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科学公理体系实证主义证伪主义
科学是系统地解释现象和行为的学问。在科学的范畴内，问题来来往往只有一条：为什么？要再多问一点，那就是“是什么”。是的，“怎么办”是工程学的问题，而“好不好”则是伦理学的问题了。科学不问“怎么办”，也不问“好不好”（张五常，2002）。
科学回答“为什么”和“是什么”。前者揭示各种现象和行为存在的理由。后者则探讨给定某种约束条件会有什么现象和行为发生。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是的，不能解释既有现象和行为，那就不可能很好地阐述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和行为发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讲科学的主要功能是解释。科学是系统地解释各种现象和行为的学问。
1.事实要用抽象的理论来解释
可是，事实是不可以解释事实的。事实要用抽象的理论来解释。
为什么事实的解释要借助于抽象的理论呢？答案是事实的规律不能不言自明（张五常，2002）。纱窗外，风摇翠竹。但风摇翠竹本身并没有讲出风存在的道理。今夜，月光如泻。然而如泻的月光也没有讲清阴晴圆缺的道理。马歇尔（1991）讲得好：“除非经过理智的考究与阐释，我们不可能从事实中学得些什么。”
那么，用来解释事实的抽象理论是个怎样的东西呢？
答案是，这个抽象的理论一定是公理体系。一切的理论归根结底都是公理体系。
试想，要说明甲概念，我们需要借助乙概念，要说明乙概念，又需要借助丙概念……如此等等，总有一个概念是不能用别的概念来说明的，相反，它是用来说明别的概念的逻辑基础，否则就是循环逻辑。这个概念是什么？是不定义概念了。
同样的道理，要证明甲命题，我们需要借助乙命题，要证明乙命题，又需要借助丙命题……如此等等，总有一个命题是不能用别的命题来证明的，相反，它是用来证明别的命题的逻辑基础，否则也是循环逻辑。这样的命题是什么？是公理了。
因此，一切的理论归根结底都是建立在不定义概念和公理假设基础上的逻辑体系，一切的理论归根结底都是公理体系。你们去看嘛，欧氏几何是公理体系，消费者理论是公理体系，牛顿力学也是公理体系，相对论还是公理体系……告诉我吧，有哪一个理论不是公理体系？
哲学是不是公理体系呢？我说也是。
我不知道今天的哲学课本是怎样讲的。当年我读大学的时候，哲学课本这样讲：世界是物质的。你看，宏观是物质的，天文望远镜看到好远好远都是物质的；微观是物质的，电子压显微镜看到的都是物质的；场也是物质的。所以，世界是物质的。
然而我的问题是，就算你天文望远镜望到100亿亿万光年是物质的，又怎么能证明在100亿亿万光年加1厘米处就没有一个上帝站在那里微笑着俯瞰着这个世界呢？毕竟从人类的产生到此年此月此日此时此刻，并没能超越无限的尽头，又怎么能证明那无限的尽头也是物质的呢？所以我总是讲，你可以说世界是物质的，但是不可以打破沙锅问到底：为什么世界是物质的？只能作为公理来接受，只能把唯物论作为公理体系来接受。
2.理论只有“完美”、“不完美”之分，却没有“对”、“错”之别
我们经常讲某个理论是错了的，某个理论是对了的。这样讲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要记住：一切的理论归根结底都是公理体系。所谓公理体系，就是建立在不定义概念和公理假设基础上的逻辑体系。公理体系由公理假设、逻辑推导、逻辑结论三个部分有机构成。
当我们用经验检验一个理论的时候，我们要极端地注意现实条件是否与理论的公理假设相符合。如果现实条件与理论的公理假设相符合，经验结果又与理论的逻辑结论相一致，那么我们就接受这个理论。如果经验结果与理论的逻辑结论不一致，那又怎样呢？经验结果与理论的逻辑结论不一致，那么或者是逻辑推导出了问题，或者是现实条件与理论的公理假设不相符合。经常出现的情况，是现实条件与理论的公理假设不相符合。逻辑错误有没有呢？也可能有，但如果一个理论有很多人接受的话，那么逻辑错误的可能性就很小了。所以，多数情况下，我们说你那个理论错了，你那个理论不对，其实只是你的前提条件与现实不符，或者你的前提条件与我的不符。
但是，公理体系的要害不在于公理假设本身是否正确（与现实相符），而在于它们之间是否满足相容性、独立性和完备性；也不在于这个体系的逻辑结论是否正确（与现实相符），而在于从公理假设到逻辑结论的推导是否严谨可信。当然，人们不会凭空建立公理体系，并且当公理体系的逻辑结论被检验不正确（与现实不相符）的时候，人们就会修改这个理论体系的公理假设，或者抛弃这个理论体系。但是这并不否定人们可以用错误（与现实不相符）的公理假设构造出“完美”的公理体系。尽管由错误（与现实不相符）的公理假设所构造出的公理体系的逻辑结论是错误（与现实不相符）的，但这个公理体系仍然是“完美”的。
只要公理体系是完美的，即使它的逻辑结论是错误的，与现实是不相符合的，也只是与我们所处的现实不相符合，在另一个“现实”里，在该体系的公理假设所刻画的世界里，它就完全是正确的了，就与那里的经验结果相符合了。所以，条件变了，环境变了，“错误的理论”又变得正确了。在那里，“正确的理论”反而要变得错误了。
既然如此，作为公理体系的理论本身来说，又有什么对、错可言的呢？
例如，欧氏空间中三角形三内角和等于，但在非欧空间，三角形三内角和大于。我们不能因为欧氏空间中三角形三内角和等于的事实，就否定非欧几何，说非欧几何错了；我们也不能因为非欧空间中三角形三内角和大于的事实，就否定欧氏几何，说欧氏几何错了。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作为理论基准的经济模型，其公理假设与经济现实都是不全符合的。例如，科斯定理、MM定理、阿罗－德布鲁模型，其公理假设与现实都不全符合。自然地，这些理论的逻辑结论与现实也就不相符合。
这些理论，我们不仅不能说它们是错了的，还不能说它们是没有用处的。事实是，这些理论的研究者都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理论不仅有用，而且是大有用处。它们发挥着“参照系”的功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架构和视角。我们把现实中的某个因素加入进来，利用模型所建立的既有平台做分析，然后和模型的既有结构和结果进行比较，就可以观察现实中的这个因素的作用机制和效果了。所以钱颖一（2002）讲：“以为这些模型描述的是现实世界，因此将它们到处套用，或者，因为观察到这些模型与现实的差距而认为它们都是胡言乱语、毫无用处，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科学理论的含义
理论只有完美、不完美之分，而没有对、错之别。那么，是不是所有完美的理论都是科学的理论？怎样的理论又才是科学的理论呢？
实证主义主张，如果理论的逻辑结论得到了实践的检验，那么这个理论就是科学的理论。确实，如果一个理论永远没有被检验的可能，那么这个理论不会是科学的理论。但仅仅因为理论的逻辑结论得到了实践的检验，就说这个理论是科学的理论肯定是不够的。
中国古代有一个传说，认为月蚀是天狗吃掉了月亮。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中国人曾以这无稽的假设，准确地推测了月蚀所发生的时刻。今天我们用新的月蚀时刻理论替代了古人的月蚀时刻理论。但要知道，古人的月蚀时刻理论的逻辑结论是很好地得到了实践的检验的。
证伪主义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主张科学的理论一定要有证伪的可能性：被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一定要有被事实的可能。
很显然，仅仅因为一个理论有被事实的可能就称其为科学的理论，那是极端荒谬的。但如果一个理论永远不可能被事实，那会是怎样的呢？没有被事实的可能，要么理论是没有内容的，要么就是宗教、艺术等别的非科学的东西。这不是说宗教、艺术等不重要，而是说这些东西并非科学。
科学不是求对，而是求可能被事实，但又没有被事实（张五常，2002）。
可能被事实，这样的理论才是有内容的，才是可以约束行为的。说理论有内容，是说给定理论的约束条件，那么该理论的逻辑结论就是明确可指的。这也是说，给定理论的约束条件，那么与该理论逻辑结论相一致的现象和行为就一定要发生。理论必须要有充分的内容，才是具有解释力的。很显然，理论的约束条件包含的内容越多，那么理论的逻辑结论就越明确可指，理论的内容就越充分。
可能被事实，但又没有被事实。这样的理论一定介于套套逻辑和特殊理论之间。套套逻辑是没有内容的同义反复。特殊理论则是因为理论的约束条件过多，理论的逻辑结论过于特殊，不能一般化，因而也是没有解释力的。
科学的理论一方面要接受实证主义的检验，另一方面还要接受证伪主义的检验。一些人相信上帝，另一些人则不相信上帝，从来没有人成功地证实上帝的存在，也没有人成功地证实上帝的不存在，因此关于上帝的理论是宗教，不是科学。我说上帝长的像我谢作诗，这不是科学。因为你既无法证实上帝长的象我谢作诗，也无法证实上帝长的不象我谢作诗。
一个理论，既要有证实的机会，又要有证伪的机会。只有这样的理论才是科学的理论。
参考文献
刁仁德，2004，“需求定律的幻觉”，《经济学消息报》（2/6）。
马歇尔，1991，《经济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
钱颖一，2002，“理解现代经济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
青年科研管理工作者一般都是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硕士、党员，他们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较高的知识结构，因此有能力担负起学科团队、课题组、科研一线人员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无论是院级科技处还是所级领导必须给予其最大的信任，要敢于并善于把重任交给他们。在工作中不怕出现问题，一旦出现问题也不用急于去批评否定，而是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每每解决一个问题就会积累一点点经验。青年科研管理工作者会善于在工作中总结，在总结中工作，经过时间的考验，青年科研管理工作者终会发生量的改变和质的飞跃。青年科研管理工作者和其他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满怀热情这种热情，终将绽放在工作中各个方面，体现在科研项目的日常运作、科研项目的申报、科技成果和专利技术的申报、监督科研任务书的落实、编写科研工作总结汇报等过程中，青年科研管理工作者会积极协调，使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尽量保持一致。在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下，信息化时代带来的不仅是日新月异科技研发，还有与时俱进的科技平台的创建、科研项目数据库的建设、新科技软件的实施等等新产物，相对一些年长的科技管理工作者，青年科技管理工作者更具优势。
2对提高青年科技管理工作者业务能力的对策
2．1提高写作水平，多读多写多练
科研管理工作者不能忽视写作能力。写作体现在科研管理工作的方方面面，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就很难开展工作。而写作水平的提高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要把写作当做一种习惯，当习惯变成自然的时候，科研管理工作中的写材料任务就不是一项任务了，而会变成一种乐趣，处理起来就能游刃有余。
2．2要善于总结
总结是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环节。总结对青年科研管理工作者尤为重要，它是对以往工作实践的一种理性认识。是对过去前人工作的一个概括归纳，通过总结能发现新的观点，掌握新的方法，塑造新的想法，得到新的启迪。可以更加正确认清工作中的优点和缺点不足，能进一步明确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少犯错误和提高工作效益。对于青年科研管理工作者，只有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总结、分析、反省和思考，才能逐步积累工作经验，提高业务水平。
2．3科研项目管理采取全程监督项目管理是关键科研管理中的重要一环，在科研项目管理上采取全程监督管理通过开展项目申报答辩质疑，组织所学术委员会专家进行论证，从科研项目的立项—签订合同—项目中期管理包括经费管理和中期执行检查—项目后期管理包括提交验收申请、核对任务指标、组织鉴定验收和科研成果的申报与转化。对已实
施的课题要强化管理，统一上报年度科研计划，根据生产发展及时修正补充，确保科研任务的顺利完成。
2．4增强青年科技管理工作者综合能力
在科技管理工作中要想有所作为，必须提高综合能力，而综合能力包括很多，比如院级领导分配任务后的执行力、遇事处理事情的决断力、在十字路口的选择力、组织协调力等平时善于储备这些能力，有意识地培养这些能力，对青年科研管理工作者的科研管理工作是有驱动力的。
2．5不断学习，提高知识层面的深度和广度
青年科研管理工作者要始终把“活到老、学到老”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只有不断学习、不断给自己充电的人，才能解决知识恐慌和不断创新。要始终坚持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这样一个原则。只有具备了广博的多学科交叉知识结构的管理人员，才能把握当今学科领域的前沿动态，才能在研究方向广、研究领域深的农业科研课题中，正确将科研一线人员的意图和科研思路导向高水平研究。也只有学习才能在实践中不断提高政策管理水平，提高科研管理的档次和研究水平。
2．6加强分析整合复杂信息以及利用各类信息的能力
科学研究对从业人员的能力要求越来越高，青年科技管理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科研管理人员应有较强的综合业务水平、整合复杂信息的能力。科技管理办公室作为信息的集散地，每天都面对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大量信息，整合利用好这些信息资源，是青年科技管理者的一项重要职责。加强整合能力能够将科学研究任务、项目、经费、成果、等多重科技管理任务统筹兼顾，有利于处理由于多重任务或新增任务带来的矛盾。
