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不少教师中传统的应试教育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对思想品德课教学目标意识淡薄，课堂教学方法简单，改进思想品德课的教学已迫在眉睫。
思想品德课要做到一课一得。教师在教学中必须吃透大纲和教材，明确大纲对不同年级所提出的不同层次要求，以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指导道德行为为目的，系统地理解每册、每单元、每一节课的教学目的。只有这样，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才能目标明确，有的放矢，克服教学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使学生做到每一节课都能有所收获。根据思想品德课的教学大纲，以及当前的实际情况，我们确定以下教学基本内容：热爱祖国教育、热爱社会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理想教育、爱人民爱劳动教育、爱学习爱科学教育、纪律与法制教育、道德规范教育、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健康和心理品质教育。大纲对小学生爱劳动的教育目标已按年段明确规定：在低年级只要求学生知道从小爱劳动，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在学校当好值日生，在家里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如课文《自己的事自己做》。中年级则要求学生懂得劳动光荣，懒惰可耻。要积极参加家务劳动和力所能及的公益劳动，如《学会做饭菜》。高年级要求学生懂得幸福生活要靠劳动创造，勤劳守法、劳动致富光荣；损人利己、投机取巧可耻；要尊重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学习劳动人民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积极参加简单的生产劳动，如《从小学创造》。如果教师把握不准各年段的教材，对小学生进行“爱劳动”教育的目标要求和层次就很可能提得过高或降低要求，达不到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效果。这就要求教师应通读全套教材，明确大纲对各年级的教学要求，以便各就各位，瞄准目标，搞好教学。
广泛运用各种教学媒体，增强课堂教学的艺术性。小学生活泼好动，自制能力较差，思想品德课教师如果凭书讲书，学生会感到枯燥乏味。我们根据教学任务和教材特点及师生实际精心选择教法，采用了故事、游戏、小品表演、儿歌等形式，运用幻灯、挂图、摄影、录音、录相等教学媒体。如教低年级《爱护花草树木》一课时，先让学生学儿歌，再让学生看摄影。孩子们看到的是只有亭、桥和光秃秃的公园，然后教师用复片为公园种上花、草、树，这样整个公园变得有生气了，以景激情，让学生懂得爱护花草树木、美化环境的道理。对中年级学生，在课堂教学中也可以选择摄影、歌曲、幻灯、录相等手段。教学《林则徐虎门销烟》，先让学生在看书、听录音后，带着课后的问题看录相《林则徐》片断，学生从心中油然升起对林则徐这位杰出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的无限崇敬之情。到了高年级，事理型的课文增多了，可用摄影、录相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小组讨论来辨明事理。如教学《祖国河山多壮丽》，让学生讲讲自己所知道的祖国名山和风景区，然后用幻灯片介绍泰山、华山、黄山、武夷山、喜马拉雅山、长江、黄河、西双版纳、大兴安岭等，让他们领会名山之秀，景色之奇，引发对祖国美丽河山的热爱，从而激发学生为保护名山、建设风景区作贡献的情感。
由于改革了教学方法，采用多媒体教学，大大地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在愉悦的气氛中“听其形”、“观其声”、“动其情”、“悟其理”，从而强化了感知理解，丰富了想象思维和情感，深化了道德观念，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当前，在不少教师中传统的应试教育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对思想品德课教学目标意识淡薄，课堂教学方法简单，改进思想品德课的教学已迫在眉睫。
思想品德课要做到一课一得。教师在教学中必须吃透大纲和教材，明确大纲对不同年级所提出的不同层次要求，以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指导道德行为为目的，系统地理解每册、每单元、每一节课的教学目的。只有这样，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才能目标明确，有的放矢，克服教学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使学生做到每一节课都能有所收获。根据思想品德课的教学大纲，以及当前的实际情况，我们确定以下教学基本内容：热爱祖国教育、热爱社会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理想教育、爱人民爱劳动教育、爱学习爱科学教育、纪律与法制教育、道德规范教育、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健康和心理品质教育。大纲对小学生爱劳动的教育目标已按年段明确规定：在低年级只要求学生知道从小爱劳动，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在学校当好值日生，在家里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如课文《自己的事自己做》。中年级则要求学生懂得劳动光荣，懒惰可耻。要积极参加家务劳动和力所能及的公益劳动，如《学会做饭菜》。高年级要求学生懂得幸福生活要靠劳动创造，勤劳守法、劳动致富光荣；损人利己、投机取巧可耻；要尊重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学习劳动人民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积极参加简单的生产劳动，如《从小学创造》。如果教师把握不准各年段的教材，对小学生进行“爱劳动”教育的目标要求和层次就很可能提得过高或降低要求，达不到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效果。这就要求教师应通读全套教材，明确大纲对各年级的教学要求，以便各就各位，瞄准目标，搞好教学。
广泛运用各种教学媒体，增强课堂教学的艺术性。小学生活泼好动，自制能力较差，思想品德课教师如果凭书讲书，学生会感到枯燥乏味。我们根据教学任务和教材特点及师生实际精心选择教法，采用了故事、游戏、小品表演、儿歌等形式，运用幻灯、挂图、摄影、录音、录相等教学媒体。如教低年级《爱护花草树木》一课时，先让学生学儿歌，再让学生看摄影。孩子们看到的是只有亭、桥和光秃秃的公园，然后教师用复片为公园种上花、草、树，这样整个公园变得有生气了，以景激情，让学生懂得爱护花草树木、美化环境的道理。对中年级学生，在课堂教学中也可以选择摄影、歌曲、幻灯、录相等手段。教学《林则徐虎门销烟》，先让学生在看书、听录音后，带着课后的问题看录相《林则徐》片断，学生从心中油然升起对林则徐这位杰出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的无限崇敬之情。到了高年级，事理型的课文增多了，可用摄影、录相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小组讨论来辨明事理。如教学《祖国河山多壮丽》，让学生讲讲自己所知道的祖国名山和风景区，然后用幻灯片介绍泰山、华山、黄山、武夷山、喜马拉雅山、长江、黄河、西双版纳、大兴安岭等，让他们领会名山之秀，景色之奇，引发对祖国美丽河山的热爱，从而激发学生为保护名山、建设风景区作贡献的情感。
