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的发展离不开对人的行为规律研究，而人的行为又来自于大脑的决定，但由于人脑的复杂性，人们常把人脑看作一个黑箱,无法打开。因此，研究者只关注那些可观察的外显行为，并通过实证或建立定量模型，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却使得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现实。神经科学的最新发展使我们有可能从不同侧面、多角度地动态观察人脑活动，揭开人类行为背后的直接原因。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进步和脑测量技术的不断提高，认知神经科学逐渐与相关学科交叉融合，并形成新的学科，神经管理学(Neuromanagement)u]便是新近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交叉学科。本文试通过对文献的回顾，来介绍认知神经科学及其在管理学的应用和发展。
2.认知神经科学方法与观点
2.1人脑的功能和认知
人脑神经中枢的组织结构可类比于电脑芯片，具有有序、可控和层级化的特点。人脑由前上往后下，依次有端脑、间脑、小脑、脑干和脊髓等，其中，端脑是神经系统中最高级的神经中枢，由皮层和皮层下的边缘叶、基底核等组成。皮层是人的意识发生、编码、储存、输出和输入的地方，为高级认知活动的活跃区。皮层中有大的沟裂穿过，将其分为五叶，即额叶（与躯体运动、发音、语言及高级思维活动有关）;顶叶（与躯体感觉、味觉、语言等有关）;枕叶（与视觉信息的整合有关h颞叶(与听觉、语言记忆功能有关）；岛叶（与内脏感觉有关）。大脑皮层可以整合身体内外感觉等信息，以产生意识。这种整合最终集中在皮层的联合区，包括三大功能区，即前额联合皮质功能区(主要功能为认知、运动、注意、语言和个性等）;边缘联合皮质功能区(主要功能为情感与记忆等）；顶一颞一枕联合皮质功能区(主要功能为感觉和语言等）。另外，大脑两个半球有相对功能差异，左半球在理智、词语和抽象思维等方面占有优势，而右半球则在知觉、情感、非词语、艺术思维等方面占有优势。实际上，大脑功能区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不少功能是在不同脑区共同实现的。认知神经科学对人脑认知功能和脑功能区的关系的基本假设是：复杂的脑功能通常是由多个脑功能区联合完成的，可以被分解为更为简单和普通的过程；这些简单过程的发生区域可以从解剖学上进行定位，并相对独立地加以研究。
2.2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方法
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技术和方法有很多，最主要的是脑成像方法,包括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脑磁图、单光子发射断层扫描、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脑电图、事件相关电位(ERP)等,还包括测量心电、心率、呼吸、皮电、皮温、血容量以及荷尔蒙水平等。其中，应用最广泛的是fMRI和ERP,它们都是刺激事件(包括视听觉、体感等物理刺激及非诱发的心理因素）在大脑中引起相应脑区活动的真实客观反映。fMRI依靠脑血液流量变化引发的感应磁场，大多数的fMRI实验是基于血氧水平依赖的对比原理，它能直观形象地观察人们在完成认知任务过程中大脑的活动情况，具有较高的时间和空间分辨率。而ERP依靠脑神经元放电产生的微弱电位差,通过相同的诱发刺激，将大量微弱的脑电波信号叠加以去除白噪声，得到被放大的、与事件相关的脑电波形特征，这是唯一直接监测神经活动的脑成像方法。
2.3认知神经科学基本观点
神经科学研究有个重要假设:人的感觉、运动、本能及心智行为，均源于神经系统的功能。在这个前提下，神经科学研究正不断地发现人脑各个部位的功能，以及各种行为与心智活动在脑里的操作机制。根据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人类神经系统在处理信息时有两个过程，即受控过程和自发过程(又称无意识过程）,它们由大脑不同的部位产生。受控过程是有意识的思考过程，采用步步推理的串行工作方式，速度慢，耗费主体精力，常受到情感影响，并妨碍其他受控处理任务。它往往是在个人遇到挑战、新问题或意外时有意启动的，通常有相当好的内省途径，趋向于自主诱发。
如某人要找工作或买房，他便会经过比较精确的计算后再下结论。许多标准的经济学模型，如决策树、动态规划等，某种程度上都是受控过程的缩影自发过程恰恰相反,它是大脑特定的基本功能,始终处于活动状态，以并行方式工作,产生的速度快，需少许努力，能在高负荷情况下运行,是反射性的它不与主体的主动行为相关，完全在主观意识之外，难以察觉，因而人们对某些自发过程的选择或判断难以有内省途径，也很难认清自发过程究竟是怎样选择或者判断的。如某品牌受欢迎，或某些人一看就讨厌，都是自发产生的。它是大脑运行的缺省方式，只是偶尔被受控过程打断从解决问题方法的角度看,人类神经系统中还存在理性过程(又称认知过程）和感性过程(又称情感过程)。理性过程是寻找问题的正确或错误答案的过程。认知本身不能产生行动,要影响行为，认知系统必须通过情感系统起作用。情感不仅包含情绪如生气、恐惧和妒忌，还包括动力状态如饥饿、口渴和性欲以及动机状态如肉体疼痛、不舒服以及毒瘾等。人的行为是有情感的，而不完全是理性的。
感性过程是由情感引起或阻止某种行为的过程，包括喜怒哀乐等生理反应;受人的情感直接影响,这种行为模式与传统管理模型中的行为模式有很大区别；且在大部分时间保持无意识的状态，只有当感性过程达到最低限度的强度时才产生感情状态。其主要特征不是与之有关的感情状态，而是它具有动机或行动倾向，如生气激发好斗、而恐惧促使逃避甚至使人不能动弹。
人的许多行为就是上述这些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图1所示)。目前,传统管理学所描述的行为主要存在于第一象限，而神经管理学将着重研究其它三个象限的作用和表现，实际上这三个象限的神经活动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更大，但常被人们忽视。神经活动过程的相互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合作”、“竞争”和“感知”。第一象限的神经活动需要对四个象限的相互作用的基本感知，然后以其特有的方式解释人的行为。通常在解释某种行为的原因时，由于象限一常常不能自觉了解其他象限的活动，往往错误地把从自发、感性过程中出现的行为解释成理性深思熟虑的结果。
3.神经管理学研究内容及其发现
神经管理学以人的行为的神经学研究为核心，强调具体情景、个体差异，以及操作层面上行为规律，研究不同时空条件下的被管理对象的演变规律以及达到预期最优的管理方法。神经管理学内容很多，如神经决策学、神经营销学、行为神经科学、神经工业工程、神经人才管理学等。
3.1神经决策学
决策科学是管理科学的核心领域之一，认知神经科学与决策科学的结合必将带来神经决策学。目前关注较多的是在神经决策学的认知基础和微观机制方面的应用。从逻辑上分析，神经决策学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决策行为人的风险偏好和价值观的神经基础。决策者的行为偏好函数是长期形，成的,通常会在决策前不自觉地表现出来。捕捉到对应于各类行为偏好函数的脑神经活动的特征，如脑功能区的活跃特征、相应偏好的脑电特征等,从神经科学层面上把握并解释有关的决策与行为偏好，无疑能够更客观、更深入地认识和理解决策与行为。另外，决策偏好（如快慢急缓、粗细)、价值观特征(大局与局部)等,都是值得在脑科学层面进行研究的。二是与决策过程对应的脑神经活动模式。在脑神经层面，对与特定决策模式对应的脑神经系统工作模式研究，无疑将是人类认识决策的更科学、更深刻的层面。目前这个层面研究虽有较大困难，但随着观测活体大脑技术的进步，人类定能掌握与决策活动对应的脑神经工作模式。三是包含决策者脑神经活动特征信息的决策模型。以往有关决策模型的研究,都是基于“行为层面以上的信息”之上,研究最有利于“目标受益人”利益最大化的模型和解决方案。在决策活动中加入决策人的相关脑神经层面的特征信息，必将引起决策科学的巨大发展。四是动态博弈过程的神经机制和模式。由于局中人的博弈行为也是有限理性的，其偏好特征必然会影响到博弈的结局。因此,在脑神经的层面上研究局中人的偏好特征，并把这些信息加入到博弈模型中，也必将引起博弈领域的巨大发展。
目前在神经决策方面，已取得的重要进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初步发现了风险决策的神经学基础。Kuhnen、Knutsonf的现金冒险游戏实验，比较了依伏神经核的花生状区域(在兴奋时被激活)和前丘脑(在焦虑时被激活)的相互作用，结果发现:被试者在做出冒险决定的前两秒，依伏神经核会被激活;而当被试者选择保守时，下丘脑较活跃。这揭示了冒险决策的神经学基础。Hsu、Bhatt和Adolphs等_的“不确定性响应”实验结果显示，对“含糊”牌下赌注时（冒险)，常伴随着大脑杏仁核和前额脑区底部(负责处理情感区域)的激活，这表明冒险决策与情感处理有关。二是找到了与风险偏好转移有关的ERP脑电波成分。传统决策理论认为行为人具有稳定的风险偏好，并可通过问答来确定决策者的风险偏好函数。神经决策研究找到了风险偏好转移的ERP脑电波，甚至是在更基础、更客观的层面上的风险决策基本特征。Gehring、Willoughby1111的游戏实验显示，损失的额叶内侧负波(MFN).的变化幅度明显高于收益的MFN的变化幅度,从而找到了损失情况下会增加决策风险偏好的神经科学依据。三是开辟了研究直接效用的方法。效用是以货币为中介,但缺少研究直接效用的手段。
神经决策通过对以中脑为源头的、控制多巴胺分泌的神经奖赏回路的研究，发现奖赏回路是不同刺激强化的共同基础，货币和其他产品的消费在奖赏回路中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可通过奖赏回路来研究直接效用。相关研究显示，大量的报酬神经方面的研究集中在正效用上，但最近的研究发现评价负效用的补充机制也是存在的四是发现了从惩罚中得到满足的神经基础。DominiqueJ.等#的利他性惩罚实验发现，采取实质性惩罚(减少被惩罚人经济利益)时大脑的背纹体被激活，而实施象征性惩罚(不减少被惩罚人经济利益)时背纹体却没有被激活。惩罚力度也越大，背纹体也越活跃，从而验证了人们从惩罚违规者中得到满足的假说。五是发现不公平感的神经特征。Sanfey.Rilling和Aronson等最后通牒实验发现，当被试者接受不公平给予时与情绪相关的前脑岛皮层和与高级认知相关的外侧前额叶皮层会变得活跃。而当被试者拒绝不公平给予时，前脑岛更为强烈。这揭示了行为者在接受不公平待遇时的心理判断与情绪的生理基础。
3.2神经营销学
神经营销学可追溯到十多年前神经学家丹玛西沃(AntonioDamasio)的预言：人们在购买时不仅用到了大脑中理性的一半，也用到了感性的一半。随着无损伤测量技术的发展，当研究者所关注的认知和基于认知的意识问题扩展到从属于营销和消费行为的认知与意识时,神经营销学就自然产生了。神经营销学实际上是从研究消费者消费行为的神经特征开始的，当人们能够从神经活动的层面来解读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后，自然希望发现不同消费决策的神经活动的机理,找到不同消费者的购买“按钮”,从而产生恰当的营销策略气
