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法的基本原则是证券法基本精神的体现，贯穿证券发行、交易、管理以及证券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始终，在证券法体系中是处于最高的效力，证券法的具体制度是证券法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笔者认为证券法是民商法与公法在证券市场上相结合的产物，证券发行行为和交易行为无疑是特殊的民事行为，因此民法基本原则仍然成为证券法的基本原则，如证券法第4条规定“证券发行、交易活动的当事人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应当遵守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这就是完全的民法基本原则。由于公法的介入和影响，有些民法原则如“公平原则”在证券法中就转化为“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即“三公”原则，但这时，原则的法律定性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三公”原则不再是民法原则。由于“平等、自愿、有偿、诚实信用原则”在证券法中没有发生实质变化，而“守法原则”是一般法律的概然性原则，笔者不再赘述。在这里，笔者将进一步针对证券法的特有原则阐明其法理，这些原则是经济法原则在证券法领域的具体表现。现代经济法的规制领域主要在于宏观调控、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和市场监管等方面，其目的在于维护经济秩序、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和对市场弱者的保护。证券法的经济法原则可以概括为三大原则：(1)公开、公正、公平原则；(2)国家统一管理和证券业自律相结合的原则；(3)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下面分别阐述其法理。
一 公开、公正、公平原则
公开、公正、公平原则是证券法最基本的原则，它们是证券经济关系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它们最能反映证券法的特性，因而它们是证券市场法治的精髓。“三公原则”有一个共同的定语：“公”，表明了证券市场的社会性和整体性特征，也表明了“三公原则”不是体现个体本位的民法原则，而属于体现社会本位的经济法原则。
（一）公开原则
证券法的公开原则，包括两个方面：(1)证券发行人向公众披露有关信息资料，即证券发行人应及时、真实、充分和完整地向社会公开能够影响投资者决定的一切信息资料；(2)管理者的监视标准公开，处罚结果向社会公布。证券发行人的信息公开制度是信息公开原则的基础。美国对证券发行实行注册申报制，其基本信念是信息公开主义，这是美国1933年证券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依据这一原则，发行人需将所有关于发行人及其发行证券的信息或资料完全公开，不得有虚假、误导和重大遗漏，否则发行人要负刑事或民事责任。公开原则的目的是为了使投资者在实际投资前有机会判断投资的价值，发行人的责任到公开为止。美国1933年《证券法》规定，初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必须登记注册，并使用公开说明书。1934年《证券交易法》对此又作了补充，规定依1933年《证券法》注册并业已发行的公司和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必须依法定期作出报告，负有持续公开义务。这种持续公开义务的范围在1964年《联邦证券法》的修正案中更扩及到证券店头市场（注：参见诸葛霖等编译：《证券与证券交易》，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版，第206、207-208页。）。与美国注册申报制相对应的是核准制，证券发行人在遵守信息公开义务的同时，政府有权对证券发行人、证券发行人的行为及其提供的信息进行实质审查。核准制同样重视信息公开原则，它对信息公开的规制与注册制基本相同，它要说明的理念是：仅有信息公开原则是不够的，对信息公开进行必要的核准有利于实现保护投资者利益。就法律的开放性和成熟性而言，核准制的层次低于注册制，因为它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政府不相信证券发行人的公正性和投资者的能力。但就我国目前而言，只能实行核准制，因为我国的证券市场及其法治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证券发行人和投资者之间确实力量不均衡，需要政府加以规制。
我国《证券法》和相关法律对证券市场的信息公开制度也作了完整的规定：(1)规定了证券发行信息公开制度。（注：参见《证券法》第13、17、24、39、161、175、177、202条；《公司法》第88、140、166、206、207条。）信息公开的内容主要有招股说明书、财务会计报告、公司债券募集办法等，证券发行人提交的证券发行申请文件必须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2)规定了公司上市信息公开制度。股票和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申请经证券交易所同意后，发行公司应当在上市交易的五日前公告法律规定的上市有关文件，并将该文件置备于指定场所供公众查阅。（注：参见《证券法》第47、48、53、54条。）(3)规定了持续信息公开制度。《证券法》在第3章第3节专门规定了持续信息公开制度，详细、严明地规定了年度报告、中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的时间、内容和条件。并在第11章中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4)规定了上市公司收购的有关信息公开制度。（注：参见《证券法》第79、80、83、93条。）
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上存在较多的虚假信息，其中隐藏最深、危害最大的就是上市公司对其信息的操纵。这种信息操纵主要是有些上市公司高层或上市公司与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证券公司、大股东、证券咨询机构等联合起来，以虚假的或严重失实的报表、公告公之于众，误导广大中小投资者。“琼民源案”、“红光事件”影响极坏。另外，还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的问题，上市公司在披露重大信息事件之前，很少有不发生股价异动的情况。我国 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规范化建设主要就是解决好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和保密性三个方面。《证券法》对信息披露只是作了框架性的规范，信息披露的大量具体规范主要落在中国证监会身上。
但是，仅有证券发行和交易信息公开也是不够的，证券市场是个立体市场，包括着纵的行为和横的行为，即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横的行为；监管行为——纵的行为。行为的实施离不开信息。证券发行和交易的信息的发出者是证券发行人，相对人是证券投资者，信息的内容是影响证券投资收益的商业信息；证券监管行为的信息的发出者是证券管理者，相对人是证券市场主体，包括证券发行人、证券交易所、证券经营和服务机构以及证券投资者等等，其信息内容是监管规则和标准，以及对违法行为的处理结果等等。证券监管信息公开是管理法治化的需要，其直接受益者是证券市场主体，能够激发证券市场主体对管理主体的信任。我国《证券法》第15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定条件负责核准股票发行申请。核准程序应当公开，依法接受监督。”第172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制定的规章、规则和监督管理工作制度应当公开。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据调查结果，对证券违法行为作出的处罚决定，应当公开。”
（二）公正原则
证券法的公正原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法律所确认的标准和规则公正，同一规则适用于所有的当事人进行证券的发行和交易，在同一次证券发行和交易中，对所有的投资者的条件、机会都是相同的，不得因人而异。其二是管理行为公正，证券管理监督人员对任何证券发行、交易当事人都要一视同仁，执行同一规则，禁止一切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不公正交易行为的发生。证券法的公正原则与公开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公开本身就意味着公正，因为公开原则对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而不公开则谈何公正可言？公正原则和公开原则的目的都是实现公平原则。
规则公正是前提和基础。规则公正是法律正义的本质所在，也是法律关系的基础，没有规则公正，就无行为公正可言。但我国《证券法》在规则公正方面仍有许多问题，如对证券监管部门的管理权限的界定仍有不清晰的地方，对证券监管部门的行为没有规定行政救济制度；又如对法律责任的规范方面，偏重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淡化民事责任，而且对直接责任人的处罚规定不恰当。这对执法公正造成了不利影响，1999年，大庆联谊、东方锅炉、蓝田股份等上市公司的重大违法行为受到查处，一些人被重判，也有人被警告、罚款了事，而上市公司被罚高达百万，但“羊毛出在羊身上”，流通股股东本来就是欺诈行为的受害者，还要分摊罚款，真是雪上加霜。该罚的应该是具体责任人，因具体责任人的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予赔偿。
管理行为公正主要是针对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证券市场的监管行为而言。证券监管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要符合证券市场的运行规律。我国证券管理行为也存在有失公正的地方，由于我国过分强调股市融资的功能，导致政府通过二级市场升温逆向拉动一级市场扩容。政府不仅通过控制新股发行规模和掌握上市节奏来调控二级市场，而且在必要时直接干预，如《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等。政府的频繁干预导致投资者的非理性预期，这严重影响了证券市场经济规律的正常运行。要实现管理行为公正，必须将管理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管理者必须服从法律，公正地对待被管理者，同时赋予被管理者相应的权利，如异议权、申诉权、建议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等。
（三）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是指证券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是平等的，证券发行和交易按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人投资者都要公平对待给付，不得利用其优势压制对方，损害对方利益，公平原则是商品交易价值规律的基本要求。
公平原则与平等原则的侧重点不同，平等原则强调当事人的地位平等，立足于个人的身份，属于机会平等，在交易中只要双方的行为完全出于自愿，尽管不符合不等价交换原则，但如果双方均满意，就符合平等原则的精神。公平原则的基础是平等原则，没有当事人的地位平等，就谈不上公平。但公平原则不是从个人本位出发的，“公”有公共性、一般性和公开性之含义。公平原则侧重于从社会一般角度判断某项交易行为的价值要求和合理性，符合公平原则的交易行为也就符合价值规律，它兼顾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不仅仅是投资者与发行人、投资者与投资者之间的私人行为，而且具有巨大的市场扩散效应，单纯强调交易者的地位平等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市场很可能被那些具有资金、信息方面优势的人操纵。法律应从社会一般角度消除交易双方实质意义上的不平等，如禁止某些交易行为，判定某些交易行为无效。
证券法的公平原则的天平应向投资者一方倾斜，因为投资者是市场的弱者，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公开原则和公正原则是实现公平原则的两条重要途径。民事责任制度是公平原则的重要法宝。但我国证券法对民事责任的规范就违背了公平原则，只涉及到证券商的欺诈行为和中介机构的虚假行为（注：参见《证券法》第192、198条。），诸如操纵市场行为和内幕交易行为等不正当交易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法律并未规定行为者的民事责任，这就造成了符合民事责任的要件但不追究民事责任的结果，这种现象对受害者显然是不公平的。在操纵市场方面，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9条规定了操纵证券价格的民事责任，日本《证券交易法》规定：从事假象买卖、操纵市场行情者，应当依该违法行为形成的价格，向在证券市场上买卖该有价证券者或者办理委托买卖所遭受的损害者，负赔偿责任。（注：参见钟明霞：《证券商行为规范及法律责任探讨》，《深圳大学学报》第17卷第1期，2000年2月，第54页。）在内幕交易方面，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57条规定：“违反前项规定（指禁止内幕交易）者，应就信息未公开之前其买入或者卖出该股票的价格，与消息公开后10个营业日收盘平均价格之差额限度内对善意从事相反买卖之人之请求，将责任限额提高至3倍”。
二 国家统一管理和证券业自律相结合的原则
在世界范围内，按照监管主体的地位不同，证券监管体制可分为国家（政府）型监管主导体制和自律型监管主导体制。前者是国家对证券市场实行统一管理居于主导地位，后者是自律机构对证券市场的自我管理居于主导地位。国家对证券市场的统一管理是指通过国家证券立法，由政府的证券管理部门对全国证券市场履行监督管理职权，统一监督和管理。证券业自律管理就是由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对证券发行和交易及其相关活动，依据法律授权制定管理规章和业务规则进行自我约束和管理。自律组织代表的首先是市场参与者的利益，为了实现和保护自己的最大化利益，就要通过自律维护市场的公平交易；而矗立于市场之上的政府代表的是公众利益，是投资者的利益，为了增强公众和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政府需要通过立法、执法等手段维持市场的安全、秩序、公平和效率。
政府监管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在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阶段，政府奉行不干预主义。在市场经济发展到垄断阶段之后，政府的职能发生重大的转变，对市场竞争再也不能不管不问了，因为这时市场力量是不均衡的，极少数垄断集团控制着经济的命脉，非垄断者和消费者很显然处于被动的地位。因此，政府作为社会利益的总代表，必须站出来，对市场竞争进行调控和监管。证券市场是整个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垄断性远高于其他市场，而且证券市场参与者多，投机性强、敏感度高，不受地域限制，是一个具有高风险的市场，且其风险又具有突发性强、影响面广、传导速度快的特点，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和1997-1998年东南亚经济危机就是明显的例证。因此，政府对证券市场必须实行调控和监管。但政府监管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自律组织残缺不全，自律规则和功能不完整，或自律组织与政府形成对抗态势，而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微观行为并不十分熟悉，在这方面滥用权力对证券市场的 发展会产生阻碍甚至破坏作用。因此，从市场的实际出发，证券业自律具有某种不可代替性，自律组织比政府更熟悉证券市场的技术操作，证券业自律组织中聚集着一批优秀的专家，他们有敏锐的市场感觉，容易察觉违法者利用虚假信息操纵市场以及利用现有法律空隙逃避监管，因此，自律组织在执法检查、自律监控方面要比政府更有效率，更具有灵活性和预防性。这里，值得谈一谈英国的证券监管模式，英国以自律型监管为主导，自我管理由英国证券交易所、收购与合并委员会、证券业协会负责。证券交易所为证券市场的主管机关，负责检查上市说明书、监督上市公司的持续公开行为；收购和兼并委员会作为研究性的机构，制定了《收购和兼并手册》及《大量购买股份规则》专门用于调整公司股份收购中的一系列行为；证券协会是由有关专业协会代表组成的自愿性组织，其职能是制定、解释与执行条例。英国的自律型监管在实践中表现出灵活、效率和安全的优点：一是它为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市场的竞争提供了充分的便利条件；二是它不仅让证券交易商参与制定和执行证券市场管理规则，而且模范地遵守这些规则；三是自律机构对违法行为调查和处罚往往有充分的准备，反映迅速。
