林顿政府就曾积极推进互联网的更新换代以及教育信息化进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则从20世纪70年代起，始终一贯地关注并推进革新和发展远程教育的政策、举措。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曾经成立了多个专门委员会论证在澳大利亚建立全国范围的开放大学的方案及其合理性和可行性问题，并最终导致了在80年代末的陶金斯革命:将澳大利亚的远程教育集中到经论证由联邦政府认定的全国8个远程教育中心。
自90年代初起，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又开始鼓励全国所有的大学继续和技术教育学院开展远程教育并投资创建了澳大利亚开放学习联合体。在英国，开放大学则由英国政府创办并直接管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通常由中央政府创建并直接管理面向全国的开放大学或远程教学大学。
这样，便于利用国家乃至军队系统的广播电视系统和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动员全社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在短期内迅速、大规模地发展教育。在印度，既有中央政府管辖的面向全印度的国立开放大学，也有地方政府管辖的邦立开放大学。在我国，则采取了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政策和规划、由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分工办学和管理的体制。我国广播电视大学、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等都是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多层次的远程教育系统。中央院校由中央政府的有关部门领导和管辖，各级地方院校接受对应级别地方政府的领导和管辖，形成了学校教育系统与国家行政系统并行设置的独特体制。远程教育的院校分类管理体制是指政府教育部门如何分类指导和管理各种教育院校。
比如，在我国，首先将教育院校分为普通院校和成人院校两类，而将大多数独立设置的远程教育院校归入成人院校。与此对应地，就有两种全国统一的高等教育入学考试:普通高校入学考试和成人高校入学考试。这种双轨制的院校分类管理体制在现实中已经显示出其不适应来。首先是不适应统一的教育市场。
事实上，独立设置的远程教育院校的办学宗旨是实现教育思想、教育对象、教学手段和教学内容全方位的开放，应届毕业生和社会知识青年早就是这类远程教育院校的重要服务对象之一；而普通高等学校的成人教育学院与继续教育学院的规模也已经有了重大发展。其次，上述双轨制的院校分类管理体制不适应建立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化社会的需要。事实上，随着终身学习思想的深入人心和终身教育实践的不断发展，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界限、职前教育和职后教育的鸿沟正在变成一种人为的障碍而被日益抛弃。
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已经抛弃了这种普通院校和成人院校人为分割的双轨制的院校分类管理体制，实施面向全体国民的终身教育院校设置体制。更进一步，对远程教育院校和传统校园院校的分类管理体制也在受到挑战。那些双重模式院校远程教育发达的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远程教育和传统教育的区分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重要。这在澳大利亚校外教育的综合一体化模式及混合模式注册学生的发展中尤为明显。美国的传统大学正在纷纷开设网络课程，并承认通过远程学习网络课程获得的学分。日本文部省已经制定了将传统校园学习取得的学分同远程学习取得的学分组合的政策，即自1998年起，接受远程教育取得的学分上限从原来的30分提高到60分。这一政策同大学间学分互相承认和转换的政策一起将推动日本开放的终身教育体制的建立、传统大学空间合作系统的发展以及虚拟大学的诞生。英国开放大学在创建初期曾经规定了学习者入学年龄下限，以表明不与普通大学争夺青年学生生源。如今，开放大学依然是英国成人业余高等教育的最大提供者，但同时也招收高中毕业生。
英国开放大学的许多课程教学材料被英国其他大学广泛采用，其课程学分被英国其他传统大学所承认。截至1998年，有7万名学习了开放大学课程的学生最后在英国其他大学毕业。
四、远程教育的管理机制远程教育的管理机制是指政府对远程教育院校的行政管理机制，即是政府直接主办和管理学校还是政府对实行自治的学校进行宏观管理
在世界各国，对于双重模式院校举办的远程教育，各国政府通常采取宏观管理的机制，即通过立法、规划、拨款等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
因为双重模式院校原本都是由传统校园院校介入远程教育市场发展演变而成，这些传统校园院校本来就享有办学自。但是，对于独立设置的单一模式的远程教育院校，情形就不完全一样了。像英国等国的开放大学，大多是自治的远程教学大学，在财政、考核、学分认定和授予学位、课程设置、课程材料的设计和开发以及课程发送和学生学习支助服务诸领域享有充分的自治权。
比如，这些开放大学有权依据教育市场的需求提供大学学士学位、研究生硕士和博士学位以及继续教育的专业课程设置。同时，这些开放大学的招生、考核、学分认定和学位授予也都属于大学自治的权限，政府并不干预。我国政府对广播电视大学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则实行另一种行政管理机制，体现出政府直接主办和管理学校的特征。例如，对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省级广播电视大学，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是办成一所大学还是办成播课中心或管理机关的争论。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大学还是教育部直属机关?长期以来，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并无高等教育专业课程设置权和学位授予权。在高等教育层次上，长期限于高等专科教育。广播电视大学开设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规划和报告被长期搁置。广播电视大学也没有教师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高级职称的评审权。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广播电视大学注册视听生高等专科教育试点，更将电大课程的考试权交给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这一切反映了我国政府直接主办和管理独立设置的广播电视大学的机制，学校缺少完整的办学自。广播电视大学一直在努力争取从各级政府那里取得更多的办学自。
最近教育部终于决策承认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是一所独立设置的部属重点高等学校，允许其办成教学实体，即成为享有高等教育法权利和义务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自治的高等学校。我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和中等专业教育自学考试更是由各级政府直接主办和管理的。委托承办的主考学校或其他机构只是负责课程资源的建设和考试命题，整个自学考试的专业课程设置和组织实施均直接由各级政府中的自学考试委员会及其办公室主办和管理。
五、远程教育的立法在世界远程教育的历史上，有一些知名的远程教育院校是由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政府领导人直接倡导建立的。比如英国前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和英国开放大学，我国的邓小平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但是，各国都十分重视远程教育的立法，认为立法对规范和发展远程教育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西方发达国家，远程教育立法及远程教育院校法律地位的确立通常需要经历较长的准备、论证和立法程序。比如，英国开放大学从威尔逊1963年提出创建开放大学的倡议，到1969年英国国会通过皇家法令正式建立英国开放大学，共经历了6年时间。又经过了2年筹备，英国开放大学在1971年才开始招生开学。
再如日本放送大学，早在1967年即在文部省就有了关于使用视频和音频广播于教育播出的模式问题的咨询备案，1969年通过答辩一致同意着手建立放送大学，中经文部和邮政两省向内阁会议提出报告并进行长时间的可行性论证，终于在1981年以国会第80号法令《放送大学学园法》公布实施，前后经历了12年。
又经过了4年筹备，日本放送大学在1985年才正式开学。与此作为对比的是，发展中国家远程教育立法经历的时间通常较短。比如，泰国从1978年普密蓬国王亲自签署法令批准成立苏可泰探玛提叻开放大学的议案，到1980年招生开学共用了2年时间。上述法令明确指出苏可泰开放大学是泰国第11所国立大学，享有其他国立大学同等的自治权。同时规定，苏可泰开放大学是一所使用函授、广播、电视等多种媒体实施远程教育，有利于学生自学而无需到固定教室上课的大学。
