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本周在浙江乌镇举行，并确定今后世界互联网大会将永久在乌镇举行，由此投资市场诞生一个全新的乌镇互联网概念股。据媒体报道，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国家主席向大会发来祝辞，总理也亲自参与会议，马云、雷军等行业大佬亮相，50多家知名互联网企业展示最新技术和应用成果，并共同探讨跨境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智能穿戴、大数据、云计算等当下互联网领域的最热门的话题。本周市场，乌镇互联网概念股风生水起，以欧浦钢网、上海钢联、生意宝、长江投资为代表的电子商务概念股，以腾邦国际、熊猫烟花为代表的P2P概念股，以同花顺、东方财富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概念股，以中科曙光、中科金财、荣科科技、内蒙发展、东土科技为代表的大数据概念股，以海伦钢琴为代表的互联网教育概念股，以深桑达为代表的移动支付概念股，以新世纪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操作系统概念股，以银之杰为代表的移动医疗概念股，以北京君正为代表的智能穿戴概念股，成为乌镇互联网概念股最靓丽的风景。
中国装备制造走向世界，核电、高铁概念股强势依旧。随着中国走出去步伐的加速，中国对外输出技术的两大王牌――高铁、核电等装备制造业，拥有最先进的自主创新技术、丰富的经验，雄厚的实力、良好的性价比，以高铁建设、核电建设为主流的中国制造概念股具有中长线投资价值，中核科技、晋西车轴无疑就是市场的龙头旗帜。纵观本周市场，核电建设概念股强于高铁建设概念股，以中核科技、兰石重装、江苏神通、沃尔核材为代表的核电四小龙，以晋西车轴、辉煌科技、天马股份为代表的高铁三剑客继续成为中国制造投资主线的最强音。
此外，随着沪港通周一的正式开启，大盘蓝筹股的冲高回落整理带动大盘震荡下跌，新兴产业投资主线悄然崛起，以和晶科技、天银机电、安居宝为代表的智能家居概念股，以京山轻机、科大智能为代表的智能机器概念股，以开能环保为代表的免疫治疗概念股，以新开源为代表的体外诊断概念股，以东风科技、隆基机械、金固股份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概念股也有相当出色的表现。
展望后市，笔者看好土地价值重估概念股。《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正式拉开了土地流转大幕，土地价值重估、土地流转、农业规模化三大主题必将引起市场关注，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具有较多农业土地价值重估概念股。
智慧城市是什么
智慧城市由英文‘Smart city’翻译而来。2008年，IBM公司提出了“智慧地球”的概念。2010年，IBM提出智慧城市（smart city）的概念，认为智慧地球应以智慧城市为区域基础逐渐发展而来。随后，智慧城市的概念传入中国。
在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童腾飞看来，智慧城市的概念在传入到中国后，地方政府及企业都结合了中国特色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与诠释。因此，中国所提出的智慧城市与IBM提出的‘Smart city’并不能简单的等同，而可以认为是一个相对更为复杂与庞大的概念。网络上关于智慧城市的定义很多，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概念是：“智慧城市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支撑、知识社会创新环境下的城市形态，智慧城市通过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及维基、社交网络、Fab Lab、Living Lab、综合集成法等工具和方法的应用，实现全面透彻的感知、宽带泛在的互联、智能融合的应用以及以用户创新、开放创新、大众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的可持续创新。伴随网络帝国的崛起、移动技术的融合发展以及创新的民主化进程，知识社会环境下的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之后信息化城市发展的高级形态。”
按照中国科学院院士李德仁教授的观点，智慧城市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表达，即“智慧城市=数字城市+物联网+云计算”。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龚承亮认为，数字城市是信息化的一个初级阶段，其为城市管理提供了有效的系统服务，也让市民的生活更加便捷；智慧城市是信息化较为高级的阶段，但其建设需要按部就班的来，而之前十余年的数字城市的建设可以认为在信息基础设施、消费理念、政府管理能力等方面为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从技术角度来解读智慧城市，李德仁教授的公式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智慧城市来说，其涵盖的范围更广，仅仅数字城市与物联网、云计算的技术加在一起，不能等同于其整体概念。智慧城市包含了更多城市生态环境、市民生活、产业生产等方面内容，注重的是整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政府管理的更加便利与市民生活的便捷与幸福。
童腾飞认为，虽然不同人、不同角度看待智慧城市会有不同的定义，但其所叙述的本质是相同的，即“从技术层面，智慧城市建设是技术系统的智能化响应与判断，是信息化城市的一个较高层次的发展；从社会意义来讲，其目的是为了让城市主体运行更加高效、方便，让市民生活更加幸福。”
智慧城市建设需要什么
智慧城市的建设之所以这么热，与我国众多区域面临城市化过程中资源紧缺与人口众多的管理问题、智慧城市建设可带动地方政府经济发展以及相关企业的利益诉求有密切关系。然而，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完整的规划、合理的引导与很多标准的制定，并不是提出概念投入资金建设就能做成。2000年左右，“数字城市”的概念开始在中国热炒，许多地方政府纷纷宣布投入资金打造数字城市。不到十年时间，随着电信运营商与政府合作的“无线城市”概念的推出，很多地方政府又开始宣布打造无线城市，此时数字城市的建设在很多城市有何成果仍不得而知。面对“智慧城市”概念的汹涌来袭，地方政府与企业都需要理性思考，避免盲目过热建设可能带来的投资与产品浪费。
童腾飞认为，智慧城市的建设应该以服务城市管理与市民生活为目标，做好顶层设计，在建设时有相应标准的细分，有合理运营模式，同时还应有一个产业与企业对接的平台来合理促进智慧城市相关企业。“顶层设计是首要的问题，政府应该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并对相应的产业、企业进行合理引导，才能避免建设过程中出现盲目投资与浪费问题。物联网传感器、接入手段及电子信息的标准化也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国家层面与北京市都在与产业联盟进行协商，以期逐步推进标准化的制定。标准的制定也需要一个过程，目前只能依托城市管理需要与百姓需求程度来对不同标准的制定排先后次序。对于智慧城市的投资是一个无从估算的大数目，而且其建设将是一个缓慢推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应有合理的运营模式，从政府管理与企业投入利益平衡的角度，通过政府与企业、民众的供需对接来促进企业投资，而不应该仅靠政府资金来推动建设。”