从学科领域来看，神经营销学主要包括神经消费者行为研究、神经营销策略、神经广告学、神经客户关系管理等内容。在神经消费者行为方面，需要研究的问题有很多,如从众消费行为的神经基础、消费特征与性格特征的神经基础、广义消费品的神经层面的直接效用与消费特征、可接受价格的神经基础、各类消费癖好的神经基础等。通过对不同类型消费行为的神经特征基础研究，可以发现不同消费行为背后的神经决策机制，甚至还有消费者脑中的“购买按钮”。在营销策略方面,依据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消费者购买决策的神经活动特征，通过实验找到能够引发消费者的大脑启动“购买决策的神经活动”的策略,包括价格、试用、打折、赔偿、广告等策略,是目前商家关注的焦点，也是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焦点之一。在神经广告学方面，通过应用神经学技术研究大脑如何产生情感反应与购买决策，似乎显得更为科学。神经广告学能揭示大脑潜意识当中的需求,使我们能够判断消费者潜意识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广告到底对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U6]。
目前，神经营销学的突出成果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发现潜意识是影响消费决策的重要因素。以往营销学的消费决策研究，是建立在消费者在面临消费选择时能够完全自知的假设之上，但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表明，消费者对自己的需求并非都是自知的。GeraldZaltman"75消费者“心智地图”说明，消费者只是对自己的感觉忠诚，但“人们经常不知道自己知道什么，消费者95%的想法来自于潜意识”。二是发现“质量并非购买的最终决定因素”。SamuelM.McClure等人w“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品尝的脑成像研究”实验发现，品牌对消费者的作用是高级认知功能区域活动的结果，此时与味觉相关的低级认知功能区域被高级认知所取代。这实际上证明了一个关键的营销命题，即产品质量并非购买的最终决定因素。三是发现品牌的接受过程是从低涉入的潜意识开始的。RobertHeath#^；量采用了过去的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完整的广告对消费者的作用模型。该模型认为，品牌接受过程是通过低涉入度的潜意识处理来实现的，其内容包括长期记忆、内隐记忆和内隐学习等，这为广告制定提供了神经学依据。四是发现消费者对有关商标、广告神经反应的研究可为营销策略提供依据。2004年前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和德国汽车公司合作的一项关于汽车品牌的实验发现，当人们感受到所接触的外在世界和自己有高度相关性或有比较熟悉、亲切的感觉时,大脑内侧前额叶皮质(MFPC)的神经元活动便会增加，这为体验式销售提供了神经学依据。戴姆勒一克莱斯勒公司的神经营销学研究发现,模特可以激活汽车购买者大脑的奖赏中心（类似酒精和毒品的激活方式)，同时有关面部识别的区域也被激活,这为公司采取汽车人格化策略（如汽车模特)提供了支持BiZer、Schindler的研究发现,消费者在看到以0.99结尾和以整数结尾的价格时，人们更加偏好以0.99结尾的价格
3.3行为神经科学
作为管理科学基础理论的分支之一的行为科学，关注的重点是需求的层次、激励、惩罚、公平、效率等有关行为的基本问题。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研究决定上述基本行为问题的脑神经基础，或者说在脑神经层面上解读上述基本行为，无疑将是行为科学的巨大进步。“信任游戏”结果表明，人脑中也许存在一个有关“公平”的情感区域在影响着人的决策,人们在受到不公平对待时，其额叶前部外侧皮层右侧的“自私开关”就会起作用；当这种不公平超过某个阀值的时候，人们往往会采取“两畋俱伤”的行为。另外，有关毒品、酒精、烟草等病态成瘾行为研究也是一个重要内容，这是从脑神经科学层面研究病态行为的神经活动特征、形成机理，以及在脑神经层面上解读各类预防挽救措施的效果，从而给出有针对性的管理方案。Bickel等假设冲动神经系统和执行神经系统之间的相互竞争可能会导致与药物依赖相符的行为，可以解释成瘾性行为:活动过度的冲动神经系统可能会减弱执行神经系统的相对影响,而当冲动神经系统战胜执行神经系统时，药物依赖就会出现。因此，要治疗成瘾性行为，应尽量减少冲动神经系统的活动并增加执行神经系统的活动。目前的治疗方法大多只在其中一个脑区操作,而同时对这两个脑区操作很可能产生更有效的治疗效果。
实际上，认知神经科学与管理科学的交叉，决不仅仅限于上述几个方面。从根本上说,凡是有人直接介入的地方，神经科学就都可能介入。管理科学中许多领域，例如物流管理、供应链管理等领域的决策模型，完全可在原来边界条件下,增加决策者脑神经活动特征信息，在更高、更综合的层面上，研究包含脑信息在内的新型优化模型，在神经元层面揭示决策行为和规律，实现系统的优化。
4.神经管理学的实际应用
从神经管理学发展情况来看，目前较多的还是理论研究,实际应用还只局限于一些特定领域。
一是市场营销领域的应用。由于神经营销学具有很强的商业价值,除研究机构以外,很多大型商业公司也着力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品牌传播、商业定价、广告促销、市场预测、客户忠诚度、客户关系管理等，并利用它的研究成果推测消费行为,促进市场销售。前述的汽车人格化模特促销策略、尾数定价、总统竞选活动预测等就是具体应用。
二是管理决策领域的应用。在神经元层面上对管理科学进行研究，将使人们更加了解行为背后的神经学原因和运作机制，并利用所得的结果对人们行为是否符合经济理论作出检验，为制定管理政策提供更多的理论和实证帮助如在金融决策上，人们可以利用神经科学研究金融市场上投资者的投资行为，了解证券市场信息以及投资者本身的情感状态如何驱动他们做出投资决策，还可以由此设计出更加人性化、更具赢利性的市场投资模型。
三是在行为科学领域的应用。这方面的实际应用更多是集中在有关毒品、酒楕、烟草、网络等病态成瘾方面，从脑神经科学层面解读各类预防挽救措施的效果，从而给出有针对性的管理方案。如目前浙江大学神经管理实验室开展的有关网瘾治疗工作，就是一个具体应用。
5.神经管理学发展趋势
(1) 研究内容范围更加广泛。除神经决策、神经营销、神经行为外，还有神经工业工程、神经项目管理等新的研究内容也将慢慢进入人们的视野。
(2) 研究成果更加实用。目前神经神经管理学一般只是对人行为背后的神经学原理的研究，但对如何利用这些原理来预测和指导人们行为则缺乏足够了解，将来神经管理学将会针对这些不足进行深入研究，力图使其成果对于人的行为有着良好的预测和指导作用。
(3) 研究深度更加深入。随着神经科学研究方法工具的不断完善，神经科学与管理学的结合将向更深更细方向发展，如在工业工程操作层面,研究人与环境、工具和加工对象之间的关系，找出最有利于操作者发挥脑力、体力，并取得最佳效果的现场设计(如温度、光亮度)和操作规则，将把工业工程深入到神经科学层面二。
(4) 神经管理学所引发的道德问题将受到关注。利用神经管理学成果去控制人的行为以达到利己的目的，将会引起很多非议。如利用神经营销学制定出人们不能抵抗的营销策略，可能会损害消费者利益，并将引发人们对营销道德标准的质疑。因此,未来神经管理学研究所引发的道德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行为审计 审计行为 行为科学
一、行为审计概述
(一)行为审计概念行为科学是研究人类行为特征的科学。随着审计行为和审计科学的不断发展，行为科学不断地被应用于实践活动，当行为科学应用于审计活动时，行为审计学就诞生了。行为审计学是行为科学在审计活动中的具体体现和运用，是通过对审计活动中各种行为的分析和研究，使其不断合理化、科学化，最终提高审计工作效率和审计工作质量的一门审计学科(陶艳娟、靳炎，2003)。行为审计是从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角度分析审计过程中各种行为的一种研究范式。它与传统的审计研究分析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其方法主要有观察法、实验法和问卷调查法等。如在搜集审计证据时，传统审计常用查账法，而行为审计则多用问卷调查方法；在分析异常经济现象原因时，传统审计认为主要从制度建设的角度进行分析，而行为审计则从心理学和社会因素进行解释，强调审计师的主观行为因素的影响，因而强调对人的激励和行为的管理。
(二)行为审计的研究范式
审计活动过程中，审计师的决策行为是影响审计质量最直接的因素其他许多因素通过影响审计师决策行为从而影响审计质量。如审计师可能因为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产生独立性问题。独立性会影响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的决策行为，让审计师不能保持客观公正，发表不恰当的审计意见，从而影响审计质量。从独立性到审计师的行为特征，再到审计质量，这是一个决定审计质量的逻辑过程。然而审计师的行为特征是不容易被观察的，而且往往带有审计师个人的主观性，这些行为特征很多只能用行为科学去分析和解释。如果用传统的方法去研究，审计师的决策行为就像是一个神秘的“黑匣子”，只能关注审计师的决策行为的结果(即审计质量)，而无法知道审计师究竟是怎么作决策的。因此，传统的审计研究往往略过审计师的决策行为，直接研究各种因素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没有运用行为科学对审计师行为的分析，这样的研究结果有如“盲人摸象”，只能总结出一些表面现象，却不能理解现象背后深厚的原因。行为审计需要解决的就是打开审计师决策行为这个曾经不可探索的“黑匣子”，探析审计师在执业过程中，到底是怎么样做决策的，表现出怎样的行为特征。通过行为审计研究，就可以及更好地了解各种因素是怎样影响审计师的行为特征，审计师的行为特征又是怎样影响审计质量的，这样才能理解审计活动的整个过程。
二、行为审计相关研究
