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城市规划 管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城市建设进入一个喜人的新时代,城市化进程持续加快，但是，面对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农村战略结构调整、城市急剧扩张等诸多变化,传统城市规划面临巨大的冲击。强化城市管理体制，建立高效、合理、的城市规划系统，是提高城市规划管理现代化水平的内在要求和关键所在。目前，我国的城市规划管理体制改革尚在探索之中。城市规划相关人员应如何把握好规划原则，实现未来城市科学发展，是摆在城市规划管理工作者面前的重要问题。问题机遇与挑战并存。因此，有必要对当前城市规划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进行分析，并进行理念和制度上的创新，使城市规划和建设事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一、城市规划管理创新的意义
1.规划设计的必然要求
城市规划设计是进行整体规划的开始和起点，在整个规划阶段处于基础的地位。现有的规划设计存在的问题是由于行政的主导，规划设计没有和市场经济真正接轨，政府把本应通过市场运作的设计项目却作为指令性任务形式，指定城市规划设计单位制作，常出现应付政府交办的任务现象，这样使其他有竞争力的设计单位失去了宝贵的机会，不利于公平竞争；另一方面，政府职能市场化，在未形成详细规划全覆盖的状况下，规划的公共性与开发商的利益驱动矛盾突出，设计单位在市场竞争压力的利益驱动下，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没有认真进行评估和调查，规划缺少针对性，规划成果缺乏客观性、可行性、科学性、综合性和前瞻性，尤其是开发商故意引导规划控制条件偏向其经济利益；规划的行政行为与技术行为混淆不分等，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市场机制的缺陷，呼唤着城市规划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672
2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石
现在政府有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因此，各方面理念都发生了变化，作为经济建设的前沿阵地，城市规划也不例外。政府的职责是合格地规划、建设、管理城市，城市的发展离不开规划，它同时也是政府调控经济、社会活动的强有力杠杆，是政府指导和控制城市建设发展的基本手段，是关系城市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项重要工作。规划的有效实施，重点是政府对规划的重视程度，直接关系到规划的决策水平和实施效果。错误的规划决策，会影响到当前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主要职能是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加强制度建设和宏观调控。合理地规划起到不少积极作用，应当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
3 城市规划是城市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创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中，城市规划作用可见一斑。在整个城市中，无论是城市建设发
展的宏观决策，还是单个建设项目的微观决策，大到城市总体规划布局、交通组织、环境保护，小到地块的开发强度、建筑许可、公共设施建设等，无一不涉及社会公众的利益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都离不开科学的规划，更离不开创新。
二、城市规划管理创新的内容
1 建立城市规划委员会和顾问团
城市规划委员会。其设立的初衷是建立一个公平、广泛的社会参与机制，有些类似于司法审判的陪审员制度。城市规划委员会的设立宗旨是坚持公平、公正和公开的活动原则，科学指导社会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加强规划指导，依法行政、规范审批、严格实施、健全和完善规划管理体制。运作机构设置。规划委员会不是政府的一个具体的职能部门，而是政府重大规划的决策性机构，是区政府审议重大规划建设事项的必经程序。规划委员会政府相关负责人、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企事业单位代表及市民代表组成。和通过建立督办制度，及时将例会确定的事项，性质，进行责任分解，明确时间节点，进行跟踪督办，并将实施情况及时向规划委员会报告。
顾问团，也称作专家团、咨询部门。它是政府重大规划决策咨询机构，是政府作出决策前的专业咨询机构，对各类重大决策、规划方案和专项规划提供前期咨询，由规划和相关专业专家组成专家库，在规划决策前，要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专家名单随机抽取。同时，根据区域内规划项目需要选聘境外规划专家，每年视情况进行人员增减。采集者退散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宗旨是：科学研究、深入探讨，把握建设发展的新机遇，促进
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2.。提高规划管理人员综合素质
规划部门是编制和实施城市规划的具体操作者，其自身素质、行政水平、职业道德和价值取向直接关系到城市发展的大计，作为创新理念的执行者，规划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要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这也是和国际先进管理团队接轨。加强规划管理人员综合素质建设，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牢固树立依法行政、严格执法的观念，多学习相关政策、法律规范和经验，不断提高规划业务能力；二是做好激励机制。要对综合素质高，为单位作出贡献的人员要予以表彰和鼓励，调动规划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三是有计划地进行业务培训，学习新的知识。鼓励管理人员深造；四是优化人才成功机制，为规划人才创造一个有利于形成规划成果的良好科研环境、工作环境，让管理人员舒心工作，免除后顾之忧。
规划设计上的创新
规划设计是实施城市总体规划的前提和基础，它指引着规划的具体实施。在实践中要认识到，规划设计对于城市建设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城市总体规划下，要引进新的观念，是否优化现有的规划设计，组合现有的设计方案，发挥它们的可取之处。协调专业设计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创新设计单位的选择机制。打破原有的推荐机制，引进竞争机制，逐步放开规划设计市场，鼓励引进高资质、高等级规划设计单位参与城市基本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这样，能提高规划设计的知名度，规划更合理，更科学。
在规划管理创新中，对重大基本建设项目和成片建设项目都按照技术规范组织严格的规划设计方案评审，确保城市总体规划的基本要求能在规划方案中真正得到落实，如我们都关注的普通住宅小区项目，除了在设计上符合要求外，还要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进行详细的评审，力争使规划设计达到尽善尽美。
综上所述，城市规划管理创新是一个新的课题。创新之路也是城市规划改革之路，唯有以创新理念为基础，建立一套科学的管理方法，把城市规划管理水平提到一个新的台阶，才能真正做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一、城镇化与城市管理规律
尊重城市发展规律是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目前，我国城市管理研究领域的一个制约瓶颈是“问题导向有余，基础规律性研究不足”。城市管理是一个动态平衡性质的系统，其行为的有效性需要具备诸多条件。要基于经济学和管理学交叉的视角，从目标、组织、条件和空间等方面，研究和分析保障城市管理活动增效的若干条件性假设。合理测算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并基于其承载能力来合理进行城市开发决策，是顺应城市发展客观规律的体现。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已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城市规划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任务。要明确城市综合承载力测算的基本思路及城市综合承载力测算中的关键问题。城市综合承载力不仅需要进行定性研究，还需要进行定量测算研究，以便科学确定不同城市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和城镇化科学发展。“匹配”层面和“结构”层面的均衡状态往往意味着城市发展客观规律得以顺应的状态。要从城市与经济、用地与人口、不同职业人、用地结构、规模与资源等方面分析城市发展规律，从城市发展规律的视角深入探索城市发展理论、土地管理、城市社会管理、环境与资源管理、人口管理等城市管理人才所应具备的知识结构。要基于对规律性特征和主要影响因素的把握来实现城市养老住宅的有效供给。城市养老住宅既有一定的经营性特征又兼具某些公共产品的特征。城市管理者需要研究养老地产需求的规律性特征和主要影响因素。
二、城市空间管理创新
“软性创新”是实现东北地区二次振兴的关键。产融结合是振兴东北工业的新支点，两化融合是振兴东北地区的必由之路，装备制造业与生产业互动是振兴东北地区的重要支撑，国企改革和国资改革相互促进是东北地区改革的重大课题。应以尺度重构理论为视角，着眼于地域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多维重构，分析在尺度重构过程中的发展制度和治理制度的变革，探究部级新区的运行机制。评价和提升城市的中心性要重点关注在城市网络中的关系和影响。由于发展水平、规模及比较优势等条件不同，城市在网络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和角色。可以在空间理论和网络理论的基础上，通过网络中心性来表征城市规模分布，以便更好地衡量城市网络的整体特征。可以用中心度、中心势和网络密度等指标和参数评价城市群网络中心性，进而对我国主要城市群进行实证分析。中心性评价不仅要考虑单个城市的规模和实力，更要强调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影响，在动态的网络关系中衡量城市功能以及中心城市与城市分工的合理性。要通过多规合一、一体化市场和盘活存量来推动城市土地管理创新。近年来，我国土地城镇化速度远远高于人口城镇化速度。在城市土地利用中应注意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土地利用方式的革新，要通过坚持规划的引领作用，倡导多规合一；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构建城乡一体化土地配置制度体系；健全节约集约用地制度，注重存量土地挖潜，转变土地依赖型城镇化模式；完善土地制度体系，创建城乡土地利用管制政策体系。
三、城市管理理论与实践创新
一、创新城市管理理念
