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的重要性
英国著名语言学家Lyons认为语言系统受两种结构的制约 ,一种是 “地层结构” (structure) ,即人类共同的生理特征和世界的原有结构 ,这种结构使语言趋向一致; 另一种结构是“超结构” 或“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 ,即各个民族不同的文化结构 ,它导致各民族的语言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各种各样的差异。 “地层结构” 表现语言的一致性 ,使世界人民的交流成为可能;而 “上层结构” 表现语言的多样性 ,使得交流不能顺利进行 ,甚至产生误解和不愉快。有一次 ,有个外宾对接待他的主人说: “您的夫人很漂亮。 ” 主人很客气地说: “哪里 ,哪里。 ” 译员竟脱口而出地译成 “Where ?Where ?” 当然把外宾装到了闷葫芦里。这段轶事从此也成了译界的笑谈。显然 ,翻译只是逐字逐词地机械对应 ,而忽略了中西方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国人向来以谦虚为名 ,而西方人却习惯于自豪地接受赞扬并礼貌地表示感谢 ,说一声 Thank you。由此 ,我们可以看出 ,语言中渗透着社会意识和文化传统。如果我们不了解外国的文化传统也就无法真正掌握外国的语言 ,所以我们翻译就要越过社会文化差异的障碍 ,寻找能在读者中产生相同效果的外文。
二、 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1. 文化的定义关于文化的定义 ,迄今为止各国学者对它的解释都不尽相同。但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 ,文化 “实指一个社会所就有的独特的信仰 ,习惯 ,制度 ,目标和技术的总模式” 。其 4 个主要特点是:完整性、 保守性、 可变性和主次之分性。了解文化的特点 ,对树立翻译的文化观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 语言、 翻译与文化作为记录人类历史及表达人类生活和思想的工具 ,每一种语言都有其深远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因此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它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 ,语言的发展常常折射文化的变迁。而翻译是在译语中用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 ,它不仅涉及两种语言 ,而且还涉及两种社会文化。翻译是通过语言机制的转换连接或沟通自身文化和异国文化的桥梁;翻译是具有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相互交际、 交流思想、 达到相互了解的媒介。3. 文化影响的表现方面(1) 因受不同文化习俗的影响 ,各民族表达相同概念的说法是不相同的。例如: Keep dry !请勿潮湿 ! Wet paint !油漆未干 !在此两例中 ,英语是从正面表达 ,而汉语则从反面表达 ,这是由于东西方逻辑思维的差异导致英汉表达习惯不同的结果。再如 ,汉语说 “一箭双雕” 或 “一举两得” ,而英语却说 “一石打死二鸟” ( 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stone) 。因此在英汉互译时 ,要注意转换表达方法以符合译文习惯。(2) 在各种语言里 ,文化个性反映在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上。同一客观事物 ,在不同的文化里可以包含不同的价值 ,引起不同的联想 ,具有不同的内涵。例如 ,east wind 和 west wind ,英汉两种文化里都有对应的词语 ,所指词语意义相同 ,但内涵却完全不同。在中国人心中 ,东风指春风 ,象征春天和温暖 ,它吹绿了中华大地 ,使万物复苏。东风也比喻革命的力量或气势 ,汉语有 “东风压倒西风” 一说 ,因而中国人偏爱东风。而英国的东风则是从欧洲大陆北部吹去的 ,象征寒冷 ,令人不愉快 ,所以英国人讨厌东风。英国谚语里就有这样的内容: “When the wind is in the east , it’ s good for neither man nor beast .” (东风吹寒风到 ,对人对畜都不好)不过英国人喜欢西风 ,温暖的西风相当于我国从太平洋吹来的东风。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曾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 “西风颂”(Ode to the West Wind) ,英国谚语中也有这方面的反映: “When the wind is in the west , the weather is at thebest .” (风从西边来 ,气候最宜人。 )(3) 不同文化的人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都有很多不同 ,翻译时必须作等值意义转换 ,如英语民族的人不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 ,见面时喜欢谈天气 ,说: “Lovely weather , isn’ t it ?” 之类的话。汉语译成 “你好哇 !” 也未尝不可。同样 ,在我国早有 “民以食为天” 这一吃饭问题最大的思想 ,因而吃饭问题也就成了人们经常挂在口头的话题。人们见面时爱说 “吃了吗 ?” 之类的话 ,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一种招呼罢了 ,译成英文只说 “How are you ?” 或“Hi !” 就行了。(4) 由于英汉两种文化传统和逻辑思维上的差异 ,英汉语用不同的顺序来表达内容重点 ,英美人习惯于开门见山 ,先说明重点 ,表明态度和观点 ,然后再叙述事物的原因;而中国人总喜欢先摆明事情的来龙去脉 ,然后再表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例如 , “Many thanks for the dinner yesterday , which my wife and I enjoyed verymuch.” ( 我和妻子对昨天的晚宴感到及其愉快 ,深表谢意。 )
三、 文化信息的处理方法和翻译技巧
关键词：厚翻译；儒林外史；杨宪益；注释
《儒林外史》英译本是由杨宪益夫妇翻译并对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媒介之一，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有的表达方式及文化现象，使西方人深度了解并尊重中国传统文化。本论文抓住了The Scholars 的厚翻译特色，证明了厚翻译在杨宪益夫妇《儒林外史》译本中的合理性及价值，并探讨了厚翻译对文学翻译的启示。
一、厚翻译简介
“厚翻译”理论是由阿皮亚在1993年完成的《厚翻译》一文中针对非洲的口头文学英译研究而提出的。他认为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对翻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两种文化中的两种语言很难找到完全对等的字面意义，缺少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会造成译者及目的语读者的理解障碍。在分析了话语理解的过程及翻译存在的障碍之后，他提出了“厚翻译”理论，旨在目标语读者能够充分理解源语作品，并且在目标语文化中起到其文本在其源语言文化中同样的意识形态作用。
阿皮亚认为，只有采用厚翻译的方法，在译本中添加注释或术语注解，才能体现出源语言丰富及深厚的语言文化语境。厚翻译的表现形式为序言、案语、附笔、文内释义、文外说明、脚注、尾注等。其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足够的背景知识信息，便于读者理解及鉴赏（周方珠，2011）。
二、《儒林外史》英译中的厚翻译表现
杨宪益翻译的《儒林外史》是迄今为止唯一的英译全译本，其中有较多的“厚翻译”手段的使用。在译本中，厚翻译表现形式为文内释义、文外注释及补充材料。
（一）文内释义
文内释义主要是指译者对可能造成译者及读者理解障碍的文化特指项在译语文本内进行阐释。
1.两公子认得是同乡鲁编修家里来的管家，问道：“你老爷是几时来家的？”管家道：告假回家，尚未曾到。（第十章， 1999：242）
They recognized him as the servant of Mr.Lu， a compiler of the Han Lin Academy who came from their district.When did your master return？ ”they asked.“He has asked for leave and is on his way home.” （杨宪益， 1999：243）
从字面意义上，“compiler”是指对百科全书进行编辑和写作的人。在宋朝，“编修”是一种官职，主要是记录一个朝代中的各种规章制度及其变化的书。明清时期，枢密院也设有编修官，负责编纂记述。杨宪益在译文中添加注释性信息为读者提供了相关的背景信息，使读者了解“鲁编修”的社会身份。
2.骂毕，扬长上了轿，行李和小厮跟着，一哄去了。船家眼睁睁看着他走去了。（第六章， 1999：158）
After more curses he swaggered to his sedan-chair， followed by the servants and luggage.He left the boatmen gaping----for he had gone off without paying for the trip.（杨宪益， 1999：159）
严贡生假装声称云片糕是他的救命药，而这药却被掌舵的吃了，威胁带他去衙门。其他掌舵见此情景帮他求情，严贡生故意勉为其难地不与他计较。杨宪益在源语文本后加入了解释性信息“for he had gone off without paying for the trip”，进一步向目标语读者解释严贡生的真正用意所在，即他不愿意给船费而故意为难掌舵。从中，可以看出，严贡生贪婪、粗暴、势利的本质，从侧面反映了下层民众，船夫们的身份卑微及对恶势力的无奈。
（二） 文外注释
一般情况下，注释分为尾注和脚注。因为杨宪益英译本有不同版本，注释表现形式既有尾注也有脚注，所以，在本文中，笔者统称之为注释。在译本中，译者共添加74个注释，包括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传统习俗和典故等。
1.……太祖大怒， 发往和州守余阙墓去了。（第一章， 1991：26）
...until the emperor in anger had banished him to Hezhou to look after the grave of Yu Que.（杨宪益， 1991：27）
Note： A general who defended Hezhou for the last emperor of the Yuan Dynasty， and was killed in battle by Zhu Yuanzhang’s troops.Since Wei Shu， a minister of the Yuan Dynasty， had surrendered to the first emperor of Ming， this punishment was a reminder to him that he had proved disloyal to his former master.
