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说明》考核目标与要求规定了学生要具备描述和阐释事物历史学科能力，要求学生“运用学科知识，提出解决问题的步骤，并使用简明、准确的历史学科术语完整地描述和阐释问题”。在高考历史评分细则中明确规定“用词不准或词不达意者”，均只给少量分数甚至不给分。由此可见准确使用历史学科语言在答题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重视对学生表达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在平时学习、考试答题过程中规范使用历史学科语言解决问题。
一、准确阐述历史概念
历史学科有许多概念和专有名词必须准确表达，绝不能张冠李戴，在平时学习中有相当部分学生对一些重要的历史概念理解失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
误，在阐述过程中出现了概念性的问题。如：评价辛亥革命历史功绩，一些学生认为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就是结束了封建制度。而君主专制是政体，封建制度是国体，封建制度包括政治上实行君主专制，经济上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以及思想上的等等，这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学生却混为一谈。这就要求学生学习中：
第一，弄清历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如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的基本涵义就是：尊重人的价值，尊重精神的价值。而各个历史时期人文精神含义又不同，古希腊时期的人文精神：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主张，一下子就把人置于世界和社会的中心。这是在原始宗教和自然统治之下人类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觉醒。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人文主义的含义：批判神权统治，鼓吹人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崇尚理性和科学，追求知识。启蒙思想对人文主义的发展：启蒙运动丰富和发展了人文精神的内涵，把反封建、反宗教神学的斗争推进到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理性王国”、按照资产阶级利益构建政治制度的高度，从而比文艺复兴运动更为彻底，具有鲜明的政治革命性质。
第二，完整归纳历史概念的内容，运用相关的历史概念分析历史问题。如重农抑商，从商鞅变法开始，贯穿整个封建社会，强调发展农耕，限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前期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巩固了地主阶级政权，但社会经济活力受到压抑，后期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由此进一步分析得出重农抑商政策实施的原因是封建统治需要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的必然。
二、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做到史论结合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要求学生“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努力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养成独立思考的学习习惯，能对所学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概括和阐释”。在平时训练和考试中，我们发现有的学生在答题时，用口语，滥用文学性的修饰语，盲目堆砌观点，不结合材料，要点答得太多，得分却很低，缺乏科学、严谨的历史学科语言。历史材料解析题中要求根据材料分析强调“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这一要求，多用历史学科语言解答。
例如：（王景）迁庐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是岁，年疫。京师及三州大旱，诏勿收兖、豫、徐州田租、刍稿（汉代的一种税收），其以见谷赈给贫人。（摘自《后汉书》卷七十六、卷三）
问题：依据材料概括中国农业经济的特征。
材料反映了古代中国农业生产状况，要求对这一现象所反映的中国封建时期农业经济的特征进行概括描述，通过调动、迁移和运用所学知识，对问题要求的时代特征描述。依据材料分析得出结论：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②铁犁牛耕；③精耕细作；④受制于自然环境，具有脆弱性。
三、教师教学中使用学科语言要规范、严谨
关键词：欧洲中心论；世界史；普遍规律；封建；唯物史观；比较；开创
中图分类号：K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20X（2016）35-0051-02 收稿日期：2016-09-23
作者简介：朱晓静（1978―），女，山东济南人， 山东艺术学院公共课教学部副教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和西方文化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战争造成的经济凋敝、生灵涂炭的局面使部分欧洲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文明，对普及于20世纪的“欧洲中心论”提出质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三世界国家逐渐崛起，现实的变化为进一步打破“欧洲中心论”，平等看待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历史提出了要求，也准备了条件。世界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应时而生并不断发展。世界各国学者努力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各有其局限。马克先生认为各国学者的著作虽然都试图以非欧洲中心论的观点看待人类历史，但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欧洲中心论的倾向，或者说无法完全摆脱西方史学模式。[1]
很明显，欧洲中心论是阻碍世界史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许是最难克服的因素。但在困难重重的局面下，全世界的历史学者并未放弃努力，也已经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果。其中马克先生对封建社会历史的研究，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篇幅所限，本文将集中讨论《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以下简称“《形态研究》”）在世界封建社会历史研究中的意义。首先说明几个问题：第一，《形态研究》出版于1985年，我们必须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讨论；第二，承接第一个原则，马先生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治学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因此本文将主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作品的开创性意义。
上文已经提及欧洲中心论对世界史发展的危害，具体言之，目前历史研究的话语体系充斥着以欧洲（主要是西欧）为模板总结出的概念、规律、分期体系等，如果直接用来研究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就有可能造成概念与史料不符的混乱局面，“封建”概念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何为“封建”？以中国和西欧为例，中文的“封建”一词最早出现在《诗・商颂・殷武》中：“命于下国，封建阙福”；随后出现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2]简而言之，就是指中国发源于商周时期的一种政治制度。而英文的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封建主义（feudalism）等术语最早出自18、19世纪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和其他历史文献，是启蒙思想家对西欧中世纪社会的研究结晶。两者原本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在近代才通过翻译这一途径彼此对应了起来。1903年严复用“封建”对译“feudalism”，并将之与周代的封建制度进行比较，[3]从而将中国周代的政治制度与西欧中世纪的政治制度联系起来，造成了长期的混乱。
封建概念的不统一造成很多问题。例如，20世纪50―60年代，出于关注亚、非、拉历史的实际需要，中国史学界又兴起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再次引发讨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问题。笔者窃以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这么长”这一问题的提出需要一个理论前提，即史学界需要对世界史意义上的封建基本概念达成共识。如果双方的封建概念所指不同，何以比较？简单地将苏联根据欧洲历史总结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套用到中国历史上，很容易看到，大体从公元前475年到1840年的中国社会（此处采用郭沫若的观点[4]），奴隶基本不存在了，资本主义显然尚未发展，那就只能是封建社会了，从而得出中国的封建社会很长的结论。这实际是尝试用西欧的封建概念来衡量中国历史，这恐怕是不妥的，也不一定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马克思曾明确表示，“自己有关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的论断乃是从西欧历史发展道路归纳出的结论，只适用于西欧”。[5]
