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唯物史观;社会经济形态;发展过程;马克思
马克思为了阐释经济基础的发展促进社会形态的更替，于《资本论》开篇序言中，明确地表明了他的观点：“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1]据此，如何正确理解这一命题，就是本文需要展开粗浅探讨的问题。
一、什么是社会经济形态
1、社会经济形态的含义
社会形态指由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也即社会物质基础和上层基础二者共同构成的社会模式，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范畴。社会经济形态包含其中。社会形态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特有的范畴。马克思曾经把整个人类社会分为五种社会形态，分别是原始社会时期、奴隶社会时期、封建主义社会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及共产主义社会时期。相应地，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四种经济形态即原始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以及知识经济。迄今为止在人类社会有两种基本的经济形态分别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此外经济发展表现为经济形态的演变和交替，其现代化则体现为一种或多种新的经济形态的转换和逐步形成。
之前的社会学家都没有具体的社会形态概念，只考察“一般社会”，马克思创造性的批判了“一般社会”的概念，并首创出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将社会学变为了真正科学的学科。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的出世，从深层次上剖析了处于相同发展层次上的多种社会现象及社会问题具有反复性和规律性，进而显现出了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具有既统一又多样的特点。高中政治教科书中将社会经济形态的含义解释为：社会经济的活动方式和联结方式。简而言之就是，在人类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社会经济形态就是作为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存在，即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列宁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2]正是这一定义把一切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而每一阶段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都要受到一定阶段生产力的制约。进而，作为社会发展基本矛盾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便悄无声息生成并不断向前延伸。
2、社会经济基础与社会经济形态的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中，经济基础包括了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社会物质力量。经济基础的发展密切的影响着上层建筑的发展，上层建筑的形成、完善是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社会形态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总和。
社会经济基础与社会经济形态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指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不同的是，社会经济基础是从横向来划分的，它通过对社会内部结构的分析，突出了生产关系总和对整个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而社会经济形态则是通过纵向划分，阐明生产关系体系及与经济基础相关的社会形态所体现的连贯性、变化性。因此当我们涉及到社会历史进程的研究时，就该引入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
3、“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的辨析
社会经济形态动态的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它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自然历史过程，从字面理解应该是自然的历史过程或者更进一步的自然界的历史过程。历史过程，也就是社会历史，从客体角度来看，是生产方式的变革过程;从主体角度来看，是人自身的发展过程，是人的活动及其结果的总和，是一个划时代范畴。自然的或者自然界的历史，指那种随着时间的不断间隔不自觉的，盲目无序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动进程。马克思当时所理解的“自然历史过程”是指自然界联系形式多样化的过程。
因此，马克思所提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作为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也就是与自然界及动植物的发展过程一样，都是简单的自身器官的形成及发展过程，我们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也是一种“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发展过程。
二、为什么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1、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进程中，社会形态在逐次发生着更新交替，具有客观规律性
依照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万事万物都是发展变化的，那种绝对静止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这条历史长河中，人类社会由最初的古猿进化到现在不仅语言丰富，而且手脑发达，形象可观的样子，由最初的野蛮、落后、暴戾进化到现在的文明、先进、有序等等。当然，这只是最直观的表象，贯穿于发展之中，其中最突出的一条主线还是经济基础，也即生产关系的综合进程。
一定的生产力决定作用下的生产关系反过来又构成一定的社会形态。但是这种社会形态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必须以相应的经济基础作为基垫。因而，社会形态的更替方式，独立于人的意志之外，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都是每一时代物质基础的自我积淀。社会经济形态又包含于社会形态，是社会形态的一个因素，那么，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便自然而然的具有一种自然历史的过程。
2、“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
以中国为例，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不管从纬度还是经度的角度分析，氏族部落、历朝历代、民国，一直到现在的共和国，或者一个特定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的横向壮大，宏观上，它都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发展过程。这是我们一代一代子民们共同历练过来的，并非一两个所谓的伟人就可以编造出来的。
马克思的实践论提到：实践是我们认识事物的源泉，也是我们的认识进一步发展的不竭动力，更是检验我们的认识正确与否的准则。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与人类的努力自然也是分不开的，但是我们能说人类在形式上进化的越来越可观，一夫多妻制被一夫一妻制代替，1929年美国的经济危机的爆发都是人为造成的。同样的道理，无形的社会制度、社会力量在充斥着社会这个大家庭，那是一种自然力，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化得出的经验总结，不需要人为再加论证，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
三、社会经济形态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演进分析
马克思指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至今的两种基本形态。我国一理论学者王瑞璞认为：“社会生产力是由低向高发展的。其发展过程如以劳动交换方式划分，可分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循序渐进的历史阶段。原始共产主义经济、奴隶制经济、封建制经济都属于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属于商品经济，共产主义经济属于产品经济。一般地说，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与社会制度的演进是一致的。”[3]因为当今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到达一定的程度，还不足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所以在这里我们只从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分析起，产品经济暂不涉及。
1、自然经济时期
自然经济，即自给自足的经济，人类为了满足各自的生存需要，生产一定的生活生产必需品，几乎不存在劳动产品的剩余，通俗的讲，也就是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它是在较小的市场范围内形成的经济形态，也是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有限及社会分工简单的产物。
在人类社会的最初发展时期，原始部落的成员们为了生存需要而进行着简单的生产活动。那时他们的所获产品归全体氏族成员所有，并与外界没有进行任何的交换活动，表现为纯粹的自然经济。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周边自然环境的差异和生产的界限，单个小手工业者与单个家庭作坊，氏族与氏族之间不得不发生最早的偶然的产品交换。不过，那时即使出现简单的物物交换，其交换双方至多也只是相互占有对方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接着，被剥削的劳动奴役者不再是简单的作坊了，而是利用另一种手段，把他们集中于土地或者工场上。随之，与此对应地便出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化，并且发生了两大部门内部或之间的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经营，也即是最早商品生产的雏形。之后，“不仅发生了部落内部及同一地界上的贸易，而且还发生了海外贸易。贵金属开始成为占优势的和普遍性的货币商品”。[4]最重要的是，贵金属逐渐充当了一般等价物，成为交换的媒介，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货币商品。
当然，在这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程度还很有限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处于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仍然是简单的自然经济。
2、商品经济时期
商品经济，即以交换为实践于生产的最终目的、是生产和交换二者并存且缺一不可的，产生于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的较为复杂的经济形式。
和自然经济一样，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有一段由幼稚走向成熟的历程。起初，商品经济只是简单的以农业、手工业产品为主要交换对象，以生产资料的个体所有、个体劳动、个体生产、个体经营流通为各阶段印迹的简单经济形式，随着工业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壮大，这一简单的经济形式无法满足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形态的需求，于是出现了如今决定整个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以价格机制为主要特征的、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杠杆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并非不同于商品经济，而是简单商品经济进一步成长的结果。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为了追求生产商品的最大剩余价值，迫使劳动生产者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生产出别出心裁的产品，创造了商品经济极为宽裕的生长条件，使得市场经济的历史发展展现到了极致。
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经历了划时代的历程，原始社会是自给自足的社会形态，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同处于混杂的经济形态统治之下，资本主义社会是排除了自然经济的商品经济社会。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发展，归根到底决定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总而言之，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在我们整个人类社会中，都是由一个特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有其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可循的，并不是人为自觉的意志或者目的所能决定得了的，它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发展到哪个阶段，才会对应的产生那个阶段的经济、政治、历史、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提出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的社会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5]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3.
