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情绪调节；工作倦怠；组织支持；领导；情感文化
分类号 B849：C93
1 引言
随着工作倦怠研究的深入，其在工作场所中的普遍性也日益得到证实。Sehaufeli，Leiter和Maslaeh(2008)在对各个国家的工作倦怠研究进行回顾以后指出，工作倦怠业已成为一个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工作倦怠会损害员工的健康，并且导致工作上的退缩行为，影响组织的绩效；因此，工作倦怠研究的重点在于探讨工作倦怠的形成原因和预测变量，以便采取相应的预防和干预措施(Maslach & Leiter,2008)。
从概念的起源来看，导致工作倦怠的原因应该与员工一顾客关系中的情绪压力源有关。在研究的初期，工作倦怠这一概念主要指的是在服务性工作中，由于长期的情绪和人际压力而导致员工出现情绪耗竭(emotional exhaustion)、去人性化(depersonalization)和个人成就感低落(diminishedpersonal accomplishment)的现象。然而，在对工作倦怠前因变量的探讨中，研究发现与工作有关的压力源(如工作负荷、角色冲突和时间压力等)能够有效地预测工作倦怠，而与顾客有关的压力源(如与顾客交往的频率)对工作倦怠的预测效果不佳(Maslach，Sehaufeli & Leiter,2001)。因此，其后工作倦怠的量化研究更多地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一般性的工作压力源，忽视了员工一顾客关系中的情绪压力源。
另一方面，工作倦怠的研究也激发了情绪工作领域学者的研究兴趣。从情绪工作的角度来看，在员工一顾客关系中，员工的情绪表现受到了组织规范的制约。为了满足组织对于情绪表现的要求，员工只有努力去调节和控制自己的情绪。这种情绪调节行为虽然可以提高员工一顾客关系的质量，但是也会导致员工的情绪压力。Brotheridge和Grandey(2002)指出，工作倦怠以往的研究仅仅从数量方面(如与顾客接触的频率)考虑了员工一顾客关系可能导致的压力，没有考虑为了提高员工―顾客关系质量而进行情绪调节所带来的压力。他们的研究证实，组织对情绪表现的要求和员工调节情绪表现的行为能够有效地预测工作倦怠。同时，Naring，BriAt和Brouwers(2006)和Maslach等人(2001)的研究表明，除了一般性的工作压力源以外，情绪调节能够解释更多的工作倦怠的变异。因此，情绪调节是工作倦怠的一个独特的预测变量，情绪工作领域的研究弥补了工作倦怠的前因变量在情绪压力源上的缺失。
受到情绪工作研究的影响，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无论从工作倦怠领域还是情绪工作领域的角度来看，这一研究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首先，从工作倦怠研究的角度，由于情绪表现规范和情绪调节行为在组织中普遍存在，除了员工与顾客的服务接触过程，员工与同事、员工与上司之间的互动过程中都存在情绪调节行为(Diefendorff & Greguras，2008，)，因而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无论是普通员工还是管理人员，都有可能遭遇由于情绪调节而导致的工作倦怠(Gardner,Fischer & Hunt，2009)。因此，情绪调节是工作倦怠一个相当重要的预测变量。其次，从情绪工作研究的角度，工作倦怠能够解释情绪调节行为对一些负面后果的作用机制。Grandey(2003)的研究表明，情绪耗竭是表面表演与情绪偏离行为的中介变量，揭示了工作倦怠是员工放弃遵守情绪表达规则，对顾客表现出负面情绪的原因之一。Chau-Dahling，Levy和Diefendorff(2009)发现，表面表演通过情绪耗竭，导致员工产生离职意向，并最终出现离职行为。因此，研究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基础研究价值和管理实践意义。
那么，情绪调节是如何影响工作倦怠的?其表现形式和作用机制是什么?有哪些调节变量会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预防和干预情绪调节所导致的工作倦怠?尽管相关的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但是无论在情绪工作研究领域还是工作倦怠研究领域，均鲜见相应的文献对此进行总结和梳理。本文拟在对现有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针对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
2 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及其理论解释
2.1 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
在工作场所中，员工的情绪表现受到各种显性或者隐性的情绪表现规范的限制，这些规范可能是来自组织的期望或者源于职业规范，也可能是源于某种特定的情感文化。当员工真实的情绪体验与这些规范不符时，就会采用情绪调节的方式，改变自己的情绪体验或者情绪表现，使之与规范相符。从情绪调节的目标来说，通常组织要求员工尽可能地展现正面情绪，并且压抑负面情绪；另一方面，从情绪调节的策略来说，员工可能采用不同的方式来调节情绪，即表面表演和深层表演。其中，深层表演是指员工通过调节内心的情绪体验。从而使其外在的情绪表现满足组织的要求；而表面表演是指员工调节公众可见的情绪表现来满足组织的要求，但其内心的情绪体验并未改变。不同的调节目标和不同的调节策略对员工的影响各不相同，因而情绪调节行为对于工作倦怠的影响也不能一概而论。
首先，不同的情绪调节目标对于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不同。研究表明，压抑负面情绪与情绪耗竭和去人性化正相关，与个人成就感无关：而展现正面情绪与个人成就感正相关，与情绪耗竭和去人性化无关(Brotheridge & Grandey，2002；Brotheridge & Lee，2003；Zapf & Holz，2006)
其次，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对于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不同。当员工采用深层表演的方式进行情绪调节时，情绪表现与情绪体验较为一致；而如果采用表面表演的方式进行情绪调节，由于情绪表现与情绪体验的背离，则容易产生情绪失调由此导致工作倦怠。众多的研究证实，表面表演与情绪耗竭正相关，而深层表演与情绪耗竭无关(汪纯孝，刘义趁，张秀娟，2007；Brotheridge & Grandey,2002；Chau et al.，2009；Goldberg &
Grandey,2007；Grandey,2003；Grandey,Fisk & Steiner,2005；Johnson & Spector,2007)。
由此可见，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较为复杂，其是否导致工作倦怠取决于员工情绪调节的目标和情绪调节的方式。其中，压抑负面情绪和表面表演是情绪调节导致工作倦怠的主要原因；而深层表演与工作倦怠无关，展现正面情绪甚至有助于降低工作倦怠的水平。
2.2 关于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影响作用的理论解释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同样是进行情绪调节，不同的调节目标或不同的调节策略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是截然不同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仅仅从表面上对研究结论进行总结还不足以揭示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也无法对情绪调节导致的工作倦怠进行有效的干预。因此，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作用机制，从理论上对这一复杂现象作出解释。
2.2.1 基于面部表情理论的分析
在情绪工作研究的早期，学者们倾向于从情绪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Schaubroeek和Jonesl(2000)及Grandey(2000)引用了情绪心理学理论，认为压抑自然的情绪体验会导致个体产生一系列的应激反应，因此压抑负面情绪会导致情绪耗竭；而展现正面情绪可以使个体通过面部反馈唤起或者增强相似的情绪体验，从而能够减轻其情绪压力。
从情绪的本质上来说，情绪体验与外显表情具有先天一致性，压抑已经体验到的负面情绪而不表现出来，意味着正常的的外导通路被阻断，会给神经系统带来额外的负担，并加重这种负面的情绪体验(孟昭兰，2005)。因而，经常性的压抑负面情绪会增加员工的情绪压力，导致情绪耗竭。
另一方面，根据面部表情理论，情绪体验与外显表情之间，不但存在有从情绪体验到外显表情的外导通路，而且外显的表情对于情绪表现者还会提供本体的、皮肤的或者内脏的反馈，这种反馈又会影响到情绪体验的发生，这就是面部反馈假设(孟昭兰，2005)。依据面部反馈假设，如果员工按照规范通过情绪调节展现了正面情绪，那么这种正面的情绪表现会进一步触发或者增强员工内心正面的情绪体验，使员工能够更为自然的展现正面情绪，减轻了情绪调节带来的压力，因此展现正面情绪有助于降低工作倦怠的水平。
2.2.2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的分析
Brotheridge和Lee(2002)应用资源保存理论分析了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一方面，为了应对组织的情绪表现规范(工作需求)，员工必须耗费大量的内在资源进行情绪调节，正是资源的逐步丧失导致员工产生情绪耗竭；为了维持现有的资源，员工在工作中就会减少情感资源的投入，冷漠地对待服务对象，从而出现去人性化的现象。另一方面，员工会尽可能地从身边寻求相应的资源，如主管和同伴的支持，相应的物质回报等等，来弥补自身资源的丧失。情绪调节是否会导致工作倦怠取决于员工失去和获得的资源是否能够维持平衡，在资源失衡的情况下，情绪调节就有可能导致工作倦怠。
从资源保存理论的角度，可以解释为什么深层表演和表面表演对于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不同。深层表演是指员工通过改变对情景的认知而改变情绪体验，从而表现出符合规范的情绪；表面表演是指员工不改变内心的情绪体验，仅改变情绪表现以使其符合规范。依据Gross(1998)的情绪调节理论。深层表演发生在情绪反应产生之前，表面表演发生在情绪反应产生之后。Cote(2005)指出，表面表演时，情绪反应已经或正在形成，员工需要耗费更多的资源来阻止情绪反应，不将其表现出来。因此，表面表演消耗的资源更多，更易引起资源失衡，也更容易导致工作倦怠。
2.2.3 基于情绪的社会功能的分析无论面部表情理论或者资源保存理论都是从员工个体内部的角度来探讨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的关系，Cote (2005)从情绪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出发，尝试将视角扩展到了员工的人际互动过程中。从情绪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分析，情绪被定义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人际互动中，情绪表现传递着丰富和重要的信息，人们在表达情绪的同时，也在监控和解释着对方的情绪，当然对方也是如此(Strongman，2006)。因此，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员工的情绪表现会影响到互动对象的情绪体验，并进一步影响到其情绪表现，而互动对象的情绪表现又会反馈给员工，反过来影响到员工的情绪体验，形成了一个情绪上的互动现象。
Cote(2005)运用情绪互动现象来分析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她指出，同样是展现正面情绪，由于员工采用的情绪调节策略不同，互动对象感受到的情绪表现的真实性会有所差异。深层表演时员工的情绪体验与情绪表现较为一致，此时的情绪表现更有真实性；而表面表演时员工的情绪体验和情绪表现不一致，会给人以虚假的感觉。研究表明，互动对象能够通过面部表情的细微变化感知到员工情绪表现的真伪，并且只会对真实的情绪表现做出积极地回应(Grandey et al.，2005)。在互动过程中，互动对象的积极回应作为一种社会支持的表现，会增强员工的自我价值，从而减轻员工情绪压力；而互动对象的消极回应作为一种人际冲突，却会增加员工的情绪压力，导致情绪耗竭。因此，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由于其情绪表现的真实感不同，通过人际互动过程中的情绪反馈，对员工的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也不一样。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表面表演导致情绪耗竭，而深层表演与情绪耗竭无关的现象。Martinez-inigo，Totterdell，Aleover和Holman(2007)在社区医疗中心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病人对医生服务的满意度是医生的表面表演与工作倦怠之间关系的中介变量，部分地证实了Cote(2005)提出的理论模型。
3 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的关系有调节效应的影响因素
尽管现有的研究已经显示出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的相关性，但是它们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还受到一些个体因素和组织因素的调节。研究这些调节变量对于解释研究结论，开发相应的干预措旌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3.1 个体因素
个体因素对情绪调节的影响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兴趣，相关的研究也较多。因而Bono和Vey(2005)对个体因素的调节效应产生了疑问，他们提出应该进行更多的研究以便准确地区分个体因素到底是导致工作倦怠的原因，还是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的关系起调节效应。迄今的研究表明，个体因素一方面通过对情绪调节目标和方式的影响，间接地影响工作倦怠；另一方面也有部分个体因素可以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的关系起调节效应。
3.1.1 性别
Simpson和Stroh(2004)的研究发现，即使在
同一种工作中，女性和男性的情绪表现规范也不一样，女性倾向于伪装正面情绪并压抑负面情绪，男性倾向于伪装负面情绪并压抑正面情绪，而女性的这种情绪规范更容易使其产生不真实感，从而导致情绪失调。更进一步，Johnson和Spector(2007)的研究证实，性别是表面表演与情绪耗竭之间的调节变量，在运用表面表演的策略进行情绪调节时，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感受到情绪耗竭。
3.1.2 个人特质
众多的研究表明，个人特质会影响员工对于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同时也会影响到员工对于情绪调节目标的感知。其中，自我监控和神经质(neurotieism)能够显著地预测表面表演，责任心(conscientiousness)和外倾性(extraversion)与表面表演负相关，而宜人性(agreeableness)能够显著地预测深层表演(Austin，2008；Brotheridge & Lee，2002；Diefendorff，Croyle， & Gosscrand，2005)；此外，外倾性对于展现正面情绪的感知有正向影响，神经质对于压抑负面情绪的感知有正向影响(Diefendorff & Richard，2003)。
但是，个人特质对于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却很少能够得到证实。Zapf和Holz(2006)的研究发现，对于在服务业抽取的样本，神经质对于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的关系有着微弱的调节作用，而在普遍抽取的代表性样本中，这一调节效果则不存在，因此他们认为导致工作倦怠的主要原因是来自环境的客观因素，而非个体的主观因素。Judge，Woolf和Hurst(2009)证实了外倾性能够缓冲情绪调节导致的工作倦怠。