正是面对上述问题，马克先生用他的《形态研究》迈出了整合中西封建研究，从而寻找共识的开创性一步。他在《形态研究》的序言部分明确指出：20世纪60年代重又兴起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规律做再认识，根据世界主要国家、民族的历史，综合比较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特征，真正体现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6]
《形态研究》的视角在当时可以说是崭新的：中国人用唯物史观考察西欧封建经济形态，自然不同于西方学者（无论其是否持唯物史观），也不同于苏联学者――他们或者难免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忽视欧洲以外地区，或者因为语言限制等原因，缺乏对中国古代社会状况的深入了解，都无法像马先生一样，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中西两方的资源，建立更加普适性的理论体系。
笔者以为，马先生最具开创性、最有意义的贡献就是他正确运用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对西欧的封建化进程做了重新推演。
正如《形态研究》中指出并整理澄清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长期以来从法律规定、政治制度方面研究封建主义，忽视经济内容，因此他们将西欧的封建化过程大体等同于封臣制、封土制的形成和结合过程，即从西罗马帝国灭亡至查理曼帝国瓦解这400年。苏联史学家根据唯物史观，正确地解决了封建主义的定义问题，但在探讨封建化问题时，也没能以经济基础为主要判断标准，与西方学者的结论相同。[7]
马先生克服了上述两者的不足之处，牢牢把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开创性地从经济基础出发，首先将西欧封建化的开端定为二世纪末或三世纪，因为“封建经济因素在罗马帝国内部已有长足的发展，三世纪的罗马社其主导的生产关系已可说是封建性的”。[8]第二步，马先生认为日耳曼国家的建立标志着西欧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结束，西欧从此进入封建社会，因为根据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的转变包含着经济革命与政治革命两部分，虽然三世纪时西欧的经济革命（即经济基础的转变）已经大部分完成，但政治革命（即上层建筑的变革）却等到日耳曼人到来后才完成。此处马先生成功地摆脱了盛行已久的西方标准，真正运用唯物史观对西欧封建制度的建立时间做出了重新界定。第三步，马先生指出，日耳曼帝国建立之后，西欧的封建化进程还在继续，因为封建经济成分需要消除前一阶段的残余成分，巩固、发展自己，使自己在社会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针对这部分内容，马先生进行了多方面的梳理和分析。例如，本书第一章指出，日耳曼新兴封建国家建立后，日耳曼贵族在罗马封建经济的基础上转化为封建贵族，采取了一些客观上有助于封建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两项分别涉及“罗马人与日耳曼人间的土地分割”和“奴隶和隶农的地位”。[9]第二章则吸取前人研究成果，总结了前封建社会的残余成分在西欧消失的时期，大致肯定“奴隶制在西欧于10―11世纪时彻底消失了。不仅从经济地位上看已不复存在奴隶，而且法律概念上也起了变化”。[10]总之，马先生对西欧封建化进程的重新推演是别开生面、有坚固的理论支撑和丰富的史料支持的。这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都具有巨大的创新意义。
马先生注重历史实际，结合农奴的经济地位和法律身份得出中古西欧农奴的概念：农奴是西欧封建社会的独立小生产者，从经济地位的角度说，与其他农民并无原则不同；从法律上说，却是一个不自由人，但这种不自由已经不同于罗马法规定之奴隶的不自由，因为受经济地位变化的影响，中世纪的农奴“已不是主人之物，而是主人之人。”“所以我们可以把农奴制看成是一种减轻了的奴隶制。”[11]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因此张云鹤先生说：“作者给西欧农奴下的十分完整而全面的定义就是前所未有的”[12]R先生对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定性也是富于新意的。之前有不少中西学者将西方城市看作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认为城市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13]马先生则明确指出：“西欧中世纪的城市，称为自由城市，这是就它的法律地位而言的。”城市的确享有一些自由权利，“这确实是西欧城市的一种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是由西欧封建社会的特性决定的，是完全符合西欧社会当时的情况的。”“这种城市的独立性完全是封建性的。”马先生进而给出了几条论据：在法国，一度把得到公社权的城市也当作负有军役义务的封臣；一些城市还需向封建主纳协助金，而且其条件和封臣向封君纳协助金的条件一样；还有一些城市公社向封建主宣誓效忠。[14]马先生在这里仍然注意了实际的经济、政治情况和法律形式的结合与区分。
总之，作为中国学者研究西欧封建经济的第一部专著，《形态研究》以崭新的视角，迈出了整合中西封建研究，打破“欧洲中心论”，从而寻找世界史意义上的封建社会的普遍规律的开创性一步。
参考文献：
马克.困境与反思：“欧洲中心论”的破除与世界史的创立.历史研究，2006，（3）：3―22.
刘林海.中古与封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多元视角下的封建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00.
日 知.“封建主义”问题（论FEUDALISM百年来的误译）.世界历史，1991，（6）：38.
郭沫若.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考古，1972，（5）.
李洁琼.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陷阱.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749）.
马克.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09：2.
马克.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09：60―80.
马克.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09：35.
马克.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09：35―47.
马克.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09：81―82，91.
马克.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北京：中国出版集团，2009：202―205.
张云鹤.评.历史研究，1985，（6）：188.
《考试说明》考核目标与要求规定了学生要具备描述和阐释事物历史学科能力，要求学生“运用学科知识，提出解决问题的步骤，并使用简明、准确的历史学科术语完整地描述和阐释问题”。在高考历史评分细则中明确规定“用词不准或词不达意者”，均只给少量分数甚至不给分。由此可见准确使用历史学科语言在答题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重视对学生表达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在平时学习、考试答题过程中规范使用历史学科语言解决问题。
一、准确阐述历史概念
历史学科有许多概念和专有名词必须准确表达，绝不能张冠李戴，在平时学习中有相当部分学生对一些重要的历史概念理解失本文由收集整理
误，在阐述过程中出现了概念性的问题。如：评价辛亥革命历史功绩，一些学生认为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就是结束了封建制度。而君主专制是政体，封建制度是国体，封建制度包括政治上实行君主专制，经济上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以及思想上的等等，这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学生却混为一谈。这就要求学生学习中：
第一，弄清历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如人文精神，人文精神的基本涵义就是：尊重人的价值，尊重精神的价值。而各个历史时期人文精神含义又不同，古希腊时期的人文精神：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主张，一下子就把人置于世界和社会的中心。这是在原始宗教和自然统治之下人类自我意识的第一次觉醒。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人文主义的含义：批判神权统治，鼓吹人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崇尚理性和科学，追求知识。启蒙思想对人文主义的发展：启蒙运动丰富和发展了人文精神的内涵，把反封建、反宗教神学的斗争推进到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理性王国”、按照资产阶级利益构建政治制度的高度，从而比文艺复兴运动更为彻底，具有鲜明的政治革命性质。
第二，完整归纳历史概念的内容，运用相关的历史概念分析历史问题。如重农抑商，从商鞅变法开始，贯穿整个封建社会，强调发展农耕，限制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前期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巩固了地主阶级政权，但社会经济活力受到压抑，后期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由此进一步分析得出重农抑商政策实施的原因是封建统治需要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发展的必然。