我国证券市场的现实条件、投资者的素质和证券立法决定了我国不是自律主导型监管模式，我国是国家（政府）主导型监管模式。《证券法》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派出机构，按照授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注：1999年，国务院对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进行了重大改革，将国务院证券委取消，合并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有权制定有关证券市场监督管理的规章、规则，依法制定证券业从业人员的资格标准和行为准则，依法对证券的发行、交易、登记、托管、结算活动进行监管，依法对发行人、上市公司、各类证券交易机构、中介机构进行监督管理，对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为了及时地掌握违法活动的事实和证据，严厉打击证券违法行为，证券法还对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赋予了必要的调查权和检查权，对当事人、被调查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进行询问，对有关资料和文件有权查阅、复制和封存，对非法转移和隐匿资金和证券的行为，可以申请司法机关予以冻结。如前所述，政府专门监管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应当吸收和借鉴自律监管的某些有效成分。美国属于政府主导型监管体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是全国证券市场的政府主管机关，但又适度引入英国证券监管体系的某些有效成份，证券交易所、证券商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我管理及证券经营机构的内部管理便成为美国证券监管体系不可或缺的内容，美国的全国证券商协会一方面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及证券法律、法规的严格规制，另一方面又制定了大量的行业规章制度，负责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的审查、考试，并设立、管理全国证券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NASDAQ)。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等实行不同的上市标准，相互之间开展平等、有序竞争，同时对会员单位依法实行管理，较好地处理了竞争与自律的关系。（注：参见宋玉勤、杨亮：《加强自律监管、防范金融风险》，《中国证券报》1998年3月31日。）在我国，证券交易所属于场内证券交易的自律组织，《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证券交易所是指依本法规定条件设立的，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为证券的集中和有组织的交易提供场所、设施，履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的职责，实行自律型管理的会员制事业法人。”证券交易所通过制定章程，具体规定证券交易所会员资格的取得、丧失和转让等问题，详细规定证券交易所成员违法或违反章程时的责任，还通过制定证券交易所业余规则和上市规则等，规范证券交易所成员的交易行为。证券交易所在场内交易的监管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足的是，《证券法》作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基本法，并专章规定了“证券交易所”，但没有规定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地位，这是立法的一个失误。我国《证券法》专章规定了证券业协会的设立、地位和职责等相关内容，并明确规定证券业协会属于自律性组织，但依照该规定的实质内容，证券业协会不具有真正的权威，它的功能主要是协调会员之间的关系。这主要是我国《证券法》没有确立场外交易的法律地位，而在国外，证券业协会主要对场外交易实施自律监管。笔者认为，场外交易确有存在的必要，它可以弥补场内交易的不足之处，使一些不够场内交易条件的有价证券也可以合法流通。对场外交易，笔者建议国务院制定专门法规，确立其法律地位，并赋予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监管职能，待条件成熟时，将其纳入修订后的《证券法》中。总而言之，我国应当在证券立法和证券法律实践上强化证券交易所的监管职能，包括制定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审核批准证券的上市申请，组织、监督证券交易活动，监管上市公司和对违规证券交易行为的处理等等。中国证券业协会应负起自律监管特别是场外监管的责任，履行规则制定、仲裁、协调和监督各交易场所的职责。但是，自律组织往往过于追求私人利益，大公司领导人入选证券业协会理事会的机会较多，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往往偏袒本公司利益；证券交易所为吸引更多的市场参与者，有可能放松对会员公司的监管，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些现象在我国证券市场上时有发生。因此，规范的监管体系就是自律与政府监管的有机结合，自律监管必须处于政府法定监管的调控之下，自律组织制定的规则和惩戒程序在生效前必须提交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国家统一监管和证券业自律必须建立在科学和完备的法律的基础上，实行法治监管，才能做到真正的协调一致。
三 分业经营、分类管理的原则
分业经营、分类管理原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证券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我国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的职能、业务范围是不同的。我国《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在我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的股票业务，也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注：参见《商业银行法》第43条。）《证券法》第133条规定：“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我国《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规定：“商业银行为证券期货交易资金清算透支或者为新股申购透支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该商业银行直接负责的高级人员给予开除的纪律处分，对其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撤职直至开除的纪律处分。”其次，就证券业本身来说，也存在一个分类管理问题。《证券法》规定，国家对证券公司实行分类管理，分为综合类证券公司和经纪类证券公司，综合类证券公司必须将其经纪业务和自营业务分开办理，业务人员、财务帐户均应分开，不得混合操作，否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注：参见《证券法》第119、132、200条。）
分业经营和分类管理的法理基础是国家宏观调控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在 证券市场的具体运用。证券市场是虚拟资本市场，证券是真实资本的纸制复本，证券权利是一种假想的权利，它可以脱离真实资本的运动而表现为证券市场的行情，由于没有有形物的可察觉性和可控制性，证券权利价值的市场波动直接与货币资金的对流有关。因此，证券权利包含着巨大的风险，金融业是以经营货币资本为主的行业，货币资本一旦与证券资本发生直接关联，风险极大，尤其是银行业，其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和居民的存款，银行巨额资金一旦进入证券市场，如果发生亏损，其真正的受害者还是存款人，这对存款人显然是不公平的。现阶段我国证券市场还是不发达的市场，证券市场和证券业风险比成熟的证券市场要大得多，如果允许各机构混合经营，就有可能造成大量银行、保险和信托资金进入证券市场，不仅对规范较小的证券市场带来很大冲击，而且有可能造成存款人、投保人和信托人资金遭受损失。在宏观上，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必然带来对于货币需求的周期性变化，当实体经济呈高速增长势态，必然需要大量的货币，当大量的企业纷纷向银行借款时，银行往往会因资金紧张而抛售所持证券，结果就可能造成证券市场上的价格下跌，信用链断裂，20世纪的众多的经济和金融危机验证了这个规律。事实上，我国银行信贷资金曾在1992、1993、1996年大量流入股市，造成股市的疯狂滥涨，市价严重的偏离其内在价值，政府责令银行资金撤出股市，又造成股市的暴跌，这对投资者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再从国际市场上来看，1929年大危机之前，美国市场上的投资、包销、经纪活动空前高涨，银行家们利用自己雄厚的资金在证券市场中横冲直撞。大量银行直接经营证券业务，或者通过组建证券子公司而控制经营证券业务。由于银行巨额资金的加入，使得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得了“股票市场疯狂症”，1921年股票交易额为1.7亿股，股票指数平均为66.24点，到1929年交易额达到21亿股，股票价格指数在该年9月达到569.49点，但泡沫泛起最耀眼的亮光时，正是破灭之始。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股票市场狂跌的浪潮阵阵涌来，迅速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从1929年末到1933年末，美国商业银行由23695家减少到14352家。从1929年到1930年，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价值从897亿美元，暴跌到156亿美元。（注：参见贝多广、吴清、肖远企著：《证券市场与金融机构》中国审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103-104页。）1933年3月，罗斯福出任总统，公布了一系列的金融法律法规，如《国民银行法》、《格拉斯—特加尔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联邦住房放款银行法》和《1934年国民住房放款法》。其中《格拉斯—斯特加尔法》就明确规定商业银行要与投资银行分开，商业银行不准经营证券发行、证券包销、证券经纪等业务；而投资银行也不能在经营上述证券业务的同时经营支票存款、存单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对商业银行的证券贷款实行严格限制；商业银行的人员不得在投资银行兼职；银行不得设立从事证券业务的分支机构和附属机构。这部法律被称作“格拉斯—斯特加尔墙”，标志着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野格局的形成。
[关键词]证券法；诚实信用原则；道德准则
一、证券市场呼唤诚信原则
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股份有限公司这一企业形态的盛行，证券已成为私人财产的一种重要形式，证券市场为其提供了迅捷变现的场所，间接地促进了个人财富流入企业。同时，证券市场作为国家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其所具有的沟通国民储蓄与企业资金的资本形成功能，是国家经济持续稳健发展的重要支柱。可见，证券市场的存在对现代资本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是证券市场是以证券这种特殊的商品作为交易对象的。证券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特点在于，证券商品的品质在交易前是无法勘察的，也不同于“经验”商品，即通过使用来揭示其内在品质的商品。它是一种“信任”商品，即其商品的内在品质要通过出售者提供的信息方能揭示。“因为证券本身并无实质的经济价值，它只是远离实际投资、生产和消费的价值符号，其价格不过是对资本未来收益的货币折现，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具有浓重的主观色彩”。这种特性使得证券投资人对于证券价值的判断，必须依赖于发行人所提供的信息。这就是证券市场与其它产品劳务市场的不同。证券市场作为虚拟资本运行的特殊市场，必然产生最集中地汇集各种信息的客观要求，通过信息波动价格产生波动。在证券市场，信息如灯标对于夜航者，指引着社会资金流向各企业。但证券市场却存在信息不完全问题，这使得证券市场成为充斥着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市场，解决的办法在于消除不完全信息或不对称信息，信息的获取和对称的过程就是不确定性和风险减少的过程。
信息的不完全是指决策所依赖的信息在总量上是不充分的、在交易主体之间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与客观事实存在偏差的情况，具体又可表现为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准确的情形。造成信息不完全的主要原因在于信息的搜寻、搜集和处理都存在成本；人的利己心(经济人偏好)会促使信息优势方人为地隐蔽或扭曲释放有关信息，从而加剧了信息的不完全性。产生经济学理论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即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信息优势方利用对方无法进行有效监督的条件，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所做出的不利于对方的行为)。这样，虚假信息、欺诈客户等现象也就出现了。信息不完全会影响到市场机制运行的结果，影响到市场均衡状态和经济效率；有损于投资者的信心，破坏证券市场博弈的首要要求——公平竞争。可见，如何建立一套完备的法律制度，以维护信息公平，提高信息效率，成为确保投资者的信心与利益、实现资本优化配置的关键所在，而信息获取的公正、公开与公平，反欺诈、反操纵就应该成为该套法律制度的核心问题，这恰好是诚实信用原则在证券法中的具体体现。
二、证券法中诚信原则的内含及地位
《证券法》第四条规定，“证券发行、交易活动的当事人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应当遵循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可见诚实信用是我国《证券法》的基本原则。在证券法各项基本原则中，诚信原则更强调行为人依照主观善意行事。它要求证券市场参与者应该以最大善意进行证券活动，任何人不得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而滥用证券权利，义务人也应在诚实信用原则下，善意履行义务，不应借机损害他人的利益。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将证券法中的诚信原则表述为：在当事人从事证券活动中，应进行民事行为信息的充分披露，以谋求各方利益较量所应遵循的准则。根据该定义，我们可得出证券市场诚信须具备两个要件：(1)行为要件，指信息的披露充分，包括法律的主客观评价和道德的人性基础；(2)结果要件，指利益的较量均衡，体现出市民社会中的利益追求。所谓信息，指与证券交易有关的所有资讯，包括信息披露方的个人情况等。行为要件要求交易各方获取的信息须对称。所谓利益，这里是指适法的意思效果利益，结果要件就要求在行为要件的前提下，达到各方的选择目的，两个要件缺一不可。交易是市民社会的普遍行为，但不意味是其唯一的行为；善意只是诚信内涵的一似是而非的描述，所以，唯坚持依诚信的行为和结果两个要件判断，方可进行法律认定和实践操作；否则，将会造成法律的专制与实践的混乱。
诚信原则是证券法的基本原则，是统摄证券法全部法律规则，经过高度概括、抽象的基本准则，在证券法律规范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它贯穿于证券法始终，是证券法的基本精神的体现，是证券立法、执法、司法活动以及证券交易活动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是证券法律规范的高度概括与抽象，在证券法各具体制度中，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
1．诚信原则具备成为证券法基本原则的品格。证券法究竟应当确定哪些基本原则，学界有过许多的争论。我们认为，若取得证券法基本原则的资格，必须具备如下的品格：第一，基本原则必须体现整个证券法的最基本的理念，即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者的权益，而诚信原则体现了证券法的这一理念及宗旨。第二，基本原则必须贯穿于整个证券法中，体现在主要的证券法律制度、规则当中，是对主要证券法律制度的高度的概括与抽象。因此，某个特定证券法领域的原则不能作为整个证券法的基本原则。英国学者麦考密克曾经指出：“原则表达了详细的法律规则和具体的法律制度的基本目的……，法律原则正是规则与价值的交汇点。原则，即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准绳。证券法的基本原则体现了证券法的基本价值，是证券法的本质和特征的集中体现，是高度抽象的、最一般的民事行为规范和价值判断准则。证券法的基本原则，蕴涵着证券法调控证券活动所欲实现的目标、所欲达致的理想，集中体现了证券法区别于其他法律，尤其是行政法和经济法的特征。它贯穿于整个证券立法，确立了证券立法的价值取向，是制定证券法制度和规范的基础。比如关于信息披露原则、反内幕交易原则、反欺诈原则、反操纵市场原则等，皆是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现。第三，基本原则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而非具体的规则，不能直接作为解决法律问题的依据，尤其是不能作为法官裁判案件的直接依据。反之如果能够直接作为裁判的依据，则可作为某一个法律规范中的具体原则。但不能作为证券法的基本原则。