从译文中，读者很难理解为什么当余阙在太祖面前自称老臣，太祖会非常生气。没有相应的历史背景知识的补充，读者不会明白源文的真正意思。杨宪益通过加入文外注释，可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源文意思并了解中国历史事件。
2.王员外道：“只有头一句明白。‘功名夏后’， 是‘夏后氏五十而贡’， 我恰是五十岁登科的，这句验了。”（第七章， 1999：186）
“The first sentence is the only one I understand，”said Wang.“The Xia Dynasty students took the examinations at the age of fifty， and I have just passed at fifty too.That is right....” （杨宪益，1999：187）
Note： Wang has made a blunder.The allusion to the Xia Dynasty， taken from Mencius， referred to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夏后氏五十而贡”这个典故取自《孟子》一书，指的是夏朝的田赋制度。文中王惠理解为自己五十岁登科。译者在注释中解释了该典故的由来，直接告诉读者王惠的无知。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科举考试自身的矛盾性。科举考试是选拔人才的，但却产出这么多像王惠这样的无知、势利及自私的人。读者也能体会到作者吴敬梓对科举考试的讽刺，即严格的科举考试衍生出很多没有真才实学却爱卖弄才学的人。
（三）补充材料
译者在译本的前页添加了主要人物名单，在译文后页添加了附录，供读者参考。
杨宪益按姓名的首字母顺序进行排序列出了68位主要人物，并在后面补充人物的社会头衔及相关的人物关系。译者用了音译和直译的方法翻译出这个名单。例如：Chang Chin-chai，landlord in Fan Chin’s district Chou Chin， poor teacher， later commissioner of education and chief examiner Chu Chin-yu， son of the perfect of Nanchang， Fan Chin’s secretary Chang Chun-min （Iron-armed Chang）， swordsman and charlatan Yu Yu-ta，senior licentiate， tutor of Hueicbi Pefectual College Yu Yu-chung， licentiate， brother of Yu Yu-ta （Wu Ching-Tzu， 1973：7-8）。
除此之外，译者在文后加入关于科举考试系统及社会头衔的翻译对照附录，分析了科举考试与社会头衔之间的关系，如“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ere the narrow path by which the sons of landowners entered politics.At one end of this path were the scholars studying the art of writing paku essays， at the other end the official posts for different grades of graduates.” （Wu Ching-Tzu， 1973： 603）。译者在翻译关于科举考试及社会头衔的专有名词时，将中文名词放在后面，以便于读者学习了解中国文化并尊重中国文化。例如：“The examination system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stages： the prefectural examination 院试； the provincial examination乡试； and the highest examinations comprising the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会试，the test examination 复试 and the palace examination 殿试，as well as a final test at the imperial court.” （ibid）。
三、结束语
厚翻译提倡尊重源语文化（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向所谓发达国家展示世界文化的多样与复杂，引导他们去尊重未工业化社会的人们（高元梓，2011）。厚翻译理论在《儒林外史》中的使用无疑再次证明了该理论的实用性及价值。该理论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源语特征，成为传播源语文化的重要工具。
⒖嘉南祝
[1]Wu Jingzi.The Scholars[M].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3.
关键词:电影翻译;文化意象;寓意;重构;修润;转换
中国的电影翻译事业已走过了五十多年辉煌的历程。在这半个世纪中,电影翻译工作者给广大观众奉献出了许多优秀的译制片,观众从这些优秀的译制片中不仅领略、了解到了异国的风土人情,同时也感受到了语言给人带来的无穷魅力。许多优秀译制片中的精彩对白已成为中国观众争相传诵的佳句。如“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前苏联影片《列宁在一九一八》)曾鼓舞了几代身处逆境中的中国观众。由此可见,电影作为大众传媒,其社会效应是无可估量的。然而,在学术领域内,由于受世俗偏见的影响,电影翻译研究却颇受冷落,翻译研究人员似乎“完全把这一领域给忽略了。”[1](P99)为此,我国著名影视翻译界学者钱绍昌教授撰文指出:“翻译界对影视翻译的重视远不如文学翻译。”而这“与影视翻译的社会作用不相称。这一现象亟应引起翻译界的注意。”[2](P61)鉴于此,本文拟从语言的角度来探讨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的重构、修润与转换。
一、语言与文化意象
语言(Language)不仅是人类思想感情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能真切地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态地域、政治经济、物质文化、、风俗习惯等。不同的语言决定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语言表达方式。语言在有声电影中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声画同步的视听艺术手段能最大程度地模拟现实,创造出酷似“真实”的艺术时空。如中国观众非常熟悉的《简爱》、《王子复仇记》、《叶塞尼亚》等优秀译制片中那玲珑别致、清晰明亮、颇具异国风情的语言,逼真、自然、随意,充满了生活气息。因而这些精彩的对白、片段令人百听不厌,久久不能忘怀,它们留给观众余韵不尽的美的享受。文化意象(Cultureimage)是“一种文化符号,它具有了相对固定的独特的文化含义,有的还带有丰富的意义,深远的联想,人们只要一提到它们,彼此间立刻心领神会,很容易达到思想沟通。”[3](P184)物象(Physicalimage)与寓意(Connotation)是意象(Image)的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物象是信息意义的载体,是形成意象的客观事实;寓意是物象在一定语言文化环境中的引伸意义。意象的功能即能在不同的语境中,“以具体来表现抽象,以已知或易知来启迪未知或难知。”[4](P137)如宋代大诗人苏轼在其著名的“前赤壁赋”中用蜉蝣这种朝生暮死的小昆虫来比喻人生的短暂,人很渺小:“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5](P509)英语谚语Itisthelaststrawthatbreaksthecamel’sback.[6](P1578)意为“骆驼负载过重时,再加上一根稻草也会把它压死。”谚语中意象词语thelaststraw“最后一根稻草”,生动形象地寓意为“某事或某物使人到了忍无可忍的极点。”
二、重构文化意象
译制片又称翻译片,顾名思义,一些国外优秀的影片必须通过翻译方能为中国观众所接受。电影翻译与其它文学作品翻译具有共同性,即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中高超的艺术意境。但电影翻译又有区别于其它翻译的特殊性,即其译文要做到能见之于文,形之于声,达之于观众。著名翻译家Nida指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任何文本的意义都直接或是间接地反映一个相应的文化,词语意义最终也只能在其相应的文化中找到。”“文化的不同几乎很自然地体现在语言上的不相同。”[7](P28)
汉语、英语分属两大不同的语系。汉语是象形文字而英语是一种字母文字。要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语际间进行成功切换,这对电影翻译工作者来说不是件易事。但研究表明老一代电影翻译工作者不仅给观众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优秀译制片,同时也给电影翻译研究留下了不少值得研究的课题。笔者80年代初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英国电影RedShoes播放时被译成“红舞鞋”,觉得也无可厚非。此片主要讲述了英国一名芭蕾演员面对爱情与事业而不能作出正确抉择,最终走向断崖的凄惋的故事。尽管“红舞鞋”正确无误地译出了英文的原意,也紧扣剧情,但直译的平铺直叙,没有更深的寓意。观众如果光看片名,确实难以激起任何联想的波澜。80年代后期,在一次外国优秀影片巡回展的大幅广告上RedShoes这部英国影片片名被译成了“红菱艳”,细细品味“红菱艳”这一译文,译者把那双纤巧的红舞鞋比作了中国观众妇孺皆知的红菱。它寓意红菱虽生长于浊水污泥,却娇艳迷人,特别是那两只弯弯的红菱角,犹如中国古代女子的三寸金莲,三寸金莲虽然小巧,但凝聚了多少女子的血泪,有的甚至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因此“红菱艳”这一片名隐含穿着如红菱般舞鞋的艳丽却薄命。
译者把这一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文化意象“红菱”注入其翻译中,从而成功地重构了一幅为广大中国观众所熟悉、能会意、肯接受的崭新的文化意象。文化意象重构(ReconstructionofCultureImage)这一巧夺天工的翻译手法在电影翻译中随处可见。如美国电影WaterlooBridge这一片名原意为“滑铁卢桥”。众所周知,1817年英国在泰晤士河上出资建造了滑铁卢桥,以此来纪念威灵顿公爵指挥英国军队打败拿破仑而取得的滑铁卢战役的胜利。如果依据英文直译成“滑铁卢桥”,乍一看,观众定会认为这是部与拿破仑打仗有关的战争片或介绍与该桥建筑有关的纪录片。但看过此片的观众都知道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爱情片。
影片描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年轻漂亮的女演员玛拉在滑铁卢桥上结识了青年军官罗依,并成了恋人。而后,玛拉获悉罗依战死疆场,痛不欲生,为了生存沦落为妓。当罗依奇迹般地出现时,她无法面对现实,为了爱情和名誉,她再次来到与罗依初恋的地方,丧生在车轮滚滚的滑铁卢大桥上。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中,有着许多与之相仿的神话传说。如牛郎织女的“鹊桥相会”,陕西省蓝田县一年一度的“蓝桥相会”等。而“蓝桥相会”的传说与WaterlooBridge故事情节有着许多异曲同工之处。所以译者把原名“滑铁卢桥”译成了“魂断蓝桥”,这样做不仅避开了中国观众由于地城文化差异、历史背景知识缺乏而引起的迷域;而且“蓝桥”这一隐含中国文化的意象能使观众一看到片名即刻领悟到这是部关于爱情的电影。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重构的意义在于它能及时有效地达到使译文与观众勾通,使观众心领神会的效果,由此来吸引广大的影迷,创造译制片票房纪录的新高。仔细认真研究电影翻译中文化意象重构这样的翻译手法会不时令人拍案称奇。
三、文化意象的修润
由于中外观众知识面及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电影翻译工作者应尽可能地帮助观众去理解那些与一个民族的历史、地域文化、宗教习俗等有着密切相关的语言现象。电影翻译中如果对某些特定文化意象不作任何修润(ModificationofCulturalImage)处理,就事论事直译,会造成这一文化意象的缺损,文化涵义支离破碎。英国电影《魂断蓝桥》[8]一开始,有这样一段画外音:Announceer’sVoice:At11:15thismorning,thePrimeMinisteer,speakingtothenationfromNumbeerTenDowningStreet,announcedthatGreatBritainisatwarwithGermany.