[2]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8-9.
[3] 王瑞璞.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J].学习与研究，1980.01.
一、高中经济史课程教学存在的缺失
1.高中历史课程设置及教材编写欠合理。首先经济史的课程内容由于不同的知识选择，导致不同课题内容设置存在着较大的轻重反差。有的课题内容偏少，教材编写也较空泛。如人民版教材中“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等课题。有些则内容厚重，造成教材繁杂。如人民版教材中“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等。此外，教材编写者对课标的把握也存在偏差：如人民版教材中“古代中国的农业经济”，内容包括“神农的传说”、“‘从刀耕火种’到‘以牛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沉重的赋税和力役”、“大禹和他的继承人”。课标对此课的要求是“知道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农业的基本特点”。与课标相比，人民版这一课内容显然多出许多，如阶级关系、赋税制度、水利工程等，而对土地制度却讲的不够详细。我们如果忽视对课标的理解，一味地依据教材，可能就会混淆主次，偏离学习重点。教材除这类游离于课标内容要求的偏差外，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分析不清、文字表达含糊，甚至体例结构不清等缺陷，这些教材问题的存在加大了经济史教学的难度。
此外，由于高中历史课程的专题编写体例客观上造成了知识断裂，人为割裂了经济与政治、文化之间的联系，导致教学中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失去政治及思想文化层面的知识依托，成为了经济史教学中的障碍。
2.初高中经济史教学严重脱节。整体而言，初中历史课程存在着重政治史，轻经济史的倾向。从课标看，初中中国近现代史部分14个单元，共65个知识点，经济史仅占13个，占比只有两成。与政治史相比，经济史要求明显偏弱。当然，这与初中学生的认知程度是相关联的，但这也说明了初中阶段经济史基础知识的相对薄弱。而高中经济史的专题史体例和较高的能力要求，需要学生有较好的基础知识储备。这种初、高中经济史相脱节的现象，导致高中经济史内容偏多、偏难。
3.师生的经济学理论知识贫乏。尽管学习经济史在现实层面具有经世济国的重大意义，但经济史对师生而言毕竟属于比较专深的知识内容，教或学难度较大。经济史内容涉及了诸多深奥、抽象的经济学理论与概念，往往超乎学生的认知程度。同样，许多教师也存在经济学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知识储备相对不足的问题。以已昏昏，何以使人昭昭？改变经济学专业知识储备与高中经济史课程要求相脱节的状况，是许多历史教师需补上的一课。
了解高中经济史课程教学存在的缺失，是进行经济史有效教学的基础。下面，本文就此提供一些教学思考，希望对提升经济史教学的有效性有所裨益。
二、经济史课程教学的应对策略
（一）准确把握课标。经济史教学必须认真钻研课程标准，以课标为依据。对课标的把握，除熟悉经济史的课程地位、基本理念、体例结构外，教学过程中还应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1.理解课程内容的两个层面能力要求：即第一层是掌握史事的要求，第二层是历史认识的要求。如：课标“列举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认识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特征”，采用两段式的表述形式，先要求识记相关史实，然后进一步提升到理解和应用层面，最终达到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目的。在此，教师应对识记层面的“了解、简述、知道、列举”，理解层面的“总结、概述、说明”，应用层面的“分析、探讨、认识”等能力指向要求加以区别与把握，以明确教学目标要求，指导教学活动。
2.依照课标要求，明确教学目标。如：两次工业革命，课标要求“了解两次工业革命的基本史实，探讨其对资本主义市场发展的影响”。教学内容则可细化为（1）知道工业革命开始的标志并能列举珍妮纺纱机、改良蒸汽机、火车等重大发明，了解工厂制的形成；概述电、石油等新能源的开发和应用的相关史实。（2）探讨工业革命如何促成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从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和世界市场等方面评价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教学目标要完整、准确地把握课标要求的内涵（即每个知识点所要掌握的基本内容）和外延，避免对课标知识点要求认识上的偏差，这就要求教师吃透课标，要有准确把握课标的能力。
3.依据主流史观梳理经济史。高中历史课程以文明史为核心，突出体现了文明史观、现代化史观和全球史观等新的史学理念，并以这些史学理念贯通古今，联系中外，串起各个模块的知识脉络，经济史也不例外。所以，教师应引导学生从一些基本史观出发，梳理经济发展的重要脉络及其规律，按不同史观的要求，对经济史内容进行有机整合。同时，这三种史观是相互联系的。现代化史观和全球史观更多地强调1500年以来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演进及工业文明向全球扩散的历史，实际上是文明史范式的一个特定阶段，二者只是在这一阶段用现代化范式和全球化范式来概括更能把握其特定的历史阶段特征而已。如果说，现代化主要从纵向角度演示人类的近现代文明进程，全球化则侧重于横向角度强调人类文明的联系与交流。
因此，只有认真研读经济史模块的课标，准确把握、理解课标的思路与要求，教师才能依据重点，简化教材，进行具体有效的教学设计，达到减负增效的教学效果。
（二）理顺基本内容。由于教科书的叙述存在着或过分简要，或容量过大，甚至条理不清的情形，历史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应根据教学内容的主旨及重点，依托新课程涉及的领域和范围，编织完善、合理的知识网络，帮助学生弄清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首先，要将基本史实条理化，复杂过程简约化。如“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新体系”，教材内容即可要点化概括为：一个中心（以美国为中心）、两个体系（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三大组织（IMF、WB、GATT）等三个方面。此外，在理清各课知识条理的基础上，还应适时对单元知识及大、小专题知识结构进行宏观整合。这不仅有助于学生更大跨度地纵横梳理知识结构，有利于掌握历史基础知识，还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及时地“三步一回头”，达成温故知新的学习效果。经济史教学量较大，面面俱到不容易讲清楚，也很难完成教学任务，故授课中要坚持简约知识结构，理顺基本史实的原则。
（三）讲清基础概念、讲透理论分析。经济史中涉及的经济基础概念、基本理论和观点，对于中学生而言相对陌生、抽象。历史老师要善于根据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在教学中要力求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地讲解经济史中的这些概念和基本理论、观点，切不可冗长。（1）历史概念力求讲清、讲白。如“海禁”与“闭关”，二者往往混淆。海禁在明清时期都实行过，但都是短期的，并非一贯的政策（明朝倭患平息，清朝平定台湾后都开禁）。而清朝的闭关则是长期的政策（根本原因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导致）。海禁主要是对内的防范，而闭关则主要是对外的消极防卫措施。此外，还有自然经济与小农经济、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原始资本积累与资本积累等概念间的区别。这些都是学习经济史中绕不开的基础概念，它们是学习理解经济史的重点，是历史思维的切入点，往往也是考试命题的着眼点。不少同学在考试中选择题丢分严重，其因素之一就是历史概念模糊不清。（2）基础理论和基本观点要讲全、讲透。如“为什么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最终形成？”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论证这一观点：（1）首先，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核心的世界分工格局最终形成，工业生产大范围、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各资本主义大国通过殖民扩张、瓜分世界、商品和资本输出及掠夺原材料，建立了完全根据本国利益为转移的国际分工体系。（2）大规模近代交通通讯系统的建立。两次工业革命，形成了联接世界的铁路网、海运、公路交通网络及通讯系统。（3）世界贸易以空前规模发展起来。（4）世界金融中心形成。伦敦成为工业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的金融中心。（5）股份公司的普遍化，甚至形成跨国公司。（6）列强对世界的瓜分进一步推进世界市场的形成。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新产品需要大量的铜、橡胶、石油等原料和能源资源，而这些正是欧洲国家缺乏的。这加剧了它们对世界市场的争夺，引发了列强瓜分世界，东西方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
