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商勇张坤工作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1、变量、数据的分析和说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大大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使社会财富的积累更加迅速，人均GDP得以大幅提升，居民需求也日益多样化，消费能力也不断增强，整个社会的就业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同时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联性也不断增加，工业化、城镇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也越来越呈现复杂化。工业化进程一方面促进了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的大规模应用，以及更多的新的技术和知识的推广应用，城镇化能推动土地、劳动力的集中，有利于规模化经营，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对粮食生产产生正的影响；另一方面工业化进程也提供大量高报酬的工作岗位，工业化、城镇化都需要占用大量耕地和水资源等，这将导致粮食生产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减少，从这个角度来看工业化对粮食生产又有负面影响。同时，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人们收入和消费能力也在提升，这将导致人们对粮食的需求增加，进一步刺激粮食供给的增加；另外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消费需求更趋向于多样性，粮食在食物消费中的比重可能会下降。总的来说工业化、城镇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可能是复杂的。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选取粮食总产量（FOOD）作为被解释变量，将代表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人均GDP（用PGDP表示）、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用RGDP表示）、第二产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用RJOB表示），以及表示城镇化水平的指标：人口城镇化率（RU），作为解释变量，来研究河南省工业化、城镇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其中人口城镇化率=地区城镇人口/地区总人口*100%。相关数据均来源于1978-2011年的《河南统计年鉴》。为平滑时间序列数据的波动性，首先对各变量数据自然对数形式（LGDP、LRGDP、LRJOB、LRU、LFOOD）。2、ADF单位根检验如果一个时间序列的均值或自协方差函数随时间而改变，那么这个序列就是非平稳时间序列。对非平稳时间序列进行OLS运算容易产生“伪回归”。为识别变量是否为平稳序列，先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表1ADF检验结果说明：DLFOOD是LFOOD的一阶差分，其余类同；（C,T,L）表示检验模型含有截距项、趋势项、滞后阶数为L；*表示5%显著水平临界值，**表示1%显著水平下临界值。从表1可以看出，5个变量一阶差分后的时间序列都是平稳的，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条件。3、协整检验当几个序列为同阶单整时，序列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这种线性组合反应变量间的长期稳定关系,我们称这种关系为协整关系。根据上述分析，工业化、城镇化、粮食生产的各个变量间就存在着这样的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如下：表2协整检验的结果（迹检验）注：以上结果采用eviews6.0计算得到Atmost表示最多的可能有几种协整关系，*表示在5%的可信度下。