依据法令，苏可泰开放大学的宗旨是:1.向公众提供自学的机会，而不必受非到课堂上课的限制；2.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3.是所有的成年人(不受年龄限制)都能有继续学习的机会，以提高技能和丰富知识，从而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4.向更多的高中毕业生敞开高等教育的大门。再如，巴基斯坦在1974年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建立人民开放大学的议案，1985年即招生开学，1977年改名为阿拉玛伊克巴尔开放大学。上述议案规定开放大学除了要履行普通高等学校的一般职责外，重点强调了开放大学的办学宗旨，即教育要面向社会，要为大众服务。
我国远程教育的立法有自己的特色。我国在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确立了要在实现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法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但总体而言，同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一样，我国教育领域的立法和法制也表现出相对薄弱和滞后的问题，远程教育的立法和法制建设尤其如此。
这主要表现在立法滞后、法制建设不健全。以我国广播电视高等教育为例，立法滞后表现为我国广播电视大学实行的是先上马，后备鞍，即先建校、招生、开学、授课，后制定各项法规制度和明确规范的设置标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大多数省级广播电视大学都是于1978年建立、1979年全国统一招生开学授课。而我国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关于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的第一部行政法规(《广播电视大学暂行规定》)是1988年制定并颁布试行的。此后，关于远程教育的立法工作又长期停滞不前。
法制建设不健全还表现在我国远程教育的法规制度几乎全都是各级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法规和文件决定，还有众多的会议纪要等，至今尚无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有关远程教育的法律法令。例如，在广播电视大学创建初期，由教育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共同召开了首届全国广播电视大学工作会议，制订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试行方案》(1978年)。会后(1979年)，由国务院向全国批转了教育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关于全国广播电视大学工作会议的报告。而且，有些政策规定始终只是教育行政部门官员的回函或电话答复记录。这些有关远程教育的行政法规、文件决定、回函回电不配套、不完善，对其内容的解释不统一、执行不力，且缺乏监督。
此外，对我国高等教育法及其规定的高等学校办学自等条款是否适用于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等问题也没有明确的有法律效力的解释。于是，我国广播电视大学在建设中存在两大难题:定位问题和投入问题。
因为对远程教育、对各级各类远程教育学校的定位，即对远程教育的性质和任务、地位和作用，对各级各类远程教育学校的设置标准和办学自的立法，是依法对远程教育实行法治和行政管理的基础。我国远程教育立法的滞后以及有关行政法规文件中对远程教育体制、机制和设置诸方面内容的不明确、不配套和不完善，即定位不明确，给远程教育的法治和管理带来了困难。其次，我国广播电视大学建设初期存在的投入严重不足，以及各级政府对相应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的财政拨款没有明确统一的户头和标准等问题，也从反面表明了远程教育立法和法制建设的薄弱及其带来的不利后果。可以理解，这是我国正处在社会改革转型过渡时期的一种特征。而且，我国也不可能像英国或日本那样经过多年的论证和辩论，再通过立法后组织实施。这在广播电视大学建校初期会贻误时机。
而且，在当时(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法制普遍不健全的环境下也不现实。问题是此后的20年中远程教育的法制建设依旧滞后。可以相信，我国远程教育界对立法和法治的强烈呼声以及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立法和法治的日益重视会使远程教育的立法和法治逐步走向健全。六、远程教育的财政远程教育的财政，广义地说，就是远程教育的成本或费用的分担问题；狭义地说，专指国家财政(各级政府)如何承担远程教育的经费及其拨款机制问题。国际远程教育界普遍认同:对于远程教育的费用，应该实行谁受益、谁承担的分摊准则。谁是远程教育的受益者呢?通常认为，远程教育的三个主要受益者是国家、社会和学生。国家:远程教育承担着开发人力资源、培养各类人才、提高国民素质的职能，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各级政府理应对远程教育增加投入，进行财政拨款。社会:远程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一种生产性投资，推动着社会经济发展，对国民收入的增长作出了越来越巨大的贡献。远程教育以其培养的人才，生产和传播的知识，推动科技和管理的进步，从而对社会各产业部门增加产出作出了直接或间接的贡献。
因此，社会各相关产业和企业雇主是受益者，理应承担远程教育的部分费用。学生:接受教育对学生本人而言也是一种投资，将会带来包括经济收益在内的各种回报。学生接受了远程教育，增长了知识才干，为其职业生涯注入了新的活力和资本。
所以，学生也是受益者，也应该承担部分远程教育的成本。至于远程教育的成本或费用在国家、社会和学生之间如何分摊，这在不同的国家，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域和不同时期，在各类不同的远程教育院校和项目之间是很不相同的。英国开放大学的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拨款。20世纪80年代初，学位教育计划经费的82%由英国教育科学部直接拨款，16%来自学生所交学费，2%来自各种课程材料销售所得和其他财源。
继续教育计划的经费原则上要求自筹解决，大约60%～70%来自学生交费收入，其余的来自社会各种专门的基金组织。自进入8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执行新的财政政策:减少政府拨款，增加学费收入在整个预算收入中的比例。日本放送大学的经费，70%以上由国库财政拨款提供，30%以下依靠收取学费和其他渠道解决。
美国联邦政府承认美国国家技术大学为非营利的免税机构并立项。国家技术大学的经费主要来自学生所在的企业公司。这是因为，国家技术大学提供的主要是硕士研究生层次的工程师在职继续教育。学生都是公司的业务骨干，不离岗学习。所以，各公司不仅承担了其学生雇员的学费，而且出资建立卫星地面接收站并向国家技术大学支付一次性开办经费。我国广播电视大学的经费来源实行国家、社会和个人多渠道集资的体制。
依据20世纪80年代末对广播电视大学投资效益的评估研究成果可知，我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经费来源的基本结构如下:各级政府财政拨款约占52%，社会(办学部门、机构和企事业单位)集资约占40%，学生交费约占5%，其他收入约占3%。在各级政府财政拨款中，中央财政拨款约占7%(因缺乏可靠数据未将卫星教育电视专用频道的通信费用计入)，省级财政拨款约占40%，地市县级财政拨款约占53%。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也随着非义务教育阶段适当增收学费的政策出台，广播电视大学经费来源中，学生个人承担的部分增加了。
随着网络教育的开展，学生个人承担的计算机设备投入和通信费用的增长是远程教育成本核算中又一个需要考虑的新因素。各国政府的财政拨款不仅在远程教育运行成本中所占比重不一，而且拨款的体制和机制也不相同。英国开放大学是同其他英国国立大学一起由英国政府设立的大学拨款委员会组织实施年度评估和拨款。日本放送大学的财政预算拨款，则由日本国库依据《放送大学学园法》规定执行。我国各级广播电视大学的财政拨款由相应各级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掌握，没有统一规范的标准。各地广播电视大学对各类学生的收费标准则每年由学校会同当地政府的物价部门商定。
[参考文献]
丁兴富.世界远距离高等教育概观.北京:中央电大出版社，1990.
丁兴富.中国电大教育质量和投资效益评估.武汉:武汉出版社，1992.
中央电大.广播电视大学文件选编.北京:中央电大出版社，1999.