总之，经济史教学中要根据学生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水平，联系社会实际和学生生活，深入浅出地讲授经济史教学中的相关理论和概念，注意把“历史”与“当下”联系起来，努力贴近学生生活，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史相关内容。
（四）教材内容简则增补，繁则简化。教材内容编写是对课程目标要求的一种诠释。由于课标的语言高度概括与浓缩，使得教材编写者在理解与把握课标中难免存在偏差，也造成了不同版本教材的课题篇幅往往繁简反差较大。以人民版经济史教材为例，专题六第3课“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的课标要求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等国家为例，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课标表述“言简”但“意不赅”，它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学习要求，第一层次“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等国家为例”，侧重于史实的铺垫，主要以美国为重点，让学生认识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新变化的具体表现及原因。而第二层次“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侧重于对资本主义新变化认识的概括提升（如实行国有化，建立国营企业；制定经济计划，指导经济发展；通过财政及税收政策调节社会生产；实行福利制度等）。在此，人民版教材内容与课标要求显然出入较大。人民版教材的此课内容包括了“发达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断调整的经济政策”、“美国的‘新经济’”、“战后的西欧和日本”等四个子目，不仅内容编写分量重，一些所涉概念也相当艰深，如美国的“新边疆”、“伟大社会”、“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等，师生理解显然困难；而有关课标的主题要求“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却未予以明确指出。人民版此课内容编写较明显地游离于课标之外，造成了教材内容的繁杂，对此需要化繁为简，否则将无法按时完成教学任务。而对于一些教材篇幅过于精要，不够丰满，不够完整的课题内容，则需要教师在备课时加以必要的补充完善，以便学生能够完整地理解和掌握历史知识。
一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为指导，贯穿全书的基本观点是:生产力进步是促进城市化进程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条件。正如作者所言:“如果没有人口的集中和由农业发展所产生的粮食剩余，就不可能产生城市生活。同样，农业的出现早晚会推动城市文明的发展。”(第31页)农耕文明时代城市的兴起和发展立基于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工业时代乃至后工业时代亦复如是。以大机器生产为主的工业时代生产方式，以其密集的产业经济和巨大的就业机会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同时还凭其技术优势扫除了梗阻在农村通往城市道路上的种种技术性和社会制度障碍，从而促成了“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第130页);服务型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后工业社会造成了工业城市经济的衰落和危机，导致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进入新的阶段，城市发展趋势呈“低密度的多中心结构，郊区化发展迅猛，大都市区呈现多中心结构，中心城市在大都市区中越来越难以发挥主导作用”(第210页)。
但社会是由万千有形或无形的因素构织而成的，历史是丰富而繁杂的。任何一种社会历史现象都不是由某一种因素单独促成的，也不是哪一方面因素始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是多方面因素辐揍的结果，人类文明中的城市发展史也不例外。正因为如此，所以在相同的经济社会形态下，城市发展的速度和城市生活的形态各不相同。如作者在书中所言的那样，不仅在农业时代的城市文明“具有多源性和自发性”，即便到工业化与城市化联系十分密切的现代社会，两者的步伐也并不相同，“即世界各国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排名与城市化率的排名是不一致的”。后工业时代各国的城市化演进方向和模式也同样存在着诸多的差异。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作者俞金尧、王章辉、孙群郎等诸位专家，均以治欧美史为主业，上述时间框架显然是以西方作为考量的典型，并不完全适用于探讨世界其他地区的城市发展进程。在内容叙述过程中所举的例证，也多以西方为主。作者在前言部分对此首先作了明确的交代:“我们叙述的重点在欧美国家，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有‘西方中心论’的倾向，而主要是因为从上述的几种经济类型及它们的先后转变来看，西方城市的发展比较有典型性。”(第5页)。也就是说，历时性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时代三大经济社会形态划分，主要是以西方城市发展背景为基础析出的“理想类型”，有异于此种发展经历的世界其他地区或国家因此被排斥在外。为了弥补这一缺失，该书另辟一章，专门论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并选择印度和拉美这两个与中国颇具比较意义的国家和地区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希图通过发掘他者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中国当今正在急速行进中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提供有益的借鉴。
通过这两部分的内容安排，整部著作既坚持了纵向的时间一贯性，又关照到横向的空间一体性，两者互为补充，在叙事模式上实现了纵与横、通与专、点与面的结合，是一部精心谋篇布局的学术研究佳作。
二
通过复述《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该著作在有限的篇幅里，精练地阐述和分析了人类漫长历史长河里城市的发展演进历程。其内在的价值可以用“简约而不简单”来概括。
首先，不简单体现在其基本概念的界定和理论框架的建立方面。据笔者调查，通史性的世界城市史著作不仅国内稀缺，在国外也并不多见。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因为现代城市史研究兴起晚，是一门仍处于混沌状态的年轻学科，①“尚未形成明确的模式”且现实需求并不急迫;另一方面，不像世界文明史那样有较为明确的理论分析框架和知识范畴，城市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实体，涉及建筑学、规划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哲学和文学等众多学科，每门学科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对“城市”的关注方向和理解也各不相同，甚至连最基础的一步—界定“城市”概念亦殊非易事。①在城市学和城市史研究都仅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欲撰写一部贯通世界历史的城市通史，真如作者所说的那样，一头撞进了“风险地带”。
面对令人困扰的复杂问题，作者化繁为简，高屋建领，撇开城市纷繁复杂的表象，把目光直接瞄准城市的核心本质，即城市在任何时间和不同空间都具有的共有特性。作者用一句话，把城市—无论古今中外的共有特性简明扼要地概括为“一批脱离了农业生产，以非农业活动服务于社会的人们的聚居之地”(第5页)。然后，循着这样的“城市”意涵，厘定城市文明的源头，考察城市文明在不同经济社会形态下的演生变化轨迹。
以社会劳动分工来界定“城市”，背后蕴含着一整套科学的理论体系，也即马克思主义城市发展观。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城市是生产力发展及社会劳动分工的产物。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一个民族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而“某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②其次，观点不简单。该书既没有遵奉特定的理论程式止步不前，也没有囿于已有的学界成说怯于突破。恰恰相反，作者坚持在厚密论证的基础上提出自成一说的新观点、新解释。譬如在城市起源论方面，解释文明与城市起源的学说五花八门，不同学者之间见仁见智，其中主要有柴尔德(V.GordonChilde)的剩余农产品说、简•雅各布斯(JaneJacobs)的贸易需求说、斯乔伯格(GideonSjoberg)的宗教起源说和马克斯•韦伯等人的防御需求说，等等。③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的工商业起源说影响尤大。④《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的作者也相信，剩余农产品和商业交换是城市形成不可或缺的要素，但这些并非城市能够形成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在农本经济时代，简单的贸易或商品交换的确可以推动市场的形成，但很难因为贸易而造成城市”(第57页)，欧洲中世纪长途贸易发达的诸多大型市集就是很好的例证。作者认为，政治权力才是最初城市形成的直接推手。其依据是，阶级的分化和国家的形成造就一批稳定地汇聚于一地的统治阶级队伍。这群脱离农业生产、以统治他人为职能的人群产生各种需要，“权力中心(因此)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工商业者，城市生活就这样慢慢地发育、生成”(第61-62页)。接下来作者还进一步论证，权力不仅缔造城市，也支撑城市的存在，决定城市的等级地位和繁荣程度。观察中古晚期以来的西方城市史，这样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最后，内容不简单。该书所述内容包括了经济社会史的方方面面，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城市在各个发展阶段的实体面貌、演变的趋势或走向，以及城市的社会生活形态和面临的问题矛盾等。在具体内容细节当中，涉及许多有价值的城市史题材，如城市空间的建筑和形制，不同时代行政官僚制国家的建立与城市化发展的关系，工业化时代的城市贫富分化、边缘群体、住房、交通、犯罪，城市规划新理论或新实践，城市公共空间与社交关系(sociability，权力监管与城市社会，等等。这些话题，都为进一步专门和深人的研究提供了指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材料丰富，其中参考的著述有不少是2012年—也就是书稿提交至出版社之时，才刚刚出版的，显示了作者在学术研究中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