(一)行为审计与行为会计 在我国审计研究中，将行为审计直接纳入行为会计的范围，而较少对行为审计作单独的研究。这反映了行为审计与行为会计存在很大的关联性，行为审计研究是行为会计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行为审计与行为会计本身是着一定的界线的，它们也有着各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行为会计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人类行为对设计、构建和运用会计系统的影响；会计系统对人类行为的影响；预测人类行为的方法和优化人类行为的策略(吴春贤、苏鹏飞，2008)。而行为审计主要研究的是外部因素对审计师决策行为的影响以及审计师决策行为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相对于行为会计，行为审计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会计行为是一个信息加工的过程，而审计行为是一人信息评价过程。相对于会计，审计的过程中涉及到更多的经验判断，人的行为在其中有着更大的影响和作用。如审计师在评估被审计单位重大错报风险时，要涉及对管理层诚信的评价，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审计师对管理层人员的个人主观评价；在了解了审计风险后，要确定相应的重要性水平，重要性水平到底为多少，也取决于审计师个人的职业判断；在实质性测试中，往往需要进行抽样测试，样本量的大小，样本的选取也是要受审计师主观判断影响的。而实际研究中，行为审计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根据Bamber(1993)的统计，在行为会计研究的构成中，行为审计研究所占比重由1987年的28％增加到1991年的58％(刘小年、岳阳，2005)。从行为会计发展历程回顾中可以发现，行为会计研究的重心在不断变迁，经历了行为管理会计领域的初兴、行为财务会计领域的淡化和行为审计领域的蓬勃(韩永斌，2005)。由于行为审计相对于行为会计的特殊性以及行为审计的日益增加的重要性，有必要将行为审计应该从行为会计中分离出来，形成相对专门化的研究，而不应该仅作为行为会计的一个部分，作抽象的研究。
(二)行为审计与审计行为 王开田(1996)从本质、研究客体、范围、目标、理论基础、构成要素、约束机制和起源等方面，总结了行为会计与会计行为的差异。这些差异同样也适合于行为审计与审计行为。审计行为实际上是对审计本质的一种理解和认识，因为审计从根本上来讲是一个行为过程，是审计行为主体有目的的一般活动。而行为审计是一种审计研究的范式，是从个体行为特征角度对审计行为过程进行分析的新方式(韩永斌，2005)。因此，行为审计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审计行为研究。目前我国有很多关于审计行为的研究，但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为审计研究。吴旭虹(2004)对审计行为的研究进行了总结，这些审计行为研究并多数没有运用行为科学研究解释问题，更多的是分析了表现出来的现象，而没有研究审计师内在的决策过程。如未支付的审计收费、准租金(源于对审计市场中低价揽客的行为)、事务所规模和市场竞争等因素，导致审计人员会对客户产生依赖，从而损害审计师的独立性。相关的研究主要分析这些因素对审计质量的影响，间接得出这些因素对审计师行为独立性的影响，而没有运用行为科学的方法(如场景模拟实验)，分析这些因素是怎样影响审计师的行为，审计师在面临这些因素的影响时，表现出怎么样的行为特征。只有当行为科学应用于审计活动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为审计。在现有的研究中有一些关于“审计行为科学”的研究，如陶艳娟、靳炎(2003)的《从行为科学论审计》，杨慧君、杨伟国(2005)的《论审计行为科学的研究》等。与行为审计的涵义是基本一致的，这些研究可以是行为审计的研究。本文认为，以后的研究应该统一规范为行为审计学。行为会计学就是有关会计的行为科学。但现在很少有人提“会计行为科学”，而是直接使用“行为会计学”这个概念。因此，也应该将“审计行为科学”直接规范为“行为审计学”，以避免引起概念上的混乱，并可提高行为审计学的影响力度。
三、行为审计的研究范围及其方法
(一)行为审计的研究典范 行为会计主要研究审计师在审计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包括外部因素对审计师决策行为的影响以及审计师决策行为对审计质量的影响。
(1)透镜模型。“透镜模型”又叫政策捕捉，是利用模型的建立与统计方法来捕捉决策者的判断方式。行为审计研究的早期，研究
者多应用“透镜模型”理论来发现审计人员的行为特征和判断政策。在一般的研究中，往往会作出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假定参与经济活动的完全理性的，因而在相同的条件下具有一致的行为特征，从而无视人的个体行为因素。然而经济学的理解性经济人假设往往是不成立的，由于人的认识的局限性，人都是有限理性的。所以在分析和判断问题时，不能忽视了个体的人的因素。“透镜模型”强调人判断是一个经验概率计算的过程，受到个体差异的影响。在对信息进行处理判断时，个人主体起着非常主动的作用(尽管个人从外界收到的原始信息可能会有缺陷或不真实，但当把得到的感觉信息与过去的经验结合起来时，就可能会达到对环境真实状态的正确认识和评估)。因此，不同个人的行为特征可能是不同的，但每一个体的长期行为会表现出一个稳定的倾向性，而这些个人的行为特征是可以被观察的。“透镜模型”寻找和总结人们对许多各种信息的反应规律，研究这些信息的输入与决策者作出的判断、决策和预测的结论之间的稳定关系。决策者被认为是通过信息处理，从而形成对事项的认识。行为审计中的镜透模型主要探讨审计人员如何处理或整合其所搜集的数据，如果每位审计师的数据处理方式可以用统计方法加以描述和推论，则这位审计人员的行为特征就已经被捕捉。利用“透镜模型”来研究审计判断行为，一般采用实验研究方式。“透镜模型”是审计师对信息的处理结果的判断模型，它强调信息输入与信息处理结果表现为一种稳定关系。但并没有探索信息使用者的信息处理内在过程，并不能很好地描述和判断人们内心的真实的认知过程。即“透镜模型”仍然是站在黑匣子的外面观察审计师的行为特征，只能观察到其现象并加以归纳总结，并不能洞察到审计师决策行为的过程。对决策过程的更好认识需要详细地描述信息处理过程。
(2)判断认识过程。正是由于意识到透镜模型的局限性，行为审计开始研究人类对信息进行判断和决策的过程，即判断的认知过程。“判断认识过程”主要研究决策人员评估所取得的信息并形成出现各种可能结果的主观概率的过程。它主要关注人类获得新的信息时，是否按照贝叶斯法则修正先前的判断，讨论环境中的多种信息是如何被赋予不同的权重、决策者的判断是否具有一致性、决策者的决策是否存在经验法则等。Tversky&Kahneman(1974)发现，人类在进行判断时，并不是依据贝叶斯定理，而是根据一些较简单的经验法则进行的(刘小年、岳阳，2005)。经验法则是指根据日常生活逐渐积累形成的经验来做决策的方式。经验法则在理论上看来是不合理的，但根据经验法则来做判断是相当有效的方式，因为能够减少判断所需要的程序、时间和数量，而且其效果并不一定比理性地根据贝叶斯定理来做决策的效果差，这是人们几乎没有按照贝叶斯法则来调整先前概率，而是运用经验对决策任务进行简单化处理的原因。典型的经验法则有三种类型：代表性、易得性和锚定及调整。代表性是指当个人在做决策判断时，会根据经验将所获得的信息与自己经历过的具有代表性的类似事项进行比较和匹配，如果能够对应上，决策者便依据原有的事项的结果作出决策。但代表性经验判断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判断偏差，包括对忽视先前概率、对样本规模大小不敏感以及有效度的错觉等。易得性是指人们在做决策判断时，往往会依赖最先想到的经验和信息(相信第一感觉)，并认定这些最先想起的事件会经常出现，以此易得的经验信息作为判断的依据。锚定与调整是指当人们需要对某个事件做出定量判断时，趋向于把对将来的估计和过去已有的估计相联系，并通过调整形成对事件的判断结果。即决策者现在的决策会受以前的决策的影响，从而形成思维定势。如审计师在前一年度对被审计单位出具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那么在本年度进行审计时，审计师往往会以被审计单位去年的情况为一个参考值，然后将本年度的情况与上年度作一个比较，然后根据比较得到的差异对上年度的审计意见进行适当调整，从而形成本年度的审计意见。但由于人的思维惯性，人们从最初的参照值出发进行调整，调整常常是不充分的。行为审计中对锚定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多。行为审计中的“判断认识过程”研究审计师对信息进行判断和决策的过程，分析审计的判断过程中是按照理性的按照贝叶斯法则来进行决策，还是更多地信赖于上述经验法则。判断认知过程研究对审计判断过程研究的影响重大，研究审计人员处理所取得的信息内在过程，研究审计师的决策行为，为审计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发展方向。
(3)决策前行为。在研究了审计师的决策结果和决策过程后，行为审计要以进一步研究审计师的“决策前行为”。“决策前行为”研究信息使用者在决策前的思考过程，研究决策在决策者大脑中是怎样形成的。“决策前行为”倡导四种客观研究方法：观察法、条件反射法、口头报告法和测验法。其中，口头报告成为分析审计人员决策前信息处理过程的主要方法，它要求被测试者在进行判断和决策的过程中要用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思想过程。透镜模型利用模型的建立与统计方法来捕捉决策者的判断方式，被称为黑匣子，因为其没有探索信息使用者的信息处理过程。口头报告法弥补了“透镜模型”的不足，探讨决策者做成决策前如何获取信息、获取哪些信息、使用信息的时间长度以及如何评估、分析与运用信息等过程。运用口头报告方法做审计研究，实验者要求受试者根据一些资料进行决策，并且在接触到资料以至作出决策之间，将其思考过程全部说出来。口头报告方法对于审计学者研究审计人员的判断过程有极大的帮助，也为分析审计人员解决问题能力的研究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4)问题解决能力。信息使用者解决问题的能力(即判断能力)是行为审计的重要研究领域。心理学家认为，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包括专家与专长、心理定势、功能锁定以及问题的性质等。其中，专家与专长因素的研究最为行为审计学者所关注。在行为审计中，“问题解决”研究审计师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可以分析有经验审计人员与无经验审计人员的能力差异，分析他们之间的差异是由审计经验的时间长短的差异造成，还是取决于特定知识的差异。通过“问题解决”研究，可以了解哪些因素对审计师的能力影响更大。从近期行为审计研究发展来看，其研究重心逐步从研究判断审计人员的认知过程转移到研究审计人员的判断能力上来。
(二)行为审计的研究方法 利用不同研究方法探讨相同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一步测试研究发现的稳定性，能促进研究范式之间相互取长补短，增强认识的全面性。相对于其他审计研究，行为审计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从不同分析角度为审计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行为审计主要研究人的行为特征，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实验法、观察法、条件反向法等。在现阶段，行为审计研究大多通过实验方式进行，并未更多地尝试其他的直接客观方法，如观察法、条件反射法等。行为审计的实验和实地研究方法提供了一种事前研究的途径，揭示了个体决策行为过程和规律。如在利用会计数据进行分析时，会计数据的滞后性决定了其研究的滞后性，所以运用会计数据的研究都只能事后总结，而不能事前预测。而实验方法可以建立虚拟环境来检验会计方法的使用对个体决策的效果，从而对会计政策进行事前研究，有利于会计政策实施目标的顺利实现。同时，个体实验研究能使我们深入观测到个体的决策过程的黑匣子中。