2．7管理方式艺术探究
只有科学的方法才能推动工作顺利开展，要做到忙而不乱，紧而不急。青年科研管理者应该勤于思考，要分清轻重缓急，要统筹兼顾。对于年轻、资历较浅的科研管理工作者如果不讲究方法，不讲究管理艺术，会滋生一些不满情绪，有些事情会弄巧成拙。把握一种科学的技巧和方法非常必要，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方法相结合，带动科研工作的全面发展。
2．8加强制度化管理，使科研工作能够顺利保质保量完成
青年管理者在工作中只有掌握并遵循制度下管理行为的科学规律并依章照程行事，才不会造成管理行为的个人主观随意性。要不断完善各项制度。对工作中长期行之有效的办法要加以理论升华，固化形成新的制度。要善于总结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制度建设加以解决。改进工作，制度建设是基础，落实制度是关键，只有制度的落实才能使科研管理工作更趋科学化、合理化和规范化。
2．9创造良好的硬件环境
定期组织省内外同行专家举办讲座交流会，召集科研工作一线人员开展青年座谈会，交流新想法，新思路。每年定期举办青年论文交流报告会，课题中期举办中期课题进展报告等等通过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报告，营造出学术氛围，活跃学术思维，令青年人的研究思维的火花在特定的平台迸发。这样可以更好地带动所青年科技工作人员的学术研讨热情，并促进跨学科、跨领域的交流与交叉。
3结语
[论文摘要]社会转型伴随管理转型。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加快，必然要求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本文从这一实践出发，结合传统文化、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和制度因素，提出符合市场经济本性要求的企业内部和外部合理有效的制度建设以及在此基础上企业家择优机制的形成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的关键。
一、引言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实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提出了建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科学的迫切性。但是，学界仍然在延用20世纪80年代初以管理二重性为理论基础，提出的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管理科学建构指导思想。其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并未深入探讨以我为“主”的内容究竟有哪些，如何判断和选择众学之“长”，怎样才能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可操作性管理模式。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建构需要从制度基础和传统管理文化因素的相互关系角度出发，建构各种管理文化因素有筛选取舍功能的制度结构。
二、西方管理理论在转轨时期应用研究
进入市场经济进程以后，但是，我国在现实管理活动中深受自身独特的文化积淀的影响。而这种文化积淀，是缺乏社会化大生产和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的中国农业社会管理思想的延续，浸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实质。从现实来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由单一计划型结构向市场契约型多元结构的转变。经济多元化的出现导致单一利益关系的分化，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利益多元化。市场经济进程表明，利益分化除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体制内经济利益分化以外，中国社会还存在体制外的利益分化，即一些人、群体或集团，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和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凭借手中政治地位、经济势力及支配资源的特殊权力，利用非市场化方式，通过不公平手段获取额外财富，形成具有投机性、排他性的既得利益集团。究其实质，则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双向寻租行为。尽管寻租行为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中同样存在，但是我国转轨状态使这种行为差不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非规范经营行为与寻租行为越重，则政府收益越少，而部分政府官员个人的收益与寻租成功的企业的收益却越多。于是企业与政府之间就会出现相互报酬递减的关系。这是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陷入长期落后的陷阱的重要原因。分析表明，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经验基础上总结概括出来的管理科学，在现阶段我国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大都缺少现实的基础。
三、传统管理思想在转型时期应用分析
反观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其价值取向与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取向可谓格格不入。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本主义，把个体价值归结于社会价值，倡导重义轻利。但是，以功利主义为原则的市场经济却认为唯利是图是永恒不变的人类本性，强调”经济人”假设的普遍适用。再者，以孔孟之道为主的古代管理思想，主张三纲五常伦理模式为核心的等级制度，宣扬专制式人治主义。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契约型经济，崇尚以法治国，重视共同的契约式约定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过程。而在具体管理模式上，中国古代管理方略经历了春秋战国的雏形期和秦汉以后定型期两个阶段。前者主要包括：德治教化的儒家思想；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严法律民、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以及兼爱非攻、兼爱交利的墨家思想。后者则逐步形成以”儒学为主”、”道法相辅”为学派结构的中国古代主干管理思想。其后虽多有变化，但终未越出以儒家的”德治教化，修身治国”作躯干，添加”援道入儒，无为而治”、”阳儒阴法，德主刑辅”为两翼的内圣外王管理模式。很明显，管理知识一直未能与治国思想分离而成为专门的科学知识，强调的是以平均和共存为特点的有序、统一、稳定的内部和谐状态。因此，难以胜任市场经济时期中国管理的重任。在提倡竞争、创新和科学精神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以求和谐、中庸为代表的古代管理模式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四、操作模式的建议
本文赞同在探求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过程中，广泛吸取多种管理创新资源，从中国现代独特的价值、文化视角去发掘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和中国古代以“治国之道”表现出来的管理文化。但是，必须强调这种文化的汲取必须由新的企业产权制度的安排来起主要作用。由于该制度的功能机制却在于企业家作用。现代产权制度的构建需要众多的真正的企业家在实实在在的经营实践中去探索、去博采众家、融贯中西推陈出新。为此，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不仅要求符合市场经济本性要求的企业内部和外部合理有效的制度建设，而且与完善企业经营者择优机制是不可分的。在这种择优机制的作用下，优秀企业家的涌现不是靠亲情关系的提拔，不是靠行政式的领导赏识，而是靠制度性的竞争，以优胜劣汰的规则产生。因此，建立在现代企业制度上企业家择优机制的形成是西方管理科学得以真正移植，并能同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相融合而达到建构中国自己的管理科学的充要条件。
另外，在具体操作模式中，既要极力营造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又必须强调允中谐协、知权通变。以平等、开放、宽容的态度对待古今中外的一切管理知识，从西方管理科学和中国古代管理文化中分析、剥离出各种不同的观点、思想，审时度势，在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判断标准基础上，将他们应用到实际管理中去，最终建立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
参考文献：
关键词：科学学；元研究；理论科学学；交叉学科
中图分类号：G3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5.04.001
科学学20世纪20年代创生于西方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被引入中国。作为一门以科学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科学学在推进科学发展、技术进步，协调科学与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与人文关系，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末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以来，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正在走向以中高速为基本特征的新常态。面向经济建设的科学技术和服务于科学技术发展的科学学，也开始向新常态转轨。科学学领域特别是科学学元研究和理论科学学研究方面的产出数量处于稳步增长，研究的主题相对集中，开始向聚焦问题的纵深方向发展。成果产出的研究者和学术团体比较集中，除代表性的研究群体以外，加入研究队伍的新生力量增长放缓。从整体上来看，科学学研究呈现出中速发展的新常态。
1 科学学元研究
科学学元研究，是指对科学学这门学科本身的一般性、共同性、普遍性问题的研究，如科学学的演进历史、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范式、学科定位、学科结构、分支学科、发展趋势等。开展科学学元研究，是确保科学学在中国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学术基础。1977 年10月钱学森先生在关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状况的学术报告中倡导发展“科学的科学”，被学术界视为科学学在中国的发端。科学学刚被引入中国之时，首要任务是向国人推介这门学科，思考它在中国的发展路径。因此，科学学元研究与科学学研究几乎是同时起步的。
1.1 科学学的性质
科学学元研究领域集中了科学学研究队伍的基本力量，研究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为期刊论文。针对于科学学研究团队，王续琨[1]等对1979-2008 年之间发表的科学学类（含科学哲学、科学史）元研究期刊论文第一作者的相关信息进行统计，分析了科学学类元研究期刊论文的地域分布、机构分布和第一作者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多产第一作者，展现了30 年来科学学类元研究队伍的基本情况。1979-2008 年，中国的科学学类元研究期刊论文的数量在起伏中呈现快速增长的总体趋势。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统计结果表明，科学学类元研究期刊论文在学科分布、地域分布和机构分布方面，均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性；一半以上的第一作者是拥有高级职称的研究人员，第一作者发文量的高峰期为36～40 岁，多产第一作者发文量的高峰期为41～45 岁，61～65 岁的多产第一作者发文量也相对较多。
科学学研究的内容丰富全面。文庭孝[2]等人认为，科学学关注知识计量问题，作为一门服务于科研管理和决策的重要学科领域，它主要通过考察知识及其载体的数量特征等手段研究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和科学研究的活动规律，其分析角度广泛涉及科学计量学、科学技术统计学、科研绩效评价等研究领域。