三
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使整个社会从生产到生活方式乃至文化心理等各个层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深刻转变，由此推动了城市学研究的兴起并走向繁荣。之所以如此，原因正如《年鉴》杂志在1970年的“历史学与城市化”专号里所说的那样:“近数年来城市的发展让所有的人文科学行动起来，这不仅仅是为了设计城市开发方案，构思城市产生的特殊病理的救治药方，而是在更深层次上，有意识地和科学地探究看上去对我们社会至关紧要的物事。”
当下之中国，面临着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类似的情境:伴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向深度推进;从传统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急剧转型对智力资源的支持提出了需求。同样，在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大合唱当中”，历史学当然不能缺位。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历史学之于城市化进程有两方面不容轻视的功用。首先在现实层面，城市的发展规划和城市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了解城市过去的历史，才能找到合理的方案或正确的办法。这是因为，一方面，人类业已经历的城市化进程会给我们留下许多有益的经验或教训;另一方面，一座城市的发展模式应与它具体的区域地理环境相适应;城市规划也不应脱离传统的建筑、文化和日常生活习俗遗存。漠视历史智慧，不顾自然条件，在官僚主观意志主导下的城市化，很可能导致城市在外部与时展大势脱节，在内部与它所蕴含的社会生活不相协调。其次在精神层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人发展，城市人口日众，城市面貌骤变，城市生活方式与往日截然不同。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以及高度理性化的体制对人的奴役和异化，会让都市中人在精神上产生空虚与迷惘，滋生出对过去世界的好奇与乡愁。城市历史的重构可以让今天或未来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应该往哪里去，将精神的根系深深地延伸到“我们失去的世界”。
正因为上述原由，国内的城市史逐步兴起并在21世纪呈蓬勃发展之势。但总体来看，目前国内的城市史研究只能算是茁壮成长的幼苗，无论是中国城市史还是外国城市史都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地带有待开发。②《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就是世界城市史研究领域的一部拓荒之作。它以中国学者的理论体系和思维视角，以符合中国人阅读习惯的叙事方式，描摹了人类数千年经济社会演进史中的城市发展轨迹，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从学术方面来说，这部著作填补了我国在世界城市发展通史研究方面的空白，为国内城市史学者增添了一本有价值的参考书，为一般读者提供了了解人类城市文明前世今生的窗口。同时，对于一些开设外国城市史的高校，该书内容长短难易适度，是一本难得的教材。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该书以宏阔的通史目光，通过对世界城市发展史的历时性回溯，同时兼顾与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共时性比较，碍出了许多有启示价值的结论，值得当前正在大力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中国借鉴和反思。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主要有三点:1.健康的城市化是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的结果，凋敝衰败的乡村支撑不起真正繁荣的城市;2.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而不是土地空间的城市化，城市要有能力为那些流动进来的人口提供较为充裕的就业机会和相对公平的制度保障，才能避免城市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贫民窟的蔓延和高犯罪率等问题;3.在前现代的城市化进程中，政治权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近代以来的城市化是以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产业为依靠的，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今天更是如此。也就是说，新型的城镇化战略必须顺应近代以来的这种世界历史大势，即通过大力发展产业经济、进行市场化的制度建构，使城市成为国际经济体系链条的一部分，避免走通过权力扩张或转移手段来拉动城市发展的老路，才能突破前现代城市所受到的结构性限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的城市化。
四
《世界历史:城市发展和经济变革》一书以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社会三个次序相续的时代，作为叙述城市发展史的宏观时间框架。各时代在时间次序上虽具有历时性，但从根本上来说，它们仍然属于“社会类型”的范畴，有着自身的局限性。首先，与编年叙事方式相比，它导致历史叙述在纵向时间方面缺乏完整的连续性，那些较典型地反映各种经济社会形态下城市发展状况的时段—如中世纪晚期、工业化时代，成为论证的重点，而有关古典时代和近代早期方面的内容则相对较少。其次，在内容上，该书主要侧重于论述宏观经济社会形态与城市发展、城市内部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而对城市的建筑规划、实体形态、日常生活和文化心态着墨甚少。
但需要说明的是，所谓该书的“不足”，实际上是城市史乃至整个历史学面临的难解之题。姑且不论现实当中著述活动的篇幅限制，更重要的是，任何一种概念和历史理论都难以做到全方位地透视悠远混沌且广阔无垠的过去世界，尤其是面对城市这个几乎聚集了人类文明一切因素的复杂综合体。借用英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科本的话来解释就是:“历史哲学犹如探照灯之光柱”，历史实际上“取决于我们探视过去的光的投射方式，如果稍微变动一下角度，光柱可能在雾霭中迷失，或一幅新的图景进人清晰的光线之中”。
【关键词】初中历史教学现代教育技术新课改
一、前言
目前，现代教育技术已经渗透到学校教育领域，通过先进的技术将教学内容变得具体生动化，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历史课程标准》也明确提到，现代信息技术的引入可以为学生的历史学习提供更加方便的学习渠道，教师要善于利用多媒体技术组织课堂教学，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了适应新课程改革，将历史教学与现代教育技术有机结合在一起显得尤为必要。
二、现代教育技术在运用中应遵循的原则
1.情境性原则
初中历史教学中的信息储备量比较大，如果引入表现力强的多媒体技术，可以为学生展现真实的历史情境，让学生直观感受历史的发展变迁，让他们想象历史人物的不凡气度、雄才大略，进一步培养学生了解历史的能力，并促使他们从历史问题中获得启发。
2.辅助性原则
现代教育技术具有先进性，可以辅助初中历史教学。教师要根据每节课的具体内容和学生的现实情况灵活应用现代教育技术，但是不能以偏概全，要将现代教育技术与传统教育手段有机结合在一起，因为不是所有的教学内容都适合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我们教师在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时不能过于依赖它，比如在教学《二万五千里长征》这部分内容时，我为学生播放了《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遵义会议》等电影片段，为学生言简意赅地讲解红军长征的历史背景、过程和结果。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下，学生很容易就掌握了这部分历史知识，感受到了红军英勇坚强、坚忍不拔的英雄主义精神，也感受到了中国革命历程的坎坷，树立了热爱生活、热爱党的美好情感。