太极计算机股份有限公司创新中心总经理于跃认为，智慧城市的建设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其推进会有很长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需要结合各地不同的特色有相应的差异。但是政府与企业共同协商的顶层设计是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在于跃看来，顶层设计需要有四个标准，即“高、新、远、全”。“高”即意味着政府需要站在高处，通盘考虑智慧城市的建设中需要什么，应该做什么；“新”即顶层设计不能脱离开新技术与新形势，要结合当前实际情况考虑与开展；“远”即顶层设计的规划应该以发展的眼光来考虑，要知道五年、十年之后需要什么标准与成果；“全”即顶层设计需要对整体产业、城市建设与管理、市民生活等各方面全面思考。在顶层设计逐渐完善之后，政府应与企业共同协商标准的制定以及相应工程中资金、技术业务等的落实模式。与此同时，于跃还认为智慧城市不仅仅是政府的事，社会公众也可以受益。“比如家庭中的电器控制。如果进行传统布线，不仅浪费材料，施工麻烦，而且价格贵，是资源与民众财富的双重浪费；如果进行无线化管理，不仅布置轻松，节省空间和资源，而且还更加经济。但是如果民众不了解无线控制家电的概念，相应的建设就无从谈起了。”
政府对智慧城市建设的顶层设计是当前建设的首要重点，这成为政府与企业层面的共识。龚承亮认为，标准是顶层设计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标准的制定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与技术、工程设计、管理的成熟度息息相关，在实践中会通过试点项目来总结出标准，指导后续的工程建设工作。政府当前还应注重对产业链的打造与概念的推广。智慧城市的建设是一个周期长、风险大的项目，而公司投资进行建设、政府花钱购买业务的模式在龚承亮看来是一种多赢的局面——公司进行长线投入，逐步回收利润；政府不必一次投资过大，可以相对快速实现管理的信息化与现代化；而市民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实际的益处。以此模式为基础，逐渐实现不同专业的分工，并进行产业链的打造，将有效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对于智慧城市的概念及其应用还需要进行推广，管理者、建设者与使用者都应该有相应的认知，知道其未来成效与益处。民众的消费与生活意识提升上去，可以更好促进政府与企业建设智慧城市的热情”龚承亮说道。
北京的标杆作用
无论是数字城市、无线城市还是智慧城市的建设，依托于北京良好的经济态势与完善的政策引导，北京市目前所取得的成果都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龚承亮认为，北京市应该利用这些优势，为其他省市树立一个“榜样”的作用。同时，其他省市智慧城市的建设也不应该是某一地方的“缩减版”，而应该根据地区实际的经济情况与地方特色进行合理发展。
北京十余年来的数字城市建设已有相应的成果，北京市政府管理工作与市民生活的便利程度都得到了极大提升。诸如政府管理所用的“电子政府”系统，住房公积金系统、社保卡系统，市区内的电子社区，以及“首都之窗”门户和公共服务平台，都是使政府与市民得到实惠的应用。
在网络与无线城市建设方面，北京城区已经实现六大区域的免费wifi接入，无线上网非常容易。预计2012年年底，全市范围内将实现20M宽带全覆盖，新增光纤到户覆盖家庭超过100万户，新增光纤宽带接入家庭80万户，10M及以上宽带接入产品渗透率超过25%。
由于数字城市与无线城市相对完善的建设，北京市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上有非常良好的基础。北京市政府层面非常注重对产业的引导与政策的制定。为了实现“智慧北京”规划目标，政府出台的《智慧北京行动纲要》提出了8大行动计划，包括了城市智能运行、市民数字生活、企业网络运营和政府整合服务4项智慧应用行动计划以及信息基础设施提升、智慧共用平台建设、产业与应用对接、创新发展环境 4项智慧支撑行动计划。北京市计划通过实施8大行动计划，组织市内各级政府和社会的资源，共同推进应用、产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智慧提升，实现从“数字北京”向“智慧北京”的跃升。一些相应的建设标准、管理条例、相关法律与评估标准也正在商讨、制定之中。北京市关于智慧城市已有很多实际应用，如药品监管，农作物生长环境数据采集与可视化数据监控，轨道交通安全视频监控平台，地区动态停车信息等等。
关键词：智能建筑；绿色建筑；节能；环保
中图分类号: TU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44(2012)20-5015-02
智能建筑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办公方式，为人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舒适。在新时代背景下，典型的智能建筑已不能满足当代人对绿色、环保、节能的最新追求，为实现建筑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在智能建筑中体现绿色和节能。为此，笔者试从智能建筑的绿色与节能出发，对其进程进行论述，对其发展进行展望。
1智能建筑的出现与发展
智能建筑的概念最先在国外出现，这个概念的产生得益于数字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智能建筑是信息时展的必然产物。也正是基于20世纪80年代的信息化发展，智能建筑的概念应运而生，并且很快地，这一概念投入实践。在1984年1月，美国在康涅狄格州哈伏特市建成了世界第一座智能大厦，在这里，建筑的使用者无需准备复杂的设备，便可享受语音通信、文字处理、电子邮件、资料检索、市场情报等多项服务。此外，大厦还实现了由计算机系统智能控制的空调、防火、防盗、配电、供水自动化系统，划开了建筑设计新的篇章。
在我国，智能建筑起步较晚，在9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首先提出了我国《智能化办公大楼可行性研究》报告，这也是我国智能建筑起步的开端。在此之后，在改革发展经济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在90年代中后期逐渐出现了很多以“智能建筑”为标签的建筑物，虽然有很多建筑实际上仅是以此为噱头，但是在这个时期也发展起了一批正在具有智能化功能的建筑物，也为我国智能建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虽然智能建筑的蓬勃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使得我们生存的环境更为便利、舒适。但是作为建筑，其始终是能耗大户，为贯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在21世纪的智能建筑发展更多地偏向了绿色与节能。这一点从我国对于智能建筑的定义也显然可见，在《智能建筑设计标准》(GB/T 50314-2000)将智能建筑定义为“以建筑为平台，兼备建筑自动化设备BA，办公自动化OA及通信网络CA，集结构、系统、服务、管理及它们之间的最优化组合，向人们提供一个安全、高效、舒适、便利的建筑环境。”但在随后的几年，国家对该标准中智能建筑的定义进行了修订，新标准GB/T 50314-2006将智能建筑定义为“以建筑物为平台，兼备信息设施系统、信息化应用系统、建筑设备管理系统、公共安全系统等，集结构、系统、服务、管理及其优化组合为一体，向人们提供安全、高效、便捷、节能、环保、健康的建筑环境”[1]。可以看出，在新修订的智能建筑定义中，添加了“节能、环保、健康”的概念，由此，智能建筑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
