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孙中山；历史观；道德价值取向
中文分类号：B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2-0097-008
赋予历史观以一种道德取向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较普遍的现象。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直接或间接受中国儒家心性道德论和大同学说等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受西方近代出现的将进化论与伦理思想相结合的进化论、特别是互助进化论的影响。作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思想家，孙中山便建构起一个具有鲜明道德取向的历史观，作为自己革命主张的理论依据。孙中山的历史观本质上说并非是一般所说的“民生史观”，而是“民本史观”。(1)其民本史观的基本特征是具有浓厚和鲜明的道德性。从伦理道德的视域来考察和评价历史，构成其历史观的核心价值取向。在他看来，人类进化史本质上应当是互助的道德文明进化史；道德理性的不断提升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和目标，社会历史发展就是道德文明不断提升的过程，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目标是要建立道德完善的大同世界；中西文化的差别就在于中国文化是道德文明和王道文化，西方文化是物质文明和霸道文化，中国文化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的终极方向。质言之，孙中山历史观可称为“道德取向的民本史观”。孙中山民本史观的道德精神既继承了儒家仁爱思想和大同学说等，又充分吸取了西方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和互助进化等思想，体现了传统与现代、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对中国现代历史思想的多途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大陆学术界以往主要是从孙中山历史观的唯心或唯物的一元论，或唯心与唯物混杂的二元论来讨论其基本属性与特征。(2)海外学术界系统和深入探讨其历史观的道德伦理取向的论述也少见。故此，拙文拟对孙中山民本史观的道德价值取向做一初步探讨，以求拓展孙中山历史观研究的新视野，发掘其历史观的新内涵。
一、人类进化史是互助的和道德文明的进化史
孙中山是主张社会历史进化论的。他说：“天下事非以竞争为不将。当此二十世纪，为优胜劣败、生存竞争之世界。为[如]政治、工业，商业种种，非竞争何以有进步。”[1]45但是，人类历史的进化与自然的进化不同，道德与互助起着决定性作用。
1912年，孙中山提出自然的进化是天演淘汰，人类的进化则为道德的进化，两者有本质的不同，那种将人类历史上国家强弱之战争、人民贫富之悬殊皆视为天演淘汰之公例，认为世界仅有强权而无公理，以强权为世界唯一真理是错误的，“我人诉诸良知，自觉未敢赞同，诚以强权虽合于天演之进化，而公理实难泯于天赋之良知。故天演淘汰为野蛮物质之进化，公理良知实道德文明之进化也。社会组织之不善，虽限于天演，而改良社会之组织，或者人为之力尚可及乎?社会主义所以尽人所能，以挽救天演界之缺憾也”[2]507-508。因此，在他看来，“物竞争存之义，已成旧说，今则人类进化，非相匡相助，无以自存”[2]360 。又说：“从前学说，准物质进化之原则，阐发物竞生存之学理。野蛮时代，野兽与人类相争，弱肉强食，优胜劣败，弱者劣者，自然归于天演淘汰之例。……今世界日进文明，此种学理，都成野蛮时代之陈谈，不能适用于今日。今日进于社会主义，注重人道，故不重相争，而重相助，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有世界。”[1]25 他晚年对人类互助进化原则做了进一步阐释，指出宇宙进化分物质进化、物种进化和人类进化，“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3]47。
孙中山也指出了人类道德进化的曲折性和复杂性。首先，人类的互助进化不是直线的，而是曲折的。他说，互助进化原则行之于人类当已数十万年，“然而人类今日犹未能尽守此原则者，则以人类本从物种而来，其人于第三期之进化为时尚浅，而一切物种遗传之性尚未能悉行化除也。然而人类自入文明之后，则天性所趋，已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向于互助之原则，以求达人类进化之目的矣”[3]47-48。其次，文明进步既会带来善果，也可带来恶果，“因为社会问题是文明进步所致，文明程度不高，那社会问题也就不大。……况且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恶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4]327。
“历史主义批判”一文涉及两个理论原则问题，值得商榷。一是历史主义应如何理解。“批判”把历史偶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构主义作为历史主义的“表现形式”，与这一概念的本义相悖。二是“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应如何理解。“批判”一文把这一原则转换为“不理解现在，就不能解释过去”的命题，使这一原则失去了原来的限度。
【关键词】 历史主义 概念的历史 方法论的限度 辩证观点
俞吾金教授的“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历史主义批判”一文（载《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期，以下简称“批判”），从思维方法的角度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存在的表面上的“历史偶像主义”而骨子里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作了深入的反省和批判，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但文章涉及两个理论原则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讨论。
历史主义应如何理解
一个理论原则问题是：历史主义应如何理解。
“批判”对历史偶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构主义所作的犀利的剖析，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但“批判”把这三者指认为是“历史主义的表现形式”，则与这一概念的本义相悖。
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有它自己的历史，我们对其本义的把握不能离开它的历史。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发展史上，首先提出“历史主义”这一概念的，是毛泽东。1938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论学习一节中，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强调“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概念［1］。此后，自40年代至80年代，我国史学界对这一理论作了长期深入的研讨。其中尤其具有深远影响的是：60年代翦伯赞等老一辈史学家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原则，与史学界的“史学革命”的极左思潮所作的艰苦抗争。
从对史学界研究成果的综合看，各家对历史主义的理论内容虽有几种不同的理解，但公认它包含以下几个基本点：
1．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并具有连续性，切不可割断历史看问题。［2］
2．分析任何一个问题，都必须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3］，注意其基本的历史联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
3．坚持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4］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丧失了存在的理由。［5］
4．把握现实与现存的辩证法。现存的尽管现在还占主导地位，尽管现在还是多数，但由于它已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它就不可避免地逐步走向衰亡；现实的尽管现在处于被支配的地位、现在还是少数，但由于它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它必然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并最终取代现在处主导地位但已丧失合理性的现存［6］。
史学界各家对历史主义的理论地位也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有的认为，历史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有的认为，历史主义并非历史唯物主义范畴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范畴［7］。但各家对于历史主义是考察和研究历史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一致予以明确肯定的。各家都认为，坚持历史主义是历史学得以保持自身科学性的根本前提［8］。
然而，“批判”把历史偶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构主义论定为“历史主义的三种表现形式”，显然，背离了这一史学思想发展史确立的历史主义概念的本义。
“批判”作者也许是因为历史偶像主义“把历史当作偶像加以崇拜”，所以认定它是“历史主义”，这就未免望文生义了。其实，历史偶像主义“把历史当作偶像加以崇拜”，倒是历史主义的反面——非历史主义的表现，因为它抽去了历史事物存在的合理性的时代条件，使之成为超历史的抽象存在。它否定的是历史主义的这一原则：历史事物的合理性是有限度的，它对于自己的时代的条件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离开了自己的时代的条件，它就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