近30 年来的科学学在中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已越来越要求对科学技术的结构、发展规律，以及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进行研究。冯之浚[3]撰文，认为科学学是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交叉融合形成的一个研究领域，是研究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学科。它的主要特征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决策理论、系统方法和计算机技术，为各级决策部门的战略研究、规划制定、政策选择、组织管理、技术评估等提供科学的论证和可供选择的方案，为各个方面特别是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也就是说，它为决策的科学化提供理论、方法、技术和程序，为决策的民主化提供智力支持。由于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实践的呼唤，“多谋”与“善断”、“咨询”与“决策”正进行适当的分工。科学学作为专事研究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及其政策的“多谋”学科，越来越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1.2 科学学的学科结构及其分支学科发展
科学学的学科结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体系，其分支学科的创生和发展推动了科学学自身结构的不断完善。伴随着中国引进消化和自主发展管理科学的历史进程，对管理科学各种一般性、共同性、普遍性问题进行探讨的管理科学元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从而为创建管理科学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续琨[4]等构建了管理科学学的学科体系，分析了其研究的主要内容。管理科学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管理科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定位、演进态势、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学科结构以及管理科学教育和教学等。为了更好地促进管理科学学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今后一个时期需要实施双向分合推进、纵向引导深化、扩充研究队伍等策略。谷兴荣[5]等人以科学学等基础理论为基础，从理论上研究了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的应用机制和管理效果，探讨了科学技术管理方法影响管理对象心理和行为的途径和过程，向管理学、心理学等领域衍生出新的学科分支。
1.3 科学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
科学学的产生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最初以研究科学哲学、科学教育等为主。到20世纪60年代，科学学受到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广泛重视，逐渐形成了科学计量学、科学心理学、科学管理学等分支学科和研究方向。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创刊30 周年的历程，是中国科学学兴起与发展的历史缩影。刘则渊[6]等对30 年国内期刊发表的科学学主题文献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展示了科学学文献的时序分布、期刊分布和作者分布，《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杂志的科学学主题文献量居各刊之首，引领着中国科学学的发展走向。对30 年中国科学学主题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通过科学学文献共词网络的若干知识图谱，展现了中国科学学研究前沿与主要领域，存在从内层、中层到外层三大知识群的圈层结构，呈现出以科学的量化分析为主导的科学计量学和以科学的哲学分析为主导的科学技术学两大知识板块，以及相应的科学学两条互补的发展路径。展望未来，我国科学学一方面必须追踪国际科学学及科学计量学的可视化转向，着力向科学学理论、方法、应用的广度与深度进军，另一方面必须紧跟全球知识大变革的时代，以应对现代科学技术和研究方式的最新变革。胡志刚[7]等人基于对科学学领域9种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学分析，描绘了2009-2011年科学学领域的新特点和新趋向。在研究主题方面，认为近年来科学学领域基本稳定但反映了时代特征，具体表现为“WTO”、“知识经济”等相对老的研究主题逐渐冷却，“低碳经济”、“金融危机”、“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新的研究主题逐渐升温；在高产作者方面，呈现明显的新陈代谢现象，反映了本领域研究的可持续性；在研究机构方面，均匀分布于国内各主要城市，地理上分布广泛，内容上集中于主流研究领域，能够满足特定区域的发展要求。
20世纪80年代《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科学学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等科学学期刊相继创办。科学学专业期刊在推进学科发展、培养专业人才和辅助科学技术决策中发挥了积极的重要的推动作用。为了解科学学研究现状，李长玲[8]等对2001-2005年和2006-2009年两个阶段科学学主要期刊发表的论文进行分析。对两个阶段的研究热点和主题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我国科学学的研究具有两大特点：一方面，科学学是一门随时代进步而发展的科学，它的研究主题不仅紧跟时代步伐，同时也影响着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科学学必须与时俱进，融入到科学技术变革的潮流之中。另一方面，科学学的研究方法正处于从单纯依靠定性研究向定性和定量综合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国内科学学研究的理论也在逐渐向多样化的方向发展。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是科学学研究迈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姜春林[9]等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中国知网中收录的26种科学学期刊的网络结构进行研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Ucinet分四个时间段绘制了26种期刊的期刊共被引网络图谱，引入了网络密度、凝聚子群、核心-边缘结构等概念对网络结构做了剖析。科学学期刊之间的引用随时间的推移变得频繁，形成了以《科研管理》、《科学学研究》等为代表与其他期刊关系紧密且控制知识流动的核心期刊，这些期刊的研究热点具有很高的一致性。李@岳[10]基于期刊的h指数，构建了时间活跃h型指数和动态h型指数，从影响力活跃性和平均年代影响力的角度对中国引文数据库中科学学类的核心期刊进行评价。
科学学30多年的演进发展历程表明，这门新兴学科能够在中国扎根、发育、成长、繁盛，仰仗于两个方面的重要支撑条件：一是在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开设课程，既通过编写教材使已有研究成果系统化，又为这门学科培养后备研究力量；二是创办科学学专业刊物，为这门学科提供发表研究成果的稳定园地，宣传科学学并进而引导学术研究方向。1980 年创刊的《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是中国第一份以“科学学”这个学科名称命名的期刊。随后，《科学学研究》于1982 年试刊，1983 年正式创刊。自此以后，两份科学学专业期刊相携而行，共同记录着科学学在中国演进发展的历史进程。王续琨[11] 分析了科学学专业期刊在推动科学学研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1 宣传科学学和集结研究队伍的前沿阵地；2 展示科学学元研究成果的核心园地；3 推进软科学、交叉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4 关照新兴学科创生发展的先导媒体。
从“科学学”到“科学技术学”，不仅意味着研究对象从“科学”扩展到“技术”，而且意味着研究范式的重大变迁。李正风[12] 对这个历史演进过程中研究范式的变化进行了历史的考察，梳理研究理念变迁的历史线索，厘清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关系，探讨了研究范式演变的趋向。
2 理论科学学研究
科学的本质探讨的是科学本体论的问题， 它要回答“科学是什么”，这个问题是所有科学研究者以及科学教育者和学习者，在接触科学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贝尔纳富有开创性地归纳出至今人们研究科学时仍要不断提起的科学的五种形相，并揭示了科学本质的社会性。
2.1 科学的本质和特点
中国古典文献中出现了不少“科学”用例，然而它们都不是“science”意义上的“科学”。关于科学的起源，周程[13]认为将“科学”用来对译“science”的用例率先出现在日本。虽然“科学”一词早在日本江户末期的兰学家高野长英的著作中就已出现，但高野是在“分科之学”的意义上使用“科学”的。“科学”在中国的普及实际上发生在大批留日学生归国之前。继康有为前在书中征引了日文“科学”一词之后，梁启超在日本、王国维在国内相继使用“科学”一词。1900年后，杜亚泉、钟观光、虞和钦等有过日语学习经历的学者开始频繁使用“科学”，不通日文的严复1902年起也开始大量使用“科学”，加上章太炎、马君武、鲁迅等赴日学人的推波助澜，“科学”很快就取代了“格致”，并对此后的新文化运动以及唯科学主义思潮的兴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随着科学的进步与发展，人们关于科学本质的看法也在不断深化。章进[14]以哲学原理的视角，结合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等方法论，提出科学和哲学、思想的直接关联性，并总结了科学的创新需要自由化的思想这一结论。同样是哲学的角度，孙利天[15]基于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作家对科学、逻辑认识的交集，指出如今的科学仍需理性对待哲学的挑战，不能忽视逻辑和真理。王娜[16]从语境主义的角度来解读科学，表明科学既不是纯粹客观意义上也非纯粹社会性的，而是自然与社会相互塑造的产物。对科学的解读， 既要关注社会性语境的认识论回答， 又要关注认识论语境的社会性回答。科学应成为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共同关注， 密切合作进行研究的对象。张雁[17]论析了贝尔纳的科学本质观。贝尔纳认为，科学不仅仅是累积的知识传统，而且是一种社会建制，是社会生产力。贝尔纳对科学形相认识的突破在于认识到了科学的社会形相，深入揭示了科学的社会本性。社会学术研究的科学归并是贝尔纳科学的社会本质观的表现。
2.2 科学发展的规律
关于科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从量化的角度来说，人们最早注意到的是科学的直线发展模式。随着科学成果的增多，科学成果的指数规律应运而生。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发展的指数上升规律也遭到人们的质疑。就非指数规律而言，有普赖斯的S型规律，杨沛霆的震荡规律，赵红州的阶梯指数规律，他们都从不同的侧面批评了指数规律，并论述了科学发展的速度的变化性。姜春林[18]等利用利萨・罗斯纳编著的科学年表再一次对科学中心转移现象进行了测度，所得结果没有对科学中心转移这一现象给出强支撑，并从系统科学角度，建构了科学系统内部运行的因果关系模型，对科学发展的不平衡现象进行解读，得到如下结论：科学系统的四大要素，科学家人数、图书情报资源、先进的科研设备以及科研经费共同影响科学这一子系统的运行，外部环境通过这些要素起作用。美国学者拉迪・多恩布什在1999年的《伟大的繁荣》一文中写道：“站在今天的水平上进行比较， 1900年简直就是石器时代。”王荣德[19]等从认识20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分析了21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诺贝尔科学奖提供了20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全息图景： 研究方法由低级向高级发展， 研究手段由单一向综合转变， 研究力量由个体向群体过渡， 研究中心由欧洲向美国转移。正确认识这些特点和规律， 对于科学把握21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 具有重要意义。
在西方科学技术哲学取得重大发展的同时，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基辅学派等其他学术团体的研究也值得借鉴。李然[20]等指出，俄罗斯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发源地，是世界科学技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后来和西方科学技术哲学之间产生了巨大差距，但特色鲜明、发展迅速。文章分析了俄罗斯科学技术哲学在转型时期的要素和发展变化，以发展的观点指出其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哲学的借鉴意义。宋兆杰[21]等总结了多布罗夫及其创建的基辅学派的研究成果，肯定了其在科学技术潜力及评估方法理论、科研人员优化理念和科学技术预测思想等方面做出的贡献，揭示了乌克兰等国家在后苏联时展科学学方法论的意义，并强调了吸收基辅学派研究成果为我国科学学研究所用的可行性和现实意义。