2智能建筑中的绿色与节能
智能建筑的绿色与节能概念最早源于绿色建筑的理念，在绿色建筑的理念里，追求以最小能源消耗、最有效的能源利用方式，在最低的环境负荷下，构建安全、健康、便利及舒适的建筑空间，达到人、自然与建筑的和谐统一。智能建筑的绿色与节能在于，不局限于用智能系统管控建筑设施，而是更充分地利用智能系统来构建绿色建筑，发挥智能科技在节能和减排以及环保中的作用，以“智能”服务“绿色”，使得建筑拥有活力的生命和可持续的生机。
近年来，智能建筑设计中通常会考虑绿色建筑的设计理念，同样地，绿色建筑的设计里也会涉及很多智能化技术和信息自动化技术，正是两者相互渗透的关系使得智能建筑具有了绿色与节能的属性。一般地，智能建筑中的绿色与节能主要体现在：对自然能源的利用，如太阳能、风能、地热的利用等；智能暖通空调系统，如区域热电冷三联供系统、变频空调系统等；智能室内环境控制，如室内照明控制，随环境、温度、湿度自动调节的呼吸墙等；智能的给排水系统，如对泵类设备根据需要的智能调速、雨污自动收集和分离、污水的一体化处理设备等。可以说，智能建筑的绿色与节能并非简单的建材和新设备的组合，而是在它们有机结合的基础上体现出绿色建筑的功能特点。为体现出绿色建筑的功能特点，就必须对智能建筑进行恰当地管理，使建筑系统中的环境、生态、能源、建筑结构、电器、设备、通信、网络等管理相互协调，以实现绿色环保的最终目标。
3建筑发展的方向——绿色建筑和智能建筑的一体化发展
所谓绿色建筑与智能建筑的一体化发展，即是将智能建筑的设计方法和绿色建筑的设计理念相结合，以“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观念为核心，通过智能化手段与绿色理念的融合来实现人、资源、环境三者的最优化发展[2]。通常，绿色建筑和智能建筑的一体化发展所形成的建筑被称作绿色智能建筑，对应绿色智能建筑，其所使用的技术被称为绿色智能建筑技术[3]，常见的包括：节能技术、节地技术、节水技术、节材技术以及智能化设备及技术。实际上绿色智能建筑技术在我国已有多处应用的实例，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场馆“鸟巢”，迎合绿色奥运的口号，体育场使用了地源热泵，可以从土壤中吸收能量，夏季吸收土壤中存贮的冷量向鸟巢供冷，冬季吸收土壤中蕴涵的热量为鸟巢供热。又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场馆“水立方”，膜结构等相关技术使自然光能得到充分利用，能实现一天中绝大部分在封闭的场馆中利用自然光进行照明，大大的节省电力能源；同时在“水立方”，3万m2的屋顶可以把雨水100%的收集，相关资料显示，该雨水收集系统一年收集的雨水量相当于100户居民一年的用水量，因此这种高雨水收集率的建筑对于北方缺水地区尤其适用。此外，将绿色智能建筑技术用于原有建筑的改造也是今后建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如厦门中银大厦节能改造项目，在对原大厦的能源改造中，首先对技术落后的2台冷水机组和4台水泵进行更新，提高运行效率；其次，重置了冷冻水温度以符合预期冷冻负荷；再次，采取了控制通风的先进控制策略；而后，对风机和水泵进行变频改造；进行了夜间回设，夜间操作循环使HVAC设备在无人期间保持区域级管理实现节能；再而后，通过楼宇设备监控系统实现对水泵和冷却塔风机的开启、运行监测，水流量根据实际负荷进行自动化调节；最后，对照明系统进行了节能改造。据了解经改造后，该大厦每年可节电近95万千瓦时，省电达30%，为国内同类型的公共建筑利用绿色智能建筑技术进行节能绿色改造提供了借鉴。综上所述，在今后，绿色建筑与智能建筑的一体化发展必将成为建筑的发展方向，也只有这样，人们对于绿色生活以及节能的全新要求才能得到最大满足。
参考文献：
[1]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等.GB/T50314-2006智能建筑设计标准[S].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7.
数年未公开露面的美的集团董事长方洪波，于3月10日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宣布其新战略：今年美的将投资40亿元研发智能产品，并在广东顺德建立全球智能家居的研发总部，未来三年累计投入将达150亿元。
这意味着，美的将依托物联网和云计算，向智能家居制造商转型。
智能家居这个概念本身不算新鲜，但美的的转型计划中，还是有些内容让人刮目相看：选择对外开放平台，实现开源设计，多平台合作共享。
也就是说，不论什么品牌的产品，都可以在这个开放式智能家居平台上进行资源共享，最终打造一个互惠互利的智能生态圈。
这正是当下全球智能家居的发展方向，不久前被谷歌巨额收购的NEST智能家居公司，其强大之处就在于完全开放平台，允许第三方开发者创建软件、硬件、服务等，并和它的产品连接在一起。
而在早前的2014年CES上，三星、LG也展示了自家的智能家庭控制平台。
为了提醒外界注意到这一点，美的还创造了一个新概念―智慧家居，并反复强调，自己要做的不是“智能”而是“智慧家居”。
在方洪波看来，前者是单体概念，比如能自检自修的空调、语音控制的微波炉，用手机软件远程遥控它们，早非新鲜事；“智慧家居”，则是群体概念，包括空气、营养、水健康、能源安防四大管家系统。
例如，空气管家会整合空调、电扇、空气净化器等，记忆用户生活习惯，主动创造适宜的环境。安防管家则对火灾、煤气泄漏、非法入侵等进行全天候监控，发现异常，及时声光报警，并通知住户和管理中心。
这样的目标，肯定无法靠传统家电制造商独自完成。
美的的想法是，其150亿元的投入，绝大部分还是延续以前的研发，做前瞻性的传感、材料技术、制冷制热、水净化技术等。
而物联网与云端的事情，则交给合作伙伴华为与阿里。这两家企业已加入美的智能社区开发系统，分别提供硬件、软件支持，生产可控制家电的路由器和家电的操作系统。
为更深度与互联网结合，除了开放平台，美的还计划在三年内打造千万级的粉丝社区，在增加用户黏性的同时，与消费者交互智慧，共同设计创造产品。
据美的官方数据，2013年其智能产品的销售规模达10万台。今年智能新品将加速上市，实现智能产品占整体销售规模的5%，这一数字将在2018年达到50%。
但智能家居这个方向已经吸引了众多家电巨头。海尔公司也在做类似的事情，并筹建了一个海极网，与极客互动来孵化创新。
关键词：直觉；理智；文化观；梁漱溟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3-0067-02