历史偶像主义是非历史主义的表现，同样，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构主义也是非历史主义的表现。因为正如“批判”所指出：历史虚无主义与历史偶像主义是表面上相反而实质上相同的“殊途同归”的否定历史辩证法的“两个侧面”；而历史虚构主义则是历史偶像主义的“一种补充”，它同样否定历史辩证法，把历史当作“可以任意加以打扮的女孩”。
所以，“批判”把对历史偶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构主义的批判，归结为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其所指为误指。
“批判”也强调要确立历史意识，但历史意识的确立在历史主义的指导下才有可能。由于“批判”对历史主义作了误指，这就不能不陷入悖论。如“批判”改为“非历史主义批判”，那末，文章的论证就合逻辑了。
“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应如何理解
第二个理论原则问题是：“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应如何理解。
这一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批判”十分中肯地阐明了这一方法论原则对于批判和克服历史偶像主义等非历史主义倾向的重要意义。但“批判”把这一原则转换为“不理解现在，就不能解释过去”的命题，则使这一原则失去了原来的限度。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对这一原则作了这样的解释：“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9］
这一解释明确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体解剖”可为历史上向它演进的各个阶段的“猴体解剖”提供钥匙的限度，这个限度就是：这一原理中的“猴体”，是指与资本主义同属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前资本主义各形态，并不包括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原始社会。
“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一概念，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基本思想作进一步深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古代的生产方式、封建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几个物支配人的对抗形式的社会形态的概括。①
经济的社会形态就是人的生产从属于物质资料的生产、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所支配的阶段。这一阶段各形态的共同点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历史地位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生产是人的目的，物支配人。
“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0］以政治经济学这把解剖刀，对最发达的物支配人的生产组织——资本主义社会作解剖，自然可以为解剖前资本主义的物支配人的各形态提供钥匙。但它不可能进而为对原始社会的剖析提供钥匙。这是因为：前“经济的社会形态”的“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原始社会，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从属于人的生产、为人的生产所支配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历史地位的，是人的生产，人是生产的目的，人支配物。对其社会性质、结构和动力作分析的理论工具，不是政治经济学，而是人类学。马克思晚年正是通过人类学研究确立了两种生产理论，从而确立了人类社会原生形态——原始社会的理论。
所以，“现在”研究为“过去”研究提供钥匙是有限度的——它不包括“过去”的所有阶段，而只包括“过去”的一定阶段。
“批判”仅仅强调“不理解现在，就不能解释过去”、“现在”研究为“过去”研究提供钥匙，也是片面的。
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两者的关系是持辩证的观点。他们不仅重视对当代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同时也重视对起源的研究——对人类起源、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研究，认为后者的研究具有前者的研究不可替代的意义。
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概括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基础上，进而概括了人类社会总体的发展规律：人的生产支配物的生产的原生社会向物的生产支配人的生产的次生社会演进，再向人的生产支配物的生产的再生社会演进［11］。
恩格斯通过对人类起源的研究，发现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论证了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从而进一步确立了从劳动发展史理解全部人类发展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12］。
“批判”对于起源研究的历史偶像主义倾向的批判，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而忽略起源研究对于当代乃至未来的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所以，对于“现在”研究与“过去”研究的关系应辩证地看待：在一定限度内，“现在”研究对“过去”研究有方法论意义，而“过去”研究对“现在”研究也有方法论意义。关键在于：两者都要把握历史的本质，都要坚持历史的辩证法。
注释：
① 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德文原词为Okonomischen Gesellchaftsformation，原中文本把它误译为“社会经济形态”，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对之作了校正。传统理论把 “亚细亚生产方式”解释为“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这是误释。其本义应是指人类社会由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的过渡阶段的生产方式，是具有公私两重性的第一个对抗形式的生产方式。拙著《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当代社会主义》对此作过初步探讨（武汉出版社，1999版76-84页）。
参考文献
［1］［2］毛泽东选集（1卷本）.北京：人民出版，1964：499
［3］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2
［4］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34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2-213、211-212
［7］蒋大椿．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2：103
［8］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220
［9］［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8、82
“历史主义批判”一文涉及两个理论原则问题，值得商榷。一是历史主义应如何理解。“批判”把历史偶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构主义作为历史主义的“表现形式”，与这一概念的本义相悖。二是“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应如何理解。“批判”一文把这一原则转换为“不理解现在，就不能解释过去”的命题，使这一原则失去了原来的限度。
【关键词】 历史主义 概念的历史 方法论的限度 辩证观点
俞吾金教授的“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历史主义批判”一文（载《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期，以下简称“批判”），从思维方法的角度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存在的表面上的“历史偶像主义”而骨子里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作了深入的反省和批判，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但文章涉及两个理论原则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讨论。
历史主义应如何理解
一个理论原则问题是：历史主义应如何理解。
“批判”对历史偶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构主义所作的犀利的剖析，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但“批判”把这三者指认为是“历史主义的表现形式”，则与这一概念的本义相悖。