广播员的声音:今天上午11点15分,首相在唐宁街10号向全国发表了讲话,宣布英国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
应该指出此例忠实地译出了原文的字面层意义。但对“唐宁街10号”这一隐含文化意象地名不作些补充说明的话,相信绝大多数中国普通观众会茫然不知其所云。其一、观众不知道这个“唐宁街10号”在什么地方?其二、他们更不知道广播员在这里特地提及这个地名有何特别的寓意?为了使电影译文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达之于广大观众。译者宜对上述译文作恰如其分的增补修润,如:
今天上午11点15分,首相在唐宁街10号———英国首相府邸向全国发表了讲话,宣布英国与德国处于交战状态。
通过增补“英国首相府邸”,观众这才真正认识到了“唐宁街10号”的“庐山真面目”。至此,“唐宁街10号”所隐含的意象立体地展现在观众的面前,观众才真正懂得具有典型地起域文化地名“唐宁街10号”的全部文化内涵。又如:
Peter:Oh,this?Well,IlikeprivacywhenIretire.Yes,I’mverydelicateinthatrespect.Pryingeyeeeesannoyme.BeholdthewallsofJerichho!Err,maybenotaaasthickaastheonesthatJoshuablewdownwithhistrumpet.Ijustshowyoumyheart’sintherightplace,I’llgiveyoumybestpairofpajamas.DoyoumindjoiningtheIsraelites?
彼得:这个吗?我休息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干扰,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别人偷看。你看这耶利哥城墙,比不上约书亚用号角吹倒的墙厚,却比它安全多了。你看,我没有号角,为了表示我的公正无私,我把我那套最好的睡衣交给你用吧。你不想做以色列人吗?
此例选自英国电影《一夜风流》[9]。这段对白译文非常具有代表性,因为在这段译文中出现了“耶利哥城墙,约书亚,以色列人”这三个与《圣经》历史故事有关的词语。众所周知,东方盛行佛教,尤其是在中国,中国观众对佛教还可略知一二,而对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宗教历史文化就知之甚少了。因而在影片切换的瞬间让中国观众把上述三者的关系联系起来是件难事,他们会搞不懂这“耶利哥城墙”、“约书亚”、“以色列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直译用于上述译文中不仅令中国观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同时也失去了电影翻译的真正意义。
为使中国观众明白这三个词语间的关系,使原文中所涉及的那些特殊文化意象丰满起来,译者应在电影翻译过程中对这段文字作如下润色:
彼得:这个吗?我休息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干扰,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别人偷看。你看这像《圣经》中的耶利哥城墙,虽比不上《圣经》里以色列人的军长约书亚用号角吹倒的墙厚,却比它安全多了。你看,我没有号角,为了表示我的公正无私,我把我那套最好的睡衣交给你用吧。你不想做以色列人吗?
由于对“耶利哥城墙”、“约书亚”、“以色列人”这些出自《圣经》故事的词语增补了必要的文化涵义修润词后,观众不仅了解了这些“典故”的出处,同时在上下语境中也弄明白了最后一个词语“以色列人”的特定意指。修润增强了语言文字在语境中的透明度;增强了文化意象在观众认识理解中的清晰度。
四、文化意象的转换
语言学家认为世界上各族人看到的同一客观现象,不同的民族语言会给它“刷上不同的颜色”。缘于此,文化意象的错位(NonequivalenceofCultureImage)会具体表现为作为喻体的文化意象上的差异。换言之,在一种文化传统中一个具有正面寓意的美好文化意象在另一种文化里却成了反面寓意的丑陋文化意象。如英国电影《呼啸山庄》[10]中有这样一个片断:
Isabella:It’sabrother’sduty,dearEdgaar,tointroducehissisteertosomeothertypethanfopsandpaleyoungpoets.
Edgar:Oh,youwantadragon?
Isabella:Yes,Ido.Withafierymustache.
依莎贝拉:这是一个哥哥的义务,亲爱的埃得加,你总不能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那些花花公子或弱不禁风的年轻诗人吧。埃得加:哦,你该不是想嫁一个龙骑兵吧?
关键词： 文化 翻译 文化意识
季羡林、许国璋先生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一卷写的“翻译”词条中说，翻译是“把已说出来的话的意思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活动”。［1］由此可见，翻译活动首先是语言本身的一种表达，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一个民族的语言必然与其民族文化联系在一起，因此翻译活动也是文化传递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始终保持文化意识。
一、翻译、语言、文化的关系
（一）翻译与语言的关系
做翻译要有较强的语言功底和良好的表达能力，在英汉或者汉英翻译中，必须懂得这两门语言是最基本的。王佐良在《英国诗人选译集》中指出，翻译时用的“语言要设法接近原作，要保持其原有的新解和锋利”，“做翻译单有汉语功夫当然不行，还要外语好，要能深刻理解原作”。［2］汉语和英语在思维方式和表达形式上均有明显的区别，因此翻译时能用译文的形式正确表达原文的内容就算达到目的了。著名翻译家傅雷曾说，“琢磨文字的那部分工作尤其使我长年感到苦闷，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西方人的距离有多远……，要不在精神上彻底融化，光是硬生生地照字面搬过来，不但原文完全丧失了美感，连意义都晦涩难懂，叫读者莫名其妙。”可见无论是原作、译作，都离不开语言这个载体，思想、情感、形象都是通过语言呈现的，因此在翻译和翻译批评的研究中，第一位的重点是语言。［3］
（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与文化相互缠绕、难以分割。早在1921年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Sapir）就在其著作《语言论》中指出：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植根于语言。［4］在语言发展的过程中，语言能够保存和促进文化的发展。“每一种语言都服务于文化并反映该文化的需要。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亦即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文化形式、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都会在语言当中得以体现”。［5］
文化的经典定义，是1871年由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Tylor）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的：“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6］现代文化人类学认为，文化指的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价值观和行为观，正是这些观念在控制和指导我们的行为，包括语言行为（Linguistic behavior）、伴随语言行为（Paralinguistic behavior）和非语言行为（Non-verbal behavior）。因此，要掌握一门外语，学习者就要培养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社交语言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文化与语言相辅相成，学习语言的过程同时也是学习相应语言文化的过程。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将语言文化特性分成五类：生态学（Ecology）、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社会文化（Social Culture）、宗教文化（Religions Culture）和语言文化（Linguistic Culture）。［7］由此可见，文化与语言关系十分密切，文化包含着语言并影响语言，而语言则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保存文化、交流文化和反映文化的不可缺少的工具。
（三）翻译与文化的关系
翻译之所以那么复杂，是因为语言反映文化，并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同时又受文化的制约。张今曾在《文学翻译原理》一书中对翻译创作做过精辟的论述：“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像或艺术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8］因此，对于翻译工作者来说，在翻译过程中传达文化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一旦进入语言交际，就需要对文化内涵进行理解和表达。这要求译者不仅要有双语的语言能力，而且还要有丰富的双文化知识。