梁漱溟（1893―1988）是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在五四时期全盘西化思潮席卷中国思想界的文化背景下，梁漱溟于1921年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肯定以儒家哲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价值，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一样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引发了思想界的“东西文化论战”，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直觉和理智――梁漱溟构建中西文化观的基础概念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代表了梁漱溟早期的哲学思想。梁漱溟在书中使用直觉概念来诠释和表征儒家哲学以及中国文化，使用理智概念来诠释和表征西方文化，直觉和理智概念成为梁漱溟诠释中西文化的基础概念。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直觉和理智概念是梁漱溟诠释中西文化、构建中西文化观的重要基础概念。他使用理智、直觉和现量三个基础概念来诠释西方、中国和印度的文化，并以此提出了人类文化的三步骤发展说（亦即中西印文化的三期复兴说）。他阐述说：“照我的意思人类文化有三步骤，人类两眼视线所集而致其研究者也有三层次：先着眼研究者在外界物质，其所用的是理智；次则着眼研究者在内界生命，其所用的是直觉；再其次则着眼研究者将在无生本体，其所用的是现量；初指古代的西洋及在近世之复兴，次指古代的中国及其将在最近未来之复兴，再次指古代的印度及其将在较远未来之复兴”[1]167。在这里，梁漱溟首先提出了人类文化所面临的三个层次即外界物质、内界生命和无生本体，指出与之对应的方法分别是理智、直觉和现量，三个层次和与之对应的方法结合便构成了人类文化及其三个步骤，即作为第一步骤的西方文化（“古代的西洋及在近世之复兴”）、作为第二步骤的中国文化（“古代的中国及其将在最近未来之复兴”）和作为第三步骤的印度文化（“古代的印度及其将在较远未来之复兴”）。在这里，直觉和理智作为梁漱溟构建其文化观的基础概念首先是指方法，即人类研究“外界物质”和“内界生命”所用之方法。其次，直觉和理智作为人类文化不同发展步骤的方法指向的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这样，梁漱溟就从直觉和理智出发，从人类文化的层次和高度对中西文化进行了考察，认为中西文化分别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而直觉和理智则是其方法，直觉和理智就和中西文化内在地同一起来了。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也就以直觉和理智概念为基础构建了起来，直觉和理智概念也就成为理解梁漱溟中西文化观的关键。
二、理智与西方文化
理智作为人类文化第一步骤研究“外界物质”所用之方法，与西方文化对应。这样，理智与西方文化就内在地联系和同一起来了。要理解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与思考，就要首先弄清楚理智这一概念。理智的内涵是什么呢？
梁漱溟认为，理智表现为简综两种作用即分析与综合两种作用，是构成知识的一种方法。也就是说，理智的内涵实际上是指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力。这是梁漱溟对理智概念的理解。梁漱溟从理智概念出发从成就与弊病两个方面对西方文化进行了考察和阐释。
梁漱溟认为，文化的精神生活方面包括宗教、哲学、科学和艺术等，其中“哲学、科学是偏于理智的”[1]18，而科学就产生于理智。科学是西方文化的显著特征和重要成就，说科学产生于理智就是说西方文化产生于理智。这是理智给西方文化所带来的成就。梁漱溟指出理智在给西方文化带来科学、哲学、知识和思想等文明成就的同时，也给西方文化带来了精神创伤的弊病。梁漱溟指出，西方文化“个体要自顾自己，重于理性的分别计算”[1]165，“才有其社会上种种罪恶痛苦，才有此次大战的创害，把个体的生存竞争真演的烈！”[1]165
梁漱溟认为理智给西方文化带来了科学等成就，也造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物质和精神创伤。这说明，梁漱溟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是以理智概念为基础的。而且梁漱溟把西方文化的成就和弊病放在一起进行考察和分析，使人们对以理智为核心的西方文化的认识更加系统和全面。
三、直觉与中国文化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用直觉概念来诠释和表征中国文化。直觉概念集中体现了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根据梁漱溟的论述，中国文化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的第二个步骤，与之对应的研究层次是“内界生命”，而直觉即研究“内界生命”之方法。这样，直觉与中国文化就内在地联系和同一起来了。直觉也就成为理解梁漱溟对中国文化认识的关键。那么，直觉的内涵是什么呢？
梁漱溟认为直觉的作用在于体认认识对象难以表达的意味和精神，并支配我们的行为。他将直觉分为两种：附于感觉的直觉和附于理智的直觉，并认为附于理智的直觉才能认识“生活”和“我”，较之附于感觉的直觉更为重要。
梁漱溟认为，是直觉而不是感觉和理智关照着我们内里的生命。他说：“要晓得感觉与我们内里的生命是无干的，相干的是附于感觉的直觉；理智与我们内里的生命是无干的，相干的是附于理智的直觉。我们内里的生命与外面通气的，只是这直觉的窗户。”[1]135这里，直觉较之感觉和理智更为重要。由于直觉和中国文化具有内在的同一性，认为直觉关照着人们的内在生命，就不仅是对直觉价值的肯定，实际上也是对中国文化价值的肯定。这是梁漱溟对直觉概念的认识。
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集中体现在其用直觉对中国哲学所做的现代诠释上。梁漱溟认为，直觉是中国哲学的认识方法。他进一步使用直觉这一概念来解释孔子的“仁”、孟子的“良知良能”和王阳明的“良知”概念，认为直觉就是孔子所说的“仁”、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王阳明所说的“良知”。这实际上是用直觉概念对中国哲学的核心思想进行了现代诠释。
梁漱溟用直觉对中国哲学所做的现代诠释集中体现了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是梁漱溟对中国现代哲学的贡献所在。尤其在传统与现代激荡的五四时期，梁漱溟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诠释在一定程度上为现代新儒家奠定了文化哲学基础，现代新儒家由此拉开帷幕，作为颇具理论建树的一大学派和思潮开始活跃在历史舞台上。诠释也为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指出了研究思路和方向，对我们在现代条件下审视和认识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四、中国文化的问题与出路
梁漱溟以直觉和理智概念构建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同时对中国文化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并针对问题对中国文化的出路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梁漱溟在从理智的角度分析和阐释西方文化的成就与弊病时，反观和分析了中国文化在理智方面存在的问题。梁漱溟肯定理智给西方文化带来了科学民主等文明成就，与此相对应，他认为中国人在理智方面很少创造，中国文化自身产生不出科学和民主。为什么中国文化产生不出科学和民主呢？梁漱溟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走的不是同一条路。简单地说，就是西方文化走的是理智之路，产生了科学；而中国文化走的是直觉而非理智之路，产生不出科学。