新世纪，科学技术进入飞速发展的新时代，怎样从海量的科学技术信息及其相关信息中扫描、识别、监测和追踪科学技术主题的发展变化，怎样高效获取和有效组织这些信息，并从中发现科学技术的体系结构、领域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成为探析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重要手段。谭宗颖[22]等设计并实现了动态监测与追踪、反应快速、分析深入、功能集成、可视化展现的科学技术发展前沿信息监测与分析平台，实现基于知识本体和知识发现，有机集成信息抽取、数据转换与存储、数据挖掘、科学技术发展前沿走势分析方法和工具。一个科学理论（或一项技术）的早期发展水平主要是由创造能力决定的，学习能力以及淘汰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该科学理论（或技术）发展的中后期或者后期。姜照华[23]等认为，具体的科学理论，如同一个具体的生物一样，有其生命周期。他们论述了科学理论发展周期的五个阶段及其各自的特点，并以生态城市的理论发展为例，说明科学理论发展的周期特征。在起步阶段、酝酿阶段和快速发展阶段，创造力起到最重要的作用；而在成熟阶段，学习能力起到最重要的作用；在分化阶段，淘汰率起到最重要的作用。技术的发展也基本符合这一规律。
2.3 科学学家与科学发现
科学家（科学精英）是科学生产的主体，但其影响力不仅限于科学生产本身，不论是最早的科学学哲学家Б・М・凯德洛夫、还是创建了基辅学派的多布罗夫，都在科学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科学计量学之父普赖斯在科学史、科学学、科学计量学以及科学引文网络领域成就卓著，刘则渊[24]运用多视角引文网络分析的CiteSpace可视化技术对普赖斯的学术成果及其国际影响进行分析，展现出普赖斯广泛的研究兴趣和不倦的探索精神，其影响范围广阔而持久。
钱学森是我国科学学的首倡者和主要奠基者，刘则渊[25]指出，钱学森坚持马克思主义早期科学学研究的指导作用，主要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互动学说来考察科学技术活动，体现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两种关系进行研究的基本范式。钱学森以“系统科学思想”为核心，其“系统科学与工程”、“思维科学”、“大农业经济”、“科学学”、“技术科学”、“城市科学”和“人才培养”等观点尤为后人所关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钱学森科学思想体系。黄庆桥[26]指出钱三强在我国科学学发展中的重要贡献，他推动成立科学学与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会、建设学术刊物及学科学位、促成科学学在中国的建制化，同时，他重视对科学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与研究方法的规范、创新，强调建立中国特色的科学学理论，促成了科学学在中国的规范化和理论化。
科学发现是现代科学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计算就是利用计算机模拟等技术，结合科学学及科学计量学实现基于文献的科学发现，以此来发掘科学研究中的新发现、增长中的新领域并且解释科学发现中的知识创造与扩散。美国科学基金委员会（NSF）斥资数千万美元所拟定的“基于赛博实现的发现与创新”的宏伟计划，为科学学和科学技术管理提出了新的内容和挑战。林德明[27]等利用文献计量方法结合知识可视化技术， 通过绘制科学知识图谱计量分析了“文献”与“发现”之间的关系，并系统地展示了基于文献的科学发现的发展与现状，明确了实现基于文献的科学发现计算性的现实基础，包括由Swanson所提出的以非相关文献为基础的知识发现理论的研究，以及以相关文献为基础的科学发现的研究，尤其是应用科学计量学方法对科学发展前沿和热点的感知与识别的研究，这些研究为科学发现计算性的实现提供了参考。在研究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一种计算机模拟结合可视化技术计量文献的新视角，并且提出了实现基于文献的科学发现计算的途径。
2.4 科学共同体
随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新变革，基于统治理念的公共管理模式正面临挑战，而基于治理理念的公共治理模式为迎接挑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思路。科学共同体作为一支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参与科学治理，是实现良好科学治理的基本要求。
齐曼是国际公认的科学学权威学者，以其为核心形成了科学共同体，并实现了其理论体系的融合和超越。孙文彬[28]等通过梳理科学共同体研究四种模式（默顿的规范研究模式、库恩的范式研究模式、普赖斯的计算研究模式、齐曼的后学院的研究模式），从自然主义认识论、后学院科学模型、科学知识进化论、大科学交流网络、科学的地图之喻五个方面阐释了齐曼科学学理论体系的丰富成果和重大意义。
程志波[29]等认为自律、自主和自治是科学共同体参与科学治理并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条件，而自律性、自主性和自治性不足是我国科学共同体存在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科学创新能力的提升和科学治理目标的实现，应从决策机制、管理模式、组织建设、学术评价和精神气质等五个方面予以解决。郭凤娇[30]等以《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2001年到2011年间有关科学学的37274篇期刊论文为研究对象，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SNA）分析了我国科学学的潜在合作者与合作机构，结果显示：当前科学学合作研究仅限于小团体范围，同一研究领域的潜在合作团队基本形成，主要研究机构的特色研究领域明显。
2.5 科学知识体系与交叉学科研究
科学知识体系和交叉学科的研究是理论科学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从2010―2014年检索的文献分部看，关于新兴交叉学科相关问题的研究是理论科学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引文分析既是一种对文献引证与被引证关系进行分析的活动和方法，也是包含对引文关系进行分析的原理、方法、应用在内的一门学科。从普赖斯、加菲尔德到斯莫尔，已确立起日臻完备的引文分析理论与方法，构成科学计量学的基础与主流，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在科学计量学中已形成一门成熟的分支学科―引文分析学，现代科学计量学和文献计量学都构筑在引文分析学的根基之上。梁永霞[31]等探讨了引文分析学的知识流动理论： 从观念联系与知识流动的角度来探讨引文分析理论，除去那些复杂的文献引用动机或引用的社会影响因素外，可以把文献引用的过程抽象为知识流动的过程。从知识论关于知识的发展模式来看，文献引用的过程都是在前人知识的基础上知识进化的过程，是知识的选择、遗传和变异的过程，也是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的过程。因此，引文分析的过程就是对知识流动过程和知识活动系统的分析。
知识计量学是以整个人类知识体系为对象，运用定量分析和计算技术对社会的知识能力和知识的社会关系进行综合研究的一门交叉学科。侯海燕[32]等利用信息可视化工具进行学科领域共现分析和关键词共现分析，展示了知识计量学的交叉学科属性、以及计算机科学、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知识工程等的核心学科地位。关键词共现图谱展示了知识计量学的15个重点研究领域，知识计量学与知识可视化在知识管理领域的应用研究是知识计量学最为核心的研究内容，基于这一核心研究内容，引申出了其他重要的研究领域，如知识与信息的可视化技术与方法、绘制科学知识图谱和可视化工具、医学情报学和化学等领域中潜在知识领域的可视化研究、应用于生物医学、生物化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知识管理、可视化技术与传统的引文分析方法相结合，应用于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科学计量学、网络计量学等研究、可视化技术在数据挖掘领域与生物化学领域的应用、以及可视化技术在知识发现与数据挖掘领域、图论、算法与应用领域、行为科学、环境科学和化学等领域的更广泛的应用等等。徐迎迎[33]分析了万方数据库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国内情报学相关学科交叉研究的文献，通过利用AVMS模型对研究的60篇文献进行信息可视化分析，得出了图书情报学学科交叉有除了引文以外的多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3 研究结论
自20世纪70年代国际上科学学著作被陆续翻译到我国，科学学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目前科学学在我国仍处于发展阶段。从整体上来看，近5年来科学学在我国的研究和发展已经进入稳中求进阶段，研究文献的产出数量稳定增长，高产作者有我国科学学领域研究的代表人物，新的研究力量也稳步增多。研究领域相对集中，问题研究深度有所拓展。我国科学学研究已经进入发展的新常态。从检索到的文献信息看，专门针对科学学自身的学科性质、学科结构及其分支学科相关研究的文献数量较少。在理论科学学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关于科学的本质、科学发现以及科学共同体等问题的研究，相关的研究文献数量仍然偏少，交叉学科与新兴学科方面研究处于较为活跃的发展态势。当前，科学学在我国的传播、发展和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还不够，未来发展中，应加强科学学的整体性研究，进一步整合可用资源，加强资源的共享与利用。增进学者间的对话与交流，推进学术领域合作研究。同时，应加强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多样化，加快相关文献数据库的建设，扩展科学计量学定量方法及其应用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王续琨， 张崴， 田宇力. 科学学类元研究期刊论文及其作者的统计分析[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0， （10）： 5-9.
[2] 文庭孝， 杨思洛. 知识计量研究的科学学基础[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13， 10： 21-24.
[3] 冯之浚. 科学学在中国[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0， （5）： 5-8.
[4] 王续琨， 郭涵宁， 刘盛博. 管理科学学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J]. 科学学研究， 2010， 28（11）： 1649-1655.
[5] 谷兴荣， 罗灿. 科学技术管理方法的应用机理探讨[J]. 科学与管理， 2014， （5）： 21-25.
[6] 刘则渊， 胡志刚， 王贤文. 30年中国科学学历程的知识图谱展现[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0， （5）： 17-23.
[7] 胡志刚， 侯海燕， 侯剑华， 赵楠楠. 我国科学学与科技管理领域学术群体与研究热点分析[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4， （3）： 7-13.
[8] 李长玲， 纪雪梅， 支岭. 2001-2009年我国科学学研究进展[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0， 27（18）： 22-27.
[9] 姜春林， 张帆， 唐悦. 我国部分科学学期刊共被引网络特征研究[J]. 情报杂志， 2010， 29（4）： 10-15.
[10]李@岳，刘颖，唐永林. 基于时间h型指数的科学学类期刊学术评价研究[J]. 情报探索， 2013， （8）： 5-7+12.
[11]王续琨. 学科发展视角中的科学学专业期刊――纪念《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创刊30 周年[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0， （5）： 24-27.
[12]李正风. 从“Science of Science”到“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研究范式演进的历史考察[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0， （5）： 36-42.
[13]周程. “科学”的起源及其在近代中国的传播[J]. 科学学研究， 2010， 28（4）： 481-488.
[14]章进. 科学的哲学特质及其启示[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3， （1）： 112-116.