摘要:随着国内外旅游的快速发展,我国旅游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迫切需要加强对旅游经济的宏观管理。本文首先分析了旅游经济系统的内在联系和动态运行过程,分析了宏观旅游经济的内容和特点,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论述了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职能、过程和特征,为加强我国宏观旅游管理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旅游经济;宏观旅游经济;宏观旅游管理
随着我国国际国内旅游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国家把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加快培育和发展,迫切需要加强对旅游经济的管理。在实践中,旅游管理不仅涉及微观旅游活动主体,包括旅游者和旅游企业的经济行为和决策,而且涉及到宏观旅游经济管理主体,即国家旅游管理部门的宏观决策与调控,而连接微观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的桥梁就是旅游市场。因此,旅游管理既包括对微观旅游活动的微观旅游管理,对旅游市场活动的市场管理,也包括对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宏观旅游管理,需要从理论上了解和掌握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职能、过程和特征,才能有效地加强和指导宏观旅游管理的实践。
一、宏观旅游经济的含义
现代旅游经济,是一个包括旅游者消费活动、旅游企业经营活动、旅游市场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的经济子系统,是国民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系统论角度分析,旅游经济系统,既体现了旅游活动相关的各组成要素的集合,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运行过程(见图1),还从动态角度反映了整个旅游活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性。
(一)旅游经济活动
旅游经济活动,一般包括三个层面的活动,即旅游者的旅游活动、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和旅游组织的管理活动。第一个层面是旅游者的旅游活动,通常包括旅游者从购买旅游产品并离开居住地开始,经过一定距离的空间移动而到达旅游目的地,通过在旅游目的地的活动而满足其旅游需求,再返回居住地的全部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一是旅游者在旅游客源地选择、决定和购买旅游产品过程,只有当旅游者购买了旅游产品后才可能成为现实的旅游者;二是旅游者往返于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空间移动过程,实质上就是旅游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旅行消费过程;三是在旅游目的地所有旅游活动的消费过程,是满足旅游者需求的主要内容,也是旅游活动的核心内容。第二个层面是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主要指旅游企业为保证旅游者的旅游活动顺利有效进行,直接提供各种旅游服务的所有经营活动过程。由于旅游活动内容复杂、涉及面广,因此必然涉及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的许多企业。按照现代旅游经济系统模型分析,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可大致分为旅行商、长途交通运输企业、旅游接待企业三部分。旅行商的经营服务活动包括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两部分,前者的主要职能是销售旅游产品,招徕和组织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后者的主要职能是整合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要素,做好旅游者的接待组织活动等。长途交通运输企业、旅游接待企业则按照旅行商安排的旅游线路,做好旅游者空间运送及旅游活动的所有接待服务活动。主要从事旅游经济研究、旅游规划设计和旅游行政管理。第三个层面是旅游组织的管理活动,主要是指旅游目的地政府旅游组织和其它非政府旅游组织,通过旅游行政管理、宏观调控、行业自律和中介咨询等活动,提供旅游信息服务、规范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旅游企业行为,为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和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活动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保证旅游者的旅游活动顺利而有效地进行,实现旅游经营者的经营服务目的和旅游组织的管理目标。
(二)宏观旅游经济内容和特点
在旅游经济系统中,宏观旅游经济体现了宏观旅游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和运行过程,是旅游发展过程中各环节、各部门、各地区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形成的综合体,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和特点。
1.宏观旅游经济,是旅游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纵横交错形成的综合体。从横向看,宏观旅游经济活动表现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子系统活动同时并存的经济活动过程;从纵向看,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像一般社会再生产一样,是按照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子系统活动依次进行,并不断循环往复的经济运行过程。因此,这种纵横交错的旅游经济总量和结构的运行和化,就形成了旅游经济再生产过程中各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宏观旅游经济系统。
2.宏观旅游经济,是旅游产业内部各行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构成的综合体。旅游产业是由多种旅游服务要素构成的经济产业,其既包括直接为旅游者服务的旅行社业、旅游住宿业、旅游餐饮业、旅游运输业、旅游景观业、旅游娱乐业、旅游购物业等,也包括部分或间接为旅游者服务的邮电通讯、医疗卫生、金融保险、文化科学、教育培训、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及工农业等众多行业。其从纵向上表现为各产业、行业和企业之间上下指导和执行的经济层次关系,从横向上表现为各产业和行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协调的经济序列关系,从而形成多层次、多序列立体交叉的宏观旅游经济系统。
3.宏观旅游经济,是各区域旅游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综合体。任何旅游者、旅游企业和旅游行业的活动都必然是在一定的空间中进行的,因此一定的区域旅游布局构成了宏观旅游经济的空间表现形式。从纵向看,区域旅游布局主要表现为部级、省级、地市级、县级的上下联系的区域旅游的层次布局结构,如不同级别的风景区、度假区、森林公园和景区景点等;从横向看,区域旅游布局主要表现跨省区、跨地市区、跨县区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空间布局结构,体的旅游景区等,从而构成多个旅游区域相结合的宏观旅游经济系统。
二、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是指国家旅游管理机构和相关部门,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旅游发展的总体目标,运用决策、规划、组织、调控、监督和服务等职能,统筹协调旅游发展中各环节、各部门、各地区之间的关系,实现宏观旅游经济的良性运行与发展,不断提高旅游产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促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宏观旅游管理,首先必须明确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所谓宏观旅游管理目标,是指国家促进旅游发展和调控旅游经济运行的总体目标。由于旅游活动是一种综合性经济社会活动,其涉及面广、环节多、层次多,因此宏观旅游管理目标也必然是多方面性和多层次性的。从总体上分析,宏观旅游管理的目标通常可以分为政治目标、经济目标、社会目标和发展目标四个方面。