从表2可以看出,变量LFOOD和LGDP、LRGDP、LJOB、LUR5个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两个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4、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分析以上的分析表明变量之间在结构上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为进一步分析整个系统对各变量的单位变化扰动的反应，需要使用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脉冲响应函数可以用来追踪VAR系统中变量对各种脉冲响应的时间路径。建立VAR模型，使用脉冲响应函数可以分析各变量对一个脉冲扰动的长期反应,研究各变量间的关系。基于脉冲响应函数式,可以得到粮食生产对人均GDP、GDP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率等变量冲击的动态响应路径。通常采用图形展示各变量对冲击的响应行为，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1）lgdp一个标准差的扰动对lfood一直有正的效应。尽管在第1期没有显现出来,但从此以后,逐渐呈上升的趋势,虽然尽管在第4期下降并接近零,在随后的几期中影响都持续上升，基本在整个冲击响应时段中对粮食生产有着正的效应，在所有变量中正效应最大。其经济意义为，人均GDP所代表的工业化水平的增长于粮食生产有着持续明显的正效应。（2）lfood对于LRGDP一个标准差的扰动的反应比较复杂。第1期中反应为零，在2期对粮食生产有着短暂的正的效应，在3-4期表现为负的效应，在随后表现为持续减弱的正的效应。其经济内涵为：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的增加，在短期内会促进粮食增长；但中期内，对粮食生产有负效应，可能由于过度重视第二产业，对第一产业的投入不够；在此后的时期内对粮食生产有一定的正效应，但效用逐渐趋减弱。（3）LRJOB对lfood一个标准差的扰动的影响整体上是负的。lfood对当期lrjob一个单位的冲击反应曲线大致呈W型。lfood在当期反应为零，在2-5期的反应都为负，在5-6期有微弱的正效应，在6期以后表现为持续的负效应。这说明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的增加，对粮食生产是有负的影响的。原因可能为，第二产业吸引大量优秀人才，第一产业等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劳动力数量、素质等都在一定程度下降，影响第一产业生产效率，最终影响粮食生产。（4）LRU对lfood一个标准差的扰动的表现为持续的负效应。期初lfood对反应为零，但在随后的所有期中都表现为负的效应，同样一个标准差的正向扰动的冲击,与LRJOB相比，LRU冲击对LFOOD的负效应更为明显。其经济意义为，现阶段河南省城镇化人口比重的增加，将对粮食生产有着明显的负效应。原因可能为人口城镇化比率的上升，农村劳动力的减少，同时城镇化建设占用大量耕地。
与通过理论的论述或者通过对统计指标的描述分析来研究关于河南省工业化、城镇化与粮食生产关系不同，本文通过建立VAR模型，使用脉冲响应分析，通过对河南省人均GDP、第二产业GDP占总GDP比重、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城镇化人口比率四个变量与粮食总产量的关系进行定量动态分析，研究工业化、城镇化与粮食供给的长期关系，发现工业化、城镇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是复杂的。其中人均GDP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为正，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对粮食生产的影响为负，第二产业GDP占总GDP比重这个指标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是复杂的，现阶段河南省城镇化人口比重的增加，将对粮食生产有着一定的负效应。为确保粮食安全河南省在提高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同时，应做到以下两方面：第一，落实好各项耕地保护政策，严守1亿耕地红线，确保粮食播种面积不减少。第二，要加大对第一产业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入力度，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大力发展农业现代化。走“三化”协调发展之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资源利用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减少对土地、水等资源的过度依赖是确保粮食安全的关键。