四、行为审计研究的总结与展望
关键词：公共政策 网民 参政
中图分类号：D6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7-0246-02
在网络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公民政治生活产生直接影响的同时，如何客观地看待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探讨如何建立相应的制度和机制，既扩大公民有序参政，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又能维持公共决策机构的相对自主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一、公共决策中的公众参与难题
决策民主化是现代决策实践的一种重要价值。无论具体的决策体制如何设计，公众通过适当的程序以相应的方式参与决策过程，都是决策有效性和合法性的必要条件。但是，确认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只是理解决策民主化所面临挑战的第一步，而且可能是相对简单的一步。决策民主化不仅是一首令人心潮澎湃的抒情诗，更是一幅需要脚踏实地、精心设计的工程图。
在现代决策科学中，界定公众参与的适宜度主要取决于两项基本要素：最终决策的政策质量要求和政策可接受性要求。政策可接受性的要求是指公共政策的制定或执行对公众参与的敏感程度。决策民主化既有助于输入民意，改善决策者所面临的信息缺失和信息不对称问题，也有助于增强决策的可接受性，降低决策制定和实施的成本。不同领域的公共问题在公众参与的敏感度上有所差异。
政策质量要求和可接受性要求并非一成不变的。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许多传统上属于敏感度低的公共问题，比如环保问题、医疗卫生问题等，越来越多地需要通过扩大公众参与以增强其合法性和可接受性。同样，也有很多脆弱度较低的公共问题现在对政策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比如城市市容管理。所以，在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愈益成为广泛共识的时代，众多的公共问题都需要同时面对政策质量要求和可接受性要求这两项标准。但是，在既有的资源和制度约束下，这两项标准之间有时存有潜在的矛盾和冲突，因而不得不在两者之间进行一定的权衡和取舍。比如，在城市管理中有一个著名的“垃圾桶问题”。在扔生活垃圾时，居民通常都希望垃圾桶离住所越近越好，因为方便快捷；而在扔完垃圾之后，居民又通常都希望垃圾桶离住所越远越好，这是出于卫生和环境等方面的考虑。如果只注重政策质量要求，科学合理的垃圾桶设置有时无法获得相关居民的理解；而如果只注重可接受性要求，垃圾桶可能无立足之地；两种要求都考虑，又面临效率与民主之间的张力。实际上，不仅仅垃圾桶的设置，包括公交车站、通信基站、电力设施等许多公共产品的规划选址都面临类似的问题。
二、网民及网络舆论的两面性
近年来，网络舆论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越来越突出，成为中国政治生态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在现代政策科学中，对于作为公众参与方式之一的网络舆论，首先需要解答的问题是：网络舆论的主体是谁，这些主体的行为特征是什么，网络舆论本身是否有内在冲突。
（一）网民概貌
1．网民的构成。制成、传播和消费网络舆论的主体一般被称为“网民”。截至2008年6月，中国居民总数的1/5左右是网民，约2.53亿人。虽然相对总人口的比例依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这是一个快速膨胀的公众群体，近三年的增长率分别为19.4%、31.7%和56.2%。网民作为总人口中的一个亚群体，在构成上是否具有总体代表性？如果答案为“是”，那么网络舆论就具备作为民意纳入决策参考意见的基本条件，而如果为“否”，那么网络舆论的信度就值得进一步探讨。
2．两者在年龄结构上有较大差异。中国居民的年龄结构大致呈现出“哑铃型”分布态势，19岁以下和40岁以上的人所占比例高达70%。而中国网民的年龄结构表现出“火柴棒”分布态势，25岁以下的人所占比例接近50%，30岁以下的网民占所有网民的比例则高达70%左右。其中，18~24岁之间的网民比例最高，占总数的1/3左右。因而，网民的年龄分布非常集中，而且具有年轻化的显著特征。
3．两者在学历结构上有一定相似性，但网民总体的学历水平高于居民的总体水平。在居民总体中，80%左右的人是初中以下和初中学历，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只占6.6%。由此可见，中国居民的文化学历程度整体偏低，绝大多数人只完成了义务教育。在网民中，高中及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占70%，大专及大专以上的网民占31.2%。因而，相比居民总体，网民的学历水平相对较高。这是由于接触和使用网络的机会与个人的收入具有正相关关系，而且使用网络需要具备一定的识字水平，这都使具备更高文化程度的人有更多机会接触和使用网络。但是并不能得出学历越高就越有可能成为网民的结论，因为在网民的学历分组中比例最大的是高中组，占2/5左右。
通过比较居民和网民在性别、年龄和学历等方面的分布，可以看到网民更具年轻化和知识化等特征。但网民在年龄分布上最大的组群是18~24岁，在学历分布上最大的组群是高中水平，这两个组别的结合对于网络舆论的表现有着显著影响。
（二）网民的行为特征
大多数研究都表明，年轻人的行为特征有两个重要标志。一是行为动机表现上的成年型，如要求完全摆脱成人的干预，独立行事，要求社会承认其行为的社会价值。二是行为控制上不够成熟。青年在行为控制特点上还残留着少年儿童的某些特征，当情感受到较强烈的触动时容易冲动。结合网络舆论的一些实践表现，可以将大多数网民的行为特征归纳为：自发性、批判性、情绪性。
网民的自发性体现在对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的关注，网络舆论中不断涌现的新名词和新代号就是这种自发性的例证。批判性是年轻人和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的共性，这种行为特征表现为拒绝权威、挑战甚至排斥现有秩序。具有批判性特征的人群，很容易就会针对现有秩序的一些缺陷发出不同声音，而很少去考虑这种秩序的形成或许只是历史的演化结果，或者有其内在的合理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行为特征较少去考虑如何建立或规划新的秩序。网民的情绪性表现为快速转移注意力，针对有些问题的评论不考虑后果而只追求张扬个性。针对这些行为特征，无法单纯地进行价值判断，因为它本身的悖论比单纯的好或坏更为重要。
（三）网络舆论的两面性
依据其行为特征，以具有一定学历水平的年轻人为主体的网民所制造、传播和消费的网络舆论有着内在的冲突。一方面，网络舆论有助于改善政策议程的设置，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输入了必要的信息。但是，正如未来学家尼葛罗庞蒂所言：“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网络舆论也不例外，它也具有另一面向，即无责任性和情绪性，以致出现“网络舆论暴力”。由于互联网具有虚拟性，网络舆论的制成和传播实行匿名制，一些情绪性的宣泄只要不触及法律法规，就可以免受责任的约束，导致网络舆论所传递的信息具有潜在的隐患。有研究者将网络舆论的非理性极端表现归纳为“网络舆论暴力”，认为这种暴力与龙卷风在特征上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形成速度快、持续时间短但力量强度大、社会伤害深。
三、引导网络舆论的对策建议
1．按照脆弱性和敏感度将公共政策区分为不同的领域，做好敏感度较高的政策领域受网络舆论冲击的预案。根据脆弱性和敏感度的强弱程度，可以粗略地将公共政策领域分为四种类别，每一种类别所对应的主要决策方式分别是：广泛协商、自主决策、自由裁量和听证会。鉴于网民的组成特征及其行为表现，一些敏感度较高的政策领域，如价格政策、公共安全、民生问题等，更易受到网络舆论的关注，因而在制定相关政策之时需要准备好相应的预案，以免事后的被动反应。如果某一公共问题的敏感度强但脆弱性较低，则可以考虑召集相关公众的代表参与决策，比如举行听证会。这一类公共政策问题包括价格政策、区域性的环境问题、城市市容管理等。如果某一公共问题的敏感度和脆弱性都很强，那就必须预先准备好公众广泛和深度参与的方案，因为这一类问题是网络舆论的主要关注领域，也最能引发“网络舆论暴力”。这一类公共问题包括社会治安、民生等。
2．决策主体有意识地引导或建构某些公共问题的定义，可以预先缓冲网络舆论的压力。公共问题的本质是公共需求与经济社会现状之间的差距，因而既可以从经济社会现状方面来解释公共问题，也可以从（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角度来说明公共问题。但这两种不同的视角却往往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从现状解读问题容易引发不满，因为任何现状都不可能是完美的，而且通过割断历史的横向比较，更加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从需求角度阐释问题，则更加容易使人清醒地看待现实。
3．决策主体充分认识并利用好网络主体的内在冲突。网络舆论的兴起，最大的价值在于为公共政策的制定创设了一个民意库，并不会直接导致决策自的旁落。在认识到网络舆论的积极意义时，也要看到其内在冲突。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和虚拟性很容易掩饰网络主体的利益差别，因而甄别网络主体的内在冲突并不容易。但是根据一些职业构成的资料，可以看到网民的利益差别。不同职业的群体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和感受会有差异，这会影响到网络舆论的制成和传播，但也为决策主体“兼听则明”提供了很好的信息来源。
参考文献：
[1]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中国社会文献科学出版社，2000.
[3]严荣.网民参与公共决策[N].新华时报，2008-12-10.
[4]宁国良，陆小成.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的影响[J].湖南社会科学，2004，(3).
