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情感教育；课改；美育
初中美术课程是面向全体学生必修的艺术课程,是学校进行美育的主要途径。通过对美术知识和技能的学习,能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发展感知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形成创新精神和技术意识，促进学生个性的形成和全面发展。因此，学习美术对于每个初中学生来说都十分的重要。那么怎样能把美术学好呢？从教学实践中可以看出，情感教育不可忽视。
一、教师方面因素
首先，教师自身要具备丰富的情感。情感教育是建立在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上。一些教育专家对人的素质结构进行了分析，认为情感也是人的素质，并且是最重要的素质，从现实来看，情感在人的事业及发展中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良好稳定的情感是认识活动的动力和调节器。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要分析学生的心理特征，指导学生情感实践，自己必需要有丰富的情感。有专家预测：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教师传统的授业功能将逐渐减弱，而人格培养的功能将加强，这就预示着情感教育在今后的教学中越来越重要。wwW.lw881.com但在实际教学中，许多美术教师的课堂教学仍只注重知识与技能的培养，而忽视了情感教育，原因就是许多美术教师并未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情感教育，也就是所谓的真教育。
陶行之曾说过：“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才能打到心的深处。”由此可见，美术教师要想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你自己首先要具备真实、强烈、深刻、稳定的情感，要有利用美术教学传递情感的能力。
其次，教师在教学时要有情感目标及相关的评价方式。由于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教师要能根据美术学科的冷暖特征及具体的学习内容制定合理的情感目标及评价方式。瑞士著名教育家皮亚杰说：“教师不仅要知道他自己的科学，而且还要精通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发展的细节。”因此，教师在教学时要分析具体的教学内容、了解学生、了解学生的爱好和才能、了解学生的精神世界、了解他们的欢乐和忧愁，再根据这些情况制定相应的情感目标，使学生在学习美术知识和技能时接受情感教育。
再次，教师在教学时要付出情感。美术教学是师生双边互动的教学，师生心与心之间的呼应就像人们在群山之中得到回声一样，教师对着学生心灵的高山呼唤：“我尊重你，理解你，关怀你……”学生便在心灵的深处回应：“我尊重你，理解你，关怀你……”由此可见情感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因此教师在教学时为了调动学生情趣，自己要感情投入，教学时精力充沛，用幽默风趣的语言、生动形象的类比、深入浅出的解释来引导学生学习和探索，激发学生学习美术的兴趣。教师只有付出真实的情感，才能收获真挚的感情，才能在师生之间架起情感的桥梁，以利于情感的沟通。但在初中美术教学中，由于美术学科不是考试科目，许多美术教师常对学科歧视有情绪，上课时不够投入；又加上教师在社会上的角色也日益丰富和多元化，压力也越来越大，如何调节自己的情感，把美术课上好，这也是我们美术教师应该思考的问题。有许多美术教师做得很好，他们在上课时能忘却自己的烦恼，关注自己的课堂，关注自己的学生；能以饱满的激情面对那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使学生在教师的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产生情感激励。
二、学生方面因素
1、通过自我感悟提高美术素养。 美术教学应注重对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在教学中应当遵循审美的规律，多让学生自我感悟艺术作品，引导学生展开想象，进行比较、分析。自我感悟就是要让学生学会按自己的意愿形成适应的情感、情绪，因此教师在教学时不要急于用简单的讲解代替学生的感悟和认识，要让学生自己通过体验、思考、鉴别、判断来努力提高自己的审美情趣。因此，教师在教学时要能放得开，给学生自由学习的空间，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让学生学会学习。
2、改变学习方式，发挥主体作用,树立自信心。 现代的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在新课程改革的内容中增加了“人文性”，强调了学生是发展中的人，是学习的主体，如何在教学中应发挥他们的主体作用？新课标要求学生在美术学习活动中，要改变过去的被动接受的学习方式，让学生主动参与，要让他们通过自主、合作、探究等学习方式去主动学习，并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投入情感，在学习中体验成功的愉悦，锻炼克服困难的意志，从而增强自信心。而自信心的树立是培养学生美术学习情感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它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品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学教育，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法学教育的初创时期；1958年至1976年法学教育的挫折和停滞时期；1977年至1993年法学教育的重建和恢复时期；1994年以来的急速发展时期。
（一）法学教育的初创时期（1949－1957）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当时全国53所高等院校设有法律系，有在校法学本科生7338人。[1]1952－1953年进行"院系调整"，对原有53个法律系进行整合归并，创设四所政法学院，即北京政法学院、西南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和中南政法学院，并在六所综合大学设置法律系，即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东北人民大学法律系、武汉大学法律系、北京大学法律系、复旦大学法律系和西北大学法律系，构成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四院六系"。[2]在一举废除中华民国时期的全部法学教科书之后，代之以从苏联引进的各种法学教材[3]，并聘请苏联专家担任主要科目的授课教师。[4]至1957年才出版了新中国自己的第一套法学教科书。[5]至1957年，全国累计招收法律本科生12569人，毕业法律本科生10856人，当年有在校法律本科生7954人。[6]
（二）法学教育遭受挫折和停滞时期（1958－1976）
1956年开展所谓"整风反右"运动，强调阶级斗争和否定法治的左的思潮泛滥，凡是主张法治和主张法律具有继承性和社会性的法学教师均受到批判并被划为"资产阶级"，导致了中国法学教育的急遽萎缩和衰败。1959年撤销了主管法学教育的司法部。四所政法学院被下放地方，并压缩招生规模。[7]
1964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各政法院系师生被分批编入四清工作团（队）深入农村参加"四清运动"。[8]至1966年5月，"四清运动"升级为""。包括政法学院在内的全部大学停课，称为"停课闹革命"。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被撤销，称为"砸烂公、检、法"[9]。整个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1966年，包括政法学院在内的全部大学停止招生，1968年政法学院和综合大学法律系被撤销，仅保留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两个法律系。中国法学教育出现了长达10之久"停滞期"。[10]
（三）法学教育的恢复时期（1977－1993）
结束，需要重建法律机构和法律体系，恢复法律秩序。首先就是重建在中被撤销的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还要重建50年代被废止的律师制度，急需大批应用型法律人才。国家领导人多次谈及法官不够、检察官不够、警官不够、律师不够。[11]
为了重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恢复律师制度，采取了所谓"专业归队"的应急措施，即将分散在各地各行各业的法律人才调回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或者鼓励其重操律师职业。但据资料显示，1949年至1976年，全国仅毕业法律本科生23618人。[12]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中国建立高度的民主和完备的法制需要50万律师[13]，区区2万多人，即使至结束时都安然健在，且全部"归队"到各律师事务所，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据1983年对全国各级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的干部队伍的统计，属于大专以上学历的占8％；属于高中和中专学历的占33.6％；属于初中学历以下的占58.3％。其中，法律大专以上毕业的占3％；接受过短期法律知识培训的占54％；未接受过法律知识培训的占43％。[14]可见，尽快恢复发展法学教育，加快培养法律人才，是中国在结束后所面临的最重大、最紧迫的课题。[15]