2．诚信原则之所以成为证券法的基本原则源自于其正当性。法律原则并不以既有法律的明示为限，它的存在样态是多样的。法律原则的效力或其权威性主要不在于国家权力、强制威胁，而是立基于其内容的正当性，原则的遵守‘是公平、正义的要求，或者是其它道德层面的要求’。而诚实信用是证券市场正常交易的前提，是交易各方共同的要求，是具有正当性的。
3．诚信原则作为证券市场的基本原则是道德层面的要求。从伦理角度看，“法律原则通常是维系社会存在的最低限度或极具共识的道德要求。法律是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安排，同时寄寓着一定的伦理诉求。‘法律秩序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它必须达到被认为具有约束力的道德规范的最低限度，任何法律秩序都是以道德的价值秩序为基础的’。”尤其是诚信原则是极具包容的法律原则，作为规则的源头，体现了证券法的意义脉络和价值追求，从伦理角度看是维系证券市场正常交易秩序的最低的道德要求，或者是应然意义上具有共识的价值，背离了诚信法则，将使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遭到根本破坏。
4．证券市场的诚信原则是《证券法》明文规定的，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和稳定性。由此，诚信原则是证券法极为重要的基本原则。
三、证券法中诚信原则与“三公”原则的关系
“三公”原则指公开原则、公平原则和公正原则。公开原则要求证券市场具有充分的透明度，要实现市场信息的公开化。公平原则要求证券市场不存在歧视，参与市场的主体具有完全平等的权利。公正原则要求证券监管部门在公开、公平原则的基础上，对一切被监管对象给予公正待遇。
证券市场是产权经济的集中体现。而产权经济关系是社会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关系，是其他一切经济关系的基础。实践与理论告诉我们，产权关系得以维系的关键是诚信，可以说产权经济是诚信经济，证券市场是诚信市场。公开、公平、公正是诚信原则的延伸，也是诚信原则的具体体现。
诚信原则与公开、公平和公正，构成证券法相互补充的共同原则。相比较而言，诚信原则强调证券市场参与者的主观态度，而公开、公平和公正原则更强调证券市场行为评价标准的客观性。其中，公开原则强调证券发行人的行为状况，公正原则强调证券监管者的行为合理性，公平原则更强调交易关系的结果公平，因此，诚信原则若与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相结合，将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证券法基本原则的功效。而诚信原则应当是三公原则得以实施的首要条件，是三公原则的核心和灵魂。试想．如果没有诚信作基础，那么三公原则将失去其精髓；如果公开披露的信息是虚假的，不真实的，那公开又有何意义，公平、公正也就无从谈起。
四、证券法中诚信原则的本质
根据我国一些学者的观点以及证券市场的特点，证券市场诚实信用原则的本质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诚实信用为证券市场经济活动的道德准则。诚实信用原则的目标，在于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中，诚信原则要求尊重他人利益，以对待自己事物之注意对待他人事物，保证法律关系的当事人都应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不得损人利己。当在某些情况下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失去平衡时，应进行适当协调，使利益平衡得以恢复，由此维持一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在当事人与社会利益关系中，诚信原则要求当事人不得以自己的活动损害第三人和社会的利益，必须以符合其社会经济目的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利。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诚实信用已成为一切市场参加者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它要求市场参加者符合于“诚实商人”的道德标准，在不损害其他竞争者、不损害社会公益和市场道德秩序的前提下，去追求自己的利益。
2．诚实信用原则为道德准则的法律化。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准则，但被立法者规定为民商法规范之后，从而使该道德准则成为了人人必须遵守的法律原则。
3．诚实信用原则的实质在于授予法院以自由裁量权。诚实信用原则的内容极为概括抽象，其内涵与外延具有不确定性。这实质是以模糊规定或不确定规定的方式把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交给了法官。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诚实信用原则体现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要履行自己的义务，这种义务包括承诺、合同以及其他方面。履行义务，从法律上讲有两个层次的概念：首先必须认真履行自己承诺的义务和合同上规定的义务，当进行交易的时候或进行投资行为的时候，应当了解对方的信用状况，也就是要了解对方履行义务、承担责任以及承担法律责任来赔偿债务的能力。这两个机制的完善最重要的是要在法律上有所规定，怎样才能够更严格地去执法。举例来说，过去证券市场上由于招股说明书的虚假，可以把连续三年的亏损说成是连续三年的盈利，一旦出现了问题之后，也没有人去认真追究其民事责任，也没有人去认真追究其刑事责任，只不过是一种违规行为而已。但在今天，这样的行为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由于招股说明书中的虚假行为，已经对证券市场的信用构成了严重的侵害，法院可以要求当事人对于这种虚假和欺诈行为给股民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
五、证券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与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法律原则，首先是为了适应调整市场交易需要而出现的，它不是法学家头脑的产物，而是交易的必然表现。先有交易，然后才有调整交易的法律；先有交易，然后才有法律的诚实信用原则。这不仅说明了调整交易的法律基础是市场交易，而且也说明了诚实信用原则的经济基础是市场交易。诚实信用原则以市场交易为基础，并用以调整市场交易行为，因此，诚实信用原则是证券法的基本原则。作为商法中的特别法，证券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与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在调整对象、基础、价值、内容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区别。首先，从其调整对象来说，证券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调整证券市场交易范围内的行为，民法诚实信用原则调整与家庭有关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次，证券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是以资本经营为基础的，资本运营和资本结构优化中无不贯彻着诚实信用原则。例如，证券发行、交易活动是包涵了资本结构优化和资本营运在内的法律行为，我国《证券法》第24条规定：“证券公司承销证券，应当对发行募集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发现含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不得进行销售活动；已经销售的，必须立即停止销售活动，并采取纠正措施”，则是资本运营中诚信原则的具体表现。再次，证券法具有商法的开放性、发展性的特性，其原因在于社会情况变迁，商业因之而发生变化，商事法必须随着社会已发生或存在之事实，亦步亦趋，始能适合实际需要。与之相比，民法中之诚实信用原则的稳固性显而易见。民法具有固定性与继续性，往往因袭援用修改不易。正因为民法不易修改，而商法发展迅速，故而近代大陆法系国家多在民法典外制订商法典，方能适应现实环境，随时作相当之修改。民法的固定性和继续性，表现在诚实信用原则上导致了该原则的相对封闭性，民法中的诚信原则形成千余年来，无论是在物权领域，人身权领域，还是在继承法、婚姻法领域，均没有太大的发展，并且适用的领域也鲜有增加，其稳固性于此可见。又次，证券法中的诚信原则表现在主体和行为两个方面，民法中诚信原则主要表现在行为方面。诚实信用原则在经历了长期适用于行为领域后，为交易上调动资金的需要，开始适用于商主体领域。在目前结构最复杂的商主体——公司中，诚实信用原则也随处可见了。而且，诚实信用原则在商主体中的适用本身也经历着一个复杂化、扩大化的过程。目前在作为商主体的公司中，在公司治理结构、管理机制、监督机制等方面，诚实信用原则也都逐渐渗透其中。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则不然，其适用长期固守在法律行为方面，即使后来有民事组织出现，诚实信用原则在其中的适用也是少量而简单的，在整个民法中所占的数量微乎其微。同时，证券法中诚信原则与技术性关系密切。证券法上的技术性，是与一般私法意义上的伦理性相对而言的。证券法偏重技术性，是因经济发展日趋复杂，以简单的方法不足以达到交易便捷、确实、公平和安全的目的，需依仗复杂的技术方能解决。同时，诚实信用原则又是交易存在之命脉所在，无诚信原则则交易不能进行，证券法调整证券市场交易关系，必须将两者紧密结合，才能使证券法更好地发挥作用。
六、证券法中诚信原则的功能
首先，证券法中之诚实信用原则指导证券市场主体的交易活动，证券市场主体从事证券行为，应本着诚实、善意的内心状态进行，不得有欺诈、胁迫、滥用权利之举，并需对法律或约定未做规定之必要义务进行履行。证券法中之诚信原则此项功能简而言之即指导证券市场主体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之功能。其次，诚信原则借法官之手作用于证券行为或证券法律，以实现公平正义的法律后果，即诚实信用原则为法官自由裁量提供了机会。具体可分为：解释补充证券行为；解释补充证券法律。此外，台湾学者林诚二教授认为诚信原则具有法修整机能和法创设机能，法修整机能是指为制定法适合时代社会之进展需要而具之制定法修正机能。法创设机能是指为适用时代需要，而创设与制定法相反之机能。再次，证券法中之诚信原则的终极功能，是指隐藏于证券法表层功能背后，于市场交易的功能。诚信原则要求证券主体在从事证券行为时善意、信用、诚实，不得欺诈、胁迫，这些在市场交易中都包含着深刻的经济义理，从不同的方面推动市场交易的发展。具体可以表现为降低交易费用、保证交易安全、促使交易确实、平衡交易利益、提高交易效率等方面。
七、证券法中的诚信原则对证券市场法治化的意义
诚实信用是立法之本、守法之本，也是执法之本，对证券市场法治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诚信原则与证券市场法治的关系。证券市场法治与诚信原则是内在的统一。诚信是证券市场的基石，遵循诚信原则将极大地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证券市场的公平和公正，推进投资者利益保护，促进社会和市场秩序和谐有序。然而，诚信具有抽象化特征，为了充分发挥诚信机制的调控功能，诚信必须以法治形式外在化，诚信遂与法治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代文明社会中，法治包裹着诚信的实质内容，诚信则作为法治的具体表达方式，两者构成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而法治约束力最终体现为，无论行为人内心是否高尚，无论行为人是否蔑视法治，但任何人都不能违背法治标准，这就基本满足国家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实际约束。在利益最大化驱使下的现代证券市场中，单纯启迪行为人诚实守信显然不足，必须借助法治手段善加调控。
2．诚信是证券市场法治化的现实基础。制度的功能在于增强经济生活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有人断言，“确定性是和谐之母，因而法律的目的就在于确定性。”证券市场稳定的市场预期，是证券市场法治化的现实基础。当管理者试图遏制市场参与者过度追求短期利益的投机和失信行为时，就必须给予市场参与者取得长期利益回报的稳定预期。我国证券市场制度变革具有很强的外生性，从而导致了政策的不确定性及制度的易变性，影响了人们建立起对市场的正常预期。而诚信是一种长期利益回报机制，立法者和政府必须给予人们以获得长期回报的信心。从宏观的角度来看，长期回报预期只能建立在证券市场的市场化基础上，证券市场化程度较低，按市场规律预期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也将降低，不确定因素相应增加，参与者信心必然受到影响。我国证券市场化程度较低，行政化色彩较浓，这给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未来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证券市场的非市场化色彩越重，消除诚信缺失的难度越大。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我国证券市场的非市场化主要体现在证券发行控制和股权分置等方面，这些问题导致了参与者选择更激烈的投机。短期行为无需考虑诚信，所以导致了失信行为的频发，如操纵市场和内幕交易以及虚假信息披露等行为。而提高证券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此期间，法律的规制，是给予市场各方主体以信心和稳定预期的主要手段，是建立证券市场诚信机制的主要途径，而诚信原则通过具体法律规则的不断细化，正可担当此任。
由此可见，国家应当通过构建长期的诚信体制，使得诚信者能够确切地知道今天的诚信会换来明天的财富。加快证券市场法治化进程，增强投资者及各方参与者的未来预期，是我国证券市场消除诚信缺失的基本手段。
3．诚信原则对于证券市场发展和秩序的维护起着重大作用。著名法学家张文显教授在其主编的《法理学》中，曾这样描述：“法的价值体系是由目的价值系统、评价标准系统和形式价值系统三个子系统组成的，目的价值系统在整个法的价值体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它是法的社会作用所要达成的目的，反映着法律制度所追求的社会理想；评价标准系统是用来证明目的价值的准则，也是用以评价形式价值的尺度；形式价值系统则是保障目的价值能够有效实现的必要条件，离开了形式价值的辅佐，目的价值能否实现就要完全由偶然性的因素来摆布。法的目的价值、评价标准和形式价值之间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失去任何一方，都会导致法的价值体系的瘫痪和死亡。”由此，法律以其严格的执法程序对社会制度等做出规范，法律的价值对于维护社会交易信用的稳定和市场的发展以致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和完善都有极大的促进和指导作用。在证券市场中，由于其“新兴”加“转轨”的特性，诚信法则对证券市场秩序的保障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一个发展完善的证券市场离不开运作良好的信用机制，而由法律保障以及道德约束的信用机制在证券市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见，诚实信用原则是证券市场的基石，它决定着证券市场的发展。
4．诚信原则是强制性义务。作为法律原则，诚信已经成为法律所强制规定的一项义务，违背该项义务即为违法，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诚信作为法律义务主要是约定义务和法定义务。在股票发售活动中，发行人与认购人之间存在股票认股合同关系；在股票交易活动中，客户与证券公司之间存在股票认购合同关系；客户与客户之间则会发生股权转让的合同关系。合同形式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承诺或单方承诺，上升为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约定义务。这种义务是有法律约束力的，不可违背。否则，就要承担违约的法律责任。从而以法律形式强化了市场主体之间的诚信关系，提高了证券市场诚信水平，也促进了法治建设。
[关键词]证券法；诚实信用原则；道德准则
一、证券市场呼唤诚信原则
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股份有限公司这一企业形态的盛行，证券已成为私人财产的一种重要形式，证券市场为其提供了迅捷变现的场所，间接地促进了个人财富流入企业。同时，证券市场作为国家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其所具有的沟通国民储蓄与企业资金的资本形成功能，是国家经济持续稳健发展的重要支柱。可见，证券市场的存在对现代资本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只是证券市场是以证券这种特殊的商品作为交易对象的。证券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特点在于，证券商品的品质在交易前是无法勘察的，也不同于“经验”商品，即通过使用来揭示其内在品质的商品。它是一种“信任”商品，即其商品的内在品质要通过出售者提供的信息方能揭示。“因为证券本身并无实质的经济价值，它只是远离实际投资、生产和消费的价值符号，其价格不过是对资本未来收益的货币折现，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具有浓重的主观色彩”。这种特性使得证券投资人对于证券价值的判断，必须依赖于发行人所提供的信息。这就是证券市场与其它产品劳务市场的不同。证券市场作为虚拟资本运行的特殊市场，必然产生最集中地汇集各种信息的客观要求，通过信息波动价格产生波动。在证券市场，信息如灯标对于夜航者，指引着社会资金流向各企业。但证券市场却存在信息不完全问题，这使得证券市场成为充斥着不确定性和风险的市场，解决的办法在于消除不完全信息或不对称信息，信息的获取和对称的过程就是不确定性和风险减少的过程。