[15]孙利天， 赵磊. 一切科学都是应用逻辑[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1）： 33-39.
[16]王娜. 科学是客观的还是社会建构的？ [J]. 科学学研究， 2010， 28（5）： 650-654.
[17]张雁. 贝尔纳的科学本质观[J]. 河海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12（3）： 47-49.
[18]姜春林， 周磊， 唐悦. 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现象的再测度和新解读[J]. 科学学研究， 2010， 28（4）： 500-507.
[19]王荣德， 王]. 从诺贝尔科学奖看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J]. 科学学研究， 2010， 28（4）： 47-52.
[20]李然. 俄罗斯转型时期科学学的研究[D]. 哈尔滨理工大学， 2012.
[21]宋兆杰， 曾晓娟. 多布罗夫： 苏联科学学基辅学派的创始人[J]. 科学学研究， 2012， （1）： 60-65.
[22]谭宗颖， 王强， 苍宏宇， 饶洋辉， 阳宁晖， 聂磊. 科技发展前沿信息监测与分析平台的构建[J]. 科学学研究， 2010， 28（2）： 195-201.
[23]姜照华， 刘则渊， 王贤文， 胡晓玮. 技知识增长的动力及其周期特征[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0， （12）： 102-106.
[24]刘则渊， 梁永霞， 陈悦. 科学计量学之父普赖斯对世界和中国的影响――纪念普赖斯逝世30周年[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3， （12）： 3-9+181.
[25]刘则渊. 论钱学森的科学学思想[J]. 科学学研究， 2012， （1）： 5-13.
[26]黄庆桥. 钱三强与科学学的发展[J]. 科学学研究， 2013， （6）： 956-960.
[27]林德明， 刘则渊. 基于文献的科学发现计算性研究[J]. 科学学研究， 2010， 28（8）： 1141-1147.
[28]孙文彬，李黎，汤书昆. 齐曼科学学理论体系的融合与超越―基于科学共同体研究的新模式[C]. 2012年全国科学学理论与学科建设暨科学技术学两委联合年会论文集[A]. 2012， 9.
[29]程志波， 李正风， 王彦雨. 科学治理视野下的中国科学共同体： 问题与对策[J]. 科学学研究， 2010， 28（12）： 1779-1831.
[30]郭凤娇， 李长玲， 刘非凡. 基于SNA的我国科学学潜在合作情况分析[J]. 科学学研究， 2013， （2）： 184-190+309.
[31]梁永霞， 刘则渊， 杨中楷. 引文分析学的知识流动理论探析[J]. 科学学研究， 2010， 28（5）： 668-674.
[32]侯海燕， 陈超美， 刘则渊. 知识计量学的交叉学科属性研究[J]. 科学学研究， 2010， 28（3）： 328-332.
[33]徐迎迎. 基于AVMS模型的学科交叉可视化研究――以图书情报学为例[J]. 现代情报， 2015， （2）： 87-92+97.
Towards The New Normal： An Overview of Meta-research and Theories on Science of Science（2010-2014）
HOU Jianhua，GUO Shuang，LI Fa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Dalian University，Dalian 116622）
一、科学心理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主要阶段
所谓方法论是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的过程中积累和形成的一种研究工作的模式，库恩(T.S.Kuhn)称其为“范式”(P)。自科学心理学诞生以来，研究方法论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构造主义的自我观察的方法——对经验的主观主义研究方法论
以冯特为代表的构造主义心理学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直接经验。所谓直接经验是与间接经验相对而言的，前者是最基本的心理活动，是意识的基本要素；而后者只是关于某种事物的知识而非经验本身。在冯特看来，心理学既然是一门关于研究人的经验的科学，因而心理学的方法必定是研究如何观察这种直接经验。他认为，一个人只有自己才能观察到自身所体验的经验，所以心理学的方法必然只能是采用自我观察的手段（亦称内省法，Introspection）(P)。心理学研究的这一观点和方法论思想在冯特的学生铁钦纳(E.B.Titchener)的工作中发展到了极端的程度，他认为只有训练有素的自我观察者才能作为心理学研究的被试。
这种研究心理学的方法论及其所使用的研究技术受到了许多批评。因为内省法只强调以被试、而且一定是需经严格训练的被试的自我观察报告为依据，其结果不仅无法达到一致，而且也使得研究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主观和偏见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消极的影响往往就是他们所规定的训练产生的。此外，他们还力图排斥同时期出现的其他一些心理学研究方法，例如艾宾浩斯的记忆实验研究方法、动物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等。这就使得自我观察法不可能得以更新和发展，其结果则必然被新的研究方法论所取代。
.机能主义的多样化研究方法——以实用主义为基础的心理学研究方法论
构造主义心理学只对直接经验进行自我观察式的研究，因而不能现实地解释人的各种心理现象是如何发生、发展和相互作用的，也不能真正解决人类在实践活动中的各种心理问题。在它受到批评的同时，先后在西欧和美国产生了机能主义心理学。以詹姆斯(W.James)为先驱的机能主义心理学家们认为心理学应该研究意识的功能，强调心理学在人类实践中的应用，主张心理学不仅应该研究正常的成人，而且还要研究动物心理、儿童心理、个体差异和变态心理等课题。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采用了描述法、问卷法、心理测验法和生理实验法等。虽然机能主义心理学并没有完全放弃内省法，但在这一阶段的研究中强调了方法上的多样性和实用性，重视心理活动在操作过程中的特点与规律，探讨心理与生理的关系和环境对心理的影响。机能主义心理学通过采用多种多样的应用研究方法，不仅弥补了内省法的不足之处，而且推动了心理学向更为广泛的领域发展，为生理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物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心理测量学、教育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心理咨询和临床心理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到来打开了大门。
.行为主义的极端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以操作主义为方法论基础
由华生(John.B.Watson)所开创，后为斯金纳(B.F.Skin-ner)所发展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基本上完全否定了对意识的研究，坚持只有能被观察到的、可予以客观记录和定量化的行为才符合心理学研究对象的标准和原则。这在实质上就是把布里奇曼(P.W.Bridgman)在物理学中所倡导的操作主义观点作为心理学的方法论基础，并以此指导心理学的研究。
行为主义心理学作为对构造主义心理学的一种反叛，在方法论上继承和发展了机能主义心理学重视心理机制和心理过程的研究以及实际应用的原则，彻底抛弃了对意识的内省式研究方法，提出了SR的研究模式，并最终成为一种“没有头脑的心理学”。由于行为主义在基本观点和方法论上的极端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偏见，使它无法对行为产生的心理和意识等有关人的内部过程作出完整的、客观的和全面的解释。但是，它所发展起来的一整套能精确控制、测定行为的研究技术和方法，还有它对环境、刺激条件以及行为反应变化的关系所作的客观描述与精确的测量，使心理学彻底脱离了仅仅只能依靠被试的自我报告这一缺乏客观依据的非科学状态，成为一门能为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能对人在各种条件下的行为规律进行测量、预测、控制的实用性科学。诚然，行为主义的环境决定论和机械论思想否定了心理学对人的意识和心理活动内部过程的研究，从而最终把自己推到了发展的死胡同里去，但是，它却为现代认知心理学和其他一些反对机械决定论的心理学，如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完形主义的整体方法——以现象学和场论为指导的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
作为冯特的构造主义心理学的另一个对立面，格式塔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走的是与行为主义完全不同的一条路。格式塔心理学在康德(I.Kant)哲学的影响下，强调人的知觉的完整性和组织性，反对去寻找心理和意识中的“元素”，认为应自由、公正地描述人的直接经验，而人的这种直接经验是按原来的结构被接受的。对于这种整体的经验，如果强加分析、化整为零时，其原有的整体性就会被破坏。因此，格式塔心理学坚持＞的观点。这在当时把心理现象分解成基本的组成单位的研究倾向中，能从另一个角度来强调心理活动的整体性并对其规律（如知觉的组织原则）进行研究，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和贡献。受物理学场论的影响，采用拓扑学的研究方法在格式塔心理学中独树一帜的是勒温(K.Lewin)，他提出的行为函数：B=f(E,P)发展了对人的动机与行为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推动了社会心理学中有关团体动力学研究的发展。
作为格式塔心理学的一种方法论工具，现象学的观点被认为可以用于对人的主观体验进行科学研究，并弥补那些只注重行为的实验数据的不足，它主张对经验采取自然的整体观点，从而获得了知觉研究的大量成果。但是，“现象学的方法是不容易掌握的，对于某一研究者运用这种方法是否取得成功或成功的程度也是很难判定的”(P)。
.计算机模拟与类比方法——以信息论作为主要方法论的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方法
现代认知心理学主要以信息加工的理论来解释人的心理过程。计算机科学为现代认知心理学探索心理活动的内部过程提供了必要的手段，它使过去无法“看到”的心理操作过程得以模拟和表达。认知心理学纠正了行为主义否认意识
和心理可以加以研究的错误倾向，用信息加工的观点对人的心理活动，主要是对心理过程的特点和规律，做出了更好的描述和前所未有的揭示，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用计算机和程序软件的操作和运行来模拟和解释人的心理过程，确实是心理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具有历史性变革意义的进步。但是，这仍然是以机械论的观点去研究人，把社会的人简化为机器的人。因此，现代认知心理学对心理过程的研究，仍然不能完整解释和真实反映人的实际心理活动规律。当然，要解决这一问题尚有许多困难。也许是目前的计算机技术水平尚未达到科学心理学所需要的程度，或许未来能制造出完全类似人类的机器人，心理学家也许就能从中破译出人类所有心理活动的秘密和规律。但是，现象学家休伯特指出：没有任何脱离肉体的机器能够赛过人类的意识，因为它缺乏每一个人所特有的那种与世界紧密结合的共同发展的特征，人工智能仍然是不能达到目的的(P)。
二、科学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现状与问题
纵观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与指导思想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和演化。从研究的对象来看，从意识到行为，又回到了意识，似乎转了个大圈子。但是，通过这一循环过程，研究方法论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冯特的自我观察报告和现代认知心理学有关表象研究的心理操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冯特的构造主义心理学所确定的研究对象并没有错，但局限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没有适当的手段去研究人的内在心理过程，只能依赖被试的自我观察这种原始的方法，显然缺乏科学的依据，效果也不可能理想。行为主义心理学作为一个学派已经成为历史，但它给心理科学留下的一大笔财富，即它的研究方法、仪器、测量手段等，今天的心理学家还有不少人在使用着，行为主义的大量研究成果仍是当今教科书里广泛引用的内容。现代认知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在心理过程，而有关人格结构和人格形成与发展的研究则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王国。从这个发展历史的进程中可以看到，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技术水平基础之上的。纵然有良好的愿望和确定的目标，如果缺少有效的科学技术手段，仍然是“欲速则不达”。但即使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发展研究的技术手段，若不能及时修正和调整心理学研究的目标、对象和范围，甚至在指导思想上“以偏概全”、“以点带面”的话，仍然会事与愿违。行为主义心理学就是前车之鉴。
时至今日，心理学的学派之争已基本结束。心理学对感觉研究基本上已经有了较一致的结论；有关知觉的研究正在向更深的层次发展；而记忆和思维的研究则侧重于对信息加工过程的探索；至于对创造性思维的研究发展看来困难更多一些，正在寻找更有效的测量和评价方法；情绪心理学在几个不同的层面上进行着研究，从认知、生理、环境和社会等不同的角度以各自的特定方法和手段去解开人类情绪之谜。关于动机和意志的研究，似乎仍然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赫尔的驱动递减论、勒温的场论、麦克米兰的成就动机论、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和海德、凯利以及维纳的归因理论等主要流派所占领。但以马斯洛为首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则更加强调了对人性、人的价值与人的潜能的研究，并力争解决人们现实生活中的问题。马斯洛特别强调了整体分析的重要性，提出了反复研究法(iteration tehnique)，即以整体观为前提，通过实验来理解各有关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他还特别重视对个体的研究，认为一般规律不能直接推论个体的特点，而由个体的研究却可以概括出一般的规律。一般规律只能帮助人们去理解个体，但解决个别的问题仍需要用个案法的整体分析手段。
由此可见，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就目前来说仍尚未达到一致的认识，适用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研究领域的各种方法论及其研究方法和技术共存于当今的心理学研究之中。即使在同一个研究领域中，由不同方法论所指导的各种研究方法也常常同时并存。首先应该说，这是正常的现象，也是心理学发展到今天的必然结果。在对待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问题上，就像对待任何科学一样，不应该也不可能用单一的研究模式去人为地强制性地统一所有的研究工作，科学心理学的研究尤其需要如此。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实在是一种最复杂的现象，它有着许多不同的水平、层次、方面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现象，研究决不能简单地以某一种方法去处理。但也不应该用“随心所欲”的态度去对待。如何形成一种更加有效地运用到心理学研究中去的新方法论，是科学心理学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科学心理学研究发展中新的方法论构建与整合