1978年西南政法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等法律系开始招生，当年全国法律专业招生人数共696人。[16]紧接着，北京政法学院、华东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相继重建、开始招生，各综合大学也陆续重建法律系开始招生。至1993年，已有5所政法学院和130个大学法律系，已培养专科、本科、硕士、博士5万多人，有在校生4万人[17]。此外，还有114个成人高等政法院系，已培养成人本科、专科学员10万多人[18]。还有58所中等司法学校，已培养中等法律人才近10万人。[19]基本满足了改革开放后重建法律秩序、法律机构对于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
（四）法学教育的急速发展时期（1994－）
随着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增大，人们对法学教育的认识也在深化。特别在1993年决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之后，国家对法学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新任务，不仅要继续为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部门培养大批高素质的法律人才，而且要为各级政府机关、各类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培养大批高层次、多样化的法律人才。导致中国法学教育的飞速发展。据1998年的统计，全国开设法学专业的普通高校214所，在校生8万余人；另有成人高等政法院校150所，在校生8.6万人；中等法律学校57所，在校生2.2万人。[20]
1998年"高校扩招"，高等教育规模急速扩张，进入所谓"大众化"发展阶段[21]，设置法学本科的普通高校激增，招生规模成倍增长。全国设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1998年为214所，2001年为297所，2004年为269所，2005年增至564所，2006年达到606所。据2005年的统计数据，当年新招法学本科生108779人，法学博士生2305人，法学硕士生22465人；在校法学本科生414309人，法学博士生7520人，法学硕士生57752人；毕业法学本科生76140人，法学博士生1191人，法学硕士生12912人。[22]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的创设。至90年代中期，高等法学教育虽有很大发展，但培养法律人才的数量和类型都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中国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建设法治国家和加入WTO,急需大批高层次的应用型法律人才，有必要开创培养高层次应用型法律人才的新途径。于1994年论证、提出方案，1995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借鉴美国法学院JD教育的成功经验，创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教育。开设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高校，1995年为8所，1997年为13所，1998年为22所，1999年为28所，2003年为49所，2004年增至60所。从1996年开始至2006年，累计招生近50000人，其中已获得学位18102人，现有在校生近30000人。[23]
现今中国已经形成多类型、多层次的法学教育体系，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普通高等法学教育，包括政法学院（大学）和综合性大学法学院，以及财经、理工、农林、医学等单科性大学的法学院、法律系，主要培养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应用型法律人才（法学本科、法律硕士）；少数培养学术型法律人才（法学硕士、法学博士）；第二种类型，是成人高等法律职业教育，包括法律函授、法律夜大、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政法干校等，主要培养法律辅助型人才（法律专科）；第三种类型，是中等法律职业教育，包括29所司法学校和27所司法警官学校，培养中级法律人才。[24]
二、中国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的类型
（一）法学本科教育
新中国建国初期学习苏联的经验，实行"院系调整"，建立四所单科性政法学院，并在六所综合大学设置法律系，即所谓"四院六系"。四所政法学院为四年制本科教育，培养目标是业务型法律人才，即为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培养业务干部，统称为"政法干部"。六所综合性大学的法律系为五年制本科教育，目标是培养理论型法学人才，即为各综合大学、政法学院及法学研究机构培养法学教师和研究人员。
改革开放初期重建法学教育，四所政法学院与大学法律系的本科教育均为四年制，其培养目标相同，均以培养应用型法律人才为目标；而培养学术型法学人才的任务，改由各政法学院和部分大学法律系的研究生教育承担。
80年代至90年代中，各政法学院和大学法律系曾经按照法学"二级学科"[25]设置专业，如法学专业、经济法专业、国际法专业、行政法专业、诉讼法专业等，并相应将法律系拆分为法学系、经济法系、国际法系、行政法系、诉讼法系等。90年代中期在教育主管部门要求之下，各政法学院和大学法律系改为按照"一级学科"设置本科专业，亦即将原先的法学专业、经济法专业、国际法专业等合并为一个专业：法学专业。
法学本科教育的对象，是经国家统一高考合格的高级中学毕业生，统一实行4年学制。法学本科教育的课程设置，分为五类课程：第一类为公共必修课；第二类为专业基础必修课；第三类为专业选修课；第四类为实践教学必修课；第五类为综合素质选修课。其中，公共必修课、专业基础必修课和实践教学必修课，由教育主管部门统一规定科目，学校和学生均无选择、变更余地。专业选修课和综合素质选修课，由各校根据自己的师资、教学条件开设，学生自由选修，达到所要求学分即可。[26]
法学本科学生，在四年期间完成教学计划的各项要求，经审核准予毕业，其课程学习和毕业论文的成绩表明，确已较好地掌握法学学科的基本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并且有从事法学研究工作或担负法律实务工作的初步能力的，授予法学学士学位。[27]
（二）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JM），属于特定法律职业背景的专业学位。[28]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按法学"一级学科"设置，不做细致的专业分类。[29]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为法律职业部门培养高层次的复合型、实务型法律人才。要求掌握法学基本原理，掌握从事法律职业所要求的法律知识、法律术语、思维习惯、法律方法和职业技术；能综合运用法律和其他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法律职业实务工作的能力，达到有关部门相应的任职要求；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语，能阅读专业外语资料。[30]超级秘书网
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招生对象，是通过全国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统一考试，并经培养单位复试录取的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或本科同等学力）的非法学专业的毕业生。[31]采用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学习方式。全日制学习的学制为三年；非全日制学习的学制不超过四年。以课程教学为主，重视和加强案例教学。采取灵活多样的实践形式，着重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培养。研究生毕业并获得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总学分不得低于75学分。采取灵活考核办法，着重考查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理论和知识，发现、分析、判断和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能力和方法。
【关键词】新媒体；西部教育；舆论；效果
“舆论是社会或社会群体中对近期发生的、为人们普遍关心的某一争议的社会问题的共同意见”，“是某种公共性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的公开表露”。[1]由此推之，教育舆论就是社会或社会群体中对近期发生的、为人们普遍关心的某一争议的教育问题的共同意见，是某种公共性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思潮的公开表露。[2]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的重点分布区，我国70%以上的少数民族人口均在西部生活和居住。半个多世纪以来，西部教育的整体环境得到改善，教育水平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受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环境等客观条件的制约，教育发展和改革相对滞后，加上国家对西部教育投入有限、对教育政策的贯彻落实并不十分理想，优质教育资源短缺，致使民众对“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期望值与现实有极大落差。
