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财富观念的变革有着深层关联。因此，有必要在时代语境下对财富观念予以重新定位与思考。
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中文和英文的词典中对于“财富”(wealth)概念的日常语言的理解符合当今主流经济学中对于财富的一般解释，基本锁定在有价值的物质资料上。但是还要看到，在词源学上，财富(wealth)由单词weal（康乐）和th（情形）两个词组合而成，表示“康乐的情形”或“幸福和繁荣的情形”。而在希腊文中，财富这个词是euporeo，可以被拆成两部分：eu（美好的、幸福的）和poros（通路）。也就是说，财富是通往幸福的工具或道路。词源学的解释，对当今财富的精神现象学有很好的启示意义：不要倒置在财富问题上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不要忽视对于财富增长的终极目标和价值诉求的思考。
在弄清楚财富本源意义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厘清财富的社会内蕴。其实，财富作为社会分工所积累，是剩余产品积累形式的两极分化而导致的社会不公和财产稀缺性的认定，也是人类由无意识的交换行为向自觉的交换行为过渡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财富的积累过程其实就是财富及其财富观念形成的过程。在私有制社会，剥夺与被剥夺、占有与被占有、平等与不平等乃是其间过程的历史特征。正是基于对“剩余产品”的产权化、私有化的确认，“剩余产品”才获得社会制度框架内所能定义的“财富”概念的内涵。因此，在私有制社会，财富的社会本质是“不平等”。正是不平等地对待剩余产品，才会使得具有私有产权性质和社会属性的财富得以诞生；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平等，才使得财富的意识形态变成等级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重要证明；更是因为这种不平等，财富才成为少数人持有的“财富幻象”、社会两极分化的直接原因。
二、财富体系的三次变革
迄今，人类已经实现了三次财富体系的变革：第一次发生在大约一万年前，人类发明了农业，这是“创造财富的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新方法”。人类不再靠大自然恩赐，而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让自然界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做了。在这次财富浪潮中，大多数农业社会里以数代同堂的大家庭为生产单位创造了我们所称谓的农业文明。第二次革命性财富体系和社会（即工业主义）出现于17世纪的晚期，在地球的许多地区掀起了第二次改革和剧变的浪潮，这次财富浪潮是基于标准化生产流水线的制造技术，按照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集权化和最大化的普遍原理建设起来的，所带来的是工业一体化。第三次浪潮大概肇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因为在这一年，美国的白领和服务行业的就业人员人数首次超过了蓝领工人的人数。这种劳动力结构上的巨大变化说明以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工业经济开始过渡到了以知识或者脑力劳动为基础的产业经济。
其实，财富体系的建立不是神秘秩序的显现，也不是某个天才人物的伟大杰作，而是“大自然的隐秘过程”的必然。透过历史我们发现，财富体系的建立需要三个因素：其一，信仰动力论向财富动力论的坐标转换。随着货币向资本的转换，货币配置社会资源的意义被发现，在利益支配世界的意志驱动下，西方进入了财富体系扩张的时代，西方政治谱系由信仰动力论向财富动力论的坐标转换，神性的人逐渐向俗性的人转换，使以资本为轴心的社会制度得以发育。其二，财富体系的政治制度设计与说明。从财富扩张的哲学教条与政治谱系的同构来说，通过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设计，使资本主义财富扩张的哲学教条与政治谱系获得同构，从而为财富的扩张提供制度设计与支持。在制度设计中，国家的本性与人的贪婪性两极相通，“恶的人性”被假设为国家政治由抽象走向具体、由僵死转为活力的重要视点。其三，财富心理的培养和财富精神的张扬。财富扩张的哲学教条与政治谱系的同构，既是财富精神的历史积淀，也是财富精神张扬的内在需求。因为，该设计契合了三个重要理念：首先，贪欲作为人性之本，在金钱的法则下，驱动人类社会发生了一种“原子化的裂变”，并使人的社会性转换为一种市场的物性。其次，追求财富的欲望是人性的基础，它具有普遍性和永久性。政治的治理应更加权重追逐财富的原则。追逐私利与合理性地混合应成为一切行为的典范。最后，政治被市场经济加以通约的价值取向应当是：用欲望来驯服和制衡欲望。这三种财富扩张的哲学理念与政治谱系的同构，乃是西方资本制度发育的重要“理论基因”。
三、财富扩张及分配逻辑与金融危机的内在关联
财富逻辑是一个包括财富繁荣、危机、萧条、复苏等多环节的完整链条。扩张与繁荣，危机与萧条，都是财富逻辑过程性展开的表现形式。在金融资本主义社会，金融危机的爆发是财富扩张及分配逻辑的必然。历史上，社会财富分配经历了三个阶段，有三种类型。
第一个阶段直接分配使用价值，也就是用伦理的概念，或者等级制的制度直接分配，也就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使用的分配方式。以帝王为代表的官僚阶层占有了社会的全部剩余财富，使生活系统维持在紧张的状态，所以这种使社会发展很慢。
第二个阶段分配方式是资本的分配方式。不再直接的分配作为物资资料的财富本身，而是分配一种瓜分财富的权益――价值。价值是分配财富的一种市场权利，本身不是财富，但是用来分配财富。这个价值能扩张人的欲望――占用全社会财富份额的欲望。
第三个阶段分配方式是资产证券化这一特殊的财富分配方式。就是把一切预期能够生产出社会权益的资产，统统进行证券化。证券化后产生的虚拟经济体，使实体经济的生产关系延伸为虚拟经济中“社会金融关系”，而具有杠杆效应的金融衍生工具，则将这个金融关系网络的触角深入于全社会各个角落，形成了无孔不入的控制力量。实体经济的财富逻辑也由此延伸到虚拟经济领域而不断积累，并且最终被倍数地放大而表现出来，最后爆发为金融危机。由此可以看出，资产证券化使资本变异为虚拟资本，财富变异为虚拟财富，在增进社会财富的同时又在不断地转移和积累财富扩张风险，这就是金融危机的深层根源所在。
四、财富观的变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爆发于西方的金融危机给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运用工具化、智能化的手段，创新财富新源泉，增加社会财富，这是一个时代的难题，也是一个关乎民族和国家命运的重要问题。在构建我国的财富观念和财富体系的时候，理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1）自觉把握世界财富革命进程，创新财富新源泉。（2）深刻把握财富原理，促进财富创造。（3）完善财富体系，增进人民福祉。
2011年，我国投资理财市场可谓纷繁复杂：发达经济体债务危机令全球经济增长前景迷雾重重；国内高通胀环境长期阴云笼罩；资本市场低位震荡，拖累基金市场表现不尽如人意；保险市场虽稳步增长，但产品创新力度和改善营销氛围还面临压力；银行理财产品火爆发行，但因风险隐患显露而面临监管风暴；房地产市场在政策高压下拐点初现，趋势模糊；金价一路上扬之后年底又现重挫行情；另类投资部分品种如火如荼……
《大众理财顾问》创刊的2004年，被业内习称为中国的理财元年。经过8年的发展历程，中国金融消费者从文化、理念以及技术层面都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中国理财市场业已形成包括股市、债市、楼市、金市、汇市、藏市6大投资市场和银行理财产品、基金、保险及信托4大财富管理媒介市场在内的比较完备的市场体系，初步呈现出万木竞春的可喜局面。
经过8年的跟踪，我们深刻认识到，虽然我国的理财市场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距离成熟标准还尚显不足。
首先，我国民众对理财于家庭生活的意义还没有上升到应有的高度。虽然我们不倡导唯财富论，但一定要强调财富基础论。只要拥有体面生活的良好愿望，只要肩负家庭生活的责任，理财就是必修课。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不只有如何获取财富的问题，更有管理财富的课题。古语所云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今时代，应该表述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亦应理之有道。第一个道，是指道义，劝诫我们对财富的获取应该合理合法；第二个道，是指门道，强调财富管理是需要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如今，理财规划师已成为一个职业。对非专业人士而言，我们不需要对理财原理的专业把握，但基本的应用知识还是需要的。就像我们不是专业的机动车驾驶员，但现在也需要驾驶私家车一样，不了解机动车的构造细节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不知道如何驾驶就会有大麻烦。