3.时效性原则
我们都知道初中历史教学旨在培养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发展学生的历史思维，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现代教育技术可以为学生提供有效的学习工具，在历史教学中，我们教师应该给学生提供足够的思考空间，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为学生提供一个可调控的，适合学生思考的学习情境，让现代教育技术为发展学生的历史思维和核心素养所服务，为学生适当渗透一些具有现代意义的史实资料，让学生敢于思考。比如在教学《经济大危机》这部分内容时，书本中只是简单介绍了美国爆发经济危机的原因和影响，但是美国经济危机是否与世界经济危机存在内在联系，这部分内容涉及不多，教师难以通过简单的语言为学生讲解这部分内容，进而难以使学生感受到美国经济危机的实质，在这种情况下，我利用现代教育技术补充相关知识，为学生播放一些其他国家发生经济危机的背景资料，包括各个国家民众对经济危机的态度，德国经济衰退、英国贸易保护等资料，然后让学生思考这些国家的经济危机是否与美国经济危机具有一定的联系。再为学生提供一些问题让他们思考：在经济危机来临之际，资本家为什么宁愿毁掉商品也不将这些商品用于救济他人？通过课外资料的补充和问题引领，学生可以进一步理解相关历史知识，发展他们的思维能力。
三、现代教育技术对初中历史教学的影响
1.推动历史教学的发展
现代教育技术可以将文字、图片、视频等要素结合在一起，推动历史教学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整合教学资源，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初中历史课程中的很多知识侧重于史实讲解，比较枯燥乏味，如果教师运用现代教育加护，将枯燥的史实变得具体生动化，可以满足学生的好奇心，激发他们的探索欲，集中他们的注意力，使他们更好地学习历史知识。
3.培养出适合时展的新型人才
新课程改革提出课堂教学要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初中历史教学要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可以为学生创造更加广阔的教学空间，使学生发挥自己的主体性思考历史知识，让他们从史实中获得启发，培养他们的是非观念，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善于思考，德才兼备，是符合时展的复合型人才。
一、宏观思维与微观思维相结合
宏观思维就好比是整个思维体系的钢骨架，是整体思维的经络，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与此相比，微观思维就好比是思维体系的血肉、细胞，是整体思维的灵魂，他更加生动具体。任何一门学科的宏观理论都可以起到很好的统率微观理论的作用，而对应的微观理论则是用来给宏观理论服务，更多的是阐述或论证宏观理论，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相辅相成、紧密结合。只要能把这两种思维方式有机的结合到一起，就可以在教学中做到深人浅出，纲举目张，让我们整个思维更具有递进性、层次性。宏观思维和微观思维二者间的区别是相对的，从局部看是宏观的东西，而从全面看往往却是微观。宏观东西的出现往往是以合的方式，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从宏观上来划分的话，其分为四大部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其中，辩证法又可以细分为对立统一（矛盾）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再比如，中国革命史从大宏观上细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而对于其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从小宏观方面又可以细分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当然，还可以相应的继续分下去，如对立统一规律中的同一性和斗争性这两种属性。如此思维方式，知识间的内在联系性表现的就相对比较明显，层次性也较为分明，既可以做到细致深入，又能够深入浅出地概括。
二、简单思维与复杂思维相结合
事物最本质的东西往往是其中最为简单的部分，复杂的东西往往显得比较无序，认识事物是为了更好的把握事物的本质，让思维更加简化。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从事物的表象入手，逐步实现对事物必然性的认识。简单与复杂二者的关系也是不可分割、紧密联系的，在简单中孕育复杂，而复杂中更包含简单，复杂的现象往往会蕴含、掩盖着本质。我们在进行思维活动时，一方面要学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样做的目的是让问题能够有序的显露出来，能够让思维更加的快捷、简洁，为最终复杂问题的解决做好准备。另一方面也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这样能让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掌握知识。
简单思维与复杂思维相结合的思维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生动地证明了著名华侨王安先生“在解决一个问题时有许多办法，往往最简单的办法是最科学的办法”。古人有云：“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神远而合藏不尽则简”，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三、横向思维与纵向思维相结合
纵向是思维在一维空间，它更多的是体现知识的贯通性、连续性以及解决我们知识的深度、发展及其前后联系；横向是思维在二维空间，体现出了知识的综合性、交叉性，它解决知识上面的相关汇流、广泛衔接问题。而横向思维与纵向思维相结合展示出的是一种思维的三维空间，知识整体的构建，知识网络的织成。运用这种方法，可以更好的克服思维的孤立性、片面性和记忆中存在的死记硬背的问题，在运用知识进行实际问题的解决时，做到各种知识的左右逢源、融汇贯通、得心应手。
纵向思维更加重视知识在前后方向上的联系，往纵深处发展，在历史科学上表现的尤为明显。曾说“无限的过去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以现实为渊源”，给我们指明了历史是过去了的现实，现实即将成为历史，历史与昨天、今天、明天紧密相联系。比如，建国以来我们的经济形式而言，我们先后经历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多种经济形式并存）、计划经济、商品经济（计划经济指导下）、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这些经济形式前后紧密相连，特别是我们现在所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存在着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局面。如果把各种经济形式与当时所处的历史时代横向联系起来思考，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较分析，我们就可以对中国经济全貌做一个大概的把握，更加认识到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经济建设上的重大突破及深远意义。
四、阶段思维与过程思维相结合
阶段与过程相结合动态的思维方法，也就是传统意义上我们说的动态思维方法。世上事物永远都处在发展变化中，每一个事物的存在和变化都会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和过程性。历史上存在的事物，不管是短暂还是漫长，都会经历一个产生、发展、灭亡的阶段过程。现实中的事物或是正处于萌芽阶段，或是已经形成，或是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更甚者可能正逐渐走向消亡。即使现在没有，将来才会出现的事物也需要经历这样的阶段和过程。而这一过程在概念上的反映就是表现为同一概念的再变动。如“人民”的概念，在民主革命时期指得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段、民族资产阶段，而改革开放直至现在，她所指的范围包含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业企主及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等。再比如，“火车”一词所反映的对象经历了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磁悬浮列车等的一系列变化。
关键词：历史；图表；教学
古人读史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左图右史”、“索象于图，索理于书”、“即图而求易”。可见，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与历史进行对话，图表是必不可少的。本文特就历史图表优化课堂教学谈谈我的看法。
历史图表大致可分为：历史地图、历史人物图、考古文物图片、漫画、统计表、坐标曲线图等。但无论哪一种图表，都是通过图、数字或线段的变化来承载信息的，许多抽象的东西仅靠语言阐释、文字的描述，往往难以马上理解，而辅以形象直观的图表，则能事半而功倍。
虽然新历史教材里的图表增加了很多，但在教材中某些地方，为了概括历史的完整性，以及史事的不失真，编者们往往采取文字简述的办法，难免会有主题不明确，重点不够突显的缺憾，这种情况下，适当地设计、巧妙地补充历史图表，使主题更明确，重点更突出，就变得很有必要。