新媒体时代，数字报刊、BBS、QQ、博客、维客、播客、微博、手机短信等以其自由开放的强劲优势，迅速赢得人们的青睐，人们利用新媒体传播及时、交互、快捷等优势，打破了民族地区由恶劣自然环境所导致的交通和地域上的阻隔。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们把通过正常渠道无法解决的诸如教育公平、异地高考、高招中有关加分、保送、自主招生等教育问题在新媒体平台上迅速放大，教育舆论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围绕西部教育的政策、事件、现象和问题更加突出，矛盾更加剧烈。西部教育不只是教育自身情况单一层面的反映，还涉及西部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的政治问题。在新媒体传播格局下，探究西部教育舆论引导方法，从本质上提升西部教育舆论引导效果，对维护我国民族团结，推动民主化进程，促进科学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关注西部教育舆情动态，增强教育舆论引导的预见性
舆情形成在先，与此相对应的舆论形成在后。[3]在新媒体环境下，舆情和舆论尽管有着明显区别，却仍有难以分割的紧密联系。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再次推动了中国教育的改革浪潮。纲要决策过程中把公众意见的吸纳放在了重要的战略高度，成为我国教育政策关注教育舆情的典范和教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教育舆情成为研究教育舆论的重要前提[4]，因此要对西部教育舆论有全面清晰的认识，就必须熟悉和洞察西部的教育舆情，掌控和把握全局，增强教育舆论引导的预见性。
“教育舆情”，指一段时期内人民群众最关心、议论得最多的关于教育方面（教育行业、教育机构、教育制度、教育改革、教育事件）的问题，所发表的自己的观点、看法等思想、情绪、态度的总和，是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对教育方面的群体性思想、意见和建议的具体反映。[5]相对于我国教育较为发达的中部和东部而言，西部涉及的省份较多，且各个省份、各个区域的教育舆情有相同的情况，也有其各自的特殊性。要获得准确的教育舆情动态，首先要在立足于西部各省省情的基础之上，从实际出发，与不同区位、不同民族的家长、学生、教育行政人员、政府的教育发言人及相关的教育从业人员建立持久联系，多角度认知民众在教育方面不同的期许及表达的话语，并对教育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调研，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获取教育舆情第一手资料。其次，要全面关注在突飞猛进的计算机技术支撑下的西部各省教育舆情监控动态，如教育舆情信息采集、加工、分析处理和检索情况；了解互联网新近发生或出现的教育领域新闻事件、教育现象、网民最直接的看法和观点；利用新媒体优势搭建顺畅的教育舆情引导通道，即时真实信息、澄清事实，对于错误的、不实的或别有用心的言论加以驳斥，有效化解教育危机和教育矛盾；迅速占领教育舆情高地，把握教育舆情流动方向，制止不良教育舆情的传播，增强教育舆论引导的预见性，形成良好的教育生态，为科学有效的舆论引导服务。
二、了解西部少数民族文化，增强舆论引导的科学性
论文摘要: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地域分布、管理体制、教育形式和水平层次诸方面形成了宏观性教育结构体系,在教材建设、理论研究和适应社会需求方面也取得成效。但怎样根据培养人才的智能结构来确定图书馆学教育中的核心学科层次,提高教师素质办出本专业特色,充分发挥学生个性,培养其创造能力等,均为今后需加以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我国结束,迎来科学的春天,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并取得辉煌成就的二十年。其间,随着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图书馆学教育也在这一阶段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征:
1宏观性教育结构体系形成
1.1全日制专业教育呈分布广、多层次格局。1978年以前,我国图书馆学教育专业仅有北大图书馆学系和武大图书馆学系两个办学点,1978年恢复高校统一招生后,图书馆学办学点迅速增加,并很快步入图书情报一体化,全国各省市55所普通高校的大专、本科图书馆学系大部分更名为图书情报学院、系或文献信息管理、文献情报科学院、系。据有关资料统计,截止八十年代后期,我国全日制图书情报学专业共有本科教学点37个、大专点18个、中专点23个。从四类不同的管理体制结构看,其中分别隶属国家教委(教育部)的教育点有25个;中央部、委、院的教育点12个;省、市教委(教育厅、局)31个;省、市文化厅、局的教育点10个。另外,在台湾地区则有台湾大学、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淡江大学、世界新闻学院等共5个系开设了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
1978年,中央做出恢复研究生教育的决定,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和南京大学图书馆率先招收了建国后首届“目录学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其后,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相继开始招收研究生。1981年1月,国家正式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同年11月,北大和武大最早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建立了图书馆学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七次学位授权审核,至90年代末,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教育,已有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3个图书馆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点;同时在北京大学(与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国防科技信息中心联办)、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联办)设立情报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点;还有在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系、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南开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南京大学文献情报科学系等单位设立的13个图书馆学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18个情报学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南京大学文献情报系还招收双学位学生。据统计,自1981至1998年的十八年内,我国已培养出图书馆学情报学硕士生1,465名、博士生43名,他们大都成为业内骨干力量或学科带头人。
1.2成人在职业余教育发展迅速,形式多样,效果显著。我国图书馆学成人教育从80年代初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发展起来,80年代中期达到高潮,90年代进入稳步发展时期。据统计,全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成人教育点共50个,其中分别隶属国家教委(教育部)的教育点有15个;中央部、委、院的教育点9个;省、市教委(教育厅、局)的教育点17个;省、市文化厅、局的教育点9个。
图书馆学成人教育的形式有:进修班、训练班、研讨班、专业证书班、研究生班、函授教育、职工业余大学、夜大学、广播电视大学、成人自学考试。这些不同方式均是对正规图书馆学教育的有力补充。
图书馆学函授教育分为高等函授教育和中等函授教育两种,这是对图书馆在职干部进行不同层次和多种规格学历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高等函授教育的学制有大学三年制专科和再续修二年毕业的五年制本科。学员在修完各种规定课程,经考试合格后可取得大专或大学本科毕业证书,成绩优秀者可授予学士学位,全国共有三十多所大学开设了这样的函授班。与此类同,中等函授教育是培养图书馆在职人员中等专业水平的一种教育形式,学习期限一般是二至三年。学习期满经过考试合格者可获得图书馆学中专毕业证书。如山西、辽宁、吉林、浙江、四川、山东等省都兴办了图书馆业务函授学校,为本省各级图书馆和情报部门培养了大批初级专门人才。
图书馆职工业余大学和夜大学是国家承认大专学历的图书馆学职业教育学校,学制一般为三年,学员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如北京图书馆职工业余大学、北京大学图书情报系夜大学、黑龙江大学图书情报学系夜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夜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等三十余所学校。南师大图书馆学专修科自1981年成立以来,十余年间为社会培养了860名大专层次的图书情报专业人员。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设的图书馆学专业,更是一种量大面广开放式的教育形式,方法是经全国统一考试录取,学习三年,考试合格后发毕业证书,该专业首届就招生2万人。图书馆学专业自学考试主要依靠自学,按正规高校课程标准考试,考生报考的每一门课程,成绩达到相应学历单科知识水平者,发给单科合格证书,累积单科合格证书达到规定的本科要求时,发给本科毕业证书。1985年湖南省率先开办该形式教育,全国各省也随之相继开办。