梁漱溟进一步分析指出，理智不发达给中国文化所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我们不待抵抗得天行，就不去走征服自然的路，所以至今还每要见厄于自然。我们不待有我就去讲无我。不待个性伸展就去讲屈己让人，所以至今也未曾得从种种权威底下解放出来。我们不待理智条达，就去崇尚那非论理的精神，就专好用直觉，所以至今思想也不得清明，学术也都无眉目。并且从这种态度就根本停顿了进步，自其文化开发之初到他数千年之后，也没有什么两样。”[1]190
梁漱溟指出了中国文化面临的问题，对中国文化的出路或者说这些问题的解决也给出了自己的思考。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再也不能回头补走第一路，也不能往下去走第三路”[1]190，就是说中国文化不能回头补走西方文化之路，也不能往下走印度文化之路。认为中国文化“不能回头补走第一路”，是对全盘西化主张的否定，是梁漱溟对全盘西化的理论回应。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出路，梁漱溟认为“我们现在应持的态度”是：“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即“不能往下去走第三路”；“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以避免西方文化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立所造成的弊病，从而使理智在根本改过的态度之下发挥好的作用；“第三，批评地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用中国的态度受容西方文化的科学和民主精神[1]189-190。梁漱溟的这种“变化过的第一态度”和“适宜的第二态度”实际上是对中西文化的一种融通。这种对中西文化的融通可以说颇具理论建树，一方面有力地回应了反传统的全盘西化派，另一方面又与固守传统拒绝西方文化的东方文化派划清了界限，同时立足传统对如何向西方文化学习的问题做出了尝试性的思考并提出了理论上的解决方案，因此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在一个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并存的时代，梁漱溟的思考对于中华民族理性精神的觉醒和成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有着进步的历史意义。梁漱溟对中国文化问题与出路的思考其意义并不局限于当时所处的时代，即使是在今天，在当代中国，中国文化的问题与出路或者说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依然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时代课题。梁漱溟的思考对我们今天研究和解决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张汝伦.现代中国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3]景海峰.新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4]李军，曹跃明.中国现代哲学新论[M].济南：齐鲁书社，2007.
数学在其人类的历史发展中，从其根本没有数学知识到人们只能分辨一、二和许多的数字概念，到今天，数学也成为一门有组织的、独立的和理性的学科。数学的历史是一部演绎的历史，人类从借助于经验开始，通过把经验事实符号化。进行简单的运算和推理，把数学发展成为一门抽象的学科，这不是在说数学是一门不具有实在意义和价值的玄学，相反，是如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代的理想，即科学应是数学，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数学的确实性。因此，文章旨在从数学思想的本质性及其方法的探究性来论述对开拓小学生探究性地学习数学的思考。
一、对数学思想的概说
数学思想尽管在人类开始有初级的数学知识的时候是受经验世界的启发，但它的思想实质却是抽象的。这即是在说，数学知识不是来源于经验，而是理智的构造。“对于brouwer(布劳威尔)，数学的对象是从理智的构造得来的，其中基本的数目是1，2，3，……提供了这种构造的原型。”brouwer认为。数学思维与我们的经验世界无关。这不是在说数学思想是没有任何实在意义的想象，相反，数学是建立在严密的思维基础之上的，是一门理性的学科。正是因为如此，数学知识才具有确实性。因此，有人认为，数学是真正的科学。数学是理智的构造，也就是数学的知识具有先验性，也即客观性。因为，任何具有绝对必然性的知识都不是以后天的、经验的事实为原因或依据，而必须是本身就具有必然性。这种本身所固有的必然性就如OliverHeaviside(亥维赛)所说，逻辑可以等待，因为它是永恒的。数学知识的先验性并非是从脱离于经验事实的角度来说具有客观性。而是说数学知识的客观性或必然性是先行于经验事实的。
数学思想是抽象的，数学思维与经验世界是无关的，不是在说数学是一种纯粹想象的构建并且仅仅是如此而已。数学不仅只能建立在实用的基础上，而且按照康德的说法，“纯粹数学，特别是纯粹几何学，只有在涉及感官对象的条件下才有其客观实在性。”任何由纯粹幻想而得来的产物都无法澄清其真理性，除了幻想的事实以外。同时，数学的先验客观性也不是在唯心主义地指出，数学的知识统治着宇宙，是宇宙的第一因，而是在说数学知识和通过数学的严密的思维方式揭示出了宇宙的规律和和谐。数学知识和通过数学的思维方式所揭示的知识体现的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因此，数学思想的抽象性不但没有脱离我们的经验事实，而是它本身就与我们的经验事实具有内在一致性。但是数学思想的这种抽象性是可以被我们的思维和想象独立出来的，也就是数学的思维是犹如形式逻辑的推理，这也是数学思维所必须采取的。因为，任何经验的推理都不具有必然性和可靠性。按照康德的说法，数学知识是从概念的构造得出来的理性知识。因此，数学的思维方式本质上就是一种演绎逻辑。
“逻辑学是研究纯粹理念的科学，所谓纯粹理念就是思维的最抽象的要素所形成的理念。”演绎逻辑也就是关于论证的逻辑学，也就是以有效的前提推出正确的结论。这是一种先天综合的方法，也就是不以任何经验为依据。演绎逻辑的前提也就是笛卡儿所指的清晰自明的概念或命题，笛卡儿认为，凡是清晰明确被人认知的，都是真的。因此。演绎逻辑就是一种对清晰自明的概念进行构造的科学。比如这样一个论证：前提1、苏格拉底是人，前提2、所有人都是会死的，结论、所以，苏格拉底是会死的。数学也就是一种数理逻辑，通过把经验事实符号化或数字化，抽象成一般的概念，再进行理智的构造。在上面的论证中，我们可以把它转化为符号的论证。我们可以把结论分为两个部分：主词(A)和谓词(M)，“苏格拉底”是主词，“会死的”是谓词，其中“人”是一项中词。我们用(S)来代替，上面的论证形式就变成了：1、A是S，2、所有S都是M，3、所以，A是M。在数学中，无论是数字概念，还是符号概念，都是抽象的，这种抽象在人类开始拥有最初级的数学知识前，是从经验事实中抽译出来，比如：一、二……这些基本的数字概念。而后，抽象的概念是理智从概念构造出来的，如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上亿的数字概念。而这些概念是基本的和自明的，因为说数字“1”及其所指的数量时，这是最清晰的。
二、小学数学的基础地位