【关键词】 公民社会；公民参与；科技决策民主化
一、公民社会的概念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既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福祉，也带来许多威胁和灾难。而我国一直以来实行的以专家主导的科技决策模式，其局限性也日益凸显。因此，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公民迫切要求了解国家在科技问题上所制定的相关政策，以在其过程中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由此可见，“科技民主化”势在必行。
笔者认为，在我国科技决策民主化的进程中，不仅要注重政府的主导作用，更要探寻一条能够充分发挥社会能动性，实现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新型道路：它强调在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过程中，公民与政府及社会精英处于对等状态，享有平等话语权，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在政策规划和采纳过程中公民自发、主动地与政策制定主体相接触，从而影响政策的最后形成。公民社会为我们实现这一道路提供了可能。
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出现于18世纪晚期苏格兰和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早期公民社会的概念建立在“国家和社会”二分法的基础上，即理解公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但受到法律保护的社会生活领域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社会价值或原则。而当代公民社会理论则继承了这种二分法的基础，并进一步提出了“国家－经济－公民社会”三分法，在此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是介于国家和家庭或者个人之间的一个社会相互作用领域及与之相关的价值或原则。此外，当代学者认为公民社会的核心要素是志愿性社团，有人甚至在二者之间直接划等号。这种志愿性社团不是建立在血缘或地缘联系的基础上，成员的加入或退出是自愿的，并且不以赢利为目的。它是团体成员基于共同利益或信仰而自愿结成的社团，是一种非政府的、非营利的社团组织。志愿性社团以其非营利性、自愿性等特征为公民提供了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和手段，有效的提高了他们的参与能力与水平[1]。具体说来，以志愿性社团为主体的公民社会在科技决策民主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有以下三个方面：
二、公民社会推动科技决策民主化的作用分析
1．降低科学技术门槛，加强社会公众舆论，提高科技决策的公民参与率
科技决策往往是牵涉多种因素的错综复杂的过程，因而在多元利益结构的社会环境下，要使决策符合大多数社会公众的利益，就必须有各个利益主体对其利益的充分表达。然而，科技政策由于其专业性强、知识水平要求高等特征为普通公民的进入设置了较高的技术门槛。而志愿性社团则可以通过降低专业技术门槛、加强社会公众舆论两个途径有效地提高公民参与水平，从而对建立权力分享、权力监督和博弈制衡等机制，以及防止政府组织及其官员对政策制定的垄断，进而增强科技决策对公共利益的回应性，提高科技决策的合法性发挥重要作用。
2．挖掘各种知识资源，汇聚多方价值取向，增强科技决策的公共理性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政策的发展也逐渐呈现复杂性的特征，其涉及的问题既有自然科学的运用，也有社会科学的综合。同时，由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更加开放的环境也大大增加了科技运行的风险[2]。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科技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保持一个开放的领域，保持利益团体的多元化。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把分散在无数人头脑中的知识挖掘出来，汇聚社会各方价值取向，从而尽可能地避免任何单个人或团体制定政策时存在的理性缺陷。而众多的志愿性社团就是一个个专门性的组织，他们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专业性的特点，还可以广泛了解和搜集公民对政策意见，从而使当前科技决策主体倾听来自多方的声音，形成多元决策的社会互动。
3．树立以人为本思想，增强社会关怀意识，夯实科技决策的道德基础
科技如何在造福人类的同时，又有效减少其危险，如何在科技创新的同时，又保证创新的科技具有人本的方向，是当前科技决策必须考虑的问题。因此在每一项科技决策的产生过程中，要充分尊重政策目标群体的意见和建议，提高政策目标群体参与的积极性，通过科技政策主体与目标群体自由、平等的互动使决策扎根于大众，获取决策的道德基础。而作为介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公民社会以及其核心要素志愿性社团，有利于综合社会广大公民的意愿，传达目标群体的呼声。
三、结语
公共政策的最终作用对象应当是公共利益，而科技决策作为政府公共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专业性强、投资和回报周期长等特征，因此承担整体社会风险责任的主体并非仅是专家，而是全体社会，科技的发展应符合社会分配的正义、政治决策的正当性和社会秩序安定性的要求。因此，在我国的改革进程中，政府要加强对公民社会的建设与管理，在社会中努力促进“科技公民”、“科技公民社会”的形成，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合作互补、共生共强的关系，使政府成为公民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守护者，使公民社会成为政府科技决策的信息提供者和决策监督者、评估者。只有构建起政府与公民社会间这种强有力的合作关系，才能使公民社会不仅在科技决策中并且在我国整个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参考文献：
[1]何增科．《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研究导论》[协同治理]．
【关键词】胜任力 学科馆员 知识更新 决策模型
1.引言及研究问题
胜任力（competency）自美国心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麦克利兰（David C.MCClelland）博士提出后，相关研究便成为全球焦点。胜任力是指在特定工作岗位、组织环境与文化氛围中成绩优异者所具备的任何可以客观衡量的个人特质。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胜任力模型是由 Spencer等提出的冰山模型；其主要观点：认为属于表层特征、外显要素且易于发现与评价，体现个体的行为、知识、技能等一些外在的、可观察的特征为基准性胜任能力（threshhod compentancy），而属于深层特征，较难发现和测量，但却是决定人们行为及表现的关键因素，体现个体在社会角色、自我概念、人格特质和动机等其他内在的，不易观察发现的特征为鉴别性胜任能力（differeting compentency）[1]。相关研究表明，胜任力是绩效优秀的必要条件和决定因素。
学科馆员是高校图书馆制度创新的一个举措，如何确定合适人选并就其知识技能更新进行规划是这一制度能否推行的关键所在。国内研究起步较晚，集中于概念、特点、必要性及服务模式等；对学科馆员胜任力特征没有涉及，知识技能培养规划更鲜有涉足，阻碍进一步推进；通过将胜任力的技术、成果与管理科学中的规划决策理论结合起来，探讨胜任力内在结构，针对其内在性和潜在性，构建基于学科馆员胜任力的知识更新规划决策模型；既为高校图书馆选拔学科馆员合适人选提供一定依据；还为学科馆员知识技能更新提供了新思路与方法。
2.高校学科馆员胜任力模型的构建
2.1学科馆员胜任力模型
从理论角度上提出模型应包含两部分：一是基准性胜任力，二是鉴别性胜任力。基准性胜任力是指作为合格的学科馆员满足工作需要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区别学科馆员工作中表现出“卓越、一般和不称职”的某些特殊能力和行为表现则称为鉴别性胜任力，它虽在学科馆员的总体知识、技能和行为中所占比重不大，但却决定了其工作成就。
2.2构成要素及内涵
运用麦克利兰（McClelland）行为事件访谈法（BEI）， 借鉴胜任力理论和文献[2-5] 进行问卷编制，构建模型，通过问卷调查，收集第一手资料，再根据整理、运用统计方法，提炼出胜任力要素，并构建模型。分析认为：责任心、服务意识、奉献精神、成就导向是构成学科馆员工作态度的维度；信息提供、网络应用、教学科研服务和管理应用能力是知识技能维度；团队合作与沟通、学习分析、语言表达与感染、角色认知能力是个性特质维度。其中知识技能属于基准性特征，与岗位职责直接相关，工作态度和个性特质对其知识的掌握与技能的发挥提供支持与帮助，工作态度和个性特质都属于鉴别性特征，是直接区分绩效优劣的决定因素；三者相互依存，协调发展。
3.高校学科馆员知识更新的规划模型
学科馆员是高校图书馆的复合型人才，为提高教学和科研服务能力， 推动纵深发展，应以岗位所需的关键性胜任特征加以训练和开发；针对岗位要求和学科馆员个体的素质现状，依据胜任特征的不同来量身订做培训规划，以弥补其自身生涯发展中的不足，提升培训效果。而基于胜任特征的馆员职业生涯设计， 就在于能分析每个馆员特征的优劣， 估计发展潜力， 在此基础上， 结合岗位对馆员的要求制定出符合个人职业生涯需求和组织目标的馆员职业生涯计划；馆员潜能得到了发挥， 自我实现得到了满足， 图书馆人力资源整体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②对所求得的非劣解分析
这里采用约束法求得近似非劣解集，若对解集中的 选择不恰当，可能会引进弱非劣解，甚至劣解。当我们在近似非劣解集中选取最佳均衡解时，就要使用优序数法来评价所有的方案，把所有r方案进行排序，排在最前面的方案所对应的解必为非劣解，若选择了排在最前面的的方案为最佳决策方案，该方案对应的非劣解为最佳均衡解，把最佳均衡解按四舍五入取得到最佳决策均衡解。
参考文献：
[1]李露等.基于胜任力模型的研究生导师队伍管理模型研究[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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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顾卫平等.参考咨询馆员胜任能力结构分析[J].现代情报，2006
[5]黄尊宝.参考咨询馆员胜任特征模型的实证研究[J].图书馆学研究，2010
注：广西教育厅立项项目：《基于层次分析法的高校图书馆科学管理体系的模式研究》（201010LX49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关键词：网购决策；商品折扣；人格特征；女大学生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前信息时代的背景下，随着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网络购物的方式越来越被人们所熟知，截至2014年底，采取网络渠道购买商品的网民已有3.61亿。网络购物作为一种新的消费方式正冲击着我们的生活，其凭借快捷性与时尚性元素成为大学生群体的新宠，并且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跻身于网络购物之中。无论从人数比例还是从消费水平来看，大学生都已成为我国网络购物的主要群体之一，尤其是女大学生，对网络购物更是十分热衷。
消费者谨慎地评价某一个商品，包括商品的价格、服务及品牌等并对该商品做出选择的过程，称为消费者决策。陈建认为消费者购买决策是指消费者评价某一产品、品牌或者服务的属性并进行选择、购买能满足某一特定需要的产品过程。我们认为，消费者的网购决策是消费者在网络上选择商品时，对商品的属性和价值等进行选择来满足消费者特定需要的过程。消费者决策包括确认需求，搜集信息、评估购买方案、采取购买行为及购买后评价等5个阶段。有学者认为，决策风格和对产品的认知会影响消费者的决策。消费者在进行网购决策时受到诸多因素影响，而这些因素涉及到各个方面，其主要包括消费者自身因素、所处环境社会因素以及所购买的商品或服务本身因素。
价格折扣是促销中最普遍的一种形式，促销的本质就在于通过刺激消费者的心理从而使得消费者快速做出购买的行为。Kotler认为生活中的促销工具主要有：降价、返还现金、赠品、折扣券以及产品保证等多种形式。Lichtenstei采用了八种促销手段，主要包括打折、返现以及赠送礼品等方式对消费者的决策行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与一般优惠券相比，折扣对消费者的购买意向有较大影响，而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所研究的就是降价促销的商品折扣形式。