1.政治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的政治目标,是按照“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和要求,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通过旅游活动的广泛开展,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增强公民的爱国主义意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养,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旅游的“民间外交”功能,通过大力发展国际旅游(包括出入境旅游),促进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交流与合作,提升国家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影响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国家竞争力等。
2.经济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的经济目标,是通过有效配置旅游资源和生产要素,提供质量高、数量多、类型全的旅游产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协调发展。同时,在有效满足国内外旅游者需求的同时,为旅游经营者带来更多的收益,促进旅游目的地群众收入增加,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为国家增加更多的税收和外汇收入,推动旅游服务贸易和国际服务贸易,从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3.社会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的社会目标,是通过旅游活动和加强宏观旅游管理,在满足国内外旅游者跨文化交流、增进人们相互之间的友谊和理解的同时,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改变传统落后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促进旅游企业文化建设和旅游行业职工素质提高,增加旅游目的地的社会就业,改善旅游目的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推动与促进旅游目的地各项社会事业的繁荣兴旺与发展等。
4.发展目标
宏观旅游管理的发展目标,是通过加强旅游宏观管理,不断丰富旅游活动内容,为旅游者创造良好的旅游环境,促进旅游企业健康发展,推动旅游业和相关产业发展,促进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为实现旅游目的地及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从宏观旅游管理的阶段性目标看,一般可以分为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近期目标主要是实现旅游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旅游需求;中期目标主要是实现旅游行业结构和旅游区域布局的合理化,实现旅游经济持续健康地增长与发展;远期目标是实现旅游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同时,还必须为后代人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的条件。
三、宏观旅游管理的职能
宏观旅游管理的主体是国家旅游管理组织,客体是宏观旅游经济活动、运行和发展,简言之,宏观旅游管理就是国家对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管理。正确理解宏观旅游管理的涵义,还必须注意宏观旅游管理与微观旅游管理、旅游市场管理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正确把握宏观旅游管理的主要职能。
(一)宏观旅游管理和微观旅游管理的区别和联系
宏观旅游管理和微观旅游管理的区别,主要是管理的对象不同。微观旅游管理的对象,通常是指对旅游者活动和旅游企业经营活动的管理,是以个体旅游活动为客体的管理;而宏观旅游管理则是对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管理,是以旅游经济总量和结构变化为客体的管理。宏观旅游管理和微观旅游管理的联系,主要表现为两者是互为前提的。微观旅游活动是宏观旅游经济活动的细胞,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必须以微观旅游活动为基础,因此宏观旅游管理是建立在微观旅游管理基础之上的;同时,由于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直接影响着个体旅游活动的进行,因此宏观旅游管理又是微观旅游管理的重要前提条件,并对微观旅游管理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协调作用。旅游市场是连接个体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的桥梁,决定了宏观旅游管理和市场管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旅游市场管理,不仅包括对微观旅游活动的作用和影响,对旅游市场的规制、监督和调控等,也包括在宏观旅游管理指导下,对旅游市场机制和功能作用的有效发挥,因此旅游市场管理是宏观旅游管理的对象。但是,在具体的旅游市场管理中,往往又包含了某些宏观旅游管理的职能和内容,如对微观旅游活动主体的监管,对旅游市场供求的调控等,因此旅游市场管理与宏观旅游管理又是密切联系的。
(三)宏观旅游管理的主要职能
宏观旅游管理,通常是通过各种管理职能对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进行管理。从旅游管理的实践看,宏观旅游管理的职能主要包括决策、规划、组织、调控、监督和服务等方面。
1.旅游决策职能
是指政府对旅游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发展重点和政策措施做出选择和决定的职能,其贯穿于整个宏观旅游管理的全过程。在现阶段,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处于完善过程中,因此政府决策职能在旅游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形成了具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色的“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模式,各级政府在旅游发展目标、发展重点和促进旅游发展的各种措施方面,还发挥着重要的决策职能和主导作用。
2.旅游规划职能
是根据旅游决策职能确定的
旅游发展目标和发展重点,对旅游资源配置和生产力要素进行统筹安排的职能。如政府通过制定旅游发展战略和规划,统筹安排和配置旅游资源要素;通过确定实现旅游发展目标的政策措施,促进宏观旅游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通过采取各种宏观调控方法和手段,促进宏观旅游经济有效地运行等。
3.旅游组织职能
是为了有效实现旅游决策目标和规划的要求,建立旅游组织体系、配备相应人员、明确职责权力、调配旅游要素的职能。其包括建立旅游行政管理机构,促进旅游中介组织和旅游企业发展;形成合理的旅游管理体制,明确政府旅游部门、行业中介组织、旅游企业之间的权责利;开发和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等。
4.旅游调控职能
是对旅游决策目标和规划实施过程中的内外关系、发展变化进行协调和控制,以保证旅游决策目标和规划的顺利实现。如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调控生产要素价格,实施各种税收政策,实行转移支付制度,采用合理的经济杠杆等,调节旅游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以缩小地区差别和贫富差距,实现旅游经济统筹协调地发展。
5.旅游监督职能
是通过建立健全法律体系,提供完善的法规和制度,规范旅游市场主体行为,保护各类产权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维护良好的旅游环境,限范不正当的旅游竞争行为,创造公平、公开和公正的旅游竞争环境,促进旅游企业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不断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
5.旅游服务职能
是政府通过提供各种旅游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提供各种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公共设施、供水供电等公共产品和安全救援、医疗卫生、教育培训等公共服务,为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和旅游企业的经营服务活动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和外部条件。
四、宏观旅游管理的过程
