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较为详细的评价了任媛副教授的著作《基于劳动力乡村――城市迁移的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研究》。指出该书“现实针对性强，较好的创新性，研究方法科学”这三个特点。认为该著作对推动我国大城市户籍制度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而且对我国城市化质量及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都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 城市化；户籍制度；改革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7. 07. 087
[中图分类号] F291；D631.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7）07- 0196- 01
0 前 言
任媛副教授撰写的《基于劳动力乡村―城市迁移的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研究》一书，是一部较系统研究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著作，通过探索户籍制度改革的内在机理，构建了系统的户籍制度改革理论框架，为设计户籍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为促进劳动力乡村―城市迁移的顺利进行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该书有三个特点。
1 现实针对性较强
为了适应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1950年我国开始实施了限制人口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这一制度何去何从，已经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面对并需要妥善解决的问题之一。学术界有关户籍制度改革的研究成果也在大量涌现，但这些研究大多是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角度来分析，使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探讨户籍制度的论著相对较少。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城区人口50万～100万的城市落户限制，合理放开城区人口100万～300万的大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城区人口300万～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同时，仍然强调“严格控制城^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与人民群众的期望仍有一定距离。对城市政府来说，如何适应外来人口落户的强烈需求，制定出符合城市实际的户籍制度改革措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乃至最终废除户籍制度，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该书从城市户籍的供给需求出发，提出了户籍制度改革的若干思路，具有较好的现实意义。
2 具有较好的创新性
该书以劳动力乡村―城市迁移为主线，综合运用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人口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在对劳动力乡村―城市迁移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户籍制度对劳动力乡村―城市迁移的制约作用、机理和路径；综合评价了户籍制度改革对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影响，并对不同类型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进展做了实证检验，提出了未来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及方向；借鉴部分城市户籍改革的经验，提出了一种基于户籍供需均衡理论的新型积分制改革方案。
3 研究方法科学
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该书综合经济学、人口学、统计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融合的研究方法，借助社会调查等研究手段，从城市政府角度出发分析改革所产生的成本收益问题，深入研究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缓慢的原因，构建了户籍改革的评价模型及判断标准，为户籍制度改革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
4 结 语
总之，该书为推动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对提高我国城市化水平和质量，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较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改革方向
1前言
进入21世纪全面深化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呼声在党员群众和社会公众中逐步形成交响曲和合唱乐，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深化改革决议》），决议提出：在时代大潮和发展趋势中进行市场经济的变革和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方向，这样才能更加坚定地执行党中央部署的任务，直面变革中各种冲突、矛盾和问题，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政治体系创新的同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市场经济改革提供路径与方向的指引和思考。
2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体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需要观念上、态度上的转变和创新，而这一切的基础必须建立在基本制度体系的创新和发展之上，必须在坚持基本制度的同时，积极进行变革，通过基本制度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实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有效支持。
2.1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结构方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重点，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形式。当前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在规模、人员、资源上仍然对这个国民经济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功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必须坚持公有制企业和经济的主导作用，要发挥公有制企业和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的主体地位，加速现代企业制度、现代管理制度、现代金融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增加公有制企业和经济的活力和市场适应能力，培养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核心的竞争能力，发挥公有制企业和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稳定器和加速器的工作和作用。
2.2坚持发展和完善多种类型的市场经济形式
在《深化改革Q议》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式和内容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混合所有制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的又一主要方向和形式。新时期要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重点放在新经济形式和新所有制建设之上，要以混合所有制企业和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调整，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的基础和平台，促进公有制企业和经济的资源重组和资产整合，利用民间资本和民营资本的社会、资源优势，创新国有资本和公有制企业的发展，使企业改革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加速现代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体系的建设，使各类企业与经济形式更好地参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的大潮之中。
2.3坚持支持和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和经济的发展
非公有制企业和经济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企业和经济对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就必须明确非公有制企业和经济的价值和地位，赋予非公有制企业和经济和公有制企业和经济同等的权利和地位，使非公有制企业和经济和国有企业与混合经济平等、公平、公正地使用资源与利用空间，可以公开而规范地参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之中，调动非公有制企业和经济的市场活力和创造力，消除针对非公有制企业和经济的隐性壁垒，提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水平和质量。
3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要以统一、开放作为建设方向，尊重市场的选择机制和配置功能，消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流通阻碍和沟通障碍的部分，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系和形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的结构与功能。