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有它自己的历史，我们对其本义的把握不能离开它的历史。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发展史上，首先提出“历史主义”这一概念的，是毛泽东。1938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论学习一节中，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强调“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概念［1］。此后，自40年代至80年代，我国史学界对这一理论作了长期深入的研讨。其中尤其具有深远影响的是：60年代翦伯赞等老一辈史学家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原则，与史学界的“史学革命”的极左思潮所作的艰苦抗争。
从对史学界研究成果的综合看，各家对历史主义的理论内容虽有几种不同的理解，但公认它包含以下几个基本点：
1．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并具有连续性，切不可割断历史看问题。［2］
2．分析任何一个问题，都必须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3］，注意其基本的历史联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
3．坚持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4］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丧失了存在的理由。［5］
4．把握现实与现存的辩证法。现存的尽管现在还占主导地位，尽管现在还是多数，但由于它已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它就不可避免地逐步走向衰亡；现实的尽管现在处于被支配的地位、现在还是少数，但由于它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它必然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并最终取代现在处主导地位但已丧失合理性的现存［6］。
史学界各家对历史主义的理论地位也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有的认为，历史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有的认为，历史主义并非历史唯物主义范畴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范畴［7］。但各家对于历史主义是考察和研究历史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一致予以明确肯定的。各家都认为，坚持历史主义是历史学得以保持自身科学性的根本前提［8］。
然而，“批判”把历史偶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构主义论定为“历史主义的三种表现形式”，显然，背离了这一史学思想发展史确立的历史主义概念的本义。
“批判”作者也许是因为历史偶像主义“把历史当作偶像加以崇拜”，所以认定它是“历史主义”，这就未免望文生义了。其实，历史偶像主义“把历史当作偶像加以崇拜”，倒是历史主义的反面——非历史主义的表现，因为它抽去了历史事物存在的合理性的时代条件，使之成为超历史的抽象存在。它否定的是历史主义的这一原则：历史事物的合理性是有限度的，它对于自己的时代的条件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离开了自己的时代的条件，它就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
历史偶像主义是非历史主义的表现，同样，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构主义也是非历史主义的表现。因为正如“批判”所指出：历史虚无主义与历史偶像主义是表面上相反而实质上相同的“殊途同归”的否定历史辩证法的“两个侧面”；而历史虚构主义则是历史偶像主义的“一种补充”，它同样否定历史辩证法，把历史当作“可以任意加以打扮的女孩”。
所以，“批判”把对历史偶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构主义的批判，归结为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其所指为误指。
“批判”也强调要确立历史意识，但历史意识的确立在历史主义的指导下才有可能。由于“批判”对历史主义作了误指，这就不能不陷入悖论。如“批判”改为“非历史主义批判”，那末，文章的论证就合逻辑了。
“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应如何理解
第二个理论原则问题是：“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应如何理解。
这一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批判”十分中肯地阐明了这一方法论原则对于批判和克服历史偶像主义等非历史主义倾向的重要意义。但“批判”把这一原则转换为“不理解现在，就不能解释过去”的命题，则使这一原则失去了原来的限度。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对这一原则作了这样的解释：“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9］
这一解释明确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体解剖”可为历史上向它演进的各个阶段的“猴体解剖”提供钥匙的限度，这个限度就是：这一原理中的“猴体”，是指与资本主义同属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前资本主义各形态，并不包括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原始社会。
“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一概念，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基本思想作进一步深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古代的生产方式、封建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几个物支配人的对抗形式的社会形态的概括。①
经济的社会形态就是人的生产从属于物质资料的生产、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所支配的阶段。这一阶段各形态的共同点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历史地位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生产是人的目的，物支配人。
“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0］以政治经济学这把解剖刀，对最发达的物支配人的生产组织——资本主义社会作解剖，自然可以为解剖前资本主义的物支配人的各形态提供钥匙。但它不可能进而为对原始社会的剖析提供钥匙。这是因为：前“经济的社会形态”的“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原始社会，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从属于人的生产、为人的生产所支配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历史地位的，是人的生产，人是生产的目的，人支配物。对其社会性质、结构和动力作分析的理论工具，不是政治经济学，而是人类学。马克思晚年正是通过人类学研究确立了两种生产理论，从而确立了人类社会原生形态——原始社会的理论。
所以，“现在”研究为“过去”研究提供钥匙是有限度的——它不包括“过去”的所有阶段，而只包括“过去”的一定阶段。
“批判”仅仅强调“不理解现在，就不能解释过去”、“现在”研究为“过去”研究提供钥匙，也是片面的。
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两者的关系是持辩证的观点。他们不仅重视对当代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同时也重视对起源的研究——对人类起源、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研究，认为后者的研究具有前者的研究不可替代的意义。
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概括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基础上，进而概括了人类社会总体的发展规律：人的生产支配物的生产的原生社会向物的生产支配人的生产的次生社会演进，再向人的生产支配物的生产的再生社会演进［11］。
恩格斯通过对人类起源的研究，发现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论证了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从而进一步确立了从劳动发展史理解全部人类发展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12］。
“批判”对于起源研究的历史偶像主义倾向的批判，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而忽略起源研究对于当代乃至未来的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所以，对于“现在”研究与“过去”研究的关系应辩证地看待：在一定限度内，“现在”研究对“过去”研究有方法论意义，而“过去”研究对“现在”研究也有方法论意义。关键在于：两者都要把握历史的本质，都要坚持历史的辩证法。
注释：
① 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德文原词为okonomischen gesellchaftsformation，原中文本把它误译为“社会经济形态”，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对之作了校正。传统理论把 “亚细亚生产方式”解释为“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这是误释。其本义应是指人类社会由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的过渡阶段的生产方式，是具有公私两重性的第一个对抗形式的生产方式。拙著《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当代社会主义》对此作过初步探讨（武汉出版社，1999版76-84页）。