第二，投资市场是波动的，而理财是永恒的。对具体投资市场你可以选择进入与否，但理财是必须付诸实施的，因为理财的目标就是为了规避财富价值波动带来的风险。特别强调，金融学中的财富配置理论对我们的理财实践尤其重要。专业观点将理财规划分为8个部分，包括现金规划、消费规划、保险规划、税务规划、教育规划、投资规划、退休养老规划、资产传承规划等。作为非专业人士而言，我们杂志倾向于简单一点的模型，即“理财三分法”，包括消费、保障和投资。消费是对为了体现理财目标在当下的意义，保障是为了未来的财务安全，投资是为了实现广义上的财富自由。
第三，理财其实很简单，贵在“有心”。我们不需要专门学习金融理论，掌握一点理财的基础知识并不难，读一些通俗读本即可。但重要的是，需要养成记账的习惯，需要会分析资产和负债，还可能需要将家里的简单计算器升级为财务计算器。所有这些，只要有高中知识，绝不是难事。家庭资产安排有一些简单的规律，比如4321法、双10定律、72法则等，这对我们非专业人士而言就基本够了。比较难的恐怕是如何鉴别金融理财机构的产品和服务，但这与我们平时一般商品消费时“货比三家”是一个道理。信息爆炸时代，信息获取的成本（特别是时间成本）很高，闲暇时间较少的人应该通过专业信息服务低成本地获取。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原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注册理财规划师协会主席朱相远
理财这个概念，在十年前也许鲜为人知，因为我们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环境下，一直以来都主张劳动致富，靠劳动去赚钱。但经过十年的发展，老百姓个人收入有了很大提高，理财市场空前活跃。
大众理财不是少数金融家的理财，是鼓励所有老百姓通过适当工具和方法，增加财产性的收入。因此，宣传和普及理财知识，使其在群众当中发挥积极效应，增加群众财产性收入，同时也更好地使用这些流动的资金支持国家的建设，是理财队伍应该发挥的作用。
美国LL GLOBAL中华区总经理吴贤峰
寿险行业发展初期，如何得到金钱上的回报是客户的主要关注点。但寿险的本质是照顾一个家庭，其背后代表的是“责任感”这三个字，这是寿险的功能以及意义所在。
理财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多赚点钱，那么赚钱的目的是什么？无非是提升个人的生活质量，提升子女的教育水平，让家庭没有后顾之忧，这都是保险的基本功能与意义。所以，希望寿险能回归保障这一本质，从这样一个角度切入，才是市场最健康的发展模式。
亚太金融高峰论坛秘书长谢清顺
在互联网时代，对银行、证券、保险公司来说，最重要一点就是诚信。因此，诚信文化将成为接下来理财文化的重要内容。只要能够真正为投资者着想，没有欺骗、误导，就能很好地发展，而一旦有投诉，监管部门必定问责，客户也不再信任，持续发展就存在很大问题。
理财也好，财富管理也罢，希望我们能够给这个行业加分，而不是减分。一旦减分，这个行业就成了市场上一直抬不起头，没有形象没有地位的行业。
著名理财专家、国家注册理财规划师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刘彦斌
中国在未来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这是可以预期的。这将给金融理财行业带来一些机遇，同时也将带来一些变化。在经济整体向好的趋势下，中国的股市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下跌了五六年，没有涨，我们认为基本上见底了。
现在，股市涨起来了，有人说牛市来了，但我们对2014年的股市，对2015年甚至以后的股市都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市场有其自身的规律，经过几年的下跌，如今具备了上升的基础，但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后，企业生存艰难，从这点来看，股市股价的上涨缺乏公司业绩的支持，但是总体上市场向上的概率会大一些。
对话：
金融变革下财富管理行业的机遇与挑战
光大银行资产管理中心总经理助理郭新忠 中国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长给整个财富管理行业带来了很大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从简单的套利向真正的资产管理的巨大挑战。
宜信财富高级副总裁赵若冰 进行财富管理时，需结合国家和全球经济环境、宏观经济环境、微观经济环境，对个人和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做出了解，最终给出合适的解决方案。
巨鼎财富管理中心首席执行官赵均馨 不同的客户在不同阶段对于财富管理的需求不同。我们追求客户的幸福指数，不是为他的收益率服务。幸福就是财安、身安、心安。
北京济安金信副总经理王群航 股票型基金可以做，债券基金可以做，货币基金可以做，到底哪个更适合？股市看好的时候，把投资重点放在股市上面;股市波动，就放到货币市场基金上面。
对话：
财富管理服务模式如何适应市场需求
中国CFP跨区金融理财师协会林鸿钧 在产品越来越多、信息越来越丰富的情况下，投资者需要合伙式第三方的理财服务公司，利用专业的团队、各行各业专家资源帮助他们做规划。
建信基金市场推广部总监王雁 对资产100万元以下的用户，以标准化产品为主，开发很多平台，快速响应客户需求。对100万元以上的用户，实实在在按客户的需求，整合对应的资产，以达到客户所要求的收益。
中美国际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许光惠 从理财途径上来讲，服务模式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简单、短期产品用线上模式，复杂、需要专业知识的产品通过线下销售。
对话：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趋势
翼龙贷创始人、总经理赵洋 国内P2P行业在发展初期面临着很多困难。相信在未来，P2P行业会首先由平台进行过滤，然后再由投资人进行自我辨认、自我选择，这才是互联网金融的本质。
>>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个人退休行为的激励程度探析 浅析退休养老保险制度并轨问题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激励机制研究 筹资机制、风险控制与农村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推迟退休年龄的相关分析 养老保险制度与代际正义 完善养老保险制度的政策与建议 养老保险制度存在问题与对策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反思与改革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制度并入 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势在必行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探讨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研究 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任重道远 统筹城乡养老保险制度 养老保险制度并轨任重道远 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刍议 养老保险制度浅析 养老保险制度个人化与信用化 减慢“隐性债务”的再扩大 违规提前退休对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下退休政策的改革完善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因此，本研究将引入养老金财富的概念，通过对养老保险制度内生激励机制对个人退休决策影响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提出进一步调整养老保险制度参数的政策建议。
二、养老保险制度内生激励机制与个人退休决策：理论模型
1.理论分析
个人退休决策是在考量各种影响因素基础上的综合决策。德国学者博约什-苏潘（BrschSupan）引入选择价值概念（option value），分析了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因素，他认为某一年龄退休的选择价值由如下因素决定：与退休年龄相关的养老金水平、个人过去或未来收入水平、闲暇的边际效用、生存概率、贴现率等[19]。如果个人推迟退休的选择价值变小或者下降，个人就会选择离开劳动力市场并开始领取养老金[20]。选择价值体现了个人退休决策的机会成本。通过调整养老金制度相关参数，优化制度内在的激励机制，可以对个人退休决策产生积极影响。