3.1尊重市场的功能和价值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尊重和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要把握市场经济的根本规律和特点，围绕市场建设和持续完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与体系变革，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新的突破口和切入点。要尊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作用，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符合市场规则、市场规律的部分，将市场价格、市场资源、市场机制等相关要素的决定权还给市场，为市场中各主体提供平等竞争和自由竞争的平台和范围，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式和结构的自我调整，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实现完善和发展的功能。
3.2消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结构障碍
城乡二元制结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功能性、结构，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保修推动城乡发展的一体化进程，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城乡建设中的决定性作用，健全市场体制机制，构建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乡结构和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村、农业和农民平等参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济形式和经营体系，推进城乡之间资源的均衡分配，促进城乡在市场上各要素的平等交换。
4结语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深化改革决议》成为新时期经济建设、政治工作的核心和指导，在经济工作中必须加强市场经济的完善、提高等相关工作，在政治工作上必须强调社会主义这一核心思想，这既表明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知进入了新的高度和新的视角，同时也意味着坚定地执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前提的市场经济整成为建设的方向和目标。因此，今后的改革方面必须要坚持市场经济这一根本路径，同时也要尊重社会主义这一基本方向，通过切实有效的举措，坚定不移的态度，鲜明的立场等一系列措施，扎实而高效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化经济改革的进程，为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平台。
参考文献：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坚持、发展与创新问题[J].卫兴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10）
[2]近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认识的意见分歧辨析[J].卫兴华.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14（05）
[3]当前经济理论热点问题研究[J].卫兴华，侯为民.唯实（现代管理）.2013（07）
关键词：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城市规划理论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07-0020-02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China's urban development based on planning, whose premise is developde unde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current reform of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y. Only a deep understanding and mastering of the reform can make the planning for urban, and the urban planning need development with ideal. Although the ideal can not be realized completely, by the efforts of action can we reach to the place which is near the ideal. How near we are away with the ideal is depending on our action, and the goal is to promote it future close to the the ideal state.
Key words: economic system; political system; urban planning theory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任何城市规划制度或体系都是与一定国家的社会经济状况相关，因此。其发展是并不一致的，也是不尽平衡的。城市规划作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建制之一，直接是在社会、经济、政治体制运作所许可的范围内生存、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因此，社会、经济、政治等因索对城市规划具有先决定性。在讨论中国城市规划的未来发展时，也就必须从具体的社会背景开始，揭示城市规划理论在社会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能发挥的作用，用以指导中国城市规划的未来发展趋向。
1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带来城市规划的转变
1.1 经济体制改革与城市规划的作用
我国现阶段所实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在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施行过程之后，尽管起因于自下而上的努力但主要还是经过自上而下的倡导而推行起来的。
回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国家经济计划及其相关经济体制的重大改革基本上始于1978年，基本成型于1992年前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步建立起来的。虽然至今为止，还不能说完全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但国家主要的经济体制框架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这种根本性的转变，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概括来说，进入改革时期以来，对中国城市规划体制制度创新影响比较大的相关经济制度、管理体制变化有：（1）计划经济及其相关投资、价格及市场体制等方面的重大变革；（2）土地有偿使用及其转让制度、管理制度的变革；（3）房地产开发、产权处置、房地产金融以及相关行政体制改革。但是中国城市规划体制制度改革，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运行体系中尚未出现根本的结构性变革。城市规划属性从过去偏重于作为经济发展的技术手段向构建和谐社会的公共政策的转型，是新时期城市规划改革最根本、最深刻的内涵，也是当前城市规划工作者转变观念和转换工作思路的基本指导思想。城市规划编制特别是法定规划的编制，是体现城市规划公共政策属性、履行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载体和基本依据。我们要明确新形势下城市规划的属性和职能定位，强化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意识，充分发挥规划编制咨询工作对城市规划公共政策和管理的技术支撑功能，体现城乡规划公平合理地配置公共资源的作用，促进城镇化和城镇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规划编制咨询机构和规划编制工作者要以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为轴心，以依法编制规划为支撑，以维护公共利益为主线，推进规划编制工作和编制咨询机构的改革和发展。城乡规划编制工作要切实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和宏观调控的要求，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注意城乡规划与其他相关规划的衔接和整体作用的发挥，强化和深化城乡就业、产业结构、人口转移、社会发展、节约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环境保护、区域与城乡统筹和协调发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内容，注意研究和合理解决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联度最大的人居环境改善、旧城拆迁改造、中低收入阶层住房保障、公共交通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热点问题，从而为实现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有效发挥规划的引导和调控作用提供坚实基础。
1.2 政治体制改革和城市规划的地位和相应变革
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是两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从更为理想的角度讲，这应该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就不仅仅是政府职能的转换，而是一场社会总动员。从比较狭义的角度讲，政治体制改革所面临着的是对各类机构的再界定，以及各类规范的再定义。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项比较直接而显在的内容。在中国，城市规划管理权的转变是随着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而进行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财政权和政府管理权，使地方政府获得了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因此也推动了城市规划管理体制的转变。在城市时代即将来临之际，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将进一步深化，相应地，城市规划管理的权限也面临着新的变化：