无论是否意识到，从事科学研究的工作总是在研究者一定的方法论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心理学的研究同样也不例外。心理学研究方法论决定了的研究目的所需手段的选择。并非任何研究目的都可以找到研究的手段。当技术还不能提供必要的手段时，对原有的目的就必须考虑加以重新选择，寻找某些子目标以现阶段可实行的手段先予以解决，然后再对总的目标进行系统的、整体的、辩证的研究、分析和归纳。鉴于心理学的历史经验，心理学家们已经在探索一些新的研究方法论。例如，朱智贤等人曾提出过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构想。在其有关心理学研究方法论的体系中，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心理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心理学研究的一般科学方法论；()心理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P-)。研究心理现象，首先要对人的心理有一个基本的观点，这就是心理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所要解决的问题。科学的哲学方法论并不能替代具体的研究工作，但是任何具体的研究工作不可能摆脱一定的哲学方法论的指导和制约。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过去的许多学派，虽然曾经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就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都由于他们在哲学方法论上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而在其后为新的理论和方法论所取代。特别是在当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手段时，就更有必要对人们原来习以为常的传统的指导思想进行周密的反思，修正原有理论的错误，弥补不足和空白，才能使研究工作不至于重犯类似行为主义的错误。同时，也能使科学研究的哲学方法论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有了正确的哲学方法论的指导，还需要形成心理学的一般科学方法论。这个问题的解决取决于科学发展的水平并受到研究工作可能具备和达到的条件的制约。在经历了科学研究的微观阶段——分析研究之后，科学的发展已经出现了向宏观阶段——整合研究迈进的趋势。有关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的思想和理论，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贝塔朗菲的系统论、香农的信息论和维纳的控制论，即所谓的“老三论”。而在此之后又出现了所谓的“新三论”：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论、哈肯的协同理论和托姆的突变理论。所有这些理论都为现代科学的一般方法论提供了有用的思想。虽然这些理论并非出自心理学，但对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同样具有深刻的意义和指导作用。而且，正是由于心理学派系林立、众说纷纭的状况，就更需要用像系统论那样的思想方法，来描述和解释人的心理这个本身就具有客观系统性的研究对象。正如哲学方法论不能代替科学的具体研究那样，这些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的思想和理论，并不能代替心理学的一般方法论指导。心理学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需要建构符合心理学科学发展的一套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
把民俗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研究，并进而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对民俗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工作，这是本世纪初才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当时的民俗学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登上中国现代学术殿堂的。80多年过去了，民俗学虽然没能像其他人文学科那样在中国得到迅猛发展，在社会上受到广泛重视，但民俗学的发展还是有目共睹的。尤其可喜的是，在1997年国家对社会科学学科进行调整时，民俗学取得了独立学科的地位，在国家的学科目录中终于占有了一席之地，这为民俗学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21世纪的来临，许多人文学科面临着新的挑战，“反思”成为许多学科的重要话题。
民俗学作为一门正在发展中的学科，适时地总结自己的不足，根据学术发展的规律及时调整本学科发展的战略，也属于民俗学学科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因此，本文就民俗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略陈己见，以就教于民俗学界的同仁。
一、中国民俗学的历史回顾
民俗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被引入中国，肇始于1918年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歌谣征集活动。10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从此揭开了中国民俗学的序幕。此后，1922年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本办的《歌谣周刊》，在其创刊词中更明确提出了民俗学的学术目的：“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靠几个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是也不以不各尽一分的力；至少去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歌谣》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11月。）历来为精英们所不屑一顾的民间俚俗歌谣，如今竟然刊登在堂堂国家最高学府的报纸上，并进入了学生的课堂，这在当时被看作是石破天惊的事情。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20年代末，除北方的北京大学外，广州的中山大学又成为民俗学发展的另一个中心，1928年成立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并创办《民俗周刊》，出版了一批民俗学调查与研究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山大学时期出版的著作中，以顾颉刚的《妙峰山》影响最大。妙峰山调查是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1925年组织的一次考察活动，当时的调查文章在《京报·副刊》上以“妙峰山进香专号”的形式分六期刊出，1927年顾颉刚把这些文章汇集成册，作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丛书的一种出版。妙峰山调查在学界影响颇大，何思敬在读到“妙峰山进香专号”后，曾指出：在当时社会的知识分子中存在一种对于民众生活知识缺乏和态度冷漠的“暮气”，妙峰山调查是对民间文化、民间宗教“科学的调查是第一次，并且这第一次的调查已经得到很好的成绩”；并称赞说：“妙峰山专号就是打破这种暮气的一个霹雳。”（《民俗》第四册，上海书店影印本第一册，1983年12月。）
北京大学的民俗学活动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战爆发，中山大学的民俗学活动持续到40年代初期。其间，20年代末到30年代后期的杭州、抗战时期的西南、三四十年代的陕北等，都有一些属于民俗学方面的活动，并出版有民俗调查和学术研究的成果。
从1918年到1949年的30余年间，民俗学在中国的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这种基础对于一个新兴的学科来讲，还是相当不牢固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没有在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占有稳固的位置，如建立系科、培养学生等；其次，它没有以此为生的学者，民俗学在中国最早的提倡者大多数都没有成为民俗学家，或者本来就是把民俗学作为自己专业的副产品。如顾颉刚提倡民俗学最为用力，但终其一生始终是一位历史学家；中山大学时期的民俗学会会长容肇祖后来也是以哲学、历史而享誉学界的；至于北大时期的周作人、刘半农，中山大学时期的杨成志等，也都不是以民俗学而立足于学界，后来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钟敬文，在30代也是以散文而闻名于国内的，但他与其他学者不同，当时他已经立志要以民俗学为自己的学术目标。因此；我们认为，本世纪上半叶，民俗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开始进入中国，并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独立的学科，民俗学在当时的中国还远没有成熟起来，以后要走的路程还很长很长。
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本来就没有显赫过的民俗学更加寂寞。在这期间，由于社会的、政治的原因，民俗学中的民间文学受到特别重视，得到了突出的发展。民俗学研究的部分内容也在其他领域得到了应用，如在五六十年代的民族普查与民族识别工作中，对于调查者而言，民俗学成为必不可少的知识，而民族的风俗习惯也成为识别区分不同民族的重要标志。
1979年至今，民俗学从呼吁恢复到学科地位的最终确立，又走过了20年的历程。如今的中国学界，民俗学已经登堂入室，被确立为社会科学大家庭里面的一门独立学科，民俗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步入正规，民俗学的学术组织纷纷建立，民俗学的学术著作不断面世，全国各地建起了许多规模不等的民俗博物馆，民俗、民俗学、民俗文物这些过去不被人们所重视的名词．现在也已经广为人们所熟知。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黄金时期。
二、中国民俗学的现状及其学科危机
中国民俗学经历了近20年的恢复和发展，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开端。但是，居安思危，当前的中国民俗学仍然潜存着一些不可忽视的危机，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俗学对于学科名称的争议，不利于民俗学在当前学术界的顺利发展。
民俗学虽然已在中国走过了80多年的历程，们是，对于将本学科定为何名仍然是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现有的论点中就有“民间文化学”、“民俗文化学”、“民俗学”等几种不同的观点。主张用“民间文化学”为学科名称的学者认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现在已经扩展到整个民间文化领域，原有的民俗的概念已经不能涵括现在的研究内容。因此，要用“民间文化学”来取代“民俗学”。若依此说，同样以民间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人类学似乎也应改名。“民俗文化学”的出现是近年来流行的把一般性概念套用“文化”一词的结果，持此说者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定为民俗文化，认为“民俗文化”一词的内涵已经超出了原来“民俗”一词的范围。至于用“风俗学”替代民俗学，这已经不是什么新论，早在30年代就有学者坚持这种主张，但并没有在学术界流传开来。类似的名词概念的争论还有，如“物质民俗”、“阶级性”、“阶层性”等等。
对于民俗学的学科基本概念展开争论，确实有助于学术的发展，也可以进一步促进学科的规范化。现在国外民俗学界也有关于民俗学改名的争论（李扬、王钰纯：《Folklore名辩》《民俗研究》1999年第3期。），其起因主要是民俗学不光彩的历史和民俗学在现代社会中的适应问题。但是，这种对于民俗学名称的争论，在当前的中国却会对学科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民俗学是近几年才被国家承认为独立学科的，国家确认的学科名称就是民俗学。现在连自己的学科名称都需要重新讨论，这很容易被那些对民俗学怀有不良用心的人所利用，用以作为打击稚嫩的民俗学的借口。笔者认为，对于民俗学这个学科到底使用什么名称是可以争论的，但从大局出发，在现阶段应该努力维护“民俗学”这一已经被本学科和学术界普遍接受了的学科名称，以利于学科的连续发展。
2、民俗学核心概念——“民俗”一词内涵的扩展，与学科外延的无限膨胀，会给现阶段民俗学的学科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当前民俗学受到重视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许多人文学科的学者开始关注民俗学，甚至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展到民俗学的领域中来。说明了民俗学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已被广泛认识，固然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是，还有种倾向却不利于学科的发展，甚至会对现阶段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带来负面影响。这就是，民俗学的核心概念——“民俗”的内涵在被人为的扩大，致使人们误认为什么都是民俗，民俗无所不包，同时，民俗学学科的外延也在膨胀，出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分支学科。
民俗作为一种生活文化，它的范围确实比较广泛，民俗事家与其他许多学科领域、具体行业都会发生联系，如饮食民俗之与烹饪、食品业，居住民俗之与建筑学、勘舆学，服饰民俗之与服装行业，交通民俗之与交通、旅馆、道路管理等。尽管如此，当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出现交叉的时候，民俗学是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现在有些学者的做法却是将某一类民俗事象与其他领域硬性结合，便创造出一种所谓的民俗学的新的分文学科，而这种分支学科的学术框架往往又没有什么创新，几乎是完全套用现有的民俗学理论框架，其基本模式是在民俗学理论框架中填充一些某类民俗事象的例子。民俗学的分支学科应该有，而且分支学科的出现也标志着民俗学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不过．现在出现的民俗学的分支学科，存在的一个最普遍的问题就是失去了作为民俗学的学科特性，即没有体现出是民俗学的分支学科。我们读一些分支学科的著作，总会把这个分支学科和与它相临的学科（如饮食民俗学之与烹任、食品，民俗语言学之与社会语言学等）混淆起来，或者，读分支学科的著作与普通的民俗学概论类的著作区分不开。