3.1.3 情绪智力
由于情绪智力表征了个体在社会情景中加工情绪信息的能力，因此在情绪工作研究中受到了学者们比较多的关注。比较普遍的观点是，情绪智力是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影响作用的调节变量，高情绪智力应该能够缓冲情绪调节所导致的工作倦怠。在实际的研究中，Prati(2004)系统地分析了情绪智力的调节作用，发现高情绪智力确实能够减轻情绪调节所导致的工作倦怠。然而，Johnson和Speetor(2007)的研究结果没有证实情绪智力的调节作用，而是发现情绪智力与工作倦怠负相关。他们分析认为，高情绪智力的人由于具备更好的情绪调节能力，因而在情绪调节中所花费的精力更少，其情绪压力也越小，相应的工作倦怠水平就较低。另外，Brotheridge(2006)发现情绪智力与深层表演正相关，Austin (2008)发现情绪智力与表面表演负相关，Liu，Prati，Perrewe和Ferris(2008)也认为情绪智力代表了个体所拥有的情绪资源，高情绪智力的人更倾向于采用深层表演的方式进行情绪调节，由此可以推断其工作倦怠水平也应该较低，这些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Johnson和Spector(2007)的结论。
总的来说，高情绪智力有助于员工更好地应对情绪调节所带来的情绪压力，降低由于情绪调节而导致的工作倦怠水平。因此，培训员工掌握一定的情绪调节技能是管理实践中有效的干预方法。Richard(2006)进行了针对服务业一线员工的研究，结果表明，接受了认知重评技巧培训’的员工，在培训前后的情绪耗竭水平有显著的下降，而与只接受一般服务培训的控制组员工相对照，其情绪调节时的自我真实感更强，去人性化的水平也有显著的下降。
3.2 组织因素
相比个体因素，目前对有调节效应的组织因素的研究还有不足。Grandey(2000)提出，工作自主和主管支持应该能够缓冲情绪调节所导致的工作倦怠。其后，工作自主的调节效应在不同的研究中得到了比较一致的证实，但是主管支持的调节效应还未能得到明确的证据支持。目前对其他组织因素的研究则较为少见。
3.2.1工作自主
由于表面表演是导致情绪耗竭的主要原因，Grandey等人(2005)着重探讨了表面表演对情绪耗竭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工作自主能够缓冲表面表演所导致的情绪耗竭。他们认为，工作自主虽然不会降低工作中对于情绪表现的要求，但是，由于高工作自主的员工更容易体验到正面情感，工作时的内部动机水平更高，并且在工作中也更为自信，因此工作自主使员工能够获得资源来弥补情绪调节所导致的资源丧失。Johnson和Speetor(2007)的研究也发现，工作自主不但能够缓冲表面表演所导致的情绪耗竭，而且在深层表演时，高工作自主的员工更容易体验到正面情感。
3.2.2 主管支持
依据资源保存理论，员工在遭遇到情绪调节所带来的资源损失以后，会在工作环境中寻找支持性资源。吴宗佑(1995)对服务业一线员工进行访谈，通过质化研究的方法证实，员工通常会通过向同事倾吐，向主管求援，自我调适等方式来宣泄情绪，释放由于情绪调节所带来的压力，他的研究提示主管和同事的支持可以缓冲情绪调节所导致的情绪压力。然而，这一在理论上有着充分的依据，又被质化研究所支持的结果却还未在量化研究中得到证实。
Chau(2007)试图证实领导成员交换对表面表演与情绪耗竭之间的关系有调节效应，实证研究数据却未能支持这一假设。相反，Wilk和Moynihan(2005)的研究表明，上司越是重视工作中的情绪表现规范，那么员工的工作倦怠水平就越高。从这些研究结果分析，上司的态度有可能会影响员工的情绪调节行为，再间接的作用于工作倦怠。例如，现有的研究证实，领导成员交换对下属的角色外行为有正向作用(任孝鹏，王辉，2005)，而在情绪工作研究中有些学者主张深层表演实际上应该是一种角色外行为(Grandey etal.，2005)，因此，领导成员交换质量较好的员工可能更倾向于采用深层表演，因而工作倦怠水平较低。而上司越重视情绪表现规范，员工越倾向于采用表面表演，因而工作倦怠水平较高。
4 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影响作用的综合模型及其应用
综上所述，迄今的研究在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影响作用的理论解释和相关调节变量的探讨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因此，我们在前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影响作用的综合模型，并以此为依据进一步分析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关系有调节效应的组织因素和文化因素，最后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提出相应的预防和干预措施。
4.1关于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影响作用的理论解释：综合视角的分析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面部表情理论、资源保存理论和情绪的社会功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阐释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但是，它们也都具有各自的局限性，面部表情理论仅仅
局限于员工自身的情绪调节过程，资源保存理论关注的是情绪调节过程中资源的损耗与弥补，情绪的社会功能着眼于员工与互动对象之间的情绪互动过程。同时，对于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它们的解释力也各不相同，运用面部表情理论可以说明不同的情绪表现目标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不同，而运用资源保存理论和情绪的社会功能则可以解释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不同。
由此可见，从单一的理论视角出发并不能全面地解释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综合上述三种理论的观点，系统地分析员工自身的情绪调节过程、员工与互动对象的情绪互动过程，以及在这些过程中资源的损失与弥补，我们建立了情绪调节对工作倦怠影响作用的综合模型(见图1)。
综合模型描述了员工情绪调节过程与情绪互动过程的全貌。首先是情绪的外导路径，员工通过情绪调节，展现出与情绪体验不一致的外显表情，并通过情绪互动将其呈现给互动对象：其次是情绪的两条反馈路径，一条是自身的面部反馈路径，员工的外显表情通过自身的面部表情反馈机制影响到自身的情绪体验，另一条是互动反馈路径，互动对象的回应也会通过情绪互动机制影响到员工的情绪体验。在情绪的外导路径中，依据面部表情理论，压抑已经体验到的负面情绪会导致工作倦怠；而依据资源保存理论，表面表演消耗更多的资源，更容易导致工作倦息。另一方面，有利于资源弥补的个体因素或情景因素会有效的缓冲员工的情绪压力，降低工作倦怠水平；而导致资源损失的个体因素或情景因素会使工作倦怠水平升高。在面部反馈路径中，员工所展现的正面情绪通过反馈会降低工作倦怠的水平。在互动反馈路径中，由于深层表演的真实性较高，因而能够通过情绪的互动反馈降低工作倦怠水平；反之，表面表演则会导致工作倦怠水平升高。
通过综合模型，我们既可以解释不同的情绪调节目标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也可以解释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对工作倦怠的影响作用：同时，也能够通过资源的损失与弥补，来解释个体因素和组织因素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从理论上，这种全面的阐释有助于理解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从实践的角度，也有利于系统地研究针对情绪调节导致的工作倦怠而进行的预防和干预措施。
4.2进一步分析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的关系有调节效应的影响因素：组织因素与文化因素
从上述综合模型可以看到，在情绪的外导路径中，资源失衡是导致工作倦怠的原因之一。因而，影响情绪调节过程中员工资源平衡的各种因素，也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的关系有调节效应；综合的分析和研究这些因素，对于预防与干预工作倦怠，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目前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均是从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因此对影响资源平衡的个体因素研究较多而对其他因素的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由于情绪调节的主要动因即来自组织的情绪表现规范，或者社会的情感文化规范，因此组织因素和文化因素对于情绪调节过程中资源平衡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
4.2.1 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的关系有调节效应的组织因素
如前所述，从资源保存理论的角度分析，组织支持应该能够弥补员工因情绪调节而丧失的资源，从而降低工作倦怠的水平。但是，迄今相关的量化研究开展较少，这一假设还未能在实证研究中得到证实。由于组织公平、主管支持、奖励和工作条件是影响组织支持感的三个重要因素(李锐，凌文辁，2008)，可以推断，组织公平感、主管支持、合理的物质回报应该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的关系有调节效应。我们认为下一步的研究可以从这三个角度出发，通过量化的实证研究来进行验证。
除了组织政策以外，领导行为也会影响到员工在情绪调节过程中的资源平衡。一方面，领导的支持行为对下属来说是一种支持性的资源。能够帮助员工应对情绪调节所导致的压力，Bono，Foldes，Vinson和Muros(2007)证实变革型领导行为能够使下属更多的体验到正面情绪，但是其对于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另一方面，领导的不当行为也会加重员工的情绪调节工作负荷。吴宗佑(2008)的研究发现，不当督导会使下属产生不公平感，并且增加其情绪调节的负荷，进而产生情绪耗竭。因此，我们认为，下一步的研究应该更加深入的研究不同的领导行为和领导风格对于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关系的调节效应。
4.2.2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的关系有调节效应的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将会影响到员工对于情绪表现规范的认知，及其在情绪调节过程中的个人控制感。Gordon(1989)指出情感文化包含两种不同的类型，即制度型导向的情感文化和冲动型导向的情感文化。制度型导向的情感文化下，情绪表现规范的力量较强，个体倾向于完全控制自我的情绪体验和表现，以符合社会的情绪规范；而冲动型导向的情感文化下，情绪表现规范的力量较弱，个体倾向于自由地、非抑制地表现自己的情绪体验(Turner,2007)。
Grandey等人(2005)分析了不同类型情感文化导向对于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关系的调节效应，他们认为，在冲动型情感文化导向下，员工能够感受到更多的个人控制感，因而也更能够缓冲情绪调节导致的工作压力。在对美、法两国的员工进行比较分析后，他们发现，冲动型情感文化导向能够增强情绪调节与工作满意度之间的关系，而对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关系的调节效应未能得到证实。
尽管如此，不同情感文化导向对于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仍然是一个值得继续探究的方向。尤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方面的探索显得更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的意义。目前大多数的研究结论均是在西方的情感文化导向下获得，相比之下，由于中国具有更为严格的制度型情感文化导向，因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情绪调节的工作负荷是否会更重?员工对于情绪调节规范的认知是否会有不同?这些变化会否导致情绪调节与工作倦怠之间的关系强度也有所不同?这些都是下一步研究值得探讨的方向。
4.3 预防和干预情绪调节导致的工作倦怠：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
目前的研究对情绪调节导致工作倦怠的理论探讨较为多见，但是对相关的预防和干预措施却总结较少。从前述的综合模型可以分析，预防和干预措施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促使员工尽量采用深层表演的方式进行情绪调节。如前所述，高情绪智力的员工更倾向于运用深层表演，因此组织可以通过招聘和培训来选择和提升员工的情绪智力。另一方面，通过给员工提供支持性的资源来弥补员工由于情绪调节而导致的资源损失，其中包括工作自，合理的物质回报，良好的组织氛围。
【关键词】绪论课 物理化学 教学过程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5-0177-01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任何一门课的绪论都对一学期的教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关系到学生对教师的评价，对课程的认识，直接影响着学生今后的学习态度。在长期讲授物理化学的过程中，我每学期都修改课件，或更新知识，或改换讲解方法，而花精力最大的是绪论课。因为上好了绪论课，就意味着这一学期的课成功了一半，如果绪论课没讲好，或未达到预期目标，后面的讲课会格外吃力。所以，无论课时多紧张，绪论课我都实打实的上足两学时。
在我校，物理化学是面对环境科学与工程、给水排水（均只有48学时）和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64学时）本科生而开设的专业基础课，很少的学时中还包含8学时实验，实际理论讲解分别只有38学时、54学时左右，少学时极大的限制了课程的讲深讲透，而物理化学的特点是内容枯燥琐碎，公式多，概念抽象，有限的学时内要完成很多的公式和理论的推导，学生和老师都会感到吃力。作为课程基础的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热力学第二定律都安排在前面，如果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学生很容易在最初的几次课中产生厌学和畏难情绪，在绪论课中，如果教师能够提前关注到这些问题，有目的的做些工作，学生完全可以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克服困难，坚持学好这门课。
激情至关重要 绪论课上师生初次见面，第一印象极为关键，面对已经成年而又青春洋溢的大学生，要有足够的气场使他们产生亲近感和信任感，教师的激情是至关重要的一点，语言要简明，声音要洪亮，语速要快慢相济，音调要有起有伏，这样在一开始就能让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愿意静下心来聆听，使他们有兴趣去了解将要开始学习的是一门什么样的课，学习过程中老师有着怎样的要求，既确立教师的威信，又建立起师生感情上的联系。
设计有趣的教学环节 几乎每本教材都会这样介绍物理化学：物理化学是化学学科的重要分支，是物理学与化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它从研究化学现象和物理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入手，探求化学变化中具有普遍性的基本规律；它的研究目的是通过研究化学变化的相互关系，影响因素，掌握物质变化的基本规律，解决生产实际和科学实验中向化学提出的理论问题，更好地驾驭化学，指导实践生产[1][2]。但泛泛的这种介绍根本无法激起学生的求知欲，我在一张幻灯片中打出绪论课的目录： 1 物理化学的目的和内容；2 物理化学的建立与发展； 3 近代化学的发展趋势和特点；4 物理化学课程的学习方法；5 关于本课学习中的一些问题（学习要求、成绩评定等）；请学生“点播”，你最有兴趣的是哪个问题，然后学生点一个，我就讲一个，学生会很开心，非常踊跃的参与课堂活动；而他们最先感兴趣的往往是问题1，物理化学的目的和内容，可见他们很渴望在第一时间知道这到底是一门怎样的课程，要学些什么，这时，教师应充分利用学生的好奇心，言简意赅的介绍这门课的内容，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入状态，对后面的课程学习充满期待。