(1)城市之间的合作增强
关键词：后改革时代；理论依据；概念特征；基本思路
中图分类号：F5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3）04-0005-09
一、“后改革时代”提出的直接原因与深层背景
（一）“后改革时代”提出的直接原因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0一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现这一阶段奋斗目标的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该《建议》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目标划定为：到2000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10年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标志着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进入完善时期。200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再次把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十一五”时期的重大战略任务。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0一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的说法，2000年我国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1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2010年我国是否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我国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国的改革任务已经完成，我们是否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如何理解“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继续深化改革的关系？我们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后改革时代”的概念。
（二）“后改革时代”提出的深层背景
1 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层面的成就与问题
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我国在以下三个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第一，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与机制建设取得较大成就，产权保护制度、市场竞争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基本形成，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第二，人本主义理念和人力资本经营观念深入人心，人力资本培育机制初步形成，人力资源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第三，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和生活理念不断提升，改革发展的成果得以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也逐渐形成了以下十个困扰国民经济发展的“滞后”问题：一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改革滞后，资源配置效率亟待提高；二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滞后，民间资本在很多行业存在进入限制；三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经济增长质量有待提高；四是农业发展滞后，“三农”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五是社会管理滞后，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六是中西部经济发展滞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七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滞后，城乡、区域、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八是金融体制改革滞后，民间资本日益成为不稳定因素；九是县域经济发展滞后，农村城镇化水平有待提高；十是宏观调控体制改革滞后，调控效果亟待改善。这十个“滞后”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2 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层面的困境
伴随着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改革理论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仍然存在一些困境。第一，现有改革理论对改革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缺乏解释力度。例如，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农业生产经营机制、资源配置机制、收入分配机制转型不彻底，这些机制自身存在诸多矛盾，但现有理论难以有效解释农业发展问题。第二，现有理论不能对我国深化改革的路径提出系统方案。例如在所有制结构改革方面，是国有企业退出，非公有制企业进入；还是国有企业进入，非公有制企业退出；或者是二者交错进行？现有理论没有系统论证它们之间的关系，导致在改革实践中政策摇摆不定。第三，在如何评价已有改革、要不要深化改革以及如何深化改革的问题上，人们的看法不同，争议较大，理论界对此缺乏深入研究和有效引导。
面对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和理论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我们认为理论工作者应在理论与对策两个层面有所建树。从理论层面来看，理论工作者应该引导人们从理论的高度理性看待改革前没有，而伴随改革出现的那些深层次问题；引导人们理性看待改革中出现的极端声音；引导人们从高度、广度、深度上重新认识改革，正确认识改革的长期性、普遍性与渐进性。从对策层面来看，理论工作者应引导人们从更高层次上认识改革中出现的“滞后”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总而言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及理论层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这需要理论工作者加以引导和解决。鉴于此，我们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后改革时代”的概念。
二、“后改革时代"的理论依据与提出过程
（一）“后改革时代”的理论依据
1 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
在研究前苏联、中国等国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形成了转型经济学这一新兴的经济学学科。进入21世纪以来，大多数转型国家已经完成了基础性改革，进入改革的深化阶段，转型经济学将这一新阶段称之为“后转型时代”。我们所提出的“后改革时代”，正是与“后转型时代”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近年来，国外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例如，热若尔·罗兰（2002）指出，转型不仅仅是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还有更多的东西，一个成功的市场经济应该有充分的制度基础作为支持。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99）认为，中国第3个十年的经济改革所面临的挑战包括：使国内经济成为增长和平等的发动机；通过金融业和企业重组减少脆弱性；加大力度拓展中国贫困地区增长的机会，提高社会凝聚力。尼古拉·拉迪（2000）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标志是渐进式改革，下一阶段的改革将面对不可预测的、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为此中国必须要采取更为加速的改革战略。上述观点表明，中国新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其特殊性，这要求我们深入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新阶段的基本特征，并针对新阶段出现的新问题提出系统解决方案。
此外，美国经济学家劳伦·勃兰特（Loren Brandt）和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主编的《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一书，由45位国际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专家，从20个不同领域展示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历程。该书认为尽管中国经济还存在诸多不足，但是未来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仍将持续。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诺顿（Barty Naughton）撰写的《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一书，全面评述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经济发展与转型历程，并论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景。总体而言，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借鉴。