由于改革了教学方法，采用多媒体教学，大大地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在愉悦的气氛中“听其形”、“观其声”、“动其情”、“悟其理”，从而强化了感知理解，丰富了想象思维和情感，深化了道德观念，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王某自1987年9月至1992年7月，先后在启东市向阳农场小学等学校代课，自1992年9月至2004年8月在东海初级中学代课。2004年8月25日，王某在未得到东海初级中学继续留用通知的情况下，去询问，方知已被辞退。8月31日，东海初级中学按王某17年教龄给予补偿金1700元。王某要求东海初级中学按《教师法》和《劳动法》的规定予以补偿未果，遂以补偿金数额低于《教师法》和《劳动法》为由，向法院提起人事争议诉讼，要求东海初级中学给予各项补偿，并为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金。启东市人民法院和南通市人民法院均以此案不属人事争议或者劳动争议为由，驳回了王某的诉讼请求。（资料来源于鲁东大学法学院网站）
2006年3月，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宣称，我国将进一步加快清退中小学代课人员工作，采取系列措施把44.8万中小学代课人员“全部清退”。 2007年，重庆市1万余名代课教师中，有8000名通过公开招考的方式转为公办教师，代课教师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其他地区也纷纷采取行动解决代课教师问题。代课教师的去向、同工同酬、社会保险等问题时刻牵动着人们的神经。
一、代课教师问题令人堪忧
数量庞大。由于种种原因，农村学校，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学校，存在着大量的代课教师。2009年年底，我国普通中学有代课教师100671人，小学有代课教师234502人，幼儿园有代课教师105004人，特殊教育学校有代课教师1024人（资料来源于教育部网站2009年教育统计数据），总数达441201人。
工作环境异常艰苦。我国之所以存在大量的代课教师，除了基层财政困难等原因，偏远、落后山区的工作条件、生活环境异常艰苦也是重要原因。《凤凰琴》《一个也不能少》等影视作品就是代课教师工作环境的真实写照。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公办教师调不进，即使调进来，也稳不住。因此，繁重的工作只有依靠大量的代课教师承担。
待遇低。代课教师从事的是与公办教师同样繁重甚至比公办教师还要繁重的工作，但其工资待遇却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更是远远低于公办教师的工资。相当一部分代课教师长期只拿每月不到百元的工资，还不到正式教师工资的1/10。
现在社会关心的是代课教师的去留问题。虽然我国政策规定要全部清退代课教师，并且不允许产生新的代课教师，但实际上，只要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不到位，只要基层财政还存在困难，代课教师就有存在的空间，这不是靠一纸文件就可以解决的。从世界范围看，发达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也都存在代课教师问题。事实上，解决“代课教师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代课教师 “是否转正”，而在于如何利用相关法律保障代课教师的合法权益。因此，解决代课教师问题，必须正确定性代课教师的法律属性，完善法律法规，最大可能地维护代课教师的合法权益。
二、关于代课教师法律关系的分歧
目前我国学界和司法实践关于代课教师法律关系的认定，存在着人事关系说、劳动关系说、劳务关系说这三种观点。
代课教师人事关系说，主要是从《教师法》之角度来考察代课教师的法律关系。从教师的职责与使命看，我国《教师法》第三条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教师应当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从教师的传统身份看，我国长期以来对教师实行的是人事制，教师具有干部身份。从教师的流动方式看，教师交流主要是采用人事部门、教育行政部门调动的形式，落后地区的师范毕业生实质上仍然采取行政分配形式。基于教师与学校的这种关系，代课教师既然也是教师，其与学校之间也应当是人事关系。
代课教师劳动关系说认为，无论从代课教师与学校的实际关系，还是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看，代课教师与学校之间都应当是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管理下，提供由用人单位支付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代课教师被聘用后即成为学校的一分子，需服从学校的管理与工作安排，获取相应的劳动报酬，因此，其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构成要件。
代课教师劳务关系说认为，代课教师的身份毕竟不同于在编的公办教师，其身份定性应当为劳务关系。劳务关系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平等主体，通过劳务合同建立的一种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劳务关系实质上就是民法的雇佣关系。我国《合同法》虽然没有规定雇佣关系，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明确了雇佣关系。这种定位对代课教师非常不利，因为将代课教师的关系定性为劳务关系，代课教师自然就不能获得《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特殊保护。
三、代课教师法律关系定性产生分歧的原因
我国学界和司法实践中之所以存在对代课教师法律定性的诸多分歧，主要的原因在于：学界对代课教师的内涵界定不一致，讨论问题时混淆了代课教师应然法律地位与实然法律地位的区分，《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调整范围不断扩大，我国关于教师的政策也对代课教师的法律定性造成干扰。
（一）代课教师内涵界定的分歧
定性代课教师的法律属性，首先必须界定代课教师的内涵。我国学界对代课教师之内涵有不同的界定。广义的代课教师，是指不在教育行政部门编制之列却临时或长期从事教书育人工作的专业性人员或非专业性人员。狭义的代课教师，是指学校教师缺编或因病、因事请假，学校征得上级教育部门的同意，请具有相应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并热爱教育工作的人代替缺编或因病、因事不能上课的专职教师上课的教师。狭义的代课教师包括顶编代课教师和短期代课教师。最为狭义的代课教师，仅指顶编代课教师，即长期以代课为业、以教师为主要身份的代课教师。对代课教师内涵界定的不同，自然会导致对代课教师法律关系定性的偏差。兼职教师与兼职学校之间、短期代课教师与学校之间一般形成劳务关系，如果将兼职教师、短期代课教师与其他代课教师混为一谈，就很难定性整体代课教师。再如，代课教师到底应不应该具备教师资格证和学历条件，就成为代课教师究竟应该适用《劳动法》，还是适用《教师法》的分歧所在。
（二）代课教师实然法律地位与应然法律地位的分歧
目前关于代课教师法律关系的分歧还在于学界对于教师实然法律地位与应然法律地位的分歧。从教师专业性的角度看，代课教师应当属于教师的范畴，应当按照《教师法》来调整；从教师与学校未来关系的发展趋势看，教师与学校之间应当逐步实行聘任制，要按照劳动合同关系处理。但这都是从应然角度来分析的。从现实角度看，代课教师有县教育局聘的，也有乡政府聘的，还有学校聘的；代课教师有符合《教师法》规定条件的，也有不符合《教师法》规定条件的；代课教师中有采取聘任制、按照《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签订合同、缴纳社会保险金的，但大部分并没有纳入《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调整范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按照劳动合同关系，更难按照人事关系来规范代课教师与学校的关系。
