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意大利；政治发展道路；特点；启示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3）03-0057-05
在意大利统一以来的国家发展进程中，其政治的对外稳定性和连续性在南欧独具特色。二战后意大利的国内生产总值一度超越了英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意大利取得的成就，与其统一以来的政治发展道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意大利统一以来的政治发展道路
意大利实现统一已经近两个世纪，其政治发展道路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世纪意大利复兴与统一。在意大利战争结束后的近300年里，意大利始终处在被列强争夺的状态。1796年，拿破仑入侵并建立了意大利王国，这是意大利近代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实际上为法国控制）。但在拿破仑战败，1815年维也纳会议召开后，意大利再次陷入分裂。此后意大利人就不断为国家统一而努力。1860年5月5日，加里波第和1000名红衫军从热那亚出发，前往西西里岛，并了波旁的统治。随后加里波第又胜利地进入了帕勒莫。1861年，意大利王国成立。1870年9月20日，罗马城被并入意大利，意大利至此宣告完全统一。
第二个阶段：自由国家创立伊始。艰难统一后的意大利亟待解决国家相对落后和社会隔阂严重这两个首要问题。因此在建设国家之外，意大利人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深化“法律上的统一”，通过建立一套公共机构以实现社会、政治、经济上的真正融合。正如马西莫・达泽里奥（Massimo D’Azeglio）所说：“我们创造了意大利国家，现在我们得创造意大利人，要想创造出意大利人的意大利国家，不能操之过急。”1861年至1887年是自由国家初期。国内社会衰败、经济萧条，但仍存在不劳而获、对社会回报极少的特权阶级。要想摆脱这种困境，国王和新议会的作用至关重要。意大利的新议会分“左翼”和“右翼”两派。王国初期15年间，右翼一直掌握政权，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解决国家落后问题。如建立王国行政管理体制，全国采用统一法律制度，育制度等。1876年，以阿戈斯蒂诺・德普雷蒂斯为首的左翼当权，为争取大多数，采取了一种人称“变质”的手段。这种方式基本建立在贿赂基础上，不同派系议员，受各种“诱因”驱使而投票支持政府。“变质”以道德水平下滑的代价保证了政府稳定。德普雷蒂斯死后，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任总理。克里斯皮给沉寂的意大利政治舞台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措施本质是牺牲议会以加强行政管理，扩大国家独裁权力，此后反对国家的声音和斗争日益强烈。克里斯皮的独裁梦最终幻灭，但继任的国家领导人乔瓦尼・焦利蒂被同时代人、历史学家埃塔诺・萨尔韦米尼称为“黑社会总理”。焦丽蒂为巩固统治沿用了“变质”做法，甚至变本加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种背景下，意大利的状况有了改善，有人将20世纪初的几年称作意大利的“美好时光”，可伴随这段美好时光的是意大利民族主义的侵略倾向日益增长。
第三个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意大利和法西斯主义。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意大利本来与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之间签订了三国同盟，但在一战中加入了协约国一方，意大利在战后并未完全得到英法应允的土地。战争以及谈判失败给意大利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导致自由国家进一步，右翼分子因此得到了社会上关键群体的支持，法西斯党利用这一时期崛起掌权。1921年后期，墨索里尼组织了国家法西斯党，1923年法西斯主义转为专制统治，1925年1月至1929年初，意大利完成了向独裁统治的转变，口号是“一切属于国家，不得超越国家，不得反对国家”。1943年，国内形势已极其严峻，墨索里尼本人表现出明显的腐化堕落倾向，同年7月墨索里尼被。在二战中，意大利站在了轴心国一方。二战战败后，君主制度被废除，意大利共和国建立。
第四个阶段：战后及当代意大利。二战后意大利政府更迭频繁，直到1994年政府危机产生前，天民党始终是意大利政府的核心力量。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从很多方面看是让人激动兴奋的时代，但与此同时经济奇迹停止，社会组织支离破碎。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社会进人重组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德国实现统一，美国出现财政赤字，货币主义经济瓦解。世界经济在经历这些事件后进人萧条期，因为政治和官僚体制的腐败无能，意大利受害特别严重。从1992年至2009年，意大利面临巨大的挑战，人民对于过去政治的纷争感到厌烦，国家则背负庞大的负债，贪污事件也时有所闻。意大利在经济危机的热浪中停滞不前，国家面临重大挑战。
二、意大利统一以来政治发展道路的特点
从意大利统一以来政治发展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特点。
（一）政治结构特点：意大利政治体制保持相对稳定
意大利政府实行的是多党制，意大利政党众多，其中较为重要的有7个。天主教是第一大党，但在议会中从未获得多数议席，只能与其他政党联合组成政府；意大利共产党（1991年2月3日更名为左翼）是第二大党，长期处于反对党的地位，因为没有一个政党能获得议会过半数席位而单独组成政府，所以意大利政府更迭频繁。即便如此，但是其政治体制确有相对稳定性。
意大利共和国诞生于1946年。《宪法》声明意大利是实行议会制的单一制国家。意大利总统主要是一个仪式性的角色，但拥有一些剩余的权力，特别是在危机时期或政府瘫痪时期。同其他议会制国家一样，意大利掌握实权的是总理。总理负责政府大政方针和具体政策的制定，并负责组织和协调内阁工作。在共和国创建后的第一个50年，总理职位几乎都被基督教占据，但总理地位在共和国政治生活中极不稳固，因此极难产生强有力的领导和制定实施长期性的政策计划。“意大利总理平均工作大约一年后就被迫离职。是政党而不是议会导致快速换届，政党起初支持政府，而后又收回这种支持。”总理虽更迭频繁，但内阁部长通常可以在下一届政府中留任，这给意大利政治体制带来一定程度上的稳定性。除此之外由上议院和下议院组成的两院制议会对意大利政治体制也起到一定稳定作用。另外意大利体制中最主要的稳定因素是文官系统，其成员是上下一贯且长期稳定。可见意大利的政府虽然更换频繁，但是意大利的政治体制具有相对稳定性这一特点。
（二）经济结构特点：中小企业为主体并以家族为基础
意大利的经济首先具有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共性，这就是在其国民经济中第一产业的比重小，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比例高。按国内总产品计算，1994年意大利农业所占比例只有3.3%，工业比例为33%，而服务业则占63.7%；按劳动力就业结构来看，每100个就业者中，其中农业劳动力只占7%，工业劳动力占32%，服务业劳动力占61%。从另一方面分析，意大利经济虽有着和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相似之处，但意大利经济又有自己的特点。这种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意大利经济以中小企业为主，有“中小企业王国”之称。中小企业在该国经济中占有令人瞩目的地位。其成功的技术创新模式曾被日本学者誉为“新世纪工业发展模式”之一。“根据欧洲委员会1990年公布的材料，在制造业部门中，意大利大企业的比重仅占0.13%，中小企业占99.87%，而欧洲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平均比例分别是0.39%和99.61%。”由此可见，意大利中小企业的比重都高于其他西方工业化国家。意大利中小企业所具有的集团化特色在形式上有两大类：一类是在产权上相互交错，由其中一家中小企业控制和指挥其他企业运行；另一类是有祖辈创办的中小企业获得成功后，子孙分离出去分开经营，形成家族企业的变种。因而中小企业发达的意大利，以家族为基础的私营企业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全国430多万家企业中，中小企业所占比例高达98%，以家族为基础的中小企业占绝对优势。意大利因此享有中小企业王国之称。这些企业覆盖面大、产品极为丰富，包括纺织品、服装、皮革制品、鞋类、首饰、家具、丝绸、食品、塑料制品、大理石产品及灯具等，这些都是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这些企业不仅容纳了大量劳动力，还是意大利对外贸易的支柱，因为意大利是一个资源缺乏的国家，加工业的地位重要，对外贸易举足轻重，而中小企业基本上以加工为主，产品主要用于出口，因此其发展符合国情。对于意大利中小企业的发展，意大利政府一直十分重视，采取积极扶持的政策，而且这种积极扶持的政策未因政府机构更迭频繁而改变。从历史上看，造成意大利中小企业大量存在的原因是由于国家长期分裂、企业没有兼并意识，没有形成大企业等造成的。从另一方面看，意大利虽然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最早的发源地，但是其商业资本却在16-17世纪用来购买了地产、庄园，意大利人当了新贵族却延误了时机。1870年意大利统一后，虽然依靠法国一些银行的投资建起了一批较大规模的工业企业，但在1887-1894年遭受经济危机的重创后一蹶不振。尽管如此，意大利中小企业却始终保持着发展的势头，数量在不断增加。并为意大利的经济繁荣做出了很大贡献。
（三）区域结构特点：南北差距持续扩大
意大利的经济和工业发展早于其他南欧国家，同时表现得较为一贯和彻底，这使得意大利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工业国家之一。但意大利的财富却因为工业发展水平和地区差异而分布的极不平衡。意大利共划分为20个行政大区。北方包括意大利北部中部的12个行政大区，南方包括8个行政大区。意大利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差别十分悬殊。无论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诸方面，南方都远远落后于北方，由此产生了南北“两个意大利”的说法。北方的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同西欧其他发达国家处在同一水平线上，而南方则近似乎北非某些发展中国家。意大利在战后半个多世纪中，国民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但南北差距并未被消除且越来越大。“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看，1951年，南方仅为北方的55%，25年后的1975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61.5%，进入90年代后，南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又降到仅为北方的57%的水平，1991-1995年间，北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5.8%，而南方只增长了1.7%”。意大利政府虽采取多种措施努力改变南方贫困的状况，但收效甚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自然条件，意大利北方土地肥沃，占国土面积15%的全国最大的平原――波河平原就分布在北方。在工业方面，北方有两大工业区，工业基础雄厚且电力资源丰富，又紧靠工业发达的西欧国家，这使得北方工农业都十分发达。相反，南方不仅多山地和丘陵，土地贫瘠交通不便，而且缺乏淡水灌溉，工农业都十分落后。其次，南方一批新企业因遭受石油危机经营不善而关闭。使南方本来就薄弱的工业更是雪上加霜。这些还只是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意大利一些公司企业利用国家对南方投资办厂的优惠政策进行投机，把企业建在罗马郊区以南直径为100公里的范围内，因此未能改变南方真正落后地区的面貌。此外天民党、社会党等几个执政党，侵吞了政府和欧盟为开发南方提供的资金，腐败贪污。与此同时，另一部分资金则被黑手党等犯罪集团以承包工程等名义掠取。政府拨放的资金并未用到实处也是导致南方迟迟得不到发展的一大原因。由此可见，意大利的南北差异有与生俱来的因素，并伴随着意大利的发展而持续扩大。