养老金制度对个人退休决策的激励可以分解为两个效应[21]：价格效应（price effect）和替代效应（substitute effect）。前者是指如果改变养老金制度参数，降低个人提前退休的养老金替代率，就增大了个人的闲暇成本，因此，价格效应也被称为闲暇的价格；反过来，如果养老金待遇水平过高，可以满足退休后的支出需求，那么个人就倾向于提前退休。而替代效应是指如果个人推迟退休不仅不能带来养老金财富的增加，反而会减少，即净养老金财富为负，这实际上是向个人征收的隐性税收[2223]，那么个人会选择提前退休。因此，养老保险制度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是通过待遇替代率和净养老金财富两个因素实现的。有研究表明，如果养老金替代率非常低，即便净养老金财富为负，个人由于养老金无法支付退休后生活支出需要，仍然会选择继续工作[24]。
为了进一步分析养老金制度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本研究将对不同年龄退休时的养老金财富水平进行模拟，动态地反映退休年龄与养老金财富之间的关系，进而为优化养老金制度提供依据。所谓养老金财富（Pension Wealth）是个人在退休期间领取的养老金收入的现值。之所以分析养老金财富，一方面该指标在反映养老保险制度的慷慨性上比待遇替代率指标有更广泛的价值[25]，另一方面，通过比较个人不同年龄退休时的养老金财富，也间接考虑了隐性税收问题。
2.养老金制度参数设计与养老金财富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本质上，个人退休决策具有异质性偏好。哈奈尔（Hanel）和瑞范恩（Riphahn）的研究表明，个人的出生年代、教育、产业部门等都会影响个人的退休偏好；恩科尔（Schirle） 的研究发现教育程度、配偶的劳动参与情况、子女现状等的差异会带来不同的退休选择。参见：Daniel van Vuuren. Flexible retirement[R]. CPB Discussion Paper，No.174， 2011。 ，一个理性的个人一定会选择养老金财富现值最大的时刻退休。养老金制度参数设定直接影响不同退休年龄时个人的养老金财富规模。因此，如果政策目标是提高55岁以上大龄劳动者的劳动参与率，可以通过调整影响养老金财富规模的相关参数，改变不同退休年龄时的养老金财富规模，发挥养老金制度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内生激励作用。通过养老金制度内生激励机制设计，使个人实现养老金财富最大化时的退休年龄与政策目标趋于一致，进而达成“激励相容约束”的均衡状态。影响个人养老金财富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预期寿命。对于大龄劳动者而言，如果预期未来健康状况较好，预期寿命较长，则个人更倾向于留在劳动力市场，推迟退休年龄，反之，则倾向于更早离开劳动力市场。对于个人而言，如果选择完全退休，离开劳动力市场，意味着自己的正式社会联系（social contact）中断，而每个个体都是“社会人”，都有参与社会网络的动机。有研究表明，在出台了大龄老年人部分退休制度（partial/gradual retirement）
因非全时工作（part-time work）与部分退休前工作的异同，将其分为gradual retirement和partial retirement两类，前者是指非全时工作与部分退休之前的工作单位一致，而后者是重新与新的雇主签订非全时工作合同。在欧洲国家，采取前一种模式的比较普遍，但在美国较多地采取后一种模式。的国家，之所以在达到最早领取退休金年龄之后，仍然选择继续工作领取部分养老金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维持社会联系。比如，对比利时选择部分退休人员的原因调查显示，23.6%的被调查者选择了“工作中社会关系的重要性”[26]。
第二，待遇积累率（accrual rate）。在DB型养老金制度安排中，个人退休待遇取决于个人缴费年限和计算待遇的参考工资（reference wage）水平。目前，我国在整个权益积累期的待遇积累率为1%，即每工作1年积累1%的养老权益。理论上说，如果待遇积累率高于精算中性积累率，那么延迟退休对个人更有利养老金制度符合精算中性，则各个退休年龄的养老金财富是一样的。如果制度的待遇积累率高于满足精算中性条件下的积累率，则会带来个人养老财富的增加，此时，延迟退休对个人有利。关于精算中性的概念，国外学者做了非常丰富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根据此理论对我国养老金制度进行了相关研究。详见：刘万. 延迟退休一定有损退休利益吗？――基于对城镇职工不同退休年龄养老金财富的考察[J].经济评论，2013（4）：27-36。。但是，如果养老金待遇积累率过高，个人可以通过较短的时间积累较高的养老权益，满足养老需求，也存在提早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可能。因此，科学合理的待遇积累率设定对个人退休决策有重要影响。
第三，贴现率。在养老金现值计算中，贴现率大小实际上反映了养老金受益人对货币当期和远期价值的偏好。如果贴现率高，意味着个人更倾向于获得货币的当期价值，因此，会降低未来养老金收益的现值，此时养老金财富降低；反之，则养老金财富较高。养老金财富现值水平直接影响个人的退休决策。
第四，工资增长率、养老金待遇调整率与个人账户养老金投资回报率。个人退休决策是在工作和闲暇之间的选择。不考虑其他非经济因素，如果个人工资增长率高，意味着个人放弃工作领取退休金的机会成本增加，个人更倾向于做出推迟退休的决策
随着个人收入水平的变化，闲暇的价格也会发生变化，收入越高，闲暇的价格越昂贵，个人更倾向于工作。但如果收入水平达到某一临界点，闲暇的边际效用水平提高，当高于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时，即便收入水平提高，个人也会选择闲暇。不过，对大多数劳动者而言，其收入水平远低于临界点，因此，如果收入水平增加会增加其工作的激励。；如果养老金待遇调整率较高，且远高于延迟退休的养老权益增长，则个人更倾向于离开劳动力市场而选择退休；如果在职期间缴纳的个人账户资金投资回报率较高时，意味着在职缴费将积累更多的养老金财富，激励个人做出推迟退休的决策。
3.养老金财富模型
我国现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计发办法依据的是2005年通过的《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个人退休后的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构成。其中，基础养老金以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缴费每满1年发给1%；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数，计发月数根据职工退休时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确定。
三、不同退休年龄时的养老金财富与最佳退休年龄：基于不同情境的敏感性分析
前面给出了养老金财富现值的计算公式，分析了不同参数对养老金财富的影响，以及对个人退休决策的作用机理。本部分将通过对不同情境下不同退休年龄时养老金财富的模拟，找出个人最佳退休年龄的分布，进而为优化养老保险制度对个人退休决策的激励提供参考。
1.基准情况下的个人最佳退休年龄分析
本文分析的是典型个体的养老金财富情况，因此假定其死亡年龄为平均预期寿命。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为72.38岁，女性为77.37岁。因此，本文假定男性的死亡年龄为73岁，女性为78岁在分析中，男性和女性的区别仅在于预期寿命的差异。因此，计算结果除了用于分析性别差异对退休决策的影响外，还可以用该数据分析不同预期寿命对个人退休行为的影响。。
为了计算方便，本文假定劳动者参保年龄为30岁
之所以将参保年龄设定为30岁，是为了计算方便。研究显示，我国企业职工的平均退休年龄为54岁，而男性平均参保年龄为23.4岁，女性为24.87岁，平均参保年限为30年。如果将法定退休年龄设定为60岁，在参保30年而未中段缴费的情况下，参保年龄设定在30岁有一定合理性。，在退休之前从未中断缴费，并且第一年参保时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为30000元/年。根据《国家统计年鉴（2014）》数据，2013年我国全社会城镇就业人口平均工资为51483元。但由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平均工资并不能较为准确地反映一个代表性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情况。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相关调查，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为30000元，平均数为53023元，2010年，超过平均工资的城镇居民仅为25%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建议使用中位数指标度量城乡居民收入[EB/OL]. [2013-03-19]. 。相较之，中位数更能反映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