（三）《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调整范围不断扩大
我国学界和司法实践中反复强调代课教师应当按照劳动合同关系来进行规范，但问题在于，《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范围一直在逐渐扩大。比较《劳动合同法》和《劳动法》的规定，《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范围比《劳动合同法》的范围要宽。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其一，在传统意义上，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单位内部的正式人员只有干部和工人两类，正式人员意义上的工人是按照《劳动法》管理的。代课教师被排斥在学校正式人员之外，无法适用《劳动法》进行保护。如国务院《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三条第一款将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征缴范围限定为：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学校不是实行企业化管理的单位，自然不属于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征缴对象。其二，我国事业单位特别是学校，教师与学校之间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劳动合同关系。教师的工资主要来自财政拨款，学校缺乏用人自。因此，代课教师（包括教师）名义上是学校聘任的，但是学校受制于编制等问题，无法完全兑现《劳动法》规定的待遇。
（四）我国政策的影响
我国关于教师特别是代课教师的待遇问题，受政策的影响非常大。因此，代课教师如果按照《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中规定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障、缴纳社会保险费”向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请求，让单位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费，得到的最常见的答复是“不予受理”。理由很简单：代课教师如果是教师，应当归人事部门管；但因为不是正式教师，又不属于人事部门管。本文开头所举案例就是对目前代课教师尴尬处境的最好阐释：政府对代课教师的管理处于真空状态。为解决代课教师问题，教育部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的确，看不到政策对代课教师法律地位的影响，势必会造成定性的偏差。
四、代课教师的法律定性
代课教师的法律定性首先要看实然法律地位，然后从发展趋势角度对其作出正确定性。本文首先将代课教师定位在最狭义的角度，这是由于兼职教师、短期代课教师按照劳务关系处理，对代课教师本人并没有实质影响。
（一）代课教师实然法律地位
从实然角度看，我国代课教师的身份应当是民法上的受雇者，其与学校之间建立的应当是劳务关系。不可否认，农村相当一部分代课教师直接由学校随意聘任，许多人只有初中学历，而且没有任何聘用合同和手续，没有受过教育教学培训就直接进入教学领域。代课教师教学权利的取得、教师的身份和地位与《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的规定不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完全按照劳动合同来处理，实现“同教同酬”，就会造成与《教师法》等的冲突。
（二）代课教师应然法律地位
从应然角度看，代课教师应当定位于劳动合同法律关系。《教师法》第十七条规定：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应当逐步实行教师聘任制。教师的聘任应当遵循双方地位平等的原则，由学校和教师签订聘任合同，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以下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适用本法。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依照本法执行。从聘任制改革的角度分析，教师与学校之间正在向劳动合同关系演变。正式教师的法律定位在向劳动合同关系发展，代课教师当然也不例外。
五、提醒与建议
一、农村小学劳动教育的现状
1.可有可无，不受重视
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把劳动看成是可有可无的副科，常把劳动课让给语、数、外等主科。
2.教师队伍严重不稳定
由于对劳动课重视程度不够，认识不到位，大多数学校没有固定的劳动课教师，主要是由班主任或年龄偏大，身体不太好的老师担任。由于忽略了劳动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各级教育部门对劳动课教学管理随意，教师不备课是普遍现象，对课堂教学的检查、评价不落实。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付的成分较大，课堂教学难以体现劳动课的学科特点，致使教学效率低下。
3.重知识传授，轻实践操作
由于教师队伍的不稳定，科研意识不强，平时很少钻研教法和学法。因此，劳动课教学中，教师只是单纯为教而教，学生为学而学，教师只是把劳动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不能很好的利用学与练结合的方式，促使学生劳动能力的形成，如许多教师上制作课时，前半部分全是教师的示范操作，后半部分则是学生机械重复教师的操作，依葫芦画瓢，忽视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不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二、农村小学劳动教育带来的思考
1.更新观念，提高教师素质
遵循《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课程计划》，开设劳动课，并把劳动课上升到同其他文化课同一高度来认识，配齐配好劳动课教师（注意老、中、青结合），开学前组织教师进行教材培训，熟悉教材，理清教材体系，把握教材脉络。健全教研网络组织，把劳动课也列入教科研活动中，建立集中备课制度，每学期组织优质课，教学设计、教学论文、操作技能评比，不断发现优秀教师，培养该学科的骨干教师，以此来推动该学科的发展。
2.从“传统”走向“现代”
传统教学中教师的直观演示往往讲解不清，学生一知半解，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有时后排的学生看不清楚，这都使学生的技能得不到提高，而此时可运用计算机辅助教学，可以把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示范过程展示给学生，特别的形象、直观，学生乐于接受也易于接受。现在农村有的学校计算机能上网，教师要积极指导学生利用网上信息资源，以便把最新的信息及时吸引到信息资源库中来。
3.做好“结合”的文章
⑴劳动教育和学科教学相结合。在学科教学中如能渗透劳动教育，效果则较好。在科学、品德与生活（社会）、数学等学科的教学中，发动学生采集植物标本，进行实验操作、实践调查等。
⑵劳动教育与德育教育相结合。把劳动教育渗透到德育活动中，能使小学生在快乐的活动中接受教育，如学习叠被子、梳头、打扫卫生后，组织学生到当地敬老院，帮助老人叠被子、打扫卫生，并开展评选“劳动小明星”活动，教育效果显而易见。
⑶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劳动课的有些内容，如包饺子、插花、钉纽扣等，由于受到条件限制，课堂上无法保证每个学生都有实践机会，需回家实践，教师必须获得家长的理解、支持，帮助督促学生，从而培养良好习惯，使学校与家庭架起共同培养教育学生的桥梁，让学生参与家庭劳动，学会生活，也便于教师及时了解学生在实践中的情况，实行因材施教。