数学知识是从概念的构造得出来的知识。构造概念也就是从清晰自明的概念以及通过清晰自明的概念的构造所得来的正确的概念进行构造。由此，小学数学在数学思想的逻辑构造中的基础地位也就是必然的。根据演绎逻辑，数学知识要具有确实性，其前提必须是真的，也就是进行数学推理的前提本身是可说明清楚的，不能把假定为真的前提当作无需证明的前提。因此，数学知识从诞生起的那个前提必然要是不证自明的，否则，整个数学系统都是容易被摧毁的。小学数学也就在承担着这种熟知数学的基本概念并能进行简单的数学推理，包括数学运算和简单几何的解析。从人类发展史来看，小学数学也就在对从人类开始拥有基本的数学知识以来的数学推理的基本前提及其基本的推理方法进行系统的掌握。因此，小学一年级数学首先从数字“1”开始，随后，学习基本的运算：“1+1：2”。及类似的基本运算。到小学二年级，了解基本的平面概念并进行简单的解析，如了解长方形，并计算长方形的周长等。整个人类的数学知识在最开始的时候，人们只能分辨像一、二和许多这些最基本的数字概念，后来可以对其进行演算，并能对简单的物质世界进行数学似的解析。犹如在古巴比伦文化中发展程度最高的算术——阿卡得人的算术。因此，小学数学的基础地位从整个数学思想上来说，就如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所指：“原子命题是其他一切命题的基础和根据。”
在对数学思想的概说中。已经说明过，数学思想的抽象性并非独立于经验事实而存在，而是数学知识的诞生是开始于经验的，数学知识的真理性也必须达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从人类数学知识的发展史来看，数学的诞生事实也是如此。因此，小学数学的基础地位还在于从感性认知的角度来谈。任何企图从纯粹的玄思妙想中得出结论都不应具有肯定的价值，因为，知识的客观有效性就像几何学对空间必然有效外，而并不能一定就涉及到实在的对象，而几何学必须建立在感性形式之上。数学思想的逻辑性就在于理智对概念的构造，而最初的概念必须建立在感性直观的形式上。这不是一种对经验的直观，而是一种纯粹的直观。数字“1”的概念是一种纯粹的直观，数字“11”的概念则是由11个“1”相加，是对数字“1”这个最基本的概念的简单的推理或构造。同时，数学知识之所以具有客观有效性，在于它只是涉及感官对象，因为企图透过显现给我们的物体去研究物自体都是徒劳无益的。因此，小学数学的基础性不仅在于学习其概念构造的基础性，而且在于从感性的形式上进入数学的最初的概念，并开始把这种数学的最初概念应用于经验事实中。如小学数学中学习简单的计量面积后，也就可以把这种简单计量方式应用在简单的生活对象中。
三、小学生探究性地学习数学的价值与意义
“从古希腊时代起，数学因为它在考察自然中所起的作用而被评价为头等重要的。天文学和音乐经常与数学相连接，而力学和光学则毫无疑问是数学的。”这即是在表明，数学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性不仅是应用在经验世界中，而且只有在经验世界中，数学知识才是客观有效的。仅仅是纯粹的数学演绎并不构成实在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数学只能建立在实用的基础上。但是，这种实用性是指数学知识的有效性和运用性，而非经验世界中的实用性。经验世界中的实用性，是直接性的，这种直接性不具备有效性和运用性。数学知识的有效性和运用性就在于它的实践性，也即探究性。这种探究性包括两方面。
[关键词]分析性智力 高中学生 概念生态
[中图分类号] G633.9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46058（2016）140112
一、前言
生物学是由大量的生物学概念组成的概念体系，因此，概念学习是生物学教学的中心环节。由于概念是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十分抽象，所以学习概念时，学生往往根据其朴实的想法或经验曲解概念的本质和内涵，建构错误概念。因此，有效帮助学生转变错误概念，建构正确概念，成为生物学教研的核心任务。
学者Posner等人在1982年提出概念转变模型。该模型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概念转变的条件，即个体对已有概念感到不满足，并且认为新概念是合理、有效且可以被广泛应用的；二是概念生态，概念生态指的是个体的经验背景，这个经验背景决定了个体对世界、知识与科学的看法。在随后的研究中，许多学者提出了概念生态的组成因子，Hyun Ju Park在《Components of Conceptual Ecologies》中根据访谈调查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总结出了概念生态组成因子及其主题（见表1）。
陈振威、陈龙川借由“密度概念”对国小学生进行调查，被调查的对象为高、中、低三个学习层次的学生。通过一段时间的访谈和观察，发现每位样本学生的概念生态组成因子间都存在某些关联性，这些关联性也都因人而异。黄冬霞对初中生的电路概念进行概念生态的调查，同样把被测学生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另外对一对双胞胎姐妹进行个案分析，结果显示电路概念生态关联对概念理解有直接影响。总结目前国内、外研究现状，发现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大多研究都只是依据学习成就来划分样本学生，分类方法单一；其次，许多研究只分析了概念生态因子间的关联性，没有提出有效的教学建议或教学策略。
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罗伯特·斯滕伯格三元智力理论认为，人群中存在三种智力类型，分别为分析性智力、实践性智力和创造性智力。因此，本研究以罗伯特·斯滕伯格的三元智力理论为依据，采用三元智力量表对学生进行智力类型分类，采用访谈、课前课后的观察等方法对分析性智力学生的概念生态进行研究，为有针对性的概念教学奠定基础。
二、研究方法与过程
为实现对人群进行智力类型测试，罗伯特·斯滕伯格及其团队编制了三元智力量表（以下简称STAT），南京师大蒋京川博士根据中国文化及国情特点，对STAT进行了改编，形成《STAT中国修订版》。本研究采用后者，随机对厦门市某高中高一年级两个教学平行班的学生进行智力类型的分类，再从分析性智力学生中根据高、中、低三个层次的学习成就抽取出三位分析性智力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以Hyun Ju Park总结出的概念生态组成因子及其主题为依据，设计“细胞核的结构概念”访谈问题。通过访谈，深入了解学生在建构“细胞核的结构”这一概念时，各概念生态因子所起的作用及各概念生态因子间的互作，进而了解分析性智力学生的概念生态。
三、研究结果
对三位学生小Q、小Z和小X的访谈显示，他们在建构“细胞核的结构”这一概念时，都表现出了对学科的喜爱，如当被问及是如何来学习这个概念时，小Q回答道“我会去想它的结构本质，学习会让我的脑袋充满活力”，小Z回答“觉得生物不难，听完课基本就会懂得了”，小X则答道 “我能够理解这个概念，因为很容易就可以把它想象出来”。由此可见，在学习过程中，对学科的兴趣直接影响到三位学生学习的本质。又如，对于概念的呈现方式，小Q表示脑海中会出现概念图，小Z表示会想象成一个鸡蛋，小X的回答和书上图画基本一致。可见，三位学生的学习本质都直接影响了概念的本质。诸如此类，通过对每个因子进行详细分析，这三位分析性智力学生，在建构概念时其概念因子的关联性如下图所示。
四、分析讨论
（一）分析性智力学生概念生态存在共性