对于透平机械制造厂商来说，不仅要尽可能地提高叶片的效率和安全可靠性，同时要求尽可能地降低开发设计制造成本。例如作为汽轮机的能量转换关键部件叶片，其制造加工约占整个汽轮机机械加工量的30%以上。开发高负荷叶片，在保证输出功率的前提下，可以大幅度减少叶片数目。结合高负荷叶片设计的大焓降透平级，可以减少汽轮机通流部分的级数。日本东芝公司的250MW到450MW汽轮机，高压缸加调节级只有7级，中压缸5级。日立公司的600MW汽轮机的高压缸加调节级只有7级，中压缸5级。但是都采用增大根径来保证透平级的最佳速比，从而得到最佳的轮周效率。因此，在保证汽轮机运行安全可靠性的前提下，高负荷叶片和大焓降透平级的研发和应用将显著地减小汽轮机通流部分的结构尺寸和保持高效率，从而降低汽轮机制造成本及电厂建设和安装成本，提高汽轮机制造厂商的产品竞争力［3］。高负荷叶片是指增加叶片的负荷，主要应用于燃气轮机工业中。高负荷叶片设计可以提供通过增加每只叶片的负荷而减少透平级叶片的数目。一般采用Zweifel负荷系数［4］来定义叶片的负荷。其中s是叶片吸力面高度，Bx是轴向弦长，β1和β2分别是进口和出口气流角，u1和u2分别是气流速度流线方向的分量。负荷系数Zw可以通过确定叶片的数目和稠度来优化透平性能。目前在航空发动机涡轮的高负荷叶片设计是认为负荷系数Zw大于1．15［5］。而对汽轮机叶片负荷设计中的负荷系数的具体数值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一般认为负荷系数Zw大于0．75以上就是具有高负荷叶型特点的叶片。
1高负荷叶片在燃气轮机中应用
现代航空发动机的低压涡轮效率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在此基础上期望继续提高效率变得非常困难，由于低压涡轮部件占整台发动机重量的近1/3，降低其重量成为进一步提高发动机性能的关键技术。减轻发动机重量的关键在于减轻低压涡轮的重量，这就需要减少低压涡轮级的叶片数目，在给定涡轮级负荷的前提下，必须增加单个叶片的气动负荷，因此发展了区别于传统叶型的高负荷和超高负荷叶型。高负荷叶型由于负荷的增大，叶型的吸力面压力分布相比于传统叶型具有较大的差别，主要区别在于高负荷叶型的负荷分布具有前移的特征，进而导致叶栅内横向压力梯度增大，叶栅内的端部次流损失增加，同时流动具有较大的逆压梯度，易导致流动发生分离，因而使得高负荷叶型具有很高的叶栅损失。控制高负荷叶型的流动分离和减少二次流损失成为高负荷叶型发展与应用的关键技术和研究热点［6－8］。国外在近10多年的时间内，针对涡轮高负荷叶片在叶型设计、边界层流动分离和控制以及气动性能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实验测量、数值模拟和理论分析。Sjolander等［9］利用风洞试验台开展了跨音速叶型不同负荷分布对其气动性能影响的实验研究，分别研究了气流攻角和出口马赫数对三种典型加载设计的叶型气动性能的影响特性。图1是Sjolander等［9］开发了不同载荷方式下的叶型型线，分别是针对前加载叶型、中部加载叶型和后加载叶型型线。图2是不同加载方式的等熵马赫数分布的实验结果。Sjolander等［9］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后加载方式设计的叶型具有最佳的气动效率，其次是中部加载。而前加载叶型的气动性能最差。
英国剑桥大学的Whittle实验室的Hodson和Howell对高负荷低压涡轮叶片在定常和非定常气动性能及其影响因素方面开展了数值和实验研究工作。Hodson和Howell在发展高负荷叶型的同时对影响高负荷叶型气动性能的有关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实验和数值研究，分别开展进口Re数、进口湍流度、非定常上游尾迹等对高负荷叶片流动分离的影响。Hodson的高负荷叶片的试验台是采用运动绕流柱结构开展非定常尾迹对高负荷叶片和超高负荷叶片的边界层及气动性能影响机理研究，获得了大量的实验数据和理论分析结果，为高负荷叶型的设计和工程应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参考数据。图3是在不同Re数下，高负荷叶片和超高负荷叶片在涡轮应用中对涡轮效率的影响。
Sonoda等［10］采用遗传算法为优化方法，开展了总压损失和折转角最小为优化目标的先进高负荷跨音速叶型的优化设计工作。在优化得到的高负荷叶型的基础上，利用数值和实验方法对优化的高负荷叶型进行了气动性能的验证。图4和图5是Sonoda等［10］设计优化的高负荷涡轮叶片型线和总压损失系数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在等熵出口马赫数1．2时优化的高负荷叶型相比于传统叶型具有12%的能量损失下降。