2.注重劳动素质的培养
小学劳动课不但注重培养学生的劳动技能，更应重视培养学生良好的劳动素质，劳动素质养成的目的，是使学生学习劳动，学会劳动，热爱劳动，从事劳动，成为具备一定劳动素质的合格劳动者。
⑴树立劳动观点“伟大的智者”伊索告诉我们：“人们的真正财富是劳动的本领。”让学生认识到劳动是光荣的，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通过诚实劳动致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必须相结合等。
⑵端正劳动态度。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积极参加劳动，认真负责，爱护集体荣誉，维护集体利益，团结协作，吃苦耐劳，珍惜劳动成果，反对奢侈浪费，引导学生把勤劳与智慧巧妙地结合起来，大胆进行创新等。
⑶增强劳动能力。个体的劳动能力是有差异的，必须通过一定的教育训练和劳动实践逐渐形成。
(一)对“五育”的概念术语表述不全。在对“五育”概念术语的表述上,对德、体、美、劳四育进行了近乎规制性的表述,分别是思想品德教育、体育卫生教育、美感教育和劳动技术教育,但对智育却没有进行表述,在所有的《教育学》教材和有关教育著述中都是如此。(二)对“五育”中部分内容的概念术语和概念内涵表述不当。德育的概念模糊,内涵不恰当扩大。在传统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中,德育的概念比较模糊,概念术语和概念内涵表述不一致。对概念术语表述为思想品德教育,而对概念内涵的表述却是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在一些教育著述和诸多的《教育学》教材中都是如此,如朱作仁主编的《教育词典》[7](P824-825)、靳希武主编的《教育学》[8](P231)和邵宗杰等主编的《教育学》[9](P151-152)等。既然概念术语明确表述为思想品德教育,那么概念内涵中的政治教育到底是属于思想教育呢,还是属于品德教育,或者是包含在两种教育内?这样的概念不仅显得比较模糊,而且内涵不恰当地扩大了。事实上,思想、政治、道德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并不存在从属和包含关系。相应地,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也是有区别的。首先,从内容看,思想、政治、道德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有不同的内涵,道德不能代替政治和思想,政治也不是道德和思想的附加成分。其次,从方法、途径看,“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各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以一样的方法,通过一样的途径,遵循一定的原则来实施。”[10]政治教育一般是单一性的①、灌输性的、强制性的,学生的学习主要是接受性的,并有不可选择性;道德和思想教育则是多样性的②、引导性的、柔性的,有理论上的传授,也有各种活动中的感知、熏陶、体验等。学生的学习主要是理解性的,并有主观选择性。因此,用泛德育的理念来界定德育,就造成德育内容繁杂,内涵不恰当扩大。
(二)劳动技术教育的概念不清,内涵不合理缩小。几乎所有的《教育学》教材都把劳动教育表述为“劳动技术教育”,如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编的《教育学》[11](P352)、扈中平等主编的《现代教育学》[5](P146)和陈新宇等主编的《中学教育学》[6](P165)等,包括劳动教育和劳动(或职业)技术教育,前者指劳动观念、劳动态度和劳动习惯教育,后者指劳动(或职业)知识和技术教育。从概念术语看,表述是不清楚的,字面上看似乎就是“劳动的技术”教育,“劳动”是“技术”的限定词,而使用起来却混淆难分,不知到底是讲劳动观念教育还是讲劳动知识、技术教育。从内容上看,表述不全面。劳动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当今社会,脑力劳动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劳动,在劳动总量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即使是在体力劳动领域,随着人们知识水平和智力水平的提高,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已经相互融合。而在诸多的《教育学》教材中,都把劳动技术教育(由于概念混淆不清,姑且把此处的“劳动技术教育”当作狭义的,即劳动的知识和技术教育)限定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内,讲的是了解劳动过程、会使用劳动工具、掌握劳动技术等,忽视了其他脑力劳动领域。由此可见,劳动技术教育的内涵被不合理缩小了。
(三)体育的概念表述不一致,内容混淆。有的《教育学》把体育表述为“学校体育和卫生”,如靳希武主编的《教育学》[8](P279),有的把体育与卫生保健合在一起,如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等编的《教育学》[4](P235)和邵宗杰等编著的《教育学》[9](P222)。这不仅使体育的概念表述不一致,而且把体育的内涵不合理扩大了。体育和卫生保健教育虽然有联系,但并不是同一范畴。从内容上看,体育包括知识和技能,卫生保健只有知识而无技能。并且就“知识”这一范畴而言,体育和卫生保健也不相同,体育有田径、体操、球类、武术、游泳、游戏、军事体育等知识,卫生保健则包括教学卫生、生活卫生、生理卫生、环境卫生等知识。从教育方式方法上看,体育既有理论上的传授,也有技能上的训练,而卫生保健却没有技能训练的成分。
(四)全面发展教育的内容不完善,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对人才培养的素质要求。一是未提出心理健康教育。现代社会需要综合素质高的人才,而综合素质中就包括心理素质。反映在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上,就要求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这也正是我们正在实践着的。虽然心理健康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诸多的教育学著述中,在论述全面发展教育内容时都没有提到心理健康教育,只是在最近出版的一些教育学教材中才有所提及,且非常简略不成体系,如陈新宇等主编的《中学教育学》[6](P166)。虽然教育工作者已经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并已经自觉实施,但在作为指导教育工作实践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中不能明确提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陷。二是未提出良好个性品质的教育。教育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三步曲:从古代和近代只关注知识技能的传授,到现代既注重“双基”又注重智能,再到当代既注重“双基”又注重智能开发培养和完美个性品质的养成。同一性、模式化的人才培养已经成为过去,多样性、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是时代的要求和潮流,学生良好个性品质的养成是时代赋予教育工作的责任和使命。虽然我国《中学德育大纲》中曾提出“身心卫生和个性发展教育”[9](P162),但传统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没有提出学生良好个性品质的培养,在各种教育著述中鲜见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仅有个别论著在论述德育时提到一点,如胡守棼主编的《德育原理》[12](P57-59),但也不是作为全面发展教育内容提出的。
二、对全面发展教育理论的当代诠释