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大陆的扩展》一课里，有一目叫“艰难的法兰西共和之路”，为了说明其共和之路的艰难，课文列举了1789年到1875年近90年的法国革命历程，但是在学生的头脑里，只是认识到法国革命的时间比较长，而没有意识到如何“艰难”。为了让学生更清楚的理解“艰难”一词，我设计了一个法国共和制确立过程示意图：
我用三条黄线，代表法国走过的三条不同的道路：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箭头方向，就是法国革命的路线历程，可谓是一波三折；而箭头旁的时间之处，则是法国曾经选择过的体制。通过曲线的三起两落，一方面可以充分说明法国在帝制和共和之间艰难徘徊，另一方面还可以暗示我们历史前进的总趋势。
这样设计，就把法国的共和之路给清晰、明了地勾画出来了，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把抽象的东西具体化，学生也学得更轻松了。
又如，在复习《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一课时，由于时间跨度比较大，考察的知识点多，为了更清晰的理解民族资本主义每个阶段的历史发展特征，我设计了这样一幅图：
在曲线的每个关键部位，我用英文字母标注，要求学生结合课文，指出A、B、C、D、E、F、G处大概的时间，归纳图中曲线“三起”和“三落”的原因，并进一步提醒学生，特别注意曲线的三个“点”：起点、转折点和终点。这样一来，学生能从图表中更清晰看到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的阶段特征，化繁为简，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也增强了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通过老师的点拨，学生的思维得到拓展，解题能力也得到了相应的提升，从而也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率。
再如，在《二战后苏联的经济改革》一课里，我们必然会提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诚然，这种体制使苏联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进展，但同时又产生并积聚了不少严重问题。学生在学习该课时必须要对苏联三位领导人的改革进行评价，进而理解、归纳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从人教版教材来看，课文只给出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经济增长图，而缺少了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经济数据，我感觉不够连贯，于是，为了说明三位领导人的改革成效，我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找出了戈尔巴乔夫在位时期苏联的经济发展状况，并制作了下面一个图表：
（资料来源：根据苏联有关年份国民经济统计资料编制。）
从表中的数据可以我们可以看出，苏联的经济可以说是每况愈下，最后到1990年竟然出现负增长。这就为后来讲述苏联的解体做了一个铺设。应该说，与课文提供的图表对比，我的图表内容更全面，信息更丰富，也更具有说服力。学生也更能从整体上去把握这节课的内容，御简驭繁，学习起来也就如鱼得水了。
但是有时候，我们为了使知识更系统化，还需要两幅图甚至更多，而教材并没有给我们，这就需要教师做足功课了。例如，在讲到大众传媒的变迁这一课时，我结合课文，设计了两幅图（如下），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网民的规模还是邮电的业务总量，其快速增长的关键点是2000年之后，于是，结合两幅图，我设计了这样一问：请根据网民规模的增长图说说中国邮电业务在2000年之后迅速发展的原因。学生很快回答出如网购，加入世贸组织等。从学生们的参与热情来看，我认为，我的这种教学模式，学生们是喜欢的，是有效果的。
总而言之，只要不断探索，熟练运用自制图表，使抽象知识具体化、零散知识系统化、复杂知识概要化，高效课堂就一定会形成。
参考文献：
【关键词】 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时间;产生条件
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何时?是如何产生的?本文欲对此作一简要分析和回答。
一、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
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是指人类早期的原始计量、记录行为,它是人类早期原始计量、记录思想的体现,是会计的萌芽阶段。关于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何时的问题,国内外会计学者均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一)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
郭道扬教授认为,会计的萌芽阶段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作为具有独立意义的会计特征,直到原始公社制末期或到达文明时代的初期才表现出来。1982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湖北财经学院郭道扬编著的《中国会计史稿(上册)》一书,标志着中国会计史系统研究的开端。随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了郭道扬的《会计发展史纲》,1988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郭道扬编著的《中国会计史稿(下册)》。郭道扬著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部级重点教材《会计史教程(第一卷)》也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郭道扬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会计史研究》一、二、三卷也已经出版。这些论著都进一步论证了他的观点。但1985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高治宇的《中国会计发展简史》,他认为,会计的产生和发展可追溯到原始公社末期。而1987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了文硕著的《西方会计史(上)》。书中的观点与郭道扬教授的看法一致,认为人类原始计量和记录时代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
(二)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国外学者则普遍倾向于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1605年,荷兰数学家、会计学家西蒙・斯蒂文所著的《传统数学》一书出版,其中第七章“古代簿记探测”,是最早的会计史研究专论,但当时会计史尚未发展成为一门科学。1933年,美国会计学家A・C・利特尔顿著的《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一书问世,奠定了会计史学科的基础。1912年,英国律师沃尔芙编著的《会计师与会计简史》在英国伦敦出版,人们习惯称该书为《沃尔芙会计史》。1977年,迈克尔・查特菲尔德著的《会计思想史》一书在美国问世。1985年,前苏联著名会计学家索科洛夫著的《会计发展史》一书由莫斯科财政统计出版社出版。西蒙・斯蒂文和A・C・利特尔顿均未在其论著中对会计萌芽的起源问题作专门论述。沃尔芙认为,尽管世界上最古老的商业文书是在公元前3 500年以前,但可以推断,记账在公元前4 000年左右就开始了。迈克尔・查特菲尔德则引用Richard Brown的观点,认为约7 000多年以前的巴比伦地区就出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商业记录。前苏联会计学家索科洛夫认为,人类对经济事项进行有目的的记录活动开始于6 000年以前。这些论断都说明人类早期会计行为出现在新石器时期。
通过比较上述国内外会计学者的不同观点可知:国内学者倾向于认为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国外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
二、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
解决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问题,而会计行为又是如何产生的呢?郭道扬教授认为,人类最初的会计思想与会计行为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是衡量人类会计思想、会计行为发生的先决条件,而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与陆续增加则是衡量人类会计思想、会计行为发生的具体条件。正是由于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人类才有可能在思维活动方面将生产、分配、储备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从而萌生了一种计量、记录思想,进而便产生了人类最古老的、最原始的计量、记录行为。