三、意大利独立以来政治发展道路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
通过对意大利统一以来政治发展道路的分析，以及对比意大利与其他南欧国家的差异性，可以发现意大利政治发展道路的一系列鲜明特点。对意大利发展特色的分析，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提供了一些宝贵的启示。
（一）政治体制稳定的重要性
意大利早期的发展十分缓慢，在墨索里尼法西斯统治时期甚至是扭曲的，而且由于其早期政治的不稳定和经济的落后，外国人把他们看做种族的笑柄。但自意大利统一以来，虽然政府更替频繁，其政治体制却具有相对稳定性。当然政治稳定必须服从社会发展规律，服从经济发展。当政治制度形成之后，保持相对稳定性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意大利的政治相对稳定性为意大利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使意大利摆脱了早期落后的境况，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活力的经济体之一。由此可见，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政治的稳定性是极其重要的。
（二）意大利展览会兴旺发达
意大利是一个以加工业为主的国家，其产品主要用于出口，但众多的中小企业无力单独承担向国际市场促销的巨额广告费用。为扩大出口，每年在全国各地举办数量众多的展览会，这些展览会对宣传本国产品、加强技术交流与合作以及推动出口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展览会上有成千上万厂商聚集，便于直接交流，大大降低了促销费用和缩短了时间。在意大利，每年约举行40个国际交易会，约700个全国和地方的交易会。单是国际交易会就有9万个厂商参展，观众人数达1000万之多。大型的展览会为意大利制造提供了定期在国际展览中组织新产品展出的最佳途径，也是推出成熟的新产品准备参与国际竞争的最佳场所。意大利大型国际展览会举办地点主要集中在米兰、波洛尼亚、巴里和维罗纳四个城市。此外，这些城市又是著名的旅游城市，历史悠久，风景优美，名胜古迹多，文化艺术活动丰富。参展商和观众不仅能从展览会上联系业务，还能在业余时间参观旅游享受文娱生活。意大利的展会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意大利打开了国门走向了世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意大利展览会的成功经验可被运用到自己国家的发展中。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本国的优势开展不同的展览会，在节约成本的同时宣传本国的商品，从而推动出口经济的发展，在展览地开展文化旅游产业可连带地为本国的旅游业带来很大的发展空间，进而带来经济效益。由此可见，展览会可以作为一种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
关键词：朴正熙；威权主义；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D7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2-0111-04
20世纪下半叶，军人出身的朴正熙通过军事建立了典型的威权主义政权体系，并利用韩日的经济援助，在国内这种威权主义政体和国际环境的有利形势的内外部条件共同作用下，通过3个“五年计划”的实施，韩国经济得到了起飞。经济的腾飞固然离不开美国提供的各种战后援助计划、处于美苏两大阵营对立的最前沿、基于儒教的传统文化等各种变量，但分析韩国经济发展过程的政府在其中是一个核心变量。研究韩国威权主义发展导向政府对于东亚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处于经济发展转型期的中国具有一定的比较借鉴意义。
一、朴正熙执政时期的经济发展道路概述
1961年5月16日凌晨，朴正熙（ ）为首的军事当局通过发动韩国现代史上著名的“5・16”正式上台执政，直到1979年10月26日遇刺身亡，韩国进入了朴正熙执政时期。在朴正熙执掌政权的近20年中，韩国经济增长迅速，经济实现了起飞，基本完成了经济现代化道路。从朴正熙执政时期实施的五年计划角度来看，朴正熙执政时期韩国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62- 1966）。“在一个不发达的国家里，从法制安全到政治和经济安全这些最根本的保障中，最紧迫的是经济保障”[1]。朴正熙强调：“‘5・16’军事革命的关键性因素是要实现韩国的工业革命。革命的首要第一目标是实现民族复兴，因此革命也涉及了进行政治、社会和文化改革。而我主要关心的则是经济革命。”[2]朴正熙上台执政第一天，就以解决老百姓的疾苦和重建自主经济为目标，实行“经济第一主义（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韩国人国民生产总值（GNP）达到130.8亿美元，比1961年增长了30%[3]。相比较“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夕，人民几乎不敢想象韩国能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走出来。……那时候，每当大麦收割以前，许多农民上山剥松树皮以供全家充饥”[4]的状况而言，这一数据有力的说明“一五计划”的实施是颇有成效的，对于经历过“经济崩溃”，被评价为“毫无希望的国家”的韩国来说，这极大的刺激了朴正熙政府和韩国民众的开发欲望和发展野心，看到了韩国经济增长的潜质。“一五计划”的实施标志着韩国经济现代化的起步。同时，“一五计划”制定、修改和实施的经验，也为以后的五年计划的制定提供了借鉴。
第二个阶段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67- 1971）。在“一五计划”还在执行期间，朴正熙政府智囊团――经济企划院（ ）就通过反复调查、评估、比较、平衡论证之后制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并将这一计划具体化、操作化。在“二五计划”期间，“1967-1971年，韩国经济保持平均递增11.4%”[5]。“1971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52.1美元”[6]。韩国在1969年就基本提前完成了计划。在这一阶段，韩国基本完成了产业结构的现代化调整，经济高速增长备受瞩目并且还在努力的继续把自立经济向前推进。也可以说，这一阶段是韩国经济真正的起飞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72- 1976）。“三五计划”继续坚持高速增长的开发战略，并把提升产业结构、改善国际收支、开发四大流域和大幅度扩充道路网作为基本方向[7]。尽管在“三五计划”初期，韩国面临农产品和矿产物资的紧缺以及世界石油价格上涨的影响，韩国经济却依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平稳的经济增长。朴正熙政府不计代价奋力加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宣布“重化学工业为‘维新’体制改革的最优项目，此举保证了重化学工业化程序不可动摇的地位”[8]，使得韩国的重工业得到发展，工业化程度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第四个阶段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前两年（1977-1979）。“第四个五年计划”（1979-1981）期间，为了进一步扩大出口，争取获得在更广泛的领域内进行投资，韩国在经济结构上更加侧重重工业的发展。朴正熙政府号召加速韩国机械制造业的发展来弥补重工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倡导工业机械“韩国化”，并且大量引进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来保证国家的生存和安全。
二、朴正熙执政时期的经济发展道路特点
朴正熙执政近20年时间里，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作出的各种发展战略的选择，可以归因于朴正熙政府也就是韩国威权主义政治的强大的权威性。通过建立这种权威主义的政府，利用国家权威主义的杠杆，排除经济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和势力，稳定韩国的政治局势，推进了韩国的经济现代化发展进程。也正是韩国威权政治体制保证了韩国政府当局的权威性，使得朴正熙政府在总的经济发展战略方针的指导下，能够制定、完善和执行相关的经济发展政策。
（一）通过稳定政局提供经济发展环境
韩国人普遍认为韩国不可能摆脱经济贫困、社会动荡不安的困境。“在军政府统治初期的韩国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9]。在绝大多数力量不看好韩国的时候，肯尼迪的经济顾问罗斯托（W・Rostovian）却看到了韩国正在发展的新的统治力量――一群年轻而又出身农民的军人的力量。朴正熙的政权，就是由一群年轻能干又颇具野心的、出身军旅的军人通过军事而上台掌权的政权。朴正熙认为：“国家的根本在于政治，只有首先安定政治局面，复兴民族的大业才能顺利向前发展。也就是说，国家的安全与和平，人民生活的幸福，只有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得以实现。”[10]朴正熙上台后，各级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中央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和核心部门都由军人任职。军旅出身的这些官员们具有严明的管理和纪律意识，讲求效率，严格务实。对于李承晚（ ）执政时期的“政党竞争”和所谓的“民主政治”，军人们大多嗤之以鼻，表示厌恶。
朴正熙政权开展强权政治，严厉打击“腐败”的政治家，严格限制政治活动，对文职官员和对政权构成威胁的学生领袖进行罢免和逮捕，关闭和取消全国的报刊杂志和广播。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朴正熙政权有效的抑制了社会动荡因素的产生，排除了威胁其政权存在的各种异己政治势力，将近乎所有的政治资源都揽入手中，有效的稳定了社会政治秩序。
（二）通过专家治国的方法有效管理经济
朴正熙政权大力推行“科学治国”和“专家治国”。朴正熙认为：“只有治理好不规则的经济结构，我们才能奠定好的生活条件基础。但是，我立即认识到同时达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建立有效的政府这些目标的困难。在资本主义方式下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钱和物的巨大投资，也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有能力的管理者……，我们组织了一个教授和专家的经济委员会，动员大量专家参加政府管理和政策的制定。”[11]这对于以经济发展为己任，致力于“经济第一主义”的军人政权就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亨廷顿认为：“权威政府通过军人维持秩序，利用专家制定规划主管发展，这种高效有力的权威体制对发展经济有极大的推动作用。”[12]朴正熙上台之初，就成立了以柳原植（ ）为委员长的“国家重建最高会议（ ）”，并聘请汉城大学教授朴喜范（ ）为经济顾问，制定了“内涵型工业化战略（