(一)德育改为思想观念教育。概念表述为:“培养学生形成认识事物、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的正确思维方式、正确观念、正确态度、正确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的教育。”内容包括世界观、政治观、道德观、价值观四个方面的教育。世界观教育包括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政治观教育包括政治理论知识、政治鉴别和政治取舍、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等方面的教育,道德观教育包括共产主义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方面的教育,价值观教育包括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和取向、职业价值判断和取向、自我价值认知和体现等方面的教育。由于世界观、政治观、道德观、价值观都属于思想观念的范畴,因此将其改为思想观念教育更合理,并且避免了原来“德育”概念内涵上的不合理扩大。这个改变并没有改变德育的实质,仍包括思想、政治、道德三方面的教育,同时增加了价值观的教育,使教育内容更丰富。
(二)智育定位为智慧教育。概念表述不变,内容在原有基础上应有所扩展。科学文化知识是智慧之基,学习和掌握科学文化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目的就在于开启智慧之门。智力和能力既是以知识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又是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智慧,智能与智慧本质上是一致的,智能的开发培养其实就是智慧的开发培养,因此把智育定位为智慧教育是合理的。
(三)美育仍称审美教育。概念表述不变,内容除了原有的自然美、艺术美、社会生活美外,增加科学美。在教育方法和途径上,应增加“组织学生进行一定的科学鉴赏活动和科学研究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体味科学美、发现科学美,以激起对科学的热爱,养成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并为创造科学美奠定基础。
(一)对“五育”的概念术语表述不全。在对“五育”概念术语的表述上,对德、体、美、劳四育进行了近乎规制性的表述,分别是思想品德教育、体育卫生教育、美感教育和劳动技术教育,但对智育却没有进行表述,在所有的《教育学》教材和有关教育著述中都是如此。(二)对“五育”中部分内容的概念术语和概念内涵表述不当。德育的概念模糊,内涵不恰当扩大。在传统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中,德育的概念比较模糊,概念术语和概念内涵表述不一致。对概念术语表述为思想品德教育,而对概念内涵的表述却是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在一些教育著述和诸多的《教育学》教材中都是如此,如朱作仁主编的《教育词典》[7](P824-825)、靳希武主编的《教育学》[8](P231)和邵宗杰等主编的《教育学》[9](P151-152)等。既然概念术语明确表述为思想品德教育,那么概念内涵中的政治教育到底是属于思想教育呢,还是属于品德教育,或者是包含在两种教育内?这样的概念不仅显得比较模糊,而且内涵不恰当地扩大了。事实上,思想、政治、道德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并不存在从属和包含关系。相应地,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也是有区别的。首先,从内容看,思想、政治、道德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有不同的内涵,道德不能代替政治和思想,政治也不是道德和思想的附加成分。其次,从方法、途径看,“道德教育、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各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以一样的方法,通过一样的途径,遵循一定的原则来实施。”[10]政治教育一般是单一性的①、灌输性的、强制性的,学生的学习主要是接受性的,并有不可选择性;道德和思想教育则是多样性的②、引导性的、柔性的,有理论上的传授,也有各种活动中的感知、熏陶、体验等。学生的学习主要是理解性的,并有主观选择性。因此,用泛德育的理念来界定德育,就造成德育内容繁杂,内涵不恰当扩大。
(二)劳动技术教育的概念不清,内涵不合理缩小。几乎所有的《教育学》教材都把劳动教育表述为“劳动技术教育”,如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编的《教育学》[11](P352)、扈中平等主编的《现代教育学》[5](P146)和陈新宇等主编的《中学教育学》[6](P165)等,包括劳动教育和劳动(或职业)技术教育,前者指劳动观念、劳动态度和劳动习惯教育,后者指劳动(或职业)知识和技术教育。从概念术语看,表述是不清楚的,字面上看似乎就是“劳动的技术”教育,“劳动”是“技术”的限定词,而使用起来却混淆难分,不知到底是讲劳动观念教育还是讲劳动知识、技术教育。从内容上看,表述不全面。劳动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当今社会,脑力劳动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劳动,在劳动总量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即使是在体力劳动领域,随着人们知识水平和智力水平的提高,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已经相互融合。而在诸多的《教育学》教材中,都把劳动技术教育(由于概念混淆不清,姑且把此处的“劳动技术教育”当作狭义的,即劳动的知识和技术教育)限定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内,讲的是了解劳动过程、会使用劳动工具、掌握劳动技术等,忽视了其他脑力劳动领域。由此可见,劳动技术教育的内涵被不合理缩小了。
(三)体育的概念表述不一致,内容混淆。有的《教育学》把体育表述为“学校体育和卫生”,如靳希武主编的《教育学》[8](P279),有的把体育与卫生保健合在一起,如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等编的《教育学》[4](P235)和邵宗杰等编著的《教育学》[9](P222)。这不仅使体育的概念表述不一致,而且把体育的内涵不合理扩大了。体育和卫生保健教育虽然有联系,但并不是同一范畴。从内容上看,体育包括知识和技能,卫生保健只有知识而无技能。并且就“知识”这一范畴而言,体育和卫生保健也不相同,体育有田径、体操、球类、武术、游泳、游戏、军事体育等知识,卫生保健则包括教学卫生、生活卫生、生理卫生、环境卫生等知识。从教育方式方法上看,体育既有理论上的传授,也有技能上的训练,而卫生保健却没有技能训练的成分。