2 国内学术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的划分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划分进行了一些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下五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改革开放20周年作为起点，认为中国此后进入了“后改革开放”时期。第二种观点以2000年为起点，认为2000-2020年中国的改革发展迈入“后改革期”，这一时期的历史任务是建成市场经济体制和与此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第三种观点以1997年“十五大”召开为时间界限，即以财产权利安排是否存在动态化作为划分标准，将1997年以后的改革称之为后改革时期。第四种观点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分为前改革时期（1978-1991）、中改革时期（1992-2002）和后改革时期（2003年至今）三个阶段，认为前改革时期是市场化改革的启动和试验阶段，中改革时期是市场化改革的塑体造型阶段，后改革时期是以架构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利益制度为主要目标的阶段。第五种观点以中共“十七大”和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为起点，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标志，认为2008-2020年是中国“第三次改革”时期。此外，华民（2005）、范恒山（2006）、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课题组（2008）、乔榛（2009）等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经验及问题进行了研究。总体而言，尽管国内学术界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划分作了一些探讨，但这些研究成果大都是概念描述，未能提出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新阶段的系统理论，因此我们需要对此继续进行深入研究。
（二）“后改革时代”的提出过程
“后改革时代”的提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与我们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长期性理论、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划分理论、经济体制改革绩效评价理论等问题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从总体上看，“后改革时代”的提出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长期性与阶段划分的研究。我们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现代市场经济研究——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实践形式》一书以及其他文章中，我们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划分以及改革的长期性进行了研究，这为我们划分“前改革时代”和“后改革时代”奠定了早期基础。
第二阶段：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划分与绩效评价的研究。20世纪末以来，我们从理论上梳理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研究了困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诸多问题，并先后发表了《改革与发展中的若干深层问题及解决办法》、《中国30年经济改革与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我国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回顾与经验总结》、《长期困扰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十个滞后”问题》等一系列文章，这为我们提出“后改革时代”进行了理论探索。
第三阶段：“后改革时代”的正式提出。2010年前后，面对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我们结合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系统研究，提出了“后改革时代”的概念，并先后发表了《未来30年改革的主题判断和路径选择》、《由“前改革时代”到“后改革时代”》、《后改革时代的主要矛盾、改革趋向及其重点》、《后改革时代的特征分析》、《后改革时代的关键：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后改革时代中国践行包容性增长的政策取向》等一系列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三、“后改革时代"的概念、特征及其意义
“后改革时代”是区别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改革时代”的一个概念，也是关于改革阶段划分与深化改革的一种理论。与“前改革时代”相比，“后改革时代”改革的主题、性质、任务与途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后改革时代”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后改革时代”的概念界定
从占世界GDP总量比重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致需要一百年时间。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被列强侵略和奴役的历史，我国从此进入民族复兴时期。1949-1978年，中国处于建立并完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期间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历程，经济发展波动较大。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时期，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提升。预计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将超越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此后经济总量将进一步提升。到21世纪中叶，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之时，中国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将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历史视角来看，改革是一个永恒的过程，任何时代、任何制度形态都需要不断进行改革创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将带有计划经济与自然经济因素的落后的经济体制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因而有三重任务：一是将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将自然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将落后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任务的多重性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从1978年底算起，中国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致需要70年时间，因此有必要对整个改革时代进行阶段划分（见图1）。我们把从1978年12月到2003年9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称为“前改革时代”，把从2003年10月到21世纪中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称为“后改革时代”。在“后改革时代”，中国将围绕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进行深入改革。我们认为，“后改革时代”不是指改革结束之后的时代，而是整个改革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相对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改革时代”而言的一个专用语。“后改革时代”小于整个改革时代，大于改革阶段，是介于整个改革时代与改革阶段之间的一个特定概念，也是关于改革阶段划分与深化改革的一种理论。
（二）“后改革时代”的特征
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改革时代”相比，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后改革时代”，经济发展速度相对放缓，改革力度相对减弱，我国进入求质量、讲成效、制度相对稳定的时代。在“后改革时代”，如何巩固与共享改革成果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改革的主题、性质、任务和途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表现如下（见图2）。