宏观旅游管理过程,是作为管理主体的国家旅游管理机构,运用宏观旅游管理职能作用于管理客体的过程,简言之就是宏观旅游管理系统的有效运转和发挥作用的过程。宏观旅游管理系统的运转过程,是通过旅游的宏观决策系统、宏观执行系统、宏观调控系统和宏观信息系统,在时间上有序、在空间上并存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下,共同对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和发展发挥作用的过程(图2)。
1.旅游宏观决策系统
是国家宏观层面的决策系统,其决策内容包括确定旅游管理体制的基本模式,制定旅游法律法规、旅游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调控旅游经济总量和结构变化,实现区域旅游布局合理化,促进旅游经济增长,统筹协调旅游发展等。由于旅游宏观决策是一种高层次的决策,因此对旅游行业、旅游区域、旅游企业的决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性。为了保证旅游宏观决策的科学化,必须根据有关的政策规定和各种信息,按照科学的决策程序,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做出科学的宏观决策,以指导宏观旅游经济的有效运行和发展。
2.旅游宏观执行系统
是实现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系统,即完成旅游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再生产过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旅游宏观执行系统的有效实施,离不开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计划机制,是通过国家的旅游发展规划和指导性计划,保证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方向和目标;而市场机制,则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促进宏观旅游经济活动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有效地运行和发展。段综合形成的调控系统和监督机制,是正确执行旅游发展战略和规划,促进宏观旅游经济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旅游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是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三者有机结合而形成监督和调节旅游宏观旅游经济活动的调控机制,并及时发现宏观旅游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反馈旅游宏观决策系统和执行系统,及时进行调控,保证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有效进行。
4.旅游宏观信息系统
是有关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旅游信息和信息工作系统,是旅游政策子系统、旅游统计子系统、旅游会计子系统、旅游市场情报子系统及相关信息子系统的综合体。旅游宏观信息既来自于旅游宏观调控系统的有关情况,又来自于宏观旅游经济系统运行的结果,不仅是旅游宏观决策的重要依据,对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旅游宏观信息工作贯穿于整个宏观旅游管理的全过程。
五、宏观旅游管理的特征
宏观旅游管理,既是对旅游全行业的管理,也是对宏观旅游经济活动和运行的管理,因此,宏观旅游管理具有不同于微观旅游管理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宏观旅游管理的权威性
宏观旅游管理的依据是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因此宏观旅游管理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是政府行政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行政权威性。一方面,宏观旅游管理必须通过制定和实施各种法律、法规和政策,来促进和保障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实现国家发展旅游的目标和任务。另一方面,宏观旅游管理又必须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完善旅游市场机制,规范旅游企业行为,保护旅游者合法权益,维护旅游市场秩序,确保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有序地进行,促进旅游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如果宏观旅游管理没有权威性,则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必将是盲目、混乱和低效率的,也就无法实现旅游发展的目标和任务。
2.宏观旅游管理的政策性
宏观旅游管理是政府有效管理旅游活动和调控旅游经济运行的行为,因此其具有很强的政策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宏观旅游管理必须体现政府鲜明的政策倾向,即体现国家发展旅游的意志和目标,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对旅游发展的总方针和总决策,确保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旅游活动广泛性和旅游经济的综合性,要求宏观旅游管理必须正确处理各部门、各层次、各环节的关系,而统筹这些关系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即必须依法行政,按照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进行合理的协调和正确的处理,才能使旅游发展获得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3.宏观旅游管理的全局性
旅游活动是一种综合性社会文化活动,为保障旅游活动的顺利进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必然涉及众多的行业和部门,不仅协调范围广泛,而且协调难度也比较大,使宏观旅游管理不同于一般的经济管理,而是一种全局性、综合性较强的宏观管理活动。因此,在宏观旅游管理中必须正确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一方面必须遵循旅游活动规律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特点,从全局上统筹安排和合理配置食、住、行、游、购、娱等旅游素,确保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顺利地进行;另一方面,必须立足全局来协调处理好各局部的关系,使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尽量避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不断提高宏观旅游管理的整体效率和效果。
4.宏观旅游管理的服务性
宏观旅游管理的服务性特点,强调宏观旅游管理必须服务于旅游活动和宏观旅游经济运行的客观需要。既要通过加强宏观旅游管理,为旅游者活动和旅游企业经营活动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和公共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和旅游企经营的需要;又要通过科学地引导旅游者的消费活动,规范旅游企业的经营行为,促进旅游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维护良好的旅游市场秩序,创造一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和条件,保障旅游活动有效地开展,促进宏观旅游经济正常地运转,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1.历史演变
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凯恩斯主义，在1938年经济危机后得到了持久的发展。特别是在二战以后，西方国家都摒弃了市场经济自由放任不干预的模式，并逐步加强政府的宏观管理。本文将从以下两个阶段来具体分析：
1.1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