(四)全面发展教育的内容不完善,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对人才培养的素质要求。一是未提出心理健康教育。现代社会需要综合素质高的人才,而综合素质中就包括心理素质。反映在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上,就要求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这也正是我们正在实践着的。虽然心理健康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诸多的教育学著述中,在论述全面发展教育内容时都没有提到心理健康教育,只是在最近出版的一些教育学教材中才有所提及,且非常简略不成体系,如陈新宇等主编的《中学教育学》[6](P166)。虽然教育工作者已经认识到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并已经自觉实施,但在作为指导教育工作实践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中不能明确提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陷。二是未提出良好个性品质的教育。教育发展到今天经历了三步曲:从古代和近代只关注知识技能的传授,到现代既注重“双基”又注重智能,再到当代既注重“双基”又注重智能开发培养和完美个性品质的养成。同一性、模式化的人才培养已经成为过去,多样性、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是时代的要求和潮流,学生良好个性品质的养成是时代赋予教育工作的责任和使命。虽然我国《中学德育大纲》中曾提出“身心卫生和个性发展教育”[9](P162),但传统的全面发展教育理论没有提出学生良好个性品质的培养,在各种教育著述中鲜见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仅有个别论著在论述德育时提到一点,如胡守棼主编的《德育原理》[12](P57-59),但也不是作为全面发展教育内容提出的。
二、对全面发展教育理论的当代诠释
(一)德育改为思想观念教育。概念表述为:“培养学生形成认识事物、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的正确思维方式、正确观念、正确态度、正确行为方式和行为习惯的教育。”内容包括世界观、政治观、道德观、价值观四个方面的教育。世界观教育包括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政治观教育包括政治理论知识、政治鉴别和政治取舍、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等方面的教育,道德观教育包括共产主义道德、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等方面的教育,价值观教育包括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和取向、职业价值判断和取向、自我价值认知和体现等方面的教育。由于世界观、政治观、道德观、价值观都属于思想观念的范畴,因此将其改为思想观念教育更合理,并且避免了原来“德育”概念内涵上的不合理扩大。这个改变并没有改变德育的实质,仍包括思想、政治、道德三方面的教育,同时增加了价值观的教育,使教育内容更丰富。
(二)智育定位为智慧教育。概念表述不变,内容在原有基础上应有所扩展。科学文化知识是智慧之基,学习和掌握科学文化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目的就在于开启智慧之门。智力和能力既是以知识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又是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时表现出来的智慧,智能与智慧本质上是一致的,智能的开发培养其实就是智慧的开发培养,因此把智育定位为智慧教育是合理的。
(三)美育仍称审美教育。概念表述不变,内容除了原有的自然美、艺术美、社会生活美外,增加科学美。在教育方法和途径上,应增加“组织学生进行一定的科学鉴赏活动和科学研究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体味科学美、发现科学美,以激起对科学的热爱,养成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并为创造科学美奠定基础。
既然劳教要立法，就必然会涉及到名称定位问题。目前大家比较看好和认可的一种叫法是“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而笔者的观点是，未来劳教法律制度名称宜用“矫治法”为妥。
为了说明这一观点，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监狱法的名称定位。监狱指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也指关押罪犯的处所。从字面上看，监狱是监禁罪犯之地。监狱法名称上并没有违法犯罪行为和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活动的文字表述。而实际上，监狱关押的罪犯无疑是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而受到刑罚处罚的人，并且监狱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对罪犯进行教育改造，通过政治思想、法律、道德、文化、劳动技能、心理矫治等方面的教育和引导，促使罪犯改过自新，重做新人，回归社会，做守法之公民。监狱法已经颁布实施十多年，对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监狱法的命名也是专家学者的共同意见，并且得到了全社会的一致赞同。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监狱法名称上没有提及违法犯罪的行为和对罪犯进行的教育改造活动，但实质上，监狱关押的是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员并且对其进行教育改造是不争的事实。于是我们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监狱法不必要叫做违法犯罪行为教育改造监狱法。这个结论为矫治法不必叫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提供一个类推例证。
下面再来分析一下劳动教养这一名称。我国从1957年建立劳动教养法律制度起，劳动教养一词在司法界就经常被使用。而通过50年的司法工作实践，尤其是作为劳教系统最基层单位、最基层人民警察，我们最常用的是劳教二字，比如说：劳教所、劳教人员、劳教一年等等，人民群众常说的一句话是：某某被劳教了。从一开始的劳动教养至现在的劳教（官方正式叫法仍然是劳动教养），这是司法工作实践对汉字的固化，也是我们中华民族遣词造句的一贯手法。现实中，大家都能够认同这样的观点，叫劳动教养是对的，叫劳教也行或者说也不错。笔者的这一分析是为了把劳动教养制度的名称“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简化为“矫治法”而提供又一个类推例证。既然劳动教养可以演化为劳教（当然是通过五十年演进而来），那么违法行为教育矫治同样可以演化为矫治，我们难道也需要再等五十年吗？
一、“三爱”教育来自历史的积淀
向少年儿童提出“三爱”要求，我想这不是偶然的，更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我们党和国家传统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表面看来“三爱”要求十分简单，但它却是以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为基础的。
首先，“三爱”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方面。我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没有“三爱”这种特定的提法，但崇尚学习、热爱劳动、报效国家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中的核心内容。《论语》是传统文化最核心的经典，它的第一句话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孔夫子本人也是好学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两千多年来，孔子的格言塑造了中国人尊师、重教、爱学习的民族性格。在中国人看来，“学习改变命运”是天经地义的，这实在比“知识就是力量”还要深刻有力。中国学生普遍勤奋好学，有很强的求知欲，得到当今各国教育界的普遍认可，这是与传统文化的熏陶分不开的。爱劳动是我们的传统美德，中国人的勤劳也是世界闻名。在中国人看来，劳动创造财富，勤劳可以发家，是万古不移的真理。在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中，就包含有“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这一很重要的内容，这无疑也是来自我们传统文化的馈赠。至于爱国，那就更不用说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就是爱国，正是这种爱国主义使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中华民族繁荣昌盛。中国人不论走到哪里，不论落户何方，都在内心深处有对祖国的深深眷恋。