人格特质是指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境中持续的一种较稳定的行为方式倾向。奥尔波特人格特质理论认为人格即是由特质构成，人格特征又包含了人的共同特质和个人特质两类。艾森克结合传统的实验心理学方法和因素分析法，提出内-外倾、神经质、精神质的人格三因素模型。他强调人格的持久稳定性，对人格的研究从人格的特质方面转移到人格的维度。艾森克的人格维度得到了数据统计的佐证，并运用于实验室中进行分析、证实，因此引起心理学界的重视，被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推广。对比明尼苏达多相人格问卷、16PF人格因素问卷等，我们认为艾森克人格问卷在测量人格影响人的决策时可能更有意义。
目前，大多数研究者对网购决策影响因素的探索主要集中在网络购物信任方面和消费者感知方面。也有部分学者在商品折扣或者人格特征方面对消费者决策进行研究。但未见有学者研究商品折扣和人格特征对女大学生网购决策的影响。女大学生是网购的主要人群之一，研究女大学生的人格特征以及在网购中出现商品折扣的决策行为，可以把握女大学生的网购动向，从现象到本质，分析现状并提供更适合的网购建议。并且可以拓宽大学生网购行为的研究内容，为今后做相关研究的学者们提供稻莸闹С郑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1.被试
在全国不同地区随机抽取300名本科女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剔除无效问卷21份，剩余有效问卷279份，问卷的回收有效率为93%。其中大一和大二学生64份，大三学生59份，大四学生156份；文科类121份，理科56份，工科102份；西部地区165份，东部54份，中部60份。
2.研究工具
（1）商品折扣问卷。该问卷为自编问卷，均采用五点计分法，“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共7个项目且都是正向计分，得分越高，则表示所测特质水平越高，即商品折扣的倾向性。该问卷的KMO统计值为0.556，Cronbach'α系数为0.558。
（2）网购行为问卷。该问卷为自编问卷，包含两个维度：网购认知与行为约束，均采用五点计分法，“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共8个项目且都是正向计分，得分越高，则表示所测特质水平越高，即网购的认知度、行为的约束性。该问卷的KMO统计值为0.634，Cronbach'α系数为0.757。
（3）艾森克人格问卷。采用钱铭怡等人2000年修订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共四十八题，是正向和反向计分，分为四个量表：精神质（P），不是指精神病，它存在于每个个体人格特质中，因人而异，有程度上的不同；内外倾（E），分数高者易冲动，喜好冒险，性格外向，情绪相较分数低者不太稳定；神经质（N），与病症无关的正常行为，分数高的人时常会忧虑不安；掩饰性（L），用于测量被试的可信度，与其他的功能量表有一定联系。掩饰性（L）、内外倾（E）、精神质（P）和神经质（N）的分量表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792、0.545、0.676及0.591。该问卷总的Cronbach'α系数为0.778。
3.施测程序和数据处理
该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在全国范围内，主要是四川、重庆、北京、吉林等地区整群随机抽取本科女生进行施测。问卷由经过专门培训的相关人员发放和回收，施测人员对测量用途、内容和填写要求等进行解释。采用SPSS21.0对数据进行差异性检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三、研究结果
1.各量表得分的描述性统计
从平均水平看，商品折扣（M=22.91）大幅的超过了行为约束均分，同样比网购认知的均分要高；女大学生在人格特征的三个维度中，内外倾（M=8.07）特质最为明显，其次是神经质（M=5.12），最后才是精神质（M=2.69）。通过极值和标准差，我们可以看出女大学生群体间在网购认知、行为约束、商品折扣和网购决策上的跨度比较广，差异比较大。尤其是商品折扣，得分在8-35分间分布，标准差4.954。见表1。
2.商品折扣、人格特征和网购决策的相关分析
女大学生的网购决策与商品折扣和人格特征各个维度的相关系数见表2。
（1）商品折扣与网购决策的相关分析
商品折扣与网购认知、行为约束间的显著相关程度较高，相关系数达到了0.403及0.354；商品折扣与网购决策的相关度也较为显著，相关系数为0.471。
（2）人格特征与网购决策的相关分析
人格特征中的三种特质相互之间为负相关，掩饰性与网购决策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172。网购决策与精神质之间呈现负相关的关系，虽然相关程度不是很大，但依然达到了显著水平，相关系数为-0.203。内外倾、神经质与网购决策之间为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105及0.089，虽然未达到显著水平，但这两种特质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网购决策。
2.商品折扣、人格特征与网购决策的回归分析
在对变量间进行了相关分析后，发现商品折扣和网购决策相关达到了显著水平，人格特征中两个特质也与网购决策的相关达到了显著水平，具备做回归分析的基本条件。为了进一步探寻它们之间的线性关系，我们将商品折扣、人格特征的四个特质（精神质、神经质、内外倾和掩饰性）作为自变量，在网购决策上做一个回归分析，具体见表3和表4。
从表中可知，将商品折扣、精神质、内外倾、神经质和掩饰性五个变量，用进入的方法在网购决策上做回归分析，建立了模型1。这五个联合解释变异量为0.281，说明五个变量联合预测女大学生网购决策的28.1%，解释力度一般。回归模型中，从标准化回归系数来看，五个变量的B值分别为：0.369、-0.307、0.149、-0.133及-0.124，标准化的回归方程为：网购决策=0.369×商品折扣-0.307×精神质+0.149×内外倾-0.133×神经质-0.124×掩饰性。
四、讨论
1.女大学生网购决策的现状
大学生对金钱的控制力弱，这使他们容易沉浸在网络购物之中，并且网络上商品繁多，价钱低廉者甚多，不知不觉间使学生增加了购买数量。网购商品的价格也正向影响着大学女生网购决策的确定。女大学生在网购中，商品折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这可能是与家庭的消费习惯有关系，父母都倾向于选购折扣商品时，子女可能相应的受到影响。
女大学生在有网购认知的能力，却不能很好的约束自己选购商品的行为。网络购物中，女大学生在人格特征的三个维度里，内外倾特质最为明显，其次是神经质，最后才是精神质，较高得分的内外倾对应着外向性格，做事粗心，反应迅速，易失去控制。这可能是因为人是有欲望的存在，即使有时候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在做出行为选择时仍不能完全理性的对待，并且社会上也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对网购时非理智行为进行教育和约束。这样不够理性的现状对网购的女大学生来说是弊大于利的，女大学生们应在网购中注意调整自己的心态，树立理智消费观。
2.商品折扣与人格特征对网购决策的影响
这篇文章一定程度上验证了EricT.Anderson在一项针对打折效应的研究，折扣大小不同的同种商品，价格折扣更大的一组消费者购买该商品的人数更多，商品折扣的力度对消费者的决策也有一定效力影响。这可能是消费者对价格的心理反应有关系，消费者在购买活动中可能会把商品的价格与个性心理特征联系起来，有意无意的比拟。
经过相关和回归分析，本文探明了商品折扣对网购决策的预测作用，在网购行为内部的三个维度中，每两个维度都体现出来显著相关，商品折扣与网购认知、行为约束间的显著相关程度较高，网购认知与行为约束的相关度也仅次于后者。体现着网购中的女大学生在认知方面与行为相互关联，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商品折扣的出现又大大增强了女大学生对网购的认知度，并影响着女大学生网络购物的行为。女大学生偏向于选购优惠商品的行为能一定程度上决定女大学生的网购决策结果。女大学生对打折商品价格敏感，对于不打折商品犹豫不决可能是与人类讨价还价的天性有关，并且在我们买不起名牌时买打折商品心理可能会得到虚假性满足。而现今社会上多数商家为了宣传和更好的获利，都为商品打出折扣的标签，然而疯狂打折的商品多不是生活必须品。所以女大学生在网购时要保持足够的清醒，不要被一时的购物欲所牵引，结果可能得不偿失。
网购决策与精神质之间虽然呈现负相关的关系，但是依然达到了显著水平，f明女大学生在网络购物中精神质得分越高，在网购决策中的得分反而较低，并对网购决策的行为有一定的预测作用。掩饰性与网购决策呈显著负相关的关系，防御性强的网购决策行为反而减少。人格特征中的内外倾、神经质与网购决策之间为正相关，虽然未达到显著水平，但这两种特质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网购决策。人格的稳定性和内外向性对于网购决策的得分为同向变化。这可能是由于性格内外向的女大学生，不容易对购物做出的选择产生影响，而对周围事物保有新奇的精神特质对于网购决策的作用是明显的，所以间接导致网购决策行为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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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数学慢教育；情意目标；社会属性；上位原则
中图分类号：G63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7）01A-0069-04
文献检索与课堂观察显示，“教”与“学”范畴三维目标（认知层面、过程层面、情感层面）呈现辩证型折线走势。认知技能目标实现了指标化研究形态，认知过程目标取向于实证化研究形态，但带有一定社会性特征的情意目标，在课堂研究领域“悬置”倾向严重，造成课堂教育社会观缺失。作为教育目标学系统中的教师、学生、教材和环境等多因素相互作用，构成复杂的社会关系，情感价值观目标自然带有社会性“人”的功能特征。基于社会学研究视角，情意目标的达成正是“让学生拥有‘带得走的能力’”[1]的行为表现，即社会力原则的集中表现。为此，就数学慢教育[2]课堂，对慢教育目标的社会性（利他性、服从性、依赖性、自觉性等）原则进行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合法”检视，是有必要的。
本研究从系统主义社会性、决策主义社会性、人学主义社会性以及文化主义社会性四个维度，投射数学慢教育目标研制的社会性原则的“合目的”性，试图通过慢教育目标策略的实施，调试教育学领域教学目标的“跑偏”形态，以实现大课程论“教育性”的正向变迁。
一、系统主义社会性原则
系统主义社会性原则属于数学慢教育目标本体论范畴。按照钱学森的系统说，系统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方式联结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整体属性是系统最基本的特征，整体思维是系统运动的基本单位，整体观念是系统的核心思想。教学目标作为数学课堂慢教育系统的核心要素，应该具有多重塑造社会人的整体特征，不止于认知技能、思想经验，更在于积极的情感、高尚的信念和审美的态度。而情感、信念、态度等非认知目标因素在塑造整体社会人的作用层面具有不可替代性。问卷测量学属性检验的有关结果表明，包括动机、情绪情感、态度、意志、性格5个维度的“高中生数学学习非智力特征调查问卷”结构合理，并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与稳定性，可以作为高中生数学学习非智力特征调查与评测的工具使用。[3]这就在实证层面说明情感、态度等社会性教育目标在教学系统的作用不容忽视和不可取代。事实上，慢教育目标就是突出情意信念等非智力因素在数学学习中的正向作用，突出“无为无不为而有为”的教育价值取向，终于慢教育目标本体价值思想的现。
博比特（Bobbitt）、查特斯（Charters）等人强调，教学系统要先设定特定的学习结果即教学目标，明确指出学习后儿童能知道什么，能感觉到什么，能做什么，然后依据教学目标设计教学过程，以便将这些教学行为“复制”出来。[4]这里3个整体意义的“什么”的设问和反问，就是系统主义社会性原则的具体化行为，尤其是“做什么”的预设，带有强烈的社会性特征，反映目标指导下集体人的社会行为和变换角度看问题的能力。
数学慢教育研究组在设计“一元二次方程”起始课时，确定的教育目标是：（1）经历由实际问题抽象出一元二次方程的过程，发展学生的模型意识；（2）通过观察，归纳一元二次方程的概念。这里的“模型思想”“观察动作”“归纳行为”都带有社会性思维形态特征，一方面反射定向把握“一元二次方程概念”的过程行为；另一方面突出目标学系统思想的整体性。即把主概念（一元二次方程）放在“章”层面，让学生经历概念的来龙去脉，到达知其所以然的所以然境界。事实上，观察、归纳、建模行为本身就是架构认知目标的外驱行为，是情感价值依附的动作载体，有利于人的社会行事观的正向建立。这就突出情感价值系统论的本体意义，反映实现慢教育目标的社会性原则。当然，系统主义目标，还需要整体观念下的教学设计来承载，方能让目标适合不同人的教育性。正像章建跃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数学课堂教学目标应遵循具体化、可操作、可监测的原则，经过课堂教学能看得见学生的变化。[5]