信息的不完全是指决策所依赖的信息在总量上是不充分的、在交易主体之间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与客观事实存在偏差的情况，具体又可表现为信息不充分、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准确的情形。造成信息不完全的主要原因在于信息的搜寻、搜集和处理都存在成本；人的利己心(经济人偏好)会促使信息优势方人为地隐蔽或扭曲释放有关信息，从而加剧了信息的不完全性。产生经济学理论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即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信息优势方利用对方无法进行有效监督的条件，在最大限度地增进自身效用时所做出的不利于对方的行为)。这样，虚假信息、欺诈客户等现象也就出现了。信息不完全会影响到市场机制运行的结果，影响到市场均衡状态和经济效率；有损于投资者的信心，破坏证券市场博弈的首要要求——公平竞争。可见，如何建立一套完备的法律制度，以维护信息公平，提高信息效率，成为确保投资者的信心与利益、实现资本优化配置的关键所在，而信息获取的公正、公开与公平，反欺诈、反操纵就应该成为该套法律制度的核心问题，这恰好是诚实信用原则在证券法中的具体体现。
二、证券法中诚信原则的内含及地位
《证券法》第四条规定，“证券发行、交易活动的当事人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应当遵循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可见诚实信用是我国《证券法》的基本原则。在证券法各项基本原则中，诚信原则更强调行为人依照主观善意行事。它要求证券市场参与者应该以最大善意进行证券活动，任何人不得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而滥用证券权利，义务人也应在诚实信用原则下，善意履行义务，不应借机损害他人的利益。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将证券法中的诚信原则表述为：在当事人从事证券活动中，应进行民事行为信息的充分披露，以谋求各方利益较量所应遵循的准则。根据该定义，我们可得出证券市场诚信须具备两个要件：(1)行为要件，指信息的披露充分，包括法律的主客观评价和道德的人性基础；(2)结果要件，指利益的较量均衡，体现出市民社会中的利益追求。所谓信息，指与证券交易有关的所有资讯，包括信息披露方的个人情况等。行为要件要求交易各方获取的信息须对称。所谓利益，这里是指适法的意思效果利益，结果要件就要求在行为要件的前提下，达到各方的选择目的，两个要件缺一不可。交易是市民社会的普遍行为，但不意味是其唯一的行为；善意只是诚信内涵的一似是而非的描述，所以，唯坚持依诚信的行为和结果两个要件判断，方可进行法律认定和实践操作；否则，将会造成法律的专制与实践的混乱。
诚信原则是证券法的基本原则，是统摄证券法全部法律规则，经过高度概括、抽象的基本准则，在证券法律规范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它贯穿于证券法始终，是证券法的基本精神的体现，是证券立法、执法、司法活动以及证券交易活动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是证券法律规范的高度概括与抽象，在证券法各具体制度中，具有普遍的法律效力。
1．诚信原则具备成为证券法基本原则的品格。证券法究竟应当确定哪些基本原则，学界有过许多的争论。我们认为，若取得证券法基本原则的资格，必须具备如下的品格：第一，基本原则必须体现整个证券法的最基本的理念，即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者的权益，而诚信原则体现了证券法的这一理念及宗旨。第二，基本原则必须贯穿于整个证券法中，体现在主要的证券法律制度、规则当中，是对主要证券法律制度的高度的概括与抽象。因此，某个特定证券法领域的原则不能作为整个证券法的基本原则。英国学者麦考密克曾经指出：“原则表达了详细的法律规则和具体的法律制度的基本目的……，法律原则正是规则与价值的交汇点。原则，即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准绳。证券法的基本原则体现了证券法的基本价值，是证券法的本质和特征的集中体现，是高度抽象的、最一般的民事行为规范和价值判断准则。证券法的基本原则，蕴涵着证券法调控证券活动所欲实现的目标、所欲达致的理想，集中体现了证券法区别于其他法律，尤其是行政法和经济法的特征。它贯穿于整个证券立法，确立了证券立法的价值取向，是制定证券法制度和规范的基础。比如关于信息披露原则、反内幕交易原则、反欺诈原则、反操纵市场原则等，皆是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现。第三，基本原则具有高度的抽象性而非具体的规则，不能直接作为解决法律问题的依据，尤其是不能作为法官裁判案件的直接依据。反之如果能够直接作为裁判的依据，则可作为某一个法律规范中的具体原则。但不能作为证券法的基本原则。
2．诚信原则之所以成为证券法的基本原则源自于其正当性。法律原则并不以既有法律的明示为限，它的存在样态是多样的。法律原则的效力或其权威性主要不在于国家权力、强制威胁，而是立基于其内容的正当性，原则的遵守‘是公平、正义的要求，或者是其它道德层面的要求’。而诚实信用是证券市场正常交易的前提，是交易各方共同的要求，是具有正当性的。
3．诚信原则作为证券市场的基本原则是道德层面的要求。从伦理角度看，“法律原则通常是维系社会存在的最低限度或极具共识的道德要求。法律是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和安排，同时寄寓着一定的伦理诉求。‘法律秩序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它必须达到被认为具有约束力的道德规范的最低限度，任何法律秩序都是以道德的价值秩序为基础的’。”尤其是诚信原则是极具包容的法律原则，作为规则的源头，体现了证券法的意义脉络和价值追求，从伦理角度看是维系证券市场正常交易秩序的最低的道德要求，或者是应然意义上具有共识的价值，背离了诚信法则，将使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遭到根本破坏。
4．证券市场的诚信原则是《证券法》明文规定的，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和稳定性。由此，诚信原则是证券法极为重要的基本原则。
三、证券法中诚信原则与“三公”原则的关系
“三公”原则指公开原则、公平原则和公正原则。公开原则要求证券市场具有充分的透明度，要实现市场信息的公开化。公平原则要求证券市场不存在歧视，参与市场的主体具有完全平等的权利。公正原则要求证券监管部门在公开、公平原则的基础上，对一切被监管对象给予公正待遇。
证券市场是产权经济的集中体现。而产权经济关系是社会经济活动中最基本的关系，是其他一切经济关系的基础。实践与理论告诉我们，产权关系得以维系的关键是诚信，可以说产权经济是诚信经济，证券市场是诚信市场。公开、公平、公正是诚信原则的延伸，也是诚信原则的具体体现。
诚信原则与公开、公平和公正，构成证券法相互补充的共同原则。相比较而言，诚信原则强调证券市场参与者的主观态度，而公开、公平和公正原则更强调证券市场行为评价标准的客观性。其中，公开原则强调证券发行人的行为状况，公正原则强调证券监管者的行为合理性，公平原则更强调交易关系的结果公平，因此，诚信原则若与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相结合，将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证券法基本原则的功效。而诚信原则应当是三公原则得以实施的首要条件，是三公原则的核心和灵魂。试想．如果没有诚信作基础，那么三公原则将失去其精髓；如果公开披露的信息是虚假的，不真实的，那公开又有何意义，公平、公正也就无从谈起。
四、证券法中诚信原则的本质
根据我国一些学者的观点以及证券市场的特点，证券市场诚实信用原则的本质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1．诚实信用为证券市场经济活动的道德准则。诚实信用原则的目标，在于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中，诚信原则要求尊重他人利益，以对待自己事物之注意对待他人事物，保证法律关系的当事人都应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不得损人利己。当在某些情况下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失去平衡时，应进行适当协调，使利益平衡得以恢复，由此维持一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在当事人与社会利益关系中，诚信原则要求当事人不得以自己的活动损害第三人和社会的利益，必须以符合其社会经济目的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利。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诚实信用已成为一切市场参加者应遵循的道德准则。它要求市场参加者符合于“诚实商人”的道德标准，在不损害其他竞争者、不损害社会公益和市场道德秩序的前提下，去追求自己的利益。
2．诚实信用原则为道德准则的法律化。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准则，但被立法者规定为民商法规范之后，从而使该道德准则成为了人人必须遵守的法律原则。
3．诚实信用原则的实质在于授予法院以自由裁量权。诚实信用原则的内容极为概括抽象，其内涵与外延具有不确定性。这实质是以模糊规定或不确定规定的方式把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交给了法官。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诚实信用原则体现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要履行自己的义务，这种义务包括承诺、合同以及其他方面。履行义务，从法律上讲有两个层次的概念：首先必须认真履行自己承诺的义务和合同上规定的义务，当进行交易的时候或进行投资行为的时候，应当了解对方的信用状况，也就是要了解对方履行义务、承担责任以及承担法律责任来赔偿债务的能力。这两个机制的完善最重要的是要在法律上有所规定，怎样才能够更严格地去执法。举例来说，过去证券市场上由于招股说明书的虚假，可以把连续三年的亏损说成是连续三年的盈利，一旦出现了问题之后，也没有人去认真追究其民事责任，也没有人去认真追究其刑事责任，只不过是一种违规行为而已。但在今天，这样的行为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由于招股说明书中的虚假行为，已经对证券市场的信用构成了严重的侵害，法院可以要求当事人对于这种虚假和欺诈行为给股民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
五、证券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与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法律原则，首先是为了适应调整市场交易需要而出现的，它不是法学家头脑的产物，而是交易的必然表现。先有交易，然后才有调整交易的法律；先有交易，然后才有法律的诚实信用原则。这不仅说明了调整交易的法律基础是市场交易，而且也说明了诚实信用原则的经济基础是市场交易。诚实信用原则以市场交易为基础，并用以调整市场交易行为，因此，诚实信用原则是证券法的基本原则。作为商法中的特别法，证券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与民法中诚实信用原则在调整对象、基础、价值、内容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区别。首先，从其调整对象来说，证券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调整证券市场交易范围内的行为，民法诚实信用原则调整与家庭有关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次，证券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是以资本经营为基础的，资本运营和资本结构优化中无不贯彻着诚实信用原则。例如，证券发行、交易活动是包涵了资本结构优化和资本营运在内的法律行为，我国《证券法》第24条规定：“证券公司承销证券，应当对发行募集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发现含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不得进行销售活动；已经销售的，必须立即停止销售活动，并采取纠正措施”，则是资本运营中诚信原则的具体表现。再次，证券法具有商法的开放性、发展性的特性，其原因在于社会情况变迁，商业因之而发生变化，商事法必须随着社会已发生或存在之事实，亦步亦趋，始能适合实际需要。与之相比，民法中之诚实信用原则的稳固性显而易见。民法具有固定性与继续性，往往因袭援用修改不易。正因为民法不易修改，而商法发展迅速，故而近代大陆法系国家多在民法典外制订商法典，方能适应现实环境，随时作相当之修改。民法的固定性和继续性，表现在诚实信用原则上导致了该原则的相对封闭性，民法中的诚信原则形成千余年来，无论是在物权领域，人身权领域，还是在继承法、婚姻法领域，均没有太大的发展，并且适用的领域也鲜有增加，其稳固性于此可见。又次，证券法中的诚信原则表现在主体和行为两个方面，民法中诚信原则主要表现在行为方面。诚实信用原则在经历了长期适用于行为领域后，为交易上调动资金的需要，开始适用于商主体领域。在目前结构最复杂的商主体——公司中，诚实信用原则也随处可见了。而且，诚实信用原则在商主体中的适用本身也经历着一个复杂化、扩大化的过程。目前在作为商主体的公司中，在公司治理结构、管理机制、监督机制等方面，诚实信用原则也都逐渐渗透其中。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则不然，其适用长期固守在法律行为方面，即使后来有民事组织出现，诚实信用原则在其中的适用也是少量而简单的，在整个民法中所占的数量微乎其微。同时，证券法中诚信原则与技术性关系密切。证券法上的技术性，是与一般私法意义上的伦理性相对而言的。证券法偏重技术性，是因经济发展日趋复杂，以简单的方法不足以达到交易便捷、确实、公平和安全的目的，需依仗复杂的技术方能解决。同时，诚实信用原则又是交易存在之命脉所在，无诚信原则则交易不能进行，证券法调整证券市场交易关系，必须将两者紧密结合，才能使证券法更好地发挥作用。
六、证券法中诚信原则的功能
首先，证券法中之诚实信用原则指导证券市场主体的交易活动，证券市场主体从事证券行为，应本着诚实、善意的内心状态进行，不得有欺诈、胁迫、滥用权利之举，并需对法律或约定未做规定之必要义务进行履行。证券法中之诚信原则此项功能简而言之即指导证券市场主体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之功能。其次，诚信原则借法官之手作用于证券行为或证券法律，以实现公平正义的法律后果，即诚实信用原则为法官自由裁量提供了机会。具体可分为：解释补充证券行为；解释补充证券法律。此外，台湾学者林诚二教授认为诚信原则具有法修整机能和法创设机能，法修整机能是指为制定法适合时代社会之进展需要而具之制定法修正机能。法创设机能是指为适用时代需要，而创设与制定法相反之机能。再次，证券法中之诚信原则的终极功能，是指隐藏于证券法表层功能背后，于市场交易的功能。诚信原则要求证券主体在从事证券行为时善意、信用、诚实，不得欺诈、胁迫，这些在市场交易中都包含着深刻的经济义理，从不同的方面推动市场交易的发展。具体可以表现为降低交易费用、保证交易安全、促使交易确实、平衡交易利益、提高交易效率等方面。
七、证券法中的诚信原则对证券市场法治化的意义
诚实信用是立法之本、守法之本，也是执法之本，对证券市场法治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诚信原则与证券市场法治的关系。证券市场法治与诚信原则是内在的统一。诚信是证券市场的基石，遵循诚信原则将极大地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证券市场的公平和公正，推进投资者利益保护，促进社会和市场秩序和谐有序。然而，诚信具有抽象化特征，为了充分发挥诚信机制的调控功能，诚信必须以法治形式外在化，诚信遂与法治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代文明社会中，法治包裹着诚信的实质内容，诚信则作为法治的具体表达方式，两者构成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而法治约束力最终体现为，无论行为人内心是否高尚，无论行为人是否蔑视法治，但任何人都不能违背法治标准，这就基本满足国家对现实社会关系的实际约束。在利益最大化驱使下的现代证券市场中，单纯启迪行为人诚实守信显然不足，必须借助法治手段善加调控。