其次，“三爱”是中国共产党人历来所倡导和奉行的观念。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来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尊重知识、追求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传统；尊重劳动、注重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是积极进取的学说，它强调人在世界上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可以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而这正是“爱学习”“爱劳动”最深刻的理论依据。“爱学习”体现的是认识世界，“爱劳动”体现的是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我们党的领袖人物，都不仅是政治家和革命家，而且是好学深思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马克思自称“吃书的机器”，恩格斯被誉为“活的《百科全书》”，列宁在艰苦环境中苦读，终生手不释卷，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马克思主义作为刚健有为的学说，不仅强调认识世界，更强调改造世界，因而它十分注重实践活动，强调劳动实践的意义。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够从猿类进化脱胎而来，关键的因素是人类的劳动。而正是人类的劳动，特别是物质生产劳动，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正因为如此，共产党人强调劳动的重要，注重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在爱国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虽然强调国际主义，反对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但并不反对爱国本身，而是主张把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并突出强调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再次，“三爱”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倡导和形成的社会风尚。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临时宪法之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提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是全体中国国民的公德。后来这“五爱”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五爱”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提出了全体国民的公德，更在于它标志着建国后中国共产党人话语转换的开始，即从残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中的“恨”的话语，转向和平建设年代的“爱”的话语。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在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大搏斗中，“阶级仇”“民族恨”曾是斗争的强大动力。尽管这种“仇”和“恨”作为一种现实压迫的情绪反应不是凭空出现的，而且它背后也反映出人民群众对生命的热爱、对正义的执着。但是在战争环境中我们党毕竟不能一口气连说五个“爱”，而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我们要生活在和平建设和充满友爱的社会环境中，于是，“五爱”出现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体现的正是“爱的伦理”。“五爱”教育对于形成社会主义新风尚是非常重要的，它贯彻在全国各行业的教育中，特别是在学校德育中得到全面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接续上“五爱”的传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提出的“三爱”，正是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这一必然要求。“三爱”与“五爱”是相通的，后者包含了前者，而前者是后者的浓缩。
二、“三爱”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内涵
“三爱”教育的提出，并不是历史的简单翻版，而是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和需要所提出的新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内涵和时代特征。
首先，“三爱”是在当今时代条件下提出来的，具有新的时代内涵。当今时代，世界科技飞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全球化和信息化成为现实。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学习、劳动、祖国的意义和含义产生了新的变化，学习方式、劳动方式以及爱国方式也发生了大的改变。这些都会在“三爱”及其教育中得到反映和体现。
就学习而言，现在人类的知识呈爆炸式增长，人们已经生活在知识的海洋之中。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们的学习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和工具，尤其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已经成为人们学习知识不可缺少的途径，在这样的情况下，学习不仅是吸取知识和积累知识，而是更加注重思考和想象，注重对知识的掌握和驾驭，注重培养自己的创造力，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少年宫的主题队日活动中，对孩子们说：“想象力、创造力从哪里来？要从刻苦的学习中来。知识越学越多，知识越多越好，你们要像海绵吸水一样学习知识。既勤学书本知识，又多学课外知识，还要勤于思考，多想想，多问问，这样就能培养自己的创造精神。”
强调了劳动的重要。在植物农作区，他观看了孩子们的劳作，并对孩子们说：“生活靠劳动创造，人生也靠劳动创造。你们从小就要树立劳动光荣的观念，自己的事自己做，他人的事帮着做，公益的事争着做，通过劳动播种希望、收获果实，也通过劳动磨炼意志、锻炼自己。”这段话可看作是对“爱劳动”的正面阐释。当然，他在这里不可能讲得太深，也不可能展开讲解劳动在当代条件下发生的变化。其实，当今时代人类劳动的方式已经非常多样化，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界限也不像以往那样分明。以前，我们讲劳动时主要指体力劳动，而且是物质生产领域中的体力劳动，即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现在我们的视野大多了，看到脑力劳动越来越重要，看到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结合，看到生产劳动之外的家务劳动、管理劳动、服务劳动、公益劳动等劳动形式。当然，也要看到体力劳动在现今时代所具有的新意义，而不因为脑力劳动的发达而鄙薄体力劳动，看不起普通的体力劳动者。尤其对在校的学生来说，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锻炼和体验，于身心的成长是非常有益的。