本文将职工工资增长率设定为8%。据统计，2001-2013年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年均增长率为14.1%。但一方面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增长的差距较大，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年均增长将维持在7%-8%左右，甚至某些年份会低于7%。考虑到我国财富分配将向劳动者倾斜的政策因素，将职工工资增长率设定为8%比较接近实际情况。
养老金待遇调整率也是影响养老金财富的重要因素。由于我国企业职工平均养老金水平偏低，为了让企业职工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我国已经连续10年11次提高企业职工养老金水平，每次平均增长幅度为10%。因此，本文将基准情况下养老金待遇调整率设定为10%。
我国养老基金只能用于购买国债或银行存款，投资回报率偏低。据统计， 2003年以来，养老保险基金名义收益率为2.18%，而同期加权通货膨胀率为2.2%，养老保险基金实际是在贬值缩水[27]。因此，本文将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投资回报率设定为3%。
贴现率反映个人对于当期消费和远期消费的偏好，本文将其设定为3%。不过随着年龄的变化，贴现率也会发生变化，为了体现贴现率变化对个人养老金财富的影响，在敏感性分析部分将考虑贴现率为6%的情况。
根据上述假设条件，基于养老金财富计算模型，计算不同退休年龄下的δ值，可以发现：①预期寿命影响个人的养老金财富规模，进而影响个人的最佳退休年龄。由于假设男性的死亡年龄低于女性，在其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男性在55岁退休时养老金财富达到最大，而女性为59岁。②收入水平影响养老金财富的相对水平。当收入水平为社会平均工资的1倍（β=1）、0.6倍（β=0.6）时，男性和女性的最佳退休年龄一致，分别为55岁和59岁。但是，当收入水平为社会平均工资的3倍（β=3）时，男性和女性的最佳退休年龄均有所提前，其中男性为54岁，女性为57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前述理论分析中提到的价格效应，如果养老金过于慷慨，则会诱发提前退休行为。③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不同情境下养老金财富曲线相对平缓，说明退休年龄变动对女性养老金财富的影响较小，因此，推迟女性退休年龄阻力相对较小（见图1）。
养老金财富是影响个人退休决策的重要因素，因此，从养老金政策角度出发，可以通过相关参数的设定，改变个人在不同退休年龄情况下的养老金财富规模，进而影响个人的退休决策。但需要说明的是，个人退休决策是在综合各相关因素基础上做出的综合决策。上述模拟结果的目的在于为相关政策调整提供参考，而最终个人的退休决策还要受到个人异质性特征的影响。比如，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高于男性，根据模拟结果，其最佳退休年龄应高于男性，但实际情况是女性的实际退休年龄低于男性。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有研究表明，家庭中有0-6岁的小孩的女性延迟退休的意愿明显降低[28]。
2.不同情境下养老金财富变化的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分析是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分析某一因素的变动对结果的影响。通过敏感性分析，可以为养老金政策调整提供客观的依据。本研究重点分析贴现率、养老金待遇调整率、个人账户基金投资回报率等因素的变化对养老金财富以及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
（1）投资回报率变动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将个人账户养老金投资回报率由3%调整为6%
如果养老金采取较为积极的市场化投资策略，其投资回报率会有所提高。根据欧美国家经验，养老金市场化投资的平均回报率在6%左右。，对个人的养老金财富规模及退休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当β=1时，男性56岁，女性63岁时养老金财富达到最大；当β=0.6时，男性57岁，女性67岁时养老金财富达到最大；但是当β=3时，男性55岁，女性59岁时候养老金财富最大。从中可以发现：①随着投资回报率的提高，男性和女性的最佳退休年龄均有所推迟；②较之于基准条件，如果投资回报率较高，在不同退休年龄下养老金财富的相对差距更为平缓。意味着如果调整法定退休年龄，对劳动者的养老福利的相对影响较小（见图2）。
（2）贴现率变动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贴现率对个人养老金财富的影响比较大，因而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退休决策。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如果将贴现率由3%提高到6%，男性和女性最佳退休年龄均会大幅度提前：当β=1时，男性的最佳退休年龄为52岁，女性为55岁；当β=0.6时，男女最佳退休年龄分别为52岁和49岁； 当β=3时，男女的最佳退休年龄分别为52岁和51岁。从中可以看出，如果贴现率较高，意味着个人对于货币现值的偏好高，倾向于提前获得退休金。而且，贴现率对于预期寿命较长的女性的影响高于男性（见图3）。
（3）养老金待遇调整率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尤其是工资增长率维持不变的前提下，如果降低养老金待遇调整率，将使退休的机会成本增大，并且还会降低养老金财富规模。作为一个理性的个体，一般会做出推迟退休的决策。模拟结果显示：当养老金待遇调整率由10%降低为6%时，β分别为1、0.6、3的情况下，男性的最佳退休年龄为61岁、61岁和60岁，女性的最佳退休年龄为70岁、70岁和69岁（见图4）。
（4）同时调整相关参数对个人退休决策的影响。工资增长率也是影响养老金财富规模的重要因素。前面的分析中假定基准情况下工资增长率为8%，但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看，这一工资增长率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据统计，美国、英国、德国2001-2013年间，工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6%、2.9%和1.8%
根据OECD数据整理计算而得。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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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流动性；住房；消费；财富效应；VEC
中图分类号：F12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4）-0051-06
一、住房资产财富效应的文献回顾
资产的财富效应以1990年为分界点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与传统的财富效应研究相比，1990年后财富效应的研究更加深化。一是财富效应的检验技术进一步完善。例如面板协整技术的应用（Dreger等，2006）［1］。二是对各种资产的财富效应进行分类研究。三是不仅研究单个国家的财富效应，还进行财富效应的国别比较。四是不仅分析资产价值变化对消费的影响，还分析资产价值变化对住房贷款需求、货币流通速度和资产自我保险等因素的影响。其中，1990年后不仅研究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还研究不动产的财富效应。这是财富效应研究深化的重要特点。
从理论上说，资产的财富效应要受到系列因素的制约。例如，资产流动性的强弱，资产回报率期望值的高低，消费者的收入分布和收入状况，与资产相关的税收政策，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消费偏好，心理账户和消费计划等。由于这些差异，导致金融资产和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出现差异，从资产流动性的角度看，金融资产和不动产（主要是住房）是有区别的。总体上看，住房资产的流动性要弱于金融资产特别是股票资产。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就要弱于金融资产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出现了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较小。Levin（1998）［2］的分析发现，住房资产对消费基本没有影响。Tracy（1999）［3］等人认为，虽然住房价格的变动带来的财富变化可能比股价变动带来的财富变动要大，但是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可能要小于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对于计划长期居住房屋的消费者来说，住房价格上升所带来的有利的财富效应可能被使用住房的成本上升所抵消。Poterba（2000）［4］认为，由于自己居住而不能兑现的房地产具有较低的边际消费倾向，因为自住性的房产通常被看作是一种长期资产。Campbell和 Cocco（2005）［5］认为，年纪大的自有住房者对住房价格的变化比较敏感，而年轻租房者的消费对住房价格的变化不敏感。