与此类似，关于民俗概念内涵的无限制扩大问题同样应该引起民俗学界的重视。民俗的内容涉及面非常广，但民俗学对于所研究的对象并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而是主要研究属于民俗观念性的现象。早在民俗学的初创时期，曾担任过英国民俗学会会长的博尔尼女士（CharLotteSophiaBurne过去多译为“班尼”）有段非常著名论述：“民俗包括作为民俗精神秉赋（theMentalequip）的组成部分的一切事物，而有别于他们的工艺技术，引起民俗学家注意的，不是耕犁的形式，而是耕田者推犁入土时所举行的仪式；不是渔网和渔叉的构造，而是渔夫入海时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桥梁或房屋的建筑术，而是施工时的祭祖以及建筑物使用者的社会生活。”（[英]查·索·博尼尔著，程德祺泽：《房俗学手册》，第一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同样是一件民俗物品，作为手工艺人会从制作技艺、用料、实用价值等方面去考虑问题，文物工作者会考虑它的文物价值，而民俗学者需要研究的是通过这件物品所反映的民俗活动（仪式）和民俗观念。尽管我们现在也非常重视物品在民俗研究中的作用，甚至出现了“物质民俗”、“民俗文物”等名词。但我们绝不能就物论物，必须看到物品后面的民俗意义。民俗物品的研究如此，其他方面的民俗学研究也是这样。这个看法可能会被许多人认为太保守，笔者觉得即使保守一些，也比失去了自己固有的研究领域，最终成为一门没有确切研究对象的学问要强得多。
3、民俗学从业人员学术素养的欠缺已经成为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前面已经说过，在民俗学发展的前30年中，真止以民俗学为自己专业的学者几乎没有，多数学者是在民俗学的行当里“客串”。对于这类学者来说．民俗学只是他们所研究专业知识的补充，并非是必须具备的知识。近20年来，出现了部分民俗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对于这些专业研究人员而言，从事民俗学的调查与研究工作所必须具备的学术素养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我们现在民俗学的专业研究人员，大多数是文学（主要是民间文学）出身，这与近50年民间文学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有关。1979年以后，在中国有了恢复重建一些以前被取消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可能性时，当时就是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学者最早认识到民俗学的重要性，而倡议恢复建立民俗学的。因此可以说，民间文学学者对于民俗学学科的提倡与重建功不可没，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民俗学在人才培养和学科归属方面依附于民间文学（或者是文学）。
如果说，在学科恢复的初期，这种主要由文学出身的学者组成的民俗学的队伍，基本上还能够适应学科初创阶段的需要的话，那么，随着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从业者知识结构的欠缺而对学养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的问题就越来越突出，如今这种不利影响已经不只是学者本人的问题．还影响到了对下一代学术接班人的培养。这突出地表现在民俗学专业研究生的培养上面。过去，民俗学不属于独立学科，我们只能借鸡下蛋，利用文学的硕士、博士点培养民俗学的高级人才，由于是文学的学位，所学的课程自然以文学为主，只是在专业课程的设置上略有侧重。如今，民俗学已经成为独立学科，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可是，我们面临的难题是，有许多民俗学专业的学生必修的课程（如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原始社会史等），指导教师本身就十分缺乏，致使教师必须与学生一起进行补课。
作为一个民俗学者，除了牢固掌握本学科的知识以外，还要对相关学科（如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等）知识有一定的了解，并且能够熟练运用田野作业和理论研究的基本方法。只有这样，民俗学的整体学术水平才会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民俗学才能够在社会科学之林中扎好根、发好芽。
4、民俗学爱好者众多，但专业研究人员不足；民俗学群众性学术组织虽多，但专业研究机构不健全；社会上民俗活动不少．呈现出的却是一种虚假的学术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民俗学潜在的诸多问题。
现在，全国有省市级的民俗学会近3O个，地县级的民俗学会则更多，尽管相当一部分学会有名无实，根本不搞学术活动，但每年全国各地组织的民俗学的会议也在十几次。而且近几年地方性学会动辄组织全国性、甚至国际性学术会议，声势浩大，规模不小，确实也在社会上为民俗学制造了一定的影响。除了学术组织举办的民俗学的活动以外．一些政府部门，其他的社会团体也利用民俗或者打着民俗的旗号举办一些活动。诸如此类，都造成了在社会上民俗学似乎十分繁荣、十分走俏的现象。
但从学科发展和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对上面所说的这类民俗活动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许多学术组织召开的学术会议，参加人员虽然不少，论文数量也很可观，但学术水平不高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造成学术水平不高的原因固然与我们学科尚处于初创恢复阶段有关，更重要的还是由于民俗学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不高，学术水平较差。我国民俗学的队伍中，大约80％以上是在基层从事群众文化或者地方史志工作的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在政府部门的业务人员或管理人员，他们涉足民俗学的原因，是由于所从事的工作与民俗相关；在大学或科研单位中进行民俗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在整个队伍中所占的比例大约不足10％。基层的研究人员受条件所限，主要是进行一些地域民俗的调查和研究丁作；政府部门的民俗学研究者，主要是利用民俗学的现有成果为时政服务；因此，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任务主要是由在大学和科研部门从事民俗学专业研究的人员来完成。而这部分专业人员的状况又是如何呢？民俗学在多数大学里，过去都依附在文学等其他学科之中，缺少起码的资料、教学、办公条件等各方面的积累，起步就处于劣势；而且，现在多数大学里的民俗学的教学或行政，仍然没有摆脱受制于其他学科的状况，没有取得与其他学科同等的地位。至于民俗学在科研机构中的处境更是不容乐观。至今在国家科研机构中（如社会科学院）尚没有民俗学的位置，科研机构中研究民俗学的学者一般分布在文学、社会学、民族学等机构里，大多是以其他专业为主，兼营民俗学。这些，都是不利于民俗学学科发展的因素。
至于地方政府或其他社会团体组织的一些民俗活动，其动机就不是为了发展民俗学，而是利用民俗，以民俗为媒介企望能够创造经济效益。近些年各地搞的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许多活动，其中的“文化”的内容，主要指的就是民俗的内容。实事求是地讲，这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民俗学应用研究的活跃；同时，通过这类活动民俗学的学术研究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在这类活动中也存在着歪曲民俗、制造假民俗，甚至破坏民俗的现象。对此，民俗学者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以免造成社会上的民众对民俗学产生不好的印象。
民俗学界的学术活动虽多，但水平不高；社会上的民俗活动不少，但只是片面利用民俗。民俗学表面上的繁荣潜伏着学科的更大危机．这也是当前民俗学发展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
三、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前景展望
中国民俗学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许多不足，甚至是致命的缺陷。但学科的发展前景并非是一片漆黑，展望即将到来的21世纪，民俗学的发展仍然充满着机遇。
一、学科地位的确立为民俗学会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7年，民俗学在传入中国80年之后，终于在高等院校中堂而皇之的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民俗学取得了独立学科地位。这意味着，今后民俗学可以培养自己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而不必象以前那样，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力量培养民俗学人才（所谓“借壳下蛋”）。截止到1998年底，在全国高校中，共有8所院校被国家授予培养民俗学博士、硕士的权力，其士点一个，硕士点8个。1999年秋，中国第一批以民俗学的名义招收的硕士、博士研究生进入高校，这标志着我国在民俗学高级人才的培养方面已经步入正规，在三五年之后，将会有一批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民俗学人才进入社会的实际工作部门，民俗学将会在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下个世纪，中国许多行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大发展，将会为民俗学的生存创造良好的环境，为民俗学的应用研究提供广阔的天地，为民俗学专业毕业的学生提供就业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将会促进民俗学整个学科的发展。
中国的产业结构在下个世纪仍然会有较大幅度的调整，民俗学将会在这种调整中成为获益者。像旅游业就必定会有在今后的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为民俗学人才提供用武之地，应用民俗学、旅游民俗学等与实际应用有密切关联的一些分支学科也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必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影响，对此，民俗学将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在保护本民族文化、了解异族文化，促进全球贸易等方面产生积极的影响。
民俗是一个民族的基础文化，在民俗文化中最能够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精髓，因此，民俗学通过对本民族民俗文化的研究，揭示民族文化的真谛，总结民族文化的精华，这在保留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抵御外来文化的侵入等方向都会产生巨大影响。
关键词： 高等教学 学科建设 理论思考
高等教育学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至今已有30多年的发展历程，伴随着我国高等级教育学持续发展，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研究者的探索热情高涨。但是我国高等级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提高学科建设水平，发挥高等教育学的实际作用，就我国高等教育学目前发展状况来看，探讨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理论非常重要。
一、高等教育学的简述
我国高等级教育学的发展历程虽然相比较于西方起步较晚，但是在一百多年以前，梁启超、张之洞等教育致力者提出对高等级教育的理解，我国高等教育学的雏形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高等教育学发展至民国时期，有了较大发展，制定了相关制度，并有更多研究者参与其中，例如，蔡元培、竺可桢等。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后，高等教育学的发展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社会环境有了极大改善，一些学者从我国发展现状、前景出发，对高等教育学做出了新的阐述，开创了我国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学，如潘懋元等。
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被探索，实际上从1983年开始，这一年高等教育学成为学科专业目录中的一项，从此开始了独立发展的道路。《高等教育学》这本书的出版，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更是有了存在的理论基础。
二、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框架与性质
（一）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框架
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框架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为研究内容、研究途径、学科体系。虽然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内容仍然存在争议，但是高等教育学是一门研究教育现象、规律的学科，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潘懋元先生对高等教育学研究内容的范围有着自己的理解，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内容主体应该是全日制普通高等本科教育。在研究途径上，同样存在争论，有学者认为多学科研究方法是研究高等教育学的主要途径，有学者认为通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研究高等教育学的主要途径，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学没有具体研究方法，潘懋元先生认为高等教育学研究方法具有特殊性，对其他学科具有启发作用，具有“方法结构”性。高等教育学在学科体系方面，潘懋元先生的《高等教育学》首先提出教育规律、性质、目标、原则、制度等，并做了相关阐述，成了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先导。
（二）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性质
按照功能分类，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可以分为五种，分别是使用学科、主体使用学科、使用理论学科、使用实践学科、理论实践学科。第一，使用学科。在这种学科性质之下，高等教育学被列为综合性学科，以普通教育学为基础，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第二，主体使用学科。在这种学科性质之下，高等教育学被认为一门基本应用学科，侧重于理论研究、教学技术研究、教学方法研究。实际上，由于高等级教育学还没发展到成熟、完善的阶段，一方面要进行理论研究，另一方面要实际应用，因此，高等教育学被归类于主体使用学科。第三，使用理论学科。在这种学科性质下，高等教育学既有使用性又有理论性，相比较于教育学，高等教育学的研究更侧重于将普通教育理论应用于高等教育，在教育学领域对高等教育学理论、认识加以完善、改进。第四，使用实践学科。从教育学角度来说，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实践学科，从其他学科角度来说，高等教育学是一门理论学科。第五，理论实践学科。高等教育学只研究高等教育矛盾与规律，有自己的体系，因此被归类为理论实践学科。
三、促进高等教育学发展的措施
（一）扩大高等教育学的培养目标
高等级教育学的学科建设要想得到突破性发展，就要相应扩大高等教育学的培养目标，建立更广阔的发展基础。例如，分析社会发展需要，避免教育对象由于高等教育的发展缺陷降低综合素质，避免教育对象因专业限制而固化思维模式。高等教育学的培养目标得到扩大，不仅有利于建设环境改善，而且可以培养综合性人才，为发展注入活力。