第一，改革的主题由“发展”转变为“和谐”。在前改革时代，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难，当时中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经济成为我国的主旋律，因此“前改革时代”的主题是“发展是硬道理”。在“后改革时代”，国家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改善，但其他问题的解决却相对滞后，这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局面，因而“后改革时代”的主题是“和谐是硬道理”。顺应改革主题由“发展”到“和谐”的转变，“后改革时代”必须在以下四个领域实现转型：其一，从“前改革时代”满足“口”的吃饭问题向“后改革时代”满足“口”的说话问题转型；其二，从“前改革时代”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向“后改革时代”满足人的精神需求转型；其三，从“前改革时代”解决人的生存问题向“后改革时代”解决人的发展问题转型；其四，从“前改革时代”优先发展经济向“后改革时代”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型。我们认为，“后改革时代”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疏通以下两个渠道：一是疏通穷人经过努力而成为富人的渠道，二是疏通社会底层群众经过努力而跻身社会上层的渠道。保持这两个渠道的畅通。不仅是衡量社会和谐与否的关键指标，而且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二，改革的性质由对生产关系的调整转变为对生产力结构的调整。在“前改革时代”，我国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因而“前改革时代”主要是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改革的性质是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与完善，尤其是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进行改革。在“后改革时代”，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以及经济结构不合理，所以“后改革时代”不仅要继续调整生产关系，更要对生产力结构进行优化与创新，从而充分发挥先进生产要素的作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具体而言，一是对生产力的构成要素结构进行创新，包括观念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生产流程创新、产品创新、经营模式创新、企业家创新及企业组织创新等；二是通过大中型企业“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三位一体创新体系的建立，促进我国生产力结构的优化升级，提高资源配置的整体效率；三是实现我国经济由总量扩张到结构优化、由数量增加到质量提高、由资源消耗到技术推动、由速度优先到效率改善转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第三，改革的任务由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分离化”转变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一体化”。“前改革时代”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采取“分离化”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促使一部分有能力的人从一般人群中分离出来，通过勤劳拼搏先富起来；促使城市从农村中分离出来，利用优势条件优先发展起来；促使具有特殊优势的地区从其他地区中分离出来，利用特殊优势率先发展起来。这种“分离化”在使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得到优先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收入分配失衡、城乡关系失衡、区域发展失衡等一系列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后改革时代”，必须通过“一体化”来实现人与人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均衡与和谐。具体而言，要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全体人民“一体化”共同富裕，从城市优先发展转向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从一部分地区率先发展转向各个地区“一体化”和谐发展，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际国内的和谐。
第四，改革的路径由完全“市场化”转变为“市场与计划一体化”。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改革时代”，为了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桎梏，我国采取了政府不断放开的“市场化”改革路径，以此来逐步推进市场经济发展。市场化改革在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市场失灵”、“政府失灵”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市场化质量还不够高；另一方面也与政府的“缺位与越位”有关，尚未建立起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职能，政府宏观调控的时机还不准、水平还不高、手段还不丰富。鉴于此，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后改革时代”，为了规范市场经济体制运行，必须实现“市场与计划一体化”，建立政府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着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一是区分政府宏观调控和政府办企业的职能，政府要集中精力搞好宏观调控；二是区分国有企业和一般企业的职能，要认识到国有企业的实质是政府机构在经济领域的延伸，明确国有企业的职能在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维护国防与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三）
“后改革时代”提出的意义
1 “后改革时代”提出的理论意义
第一，有利于探索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理论。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历程的独特性、不同地域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以及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政府主导性，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具有鲜明的特征。具体而言，一是发展不平衡，多层次、多水平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同时并存；二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艰难曲折中发展起来的，具有非规范性；三是非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仍然存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还需要—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后改革时代”的提出是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新认识，有利于总结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有利于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理论，从而更好地完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有利于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创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历程与“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前苏联国家的激进式改革有着本质差别，形成了一种“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同时呈现出制度变迁的政府主导性、动力机制的外在性、体制转型与经济增长的统一性等特征，这就为创立中国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对象与素材。“后改革时代”概念的提出，可以把划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阶段与总结改革经验相结合，深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从而为创立中国经济学提供必要条件。
2 “后改革时代”提出的实践意义
“后改革时代”的提出，有利于准确判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处的具体阶段及其基本特征，有利于在改革中抓住主要矛盾，并在解决这些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一，有利于解决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与现有发展方式之间的矛盾。近年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国内理论与实务界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刻反思，依靠粗放型工业化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为此，“后改革时代”的提出有利于解决影响经济平稳发展的体制障碍，在保持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长期效益。
第二，有利于解决人们对社会和谐的需求与社会管理水平之间的矛盾。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社会管理问题大量涌现，集中表现为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社区自我服务能力不足、群众诉求表达机制不畅、公共安全体系脆弱，这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后改革时代的提出，有利于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增强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提升社会管理水平，从而使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第三，有利于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的矛盾。“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渐进式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基本特征，这使得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渐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瓶颈”，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的矛盾逐渐突出。“后改革时代”的提出，有利于将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今后改革的重要内容，加快建立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从而规范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职能。