专业证书班的功能有二:一是帮助不具备规定学历的工作人员申请职称;二是使非图书馆专业人员能较快适应和胜任本职工作。如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自1993年以来,与有关部门合作,连年举办全省中小学图书馆学专业证书班,已有千余名学员结业。
2教材建设与理论研究相辅相成
2.1教材建设系统配套。从建国后至结束的近三十年内,我国公开出版的图书馆学专业教材寥寥无几。自1978年国家教育部在武汉召开全国高等教育学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后,图书情报专业列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1985~1990年)的有60多种。另有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和全国各高等院校自编的教材和教学资料。这些教材和教学资料有着较鲜明的特点:首先,教材在学科方面齐全并形成系列,有图书馆学系列、情报学系列、文献学系列、图书情报自动化系列等。其次,教材编写层次分明,教材品种配套齐备。既编写了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教材,也出版了电大、自学考试用的系列教材。大部分课程编出了教科书、教学指导书、教学参考书及教学大纲等配套品种。第三,教材形式多种多样,不仅有教育部的选编教材,也有非选编教材;有翻译国外的教材,还有声像教材。总而言之,随着教材数量的增加,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如《图书馆学基础》、《目录学概论》、《中文工具书使用法》、《科技文献检索》等被评为1988年国家教委优秀教材。
2.2理论研究成果显著。据笔者统计,民国时期我国正式发表的图书馆方面的文章约有一千篇左右,其中有关图书馆学教育的文章约10篇左右,且多在30年表。建国后,从1950~1959年间全国共发表图书馆学教育文章24篇,内容虽涉及教学法、教材与课程设置诸方面,但学术水平含量不高,多为工作总结和体会,同时还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浓厚的政治色彩,如批判图书馆学教育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教学内容要与政治运动相结合等。及至前,图书馆学教育理论研究仍以工作总结为主,并无质量上的提高。时期,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基本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态,其原因不言而喻。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研究开始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仅1978~1979年一年间就8篇,数量虽不算多,但内容涉及比较广泛,其中有四篇是介绍国外图书馆学教育的,可看出已不再是建国初期十七年的那种经验总结式或机构简介式的文章,而是在方式方法上开始着眼从理论上探讨或引进国内外图书馆学教育理论,并注意介绍一些对于国内图书馆界来说还很陌生的国外图书馆情报学教育的情况。进入8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研究出现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繁荣局面。如1980年一年发表的论文就高达30篇,相当于1950~1977年27年间所总数的80%,内容方面也更加全面。80年代的论文不仅数量增多,质量也有了大幅提高。如桑健的“国内外图书馆学教育述评”;黄宗高、张琪玉合写的“图书馆教育的回顾与展望”;李纪有的“国内图书馆学教育简论”等文章均为最高水准的学术性论文,从理论的高度并结合实际对我国的图书馆学教育进行总结与反思,回顾与展望,无疑对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理论探讨与工作实践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启示和提高作用。应该说,八、九十年代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研究从总体上看处于蓬勃发展的良好状况,但不足之处也较为显见,主要是研究集中在宏观层面上,而对于教学法、教材、课程设置等微观方面重视不够。其原因是:①宏观研究群体包括了教学人员和广大馆员,而微观研究则需要有教学实践经验的教师才能进行,前者人数远远超过后者。②对教学质量重视不够,热衷于表面上泛泛地、粗线条地谈论图书馆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却没有真正从实践出发。③专业教师素质偏低,有较强能力从事教学研究的教师人数太少。3网络环境下发生的深刻变化
进入90年代,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热潮中,图书馆学教育的生存发展空间亦随之发生变化。1994年以来,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互联网并实现了国际联网和国内互联,如中国科技网已实现了百所联网;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已覆盖了31个省市;中国金桥信息网已在24个省市建成了70多个站点;中国教育科研网到1997年9月已有我国大陆70个城市270多个接入网络。大势所趋之下,以往传统的文献信息机构——图书馆、情报所、档案馆等部门,均以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实现其信息化来替代以手工为主的服务方式。在这种新的电子信息网络与图书馆自动化发展环境之下,图书馆的作用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即继续完成保存文化、传播知识的使命;提供网络利用的场所和网络利用的指导与培训;担当信息转接中心,为网络文献编目标引;自建数据库,信息重组和电子出版;设计信息系统;参与网络协议、标准的制定。为此,进入90年代中后期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界已认识到:必须根据这些变化,把图书馆作用的新变化补充进教材,把计算机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应用列入课程体系。
420年图书馆学教育历程的启示与思考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值我国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期,计算机、多媒体与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人才竞争机制的形成,是这一时期社会的两大特点。应该说,图书馆学教育顺应历史潮流在这二十年里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给人们留下诸多经验、教训、启示与思考。例如,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是不是单凭增加计算机、多媒体与网络技术课程和经济学、管理学等课程,并将其列入核心课程,就算是在教育改革中取得成功?它如何在人才市场中占有相应的份额?它凭什么在专业教育中立足并给予受教育者什么样的信息结构?对此:学术界比较趋向一致的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4.1注重学科建设,促进学术水平与教育质量的同步提高。学科建设集中反映了图书馆学教育的水平和层次,其成效主要体现在科学研究的成果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上,唯此才能谈得上跻身于世界一流的图书馆学教育行列,而其中重要的一环是必须抓好学位点建设。学位点既是学科建设的产物,又是推动学科发展的主要动力。搞好学位授权点的建设,可获得一举两得的效果,即培养高水平人才和产出高水平成果。高水平的学位点能承担重大的科研课题,研究生正是在科学前沿探索和在参加科研课题的活动中得到培养和增长才干的。因而搞好学位授权点的工作和学科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至90年代末,我国图书馆学已有3个博士学位点和13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布局基本合理。因而图书馆学教育不应当追求外延和规模的扩大、也不应当把注意力放在争取上博士点和硕士点方面,而应当将教育思路从根本上转到注重学科建设、重视提高质量、走内涵发展的轨道上来。
4.2加强专业核心课程的建设。90年代末,学术界在图书馆学教育方面形成一个普遍共识是,专业教育应当顺应时代潮流——以现代信息技术为重点、管理知识为衬托、广博的科学文化与语言工具为基础、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图书馆业务知识为核心、专科领域图书馆为发展方向,从而努力办出其专业上的特色。专业教育核心课程可视为培养专业人才必备的核心学科层次的知识智能,即所谓培养人才必备的信息结构。核心课程是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在大学教育中的立足之本,也即专业教育学科定位的根本所在,它们构成专业主修课的主干课程,应是其他专业教育无法开设的课程。在经国家教委(教育部)批准确立的12门核心课程中,其内容应随着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和社会需求的发展而发展。比如,《图书馆学概论》应添加进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图书馆的内容;《目录学》可考虑写进网络信息的目录控制内容;《文献编目》则应淡化手工操作内容,强化计算机编目原理、方法和技术内容;设置连续出版物和机读文档编目为课程重点,并增加网络信息编目内容,突出“规范档”、元数据的原理编制及使用方法等等。