对于爱祖国，环境变化就更大。现在世界已经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趋势对民族国家产生很大的冲击，有一些国家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分享了一些国家的传统权力，民族的成员也可以工作和生活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包含现在的一些孩子，将来也可能去国外学习和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爱国的观念和行为也会发相应的变化，变得更加开放，也变得更加理性。爱国主义不是狭隘的，而是开放的；爱国不是狂热的行为，而是理性的行为，今天的爱国主义要讲这样的道理。当然，也要告诉孩子们，以全球化为借口而完全否定爱国的意义，也是完全错误的。
其次，“三爱”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提出来的，具有鲜明的改革开放的时代气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一直在强调新时期的爱国主义，强调“讲学习”，强调“尊重劳动”，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就是全国人民不断学习、工作和创新的产物。特别是近年来，我们正在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各种学习型组织不断涌现，而党的建设也提出了学习型政党的目标。同时，我们党也一再强调要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在提出“三爱”之前的一个月，即2013年“五一”节前夕，在全国总工会同全国劳动模范座谈时，对劳动的意义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他指出：“必须坚持崇尚劳动、造福劳动者。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劳动创造了中华民族，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历史，也必将创造出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一勤天下无难事。’必须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让全体人民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这段话体现了党的新一代领导人的劳动观念，是对“爱劳动”的深刻诠释。这些都凝结在“三爱”教育之中了。
再次，“三爱”教育与当前在全社会弘扬和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是一致的。在“三爱”教育提出的半年后，在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弘扬和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随即在全国开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在这样的形势下，推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进一步开展“三爱”教育活动，就必须把它与核心价值观教育活动结合起来。事实上，“三爱”教育并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之外的某种教育活动，而恰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学校教育过程中的生动体现，是向青少年儿童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一部分。从内容上看，“三爱”的要求已明确包含在二十四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述之中。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中，“爱学习”主要包含在“文明”的理念中，“爱劳动”包含在“敬业”的理念中，而“爱祖国”同“爱国”是一回事。可见，在全社会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背景下，开展“三爱”教育具有新的意义和新的要求，它是教育领域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而生动的体现。
三、“三爱”教育体现学校育人特色
从“三爱”的内容来看，它无疑适应于所有的人，也适应于各行各业。但是，“三爱”教育却并不是某种泛化的面向全国所有人的教育活动，而只是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在学校进行的教育实践活动。“三爱”教育面向各级各类学校的广大青少年儿童，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必须结合青少年儿童的实际和各级各类学校的实际，开展“三爱”教育活动。
首先，“三爱”是向全国少年儿童提出的希望和要求。从“三爱”提出的语境来说，是总书记在儿童节前夕向少年儿童提出的。他不仅向孩子们提出了“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的要求，而且在与孩子们互动中，对爱学习和爱劳动作了解释。从“三爱”的内容上看，也具有面向少年儿童的特色。“三爱”的内容是基础性的，是高度简明的，这正是切合了少年儿童的特点。
需要指出的是，提出的“三爱”并不只是三个词而已，而是完整的一句话：“少年儿童从小就要立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长大后做对祖国建设有用的人才。”这句话以“少年儿童”为对象，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要求他们“立志向”“有梦想”，这是基础和前提；二是要求他们“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这是主要内容；三是希望他们“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这是指他们的近期目标；四是希望他们“长大后做对祖国建设有用的人才”，这是他们的远期目标。在开展“三爱”教育时，要注意全面理解的讲话精神和“三爱”的要求。
其次，“三爱”教育是中共教育部党组为各级各类学校作出的工作部署。中共教育部党组在《关于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教育的意见》中，对开展“三爱”教育活动作了全面的部署。要求充分认识开展“三爱”教育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一系列明确的工作思路，如将“三爱”教育纳入课堂教学中，广泛组织“三爱”主题宣讲活动，以“三爱”教育引领校园文化建设，把“三爱”教育贯穿于社会实践活动中，将“三爱”教育与入学教育结合起来，在不断优化教育评价标准中体现“三爱”教育的要求，以及深入开展“三爱”教育专题研究，切实加强“三爱”教育组织领导，营造“三爱”教育的良好氛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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