参考文献：
［1］［2］毛泽东选集（1卷本）.北京：人民出版，1964：499
［3］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2
［4］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34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2-213、211-212
［7］蒋大椿．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2：103
［8］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220
［9］［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8、82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30-452；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22-336
伽达默尔(gadamer)是西方现代化解释学的代http://表人物之一,是哲学解释学的创始人。他一生致力于哲学研究,著作颇丰,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是《真理与方法》(1975)和《哲学解释学(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在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不仅如此,他的理论在翻译学界也同样掀起了轩然大波,给西方翻译理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一、伽达默尔及其哲学解释学
解释学(hermeneutics)是古老的西方学科,其历史可追溯到古希腊,当时,它是一门如何把隐晦的神意转换为可理解的语言的技术;中世纪的奥古斯丁等人在解释《圣经》和宗教教义过程中逐渐使之系统化;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又使它进一步反战为一门诠释经文和法典的技术性学科。然而这些只是传统解释学。直到20世纪60、70年代,解释学才作为一种现代的哲学思潮在西方各国迅速传播。这其中,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功不可没。
二十世纪以前,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的解释学属于客观主义解释学,他们极力主张摆脱个人偏见和误解,纯客观地理解文本意义,强调接受者应努力把握"文本"原意。这一精神与传统的翻译要领一致。二十世纪之后,海德格尔实现了解释学由一般解释学向本体解释学的转向,他提出理解的本旨是作为"此在"的人对存在的理解。任何理解和解释活动都基于理解者的"前理解",理解活动就是"此在"的前结构向未来惊醒筹划的存在方法。WWw.133229.cOm伽达默尔从海德格尔的思想出发,把海德格尔理解的概念扩展到存在性(sein),把解释学作为哲学本性论对待,视阐释学现象为人类的世界经验,通过强调理解的普遍性,确立了阐释学以理解为核心的哲学与独立地位。
伽达默尔最为人所称道的理论莫过于其哲学解释的三大原则。
(一)理解的历史性
理解的历史性是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第一位原则。伽达默尔认为历史性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人是历史的存在,有其无法摆脱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局限性。无论是理解者,还是理解的对象——文本,都是历史的存在的,都处于历史的发展演变之中。真正的理解不是去克服历史的局限,而是去正确地评价和适应它。对文本的理解无疑也是历史性的。
理解的历史性导致了理解的偏见,包括误读现象。但他充分肯定了偏见对理解的意义,认为正中偏见是"合法的",正是这种"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伽达默尔深化了海德格尔关于"前结构"的思想,声称"偏见未必就是不合理的和错误的,实际上,我对存在的历史性产生着偏见,偏见实实在在地构成了我全部体验能力的最初直接性。偏见即我们对世界敞开的倾向性。"由于理解的历史性,对过去文本产生偏见一种普遍现象,而且偏见本身似乎已经成为人们创造力的表现。正是因为理解的历史性和由此产生的偏见观,在理解过程中起着选择甚至定向的功能。理解主题不同的历史背景使他们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从而生成了不同的偏见,进而在翻译中做出不同的选择,书写出不同的译本。因此每一次翻译注定要成为一个新事物,这也是翻译创造性的具体表现。
(二)视界融合
视界融合是伽达默尔三大哲学解释学原则的第二原则。解释着解读的目的是为了理解原作者意图,而原作者创作的目的是为了被理解,为了将两者统一起来,加大莫提出了"视界融合"观点。"视界"指人的前判断,即理解的起点、角度和可能的前景。文本总是包含有作者原作的视界,而理解者具有在现今的具体时代氛围中形成的视界。两种视界在主观上存在的差距是由时间间距和历史情景变化引起的。任何理解者都演绎和无法消除。伽达默尔主张,在理解过程中,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达到"视界融合",从而使理解者和理解的对象超越原来的视界,达到一个全新的视界,给新的解释提供了可能。
(三)效果历史
"效果历史"是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第三个基本原则。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是历史的存在,文本的意义是和理解者一起处于不断形成过程之中,伽达默尔将这种过程历史称之为"效果历史"。此原则的核心观点是在效果历史中理解作品。他认为"艺术作品是包含其效果历史的作品"。在理解过程中应当显现出这样一种效果历史。文本是开放的,其意义永远不可穷尽。因此,它是超越生成它的那个时代的。艺术作品如果不打算被历史地理解,而只是作为一种绝对存在时,那它也就不可能被任何理解方式所接受。他的这种看法鲜明地提出了文本的历史性和理解的历史性问题,而这正是效果历史原则的主旨所在。效果历史原则强调从艺术作品的效果历史中理解作品,这就把历史与现实紧密相联,充分肯定了古代文本对于当代社会的意义。
此外,伽达默尔赋予文本以本体地位,认为解释者的任务就是扣问文本本意。至于如何扣问,他提出了理解的对话模式。认为解释者与文本之间形成了一种"我"与"你"的"生命伙伴"关系,而这种生命伙伴关系体现的是"问"和"答"的辩证法解构,因而,对文本的解释过程就是与文本进行对话的过程。
二、哲学解释学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影响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三大原则主要是针对同一文化下理解者(主体)和理解客体的。然而,由于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本质上是相同的,所以三原则对跨文化翻译研究同样具有诸多启示。
首先,理解的历史性肯定翻译中的误读现象。伽达默尔认为由于理解的历史性所导致的偏见和误读是"合法的"。由于理解的历史性,人们对同一文本的理解是多元的,不同的时空、不同的视角会产生不同的误读和偏见。正如勒菲弗尔所言,翻译不是在真空里进行的。无论哪一位译者,都会收到各种主管或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绝对"信"的译文不可能存在。历史性误读是时代认可的理解,是理解之前业已存在的社会历史因素、价值观等影响的产物。例如晚清时代,面对列强入侵、外族统治,当时的文人志士充分发挥小说的政治教化功能,不少本来政治色彩较淡或毫无政治色彩的外国小说,在译介到中国时,都被加以一种"政治性阅读",肩负起了政治任务。理解的历史性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中外翻译史上的增删、改译等现象。一个译
转贴于 http://
本就是一个时代制造的偏见,好的严肃的译本是该时代认可的合法的偏见。要完全消除误读现象,进行纯客观地理解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误读也是有其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和价值的,例如庞德的唐诗英译中有不少错误,但是它却在美国引发了一场新诗运动。
其次.伽达默尔关于两种视界融合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相当确切地道出了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性质,且从理论上印证了翻译中文化过滤现象的不可避免性。由于历史性的约束,译者视界和作者视界难以重合,文化过滤现象在所难免。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进入原文文本的世界,应努力领悟作者的本意,例如郭沫若先生在翻译《浮士德》前后经过差不多三十年时间,就是为了能使自己和歌德少年和晚年时的思想感情合拍。而在实际的翻译中,译者总是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熟悉的世界里的只是和信仰带进原文这个陌生的世界。这种情况在中外翻译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林纾和郭沫若分别在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http://和雪莱的诗歌时,都强调认为应该把自己的感情自然而然地参与和融入翻译之中,这是难免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但一定要把握好尺度。然而想要完全领悟作者的本意也是不可能的。语言与文化间透明的互译是不可能的。翻译不是中性的远离政治及意识形态斗争的行为,它是冲突的场所,如唐代金昌绪那首著名的绝句《春怨》,在西方译者笔下,这首反映中国古代妇女的怨妇诗却被误译为一首充满情趣的生活小诗。在翻译中,译者视域与作者视域相碰撞和排斥,译者免不了用译语文化归化、过滤原语文本。