4.3努力提高师资水平,这是确保图书馆学教育质量的根源。正如我国科学界老前辈钱伟长先生所说:“大学教育的过程,就是要把一个需要教师帮助才能获得知识的人,培养成在他毕业后,不需要老师也能独立获得知识。有了这样的能力,将来干什么,他就能学什么,才有可能避免知识老化问题。”具体而言,一个图书馆学教育专业的教师,如果他不能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改革教学技能方法,不注意运用案例教学法、问题教学法、研究性学习与教学法等改革传统教学方法,把创造学原理方法融入课程教学之中,发展学生个性,培养学生创造能力的话,学生是不能从他那里得到帮助的。因此,教师的学术水平和素质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培养质量。据统计,在二十年来图书馆学教育领域的核心作者中,发表文章超过三篇的仅有16位作者,他们共发表73篇论文,占图书馆学教育387篇论文的18.86%。若按文献分布定律来分析,核心作者的成果应占该领域成果总和的50%,这说明研究力量相对薄弱。再从这16位作者的本职工作来分析,其中从事图书馆学情报学教学工作的约占79%,这说明他们不仅是图书馆学教育的实践者,也是理论研究者和学科带头人,而且集中在北大、武大、华中师大等图书情报教学单位。另外,从整体上看,虽有近三百人的理论研究队伍,但研究的范围不够全面,特别是在教材建设、课程设置及如何适应社会需求方面不够广泛深入,这也是影响图书馆学教育健康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
参考文献:
1李嘉琳.建国以来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理论与实践述评.图书馆,1992(5)
2彭斐章.新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回眸与思考.图书情报知识,1999(4)
关键词：三十年代；音乐期刊；音乐教育概论
自以后，音乐教育是音乐界非常关注的话题，而大部分文章都集中在三十年代的期刊中，总共约有90篇文章与其相关。而与音乐教育概论相关的文章多刊登在《音乐教育》以及《乐艺》中。这些杂志多数是由教育机构和主管教育的政府部门创办，文章的作者也多为各个层面的音乐教师，因而对这一话题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音乐教育成为学校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也正是得以关注的重点所在。
音乐教育概论内容的文章在整个音乐教育问题的文章中数量最少，仅有9篇。这些文章有的高谈音乐教育在现代中国中的意义，有的系统地研究学校音乐教育的方法论，都从理论层面进行概括性的论述。它们主要刊登在《音乐教育》和《广州音乐》几份杂志中，登载的范围不大。
一、音乐教育的现实意义
音乐教育的重要性在音乐文化发达的国家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它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中国人事如何看待音乐教育的呢？
中国人对音乐教育的认识一直是带有较多功利性目的的。在20年代的文章中表露无遗。而30年代，人们对音乐教育的认识不再过于狭隘，但依然比较功利。李世俊于1934年在《音乐教育》上发表的《音乐科在小学教育上的重要点》文章中，将音乐教育的功能分为了两个方面：一是生理方面，音乐可以帮助儿童消化，促进儿童血液流通，训练儿童神经等；二是心理方面，音乐能消除儿童不良习惯，激发儿童情绪，训练儿童秩序。他夸大了音乐教育的功能。而这种认识在当时的国人心中是较普遍的，它与当时传统的强身健体、富国强兵的社会思想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与上述观念相反，外国人对其意义的认识要更为单纯。仅以日本为例，《音乐教育》中连载的青柳善吾的著作《音乐教育论》，著作的第一章“学校教育的音乐的意义”中谈到，音乐既能使人娱乐，又能“教训人生”，这是音乐教育的使命，简而言之就是“美育”。他对音乐本质的认识是：“在音乐感情的非人格的形式之内，充满了我们自身生命的具象情绪的种种的相。这，只有音乐，能够把这最可尊的东西表现出来。”①西方很多国家也是如此，他们更注重的是情操的培养。西方国家对音乐教育意义的认识无疑还原了音乐与音乐教育的本质，中国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的确充满了功利色彩，这与我国当时的国情也是息息相关的。可以说，音乐教育在中国这段特殊时期不具备发挥单纯美育意义的社会环境，它已经成为人民软性反抗的一种手段。
二、音乐教育方法论的初步研究
由于我国音乐教育起步较晚，教育水平与理论水平都很低迷，能够从方法论层面阐释音乐教育的人还不多，因此，《音乐教育》上发表的有关方法论的文章基本都来自国外的论著，由中国人写的这类的文章非常少。日本青柳善吾的著作《音乐教育论》②是一部完整的理论性著作，《音乐教育》将整本书分5期刊登出来。这部书从目的论、教材、方法论三方面讲述了学校音乐教育的意义和具体的教学大纲，是一部十分系统的音乐教学指导教科书。其中在第三编“方法论”中，从唱歌指导、基本练习、发声指导、唱歌指导、鉴赏指导、作曲指导、乐器指导7个方面加以总结，是我国音乐教育界一份极好的参考资料。
在这一时期，我国产生了一本由邹敏、铁明编写的教育专著《音乐教育心理学》，这大概是我国20世纪较早的一部有关音乐教育心理学的书。该书在《音乐教育》第5卷中完整地刊登出来。这本《音乐教育心理学》③主要讲述音乐心理学在音乐教育中的运用。先讲述音乐心理学本身，从听觉的训练、节奏的感觉、儿童对音乐的兴趣、欣赏音乐的基础等7个方面谈论，其次讲授心理学的学习。这种研究教育心理学的论著在当时是极为少见的。
三、儿童音乐教育的重要性
中国的学校音乐教育主要集中在中小学校中，因此凸显出儿童音乐教育的重要。人们普遍从陶冶性情的角度提倡儿童音乐教育，并且为如何开展这项教育发表意见。周淑安，声乐家，她不仅热衷于儿童歌曲创作，同时也热衷于儿童音乐教育，她在《儿童与音乐》④一文中，通过列举世界上多位音乐大师在儿童时学习音乐的经历，来说明儿童音乐教育的重要性。之后她为儿童音乐教育提出了5点改良办法，主要有：在公共场所多奏上等音乐；竭力训练师资；各学校家庭应该购置留声机；多作儿童适用的歌乐谱；提倡儿童音乐大会及音乐比赛。曾葆的《低年级儿童的音乐教育》⑤、石真的《谈儿童音乐》⑥也是如此。石真的《谈儿童音乐》提出了音乐教育中应该实行的两个积极措施，一个是儿童歌曲的创作，另一个是儿童音乐的实施，包括在公众场合、在家庭、以及在学校中都应该开展起来。文章也提出了社会中已经存在的两个消极现象，一个是电台经常播出一些靡靡之音，另一个是音乐教师水平不高，这些都直接影响了音乐教育的环境和水平。
从这些意见中我们可以了解到，30年代中国的儿童音乐教育整体还处于非常低的水平，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学校环境都没有对音乐教育引起足够的思想重视，更缺乏配套的设施予以实施，音乐教育还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它的开展还有待于极大地提高。这一时期正是音乐教育发展的初期，许多东西需要摸索以及借鉴。正是这一批活跃于音乐教育界的人士不断为音乐教育的发展输入新鲜的血液，音乐教育才得以今天蓬勃发展的局面。
参考文献：
[1]青柳善吾著、易之译述.音乐教育论.【J】【北京】.音乐教育.1934一1935.
[2]邹敏、铁明.音乐教育心理学.【J】【北京】.音乐教育.1937.
[3]胡周淑安.儿童与音乐.【J】【上海】.乐艺.1930.
[4]曾葆.低年级儿童的音乐教育.【J】【北京】.音乐教育.1937.
[5]石真.谈儿童音乐.【J】【北京】.音乐教育.1937.
注 释：
①青柳善吾著、易之译述.音乐教育论.【J】【北京】.音乐教育.1934一1935.
②青柳善吾著、易之译述.音乐教育论.【J】【北京】.音乐教育.1934一1935.
③邹敏、铁明.音乐教育心理学.【J】【北京】.音乐教育.1937.
④胡周淑安.儿童与音乐.【J】【上海】.乐艺.1930.
关键词 全纳教育 社会文化 本土化
分类号G760
1 前言
全纳教育（Inclusive Education）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全球特殊教育领域讨论最热烈的议题，并引导特殊教育实践的方向。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西班牙召开的世界特殊教育会议上各国达成的《萨拉曼卡宣言》中确定了全纳教育的基本理念与原则：每一个儿童都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每一个儿童都有独一无二的个人特点、兴趣、能力和学习需要；有特殊教育需要者必须有机会进入普通学校……实施此种全纳性方针的普通学校，是反对歧视、创造欢迎残疾人的社区、建立全纳型社会和实现人人受教育的最有效途径。这些全纳教育的论断充满了绝对主义的语言，用“每一个”、“必须”、“都有”等完美主义的陈述表达极端平等主义的道德诉求。
全纳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理想不仅彻底改变了特殊教育的观念与发展模式，而且赋予普通教育以崭新的内容，对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方向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全纳教育不仅仅是特殊教育的事情，它要求整个教育体制的变革以应对所有学生多元的学习特征与需求，是面向所有学生的。全纳教育与全民教育的思想相合，公平与多元是其核心价值，参与和合作是其基本原则，它反对传统的牺牲大多数能力一般或较差学生的发展需求、只注重极少数优秀学生发展的精英主义教育模式。
全纳教育也远远超出残疾的范围。它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即通过全纳教育建构一个全纳的社会。全纳教育因此不是某个人的事情，而是与社会上所有的公民相关的事情，是挑战不公正与歧视的利器，与各国社会文明发展水平、人权保护、以及社会公平与正义目标的实现紧密相关。它需要全社会以及社会中各种机构与体制进行相应的调整，包括教育机构与体制；社会中现存的与隔绝、歧视相关的价值观、政策等都需要进行相应的变革。
2 全纳教育理论的社会文化特性