要创新城市管理理念，作为管理方的政府应该切实转变传统的“以物为中心”的城市管理理念，树立“以人为本”的新型城市管理理念，同时加快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我们党领导下的政府，其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由此，我们的政府在根本上是服务型的政府，进行城市管理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服务人民，为人民创建和谐美满的城市环境。在“以人为本”的城市管理理念的指导下，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地位一律平等，彼此尊重；且管理双方都是城市的主人翁，同时也都是城市管理的主体，自然都应该齐心合力为城市谋发展。要达到这样的效果，首先要大力提升公务员的整体素质，强化公务员正确的思想意识。作为政府工作人员、城市管理的直接执行者，公务员素质的高低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不可谓不大。而只有在公务员素质普遍较高的情况下，依法行政、依法办事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徇私枉法等不良现象才能得到有效避免，从而为实现城市的良性管理打下坚实的基础。而公务员素质的提升，关键就在于其要树立正确的思想意识。思想意识是行动的先导，正确的思想意识才能引导正确的行动。作为城市管理者，公务员应该牢固树立公仆意识、服务意识以及责任意识和法制意识，要时刻谨记自己手中的权力为人民群众所赋予，要始终明确自己的义务和职责，依法用权，用权于民，而绝不能恃权傲民。在管理理念上，公务员要从根本上扭转传统的“官本位”思想，树立“民本位”和“以人为本”的思想，坚持在城市管理和服务工作中始终以人民群众为中心。要努力实现由“管理”向“服务”的转变，强化“管理就是服务”、“服务就是公务员的天职”等意识，以切实维护好纳税人的权益，赢得人民群众的满意和支持。其次，“以人为本”的城市管理理念，还要求管理方在确定城市管理目标、制定城市管理计划和采取管理措施时，不能独断，而要在充分尊重被管理方的基础上，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且以大多数城市人民的需求、意愿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求变以政府为管理方的单方面管理为全民参与的共同管理。要加大相关方面的宣传力度，坚决落实相关的政策措施，强化城市人民在城市管理中的主人翁意识，从而把加强、完善城市的管理变成城市人民的共同目标、共同责任和共同实践，真正达到人民城市人民管的理想效果。
二、城市管理手段与技术的创新
从管理手段而言，我国传统的城市管理主要依靠行政的手段直接对被管理者施加影响，诸如采用命令、指示、规定、计划、制定规章制度等方式对管理对象进行控制。这种管理手段的优点是权力集中，针对性强，从而有利于管理职能的有效发挥。但是其也存在弊端，一方面，此种管理手段所能达到的效果受领导者个人能力大小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此管理手段之下的权力集中、层层垂直领导，使得下属子系统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受到极大限制，也不利于子系统之间的横向联系。城市是一定区域内的经济中心。要管理好现代城市，经济手段不可或缺。一方面，政府有必要通过一定的经济手段来维护城市的经济秩序，以保证城市经济的健康正常发展。如政府可以运用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来调节市场供求关系，以引导生产和消费的正常运行，为城市经济的协调发展保驾护航。另一方面，政府还可以利用经济手段来管理城市社会，即直接通过经济上的奖励或惩罚，来促使城市居民和城市社会团体遵守城市管理方面的各项规定，以提升城市管理效率。这种经济手段的运用在一些发达国家早已成为管理惯例，且成效显著。创新城市管理，还应该进一步完善城市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广泛地运用法律手段来管理城市。严格依据法律法规来进行城市管理，这是我国城市管理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国现有的城市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十分庞杂，具体包括土地、房屋、建筑、规划、市政、园林、市容、市场、交通、环境、卫生等内容。它们一部分是根据国家统一制定的法律援引而来，一部分是各个城市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而制定的法律和法律性的规章制度。我国社会是法治社会，城市自然也是法治城市。一方面，我国要进一步加快完善相关的城市立法工作，尽快建立起完备的城市管理法律体系。各个城市也要根据自身的特殊实际，迅速制定出完备的管理规章制度。另一方面，要依据已有的法律法规严格城市管理的执法行为，同时加强执法手段的创新。由此，现代城市管理不仅需要一支高素质的管理队伍和执法队伍，还有必要创新执法体制和机制，加强多部门的联合执法和协调执法，以减少管理不到位、管理“死角”的出现。当前的时代是科学技术主导的时代。而城市，可以说是各种先进技术得以运用推广的最前沿。由此，在现代化的城市管理中广泛地利用各种新的技术，势所必然。应该把数学、系统科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等方面的先进科学技术适当地运用到城市管理之中，通过对现代城市管理技术的创新，推动城市管理的数字化、自动化。而所谓的数字化、自动化的城市管理，就是综合运用计算机技术、无线网络技术、信息化技术等数字技术形成的城市管理的新模式。要建立起这样的管理模式，就必须以城市为主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广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起全面开放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并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地理编码技术、现代通信技术等手段将城市的各类部件、各类事件数字化，建立起分门别类的部件和事件的管理数据库，以形成多维的信息体系，整合城市的管理资源；同时，城市管理各部门也要实现网络平台、设施设备及信息系统的共建共享，以提升部门之间的协同管理能力和事件处理效率。可以说，只有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提高城市管理的数字化、信息化水平，城市才能在迅速适应情况变化和各方面相互有机联系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作出各种管理决策和措施部署，大幅度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放大城市整体服务功能，提升城市的生产力水平和竞争力，从而满足现代化城市的发展需要。
三、创新城市管理的体制机制
城市管理体制是一种由城市管理机构的设置、管理权限的划分、管理方式的确定以及管理机制的运用等综合起来的一种比较稳定的体系。城市管理体制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城市管理效能的高低和城市功能的发挥。我国的传统管理体制还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我们的政府既是公共服务产品的管理者又是提供者，这种体制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管理的不到位和服务质量的低下。又如，我国城市管理缺乏统一性，基本上是沿袭了以往的分散管理的做法。市政公用设施管理分散在城管、交通、环保、建设、水务、消防等多个部门，以致管理机构重叠，政出多门，条块分割，多头管理，责权不明，职能交叉，关系不顺，造成重复管理、无人管理、交叉管理综合症，严重制约了城市管理职能的发挥。继续深入推进“二级政府，三级管理”新管理体制，通过合理调整城区分块、合理划分城市管理中的条块分工和各级政府管理权限，理顺条块关系，形成条包块管，以块为主的格局，要把条的专业管理与块的综合管理构成城市管理的有机整体。此外，还要进一步加强城区、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的管理功能，在明确其责任的基础上，赋予其相应权力，以调动城区和基层搞建设、抓管理的积极性。同时，为了进一步实现城市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推进我国城市管理工作的进步，像环卫、园林等市政管理部门要逐步向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转变。创新城市管理体制，还应该进一步推动城市管理的市场化运作，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城市管理“政府包揽”的体制格局。政府部门要从琐碎具体的管理作业中把自身抽离出来，在加强管理和监督的同时，加大力度培育统一、开放、多元竞争的公共设施服务市场，完善市场机制，健全市场规则，为开展有序的市场竞争构筑平台。同时，政府还要积极利用公共资源，广泛吸纳社会资金和资本用于城市基础设施的改造，以解决政府作为单一的城市管理投资主体而导致的经费不足的难题。
四、结论
关键词：城市规划管理；发展；创新
城市规划管理目的是在认真调查城市地区建设现状和发展形势的基础上，深化与落实总体规划空间布局，构建合理的城市地区的空间发展框架，布局快速交通网络系统，重点对自然生态地带、经济产业发展空间、居住空间、区域性公共服务设施等基本要素进行整合、布局和控制，划定规划建设范围和近期发展方向等，为城市地区的次医域规划编制和审批管理提供依据，促进城市地区快速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一、城市规划管理的认识
城市规划管理的作用体现在城市功能与其物质性设施之间总处于平衡一不平衡一新的平衡的动态过程之中。城市规划管理就是为了使城市功能与物质性设施及空间组织之间不断趋于平衡。城市规划管理的作用表现为：
1、使城市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城市是经济活动的主要载体。经济的结构、规模、发展阶段和水平等内涵的不同，对城市的要求也不同；经济发展是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城市规划管理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为经济发展服务，与经济发展形成互动的良性循环。
2、使城市的发展与城市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城市建设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城市社会由不同的人群和利益集团所组成，适应城市社会的变迁，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及平衡不同利益集团的福利是城市规划管理所发挥的作用。
3、使城市各项功能不断优化及保持动态平衡。城市的发展与更新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空间的拓展需要与交通设施的建设相匹配，建筑量的增加要与市政基础设施的扩容相结合，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与环境质量的改善相呼应，城市物质财富的积累要与城市人文氛围的优化相同步。这一切都有赖于通过城市规划管理来加以解决。
二、城市规划管理中的若干问题