二战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大多都受到了重创，因此政府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多方面的宏观管理策略以刺激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实行积极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西方国家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以及调节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来刺激投资和出口，从而达到拉消费、促发展的目的；另一方面，也积极采取措施控制价格的稳定，这也是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一。德国在这一点上就做得很突出，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就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其次，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对应的，西方国家都采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支出和税收杠杆来调节社会总需求，美国在这一时期就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刺激消费，保障就业。最后，综合手段并行使用，同时保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宏观经济管理包括诸多方面的内容，西方国家都十分注重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设，这也是调节社会需求、解决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手段。此外，西方国家还通过调整外汇汇率和出口价格等方式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
1.220世纪70年代至今
由于长期实行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导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大部分西方国家都普遍面临经济发展停滞乃至负增长的局面，凯恩斯主义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因此，西方国家不断完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严格控制货币供应，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之前的货币政策虽然有效地刺激了消费，带动了经济的发展，然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因此，这一阶段的很多西方国家开始减少货币的供应量以抑制通货膨胀的局面。其次，实行稳定、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长期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会导致国家的财政收支严重不平衡，这也是很多西方国家，如美国、意大利等在这一时期所遇到的问题，因此，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可以摆脱收支赤字的困境，实现经济稳定发展。最后，适当放松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在价格变化、汇率调节等方面实行间接控制，充分发挥市场规律的作用。
2.模式比较
虽然西方国家在历史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现状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在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上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首先，从共同点上说，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表现：其一，宏观经济的管理内容和方式上有一些共性，具有预测性和灵活性。例如，西方国家的经济计划实质上只是根据市场发展趋势来作出相应的预测，并将宏观经济的发展目标与市场行情结合起来。其二，西方国家大多采用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即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财政支出以及税收政策等来调节市场资源的配置。其次，从差异性上来说，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不同：一方面，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有着各自的特点，例如，美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极力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即政府放松对市场的控制，减少对经济主体的干预。再如，欧洲国家向来注重社会福利的建设，强调政府社会职能的实现，因此，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更为和谐稳定。另一方面，西方各个国家因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有所不同，因此在具体的税收政策、价格政策上也存在着某些差别。
3.特点分析
通过上文的叙述和分析，笔者总结出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几个特点：首先，全局性和利益性。一方面，政府所采取的经济管理手段都是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立足于整个市场体系；另一方面，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就业政策等都是以追求国家和公民的利益为目的。其次，法制性和系统性。一方面，西方国家注重经济管理手段的规范化，一般通过法律来具体施行；另一方面，伴随着市场体制的逐步完善，很多西方国家都采取系统化的政策来维护好市场秩序。
二、西方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模式的实践
1.美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
美国素来有崇尚自由的传统，政府对国家宏观经济的管理力度也相对较小。美国通常在出现经济危机后会对国民经济进行一定范围的间接调控，例如罗斯福新政。再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奥巴马就签署了金融改革法案来扭转忽视监管的政策导向。笔者认为，美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有以下三个层次的内容：首先，相对于其它西方国家，美国政府对市场的管控范围较小，主要集中在国际贸易、农业等领域。其次，重视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例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减少军用物资的投入来改变财政赤字的窘境；再如，二十世纪初，政府通过减少税收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最后，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美国通过价格机制来平衡产业比例，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2.德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
德国向来是一个追求严谨的国家，因此，其一般采取较为中和的经济管理手段，既保证经济的自由和竞争，也促进德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其宏观经济管理模式的特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充分保障市场在严格的秩序中自由竞争。德国有着十分完善健全的财政监督机制和银行监管制度，有效地避免了市场运行的混乱和无规则，也保证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其次，重视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德国的中央银行独立于政府，能够有效地根据市场运行情况来制定科学的货币发行计划，从而最终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目标。最后，从长远利益出发，努力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求契合点，如德国现行完善的社会福利政策和收入的跨区转移制度等。3.法国的宏观经济管理模式。法国是一个开放自由、包容性较强的国度，因此，其宏观经济管理模式也体现出多种经济学派理论融合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形成了直接调节和间接调节的双重管理模式，通过政府采用多种手段来整合配置社会资源。其次，施行指导性的计划，例如法国近年来的“经济刺激计划”等。最后，宏观经济管理模式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但也不是一成不变，不同的政府也是在继承中不断发展经济管理手段和模式。