特殊教育理论是建立在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之上的，当某一社会对“残疾”、平等等观念发生变化时，特殊教育的基本理论与教育形式也会随之变化。因此，一方面，全纳的理念与目标成为一个全球讨论的热门议题，它以追求社会公平与平等等普世性价值观为基础，为各个国家制定全纳的教育目标、政策提供了依据与动力。即使在最为贫穷、资源缺乏的国家，全纳教育也至少成为使更多处境不利儿童享有学校教育机会的政治宣示或者现实举措。另一方面，各民族或国家具有独特的社会文化体系，对全纳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有着独特的影响，使全纳教育在各个国家的本土化成为可能。社会文化特性是指各个国家或者地区所独有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结构、历史传统、文化特质等特征_2’；回顾全纳教育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其社会文化特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
2.1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视野来看全纳教育
全纳教育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之上的，有着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基础。社会公正、权利平等的理想是一个逐渐实现的过程。从人类追求公正、平等的过程来看，与其说是“天赋人权”，倒不如说是社会各阶层、相关群体自己抗争与争取的过程。例如，尽管美国自开国之初便在其宪法里确定了人人平等的原则与公民的自由与民主等基本权利，这些理想与实践却总存在着矛盾，平等的理想与隔离的现实不断挑起社会矛盾与冲突。平等只局限于白人，黑奴与其他族裔移民备受歧视，以至于在公众场所、交通工具及学校内都是黑人白人分开；而华人也不得在路上挑担子或拥有物业；加利弗里亚州更一度立法不准华人子女人读普通学校等。这些不平等的做法通过民权运动、其他相关团体的游说、法律诉讼、公众舆论等社会运动方才逐步得到克服与改善。全纳教育直接起源于美国1950年代以来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更远则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法国启蒙运动等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对个人平等、自由、多元选择等的追求的一系列社会运动。正是这些社会运动孕育了西方所谓以个人自由、社会平等为价值目标的社会文化基础，也为有特殊需要的人士平等、有尊严地参与社会生活以及新的特殊教育理念的诞生提供了动力，使传统的对残疾人进行隔离式的教育与服务受到公开的怀疑与挑战，并导致全纳教育的诞生。
2.2从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变迁的角度来看全纳教育
如果说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美国1950年代以来的民权运动等西方对平等、自由的追求的一系列社会运动奠定了全纳教育的社会文化基础，建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则孕育了全纳教育的哲学理论基础。西方的特殊教育实践经历了隔离式特殊教育体制（特殊学校与特殊班）、回归主流、全纳教育等阶段。不同阶段的变迁紧扣西方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科学与人文、客观与主观主义、实证与建构（解释）主义之间的对立与转换的脉搏。建构主义对于社会科学的发展有着深刻影响，且与后现代主义哲学范式相互交织；共同为特殊教育提供了宏观的认识论范式基础。全纳的核心价值观念就是平等、个别差异、多元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崇尚的基本价值观。带有浓重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全纳教育理论在特殊教育领域成功地成为垄断式话语，顺利地成为各国特殊教育政策制定、实施的依据与动力。
西方全纳教育的发展也是特殊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产物，是特殊教育发展共同规律。西方在如何对待残疾人士的问题上经历了从杀戮到遗弃、忽视、怜悯与过度保护，发展到逐渐接纳，到尽最大程度地促使残疾人全纳进主流社会的发展过程。在西方，特殊儿童首先从完全被拒绝的环境进入到寄宿制学校，然后到特殊学校和特殊班，20世纪70年代以后则普遍到资源教室接受教育并逐步实现回归主流，进而发展到更为彻底的全纳教育。这种变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遵循着渐进式的原则，从拒绝到接受与安置、从隔离到回归主流、从普通与特殊教育双轨制到整合的教育安置体系，并逐渐走向全纳，每一个环节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对前一运动的继承和批判的基础上的。
可见，西方全纳教育理论的生成与发展，是西方特有的社会文化土壤里结出特殊教育理论的果实，也是西方社会民主、自由等所谓普世性价值观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化。同时，这一过程与西方社会理论范式的发展与变迁一脉相承，也是特殊教育发展规律的自然表现。显然，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模式必须建立在我国特有的国情与文化传统之上，并体现社会主义的政治与教育理念，对西方的文化传统、教育哲学等应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不能照搬。我们应该结合国际特殊教育发展的趋势，尤其是全纳教育模式的发展经验与教训，对我国特殊教育模式进行思考，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全纳教育理论与实践模式。
3 全纳教育理论的本土化诉求
3.1西方全纳教育研究缺乏历史文化的视野
近年来，西方关于全纳教育的争鸣对于推动全纳教育在各国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各国特殊教育工作者开展全纳教育实践提供了具体指导，为特殊教育专业人员的培养提供了坚实的知识与技能培训的基础。但是，学术界从来就缺乏对于全纳教育与社会特别是社会科学发展关系的系统研究，更缺乏对于全纳教育哲学理论基础的深入探讨。总的来看，围绕着全纳教育的发展进行研究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特殊教育最主要的焦点。西方关于全纳教育的研究与成果发表主要集中于两个层面：第一是对于全纳教育理论的系统介绍与总结。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对于全纳教育的基本概念体系、发展沿革、专门术语及其定义、不同的思想观点与争论、以及政策层面的鼓吹与游说等方面进行系统的论述与概活。特别强调的是，这些研究中充斥着热情的语言与华丽的修辞，以人权与社会公平等理念为出发点，旨在推动全纳教育的发展与深化。第二是操作与技术层面，关注的是通过全纳教育的理论指导教育各类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改进其学习的效率与生活的质量；强调通过学校重组、变革以及课堂的教学调整，改善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学习与学校参与的质量与水平，并建立良好的家校合作及社会支持系统。
在诸多全纳教育的论著中，对于哲学基础的论述仅仅简单停留在人权、多元、平等、个性自由等西方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价值观基础的描述与鼓吹的层面，极少有从人类社会思想与理论发展、社会科学范式发展与变迁的角度对全纳教育的基本概念框架与假定进行哲学反思与探索的，因此，特殊教育理论的匮乏几乎是全球性的。理想主义思潮下的全纳教育充满修辞的夸张，占领了伦理与美好道德的制高点。与其说是一个准确的教育学术语，倒不如说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的教育理想与完美的价值追求；与其说是一种系统的教育理论或思潮，不如说是一种崇高的、乌托邦式的道德追求。
全纳教育的理论仅停留在表层，无论是系统化还是深入的程度都不够，全纳教育的本质及历史文化特性没有得到深入探讨，更缺乏“扎根”于不同文化背景与教育体制的基础上对全纳教育进行具有本土化特征的理论生成与发展。特殊教育的实践长期以来有着注重心理学、行为技术、以及科学实证研究法应用的传统，新的范式的接受与应用总是慢半拍；建构主义以及其它相关的理论与范式如后现代主义思想只是近来才成为特殊教育领域讨论的话题。这些都可能导致具有强烈西方理想主义色彩的全纳教育理论与话语体系在全球特殊教育领域成功地成为垄断式话语，违背了全纳教育提倡的平等与多元的理想，也不符合各国特殊教育发展的需要。关于中文的全纳教育研究，也多以介绍西方理论、实践以及扩展全纳教育项目为主。各类用于培训的材料较多，但外国名词与理论介绍多，本土化的理论探索与生成少；游说与动员式的论述多，深入的反思与批判少；关于各类人员态度与观念的调查多，课堂教学改革少；结合各地特有文化特点的分析也不多见。
3.2我国全纳教育的发展需要本土化理论
从全球范围来看，全纳教育仍然处于摸索、发展阶段，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人们文化对于全纳教育的定义、目标、实施途径、及其结果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尽管很多国家都致力于发展全纳教育，但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现了高质量的、有效的全纳教育，即使在首先倡导全纳教育的美国，全纳教育的效果仍然是值得怀疑的，并不能提供满意的或适当的效果。没有一个国家的做法能够为其它国家发展全纳教育提供一个标准的蓝本或范例，各个国家需要根据本国的国情探索适合自己的全纳教育模式。
中国的特殊教育发展需要中国的特殊教育理论，需要中国特殊教育工作者自己的努力与实践去探索，去发展。朴永馨（1998）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外国可以为解决中国几百万残疾儿童教育准备好现成的药方，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模式必须建立在我国特有的国情与文化传统之上，对西方的文化传统、教育哲学等应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从本质上来看，全纳教育在中国的发展缺少其生成的文化土壤，它是从西方嫁接到我国的一个文化概念。我国并没有如西方那样的全纳教育发展的社会文化土壤，全纳教育背后的平等、个性自由、多元等西方哲学观念在我国没有或很少得到强调。目前关于中文的全纳教育研究，也多以介绍西方理论、实践以及扩展全纳教育项目为主。各类用于培训的材料较多，但外国名词与理论介绍多，本土化的理论探索与生成少；游说与动员式的论述多，深入的反思与批判少；关于各类人员态度与观念的调查多，课堂教学改革少；结合各地特有文化特点的分析也不多见。