四、“后改革时代”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
依据“后改革时代”的特征与长期困扰我国经济改革的“滞后”问题，我们认为“后改革时代”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如下（见图3）：理顺产权关系是后改革时代的发展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后改革时代的主线，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后改革时代的关键，区域协调发展是后改革时代的重要任务，共同富裕是后改革时代的发展目标。，
第一，理顺产权关系是“后改革时代”的发展动力。在“后改革时代”，理顺产权关系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对于农村经济发展而言，要进一步明晰农地产权关系，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加快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依法有序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对于国有企业改革而言，要认识到国有企业的特殊职能在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维护国防与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加快推动国有资本向少数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并且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真正实现产权多元化；对于非公有制企业发展而言，“后改革时代”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形成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通过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理顺非公有制企业产权关系，促进非公有企业上规模、上水平，提升非公有制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后改革时代的主线。在“后改革时代”，改革的性质由对生产关系的调整转变为对生产力结构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则是调整生产力结构的重中之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因而是“后改革时代”的主线。“后改革时代”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到集约转变，必须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起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二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三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后改革时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以人为本，处理好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增长与和谐之间的关系，不断提升经济增长质量，走集约型发展之路。
第三，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后改革时代”的关键。城市与乡村分割、经济与社会失衡是制约我国发展的重大问题，“后改革时代”的主题由发展转变为和谐，在此背景下，消除城乡分割和经济社会失衡，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就成为“后改革时代”的关键。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包括城乡一体化和经济社会一体化两个层面的内容。从城乡发展来看，就是要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居民收入来源等方面逐渐缩小差距，消除制约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障碍，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从经济社会发展来看，就是逐渐改变经济快速发展而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深入实施文化体制、教育体制、科技体制和公共卫生体制改革，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实现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省以下的体制改革，实际上存在着与城乡一体化脱节、“为改革而改革”的倾向。当前“省直管县”改革的目标不清晰，需要进一步定位。把市一级政府撤销掉与城乡一体化是相悖的。地方的中心城市是城乡一体化地缘上的载体。如果说把市一级撤销，行政上由省直接管县，导致县与县、县与市之间这种内在的地缘经济联系被截断。因此，省以下的改革应当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瞄准一个理想的行政体制架构而改革，这种改革蕴含着巨大的风险。省以下的体制应当允许多样化，而不应当搞一刀切。应当允许各个省去探索适合于本省的行政体制和财政体制，而不是强调所谓的统一。省以下的体制改革的权限应当下放，由省以下自己决定，而不是统一设计。
当前推行城乡一体化需要战略转型。改革开放30年，城乡一体化在城乡分治的大背景下，靠农村的自我发展而实现，东部沿海地区最为典型。提出发展县域经济，实际上是要延续东部地区所走的这条路。当前，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大力推动城市化才能真正解决城乡一体化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农民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城乡一体化需要一个新的战略，而这个新的战略与现在所谓的把县域经济发展作为一个战略是有矛盾的。从整体和长远来看，应当更多的发展城市经济，通过城市的工业化去带动。
肖金成(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如果让县财政去承担城乡统筹的主体，靠县域经济发展来促进城乡一体化，难度比较大。城乡统筹的主角应该是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
政府要承担城乡统筹的责任，就要通过转移支付把城市的一部分资源配置到农村去。城市带动农村、工业反哺农业有两条途径；一条是市场途径，要把城门打开，让农民能进城务工经商；第二，农民进城之后，要给他们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待遇，这是政府的责任。
现在提“省直管县”，不让市管县可能会导致城市抛弃农村而自顾发展。区域以城市为中心，如果区域没有城市，就只是居民点和居民区。“省直管县”有可能形成城乡割裂，进而产生先进的城市和落后的农村，使二元结构更加明显。
(一)中央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发展的上升期。主要表现在:一是我国居民消费结构逐步升级,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和城镇化进程加快。二是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力资本快速增加。三是从我国资本的来源看,我国国内国民储蓄率较高,这又为产业发展的投资积累了源泉。四是随着城市化、交通现代化和通讯数字信息化,我国城市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铁路和航空、港口和机场、信息网络等条件将不断改善。五是社会和谐、政治稳定的局面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二)当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风险因素
主要表现为:一是社会公正问题凸显。二是就业问题任重道远。三是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尖锐,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四是重大安全事故层出不穷,腐败问题相当严重。五是公共卫生教育问题突出。