二、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做到史论结合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要求学生“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努力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养成独立思考的学习习惯，能对所学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的比较、概括和阐释”。在平时训练和考试中，我们发现有的学生在答题时，用口语，滥用文学性的修饰语，盲目堆砌观点，不结合材料，要点答得太多，得分却很低，缺乏科学、严谨的历史学科语言。历史材料解析题中要求根据材料分析强调“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这一要求，多用历史学科语言解答。
例如：（王景）迁庐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是岁，年疫。京师及三州大旱，诏勿收兖、豫、徐州田租、刍稿（汉代的一种税收），其以见谷赈给贫人。（摘自《后汉书》卷七十六、卷三）
问题：依据材料概括中国农业经济的特征。
材料反映了古代中国农业生产状况，要求对这一现象所反映的中国封建时期农业经济的特征进行概括描述，通过调动、迁移和运用所学知识，对问题要求的时代特征描述。依据材料分析得出结论：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②铁犁牛耕；③精耕细作；④受制于自然环境，具有脆弱性。
三、教师教学中使用学科语言要规范、严谨
关键词：轻重论；经济改革；宏观调控
一、“轻重”概念及轻重理论概述
“轻重”是《管子》轻重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定概念。它最早是指金属货币分量的轻重，后来渐变为价值大小即贵或贱的同义词，即由表现货币价值的概念演变成表现商品的贵贱的概念。
延伸到轻重理论，其实质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通过垄断工商业推行经济上的专制主义。正因为这种理论是研究市场上商品供求和物价“轻重”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封建国家如何利用商品货币的“轻重”变化，对商品货币流通进行调节、干预，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经济目的，故称之为轻重论。
二、西汉武帝时期轻重理论指导下的经济改革及其成效
轻重理论早期最深入的实践运用要追溯到汉王朝时期。它直接指导了桑弘羊主持的经济改革，有力地扭转了汉王朝财政收入不足的局面，促成了汉朝的鼎盛发展。当时桑弘羊对轻重理论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整顿和发展盐铁官营。盐铁是人民生产生活的必需品。汉初在“无为而治”思想指导下，盐铁生产放任。到了武帝时期，为解决财政不足问题，桑弘羊呈诸武帝批准，对盐铁官营进行整顿。他设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区主管各郡国的盐铁、均输，代表朝廷贯彻和执行有关经济政策。在整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盐铁官营事业。从此，盐铁官营以更大的规模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地开展起来。
第二，推广均输。试行地区以赋税形式交给政府的物资，定为一向由工商奴隶主运往外地销售的那些土特产。上交后有多余的，由政府收购，由均输官将其运往贵价地区出售。朝廷所需的物资则用钱到价钱低的地方购买。这种办法既克服了贡输中存在的中途损耗、运费高昂等问题，还限制了工商奴隶主的投机活动，又使国家获得商业利益。
第三，实行平准。平准就是政府在京师和各商业城市进行商品买卖，“贵即卖之，贱则买之”，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而万物不得腾踊”。为了保证这一政策的成功，在京师设“委府”（商品仓库），贮存大量商品，作为调节物价的后盾。
桑弘羊实行的这三项政策，进一步打击了工商奴隶主的掠夺和兼并活动，使封建国家占领了主要工商业阵地，促进了在封建国家控制下的工商业的发展，巩固了封建制的经济基础。而又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源泉的充裕。国家呈现“民不益（加）赋而天下（国家）用饶”的繁荣景象。
三、从管仲时代到桑弘羊轻重论呈现出的新特点
从管仲时代到桑弘羊，轻重论在实践中经受检验的同时，也经过一系列的演进和发展，从而不断呈现出与《管子・轻重篇》即前期轻重理论不同的一些新的特点。
（一）国民经济管理的重心不同
前期轻重论认为，货币和粮食是封建王朝控制全国经济，夺取“轻重之势”的关键。但是，这种把货币和粮食视为重心的思想，并不完全适用于封建国家经济管理实践。一方面，货币是一般等价物，粮食是人民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这二者的轻重变化对国计民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封建国家人为地制造货币流通量的时多时少，粮食价格的暴涨暴落，以操纵物价，谋取暴利，必然会引起市场活动的严重混乱，引起国民经济的剧烈的震荡，其结果弊远大于利。历史上，汉武帝几次在货币上做文章，实行货币减重。但事与愿违，却方便了富商们浑水摸鱼，是个严重的教训。另一方面，封建社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尽管在西汉时代，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是商品交换在整个封建经济中仍然不起决定性作用，只有很小比重的粮食进入市场，转化为商品。
鉴于封建国家通过垄断货币来掌握粮食并不符合中国封建社会的实际情况，故而，桑弘羊把国民经济管理的重心转向盐铁、均输和平准，以达到控制工商业，打击富商，增加封建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
（二）对盐铁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实行全面控制
前期轻重理论提出的“官山海”，主要是对盐铁的流通方面加以垄断，通过盐铁专卖，增加财政收入。他们不主张封建国家直接控制和经营铁的生产，而是提出与私人三七分成。
桑弘羊的盐铁官营，不仅限于流通领域，进一步发展到干预和控制盐铁的生产过程。当时工商业中的奴隶主残余势力，不仅在盐铁的流通方面采用奴隶制经营，而且驱役大批奴隶，从事盐铁生产，而封建国家垄断经营后则用“发征”、“更徭”等徭役取代了奴隶劳动。这更彻底的铲除了奴隶制残余，使封建生产不仅在盐铁的流通领域，而且在生产领域均取得统治地位。桑弘羊的官营盐铁工业，还是较大规模的手工工场生产，人力、物力、财力都有较好的保证，有雄厚的资金和齐全的生产设备等，因此官营盐铁工业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起私营有更大优越性。
（三）在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前期轻重论虽然提出了调节物价的要求，“贵贱可调”，以打击富商巨贾的投机活动。但是他所着重分析的是封建政府如何人为地造成物价的涨落，掌握时机，贱卖贱卖，以增加国库收入，稳定物价毕竟居于次要地位。
桑弘羊的经济改革，实质上也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产品，增加财政收入。但是，他比较重视稳定物价，保持市场上商品供求平衡。即使对盐铁这样为广大人民所必需的东西，也不任意加价，而是主张平价销售。更重要的是，桑弘羊建立了平准机构，调节市场上商品的供求和价格，使“万物不得腾涌”。同时沉重打击了富商豪民的不法投机活动。他关于平衡物价的改革为封建政权经营商业，获取巨额盈利，提供了更稳定更充分的基础。
（四）在国民经济管理中，比较注重经济方法和行政方法搭配使用
《轻重篇》极大夸大了封建国家行政管理的作用，认为借于号令，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实际上在前期轻重论中，经济方法和行政方法并没有很好结合。
桑弘羊担任经济领导职务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他在国民经济管理工作中，把经济方法和行政方法结合起来。一方面，主要是依靠经济组织，运用经济手段，来调节、干预社会经济活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桑弘羊取消了告缗令，盐铁、均输等方面的经济收入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桑弘羊充分发挥国家财政和法令的权威作用，采用行政命令、规定等强制性手段，垄断工商业，有效地实现了西汉王朝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
四、以古鉴今，轻重论的演进对我国当今经济管理实践的启迪
轻重论在汉武帝时期经过桑弘羊的充实和推广，已扩充为包括轻重之势、轻重之学和轻重之术的封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他还提出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运用轻重论，因为“时世不同，轻重之务异也”，“轻重之制导，而利害之分明也”。轻重论虽然不可否认地存在一定历史的局限性，但其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对今天仍有启发。认真剖析轻重论的思想内核，对我们当今的市场经济建设来说，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国家的有效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保障