一个城市只有在合理的城市规划管理的指导下，城市的建设才能沿着正常的方向发展，并促进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发展。针对我们现在城市规划过程的一些现状，我们发现了城市规划过程的进行经历着非常坎坷的历程，但也暴露出了很多问题。
首先就是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内部管理体制的不完善。我国的城市规划的管理体制是纷繁复杂的，不同于我国其他很多行业管理的垂直性特征，相反，其管理权限一直处于被严重肢解、分割的状态。导致了城市规划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变成了各个行政实体的自主行为，城市的整体规划被彻底的瓦解了。为了达成与各种地方政权的妥协，规划行政管理权被一再肢解、一再下放。这种对于城市规划权力的不断转换，使得城市规划没有了一个明确的计划，随时有可能被更改。更加导致了城市建设的步伐的减缓。
其次是城市规划管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性不强，国外“公众参与”经历了从物质建设规划、数理模型规划到社会发展规划几个阶段，规划工作逐渐由宏观转向微观，由政府行为转向市民的角度，由理论性、专业性和集中的权力转到感性、具体、由下至上的参与。这一成果还没有被我们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很好的利用，一个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人的存在，城市最起码的要求是是满足人正常生活的要求，然后是精神上的需求，忽视了公众的对城市建设的需求实际上必将导致城市发展走弯路。目前我国出台的《城乡规划法》就已经把“公共参与”纳入了法律的内容，我国各地也在制定各项公开、公示的制度。
城市规划管理是一个规模很大的事业，必须解决好各个方面的问题才能更好的发展，但是首先要解决一些基本的问题，如解决好即上述体制内部出现的问题，基本工作方式的问题才能有机会去解决工作中技术，操作上的问题，否则，就会犯舍本逐末的毛病，就解决不了设计的问题，不能为城市发展注如活力。
三、城市规划管理的创新趋势
面向新世纪，我国自上而下推动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将进入攻坚阶段。城市规划管理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的基本职能，处于这个关键性转折点上，迫切需要进行体制创新，探讨适应需要的城市规划管理体制
1、法制化
如何运用法律手段，依法加强城市规划管理，使之逐步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这是摆在每一位城市规划管理者面前的一个新的重要课题。城市规划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龙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挥这一“龙头”作用，把纷繁复杂的各项城市建设活动纳入集中统一的规划管理轨道，使整个城市的运行机制活而不乱，协调和谐，充满生机?很显然，只能依靠法制。加强法制建设，实行法制管理，既是搞好城市规划管理的基本手段，也是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城市规划管理热切呼唤、迫切需要加强法制建设。可以说，法制建设是搞好城市规划管理，保证城市规划实施的“生命线”；是实行“依法治市”、“依法治城”的迫切需要；是推进城市各项改革、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是加强规划管理队伍建设的需要。
2、民主化
民主化实际上指的是城市规划管理中的公共参与。在我国，一方面，政府在社会中的职能不再是以往的直接干预、大包大揽，而是注重市场调节、法律引导，这为市场、社会领域提供了必要的生长空间。另一方面，社会分工的高度细化，社会精神的变迁，促生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化组织，正是这些组织，成为了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活动的新载体。
而对于城市规划管理来说，随着越来越多的要素(土地、住房、公共设施等)进入市场领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规划部门所采取的单边、独断式的决策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表现出了其不足和低效，难以平衡日益多元化的社会群体利益；同时，由于城市规划决策越来越紧密地与私人的利益相关联，公共对于该领域的关注理所当然。“公共参与”的社会基础与日俱增。规划管理部门及管理人员必须及时调整角色，学会使用大众媒体的语汇，积极主动地融入到大众媒体交流中，与公众参与者在沟通、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合意，实现城市规划早方法论上的“交往理性”化。
3、数字化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口的高度密集，传统的以手工作业为主的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工作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城市迅速发展的需要。城市数字化工程服务于城市现代化建设，符合高新技术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正确方向。数字化可提高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的决策科学化、管理现代化和服务社会化水平，扭转传统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方式落后的局面，同时数字化城市对于提高城市规划管理工作的效率，丰富表现手法，增加信息含量，提高分析能力和准确性；使城市规划管理与设计更加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及时性；也能提高城市规划行业动态监管的能力和水平。
基于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和智慧城市建设的大背景，借鉴社区再造的既有研究，就其中的社区流程再造展开探讨，以求为我国的城市社区管理创新提供可行的实施途径。依据社区流程再造的基本思路，结合公众对社区发展认识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总结出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流程的现存问题，并针对性地就社区的组织结构、职能关系和参与平台三方面提出流程再造的策略。
关键词:
社区再造；流程再造；组织结构；公众参与
市场经济体制和快速城镇化的发展，致使我国社会结构反复于断裂与重构之间[1]，社区制逐步成为主要的城市基层管理方式，社区管理走向自治，公众参与不断热化。然而，我国的城市社区管理虽已有较多实践性尝试，但尚不完善且存在严重失灵，集中体现为行政权力下沉和自治组织“内卷化”[2]、社区组织功能冲突和非营利组织参与不足、社区管理与服务流程不协调和社区服务竞争性差、制度变迁非对等博弈和公众参与程度低、居民个体“原子化”和内在社会资本缺失等[3,4,5]，这些都不利于我国城市社区的有效治理。另一方面，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进入崭新阶段，“2014年是中国智慧城市落地的元年”[6]。国务院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智慧城市建设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7]。
同年印发的《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则指明了我国未来智慧城市建设应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杜绝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强调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创新与建设[8]。关于智慧城市，国际上还没有统一的科学定义[9,10]。目前在我国，智慧城市是指以数据、信息的深加工和利用为核心，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的新理念和新模式。这不仅是技术的创新，更多是机制、运营模式和资本运作的创新[11]。智慧城市下的社区建设，重点在于社区的管理与服务，通过构建公共基础数据库和公共信息平台，完善公共服务信息体系，推动公共服务方式创新，以使公众能更便捷、及时地获取相关信息[8,12]。由此来看，我国转型期中的城市社区在管理与服务的问题上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及挑战。虽然智慧城市建设的大环境为社区的创新提供了众多政策和技术的支持，有利于网络化流程和公众参与平台的构建。但是，智慧城市的目标又对社区管理机制与运行模式等提出了新的要求——数字化、便捷化、智慧化。为了给城市社区管理的创新提供具体的实施途径，一些学者尝试引入（流程）再造理论和借鉴政府再造，提出社区再造的命题，并明确了社区再造的原则、内容和战略路径等。
社区再造是以大幅度提高社区效能、效率、适应性和创新力为目的，从根本上培植社区意识、改造社区组织流程、促进社区发展的以人为本的转型过程，在我国台湾地区表现为社区营造[4,5,13]。社区再造包括社区形象再造、社区公民再造、社区流程再造和社区制度再造四项基本内容，并以组织流程为中心，社区流程再造是当中的重点。因而，本研究将以社区流程再造为切入点，在梳理其已有的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公众对社区发展认识的调查分析，探讨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流程再造，以提出创新社区管理的策略。
1社区流程再造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社区流程再造，就是从社区公众的需求出发，对社区的组织流程进行科学合理的诊断和重新设计，形成网络化的工作程序，以提高社区组织的绩效[5]。对于社区流程再造，现有的研究虽尚未形成完整的实施方法体系，但已有相对明确的设计原则与路径。
1.1基本思路：遵循社区再造的五项原则社区流程再造作为社区再造的有机组成部分，需遵循社区再造的五项原则，这也是社区再造的目标：（1）获得授权的社区，即行政权力与社区自治组织相分离;（2）居民驱使的社区，即以公共利益为导向，鼓励公众参与；（3）企业型的社区，即建立有效的选择性激励措施，以高效、优质地满足居民需求；（4）协作型的社区，即强化居民、各类自治组织与政府机构的双向互动；（5）竞争型的社区，即引入竞争机制，遏制社区服务提供者的寻租行为[4]。
1.2基本方法：依据社区业务流程梳理组织结构社区流程再造的关键在于，将社区业务流程的需要置于职能分工之前，实现社区组织结构由职能型向流程型的转变[5]。社区业务流程大体可划分为行政、沟通、议事和服务四个方面。就其中的行政活动，王星认为，只有政府部门及其派出机构等社区管理的权责型参与者积极支持与干预，社区自治才有可能走向社会有序，而且多部门合作是其中的关键[14]。丁木水指出，街道是我国本来就存在的社区，其行政化应向社区化转变，使地处辖区内的、又不归其管辖的企业单位对社区具有归属感[15]。所以，在社区管理中，保留行政机构存在一定的必要性，但街道更应作为自治而非行政主导的社区单元。非行政活动方面，在转型背景下，现行以“属地管理”为基础的社区建设对基层整合的效果将越来越弱[16]，而独立于社区之外的NGO则能提供促进邻里融合的服务和活动，社区兴趣活动等开放型社会网络的培育能更有效地推动社区建设的发展，并提高社区居委会的治理水平[17]。也就是说，NGO的介入可改善纯辖区内组织管理的整合力，促进居民自治组织治理水平的提高，在社区管理中可适度强化。