2．诚信是证券市场法治化的现实基础。制度的功能在于增强经济生活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有人断言，“确定性是和谐之母，因而法律的目的就在于确定性。”证券市场稳定的市场预期，是证券市场法治化的现实基础。当管理者试图遏制市场参与者过度追求短期利益的投机和失信行为时，就必须给予市场参与者取得长期利益回报的稳定预期。我国证券市场制度变革具有很强的外生性，从而导致了政策的不确定性及制度的易变性，影响了人们建立起对市场的正常预期。而诚信是一种长期利益回报机制，立法者和政府必须给予人们以获得长期回报的信心。从宏观的角度来看，长期回报预期只能建立在证券市场的市场化基础上，证券市场化程度较低，按市场规律预期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也将降低，不确定因素相应增加，参与者信心必然受到影响。我国证券市场化程度较低，行政化色彩较浓，这给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未来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证券市场的非市场化色彩越重，消除诚信缺失的难度越大。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我国证券市场的非市场化主要体现在证券发行控制和股权分置等方面，这些问题导致了参与者选择更激烈的投机。短期行为无需考虑诚信，所以导致了失信行为的频发，如操纵市场和内幕交易以及虚假信息披露等行为。而提高证券市场的市场化程度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此期间，法律的规制，是给予市场各方主体以信心和稳定预期的主要手段，是建立证券市场诚信机制的主要途径，而诚信原则通过具体法律规则的不断细化，正可担当此任。
由此可见，国家应当通过构建长期的诚信体制，使得诚信者能够确切地知道今天的诚信会换来明天的财富。加快证券市场法治化进程，增强投资者及各方参与者的未来预期，是我国证券市场消除诚信缺失的基本手段。
3．诚信原则对于证券市场发展和秩序的维护起着重大作用。著名法学家张文显教授在其主编的《法理学》中，曾这样描述：“法的价值体系是由目的价值系统、评价标准系统和形式价值系统三个子系统组成的，目的价值系统在整个法的价值体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它是法的社会作用所要达成的目的，反映着法律制度所追求的社会理想；评价标准系统是用来证明目的价值的准则，也是用以评价形式价值的尺度；形式价值系统则是保障目的价值能够有效实现的必要条件，离开了形式价值的辅佐，目的价值能否实现就要完全由偶然性的因素来摆布。法的目的价值、评价标准和形式价值之间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失去任何一方，都会导致法的价值体系的瘫痪和死亡。”由此，法律以其严格的执法程序对社会制度等做出规范，法律的价值对于维护社会交易信用的稳定和市场的发展以致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和完善都有极大的促进和指导作用。在证券市场中，由于其“新兴”加“转轨”的特性，诚信法则对证券市场秩序的保障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一个发展完善的证券市场离不开运作良好的信用机制，而由法律保障以及道德约束的信用机制在证券市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见，诚实信用原则是证券市场的基石，它决定着证券市场的发展。
4．诚信原则是强制性义务。作为法律原则，诚信已经成为法律所强制规定的一项义务，违背该项义务即为违法，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诚信作为法律义务主要是约定义务和法定义务。在股票发售活动中，发行人与认购人之间存在股票认股合同关系；在股票交易活动中，客户与证券公司之间存在股票认购合同关系；客户与客户之间则会发生股权转让的合同关系。合同形式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承诺或单方承诺，上升为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约定义务。这种义务是有法律约束力的，不可违背。否则，就要承担违约的法律责任。从而以法律形式强化了市场主体之间的诚信关系，提高了证券市场诚信水平，也促进了法治建设。
wto对证券市场的基本要求:证券市场的开放服从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基本原则，其主要有以下六项基本原则，即最惠国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参与原则、市场准入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逐步自由化原则。其中前三项原则为一般性原则，各缔约方在所有服务贸易领域都必须遵守。而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和逐步自由化原则则属于特定义务，需要各缔约方经过谈判达成具体承诺并加以执行。《服务贸易总协定》对证券市场开放的要求，是由其基本的法律原则所决定的：
（1）在可协商的原则中，对于逐步自由化原则，外资渴望进入中国证券市场，但目前中国坚持仍然会开放b股市场，但是a股不能开放。美方则坚持提出开放整个证券市场。对于这个要求，中国仍然坚持金融部门的开放必须循序渐进。并且因为人民币尚不能自由兑换，直接开放外资进入的可能性不大。近年来中国证监会曾经提出研究组建中外合作投资基金的可能性，以基金的形式吸收外资进入，采取组建中外合作基金形式的可能性极大。
（2）就证券市场准入原则来说，各缔约方的证券市场应该向其它缔约方开放，除非在承担义务清单中明确规定，否则，任何缔约方不得限制外资进入本国证券市场，包括限定其最高股权比例或对单个的或累计的外国投资实行限制；不得要求缔约方必须通过特定法人实体或合营企业从事证券业务；不得限制境外投资者的数量，包括采用数量配额、垄断、专营服务提供者等方式；不得限制外资经营证券业务的总量。
（3）就证券市场的国民待遇来说，缔约方给予外国证券投资及投资者的待遇不得低于给予本国证券投资及投资者的待遇，包括投资品种、投资数量、投资比例等方面都不应有差别。就证券市场的透明度来说，除紧急情况之外，每一缔约方必须将其与证券市场有关的法律、法规、行政命令及所有的其它决定、规定以及习惯做法，最迟在生效之前予以公布，以便给国内外市场主体有充分的时间予以了解和掌握，尽量使得市场环境变得可以预见，并进而决定自身的行为取向。
二、加入wto对中国证券业的影响
1.wto给中国证券市场带来的机遇
（1）加入世贸有利于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从而有利于证券市场人气回升。此外，加入世贸还有利于长期建设性国际资本放心地进入我国市场，扩大外商来华投资。加入世贸也有利于我诮械牟到峁沟髡轿弧?
（2）我国宏观调控手段将加快市场化步伐，股市对有关政策调控工具的反应将更加灵敏。加入世贸后我国将逐步放开金融服务市场，国际金融资本进出我国的频率将会加快，通过市场手段调控国际资本的供求成为必然选择；而加入世贸后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需要综合考虑国内外利率水平的对比及市场状况，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国家通过有关政策工具调控证券市场的有效性将逐渐加强。
（3）中国保险和银行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将有利于中国证券市场资金来源的扩大。在此次中美贸易谈判后，国家可能有限度地进行中外合作基金等试点，并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逐步在证券市场中引进国外投资性资金。通过完善法规、加强监管，我国证券市场有条件引进一部分规范化的国际资金，发挥国际资金支持我国股份制改造的功能。
（4）效益不断下降的国有大企业重组任务更为迫切，可以更充分地发挥证券市场的作用。从其他国家加入世贸前后经济发展情况看，由此带来的机遇往往大于挑战，关键是我们要积极主动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由于产品老化，技术更新步伐慢，业绩不可避免大幅下滑，因此发挥证券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对趋于衰落的行业和上市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是必然之举，而业绩较差的国有大型上市公司则首当其冲。
2.wto给中国证券市场带来的不利影响
（1）证券市场主体行为有待规范。目前中国证券市场中的各种违规、违法行为很多，这就要求在不过多干预正常的市场运作的同时实现证券市场的规范化，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上市公司的质量是证券市场和证券业发展的基石，由于对证券市场的功能定位存在偏差，实践中不少上市公司成为欺骗投资者和"圈钱"的现象；上市公司的恶意包装、信息披露不规范、内幕交易、报表式重组等不规范行为，可以说是难以言数；机构投资者往往"力大欺人"，利用资金优势和与上市公司的恶意串通，操纵市场的行为亦时有发生；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应有的独立亦往往被扭曲。
（3）我国证券市场的规模有待于优化和提高。就我国证券市场的规模来说，与国际成熟证券市场相比差距很大。到1999年1月底，纽约证券交易所3105家上市公司的市价总值已达到10.5万亿美元，那斯达克(nasdaq)的市价总值为3万亿美元，东京股票交易所的市价总值为2.5万亿美元，伦敦交易所为2.3万亿美元，法兰克福为1.2万亿美元。而到1998年底，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数为851家，发行总股本为2345.36亿元，市价总值19505.64亿元。另外，我国国民经济的证券化率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1998年我国证券市场市价总值占gdp的比重为24.4％，流通市值占gdp的比重为7.26％。而在1996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证券化率则分别是，美国115.6％、英国151.9％、加拿大83.9％、澳大利亚79.5％、荷兰96.5％、新加坡159.7％、日本67.2％。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证券化率也远高于我国的水平，1996年，韩国为28.6％、泰国为53.9％、墨西哥为31.8％、印度为34.4％、埃及为20.9％。可见，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规模过于狭小，难以发挥资本市场对国民经济应有的支撑作用。且投资者结构与发达市场有差距，沪深两市有投资者3908.95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资金不大的个人投资者，且下岗职工占很大比重。机构投资者数量有限，经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就市场的品种结构来说，除股票市场有一定的规模外，国债、企业债券市场和基金市场的规模都很有限。我国证券市场的这种规模和结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作用的发挥。
（4）证券市场运行机制有待于优化。突出地表现为计划与市场机制、行政手段与法律手段等运用尚不协调。由于缺乏对证券市场的管理经验，监管中有时不知不觉地因循着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或行政干预来管理证券市场，如上市企业的选择、企业上市目标市场的选择、上市额度和发行价格的确定等，都有很强的计划经济的痕迹。
（5）作为证券市场主体的证券经营机构尚不具备与国际券商竞争的能力。与国外的证券经营机构相比，我国券商存在的不足是我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现实障碍。其主要表现在：我国券商普遍规模较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券商间业务结构雷同，主要集中在一级市场的承销业务、二级市场的经纪业务和自营业务上，券商无自己的经营特色；券商业务单一，创新能力不足，企业并购、资产证券化、财务顾问、创业基金等现资银行业务还有待开拓；券商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往往因为管理失控而引致经营风险。因此，一些观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开放我国的证券市场，很可能对我国证券业和证券公司构成致命的冲击。
三、证券业面对加入wto的对策
在我国证券业系统竞争能力薄弱，券商规模较小、创新不足的情况下，短期内全方位地开放证券市场，势必对我国的资本市场，以致对整个金融秩序和经济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为此，采取有效措施，按照wto的原则要求构建并优化我国证券市场的运行机制，培育有竞争力的市场运行主体，主动地面对对外开放后的国内证券市场的国际竞争，进而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的竞争，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是证券业面对开放的策略。
（1）积极研究wto的基本原则，充分利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相关规定和例外条款，确立结构性的对外开放证券市场的基本策略。从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时间来讲，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证券业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属于弱势产业，因此，要充分利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相关规定和例外条款，根据我国证券业的发展状况，逐步地分阶段地开放我国证券市场。就证券市场的准入形式来说，继续扩大跨境服务方式的外国券商的商业介入，鼓励自然人移动方式提供的投资咨询、项目策划、财务顾问等投资银行业务的对外开放，对于我国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海外融资业务的跨境消费予以支持。而对于以商业存在方式在我国境内从事证券市场相关业务的则加以适当控制，近期在扩大国外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在国内设立代表处的基础上，扩大中外合资投资银行的试点范围。
2009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修改后的证券法，并将于2009年1月1日起施行。本次通过的新证券法，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许多方面大幅修改了证券法的原有规则，以保护公众投资者利益为重，解决了现行证券法制上存在的一些漏洞问题；调整了现行证券法多项重大的禁止性规定，为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创新留下必要的法律空间；加强对上市公司及证券公司的监管，强化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以及高管人员诚信义务和法律责任。总的来说，本次证券法修改在基本方向上是进步的，是卓有成效的，为我国证券法制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更加复杂化、多样化和宽松化的证券法制将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发挥深远的影响和显著的作用。 一、证券法调整范围的扩大 现行证券法在立法时对于证券的概念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按照证券法的原有规定，证券法规范的证券仅仅指股票、公司债券以及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这实际上将政府债券及相关的品种排除在证券概念的范围之外；这一规定其实是使政府债券在发行与交易上取得了豁免适用证券法的特权。证券法的本次修订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证券概念的内涵，将证券法的适用范围扩展于股票、公司债券、政府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份额，以及证券衍生品种等等，从而纠正了证券法最初立法时的错误；这就大大拓展了证券法的调整范围，使得证券法成为了一部能够管制各种类型证券的基本法律。 二、证券发行制度的完善 此次修订在发行制度上明确了公开和非公开发行证券的界限；从法律上确定了保荐人制度；建立了证券发行前公开披露信息制度，提高发行审核透明度；完善了公开发行的法定条件、法定程序和纠错机制，严格了发行人和保荐人的民事责任和赔偿责任；由证券交易所行使上市审核权，提升了交易所的监管能力。但是，在将公开发行的定义为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和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二百人值得商榷。因为在证券发行中，发行对象不可能是不特定多数人，在销售证券时双方必定是特定当事人。各国法律在确定证券公募和私募界限时，首先以其是否使用公开招募手段或公开招揽手段为标准，由此会推动相关的广告规则、招揽规则之发展（我国目前商人不时采用的招揽俱乐部会员、一平方米产权会员其实均为募集行为）。另一方面，各国法律均以三十人至五十人为私募标准，因此向特定对象发行界限应以五十人至一百人之间为宜，二百人以上的范围将给私募以太大的空间；其实在一百人以下的标准上，发行人通过合伙持股安排、委托持股安排、信托持股安排等已经可以将私募人数扩大数倍。 三、证券交易制度的变革 从一定意义上说，证券法本次修改中最根本的改变是关于证券交易制度的改变，这一变革取消了现行《证券法》中的诸多禁止性规定，为证券市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国现行《证券法》中实行单一的现货交易原则，禁止证券期货交易和证券期货品种，这就限制了作为一般制度的股指期货和股票期权品种的发展，导致缺少做空机制的单边市场问题；我国现行《证券法》中实行单纯的钱货两清结算原则，禁止透支交易和保证金交易，这就限制了一般的证券期货交易、复合性结算制度与结算会员制度的发展；我国现行《证券法》中实行单一市场与单一竞价交易原则，禁止多重市场与多种交易规则的存在，这就限制了二板、三板市场规则的发展，限制了大宗交易制度的发展。