通过跟踪观察发现，小Q、小Z和小X在学习中都存在着明显的偏科现象，理科学习效果普遍较好，文科则不理想。在学习方法上，三位学生都是通过理解来学习，很少有背诵，且学习起来较轻松。另外，除了一位学生会偶尔在网络上查找资料外，其他两位学生几乎都是依靠课堂学习，途径单一。根据因子间关联性的分析，不难发现三位学生的概念生态因子都有一些共同之处，如第一，形而上的信念→对认识论的认同→知识的本质→概念的本质；第二，情意领域和情感方面→学习的本质→概念的本质；第三，学习的本质影响概念的本质；第四，知识的本质→对认识论的认同等；而知识的本质影响对认识论的认同的结果与黄冬霞老师的电路概念生态研究结果一致。
（二）分析性智力学生概念生态亦具个性特征
三位学生概念生态因子关联性除具上述共性外，不同个体间还存在个性差异。小Q的概念生态当中存在着以往的经验→学习的本质，这个关联也对小Q的概念学习有很大帮助。在采访中，当被问到过去关于细胞核的学习对今天的学习是否有影响时，小Q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旧的概念无论对错，都会令他产生新的思考。以往的经验在小Z的概念生态中表现为以往的概念→对认识论的认同，就是说小Z以往的概念只影响到对认识论的认同，对其他因子则没有影响。但小X的概念生态中，以往的经验几乎没有对其他因子造成影响。
五、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分析三位分析性智力高中学生的概念生态在建构概念中的作用可知，形而上的信念的养成，通过影响对认识论的认同进而影响知识和概念的本质。因此，形而上的信念的教育是建构科学概念的关键。其次，情意领域和情感方面在概念的学习过程中起到动力作用；再者，学习的本质影响概念的本质，多元学习方法的获得，是概念建构的重要保证。
个体差异主要体现在以往的经验对概念生态中其他组分因子的影响与否或影响程度。
（二）教学建议
本次研究采用《STAT中国修订版》对厦门某高中高一年级学生智力类型的测量发现，分析性智力学生在该学生群体中占多数，他们对概念的建构存在共性。在实际教学中，针对此类学生，教师的教学可从以下方面有针对性地进行。
1.立足于上位概念开展概念教学
科学概念教学，应立足于上位概念的内涵开展教学。上位概念内涵涉及形而上的信念范畴，也是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在实施概念教学的同时，可实现知识目标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达成。例如，高一生物必修课程内容，应站在“细胞是一个开放的生命系统”这一上位概念上进行系列概念教学。
2.教学应抚触学生的情感需求
情感需求是强大的内驱力，对于较为抽象的概念学习，可通过满足学生兴趣、获得成就感、为集体悦纳等情感需求，以激发其学习的内驱力。例如，通过小组合作学习，以提供获得集体悦纳和成就感的平台，通过概念教学情境创设，提供手脑并用的实践内容，以激发其学习兴趣等。
3.重视学法指导的概念教学
分析性智力学生的概念生态显示，学习的本质影响概念的本质。可见，帮助学生建构科学概念，应将概念的学习方法教给学生，授之以渔。如运用概念模型方法，建构有氧呼吸概念、光合作用概念等。
[ 参 考 文 献 ]
[1]陳振威， 陳龍川.國小學生密度概念之概念生态[J].Chinese Physics， 2000， 3（2）： 21-56.
[2]Park H J.Components of conceptual ecologies[J].Research in science Education， 2007， 37（2）： 217-237.
为什么？
2011年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德国相关协会提出工业4.0的初步概念，此后由德国机械设备制造联合会等协会牵头，来自企业、政府、研究机构的专家成立了“工业4.0工作组”，进一步加强工业4.0的研究并向德国政府进行报告;2013年，德国政府将工业4.0纳入《高技术战略2020》中，正式成为一项国家战略。目前，德国正计划制订推进工业4.0的相关法律，把工业4.0从一项产业政策上升为国家法律。德国工业4.0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来自党派、政府、企业、协会、院所的广泛认同，并从一个来自民间的概念迅速演变国家产业战略，现正从一个产业政策上升为国家法律。工业4.0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全国形成共识，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这种认识来自于德国长期以来把工业作为国家经济的基石，来自于信息通信技术给工业带来的革命性影响，也来自于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对德国工业地位的担忧。概括起来，主要是三种意识：危机意识、机遇意识和领先意识。
危机意识：德国是传统的科技工业强国，但是在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中，传统的竞争优势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一部分新兴产业成长乏力，各界对德国未来发展表现出某种忧虑。这种忧虑包括了对新兴产业创新能力的忧虑、对传统产业竞争优势的忧虑和对国家产业战略方向的忧虑。
机遇意识：尽管德国各界对有些产业发展得不尽如人意表现出了忧虑，但对德国传统优势产业的竞争力还是表现出强烈的自信，认为德国工业经济发展面临许多机遇，如庞大的、快速成长的智能装备市场，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的趋势带给德国的是巩固和强化技术优势的机遇。
领先意识：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德国人有危机感，也看到新机遇，并试图在工业领域继续保持全球领先的地位，其基本途径就是在向工业化4.0迈进的过程中先发制人，与世界制造强国争夺新科技产业革命的话语权，抢占产业发展的制高点。他们在努力实现五个领先：理念领先、技术领先、产业领先、标准领先、市场领先。
是什么？
与国际社会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说法不同，德国学术界和产业界认为，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分别源于机械化、电力和信息技术。他们将18世纪引入机械制造设备定义为工业1.0，20世纪初的电气化定义为2.0，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生产工艺自动化定义为3.0，而物联网和制造业服务化迎来了以智能制造为主导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或革命性的生产方法，即工业4.0。德国工业4.0战略旨在通过充分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和信息物理系统相结合的手段，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
工业4.0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动态的概念，是一个理解未来信息技术与工业融合发展的多棱镜，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理解;工业4.0是互联，是集成，是数据，是创新，是服务，也是转型;工业4.0是CPS，是智能工厂，是智能制造;工业4.0是国家战略，是企业行为。