2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流程的主要问题
为能提出我国社区流程再造的有效策略，本研究开展了公众对社区发展认识的社会调查，以了解社区管理流程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明确社区业务流程需要。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是我国“大部制改革”最早的基层政府实践地，其管理体系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同时该地也是第一批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其社区能较早地体验到智慧城市建设的成果。为此，本研究以顺德为案例组织调查研究。在华南理工大学城市规划专业20多名高年级本科生的协助下，研究组于2012年7月至12月间对城市居民展开以社区发展为主题的问卷调查。研究组选择在人流相对集中的大型商场和步行街对市民进行面对面的访谈式问卷调查；考虑这两个调研点的中青年群体比例较高，研究组另选老年人较为集中的茶楼和公园，分别在早茶和晨运时间补充调查。此外，还联络当地教育部门向中小学生家长发放问卷，以扩大样本数量和覆盖面。本次调研共发放并回收问卷1433份，其中有效问卷1388份，有效率达96.86%。
同步，研究组就当地政府部门、企业单位、社会组织和社区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居民代表进行相关主题约30人次的访谈。与当地政府部门的访谈主要通过召集相关负责人举办座谈会；企业单位的访谈通过与行业协会代表交谈；社会组织的访谈对象选择当地社会工作开展得较为成熟的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并选择广州的启智服务总队作为志愿者组织方面的补充调研对象；社区组织的访谈选择当地不同类型的城市社区居委会，并由居委会书记代为对话；居民代表则通过社区居委会引介，与不同年龄层和职业的人员交谈。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的城市社区管理流程存在三大问题：
2.1社区自治组织发育不良，市场组织难以全覆盖针对现有的政府组织（如社区居委会）、市场组织（如物业服务企业）和社区自治组织（如业委会）等社区管理主体，居民对它们在社区管理中发挥的作用和满意度总体评价一般，略偏向于有点帮助和比较满意（图1）。这说明，这些组织的参与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但仍有待改善。特别指出，居民认为物业服务企业在社区管理与服务中发挥的作用并不亚于居委会，且大于业委会。认为物业服务企业对社区管理有帮助的居民占55.1%，居委会为52.4%，而业委会则占48.5%；对物业服务企业的管理与服务表示满意的居民占42.4%，对居委会为43.0%，而对业委会则为40.7%。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区自治组织发育不良，可能与居民目前更关注社区设施管理而非自我意愿表达有关。从访谈了解到，物业服务企业并未全面覆盖所有社区，特别是居民自建房集中等难以实现封闭式管理的地区，此时，作为政府组织的社区居委会承担了大部分的社区管理职能。然而，政府方面尽管已建设社区警务E超市①等信息化管理系统，但公众互动平台仍然缺位，不能即时回应社区居民所需。可见，居民对于社区自治组织的认同度并没有学术研究认为的高，这会影响到居民组建自治组织的积极性，不利于自治组织的完善，形成消极循环。而现状居民认同度相对较高的物业服务企业等市场组织，却难以在传统街区等管理界线不明晰的地域实施，不能全面推广。
2.2社区内组织缺乏有机联系，服务未能互补优化以顺德大良街道北区社区为例，该辖区的企业人口除大型工厂的外来人口居住在工厂配建的宿舍里外，其余职工（特别是外来人口）基本居住在辖区老城区内，企业职工的自维组织——工会也落点于老城区，与社区居民有一定的互动关系。辖区企业也为社区内每年举办的30多场大小型活动提供资金、物资和人员等方面的支持，缓解了社区居委会的资源短缺问题，可该社区却没有提供专业性社会服务的NGO组织的介入。就专业性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来看，以顺德大良街道中区社区为例。该社区于2011年引入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为居民提供各类专业的便民服务。该中心以提供公共活动平台为主，并通过陪同走访等方式帮助居民处理行政事务。社工中心通过投标经政府研究后设立的项目，获得相应的活动经费及硬件设施的支持，并与辖区内外企业合作，获取一些基金会等的赞助。不过，社工中心并没有与志愿者组织合作，开展面向全社区各类群体的大型活动，服务对象比较局限，针对的主要是青少年和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志愿者组织方面，广州在国内最早形成了一定规模和管理模式的志愿者组织，故本研究以广州最活跃的志愿者团队——启智服务总队为例。其下属的心心之家分队与沙面街道的社区服务合作内容最为丰富，包括教育拓展、独居老人探访等。由于志愿者来源甚广，在活动筹办方面相比社工中心更具优势；活动资金渠道更广，可获得团市委、企业和个人等的支持。但志愿者组织与辖区企业互动较少，对所服务社区的认识较薄弱，且成员以志愿参与为前提，其活动推进的适宜性和保障性不及驻点的社工中心。不难看出，辖区企业、社工中心、志愿者组织等社区内组织在社区服务的提供上各有所长，对社区联结的强化具备一定作用。然而，各类组织在没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的情况下，其短板凸显，例如：辖区企业和志愿者组织提供的服务不如社工中心专业，社工中心的人力财力相对匮乏等。
2.3诉求渠道错位，互动平台缺失，需求可达性差调查数据表明，居民向政府表达社会管理意见以网络方式为主（42.68%），电话次之（33.45%）（图2）。而目前的公众参与多以座谈、听证等面对面的方式进行[18]，与居民偏好的诉求渠道存在错位。因而，大多数（57.5%）居民认为当前的诉求渠道畅通情况一般。相关性分析显示，诉求渠道的畅通性与居民对智慧城市的了解和向政府表达意见的首选途径关系最密切。对智慧城市了解更多以及偏向于网络和电话等信息化渠道表达的居民，诉求渠道更为畅通（表1）。就互联网的使用情况来看，虽然2014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超过世界32.5%的平均水平，但也仅为46.9％，远落后于发达国家78%的平均水平[19,20]。难以运用信息化手段表达意见的居民仍占大多数，诉求渠道的畅通性也因而受到影响。在互联网用户中，通过网络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偏低，经常在网络上就社会管理问题发表意见的用户仅有7.5%，这也主要与居民对智慧城市的了解程度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对社会发展前沿敏感度较高的人，不但诉求渠道更为畅通，也更愿意参与社区管理，反之相对消极。通过主成分分析发现，除了受习惯的反映方式和参与积极性的影响以外，诉求渠道的畅通主要得益于互联网的长时间使用，并与学历和职业等相关（表2、图3）。调查显示一个“特殊”的现象，即学历越高，渠道越不畅通，这可能由于学历高的居民对诉求渠道期望更高，但目前以非信息化为主的参与渠道难以满足这类群体的需要。职业方面，非公务员的单位职工诉求渠道更畅通，而农民、工人等一些日常获取信息渠道受限的群体则更加难以参与。就信息互动途径来看，居民除了手机短信外，还希望通过公告栏和互联网两大渠道获取信息，三者的支持比例分别为39.60%、31.90%和18.30%（图4）。最常使用的信息化产品方面，50岁以上居民与其他居民存在差异，首选电视，次选电话（包括手机和固定电话），且其中的手机短信多为单纯的阅读而不回复，这主要因为该群体受到生活习惯与能力的限制更倾向于传统媒体。总而言之，我国既有的社区管理诉求渠道未能满足居民需求，尤其给农民工、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参与造成一定障碍。加之，目前智慧城市在社区层面落实的成果主要是单向的信息查询或收集的信息化管理系统，互动性较弱。这都不利于及时了解公众的真正需求。
3我国城市社区管理创新的流程再造策略
考虑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发展要求以及现有流程存在的问题，本研究从社区业务流程需要着手，构建社区流程再造的基本组织结构体系，并就其社区内组织的职能划分和需求反馈平台的建立提出建议。
3.1策略一：强化“外力”，重组社区组织结构体系综合国内的实践情况、国外及港台地区的实施经验，参与社区管理的组织与群体大体可划分为四类：官方组织、半官方组织、营利性组织和非官方非营利性组织（表3）。结合调研结果发现，在社区自治组织发育尚不完善的情况下，社区可以通过一定的“外部”力量来凝聚社会资本，以优化社区的组织结构。就辖区企业而言，其职工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多聚居于邻近的社区，可借助工会这一既有的自维组织，来集中反馈诉求，并向企业争取资金与物资支持，同时也可满足企业的社会责任需要。社工中心由于非政府非营利而形成中立性，使其可成为联系居民自治组织与辖区内外企业、其他公益团体的沟通与合作枢纽。本着社区再造的获得授权、居民驱使、企业化、协作性和竞争性五项原则，结合社区业务流程的需求，以及智慧城市建设对社区管理提出的新要求，考虑新旧体制易于转化等必要，笔者认为，社区管理应将原街道办事处的政府职能往上集中，将原居委会的自治功能往下细化，将原社区服务机构和社区规划工作室的服务功能去行政化，强化NGO和企业工会等社区自治组织以外的“外部”力量，整合社区数据的电子化，把组织结构划分为市区、社区和邻里三个层面，分别对应现状市区、街道和居委会三个层面，形成行政集于政府、公众易于进入、议行相对分离、服务专业高效、信息公共互通的协商式扁平化组织框架（图5）。
（1）市区层面：行政集中。参照西方发达国家，市、区层面的社区管理主体主要是官方的组织机构，作为基层机构负责行政管理和监督。就我国的官方组织机构来看，即便是经过大部制改革的顺德，各部门在不同专项管理之间仍有信息更新与共享的问题。因此，市、区层面应收归现有街道办事处的行政职能，设置汇聚各项信息的社区服务部门，作为市、区政府的联络机构，履行社区管理方面的行政职能，负责政府职能部门社区方面的工作协调、社区相关政策的制定、资源与资金提供、政府指令整合下达、服务监督、社区成员意见整理反馈等一些常规性事务。同时，针对智慧城市的建设要求，还应汇总社区及邻里层面各方面的管理数据，并电子化形成数据库，供各类社区管理主体通过一定的平台进行查阅。其成员构成方面，可择优提拔现状各街道办事处干部，以利用他们的工作经验和与居民之间的人脉关系。也可通过公开招募录用，广纳相关管理专业的精英。该部门应定期召开社区发展讨论会，审议重大决策并监督部门日常工作，出席人员包括各政府部门社区方面相关负责人和社区服务部门干部。