三、结语
摘要：相机抉择的财政整策要求政府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形势变化情况，采用不同的财政整策，我国近年来的财政政策基本上都遵循了相机抉择的反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但是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调控差。
关键词：财政政策相机抉择市场体系
一、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概论
财政政策相机抉择，意味着某些财政政策没有自动稳定的作用，需要借助外力才能对经济产生调节作用，一般来说，需要政府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形势变化情况，采用不同的财政政策，以消除通货膨胀缺口或紧缩货币缺口，是政府利用本身财力有意识干预经济运行的行为。相机抉择的主要内容是：当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时。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总需求，反经济衰退；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时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抑制总需求，反通货膨胀；在总供求基本平衡时，实行中性财政政策，主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根据财政政策早期理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包括汲水政策和补偿政策。“汲水政策”，从字面上看，这种政策就如同水泵里缺水不能吸进地下水，需要诸如少许引水，以恢复抽出地下水的功能。按照汉森的财政理论，汲水政策是对付经济波动的财政政策，是在经济萧条时靠付出一定数额的公共投资使经济自动恢复其活力的政策。汲水政策有四个特点：其一，汲水政策是一种诱导景气复苏的政策，是以经济本身所具有的自发恢复能力为前提的治理萧条政策；其二，汲水政策的载体是公共投资，以扩大公共投资规模作为启动民间投资活跃的手段；其三，财政支出规模是有限的，不进行超额的支出，只要使民间投资恢复活力即可；其四，汲水政策是一种短期的财政政策，随着经济萧条的消失而不复存在。补偿政策是政府有意识地从当时经济状态的反方向调节景气变动幅度的财政政策，以达到稳定经济波动的目的。补偿政策相对于汲水政策具有以下特点：其，补偿政策是一种全面的干预政策，它不仅在使经济从萧条走向繁荣中得到应用，而且还可用于控制经济过渡繁荣；其二，补偿政策的载体不仅包括公共投资，还有所得税、消费税、转移支付、财政补偿等；其三，补偿政策的财政收支可以超额增长，而汲水政策是不能超额的；其四，汲水政策的调节对象是社会经济的有效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多次经济波动，而每次经济波动，政府都实施了相机财政政策，交替使用“松”或“紧”的手段来作用于经济周期，这些财政政策起到了一定的稳定效果。但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实际国情、相机抉择原则自身特性、及运用相机抉择原则的艺术性和科学性还有待提高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了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效果，实际效应呈现不同程度偏离预期路径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二、相机抉择产生调控效应偏差的原因
(一)要素市场体系尚不健全，调控手段难以有效运用
一是由于各种要素市场尚未真正建立和完善，尤其是资本、土地等市场发育滞后，价格形成机制过多地受到行政干预和管制，要素价格非市场化导致市场信息的不准确或扭曲；二是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尚未根本消除，为追求行业部门和地区发展而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市场分割加剧，价格杠杆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三是部分要素市场还处在初期阶段，运转尚不规范，对宏观调控反应迟缓。
(二)市场主体地位尚不清晰，调控对象难以理性反应
一是由于现代企业制度尚不健全，产权制度和退出机制不健全，部分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规范，其中，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作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显现不够，作为宏观凋控的主要调控对象，企业的反应并非完全按理性预期“出牌”，例如，由于赖账机制的存在和许多国有企业的软约束，企业借贷需求对利率的弹性过低，导致利率政策失效。二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等配套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城镇居民作为市场主体显现也不够，由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就业制度、县乡管理体制等方面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尚未真正打破、农民也还没有真正成为平等的市场竞争主体、作为宏观调控的另一调控对象，公众也难以形成稳定的理性预期，例如，利率调低并未影响个人储蓄持续高速增长，政府赤字消费的示范并未有效引导和刺激公众的消费需求。
(三)我国实际国情的影响
运用相机抉择原则以实现预期凋控目标应更多地运用市场化方式进行，运用与改善市场化调控方式的前提是要符合中国特有的国情。目前，我国部分经济现象与一般经济理论相不一致，例如，在人均需求较低时，宏观经济就出现了产品过剩危机，当生产性投资日益高涨，却未能带动消费需求增长，储蓄持续高速增长。但在中国却出现银行惜贷现象，这一方面缘于我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初步阶段；另一方面与我国实际国情相关联。我国长期存在区域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由于东西部之间经济水平与自然环境的差异，政府投入中西部的资金又通过市场渠道流回。资金运用效率较高的东部地区，导致东西部之间经济增长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导致城乡之间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差异。一方面是城市投资生产的消费品难以向购买力较弱的农村市场扩展；另一方面农村储蓄又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城镇，扩大城镇投资和总供给能力。因此，消费总量扩张和结构升级受到制约，导致我国在低水平收入条件下的消费产品过剩，显然，中央政府通过财政投资手段来平抑区域与城乡差异的有效性受到制约。
(四)相机抉择自身特性的影响
相机抉择在宏观调控中的运用一般描述为政府为追求给定的最终政策目标，可以不受任何固定程序或原则的约束，而是依据现实情况灵活取舍，最优地制定与经济运行态势相适应的调控政策与措施，并加以实施其自身特性决定了在运用过程中产生实际效应偏差的可能性。
一是滞后性。由于相机抉择是见机行事，缺乏预警机制无疑决定了调控时机把握、调控方向确定、调控目标选择等环节在时间r的滞后性。相机抉择是建立在对宏观经济形势准确判断的基础上经济波动到何程度需要调控，何时调控，如何选择调控方案和调控目标等都取决定于对经济运行态势的准确判断，但是当经济运行形态比较清晰时往往调控时机已错过确定方向、选择目标、出台政策。采取措施需要一定的时间，加上调控效应的实际发挥也具有时滞性，因此，相机抉择的事后调控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容易导致调控效应偏差。另一种情况是当经济运行形态还不太清晰时就抢抓时机，无疑会导致调控方向与目标的不确定性。
二是振动性。由于相机抉择具有滞后性，一般是在经济过热或过冷情况比较严重时再调控，政策力度容易过大过猛，再加上调控政策的实际效应发挥也具有滞后性，容易导致调控过度，经济波动振幅过大，从而会对下一轮经济波动起负面影响。如此周而复始，不仅容易出现调控效应偏差，而且容易出现经济大起大落。以往几次宏观调控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
三是随机性。由于相机抉择是灵活取舍，具有随机性，能在公众中形成确定的预期，容易导致公众的观望和等待。进一步强化调控效应的实际发挥的时滞性。一旦公众停止观望，政策效应容易在短时间集中释放，经济会产生大起大落，因而可能导致政策效果不显著，“持币待购”和“群体抢购”现象在我国并不少见。