二、决策主义社会性原则
决策主义社会性原则属于数学慢教育目标主体论范畴。目前，自我决策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在教育目标学领域得到很好的发展。该理论探讨了人的行为在多大的尺度上是自主的、自己决策的，以及影响自我决策的机体因素和环境因素等内容。其中基本心理需求是社会因素的主概念，包括胜任（competence）需求（个体与环境互动中体验到希望的结果）、关联（relatedness）需求（基于社会情境，被他人接受的心理需求）和自主（autonomy）需求（个体作为自己行为主人的选择性活动需求）三个维度，反映客观心理环境因素对主体人的社会行为的聚焦影响。在教育学视域内，决策主义社会性是借助决策理论的社会因素，即心理需求概念解释教学目标“合目的”社会性意义，反映情感教育目标对人的指导作用。数学慢教育目标学在决策理论思想统领下，得到针对性发展，反映决策主义社会性的原则。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课时目标揭示非认知因素的个性化心理需求作用；二是章节目标强调社会人的主观能动性，既开放又带有适度的弹性心理特征；三是预期目标突出可操作的心理需求特征，观照情绪信念在问题解决中的社会性影响（行事观）。
泰勒（Tyler）认为，若要把目标陈述清晰到足以用来指导学习经验和设计教学活动的程度，就既要指出使学生养成哪种行为，又要指出这种行为能在其中运用的内容领域或生活领域。[6]我们在研究“一元二次方程概念”时，作为课时目标只需要经历概念的生成过程，即由特例揭示概念的本质属性特征并进行正反例类化行为，还原概念的过程就是胜任心理需求发挥作用的过程。作为章概念则还需要在“用数学”意识中检验结果的合理性。比如设置“任写一个简单的一元二次方程并赋予合理的实际情景”的问题，编制该命题的过程就是对学生关联心理需求施加作用的过程。而作为预期目标还应在问题解决中让学生经历问题环境变化维度，感受方程建模的本体意义。比如，让学生自主选择解决正方形桌面问题、花园围栏问题、梯子靠墙问题等概念行为，反映决策主义自主需求的社会意义。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称“后课程标准”）开宗明义指出，数学作为对于客观现象抽象概括而逐渐形成的科学语言与工具，不仅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基础，而且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研究者认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表征情感、态度、价值目标的“决策事件”，强调非智力因素在课堂教育的地位与作用。这就是我们教师在设计教学时，为什么总是要呈现“培养应用意识”“树立学好数学的信心”“感受数学的价值”等情感层面目标的根据。课程目标强调数学思考、问题解决、情感态度的发展离不开知识技能的学习，知识技能的学习必须有利于其他三个目标的实现。知识技能来自于社会实践，因而与生俱来就带有社会性特征；而数学思考、问题解决及其上位的情感态度都在社会情绪层面突出自我决策力。这就从三维目标社会关系层面揭示发展情感目标的重大意义，实现了由过去“我被学”的知识技能目标，转向“我决策”的多元目标教育意识的变迁，终于决策社会观教育价值。
三、人学主义社会性原则
人学主义社会性原则属于数学慢教育目标实体伦范畴。人学论的发展经历了自然主义、非理性主义和理性主义三个阶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劳动实践。这和后来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于此可见，人学是以自由实践和社会关系为核心思想的大概念。古希腊“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就是对人学主义社会原则的揭示。数学慢教育目标学领域，人学主义是指借助阶层目标，激发每一个人获得良好的数学教育，让不同的人经历这次课的学习都能获得应知、应会、应能的发展。数学慢教育课堂人学主义的社会性原则，主要表现在以下目标层面：一是知识技能目标体现自由实践意识；二是思想经验目标反映社会关系意识特征；三是情感态度目标反射“自我”社会意识。施良方认为，如果目标都以行为方式来界定，那么，课程就会趋于强调那些可以明确识别的要素，而那些很难测评，很难转化为行为的内容就会从课程中消失。[7]研究者认为这里的“难以测评要素”就是情感价值领域的目标内容，关乎人学主义、关乎思想意识，更关乎社会学原则，只有将这些形而上的观念融进教学目标体系，方能实现教育精神的实体意义。
“后课程标准”在课程性质中强调，义务教育数学课程能为学生未来生活、工作和学习奠定重要的基础，使学生获得必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和推理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层面的发展。这就从人学社会学层面说明课程教育目标不在于“明确识别的要素”而在于“难以转化的要素”。换句话说，就是数学教育目标的真正目的落脚于人学主义意识的发展，不是以领悟“纯数学”为目标导向。杜威指出，也许当今教学上最大的失败是仅在特定时间内教给学生特定的东西。[8]这里“特定的东西”就是缺乏生命力的纯数学知识。实际来说，学在于用、用在于思、思在于行，因此数学慢教育目标以“用”和“行”来突出其社会性特征。
比如，慢教育课题组在研究基本事实“三边分别相等的两个三角形全等”时。设计如下活动：在学具箱中，（1）取一根与三角形纸板的一边相等的木棒，再取两根与纸板另两边不等的木棒搭建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与三角形纸板能重合吗？（2）取两根与三角形纸板的两边对应相等的木棒，再取一根与三角形纸板的另一边不相等的木棒搭建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与三角形纸板能重合吗？（3）取三根与三角形纸板三边对应相等的木棒搭建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能与三角形纸板能重合吗？这里借助数学实验的方式验证基本数学事实（三角形全等的条件“SSS”）。就人学主义来说，验证的过程既是一种自由实践的表现，又是思想经验的具体化，还是“自我意识”能力的外显。这就使得不同基础的学生，都能在各自思维层面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同时，“搭建三角形”是做笛У耐庠诒硐郑“判断能否重合”是用数学的内在行为动作，而同一款式的“服装设计与制造”“三明治的烘焙”等社会性“行数学”的行为，则是人学主义目标的表现与审美理性的外化。
四、批判主义社会性原则
批判主义社会性原则属于数学慢教育目标客体论范畴。批判思维（critical thinking）是思维过程中洞察、分析和评估的过程。包括为了得到肯定的判断所进行的可能为有形的或者无形的思维反映过程，并使科学的根据与日常常识相一致。在现代教育社会，批判思维被普遍确立为教育目标之一。其基本要素是断言（claims）、论题（issues）和论证（argu-ments）。识别、分析和评价这些构成要素是批判性思维的关键。数学慢教育目标课堂的批判主义是以批判性思维为突出特征，使得目标明确，问题清楚，思想澄明；批判主义社会性原则是以发现和提出问题为活动对象（断言行为），以分析和解决问题为研究项目（论题行为），突出经验思想的社会学视角（论证行为），终于数学概念图（概念题图或构图）的社会化能力。
数学慢教育目标的批判主义社会性原则具体包括以下方面：一是让学生在“我”做中选择并发现问题；二是让学生在“我们”研讨中批判并提出问题；三是让学生在“你、我、他”审美中思量并权衡问题。比如，课题研究组在探索“二次函数图像的性质”时，基于探索发现目标指向，创设以下问题：（1）任写一个一次函数和反比例函数解析式，画出它们的图像并指出其性质；（2）写出一个顶点在原点的二次函数解析式，画出它的图像并指出其性质；（3）在几何画板中画函数y=x2、y=-x2、y=- x2的图像，描述自己画图的步骤及其新的发现，并在平台上判断谁的图像画得较好？为什么？（4）借助上述活动经验编制一道函数问题并给出解答方案。这里的问题（1）作为发现问题的先行组织行为，反映个体“做的情绪”，带有社会性选择特征；问题（2）作为批判问题的前概念行为，反映我们的公共经验水平，带有共同体审美批判的社会性质；问题（3）作为批判思维的活动主题，学生的画图、辨析、断言、表征等运动行为，带有经验考量的社会情感特征，反映我们大家的客观体验和社会意识；问题（4）则是权衡问题的具体表现，反映共同体的经验思想的变迁能力，是批判力由内而外社会性表现。事实上，任何一个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行为离不开人的社会观念的参与，包括社会学范畴的师生及课堂。
教育是人类的一种有意识地依照自觉设定的目标所进行的对象性活动，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9]数学慢教育目标的社会性原则是以社会性活动为目标载体，以情感价值为社会取向，以还原数学概念为逻辑的慢教育形态，反映课堂教育目标的“非认知”的认知倾向，揭示课堂即社会的教育意义，实现慢教育的社会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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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上增强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的联系；中观上协调职业教育与政府、行业、企业的关系；微观上加强职教与普教、成教以及城乡职业教育的统筹、沟通与衔接，打造人才培养立交桥。因此，培养与提高职业教育体制改革与管理创新的决策力，已成为当前地方行政领导者能力建设的必修课。教育地位凸显与职业教育发展的呼唤21世纪是教育世纪。可以说教育包括职业教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备受社会的尊重，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并成为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石，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的战略意义，并赢得了历史发展机遇。但要将历史赋予的基础地位落到实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前提是解决怎样保证发展的问题。历史表明，一个地区职业教育发展，归根结底，是社会经济文化综合实力与利益协调以及效能最大化释放的结果，其中政府管理方式和能力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政府特殊地位和特定功效，职业教育尤其是中等及农村职业教育，基于目前的办学条件和基础，呼唤着“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与“城乡一体”时代的到来，对地方行政领导者抱有急切的企盼。地方行政领导者应不负众望，尽一份职责，做职业教育发展的热心人、推动者、支持者和维护者。在思想上主动适应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率先确立人力资源是第一战略资源的理念和教育为先、职教为重、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意识，把职业教育摆到关系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大局的重要战略位置上来；在决策中加强对职业教育的顶层规划设计和战略管理，着力提供舆论、资金与政策（决策力）支持，激励社会行业企业提高参与度，构建多渠道筹措经费和合作办学的新体制；在实施上加强职业教育与社会的统筹协调，促进和谐发展，从而推动人力资源建设，加速区域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社会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