然而，更多的观点似乎支持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要大于金融资产财富效应的观点。Case（2001）［6］等人发现，住房价格上涨对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要明显大于股市的财富效应。Bayoumi和Edison（2002）［7］得到的一个主要结论是，住房财富对消费的影响要大于股市对消费的影响。Benjamin等（2004）［8］以美国1952年第一季度到2001年第四季度的数据为样本，其研究发现，不动产增长1美元使消费增加8美分，而金融资产增加1美元只能使消费增加2美分。持有不动产能够平滑消费并减少消费的波动性。
从国内看，中国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财富效应的研究。但是，这些文献主要集中在股市财富效应的研究上，对住房资产财富效应的理论研究很少见，对其实证分析则更少。例如，卢嘉瑞等(2006)［9］分析了股市财富效应的传导机制并检验其财富效应。段进等（2005）［10］、骆祚炎（2004）［11］和李振明（2001）［12］对股市财富效应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贺菊煌等（2000）［13］和臧旭恒（1995）［14］分别分析1996年和1995年以前金融资产对消费的影响。对住房资产财富效应研究的典型文献是，刘建江等（2005）［15］对房地产财富效应作用机制的分析。他们运用持久收入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持续上涨的房地产市场，促进消费和经济的增长。该论文没有进行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实证分析。
有鉴于此，本文认为，对住房资产财富效应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有待加强。本文主要基于资产流动性的角度，运用VAR和VEC协整等技术，以中国城镇居民1985―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对住房资产财富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居民住房资产财富效应的原因进行探讨，并寻求通过住房资产财富效应促进消费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对策。
二、基于流动性的住房资产财富效应理论分析模型
Muellbauer（1994）［16］认为，基于流动性和资产所有权不同而引起的资产差异，会引起不同种类资
产的边际消费倾向。根据Benjamin（2004）［8］的理论，家庭从金融资产St和实物资产Ht（主要是住房资产）取得收入，个人可支配收入被分为转移性收入Gt和工资薪金Yt。转移性收入Gt包括社会保障金、失业补偿金、食品供应票等。这样不包括财产性收入在内的可支配收入为Zt=Yt+Gt。一些因素将这两种收入转化为资产的价值。假设这些转化因素用bY和bG代表，则不可观测的人力资本和转移财富分别为转移性收入bYYt和bGGt。转移资产被看作是一项可以从社会保障等项目中获得收入的权利。工资薪金所得和转移性收入均用现金支付，具有完全的流动性，它们形成的资产也具有完全的流动性。家庭从金融资产上获得的收入缺乏流动性，这是因为金融资产是一些受限制的养老金和保险金账户，从金融资产上获得的利息、红利和资本利得不会轻易被用来消费。住房资产也存在同样的情况。这样，假定金融资产相对于住房资产的流动性为λs，则按照流动性加总得到的总财富，包括人力资本、转移资产、经过流动性调整后的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即：
（三）住房资产财富效应的方差分解分析
各因素对消费影响程度还可以使用方差分解分析。方差分解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用方差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
击的相对重要性。从表2可以看出，未来第一期至未来第七期，住房资产对消费的影响都要弱于金融资产，也要弱于转移收入的影响。对消费影响最大的因素仍然是消费自身，由此可见消费习惯的重要性。但是从第八期开始，住房资产对消费的影响开始超过金融资产的影响，这说明住房资产有一种预期的财富效应（见表2）。
五、住房资产财富效应低的原因探讨
从实证分析结果看，住房资产存在微弱的财富效应。这与中国的经济状况和住房市场的发育特征有关。
（一）住房价格上涨速度过快，抑制消费的增长
目前住房价格过高，涨幅过大。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发达国家的房价收入比一般在1.8-5.5倍之间，发展中国家合理的房价收入比在3-6倍之间。我国目前全国的房价收入比已超过7.8倍，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房价收入之比则更高。上海80平方米的住宅价格相当于每户一年可支配收入的27.5倍［17］。住房支出占居民消费的比重从1990年的4.77%增加到2004年的10.22%。骆祚炎（2007）［18］通过VAR模型分析认为，支出增长预期对未来消费变化的影响仅次于可支配收入因素，但要强于预防性动机对消费的影响。住房、教育和医疗保健等消费价格的过快增长加剧了居民的储蓄心理。
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Engelhardt（1996）［19］发现住宅资产的财富效应具有不对称性。住宅资产的价格上升对消费几乎没有影响，但是住宅资产的价格下降1美元却可能使消费下降30美分。中国近年来的情况表现为住房价格的上升。全国2001年―2004年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增长指数分别为2.2%、3.7%、4.8%、9.7%①。住房价格的这种上升趋势引发住房资产财富效应的非对称性发挥，抑制消费的增长。
（二）住房资产较低的流动性限制财富效应的发挥
Benjamin（2004）［8］认为，美国金融资产具有相对较低的财富效应。这与本文的结论相反。他认为金融资产财富效应低。这是因为居民金融资产集中在受到限制的几个账户如养老金和保险上，这些账户大约占到居民金融资产的75%，居民不能轻易地从这些账户中提走资金，也不能在无抵押的情况下获得借款。但是上述情况在中国恰好相反。中国居民的金融资产主要体现在储蓄资产上，该资产的流动性相对住房资产来说要显著地高。其他金融资产诸如股票和债券具有更高的流动性。当然居民的养老金和住房公积金等资产则同样是受到限制的。相比之下，住房资产的交易成本则要高得多，交易过程也较长，尤其是二手房的交易。加之住房交易对于初始投资的要求较高，其流动性受到进一步的限制。流动性的不足限制住房资产对消费的促进作用。
（三）较强的流动性约束制约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
流动性约束理论是针对信贷市场不完善而提出的假说。总体来看，流动性约束降低了消费水平。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的两端分化趋势有所加强，居民整体的收入水平和财富水平不高，增强了居民的流动性约束。住房价格的上升，一方面导致一个相对于其他资产来说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另一方面由于较强的流动性约束却使居民无法获得这种投资回报率。杜海韬等（2005）［20］认为，19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走低的收入增长率直接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仍然偏紧的流动性约束和日益增强的不确定性增大了预防性储蓄动机，也制约了住房资产财富效应的发挥。
六、发挥住房资产财富效应，促进消费增长
住房建设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住房资产理应发挥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在全球经济失衡的情况下，发展消费的意义尤为重要。为此，应该采取措施，发挥住房资产促进消费的作用。
（一）抑制住房价格的过快增长
住房价格的过快增长，减弱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骆祚炎（2007）［18］认为，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的深入，人们产生大额刚性支出的预期，迫使居民减少当前消费而增加储蓄，住房等消费价格的过快增长加剧了居民的这种储蓄心理，抑制住房等支出的过快增长是当前促进消费的重要手段之一。有一种观点认为，持续上涨的房地产市场，能扩大短期边际消费倾向并促进消费。但是要注意的是，住房资产财富效应的发挥，是以住房价格不能过快增长为前提的，而且收入的增长不能明显落后于住房支出的增长。从当前看，最迫切的任务是控制房价的过快增长，并满足居民的住房需求和需要。