第三,伽达默尔对效果历史的论述有助于认识重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理解的历史性使一部译作只能是对原作生命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眼神和扩展,其本身却不可能是超越时空的"不朽"。对每个人而言,文本都是一种开放性解构,文本意义的可能性是无限的。文本而的真正意义是和理解者一起处于不断生成之中。人类在不断理解中,不断超越自身,在不断更新、发展着的"效果历史"中,始终不断地重新书写自己的历史,重新对自己和文化进行反思的批判。因此,重译本作品可视作是不同时代译者不同创造力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重译尤其是文学名著的重译是值得提倡的。
最后,伽达默尔的对话模式理论提高了译者的地位,标志着翻译的对话时代的开始。以往的译论认为,译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是从属关系——原作者拥有绝对的权威。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竭力捕捉原作者的意义,而对原作者的意义的忠实则成为译者最大的愿望。古今中外,莫衷一是。译者没有权利依据自己的理解来解释文本。译者的任务就是复制原作者的意义。这也就是说译者必须绝对地忠实于原作者,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背离。这种翻译观世纪上就是认为翻译只不过是译者在倾听原作者的"独白"然后忠实地将其表达出来。但是,实践证明这种意义上的忠实只是一个幻想。无论译者怎样努力都不可能绝对地忠实于原作者,尤其是在声音、风格等方面。伽达默尔认为作者的"本意"不存在,对作者"本意"的寻求也是徒劳。当作者创造出意见作品(文本)后,这件作品(文本)就是一个脱离了作者的自足存在。因此,阐释者不必与作者认同,而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探究文本所关注的问题上。 文学翻译的实际情况是文本一旦完成了。原作者也消失了,只有文本在对读者诉说着什么。由于文学语言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原作者所使用的词有时与他所要表达的意思不一致。无论作者健在与否,译者所面对的是文本所能展现的意义。在理解和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将自己的"前见"带进理解的过程,尽管这种"前见"有时是错误的。由此,译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主人与仆人的关系,译者的地位被大大提高了。
1、历史题材与一般题材并无根本的分别。以往人们似乎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历史题材与一般题材的文艺创作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完全是两种性质的东西。这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误解。这种误解实际上是预设了这样一种理论观点：历史是真人真事的纪录，文学则是凭空的虚构；历史题材的作品是一种基于真人真事的叙事形式，因此大体上必须符合历史叙事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在历史题材的作品与一般题材的作品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差异。何以见得呢？
首先，尽管本人并不同意西方后现代史学将历史视为文本，将历史叙事等同于文学叙事的观点，但我却坚信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无不包含着文学叙事的因素。如果我们将此前发生了的事情都称为历史，那么这个“历史” 就成为世界上每个人的生命过程，它永远吞噬着“现在”——任何我们意识到的“现在”都已然成为“历史”。就整体而言，这样的历史是不可把握的“黑洞”，任何叙事形式，乃至人类一切建构性精神活动对它都无能为力，因为它根本无法被归拢到人的视域之内，换言之它不能成为人的对象。但这样的“历史”确实存在，而且它还作为任何当下存在的“不在场的原因”而永远对人的生活发挥着影响作用。至于我们面前的“历史”，那毫无例外都是叙事的产物，在某种程度或某些层面上的确与文学叙事十分接近。例如中国古代正史中的人物传记有许多都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读，其中想象、虚构、夸张、变形这些文学创作必不可少的手段都一应俱全。这就意味着，我们没有理由将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截然分开，因此也就更没有理由将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与非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截然分开。
其次，非历史题材的与历史题材之间的差异远没有想象的那样大。我们知道，叙事性的文学艺术作品基本上都有一定的生活原型或者是素材作为创作的基础。这些“原型”或“素材”作为生活中存在过的人和事，难道不就是“历史”吗？其与历史题材的区别仅在于没有被历史叙事建构为文本形式，而是直接被文学叙事所捕捉，从而成为虚构的材料。同样是发生过的人和事，进入历史叙事过程的就成为历史文本，而没有进入历史叙事而是进入文学叙事过程的就成为文学文本。这究竟味着什么？难道不意味着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的同源性吗？难道不意味着成为“历史”与成为“文学”之间存在着诸多偶然因素吗？当然意识形态因素是最重要的——一个发生过的事件是否能够为历史叙事所捕捉从而堂而皇之地成为“历史”，关键要看它是否能够受到叙事者所接受的那种意识形态的“青睐”。无独有偶的是，文学叙事同样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制约。这说明，面对那些发生过和正发生着的人和事，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实际上是站在同样的起点上予以审视，二者同为话语建构活动，很难说哪一个更接近那个“不在场”的历史。从生存论的意义上说，那种充满当下体验的文学叙事肯定比貌似客观的历史叙事更接近生活的本真状态。如此看来，如果用“真”和“假”作为区分历史与文学的标准，那肯定是有问题的；而对于历史题材与非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也不应该以“真实”与“虚构”来区分。
2、在这里我们所讨论的并不是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与“历史”的关系问题，而是历史题材作品与非历史题材作品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怎样的问题呢？根据我们前面的讨论，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是以没有进入历史叙事视域的“历史”作为文学叙事的材料，还是以被“叙事”过的历史文本作为文学叙事的材料。前者被称为一般题材的文学叙事，后者被称为历史题材的文学叙事。
一般题材的文学叙事通常不会受到来自生活材料本身有意识的规范与限制（被指责为“影射”或者侵犯个人隐私的作品除外），作家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重新组合和改造这些材料。历史题材的文学叙事则不同了，它常常要受到来自历史叙事的严厉监视。历史叙事认为自己有权对建基于自身之上的文学叙事进行评判与限制，在历史叙事看来，历史题材的文学叙事不是别的什么，而是自己的派生物，使自己的附庸，因此不得超越自己的藩篱之外。这就是历史题材的文学与影视作品常常受到来自历史学界否定性批评的主要原因。
说来也颇难人寻味，迄今为止本人看到的来自历史学界的关于历史题材文学艺术作品的论说，一无例外地都是批评的声音。这是为什么？历史叙事为什么要“越界”地去规范文学叙事？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先听一听历史学家们是如何进行批评的。
批评要点之一：有硬伤。这是最常令历史学家诟病的事情。例如“孝庄”本是顺治皇帝生母死后的谥号，她本人生前是不可能知道的，即使知道也决不会以此自称，可笑的是在号称“历史正剧”的电视剧《康熙王朝》中，这个人物却是口口声声“我孝庄”如何如何。由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再加上影视剧编导的文化水平有限，敬业精神不够，故而此类硬伤在今日荧屏上的确比比皆是，令人喷饭。其他如某大臣与别人谈及皇太后时称之为“母后”，让宋代武士穿上明朝锦衣卫的服饰等等知识性错误，都是历史学家深恶痛绝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认同历史学家的立场。
但是另有一些被历史学家看作是“硬伤”的，就值得商榷了。例如我们常常看到历史学家的文章指责某影视剧中某个人物在做某件事时的年龄与历史记载不符，某件事情根本不是某个历史人物所为，某个剧中人物的经历与实际的历史记载大相径庭，等等。此类指责是最为典型的将历史与文学混为一谈的例子。文学叙事，即使是以历史事件为题材的，也还是文学叙事，其叙事准则是文学的而不是历史的。剧中人物的年龄、经历、脾气秉性甚至其存在与否等等均可以，而且应该是根据整部作品的总体构思来安排所的，而不应该是根据史书记载来安排的。这些都不可以“硬伤”视之。