）”。在随后，又成立组建了最具代表性的被称为“超级部”的经济企划院，来研究制定和执行经济发展计划。
60年代又成立了旨在增强韩国技术开发能力的现代产业研究机构――科学技术研究院（KIST） （ ）。通过这一系列机构的设置，朴正熙的威权政治体制不断吸纳受过良好高等教育、具有专门化和体系化知识的技术精英进入国家智囊机构，建立了一个有效的现代官僚决策体系。通过这些步骤，朴正熙政府的机构实现了结构细化、功能专业化。这些智囊机构中的经济、政治、法律、教育等专家，能够独立、自主的、不受政治政党纷争、不受领导人个人偏见和喜好，充分的讨论和批驳各项政策，尤其是能够不盲从于美国的建议，敢于冒着韩美冲突的风险，独立自主的制定政策，保证了国家各项战略和政策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三）通过“经济第一主义”倾力发展经济
在“5・16”的第一天，朴正熙为首的军事政府就把迅速解决社会的“民生疾苦”和重建国家自主经济列入“六项公约（6 ）”，并立即采取措施稳定物价，冻结金融，《农渔村高利贷整理令》（《 》）等一系列经济秩序的政令和法规[13]。政权更迭后，朴正熙政府就确立了“经济发展第一”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的确立，对于迫不及待解决生存和立足问题的韩国来说至关重要。面对内外交困的军政府来说，致力于推动经济增长是其正确、合理的逻辑选择。从其政权合法性角度来说，推动和追求经济增长可以弥补朴正熙政权通过军事上台所欠缺的合法性缺陷。
集中精力建设国家经济，避免社会政治局面混乱和政治资源的浪费。朴正熙的独裁统治“强化政府职能，简化甚至抹杀民主程序，运用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政策强制推行或诱导推行经济发展战略”[14]。这与朴正熙的前人张勉政府发展经济同时发展民主政治的“经济第一主义”是不同的。朴正熙执政的威权政治体制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倾尽全力为实现经济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而不断实践。
（四）通过广泛动员推动经济发展
朴正熙上台执政时期，在以政府为主要推动力量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充分带动和组织各种社会力量，调动各种资源来推动社会经济增长。朴正熙政府不仅调动政党组织和情报部门来推动经济发展，更通过对企业家个人、企业家协会（ ）以及农村进行广泛的动员。朴正熙政府上台执政之初，面临着在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前提下，如何解决企业发展生存与严惩处罚大企业家的问题。“军政府认为，与其对那些涉嫌非法敛财的大企业家釜底抽薪，莫不如采取让他们建设工厂，建成后将股份上缴国家来代替高额罚金。这样做，既可以发挥那些企业家的作用，又可以给他们将功补过的机会。”[15]
成立于1965年的“每月出口振兴会议（
）”、经济人协会（ ），既有官方正式的形式来组织沟通，也有双向互动和直接沟通的非正式的形式参与商讨，是一种官民共同参加，根据建议和问题，不断调整策略的方法。“这种官民合作关系，造成了官民一体发展经济的态势”[16]。有学者将韩国这种发展模式称之为“韩国股份有限公司（Korea，Inc.）”[17]。也就是整个韩国这一个国家从上至下仿佛成为了一家公司。在这个“公司”中，政府从国家长期利益出发，制定总体目标，科学研究人员不断开发新的科学技术，而企业家则是不断扩大生产。这样一来，整个国家自上而下全部被动员起来，充满了为经济建设的奋发进取的态势，为了经济起飞、民族复兴的共同目标而不断开拓创新。这种模式有效的贯彻了经济计划，建立起了一个广泛的社会动员机制。
（五）通过“四外”发展外向型经济
朴正熙政权时期，“韩国的经济支柱是所谓的‘四外’，即外援、外资、外债和外贸，它是靠以美国、日本为主的援助，以及它们提供的原料、设备、半成品和债务建立起来的”[18]。在1961年6月22日，时任日本首相的池田勇人和时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就发表《联合声明》，声称日本“对东亚的经济开发援助”表示特别关心，并一致决定日美“两国将在各自能力许可的范围内倾注积极的努力”。此后，池田更直截了当地说：“对韩政策就是经济问题。”[19]利用外债主要是指利用朝鲜战争后的对日索赔。《金钟泌―大平正芳备忘录》中确定对日索赔金额是“无偿提供3亿美元，有偿提供2亿美元，借款1亿美元”[20]。
朴正熙政权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的有利形势制定了“出口导向性”战略。这一战略制定与“第一个五年计划”修正过程中，“缩小重化学工业化投资，放弃内涵型工业化战略，选择出口主导型工业化战略；解除对进口和外资的限制，实现市场的部分自由化，依靠外债解决发展所需的资金”[21]。韩国把地处东西方冷战最前沿的不利条件转变为获得美国的支持，又不失时机的恰当抓住了资本主义世界分工体系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实施出口主导战略。大量外资的引入可以说对韩国经济发展起到了“输血”作用。“1966-1972年期间，韩国引进外资总计35亿美元”[22]。同时，还建立出口商品工业基地，鼓励外国人对韩投资。朴正熙层指出：“要确立一个多边外资导入体制，不仅要致力于量的导入，还要注重质的提高。”[23]引进的外资主要扩充重大主要项目的资本和主干产业的建设。大量的外资投入到产业中，改进了韩国的产品结构，提升了韩国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也缩小了韩国工业化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三、朴正熙执政时期经济发展道路对中国的启示
朴正熙政权选则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指导资本主义”体制，与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导向是背道而驰的[24]。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将威权主义体制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存在着一种双向性的互动：朴正熙政府的威权主义体制需要经济增长作支撑，反过来经济增长又强化了朴正熙政府的威权主义体制。
（一）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稳定优化中央政府权威
拥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对于处于风云变化、错综复杂国际形势下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至关重要。保证和不断优化政府的权威，是社会能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这不仅是朴正熙威权政治体制的一个特点，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最基本的经验，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大反腐力度，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党的组织结构要体系化和制度化，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要通过增加党的凝聚力来增强这个民族的凝聚力。归根到底就是要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艰涩，进而最大限发挥党领导下政府的效力。
（二）正确发挥政府在经济现代化中的干预作用
单纯的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和企业的自发调整是远远不够的。中国要坚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辅之以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不断建立、完善、保护和发展市场经济。这种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是多方面的，但并不意味着事无巨细、层层过问，要抓住重点领域和重点对象，抓住事关全局性和战略性的一些重大项目和事项：要大力发展科教事业，培育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应对以科技和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要在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下，约束政府的行为，变直接干预为间接调节社会经济活动，防止出现“权力寻租”和“权力腐败”现象，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三）选择适度均衡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模式
对于政府还是企业或者是劳动者来说，都要向外着眼于世界市场的竞争，向内立足于苦练自身内功，适时抓住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机遇，发挥自身优势，探寻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要注重各个领域协调发展。任何一方面的不均衡发展都会使整个发展局面出现失衡，“牵一发而动全身”，会干扰、阻碍发展进程。在引进外资、开展外贸、利用外汇方面，要适时抓住机遇。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快的时代，要富有战略眼光，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能闭门造车，埋起头来只搞自己的建设。要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对外合作，在发展民族经济的同时，结合世界经济，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发展道路。
（四）正确处理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关系
尽管韩国经济在朴正熙威权政治体制下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大财团的过度发展限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将政策倾斜集中于大企业大财阀中，忽视了中小企业，使得中小企业面临着资金不足、技术滞后以及劳动力匮乏的困境，使得韩国经济也受到了一些不良影响。我国的经济体制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那么在公有制主体地位中，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要重点发展国有大中型企业，特别是涉及国计民生的那些支柱性企业，要给予政策上的优惠支持。针对私有制经济中的民营经济，也要适度给予均等的优惠政策，注意消除两者之间存在的竞争力中的不平衡。要认识到中小企业是大企业的必要补充，也是大企业发展的一个促进者。要借鉴韩国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切实保护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对中小企业给予支持和指导，推动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灵活发展。
――――――――――
参考文献：
〔1〕朴正熙.我们国家的道路[M].华夏出版社，1988. 171.
〔2〕
〔3〕
〔4〕
〔5〕〔17〕勒若・琼斯，司空壹.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企业与企业家：南朝鲜的实例[M].哈佛大学出版社，1980.54，66-69.