德国MTU实验室的Gier等［11］经历了10～15年时间的研究旨在提高涡轮叶片的负荷，特别是针对低压涡轮叶片。图6(见下页)是Gier等［11］研发设计的高负荷涡轮叶片压力系数分布的实验测量和数值模拟结果的比较。实验测量与数值模拟结果吻合良好，验证了设计优化得到的高负荷涡轮叶片气动性能的可靠性。Gier等［11］设计研发了在负荷系数从0．86提高到1．04、0．95提高到1．14、0．96提高到1．13和1．04提高到1．24的高负荷新叶型。实验测量和数值模拟的结果可以证明:在基本叶型基础上，实现了20%～50%负荷增加的高负荷叶型设计。
2高负荷叶片和大焓降级的研发应用
叶栅损失一般分为叶型损失、二次流损失和叶顶泄漏损失。叶型损失与叶片表面的附面层状态和特性有关，主要包括气流粘性引起的摩擦损失、附面层分离引起的涡流损失及出口尾迹损失。叶型损失的大小取决于叶片表面附面层的流动特性、尾迹区旋涡的能量耗散和尾迹区与主流区气流的相互掺混等。二次流损失是透平叶栅损失的主要组成部分，约占30%，甚至高达50%～70%。随着汽轮机通流技术的发展，GE、日立等公司近些年来都在发展高负荷叶型。在保证足够的强度条件下，选择最佳的负荷系数，减少叶片只数，使整周叶片表面面积减小，减小型面摩擦损失和尾迹损失，并使吸力面不产生脱流，使叶型保持低的型损，同时通过全三维设计来抑制由于叶片负荷增加可能带来的二次流损失增加，这样在保持叶型高气动效率的情况下，大大减小了叶片只数，降低制造成本［3］。
在高负荷叶片设计和研发的同时，需要考虑大焓降级的设计要求。结合高负荷动叶片和大焓降静叶片的匹配，可以使得透平级的焓降大幅度提高，减少汽轮机通流部分透平级数，降低制造成本。高负荷叶片的研发和应用与传统常规动叶片相比可以减少叶片数目14%～20%。在透平级中高负荷叶片数目的减少导致栅距增加，透平级栅距的减少虽然带来了型面损失的降低，包括尾迹损失。但是由于叶片负荷的增加导致叶栅流道内叶片的压力面和吸力面间的横向压差增加，使得叶栅通道内的二次流强度增加，从而造成流动损失增加。同时由于高负荷叶片相比常规叶片具有更大的气流折转角，需要对高负荷叶片的吸力面靠近尾缘附件认真考虑，从而尽量降低吸力面尾缘附近较大的逆压梯度而导致流动发生分离，流动发生分离不仅造成流动损失增加，而且降低叶片的负荷，使得高负荷叶片的作用减弱甚至消失。
GE公司报道其某些静叶整圈只数减小了近50%，日立公司在DH－600B机型的低压前几级静叶采用了高负荷前加载无扩压叶型－CUC叶型，并采用了AVN设计。为了提高叶栅的负荷，采用前加载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通过型线曲率的控制使叶栅在进口段有较大的收敛度，使叶栅迅速加载从而提高整个叶栅通道的负荷。Hashinmoto和Kimura［12］研究了一种高负荷前加载叶型，试验验证了高负荷前加载叶型的能量损失系数较后加载叶型低。图7给出了常规叶型与高负荷叶型的效率比较。［12］Kiyoshi［13］在常叶片的基础上设计了高负荷叶片，将常规叶片的负荷系数从0．64～0．79提升为0．70～0．85。Kiyoshi采用数值模拟和平面叶栅性能实验对设计的高负荷叶片进行验证。数值模拟和实验测量的结果表明在保证性能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高负荷动叶片可减少叶片只数约14%。文献提到了所发展的高负荷动叶片已经应用于汽轮机的高压级改造。
周凡贞等［3］针对汽轮机通流部分的高负荷和大焓降级的设计方法和基础理论进行了研究，探讨了采用高负荷叶片和大焓降级设计运行安全可靠的新型高效率汽轮机的途径。周凡贞等［3］对于高负荷叶片和大焓降级的研发认为需要参考燃气轮机高负荷叶片的特点，结合实验研究进行。提出的基本设计方法是:(1)通过增大根径或者转速来增大圆周速度，可以保证在增加级焓降时具有最佳速比;(2)进一步减小静叶和动叶的出口气流角，但是有一定的限制;(3)减小反动式级的反动度，可以增大反动式透平级的焓降;(4)采用可控涡或者弯扭叶片成型技术，控制反动度沿叶高的分布来增加焓降;(5)减少叶片数目来增加叶片的气动负荷。
周凡贞等［14］开展了某100MW汽轮机的高压缸大焓降级的改进设计和叶栅成型研究。在转速和根径不变的情况将16级高压缸通流部分设计成12级，平均级焓降增加25%，平均的速比由原先的0．514减少为0．446。热力设计表明改进设计后仍然具有较好的效率，但是动叶和静叶的几何进汽角减小。论文提出需要开发具有良好攻角特性的小进汽角叶栅。周凡贞等［15］对汽轮机高负荷叶片三维成型设计进行了研究，同时采用级进行气动性能的数值验证。研究结果给出了典型汽轮机的透平级，减少动叶片的数目是18只，在三维数值计算分析的基础上验证了新设计的叶栅叶片负荷增加15%，而效率基本保持不变。
孙奇［1］和李军等［16］对高负荷叶片和后加载叶片的气动性能和三维积叠规律进行了实验和数值研究。采用平面叶栅和环形叶栅吹风试验对后加载和高负荷前加载叶型的气动性能进行了详细的测量和研究。图8给出了前加载和后加载叶型的型线和直列叶栅吹风实验压力系数分布结果与数值模拟结果的比较。平面叶栅吹风试验结果表明:前加载叶型的头部为较大的圆弧形，在±20°攻角范围内，能量损失系数几乎不变。后加载叶型的能量损失系数随攻角的变化也很小，只是在－15°攻角以后损失增加较多。但总的说来，前加载叶型在各种攻角下的叶型损失系数都较后加载叶型略低。