批评要点之二：评价不当。最为历史学家不能容忍的还不是历史题材作品中的“硬伤”，而是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评价问题。这也是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共同面对的难题之一。一般说来文学叙事是比较敏感的，易于接受新的思想观念的影响，所以喜欢做翻案文章。而历史叙事由于研究对象的关系，一般说来比较保守一些。这样一来，在对历史事件与人物的价值评价上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就常常是圆凿方枘，甚至针锋相对的。例如对于古代帝王的评价，历史学家根据历史记载往往从“定论”出发来指责文学或影视作品。殊不知凡是“定论”都是剔除了血肉的“筋骨”，是毫无趣味的，文学叙事如果以此为准则就必然脸谱化、类型化。比如雍正皇帝，除了清代官修的史书之外，这位皇帝在历史叙事中的形象一向不大好。然而，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制作的大型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中，雍正成了一位令人尊敬的杰出政治人物，而且也是令人同情的孤独者。电视剧播出后受到观众和文学界影评人的高度评价，收到空前的收视率。但是史学界的批评亦随之蜂起。锋芒所向除了对其中“硬伤”的指责之外，主要集中在对雍正的评价之上。许多文章认为，雍正这个人在历史上是以刻薄少恩、残忍冷酷著称的，电视剧却把他描写成很有人情味的人；历史上的雍正虽然的确常常通宵忙碌，但那是为了阅读各地送来的成千上万条“密折”，而电视剧却把他描写成为了江山社稷操劳……。在我看来，这样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雍正皇帝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某个符号，他在与臣下或仆从的关系中表现出一定的人情味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历史叙事往往只关注事件的原委而不注意事件的过程，尤其不关注当事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所以对一个历史人物往往根据事情的结果来下断语。文学叙事则刚好相反，其最为关心的不是事件的结果，而是事件发生过程中人们活生生的情感体验。在《雍正王朝》中，编导和演员对于雍正那种处于国与家、权力与人情、光明正大与阴谋诡计等多重矛盾之中的复杂心态演绎的淋漓尽致，这也正是电视剧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看完这部电视剧，我们会说：历史上的雍正也许不是这样的，但是他有可能是这样的。而看完某些史书的记载我们则会说：实际生活中的那个雍正肯定不是这样的。
这就是说，历史学家依据史书的记载来否定文学叙事对于人物和事件的独特的价值评价，这种做法的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那些历史文本的建构者在特定文化历史语境中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作出的价值判断都是值得怀疑的，所以今天的历史学家依据历史文本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做出的价值判断也同样是可以质疑的。在历史人物与事件面前，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同样拥有价值判断的权利。
批评要点之三：历史人物口中太多现代人的话语。让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这些历史人物满口现代汉语词汇也是常常被历史学家嘲笑的一个方面。作品中的历史人物究竟应该说什么语言？能否用现代汉语中才有的（例如“战略”、“政治”等）词汇？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完全运用古人的语言。一是古人究竟怎样说话，其所操语词与书面语究竟多大差异，今天已经难以确知，二是即使确知并且能够使用，广大受众也不会接受。我以为，在这个问题上历史学家的批评不可尽信，也不可全然不信。比较恰当的做法应该是既区别于今天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给人一种历史感，又不令人产生陌生感或疏离感。就像比较优秀的译制片的配音一样，说的是中国话，可是听上去似乎是外国人说的。如果能够做到听上去是现代语言，可是令人感觉是古人说的，那么历史剧的语言就算是成功了。
3、那么对历史题材进行文学叙事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我认为恩格斯当年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1847）和《致费迪南˙拉萨尔》（1857）中两次提到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正可以作为我们的历史题材创作的基本准则，也可以作为我们关于历史题材作品批评的基本准则。这一准则的要点有三：
其一、历史优先原则。“历史优先原则”这一提法是童庆炳先生在论及古代文论研究方法时提出来的[1]，我认为这一提法也完全符合恩格斯关于文学批评的“历史观点”，因此借用于此。所谓“历史优先”就是承认历史的优先性：既承认那个曾经是实存之物的“历史”的优先性，也承认作为文本的“历史”的优先性，因为我们只有通过文本的“历史”才能接近曾经实存的“历史”。但是承认历史的优先性并不等于严格按照历史记载来进行文学叙事。按照恩格斯的观点，文学创作，包括历史剧的创作都拥有极大的自由虚构的空间。例如历史上的骑士领袖济金根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把解放农民作为自己起义的目的，但是恩格斯依然认为拉萨尔“有权把济金根写成是打算解放农民的”。这意味着在恩格斯看来，即使历史上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也还是可以根据剧情的需要而出现在作品中的。但是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坚持认为在揭示导致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时必须符合历史的实际而不可以主观臆断。例如济金根的失败就不可以写成是他个人的原因所造成的，而应该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 的产物。这样实际上恩格斯给出了一个重要原则：历史题材创作必须符合历史语境所提供的诸种可能性，即必须在历史演变的大格局中来看待历史人物和事件，不可将历史事件还原为纯粹个人行为的结果。
关键词：档案；管理；核心；本质
1 档案历史联系综述
（一）档案历史联系的界定
档案整理物质结构的演变规律表明，档案历史联系的整理是档案整理的本质与核心。档案之间的历史联系指档案在产生与处理的过程中，形成具有一定特征的内部相互关系；换言之，档案的形成与完善被特定规律所约束，因此具有独特的形成过程和表征特点，但是某些档案因形成特点相同而存在客观的必然联系，称之为档案历史联系。于此，阐述档案历史联系的界定如下：第一是档案之间的历史联系与社会实践息息相关，即表现档案历史联系产生于档案文件形成与完善过程中，而档案的形成与完善则来自社会实践的相应行为；第二是档案之间的历史联系具有客观存在性，即表现因社会实践而产生的档案文件内部的相互关系是真实存在的，不以个人的主观意志发生转移；第三是档案是文件转换的产物，档案具备文件形成与完善的特点，档案之间的历史联系来源于源文件之间的历史联系。
（二）档案历史联系的特征
主、客观统一性是档案历史联系的特征之一，主要表现如下：其一是档案历史联系的客观特征来源于其源文件的客观特征，即档案历史联系来源于社会实践中文件的历史关系，具有客观存在性；其二是档案历史联系源于文件却高于文件，表现为人类思维意识对客观实践的主观抽象，具有主观描述性。因此，档案历史联系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体，并因档案整理人员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水平而存在差异，比如某些历史联系是客观实践的真实描述，而某些历史联系则是歪曲虚假的反映，所以，档案整理员应经客观实践和主观意识的统一，将客观历史联系搜集、处理，加工、提炼使历史联系成为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体，付诸于特定的物质载体，固化或物化为具体的物质形态以记录档案历史联系。
档案的本质在于记录历史的真实性，历史联系性档案整理即为利用档案记录历史的过程，历史联系的档案整理更易于形成历史记录。因此，来源、时间、内容和形式四维度架构是档案历史联系的特征之二，主要表现为：哲学维度的历史具有清晰的严谨性、发散性和推理性，因此解析定义历史由来源、时间、内容和形式组成的四维度架构，并将社会实践的践行者界定为主体，将社会实践的被践行者界定为客体，以对应时间为载体，将档案历史联系界定为由来源、时间、内容和形式四维度架构，使档案历史联系的记录与哲学维度的历史一一对应。
2 档案整理的核心与本质：历史联系性整理
（一）历史联系思想的产生
档案整理的核心和本质是档案历史联系性的整理，回顾近现代档案整理实践，档案整理的历史联系思想产生如下：民国初期因社会生产力和认知局限性，并未形成完整的档案学分类理论，只是单纯的借鉴“杜威十进制”分类法，机械地束缚并破坏档案间的历史联系，不能真实地按照档案的具体情况进行分类；但是，部分有识之士指出档案整理与图书管理的本质区别：档案形成于特定的历史实践，是社会实践系统性和积累性的历史产物，其分类应源于历史并尊重历史，必须“特有要则”；于此，档案整理尝试以档案自身形成与特点为基准，按照档案间历史联系进行分类，例如1933年文献馆明清档案整理原则即为：分析研究与档案产生密切相关的文书程序、档案术语、职官衙署等因素，有机选择具备特有本质与形成关系的文件实体，并选择不同的分类方案以体现历史联系的层面性。总之，历史联系思想的产生初期，主要体现了档案四维度特征中的来源联系，使档案整理部分的体现历史联系的客观结果，最终按照时间、内容、形式等要素分类排列，虽然未上升至一定的理论高度，但是仍然为历史联系思想的后续研究提供经验和奠定基础。
（二）历史联系思想的发展与完善
历史联系思想的发展与完善主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来源原则”和“全宗理论”在档案整理领域中的运用；第二阶段是电子档案的元数据整理在档案实践的应用。“来源原则”是档案学理论的基石，指按照档案来源或形成进行整理与分类的原则，其特点是断定档案来源差异并保持原有整理次序；“全宗理论”是档案学的最高原则，指将来源相同的档案作为统一整体进行保存与整理。但是，不论是“来源”还是“全宗”，其本质均为档案整理的历史联系而且均来自档案整理实践，尊重档案的自然存在和固有形成的历史联系，强调并维护历史联系档案的客观规律和客观事实，以历史联系为载体，在特定的统一的原则下，辨析来源、时间、内容、形式等诸方面因素，为历史联系档案整理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方向。
另外，电子档案的元数据整理产生于电子文件依赖性、易逝性、易变性、不确定性等特征下，意在真实完整的描述电子文件形成的条件、内容、架构和过程，并为计算网络系统提供自动变细、分析、分解、提取、归纳的数据信息，将其内容特征、文件形成、处理利用等过程用元数据记录，具备真实性、时效性、完整性和高价值性。元数据整理电子档案的本质也是历史联系性整理，通过整理元数据集记录档案间历史联系并对应和还原相应的社会实践活动，反映电子档案记录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过程与形成背景。
3 历史联系整理技术：”虚拟整理”技术
（一）“虚拟整理”技术综述