（二）适当增强住房资产的流动性
提高住房资产的流动性，能够改善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在完善住房一级市场的基础上，要逐渐完善住房二级市场。住房二级市场目前存在交易法规不健全、对中介机构和交易主体的监管落后等问题，必须采取措施加以解决。近段时期来，住房市场的投机气氛较浓厚，使住房价格涨幅过大，住房价格过高。政府采取的措施有效遏制了这种发展势头。今后一段时期，应该筹划住房市场发展的长期政策，促进住房市场的正常交易，保证住房资产的适当流动性。
（三）保持对住房市场的平稳调控
2005年3月开始的住房市场综合调控措施取得显著成效。是否继续实行这种较猛的宏观调控措施，学术界存在一些争议。谢百三（2006）［21］认为，如果继续实行过猛的宏观调控政策，将对房地产市场、金融稳定乃至整个宏观经济形势造成不利影响，政策的重心应该转向巩固宏观调控成果，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等方向上来。笔者认为，从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来看，住房资产的平稳增长有利于对消费的促进。解决当前居民住房难的问题，一方面要抑制房价的过快增长，另一方面要显著提高居民收入（例如可以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在民生问题和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上，政府要进行综合评判，取得一个相对均衡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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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规划；金融效率；资本转化
一、引言
金融业发展和改革规划（下简称金融规划），是经国务院审批的国家专项规划，是党中央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及科学发展观目标编制的金融中期发展改革规划。该规划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有关文件编制，对完善金融体制机制、促进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金融的不断创新，金融界限不断拓展，金融的功能与作用早已超越其发展初期的定义范围。其金融货币化功能、风险管理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在金融创新下不断发展并渗透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而金融的脆弱性及金融危机的破坏性使金融规划的制订极具急迫性和必要性，亦对相应的制度安排、政策制定与规划布局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金融效率研究
金融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的四个环节包括：财富虚拟化进程、金融规模扩张、金融资本化进程及资本转化产出。如图1所示，财富虚拟化进程是国民财富进入金融系统的过程，是一国居民在金融体系中实现财富积累的过程，同时也是固化财富从消费末端实现再流通的过程。财富的分配致使财富分散化和固化。由于分配使财富分散到各劳动个体上，使财富的利用率较低；同时财富的固化也使财富被进一步转化形成固定资产、长期负债等低流动率资产，利用效率进一步降低。而金融虚拟化进程能将分散化的财富重新实现积聚，通过金融创新产品的推出，实现固化财富的再流通，为资本化提供条件。
金融规模扩张是考虑在国民财富向金融体系转移过程后金融市场规模的逐步扩张过程。其扩张速度及产业规模占比是体现金融体系发展进程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检验金融系统活跃性的因素之一。
金融资本化进程是金融资产向实体经济提供资本支持的过程。金融资产的形成是固化财富的虚拟化的结果，但金融资产的运用却是多样的，即可在金融体系内部实现自我增值或风险转移。只有向实体经济投放的金融资产才能实现资本化。股票和债券等证券的发行是典型的固化财富虚拟化与金融资本化的统一，而银行存款的形成仅仅是实现财富虚拟化的过程，银行贷款才是实现金融资本化的进程。
资本转化产出是金融资本化后所实现的财富支持对实体经济的推动效率，实际上是实体经济使用资本化资金的效率，也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最终成果。资本转化率是体现金融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
三、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取
本文样本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年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披露公报及国泰安数据库，以1978～2010年中国33年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数据为初始样本。
（二）实证模型与变量定义
根据金融推动实体经济路径，本文建立以下的模型
FINt=a+βWt+γFPt（1）
CAPt=δ+εFINt+θFP（2）
Yt=μ+pCAPt+σFPt（3）
其中W代表国民财富；FIN代表金融资产总量，CAP是金融资本化总量，Y代表国民生产总值，FP代表金融规划的调整与完善程度，t代表时间。
对于金融资本化总量CAP，本文使用广义社会融资规模进行衡量。广义社会融资规模包括债券发行额、股票融资额、银行贷款额以及其他信托担保资金等，目的在于衡量金融市场为实体经济带来的实际资金支持。
由于FIN是CAP的自变量，CAP是Y的自变量，依次将（1）式代入（2）式，再将（2）代入（3）式得（4）式，即
Yt=μ+p（δ+ε（a+βWt+γEPt）+θFPt+σFPt（4）
合并得
Yt=（μ+pδ+pεa）+pεβWt+（pεγ+pθ+σ）FPt（5）
化简得
Yt=τ+φWt+ωFPt（6）
由于变量都属于时间序列数据，检验存在单位根，简单回归可能导致伪回归的出现。为消除单位根，本文使用差分法使各变量趋于平稳，得到以下修正模型
ΔdFINt=a+βΔddWt+γFPt（7）
ΔdCAPt=δ+εΔdFINt+θFPt（8）
ΔdYt=μ+ΔdCAPt+σFPt（9）
同理，通过（7）式、（8）式、（9）式的迭代得到（10）式得
ΔdYt=τ+φΔdWt+ωFPt（10）
四、数据分析与研究结果
本文利用中国的历年度数据对运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分别对（7）式、（8）式、（9）式和（10）式进行回归分析。其中（7）式、（10）式中国民财富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间为1978～2003年；而（8）式、（9）式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时间为1978～2011年。为消除回归可能出现的异方差，回归均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权重为各式首个变量的标准差。
（7）、（8）、（9）、（10）式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表1报告了样本的回归分析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7）式中ΔdWt的系数在回归中显著为正，且大于1，表明国民财富的增长能有效带动金融资产形成，同时金融资产增长速度比整体国民财富积累速度更快。（8）式中ΔdFINt的系数亦显著为正，但系数小于1，表明金融资产的增加能推动资本化进程，但其增速慢于金融系统规模的扩张。（9）式中ΔdCAPt的系数显著为负，但数值较小只有0.19，表明金融资本化增速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承不断减少的作用。由于回归数据经二阶差分处理，ΔdCAPt和ΔdYt均指加速率，所以并非表明金融资本化与经济增长成负相关，而是指随着金融资本化规模的不断扩大，其促进效用不断削弱。（10）式回归是整体测量国民财富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系数亦为显著正相关，但整体促进效率较低，只有0.32。
（7）、（8）式所表示的国民财富虚拟化进程及金融资本化进程中，金融规划的完善程度对这两个环节的影响在回归中未能体现。由于FPt在（7）、（8）式回归中并不显著，所以回归无法反映出金融规划的逐步推进对财富虚拟化和资本化进程有何影响。但在（9）、（10）式中，FPt均为显著正相关，表明金融规划的逐步完善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上的作用是明显的。同时，这表明金融规划整体上在实现财富积累增长上亦得到了有效支持（如图2所示）。
五、结论及展望