文化与语言有着密切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根植于语言。文化与翻译的关系，是基于文化与语言关系的研究之上。翻译活动不仅涉及语言问题，也涉及文化问题。翻译应从传统的字面翻译过渡到文化翻译，应转向学科意义上的跨文化的翻译研究。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文化词汇蕴涵的文化意义及其产生的文化联想意义大不相同，语言、词语中蕴涵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因此翻译不仅要克服语言的障碍，更要克服文化的障碍。
二、翻译中文化意识的重要性
（一）翻译原则的体现
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要遵守“忠实、通顺”的原则。所谓忠实，首先指要忠于原作的思想内容，即作品中所叙述事实、说明的事理、描写的景物，以及作者在叙述、说明、描写过程中所反映的立场观点、所流露的思想感情。一般情况下，译者应把原作的思想内容完整而准确地传达出来，不得随意增删或篡改。忠实还指要保持原作的风格，即原作的民族风格、时代风格、语体风格及作者个人的语言风格。一般来说，译者对原作的风格不能任意破坏和改变，更不能以自己的风格取代原作的风格。通顺是指译文语言必须通顺易懂，合乎规范。一般来说，译文应该使用现代语言，不可逐字生硬地翻译，不能出现文理不通、结构混乱、逻辑不清的现象。［9］P12-13
在翻译原则的指导下，译者除了具有扎实的语言功底和翻译技巧之外，成功的翻译还要求掌握一定的文学和文化背景知识。如英语中“spend money like water”在汉语中是“挥金如土”的意思，在翻译这个习语的过程中，就要求译者对这一习语的英汉两种语言的历史背景都有所了解，这样翻译出来的结果既符合翻译的基本原则，也恰当地表达了两种语言的不同文化。再如汉语中有“借花献佛”在英语中却没有与之对应的翻译，而在英语中则会出现“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这种说法，主要是由于这两种不同文化的的差异导致的。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要真正体现“忠实、通顺”的原则，除了字面的意思之外，更重要的是注重文化内涵的表达。
（二）句法的差异
文化差异的主要体现就是思维方式的差异，而思维方式的不同则导致了中英文句子结构的差异。中国人自古代起就习惯于从总体方面认识事物，把世界看成本质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并用这种观点去解释一切事物的现象。而西方人则是分析型的，他们强调人与自然世界的对立。所以中国人采用的是散点视的思维方式，而西方人采用的则是焦点视思维方式。［10］这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导致了汉语句子结构为话题―说明型，而英语汉语句子结构为主谓型。如句子“且说鸳鸯一夜没睡，至次日，他哥哥回贾母，接他家去逛逛，贾母允了，叫他家去。”（《红楼梦》）名家David Hawkes将其翻译为：“That night Faithful was unable to sleep.Her brother came next morning to ask Grandmother Jia if he could take his sister back home for the day.His request was granted，and Grandmother Jia ordered Faithful to get ready.”由此可见，英汉思维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在翻译过程中句子结构的处理方式也有所差异。原文通过一句话说明了一件事，是典型的话题―说明句型，而译文将其分成三个不同的句子，并根据主谓型句子结构的要求补充了一些原文中暗含的内容，使表达更完整清晰而不失原文风采。
三、翻译中文化意识的培养
（一）词汇的正确理解
一个单词的意义可分为两种：概念意义和关联意义（Conceptual meaning and Associative meaning）。概念意义是词义的核心，它直接明确地表示所指对象；关联意义是词的附带意义，包括文化意义、情感意义、问题意义等。［9］P28在翻译活动中首先要对句子中的每个单词进行正确的理解，如果一个句子中每个单词都出现了误解，那么译文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如句子“It was Friday and soon they’d go out and get drunk.”此句中Friday是一个关键的具有文化意义的单词。因为在英国，星期五是发薪水的日子，人们往往拿到钱就去痛饮一番。如果对此不理解，把句子翻译成“星期五到了，他们马上就会出去喝得酩酊大醉”，读者就可能会迷惑不解。如果把这个单词的文化信息增补进去，译为“星期五发薪日到了，他们马上就会出去喝得酩酊大醉”，这样读者就一目了然为什么星期五会出去喝得酩酊大醉。由此可见，正确理解译本中词汇的关联意义对于成功的翻译至关重要。
（二）翻译材料的文化比较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渊源，从历史、种族、宗教到风土人情、思维习惯、表达方式等各方面无不存在差异。针对培养翻译中的文化意识，纽马克提出针对不同的文本类型，应采用不同的翻译处理方法――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译者应针对不同类型的文本，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文的风貌，促使不同的观点和思维方式在对话中得以交流，这在东西方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翻译活动促进各民族自身文化的繁荣，促进文化交流，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的使命也因此得以实现。
在对文本进行翻译之前，应提前查阅相关文化知识、自主学习、体会文化现象，并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式恰当地处理翻译活动。在学习过程可通过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来提高文化意识，因为文学作品最贴近生活，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包含着文化。总之，要想提高翻译水平必须注重培养和提高文化意识。
综上所述，译者应把翻译看作是跨越语言和文化的信息交流，时时保持警觉的文化意识，对原文文化含量比较高的词语处理中采取不同的方式，使词语中的文化因素在译文中得以体现。译文既要保持原文的风貌，最大限度地传达原文特定的内涵，又要顾及读者的接受习惯，实现文化交流的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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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今.文学翻译原理［M］.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
关键词:移情 跨文化翻译
Abstract: In translating process, what are involved are not just source language and target language, but also the different culture in the two languages. Translators are required to understand the author’s mea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according to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Only in this way can translators put the source language into a text which can be accepted by the readers from the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In this process, proper use of empathy may help the translators to overcome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caused by different culture, which is a guarantee of the loyalty and artistry of the original text.
Key words: empathy; intercultural translation
一、引言
移情最初是由德国的罗勃特•费肖尔首先使用的一个美学概念。在随后的进一步发展中,移情逐步扩大到包括心理学和跨文化交际学在内的其他的领域。在心理学中,移情指的是通过对情感的觉知而自身产生与他人情感相接近的情感体验,也就是情感上的共鸣。在跨文化交际中,所谓文化移情就是交际主体地转换文化立场,在跨文化交际中有意识地超越本土文化的框架模式,摆脱自身原有文化的传统积淀和约束,将自己置于另一种文化模式中,在主动的对话和平等的欣赏中达到如实感受、领悟和理解另一种文化的目的。(高永晨,2003:29)文化移情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认知移情和交际移情。前者指的是交际主体在跨文化交际中,认真的倾听他人的言语,同时对说话人的表情、动作等等非言语交际行为进行仔细观察,从而客观有效的了解说话人所表达的真实含义和他所处的情绪状态,在此基础上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在他人所处的境遇中体会他人的情感和情绪,产生情感共鸣,急他人之所急,想他人之所想。后者则指交际主体根据他人通过言语和非言语所表达出的情绪状态,采取恰如其分的行动,通过言语或动作向他人表达诚挚的理解和关心。移情是解决跨越文化障碍的有效途径。