从无机化学导入物理化学的内容 熟悉的东西总是令人感到亲切，通过启发学生回忆无机化学中学过的相关知识来引入新的知识点，会有循序渐进的效果。比如讲到热力学是物理化学的两大基础之一，它研究反应或过程的方向与限度，我请同学回忆在无机化学中用什么来作反应与过程方向和限度的判据，一些同学会想起ΔG，但我提出使用ΔG作判据是有条件的，个别同学能想到等温等压，而实际生产中许多反应往往需要密闭的环境，温度和压力会有变化，这种情况下用什么来判断反应的方向和限度？在热力学第二定律中要介绍一个曾经相识的物理量：熵变。另外，我们为了简化问题，无论用ΔG还是ΔS作判据，都是假设系统中的物质为单组分，或多组分混合物中各组分物质的量不变，实际上在很多系统中，各组分物质的量是会随反应的进行时刻在变，我们又会学到一个新函数来作为反应方向与限度的判据：化学势，它可以帮助我们在一个复杂系统中判断反应或相变的方向及限度，这样一条在热力学中判断反应方向和限度的主线就勾画出来了，在实际学到热力学三大定律时，与绪论相呼应，学生就不会感到茫然。
告知最终成绩的评定方法 这其实是学生很关心的问题，每次我都非常详细的介绍学生最终成绩是如何算出来的，如本学期环境科学专业学生，实验成绩由实验室老师提供，占总成绩的15%；课堂成绩占总分的85%（其中期中考试成绩15%，平时成绩15%，期末卷面成绩70%）。要求学生做实验时一定严格按照实验室老师的要求进行预习和操作，及时、独立完成报告，因为按照学校要求，实验不及格就无权参加理论课的期末考试，这样给学生敲响了警钟，给那些懒得动手，想蒙混过关的同学打好预防针，事实证明这样的确能起到警示的作用；课堂成绩中，期中考试虽然在总成绩中只占8.5分，但对于在及格水平上下的同学则至关重要，甚至“生死攸关”，而平时成绩靠自己点滴积累，根据考勤、课堂回答问题、作业完成情况等，只要自己尽力去做了，一点点积累，每个人都能有良好的成绩；学生对这一期的安排和分数计算方法清晰明了，知道该怎样做能够到到自己的目的，这样使学生既不能被吓到，也不能让他们感到很容易就能通过。
当然，学生关心的问题还很多，如：这门课该怎样学，作为过来人的老师一定要传授学习方法，告知在学习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并给出合理而可行的建议，鼓励学生勇于战胜自己，超越前人，学生会信心满满的期待下一节课的到来。
一些教师认为绪论课不重要，是耽误时间，所以总是简短说说一带而过，他们愿意把更多时间放在讲授课程内容上；与此相反的另一种做法是夸夸其谈，为了展示课程的魅力讲出过多的大道理，如：本课的重要意义，相关的伟大发明创造，科学前沿的研究发明等等，还有的老师结合自己的研究课题，展望广阔的前景，这一切均能起到激发学生兴趣的作用，但一定要有度，应充分考虑课程的难度和深度，以及学生的专业，因为受削减学时的影响，很多专业，尤其是非化学化工专业的物理化学课，教学学时已经被减得少之又少，仅仅讲基础内容都很紧张，很难进行理论的拓展，在举应用的实例时应该顾及到这种局限性，要例举身边的与授课内容联系紧密的实例，而不要偏离太远，以免使学生对于那些高难科技产生遥不可及的感觉，而不能把本课程与那些先进科技联系起来。
通过一次亲切、充实的绪论课，让学生心里对课程没有拒绝，对老师产生敬爱，对上课充满期待，以后的课会越讲越顺畅，上好绪论课，对整学期的课程的教学就成功了一半。
参考文献：
智力理论可以分为两大类：心理测量传统理论和认知理论。心理测量传统理论又分为智力的因素论和结构论，因素论包括单因素论(高尔、推孟、比奈等人支持这种理论)、二因素论、多因素论(由桑代克第一个提出)、群因素论(由瑟斯顿首次提出)、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论(霍恩和卡特尔)等，结构论包括智力的层次结构论和三维结构论。智力的认知理论又包括智力三元理论和智力的PASS模型(计划—注意—同时性加工—继时性加工模型)这两个智力信息加工理论。而在近二十多年，在智力发展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其中影响力的有三个：优势—领域理论、社会文化理论、认知—演化理论。
1、智力理论分为心理测量传统理论和智力结构理论 。 ( ╳ )
2、智力的结构理论包括智力的PASS模型和智力的三元结构论 ( ╳ )
3、比奈支持的是智力的单因素理论 ( √ )
4、第一个提出智力多因素论的是心理学家瑟斯顿 ( ╳ )
5、智力的PASS模型的“PASS”指得是计划—注意—同时性加工—继时性加工 ( √ )
6、近二十多年，智力发展研究领域的三个影响力理论是：优势—领域理论、社会文化理论、认知—操作理论 ( ╳ )
情绪是个体对外部和内部事物的主观体验，伴随着一系列复杂的行为变化，有三个基本成分：生理反应(指情绪与中枢神经系统、自主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以及大脑两半球的功能密切相关)、表情反应(面部表情和声音)、体验反应(个人在情绪状态下的主观感受或认知判断，依赖于其认知发展水平和已有经验)。情绪有三方面功能：一是可以组织和调节自己的行为，二是与其认知过程相互影响，三是可以引发、保持或减弱其他行为或心理过程。情绪发展的理论主要有学习理论(无条件刺激引起情绪反应，认为大多数情绪反应是通过经典条件作用而产生的等)、精神分析理论、认知理论(认为情绪是认知过程的产物，真正的情绪依赖于认知的成熟)、生态学理论。
1、 情绪的三个基本成分是生理反应、表情反应、体验反应 ( √ )
2、 小李在紧张的时候会出现神经性胃痛，这是属于情绪的体验反应 ( ╳ )
3、 体验反应不需要依赖于认知发展水平和已有经验 ( ╳ )
4、 当小孩做了一件好事得到表扬，他感到很高兴，以后会更加努力的去做好事，这说明情绪具有组织和调节自己行为的能力 ( √ )
5、 认为大多数情绪反应是通过经典条件作用而产生的是情绪发展的生态学理论 ( ╳ )
6、 情绪的认知理论认为真正的情绪依赖于生理的成熟 ( ╳ )
影响个性形成的因素主要来自三方面：生物的(包括先天气质—是影响儿童日后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体格外貌、成熟速度等)、社会的(主要包括家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校、同伴等)、个体的自我意识。关于生物因素的气质方面，托马斯和切斯发现幼儿的气质类型可分为：容易护理的、困难的、慢慢活跃起来的三种。关于社会因素，先从总的家庭系统来说，有4个特点：1、儿童不是被动的受影响者，抚养行为和儿童行为之间并不是单向关系而是相互关系;2、家庭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儿童的个性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3、家庭系统是社会大系统的一部分，并受到社会系统的影响;4、系统具有调节功能，随着儿童的发展，父母的教养方式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接着是依恋，它形成于婴儿10—12个月，分离焦虑和怯生是其标志，依恋的发展阶段有：1、前依恋期，是无差别反应期;2、依恋关系建立期，是有差别的社交期，幼儿对抚养者有更多的积极情绪，如更多的微笑;3、依恋关系明确期，标志事件是分离焦虑和怯生的出现;4、交互关系形成期，分离焦虑逐渐下降。再者是父母的教养方式，分为四种：****型、型、冷漠型、忽视型，其中型被认为是最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抚养方式。
1、 影响个性形成的因素主要来自三方面：生物的、社会的、个体的自我意识 ( √ )
2、 一个人身体很高大，让他在运动方面很有优势，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种开朗豪爽的性格，这属于影响个性形成的社会因素 ( ╳ )
3、 气质是影响儿童日后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 √ )
4、 在家庭系统里，儿童是被动的受影响者，抚养行为和儿童行为之间是单向关系 ( ╳ )
5、 当孩子可以自己拿筷子吃饭时，父母就不会给孩子喂饭了，说明家庭系统具有调节功能 ( √ )
6、 依恋形成于婴儿10—12个月，分离焦虑和怯生是其标志 ( √ )
7、 父母的教养方式分为：****型、民主型、冷漠型、忽视型，其中民主型被认为是最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抚养方式 ( √ )
8、 幼儿对抚养者有更多的积极情绪发生在依恋关系建立期 ( √ )
婴儿一出生就能听到声音，新生儿的听觉阈限比成人高10到50分贝。婴儿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听觉敏感性越来越接近成人，但阈限随声音的频率而变化，婴儿对高频率声音的听觉发展早于对低频率声音的听觉。
1、婴儿一出生就能听到声音，新生儿的听觉阈限比成人低10到50分贝。( ╳ )
2、婴儿对高频率声音的听觉发展早于对低频率声音的听觉。( √ )
皮亚杰认为心理发展是认知结构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认知结构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结构，是不同发展水平的儿童对外界事物作出反应的组织方式。认知结构的发展涉及图式、同化、顺应和平衡四个概念。
1、认知结构是一种外在的心理结构，是不同发展水平的儿童对外界事物作出反应的组织方式。(×)
2、认知结构的发展涉及图式、同化、顺应和平衡四个概念。(√)
语言在儿童认知和社会性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语言是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获得的最复杂的符号系统。这一符号系统是以语音为载体、以词为基本单位、以语法为建构规则而组织起来的符号系统。儿童语言发展主要有三种理论：后天学习理论、先天成熟理论、环境和主题相互作用理论。后天学习理论强调环境对儿童获得言语的决定作用。后天学习理论又可分为强化说和社会学习说两类。强化说以操作条件反射的操作行为和正强化、负强化等概念来解释语言的获得。社会学习说认为儿童语言是通过模仿承认而获得的，强调模仿作用，后又提出“选择性模仿”的感念。先天成熟说理论强调先天因素言语发展的决定作用。认为儿童言语的发展决定于成熟，其代表人物是乔姆斯基。环境和主体相互作用理论强调环境和主题的相互作用对儿童言语的发生和发展的重要作用。
1、语言是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获得的最复杂的符号系统。这一符号系统是以语音为载体、以词为基本单位、以语法为建构规则而组织起来的符号系统。(√)
2、儿童语言发展主要有三种理论：后天学习理论、先天成熟理论、环境和主体相互作用理论。(√)
3、后天学习理论强调文化对儿童获得言语的决定作用。后天学习理论又可分为强化说和社会学习说两类。(×)
4、环境和主体相互作用理论强调环境和主体的相互作用对儿童言语的发生和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教师课堂情绪的功能规定
“情绪是一种躯体和精神上的复杂变化模式，包括生理唤醒、感觉、认知过程以及行为反应，这些是对个人知觉到的独特处境的反应”[3]。当某事物符合自己需要时，就会持肯定的态度，同时产生满足、愉快、喜悦、爱、尊敬等情绪体验；当某事物不符合自己需要时，就会持否定态度，同时产生憎恨、不满意、痛苦、忧愁、恐惧等情绪体验。教师课堂情绪是指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的心理状态在情感方面的外在反应，与教师的知识、经验、性格、价值观等相关联，同时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教师作为教书育人的专职人员、课堂教学活动的组织者，不仅以语言为载体通过课堂教学、知识传授等方式进行教学；而且以非语言为载体通过面部表情、肢体动作和情绪好坏等形式向学生传递信息。
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教师和学生作为课堂教学活动的组织引导者和主体，师生之间的情绪体验是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学生学习情绪的高涨、课堂气氛的活跃程度、师生关系的融洽程度等都与教师情绪同步。因此，教师课堂情绪参与并影响着学生的学习认知过程，同时表现出信号性、渲染性与调节。
1.教师情绪的信号
教师情绪的信号是指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将心理状态、思想、观点等信息自然表露给学生，以促进师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学习。在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以语言为载体通过课堂教学、知识传授等方式进行教学，而且以非语言为载体通过面部表情、肢体动作和情绪等形式向学生传递信息。教师教和学生学的认知过程，也是师生情感交流的过程。从教师的情绪状态中学生不仅可以感受其精神状态和心情的好坏，而且可以认识到自己在课堂行为中的表现和教师对自己学习的认可程度。积极良好的教师情绪不仅可使学生感受到教师此时此刻愉悦的心情，从而传递给学生积极的情绪状态、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而且能把教师对学生表现的认可程度以非语言的形式传递给学生，使学生获得反馈信号，从而反思并改进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2.教师情绪的渲染
教师情绪的渲染是指教师个体的情绪情感具有影响和感染学生的效能。在师生互动的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作为课堂教学的组织者所产生的个体情绪体验感染并影响着学生群体的情绪状态。例如，当教师满脸愁容、闷闷不乐地走进教室时，学生很容易被教师的负面情绪所感染，表现出否定态度，同时产生消极情绪，进而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利于学生知识的学习；而当教师面带微笑、精神饱满地走进教室时，学生也会被教师的积极情绪所鼓舞，表现出肯定态度，同时产生积极愉悦的情绪，易于形成轻松活泼的课堂氛围，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教学质量。“有关课堂气氛的研究已经揭示了教师良好的情绪能够创造亲和、平等、融洽的课堂气氛，这种课堂气氛将增进学生课堂学习的兴趣和信心，激发学生的潜能和积极性，有利于激活学生的思维，有助于学生理解教学内容，从而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4]因此，教师要善于借助自身积极正面的情绪感染力引领学生进入教学情境，以情动情，情景交融，引发学生专心听讲、积极思考、踊跃发言，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的效率。
3.教师情绪的调节
教师情绪的调节是指对个体的认知水平有提升或降低的功能。心理学研究表明，情绪不仅影响多个认知因素，如感知、记忆、思维等因素，而且可以调节认知加工过程和人的行为，因为情绪体验所构成的稳定的心理背景和一时的心理状态，都会对正在进行的信息加工起组织与协调作用。在教学活动中，教师的情绪状态不仅可以调节教师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教学方法的选择和对学生的正确评价，而且影响着对教师职业的热爱、工作满意度和职业认同感的高低。因此，教师作为知识信息的传递者，保持积极愉悦的情绪状态，可以提高对教学内容的理解与把握、丰富课堂内容，提高教师的创造性和思维能力，从而使其顺利完成教学内容和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最终促进学生对新知识的掌握。
二、教师课堂不良情绪的问题表征
“对教师情绪的分析表明，教学是一种强烈的情绪事务，情绪位于教学的核心”[5]。而传统的教育观点只重视教师学科专业知识和教育教学知识的提高，而忽视了教师情感和情绪因素对教学效果的影响，因此，造成了教师情绪智力水平“不达标”、教师情绪认知的“不识”和教师情绪调控的“非正规”渠道问题的产生。
1.教师情绪智力水平“不达标”