根据修改后的证券法，我国原有证券法中规定的单一现货交易原则得到纠正，这就为现货交易与“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交易打开了通道，克服了我国单边证券市场的发展趋向；我国原有证券法中规定的禁止信用交易原则得到了纠正，这就为证券公司在“国家有关规定”的条件下从事融资融券交易打开了通道；我国原有证券法中规定的单一集中竞价交易原则也得到了纠正，这就为我国未来发展多重证券市场和多种交易制度打开了通道。 应当说，证券交易制度的变革在整个证券市场发展中始终具有基础性意义。它不仅决定着证券发行市场的规模和价格水平，不仅决定着证券交易的规律，而且决定着整个市场的观念。在我国新证券法的格局下，一旦支持各证券交易制度的具体规则得到健康有效地发展，不仅我国未来证券市场的规模和趋势可以乐观地预期，而且困扰我国证券监管的证券交易规律与投资人观念也将会根本改观。实际上，我国前期证券市场中形成的单一现货交易观念和单一集中竞价交易观念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大敌，是我国前期证券市场中坐庄横行、市场暴涨暴跌的制度基础，而这一问题始终未得到立法者和市场监管者应有的注 意。值得强调的是，本次修改后的证券法仅仅是对交易制度进行了极端原则的修改，仅仅是解除了原有证券法的生硬限制，而这一制度的真正修改实际上有赖于一系列具体规则的支持。在单一现货交易原则被纠正后，证券监管部门必然还面临着期货交易品种的规则设计，必然还面临着期证分离的制度设计，必然还面临着信用交易结算规则的设计等等。在单一集中竞价交易原则被纠正后，证券监管部门必然还面临着多重交易市场的建立，必然还面临着多种交易规则的设计，必然还面临着集中竞价交易与大宗交易的制度协调。在具体的交易制度与交易规则得到完善之前，我国证券市场还只能是某种发展中的证券市场。 四、证券公司财务监管和责任的收严 在我国的证券法实践中，关于证券公司和证券经营机构的违规问题是严重影响证券法秩序和证券市场效率的重大问题，证券监管部门以往的规章已经对此进行了反复的强调。本次证券法修改特别强调对证券公司和证券经营机构进行更为严厉的财务监管，尤其是禁止证券经营机构以各种方式挪用客户资金。根据修改后的证券法，证券公司和证券经营机构不仅被禁止一般地挪用客户之资金与证券；而且应当采取有效的隔离措施防范公司与客户之间、不同客户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得将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客户证券账户名下的债券资金、股票等证券资产归于其自有财产；并且必须将客户的交易结算资金存放于商业银行，以每个客户的名义单独立户管理。 在对证券公司和证券经营机构的财务风险管理上，修改后的证券法要求，根据修改后的证券法，证券公司、证券经营机构和其他专业机构和人员因违法而导致的责任也得到加强。例如，对于基于虚假陈述而进行的股份发行，履行保荐职责的证券公司应承担连带责任。对于为证券业务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资信评级报告、法律意见书或者制作证券招募说明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和人员负有验证义务，应当对所出具和所制作文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其所出具和所制作文件含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分别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种做法，显然有望极大地降低道德风险，抑制靠造假、“包装”上市的图谋。 五、证券违法行为责任制度的变革 证券违法行为责任制度的变革，是本次证券法的修改的另一重大变化。根据修改后的证券法，我国对各种证券违法行为较全面地采取了民事责任制裁的制度。证券法不仅对基于虚假陈述的发行行为明确规定了民事责任，而且对内幕交易行为、操纵市场行为、欺诈客户行为也全面规定了民事赔偿责任，从而根本改变了我国原有证券法制中以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替代民事责任的做法。这一变革不仅体现了保护中小投资人利益的立法宗旨，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均具有进步性。 应当说明的是，我国证券法的上述变革同样需要有具体的规则加以支持。其中，法律对于证券发行中的虚假陈述行为和证券公司欺诈客户行为课以民事责任并不存在法律技术障碍，但对于内幕交易行为、操纵市场行为课以民事赔偿责任则存在着重大法律难题；例如司法中对于此类违法行为的民事制裁实际上依赖于该类行为的要件判断规则、因果关系判断规则、损害赔偿计算规则、举证规则、诉讼程序规则等，而我国在法律上尚未根本解决此类问题。 六、证券监管机构权限的扩大 证券法本次修改增加了监管机构的执法手段和权限，包括明确监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的职责，在经监管当局主要负责人批准下，有权查询当事人和有关的单位、个人的资金账户、证券账户和银行账户；查阅和复制与被调查事件有关财产权登记、通讯记录等资料；对有转移或者隐匿涉案财产或者隐匿、伪造、毁损重要证据迹象的，可以冻结或者查封；限制被调查事件当事人的证券买卖等。增加监管机构的监管权力，特别是对违法行为实施检查和调查的强制权力，对加强证券市场监管显然必要的，而且从法律角度来看，证监会作为国务院的派出机构，赋予其“准司法权”也是合适的。事实上，美国在《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中已经赋予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以准司法权，其他很多国家也已经赋予证监会同样权力。 七、证券登记结算制度仍待完善 修订后的证券法规定“按照依法制定的交易规则进行的交易，不得改变其交易结果”，从法律上明确了证券交易应当适用的商法上的“交易终局”原则；保证了证券结算机构提供的净额结算和货银对付规则的法律地位，从法律上规定各类结算资金和证券只能用于清算交收，不得用于法律诉讼中的强制执行，从 而完善了证券登记结算的基础建设，保证了资本市场的安全、稳定运行。但是，必须看到证券登记制度当前急需解决的两个最严重问题是证券交易开户实名制执行不严格和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将针对散户的开户职能交由证券公司的制度安排。在资本市场上活动的账户本身不具备可供处罚的人格基础，法律上的权益披露规则就无法实现，对于操纵市场行为、内幕交易行为都无法实现有效制裁。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调整登记结算规则必须确立证券登记要直接面向投资者和坚持实名制原则，才可能根本解决这一资本市场历史遗留的问题。另外，还应当在证券登记实名账户的基础上应当增加引进证券交易信托账户，解决证券公司（包括境外证券经纪人）依据信托关系以名义所有人的身份并为收益人的利益买卖持有证券的矛盾。 在大陆法中历来有“大公司法、小证券法”之说，公司法的刚性化实际上是证券法制的基础。此次证券法、公司法同时修改通过和同时实施，为公司法和证券法的衔接和调整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例如，将原公司法中有关股票和公司债券公开发行、上市交易和监管的规定，纳入了证券法的调整范围；在公司法中规定了上市公司可以设立独立董事和专门委员会，强化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的忠诚义务和勤勉义务等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护公众投资者权益等内容。公司法是资本市场法制环境建设的基础，证券法的修改则为资本市场的与时俱进扫清障碍，修订中的破产法将确定资本市场的退出机制。资本市场稳定和健康发展需要的法律环境轮廓，基本上可由上述法律勾勒出来，目前资本市场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在多部法律修订和修改之后都将有法可依。法律制度的好坏对经济的影响将完全不同，一部好的法律颁布施行将对市场发挥出巨大的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说，证券法的修改是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利好。 董安生 潘李美
WTO对证券市场的基本要求:证券市场的开放服从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基本原则，其主要有以下六项基本原则，即最惠国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参与原则、市场准入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逐步自由化原则。其中前三项原则为一般性原则，各缔约方在所有服务贸易领域都必须遵守。而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和逐步自由化原则则属于特定义务，需要各缔约方经过谈判达成具体承诺并加以执行。《服务贸易总协定》对证券市场开放的要求，是由其基本的法律原则所决定的：
（1）在可协商的原则中，对于逐步自由化原则，外资渴望进入中国证券市场，但目前中国坚持仍然会开放B股市场，但是A股不能开放。美方则坚持提出开放整个证券市场。对于这个要求，中国仍然坚持金融部门的开放必须循序渐进。并且因为人民币尚不能自由兑换，直接开放外资进入的可能性不大。近年来中国证监会曾经提出研究组建中外合作投资基金的可能性，以基金的形式吸收外资进入，采取组建中外合作基金形式的可能性极大。
（2）就证券市场准入原则来说，各缔约方的证券市场应该向其它缔约方开放，除非在承担义务清单中明确规定，否则，任何缔约方不得限制外资进入本国证券市场，包括限定其最高股权比例或对单个的或累计的外国投资实行限制；不得要求缔约方必须通过特定法人实体或合营企业从事证券业务；不得限制境外投资者的数量，包括采用数量配额、垄断、专营服务提供者等方式；不得限制外资经营证券业务的总量。
（3）就证券市场的国民待遇来说，缔约方给予外国证券投资及投资者的待遇不得低于给予本国证券投资及投资者的待遇，包括投资品种、投资数量、投资比例等方面都不应有差别。就证券市场的透明度来说，除紧急情况之外，每一缔约方必须将其与证券市场有关的法律、法规、行政命令及所有的其它决定、规定以及习惯做法，最迟在生效之前予以公布，以便给国内外市场主体有充分的时间予以了解和掌握，尽量使得市场环境变得可以预见，并进而决定自身的行为取向。
二、 加入WTO对中国证券业的影响
1. WTO给中国证券市场带来的机遇
（1） 加入世贸有利于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从而有利于证券市场人气回升。此外，加入世贸还有利于长期建设性国际资本放心地进入我国市场，扩大外商来华投资。加入世贸也有利于我国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到位。
（2） 我国宏观调控手段将加快市场化步伐，股市对有关政策调控工具的反应将更加灵敏。加入世贸后我国将逐步放开金融服务市场，国际金融资本进出我国的频率将会加快，通过市场手段调控国际资本的供求成为必然选择；而加入世贸后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需要综合考虑国内外利率水平的对比及市场状况，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国家通过有关政策工具调控证券市场的有效性将逐渐加强。
（3） 中国保险和银行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将有利于中国证券市场资金来源的扩大。在此次中美贸易谈判后，国家可能有限度地进行中外合作基金等试点，并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逐步在证券市场中引进国外投资性资金。通过完善法规、加强监管，我国证券市场有条件引进一部分规范化的国际资金，发挥国际资金支持我国股份制改造的功能。
（4） 效益不断下降的国有大企业重组任务更为迫切，可以更充分地发挥证券市场的作用。从其他国家加入世贸前后经济发展情况看，由此带来的机遇往往大于挑战，关键是我们要积极主动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由于产品老化，技术更新步伐慢，业绩不可避免大幅下滑，因此发挥证券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对趋于衰落的行业和上市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是必然之举，而业绩较差的国有大型上市公司则首当其冲。
2. WTO给中国证券市场带来的不利影响
（1） 证券市场主体行为有待规范。目前中国证券市场中的各种违规、违法行为很多，这就要求在不过多干预正常的市场运作的同时实现证券市场的规范化，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上市公司的质量是证券市场和证券业发展的基石，由于对证券市场的功能定位存在偏差，实践中不少上市公司成为欺骗投资者和"圈钱"的现象；上市公司的恶意包装、信息披露不规范、内幕交易、报表式重组等不规范行为，可以说是难以言数；机构投资者往往"力大欺人"，利用资金优势和与上市公司的恶意串通，操纵市场的行为亦时有发生；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应有的独立性行为亦往往被扭曲。
（3） 我国证券市场的规模有待于优化和提高。就我国证券市场的规模来说，与国际成熟证券市场相比差距很大。到1999年1月底，纽约证券交易所3105家上市公司的市价总值已达到10.5万亿美元，那斯达克(NASDAQ)的市价总值为3万亿美元，东京股票交易所的市价总值为2.5万亿美元，伦敦交易所为2.3万亿美元，法兰克福为1.2万亿美元。而到1998年底，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数为851家，发行总股本为2345.36亿元，市价总值19505.64亿元。另外，我国国民经济的证券化率也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1998年我国证券市场市价总值占GDP的比重为24.4％，流通市值占GDP的比重为7.26％。而在1996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证券化率则分别是，美国115.6％、英国151.9％、加拿大83.9％、澳大利亚79.5％、荷兰96.5％、新加坡159.7％、日本67.2％。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证券化率也远高于我国的水平，1996年，韩国为28.6％、泰国为53.9％、墨西哥为31.8％、印度为34.4％、埃及为20.9％。可见，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的规模过于狭小，难以发挥资本市场对国民经济应有的支撑作用。且投资者结构与发达市场有差距，沪深两市有投资者3908.95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资金不大的个人投资者，且下岗职工占很大比重。机构投资者数量有限，经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就市场的品种结构来说，除股票市场有一定的规模外，国债、企业债券市场和基金市场的规模都很有限。我国证券市场的这种规模和结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作用的发挥。
（4） 证券市场运行机制有待于优化。突出地表现为计划与市场机制、行政手段与法律手段等运用尚不协调。由于缺乏对证券市场的管理经验，监管中有时不知不觉地因循着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或行政干预来管理证券市场，如上市企业的选择、企业上市目标市场的选择、上市额度和发行价格的确定等，都有很强的计划经济的痕迹。
（5） 作为证券市场主体的证券经营机构尚不具备与国际券商竞争的能力。与国外的证券经营机构相比，我国券商存在的不足是我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现实障碍。其主要表现在： 我国券商普遍规模较小，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 券商间业务结构雷同，主要集中在一级市场的承销业务、二级市场的经纪业务和自营业务上，券商无自己的经营特色； 券商业务单一，创新能力不足，企业并购、资产证券化、财务顾问、创业基金等现资银行业务还有待开拓；券商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往往因为管理失控而引致经营风险。因此，一些观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开放我国的证券市场，很可能对我国证券业和证券公司构成致命的冲击。
三、证券业面对加入WTO的对策
在我国证券业系统竞争能力薄弱，券商规模较小、创新不足的情况下，短期内全方位地开放证券市场，势必对我国的资本市场，以致对整个金融秩序和经济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为此，采取有效措施，按照WTO的原则要求构建并优化我国证券市场的运行机制，培育有竞争力的市场运行主体，主动地面对对外开放后的国内证券市场的国际竞争，进而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的竞争，适应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是证券业面对开放的策略。