众所周知,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注定了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如果说翻译是一种语言再现另一种语言的信息,这里的“信息”自然包括文化信息。(金惠康,2002:343)我们也可以说翻译实际上是文化的翻译,是书面形式的跨文化交际。不同国家、民族之间不同文化的交流和渗透,都离不开翻译活动。要想尽可能合理地解决翻译中的文化障碍,必须进行适度的文化移情。
二、 跨文化翻译中阻碍移情的因素
在跨文化翻译中,译者首先要明确的是文化的多样性、平等性和互补性。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构成世界丰富多彩的重要条件,这也是跨文化翻译工作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能够不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世界上各具特色的文化是平等的,不存在优劣和高下之分。但人类在几千年的进化发展中,各个民族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和历史发展经历的差异,构成了自己本民族文化的认知方法,行为模式,交际习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再加上对其它文化相关信息的缺乏,从而导致跨文化交际中诸如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民族定势和偏见(stereotyping and prejudice)。这些障碍是导致译者不能适度移情的重要因素。
1.民族中心主义。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优越心理,就如同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优越感一样。民族中心主义是指某个民族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本民族的文化当作对待其他民族的参照系,以自己的文化标准衡量其他民族的行为,并把自己与其他文化相隔离开来。(顾嘉祖,2000:226)在跨文化翻译中,民族中心主义使得译者在处理作品的文化因素时,以本国文化为导向,漠视别国文化,不能正确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情感,误解甚至是曲解他国的文化,因而导致作者与读者之间有着较远的心理距离。而移情则是译者在充分了解他国文化的基础上,摒弃本国文化的影响,从他国的民族立场出发,准确的体会作者的情绪状态,从而完成原语和译语之间的忠实而通顺的解读和表达。由此可见,民族中心主义是翻译中阻止移情的主要障碍。比如:在翻译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里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时,杨宪益先生和英国学者霍克斯就有着两种不同的版本:
(1) 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Yang)
(2)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Hawkes)
一个民族的,是该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学的经典著作《红楼梦》里充满了佛教和道教意识。杨宪益先生借用了一个英语的谚语,但把其中的God 改成了Heaven,从而保留了原有的汉文化的宗教色彩。霍克斯却直接引用了对应的英语谚语,未作任何改动,他把原文的佛教色彩变成了基督教色彩,这样一来,霍克斯就潜意识地把一个信佛的人变成了一个信奉耶稣的人。可见,翻译时的文化移情只有摒弃民族中心主义,改变民族文化立场,才能原汁原味地解读源语言的文化。
2.民族文化定势和偏见。定势是过于一般化的,过于简单化的,过于忽略细节差别的,过于夸大了与某种类别或某一群体的人相关的信念或态度,是一种简单化的认知方式。译者一旦形成的定势后,就会对翻译中所遇到的问题采取一种十分简单的模式化的态度,运用一种呆板的方式来进行跨文化翻译。偏见是一种以错误的或不可变通的概括为基础的反感心态。(贾玉新,1997:106)“偏见是比定势更为强烈、更为露骨的民族文化中心主义的表现,是一种不健康不合理的心态。有了民族偏见的先入为主,译者不可能对不同的文化采取客观公正的立场,自然而然的影响了他对原语言文化的解读。无论是定势还是偏见,在跨文化翻译中都是移情重要障碍。如:
“这断子绝孙的阿Q!”远远地听到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鲁迅,《阿Q正传》)
“Ah Q, may you die sonless!”sounded the little nun’s voice tearfully in the distance.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中国的封建传统道德观念,一个家庭没有子嗣是最大的不幸,是对祖宗最大的不孝。时至今日这种传统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这是数千年来形成的一种民族心理。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骂人“断子绝孙”是最恶毒的咒语。而在西方社会,这种观念很淡薄,尤其在现代年轻人中,独身主义蔚然成风,断子绝孙对个人和家庭根本是无关紧要,因此,如果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定势直接将“断子绝孙”直译为“sonless”, 英美读者不可能理解译文中“sonless”的文化含义,只有了解到这样的一种中西文化差异,在译文中加上一条注释:――a curse intolerable to ear in China, 才能使读者确切理解全句的语用含义。(包惠南,2001:20-21)
总而言之,民族中心主义,民族文化定势和偏见的存在使得译者不能摆脱本民族文化对自己的束缚和影响,不能以公正客观的心态处理源语的文化现象,自然会导致译入语中移情的缺失,错位或越位。要想保证跨文化翻译中双向沟通的顺利实现,首先,译者应该将自己置身于另一种文化模式中,在平等的基础上体现另一种语言的文化。只有从自身克服这些文化移情的障碍,才能有效的缩短两种文化之间的心理距离。
三、正确区分移情与矫情,恣情和同情,坚持翻译中文化移情的适度原则
文化移情是跨文化翻译中连接源语和译入语之间文化和情感的桥梁和纽带,是保证两种文化有效沟通的重要因素。理想的译者应该是一位善于移情的中介者。文化移情的中的“不及”和“过度”只会导致作者和读者之间产生沟通的障碍。要想坚持翻译中文化移情的适度原则,就要求译者正确将文化移情与文化恣情,文化矫情和文化同情区别开来。
文化移情体现的是立足自身又超越自身的统一,在文化立场上虽然没有脱离民族文化的本土背景,但是,能够把自己的情感和情绪主动投射到他人所处的境遇中去体验他人的情感和情绪,达到自我与他人情感的融合以及感情的共鸣。(高永晨,2003:30)在翻译中,如果译者和源语文本的作者来自不同文化,有着不同的文化感知,并且译者通过本民族文化的感知去解读源语文本的话,势必会导致误读,省略,失真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移情可以大显身手,因为它能使译者从源语文化的角度,通过源语文化的感知来解读源语文本,从而避免误读,省略和失真的发生。而文化同情在跨文化交际中从自己出发,以自己的文化为标准去解释和评价别人的行为,立足点仍然是本民族的文化,容易不自觉的产生民族群体中心主义等心理障碍。由于文化同情没有从根本上转移情感的内容,仍然是情感的缺失。
文化矫情是跨文化交际中移情不到位的表现。它主要表现在过度地压抑自己的情感,知觉反应冷漠,不能敏感地察觉和捕捉交际客体的情感,作出适当的共鸣。在翻译中,由于受到源语与译入语语言和文化差异的影响,或者是出于有意向读者介绍源语文化特色的目的,译者保留了源语文本中过多的或难以理解的源语文化信息,却没有提供充分的,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识来帮助读者完成对源语文本的作者和译者的移情。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很容易凭借对母语文化习惯性的感知来解读译文,那么,自然而然会产生对译本的误读和曲解,这就是文化移情不到位所导致的后果。例如: 名牌自行车“飞鸽”用一个“飞”字暗示其性能,用“鸽”字表示人们爱好和平,是成功的商标。但当它被译为Flying Pigeon后,却没有在英语文化读者中营造出同等的效果。因为在英语文化中,鸽子有两种:pigeon 和dove,前者是猎人打来食用的,后者才用来象征和平,因为pigeon是一种又小又弱的鸟。显然,将商标“飞鸽”译为Flying Pigeon 是不能译出原商标所追求的效果,是文化移情不到位的表现。
与文化矫情的移情不足相比,处于另一极端的就是文化恣情的移情过度。文化恣情是文化移情的严重越位,过度地放纵自己的感情,丢弃了自己民族本土文化的立场,否定了在跨文化交际中的主体与客体的二分性。如果译者过于迁就读者或者对读者源语的文化能力水平估计过低,就容易程度过高的同化策略。过高程度的同化或完全同化是译者移情过度的表现。在跨文化翻译中,过度移情于读者就必定会破坏和抹杀作品的民族性,破坏了作品的民族文化特色,使读者产生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如下面译例:
My aunt, however, took all possible care of him;had all the doctors in town to prescribe for him; made him take all their prescriptions, and dosed him physic enough to cure a whole hospital.