〔6〕
〔7〕〔13〕〔24〕金光熙.大韩民国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47，87，88.
〔8〕
〔9〕Doh Chull Shin and Junhan Lee（2003）， “The Quality of Life in Korea： Comparative and Dynamic Perspective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April）：73.
〔10〕朴正熙.朴正熙经济论著集[M].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3.258.
〔11〕〔16〕任晓.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29，54.
〔12〕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252.
〔14〕陈龙山.韩国经济发展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141.
〔15〕商济生.三星财团元勋李秉[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72.
〔18〕何牧.韩国四总统合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70.
〔19〕伊藤昌战.池田勇人传[M]北海道：至诚堂，1966.172-173.
〔20〕〔22〕
1999.34，80.
一、注重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操作模式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关注对“模式”问题的研究。《现代汉语词典》将“模式”定义为: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则将其定义为模型与模样。由此可知,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模式”概念指的是将一定事物通过程式化的处理而成为定型化的活动形式和操作样式,进而成为处理同类事物时可资借鉴和应用的一般操作样式。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一概念套用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认为这里的教育“模式”也是一套典型的、概括的、可重复操作的程序,这势必导致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僵化和简单化理解。确实,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研究的最初意义就在于它能够提供可重复应用的结构程序。但正如后结构主义哲学家们的理解,“一个事物的能指与所指并不是一一对应的,一个词语的含义是人们依据意义建构的结果,因而,模式一词在使用与发展中已发生了词义的变化,在不同的语境中有着不同的意义”。[1]那么,什么是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呢?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应当是指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及一系列教育原则、策略、途径和方法在内的思想政治教育实施体系。
近年来,我国高校兴起了针对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研究热潮。由于模式本身所具有的典型性、示范性和可操作性等特点,使得它易于在实践领域给教师提供教育指导,因而很快在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得到了回应,很多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都试图构建具有自己特点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目前,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作为一种教育存在,已成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对它的理论和实践探究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目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探究热点突出表现在对学生的关注。理论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构建主要是围绕思想政治教育应如何回归生活和回归学生本身这两个主题展开。在名目众多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理论研究方向中,影响和成果主要集中在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生活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等方面。它们虽然被人们称之为模式,但大多还没有形成较为完善的操作体系。我们暂且把这些没有形成完善操作体系的模式称之为理论模式,而把与之相对应的已形成完善操作体系的模式称之为操作模式。
我国在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操作模式的研究上与国外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如美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很重视在提出基本原理的同时设计出供教育实践者运用的一系列操作方法和策略。1996年价值澄清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美国的拉思斯等人在《价值观与教学》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价值澄清的基本原理及其操作策略,此书列举了“对话策略”等19种策略。而西蒙和柯审鲍姆合著的《价值澄清:师生实用策略手册》一书对价值澄清模式如何应用于学校教育的介绍则更为详尽。另外,波士顿大学“伦理与品格促进中心”也提出了促进品格教育的一百种方法。[2]虽然不同的理论学派提出了不同的操作体系,但总的来看,国外对思想政治教育操作模式的研究思路极大地缩短了理论与实践的距离。而且,国外对思想政治教育操作模式的建构以理论研究为前提,大多数理论研究又来自建立在对教育第一线的实践观察进行总结归纳基础上的实证研究。这样,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有鉴于此,我国在立足于本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积极进行本土性探究的同时,也应加强对外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操作模式的介绍和研究。
目前,我国学者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操作模式的研究还很少。值得一提的是,查有梁在1993年出版的《教育模式》一书中对教育模式原理作了专门的系统论述,其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关注教育问题的解决,对教育实践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从而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可以把这种方法扩展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来。同时,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现实中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还比较严重,这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不强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注重教育与自我教育的结合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共同参与的实践活动,其实效有赖于教育者的教育活动和教育对象的自我教育活动。因此要把教育与自我教育结合起来,既要发挥好教育者的主导作用,又要充分发挥教育对象的主体性作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教育者引导、影响和规范教育对象思想和行为的过程,教育对象的主体作用表现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这一作用发挥的强弱直接制约着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高低。因此,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的重点应是教育者指导下的教育对象的自我教育。
自我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方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只有通过启发和引导学生内心潜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教育者的价值导向与学生的自主选择相统一,才能取得理想的教育效果。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以转变学生的思想、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为目的,而学生思想的转变、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关键在于学生本身。外部教育只有经过学生的认同,转化为学生的内在观念,再转化为实际行动,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这一过程离不开学生的自我教育。
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不仅指教育者在引导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同时,要大力培养学生自我教育的意识和能力,而且指在重视学生个体自我教育的同时,要重视学生集体的自我教育。在此思想指导下,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应主要表现在:一要把学生放在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意志和能力;二要给学生提供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的机会,鼓励学生参与学校管理,充分发挥学生党团组织、社团组织、学生会、班级等组织的作用和功能。
反思我国现在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一是,对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重视不够。实际上大学生已具有自我教育的能力,有较为成熟的主体意识,这客观上要求教育者尊重他们的主体地位。但是,目前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对他们的主体地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改革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充分尊重学生的自主性,使学生感受到自己是能动的主体和自己行为的承担者。二是,忽视学生的实践体验,将复杂的思想政治教育简单等同于理论知识的讲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是必要的,但知不等于行。大学生经常有大发议论之“功”,而缺乏实际行动之“力”。他们往往知之不少却为之不多,或者知而不行、言而不行、知行不一。针对这种情况,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应把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结合起来,在注重理论教育的同时,着力引导和组织学生积极参与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特别是要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结合起来,培养学生在生活中自我教育的能力。
三、注重隐性教育法的运用
隐性教育法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运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手段,充分利用学生的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中本身存在的形式,使学生在情景的交流中、在愉悦的气氛中自觉自愿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相对学校的显性教育法而言,它是由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中的隐蔽因素构成的一个立体开放的网状结构,具有知识性、愉悦性、渗透性、潜隐性和多样性等特点。而显性教育法是一种直接的、带有强制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隐性教育将教育内容和要求渗透到学生的社会生活、日常生活和课堂学习等广阔空间,对学生的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形成起到的教育作用比正式的课堂教育更有感染力和吸引力,对学生的思想影响更深远。
由于隐性教育是一种无意识教育,是教育者通过按预定的教育内容和目标设置的一定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引导学生去感受和体味生活,使学生在兴趣和需要得到满足的同时,思想也能得到净化和启迪。这种方法在实施中看不到权威式的训导,不易引发逆反心理和对抗情绪。学生参与意愿强烈,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覆盖面扩大,影响力增强,教育效果显著。
当代国外的思想政治教育十分注重运用隐性教育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如美国哈佛大学每周举办多种学术活动,学生从中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思想和思维方式。另外,各种各样的咨询服务构成了国外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许多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都参与这些咨询工作,其内容覆盖广泛,机构完善。在国内,由于社会环境、学生的心理特征、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缺陷等因素造成了高校部分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持有抵触的心态,这种心态已成为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一大障碍。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对学生采取多种形式的隐性教育活动。但同时应注意几个问题:一是,要把隐性教育法与显性教育法相结合。强调隐性教育法的无意识教育并不是说显性教育法就不重要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现既要靠显性教育的系统灌输,又要靠隐性教育的无形渗透。一方面,要让学生了解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只能靠有意识的显性教育。另一方面,学生的思想品德、理想信念和行为习惯等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很多情况下是所处环境和氛围熏陶的结果。因此,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辅相成,既坚持不懈地注重显性教育法的实施,又注重隐性教育法的运用,才能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二是,隐性教育对于受教育者是无意识的,但对于教育者必须是有意识的。教育者要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和目标,结合学生的个性差异,精心策划和设计,使学生愉悦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中国特色 政治发展 特点 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民主理论的基本原则，又吸收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区别于资本主义政治的本质特征。
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领导核心。无论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都是通过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实现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和坚定维护者。我们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政治制度，将人民群众的各种愿望、诉求，汇总为人民的整体利益和共同意志，并进一步将其转化为国家的法律和政策；通过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解决好党与政府、党与法律的关系问题。着眼于我国民主政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在科学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要求，为社会政治生活确定价值、方向、目标、政策和重要决定。离开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就会落空，依法治国也就无法真正实现和落实。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我们党领导人民推翻剥削阶级统治、建立人民政权，就是要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这是我们党执政的根本目的和可靠基础。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当家作主的权利，党的领导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社会主义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根本特征。人民通过各级国家机关民主地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离开了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政治和法律制度就失去了前提和基础。离开了人民当家作主，不受人民监督，党的领导和法治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就会变质。在我国民主政治的实践和进程中，曾出现过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个人崇拜、机构重叠、忽视民权等违背民主潮流的现象，给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造成人为的障碍和停滞不前的局面，只有消除这些弊端和不良现象，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依法执政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社会主义法律是人民利益和意志的集中体现不是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全体公民和社会组织都要在宪法和法律的构架内行使自己的权利，尊重宪法的权威，维护法律的尊严。民主只有以法制为依托，才具有可靠的保障，法制只有以民主为基础，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巩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就，形成稳定的民主政治发展的局面。这就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与法制建设相统一，民主与法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我们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目的就是要牢固树立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不断推进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法制与民主的密切结合，实施民主的法制化和法制的民主化，依法推行和保障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一个重要特色。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本质上体现了党的利益与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民主与法制的内在一致性。只有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长期的战略方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能健康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才能得到自我完善和发展。
二、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也是宪法和法律所确认和保障的民主和政治权利的主体。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和专政的统一。一方面，在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民主，用民主和法治的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依法制裁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贪污贿赂和渎职等各种犯罪行为，维护法律秩序，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大多数人享有的民主，不仅真实体现了人民主权原则，使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得到充分表达和反映，而且能够通过人民行使选举、监督、罢免等民主权利，保证社会公职人员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服务。
三、坚持民主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选择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形式。在国体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保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在政体上，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在政党制度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在民族关系上，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各少数民族的民主权利和利益；在民主结构上，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的同时，实行基层群众自治，保障城乡基层广大人民的直接民主权利。这些民主制度，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的，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同中国国情的统一，内容真实性与形式多样性的统一，民主与效率的统一，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四、坚持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特点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民主理论的基本原则，又吸收了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具有鲜明的特点和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区别于资本主义政治的本质特征。