（2）社区层面：议行分离。访谈发现，现有社区居委会在社区（街道）层面已有一定的群众互动平台基础，包括政务论坛和办等，起到收集信息、联系政府部门的作用。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NGO的基本运作，大体是通过投标政府项目为居民提供技术，是联系政府与居民的桥梁。该层面的管理需强化对市、区和邻里上下两个层面的联系作用，因而可分别由社区咨询委员会、社区管理委员会、社区规划工作室、商业企业和NGO履行行政服务、沟通议事、规划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的职能。社区咨询委员会是日常行政服务的联络组织，作为半官方组织，负责社区人口及物业等信息管理，并将其汇总至政府的社区服务部门。借鉴我国网格管理人的实践，依据社区成员的同质性将社区划分为规模相当的网格单元，每单元的行政事务各由一人负责。其成员由原街道办事处职工和社区居委会干部择优组成。社区管理委员会承担议事和沟通职能，负责社区重大事务的处理，协助社区规划工作室传达城市规划资讯。定期召开会议，向社区服务部门反映社区诉求与意见。结合政府网站或借用社区活动场所等，与邻里层面自治组织及居民沟通。网络招标信息聘任和监管商业企业，并与NGO合作组织活动。其成员由社区咨询委员会干部、业委会和工会代表组成。社区规划工作室担负与社区紧密相关的规划服务，一方面协助政府推动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另一方面指导社区建设、制定空间发展计划等，与政府社区服务部门共享社区管理及规划数据。其进驻团队面向各规划设计单位，以招标方式确定。NGO负责以社区层面为主、邻里层面为辅的技术性社区服务，自负盈亏。鼓励原社区居委会职工通过社工培训考试上岗，填补社工类人才缺口。商业企业是独立于社区以外的专业性营利组织，以竞标方式获得业务，为社区提供看护、安保、保洁等专项基本公共服务。
（3）邻里层面：企民兼顾。邻里（居委会）层面的管理将重点放在扩大参与渠道，激发公众的自治能力，摘掉社区居委会的空帽子，将权利还归于企业与居民、业主与租户等的利益共同体。结合访谈发现，不论是企业单位还是行业协会，均表现出对社区建设的忽视，该层次的社区宜提高企业自维组织——工会的话语权，在争取作为租户的职工的权益之余，及时沟通企业的意见，与业委会一起组成基于业缘与地缘的共同体集群，与上层面的社区管理委员会进行沟通。该层面的封闭式小区和大中型企业等主要由商业企业中的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综合性的日常服务，协助NGO举办社区活动，并由其业委会和工会监管。其他界线不明晰的开放式小区和规模较小的企业，则依托其他专项服务企业提供服务，在社区层面统筹管理。
3.2策略二：建立角色互补的三大社区组织成员关系重组后的社区组织结构体系中，NGO和商业企业之间、业委会与企业工会之间存在两分的关系，他们应在社区管理中形成职能互补的角色关系。（1）NGO组织。NGO组织大体可分为两类，即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和志愿者组织。访谈发现，社工中心和志愿者组织分别在专业服务和人员方面占据上风。因而，社工中心应以专业社工为骨干、以志愿者为补充，通过整合政府和企业提供的经费和设施等资源，提供专业性的社区服务，并为社区内外各类主体提供交流平台。而志愿者组织具有人力丰富、成本较低的优势，可作为社工中心提供服务的良好合作组织，一起优化社区的人际关系。（2）业委会与工会。业委会和工会分别负责业主和企业、租户方面的沟通和议事，并不承担服务功能。借鉴济南市天桥区纬北街道康桥社区经验，封闭式小区的业委会应成立社区业主接访中心，与物业服务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共同负责[28]。这样的管理方式，可强化业主参与社区自治的有效性。（3）商业企业。商业企业在看护、安保等基本公共服务上具有优势。以物业服务企业为例，其在安保、设施设备维护、卫生清洁等方面获得较高满意度，但不善于投诉处理[29]（图6），而这些弱势刚好是社区自治组织的相对强项。考虑专项服务的规模效应及物业管理的综合性，物业服务企业主要承担邻里层面的服务，其他服务企业则面向社区层面。
3.3策略三：构建能及时反馈需求的公众参与平台社区流程再造以社区公众的需求为导向，有效的公众参与平台是社区流程再造的基本保障。为满足我国城市社区管理创新的需要，其公众参与平台的构建受到智慧城市建设、公众对社区的认识、社区组织结构重组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1）信息平台数字化。智慧城市的建设目标，决定了社区公共信息走向数字化的大趋势——公共信息将逐步从纸质语言转译为数字语言，形成可联网共享的数据库。公众可通过云计算等技术手段接入数字化公共信息平台，便捷获取资讯。
（2）沟通渠道信息化。调研显示，居民总体愿意选择信息化的途径进行沟通交流，故社区信息互动渠道除了传统的公告栏以外，还可寻求手机短信、互联网等途径，整合社区论坛、QQ群等渠道为互通平台。考虑不同群体的需要和使用习惯，未来的社区管理可从两方面着手促进：一方面，加大网络等信息化方式的建设力度，以方便公众参与，特别是让高学历群体获得更广的渠道；另一方面，保留并优化传统媒体方式，使传统企业老板、老年人和农民工等偏好收看电视和拨打电话等群体拥有更为贴近自己生活的参与方式，譬如，适当地运用电视投播、电话访谈等方式。
（3）常规参与集中化。如上文所述，社区内外的沟通主要通过社区管理委员会来完成。这就要求公众参与平台重点指向该委员会常规活动的开展，在其中设置可访问社区公共信息数据库的接口，并配备专人指导使用。环顾国外的公众参与，其有很多生动、有效、具有强生命力的方式，如焦点小组（FocusGroups）、公民论坛、公共调查（EnquÊTePublique）、公共辩论、工作坊（Workshop/program）、电话答疑等[18,30,31]。
参考相关的评价方法，笔者从提供信息的能力、接受信息的能力、与公众交往的效果、获得广泛抽样意见的能力、信息数字化的难度、常规化开展的成本和公众的接受度七个方面，综合概括各种公众参与方式的有效性（表4）。对于不同参与手段，其“提供信息的能力”可根据其一次性可传达信息量的大小来衡量，“接受信息的能力”以其所提供信息的解析力和易读性评判，“与公众交往的效果”依据公众与信息方之间的信息流向关系断定，“获得广泛抽样意见的能力”通过参与方式对各类群体的准入门槛进行判断，“信息数字化的难度”以转化为数字信息的工作量来度量，“常规化开展的成本”比照参与方式的平均开展成本，“公众的接受度”以调查结果为准。结合不同参与群体的特征，优先考虑公众接受度，抽样效果及数字化难度次之，再权衡其他方面，笔者认为，社区流程再造的公众参与平台应以社区管理委员会为基础，在常规活动中，分别选用网络论坛、微博等即时信息工具、手机短信和QQ等社交软件、电话访谈、宣传栏等作为社区和邻里层面与公众沟通的手段，并借助社区（街道）政府网站实现不同手段间的信息关联。譬如，只要在论坛上信息，则QQ、微博、电子公告栏等均可见。公众也可从上述任意渠道查询在其中一个渠道提出的疑问回复。对于议会召开前的信息采集等非常规活动，则可增加电视公示、公共辩论、焦点小组等途径，以更深入了解公众所需（图7）。
4结语
城市社区管理自治化和智慧城市的建设要求社区向高质量发展，调动社会的自组织能力，重视社区成员的有效参与，实现公共设施、公益资源和事务等的智能化管理。为使城市社区管理创新拥有具体的实施途径支持，笔者基于对社区再造的基础研究梳理，着重探讨其中的社区流程再造命题。考虑行政服务集中供给、自治单元精干亲民、社区服务专业高效、公共信息数字化等要求，本研究构建了以社区管理委员会为沟通核心、“市区—社区—邻里”三层管理的基本组织框架。创新地提出以地缘和业缘为抓手，兼顾业主和租户、企业的需要，借助现有的业委会和工会作为社区最基层的自治单元。并在原有社区管理人员的转换方面，把居委会职工作为专业社工的后备力量，解决了就业去向和社工人才短缺的问题。本研究还初步理清了NGO和商业企业之间、业委会与企业工会之间的职能关系，探讨了社区的公众参与平台构建，指出平台应基于社区管理委员会，根据管理层面和活动频率运用电话访谈、社交软件和社区论坛等手段，以此作为完善社区管理公众参与的引介。
由于本研究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样本主要集中于佛山顺德区，且缺乏对物业服务企业和业委会、企业工会的深入调查，因此社区组织之间的关系分析仍有待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不断改善。
参考文献：
[1]杨琳.2011，中国遭遇社会转型拐点：社会管理体制需创新[EB/OL]．
[2]何艳玲,蔡禾.中国城市基层自治组织的“内卷化”及其成因[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104-109.
[3]田毅鹏.中国社会后单位时代来临？[N].社会科学报,2010-08-26(3).
[4]陈炳辉,王菁“.社区再造”的原则与战略:新公共管理下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J].政治学研究,2010,17(3):8-13.
[5]谈志林,张黎黎.我国台湾地区社改运动与内地社区再造的制度分析[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7(2):16-23.
[6]陈恒.2014：智慧城市元年？[N].光明日报,2014-12-11(13).
[7]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EB/OL].
[8]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EB/OL].
[9]郭理桥.城市发展与智慧城市[J].现代城市研究,2014(10):2-6.
[10]ChourabiH,NamT,WalkerS,eta1.UnderstandingSmartCities:AnIntegrativeFramework[A]//IEEEComputerSocietySystemScience(HICSS).201245thHawaiiInternationalConference[C].NewYork:IEEEPress,2012:2289-2297.
[11]佚名．“城市•产业•大变局——云时代的智慧城市高峰论坛”:解读八部委智慧城市健康发展指导意见[EB/OL].
[12]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EB/OL].
[13]谈志林.台湾的社造运动与我国社区再造的路径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06(10):83-86.
[14]王星.利益分化与居民参与:转型期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困境及其理论转向[J].社会学研究,2012(2):20-35.
[15]丁水木.论街道社区和社区行政[J].社会学研究,1997(5):14-18.
[16]黎熙元,陈福平.社区论辩：转型期中国城市社区的形态转变[J].社会学研究,2008(2):192-217,246.
[17]陈捷,卢春龙.共通性社会资本与特定性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与中国的城市基层治理[J].社会学研究,2009(6):87-104,244.
[18]蔡定剑.公众参与及其在中国的发展[EB/OL].
[19]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ITC.TheWorldin2014:ICTFactsandFigures[EB/OL].
[21]张大维.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单元的重构与创生:以武汉市院落自治和门栋自治为例[J].城市问题,2006(4):59-63,68.
[22]顾晓伟.从我国台湾地区“社区总体营造”运动看我国旧城更新[J].现代城市研究,2007(4):48-54.
[23]王建军,夏志强,王建容.社区管理的理论与方法[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51-91.
[24]杨小华,苗天青.社区建设中的“三巨头（”社区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角色探讨[J].现代城市研究,2008(7):27-32,54.
[25]窦延文,朱小亮,姚华.社区规划师工作室受欢迎[N].深圳特区报,2009-11-29(A4).