图9是前加载和后加载叶片径向弯曲设计后的叶片型线和环形叶栅吹风实验结果比较。环形叶栅吹风试验结果表明:前加载叶型叶根、顶部的端损都较后加载叶型小，说明了前加载叶型通过对三维弯曲成型生成线的控制，减小了通道涡的强度，有效地抑制了端部二次流。从试验结果来看，前加载叶型采用的弯曲较好地抑制了端部二次流，也说明前加载叶型可通过较好的弯曲成型来减小由于其内外弧压差大而可能导致的横向二次流的加大，同时也说明前加载叶型宜采用较大的弯曲量和较大的根、顶部正、负倾斜角度。前加载直叶栅由于其叶型本身前加载的特点，二次流的生成较早，其根部的损失最大。而后加载直叶栅由于其后加载的特点，在根部的端部损失较前加载直叶栅小。前加载叶栅采用较大切向弯曲后效果最好，而后加载采用弯曲后较直叶栅也能有效降低单排叶栅的损失。
3结论和展望
3．1结论
论文综述了航空涡轮中高负荷叶片的设计研发和气动性能的实验和数值研究进展。在航空涡轮高负荷叶片气动设计概念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汽轮机中高负荷叶片和大焓降级的设计思路和研究现状。介绍了汽轮机中高负荷叶片设计中不同载荷方式设计思路和方法，特别是大焓降透平级在汽轮机中应用的初步探讨。论文给出了前加载高负荷叶片在汽轮机中应用的研发现状和进展。
3．2展望
在航空涡轮高负荷叶片和大焓降透平级气动设计和基础研究进展综述的基础上，针对高负荷叶片和大焓降透平级在汽轮机通流设计中的应用和相关关键技术研究进行了如下展望。
(1)高负荷叶片的设计优化研究
常规高负荷叶片由于叶道中横向压力梯度增加，导致对于低展弦比叶片的二次流损失增加。开展高负荷叶片的三维气动优化设计，降低二次流损失，对于拓展高负荷叶片在汽轮机透平级中的应用具有现实的工程应用价值。高负荷叶片在汽轮机透平级设计中应用需要开展径向积叠三维优化设计，同时结合非轴对称端壁成型技术等方法，降低高负荷叶片端壁的横向压力梯度，进而降低二次流强度和减少二次流损失。具体研究工作应该集中在两个方面:(a)高负荷叶片型线和径向积叠规律的设计和优化和非轴对称造型技术的研究，旨在提高高负荷叶片的气动效率;(b)高负荷叶片在设计工况和变工况性能的研究，包括数值和实验研究。旨在研究变工况下高负荷叶片的边界层可能发生流动分离，进而大幅度降低叶片负荷和增加流动损失的影响因素和控制方法。
(2)大焓降透平级的设计优化研究
在汽轮机透平级最佳速比的设计条件下，开展汽轮机通流部分中大焓降透平级设计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大焓降透平级的设计优化主要包括大焓降透平级的速比选择;静叶/动叶匹配的最佳设计;大焓降透平级的定常和非定常气动性能研究。
**市红**中学
根据《**市初中学校标准化建设评估验收方案（试行）》，现将我校自查工作汇报如下。
第一部分 学校概况
红**中学始建于1974年7月，地处**区冶金街。学校现有教职工61人，其中校级干部4人，专任教师53人；现有18个教学班，846名学生。
学校占地面积12564平方米，生均占地面积15.19平方米；生均校舍面积8.6平方米。学校具备功能完备的教育教学场地、设施与设备，能满足学生学习、活动的需要。
学校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面向全体学生，实施素质教育；坚持依法治校，规范办学行为；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教育质量；创新各项工作，提高整体办学水平，在前进中不断发展，在磨砺中形成品牌，学校的“减负增效”教学特色在市、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力，学校的教育质量、办学成绩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充分肯定和社会的高度评价。
学校荣获了“**市教育管理年先进学校”、“**市义务教育学校减负增效管理先进学校”、“**市宣传思想政治工作首届创新项目奖”、“**区文明单位”、“**区先进基层党组织”、“**区安全工作先进单位”、“**区民主管理先进单位”、“**区规范教育收费行为示范学校”、“**区行风评议合格学校”、“**区师德建设先进单位”、“**区教育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区中考质量优胜单位”、“**区中考目标完成先进单位”、“**区教育系统新闻宣传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第二部分 自评过程
我校从2008年开始启动创建**市初中标准化学校工作。
一、组织专班，确保人员到位。
学校成立了以校长、书记为组长的自评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由学校校级干部、中层干部和教师代表组成。领导小组积极谋划标准化建设自评各项工作，既有分工，又有协作，发动全校师生做好自评工作。
二、组织学习，确保宣传到位。