“虚拟整理”指与文件实体排列顺序无关，以符号或符号的语法逻辑为载体，单纯记录并解释档案间历史联系的一种整理技术。“虚拟整理”技术的结果是形成档案历史联系记录，揭示并固化档案历史联系，合理真实的表达档案物质实体本质构成部分。”虚拟整理“技术优于“实体整理”技术表现于其不仅实现档案历史联系的多为整理，而且实现纸质档案、电子档案、不同载体档案等档案整理实践环境下的统一，换言之，“虚拟整理”技术能以计算机网络系统或者计算机整理软件为载体，通过对档案文件材料中不同原则下历史特征的多维排序，以不破坏实体排列为准则，全面、真记录实体记录中所不能表现的档案历史联系。“虚拟整理”技术应完善为以人工干预为主，以计算机模拟为辅助的全新档案整理技术，人为处理、描述、记录档案的历史联系性，保证档案历史联系的可检索功能。
（二）“虚拟整理”技术的使用意义
“虚拟整理”技术具备多向历史联系记录、丰富档案整理实践意义及理论等特点，现将“虚拟整理”技术详细阐述如下：其一是摆脱非历史联系因素对档案整理的影响，即摆腿档案实体排列顺序的历史联系记录，注重档案文件与社会实践过程的一一对应，使档案历史联系性整理免受保管期限、密级、载体种类等非历史因素的影响；其二是完善档案整理的实践原则，“来源原则”不是档案学的至善原则，也并非历史性原则，而“虚拟整理”技术能实现档案整理从“来源原则”向历史性原则的过渡，使历史性原则真实完整的包容“来源原则”以保证历史性原则的适用性；其三是档案整理实践重心偏向信息整理，即档案实体管理向以档案历史联系整理为核心和本质的档案信息整理便宜，“虚拟整理”技术作为其过程的加速器和助推器，保证此过程的稳定与合理。
[关键词]研究模式；马克思主义；史学原则
[中图分类号]C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1）08-0023-03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的成败得失，是准确把握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关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展现出研究方法不断丰富、研究视角愈益多元等新气象。同时，由于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研究的范式和手段各异等原因，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出现了几种价值取向具有明显差异的研究风格。
一、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分歧与三种价值取向的研究实践
关于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几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首先，关于中共党史的学科属性和归属问题，至少存在三种基本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属于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1]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共党史属于历史学科。[2]第三种观点取以上两种认识的中间态度，坚持中共党史既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政治学科，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历史学，它是兼具政治学和历史学特点的特殊学科，是二者的交叉学科，或者说是带有十分浓厚政治色彩的历史学科，以中共中央党校郭德宏教授为代表。[3]
其次，关于中共党史的学科功能和学科价值问题，学者们认为中共党史存在着两个平行的学科功能和价值。一方面表现为意识形态功能、政治宣传教育功能以及为现实服务的直接的使用功能和“求善”功能等，具有社会价值。另一方面，中共党史学科又具有学术功能，认识功能，为现实服务的间接性的基础功能，具有学术价值。[4]
在研究的实践上，中共党史存在着三种不同价值取向的研究范式：
1.政治性的党史研究（或曰官修党史）。这种研究侧重从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从现实政治需求的视角反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一步步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注重突出在党的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宣传，志在弘扬具有正面宣传效果的会议、事件和决议，专注于对论证现实政治合理性有帮助作用的历史因素的发掘。很显然，所谓的官修党史是与中共党史意识形态功能、政治宣传和政治教育功能、为现实服务的直接的使用功能相对应的。
2.学术性的党史研究（或简称学术党史、民间党史）。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中共党史研究主体的独立意识不断增强，许多致力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们从被动依附现实政治需求转向学术自觉，并且开始尝试着用规范的学科语言系统解读中共党史，逐渐摆脱传统思维方式和消极因素的影响，研究视野不断拓宽，研究的方法不断丰富，一些跨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系统方法，比较研究方法，甚至部分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手段也被应用于中共党史的研究。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一大批国内外党史档案、历史资料纷纷解密，使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出现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并取得了十分可观的研究成果。
3.非政治性亦非学术性的党史研究（或称之为另类党史研究）。在一些党史研究者（或者党史爱好者）中，存在着既不与现实政治需要相一致的政治性党史，也非从学术化层面研究党史的现象，其主要特征是研究态度很不严肃，为了追求观点的标新立异和引人耳目，不顾客观事实，不惜歪曲党史，以戏说，调侃，甚至丑化、妖魔化党史的手段，对党史进行十分随意的“全新”解读。也许是出于对学术性党史研究理论的缺乏，或是对长期以来党史研究政治论断式的报复性排斥，这种既非政治性亦非学术性的另类党史研究，经过网络等开放性大众传媒以及海外媒体的传播，所带来的影响是十分严重和恶劣的，轻则混淆视听，重则会颠覆部分党史领袖人物的历史地位，甚至影响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稳定。
二、对三种研究实践的认识
尊重历史事实，探索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首要目的。通过学术性的研究，中共党史才能给人以一个全面的、不偏不倚的客观面貌。而“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历史研究中也可以找到现实政治发展的规律。因此历史官修党史和学术党史的存在都是有道理的。不过，无论政治性党史研究还是学术性党史研究，都存在着某些方面的不足。
从学术规范的角度来看，官修党史研究注重党史研究的党性原则，在指导思想和相关概念、结论和提法上存在着诸多不足。如官修党史在很长时期里坚持革命史观的写作思路，一部内容翔实、涉及社会发展众多层面的中共党史容易被简单地描述为中国革命史和路线斗争史，出现严重片面化的学术弊病。还有，对不同的人物和事件采取不同的评价标准，或为达到某种宣传效果，从而有意彰显或遮掩部分历史事实，厚此薄彼，不能给人以客观、完整的历史印象。另外，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有些政治性党史研究存在用个别领袖人物的论断和结论去裁剪历史，从而出现以论代史的现象，违背了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研究原则。[5]这种现象使一部分读者对有些官修党史书刊，特别是较早时期的党史书籍和刊物产生厌烦情绪，在少数人中，甚至出现严重的逆反心理，即越宣传越不接受，越是你肯定的，我就越不相信，你越是否定的，我就越是认为它是正确的。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学术性党史研究就如何处理好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如何妥善解决与政治性党史研究之间的张力，是决定中共党史学术化发展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共党史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研究，不能片面追求还原历史上某些史实的原貌，热衷于从微观上对一些历史细节的考察和探源，而忽视它的党性原则。同时，学术性党史研究既不能仅仅侧重于研究范式的调整和研究手段的创新，也不是对传统的研究模式的一味否定。如将现代化范式、社会学范式等引入到党史研究中，为从新的视角认识中共党史提供了一个十分有益的平台。但是，传统党史研究中的革命思维是否全盘抛弃，也值得斟酌。
对于党史研究中第三种现象，即既不属于官修党史也不属学术化党史的另类党史，准确地说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研究。首先它没有坚持政治性党史研究的党性原则，其次也毫不具备学术党史的严格的学术水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诚如井冈山干部学院副院长周金堂所言，历史不是“面团”，不可随意揉捏，也不可随意编造，滥施斧柯。党史研究无论认可何种价值取向，都要把符合历史真实作为第一要义，信守史德，坚持“慎辩”，不搞“曲笔”，不写“诬史”、“秽史”。不负责任的篡改历史、调侃历史、歪曲历史和伪造历史的做法，必然严重损害历史的严肃性和真实性。[6]对于注重考据、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基本要求的历史研究来说，这种做法是绝不可取的；对于政治性和现实性很强的中共党史而言，更是要不得的。
三、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是中共党史研究健康发展的保证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学术活动的基本要求。因此，要促进中共党史的健康发展，任何研究路径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尤其不可偏离以下几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原则：