因此，全纳教育在我国缺失其生成的文化和哲学基础，这也是目前国内学者对全纳的理解存在着各种争论的重要原因。全纳教育并非我国本土文化的自然生成，它是对西方理论与中国国情之间的嫁接、冲撞与融汇，是基于文化嫁接之上的再生成。这种再生成需要“扎根”于中国特有的文化生成与演进的环境，通过对传统的扬弃、对其他优秀文化成果的吸纳，在特定的时代与地域中以“自发的”、“内在的”方式生成具有本土化特征的全纳教育理论。
4 全纳教育理论的本土化需要研究什么
从本质上讲，特殊教育不仅是一门具有较强实践性的多学科，更是一门理论缺乏，且需要理论建设的学科。特殊教育理论的缺乏需要更多的探索和创新，对全纳教育的理论基础与本质特征进行理性的批判性的分析尤为重要。这种分析有助于厘清全纳教育的本质，确定全纳的历史文化特性，探索适合我国教育实际的特殊教育服务模式，促进教育公平与全民教育目标的实现。从研究的角度出发，全纳教育理论本土化建构至少需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4.1从社会科学理论与范式角度对全纳教育进行哲学思考，奠定全纳教育的理论基础
社会科学理论与范式涵盖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等多方面理论以及隐含在这些理论背后最基本的信念与假设。社会科学理论是指对社会现象各方面进行解释、预测并影响社会生活与实践的一系列命题或者假设。例如，政治学或者经济学理论就是对现实政治与经济生活系统解释的不同层次的命题与假设体系。社会科学范式是对于知识、社会、认识世界的能力和理由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假设或基点，它奠定或引导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决定研究的问题、方法。因此，“范式”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面表现出来，分别回答事物存在的真实性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方法论体系的问题，协调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行为方式。从宏观层面来看，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基本研究范式。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与转换导致特殊教育从“心理一医学”向社会、教育模式的变迁，并为全纳教育提供了宏观的认识论范式基础。以人本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就是全纳教育最基本的哲学基础。从微观层面来说，社会分层、社会冲突、社会学习、社会批判、文化复制、文化演化、生态理论等不同的社会理论与不同学科的理论则直接为全纳教育的研究提供不同的理论视野或研究主题。
因此，全纳教育的理论建设需要跳出特殊教育狭窄的领域和范畴，需要从人类社会思想与理论发展、社会科学范式发展与变迁的角度对全纳教育的基本概念框架与假定进行哲学反恩与探索。从人类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范式变迁的宏大背景出发，厘清特殊教育这一具体的学科领域背后所秉持的哲学范式、概念框架、价值理念、方法论与实践模式的变化趋势[7]。
这有别于多数现有论着仅仅立足于人权、多元、社会公平正义等空洞的社会价值观念论述全纳教育的状况，有利于确立特殊教育的学科与方法论基础；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全纳教育发展与西方社会思潮与范式变迁之间的关系。
4.2从社会文化的宏观视野分析全纳教育的本质特征
全纳教育具有强烈的社会文化特性。特定的社会、文化、经济等各种要素不仅通过相关人员的态度与信念对全纳教育政策执行产生广泛的影响，这些要素还直接对全纳教育各个层面的执行直接发挥制约作用。尽管如此，从社会文化的宏观视角对全纳教育进行分析与思考的研究却并不多。现有的研究多数从教育或者心理的角度出发，研究全纳教育环境下特殊儿童的心理一行为变化或者课堂管理与教学技术，重视干预技术的发展与训练效果的提高，对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在全纳教育中的作用关注不够。因此，我们需要从中西方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出发，将全纳教育与中国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相联系，从中归纳出生动具体的而非枯燥、抽象的全纳教育理论；同时，通过纳入社会批判的视角促进带有浓厚文化气息的全纳理论的发展。通过反思与意义的重构探索鲜明的个性化理论；通过人文价值的介入形成人性化的理论；通过纳入社会批判的视角促进带有浓厚文化气息的理论的发展；形成扎根于中国特定文化情景与过程之中的、具有独特性的全纳教育的解读与本土化特征的理论。
4.3从国际比较教育的视角出发探索全纳教育的理论
如前所述，全纳教育并非我国本土文化的自然生成，它是对西方理论的嫁接、冲撞与融汇，是基于文化嫁接之上的再生成。舶来的回归主流、全纳教育被巧妙地“嫁接”在中国文化之上，通过“扎根”的方式生成具有本土化特征的随班就读模式。它是在中西方文化交融与冲突的背景下，嫁接到中国文化上重新生长的一个元素，嫁接的过程与效果同样受到中西方文化碰撞的深刻影响。我国随班就读模式既受国际特殊教育理论如回归主流或一体化思想的影响，因而具有国际性；又考虑了我国的社会文化、经济、教育等实际的条件，即具有民族性。因此，我们需要关注国际全纳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动态，立足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与教育特征，对西方的教育思想应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外来文化精华采取吸纳与扬弃的态度；进行比较与归纳，辨明随班就读与西方全纳教育之间的关系，形成具有个性化的全纳教育理论，并对我国特殊教育学科发展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
4.4用实证研究的方法着手形成本土化的全纳教育模式
张博文
赵崇乐
[摘 要]中国近代的美育和体育审美教育思想远远超过了古代的美育思想，巳基本具备科学的体系。文章系统地展示了中国近、现代体育审美教育观的发展。
[
关键词 ]审美教育；体育；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4)35-0011-02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终身体育理念下体育审美教育观构建研究”(编号：N120321001)的研究成果。
中国到了近代，随着西方学校教育制度的传人和西方美学理论的引进，美育作为教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被大力提倡，而且被广泛地付诸实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美育思想体系。
一、中国近代体育审美教育观的发展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美育的首倡者，他从情感教育的角度论述了美育的特点和作用，明确提出“美育”范畴，并对其作了科学的界定，极力鼓吹美的意义。他认为： “美是生活的一要素，或者还是各要素之中之最要者，倘若在生活全内容中把美的成分抽出，恐怕便活得不自在，甚至活不成。”梁启超不再像古代的美学家那样只是将美当成达到某一目的的工具，而是将美、趣味看成人生的重要内容，看成是“生活的原动力”。可贵的是，梁启超在区分了情感与理解之后，又对情感本身作了辩证的分析。他说： “用理解来引导人，顶多叫人知道那件事应该做，那件事怎样做法，却是被引导的人到底去做不做，没有什么关系。有时所知道的越发多，所做的倒越发少。而用情感来激发人，好像磁力吸铁一样，有多少份量的磁，便吸引多大份量的铁，丝毫容不得躲闪。所以情感这样东西，可以说是一冲催眠术，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他主张借助“艺术”这一“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来陶冶人的情感。
王国维在1906年发表《论教育的宗旨》一文，提出了著名的“心育论”观点。他认为教育包括体育和心育两大方面，心育包括智、德、美（情）三育， “德、智、体、美”四育并举才能造就“完全之人物”。他说： “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日身体之能力，一日精神之能力。发达其身体而萎缩其精神，或发达其精神而罢敝其身体，皆非所谓完全者也。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他还从美育与德育、智育和体育的联系中进一步强调了其作用，认为“美育者一方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善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人心之知情意三者，非各自独立，而互相交错者”， “三者并行而斯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事毕矣。”