我姨母对他的照顾真是个无微不至,为他开方诊治,镇上半数以上的郎中都请过,又让他按照他们的方子一一服药。他服过的那些个丸散膏丹,把一个医院的病人治好都绰绰有余,可他的病却不见任何起色。
上例的译文中,译者过于移情于中国读者,运用了中国传统的中医文化中的词语“郎中”和“丸散膏丹”,虽然方便了中国读者的理解,但这些词语的运用给译文蒙上了一次非固有的文化色彩,使原文中所蕴涵的特定的文化意韵荡然无存。由此可见,译者移情过度必定影响译文的质量和效果。
四、结语
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翻译不仅仅只是一种语码的转换,而且也是文化移植的过程。与其说翻译涉及的是两种语言,还不如说它涉及的是两种文化。译者要想成功地将源语转换为译入语,不仅应该具备高深的双语素养,还应该充分了解两种语言所处的文化。那么,在翻译的这种文化处理过程中,正确区分移情与矫情,恣情和同情,坚持翻译中文化移情的适度原则将很大程度上帮助译者了解作者的真实意图,有效处理语言中所体现的文化冲突。因此,在翻译中适度运用移情是必不可少的,是保证译文质量和可接受性的一个重要标准。
参考文献:
[1]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2]高永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移情的适度原则》,《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8。
[3]顾嘉祖:《跨文化交际----外国语言文学中的隐蔽文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关键词] 电影 片名翻译
随着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活动日趋频繁，尤其是以电影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消费品交流的日益活跃，我国进口大片数量越来越大，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华语电影走向世界。由于存在着较大的文化差异，在对电影进行宣传时，就有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片名如何取？电影的片名是一部电影精神的集中体现，它起到导视、开门见山、画龙点睛的作用。片名就好比商标，对影片整体的艺术性和传播效果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要想达到好的宣传效果，一个好的电影片名必不可少。正如当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像西方人介绍《梁山伯与祝英台》说是《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能取得出人意料的传播效果。
“翻译不是对原作依样画葫芦的简单劳动，不是传真。它是科学的、创造性的劳动”，“要寻得两种文明的契合点，缩小出发语言与归宿语言之间的距离”[1]。翻译是一项系统工作，是一门科学，不是简单的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它涉及到语言规律、文化和审美心理等各个因素。
翻译实践是靠翻译理论的指导来实现的。我们在做中文电影片名翻译工作的时候同样也要依据科学的翻译理论，通过合适的翻译途径，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最终得出一个符合电影实质而又优美的英文片名。电影是艺术与商业的完美结合体。一方面，它是一个文化的载体，起着文化交流的功用；另一方面，它是一种商品，要在市场上流通、传播。下面将从一个原则、两个途径和四个方法等方面具体探讨中文电影片名的英文翻译。
一、翻译原则
我们进行电影片名翻译时首先要始终遵循对等翻译原则，其次还要遵循译语的语言习惯，还要切合原文的语体语域。“翻译理论之父”尤金·奈达认为：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信息[2]。这里的“再现原语信息”，就是在内容上要忠实于原作，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就是用最符合译出语文化传统和接受习惯的语体。翻译是一种信息的传递，信息的内容大于形式。因此，在动态对等翻译中，译者着眼于原文的意义和精神而不拘泥于原文的语言结构，即不拘泥于形式的对应。这也是各种语言翻译的最主要的原则。对等翻译虽不拘泥于形式，但也不是传统上的“自由翻译”，而是要在不同的语言结构里尽可能完满地再现原文意旨。
二、翻译途径
1、文艺学翻译途径
文艺学翻译的着眼点是研究翻译的结果，特别是比较原文和译文的主题结构、风格特色和艺术效果。主要突出的是语言的创造力及作品独特风格的感染力。每种语言都有丰富的创造力，原语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译者可以创造出新的东西来加以补偿，使译文与原文在总的艺术效果上达到一致[3]。
电影的片名作为电影旨意的总括，有着与电影同质的风格内涵。翻译时就要把这种连带的风格和艺术效果同样注入到译出语中。如周星驰的《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Chinese Odyssey : Pandora’s Box）——《中国的奥德赛：潘多拉宝盒》。这种译法既保持了原名的总体结构，又保留了原名的注释性的修辞手段，同时更重要的是把一个完全中国化的已经入乡随俗的改变成了一个西方人所熟知的奥德赛的故事，并加上了潘多拉宝盒这么个注释。让即使不了解西游记的人也明白了这是一个历经艰险的英雄游历的故事，并且这个故事是围绕着这么一个“道具”——某种具有神秘力量的盒子讲述的，能够引起观众的收视期待，中国的奥德赛是什么样子的呢？他这样打开潘多拉盒子的呢？
这种方法符合英语使用群体的语言接受习惯和文化氛围，更有利于受众对影片内容的理解，达到了通过片名把目标观众引向原作的目的，相比死译月光宝盒，结果要理想得多。
2、交际学翻译途径
季羡林先生认为：“不同的国家或民族之间，如果有往来，有交流的需要，就会需要翻译。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也就难以前进”[4]。
不同国家之间相互的文化产品的交流都是思想的沟通和文化的交流。因此电影无论是作为文化载体进行文化传播，还是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本质上都还是在社会群体中的一种文化流通。
电影《刮痧》（Treatment）讲述的是中国的一种古老的医术因为文化的不同而遭遇误会。刮痧的英译本应为“Skin scraping”。在中国刮痧是一种治疗术，刮痧后，皮肤很快会出现一条条痧痕和累累细沙粒（出血点），并且存留的时间较长，这是它的特征之一。也是因此，才导致了西方人的误会：以为中国的长辈给孩子刮痧是在虐待孩子，而遭到刑事控诉。其实是东西方文化的一种冲突。片名翻译Treatment，其意义就是“治疗”，契合了片子的真正要表达的中国医术神奇。同时也让西方观众了解到了中国传统医术的博大精深，实现了文化认同，同时也在接受上更具亲和力。
三、方法论
各种翻译理论和途径具体到方法论上，我们可以把翻译主要归为四类：直译、直意相融、改译和文化翻译。
1、直译
直译是把忠实于原文内容放在第一位，把忠实于原文形式放在第二位，把通顺的译文形式放在第三位的翻译方法[5]。这类翻译方法可以用于以人名、地名或是某种在人类生存体验中具有相似的象征作用的物品为片名的影片。如：《小武》（Xiao Wu）、《我的父亲母亲》(My Father and Mother)、《晚钟》（Evening Bell）、《功夫》（Kung Fu）等。
影片《晚钟》译为Evening Bell。因为晚钟这个意象给人一种庄严、神圣、凄凉、悲怆的感觉。影片表现了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时的种种关于人情、人性的关怀。整部影片压抑、肃穆，基调冷暗，震撼人心。在晚钟声里，一个老农挥动利斧，奋力砍断了日军炮楼的木桩，炮楼轰然倒塌。晚钟就如同为日本敲响了丧钟一样，作者的创作心态不言自明。在外国文化中，晚钟同样用来表现这种庄严与肃穆，并且外国的钟多与教堂有关，神圣庄严更不必说。法国著名画家让·弗朗索瓦·米勒的一幅名画就叫《晚钟》，用以表现强烈的宗教情感，这凝重圣洁的宗教气氛，这庄严、肃穆、令人敬畏的宿命色彩和这深沉、悠远、悲壮的诗意境界，这直指人心的精神魔力。即使语言、肤色、种族、文化不同，艺术的相通性、象征意象的共识让人们在艺术世界里自由沟通。
2、直意译结合
直意译结合是在直译的基础上加上一些解释性内容，使之更贴近原作真实。如：《大腕》（Funeral of The Famous Star）、《城南旧事》(Old Days in Southern Beijing)、《十七岁单车》（Beijing Bicycle）等。
影片《大腕》是讲为一个国际著名导演筹办葬礼而引发出来的一连串的事件的。“腕儿”是指有名气、有实力的人（多指文艺界的），相当于英语里的Famous Star。影片中的主角泰勒是一位国际著名导演，事件的当事人，首先要把他—— “大腕”交待出来。然后又增加了解释性的内容：所有的故事都是问绕着泰勒的葬礼展开的，没有这个葬礼就没有这个电影故事。葬礼是核心事件，所以要在英译片名中有所反映，翻译为Funeral of The Famous Star。
3、改译
改译即改编式翻译。其翻译结果和原片名并没有太多甚至没有联系，是根据原作的实际内容而从新制定合适的译出语翻译。如：《看上去很美》（Little Red Flowers）、《无极》（The Promise）、《甲方乙方》（Dream Factory）、《回家过年》（Seventeen Years）等。
影片《看上去很美》是围绕着幼儿园小朋友方枪枪与小红花展开，小红花是贯穿全剧始终的一个重要线索。抛开诗意的中文片名，以“Little Red Flowers”为英文片名直奔主题，更符合西方人的接受习惯。一个小小的物件很容易勾起人们童年的美好回忆，也很容易在相同经历的群体当中产生共鸣。移情作用会使观众感到相当的亲切，在情感上得到了升华。
4、文化翻译
文化翻译是指把一种语言的文化背景迁移到另一种语言里。这类翻译收到译出语受众的欣赏，但其传递的信息却不为原语受众的理解。如上面所举的《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Chinese Odyssey : Pandora’s Box）、《刮痧》（Treatment）等，是为了贴合英语文化和英语接受习惯而做出的文化迁移。
结语
无论哪种翻译，目的都是为了传递信息、寻求沟通、促进交流，使不同语言之间的人能够相互理解。电影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是对外展现一个国家的窗口，是文化交流的使者。电影片名更是一部电影的门楣，是灵魂，它在第一时间向观众传达影片信息。因此电影片名既要画龙点睛，又要吸引观众，就要照顾到影片的美学特征、文化内涵以及观众的语言和文化接受习惯。在翻译时，要综合考虑翻译的理论、方法和技巧，争取完美再现原作的主旨和文化特色，以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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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季羡林，译林[J]，1998，第4期， 210页
[5] 许渊冲，翻译的艺术[C]，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北京，1984，51页
关键词： 展会宣传材料英译翻译目的论
1.引言
展会宣传材料作为一种对外宣传工具，对我国的对外交流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它实现着推荐我国资源，吸引国外投资者的功能。恰当得体的翻译有助于树立我国良好的投资环境形象，开拓国际市场。因此，对宣传材料的英译进行深入讨论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本文以翻译第二届中国家居文化节暨2009北京家居・装饰・建材博览会网页宣传材料［1］为例，阐述原宣传材料的文本特点，并讨论在非文学体裁文本的翻译过程中翻译目的论的应用。
2.翻译目的论
上世纪70年代，翻译目的论在德国兴起并发展。Gentzler认为，翻译目的论反映了翻译的功能性及社会文化导向性［2］。德国翻译家Reiss将语言功能与文本类型联系起来，并指出应根据不同的文本类型选择具体的翻译策略［3］。Reiss在其文本类型研究中指出，宣传推广类材料，包括宣传册、产品说明书、新闻、官方文件、旅游宣传册等材料都属于“实用”文本或“非文学”文本。实用文本的译入语应该完全传达源语的概念性内容，并在目标阅读群体中产生应有的效果［4］。
德国功能主义派代表人诺德（1997：59-62）提出“翻译任务”，是指译者在进行具体的翻译任务前，应分析将要翻译的文本功能，目标阅读群体，文本传播途径，等等［5］。因此，我在本次翻译过程中确定了以下翻译任务：（1）目标阅读群体，有可能来中国的外国游客、有意在中国投资的外国商人或有意愿出席本次展会并展出产品的外国公司，以及在北京居住并有可能参加此次展会的外国人。（2）文本功能，提供有关家居装修，建材及饰品的信息并且宣传此次展会的国内及国际形象与声望。（3）传播媒介，网络双语并附有彩色图片及其他相关文本。
这样的翻译任务能够帮助我在翻译过程中建立以下的翻译要求及目的：（1）在译入语中，有关家居主题的信息是翻译重点；（2）鉴于文本信息的传播媒介是网络，其文本功能是宣传并提供信息，因此译入语应做到简单明了，易于阅读。
3.翻译过程：问题及策略
3.1句法结构――长句的翻译
英汉语言千差万别，细微处多有不同。具体来说，仅从句法方面，就有以下一些不同。首先，英语是注重主语的语言，而汉语是注重主题的语言。其次，英语句法结构重形合，汉语句法结构则重意合。再次，英语的词组与词组，句子与句子之间往往呈树状，形成长句。而汉语句子结构则呈竹节状，逐节展开。最后，英语趋向于少用动词，多呈静态，而汉语要多用动词，多呈动态（方梦之，2006：24）［6］。因此，汉语长句的英译是一个难点。例如：
例1：
ST： 本届展会展现了(UFI) 国际化专业展会的高水准： 高档次的参展品牌，专业化的展会管理，精彩纷呈的高层次活动，高素质的密集买家群体等特点使10月北京家博会成为08年度家居装饰建材行业最大的焦点.