轻重理论的实质便是要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来达到稳定经济发展的作用。因而，轻重论者也论证了实行国家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首先，宏观调控是平抑物价、富国富民的需要。“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余。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同时，也是消除贫富对立，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最后，轻重理论者指出国家宏观调控是减免百姓赋役，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需要。
（二）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措施
第一，轻重论要求封建国家掌握流通手段――货币。在现代经济中，国家也必须通过中央银行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和金融形势，对货币、信贷总量与结构进行控制与调节，从而保持货币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轻重论主张国家掌握货币是为了实现统治阶级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现代经济保持货币稳定也有类似意义：首先，可以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价值尺度和换算手段，便于企业换算成本和盈亏，有利于国家测算和确定主要经济比例，促进经济协调增长；其次，为商品交易提供稳定交易手段，促进城乡和地区间商品顺畅流通；再次，提供一个有效的支付手段，组织国民收入再分配。
第二，轻重论主张封建国家对盐、铁实行集中控制，实行国家经营，依靠官营工商业控制市场和物价。在现代社会，国家必须对某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及某些重要行业加以控制或垄断，在一定范围内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以此确保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可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与社会和谐。
第三，轻重论主张国家通过高价收购来调节供大于求的商品的供求关系，用低价抛售来抑制求大于供的商品的价格的飞涨。现代经济中，这同样是政府影响和干预市场价格形成和价格水平变动而采取的一项必要的手段和措施。例如，为了稳定农产品价格，在粮食收获季节，我国政府总是要求固定价格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在农产品市场供求矛盾较大时，通过政府吞吐储备的农产品缩小市场供求缺口，稳定市场价格水平。
参考文献：
1、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著选[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赵晓雷.中国经济思想史[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3、郑学益.经世济民:与思想同行[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论文关键词：轻重论；经济改革；宏观调控
论文摘要：轻重论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建立后逐渐形成的一种封建垄断的专制主义经济理论。这种理论形成后，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文章从分析轻重论的概念、内涵入手，着重分析该理论指导下的汉朝经济改革实践及其特点，最终落脚于探讨轻重论的演进对我国当今经济管理实践的现实意义及启迪。
一、“轻重”概念及轻重理论概述
“轻重”是《管子》轻重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定概念。它最早是指金属货币分量的轻重，后来渐变为价值大小即贵或贱的同义词，即由表现货币价值的概念演变成表现商品的贵贱的概念。
延伸到轻重理论，其实质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通过垄断工商业推行经济上的专制主义。正因为这种理论是研究市场上商品供求和物价“轻重”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封建国家如何利用商品货币的“轻重”变化，对商品货币流通进行调节、干预，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经济目的，故称之为轻重论。
二、西汉武帝时期轻重理论指导下的经济改革及其成效
轻重理论早期最深入的实践运用要追溯到汉王朝时期。它直接指导了桑弘羊主持的经济改革，有力地扭转了汉王朝财政收入不足的局面，促成了汉朝的鼎盛发展。当时桑弘羊对轻重理论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整顿和发展盐铁官营。盐铁是人民生产生活的必需品。汉初在“无为而治”思想指导下，盐铁生产放任。到了武帝时期，为解决财政不足问题，桑弘羊呈诸武帝批准，对盐铁官营进行整顿。他设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区主管各郡国的盐铁、均输，代表朝廷贯彻和执行有关经济政策。在整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盐铁官营事业。从此，盐铁官营以更大的规模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地开展起来。
第二，推广均输。试行地区以赋税形式交给政府的物资，定为一向由工商奴隶主运往外地销售的那些土特产。上交后有多余的，由政府收购，由均输官将其运往贵价地区出售。朝廷所需的物资则用钱到价钱低的地方购买。这种办法既克服了贡输中存在的中途损耗、运费高昂等问题，还限制了工商奴隶主的投机活动，又使国家获得商业利益。
第三，实行平准。平准就是政府在京师和各商业城市进行商品买卖，“贵即卖之，贱则买之”，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而万物不得腾踊”。为了保证这一政策的成功，在京师设“委府”（商品仓库），贮存大量商品，作为调节物价的后盾。
桑弘羊实行的这三项政策，进一步打击了工商奴隶主的掠夺和兼并活动，使封建国家占领了主要工商业阵地，促进了在封建国家控制下的工商业的发展，巩固了封建制的经济基础。而又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源泉的充裕。国家呈现“民不益（加）赋而天下（国家）用饶”的繁荣景象。
三、从管仲时代到桑弘羊轻重论呈现出的新特点
从管仲时代到桑弘羊，轻重论在实践中经受检验的同时，也经过一系列的演进和发展，从而不断呈现出与《管子·轻重篇》即前期轻重理论不同的一些新的特点。
（一）国民经济管理的重心不同
前期轻重论认为，货币和粮食是封建王朝控制全国经济，夺取“轻重之势”的关键。但是，这种把货币和粮食视为重心的思想，并不完全适用于封建国家经济管理实践。一方面，货币是一般等价物，粮食是人民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这二者的轻重变化对国计民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封建国家人为地制造货币流通量的时多时少，粮食价格的暴涨暴落，以操纵物价，谋取暴利，必然会引起市场活动的严重混乱，引起国民经济的剧烈的震荡，其结果弊远大于利。历史上，汉武帝几次在货币上做文章，实行货币减重。但事与愿违，却方便了富商们浑水摸鱼，是个严重的教训。另一方面，封建社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尽管在西汉时代，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是商品交换在整个封建经济中仍然不起决定性作用，只有很小比重的粮食进入市场，转化为商品。
鉴于封建国家通过垄断货币来掌握粮食并不符合中国封建社会的实际情况，故而，桑弘羊把国民经济管理的重心转向盐铁、均输和平准，以达到控制工商业，打击富商，增加封建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
（二）对盐铁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实行全面控制
前期轻重理论提出的“官山海”，主要是对盐铁的流通方面加以垄断，通过盐铁专卖，增加财政收入。他们不主张封建国家直接控制和经营铁的生产，而是提出与私人三七分成。
桑弘羊的盐铁官营，不仅限于流通领域，进一步发展到干预和控制盐铁的生产过程。当时工商业中的奴隶主残余势力，不仅在盐铁的流通方面采用奴隶制经营，而且驱役大批奴隶，从事盐铁生产，而封建国家垄断经营后则用“发征”、“更徭”等徭役取代了奴隶劳动。这更彻底的铲除了奴隶制残余，使封建生产不仅在盐铁的流通领域，而且在生产领域均取得统治地位。桑弘羊的官营盐铁工业，还是较大规模的手工工场生产，人力、物力、财力都有较好的保证，有雄厚的资金和齐全的生产设备等，因此官营盐铁工业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起私营有更大优越性。
（三）在保持物价稳定的基础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前期轻重论虽然提出了调节物价的要求，“贵贱可调”，以打击富商巨贾的投机活动。但是他所着重分析的是封建政府如何人为地造成物价的涨落，掌握时机，贱卖贱卖，以增加国库收入，稳定物价毕竟居于次要地位。
桑弘羊的经济改革，实质上也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产品，增加财政收入。但是，他比较重视稳定物价，保持市场上商品供求平衡。即使对盐铁这样为广大人民所必需的东西，也不任意加价，而是主张平价销售。更重要的是，桑弘羊建立了平准机构，调节市场上商品的供求和价格，使“万物不得腾涌”。同时沉重打击了富商豪民的不法投机活动。他关于平衡物价的改革为封建政权经营商业，获取巨额盈利，提供了更稳定更充分的基础。 转贴于
（四）在国民经济管理中，比较注重经济方法和行政方法搭配使用
《轻重篇》极大夸大了封建国家行政管理的作用，认为借于号令，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实际上在前期轻重论中，经济方法和行政方法并没有很好结合。