金融规划的目的在于提高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推动作用，但究竟是以完全市场化、完全放开金融限制、以市场配置金融资源，还是以政府制定框架、以金融规划指引金融体系发展，这一问题是众多专家学者的讨论关注点。但从历史的角度看，金融规划的推出与制订在一定程度上对实体经济是具有一定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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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居民财产分配 金融资产 区域差异
一、引言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逐步发展，家庭参与金融活动的能力和意愿越来越高。我国城乡居民的财产也开始多样化，家庭金融活动开始进行多元化资产投资。因此，研究城乡居民的财产分配现状及金融资产区域差异更能鼓励家庭进行理性投资，完善家庭资产配置。
国内外已有研究表明家庭经济因素会对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吴卫星、齐天翔，2007；王宇，2008；史代敏等，2005）[1]-[3]。经济因素中最关键的是家庭的年收入和财富，近年来我国家庭微观数据逐渐丰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家庭金融。财富对于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已经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认可，通过不同国家微观数据的比较，发现财富对家庭风险资产及股票的投资基本呈现正向影响，存在“财富效应”（McCarthy，2004 [4]等）；但是吴卫星、吕学良（2013）[5]研究发现我国居民的财富投资在股票、 基金上的可能性和资产份额上均显现出 “钟型”， 和大多数国家发现的正向财富效应有差异。基于此，有必要对我国家庭财富对资产配置的影响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已有文献多是只研究了城市或者农村单方面的金融资产的选择问题，鲜有对东中西部区域层面进行财产分配差异影响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基于微观视角，从城乡及区域间进行比较，研究居民财产分布现状及区域间差异，从而提出较有针对性的建议。
二、数据来源 、变量选取
本文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该数据详细地反映了 2010 年我国居民家庭各项资产的信息，对研究我国家庭财产分布现状提供了重要依据。在剔除了缺失数据及收入、金融资产为负的样本家庭后，得到有效样本7086个，其中城市样本4466个，农村样本2620个。
本文所涉及的家庭金融资产包括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两类，其中风险资产包括股票、基金、衍生品、金融理财产品和非人民币资产，无风险资产包括现金、银行活期及定期存款、债券、黄金和借出款等。本文中居民家庭的财富用净财产表示，总财产是金融资产与非金融资产的和，非金融资产包括自有房屋（包括所有房产）、生产经营项目、车辆及其他非金融资产。
三、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家庭资产配置的现状
从全国家庭来看，现金、银行存款仍旧是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重要的组成部分，股票作为高风险资产参与家庭数较少，参与率仅有8%，但是股票在金融资产中的份额较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使得股票逐渐成为家庭经常配置的对象。但是借出款的参与率却达到12.63%，说明现阶段民间借贷在我国开始表现出较为广泛的参与度。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债券、基金及理财产品的比重较小，这些金融资产并未受到家庭的重视。资本市场在我国发展的不完善，居民进入门槛高，导致衍生品等在金融资产中基本为零。从区域层面看，西部地区家庭较之东、中部地区家庭更愿意持有现金和银行存款，东部地区股票在金融资产中的份额是中、西部地区2倍左右，同时在债券、理财产品及非人民币资产方面也均高于中、西部地区，说明东部地区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更加多样化。基于资产风险的角度研究，发现我国居民无风险资产的比重远远高于风险资产，参与风险资产的家庭仅为11.52%，说明我国居民在选择金融资产时仍偏保守。
（二）家庭经济因素对家庭金融资产的影响
家庭经济因素主要根据家庭年收入和财富分组，研究不同年收入组和财富组城乡及区域金融资产的差异。表2研究显示，城镇居民的家庭年收入主要集中在1-3万和4-6万这两个阶段，而农村地区低于1万和1-3万这两个年收入水平占比较大，同时也可以看出城乡年收入差距较大，金融资产均值也显示出同样的差异；城镇收入从4-6万上升至7-10万时，金融资产会出现一个较大幅度的提升，而农村的这一现象不仅体现在4-6万上升至7-10万这一阶段，而且表现在从小于1万上升到1-3万这一阶段，说明年收入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的持有具有重要影响。而年收入在10万以上的家庭，无论城镇还是农村，金融资产均值都显著高于其他收入组，这可能是因为有收入作为保障，家庭拥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金融资产进行投资，以期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
从家庭财富分组来看，城镇家庭的财富主要集中在10万及以下、10-25万和70万及以上这三个阶段，凸显出财富的两极分化，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因为对于城镇居民来说，房屋在家庭净资产中占比较大，对于无房的城镇居民来说财富就会大大减少；农村家庭财富则主要处于10万及以下和10-25万这两个阶段。随着家庭财富的增加，金融资产也随之增加，除了拥有财富在70万及以上的家庭农村和城镇的金融资产接近外，其他组别城镇金融资产都高于农村金融资产。区域层面的分析，金融资产均值存在区域差异。无论从家庭年收入还是家庭财富分析，东部地区金融资产均值都高于中西部地区，且随着年收入和财富的增加，金融资产的这种差距在逐渐缩小。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西南财经大学2010年首次家庭金融资产调查的数据，从居民财产配置的现状和经济因素对居民财产的影响两方面，基于城乡和区域两个维度进行比较，得出如下结论：
尽管无风险资产在我国家庭金融资产占比较大，但是风险资产呈现多样化，其中股票的参与率表现最为突出，我国民间借贷活动参与度较高。东中西部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存有一定的共性，即对现金、银行存款等安全性高的资产比较“热衷”，而对于高风险资产如衍生品等持“冷淡”态度。区域层面也存在异质性，东部地区家庭风险资产的占比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差异不明显。
家庭经济因素对金融资产具有重要影响，随着收入和净财产的增加，家庭金融资产的城乡差距越大。而区域间的结果则表明，随着收入的增加，东中西部家庭金融资产差距在不断增大，但是家庭净资产数量越多则会缩小东部及中部家庭金融资产差距，这就表明收入差距会在短期内进一步拉大区域间金融资产的持有数量，净财产的不断积累在长期则会缩小区域间金融资产差距。
我国城乡居民财产分布呈现一定的异质性，虽然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开始向多样化发展，但是居民在选择金融资产时仍旧偏向保守，城乡、区域间的收入和净财产差距仍旧制约家庭金融资产参与。因此要实现金融资产增加，居民财产配置的多样化，需要突破收入水平的约束，不断积累家庭净财富。政府应该应从多方面普及金融知识，让更多的家庭提高资产配置意识，降低居民参与金融活动的门槛，实现居民财产的多样化，不断增加居民家庭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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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宇. 财富效应、人力资本和金融深化对农村家庭投资组合的影响研究--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比较研究[J].经济经纬，2008（6）：127-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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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cCarthy D. Household portfolio Allocatio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4（1）：1-48.