试译：Embodying a high standard of UFI，top grade participating brands，professional exhibition management，distinctive high level activities and a gathering of highly competent buyers，the Beijing Home Expo became the main focus of decorative building material industry in 2008.
试译与源语在句式结构上保持了高度统一，然而由于有较长的状语修饰语，因此读起来并不自然。周志培先生（2003）提出，汉语是以主题为主的语言，重在语义的表达，而英语是主语为主的语言，往往受句序和语法的限制 ［7］。 因此，我认为，应该选用恰当的中心结构来传达源语信息，再适当调整句序即可。
改译：Embodying a high standard of UFI，the Beijing Home Expo was the focal point of home furnishing industry in 2008 with brands，management，events and major buyers of high profile.
这个例子采用了断句与合句的译法，即“化零为整”。改译读起来更加自然，句子也更加紧凑。根据功能翻译学派理论，译入语的目的决定了翻译策略和方法，而“决定翻译目的的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目标阅读群体”（诺德，1997：12），反过头来决定译者的翻译态度，选择何种翻译方法，翻译策略及译本形式 ［8］。
例2：
ST： 组织者将继续坚持走综合化和专业化相结合的路子，实现“大而全”与“专而精”相结合，进一步强化这一有别于其他展会的主要特色。
试译： Organizers will continue to lay emphasis on the combination of comprehensiveness and specialization，which is distinct from other expos.
在这个例子中，从语义上说，源语使用了不同的词组表达同一个意思，从而营造气势恢弘的语言效果。汉语语言冗余重复，英语则具体精确。因此，在英译过程中，使用删减的译法，仅译出主题意思即可。
3.2语义区别――文化意义词汇的翻译
周志培（2003）认为，文化意义词汇是指在源语语言社会中，具有源语文化特点的词汇。译者很难在译入语中找到与其对等的词汇。因此，文化意义词汇的翻译是另一个难点。例如：
例3：
ST： 其中65家规模较大的参展商进行万人团购集采活动。
在这句话中，“万人团购集采活动”是典型的汉语短语。然而，如果直译成英文，就不符合宣传推广类文本的精确明了的语言风格。因此，本例采用“归化”的翻译手法。根据奈达（2001）的理论，“归化”手法是指在译文中，将含有文化意义的词汇规避，尽量在译入语中寻找对等词汇，从而减少读者对译文的陌生感，从而达到语言功能上的对等 ［9］。
试译：65 of the larger ones organized buyer clubs.
在本例中，我仔细选择使用目标阅读群体熟悉的词汇“buyer clubs”，有效地规避了源语中的文化意义词汇，使读者能轻松阅读并理解语义，从而达到了更高意义的忠实于原文的翻译标准。
4.结语
本文以翻译博览会网络宣传材料为例，以翻译目的论为导向，阐述了翻译目的论在非文学类体裁文本中的应用，并分析了在此次实践中遇到的翻译问题，通过具体的佳译实例和翻译失误，得出以下结论：翻译过程中对源语文本及译入语文本的类型，功能，目的未进行适当的分析是翻译失误出现的原因之一。因此，译者若想取得较好的翻译效果，从而实现翻译目的，就必须考虑翻译目的、源语目的及译者目的等因素。
参考文献：
［1］易居网.http：//省略/Design/Meeting/Meeting.aspx?ID=15475.
［2］Gentzler,E..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
［3］Reiss，K..Text Types，Translation Types and Translation Assessment［M］.A.CHESTERMAN，trans.In：A.CHESTERMAN，ed.Readings in Translation Theory.Helsinki：Oy Finn Lectura Ab，1989：105-115.
［4］Reiss，K..Translation Criticism：the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M］.E.F.RHODES，trans.Manchester：St.Jerome，2000.
［5］Nord，C..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Manchester：St.Jerome，1997：59-62.
［6］方梦之.英汉翻译基础教程［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24.
［7］周志培.汉英对比与翻译中的转换［M］.上海：华东大学出版社，2003.
关键词：功能翻译理论 文学翻译 意象 再创造
一、功能翻译理论与意象再创造
功能翻译理论来源于交际理论，其核心是目的理论。功能派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 Nord）［1］1997年用英语出版了《目的》一书，系统介绍了功能派的翻译理论。一般的翻译理论，以原文为起点，译文为终点。翻译的第一阶段是对原语言的分析，然后经过翻译过程译入目的语，然后译文要按照译入语的常规加以修改，最后是把译文投入交际情景，完成语用行为。而以目的理论为核心的功能翻译理论，其最大特点是把通常的翻译程序倒转过来，也就是以语用为起点，以翻译的目的、译文的功能为标尺来确定翻译的策略，并且选择把原文中哪些材料传译到译文中。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翻译程序。这样翻译的标准就是译文是否实现了原文的功能，或者是否达到了翻译的目的。
翻译的最终目的是让不懂原著的目的语读者借助于翻译来阅读理解、欣赏原著，使原著有一个更大的读者群，这就赋予翻译以特殊的史命――再创造及其它特殊的要求，在翻译的过程中要依据蓝本――原本，要考虑译文语言的风格，写作风格，原文形象的魅力，这一切都来源于原作者所表现的现实，而译者需要体会到原作品中人物的感情、思想、行为，并将把有这一切在自己生活体验中找到最恰当的印证，然后运用适合于原文的文学语言，意象语言把原作的内容、形式正确无误地再现出来。
二、意象语言是文学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意象语言［2］是指那些能刺激读者的视、听、触、嗅等感官，让读者有某种形象感的语言。意是作者的思想和感情，象是某种具体的形象。意象“是指熔铸了作者主观意识（包括情感）的事物映象，或是经过想象加工而在脑子里形成的事物形象，即心理学所说的‘想象表象’”。
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既是一个基于静态逻辑语符的忠实代言人，同时更是一个能动的、文化性的、有度的、主观认知和潜意识地表现“自我”的重创者或模仿者。把译者当作一个静态机械的忠实代言人，从本质上讲是将文学翻译仅局限于符号对应层面上，忽略了文学翻译中的美学认知和转换中的主体能动性、文化性、主观性，而这是文学作品中美学和风格等诸美学因素的认知和展现的模糊性、隐含性和动态主观性的本质所决定的。强调文学作品“形而上”的翻译中译者的主观性和能动性并非否定“信”的基础，“忠实”或“信”在任何翻译活动中都是第一要素，没有这个“第一要素”翻译活动亦会失去它应有的意义和作用。这与诺德提出的“功能加忠诚”的功能翻译理论是一致的。
三、文学翻译中的意象再创造
（一）声音意象
声音可产生特定的音韵、节奏和联想，有助于表情达意，刻画形象，表现气势。《红楼梦》里有这样一段对话：……湘云走来，笑道：“爱哥哥，林姐姐，你们天天一处玩，我好容易来了，也不理我一会儿。”黛玉笑道：“偏是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也不叫上来，只是‘爱’哥哥‘爱’哥的。回来赶围棋儿，又该闹‘幺爱三四五’了。”……史湘云对话里也不示弱，反唇相讥道：“我这辈子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儿得一个咬舌的林姐夫，时时刻刻你可听‘爱’‘厄’去。阿弥陀佛，那才现在我眼里。”小孩咬舌会把“二”说成“爱”，据考证红学家基本采用曹雪芹祖籍为河北丰润县一说，丰润北部山区的人们以及附近地区的人们都把“二”说成“厄”。对话里用了一连串的语音变格，把湘云活泼娇憨的形象，黛玉敏捷不饶人的性格，以及两人互相取笑的幽默情趣刻画得淋漓尽致。David Hawkes［3］是这样译的：
…“Couthin Bao，Couthin Lin，you can thee each other every day.It th not often I get a chanthe to come here;yet now I have come，you both ignore me!”