上述情况正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的背景。在此背景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完善体制是实现科学发展的需要。第二,完善体制是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的需要。第三,完善体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中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很多问题需要我们通过改革来解决。主要表现在:一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依然存在,制约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始终未能走出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导致农村人多地少,农民收入低,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制约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二是政府的职能转变还不到位,包括“越位、错位、缺位”现象仍很普遍。三是产权制度不完善,制约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国有企业在现今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入情况下,已取得了产权制度改革的阶段性成效。但是,目前的国有企业,无论从产权体制上,还是从产权结构等方面,仍存在产权制度不完善的问题,制约着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四是资本市场的发育滞后,严重制约了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资本市场发育滞后突出表现在:资本市场结构单一。股票市场投资者以散户为主,机构投资者少。债券市场刚刚起步。与股票市场相比,债券市场发展滞后的问题更为突出。全国统一的资本市场尚未形成。这些严重制约了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五是贫困悬殊差距大,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发展。改革30多年,我国地区、城乡、行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导致部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经超过基尼系数标志的警戒“红线”,影响了社会稳定。六是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领域的体制改革明显滞后,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领域的体制相关配套改革不到位,导致其改革明显滞后,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三、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任务
(一)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和相关宏观体制改革
一是推进政府职能的转换,推进行政层次和行政机构改革。二是推进与行政管理相关的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三是推进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紧密相关的社会管理和政治体制改革。
(二)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进微观基础和市场体系等关键领域的改革
一是构造自我激励、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在继续推进竞争性行业领域企业改革的同时,重点向垄断性行业推进,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二是深化价格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
(三)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立全球化参与应对机制,推进外经贸体制改革
一是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二是加快外资管理体制改革。三是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实施互利双赢的开放战略。鉴于国际经济旧秩序依然存在,而且这种格局短期内也不可能完全改变,因此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面对严峻挑战,要学会把握国际规则的主动权,建立相应的应对机制,包括保护关键领域产业安全的应对方案以及应对贸易摩擦的机制等。通过以上机制,建立一种扩大对外开放与增进国家权益的平衡机制,以保证对外开放在更高的水平上推进。
(四)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一是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创建各种民生性体制保障,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是围绕自主创新和增长方式转变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三是围绕全面协调,特别是城乡协调着力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四是围绕可持续发展推进资源环境体制创新。现行环境管理体制难以有效解决跨界环境问题;难以从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对环境执法的干预;不利于落实环境保护责任;难以有效履行环保监管职能。改革的方向是逐步建立健全国家监察、地方监管、单位负责的环境监管体制。
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注意的问题
(一)改革需要缜密的思考、系统的法律和体制设计
改革需要防止由于各方面的干扰而被异化,不轻率地推出每一项改革措施。改革应通过法制的形式,通过大规模自上而下的立法方式推进。
(二)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以人为本,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在改革的进程中,我们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以人为本,同时也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必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
(三)防止把政府转型简单化为机构精简
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之一,所以推进政府转型已迫在眉睫。在推进政府转型的过程中,必须防止把政府转型简单化的倾向,政府转型并不是简单的政府机构改革。政府转型实质上是政府的再造过程,包括职能、定位、机构等各方面的再造。
(四)注重把改革措施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
覃家桥（学者）
编者按
1984年是一个非凡的年份，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上一期“温故”，聚焦一批堪称伟大的公司的诞生。本期“温故”则把目光放在商品经济地位的确立。
回翻这一页，我们由衷感慨：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也影响了世界的发展。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30年前的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30年的沧桑岁月，30年的丰功伟业，需要的是勇气、智慧和决心。
探索：从农村到城市
随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改革的重点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就明确提出：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取得了巨大成就。可以说，农村改革经验，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
城市企业是工业生产、建设和商品流通的主要的直接承担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技术进步的主导力量。当时，城市企业，包括工业、建筑业、交通业、商业和服务业的企业，已有100多万个，职工共达8000多万人。仅城市工业企业提供的税收和利润，就占全国财政收入的80%以上。
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扩大企业经营自的试点开始。1978年12月，邓小平针对传统体制的弊端提出要进行改革，“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步骤作出规定，确定城市改革的重点是扩大企业自；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整个国民经济以计划经济为主，但是要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
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以城市为重点的各个领域的改革继续前行。
几年实践下来，“城市改革还只是初步的，城市经济体制中严重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与此同时，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对中国而言，加快改革步伐，成为当时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
那是一个春天
1984年的不凡，从元旦之后不久就显现出来。邓小平决定去南方看看，这是他一生中两次著名的南方视察的第一次，被称之为“邓小平第一次南巡”。
1月24日，邓小平抵达深圳，27日来到珠海，马不停蹄地走遍特区，并写下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表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肯定了经济特区的发展。这一新闻传播全国，给关于特区的争论——特区到底还姓不姓社——画上了句号。
两个月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确定：进一步开放由北至南14个沿海城市：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作为实行对外开放的一个新的重要步骤。
这年3月，在企业界，发生了一件举国关注的事情。23日，福建省国有骨干企业的55位厂长经理向省委写了一封信——“请给我们‘松绑’”。这封信言辞恳切，“我们认为放权不能只限于上层部门之间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是要把权力落实到基层企业，为此，我们怀揣冒昧，大胆地向你们伸手要权。我们知道目前体制要大改还不可能，但给我们松绑，给点必要的权力是可以做到的。”省委书记项南当天作了批示。
3月24日，《福建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一封对中国企业有着划时代意义的信，这一天后来也被确定为“中国厂长经理日”。很快，全国媒体纷纷转发，《人民日报》配发了“编者按”，对福建省有关部门重视呼吁大加赞赏。“放权”呼声很快成为一种共识。5月10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的暂行规定》，扩大了国营工业企业在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产品价格等10个方面的自。从某种意义上说，给企业放权也为几个月后商品经济确立地位作了很好的铺垫。
1984年还发生了很多事情。在经济学界，有一次会议不得不提，它看似不大，却对今后中国改革产生了影响。