（二）完善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是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重点，不仅要结合专业知识和通用知识，而且要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和国家需要的人才，这样才能建立培养综合素质人才的高等教育模式。随着时展，高等教育教学模式要更丰富，融合理论知识、实践知识、人文教学、人才发展教学，建立更完善、系统的教学模式。
综上所述，随着教学需要，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将更成熟、完善，借鉴更多学科知识，形成系统的建设理论，为自身发展、其他学科发展形成一种参照。
参考文献：
[1]张宏波.对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若干理论思考[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3，07：3-5.
[2]方泽强.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述评[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5：78-87.
我国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但近年来，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作为财政学理论基础的地位受到很大冲击：一方面，西方经济学从思维方式、分析方法上对传统经济学形成冲击；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似乎又拉大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差距。我国财政理论中应用理论的研究较为滞后，多限于对财政分配过程的描述及对现行制度政策的诠释上，尚未形成科学完整的应用理论体系。因此一些应用经济学理论纷纷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挂钩而与传统经济学脱钩。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如同自然科学知识一样，“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无阶级性的”。“这些基础理论的内容，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财富。”“可以成为我们自己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学只要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就行了，不需要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这种观点未免失之偏颇。首先，西方经济学应用的前提、条件在我国并不具备，照搬显然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持上述观点的人恐怕并没有深入开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库，就断言它已经不适合当代中国的需要了，实在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误解。为了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当代中国财政学的理论基础，我们认为应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一、理论基础的完整性
任何一门科学理论都有自己区别于其它科学的独特研究对象，而要正确、有效地探索和掌握研究对象的性质、特征和运动规律，必须要坚持理论覆盖面的完整性，首先就要求理论基础的完整性，在此基础上构建内容完整、层次清晰、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例，其三个组成部分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必须把它们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加以理解。哲学是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任何财政经济理论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国家政府等观念，都是一定的哲学思想运用于这些领域得出的结论，它是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的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界定财政的概念、性质、运行体系、职能范围等基本理论问题，明确财政作为国家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前提与国家的本质联系以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有利于国家职能实现等问题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剩余价值学说以及经济周期理论等，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调控理论和相应的财政政策理论的理论基础。三个组成部分有机联系，不可分割，如果只以其中的经济学说作为理论基础，很难全面地认识这种经济学说的哲学渊源、社会实质，也就很难运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指导实践了。
二、理论基础的政治性
关于财政同政治、国家、社会之间的辩证依存关系，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们根据对历史实践经验的科学分析，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论断，如：从社会制度产生和建立的角度，作出：“任何社会制度，只有在一定阶级的财政支持下才会产生”的理论；从国家和政府的存在与职能实现的角度，作出“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和“废除捐税的背后就是废除国家”以及“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的结论；从国家改革策略任务实现的角度，作出：“如果我们在财政政策上没有成就，我们的一切根本改革就会遭到失败”的结论；从财政与政治关系的角度，作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结论，并把财政工作看作是“最大的政治工作之一”，把政治观点确定为财政工作的首要观点，认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可见，政治性是财政的本质属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古往今来一切国家，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都是利用国家、法律、民主等形式，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政治上的统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家的立法机关（议会）通过民主程序实现对政府的立法监督，体现出相当的权威性和实效性，是实现财政管理法制化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当前我国财政管理制度存在着相当随意的现象，制度多变，缺乏可行性和权威性，财政管理中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相当普遍，民主法制制度不够健全，财经纪律松驰，方针政策贯彻不力，职能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因此，以民主法制为依据的现代财政监督机制亟待建立，确立财政学的理论基础，也决不应把国家、法律（特别是宪法）、方针政策等因素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甚至有意无意将其排除在财政范围之外。
三、理论基础实践性
财政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必须为财政实践活动提供科学的指导。在揭示财政活动规律的同时，又必须研究如何使财政活动规律在我国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财政科学理论之所以称为科学就在于它能为实践提供有效的服务，体现财政理论的真正价值。我国财政理论研究长期以来偏重于基础理论研究而忽视了应用理论和决策理论的系统分析，出现了财政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原有的财政理论已不能完全反映当前的现实，不能充分解释新体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财政理论必须发展才能在实践中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近年来，我国财政理论研究以科研服务于实践为宗旨，将财政理论的层次扩充到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决策理论三个层次，重新界定了完整体系的财政科学研究方向，这不仅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科学理论抽象过程的内在要求，也符合财政理论应用于财政实践的实际需要。应用理论与财政实务密切联系并直接指导财政实践。目前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财政应用理论研究面临着新旧交替特殊的理论和实践环境，选准理论研究的实践起点至关重要，它决定财政应用理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而要选准实践起点，必须将现实和发展结合起来：一方面对新旧体制并存时期的财政活动规律、政策原则作必要的研究和总结；另一方面要循着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路去构建科学完整的财政应用理论体系，指导财政工作，巩固和发扬成绩，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和矛盾，保证财政工作更好地实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四、理论基础本土化
中国财政学必须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首先中国是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理论应当研究市场机制和公有制、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内在统一性，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其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经济理论应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第三中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经济理论应研究经济改革的规律性，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服务。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巨大变化，使作为财政学理论基础的传统经济学面临严峻挑战。当经济理论不能解释某一特定的经济现象时，经济理论必将有所创新。而要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经济问题。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逐步创立和发展了包括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经济理论立足于中国实际，着眼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深刻揭示了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规律，创造性地发挥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伟大的创举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也对我国财政学理论研究进行了合理的定位，即我国财政学理论必须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其研究的逻辑起点，以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条件下，财政保证国家职能实现为研究主线，以财政分配、财政管理、财政调控的规律为研究的主要内容。邓小平经济理论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立当代中国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必须以邓小平思想为重要的指导思想。
五、理论基础的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在实践中不断吸取营养和丰富发展，包括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西方经济学。尽管西方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代表和反映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并不意味着它毫无可取之处。当代西方经济学很注重研究各种具体问题，得出的某些具体理论观点，提出的某些对策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化生产的某些客观法则，我们可以适当借鉴。另外，西方经济学以经验事实为基础，以经济模型为分析工具，以精确证明现象之间联系的方法，便于证伪，易于操作，我们也可以利用其研究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财政是个历史悠久的经济范畴，古今中外财政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确立当代中国财政学理论基础的重要一点就是要从我国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和西方经济学研究成果中汲取有用的东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有批判地借鉴吸收，古为今用，外为中用。
随着我国财政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我国财政理论近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何将传统财政理论中的科学成分和近年来我国财政理论创新的优秀成果按财政科学理论体系的内在要求，科学地纳入其有机整体加以改造和完善，这就必须以科学理论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为指导，从我国实际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和具体研究分析的原则，对原有的理财观念加以继承、发展和更新，推动我国财政理论的全面发展，这是我国当前财政理论研究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参考文献】
［1］姜维壮.《与共和国同发展共辉煌——记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50年的发展暨其历史使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99年第10期。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