“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是指个人对自己情绪的把握和控制，对他人情绪的揣摩和驾驭，以及对人生的乐观程度和面临挫折的承受能力。”[6]从教师职业特点和要求的角度来讲，教育教学工作是一种情绪劳动，教师作为高情绪化的职业工作者，必须提高其情绪智力水平，掌握一定的情绪调控策略来适时有效地调节负面情绪，避免对学生造成影响。然而在实际教学工作中，有些教师要么把喜、怒、哀、乐写在脸上，把课堂和学生当作不良情绪的发泄场地和发泄对象；要么过分压抑自己的情绪，极力隐藏和掩饰自己的真实情感，虚构情绪，伪装出表里不一的表情来迎合学生，这样不仅影响教学效果，而且阻碍师生身心的健康发展，这些做法体现了教师对自身情绪把握和控制能力的缺乏。情绪智力定义中对“他人情绪的揣摩和驾驭”具体到课堂教学中，主要是针对学生情绪的揣摩和驾驭，因为学生的情绪和情感还不成熟，还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他们的情绪具有冲动、易变、盲目和自我调节差等特点，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要适时关注和调整自身的情绪，而且要时刻注意和调动学生的情绪。然而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许多教师以自我为中心，照本宣科，采用自上而下讲授式或说教式的教学形式，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缺乏对学生心理和需求的深度揣摩，在课堂进程中，漠视学生的情感体验和情绪反应，缺乏师生之间的情绪互动和课堂气氛的渲染。
2.教师情绪认知的“不识”
随着对教育研究的深入，教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多门学科都对情绪进行了研究，在教师情绪的复杂性、教师情绪的作用、教师情绪的影响因素和教师情绪的调控策略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教师群体作为教育工作中的基层主力不但没有掌握系统完整的情绪理论与调控知识，而且不了解不良情绪产生的根源以及情绪发生的理论和机制，以致于当消极、不良情绪侵入时不能及时地觉察，从而不能采取合理、正确和恰当的调控措施加以调整或因采取了不合理的应对措施而更加恶化了自己的情绪，又或甘做不良情绪的奴隶，被不良情绪所诱导与左右，最终影响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和教学效果。完整系统的情绪理论知识是掌握情绪调控知识的基础，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深入理解情绪理论知识，根据个人情绪发生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进行调控，确保以最佳状态面对学生。虽然现在许多老师知道一系列简单的情绪调控策略，如，注意力转移法、心理控制法、情绪宣泄法和文饰法等等，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由于有些教师的错误运用甚至会产生更加严重的教学问题。
3.教师情绪调控的“非正规”渠道
教师作为社会成员中独立存在的个体，有着自身的情绪体验和情绪反应，其情绪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目前为止，研究者在教育研究中对教师情绪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和关注，但由于学校管理者在实际的教学管理工作中受认知取向的影响，过多地关注教师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职业信念、决策等领域，而缺少对教师的需求、健康、精神和情绪状态的关注与重视。当前许多学校都设有针对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咨询室，但服务于教师的心理健康咨询机构却普遍缺乏，即使有些学校意识到这一问题且设置了针对教师的心理咨询机构，但由于教师认识不足、心态偏颇，认为咨询会暴露隐私，不愿与别人分享自己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麻烦事儿”，致使其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教师不良情绪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从而导致情绪问题大量积压，严重影响着课堂教学效果。又如，在提倡民主管理、教师当校的号召下，一些教师对学校的教学和管理提出意见或建议后却得不到学校领导的回应和认可，这种放任不管、不疏且堵的“无为”做法无疑使教师的不良情绪继续恶化。有学者指出，教学是一种情绪上很容易枯竭耗损的职业，因此，学校的管理工作者要为教师提供人文关怀和人性化的管理制度，为教师的健康成长提供支持。
三、教师课堂情绪的调控对策
教学不仅是师生之间的认知活动，也是一种情绪实践。情绪普遍存在于教师教学实践活动中，没有积极向上的情绪，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教育机智就得不到有效发挥，更难以得心应手地组织教学活动。因此，要全面关注教师并提高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就不能遗漏对教师情绪的梳理与分析，进而从学校情绪工作室的创建、教师情绪认知的“专业化”和“共情”课堂文化的塑造着手，以求提高教师的情绪调控策略水平。
1.学校情绪工作室的创建
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的进步和新课程改革的全面深入，教师职业面临着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教师的职业特点和要求也决定了教师是一个高情绪化的职业，“尽管我们可能熟悉教师在做什么和如何思考，但很少知道他们在教学时是如何感受的”[7]。因此，坦然承认和关注教师情绪问题，关心并了解教师需求，创建学校情绪工作室，帮助其疏导不良情绪，缓解教师精神压力，营造利于教师良好情绪发展的氛围，是学校管理者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学校管理者要定期关注教师的情绪和精神状态，根据学校自身的特点和师资力量，力所能及地创建学校情绪工作室，加强对教师情绪工作的重视与管理。首先，学校情绪工作室应协同学校开设有关教师情绪理论与调控策略的课程，加强教师对情绪理论知识的普及与深入理解，并掌握一些简单实用的调控措施。其次，学校情绪工作室要与高校联合，有计划地组织教师参加有关教师情绪及调控策略的进修与培训，注重教师实地演练与操作能力的培养。通过成功调控案例的展示与观摩，使教师对如何运用情绪调控策略有全方位的感知，从而提高教师对情绪调控策略的科学掌握与灵活运用。最后，学校情绪工作室要组织教师定期开展教师情绪交流会，鼓励教师克服心理障碍、抛开世俗眼光，把困惑和不满说出来，然后学校管理者在认真聆听、了解其需求的基础上采取措施给予解决，帮助教师疏通不良情绪；建立教师情绪交流与宣泄论坛，鼓励教师在虚拟的网络中分享教学经验和情绪调控手段，同时以合理、正确的方式畅所欲言、表达观点，释放精神压力，让不良情绪得到合理的发泄，从而促进教师身心全面、健康的发展，进而提高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和课堂教学质量。
2.教师情绪认知的“专业化”
教学不仅是师生之间的认知过程，而且是一项涉及人际互动的工作，教师情绪作为影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不仅影响着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心理健康，而且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兴趣、心理健康和对教师的评价。因此，作为教师应充分重视自我情绪在教学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从我做起，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有意识并合理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有效的情绪调控策略不是对不良情绪简单粗暴的抑制，而是要在充分准备和认真反思的基础上视具体情况做到适时、适地、适量、适切的情绪选择与表现。
“解铃还需系铃人”，教师不良情绪的调节主要还要依靠自身进行调控。首先，要熟练掌握教材，做好充分准备。教师不仅要深入分析教材、了解学生、选择适当的教学方法、锤炼语言表述能力，更要全面扩宽自身的知识层面、灵活掌握并运用教学规律、提高教学机智，以应对课堂教学活动中的突发状况。课堂上的应对自如、从容不迫与教师教学经验的积累和对教学规律、教学方法的执著探索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教师不但要扮演好教书育人专职人员的角色，更要积极转变为一名教学行动的研究者。其次，要识别并适时调整自身的情绪状态。稳定且健康的情绪状态，来源于个体对自身准确清醒的把握与认识。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只有善于识别自己的情绪才能进行有效调控。格式塔学派非常注重“此时此刻”情绪的觉察，一旦发现自己情绪不佳，就应先中断目前的情绪状态，冷静下来，去感受和体会此时此刻的心理状态，而后根据情况适时地加以调整，避免负面情绪继续恶化，如及时提醒与告诫、离开情绪发生现场、转移注意等方法。最后，教师要注重反思能力的培养。反思不仅可以理解为内省，是一种元认知过程；也可看作一种高级认知活动，是一种特殊的问题解决方式。对于教师来说，反思是指教师以自己的教学过程为思考对象，对自己的教学行为、教学结果进行审视与分析，从而改进教学实践并使教学实践更具合理性的过程。反思能力的培养已成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丰富并提升教师情感素养的有效策略。因此，教师在反思过程中要避免消极情绪对反思的抑制与阻碍，以积极乐观的情绪状态对课堂教学过程中出现的突发状况和问题进行反思，及时发现情绪情感问题，深入探究其原因，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并提高警惕规避类似状况的再次发生。
3.“共情”课堂文化的塑造
教师情绪的渲染表明，在师生互动的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和学生的情绪体验是相互作用的，教师的情绪体验感染并影响着学生个体和群体的情绪状态，同时，学生的情绪体验又反作用于教师。“有效的教学和学习必然是情感性的，师生之间的情感互动和人际关系质量对学习过程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8]。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对教师所传授的知识并不是无条件地全盘接受，而是带有一定的筛选性的，师生在情感上的介入、互动和相互作用将有助于学生内化所学知识并形成新的认知结构，而学生对教师表现出的情感态度是影响教师对所从事职业热爱程度的重要因素。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塑造“共情”的课堂文化，以积极愉悦的情绪进行教学，引导学生同样带着愉快轻松的情绪学习，到达教师乐教、学生乐学的教学境界。
师生之间的情绪情感体验是彼此相通、相互影响与作用的。一方面，教师保持积极正面的情绪状态可营造和谐活跃的课堂气氛，使学生的大脑皮层处于兴奋状态，利于学生听觉、视觉、思维的有机协调和机体潜能的最大化发挥；另一方面，学生对教师积极情绪的效仿和回应，不仅利于教师根据学生的情绪反应调整自己的教学进度、教学方法，灵活驾驭课堂，而且也有利于增加教师的自信心、提高自我效能感和职业认同感。“共情”课堂文化的塑造要求教师不仅要关心、接受和信任每一位学生，关注并感知学生的情感情绪，适时地调整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情绪；而且要与学生分享情感情绪体验，以个人的情感魅力引导学生感知教师的情感情绪体验。首先，教师要保持积极良好的正面情绪，借助个人情绪感染力，诸如，动作、表情、眼神和语言等，带动学生进入教学情境，促使学生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同时要密切观察和认真感知学生的情绪，根据学生此刻的情绪状态，因势利导，创设愉悦、振奋人心的教学情境，促使学生获得积极情绪情感体验，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其次，要与学生建立民主、平等、相互理解与信任的师生关系。在师生交往中，教师要平等地对待学生，尊重学生的情感情绪，以情动情，因势利导，帮助学生克服消极情绪、培养积极情绪。德国教育学家第斯多惠说过：“教学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因此，教师要以自身的情绪激励、唤醒与鼓舞学生，与学生达到“共情”。
参考文献
[1] 缪榕楠.情感智力与教师情绪情感的自我调控.教育评论，1994（4）.
[2] Zembylas M..Teaching with emotion： a postmodern enactment. Michigan： Intercollege，Cyprus and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2005.
[3] [美]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心理学与生活.王垒，王甦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5.
[4] 孔冬梅.教师的情绪工作及其影响因素.教学与管理，2009（7）.
[5] Jeffrey，B.&Woods，P.Feeling deprofessionalise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motions during an OFSTED inspection.Cambridge Journal of Education.1996，26（3）.
[6] Bar-On，R.Bar-On Emotional Quotient Inventory（EQ-i）：Technical manual[M].Toronto： Multi-Health Systems，1997.
关键词 情绪感染；模仿；回馈；群体情绪
分类号 B842.6
1 介绍
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情绪感染的过程产生了兴趣。人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通过社会接触过程感受自己的情绪反应能够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信息。当人们下意识地模仿他们的同伴表情时，通过感受着每分每秒的情感回应，人们能够在他们同伴的情绪中感受到自己(Hatfield，Cacioppo，&Rapson，1993)，学者将这一过程称为情绪感染。虽然对于情绪感染的界定学者间尚有分歧，但广义上可将其界定为一种情绪体验(Hoffman，2002)，该体验被他人所激发，并最终使接受者的情绪与最初的激发者趋于一致。
从某种意义上说，情绪感染是建立人类互动的基础。如果他们想拥有一个顺利而广阔的社会交往，在情绪上的同步模仿是在所难免的。情绪感染使人们时刻追寻他人的感受和意图，即使当人们并没有专心去了解这些信息。
对于情绪感染理论的研究，早期学者们主要集中在对个体情绪感染机制的研究，即对受到他人情绪影响的主体自身情绪反应过程展开研究，探讨主体受到他人情绪感染的机制过程、个体差异性与情绪感染强度关系等问题fBernieri，1988；Chapple，1982；Hatfield et al.，1993；Hoffman，2002；Laird&Bresler,1992；Kendon.1970；OToole&Dubin，1968；Walbott，1991)。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将研究视角转向人与人之间，特别是群体内部成员间的情绪感染交互过程的研究，一些学者将其称为群体情绪感染机制研究。在这一研究视角下，研究重点转向群体内个体间情绪感染的交互作用，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于情绪感染对于群体行为的影响这一研究课题(Andersson&Pearson，1999；Bowen&Blaekmon，2003；Hobfoll，2002；O'Connor&Arnold，2001；Ilies，Wagner，&Morgeson，2007；Hashim,Wok，&Ghazali，2008；Felps，Mitchell，&Byington，2006；Smith&Conrey，2007)。
本文将从情绪感染的机制研究入手，讨论个体情绪感染的相关问题，随后转向个体间情绪感染问题的研究，分析情绪感染理论在群体成员间的交互作用和实践应用等问题，并对未来研究方向展开探讨。
2 情绪感染的机制研究
学者们对于产生情绪感染的机制展开研究，提出了多种理论假设，其中最具影响力和说服力的是模仿一回馈机制理论。
2.1模仿－回馈机制
学者们通过观察发现人类倾向于模仿周围人的面部表情、语言表达、动作及行为；在这一过程中，主体的情绪体验会受到自身面部表情以及其他非语言线索的影响。