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领导核心。无论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都是通过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实现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和坚定维护者。我们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政治制度，将人民群众的各种愿望、诉求，汇总为人民的整体利益和共同意志，并进一步将其转化为国家的法律和政策；通过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解决好党与政府、党与法律的关系问题。着眼于我国民主政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在科学把握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和要求，为社会政治生活确定价值、方向、目标、政策和重要决定。离开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就会落空，依法治国也就无法真正实现和落实。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我们党领导人民剥削阶级统治、建立人民政权，就是要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这是我们党执政的根本目的和可靠基础。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当家作主的权利，党的领导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社会主义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根本特征。人民通过各级国家机关民主地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离开了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政治和法律制度就失去了前提和基础。离开了人民当家作主，不受人民监督，党的领导和法治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就会变质。在我国民主政治的实践和进程中，曾出现过权力过分集中、、个人崇拜、机构重叠、忽视民权等违背民主潮流的现象，给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造成人为的障碍和停滞不前的局面，只有消除这些弊端和不良现象，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依法执政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社会主义法律是人民利益和意志的集中体现不是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全体公民和社会组织都要在宪法和法律的构架内行使自己的权利，尊重宪法的权威，维护法律的尊严。民主只有以法制为依托，才具有可靠的保障，法制只有以民主为基础，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巩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就，形成稳定的民主政治发展的局面。这就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与法制建设相统一，民主与法制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我们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目的就是要牢固树立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不断推进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法制与民主的密切结合，实施民主的法制化和法制的民主化，依法推行和保障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一个重要特色。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本质上体现了党的利益与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民主与法制的内在一致性。只有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长期的战略方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能健康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才能得到自我完善和发展。
二、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也是宪法和法律所确认和保障的民主和政治权利的主体。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民主和的统一。一方面，在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民主，用民主和法治的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依法制裁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利、贪污贿赂和渎职等各种犯罪行为，维护法律秩序，保护国家和人民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大多数人享有的民主，不仅真实体现了人民原则，使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得到充分表达和反映，而且能够通过人民行使选举、监督、罢免等民利，保证社会公职人员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服务。
三、坚持民主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选择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形式。在国体上，坚持人民民主，保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政权性质；在政体上，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在政党制度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在民族关系上，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各少数民族的民利和利益；在民主结构上，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的同时，实行基层群众自治，保障城乡基层广大人民的直接民利。这些民主制度，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的，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同中国国情的统一，内容真实性与形式多样性的统一，民主与效率的统一，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四、坚持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
【关键词】 多党合作;发展特点;经验教训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创造,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模式的产生绝不是偶然,是近代中国在引进政党和政党制度后,在经历了多党制、两党制、一党制模式的实践失败后,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崭新的政党制度模式。回顾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走过的60年的发展道路,研究和分析它曲折的发展历程,吸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进一步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是十分有益的。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发展过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萌芽于民主革命时期,形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时期为其发展阶段,在反斗争扩大化及“”中,这项制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是这一制度趋于成熟的时期。派数十年来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历程,是顺应历史和时代的要求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光辉历程。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国各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党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党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的建设中,我们党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派和爱国民主人士长期合作。”这是对中国共产党和派合作历史所作的正确评价和科学总结,也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发展多党合作的坚定方针和真诚愿望。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初步形成过程(1940～1949)
1940年开始实行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雏形。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明确提出了“三三制”原则。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党委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在候选名单中共产党占三分之一,以使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均能参加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按照这一原则,经选举参加抗日民主政权的,以阶级论,有工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和资本家;以党派论,有共产党、员及派和无党派人士,许多开明绅士和著名学者被选进政府和民意机关。抗日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不同的阶级联合起来对付汉奸和反动派的政权。它开创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机构中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合作的优良传统。
1948年春,人民军事战线的胜利进军,的顺利进行,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迅猛发展和各派政治态度的重大变化,使全国人民、各派都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这为召开新政协准备了群众基础和政治基础。在这种情况下,4月30日,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各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此积极响应,并在随后筹备新政协的过程中,公开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此,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治格局,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重要文件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纪年、国旗、国歌等决议案。会议选举产生了由18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当选为政协主席,、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选举产生了由63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当选为主席,、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新政协的这一阵容,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又能体现共产党同各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团结合作。新政协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新型政党关系格局的形成。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合作制度的顺利发展时期(1950～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开始有步骤地实行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共产党推动和组织各派、各民主人士及工商业者积极投入、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思想改造和“三反”、“五反”运动,对于尽快地恢复国民经济,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进行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初步显示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越。
1953年6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内容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对并举。总路线公布以后,中共与各派、无党派人士的合作更加密切。各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建设事业和统一战线中重大问题的协商和决定,参与了国家事务的管理,调动成员和所联系的阶级阶层的人们参加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服务的实践。同时帮助成员学习马列主义、思想,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各派在这些方面的工作,对于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加强全国人民的团结,发扬人民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均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党的政策正确,由于派有高涨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我国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顺利地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对此,邓小平曾作了高度评价:“我国各派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光荣的历史,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也作了重要贡献。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不会忘记的”。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我国的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派的基本群众中,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旧知识分子已经转变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原私营工商业者也大都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派作为这部分人民群众的政治代表,其性质必将发生变化。共产党及时总结这一变化,并作出正确的判断:各派已经基本上成为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中正确地分析了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时代特点,深刻地总结了苏联一党制的弊端和我国多党合作的经验,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同年9月,中共政治报告正式明确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中共处理与各派关系的基本方针,并宣布“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
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阐述了八字方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指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各党派互相监督就是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有派的监督,对我们更有益。八字方针的确定,反映了共产党对派的信任,极大鼓舞了派的政治热情,更加坚定了和共产党团结合作的信念;也反映了中共与各派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多党合作的新型政党关系,标志着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曲折发展时期(1958～1977)
1957年下半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1957年反斗争严重扩大化,一大批派成员被错化为分子,并且给派戴上了“资产阶级政党”的帽子,使多党合作受到严重损害。1959年到1961年的暂时经济困难时期,中共中央和明确肯定派大有进步,采取措施纠正“左”的错误,各派动员广大成员为克服三年困难做出了积极贡献。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后,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开展的对统战工作中所谓“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批判,造成了理论和政策是非的颠倒,进一步发展了“左”的错误。中,、两个反革命集团将“左”的错误推向极端,他们肆意践踏中国共产党对派的方针政策,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派工作,知道大量冤假错案,残酷迫害派的领导人和成员,使中国共产党和派的合作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各派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在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经受了严峻考验。尽管如此,始终不同意取消派,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尽力保护了一些派人士和其他党外著名人士。所有这些,使派在“”期间没有被完全摧垮、一些派人士得以幸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派组织和多党合作制度的恢复和发展保留了一定的基础和条件。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日益成熟与完善时期(1978～至今)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邓小平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的重新确立,作出了重大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现代化建设是全体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事业,这个大工程需要调动亿万人民的积极性,通过几代人的奋斗拼搏才能完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抓住历史契机,在党内了一系列冤假错案,使广大党员干部形成了共识;在党外重新确立了多党合作的机制,恢复并推动了各派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这些举措,对调动全体中国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化解矛盾,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1979年6月,邓小平在《新时期的统一战线与人民政协的任务》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阶段状况的根本变化,我国的各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这是在派性质上的拨乱反正。各派的工作重点也由过去的“关门改造”,转变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国的各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党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党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的建设中,我们党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派和爱国民主人士长期合作。”在政治报告中,把“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与贯彻了26年的中国共产党对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结合起来,发展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对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新方针。
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989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多党合作的基本原则、政策和政治协商的形式和方法,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规范和完善奠定了基础。1992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