1.实事求是原则。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之一，也是中共党史研究坚持的首要原则。将实事求是原则贯穿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就是要求研究者从客观、公正和中立的立场出发，将所研究的对象充分地客体化，不是根据研究者自身的兴趣爱好，不被某种已有的结论和研究成果所左右，而是根据历史本来的是非曲直作出符合规律性的描述和评价。坚持实事求是也是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治史原则的基本要求和体现。只有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学术化党史研究才有生存和深入发展的前提。对于政治教育和宣传价值取向的党史研究，实事求是依然是一条不可丝毫忽略的指导原则，因为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使结论、论断建立在可信的事实之上，更好地达到教育和宣传的效果。也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曲解、丑化党史现象的产生。
2.历史主义原则。历史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社会领域的运用，指从某个历史事件发生的时空背景为出发点全面考察的原则。任何历史事件都不可能凭空产生，围绕着特定的事件，总会有许多推动着它发生发展的主客观因素、直接间接的因素和内外部原因。历史主义的原则曾得到了的大力推崇，他在1942年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文中，将历史主义方法形象地比喻为“古今中外法”，主张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应在充分地占有原始的、可靠、全面得到、准确的材料基础上，注重从纵向联系去研究党史的活动和人物。还要把研究对象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从横向联系上进行考察。历史主义原则是对党史领域里长期存在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现象的有力驳斥，它为新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向深层次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它是进一步繁荣中共党史研究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
3.群众史观。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最大成就是坚持历史是人民群众创立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共党史研究由于受现实政治中个人崇拜现象的影响，在研究的指导思想上表现出英雄史观的倾向。中共党史似乎成了论证个别领导人如何伟大正确的历史，绝对化甚至神化领袖人物，把领袖描写成十全十美无可挑剔的完人。相反，对于某些犯过一两次错误的人物却极力否定，宁愿放大其不足的方面，而对其正确的一面极力隐蔽，甚至绝口不提。这就是邓伟志教授所说的党史研究中出现的“一错百错”现象。这种做法既违背了党史研究“不虚美”、“不掩恶”的基本要求，也从根本上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历史观。党的事业是千千万万党员和群众共同的事业，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辉煌。可喜的是，当前已有许多学者将研究的兴趣转向了普通党员群众和党的基层组织，这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4.阶级分析的方法。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要不要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及如何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回顾中共党史研究的历程，不难发现，在“”结束之前，“阶级分析方法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最重要的方法，近乎唯一的方法”。而在“”以后，“阶级分析方法在党史研究中很少使用，几近束之高阁”[7]。将阶级分析方法作为主要甚至是唯一方法，是在方法论上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固然不对。同样，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完全抛弃阶级分析方法，恐怕也不可取。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的主要动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就是一部充满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对于这一部分历史的研究，如果脱离阶级分析的方法显然是不科学的。当然，阶级分析绝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方法，在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时候应该与时俱进，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如对20世纪60年代重新强调的阶级斗争理论并非是我国社会发展实际的客观反映，就不适用于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阶级和阶级斗争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存在，特别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阶级分析的方法应该慎用。
5.坚持党性和科学性、政治性和学术性相统一。在中共党史研究中，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与学术化、科学化的价值取向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立和紧张是不争的事实，而如何减小政治性与学术性研究之间的张力，是促进党史研究深入发展的关键。党史研究中的政治性和学术性、党性和科学性其实是辩证统一的。党性或政治性体现了党史研究区别于其他历史的学科特点，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需要，从而对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其它学科不可能有的推动作用。反之，中共党史政治功能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学术功能的实现程度，因为“意识形态宣传要有说服力，需要对欲张显和遮蔽的东西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和深刻的了解，而学术研究的客观、准确和深入，能为其提供重要的基础、依据和借鉴”[8]。所以，中共党史研究坚持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政治性和学术性相统一，不但是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在把握党史发展的主线和主题、主流和本质的前提下，推动党史研究学术化深入发展，就能实现“资政”和“育人”的双重效果。
参考文献：
[1]宋俭，丁俊萍.关于中共党史学学科建设问题的思考[J].中共党史研究，2008，（3）.
[2]张静如，邹兆辰.中共党史学是一门历史科学――访张静如教授[J].历史教学问题，2004，（2）.
[3][4]周一平，许曾会.2000年以来中共党史学理论问题研究发展综述[J].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10，12（1）.
[5]宋学勤.试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价值取向[J].学习与探索，2008，（3）.
[6]周金堂.党员干部学习党史之我见[J].北京党史，2010，（2）.
[7]李贵树，秦国刚.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应该如何使用阶级分析方法[J].中国成人教育，2008.（4）.
唯物史观为历史阐释提供了方法论原则
构建当代中国历史阐释学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上海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雄认为，对于历史的真理性阐释，关键在于坚持唯物史观。唯物史观为人类理解历史本质、讨论历史主体提供了一整套新的阐释原则，其价值就在于超越了从抽象、观念、精神、主观角度定位历史本体论的形而上学，将历史本体论定位为人，即从事现实生产和在生产的人，并从现实的人的活动出发，讨论人类历史的过去与未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马敏强调，探索历史之真，需要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原则。
历史阐释的多维度反思
从多维视角出发，剖析历史相对主义、追问历史阐释的真理性、探讨历史阐释的认识论规律、对各类思想资源进行批判吸收，意义重大。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萧功秦提出，要真实地审视相对主义和结构主义，关键在于揭示其背后的思想逻辑。西方主流学界陷入理性主义、解构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对理性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态度。西方理性主义自身存在着诸多问题，存在着“坏的理性”和“好的理性”，这种理性最大的特点是把历史背景和产生问题的条件结合起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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