高治宇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会计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当人们有了剩余生产物,需要对生产活动进行计量、计算和反映时,会计的原始萌芽就产生了。除了生产发展这个先决条件外,另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这两个条件相结合,才可以说明会计的起源。总之,研究我国会计的产生,必须明确认识两方面,一方面,它的产生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数量概念的形成,计量、计算和反映方法的采用,为会计核算方法提供了重要条件。
索科洛夫认为,核算(即会计,下同,笔者注)的起源或萌芽状态对我们来说,将永远是个谜。我们只能确信:核算不是一下子产生的。最初人们还不需要核算,因为凭人的头脑就足以容下所有的经济情况,这倒不是说某人有其特殊的记忆力,而是由于经济的规模太小,有关的信息不多。只有在具备了某些条件后才有可能出现书面核算与账簿登记。首先,经济活动的发展应该达到相当广泛的程度;其次,必须要有文字和学会初等算术。文字的出现与算术的发展为核算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经营活动则有助于它的全面推广。
本文把郭道扬教授的观点归纳为“一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虽然郭道扬教授分析时提到了社会生产发展水平为先决条件,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和陆续增加为具体条件,但本文以为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和陆续增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如新技术(石器打制和磨制技术、石器钻孔技术、摩擦取火技术)、新工具(石球、标枪、骨器与角器工具)的相继发明和应用,因此,这两个条件实则表现为一个条件。本文把高治宇的观点归纳为“二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和数学的出现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本文把索科洛夫的观点归纳为“三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数学的出现和文字的出现三者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
三、人类早期会计行为与数学的关系
(一)郭道扬教授在分析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时,只提到了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和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这个条件,而没有提到数学条件和文字条件
其实,郭道扬教授是提到了这两个条件的。郭道扬教授认为,人类最初的计量、记录行为,其本身就表现为一种原始的“数学”行为,原始的会计行为与原始的数学行为是同时发生的。本文虽不同意郭道扬教授的这一观点,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一观点的理解,即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人类最初的计量行为(表现为数学,此时的数学为萌芽状态)、人类最初的记录行为(表现为文字,此时的文字为萌芽状态)到了人类社会有了生产剩余物品时才出现。
高治宇在分析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时,提到了两个条件:一个是“有了剩余生产物”,另一个是“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仔细分析第二个条件“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条件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有了计量、计算的方法”(表现为数学),第二层意思是“有了反映的方法(表现为文字)。
剩余产品的出现、数学的出现和文字的出现三者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
(二)由于国内外对“会计”、“数学”、“文字”等概念理解上的差异,国内学者基本上以“早期的萌芽状态”来理解这些概念,而国外学者却按“后期的特征状态”来理解这些概念
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一早一晚结论的出现,即:国内学者主张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距今约十万至二、三万年前),而国外学者则认为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距今约八千至五千年前)。
(三)会计与数学的关系源远流长,会计的发展离不开数学的支持和帮助
早期会计的出现依赖于数学的产生和运用,后期会计的发展更是依赖于数学的支撑,如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帕乔利出版的《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也译《数学大全》),1605年荷兰数学家西蒙・斯蒂文出版的《数学惯例法》(又译《传统数学》),均把会计作为数学问题的一部分进行论述,详细介绍了意大利的复式簿记。复式簿记是会计的基本记账方法,在会计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此外,像会计恒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账户余额的计算公式: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增加额-本期减少额,固定资产折旧额的计算,产品成本的计算等,都是数学原理在会计学中的具体运用。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著.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译.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M].人民出版社,1965.
[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人民出版社,1972.
[3] 中外数学简史编写组. 外国数学简史[M]. 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4] 李迪. 中国数学史简编[M].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5] 解恩泽,赵树智.数学思想方法纵横论[M]. 科学出版社,1987.
[6] 傅钟鹏.中华古数学巡礼[M].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7] 周金才,梁兮. 数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M].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
[8] 成圣树. 会计审计史辞典[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9] 孙邦治. 会计发展史[M].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10] 李孝林. 从江陵凤凰山10号墓简牍研究西汉早期会计史[J]. 北京商学院学报,1996,(2).
[11] 文硕. 文明古国的会计[M]. 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
[12] 高治宇. 中国会计发展简史[M].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13] 文硕. 西方会计史(上)[M]. 中国商业出版社,1987.
[14] 卢永华. 广义会计理论[M].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15] 郭道扬. 中国会计史稿(上册)[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
[16] 郭道扬. 会计发展史纲[M].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4.
[17] 郭道扬. 中国会计史稿(下册)[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18] 钱雪门,赵佩珏. 现代会计入门[M]. 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92.
[19] 郭道扬. 会计史教程(第一卷)[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20] 汤云为,钱逢胜. 会计理论[M].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21] 刘文龙. 古代南美洲的印加文化[M]. 商务印书馆,1983.
[22] (美)A・吉特尔曼. 数学史(欧阳绛译)[M]. 科学普及出版社,1987.
[23] (苏)鲍尔加尔斯基. 数学简史(潘德松、沈金钊译)[M]. 知识出版社,1984.
[24] (英)斯科特. 数学史(侯德润、张兰译)[M]. 商务印书馆,1981.
[25] (英)L・霍格本. 大众数学(上册)(李心灿等合译)[M]. 科学普及出版社,1986.
[26] (苏)索科洛夫. 会计发展史(陈亚民等译)[M]. 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
[27] (美)迈克尔・查特菲尔德. 会计思想史(文硕等译)[M]. 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
[28] (荷)海渥. 会计史(文硕等译)[M]. 中国商业出版社,1991.