[26]李嘉靖,刘玉亭.城市社区管理模式评析及中国社区管理机制初探[J].现代城市研究,2013(12):5-12.
[27]邹华,马凤领.我国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问题及对策[J].现代商贸工业,2014(17):32-34.
[28]中共济南市委党校课题组.创新城市新型社区管理体制的尝试:康桥社区“五位一体”社区管理模式的实践与体会[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12(4):66-69.
[29]中国房地产TOP10研究组.2012中国物业服务百强企业研究报告[R].2012.
[30]胡亮,田冬,殷洁.国际化城市的城市规划编制与管理研究[J].规划师,2011(2):33-37.
[31]许锋,刘涛.加拿大公众参与规划及其启示[J].国际城市规划,2012(1):64-68.
所谓城市管理的企业化模式包含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城市的“企业化”，即把城市看作企业，把企业中的某些管理方法引界到城市管理中来，使具有公共管理特点的城市向赋有更好管理技术的私人企业靠近；二是指城市政府的“企业化”，即将竞争机制引进到城市政府组织与政府服务中，并将城市政府的角色定位为“企业家”，城市政府的作用和重要活动就是经营和管理好城市，创造良好的城市服务，吸引投资、发展城市经济，城市政府的目标是从城市福利转向城市经济的持续增长。
一、城市管理中“企业化”思想的形成
把城市比作一个企业，对它的管理借鉴企业的管理思想和方法，这是美国的首创。它的思想是源于市政管理体制向企业化思想靠拢。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美国工业化在全国范围内的展开，美国的城市化也进入到一个鼎盛时期。从1860年到1920年，全国城市数量由392个增加到2722个。城市人口由600万增加到5400万，相当于全国总人口增长速度的2倍。到1920年，美国联邦人口普查局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城市人口已达总人口的51.2％，成为城市人口比重较高的国家。
随着城市数最和人口的急剧增长，城市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也接踵而来，成为美国社会面临的新的紧迫问题。但是，当时美国的市政体制还很不完善，19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美国联邦政府奉行自由放任政策，对市政机构的设置从未制订过明确而系统的规定，这就导致市政部门的权限不清以及管理的软弱无力，加之当时美国城市政权常常被一些职业政客所控制，他们以权利为资本，一方面谋取政治利益，另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权利无所顾忌地营私舞弊，中饱私囊，人们曾形象地称他们为“城市老板”。当时这种现象几乎遍及全国，形成了美国市政史上的“无形政府”时期。“城市老板”把持市政，使本来就软弱松散的市政机构更趋混乱，从而导致了市政管理的混乱和市政建设的无序状态。这种状况不仅不能适应城市迅速发展的需要，而且也加剧了美国向工业国转化过程中所蕴积起来的各种矛盾。
为了改变城市迅速发展中的“无形政府”的状态，在一些大城市中相继出现针对城市市政的改革运动。改革的发起者主要是一些企业家、商人、银行家及部分与其利益相关的新中产阶级，改革者们几乎不约而同地主张效仿企业的科学化管理原则，提出让有才干的企业家按经营企业的模式进行城市的经营和管理。他们的这种思想，主要来源于对当时企业管理方面成功经验的认识。因为19世纪后期正是美国大企业的“黄金时代”，一些大企业之所以能在残酷的竞争中相继崛起，其成功的经验主要是企业管理科学化。美国钢铁公司、美孚石油公司、联合烟草公司等大型企业在本行业中独占鳌头。这些大企业在体制上实行的是董事会经理制，即董事们集体制定政策，以保证政策的稳妥和可行，具体执行则交由一位总经理，授予他较广泛的行政权力，以保证效率，注重发挥训练有速的管理人员的核心作用。这就是后来著名企业管理专家弗雷得里
随着改革的逐步发展，又涌现出大批论著，探讨如何将企业的精神较合理地移植到城市管理中，从而不断地修正并完善了改革纲领。他们认为，所谓的企业型政府是与官僚政府相对应的。它是指政府部门由一群富有企业精神的公职人员(被称为公共企业家)组成，他们能够运用各种创新的策略，使原本僵化的官僚体制恢复活力，使绩效不佳的政府更有效地运作。具体讲，企业型政府就是那种非官僚化的、具有创新精神的、富于活力与生气的、以人民需求为导向的、具有高效率和高效能的政府。企业型政府的理念并非要求政府的运作完全与私人企业一样，而是强调政府必须在市场导向的观念下，引进竞争的刺激力最，使政府更具活力，使城市管理更有效率。
1980年代以后，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管理主义和企业化思想更进一步深入城市政府体系，竞争机制和企业经营管理的优良方法被广泛引入城市管理，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城市政府管理的企业化趋势更加盛行。
二、美国城市管理企业化管理的实践
美国的城市政府无论在机构设置还是在市政管理方面，均带有很强的企业化色彩，而这种理念的形成绝非偶然，它是时代的要求同时更是城市管理体制改革对时代要求的及时反映。
(一)市政体制的企业化改革
有学者认为，美国的成功在相当意义上归功于城市政府管理的成功，而这首先体现在市政管理体制的改革。
在美国各级地方政府中，城市的政府组织比较灵活，形式多样，这是城市政府长期自我改造创新的结果。美国在建国初期、为了防止政府权力的集中和垄断，曾在市政府中建立了议会负责制，该体制又称为弱市长制。在这一体制中，市议会在与市长的关系上处于优势、强势地位，而市长和市政府处于弱势地位，其活动更多在礼仪方面。市议会监督一切市政活动，任命市的重要行政部门的官员，制定预算，决定市政的一切重要问题，市长对市议会采取的行动没有否决权。这种体制适应了当初的城市规模不大，城市发展水平较低的实际。因此，在建国初期它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美国城市的迅速崛起和人口的迅速膨胀，给城市政府带来了许多亟待解决的全新问题，比如，由于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而造成的住房紧张；人口过于密集和工业化的迅速膨胀而带来的城市环境卫生日益恶化；由于居民成分的复杂而造成的违法、犯罪现象的猖獗等。面对城市问题的增多和城市政府职能的扩大，弱市长制暴露出严重的缺陷：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行政长官，无法统一领导和协调城市政府的行政工作；市长、议会、独立的局各自为政，权责不清，极易造成相互推诿的局面，各部门之间经常发生内耗和冲突。
针对弱市长制的不足，美国部分城市对市长制度进行了改革，建立了强市长制，即市长议会制。强市长制的行政权力主要集中在市长手中，市长是唯一由选民产生的行政官员，有权任命和撤换政府各部门首长，而无需征得议会同意，议会处于次要地位，市长拥有否决议会的权利。与弱市长制相比，强市长制有一个强有力的行政长官，能够统一领导和协调市政工作。但这种体制也存在一定弊端，主要表现为行政长官的选举存在党派之争、权利争夺十分激烈。由于行政与立法的分权，而造成市政工作机构和程序极其复杂，有时甚至会造成双方之间的对立和僵局、导致工作无法正常开展。
为了消除上述问题，许多城市继续探索，希望找到一种更切合实际和更有效的改革方案。而发生在德克萨斯州的加尔韦斯顿的一场飓风为一种新体制的诞生提供了契机。1900年8月的一天，一场猛烈的飓风突然光顾加尔韦斯顿，一夜之间，6000余人丧生，整个城市被埋在废墟中，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弱市长制”下的市政府束手无策，州议会不得不应改革派的请求，批准
了一个临时性的组织――当地5个有名望的企业家为了港口改良而组成的“深水委员会”代行政府职能。该委员会集立法、行政于一体，将城市事务分为4类，各有一人负责，余一人为总协调人、彼此地位相等，结果，这个组织运行起来颇有效率，重建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与此同时，一个由改革者组成的三人小组委员会也开始按照深水委员会的形式草拟新的城市。1901年4月19日、新获得州议会的批准。委员会制作为加尔韦斯顿市的正式体制被确定下来。由于这种体制具有政务公开、超党派选举、各委员之间相互制衡而避免隐含滥用权力的危险等优点，曾一度在美国各中小城市特别中非常流行。
然而，随着现代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事务也越来越繁杂，作为应急体制出现的委员会制并不能满足迅猛发展的现代城市的需求，而且在实践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缺陷，立法与行政集于一体，不利于相互监督、制约；委员会成员分别承担市政工作，无一人负行政全责；权力分散，缺乏统一有效的领导。因此，一些城市在试行委员会制一段时间后，又恢复了强市长制。而大多数城市，则对委员会制加以改造，扬其所长，抑其所短，建立城市经理制。
城市经理制的特点是，市议会由议员若干人组成，负责决定市政方针，行政方面的工作则由市议会聘请一位受过专门训练并具备较丰富经验与才干的专家担任市经理。市长由市议员中得票最多的一位担任，作为本市的代表，同时充任市议会主席，但无实权。市经理拥有一切行政权，对市政府和城市实行专业化管理。应该说城市经理制是市政体制企业化改造的结果，市议会如同商业同体的董事会，负责制定业务政策，市经理等于公司的经理，有权管理一切行政并负责个部门的工作，但同时，他们也如企业中的经理一样处于受雇佣的地位，他们职位的持有与他们的业绩息息相关。这种制度施行后，许多城市的面貌为之一新，城市经理制赢得了社会的认可。1915年全国市政同盟在城市章程规范中正式列入城市经理制。
1920年代，正是科学管理运动的理念流行的鼎盛时期，在公共管理领域引入科学管理的方法以提高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建立诚信、可靠城市政府成为城市发展的普遍需求。“在政府管理领域，多采用一些商业方式，追求经济与效率，减少政府干预”的呼声不绝于耳。在这样的氛围下，以科学化、专业化管理见长的城市经理制成为极富吸引力的市政体制。
(二)城市政府的企业化改革
在美国的市政体制接受了企业化的思想熏陶以后、美国的城市管理也开始逐步向企业管理靠拢，整个社会再度形成推崇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风气。城市当局再次效仿先行一步的企业界、重视和利用市场的机制，将政府和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力求使城市政府更加灵活，更富于革新，更具备企业家精神。目前典型的做法主要有以下方面：