2.1.1模仿
学者通过长期观察，发现人们倾向于模仿他人的情绪表达，包括面部表情、语调、姿势、动作等。1976年，Smith就观察到当人们把他们自己想象为在另一种环境状态下时，他们会呈现出一种主动性的模仿。就像他在研究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当我们看到一记重拳打向另一个人的腿或者手臂时，我们总是不自觉地收缩我们自己的腿或者手臂。”Smith认为这种模仿是一种天然的回应。此后，学者们又收集了大量证据，表明人们确实倾向于模仿他人的情绪表情。例如社会心理学家发现面部模仿总是即时出现的，人们看上去能够感觉到每时每刻微妙的情绪变化。人们的情绪体验和面部表情，至少能够反映他所观察对象的情绪变化。例如：Lundqvist(1995)记录了瑞士大学生在观看包含人类愉快、悲伤、愤怒、恐惧和惊讶等表情图片后的面部表情活动，发现带有不同情绪的脸引发了学生们不同的肌电图记录。比如当被试观察到愉快的面部表情时，他们的面颊肌肉群展现出更为丰富的肌肉活动。但当他们观察到愤怒的面部表情时，他们眉头肌肉群则展现出更为丰富的肌肉活动。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了无论婴儿、少年、青年还是成年人都会下意识的模仿他人情绪所带来的面部表情(Hatfield et al.，1993)。
此外，人们也会模仿他人的语言。不同的人倾向于不同的人类交互节奏(chapple，1982)。正常情况下当人们交互影响时，他们所谈论的语言内容将相互促进。此外，大量研究成果显示：人们能够同步模仿他人的面部表情、声音、姿势以及动作；并且这些情绪特点模仿的时间间隔非常短暂，几乎是同步的(Hatfield et al.，1993；Hoffman，2002；Lundqvist，1995)。
2.1.2回馈
情绪感染的第二个过程称之为回馈过程，即：主体的情感体验时刻都在受到来自面部表情、声音、姿势和动作的模仿所带来的反馈与刺激。
理论上，情感体验是基于大脑神经中枢发出的模仿指令，形成面部表情、声音、动作模仿的输入性反馈，且是一个无意识的自我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根据自身的表情行为，推断自身的情绪状态(Darwin，1965)。Laird和Bresler(1992)发现情感体验将会受到面部肌肉回馈的显著影响：一方面，一种情绪的外在流露将进一步强化这种情绪；另一方面，尽可能的控制外在情绪表露将会削弱自身的情绪。那些没有控制自身恐惧的个体将会经历更高程度的恐惧，同理，那些陷入忧郁的人很容易被具有相似情绪的他人所带动，而无法恢复平和的心态。而目前研究尚不清楚的是面部表情回馈与情绪间是如何准确取得相互联系的。
此外，Ekman(1993)认为情感体验与自动神经系统活动都会受到面部表情反馈的影响。他们要求被试展现六种情感：惊奇、厌恶、悲伤、愤怒、恐惧和高兴，并通过两种方式完成这些情绪的展现，即：根据自身经历来唤起，或者只是通过面部肌肉运动来实现。研究人员发现通过唤醒
情感体验或者面部肌肉运动来展现某种情绪表达对于自动神经系统也是有作用的，能够使之与所表现的情绪保持一致。由此，学者们认为通过面部表情展示可以激发一致性的自动神经系统活动。
声音回馈也能够影响情感体验。Hatfield和他的同事通过研究，指出情绪与语调、声音质量、节奏等具有关联(Hatfield et al.，1993)。Scherer(1982)也发现当人们高兴的时候，他们的声音在空气中的震幅较小、斜度较太、语言节奏较快、声音尖锐。于是他制作了五盘录音带用于处理高兴、喜爱、愤怒、恐惧和悲伤时的声音特点，并发现个人的情绪受到其自身发出声音的影响。
此外，一些研究成果也显示情绪受到姿势与动作的反馈影响。Stanislavski(1986)指出舞台演员已经发现了动作与表演效果间的联系。由于情绪记忆使人的大脑储存了过去的经历，因此演员们必须在舞台环境下通过施展自身的表演动作来唤起这种记忆。Stanislavski认为人们在日常的活动中，可能随时由某种微小动作而产生与之相关的联想，进而展现出某种情绪。
虽然回馈过程并没有得到完全的验证，但大多数学者仍然支持这一观点，即：主体的情感体验时刻都受到面部表情、声音、姿势以及动作的模仿所带来的回馈的影响。
2.2其他机制理论
一些学者还提出了其他的情绪感染机制理论，如联想一学习机制、语言调节联想机制、认知机制、直接诱导机制等。
联想一学习机制.即当观察者与他人在同一场合时，在他人情绪诱发下，会展现出与他人相似的情绪，此时观察者的情绪感受与他人的情绪表达线索相一致，这一情绪线索将进一步直接诱使观察者感受相似的经历，或者间接的通过激发观察者回忆过去相似的经历而产生与周边他人相似的情绪状态(Hoffman，2002)。
语言调节联想机制，即对于某一特定环境的语言或文字描述能够激发观察者产生与所描述情景相似环境的想象。这一想象将使观察者产生与描述者相一致的情绪感受(Hoffman，2002)。
认知机制的核心思想是换位思考，即观察者将自己想象为处于某一场景下的另一个人，并想象在该情景下与该人相似的情绪体验(Hoffman，2002)。
此外，Preston和deWaal(2002)指出在情绪感染过程中存在一个直接诱导的过程，并将其称为直接诱导机制，该理论认为当对某一个体的情绪表现行为产生认知后，观察者原有的情绪状态就会被刺激并发生改变。此时，情绪感染的直接诱导机制就会发生作用。且该机制将完全独立于其它情绪感染机制之外，不受其它机制的影响。
3 情绪感染机制中的调节变量
3.1个体差异性
当Hatfield，Cacioppo和Rapson(1994)提出情绪感染假设时，他们解释了两个人在交谈中，是如何通过面部表情来进行情绪交互的，而这些情绪将影响到相互间的交互作用。此外，他们在假设中指出个体间存在差异性，即：一些人易受到情绪感染；而另一些人则更善于将其情绪传递给其他人。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成为了更好的情绪传递者；而另一些人则成为了更好的情绪接受者。
这一差别主要源自于个体回应的刻板效应，该效应来自于人与环境交互过程中人在肢体活动与精神活动中的多样性。传递者善于通过肢体等形式将情绪传递给他人，这些人具有很强的个人魅力，并且幽默风趣，他们适合从事推销员或者教师等工作。在驾驭能力、亲和力和展现力上优势明显(Hatfield et al.，1994)。一些学者研究发现，那些善于传递正面情绪的人有利于在较短时间内与周围人员展开交流(Henning-Thurau，Groth，Paul，&Gremler，2006；Isen&Means，1983)。这里必须要强调的是传递者的控制能力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而是一种自动的、与生俱来的能力。而那些易受感染的人群(容易受到他人情绪的影响)主要是那些注意力容易被他人吸引的人群。因此，这一人群更有可能被他人的情绪所影响。其结果是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变得更加容易。因此这一人群被视为理想的顾客，因为他们更有可能成为人们攀谈与交流的对象，并且愿意以此来交流更多的信息。
然而一些学者研究亦发现易受感染的群体也更容易陷入情绪的低落状态，因为他们同样也容易受到他人负面情绪的影响，就如同控制力一样，这一人群的注意力的关注度也是一个自动且下意识的过程(Doherty，Orimoto，Singelis，Hatfield，&Hebb，1995；Small&Verrochi，2009)。
3.2性别与情绪感染
当学者们关注个体差异性与情绪感染研究的时候，发现女性不仅更善于表达个人情感，而且在判断非语言线索所传递的情绪信号时，比男性也更为准确(Hail&Matsumoto，2004：Hampson，van Anders，&Mullin，2006；Haviland&Malatesta，198 1；McColl-Kennedy，Daus，&Sparks，2003；Montagne，Kessels，Frigerio，De Haan，&Perrrett，2005；Thayer&Johnson，2000)。此外，女性相比于男性，也更容易受到情绪感染(Abel&Abel，2007；Doherty et al.，1995；Mattila，Grandey，&Fisk，2003)。Hatfield(1994)认为这种结果主要取决于性别角色，即女性对他人的情绪展现表现得更加敏感。因此，女性更善于情绪的表达和回应，相反，男性思维更多的是针对外部环境的需求，从而显得更具有逻辑性与理性(Tavris&Offir，1984)。通过研究，男性与女性在以下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1)女性比男性更善于通过眼睛进行接触，眼神接触的速率和频率均高于男性，且交互时间更长，女性的眼神会将更多的时间锁定在他人身上，而男性则倾向于避免长时间注视他人(Haviland&Lelwica，1987；Haviland&Malatesta，1981)。
2)男性与女性在自我解构与社会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女性相比于男性的独立性更弱，倾向于相互依赖(Markus&Kitayama，1991)；同时女性具有更强的个人主义倾向，缺乏集体观念(Triandis，1994)。
3)男性与女性在如何解读情绪线索时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Haviland&Malatesta，1981；McColl-Kennedy et al.，2003；Montagne，Kessels，Frigerio，De Haan，&Perrrett，2005；Thayer&Johnson，2000)。从出生4岁开始，女性就比男性
更善于处理、储存和回忆社会刺激元素：如面孔、名字、和声音(Doherty et al.，1995；Hall&Matsumoto，2004；Hampson et al.，2006)。通常情况下，女性也比男性更善于解读非语言交流信息(Buck，1984；Hall，1984；Montagne et al.，2005)。此外，男性与女性的处理负面情绪线索的速度都会快于处理正面情绪的速度(Becker，Kenrick，Neuberg，Blaekwell，&Smith，2007)。
4)男性与女性在模仿情绪表情的趋势上存在差异性。在实验研究中，已经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哭泣，也更容易受到他人情绪变化的影响(Eisenberg&Lennon，1983；Simpson&Stroh，2004)。
5)此外，男性与女性对于他们自身的情绪反应的感知情况也存在差异性(Hail，1978)。女性更关注他人的行为，更善于解读非语言信息，更善于模仿他人的面部表情、声音和姿势，比男性更注重外部回馈，从而也导致了女性更容易受到情绪感染(Abel&Abel，2007；Doherty et al.，1995)。
3.3文化差异性与情绪感染
情绪的展示还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Neal，Quester，&Hawkins，2004；White，2003)。在不同的文化氛围里，社会成员由于受到不同的价值观的影响，从而展现出不同的行为特点(Neal et al.，2004)。在这一过程中，情绪受到文化属性与社会背景的影响(Beclat&Vingerhoets，2002)。一些学者针对不同文化背景，开展了语言能力对于情绪影响力的差异性研究，从而支持了情绪是一条文化纽带的论断(Kobayashi，Schallert，& Ogren，2003；Ye，2004)。然而在对情绪的表达进行研究时，一些学者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群在表达基本的情绪时并不存在差异性，如通过面部表情所表达的高兴、沮丧、愤怒等。在具体的表达过程中，要遵循当地的文化习惯和行为准则(Ratner，2000)。例如：日本人的文化使得人们在遇到悲伤的事情时反而面带笑容，这可能导致不了解日本文化的人错误地认为微笑意味着兴奋、惊奇等含义。
4 群体成员间情绪感染研究
对于情绪感染的研究，大多数学者是从个体头脑中所受影响的视角展开研究，而针对群体内部，个体之间的研究则明显不足。一些学者指出研究群体内部人员间的情绪交互作用是研究组织行为的重要方法(Barsade，Brief，&Spataro，2003)。为此，一些学者开始从不同的方面对该研究领域做了一些探讨。
4.1群体情绪感染的循环效应
一些学者指出个体情绪可以影响到他人的行为、思想和情绪，这一影响过程可以在多人间交互产生，并不断增强。输出者的情绪可以通过面部表情、语言、动作等多种形式展现出来，并被接受者所感知(Ekman，1993；Falkenberg，Bartels，&Wild，2008；Frijda，1997；Keltner，Ekman，Gonzaga，&BeeL 2003)。接受者也会对输出者的情绪做出回应(Baumeister，SfillwelI，& Heatherton，1995；Clark，Pataki，&Carver，1996；Cote，2005；Lishner，Cooter，&Zald，2008；Rafaeli&Sutton，1987，1989；Tamietto&Gelder，2008)，从而在双方之间产生交互作用。此时的情绪感染不仅通过直接的交互作用实现，而且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完成对周边人的交互影响，即那些注意到情绪输出者的第三方。例如：愤怒者的情绪既被站在身旁的发泄对象所感知，同时对于过路人与其它的目击人也同样具有感染效应。
此外情绪感染不仅仅在少数个体问存在，在较大规模的群体或组织中也同样存在(Barsade，2000；De Dreu，West，Fischer，&MacCurtain，2001；Felps，Mitchell，&Byington，2006；Tiedens，Sutton，&Fong，2004)，并能在情绪输出者与群体成员间形成交互作用的“情绪循环”(smith&Conrey，2007)。例如：愤怒者的情绪将传递给观察者，并通过回馈过程反馈给传输者，从而进一步加强输出者的愤怒感。情绪循环作为一个持续循环的过程，将群体内某一成员的正面或负面情绪感染到群体内其他成员，并在成员间形成多次情绪的反复加强，推动群体中的成员形成同质化的情绪状态和社会认知(smith&Conrey，2007)。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情绪成为了他人情绪和行为的诱因和结果。
在群体成员情绪感染过程中，学者们发现群体领导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Bono&Ilies，2006；sy，Cote，&Saavedra，2005)。sy和他的研究团队指出领导者的情绪，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都会感染给他的团队成员。那些更多展示正面情绪的领导者所率领的团队通常表现出更强的团队精神，和更高的工作效率(Bono&Ilies，2006；Sy et al.，2005)。同时，领导者相比于其他群体成员拥有更强烈的竞争欲望和奋斗精神，他们希望为群体做出更多的贡献。
4.2群体情绪感染理论的实践效应
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情绪感染对于群体成员的行为会产生显著的影响，进而影响他们的社会交互关系。
一些学者指出在群体成员中，当情绪感染表现为正面情绪时，群体内成员通常展现出更好的合作精神和更高的工作效率，同时更少出现冲突和摩擦(Barsade，2002)。相反，对于经常感受负面情绪的群体成员，正如Felps(2006)等学者指出的那样，整个团队表现糟糕。Ilies等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该发现，并进一步地明确了个体成员情绪与群体情绪间存在正相关，同时，个体成员情绪与群体情绪的一致性受到个体差异性与群体成员熟悉度的影响(11ies，Wagner，&Morgeson，2007；Hashim,Wok，&Ghazali，2008)。
Spoor和Kelly(2004)的分析对这一发现进行了补充，他们指出群体内的情绪将会影响到群体内的团结和协作精神。正面情绪通常会对群体内成员起到吸引和激励的作用；而另一方面，负面情绪应当尽可能的避免，因为它将动摇群体成员间的和睦与团结(Felps，Mitchell，&Byington，2006；Walter&Bruch，2007)。Fulmer和Barry(2009)从企业管理的视角指出群体组织可以将情绪引入组织管理过程当中，通过“情绪管理”来影
响个体成员的行为与思想。
5 情绪感染的测量研究
为了能够对情绪感染的个体差异性展开研究，情绪感染测量工具变得非常重要。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情绪感染的测量工作展开了探讨。如：Rosch(1978)指出由于人们所特有的情绪特征，即使在表达某种高相似度的亲身经历时，他们的情绪语言往往也是多样的。通过对这些语言的聚类分析，Shaves Judith，Donald和O'Connor(1987)成功地将情绪化分为层级，并由表示正、负两面情绪的高层级和基本层级构成。但在测量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评测工具是由Doherty和他的同事设计的情绪感染量表。该量表经过两次主要的修改，第一次将原有的38个衡量因子调整为18个，第二次则在此基础上修改为现在通常使用的15个测量项。该量表主要用于测量在跨文化的背景下情绪感染的个体差异性，量表的设计基于人类五种基本的情绪状态：愤怒、恐惧、悲伤、高兴与情爱。在量表的开发过程中发现个体受到情绪感染影响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个体情绪调节能力的影响(Bakker&Schaufeli，2000；Doherty，1997)，而与所涉及的情绪类别无关。Doherty(1997)等学者由此进一步分析，认为情绪感染量表是针对情绪感染的个体差异性的单维度高同质性测量工具。