[29] (美)A・C・利特尔顿. 会计理论结构(林志军等译)[M]. 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
【论文摘要】 国内学者倾向于认为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国外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笔者认为,剩余产品的出现、数学的出现和文字的出现三者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
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何时?是如何产生的?本文欲对此作一简要分析和回答。
一、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
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是指人类早期的原始计量、记录行为,它是人类早期原始计量、记录思想的体现,是会计的萌芽阶段。关于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何时的问题,国内外会计学者均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一)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
郭道扬教授认为,会计的萌芽阶段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作为具有独立意义的会计特征,直到原始公社制末期或到达文明时代的初期才表现出来。1982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湖北财经学院郭道扬编著的《中国会计史稿(上册)》一书,标志着中国会计史系统研究的开端。随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了郭道扬的《会计发展史纲》,1988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郭道扬编著的《中国会计史稿(下册)》。郭道扬著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部级重点教材《会计史教程(第一卷)》也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郭道扬教授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会计史研究》一、二、三卷也已经出版。这些论著都进一步论证了他的观点。但1985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高治宇的《中国会计发展简史》,他认为,会计的产生和发展可追溯到原始公社末期。而1987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了文硕著的《西方会计史(上)》。书中的观点与郭道扬教授的看法一致,认为人类原始计量和记录时代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
(二)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
国外学者则普遍倾向于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1605年,荷兰数学家、会计学家西蒙·斯蒂文所著的《传统数学》一书出版,其中第七章“古代簿记探测”,是最早的会计史研究专论,但当时会计史尚未发展成为一门科学。1933年,美国会计学家a·c·利特尔顿著的《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一书问世,奠定了会计史学科的基础。1912年,英国律师沃尔芙编著的《会计师与会计简史》在英国伦敦出版,人们习惯称该书为《沃尔芙会计史》。1977年,迈克尔·查特菲尔德著的《会计思想史》一书在美国问世。1985年,前苏联著名会计学家索科洛夫著的《会计发展史》一书由莫斯科财政统计出版社出版。西蒙·斯蒂文和a·c·利特尔顿均未在其论著中对会计萌芽的起源问题作专门论述。沃尔芙认为,尽管世界上最古老的商业文书是在公元前3 500年以前,但可以推断,记账在公元前4 000年左右就开始了。迈克尔·查特菲尔德则引用richard brown的观点,认为约7 000多年以前的巴比伦地区就出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商业记录。前苏联会计学家索科洛夫认为,人类对经济事项进行有目的的记录活动开始于6 000年以前。这些论断都说明人类早期会计行为出现在新石器时期。
通过比较上述国内外会计学者的不同观点可知:国内学者倾向于认为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而国外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
二、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
解决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问题,而会计行为又是如何产生的呢?郭道扬教授认为,人类最初的会计思想与会计行为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是衡量人类会计思想、会计行为发生的先决条件,而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与陆续增加则是衡量人类会计思想、会计行为发生的具体条件。正是由于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人类才有可能在思维活动方面将生产、分配、储备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从而萌生了一种计量、记录思想,进而便产生了人类最古老的、最原始的计量、记录行为。
高治宇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会计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当人们有了剩余生产物,需要对生产活动进行计量、计算和反映时,会计的原始萌芽就产生了。除了生产发展这个先决条件外,另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这两个条件相结合,才可以说明会计的起源。总之,研究我国会计的产生,必须明确认识两方面,一方面,它的产生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数量概念的形成,计量、计算和反映方法的采用,为会计核算方法提供了重要条件。
索科洛夫认为,核算(即会计,下同,笔者注)的起源或萌芽状态对我们来说,将永远是个谜。我们只能确信:核算不是一下子产生的。最初人们还不需要核算,因为凭人的头脑就足以容下所有的经济情况,这倒不是说某人有其特殊的记忆力,而是由于经济的规模太小,有关的信息不多。只有在具备了某些条件后才有可能出现书面核算与账簿登记。首先,经济活动的发展应该达到相当广泛的程度;其次,必须要有文字和学会初等算术。文字的出现与算术的发展为核算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经营活动则有助于它的全面推广。
本文把郭道扬教授的观点归纳为“一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虽然郭道扬教授分析时提到了社会生产发展水平为先决条件,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和陆续增加为具体条件,但本文以为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和陆续增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如新技术(石器打制和磨制技术、石器钻孔技术、摩擦取火技术)、新工具(石球、标枪、骨器与角器工具)的相继发明和应用,因此,这两个条件实则表现为一个条件。本文把高治宇的观点归纳为“二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和数学的出现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本文把索科洛夫的观点归纳为“三条件说”,即剩余产品的出现、数学的出现和文字的出现三者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
三、人类早期会计行为与数学的关系
(一)郭道扬教授在分析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时,只提到了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和生产剩余物品的出现这个条件,而没有提到数学条件和文字条件
其实,郭道扬教授是提到了这两个条件的。郭道扬教授认为,人类最初的计量、记录行为,其本身就表现为一种原始的“数学”行为,原始的会计行为与原始的数学行为是同时发生的。本文虽不同意郭道扬教授的这一观点,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一观点的理解,即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人类最初的计量行为(表现为数学,此时的数学为萌芽状态)、人类最初的记录行为(表现为文字,此时的文字为萌芽状态)到了人类社会有了生产剩余物品时才出现。
高治宇在分析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条件时,提到了两个条件:一个是“有了剩余生产物”,另一个是“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仔细分析第二个条件“有了计量、计算和反映的方法”,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条件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有了计量、计算的方法”(表现为数学),第二层意思是“有了反映的方法(表现为文字)。
剩余产品的出现、数学的出现和文字的出现三者共同促使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产生。
(二)由于国内外对“会计”、“数学”、“文字”等概念理解上的差异,国内学者基本上以“早期的萌芽状态”来理解这些概念,而国外学者却按“后期的特征状态”来理解这些概念。
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人类早期会计行为的起源时间一早一晚结论的出现,即:国内学者主张人类早期的会计行为起源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距今约十万至二、三万年前),而国外学者则认为会计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距今约八千至五千年前)。
(三)会计与数学的关系源远流长,会计的发展离不开数学的支持和帮助
早期会计的出现依赖于数学的产生和运用,后期会计的发展更是依赖于数学的支撑,如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帕乔利出版的《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也译《数学大全》),1605年荷兰数学家西蒙·斯蒂文出版的《数学惯例法》(又译《传统数学》),均把会计作为数学问题的一部分进行论述,详细介绍了意大利的复式簿记。复式簿记是会计的基本记账方法,在会计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此外,像会计恒等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账户余额的计算公式:期末余额=期初余额+本期增加额-本期减少额,固定资产折旧额的计算,产品成本的计算等,都是数学原理在会计学中的具体运用。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著.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译.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m].人民出版社,1965.
[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人民出版社,1972.
[3] 中外数学简史编写组. 外国数学简史[m]. 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4] 李迪. 中国数学史简编[m].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5] 解恩泽,赵树智.数学思想方法纵横论[m]. 科学出版社,1987.
[6] 傅钟鹏.中华古数学巡礼[m].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
[7] 周金才,梁兮. 数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m]. 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
[8] 成圣树. 会计审计史辞典[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9] 孙邦治. 会计发展史[m].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10] 李孝林. 从江陵凤凰山10号墓简牍研究西汉早期会计史[j]. 北京商学院学报,1996,(2).
[11] 文硕. 文明古国的会计[m]. 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
[12] 高治宇. 中国会计发展简史[m].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13] 文硕. 西方会计史(上)[m]. 中国商业出版社,1987.
[14] 卢永华. 广义会计理论[m].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0.
[15] 郭道扬. 中国会计史稿(上册)[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
[16] 郭道扬. 会计发展史纲[m].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4.
[17] 郭道扬. 中国会计史稿(下册)[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18] 钱雪门,赵佩珏. 现代会计入门[m]. 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92.
[19] 郭道扬. 会计史教程(第一卷)[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20] 汤云为,钱逢胜. 会计理论[m].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
[21] 刘文龙. 古代南美洲的印加文化[m]. 商务印书馆,1983.
[22] (美)a·吉特尔曼. 数学史(欧阳绛译)[m]. 科学普及出版社,1987.
[23] (苏)鲍尔加尔斯基. 数学简史(潘德松、沈金钊译)[m]. 知识出版社,1984.
[24] (英)斯科特. 数学史(侯德润、张兰译)[m]. 商务印书馆,1981.
[25] (英)l·霍格本. 大众数学(上册)(李心灿等合译)[m]. 科学普及出版社,1986.
[26] (苏)索科洛夫. 会计发展史(陈亚民等译)[m]. 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
[27] (美)迈克尔·查特菲尔德. 会计思想史(文硕等译)[m]. 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
[28] (荷)海渥. 会计史(文硕等译)[m]. 中国商业出版社,1991.
[29] (美)a·c·利特尔顿. 会计理论结构(林志军等译)[m]. 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