桑弘羊担任经济领导职务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他在国民经济管理工作中，把经济方法和行政方法结合起来。一方面，主要是依靠经济组织，运用经济手段，来调节、干预社会经济活动，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桑弘羊取消了告缗令，盐铁、均输等方面的经济收入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桑弘羊充分发挥国家财政和法令的权威作用，采用行政命令、规定等强制性手段，垄断工商业，有效地实现了西汉王朝对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
四、以古鉴今，轻重论的演进对我国当今经济管理实践的启迪
轻重论在汉武帝时期经过桑弘羊的充实和推广，已扩充为包括轻重之势、轻重之学和轻重之术的封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体系。他还提出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运用轻重论，因为“时世不同，轻重之务异也”，“轻重之制导，而利害之分明也”。轻重论虽然不可否认地存在一定历史的局限性，但其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对今天仍有启发。认真剖析轻重论的思想内核，对我们当今的市场经济建设来说，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国家的有效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保障
轻重理论的实质便是要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来达到稳定经济发展的作用。因而，轻重论者也论证了实行国家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首先，宏观调控是平抑物价、富国富民的需要。“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余。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同时，也是消除贫富对立，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然而人君不能调，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最后，轻重理论者指出国家宏观调控是减免百姓赋役，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需要。
（二）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措施
第一，轻重论要求封建国家掌握流通手段——货币。在现代经济中，国家也必须通过中央银行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和金融形势，对货币、信贷总量与结构进行控制与调节，从而保持货币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轻重论主张国家掌握货币是为了实现统治阶级对经济活动的控制，现代经济保持货币稳定也有类似意义：首先，可以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价值尺度和换算手段，便于企业换算成本和盈亏，有利于国家测算和确定主要经济比例，促进经济协调增长；其次，为商品交易提供稳定交易手段，促进城乡和地区间商品顺畅流通；再次，提供一个有效的支付手段，组织国民收入再分配。
第二，轻重论主张封建国家对盐、铁实行集中控制，实行国家经营，依靠官营工商业控制市场和物价。在现代社会，国家必须对某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及某些重要行业加以控制或垄断，在一定范围内建立和发展国有经济，以此确保国家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可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与社会和谐。
第三，轻重论主张国家通过高价收购来调节供大于求的商品的供求关系，用低价抛售来抑制求大于供的商品的价格的飞涨。现代经济中，这同样是政府影响和干预市场价格形成和价格水平变动而采取的一项必要的手段和措施。例如，为了稳定农产品价格，在粮食收获季节，我国政府总是要求固定价格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在农产品市场供求矛盾较大时，通过政府吞吐储备的农产品缩小市场供求缺口，稳定市场价格水平。
参考文献：
1、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名著选[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赵晓雷.中国经济思想史[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有些历史概念本身就晦涩难懂，更何况同一历史概念在不同语境中意思不尽相同，这样便给学生们学习历史、解答问题带来诸多不便之处。张耕华在《有关“历史事实”及其相关问题》中这样阐述：“历史事实有三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是指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第二种含义是指作为认识客体的历史事实，第三种含义是指专科信息中的历史事实。”从中可以看出历史事实具有客观性、不在场性以及主观性，所以历史事实即重要又复杂。那么对于历史概念的正确解读、归类、概括、总结就关系到课堂的高效程度。
在讲授高中历史必修一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时不可避免的一个历史概念便是“封建”一词，中国古代“封建”本意为“封邦建国”代指分封制，古人笔下“封建”使用甚广，几乎都特指中国古代的分封制度，如《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记载：“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史记三王世家》中记载：“高皇帝拨乱世反诸正，昭至德，定海内，封建诸侯，爵位二等。”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记载：“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但自从明清西学东渐以来，大量西方学术思想传入中国，伴之而来的便是用大量中文词汇来解释西语，在翻译时意义却时常有诸多不同之处。
西方“封建”一词最早为中国接受式翻译“封建社会”，西方的封建社会主要指的是封建割据，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分封制。西方封建制度的三大特征是领主、封臣和采邑，领主是拥有土地的贵族，同时国王或皇帝是国家最大的领主；封臣是接受领主授予土地的人，他们的受封的土地被称为采邑。封臣在自己的领地上有很大的自主权，领主对封臣的干预有限，但领主与封臣之间建立了一种封建隶属关系，封臣承担一定的义务与责任，如向领主服兵役、提供赋税、支持领主的决议等。中世纪欧洲由无数这样大大小小的封国构成众多的封建国家，马克思主义学者称之为封建社会，而他们断定封建社会的标准便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建立一种人身隶属与保护关系在内的等级制度。
关键词 历史概念；秦始皇；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历史概念包含历史知识概念和历史理论概念。历史理论概念是对同类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共同特征的进一步理论概括。加强历史理论概念教学，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和运用理论概念，进而形成历史思维能力以及人文素养，因而历史理论概念教学成为初中历史教学的中心任务。学生如何理解抽象的历史理论概念？通过历史教学的基础功能来实现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途径。
历史教学的基础功能是通过描述基本历史史实，帮助学生构建正确的历史概念，这可以通过历史再现教学来实施。历史再现教学的实施能以文字材料、视听辅助手段为载体，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帮助学生理解历史概念，运用历史概念帮助学生理解历史事件、把握历史内涵，从而出色地完成历史课堂教学的任务。
北师大版七年级上第14课《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措施》中，出现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历史概念，初一学生第一次接触，对于他们来说是学习的难点。如何利用学生已经具备的知识和本课的历史知识指导学生进行判断、推理，理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概念，培养学生透过历史现象把握历史问题本质和自主分析理解问题的能力，为以后的学习打好基础，成为本课教学的重要任务。针对此问题，我校初中历史备课组老师进行了以下探讨研究。
一、分析教材，提取历史概念，进行理论学习，掌握“专制主义”和“中央 集权制度”的概念
本课与第13课《秦帝国的兴亡》都是有关秦朝的历史，第13课重在了解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灭亡的历史进程；本课重在突出秦始皇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以及这些措施对后世的影响。教材内容分为为四个学习子目：一、“废分封，立郡县”，二、“车同轨，书同文”，三、御匈奴，筑长城，四、焚书坑儒，分别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军事、思想等方面对秦始皇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进行了阐释。