1997年9月,同志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把坚持和完善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纳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内容之一,强调要“继续加强与派的合作共事”,“继续推进人民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范化、制度化。”表明我们党对这一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也表明多党合作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进一步加强。标志着多党合作制度又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往开来, 与时俱进,十分重视多党合作,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意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穿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两条主线,体现充分发挥派、无党派人士的作用和加强参政党建设两个方面,在认真总结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理论成果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着力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措施。号召在新世纪新阶段,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必须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战略高度,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加强同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合作共事,巩固同党外人士的联盟; 深入研究多党合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认真总结实践中的新经验新做法,在坚持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综上所述,我国的多党合作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派的共同选择,更是由中国的国情和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所决定的。多党合作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色,也突出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特点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的政党制度,是根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也有别于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一党制。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从1949年正式形成至今已有60年的历史,在这60年中有过辉煌,也有过挫折。总结我国多党合作60年的发展特点对深化认识这项制度意义重大。这项制度在我国发展的特点主要有: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多党合作的根本特点,也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制度中居于领导地位,与派形成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是我国政党制度的根本特点,也是我国政党制度区别于西方多党制的根本特点。邓小平曾深刻指出:“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我国整个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国家整个政治制度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就决定了作为政治制度组成部分的多党合作制度理所当然地也要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原则。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中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派的自主选择,这种选择不是一劳永逸,共产党要保持在多党合作中的领导地位,就需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永葆先进性,从而保证多党合作事业的健康发展。各派也要自觉坚持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帮助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共同和推进我国的多党合作事业。
(二)坚持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是多党合作的法律保障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政治和社会主义生活的最高行为规范,是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的根本活动准则,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的特权,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我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我国的政党制度已从执政党的主张和参政党的意愿,通过法律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载入宪法。这就意味着共产党和各派都得到宪法的承认和保护,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也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并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护宪法实施的职责。在法律面前,不论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党,还是处于被领导地位的党,都是平等的,都应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避免了过去多党合作曾经出现的人为因素的干扰,为多党合作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形成后,由于种种原因,既经历了丰富发展的时期,也经历了遭受严重挫折的时期。建国初的几年里,中共与各派通力合作,尤其是在土地革命、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 “五反”、思想改造等五大运动中,中共主要领导人与各派人士,通过座谈会、全国政协秘书处工作会议等形式,共商国是,使中共与各派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密切。1953年,当中共正确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各派顺应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拥护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宪法,积极主动地配合中共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各派已开始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正式提出了共产党和各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八字方针”的提出肯定了派存在的客观历史必然性,明确了中共与各派平等合作的友党关系,加强了党际监督,扩大了社会主义民主。
从1957年至1976年多党合作制却经受了严重的挫折。由于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使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作用明显减弱,十年浩劫期间,多党合作制度更是名存实亡。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正式提出了新时期中共对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十六字方针”是对“八字方针”的丰富和深化,是进入新时期之后,中共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派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的科学认识和分析,标志着中共与各派的合作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1990年2月,中共正式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标志着多党合作制度走向完善。在理论上深化了对多党合作的认识,最为关键的是,它在规范化和制度化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纲领的重要内容和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多党合作形成了越来越丰富与系统的制度保障。从我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完善过程来看,是一个根据国内国外发展的具体形势而不断调整发展的过程,体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特点。
(四)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领导地位,派主动接受领导,共商国是,参政议政是历史的必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初级阶段的政党制度,它符合中国国情,也是历史条件决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任何政党都无法取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核心地位是经过千百万的共产党人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在我国,除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以外,还有八个派,这八个派作为参政党,各派的性质己经发生了质的变化,由资产阶级政党变成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 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社会服务的政治力量。这些派代表着各自所联系的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人士和劳动者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特殊利益的代言人。
派在中国是以政党的面貌出现,它完全具备政党的特征,有自己的党员组织机构和党的纲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的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各派主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点在派的和章程中都有明确体现。拥护中国共产党这一点, 反映了各派的本质特征,派是我国的参政党,是与中国共同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在总体目标上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之内的联盟。派不是“ 在野党” , 更不是“ 反对党”。各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在国家根本大法的制约下通力合作, 一些派成员在我国各级政权担负一些比较重要的领导职务。目的是调动各党派所有人员的积极性,发挥所各自联系的阶层的和集团的优势,共同为社会主义祖国出力献策。不存在你上台我下台,所谓轮流执政的问题,绝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导致平分领导权的问题。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经验教训
中国共产党与派长期合作的过程,也是不断积累经验的过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已经有60年的历史,认真总结60年来的基本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加强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两条主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是符合我国国情、同我国的国体相适应、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一政党制度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扩大各界人士有序的政治参与, 拓宽社会利益表达渠道,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和完善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必须牢牢把握的政治原则。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我国多党合作的正确方向。否则,削弱或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势必造成国家政治生活的混乱,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就必须改善党的领导,这其中重要一点就是要加强党同派的政治协商,加强同派的联系,经常同派沟通,交换意见,在保持关于重大问题的一致性方向的同时,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勇于接受派的监督。同时要切实尊重派享有的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放手支持他们独立自主地开展和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来。在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同时,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发挥派的作用。如果不是这样,而把派当作摆设,不去发挥他们的作用,这对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建设十分不利,更不利于党的自身建设尤其是廉政建设。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多党合作事业得到了全面发展,各派与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合作关系进一步巩固,中共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共同召开各种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达300 余次,做到了重大问题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过程中,派通过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作出了积极贡献。这三十年来,在多党合作制度的基础上,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人物,其中7142 人次获全国性、国际性荣誉称号和奖励。派成员、无党派人士是发展先进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保持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是多党合作的一项重要原则
总结历史经验,阐明保持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是多党合作的一条重要原则,他为中国共产党处理同各民族党派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重要准则。各派与共产党既有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也有自身特点和具体利益上的差异性。如何处理对待和处理共产党和各派之间的差异和分歧,是关系多党合作能否顺利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过去党在这个问题上,既有经验,也有教训。1957年未能正确对待这种差异和分歧,把派中存在的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致使反斗争扩大化,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较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在多党合作中形成了亲密团结、共同奋斗的政治局面。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着眼于多党合作的长远发展,深刻总结半个多世纪多党合作的实践经验,明确指出,要处理好共产党同各派之间的差异和分歧问题,关键是保持宽松稳定、团结和谐的政治环境。
(三)和谐的党际关系,是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得以成功的关键所在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党际关系的基本建构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的长期实践中,形成了我国和谐的党际关系模式,这种和谐的党际关系模式蕴涵着我国政党制度的和谐结构。首先是平等――独立的法律结构,即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共产党和各派是亲密的友党,在法律上是平等的,组织上是独立的,行动上是自主的,并且互相监督。其次是执政――参政的政治结构,即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掌握着国家政权并负责组织政府,处于执政主体地位;各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再次是民主――协商的运行结构,即中国多党合作制运行的最大特征是民主协商,协商和民主是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实现方式。正是由于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以和谐的党际关系为基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积极的政治社会效应。
(四)坚持科学理论指导,是我国多党合作具有光明前途和旺盛活力的内在要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派共同创立的新型政党制度。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既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也是包括派成员在内的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完成执政兴国、执政为民的历史使命,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派保持先进性和广泛性,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同样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在新的世纪,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在多党合作中都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不动摇。
(五)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是搞好我国多党合作的重要保证
“十六字”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处理与派和无党派人士关系的基本方针。中国共产党同各派长期共存,不是采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各政党之间的激烈竞争方式共存的,而是通过合作的形式共存,采用协商的方式共事,这既是长期共存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长期共存的重要内涵,它使我国政党制度克服了多党制国家因竞选争夺执政权互相倾轧带来的政治动荡。中国共产党同各派实行互相监督,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肝胆相照”是指要互相坦诚相见,“荣辱与共”指的是共同的事业把中国共产党和派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则生动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派之间彼此信任、真诚合作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同各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就是共同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祖国统一和振兴中华而奋斗。“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派合作的战略意义,明确了合作共事的重要方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派新型的社会主义政党关系。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2]《邓小平文选》(1975～1982),1983年版,第172页
【关 键 词】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逻辑起点/现实起点
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自80年代中期介绍到中国以后，在中国政治学界大体经历了一个由译介、简单套用到理性反思的过程。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政治学界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视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命题，并在学术实践中进行了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理论的探索[1]。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崭新命题，进一步促进了学术界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迫切性的认识，一些学者提出了打破在政治发展理论上存在的西方话语垄断的问题[2]，主张用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来研究和指导中国的政治发展实践。政治学学术研究的进展和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都展现了一种政治学自觉的学术意识和追求——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一、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必要性
(一)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及其内在缺陷