学校组织教职工认真学习《**市初中学校标准化建设评估验收方案（试行）》，召开动员会，宣讲初中标准化建设评估工作的目的、意义，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组织自评领导小组成员和部分教师到已完成标准化建设的学校参观学习，集思广益，引导全校教职员工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标准化建设各项工作中。
三、对照标准，确保责任到位。
学校根据《**市初中学校标准化建设评估验收方案（试行）》各项要求，对照A、B两级评估指标，分清责任，全面自查。学校积极配合区教育局进行统筹规划，分类推进，广泛收集信息，分类整理，汇总资料，总结、完成自评过程，写出自评报告。
四、自评自查，确保整改到位。
在自评自查中，针对学校制度建设不够健全，文化氛围不够浓郁，校容校貌不够美观，仪器设施不够达标等薄弱环节，学校发动全体师生做学校的主人翁，积极建言献策，学校迅速采纳师生的合理化建议，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精打细算，勤俭节约，坚持科学发展，立足可持续发展，发动全校师生积极进行整改，确保2010年高质量完成初中标准化建设目标。
第三部分 成绩与做法
一个学校可贵的不在于有华丽的外表，而在于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办学之魂——办学理念。近40年的办学历程，学校坚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办人民满意的学校”作为学校办学宗旨，提出了“为学生的健康发展、全面发展、终身发展奠基”的办学理念，把“创建健康和谐、特色鲜明、质量优良的市、区知名初级中学”作为办学目标，围绕“培养习惯，夯实基础，轻负高效，健康发展”的教育目标，大力实施素质教育，形成了“文明，和谐，勤勉，争先”的校风，促进了“敬业，合作，善导，精研”的教风，带动了“诚信，友爱，乐学，善思”的学风。学校不断总结提炼办学经验，结合实际提出了“三心三自”的德育模式（三心，即榜样感其心，活动静其心，关爱暖其心；三自，即自信的心态，自觉的行为，自主的管理）；树立了“轻负高效”的教学理念，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提出了“低起点，缓坡度，快步走”的教学模式，着力提高教学效率，形成了“减负增效”的教学特色。
一、规划布局合理，校园环境优美
近年来，在**区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区教育局的正确领导下，学校的布局进行了合理的调整，拆除了旧的危楼，拆除了校园内的单身职工宿舍楼，扩大了校舍使用面积，并投入专项资金597万，用于学校建设，如今，整修一新的学校教学区、办公区、体育运动区，布局合理，既不相互干扰又联系紧密,为学生成长提供了优美的校园环境。
二、 完善办学条件，促进教育方式的转变
1．预算内事业费逐年提高。我校预算内事业费2008-2010年分别是：630.37万元、696.67万元、912.35万元，增长比例为25.33%、10.52%、20.44%，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占学校总支出的比例分别是90.48%、100%、100%。
2．生均公用经费逐年提高。2008年至2010年我校生教育事业支出为7837元、7589元、10705元（预算数）。生均公用经费为970元、1143元、721元（预计数）生均公用经费占学校总支出的比例分别为12.8%、15.1%、6.7%。
3．教师工资逐年增长。教师工**省市规定的政策性津补贴列入区级财政预算并落实到位，不存在挤占、挪用公用经费的现象。2008年至2010年我校人均工资收入分别是3.96万、4.47万、4.47万，其中预算内工资收入是3.37万、4.77万4.77万。教师收入中学校自筹部分所占比例分别是14.8%、0%、0%。从2009年1月1日实行绩效工资后教师工资增长近13%。
学校基本建设、设备设施所需资金列入区级财政预算并及时到位，专款专用。2008至2010年我校项目投入共计597.43万元，学校校容校貌、办学条件得到极大改善。
三、规范教育教学，注重教育效果
（一）坚持育人为本，形成了“三心三自”德育模式。
学校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落实全面德育、全员德育、全程德育各项工作，形成德育网络，创新育人途径。加强德育主课堂、主渠道、主阵地建设，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立足实际，开展形式多样、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主题教育。以“三心”教育促“三自”教育，形成了“三心三自”德育模式，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培养学生自主管理的能力，为学生今后的学习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深化教学改革，形成了“减负增效”教学特色。