关键词：财务理论；研究；财务治理权
一、财务理论体系的框架结构
从已接触到的中外财务文献看，西方财务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操作性”财务领域，尤其是股份公司在金融市场的财务运作问题（汤谷良，1997）。比较而言，国内财务理论研究内容要丰富得多，诸如财务的基本概念、公司内部的财务运作机制和财务控制等，改革开放以来，这些一直是国内财务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不过，财务理论的体系结构以及未来财务理论研究得发展方向，至今仍不甚明朗。诸如财务环境在财务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财务环境的具体结构及其对财务运作的具体影响、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权的有效配置、财务治理模式及其选择、股权结构和文化等环境因素对财务治理模式的影响等问题，还很少研究。甚至于财务理论的重心究竟在哪里，笔者以为也需要重新把握。尽管财务学研究十分关注方法论问题，如财务决策的方法、财务控制的方法、财务评价的方法等，但从现实看，影响公司财务资源培育与配置效率的关键因素似乎并不是财务方法而是财务机制和财务战略，尤其是财务治理权在公司内部的配置与运作。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还需要对财务学的理论结构作进一步的探讨。完整的公司财务学理论体系应当由财务环境理论、财务基础理论、财务战略理论和财务运作理论四个层次组成，其中财务运作理论又分为财务治理权配置理论和财务管理方法理论两大部分。
（一）财务环境理论
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财务学家否认过环境对财务理论与实务的影响，在中外财务文献中，财务环境也都占有一定的篇幅。问题是，财务环境在财务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财务环境的具体构成及其对财务理论与实务的具体影响等问题，在研究上还不能说已经到位。时至今日，人们还是把环境视为财务理论界域以外的东西，还没有把环境作为财务理论体系的内生性要素来看待。这样做，将不能体现财务环境应有的理论地位，实践中也带来一些问题。从历史和现实看，财务环境对财务目标及根据逻辑导出的财务战略、财务策略、财务机制和方法都有着全面的和直接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把财务环境理论作为财务理论体系的内生性要素，甚至应作为财务理论体系的最高层次来理解。
其次，尽管人们已经对财务环境的构成内容进行过多种归纳，但“重硬环境轻软环境、重经济环境轻文化环境、重股份制企业环境轻非股份制企业环境、重一般环境轻特殊环境、重一般描述轻具体分析”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对于财务环境要素，笔者认为，应当用多维度的立体论方法归纳，概括为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社会、科学、技术、人口、历史和地理十个维度，并按对财务的影响范围、影响程度、影响方式和发生频率等多种方法进行归类分析。
最后，对财务环境的研究还应克服和消除目前存在的“环境与财务板块结合”的状态，从纵横结合的“时空差异”上深入分析和把握各个维度的环境因素对财务理论、财务战略、财务机制和财务方法的具体影响。国际间的财务行为总是存在差别的，而差别的形成基础是环境差异。财务学的研究，必须能够有效地把握国际财务差异及其形成机理，并侧重从中国特殊的财务环境出发，研究适合这个特殊环境的财务理论与方法。只有按照这个思路和方法，才能构建对中国企业具有实际的和直接的指导意义的财务理论体系。
（二）财务基础理论
这是财务本体理论最基础的部分，讨论财务的具有“实质性”的问题。近年来这部分的研究较为活跃，已经出现了不少创新的成果。但是，财务基础理论究竟由哪些内容或要素构成，学术界的观点仍不尽一致。笔者认为，如果把财务理解为“一种有目的性的行为”，则财务理论的基础部分就应当从特定的财务环境出发，研究这种行为的主体与范围、本质与职能、动机与目的、前提与条件、原则与规则、方式与方法、过程与结果等行为要素。也就是说，财务基础理论的构成内容应当包括财务主体（包括法人主体与自然人主体）、财务活动范围、财务基础性和基本假设、财务本质与职能、财务基本目标、财务一般过程或环节、财务基本原则、财务一般规则（包括制度性规则、技术性规则和道德性规则）、财务基本方法、财务效果评价十个部分。即使是“一般”或“基本”概念，也必须密切结合特定的财务环境，全盘照搬西方财务的做法是极不可取的。
（三）财务战略理论和财务治理权配置理论
这两个都是全新的财务学研究领域，尤其是财务治理权配置理论。关于财务战略，国内已有一些研究成果，有代表性的是陆正飞教授的《企业发展的财务战略》和刘志远教授的《企业财务战略》，他们在这一全新的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极富创新与成效的探索。至于财务治理权的配置，目前还难以发现专门的、较为具体的研究文献。对于公司财务治理权，笔者认为，它是公司法人财产权的核心，人们常说的法人财产权，其主要内容就是法人财务治理权，包括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控权，《公司法》的规定就是较好的体现。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部分，财务治理权配置又是财务管理体制和财务运行机制的核心内容，从目前情况看，配置的合理与否还是影响财务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性因素。如此重要的问题，至今却未能引起理论界的重视，不能不说是财务学研究的一大缺憾。围绕财务治理权的配置，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如财务治理权的内容与结构、财务治理机构的设置与运作、财务治理权的配置范围与层次、配置模式与结构、运作机制与方式、企业集团财务治理权配置的特殊性、财务治理权配置模式的国际比较、文化差异与财务治理模式的选择、政治制度对公司财务治理模式的影响、股权结构等经济因素差异与财务治理模式选择等，这些问题甚至可以作为财务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专门研究。期望这个最具现实意义、也最能体现国别特色的研究，能够得到应有的重视。
二、财务基础理论的若干基本要素
（一）财务本质
财务本质理论的讨论由来已久，主要有货币收支活动论、货币关系论、分配关系论、价值运动论、资金活动论、现金流转论、本金投入和收益论、财权论、资本要素配置论等几种观点，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财务的某些特性，也推进了财务理论的建设和发展。不过，这些观点是难以将财务学与会计学和政治经济学相区别的。如货币关系或分配关系，原本就属于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生产关系的范畴。而资金运动或价值运动，会计学上则一直把它作为会计的对象来看待。在把握现代财务的本质与职能（本质的具体化）问题时，传统的静态分析法和就财务论财务的狭隘主义观点必须调整，而郭道扬教授（1998）在分析会计本质与职能时所采用的动态分析法和环境联系法值得借鉴。实际上，财务的本质与会计的本质一样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务解释为“分配关系”尚可理解，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再将财务的本质与职能仅仅理解为某种关系或某种资金或现金的活动，就显得有点过于狭隘了。现代财务作为公司管理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最本质的职能就是有效培育与配置财务资源。处理分配关系、或组织现金流转、或安排资金或资本、或财权合理配置等，不过是“有效培育与配置财务资源”系统的一个侧面或一个组成部分。这里所说的财务资源，在现代社会和现代企业中，应当既包括“硬财务资源”如资金和自然资源等，也包括“软财务资源”如市场资源、人力资源、知识产权和组织管理资源等。所谓财务，其实质就是通过合理的财务制度安排、财务战略的设计和财务策略的运作，有效培育和配置财务硬资源和财务软资源，以求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和协调化，维持理财主体的可持续发展。
（二）关于财务假设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有一些，诸如财务主体、货币时间价值等几乎一致被作为财务基本假设来看待。在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领域，假设的存在具有普遍性，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与之相适应的假设体系。然而问题是，财务学假设的客观基础是什么？有无必要将财务学假设作为一个体系来看待并进行层次划分P财务主体、货币时间、价值等假设是否就是财务学的基础性假设？笔者认为，第一，任何假设的客观基础都是环境不确定性。比如会计上的持续经营假设，就是源于会计主体的生存寿命的不确定性。第二，不确定的财务环境因素是一个体系，有些财务环境因素如财务资源是否稀缺、理财人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等，对财务行为和财务学体系的构建具有全局性和重大性影响：而有些财务环境如产品寿命周期、物价变动、税率调整等，只对财务行为具有局部性的影响。据此，可以把财务学的假设体系分为基础性假设、基本假设和技术性假定三个层次。第三，财务学的基础性假设对财务行为具有全局性影响，构成财务学的基础性理论，主要包括财务资源稀缺性假设、理性理财人假设、理财者为经济人假设、理财信息完备性和对称性假设、财务利益最大化假设等。第四，财务学的基本假设对财务行为具有重大性和直接性的影响，构成财务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主要包括财务主体、货币时间价值、现金流转、风险与报酬对等假设等。第四，财务学的技术性假定对具体的财务行为具有局部性和直接性的影响，构成财务学的操作方法论部分。如在投资决策中，不考虑通货膨胀或紧缩时的币值不变假设，或考虑通货膨胀或紧缩时的币值有规则变动假设等。财务学的技术性假定是多种多样的，可以说，每一种财务方法都有一个或几个假定前提。
（三）财务目标
这是财务学领域中研究较为热烈的一个问题，王化成教授（1998）曾归纳有14种观点，目前较为流行的是股东财富最大化的观点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观点。关于股东财富最大化，笔者认为，将其作为现代财务的目标是不合适的（李心合，2000）。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假设具有不合理性。英国学者帕克（RPike）等人对英国公司的目标定位情况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管理人员对企业盈利能力比对创造财富更有兴趣，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仅排在第4位，而且只有不到18%的被调查者认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许多美国企业的调查研究也支持这一发现（刘志远，1999）。
至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假说，理论上还不能说是比较成熟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企业价值的含义模糊，与利润和股东财富的关系尚未理清。西方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认为企业的价值在于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此，作为出资人的股东最关心的是企业的利润及产生利润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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