（1） 积极研究WTO的基本原则，充分利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相关规定和例外条款，确立结构性的对外开放证券市场的基本策略。从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时间来讲，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证券业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属于弱势产业，因此，要充分利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相关规定和例外条款，根据我国证券业的发展状况，逐步地分阶段地开放我国证券市场。就证券市场的准入形式来说，继续扩大跨境服务方式的外国券商的商业介入，鼓励自然人移动方式提供的投资咨询、项目策划、财务顾问等投资银行业务的对外开放，对于我国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海外融资业务的跨境消费予以支持。而对于以商业存在方式在我国境内从事证券市场相关业务的则加以适当控制，近期在扩大国外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在国内设立代表处的基础上，扩大中外合资投资银行的试点范围。
证券法的基本原则是证券法基本精神的体现，贯穿证券发行、交易、管理以及证券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始终，在证券法体系中是处于最高的效力，证券法的具体制度是证券法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笔者认为证券法是民商法与公法在证券市场上相结合的产物，证券发行行为和交易行为无疑是特殊的民事行为，因此民法基本原则仍然成为证券法的基本原则，如证券法第4条规定“证券发行、交易活动的当事人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应当遵守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这就是完全的民法基本原则。由于公法的介入和影响，有些民法原则如“公平原则”在证券法中就转化为“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即“三公”原则，但这时，原则的法律定性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三公”原则不再是民法原则。由于“平等、自愿、有偿、诚实信用原则”在证券法中没有发生实质变化，而“守法原则”是一般法律的概然性原则，笔者不再赘述。在这里，笔者将进一步针对证券法的特有原则阐明其法理，这些原则是经济法原则在证券法领域的具体表现。现代经济法的规制领域主要在于宏观调控、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和市场监管等方面，其目的在于维护经济秩序、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和对市场弱者的保护。证券法的经济法原则可以概括为三大原则：(1)公开、公正、公平原则；(2)国家统一管理和证券业自律相结合的原则；(3)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下面分别阐述其法理。
一 公开、公正、公平原则
公开、公正、公平原则是证券法最基本的原则，它们是证券经济关系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它们最能反映证券法的特性，因而它们是证券市场法治的精髓。“三公原则”有一个共同的定语：“公”，表明了证券市场的社会性和整体性特征，也表明了“三公原则”不是体现个体本位的民法原则，而属于体现社会本位的经济法原则。
（一）公开原则
证券法的公开原则，包括两个方面：(1)证券发行人向公众披露有关信息资料，即证券发行人应及时、真实、充分和完整地向社会公开能够影响投资者决定的一切信息资料；(2)管理者的监视标准公开，处罚结果向社会公布。证券发行人的信息公开制度是信息公开原则的基础。美国对证券发行实行注册申报制，其基本信念是信息公开主义，这是美国1933年证券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依据这一原则，发行人需将所有关于发行人及其发行证券的信息或资料完全公开，不得有虚假、误导和重大遗漏，否则发行人要负刑事或民事责任。公开原则的目的是为了使投资者在实际投资前有机会判断投资的价值，发行人的责任到公开为止。美国1933年《证券法》规定，初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必须登记注册，并使用公开说明书。1934年《证券交易法》对此又作了补充，规定依1933年《证券法》注册并业已发行的公司和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必须依法定期作出报告，负有持续公开义务。这种持续公开义务的范围在1964年《联邦证券法》的修正案中更扩及到证券店头市场（注：参见诸葛霖等编译：《证券与证券交易》，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版，第206、207-208页。）。与美国注册申报制相对应的是核准制，证券发行人在遵守信息公开义务的同时，政府有权对证券发行人、证券发行人的行为及其提供的信息进行实质审查。核准制同样重视信息公开原则，它对信息公开的规制与注册制基本相同，它要说明的理念是：仅有信息公开原则是不够的，对信息公开进行必要的核准有利于实现保护投资者利益。就法律的开放性和成熟性而言，核准制的层次低于注册制，因为它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政府不相信证券发行人的公正性和投资者的能力。但就我国目前而言，只能实行核准制，因为我国的证券市场及其法治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证券发行人和投资者之间确实力量不均衡，需要政府加以规制。
我国《证券法》和相关法律对证券市场的信息公开制度也作了完整的规定：(1)规定了证券发行信息公开制度。（注：参见《证券法》第13、17、24、39、161、175、177、202条；《公司法》第88、140、166、206、207条。）信息公开的内容主要有招股说明书、财务会计报告、公司债券募集办法等，证券发行人提交的证券发行申请文件必须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2)规定了公司上市信息公开制度。股票和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申请经证券交易所同意后，发行公司应当在上市交易的五日前公告法律规定的上市有关文件，并将该文件置备于指定场所供公众查阅。（注：参见《证券法》第47、48、53、54条。）(3)规定了持续信息公开制度。《证券法》在第3章第3节专门规定了持续信息公开制度，详细、严明地规定了年度报告、中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的时间、内容和条件。并在第11章中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4)规定了上市公司收购的有关信息公开制度。（注：参见《证券法》第79、80、83、93条。）
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上存在较多的虚假信息，其中隐藏最深、危害最大的就是上市公司对其信息的操纵。这种信息操纵主要是有些上市公司高层或上市公司与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证券公司、大股东、证券咨询机构等联合起来，以虚假的或严重失实的报表、公告公之于众，误导广大中小投资者。“琼民源案”、“红光事件”影响极坏。另外，还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的问题，上市公司在披露重大信息事件之前，很少有不发生股价异动的情况。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规范化建设主要就是解决好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和保密性三个方面。《证券法》对信息披露只是作了框架性的规范，信息披露的大量具体规范主要落在中国证监会身上。
但是，仅有证券发行和交易信息公开也是不够的，证券市场是个立体市场，包括着纵的行为和横的行为，即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横的行为；监管行为——纵的行为。行为的实施离不开信息。证券发行和交易的信息的发出者是证券发行人，相对人是证券投资者，信息的内容是影响证券投资收益的商业信息；证券监管行为的信息的发出者是证券管理者，相对人是证券市场主体，包括证券发行人、证券交易所、证券经营和服务机构以及证券投资者等等，其信息内容是监管规则和标准，以及对违法行为的处理结果等等。证券监管信息公开是管理法治化的需要，其直接受益者是证券市场主体，能够激发证券市场主体对管理主体的信任。我国《证券法》第15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定条件负责核准股票发行申请。核准程序应当公开，依法接受监督。”第172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制定的规章、规则和监督管理工作制度应当公开。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据调查结果，对证券违法行为作出的处罚决定，应当公开。”
（二）公正原则
证券法的公正原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法律所确认的标准和规则公正，同一规则适用于所有的当事人进行证券的发行和交易，在同一次证券发行和交易中，对所有的投资者的条件、机会都是相同的，不得因人而异。其二是管理行为公正，证券管理监督人员对任何证券发行、交易当事人都要一视同仁，执行同一规则，禁止一切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不公正交易行为的发生。证券法的公正原则与公开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公开本身就意味着公正，因为公开原则对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而不公开则谈何公正可言？公正原则和公开原则的目的都是实现公平原则。
规则公正是前提和基础。规则公正是法律正义的本质所在，也是法律关系的基础，没有规则公正，就无行为公正可言。但我国《证券法》在规则公正方面仍有许多问题，如对证券监管部门的管理权限的界定仍有不清晰的地方，对证券监管部门滥用职权的行为没有规定行政救济制度；又如对法律责任的规范方面，偏重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淡化民事责任，而且对直接责任人的处罚规定不恰当。这对执法公正造成了不利影响，1999年，大庆联谊、东方锅炉、蓝田股份等上市公司的重大违法行为受到查处，一些人被重判，也有人被警告、罚款了事，而上市公司被罚高达百万，但“羊毛出在羊身上”，流通股股东本来就是欺诈行为的受害者，还要分摊罚款，真是雪上加霜。该罚的应该是具体责任人，因具体责任人的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予赔偿。
管理行为公正主要是针对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证券市场的监管行为而言。证券监管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要符合证券市场的运行规律。我国证券管理行为也存在有失公正的地方，由于我国过分强调股市融资的功能，导致政府通过二级市场升温逆向拉动一级市场扩容。政府不仅通过控制新股发行规模和掌握上市节奏来调控二级市场，而且在必要时直接干预，如《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等。政府的频繁干预导致投资者的非理性预期，这严重影响了证券市场经济规律的正常运行。要实现管理行为公正，必须将管理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管理者必须服从法律，公正地对待被管理者，同时赋予被管理者相应的权利，如异议权、申诉权、建议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等。
（三）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是指证券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是平等的，证券发行和交易按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人投资者都要公平对待给付，不得利用其优势压制对方，损害对方利益，公平原则是商品交易价值规律的基本要求。
公平原则与平等原则的侧重点不同，平等原则强调当事人的地位平等，立足于个人的身份，属于机会平等，在交易中只要双方的行为完全出于自愿，尽管不符合不等价交换原则，但如果双方均满意，就符合平等原则的精神。公平原则的基础是平等原则，没有当事人的地位平等，就谈不上公平。但公平原则不是从个人本位出发的，“公”有公共性、一般性和公开性之含义。公平原则侧重于从社会一般角度判断某项交易行为的价值要求和合理性，符合公平原则的交易行为也就符合价值规律，它兼顾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不仅仅是投资者与发行人、投资者与投资者之间的私人行为，而且具有巨大的市场扩散效应，单纯强调交易者的地位平等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市场很可能被那些具有资金、信息方面优势的人操纵。法律应从社会一般角度消除交易双方实质意义上的不平等，如禁止某些交易行为，判定某些交易行为无效。
证券法的公平原则的天平应向投资者一方倾斜，因为投资者是市场的弱者，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公开原则和公正原则是实现公平原则的两条重要途径。民事责任制度是公平原则的重要法宝。但我国证券法对民事责任的规范就违背了公平原则，只涉及到证券商的欺诈行为和中介机构的虚假行为（注：参见《证券法》第192、198条。），诸如操纵市场行为和内幕交易行为等不正当交易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法律并未规定行为者的民事责任，这就造成了符合民事责任的要件但不追究民事责任的结果，这种现象对受害者显然是不公平的。在操纵市场方面，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9条规定了操纵证券价格的民事责任，日本《证券交易法》规定：从事假象买卖、操纵市场行情者，应当依该违法行为形成的价格，向在证券市场上买卖该有价证券者或者办理委托买卖所遭受的损害者，负赔偿责任。（注：参见钟明霞：《证券商行为规范及法律责任探讨》，《深圳大学学报》第17卷第1期，2000年2月，第54页。）在内幕交易方面，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57条规定：“违反前项规定（指禁止内幕交易）者，应就信息未公开之前其买入或者卖出该股票的价格，与消息公开后10个营业日收盘平均价格之差额限度内对善意从事相反买卖之人之请求，将责任限额提高至3倍”。
二 国家统一管理和证券业自律相结合的原则
在世界范围内，按照监管主体的地位不同，证券监管体制可分为国家（政府）型监管主导体制和自律型监管主导体制。前者是国家对证券市场实行统一管理居于主导地位，后者是自律机构对证券市场的自我管理居于主导地位。国家对证券市场的统一管理是指通过国家证券立法，由政府的证券管理部门对全国证券市场履行监督管理职权，统一监督和管理。证券业自律管理就是由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对证券发行和交易及其相关活动，依据法律授权制定管理规章和业务规则进行自我约束和管理。自律组织代表的首先是市场参与者的利益，为了实现和保护自己的最大化利益，就要通过自律维护市场的公平交易；而矗立于市场之上的政府代表的是公众利益，是投资者的利益，为了增强公众和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政府需要通过立法、执法等手段维持市场的安全、秩序、公平和效率。
政府监管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在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阶段，政府奉行不干预主义。在市场经济发展到垄断阶段之后，政府的职能发生重大的转变，对市场竞争再也不能不管不问了，因为这时市场力量是不均衡的，极少数垄断集团控制着经济的命脉，非垄断者和消费者很显然处于被动的地位。因此，政府作为社会利益的总代表，必须站出来，对市场竞争进行调控和监管。证券市场是整个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垄断性远高于其他市场，而且证券市场参与者多，投机性强、敏感度高，不受地域限制，是一个具有高风险的市场，且其风险又具有突发性强、影响面广、传导速度快的特点，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和1997-1998年东南亚经济危机就是明显的例证。因此，政府对证券市场必须实行调控和监管。但政府监管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自律组织残缺不全，自律规则和功能不完整，或自律组织与政府形成对抗态势，而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微观行为并不十分熟悉，在这方面滥用权力对证券市场的发展会产生阻碍甚至破坏作用。因此，从市场的实际出发，证券业自律具有某种不可代替性，自律组织比政府更熟悉证券市场的技术操作，证券业自律组织中聚集着一批优秀的专家，他们有敏锐的市场感觉，容易察觉违法者利用虚假信息操纵市场以及利用现有法律空隙逃避监管，因此，自律组织在执法检查、自律监控方面要比政府更有效率，更具有灵活性和预防性。这里，值得谈一谈英国的证券监管模式，英国以自律型监管为主导，自我管理由英国证券交易所、收购与合并委员会、证券业协会负责。证券交易所为证券市场的主管机关，负责检查上市说明书、监督上市公司的持续公开行为；收购和兼并委员会作为研究性的机构，制定了《收购和兼并手册》及《大量购买股份规则》专门用于调整公司股份收购中的一系列行为；证券协会是由有关专业协会代表组成的自愿性组织，其职能是制定、解释与执行条例。英国的自律型监管在实践中表现出灵活、效率和安全的优点：一是它为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市场的竞争提供了充分的便利条件；二是它不仅让证券交易商参与制定和执行证券市场管理规则，而且模范地遵守这些规则；三是自律机构对违法行为调查和处罚往往有充分的准备，反映迅速。