另一种具有影响力的测量研究方法是维度法，最早由Wilhelm(1998)提出，后经Ekman等学者的不断完善。他们从语义学的视角，认为情绪的最佳表述方式是通过一系列维度来表达。这些维度来源于情绪概念本身所提供的大量信息(Moore，Romney，&Hsia，1999；Romney，Moore，&Rusch，1997)，他们相信这种方式能够还原情绪的实际结构(Lane，Ahem，Schwartz，&Kaszniak，1997；Russell，2003)。这些维度或者说情绪的基本组成部分拥有两极，分别是不同价效(从高兴到不高兴)与激励程度(或称为参与程度)。每种不同的情绪都将在这一机制中被充分调动。
Lars.olov Lundqvist(2006)将Doherty模型引入瑞典，并根据自身情况作了适应性调整，通过检验，并结合维度法研究，提出量表设计应当遵循多维度原则，从而提高量表的准确性。Lars.olov Lundqvist通过对多种不同的情绪模型以及层级模型研究，最终建立了一个多维度情绪测量模型。通过对独立样本的交叉验证，发现多维情绪感染模型具有良好的效度，同时，能够很好地解决单一维度模型在样本及性别等方面的检验缺陷。在测量情绪感染的个体差异时，多维度模型比单一维度模型更具有代表性。如在使用多维度模型测量人类情绪感染过程时，发现一些人更善于抓住他人的负面情绪，相比于那些善于捕捉他人正面情绪的人，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会受到不同的影响，而单一维度模型很难发现在人体健康与不同情绪间的这种关系。多维度情绪感染量表还能够更好地满足多元化的研究需求，如情绪感染在营销管理领域的运用(Homburg，Wieseke，&Bornemann，2009)；在组织之间以及工作团队内部成员之间的交互作用(Kelly&Barsade，2001)等。
6 未来的研究方向
6.1个体差异性与情绪感染程度研究
关于个体差异性所带来的情绪感染的感知程度问题研究有待进一步的拓展，以帮助学者更深入的理解社会交互过程中个体的情绪感染机制。当前的相关研究比较分散，且个体变量选择不够系统，缺乏一致的分析工具和手段，此外对于特殊情境下如何克服情绪感染的研究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关注，该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对如何控制个体情绪效应以及设计调节方法提供帮助(Grandey&Brauburger，2002；Gross，1998)。
6.2群体情绪感染
6.2.1负面群体情绪的研究
根据文献回顾，当前的研究内容为今后情绪感染研究提供了一些有趣的研究方向，其中之一就是研究群体情绪交互作用过程中的情绪感染机制。该问题的探讨一方面可以从当前一些研究中获益，另一方面也显露出一些研究中存在的局限性。例如：当前的模型大都关注正面情绪状态，而忽略了负面情绪的研究。正面群体情绪螺旋模型的提出解释了群体正面情绪交互作用过程中独特的群体动力学特征。然而，随着组织中负面情绪螺旋现象的频繁出现(Andersson&Pearson，1999；Bowen&Blackmon.2003；Hobfoll.2002；O'Connor&Arnold，2001)，未来研究有必要将负面情绪的交互作用纳入到现有的研究模型当中。学者们需要对负面情绪的相似性动力学特征展开研究，揭开正、负群体情绪发展中的共性特征与差异性；探索这些过程中的内在联系性；对全面理解群体的情绪变化提供思路。
6.2.2群体情绪感染的影响因素
关于正面群体情绪螺旋模型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有魄力的领导者、个体、亚群体、情绪标准以及组织识别等方面，因为这些因素能够显著的影响工作群体的情绪状态(Kelly&Barsade，2001)。然而学者们的研究可能正在忽略其他一些变量，这些变量能够潜在的影响正面群体情绪螺旋模型的效应。例如：员工的组织支持感可能成为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产出结果。组织支持感是指员工对组织如何看待他们的贡献并关心他们利益的一种总体知觉和信念，其可以被用于推动员工工作满意度提高和与工作相关的正面感受(Rhoades&Eisenberger，2002)。随着员工的正面情绪的强化，组织支持感将影响工作团体中的情绪过程，并潜在的改变正面群体情绪螺旋模型的效用。此外，群体成员间的网状联系被证明能够推动他们情绪的聚敛，另一方面，这种网状联系的规模和密度将影响到员工工作中的感受，进而影响他们的工作绩效(Totterdell，Wail，Holman，Diamond，&Epitropaki，2004)。未来的研究可将正面群体情绪螺旋模型深植于组织事件当中，通过理论与实证方法研究这些因素，进而帮助更为全面的理解螺旋结构下的内部关系和属性特征。
6.3服务管理中情绪感染的实践应用研究
服务员工的语言表达、亲和力、礼仪、对顾客的关心程度、甚至容貌都会直接影响顾客的情感反应，并决定着他们对服务质量的评价(Collishaw，Dyeg&Boles，2008；Homburg，Wieseke，&Hoyer，2009)。因此，员工在创造完美服务接触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培养一线员工的服务能力、改善员工与顾客的互动质量，将是企业提高服务水平和顾客满意度的有效途径。
一些营销学者开始把情绪感染理论应用到服务营销中，Pugh(2001)最先把情绪感染的概念引入到服务接触中，基于“情绪劳动”观点，提出在服务接触中，员工的情绪展示会影响顾客，而这种情绪展示并不是员工表露出的情感，而是员工内心的情感。员工在展示外部情感的同时会不自觉地通过表情和声音泄露出其自身的真实情绪。并且员工的情绪展示会引发顾客的模仿，进而导致顾客情绪体验的变化。
Henning-Thurau，Groth，Paul和Gremler(2006)采用租借录像带的真实场景试验，证实了情绪感染在服务接触中是真实存在的，并指出在员工与顾客的交互过程中，有两个关键变量影响情感的传递，即员工微笑程度和情绪劳动展示的真实性。员工的微笑程度越高，越真实，就越能给顾客带来正面情感，并最终影响顾客的满意和顾客与员工的友善关系。相反，员工的负面情感也会通过语言、面部表情等方式传递给消费者，引起消费者的不满，而这种不满会进一步加剧服务员工的负面情绪，带来负面情绪的螺旋效应(Dallimore，Sparks，&Butcher，2007)。
总体看来，服务管理中的情绪感染研究成果尚显不足，有待于后续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当前研究大都集中在探讨员工情绪展示与顾客情绪体验间的关系，须加强在服务接触面上的员工之间、员工与顾客之间的情绪交互过程等方面的研究，并深入探讨这一过程对于员工绩效和顾客价值的影响机制。
评价服装设计作品的优劣，通常只是概念化的描述，但是，从现代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内在的身心感受(也可以看做情绪反应)可以由生理反应的指标来表现。情绪是指人类个体受到某种刺激所产生的一种身心激动状态，是情感的外部表现，它的产生不是自发的，而是由内部或外在的刺激引发的，因此，可以根据在加工不同类型的情绪信息时大脑的工作原理，借助人脑的高级功能，将概念化的情绪具体到大脑皮层的脑波变化上，通过科学的理论定量探讨人们对于他人着装真实的情绪感受。随着脑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potentials，简称ERPs)技术被广泛应用于脑功能研究上，在心理学、生理学、认知神经科学、医学临床应用等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情绪的事件相关电位是认知科学领域研究的一个方面，近年来也被运用到一些交叉学科上，涉及范围包括计算机科学、音乐、园林、艺术设计等领域。服装艺术是以服装为载体的对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反映，也是服装设计师和消费者知觉、情感、理想、意念综合心理活动的有机产物［2］。将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引入到服装设计中，利用脑电仪器来侦测人体内在的生理信息，这种形式类似于精神医学所研究的“生理回馈技术”(biofeedbacktechnique)，是一种利用监控工具来侦测与扩大内在的生理信息，藉由生理反应的指标来表现内在身心状况的一种方法。利用脑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服装设计者、服装消费者的情绪进行研究，揭示这些情绪发生过程中大脑的反应和变化，更大程度上认识个体的认知过程，通过这种将科学与艺术进行合理交汇的手段，用科学的理论指导服装设计和消费，为服装领域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客观可行的方法。
1情绪
1.1情绪理论
情绪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和体验，主要指个体与情景的交互作用关系，特别是脑内的活动过程，具有较大的激动性、情景性和暂时性。传统的情感理论有2种:一种是Plato的二元理论，这种理论可以理解为“感觉理论”，但事实上，这种“感觉”现象和意识受精神、心灵的支配，通常被认为是人体的副产品;另一种理论的主要观点来自Plato的学生Aristotle，他认为要理解某件事物必须要了解它的构造(由什么制成)和功能，对于情绪来说，仅说明它包含一套感觉过程或是一连串行为是不足的，必须要阐明功能是什么或是行为的结果是什么［3］。目前被研究者广泛采纳的概念认为，个体的情绪主要包括主观体验(如喜悦、悲伤或者愤怒等主观感受)、生理机制(如皮层下神经活动以及外周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变化等)以及各种外部的表情行为(面部表情、身体姿态、动作)等。也就是说，情绪的产生会伴随着相应的身体反应(行为上和生理上)。行为上的反应是个体的外在表现，生理上的反应体现在人体不自主的生理变化上。
1.2情绪的客观评测
情绪过程既有内部反应又伴有一定的生理变化和外部行为，因此，可以将有机体的生理和行为变化作为情绪的指标加以测量和记录，将心理过程与实时相应的神经过程联系起来。日本学者已经通过诸如视觉、嗅觉、触觉刺激在脑电、自主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以及免疫系统的反应，来说明愉快和不快情绪在生理上的不同［4－6］以及不同情绪状态下的脑电变化［7］。
活的人脑会不断放电，称为脑电(electroen-cephalogram，简称EEG)，也叫做自发电位［8］，脑电的产生与变化是大脑神经活动的实时表现。事件相关电位是人脑对给予的特定刺激进行认知加工(如:注意、记忆、思维)时，通过电生理技术从头皮表面记录到的大脑电位变化，是与一定心理活动(即事件引发的不同情绪)相关联的脑电位变化，是人脑结构对特殊事件或刺激反应时发出的非常小的电压。事件相关电位是从自发电位中提取出来的，由于是由刺激诱发产生的电位，所以原称诱发电位(evokedpotentials，简称EP)［9］。利物浦大学的医学讲师RichardCaton是事件相关电位领域的先锋，他认为当电极置于人脑外部表面的2个点时，有不同方向的微弱电流通过。人类最早的清醒人类感觉ERPs的记录是Pauline和HallowellDavis于1935—1936年首次获得的，并于1939年在《神经生理学》杂志上发表，分别介绍了人脑在清醒和睡眠状态下的脑电生理反应［10－11］。
由于事件相关电位具有很高的时间分辨率，能捕捉到大脑的实时变化，因此近年来一直是脑科学研究的重点。事件相关电位采集的原理是由被试端电脑产生刺激事件，并将每个不同事件进行编码，再将刺激事件的编码传送至主试电脑端，被试端佩戴电极帽，电极帽与放大器连接，主试电脑也与放大器连接。开始记录时，放大器会同时选取被试的脑波资料与刺激事件编码，并将刺激事件编码及刺激的时间点对应到脑波相对应的时间点，在主试端电脑上实时呈现。记录结束，主试电脑会保存记录的实时脑波数据，以方便对记录的脑波进行分析。由于情绪的复杂性，与之相关的研究较适宜采用主客观评测二者并用的方法，即用仪器测定取得对情绪的客观记录，再结合被试的主观感受获得被试的主观体验，用行为和生理客观反应来支持主观感受的准确性。
2有关情绪的事件相关电位研究
事件相关电位成分可以从潜伏期、波幅和头皮分布等多维度来描述。一般认为，波幅反映大脑兴奋性的高低，而潜伏期反映精神活动与加工过程的速度和时间评价。ERPs按潜伏期可分为早中晚成分及慢波，50～500ms为晚成分，晚成分波幅较大，含5个主要的波:P100、N100、P200、N200、P300。500ms后为慢波，波幅最大［8］。晚成分和慢波是与心理因素关系最为密切的成分，含有不同情绪成分的刺激所引发的ERPs成分多集中在此区域。
2.1情绪刺激引起事件相关电位的变化
在ERPs的研究中结合不同的情绪刺激模式，会更深入地了解某些ERPs成分所反映的具体认知过程。德国学者Anders在《情绪理解》一书中介绍了一系列有关情绪的事件相关脑电位研究［12］，分析了情绪图片刺激所诱发的特异性ERPs成分。Harald等实验表明令人愉快的和令人不快的自然景色图片较中性图片会诱发头皮后部的早期负波(earlyposteriornegativity，简称EPN)、晚正成分(latepositivepotential，简称LPP，或latepositivecomponent，简称LPC)和持续性正慢波(positiveslowwave，简称PSW)。这些成分与情绪刺激的各加工阶段(知觉编码、刺激表征和刺激评价)相对应［13］。德国康斯坦茨大学心理学系教授Tobias等的实验也表明，比较起中性图片来说，愉快和不愉快的图片能引发较大的EPN、LPP以及持续正慢波［14］。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MaurizioCodispoti研究发现:在刺激呈现后400～800ms，正性或负性情绪唤醒的图片较中性图片诱发更大的LPP;另外，在刺激呈现150～300ms后，情绪唤醒在枕颞部产生了一个较小的早期正波。在外显分类任务中发现，情绪刺激诱发了类似的早期和晚期成分［15］。佛罗里达大学情绪和注意研究中心(CSEA)Bruce等研究发现，与中性刺激相比，有情感的刺激能观察到的晚正电位的变化更加具有意义。这种正数的变化始于图片出现的200～300ms开始，在图片呈现约1s后达到最大值。这种正电位的增加与刺激本身无关，而是强化了图片激发迅速增加的自主的反应和更大的情感唤醒的报告(比如或是暴力的内容)［16］。由此可见，晚正成分［17］(通常始于P3区域，也是传统的注意、认知和刺激指数)指示了情感刺激的选择过程，反映了大脑的活动。
2.2事件相关电位在情绪研究上的成果
国际上诸如事件相关电位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但普遍侧重点在注意、信号感知、分析判断、决策及工作记忆内容更新等认知过程相关联的事件相关电位成分。有关情绪的事件相关电位研究是事件相关电位研究的一个方面，近年来也逐渐为科研人员所重视，如探索处理情绪图像时大脑的活动过程、情感图片引发的事件相关电位成分等。事件相关电位需要外界给予被试者特定的刺激，这种刺激可以由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方面引发。情绪事件相关电位的诱发因素通常也可以划分为这几个方面。视觉刺激可以以图形或非图形的形式呈现，如:几何图形、文字、面孔、自然景观等。听觉诱发的事件相关电位近年来大量应用于音乐认知方面。嗅觉诱发研究的是气味引起的人体特殊的生理学反应诱导的不同情绪，触觉诱发主要以体感接触为主，做相关舒适度方面的研究。
在视觉认知方面，日本研究者通过脑电的记录进行了辨别日本汉字的研究，认为人脑的额叶区是进行行为判断的区域，在ERPs实验结果中发现，在刺激呈现170ms和300ms左右这2个时间段，不明确的汉字和有代表性汉字的在额叶区的波形有显著的不同［18］。日本学者从自身的主观评价以及相应的生理反应方面探讨不同自然风景对中枢神经和自主神经活动的影响［19］。中国农业大学研究者李法红等也做过相似园林景观的研究，如以苹果树为观赏对象，以脑波作为评价指标，定量研究室外果园内苹果树盛花季节，叶子和花朵的观赏对人体脑波的影响［20］。
听觉刺激主要来自于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各种声响，以及用不同情绪色彩朗读的无意义的非词音节或者是有意义的单词和句子。目前大量运用在音乐认知领域研究，通过ERPs实验，探讨音乐对听觉注意的影响，同时对脑电数据进行分析，从而解释在进行听觉认知任务时大脑的活动模式。嗅觉刺激研究的是特殊气味引起人体特殊生理学反应诱导产生不同的情绪反应。触觉刺激主要通过身体接触来记录相关数据说明情绪的反应。日本九州大学人体工程科学学院已经从事了大量有关情绪刺激的生理反应研究，其中有触觉刺激引绪的研究，主要借助身体接触，通过记录心电图、脑电图、血压以及自身主观的评价来研究女性使用卫生棉时的情绪反应［21－23］。台湾科技大学设计研究所已经开始从事设计领域的事件相关电位研究，如以包装插画以及产品造型设计为载体，进行情绪维度、购买欲望与事件相关电位关系的研究，综合探讨消费者心理情绪维度与生理ERPs反应的一致性［24－25］。