9月3日，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在浙江莫干山举行。举办此次会议初衷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和试验正在全面铺开，需要发现一批新生力量来从事经济学研究。会议从3月份开始筹备，收到论文1300篇，代表人选一律凭论文水平确定，最后有120篇论文入选。讨论会主要涉及价格改革、政府职能转变、金融体制改革等方面的问题，很多建言的科学性在日后的改革开放中得到了检验。作为青年经济学家的首次集体亮相，莫干山会议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重要的会议之一。到了80年代末，这批中青年经济学家开始走向分化，有的人继续研究经济问题并成为中坚力量，有的下海经商，有的出国，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如何看待改革
梳理改革开放的历史，不难发现，每一步大的进展都是在争议与思想解放之中取得的。
从财经评论人王安所写的《改革开放26年，那些经济学家的身影》、财经作家吴晓波所著《吴敬琏传——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肖像》以及经济学家文集、有关中央文献之中，都可以看到关于这些交锋的记载或评述。
1979年到1980年，物价普遍上扬，有人认为这是由改革所导致的，放弃计划会带来天下大乱。这个问题背后的实质是如何看待改革以及如何防止经济失控。
身患重病的经济学家孙冶方抱病写出3万多字的《为什么调整——调整中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解释政府的开放政策是正确的，造成物价上涨的原因不在于调整农产品价格，而是因为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另一位经济学家薛暮桥也持相似观点。
不过，随着经济领域出现的一些问题，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最终成为十二大报告对改革目标的表述。报告认为，“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也就是说，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由国家统一计划划出一定的范围，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起调节作用。”
“商品经济”大放光彩
前进的力量是无法阻挡的。两年之后，“商品经济”出现在中央文件中被确定为改革的目标。市场经济进入了春天。
1984年10月20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总共一万六千余字，分为十个部分，包括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等等。
其中最受关注的是第四部分，“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有公开发表的文章披露，原稿第四部分标题是“改革计划体制，自觉运用价值规律”，中央听取各方意见后，在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改为“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不过，又加上了一段话“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
不管怎样，“商品经济”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被确定为改革的目标。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推动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二届三中全会也被认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中国改革开放发挥重要影响的会议之一。《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记载，邓小平在当年10月22日的中顾委会议上说，“这次经济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
其后，我们看到的景象是中国经济再度迸发出活力。经济学家夏振坤回忆说，“似乎一夜之间，汉通路神奇般地繁华起来，多年不见的商品都出现了。在扬子街服装市场，衣服花色鲜艳、价格便宜，很讨市民喜欢。”
尽管日后有所反复，但全社会创富潮流已经涌动。
一次次重大的飞跃
回望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我们看到，每当改革向前推进时，经济便会快速增长。而每次改革向前推进，则离不开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2013年11月9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吹响了向着“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国梦进军的新号角。
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一些基本制度和理论问题上取得了新的突破，如首次定义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加明确强调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同等重要性；提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特别提出了“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制度、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制度、股票发行注册制度、权力清单制度、官邸制、涉法涉诉依法终结制度等等。简而言之，这些重大突破对个人、社会、国家和世界都将会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新一轮 农村改革 方位
推进新一轮农村改革，需要深刻把握农村发展的历史坐标和时代方位，认识新一轮农村改革的重大意义和重要作用，以更宽的视野和更大的力度推进各项改革。
一、加大农村改革开放的步伐，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坐标中把握新一轮农村改革的方位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农村改革，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道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占据特殊地位，发挥开创性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矛盾的凸显期，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涉及的利益关系越来越复杂、改革的成本也越来越高。总书记说：“抓住农村改革发展这个重点，就能掌握整个改革开放的主动权，就能带动我国经济社会新一轮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改革的新突破，仍然需要由农村改革做出新的尝试、进行新的探索，仍然需要从农村改革中汲取智慧、积累经验。比如如何进一步深化农村经营制度改革，完善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何进一步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等等。以农村改革的新突破带动整个改革的新突围，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的活力。为此，一方面，我们在以更高的视角、更宽的视野来审视农村改革，把农村改革放在改革开放的大局中来考量、来谋划、来推进。另一方面，要以更加深刻的认识来把握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地位和任务，以农村改革的深入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
二、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在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坐标中把握新一轮改革的方位
我国是农业大国，13亿人口，9亿在农村。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稳定繁荣就没有全国的稳定繁荣；没有农民的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过去30多年，农村改革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未来，农村改革也将决定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进程。所以，我们对“三农”工作的重要性、解决“三农”问题的紧迫性要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切实把“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集中力量切实加以解决。一方面，要跳出“三农”抓改革。借助改革开放促进城市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利用城市聚集的资源、资本、人才等要素，发挥市场取向形成的体制机制优势，加大对农业、农村和农民反哺力度，实践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思路。当前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许多农村改革发展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城市的改革与发展，需要在城市化进程中加以解决。另一方面，要抓好农村改革带动整个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三农”问题是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难点所在，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希望所在。农村有着广阔的市场、潜力巨大的需求、美好的前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搞好“三农”工作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无比重要的意义。因此，要以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扩大农民消费、拉动国内需求，以农村的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目的，为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创造条件、提供保障。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