学校引导教职工认真总结学校的办学经验，从尊重历史、尊重教育规律出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了转变教育观念，遵循教育规律，深化课堂教学改革的要求。为实现“轻负高效”教育思想，学校开展“减负增效”系列活动，通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逐步形成了“减负增效”的教学特色。
1．转变教育观念，打牢“减负增效”的思想基础。
通过几年的学习和实践，教师们已经把“减负增效”的教学要求，变为自身需求、自身的内驱力，完成了“三个”转变：教学目的上的转变——使学生具备终生获取知识的能力；教学策略的转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给学生的知识让他们学会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教学内容上的转变——打破学科之间的局限，重视知识之间的迁移。
2、提高教学效率，保证“减负增效”的教学效果。
学校从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入手，提出了“五个凡是”：凡是学生通过自学能学会的，就要留出时间让学生自学；凡是能通过小组合作交流学会的，就要安排学生互帮互助学会；凡是能让学生动笔写出来的，就要让学生完整地展示出来；凡是学生能自主得出结论的，就让学生通过自主探索得出结论；凡是学生有疑问的地方，必须让学生思考、讨论、质疑后，老师再进行针对性启发、解惑。
在教学管理上，注重常规管理，加强校本教研，打造高效课堂，提高教学效率。
学校是**市“十一五”教育科研实验单位，参加了市级重点课题“中学生现代学习方式研究”课题的研究，已顺利结题。学校每学期将老师的教科研成果汇集成册，每学期召开一次教育教学研讨会，交流经验，促进反思，提高教师教科研水平。
几年来，“减负增效”已经在我校逐步深入人心，学校的“轻负高效”教学理念及成效，获得业内外一致好评。校长曾在**市基础教育工作会上作经验报告、在**市教育管理年启动工作大会发言，区教育局先后三次在我校召开“**区减负增效工作现场会”，2009年11月2日，**市教育局、**市教育学会联合在我校举办了全市减负增效管理工作现场会。**市教育局以《**教育简报》形式专题介绍了我校办学情况，《**晚报》、《**日报》、《**教育电视台》等媒体先后报道了我校的办学做法与成效。
（三）注重全面发展，落实体卫艺工作。
学校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在抓好教育教学的同时，注重开展多种形式的课外活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活跃了校园文化生活，促进了学生的心理健康，提高了学生的审美情趣，培养了学生的兴趣爱好，使学生素质得到全面发展。学校丰富的课外活动受到社会广泛赞誉。《楚天金报》、《**电视台》等媒体先后进行过专题报道。
四、加强队伍建设，促进人才专业化发展
在干部、教师两支队伍建设中，学校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党支部发挥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带领全校教职员工积极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教育思想大讨论等学习教育活动。学校组织干部、教师学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教育法律法规等，提高了教职工理论水平和思想境界，形成了“爱岗敬业、团结协作、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红中精神”。形成了团结向上、严谨治学的良好教风，促进了人才专业化发展。
五、坚持依法治校，规范管理成效显著。
在办学过程中，学校贯彻执行《义务教育法》，坚持依法治校，依法治教，规范管理，严格管理，民主管理，向管理要质量，取得较好效果。
学校制度健全，今年又重新修订了有关管理制度，实行制度管理与人文关怀相结合的管理模式，既体现了管理的公平、公正，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刚性要求，又在具体管理过程中重视人性化的关怀，营造了和谐的人际关系，教师工作热情大增，各项工作得以顺利推进，并取得较好的效果。
第四部分 存在的不足与努力的方向
几年来，学校在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办学水平、促进教育公平、创建初中标准化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
（一）进一步加强学习，不断更新教育观念。