3事件相关电位在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3.1事件相关电位应用的必要性
在现代科学研究越来越重视实证研究的前提下，从事设计的人员也越来越希望在设计中最大限度地排除自身的主观性和经验型，将科学与艺术进行合理交汇。通过一些生理指标、脑电位变化等来客观评价“感性”［26］。正如“感性工学”定义所述，将过去定为难以量化、只能定性的、非理性、无逻辑可言的感性反应，运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加以量化，可以发展新一代的设计技术和产品。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一种以顾客定位为导向的产品开发技术;一种将顾客感受和意向转化为设计要素的翻译技术［27］。目前，感性工学、设计心理学、人机工程学已经广泛地运用于产品设计领域。在服装设计领域，随着服装心理学、服装美学的发展，服装领域也开始注重情绪量化的研究，有学者已提出建立服装情绪学这门新兴学科，提出针对情绪的定量可以通过脑科学法、数学模型法和计算机模拟法进行研究［28］。服装设计是艺术与技术、美学与科学的结合，艺术性的形象思维与工程性的逻辑思维相互结合的一门学科，所以在设计中既要满足审美的需要，即艺术性，又要做到以人为本，服装是为人服务的，未来时代的服装设计更强调以穿用者为中心，更加注重穿用者个人的身心感受，不能满足穿着服装个体的需要，服装的价值也无法体现。因此，服装设计不光要解决设计的美感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能使产品符合人的全面要求，以使用者的穿用情绪为核心，这就必然要求设计者在设计时围绕作为使用者的“我们”而展开，用理性、系统、科学的方法来进行服装创作。由于情绪反映了人们对事物的心理体验，如何客观地评价情绪，对设计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3.2事件相关电位在服装设计的应用范围
服装设计的3要素包括款式、面料、色彩。色彩是服装给人的第一印象，生活中人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体会，在看到服装造型和面料之前，颜色是首先进入视觉的，在商场挑选服装时也是首先看服装色彩效果如何，而后才会关注服装的款式、面料和工艺等，因此，服装色彩处理的理想与否直接影响着服装的视觉效果。服装的造型特征需要靠色彩的渲染来增加其视觉表现力。服装造型是借助于人体以外的空间，用面料特性和工艺手段，塑造一个以人体和面料共同构成的立体的服装形象。材料是组成服装的最基本要素，服装设计几乎都是用衣料来表现的，设计师构思服装的造型需要凭借衣料进行塑造。可见，服装三要素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缺一不可。理想的服装在结构上首先考虑的是应符合人体的生理构造和人体工学的要求，要便于穿脱，便于行动;面料上要舒适、根据款式的不同体现不同的风格;色彩上要能营造服装的整体艺术氛围，搭配协调。对于一件完整的服装来说，每个要素都包含着情绪的体现。一件能为大众喜爱的时装，一定是艺术与科技完美结合的产物。
3.2.1服装的材料
东京医科大学和东京大学研究者已开展不同触感引起的脑波变化研究，通过手指在平滑表面或是粗糙表面不同触感导致的脑波变化，客观说明不同触感材料对情绪的不同反应，定量评估触觉上的反应差异［29－30］。苏州大学潘志娟等［31］的触觉生理机制及对织物评价的影响研究，在评价了人体生理反应在纺织品感觉评价上的应用状况后，提出使用脑波、事件相关电位、肌电来测量人体对于触觉的生理反应，主要沿袭日本KamijoMasayoshi的研究理论，认为P300波可以反映织物的触觉手感，将试样置于左手前腕内侧以及将手置于试样表面测得，手感柔软、丰满、肤感好的毛毯电位波幅小于手感粗糙的砂纸，手感特征介于二者之间的棉布，波幅也介于二者之间。另外，苏州大学刘洋等［32］介绍了脑电在评价纺织服装中的应用，其中提到事件相关电位技术在面料中的测量，采用3种不同的触摸方式:将试样置于手前腕内侧;以手指尖触摸织物且保持静止不动和手指尖触摸织物，且在织物表面平行移动。最终得出手指尖触觉较手腕内侧灵敏，以手指尖触摸织物并根据评价内容沿织物表面平行移动或垂直挤压，将可获得最多的感觉信息，分辨风格差异的灵敏度和准确度最高，纺织品感觉评价体系中，宜采用这种感觉发生形式。
3.2.2服装的色彩
日本学者YAMAGISTIT等［33］通过赤、青、黄等色彩的视觉刺激研究不同色彩对自主神经活动、中枢神经系统活动以及主观评价的影响等。苏州大学陈雁等［34］借助神经电检测仪对色彩引起的视感觉进行生理机制的分析，认为视觉诱发电位中潜伏期较短N75、P100、N145属于外源性诱发电位，主要与刺激的物理特征有关，可用来检测颜色的物理特性在人的神经系统产生的影响。
3.2.3服装的接触压和热舒适性
日本信州大学科学与技术学院KamijoMasayoshi教授自1999年开始做心理反应相关研究［35－36］，主要侧重点在压力、舒适性、触觉方面。如:通过生理反应的指标来评价服装的舒适性;通过分析脑波变化来评价穿衣状态下的热舒适性;基于人体行为的质感评价系统等研究;通过事件相关电位来评价肌肤触觉的研究。
4结语
关键词：元情绪 情绪智力 理论 测量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2）001-065-02
1 元情绪的概念
目前有关情绪智力的研究成果有很多，元情绪理论是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逐渐发展起来的。Salovey & Mayer认为情绪智力是一种对情绪的知觉、表达和评价的准确的把握能力，是一种接近并产生感情以促进思维的能力，理解情绪及情绪知识的能力，以及调解情绪以促进情绪和智力发展的能力。他们发现在情绪智力的心理结构中有一种能力对情绪的监控和调节更为具体这就是元情绪。元情绪是个体对自我情绪的觉知、评价、表达与调控，个体还能够对情绪是如何如产生的，产生的过程以及结果进行反复的分析，无论主体产生的是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都可以通过元情绪的调控功能进行调节，能够使自身的情绪保持在适当的动态平衡水平上，这也是使个体身心能够健康发展所必要的条件，我们可以通过改良元情绪的每个成分使其达到理想的状态，可以通过提高个体元情绪水平来进行心理干预。也就是说，元情绪是一种能力它包含了三个方面，感知和体验情绪的能力、表达与归因情绪的能力和调节与控制情绪的能力，而这三种能力在情绪机制中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1)感知与体验情绪的能力是前提，面对自身情绪时个体首先要察觉到并且能够体验到自身情绪的起伏变化以及该情绪达到了什么程度才能进一步有效的调控自身的情绪。(2)表达与归因情绪的能力是中间环节，从对情绪的感知与体验到对情绪的调节与控制，表达与归因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对于那些在意识层面之下的很模糊的情绪只有通过表达与归因才能使个体更加清晰的理解，从而更好的监控情绪的发展变化。(3)只有把元情绪的动态调节和静态监控相结合，元情绪才可以使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达到动态平衡，最终和谐统一。
元情绪把个体自身的情绪当成认知对象，把自身产生的情绪当成认知和调控的客体，即是人们对自己情绪所产生的情绪，即初级情绪时的次级感受或情绪，不仅仅指对感受的感受还包括对情绪的感受和思维，并在元情绪的基础上提出了元情绪理念。元情绪理论是指个体对自我与他人情绪的一套有组织的感受与认知。Mayer等把元情绪划分为状态性元情绪和特质性元情绪。状态性元情绪强调正在进行的情绪反思的变化性，有五个维度：控性性、清晰性、接受性、典型性、变化性，但他们认为元情绪是情绪智力的信念、自我效能感，所以在元情绪的研究中关于情绪智力概念的界定仍然很不清晰。虽然对元情绪的概念界定还存在分析，但是我国学者在参考国外的元情绪理论基础上得到了相似的元情绪的概念，也是被广大研究者接受和认可的。许远理教授认为元情绪是主体对自己情绪的体验的觉知、内省、表达、描述监控和调节，并对其产生的原因、过程、结果作反当分析、合理归因及自身调控的能力，是对情感的反身认识。国内大多数研究者采用的也是这个定义：元情绪是感知和体验情绪的能力、表达与归因情绪的能力和调节与控制情绪的能力。台湾学者叶光辉等认为“元情绪理念”是个体对情绪以及和情绪相关的各项事物的执行力，也就是说个体有一套固有的情绪反应模式，它是对自己或者他人产生的各种情绪从知觉到评价再到调节的一个特定反应，它可以监控和指挥情绪的运作，个体能够运用这种能力把情绪行为背后模糊的需求与目的清晰化，能够监控自己的情绪反应，指导自己的情绪表达，让自己在特定的情境下怎样表达以及表现出什么样的情绪更加合适，必要时还能够协助他人处理情绪事件。
2 元情绪理论的理论基础
情绪智力是智力理论深入研究的新的理论成果，元情绪则是在情绪智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新的研究内容，在人类能力理论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地位。但是，自从提出了情绪智力的概念，学者们对情绪智力的结构和内容就存在分歧，从心理学各流派看，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的理解和阐述，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不同很难说哪家更好，而且各家都有自己的特色，所以想要达成共识也很不容易。基于这种状况想要把情绪智力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整合就有了很大的障碍，但“元情绪”概念的出现却有了自己的理论环境。元情绪明确的对象性和可操作性是也是实证研究者渴望研究的原因之一。在情绪智力研究过程中，对元情绪展开明确研究的研究者主要有Salovey，Mayer和国内许远理等人。
2.1 salovey和Mayer的情绪智力理论
Mayer和salovey(1997)认为情绪智力是指能够对情绪的感知、评价和表达准确把握的能力，为促进思维而接近和产生情绪情感的能力，理解情绪和情绪知识的能力，控制情绪并推动情绪和智力发展的能力。Mayer和salovey在情绪智力概念的基础上还进一步把情绪智力划分为情绪觉察、情绪运用、情绪理解和情绪管理四个维度，它们之间相关但是又存在差异。基于情绪智力的理论基础和结构维度，Salovey等编制了特质性元情绪量表（TMMS)，元情绪结构表现为三种成分即情绪注意、情绪辨别、情绪恢复。TMMS作为情绪智力的一种测量工具，从实证角度给出了元情绪的理论结构。
2.2 许远理的情绪智力理论
许远理依据两个维度提出的情绪智力“9要素”理论，即“对象”和“操作”。“对象”是从内容方面描述情感智力，包括内省情感智力、人际情感智力、生态情感智力三个主因素；“操作”是从活动方式上描述情感智力，由情感的感知和体验、表达和评价、调节和控制三个水平组成，这两个维度相互两两组合，最终能构成9种情感能力。
2001年，许远理又更深入的提出了元情绪理论的建构，他借鉴了情绪智力理论和元认知理论，并把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在他的情绪智力结构中，最主要的是内省情绪智力，它包含的3种成分：自我情感的感知和体验能力、自我情感的表达和评价能力、自我情感的调解和控制能力。许远理认为他的内省情绪智力3要素与元认知结构中的三要素是完全对应的，即元认知知识（自我情感的表达和评价）、元认知体验（自我情感的感知和体验）、元认知监控（自我情感的调节和控制）。许远理受成熟的元认知成分划分的启发认为元情绪理论的建构由内省情绪智力中的感知和体验能力、表达和评价能力、调节和控制能力三个部分组成也是以后的研究者可以借鉴的。
元情绪理论来源于情绪智力理论，但是它一直没有自己明确的理论框架是因为其结构和内容并没有对“元”这一本质属性深入挖掘。Salovey等人为了测量情绪智力才提出了元情绪的概念，仅包含情绪注意、情绪辨别和情绪恢复三个维度，这与情绪智力丰富的内容和概念相比显得过于简单。而许远理提出的元情绪理论，虽然在情绪智力的内容上有所扩展，但仅仅是内省情绪智力，把元情绪的对象定为“自我情绪”，这可能就忽视了个体情绪智力中非常关键的内容，即他人情绪和人际关系的几大成分。因此，从某些程度上讲把元情绪作为衡量情绪智力的指标其代表性还有待商榷。
3 元情绪的测量
关于元情绪的测量也是从测量情感智力开始的，不同的情绪智力理论有各自不同的测量标准。国外心理学家致力于研究量表，在Salovey&Mayer(1977)的智力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编制了以成就为基础的多因素情绪智力量表，包括了测量识别情绪的能力、运用情绪的能力、理解情绪的能力与管理情绪的能力。在Bar-on的情绪智力理论模型中将情绪智力分为5个方面，以此为基础编制了情商量表，另一具有代表性的测量工具是情绪能力问卷，这两个量表都是以自我报告为基础的。
元情绪作为情绪智力研究的拓展，对于元情绪的测量，至今被广泛应用的还是Salovey&Mayer(1995)的特质元情绪量表(TMMS)，该量由情绪注意、情绪辨别与情绪恢复三个维度，经过不断的修正，最终确定了该情绪量表共30个条目有3个分量表，采用Likert五级计分法，从“完全不同意”到 “完全同意”五等级，依次计 1～5 分，来评定个体知觉情绪、评价情绪与调控自我情绪的能力。国外大部分学者是对元情绪理论框架的架构研究，实证研究较少，所以没有再编制任何元情绪的测量工具，大都采用Salovey的特质元情绪量表。 但是，他们对元情绪的研究不断的细致深化。
在国内很多学者都是对特质元情绪量表进行修订，进而测量在我国文化背景下不同群体的元情绪。由齐艳(2003)对特质元情绪量表进行修订，基本保留了之前的维度结构，只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将题项从原先的30个缩减到了目前的26个，包括情绪注意、情绪辨别、情绪恢复三个因子。李川云等(2002)为了测量军校的大学生，删除了该量表信效度不好的题项，最后剩下的条目统计特性良好，为开展国内情绪智力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测量工具。其中，姜魏(2005)、张乐华(2008)、付大坤(2010)都采用这个修订过的量表探讨了新兵、中学生、大学生元情绪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周详(2010)等采用此问卷以高一学生为被试研究了元情绪对学习适应及成绩的影响。
与情绪智力相比，元情绪更容易下操作性定义，但是元情绪的测量工具还不是很全面。国外教权威的量表，如TMMS，仅仅从情绪注意、情绪辨别、情绪复原三个方面为采择指标，其代表性还有待于商讨。同时，TMMS是基于国外的文化背景选择的也是国外的群体被试选而编制的，直接应用与我国的文化背景下难免会产生问题。因此，在我国要开展元情绪的深入研究，必须在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下编制一个结构维度较为完整的测量工具。
4 元情绪的重要性
虽然元情绪的理论还有待充实，对于元情绪的测量还需要加强，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取向看，元情绪的影响范围之广及其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元情绪可以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也是可以培养和训练的，所以有必要通过改良使其达到良好的状态。(1)个体要有情绪知识和获得该知识的能力。也就是说个体要了解情绪产生变化发展的过程，知道什么情境能够诱发自己的哪种情绪，根据自己的认知对该情绪进行评价，调节自己的行为反应。这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就不会单纯的受情绪的控制，能够理解自我、环境和情绪三者的关系，使自己成为情绪的主人。(2)加强情绪反思的能力即元情绪的改良。元情绪是对自己情绪的一种反思活动。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对一个事件产生某种情绪，事件过后我们经常会对之前的情绪活动加以反思，也就是说我们把前一情绪反应当成了反思的客体。在反思过程中我们常常用理想自我的要求来思考和评价自己的情绪活动，从各方面评价情绪活动的适宜性和有效性，并可能在日后的情绪活动中加以控制和改进。
参考文献：
[1] Salovey P，Mayer J.D Emotional Imagination Congnition ,and Personality,1990,9:185-211.
[2] 李锐.情绪智力与元情绪：概念及关系辨析[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0,17(2):120-124.