20世纪50年代，随着一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的诞生，西方政治学界从西方国家的整体战 略出发，在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和行为主义政治学潮流的启发和促动下，开始了以发 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政治问题为对象的政治发展研究，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政治学研究 领域——政治发展理论。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不同的理论倾向，从方 法论上来说，至少在6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三个主要的方法论派别：即体系功能方法、社 会进程方法和比较历史方法[3]，与此相适应，在对政治发展这一核心概念的理解上也 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亨廷顿等人认为，政治发展这一概念一般有四种用法：一是地理的 ，即实际上是把有关发展中国家政治方面的研究，都冠之以政治发展；二是派生的，即 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更为广阔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方面和后果”[4]，三是目的论的 ，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朝向诸如民主、稳定、合法性、参与、动员、制度化等一个或更 多目标的过程；四是功能的，即把政治发展看作是朝着现代工业社会所特有的政治的一 种运动，实际上就是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一个“有效发挥功能的现代社会的必需”。对政 治发展的以上几种认识，明显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进入80年代以后，西 方政治发展理论也出现了调适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引入“文化”要素 来拓展和深化政治发展的研究领域[5]，1987年，亨廷顿和迈伦·韦纳合编的《了解政 治发展》一书，重点讨论了“发展的文化问题”，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 式而言，关键性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他们从现代化的目标模式的层面，指出了发展中 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非西方化的进程”；二是区分了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认为把 这两者等同起来，太多地限制了政治发展这一概念的“时间和空间”，势必缩小其经验 内涵[6]。实际上，早在1968年出版的经典性著作《变化世界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 顿就试图用政治变迁研究来取代政治发展研究。他关于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相区别的 思想只不过是他这一思想的逻辑延伸。很显然，在亨廷顿看来，政治现代化只不过是政 治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而不是全部。
尽管无论从共时性的角度，还是从历时性的角度看，政治发展理论都不是一个统一严整的理论体系，特别是从历时性的角度看，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发展中还表现出了试图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企图，但就其总体特征和价值导向来看，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依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充满着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学者所特有的傲慢与偏见，并不是一种普适性的理论主张。它不仅解释不了一般亚、非、拉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也解释不了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政治发展问题，更解释不了像中国这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大国的政治发展问题。总括起来，人们认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固有缺陷是：(1)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摆脱其主导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无论其如何变化，都不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泥潭，在政治实践上是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国际国内战略的。正如英国学者科林·莱斯批评道：政治发展理论“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复活了现代化思想，那就是将前殖民地世界是构成帝国主义战略行动的基础这一观点局部地加以充实而使其在整体上更能迷感人”[7]；(2)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时间和空间上带有 很大的局限性，把政治发展这样一个在时空上具有普遍性的现象，限定在了一个特定的 时空范围之内；(3)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着重于对政治现象的描述和理解，缺乏对政治 现象的本质性解释，如对政治发展的动因、政治发展的实质等问题缺乏深度分析；(4) 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存在着用业已形成的假设、概念来裁剪政治现实的现象，把复杂的 政治过程和政治现象简单化。这些缺陷的存在，严重削弱了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自身的理 论张力，因而到90年代以后，政治发展理论在西方呈衰落态势。
尽管如此，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还是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一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所开辟的研究政治变迁的这一基本取向是富有价值的，它促使人们用更为动态和宏观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的政治生活；二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所使用的一些基本概念有助于人们从一个新的向度上来认识政治生活，如该理论所使用的政治结构与功能分化、政治一体化、政治动员、政治参与等核心概念，丰富了政治学的知识宝库；三是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方法也给人们研究政治变迁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如亨廷顿所采取的比较历史方法、阿尔蒙德所采取的结构功能主义方法等，就为人们提供了研究政治学的有效认识工具，对政治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因此，应当吸收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有益成果并避免其内在缺陷，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治发展理论。
(二)我国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现状要求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政治发展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大陆以后，我国政治学界就开始积极回应这一全新的政治学研究取向，其对政治发展理论的态度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译介、简单套用到理性反思的过程。就基本倾向性而言，我国政治学界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有以下几种态度：一种是把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奉为圭臬，全面肯定这一理论的价值，并用这一理论的价值观、概念和方法来解释中国政治发展(这种倾向在80年代中后期较为普遍)；第二种是试图对这种理论进行嫁接改造，具体做法是给西方的政治发展理论戴上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帽子，但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基本方法仍然持全面肯定态度；第三种是自始至终坚定地认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不适合于中国国情，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并且在学术实践上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第四种态度则主张打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话语垄断，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这几种对待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态度，也基本上反映了中国现阶段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基本状况。很显然，我国政治学界还没有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这种状况与我国正在进行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实践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是摆在中国政治学界的一个严峻课题。
(三)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是中国政治实践的要求
就政治学知识是否对政治发展实践起作用的问题，有人认为存在着两种倾向，即建构理性主义和演进理性主义。对于建构理性主义而言，制度是可以运用政治学理论知识来系统设计和重新塑造的；而对于演进理性主义而言，制度是不可以设计的，政治制度只能是逐渐累积的，是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通过政治权力的反复博弈而逐渐演进的。前者以美国为代表，后者以英国为模板。但就人类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看，几乎所有的政治实践都是两者的结合[8]，即便是对英国来说，其政治发展过程中也不乏政治学知识的指导作用。比如1885年出版的《英宪精义》一书，对英国政治发展显然具有建构作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洛克的政治思想显然也对英国政治制度的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就中国来讲，由于历史上几乎没有自觉的政体理论，因而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的政体只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又使我们看到了错误的政治理论对政治发展的巨大破坏作用。只是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我国确立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9]的理论导向，我国的政治发 展才呈现出了崭新的面貌。因而，政治学知识对政治发展的影响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就 目前而言，对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专制传统深厚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讲，政治发展 更具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必须要有正确理论的指导。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成 结论来裁剪中国现实的做法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盲目接受西方政治发展理论也 无法认识和解释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进程。因此，中国政治学界应当以自觉的学术意识 回应中国政治发展实践提出的严峻课题，努力探索和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
二、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
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只能是人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认识。对政治发展概念的不同认识决定着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面貌和内容体系。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各种缺陷从根本上看也是源于他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界定方面。因此，如何认识政治发展概念就构成了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我认为，政治发展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以这一核心理念为逻辑起点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其理由如下：
第一，从对政治发展的这一认识出发，可以建构起政治发展理论的概念体系。理论的要素是概念，要建构政治发展理论的概念体系必须从元概念出发。政治发展就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不仅涉及到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这两个元概念，而且揭示了这两个概念的内在联系。从这些概念和命题出发，可以进一步逻辑地展开对有关政治发展的目标、内容、途径、阶段、动力等问题的研究，能够建构起一个较为完整的政治发展概念体系。
第二，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拓展了政治发展研究的时空范围，将政治发展研究扩展到了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和全方位。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仅仅把政治发展的空间范围限定在发展中国家，将时间范围限定在与现代化同步的狭小范围内，这主要是由他们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认识决定的。将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发展过程，大大拓展了政治发展研究的时空范围。
第三，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揭示了政治发展途径、目标的多样性，有利于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的片面性。即便是最保守的西方学者也无法否认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政治文明发展的道路、途径、目标等也应当具有多样性，如果把政治发展仅仅看成是现代化的一种政治后果或其他，就很难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困境，即使是像亨廷顿试图引入“文化”变量来破解这一困境，到头来也只能陷入循环论证。而将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及建设过程，则有利于破解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这一困境。
第四，对政治发展概念的这一认识，体现了政治发展中连续性与阶段性、量变与质变的有机统一。大多数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家着重于研究政治发展的连续性和量变，但是对阶段性和质变则囿于其阶级偏见而视而不见，从政治发展的客观进程看，任何政治发展都是连续性与阶段性、量变与质变的有机统一。而且，对政治发展的这一界定，有利于反映政治发展的客观进程。
第五，对政治发展的这一认识，体现了政治发展既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又是一个人为建构的过程，是演进和建构二者的有机统一。政治文明具有演进性和累积性，但政治文明也可以通过人的积极能动的设计和建设过程而得到发展，无视政治文明的演进性、累积性，而人为地随意改变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破坏政治文明的历史继承性，只能造成拔苗助长的后果；而无视政治文明的建构性，任凭政治文明的自然演进，则放弃了人类理性的天职，同样会大大延缓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
从以上诸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把政治发展看成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符合政治发展的实际，也符合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要求，是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当然，将政治发展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建设过程这一命题作为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逻辑起点，并不是说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只是研究人类政治文明的演进和建设史，并不是说要将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建构为一门历史科学。尽管对政治文明演进与建设历史的研究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主要使命仍在于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实际，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从而对中国政治发展发挥指导和促进作用。因此，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现实起点应当是中国当代政治文明建设与演进的实践进程。
三、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途径
1.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以寻求人类解放为根本宗旨的思想体系，它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包括政治发展的最一般规律，因此，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指导地位。但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僵死的教条，它必须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而且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是要坚持 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总结和研究中国政 治发展中的规律；二是要以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发展研究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化的重要理论 成果，要充分挖掘其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资源，来指导中国当代的政治发展实践， 当前特别是要认真研究和学习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来具体地指导中国特 色政治发展理论建构的实践；三是要从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精神实质出发，探寻人 类解放的政治形式和政治途径，将政治发展的进程作为人类获得政治解放的一般进程来 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建构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理论的指导地位 。
2.必须坚持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过程为主要对象和经验基础，来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必须要以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为己任，以指导和推进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为出发点和归宿。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由于历史—文化—社会及经济发展程度、阶级力量对比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使得中 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既不 能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也不能简单套用西方政治发展理 论来解释中国的政治发展，而必须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实际，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 为研究对象，探索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动力、制约因素、途径等问题，形成具有 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
3.大力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形成既具有本土色彩，又能与国外政治学界进行对话与交流的政治发展理论。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尽管存在着不少缺陷，但它毕竟开辟了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的先河，其中的一些观点也反映了人类政治发展的一般过程，如果抛开其意识形态属性的话，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一些概念工具、研究方法以及解释模型对我们建构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我们既不能盲目地照搬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概念和方法，也不能用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资料去附会和验证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假设和模型。要大力开展对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工作，跟踪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最新进展，采取科学的批判、分析态度，借鉴其积极成果，抵制其消极影响，建构既有本土化色彩，又能与国外政治学进行交流与对话的政治发展理论。
4.必须在继承、引进已有的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政治大国，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经验，建构中国的政治发展理论不能完全无视前 人的思想遗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无论是政治发展目标的设定，还是政治发展 道路的选择，我们都不能完全绕过前人留下的丰厚的文化遗产。但是从自己已有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底蕴出发，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我们必须放眼世界，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的积极成果。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以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为研究对象，既继承前人已有的思想资源，又能大胆借鉴西方政治发展理论，在此基础上大胆进行理论概括，提出新的概念、范畴，才能实现理论创新的目的。而只有实现了政治发展理论上的创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理论才能最终确立起来。
【参考文献】
[1]王惠岩.当代政治学基本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许耀桐.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N].人民日报，2003-04-15.