我国证券市场的现实条件、投资者的素质和证券立法决定了我国不是自律主导型监管模式，我国是国家（政府）主导型监管模式。《证券法》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派出机构，按照授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注：1999年，国务院对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进行了重大改革，将国务院证券委取消，合并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有权制定有关证券市场监督管理的规章、规则，依法制定证券业从业人员的资格标准和行为准则，依法对证券的发行、交易、登记、托管、结算活动进行监管，依法对发行人、上市公司、各类证券交易机构、中介机构进行监督管理，对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为了及时地掌握违法活动的事实和证据，严厉打击证券违法行为，证券法还对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赋予了必要的调查权和检查权，对当事人、被调查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进行询问，对有关资料和文件有权查阅、复制和封存，对非法转移和隐匿资金和证券的行为，可以申请司法机关予以冻结。如前所述，政府专门监管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应当吸收和借鉴自律监管的某些有效成分。美国属于政府主导型监管体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是全国证券市场的政府主管机关，但又适度引入英国证券监管体系的某些有效成份，证券交易所、证券商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我管理及证券经营机构的内部管理便成为美国证券监管体系不可或缺的内容，美国的全国证券商协会一方面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及证券法律、法规的严格规制，另一方面又制定了大量的行业规章制度，负责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的审查、考试，并设立、管理全国证券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NASDAQ)。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等实行不同的上市标准，相互之间开展平等、有序竞争，同时对会员单位依法实行管理，较好地处理了竞争与自律的关系。（注：参见宋玉勤、杨亮：《加强自律监管、防范金融风险》，《中国证券报》1998年3月31日。）在我国，证券交易所属于场内证券交易的自律组织，《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证券交易所是指依本法规定条件设立的，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为证券的集中和有组织的交易提供场所、设施，履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的职责，实行自律型管理的会员制事业法人。”证券交易所通过制定章程，具体规定证券交易所会员资格的取得、丧失和转让等问题，详细规定证券交易所成员违法或违反章程时的责任，还通过制定证券交易所业余规则和上市规则等，规范证券交易所成员的交易行为。证券交易所在场内交易的监管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足的是，《证券法》作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基本法，并专章规定了“证券交易所”，但没有规定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地位，这是立法的一个失误。我国《证券法》专章规定了证券业协会的设立、地位和职责等相关内容，并明确规定证券业协会属于自律性组织，但依照该规定的实质内容，证券业协会不具有真正的权威，它的功能主要是协调会员之间的关系。这主要是我国《证券法》没有确立场外交易的法律地位，而在国外，证券业协会主要对场外交易实施自律监管。笔者认为，场外交易确有存在的必要，它可以弥补场内交易的不足之处，使一些不够场内交易条件的有价证券也可以合法流通。对场外交易，笔者建议国务院制定专门法规，确立其法律地位，并赋予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监管职能，待条件成熟时，将其纳入修订后的《证券法》中。总而言之，我国应当在证券立法和证券法律实践上强化证券交易所的监管职能，包括制定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审核批准证券的上市申请，组织、监督证券交易活动，监管上市公司和对违规证券交易行为的处理等等。中国证券业协会应负起自律监管特别是场外监管的责任，履行规则制定、仲裁、协调和监督各交易场所的职责。但是，自律组织往往过于追求私人利益，大公司领导人入选证券业协会理事会的机会较多，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往往偏袒本公司利益；证券交易所为吸引更多的市场参与者，有可能放松对会员公司的监管，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些现象在我国证券市场上时有发生。因此，规范的监管体系就是自律与政府监管的有机结合，自律监管必须处于政府法定监管的调控之下，自律组织制定的规则和惩戒程序在生效前必须提交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国家统一监管和证券业自律必须建立在科学和完备的法律的基础上，实行法治监管，才能做到真正的协调一致。
三 分业经营、分类管理的原则
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现状
从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营业算起，我国证券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历经了10余年的发展。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奠基阶段”、“市场化阶段”和“国际化阶段”，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第一个10年里，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奠基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以渐进式改革的方式，在中国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体系上构建了一个初具规模的证券市场，并为将来的市场化、国际化打下了基础。
但在整个“奠基阶段”里，由于我们采用的一些方法手段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痕迹，从而直接导致我国证券市场现行的制度架构中带有较为浓厚的非市场特征，这与我国证券市场直接脱胎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关。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为了使我国的证券市场更好地符合市场经济和证券市场的内在规律，提高中国证券市场迎接国际化挑战的能力，我们需要在“奠基阶段”之后的“市场化阶段”中通过一系列的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和工具创新，大力推进中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水平，以消除过去形成的种种非市场化色彩，这一阶段大约要持续5年左右时间。
只有在基本完成市场化进程之后，我们的证券市场将步入一条更为健康的发展道路，从而才能更好地进入“国际化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证券市场将与国际资本市场充分接轨。只有完成了这一国际化进程之后，我们的证券市场才真正与世界市场融为一体，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
现在，伴随中国加入WTO组织法律程序的基本完成，我国证券市场的开放进程将大大提前，这意味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程将在市场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之下开始，这对我们而言意味着巨大的挑战。
二、回顾中国证券市场的十年奠基阶段，我们主要取得了如下成就：
（1）初步构建了以《公司法》、《证券法》为核心的资本市场制度架构。
（2）市场发展初具规模。截至2001年10月，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公司（包括A、B股）达1152家，市价总值为43742.14亿元，流通市值为14560.16亿元，这一市场规模表示：资本市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开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3）培育了一支规模较大、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在内的投资者队伍。截至2001年10月底，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开户数已经达到6577.05万户，有44只规范的证券投资基金，部分商业保险资金可以通过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方式间接投资于股市，开放式基金已经推出。虽然投资者队伍还需进一步发展，并有待成熟，但是不可否认，整个社会的金融投资意识已经大大加强。
（4）建立起了较为系统、相对独立的信息披露规则体系。公正、及时、准确的信息披露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保护投资者利益、建立公正市场秩序的内在要求。经过十年努力，信息披露规则已经建立。市场参与各方尤其是上市公司，大都能在这个规则框架内及时披露其相关信息，从而使交易市场具有一个基本的规范。
（5）建立了一个科技含量较高、富有效率的证券交易体系。沪、深证券交易所从起步阶段就注重发挥后发优势，整个交易、清算、登记、过户系统是世界上技术水平最高的交易体系之一。经过10年的不断改进，我国的证券交易体系运行稳定、效率较高。
（6）证券监管体系基本建立，对风险的防范、控制水平显著提高。证券市场的有效监管是市场规范发展、防范风险的前提。只有监管的理念、水平有了切实的提高，创新化的市场行为才不会成为新的“风险源”。
在充分肯定我国证券市场建设成就的同时，也应认识到我国证券市场起步晚、规模小，尚处于不完善阶段。总的说来，这个市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1）市场的结构不完善，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只有主板市场，创业板市场、场外交易市场尚未建立，风险投资制度也不完善。（2）现有的主板市场容量小，投资者结构不尽合理，机构投资者比重小，市场投机氛围浓厚。（3）市场监管落后，不同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政策配合及开放条件下的市场监管经验极为缺乏。（4）上市公司质量有待提高，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5）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如国有股、法人股的不可流通问题，A、B市场的分割势态等，这些遗留问题都为市场的未来发展增加了不确定性。
总之，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证券市场的发展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证券市场已成为我国整个金融市场体系最具生命力的部分，它的成熟和发展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目前证券市场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开放进程需要持以高度谨慎态度。
三、加入WTO对证券市场的挑战
我国证券市场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我国证券市场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不成熟、不完善的新兴市场，我们刚完成市场的“奠基阶段”，正在进行“市场化阶段”；二是我国证券市场一直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基础上开放我国的证券市场将使我国有可能面临巨大的风险。尤其是证券市场开放带来的数量庞大的国际资本流动，其投机性和迅捷的流动性使整个金融体系变得更加脆弱，严重的话还可能干扰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给整个经济体系带来不稳定的因素。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更使人们清醒地看清楚了过快开放本国证券市场的风险。虽然我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贸组织，因而享有开放市场的很多缓冲手段，但是随着缓冲期的结束，国内证券市场必然将更加开放。因而加入WTO将给我国这样一个不成熟、不完善的证券市场带来巨大的挑战。
在WTO的22个协定中，涉及金融业开放最主要的是《服务贸易总协定》，该协定共有29个条款和8个附件，其中两个是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阐明了定义、范围等，与正文一样具有法定约束力。此外，1997年12月13日WTO成员国在日内瓦达成了新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并于1999年3月1日起生效。
《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基本原则主要有最惠国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参与原则、市场准入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逐步自由化原则。其中前三项原则为一般性原则，各缔约方在所有服务贸易领域都必须遵守。而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和逐步自由化原则属于特定义务，需要各缔约方经过谈判达成具体承诺并加以执行。在三条可协商的原则中，我国政府对证券市场开放所持的立场是：
（1）对于逐步自由化原则，中国坚持金融部门的开放必须循序渐进，在资本项目完全开放之前，外资全面进入的可能性不大。但最终会全面开放市场，使得外资能从事中国证券市场中的一切业务。
（2）对于证券市场准入原则，我国所做的承诺主要有：确保在华外资证券服务提供者在取得证券服务方面享有最惠国待遇；允许外国证券服务提供者在华设立机构并有开业权；确保外资证券服务提供者在我境内提供本国暂缺的任何形式的新金融服务。
（3）对于证券市场的国民待遇原则，我国所作的承诺主要有：外国证券服务提供者在取得我境内证券组织成员资格，进入任何形式的证券市场享有与本国证券服务提供者相同的待遇，包括投资品种、投资数量、投资比例等方面。就证券市场的透明度来说，除紧急情况之外，每一缔约方必须将其余证券市场有关的法律、法规、行政命令及所有的其它决定、规定以及习惯做法，最迟在生效之前予以公布，以便给国内外市场主体有充分的时间予以了解和掌握，尽量使得市场环境变得可以预见，并进而决定自身的行为取向。
四、新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对证券市场的开放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
（1）对各缔约方开放银行、保险、证券和金融信息市场；
（2）允许缔约国在国内建立证券服务公司并按公平竞争原则运行；
（3）缔约国公司享受同国内公司同等的进入市场的权利；
（4）取消跨境服务的限制；
（5）允许缔约国资本在国内投资项目中的比例超过50％。
上面这些要求，尤其是新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实际上将所有缔约国的金融市场都连成一体，伴随着未来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进程，中国完全开放证券市场是必然趋势。但我们要注意到中国证券市场开放的现实基础，不成熟、不完善、在相对封闭环境下发展起来市场的过快开放必将给我国的金融安全和民族证券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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