[3] 乔建中.情绪智力研究的前沿动向[J].中国临床康复,2004,8(36):8378-8379.
[4] 许原理.元情绪理论的建构与作用[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21(2):67-71.
[5] 叶光辉,郑欣佩,杨永瑞.母亲的后设情绪理念对国小子女依附倾向的影响[J].中华心理学刊,2005,(2).
[6] Peter Salovey，John D. Mayer，Susan Lee Goldman，Carolyn Turvey，Tibor P.Palfai. Emotion Attention，Clarity，and Repair: Exploring Emotional Intelligence Using the Trait Meta-Mood Scale[J].Emotion，Disclosure，and Health. Washington，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n,1995:125-154.
[7] 许远理,李亦菲.情感智力“9要素”理论建构及量化研究[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0(2):47-50.
[8] 许远理.元情绪理论的建构及其作用[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1(2):67-71.
关键词 经济神经科学，认知，情绪，跨期选择，风险决策。
分类号 B845
传统的预期效用理论认为人们所做出的决策是理性的，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必然结果。但该理论忽视了情绪在决策中的作用。情绪参与到决策当中，能预测人的行为，而行为无法评估情绪。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研究者把神经科学的方法、手段等应用到经济学研究中，产生了经济神经科学。一个新的趋势是研究者开始运用新的研究手段。包括事件相关电位、正电子断层扫描、核磁共振成像等考察决策中情绪的影响作用。研究者因此构建了新的理论结构。这些理论强调情绪的作用，或认为情绪是决策的一个因素，比如主观预期愉悦理论；或认为情绪是一些决策的结果，比如后悔理论和失望理论：或认为情绪是即刻的内脏反应，比如躯体标志理论(somaticmark)提供了神经生物学证据的支持，人们常常通过“直觉”、“内脏感觉”和对结果的主观评价做出决策。
可见，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偏向从认知上分析，随后的理论在加入情绪因素后，又忽视了对二者关系的阐述。神经机能的二维模型整合了前人的理论，认为大多数行为不仅有脑的控制加工也有自动加工，并且两种加工过程都包含了认知加工和情感加工的相互合作和竞争。这个理论较为全面的阐述了个体决策时，大脑是如何进行加工的(见表1)。
尽管认知和情感加工存在联合作用，但它们是两个独立的系统。情感判断可能完全独立于各种知觉和认知过程并先于它们发生，而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以知觉和认知过程为基础。情感加工过程包括情绪，比如生气、悲伤和羞愧；也包括生理影响，比如饥饿、疼痛和性㈣，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说，这些加工都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和繁衍。为了生存和繁衍，躯体存在一种“自我平衡”的重要加工过程。自我平衡能检测躯体是否脱离“基线标准”，一旦脱离就促使其恢复平衡。大脑通过“胡萝卜”(carrot)和“大棒”(stick)两个机制即奖赏和惩罚机制，来达到躯体的自我平衡。“大棒”反映了躯体脱离基线标准时产生的消极情绪，“胡萝卜”反映了躯体回到基线标准时产生的积极情绪。躯体根据积极或是消极的情绪激发个体趋近正确或是避免错误的行为。
本文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分析决策的两个传统问题－跨期选择和风险决策，讨论了认知加工和情感加工的作用。认知系统和情绪系统共同影响决策，情绪在决策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1 跨期选择
跨期选择是指人们衡量不同时间点做出决策后的成本和收益。经济学家用折扣率来解释跨期选择。这里折扣率是指现在决策得到的成本收益与以后决策得到的成本收益相比的比率。即某事件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发生能达到效用最大化(成本最小，收益最大)，如果要让事件提前发生，就要承担由于时机未到而带来的损失。这个损失就是折扣。每个人的需要不同，则每个人的折扣率也各不相同，那么他们对事件的效用权衡也不相同。但是折扣率的概念并不能帮助人们描述行为。也不能帮助人们用一种有效的方式区别个体。实际上所有生命物种常常倾向于满足自身的当前利益，而非长远利益。人类和其它动物一样发展了这样一种能力：为了获得长远利益，抑制当前的短期愿望。短期愿望从当前来看一般很诱人，而从长远看可能有害。人们把对短期愿望的选择叫做冲动决策，把对长远利益的选择叫做自我控制。为了便于说明。文章把“冲动”定义为相较于大的、推迟的奖赏更偏爱小的、立刻的奖赏；把“自我控制”定义为偏爱大的、推迟的奖赏旧。
1.1 跨期选择的认知加工和情感加工
人可能由于冲动而感情用事，也能够为了长远利益做出暂时牺牲，那么人是如何做出即刻的选择行为的呢?从表1的描述可以看到行为是由不同神经系统的合作与竞争共同决定的。合作过程解释了延迟满足决策事实上包含了情感和认知加工的共同作用。在延迟满足任务中，被试认知上能够意识到延迟所带来的益处。比如晚上睡觉前不吃甜食，将会意味着有个更好的身体。但是正如许多研究者所观察到的，单独从认知上意识到并不足以选择延迟满足，而是认知和情绪共同合作影响做出延迟满足决策，且情绪在未来决策中发挥关键作用。竞争过程则很好地解释了自我控制的普遍存在。在认知上人们能够判断什么行为是正确的，但行动上却受到情感刺激的影响，即认知和行为的表现往往是分离的。情感系统的目的是确保人类的生存和繁衍，为了生存和繁衍，它会刺激个体采取某种行动。在大多数动物中，情感和驱力刺激引起如吃、喝等短期目标行为。因此自动加工系统是短期的。像暴饮暴食者、购物狂等受到强大的即时情感的影响，不能够控制自己当时的冲动行为。人类情绪系统也存在能激起长远利益的行为。比如焦虑症患者、工作狂等似乎对未来过度在意或是受到对未来的某种紧迫感所驱使而不由自主地长期控制自己的行为。
1.2 跨期选择的神经机制
为什么肥胖患者抵制不了美食的诱惑?为什么购物狂抑制不了购物的冲动?为什么人们执行自我意志力如此困难?研究者试图把这个归因于自我控制涉及到大脑前额叶。同时前额叶也涉及精神上的主观情感。比如给正在节食的被试呈现冰淇淋，但不允许被试吃，让他们抵制冰淇淋的诱惑，随后呈现一个智力问题，被试表现出好像他们的能力因为抵制食物的诱惑而用光了。这说明前额叶在执行自我控制功能时，也削弱了它执行另一个功能的能力。已有研究表明前额叶的腹内侧部分受损，病人的一般智力没有受到损害，如正常的学习和记忆能力、语言和注意等，却在情绪和情感能力上表现异常，不能做出正常的优势决策。比如前额叶腹内侧受损的病人在现实生活中偏向做出冲动决策，忽视长远利益。在要求权衡奖赏、惩罚和风险的实验任务中表现出缺陷。
已有脑成像的证据显示在冲动决策与自我控制决策之间大脑的一些加工系统是相互影响的。一项关于不同延迟奖赏的脑成像研究显示冲动决策激活了与中脑多巴胺神经元相联系的旁边缘区域，包括伏隔核、眶额皮层中部和前额叶中部。延迟决策激活了双侧前额叶和后顶叶皮层。可见冲动决策由边缘系统调节，而理性的有步骤的计划和权衡延迟奖赏的决策则受双侧前额叶和顶叶区域的调节。
2 风险决策
风险决策是指在不确定条件下或模糊条件下对决策结果的成本收益权衡。这里提到的风险是特指人们对损失可能性大小的分析和判断。实际上，面对风险人们有两种反应：趋近(冒险行为)或规避
(风险规避行为)。神经机能二维模型认为不论趋近或规避都应该包括两个不同水平：一方面如表1 I象限区(控制加工和认知加工)，人们试图对可能引起的不同风险以及这些风险所带来的影响进行评估，这与预期效用理论的理性人假设一致：但另一方面如表1Ⅳ象限区(控制加工和情感加工)，人们对风险的反应是在情感水平上的，这些情绪反应强有力地影响了人们的行为。
2.1 风险决策的认知加工和情感加工
认知神经科学在风险决策研究中采用最为广泛的是赌博任务。在赌博任务中，对风险以及风险大小的操作容易界定，赌博或者不赌博；赌大还是赌小都会产生损失的风险。比如爱荷华赌博任务。任务中有A、B、C、D四套卡片，每张卡片上标明输赢的数量，被试只需决定翻看哪张卡片即可。A和B代表高回报、高风险组，既包含高额赢钱的卡片，也有高额输钱的卡片，但最终结果是输钱；C和D代表低回报、低风险组，即赢钱数额低，输钱数额也低，但最终结果是赢钱。
Bechara利用爱荷华赌博任务很好地解释了风险决策中的认知加工和情感加工。他们根据对负性事件的高情绪反应和低情绪反应把正常被试分为两组，结果发现那些低情绪反应组被试更多地在高风险牌中选择，即选择风险趋近：高情绪反应组被试则更倾向于在低风险纸牌中选择，即风险规避㈣。原因是低情绪反应组因为情感加工能力受限，对输钱造成的情绪反应更低，即使输钱，也仍然更多地选择高风险纸牌：而高情绪反应组对输钱造成的情绪反应更强烈，因此为了避免输钱，而进行自我控制，更多地选择风险规避行为，即在低风险纸牌中选择。可见对风险的情绪反应有助于解释追求风险行为和规避风险行为。因此，如果说赌博是令人高兴地，那么加入“情感成分”将更自然地预测人们会追求风险，而加入“认知成分”将会控制风险决策行为的执行。实际上，在赌博中大概有1％的人被诊断为有病的，他们失去了自我控制，反而“追逐失钱”，不能自拔。经济学并不能解释这些人为什么在赌博中会失去控制，神经经济学却可以。对风险反应的认知加工和情感加工在风险决策中竞相控制行为。比如恐惧症的研究明显地看到了内脏反应和认知评价之间的分离。恐惧症的显著症状是不能够客观地评价和面对风险。当一般人认为这个事件是无害的，恐惧症患者可能夸大风险，感到害怕。尽管他们想从认知上控制害怕，但身体反应却不受控制，伴随发冷、颤抖或者口干舌燥等。
总之，不管是在概率已知的风险条件或概率未知的模糊条件下，风险决策都受到认知和情感的双重影响，并且情绪具有直接影响作用。
2.2 风险反应的神经机制
在不确定条件或模糊条件下，由于缺乏详细的信息，被试报告在决策时常感到不舒服和莫名的害怕，他们的情绪反应对风险决策的影响很大。那么风险反应的神经基础是什么呢?
许多风险规避行为都是由对风险这种当时的害怕所控制引起的。换句话说，风险决策与杏仁核联系密切㈣。杏仁核不断对预示某种潜在危险、即将出现的刺激进行扫描，经过大脑的自动加工和控制加工，杏仁核还对大脑加工后输入的信息进行反应。不仅如此，杏仁核也接收来自皮层输入的信息。研究者从动物研究中发现皮层输入的信息能够减轻或抑制杏仁核自动的情感反应。研究人员让老鼠处于一个“害怕情景”中，重复出现一个声音信号，每个声音信号之后给老鼠电击，一旦这个声音信号与电击联系起来，每当声音信号出现，老鼠就会跳起来(害怕反应)。在下一个实验中，这个声音同样反复出现，但是没有电击，直到老鼠的害怕反应逐渐“消失”(听到声音后不再跳起来)。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因为老鼠已经忘却声音与电击之间的联系。事实上，结果更加复杂有趣。如果把皮层与杏仁核之间的神经联系切断，老鼠对声音的那种最初的害怕反应又出现了。这说明老鼠的这种害怕情景并没有消逝，但是却被皮层压抑住了，仍然潜藏于杏仁核中：进一步说，害怕学习可能永久存在。可见皮层和杏仁核对风险决策联合发生作用。但哪些大脑皮层与风险决策直接相关呢?
在爱荷华赌博任务中，正常被试通常能学会避免高风险，采取相对保险的决策。但Bechara等人发现前额叶腹内侧受损病人则坚持选择高风险卡片。与正常被试相比，前额叶腹内侧受损病人没有出现预期结果阶段的皮肤电反应，说明他们在预期结果上存有缺陷。皮肤电是反映躯体状态自发控制或改变的一种生理学指标，如果病人在预期阶段没有皮肤电反应，可以得出病人对结果进行预期时，不能引发相应的躯体状态，当然不能够进行优势选择。并且这种选择高风险的行为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Bechara等人发现前额叶腹内侧受损病人在24小时后、1个月后和6个月后在赌博任务中的表现并没有明显变化。他们把病人的这种行为归因于对高风险引起的“内脏感觉”的失调。另外他们还发现眶额皮层受损病人与正常被试相比在选择任务时，花更多的时间考虑，更少冒险，倾向于保守决策。说明眶额皮层受损病人动作冲动性受到抑制，并且在决策的初始阶段就存在缺陷，所以只能靠更多的时间来做出决策。可见，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和框额皮层与风险决策直接相关。
3 决策的奖惩机制
不管是跨期选择还是风险决策，人们都是根据可能得到的结果效用来衡量，比如金钱、公平、愉悦或者其他刺激。在研究中，当被试赢得好的结果刺激时，激活了大脑中所谓的“奖赏”区域。可见人们对决策结果的判断与奖励系统的激活相关，那么现实中的投资和收益也与奖励系统的激活相关。比如腹侧纹状体的激活或者又称前额叶眶额皮层一杏仁核一伏隔核回路的激活。Sabrina等发现被试在一个输赢几率各占50％的赌博任务中进行选择时，当盈利几率上升时，中脑边缘和中脑皮层多巴胺系统的活动就会增强，当损失几率上升时，这一奖励敏感区域的活动就会下降。有意思的是，损失感和盈利感都有相同的脑结构――由腹内侧前额皮层和腹侧纹状体负责，前者关系到决策和奖惩机制，后者则涉及学习、动机和奖励。
4 问题与展望
相较于行为经济学，在决策研究中经济神经科学的优势之一是可以将情绪等因素考虑进来。通过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使客观测量决策中的情感成为可能。在新的角度下探讨情绪在决策中的影响机制，这无疑对决策研究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贡献。
神经科学研究本身也有局限。首先，观察大脑的活动和神经机制需要借助仪器，这些仪器是通过测量人体反应的一些间接的生理现象。比如脑电，血氧浓度、肤电反应等来研究决策的心理及神经机制，并不是直接测量。其次，实验设计的各种任务无法获取与自然情景下相同的决策过程，比如人们商场促销中的冲动购买，赌博成瘾等，所以将研究结论推广时则需谨慎。三是实验任务中激起的情绪并不能稳定和长久的保持，情绪怎样决定个体行为决策，二者在大脑中怎样联系仍不清楚。神经经济学对这些问题还远远不能够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但这个领域提出的效用评价和决策的神经机制以及根据经济理论进行的描述看起来是合理的。另外大脑涉及到决策的若干加工系统之间的神经网络系统如何仍不得而知。
购物车(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