但从根本上来讲，工业4.0是一种在信息技术发展到新阶段产生的新的工业发展模式。从终极目标来看，工业4.0不能为技术而技术，核心在于提高企业、行业乃至国家的整体竞争力。从企业来看，通过工业4.0可以实现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产品创新速度加快，满足个性化需求，减少能耗，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大幅，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显著;从行业来看，通过工业4.0可以建立起高度协作的创新服务体系，提高整个行业的资源配置和运行效率;从政府来看，通过工业4.0进一步巩固德国制造业优势，抢占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
如何看？
我们看待德国工业4.0，既要有国际视角，更要有中国视角;既要有技术视角，更要有转型视角;既要有理论视角，也要有实践视角;既要有政府视角，也要有企业视角。只有这样，我们的观察才有针对性、指导性和现实性，才能更好地实施两化深度融合战略。
德国的工业4.0与我国两化深度融合，如出一辙、异曲同工、殊途同归。2014年11月8日，苗圩部长在接受《人民日报》专访时说，我国提出的两化深度融合战略与德国提出的工业4.0战略如出一辙、异曲同工。尽管中德两国工业化阶段不同、企业水平不同、技术基础不同、主导产业不同、运行机制不同，但面对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的趋势，有相同的危机感和紧迫感，都认识到了发展的机遇的挑战，都有举全国之力抢占新一轮产业竞争制高点的战略意图，两国的战略在核心理念、发展重点、方法路径等方面也比较相似。
工业4.0是德国制造的新品牌、新名片。当提到德国时，我们会联想到高可靠、高精密、高质量、高安全的德国工业产品，德国制造作为一种品牌已成为德国的重要资产，这是德国人历经百年而打造的，但德国人并不满足。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背景下，要赋予德国制造以新的内涵。德国工业4.0是德国工业发展的新理念、国家的新战略，更为重要的是，它正在成为德国制造的新品牌，为德国的工业体系贴上新的标签，它在强化德国制造原有的内涵基础上，赋予了新的内容，即高技术、高品质、高效率。
德国举全国之力实施工业4.0战略。德国工业4.0战略的实施是“举全国之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际版。工业4.0作为一个新理念凝聚了德国各界的共识，并演变成了共同行动，这种共同行动跨越了党派、中央、地方、企业、行业协会、研究院所，你能看到德国强大的组织和动员能力。
标准、技术、人才是优先行动。如何将工业4.0的理念和战略转化为具体行动，德国人提出的系列行动计划，包括标准化、网络设施、信息安全、流程再造、人才培训、法律政策等，这些都是重要而且必要的行动，但如果一定要更聚焦到三个最核心的行动上的话，那可以考虑将标准、技术和人才作为工业4.0最优先考虑的领域。
同样面临着信息安全这一全球性问题。信息技术越普及、越深化，信息安全问题就越突出，企业实施工业4.0的一大挑战和困惑就是，工业生产智能控制的信息安全问题，这既是一个企业的挑战，也是国家的挑战。德国各界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把工控安全作为工业4.0需要解决的核心议题。
怎么干？
德国工业4.0战略给了我们很多启示，我们要结合中国的实践，坚定不移地实施两化深度融合战略。
凝聚行业共识，把智能制造作为两化融合的主攻方向。智能制造是两化深度融合、德国工业4.0、美国产业互联网概念背后的最大公约数，包含产品、装备、生产、管理服务的智能化。把智能制造作为两化深度融合的主攻方向，就是要把握全球新一代制造技术变革的新趋势，以实现重大智能装备和产品的自主可控为突破点，以推广普及智能工厂为切入点，以提升制造企业研发、生产、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为落脚点，完善制造业国家创新体系和综合标准化体系，建设智能制造人才培养体系，打造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实现中国制造的跨越式发展。
整合产业资源，把增强智能装备和产品自主发展能力作为智能制造的突破口。尽管产品智能化已走过了很长的历史进程，但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潜能来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产品智能化处仍处于起步阶段，在未来3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尺度内，重大装备和产品的智能有可能走向成熟。因此，需要围绕重大装备和大宗消费品的智能化，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打造贯穿全产业链的新兴信息技术推广应用服务平台，增强重大智能产品的自主发展能力。
突出试点示范，把推广普及智能工厂作为智能制造的切入点。发现最佳实践，总结行业经验，加强交流推广，开展试点示范，是过去几年推进两化融合工作的基本思路，也是德国推行工业4.0的基本方法。西门子、大众、宝马、博世等在讲到智能制造时，都提到他们所认为的最能体现工业4.0理念的全球最佳智能工厂，而且有许多是在中国。在行业及区域层面推广智能工厂和智能制造体系应当是下一步可以考虑的重要工作方向。
创新体制机制，把培育新业态、新机制、新模式作为智能制造的核心任务。在新一轮产业技术变革中，在抢占新一轮产业竞争制高点的过程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到中国在互联网经济的优势，这一优势是德国及欧洲国家所不具备的。如何持续创新体制机制，把互联网与工业融合创新这篇大文章做好，事关工业由大变强的整体战略布局。这需要我们理性客观认识互联网经济在智能制造战略布局中的地位，积极培育引导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加快推进制造业服务化。
坚持标准先行，把制订智能制造标准化作为智能制造的优先领域。把握智能制造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整合国内标准化资源，学习借鉴德国工业4.0标准化路线图以及美国先进制造和工业互联网标准建设的工作思路和组织方式，加快智能制造标准化体系建设。如，加快制定智能制造标准化路线图，尽早启动优先急需领域标准化制订工作，建设和推广企业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夯实产业基础，把构建自主的信息技术产业体系和工业基础能力作为建设智能制造的重要支撑。现在业界经常讲的一句话是我们的计算机产业“缺芯少魂”，沿着这个思路展望一下十年后的产业格局，当十年以后越来越多的产品高度智能化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面临智能汽车、智能机器人、智能穿戴、智能家电、智能工厂等这些产品“缺芯少魂”的局面。当英特尔、高通、博通、英伟达等芯片巨头，以及苹果、谷歌、微软等软件互联网巨头在三四年前已围绕智能汽车在芯片和操作系统进行全方位布局的时候，我们有理由对智能产品未来的空心化问题表示忧虑。构建技术领先、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信息技术产业体系的任务更加紧迫而艰巨。完善面向智能制造的网络基础设施、增强电子信息技术支撑服务能力、强化工业基础能力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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