蔡元培作为学界领袖，更是热心倡导美育，他的美育思想首先在于他第一次科学地界定了美育。他说： “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冶感情为目的者也。美育的目的，在陶冶活泼敏锐的心灵，养成高尚纯洁之人格。”针对青少年的特点，他认为尤其需要加强对他们的美育。他说： “青少年形成概念之力尚弱，则尤倾于直观。故无论开智陶情，均以利用美术为适宜。”蔡元培还将美育作为国民教育的五个重要方面之一。1917年，在任北大校长时，他又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说，认为宗教虽与情感作用关系最为密切，但它是一种片面的宗教情感刺激，常常为扩张己教而攻击、排斥异教，甚至常常发生流血之战。因此，蔡元培主张， “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
将美育作为社会改造的重要手段，强调美育与“德、智、体”三者的密切联系，认为美育是“完全之教育”工程中必不可少的内容。王国维首次把美育与德、智、体三育相提并论，并论证了其合理性，提出有美育的教育才是“完全之教育”。蔡元培1912年在《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提出了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世界观、美育主义五个方面作为国民教育的宗旨。1922年，蔡元培又将自己的新式教育方针总结为体育、智育、德育、美育四个方面。他说， “所谓健全的人格，内分四育，即（一）体育， （二）智育， （三）德育， （四）美育”，指出美育的作用在于“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想，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绝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人其中”。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的美育和体育审美教育思想远远超过了古代的美育思想，已基本具备科学的体系。但由于深受西方唯心主义哲学观和美学理论的影响，缺乏科学的历史观的指导，其美育思想往往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
二．中国现代体育审美教育观发展
中国现代美育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基础上，为适应现代中国的发展，吸收了西方现代进步文化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并终于酿成了一场“新美育”运动，涌现了作为中国现代美育家的蔡元培、鲁迅、朱光潜以及王统照、吕激、丰子恺等人。他们以其美育实践与思想理论，为中国现代美育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早在1907年，鲁迅便发表v摩罗诗力说》，高呼：“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应当以“不为顺世和乐之音”、 “不取媚于群而随顺旧俗”、 “抗伪弊习以成诗”的“摩罗诗”来启蒙心灵，解放个性，以图社会变革。这体现了鲁迅奋发向上、积极的美育思想。19挖年7月12日，北洋政府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决议“删除美育”。对此，鲁迅怀着愤激的心情在日记中写道： “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除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为了提高美育，纠正当时国内有些人对美与美育的错误理解，鲁迅于1913年翻译了日本心理学家上野阳的《艺术玩赏之教育》和《社会教育与趣味》两篇论文。
1927年以后，鲁迅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介绍与研究。1930年，鲁迅介绍了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美学论著，介绍的同时鲁迅阐述了自己的美学观念，在普列汉诺夫《艺术论》中译本《序言》中就论述了美的“功利”性与“直觉”性的辩证关系，指出“美的享乐的特殊性，即在那直接性，然而美的娱乐的根底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这体现了鲁迅辩证唯物主义的美学观。
【关键词】教育理论；学前教育；未来方向
引言：
学前教育本是一门聚集了多种学科的综合性学科，里面包含的种类多而复杂，并且对儿童在未来的成长有着巨大的影响，在其理论性的发展过程当中，经常会出现教和学方面的问题，因此，学前教育需要不断的加强理论方面的内容建设，从而形成一种自身的理论性话语体系。实质上，学前教育的学科和学前教育的实践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当今的中国儿童接受的都是现代化的教育，现代化的教育无法脱离教育的理论，因此，学前教育的理论发展是十分重要的过程。
学前教育理论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1.1中西思想结合碰撞
自改革开放起，我国与国外进行的交易贸易、交流合作的次数越来越多，我国将中国古老传统文化向国外传播，与此同时，国外的思想文化也进入到了中国的领域中，导致中西方完全不同的两种思想相遇，并且发生了十分激烈的碰撞，西方的思想文化逐渐的融入到中国传统的思想当中，因此，我国在学前教育方面也大量的吸取了国外在相关方面的教育理论，对我国的学前教育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得我国的儿童思想逐渐的显现出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变化观念。
1.2古今更替的问题
自古以来，我国的教育制度在不断的进行着更新，学前教育的理论内容也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早期在我国的先秦时代，我国还处在奴隶制的社会制度，社会的局势常发生很大的动荡，因此，对当时的儿童开展学前教育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并且，中国从古至今都十分看重与理义相关的理论内容，不管是在《礼记》、《大学》当中，还是在《中庸》当中，里面的内容都或多或少的涉及到了与儿童成长有关的内容，内容主要推崇儿童对当下的生活学会享受，主张自然的教育观念。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学前教育让儿童演变成了统治者的工具，其中涉及到的理论性内容对儿童的身心健康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传统化的思想文化对儿童的教育观念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到目前为止，小农的经济意识还对学前教育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严重的阻碍了儿童的健康成长[1]。
1.3“”造成的教育停滞
在20世纪的初期，我国逐渐的出现了诸多具有西方文化知识的人员，并将它们所知道的西方儿童教育观念引进到了我国的儿童教育观念当中，这推动了我国在学前教育方面的发展，然而，好景不长，在60年代，我国全面的爆发了。我国的是教育发展史中的一大重创点，的发生将社会进行了思维上的洗脑，直接性的影响了未来学前教育的发展前景，在时期，不管是幼儿还是承认，都需要将语录背诵出来，这样的学前教育将儿童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偏差，与此同时，还对儿童认识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我国民族文化也因此蒙上了一层灰。
学前教育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
2.1加大中西文化融合的重视度
国外的文化内涵对我国的学前教育理论研究有着很深的影响，其中，很多方面的理论内容都是我国的是借鉴的，因此，对学前教育理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在借鉴国外的同时还要考虑我国自身的教育发展情况，进行有选择的吸收和学习。除此之外，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加大不同教育理论下的文化背景重视程度，选择对未来发展有望的相关理论内容。
2.2加大古今文化融合的重视度
在面对学前教育的理论问题中，我们需要从传统的文化当中选择其精华，除去糟粕，把传统理论中有利于我国的社会发展以及儿童身心健康的内容，适当的应用在儿童的学前教育问题当中，重点关注儿童进行全面发展，从德智体美四个方面进行多层次的培养和教育，将小农经济观念完全从他们的思想中去除掉，然后与国际化的教育观念进行有效的融合，让儿童进行有理想且身心健康的成长。
2.3加大学术以及史料的重视度
在往常的研究过程当中，研究的最终实践结果往往是人们最常关注的焦点，在学前教育发展的理论研究过程中，这种情况同样出现，这种重视结果，轻视过程的研究，使得学术方面的重要性完全被忽略了，因此，在未来的理论发展研究过程中，需要将理论性的知识内容和实际的情况进行相互结合，将现代化的教育理论与我国当前的教育事业发展同步，加大对身心健康的儿童进行培养的重视度[2]。
结束语：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对人才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大力的培养优秀的人才是我国教育事业的终极目标，而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学前教育是基础中基础，同时也是重点中的重点，给儿童传授正确的思想观，让儿童自己可以正确的判断是非对错，这对儿童未来的生活和学习都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准确的分析当前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行情，了解学前教育中理论内容的重要性，是我国在未来的教育事业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的重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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