1、建立以顾客需求为导向的行政理念。参照企业经营理念中的顾客、服务、质量、效益等概念，破除行政本位、管理导向、对上负责的传统行政观念，确认纳税人或公众为政府的顾客，由对上级负责转变对顾客负责为主。在公共行政中，强化服务意识、淡化管理意识，并力求提供优质服务，强调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的行政法则。例如，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的警察局，定期向各社区居民寄送《警察服务调查表》，要求居民给有关的警官打分和提出自己的要求及建议。马里兰州政府、密歇根州商务局和佐治亚州公用事业委员会等，设立了投诉政府官员行为和反映问题的800免费热线电话。它们通过顾客调查、重点群体调查和各种各样的其它方法，仔细听取顾客的意见。
2、政府的运作机制上借用企业方法。变通性地应用企业的某些管理方法，尤其是目标管理、全面质量管理、战略管理和战略规划等方法，以使政府实现系统化科学管理。目标管理(MBO)和全面质量管理(TQM)从六、七十年代开始流行于企业界。70年代初，商务导向的尼克松政府曾一度在联邦政府的一些部门试行目标管理办法。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美国地方政府改造性地应用了这两种企业管理方法。至90年代初，约70％的市政府已经采用了目标管理的方法，约60％的市政府实行了全面质量管理。近几年，企业界于80年代开始流行的战略管理和战略规划，又引起了政府的重视，并被一些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中加以变通性运用。
(三)城市公共服务引入竞争机制
美国在市政服务和市政工程方面引入竞争机制，把可以由市场提供的服务都尽可能的交由市场来完成。例如，美国有些城市在能源生产、环境保护、工作培训、救援服务、消防、运输服务、公共工程、医疗保健等领域通过采用合同出租、公私合作、凭单制等形式广泛引入竞争机制，而且实践证明私人部门提供此类公共服务的效率要远远高于政府直接经营。萨瓦斯等人通过研究证实：政府服务通常成本高而质量差，其原因并不是政府部门雇员的素质比私营部门雇员差，问题不在于公营还是私营，而在于垄断还是竞争。在提供高质量的物品和服务方面，竞争往往优于垄断，而大多数政府活动又毫无必要地以垄断方式组织和运营。公共服务引入竞争给了社会公众以自由选择服务机构的市场权力，对公共机构形成一种外在的竞争压力，这必然迫使公共服务机构竭力改善服务质量，以吸引更多的“顾客”。同时，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务的效率，降低了管理成本。
三、美国企业化管理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虽然我们没有理由做出这样一种设想，某个国家中取得成功的发展模式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或政治的环境中也必然会取得成功。每一个国家都有着不同的制度、文化、习惯和习俗，我们不能认为企业化模式能够摆脱这种条件作用的影响，或者认为它能以某种方式独立于和隔离于它在其中发展起来的文化环境或社会环境。但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模式，企业化模式仍然可以被我们学习和借鉴，改进政府城市管理体制，提高行政效率，建立富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管理模式。
通过对企业化模式的研究与考察，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采用企业化运作模式，为城市管理注入生机和活力
企业化模式是将现代企业管理理念与方法引入城市管理与建设领域的有益尝试，体现了西方改革者们不断追求创新的精神，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是行之有效的。对于我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今天，管理模式的合理与否，将直接关系到城市发展水平和管理的效率，因此，积极探索适应我国国情的现代城市管理模式，已成为当务之急。城市管理中变通性地借鉴企业先进的经验，将企业中的目标管理、质量管理、战略管理方法根据城市政府的管理特点加以利用，发挥各个管理方法的协调性和协同有序性，促进科学化、系统化框架的建立。同时把竞争机制引入城市政府，用企业精神改造政府，以创造良好的城市服务，提升城市形象和整体发展水平，为城市管理注入生机和活力。
(二)利用专家治理城市，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
城市管理采用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利用专家治市的企业化模式不失为科学又富有生机的管理模式，在美国城市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我国，市长作为政治领导人往往权力非常集中，面对城市管理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整天疲于奔命、穷于应付，造成了效率低、成本高的运作弊端。我国的城市政府必须转变思维，市长要善于分专家之手，专家必须是城市管理方面的专业人才，他们需具备专业知识、懂管理、勇于创新、身体力行、注重时效。其主要职责是协助政府做好决策工作，如制订全面的行政规划；为政府的政策导向提供依据，协调各市行政部门的工作，及时听取民意，做好政府部门和公众的中间“纽带”。采用专家治市可以使城市管理更加规范化、科学化，提高政府的管理水平。
(三)重新思考政府的职能，由“统治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企业化模式中政府进行自身的体制和职能改革，逐渐淡化政府的管理职能而逐步突出政府的服务意识和职能，视公众为“顾客”，为“顾客”提供优质、满意的服务。
我国的社会传统一直强调政府的“主导”与“统治”，但事实证明，这种政府已不能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全球化运动，社会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信息革命等，都对政府的管理形成巨大的挑战。因此，应重新思考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关系，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而应是讲究质量、追求效率的“企业型”组织，政府公务人员应是有责任心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社会公众既是提供政府收入的“纳税人”，也是享受政府以公共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或“客户”。政府工作应以公众的需求为导向，提供高质最、高效率的公共服务。
(四)以市场为取向，通过市场力量进行管理变革
企业化模式中政府是积极、主动、非官僚化的，它运用市场的力量鼓励民间扮演过去政府承担的部分角色，使民间机构共同分担营运的风险，协助政府，处理公共事务，激励政府机关提高效率。
随着经济全球化影响日益加深和中国加入WTO后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扩大，区域与区域、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加速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已成为各地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战略选择。在这种形势下，历次总体规划确定的宁德市城市性质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宁德必须提升城市经济地位，利用已打开的交通瓶劲，依托海港优势，加快工业化进程，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走中心城市突破的发展模式，做大做强中心城市。因此，在进行宁德城市规划时，应注意工业用地的布局与城市其他功能区的协调。
二、创新性规划的理论依据
（一）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Development）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战略思想。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城市建设中主要体现为：（1）从物质形态为核心转变为以生态圈为核心，从少考虑资源消耗转变为资源的有效利用[1]。（2）注重人、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协调。（3）在城市的规划和开发中，注重城市的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的延续和保护。
（二）“反规划”理念
“反规划”是指城市规划和设计应该首先从规划和设计建设用地入手，而非传统的建设用地规划。城市的规模和建设用地的功能可以是不断变化的，而由景观中的河流水系、绿地走廊、林地、湿地所构成的景观生态基础设施则永远为城市所必须，却需要永恒不变的。
3.景观生态学理论
景观生态学一词首先由德国著名的生物地理学家C.Troll于1939年提出。Forman和Godron（1986）在给出生态学“景观”定义的基础上，从景观的组织结构、功能动态及景观管理角度出发，认为景观生态学是研究景观结构（structure）、功能（function）和变化（change）的一门科学[2]。中国景观生态学工作者普遍倾向于Forman和Godon对景观生态学的理解。
三、宁德城市创新性空间发展规划
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大都市、城市群、都市连绵带等新型城市地域是城市区域演化的主流方向。因此，环三都澳海湾城市走廊将是宁德市城市发展的终极状态。
（一）建成东南沿海港口城市群
目前，环三都澳地区分布十多个大大小小的城镇，但之间的联系松散，处于游离状态，其规模都偏小，职能大同小异，海港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和空间的积聚效应不明显。三都澳的港口条件优越，可以通过整合资源，功能协作，让游离分散的城镇联合，从而建成东南沿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港口城市群，这是宁德城市发展的必然之路。
规划近期重点建设城澳万吨泊位群、漳湾和湾坞深水工业港。远期开发白马、溪南深水工业港；远景发展东冲、关厝埕深水港区。到规划期末，宁德将形成以三都澳港口群为枢纽，福鼎沙埕、霞浦三沙等一批港口相互协调、配套的中国东南沿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港口群，进而带动环三都澳海湾城市群的形成。
（二）构建三都澳海湾城市走廊