其中第一子目包括秦始皇首创皇帝称号，确立至高无上的皇帝制；中央政府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的三公（九卿）制和地方机构郡县制度的建立，这是秦始皇为建立中央集权在政治上采取的措施，涉及到的历史概念不仅有“中央集权制度”，还有“君主专制主义”。完整地理解“中央集权制”和“君主专制主义” 这两个不同概念的含义 ，各项措施与建立中央集权和巩固统一的关系成为本课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如何定义这两个历史概念，之间有什么关系是我们首要解决的问题。大家通过查找资料，进行斟选讨论后达成共识，给出了这两个概念的定义。“中央集权制”是一种国家结构形式，将国家统治权利集中，统一于中央政府的制度。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制于中央，根据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履行各项职责。“君主专制主义”是一种中央决策方式，指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的独裁的政权组织形式，体现在皇帝帝位终身制和皇位世袭制上。其特点是皇帝个人的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利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政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
二者联系十分密切，地方和中央都必须服从皇帝一人，专制主义皇权加强时，往往是中央集权比较有效时，专制主义皇权削弱时，往往也是中央集权不力时。但二者又是不同的，不仅内容不同，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也先后有别，中央集权制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专制政体早在夏、商、周三代就已确立，到秦汉已经趋于完备而形成前所未有的皇帝独裁制度，为后代王朝所承袭直至清末。
二、分析学情，整合教材内容，设计教学思路，通过历史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帮助学生理解“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历史概念
初一学生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历史知识学习，但是对中国古代史的内容很感兴趣（古代史历史故事比较多）。本课是在学习第13课《秦帝国的兴亡》基础上进行的，学生已初步掌握了秦朝的短暂历史和秦始皇的业绩与暴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学习秦始皇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的史实，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基础。
本课内容学生需要掌握“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历史概念，在教学过程中该如何应用本课历史知识引出这两个概念呢？第一次设计教学思路时，我们从课题《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措施》入手，由执教教师直接解释中央集权的概念，然后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思想方面对这些措施进行总结归纳。但有老师提出异议，这两个历史概念对于初一学生来说很陌生，是学习的难点，如果引导学生联系已学过的知识来理解，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效果会更好。经过多次商讨之后，大家达成共识，决定通过创设历史情景，以西周分封制的一段史料来引入新课，具体做法如下：第一步，创设历史情景。史书记载：“在一个重要的仪式上，司空（官名）冉季代表周天子向周武王之弟康叔分赐疆土，司徒（官名）陶叔代表周天子向康叔分赐平民、奴隶。”这反映出西周实行的什么制度？第二步，西周分封制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导致了怎样的后果？第三步，这一战乱局面的出现给秦朝带来了什么教训？最后水到渠成的过渡到新建立的秦朝，为统治辽阔疆域，应加强中央权力，限制地方权力，又衔接了本课学习内容：秦始皇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思想上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引入新课完成后进入新课学习阶段，如何帮助学生提取历史概念，成为教学设计的又一个重要环节。吸取第一次教训，我们首先考虑到学生应该储备一些历史知识，在历史知识的学习中理解历史概念。于是课文的第一子目由学生先看课本，再在教师引导下归纳出秦始皇从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1.皇帝制的确立
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秦朝的一切政治、军事、经济等大权都集中在他自己一个人手中，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教师从这一历史知识中引导学生提取了“君主专制主义“的历史概念。
为帮助学生理解“君主专制主义“的历史概念，教学设计中加入播放《秦始皇》主题曲，让学生从歌词“大地在我脚下，国计掌于手中，哪个再敢多说话；夷平六国是谁，哪个统一称霸，谁人战绩高过孤家？高高在上，诸君看吧，朕之江山美好如画“中体会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
2.中央机构的三公制
在中央设了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协助皇帝处理国政。介绍他们的主要职责丞相是协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太尉掌管军事；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百官。三公都由皇帝任免，都对皇帝负责，国家大事都由皇帝来决定。学生再度通过历史知识的学习理解“君主专制主义“的历史概念
3.地方机构的郡县制
秦始皇废除西周分封制，在地方实行郡、县二级行政机构。把全国分成36个郡，郡下设县。郡的长官叫郡守，县的长官叫县令。郡守、县令都是由朝廷任免，都向中央负责。学生理解郡县制后将郡县制与分封制进行对比，看下表：
说说分封制与郡县制有什么不同？
最终突出郡县制是“中央集权制”的一种表现形式，皇帝把地方上的权力也集中到了中央。
4.解释中央集权制的概念
透过课本《秦朝行政系统简表》，学生一目了然的看出皇帝成为最高领导者，太尉、丞相、御史大夫构成中央政府，直接对皇帝负责，郡、县是地方政府，受中央管理。最终学生通过历史知识的学习，逐步理解“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历史概念，就是皇帝把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大权都集中在自己一个人手中，确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并把地方上的权力也集中到中央，用这样的一套制度来维护国家统一，这一套制度就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
5.讨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作用与影响
（1）有助于中央对地方控制， 巩固了全国的统治；
（2）权力集中，便于皇帝专权；
（3）此后的历代王朝基本沿用了这种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
至此，通过第一子目的历史知识，帮助学生理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历史概念这一教学设计圆满完成。在二、三、四子目的教学设计过程中，关注初一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孔虚经商》、《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和“焚书坑儒“的视频片段顺利的完成了秦始皇在经济文化方面、军事方面、思想方面建立中央集权措施的教学设计。
三、观察课堂，反思教学
教师在课堂上，不是只按照教学目标完成教学任务，而是要不断观察学生的表现，这包括观察学生的表情、行为和学生在课堂上的声音。教学设计时，大部分老师都认为第一子目中涉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历史概念学生难以掌握，其它三个子目应该不会有问题。但事与愿违，引课时当执教教师抛出西周分封制的问题时，学生应用已掌握的知识很快参与课堂学习中，表情兴奋，主动回答，充满了自信。学习第一子目时，学生也通过课堂储备的知识，顺理成章的归纳出了秦始皇在政治方面采取的措施，在建构历史知识的过程中理解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历史概念。尤其在播放《秦始皇》主题曲时，学生更是兴奋不已，纷纷从歌词里面寻找并体会皇帝的权力之大，达到了预期的教学效果。
通过对这节课的课堂观察，引起了我们对初中历史概念教学的思考。概念学习是学生建构知识的过程，是将信息整合进综合的、复杂的认知结构的过程，历史概念教学应该是一个促使学生主动的建构自己知识的过程，而不应该是由教师简单传递客观而确定的定义的过程。历史概念是抽象的，各个年级的学生认知水平不同，对初一学生来说抽象的概念难以理解，教师可以通过简单的史实；知识的迁移；生活中学生能接受的事例以及教学辅助手段来阐释概念，历史概念教学应立足于学生的思维能力。在历史概念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总尊重学生，给学生足够的空间和时间，为他们得出认识和结论创造条件，通过历史知识的掌握构建起历史概念。教师的“语言魅力”是调动学生感官的调味剂，浅显易懂的语言，适中的语速，风趣幽默的对比（语言表述必须准确），是充分调动学生的智力和非智力因素，达到对历史概念理解有效途径。不仅历史概念教学如此，其它历史知识的教学也应如此，教师应立足于学生的实际认知水平，在此基础上逐步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和人文素养，达到历史学科的教育功能。
以上是我校历史教师在教学中的浅显尝试，“教学有法，教无定法”，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们还将继续进行这样的探讨，以期促进我校初中历史教师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彭年.秦汉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M].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12.