…“Lisping doesn’t seem to make you any less talkative! Listen to you：Couthin’，Couth’!Presently，when you are playing Racing Go，you’ll be all thicktheth’and theventh’!”
…“I shall never be a match for you as long as I live，”Xiang-yun said to Dai-yu coith a disarming smile.“All I can thay ith that I hope you marry a lithping huthband，tho that you have ithee-withee’ ithee-withee’ in your earth every minute of the day.Ah，Holy Name!I think I can thee that blethed day already before my eyeth.”
David Hawkes在译文里也巧妙地运用了一连串相应的语音变格（如cousin-couthin，It’s-It’th，chance-chanthe，sixth-thicktheth等），取得了毫不逊色于原文的音韵效果。
（二）结构意象
句子或语篇的结构具有创造意象的功能。汉语重意合，属话题突出性语言，句子结构为流水句（竹竿/节句）；英语重形合，属主干突出性语言，句子结构属葡萄型。杨宪益［4］准确把握汉英语言结构以及民族思维的宏观差异，根据语境适度调整结构，以增强译文的逻辑性、可读性。如：“到了铁公祠前，朝南一望，只见对面千佛山上，梵宇僧楼，与那苍松翠柏，高下相间，红的火红，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绿的碧绿，更有好一株半株的丹枫夹在里面，仿佛宋人赵千里的一幅大画，做了一架数十里长的屏风。”（《老残游记》）
译文：When he reached the temple he looked southwards and saw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lake the Mount of a Thousand Buddhas.There were temples and monasteries，some high and some low，scattered among the grayed pines and green cypresses;the red were as red as fire，the white as white as snow，the blue as indigo and the green as green as emerald，while here and there were a few red maples.It looked like a big painting by Zhao Qian Li，the Song dynasty painter，only made into a screen a dozen miles long.原文缺省的主语用he译出，尤其是“高下相间”的主语较隐晦，译者运思细密，用some补出；最后一句主语译者根据语境判断指代前文太湖美景，用It译出原文的模糊美。译文还根据英语的特点，加上一些逻辑关联词，把句子转换成葡萄型长句，层次分明，逻辑清楚。此外，颜色意象传译逼真，也是一大特色。
（三）情景意象和人物意象
提到文学翻译的创造性不能不提庞德（Ezra Pound）。他追求一种新的硬朗实在的诗歌，他主张诗歌内容平民化，诗歌形式通俗化，即用接近口语的自由体诗取代传统的格律，诗歌的语言要清晰、准确和简洁，诗人应废弃一切对表达不起作用的词语，并通过意象来思考、感觉等。在对中国诗歌进行翻译时，意象成了庞德学习借鉴的重点，为了引进中国古诗的模式和语言方式，在翻译中国古诗时他不惜违反英语的语法规则。他通过误译把李白“荒城空大漠”的诗句翻译成了“Desolate castle，the sky，the wide desert”。译文中没有英语常见的主谓结构，也没有介词的连结，造成了中国古诗中常见的意象并置的效果。
在翻译王昌龄《闺怨》中的“闺中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两句诗时，庞德［5］为了突出意象，把汉语诗句中各个词的英语意思按照原诗的词语搭配关系组成英语诗句。如：
In boudoir，the young lady-unacquainted with grief，
Spring day，-best clothes，mounts shining tower.
庞德省掉了“spring day”前面的“on a”和“best clothes”前面的“in”。通过省略这些表示词与词之间关系的词，在译文中创造出“the young lady”、“spring day”、“best clothes”和“shining tower”几个意象组成的意象群。这些诗句典型的中国式英语，英语读者对此感到吃惊是很自然的。事实上这种对译语叛逆的译法也应该是无可厚非，这是国语译者翻译时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译语和原语，还要考虑原语文本的体裁和其内在的属性。
人物意象是文学作品中意象最明显和最集中的形式。人物形象是小说的核心，翻译艺术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以形象思维捕捉原文人物形象，以情感共鸣去体验人物的悲欢离合，借助想象力进行形象再创造。对此方面的论述不胜枚举，此文不详尽论说。
（四）审美意象
与其他语言相比文学语言具有更大的表意潜能，其效果取决于语词、语段、语篇之间的粘连和发散的关系。它的传达不仅包含着一般信息，而且还有一种审美信息。审美信息是一个相对无限的，有时甚至是难以捉摸的“变量”，而且越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它的审美信息越是丰富，译者对它的理解和传达就越难以穷尽。译者参与的审美价值创造就越明显。这里我们不妨用《大卫・科波菲尔》第22章中的一段令译者颇感棘手的文字游戏与几种不同译文的对照形式，让读者进一步具体感受文学语言的艺术独特性以及译者如何参与文本的审美价值创造及译作所具备的独特的艺术价值。
原文（Ah! What’s that game at forfeits?）I love my love with an E，because she’s enticing;I hate her with an E，because she’s engaged.I took her to the sign of the exquisite，and treated her with an elopement，her name’s Emily，and she lives in the east?(David Copperfield，XX II)。
译文：我爱我的爱人，因为她很迷人；我恨我的爱人，因已许配他人；她名叫虞美人，是东方丽人。
吾爱吾爱，因伊可爱；吾恨吾爱，因伊另有所爱。吾视吾爱，神圣之受，吾携吾爱，私逃为爱；吾爱名爱米丽，吾东方之爱。［6］（《中国翻译》，1996年第6期，第18页。）
把一部文学作品的意义从一种语言转换成为另一种语言，这种转换是多层次、多方位的。译文里都蕴含着译者对原文的文化背景的修养、形式意义的理解，以及由此而引致的气质和风格。总之，“艺术加工”，而且在看似被动模仿行为中，包含了许多复杂的创造性发现和表现，蕴含了译家个人体验和风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译家与作家是取得了相同的、相平等的文化身份。
结论：翻译的目的与功能决定翻译的意象再创造
功能翻译理论派［7］的理论与意象创造之间的联系，曼德瑞的翻译行动化、弗米尔和莱思的目的论、诺德的功能语篇分析理论都是强调译文在译语文化中的交际功能，认为译文的形式并非照搬原文模式，而是取决于是否在译语文化中合理地为其功能服务。功能翻译理论派认为，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与具体的翻译方法。翻译的结果是译文，译者必须清楚地了解翻译的目的与译文的功能，并根据翻译目的与译文功能对原文作调整，才能做好翻译工作。
译者作为审美主体，他有很大的能动性，是艺术形象创造的积极参与者。在解读原文过程中，他会利用那些和特定艺术形象有联系的生活经验，发挥想象，接受乃至丰富或提炼既成的艺术形象。有时译者甚至可以捕捉到作者没有意识到的非自觉的东西，并使之上升为自觉的内容，这时的译者也并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中介者，他已经成为意象、审美的艺术再创造者。尤其是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它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故译者的主体性在审美活动中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译者在翻译时，应以原文的历史文化背景为本，既要发挥想象力、创造力，也要避免胡译、乱译，力求译文生动形象、贴切、自然。
参考文献：
［1］Nord，Christiane.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Snell-Hornby，Mary.Translation Studies：An Integrated Approach［M］.Amsterdam & 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1995.
［3］Cao Xueqin.Trans.David Hawkes.The Story of the Stone［M］New York：Penguin Groups，1997.
［4］Cao Xueqin & Cao E.Tramp Doctor’s Travelogue［M］.Trans.Yang Xianyi and Dadys Yang.Nanjing：Nanjing Independent Publishing House，1947.
［5］Pound Ezra.Personae：Collected Shorter Poems of Ezra Pound［Z］.London：Faber&Faber，n.d.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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