显然，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制度背景下，在我国特有的国情条件下，由于相机抉择固有的自身特性提高，相机抉择运用的科学性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从开始建立至今不过二十多年，宏观调控与经济预警体系还有待健全运用宏观调控政策工具和措施手段的熟练程度和准确程度还有待提高，地方政府、企业与公众的预期与反应也呈现较为复杂的局面等等。相机抉择在运用中产生偏差也是一种必然，实际上，要解决相机决择财政政策的科学合理运用问题，关键在于控制和压缩政府支出规模。我国的公共财政制度尚未真正建成，政府收支不受社会公众、不受市场和资本的约束、规范和监督。这也就需要加速深化财政公共化改革，建立真正的政府预算制度，使得政府的财政政策建立在健全的体制之上。
参考文献：
[1]童兆坤我国宏观经济形态分析[J]武汉工业学报2006(1)
[关键词]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区域经济协调；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號]F124
宏观调控强调通过多种途径展开社会经济控制，维持社会再生产协调状态。区域经济反映了各区域经济水平、状态、规律。从整体上看，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区域经济差距悬殊，政府作为区域经济建设的核心，有责任、有义务协调区域发展。鉴于此，笔者结合实践研究，就政府宏观调控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展开分析。
1 宏观经济管理与区域经济发展分析
1.1 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必要性
社会主义市场环境下，政府采取宏观经济管理主要作用是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指导、促进作用，优化分配，完善生产资源，促进区域资源优化配置，稳定国家经济。而想要保证社会市场稳定还需通过市场自发调控与政府宏观调控，两者结合才能实现百花齐放，增加社会就业率、推动企业发展。同时，还有助于调动政府参与主动性，对促进经济体系完善起到间接性作用，使社会经济处于稳定发展水平。但从另一方面而言，宏观调控也存在管理失效风险。宏观经济是以计划指导为目标，对今后经济发展趋势的预见，政府根据经济预测展开宏观调控，但在实际落实过程中存在诸多限制性因素。主客观影响如：决策依据信息来源真实性、准确性，决策人员专业水平，政府反应要落后市场发展变化，成为宏观调控最大影响因素。所以，及时对政府行为科学引导保证发挥市场调控作用，推动区域经济建设发展有助于稳定社会经济发展。
1.2 宏观调控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
区域经济协调是宏观调控的目标。政府想要进行宏观调控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不仅是工作目标，也是区域经济协调有效方法。首先，社会经济总量稳定。经济总量指的是某个阶段国家经济活动总成果的数量反映，宏观经济活动指标的集中体现就是总供给与总需求。宏观调控短期目标即是维持社会供给与需求稳定，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这也是区域经济协调重要途径。其次，社会经济发展。基于长远角度分析，宏观调控是社会经济长期建设发展的战略性指导，及时排除经济隐患，促进国民经济进步。区域经济协调具体而言，就是城乡、城市区域的统筹协调，要求两者必须保持同步状态。
1.3 宏观调控是稳定区域经济的根本需求
首先，宏观调控的基础前提就是计划手段，要求政府对区域经济进行短期、长期计划，适应宏观经济管理计划达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其次，经济计划。以间接形式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影响，间接管理指的是不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而是以市场为媒介通过经济手段对经济发展主要变量施加影响，通过市场传导引导微观经济行为，确保达到宏观经济管理标准。区域经济属于国家宏观经济层面的内容，以宏观调控形式进行区域经济协调。最后，行政方案。行政方案指的是行政单位利用行政权力干预社会经济的有效途径。单位以宏观经济形式综合人力、物力应对宏观经济问题，如利益问题，都要利用行政手段进行管理控制。
2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伴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发展问题也随之暴露，尤其是区域经济失衡问题。现如今，我国经济水平依次为东部、中部、西部，特别是长江、珠江、京津冀，根据所处地理环境看呈高密集状态。但是，想要通过高经济水平地区带动周边区域发展存在一定限制，进而出现区域经济发展不均，影响社会总体经济进步。现阶段我国主要劳动力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地区，改革初期得益于上海工业与江浙区域农工相辅，长三角地区特别是江苏、浙江的乡镇工业和家庭工业发展迅速。此后，汽车、石油化工、船舶产业迅速兴起，使长三角一直保持全国领先地位。
3 政府宏观经济管理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想要通过宏观经济控制保持区域经济平衡，促进社会经济进步，第一要素是政府以宏观经济管理为方法，发挥着横幅作用。综合分析各区域经济发展特点与优势、问题，从而创建具有特色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蓝图。相对于个体控制，宏观经济控制更能够规避市场风险、进行市场控制，通过扩大投资、吸引优秀人才、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稳定区域经济，有助于控制区域经济发展，实现整个区域经济水平提高。
3.1 促进投资，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最佳途径就是扩大投资，鼓励科技创新、扶持第三产业。首先，推动区域经济朝市场化发展，开放市场、建立完善的法律体制和市场制度、良性竞争的市场环境，保证产品、生产资料等走进来、走出去，推动社会经济进步。同时，要求政府打破行政性贸易壁垒，发展多元化、互补性的区域市场。其次，鼓励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政府综合有利产业资源，健全指导机制与产业制度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在原有产业资源下以财政刺激形式带动企业走向科技创新，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水平。最后，扶持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包含各类服务和产品，有助于满足大众消费需求，促进消费的同时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因此，政府应在制度政策上给予帮助，为第三产业谋求更多福利优惠政策，并进行劳动力教育培训，提高专业水平、生产效率。
3.2 坚持留下来、引进来战略目标
关于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政府应坚持留下来、引进来战略目标。其中，留下来是将区域高学历、年轻劳动力、具有创新、创造意识的人留下来；引进来则是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资源。具体措施：首先，加强与金融、贸易、投资战略的互动，尤其是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贸的互动。“一带一路”建设既是现代社会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选择，也是推动留下来，引进来的双向互动。其次，为外来人才提供更多福利政策，将优秀人才放在重点开发区，有助于达到人才流动的聚集效益。再次，政府应加大子女教育、公共卫生、就业支持，尽可能缩小与高经济水平区域在卫生、教育、文化、医疗方面的距离。最后，发展农村教育、职业教育、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综合素质、专业水平，更好地适应区域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
3.3 国家战略与地方战略协调
首先，秉承着产业承接和吸收同步、环保、产业技术适度的原则，选择利用适合的产业和技术加以承接。其次，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与自贸试验区建设协调，创建国际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重塑沿海开放高地优势。“一带一路”地区与自贸试验区叠加，全面打通人流、物流、资金流，在国内大环境下实现双向投资协调发展。最后，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以政策为导向使本土产业和转移产业实现融合，避免出现转移产业同质化问题。此外，长三角区域政府推动本土产业转向中西区域，基于宏观经济调控下创建优势互补的经济开发区。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