地方行政领导者职业教育决策力核心内涵探析1．认知判断力。认知判断力是地方行政领导者职业教育决策力的心理基础和条件，也是决策行为与活动过程不可缺少的一种素质能力。地方行政领导者思考决断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目标、思路与对策，把握方向与道路是大局和关键，必须同时具备两大前提：一是充分认识和把握国（区）情实际和职业教育特点。这是保证教育行政决策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之关键。职业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及成人教育，是一种独立门户的教育类型，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和本质特征。犹如五谷杂粮，各具不同的属性条件，各具相匹配的生态和发展基础。职业教育以市场为需求、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根本、以技能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灵活开放多样办学，并且与社会、经济、产业、职业、劳动力就业和社会稳定等休戚相关、和合相处、协调发展。这种教育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决定了教育行政决策认知判断力的内涵本质与形式的特殊性。但反思目前现状，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趋同性和教育改革的滞后性等问题依然存在。究其原因，除了外在客观条件局限外，与内在主观因素、特别是管理者的决策认知能力欠缺有直接的关系，而且省市县之间发展也不平衡，存在较明显的差距。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从提高决策者认知基础能力抓起，方能奏效。二是善于科学判断职业教育发展机遇和趋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抓住机遇就有发展，失去机遇就错失发展。在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和举国发展职业教育的情势下，地方行政领导者应有强烈的机遇意识和敏捷的预测判断力，应善于发现并把握机遇，促进区域职业教育发展。新世纪，我国职业教育回暖与走高（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与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初步建立），就是最好的例证，其中与地方行政领导者职业教育决策认知力不可分离。但这种素质能力形成“岂一日之功”，需要时间积累、实践磨砺和不断提升。2．方案抉择力。世上没有最好的决策，只有更好的决策、满意的决策。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是生态学的一条重要法则，运用于人类社会有积极意义，对职业教育决策也具有重要启示。如在发展战略决策上，要深刻认识不同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特点与条件，从实际出发，脚踏实地，走出自己的发展之路。这是对地方行政领导者职业教育抉择力的根本要求，也是决策走向理性自觉的保证。事实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贫困、边远地区的职业教育在发展背景与基础条件上存在着客观差距，在发展速度与规模上总体呈现出由东向西逐级递减的状态。各地职业教育应从实际出发，形成不同的发展思路和实践模式。要求行政决策者正确看待地区差异性，通过比较，确立优势，扬长避短，创优创新创特，走出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形成错位竞争的格局。其关键取决于地方行政领导者抉择力高低，包括社会调研、信息分析、综合归纳和选优决断能力等。因此，提高抉择力是政府能力建设的核心。地方行政领导者既要提高理论素养，增强研究能力，提升专业水平，还要加强实践，丰富经验，真正成为职业教育理论家、战略家与实践者。3．实施推进力。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决策的中心环节和目的所在。从管理学视角看，任职教论坛/2013.10理论经纬LILUNJINGWEI何决策都是为实践服务的，而且被实践所检验。据此可言，决策贵在可行性，重在实践性。如一种决策只是停留在文本上，束之高阁，只能成为一纸空文，没有丝毫的实际意义，而只有付诸于实践，真正作用于职业教育，才能起到实际作用，产生应有价值，凸显生命之律动。因此，决策的实施推进力，即决策执行力，就成为决策行为与过程的重要内容与环节，也是衡量地方行政领导者职业教育决策力强弱高低的试金石，应摆到政府能力建设的重要位置。地方行政领导者要在思想上确立强烈的实践意识，形成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决策理念；在组织上加强领导，建立健全领导决策体制机制，加强事前的调研与过程的监控；在实施上加大投入与统筹协调力度，提供人财物等方面的基本保障，保证决策的全面实施和如期实现。4．督导评估力。督导评估，是行政决策付诸实践的信息反馈与修正优化的重要环节和过程。它既是行政决策的重要保证，也是决策力形成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因为一项决策一旦进入实施阶段，实效性是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必然会受到现实社会环境诸多条件及各种因素的影响，需要与时俱进，因势利导，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完善。督导与评估在这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及时发现并解决影响决策实施的制约性瓶颈问题，不断矫正决策实践方向，增强决策的针对性、可行性和实效性。但目前，地方行政领导者职业教育决策实践还不平衡，存在“虎头蛇尾”的缺陷，即重抉择轻过程，重结果轻督导评估。究其原因：一是认识欠缺，重视不够；二是缺乏制度约束与保障。因此，加强督导评估，是推进决策实施的需要，也是完善与提升地方行政领导者职业教育决策力的应有之举。教育部《中等职业教育督导评估办法》的出台与实施，对督促地方行政领导者更好履行发展职业教育职责提升决策力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目前，地方行政领导者不仅要增强督导评估意识，更要加强督导评估制度建设，并且要贯穿于决策全过程，落实在各个环节上，固化在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成果与社会效应之中。
地方行政领导者职业教育决策力本质特征聚焦决策力是地方行政领导者管理职业教育的关键和核心能力，具有独特的性质与形态，除了有决策的预见性、综合性、规范性、系统性等一般特征之外，还具有自己深层的本质特征。1．适应性与发展性契合。满足社会与人民群众的需求，是职业教育的社会责任与办学宗旨，也是地方行政领导者能力建设的出发点与根本点。关键是增强适应性与发展性，提高两者的契合度。适应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发展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由此，凸显地方行政领导者职业教育决策力社会价值与本质要义和谐统一的特征。其一，适应性。它是地方行政领导者职业教育决策力的外部条件特征，是“社会性”的集中体现。当前，职业教育正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处在发展前沿的地方行政领导者，应时刻关注、敏锐感知这一阶段社会经济变革与发展趋势，加强对职业教育现状与问题的分析，为人才培养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发展提供应对之策。其二，发展性。发展是大趋势、硬道理和生命线，是地方行政领导者职业教育决策力的内含本质特征。职业教育发展是一个开放持续发展的动态过程。关键是要解决发展什么，怎样发展的问题。地方行政领导者只有增强历史忧患意识，坚持服务宗旨，与时俱进，改革发展，才能与时代、社会和地方发展同呼吸共命运，不断焕发政府主导活力，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智慧贡献、政策支撑和动力供给。2．科学性与民主性沟通。科学性与民主性是决策力的本质属性。两者虽属于不同的范畴，却彼此沟通，相互支撑，合作共生，成为地方行政领导者职业教育决策力规律性与制度性辩证统一的特征。历史证明，两者统一是决策力稳步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证。任何排斥或缺损一面，都会造成许多不小的麻烦。一是科学性。它是决策力的本质特征，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根本要求，也是面向未来的基本原则。职业教育的科学决策性，必须坚持以宗旨为方向、以规律为准则、以专业为基础、以师资为资本、以满意度为目标、以现代先进技术方法为支撑。这是一个求真求实求善的抉择发展过程。在这方面力戒两种倾向，即“技术至上”与“市场决定”倾向。前者将技术置于决策之上，扩大了工具性质，弱化了职业教育的社会、道德和人文性；后者将决策置于市场经济框架，看重于眼前物质利益，追求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加剧了办学效益与教育质量的矛盾与冲突。这些都是影响职业教育决策的主要因素，也是造成发展隐患的深层原因。二是民主性。它是决策力的制度特征。民主作为一项根本制度，对职业教育决策力形成具有约束性与规范性。体现在事前，确立民主决策意识，完善民主集中制议事决策程序规则，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精心设计，形成提案；事中，充分酝酿，深入分析，综合比较，全面把握，谨慎抉择；事后，大力实施，强化执行力，注重督促评估，保证落实，提高绩效。如果这些都能在教育决策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那么社会各个主体有关职业教育预期、愿望、要求与利益也就有可能得以实现。反之，两者就毫无关联，民主也只能成为一种徒有虚名的空洞之物。所以，地方行政领导者应高度重视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建设和结合，惟此才能把职业教育发展推向历史的新阶段。3．择优性与创新性整合。择优需要创新，创新为择优服务。两者整合，成为决策力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的重要特征。首先，择优性。它是决策的前提和重要手段及方法。选择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满意方案，是决策的前提，也是决策的预期目标。但这种选择只有在多种提案综合比较权衡后，才能脱颖而出。其次，创新性。它是择优决策的灵魂与源动力。
由此可见，“种种理性决策模型，各有各的‘风味’。”[8]但无论选择何种模式，一切都要从实际出发，都离不开决策的择优与创新整合的基础。这是地方行政领导者职业教育决策力优化创新的必由之路。人本性与生态性统一。人本性，是教育的核心理念，也是决策的根本目的和保证，体现为一切为了人，但人又是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因素。生态性，则是客观世界万事万物生生不息、繁衍成长的根本条件与保障，也是地方行政领导者职业教育决策力赖以形成的客观条件和基础。两者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互动合作，和谐统一，成为地方行政领导者职业教育决策力的精髓和基础，构成主客统一特征。首先，“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9]。满足人发展需求，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是职业教育的第一要义和根本任务。落实到地方行政领导者方面，对外要大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对内关键是加强行政领导与管理队伍的建设，全面提高行政能力与决策水平，尤其要重视专业素质的教育与培训。据有关调查显示，目前地方行政领导者对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了解和把握的总体情况还不平衡，有些层面和岗位还较薄弱，应采取多种途径和方式加以完善与提高。其次，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这是我国社会发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10]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方向。建设良好的生态文明体系，已成为未来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的目标方向，对地方行政领导者职业教育决策力建设与发展提出了新目标和要求。反思职业教育现状与发展，事业蒸蒸日上，已是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方热土，但从生态学角度看还存在不平衡、欠和谐的“亚健康”问题：生态意识淡薄，发展方式失衡，制度建设薄弱，文化支持乏力等。地方行政领导者应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和谐发展的生态决策观和实践观，大力实施生态决策战略，构建“绿色”教育体系，营造“天人合一”的友好型生态发展环境和条件，对外加强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联系，对内完善自身体系建设，正确处理学术与行政、教学与科研、教师与学生以及物质与精神、数量与质量、层次与水平、规模与效益等关系，使职业教育在投融资、专业建设、课程改革、实训基地建设、合作办学、师资培养等方面协调发展，形成良性互动、优化整合、集聚优势、提升合力的良好生态环境，促进职业教育又好又快发展。
作者：蒋旋新 蒋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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