关键词：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6.05.01
文章编号：1008-4355（2016）05-0003-06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1938-）是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长期担任重要的左派刊物《新左派评论》的主编。安德森于1974年出版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1]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2]两部作品，旨在考察绝对主义在西欧和东欧的不同发展，进而为工业资本主义西欧起源论提供合理解释。在作品中，安德森利用大量文献材料，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和方法出发，探析了从古典时代希腊和罗马直到近代的西欧和东欧绝对主义国家。这两部作品构成一种连续的分析，安德森力图拆除专业史学在古典古代与封建主义以及封建主义与绝对主义之间树立起来的樊篱，不仅如此，他还大胆利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向当时的学科专门化发出挑战。事实证明，安德森的探究是富有成效的。有论者指出，从比较史学和社会学领域来看，不管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应当对它们予以重要关注[3]。本文结合国外学者的评论，对安德森的这两部著作予以评述。
一、奴隶制与古代社会的消亡
安德森在《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一书的导言中，简明扼要地提出了这部著作要考察的内容。《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探究古典古代社会和政治领域、古典古代向中世纪过渡的本质，以及由此带来的欧洲封建主义的结构和演变。它的续作《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以古代和封建主义为背景，探究它们合法的政治后嗣，即绝对主义。
安德森具有起源决定论倾向，尽管他的兴趣在于阐述资本主义政治，不过他从古代着手。通过安德森和《新左派评论》的大力介绍，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理论逐渐为英国学界所知并产生广泛影响。安德森认为，纯粹的结构主义分析无法把握历史中社会变化的各种基本原因，无法理解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问题。安德森提出一种更加复杂的观点，其中起源与结构同样重要。在他看来，古代与封建主义的联系，使得欧洲独特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成为可能。欧洲封建主义须从其起源来理解，从罗马和日耳曼两种生产方式的碰撞来理解[4]290。
安德森首先讨论古典古代及其消亡。古代世界的生产方式建立在奴隶制之上，尽管奴隶劳动从来没有在整个古代历史中处于主导地位，不过，在古代世界取得最伟大的物质和文化成就时期，奴隶制都很普遍。在希腊城邦，奴隶制率先成为生产方式的一个主要特色，它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了影响。安德森指出，古代奴隶制生产方式不是一种自我再生的机制，其原因在于，不但男隶的来源不稳定，这种生产方式还会妨碍农业和工业技术的发展。古代社会对手工劳动的轻视态度，可以用来解释奴隶制对技术的抑制作用，这样一来，奴隶制就会让农业和工业生产力陷于停顿。罗马帝国扩张达到极限之后，在内外交困之中土崩瓦解，结果就是奴隶制生产方式和古代世界独特的城市文明的消亡。
二、封建主义及其特征
西方学术界关于封建制度的研究，始于18世纪启蒙运动时代，20世纪以来，欧洲学界对这一主题的讨论继续深入并且名家辈出，其中尤以布洛赫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最为有名[5]13。安德森不满意西方学者和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封建主义的解释，他认为，欧洲封建主义是两种逐渐解体同时又相互冲突的生产方式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古代农业奴隶制和晚期隶农制，另一方面是日耳曼村社，这种村社有自身的财产权，以血缘关系和部族为基础。在讨论欧洲封建体制的明确特征以及地理―政治分布和发展时，安德森非常强调这种具有独特起源的特殊综合性，正是这两种生产方式不同程度的综合，导致了欧洲不同类型的绝对主义国家，从而也决定了西欧和东欧不同的发展道路。
安德森以这种综合概念来分析欧洲不同地区和社会形态之间的变化和差异。法国北部是封建主义的核心，因为两种生产方式在这里出现了最均衡、最有活力的综合。通过各种接触和征服活动，西欧这种封建主义传播到英格兰、德国西部、意大利和西班牙部分地区。安德森也依据北欧、东欧与西欧的联系和交往，分析了那里的封建主义亚类型（sub-types）。斯堪的纳维亚从来没有受到古代文明的影响，不过它发展出了一种不完备的、西欧风格的封建主义。在易北河以东，封建主义很晚才出现，因为这里没有古典古代的遗产，而部族公社内部的社会分化进程又不时被游牧部族的入侵打断。封建主义在西欧达到极致并且陷入危机之时，东欧贵族则把农民强行纳入农奴制，以便榨取更多剩余价值并防止农民逃亡到不受控制的边境地区。在西欧，土地贵族无法维系农奴制，因为自治城市在危机时期为农民反抗提供了后盾。因此，在西欧“抛弃”农奴制之际，东欧却充分建立起这种制度。
安德森对封建主义的论述紧随马克・布洛赫，不但强调军事采邑制度、附庸等级体制和政治权威的“碎化”，也强调农奴制和土地主对农民的支配。封建经济的基础是庄园制，不过，对安德森来说，封建主义最重要的特征不在生产领域，而在政治领域，即“的碎化”[6]1066。中央权威的缺乏，有三个重要结果：其一，村社土地和农民自主地产得以保存下来，这有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尽管安德森的分析显得模糊不清。其二，雄心勃勃同时又很有限的王权制造了封建主义内部的冲突，即分散倾向与权力集中的迫切要求之间爆发的冲突。在安德森看来，这种冲突也赋予封建主义某种活泼的张力，不过，封建主义活力的真实原因在于，分散的容许政治上的自治市镇在封建体系狭缝中发展起来，它们会成为新兴的革命性阶级即资产阶级的阵地。不仅拥有强大的贵族，同时也拥有强大的资产阶级的社会，才能发展成为欧洲的核心国家。尽管安德森没有明确指出这一点，不过从他的论述中可以推断出来[6]1066-1067。
安德森认为，除了14-19世纪的日本，上述封建主义只在欧洲起主导作用。欧洲封建主义的一些特征也是日本所不具备的，因为日本封建主义并不是起源于奴隶生产方式与部落生产方式的综合。对安德森来说，欧洲的独特性不仅仅在于封建主义，欧洲历史的决定性优势在于“古典古代的持久遗产”，古典过去在封建主义现在中的再次复苏，为资本主义未来铺平了道路[2]451。关键性的古典遗产与生产关系没什么联系，它们是文化上层建筑的构成要素。安德森尤其指出罗马法在近代早期复兴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提到古典的城市市民概念的延续和复活，以及基督教会的连续性。教会成为贯穿黑暗时代的桥梁，为封建欧洲提供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活力。
但是，从古代文化遗产的角度似乎无法充分解释欧洲资本主义的独特起源，毕竟，资本主义首次出现的时候，并不是在整个欧洲，而是在英格兰，英格兰又偏离了安德森所有重要的论点。英格兰中世纪权力分化较小，自治市镇获得的机会很小；英格兰也没有充分发展成为强大的绝对主义国家，并且罗马法的复兴也不明显。英格兰所具有的是一种农业生产关系，处于从封建主义形式向资本主义形式过渡的早期[4]295。
安德森在论述10-13世纪西欧封建主义发展时，认为其主要特征就是采邑和封臣制度、权威的分散以及农奴制。不过，正如安德森所承认的，在绝对主义兴起之前或在它的鼎盛期，这些特征早就从西欧消失了，其中一些特征在东欧根本就不明显。
安德森有时候从一个定义滑到另一个定义。他也宣称封建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受到土地支配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劳动和劳动产品都不是商品，地产由封建领主控制，他们通过政治―法律的强制关系从农民那里榨取剩余产品”。如果这就是安德森所谓的封建主义的本质特征，那么，当他宣称绝对主义是“重新部署和装备的封建统治机器”时，他就显得不严谨[7]247。
三、绝对主义与国家的自主性
“从本质上讲，绝对主义就是：经过重新部署和装备的封建统治机器，旨在将农民再度固定于传统社会地位之上……绝对主义国家从来也不是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仲裁者，更不是新生资产阶级反对贵族的工具：它是受到威胁的贵族的新政治盾牌。”[2]6绝对主义基本的、最初的形式出现于西欧，它为贵族服务，是“农奴制消亡的补偿”[2]203。不过，东欧也出现了绝对主义国家（普鲁士、俄国以及奥地利）。安德森对此作出的解释是，东欧绝对主义国家（无疑是“强化农奴制的工具”）出现的原因在于：首先，农民的逃跑和反抗；其次，西欧更加发达的社会形态的军事压力。东欧贵族为了求生存，不得不采用同样集权的国家机器。与西欧更加商业化的绝对主义国家相比，东欧绝对主义国家更加军事化，腐败程度要轻一些。不过，它们本质上是一样的，都维持贵族在社会上的统治地位。
安德森的绝对主义国家概念，驳斥了两种解释传统：一种认为这种国家的出现以牺牲贵族利益为代价，另一种认为这种国家的发展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对贵族和封建主义的第一次胜利。当然，安德森也拒绝了恩格斯的概念――绝对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调停者――因为这个概念过于强调资产阶级的重要性。不过，“调停者”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王权之所以能够扮演安德森赋予它的角色，就是因为存在内部冲突，再加上外部威胁和考验，王权从而有机会实现它们自身的雄心和抱负[8]429，433。
安德森认为，在整个近代早期，就经济和政治层面而言，统治阶级与中世纪的统治者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封建贵族。尽管经历了复杂的变形，封建贵族阶级在绝对主义终结之前，一直没有丧失他们的政治权力。同时，安德森也指出，绝对主义的出现也伴随着封建贵族内部的冲突和分裂，其中就包括贵族与君主制的疏离。
不过，安德森提出的贵族“依旧统治”的说法，也遭到质疑。因为这种观点剥夺了绝对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不但是绝对主义国家享有的，也是它所要求的，它需要这种自主性，以便履行安德森赋予它的任务――保护贵族阶层。就西欧而言，绝对主义国家是封建贵族阶级重新部署的政治机器，是消失的农奴制的一种补偿。就东欧而言，这种国家是封建贵族的压迫工具，是巩固农奴制的工具。不过，不管是在西欧还是东欧，国家权力始终与贵族阶级的权力不同，并且很大程度上具有政治独立性[9]315-316。安德森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夸大了绝对主义国家的自主性，或许这是正确的，不过，他自己的论述无疑大大低估了“绝对主义国家”的自主性[9]314。