[3][4][美]格林斯坦.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50，151.
[5]王彩波.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及其发展文化观[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3).
[6][美]塞缪尔·亨廷顿.政治发展与政治衰败[J].世界政治(美)，1995，(3).
[7][美]塞缪尔·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383.
[8]毛寿龙.政治发展中知识与实践的制度基础[J].天津社会科学，2003，(5).
【关键词】中国特色；政治道路；历史考察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6—0014—0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概念、内容结构及对政治道路发展探索的历史考察，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概念的提出及形成标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词之一是道路。何谓道路？道路是指达到某种目标任务的途径和模式，或事物发展变化的途径和方式；政治道路，是指达到实现政治领域某种发展目标的途径和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指从中国实际出发，顺应时代潮流，突出中国特色，达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统一，使政治发展民主化、法律化、制度化，政治公权合理配置，公平实现全体人民各方利益的政治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概念的提出、发展和完善，经过了反复认识的探索过程。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延安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政权兴亡“周期率”时第一次讲到政治道路，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1]610这是中国政治道路的思想发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以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核心的上层建筑，开辟了中国社会的新纪元。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随着苏联模式弊端的显露，及时提出了以苏为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2]213在这里用了“中国路线”的概念，其实质是在寻找一条适合中国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这个思想是明确的。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为理论主题，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十分关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政治发展问题，他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3]168还强调，我们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4]195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政治体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三大政治改革的任务和目标。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命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概念的确立指明了方向。
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使我国政治建设上升到现代法制的高度。2002年5月31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重要讲话中第一次提出“政治发展道路”的新概念，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5]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走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
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2005年2月4日，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他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完整概念。2007年10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写进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阐明了它的主要内容。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6]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正确道路，它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确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部署，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性的认识，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确立，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发展，丰富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内容结构及特色
依据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深刻论述，其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核心是党的领导，目标任务是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2）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制度保障。（3）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高政治文明水平，推进政治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的发展动力。（4）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支持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好地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重要的发展条件。（5）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科学内涵的逻辑结构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指导思想层面，要求以政治理论包括民主政治论、政治改革论、政治制度论、政治文明论、民主执政论、依法执政论、依法治国论、统一战线论、参政议政论、行政管理论、民主监督论等为指导思想，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前进方向。二是制度保障层面，要求以“四大政治制度”为依托，从最高权力的人大制度到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从多党参政的政党制度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四个方面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健康发展。三是政治实践层面，要求由政治理论转化为政治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政治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发展任务，在实践中又好又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高政治文明水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概念中，最鲜明的特点是“中国特色”，在6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已突显出“中国特色”。其主要表现是：
1.领导力量的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和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和改革开放面临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始终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努力成为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坚持党的领导这一特点和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发展才有希望。
2.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坚持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成为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志的共同理想追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方向，以共同理想凝聚力量，形成共同团结奋斗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思想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3.本质核心的中国特色。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本质和核心，是与其他一切社会政治道路的本质区别所在。其中国特色就在于：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最终目标，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中国特色还在于：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依法治国、治党，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4.发展动力的中国特色。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动力所在，只有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才能有不竭动力和方向途径。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有效治理国家；扩大人民民主，保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有序扩大公民参与政治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利，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
5.政治体制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集中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和符合中国政党实际的政党体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其特点是能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邓小平指出：“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4]220还指出，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这是中国国情决定的。中国政党体制采取的形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体制的特色是：一方面，能实现广泛的民主参与、集中各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的智慧，促进执政党和各级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另一方面，又能实现集中统一，统筹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利益，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又一重要形式。
6.民主形式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民主形式的鲜明特色，集中表现为“两个结合”：第一，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结合，其结合点是“带动”。这就是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通过发展和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达到最终推进整个国家人民民主建设和政治文明发展的战略目标。这种民主的带动和结合是相互作用的，要通过三个途径。一是精神带动。党内民主建设的精神转化为人民民主的精神；二是法制带动。人民民主建设的法制转化为党内民主的行动。如1979年修改《选举法》，人大代表由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8年后党的十三大第一次引入了党代会，实行差额推选程序。三是制度带动。要求以各种制度把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联系起来。如民主集中制，既是党内的组织原则，也是国家的一项具体制度。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制度把党内民主建设与人民民主建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效推动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第二，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我国坚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民主形式上采取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其中国特色集中表现在两个民主相结合基础上，突出了协商民主。凡是重大政策和重大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在各个方面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这样有利于扩大社会各界的有序政治参与，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展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这种协商民主具有广泛性、包容性和真实性，是创新的民主形式之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考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探索中发展，经过三个发展时期。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奠基准备时期（1949-1978年）。这个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酝酿准备时期。在这29年间，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为着力点，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以人民民主的国体和民主政体的确立为标志，“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人民民主时代”，[7]432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了充分的奠基和准备。这个奠基和准备集中体现在五件大事上。
第一件大事，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它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全会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8]809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总目标和基本途径。会议还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伟大的，但是胜利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提醒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因此，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加强。七届二中全会为新中国的成立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第二件大事，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三个重要政治文件，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选举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其中《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是一部建国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以及国家结构形式，论述了政党制度。“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共同纲领》成为规范和衡量全国一切党派、团体、个人的行为活动的共同准则。”[9]16
第三件大事，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标志着中国人民受奴役受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从此开始。时隔近三年的1952年，中央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这是建国后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
第四件大事，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新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正式确立。实现了从专制独裁政治到人民民主政治、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转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和正式实行，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伟大创造，为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确定了一种新型政权组织形式和总的民主程序，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同我国的国体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保证。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全国人民指明了一条通往包括政治道路在内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个良好开端。
第五件大事，1966年5月开始的十年“”。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历史上，这场“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留下了极其沉痛的教训，为我们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提供了历史借鉴。
“”对我们党、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在政治思想上，由于“左”倾错误理论的影响，造成人们思想的极大混乱，社会风气、道德水准下降，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个人崇拜及各种错误思想泛滥。在政治生活上，党的组织和政权机关受到空前浩劫和损失，长期陷于瘫痪状态；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大民主横行，破坏了民主集中制，阶级斗争为纲统揽一切，玷污了人民民主，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在党的建设上，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引导下，党的机关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激烈冲击，搞乱了党的指导思想，败坏了党的作风，破坏了党的纪律，降低了党的威信和凝聚力。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探索中断。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形成时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方面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作为实践模式，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为思想模式，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是一个统一体。其形成过程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80、90年代，以党的十六大为形成确立的标志。在这个探索过程中，经过了三个阶段。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探索形成的历史起点。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形成的历史起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从根本上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纠正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起点。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第一次把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之一明确提了出来。决议对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深远的影响。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首次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的改革问题。1982年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在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从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就定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二大在强调“两大文明”建设要靠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支撑的同时，还强调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密切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制化。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这个重要的探索实践，集中体现在党的三次重要会议上。一是党的十三大。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建设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改革的长远目标，进一步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探索进程。二是党的十四大。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大会确立了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明确提出了“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新任务。三是党的十五大。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政治纲领，第一次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政治任务。这一任务要求，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这些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2002年5月，在中共中央党校一次讲话中第一次提出“政治发展道路”的科学命题，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论述了这条道路的核心内容、发展目标和发展任务等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首先，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其次，把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其三，第一次揭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内容。这个“三者统一”重要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和确立。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发展创新时期（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党的十七大为标志）。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重要战略思想，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新理论和重大战略决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发展上开辟了新的境界。以党的十七大为标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民主政治发展的新理论、新观点和新举措，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主要的理论创新有如下几个方面。
（1）政治发展道路命题的创新。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科学命题。这一命题的表述是完整的、系统的，它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有机统一体。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又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政治发展道路基本内容的创新。党的十七大丰富和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内容。其表现：一是提出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新论断，丰富和创新了邓小平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二是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长期奋斗的新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三是提出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新概括。党的十七大强调，必须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四是阐明了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的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
（3）政治发展道路动力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动力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七大作出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新部署。基本要求是在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下，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的，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保证。
（4）政治发展道路制度框架的创新。党的十七大把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制度框架和制度基础。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发展了这一制度框架的思想，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概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新命题。在这个制度体系中突出了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机制的具体制度，尤其是突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
（5）政治发展道路战略举措的创新。党的十七大和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战略任务和战略举措全面系统地进行了阐述。归纳起来是：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利；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6）政治发展道路领导力量建设的创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领导力量，党的建设就是关键的关键。为此，党的十七大和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对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其创新思想集中反映在“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上。其创新点是：第一，首次提出“一条主线”和“一个要求”。即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必须把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作为基本要求。第二，首次系统完整提出“五大建设”的重点。即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第三，首次提出了32个字的党建新目标。这就是“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0]48
参考文献：
[1]年谱（1893-1949）：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2]建国以来文稿：第9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2-06-01
[6]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8]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下册[M]北京：中国党史出版社，2011
[9]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10]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Conceptual Contents and Historical Survey of the Path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unde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OU Yuanchang
（Zhengzhou Huaxin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1100）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