根据城市空间增长的一般过程，可分为轴向扩展和外向扩展两种模式。分别具有轴向发展和圈层式发展的特征。其中，轴向扩展一般经历“触角延伸—分散组团—城市走廊—带形城市”四个发展阶段[3]。而三都澳的形状特征，使三都澳城市空间具有轴向扩展的可能，最终将形成海湾城市走廊。宁德城市空间在内生扩展动力作用下，沿104国道和闽东路呈现触角延伸的空间增长态势。
环三都澳地区应规划为以快速通道网为轴线，依托现有城镇和港口条件，形成由宁德市区为中心城市，福安、霞浦为次级中心，三都岛、城澳、飞鸾、漳湾、下白石等重要的专业组团，以及七都、八都、溪尾等小镇共同构成海湾城市走廊。
（三）中心城市的空间规划
探索宁德中心城市的空间规划，必须以开放的思维、创新的思路、动态的时空理念，从宁德城市发展的现状出发，立足基础，着眼长远发展，精心构思、超前规划、科学设计。
近年来，宁德中心城市居住用地比重偏高，工业、公共设施、道路广场、市政公用设施用地比例偏低，人均面积偏小。因此，宁德亟待跳出现状用地束缚，寻求城市的新的发展空间。
未来的宁德中心城市空间形态为：以山海为边界，在相对集中的空间范围内，以交通干线和自然山体、水体相分隔的，由中心城区和若干职能组团所构成，通过城市快速路网相连通的紧凑组团式城市。中心城市由五大组团、两个港区和一个旅游度假区构成，五大组团分别为蕉城组团、东侨组团、漳湾组团、闽东工业组团、临海工业组团，两个港区为城澳港区和漳湾港区，一个旅游度假区即由青山、斗帽和三都岛组成的三都澳旅游度假区。
四、宁德城市景观设计
城市景观是一个城市风貌的概括,它代表了城市规划、建设、经营和管理的文化理念。特定的城市与其文化传统密切相连，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相对固定的城市特色，这种特色就叫“城市文脉”。在宁德城市历史演进过程中，人文要素与自然要素互相整合，形成具有特色的宁德城市文化和丰富多彩的城市景观。但是近年来，由于传统的规划编制思想的影响，追求时髦和标志，忽视了对城市文脉的继承和发扬。因此，在规划设计宁德城市景观时，要从城市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民族风情等方面入手，去寻找那些在城市历史发展进程中积淀下来的，能充分体现城市特色的“文脉”，从“文脉”出发，去创新设计。
（一）营造绿色“滨海长廊”城市景观
1.岸线布置
基于生态原则，即维持原生海湾生态环境是环三都澳区域进行城市建设的基本门槛。因此，工业岸线在综合考虑城市排污、水利、自然生态景观保护的情况下谨慎布置。生活岸线应布局在景色最优美的“滨海长廊”地区，可规划设计休憩、商业、旅游、文化体育设施，少建设办公大楼，不布置工业项目，以保证环三都澳“滨海长廊”景观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以便对广大市民开放。港口岸线在布置大宗的中转货运时应站在全市整体的层面上，注意考虑滨海景观的完整性。反对只顾“单体建筑”的视野开阔，而阻挡城市通向水边的视线走廊。
2.城市视觉轴线
城市的轴线是联系城市物质要素的特定线型空间，是城市总轮廓的重要组成部分。宁
德城市是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境内山峰林立，丘陵起伏。这种特殊的地貌构造及外力作用，铸就了许多天然美景。因此，在规划时，应开辟三条视觉轴线，即：当船从三沙湾驶入，绕过山峦叠嶂的青山岛，分别到达三个岸线地景观轴线。沿途有许多天然美景和高低错落的建筑物，有着强烈的韵律感。
3.滨海大道
位于东侨开发区的滨海大道，是一条未来宁德城市发展的轴线。沿大道的三条不同功能的岸线：工业岸线、生活岸线、港口岸线，构成宁德城市独特的滨海城市景观。滨海大道连接开发区东兰、金塔组团与宁德蕉城组团，横贯南北，北上井上组团，南下远景的洋尾组团，道路全长5.1公里，宽60米。大道贯穿南北两岸，且与温福铁路、同三高速公路共同组成宁德城市的快速通道。
（二）塑造具有个性魅力的城市景观
城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积淀的聚焦点，它是历史文化活生生的载体。历史文化名城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具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传统文化、淳朴可亲的民风民俗，以及古老的建筑与造型，从而拥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4]。
1.精心设计，让新老建筑和谐共荣
传统的建筑和现代建筑比起来，一是显得陈旧，二是体量较小。当大尺度的高层现代建筑和小尺度的传统建筑没有过渡和呼应时，前者就很容易损害后者。因此，当在传统的建筑旁建设新的建筑时，必须精心设计，保持新老建筑的和谐统一。
处理新老建筑的基本方法是：设法寻找新老建筑的共同语言。宁德城市西部的畲族乡和保护街区，形成浓郁的传统建筑风格，中部东侨区和闽东工业园区突显宁德现代的城市景观，东部沿海建筑群则展示了滨海城市的风貌。三种不同的建筑带用青山绿水做过渡，在空间上形成了由山地走向海洋，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时序。
2.塑造“山海奇观、畲乡风情”个性化城市景观
城市景观是一个内涵深厚、外延广泛的范畴，可以理解为一个城市的整体印象。强调对城市文脉的追踪与继承，强调综合发展条件的改善，是从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观，从全力提高城市内质力出发来建设个性鲜明、环境优美的城市景观。
宁德依山傍海，重峦叠嶂，景色秀丽，旅游资源丰富多彩，独具特色。境内有被誉为“海上仙都”的福鼎太姥山，国家地质公园白水洋，驰名东南亚与妈祖庙同享盛誉的古田临水宫以及天然良港三都澳等著名景区，都是令中外游客神往的旅游观光、宗教朝圣之胜地。
宁德是中国最大的畲族聚居地，畲族人口达17万。畲族人民勤劳俭朴、文明优雅、能歌善舞，有着独特的民族传统文化及生活习俗，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是风情旅游的一大景观。
五、结论
首先，创新性城市规划应摆脱传统规划思维，逆向设计为城市规划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天空，使城市形态更加接近自然。其次，宁德城市规划应建立在城市自然生态景观安全格局之上，优先规划具有生态价值和文化沉淀的自然、文化景观，强调城市生态基础的重要性；城市空间结构规划应优先规划城市生态基础设施，用绿线框出生态战略区，从而确定城市空间发展方向和布局结构。最后，在宁德城市规划中，应强调尊重原生态自然和谐，明确框限城市建设用地界限，引导城市内部功能区合理分布，以城市的合理容量确定城市人口规模，构建最优的人性化空间。
参考文献：
[1]叶耀先.可持续城镇建设理念[J].建筑学报，2002，（9）.
[2]Forman,R.T.T.＆.M.Gordon.LandscapeEcology[M].肖笃宁，等，译.NewYork:JoneWiley＆Sone,1986.
[3]南京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宁德城市发展战略规划[Z].2003-08.
[4]卢世生.城市形象与城市特色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02：12.
摘要：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传统的城市扩张模式和“摊大饼式”的城市规划编制方法已显诸多弊端，城市的扩展前景和生态安全忧患呼唤着创新性城市规划理念的引入。以宁德市为例，研究如何将创新理念引入到中小城市规划中，并探讨创新性理念在宁德市总体规划阶段中的运用。
我局创新城市管理机制成效明显
今年以来，县城管局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按照属地管理、部门联动、建管并重的工作原则，积极探索城市管理的新机制和新方法，城市的精细化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一、部门联动，实施多元治理。一是对工业区、商业区、物流区、居住区、拆迁区分区制定管理规范，对后街里巷、城中村、城郊结合部，以及人流物流密集区、生态敏感区等落实管控措施，因地制宜明确不同的管理形式、管理标准和责任主体。二是结合新型社区建设，实现城市管理由政府主导向村（居）民自治转变。针对拆迁安置小区业主户籍不同、职业不同，风俗习惯也存在差异的情况，安置小区选出回迁居民代表，除监督安置房建设质量速度、社区工作用房、物业用房配套外，还进行政策引导，牵头组建物业企业，进入小区管理。统筹考虑社区党建、居民自治、帮扶救助、居家养老、卫生服务、社区安全、环境治理、社区文化与属地管理的关系，不断优化资源配套，激发自治活力，努力营造自我管理的氛围环境。三是创新思路，实现从政府单一管理，向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模式转变，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小区物业管理、路灯广告管理、环境卫生整治、园林绿化管理、市政设施管理、农贸市场管理、环境污染管理、车辆管理，着力构建政府与社会互联、互补、互动的管理网络，提升管理效能与品质。
二、源头防范，建立评估机制。一是发挥数字化城管信息平台的作用，建立城市管理风险机制，畅通民意诉求渠道，做到群众投诉件件有落实，既调动了群众参与城市管理监督的积极性，又通过制定激励措施发挥群众参与城管的创造性，为城市管理献计献策，降低城市管理风险。二是健全政府部门协作防范风险机制，整合管理机构、流程与资源，强化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与辖区社会组织、单位、企业以及公众的协同配合，提升风险防范效能。针对部门工作侧重点和法律依据的不同，构建既协同配合又相互监督的工作机制，防止以收代管、以罚代管、只审批不管理，以及重突击整治轻日常监管等现象的发生。三是立足评估体系科学化，评估方式多元化，评估制度规范化，完善风险评估工作机制，适时开展城市管理评估工作，不断调整工作方案、优化工作流程。
三、建管并重，提升管理实效。一是根据城市范围的扩大，加强城市管理队伍建设，合理确定城管执法人员编制，明确城管执法人员参公性质，解决年龄老化及车辆不足等问题，配齐城管治安办人员及装备。二是开展规划建设对城市管理的影响研究，引导城市的规划建设与管理相衔接。建立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会商联办制度，通过城市管理者参与相关的规划建设，前移基础设施管理关口，实现建管并重，规划建设的偏差及时得到纠正。如在居住小区建设上，县城管局先行审视停车位的配套、洗车设施的配套、垃圾设施及公厕的布置，通过参与小区综合验收把好小区管理关口。三是在强化队伍建设、构建建管并重工作机制的基础上，借鉴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五位一体”的成功做法，制定城乡管理的一体化方案，创新城市管理的社会参与机制，通过市场化运作机制，监督与绩效评价机制，实现我县城市管理从问题式管理向预防式管理转变。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