绝对主义国家相对自主性的主要体现在于，国家权力由绝对君主及其选择的近臣掌握，这些臣僚显然不是来自贵族阶层。事实上，安德森在论述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绝对主义的影响时，描绘的并不是一个受到贵族严格限制的国家。绝对主义国家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它代表这个阶级行事，而不是在这个阶级的命令下行事[9]316。
绝对主义国家无疑利用了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这两个集团嫉妒对方潜在的权力，经济利益也相互冲突，并且具有不同的文化和意识原则。同样，国家也是一个利益集团，而不是这两个阶级的傀儡。如果贵族或资产阶级能够取得对市民社会的霸权地位，那么，该地区就不会很快出现强有力的政府。当政府有机会让潜在竞争对手相互争斗时，它在社会形态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会增强。在绝对主义早期，国家的角色就是调停市民社会相互冲突的利益，很大程度上而言，这也是它获取权力的最初形式[6]1069。在现代早期，对于已经取得市民社会霸权地位的任何一个阶级来说，它们都不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如波兰的土地贵族、意大利北部和德意志南部的市民阶级。但他们由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波兰贵族对此尤其刻骨铭心，因为虚弱的国家无法抵抗外来入侵。
安德森认为东欧绝对主义是西欧发达国家军事压力造成的，他的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我们知道，经济上落后的瑞典（而不是法国）是“东欧的铁锤”，瑞典对东欧的军事入侵加速了普鲁士和俄国绝对君主制的出现[4]293。就俄国来看，除了瑞典的威胁之外，它还得应对鞑靼人和土耳其人的入侵。
安德森把17世纪强力国家视为封建君主制的新形式。由于把绝对主义置于封建主义背景下来论述，他的分析也就显得含糊不清。把1450-1750年间当作封建主义时代，这本身就让人困惑。如果绝对主义依旧是“封建的”，那么贵族为何寻求新的政治支持？为何要大力反抗？如果安德森抛弃生产方式的三段论，为这个时代的生产方式赋予它自己的名称，比如“过渡的生产方式”或“以封建生产方式为主的混合制方式”，那么，他的论述或许会更加明晰[8]432。
很显然，东欧和西欧在国家形式、经济、文化、城市化等领域体现出差异性，安德森的起源理论无法对此一一作出解释。如果以其他理论来加以分析，比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那么，这些地区的结构性差异就可以得到合理解释：它们是世界经济体系的可能后果，或许是必然后果[6]1072。
四、绝对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
我们现在来考察，在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绝对主义国家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安德森认为，绝对主义国家并非资本主义国家。原因在于：首先，绝对君主制和工业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制之间的差异太大，无法把它们置于同一个概念范畴中；其次，在绝对主义时代，超经济强制依旧存在，尽管地理分布不均衡；第三，在绝对主义国家，由于贵族依然处于政治统治地位，认为这类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就显得有点荒谬可笑[6]1071。
西欧绝对主义国家无疑是“保护贵族财产和特权的工具”，不过，安德森也指出，绝对主义国家在这么做的时候，它所采取的方式也确保了新兴商业和工业阶级的利益。尽管绝对主义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且也需要资产阶级创造的财富，但是，绝对主义的出现主要并不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功劳。安德森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在1350-1600年间取得了重大突破。
与安德森的主张相反，沃勒斯坦的研究强调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在1640年前后稳定下来。因此，这个经济体之中的所有国家，不管它们的劳动力控制手段有何差异（从工资劳动到农奴制），也不管它们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分歧有多大（从绝对君主制到资产阶级民主制），都应当被视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完整组成部分。安德森强调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与17-18世纪绝对君主国之间在上层建筑方面体现出来的差异，坚持认为绝对主义是封建主义的最后阶段。沃勒斯坦关注世界经济中榨取剩余劳动的结构，注意到了这种结构在17-18世纪与在20世纪的基本相似性。对沃勒斯坦来说，绝对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阶段[6]1061。安德森和沃勒斯坦的冲突，不仅仅涉及适当的社会分析单元，也关乎研究方法。安德森的起源决定论视角往往强调上层结构的独特性，而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研究法的结构决定论味道更浓。
事实上，绝对主义必然包含一种资产阶级化的进程，因为统治阶级日益需要资产阶级为他们提供金钱，以便从事战争和维持行政体系的运转。一方面，正如安德森所说，绝对君主与贵族密不可分，不过，另一方面，绝对主义通过其重商主义政策（东欧绝对主义通过大力推进教育），大大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增长。随着资产阶级担任政府要职，随着愈益有必要采纳资产阶级的活动来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绝对主义国家采用的方法和打算实现的目标逐渐发生转变[7]249。正如马克思所说，集权的国家权力及其无处不在的常备军、警察、官僚机制以及宗教和司法体系，是为新生中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服务的。
五、结语
安德森在《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一书的前言中宣称，他的分析只是一种梗概，旨在提供一些讨论素材，而不是详尽的研究和定论。不过，就历史视野的广度和深度、理论创造性以及富有启发的结论而言，安德森这两部著作都属于优秀的史学作品。通过借鉴使用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安德森为马克思主义者围绕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展开的讨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身为马克思主义者，安德森在其著述中坚持并高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展开自己的讨论，反对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脱离现实世界、悲观主义的倾向，坚持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直面现实的经典传统之中[5]16。不过，安德森并没有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为《圣经》，甚至敢于拒绝他们的观点。安德森指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绝不能简单地采纳他们说过的话：他们著作中对过去论述的错误不应回避或忽略，而应予以鉴别和批判。这样做并没有背离历史唯物主义，而是维护了它……新科学奠基人的伟大从来没有保证不会有判断错误或形成不真实的神话，这并不会对他们有更多的损伤。在这种意义上，对马克思签过字的东西‘冒昧更正’，只不过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自由性。”[1]4（前言）安德森也批评了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的两种倾向，即沉溺于理论或者忽视历史经验和事实。安德森本人的研究是理论与实践（尽管他的论述存在一些事实性错误）的结合，为我们理解欧洲早期发展提供了一种新颖的解释，任何严肃认真的史学家都不会忽视他的这种研究[10]。
参考文献：
[1]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M].郭方，刘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M].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3] Bernice Martin.Review of Perry Anderson’s Passages and Lineages[J].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6， 27（2）：267.
[4] Theda Skocpol， Mary Fulbrook. Review of Perry Anderson’s Passages and Lineages [J].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76-77， 13（3）.
[5]王晋新.评佩里・安德森的封建主义社会形态研究[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3）.
[6] Michael Hechter. Lineages of the Capitalist State[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 82（5）.
[7] Betty Behrens. Feudalism and Absolutism[J]. The Historical Journal， 1976， 19（1）.
[8] Peter Gourevitch.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Regime Forma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Anderson and Wallerstein[J]. Comparative Politics， 1978，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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