进一步研究“减负增效”的新办法、新举措。形成学校的办学文化，进一步探究“三心三自”德育模式，促进学生进一步健康发展、全面发展”。
（二）进一步加强教科研工作，走科研兴校之路。
进一步加强教科研工作，加大校本培训力度，深化校本教研，认真组织市、区“十二五”研究课题的申报工作，组织教师进行课题研究，提升干部、教师教科研水平。
（三）进一步利用网络系统，提高教师使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进行教学的能力。
利用校园网络系统，积极鼓励和支持教师利用多媒体技术辅助教学，满足新课程改革的教学需要，跟上时代的发展的步伐。
（四）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提升学校文化。
积极争取资金投入，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分步实施文化建设，进一步美化校园环境，提升学校文化品位。
在**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市、区两级教育局的指导下，我校将以初中标准化建设为契机，扎实工作，团结奋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努力开创我校工作新局面，为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而努力奋斗。
改革由来：解放农村生产力
农村改革试验区是根据中共中央1987年5号文件关于“有计划地建立改革试验区”的精神由国务院批准建立的。
依据中央关于建立农村改革试验区的精神，贵州省委、省政府在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基础上，针对全国推行家庭承包制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与中央书记处农研室，国务院农研中心商定，确定贵州省改革试验选题为“土地制度建设及农产品商品基地建设。”基于湄潭县发展商品经济有一定基础的考虑，国务院批准在湄潭进行农村改革试验。
在湄潭试验区被批准建立的第三天，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同志就亲自到湄潭试验区视察指导工作，并指出：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农村生产力，就是要让广大农民群众受益，而不是损害群众利益，检验改革的成功与否，就是看改革是否促进了发展，必须树立这样的指导思想。此后，同志又两次在相关会议上对湄潭试验区的工作作了重要的指示。
改革历程：20年三轮改革
1987年至1993年，湄潭试验区进行了第一轮农村改革试验试点工作。这期间，湄潭试验区以“土地制度建设及农产品商品基地建设”课题内容，配套试验了农产品基地建设，粮食购销体制改革，非耕地资源计划开发，土地金融公司组建和运作，工业小区建设，村级组织建设和农业服务体系建设等项目。作为第一轮改革成果之一，湄潭试验区首创的“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经验，被写进1993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文件，并在全国予以提倡。
湄潭试验区在承袭第一轮土地制度建设的基础，在二轮、三轮农村改革中也取得丰硕成果。1994年至2000年，湄潭试验区根据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第八次工作会议的安排，承接了“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课题内容。通过7年的改革与实践，取得了明显的政策效应和良好的社会效果，不仅稳定、规范了农民负担，逐步减轻了农民负担，而且促进了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实现了税费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1998年11月，中共贵州省委八届二次全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中的决定》明确：认真总结湄潭农村税费改革经验，分期分批在全省推行；农业部农改发（2000）1号文件指出：湄潭试验区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为中央制定全国性的税费改革方案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2000年底，湄潭试验区承接了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农村税费改革与基层组织建设”试验课题任务。2001年，湄潭被省委、省政府批准成为全省农村税费改革三个试点县之一。湄潭县随后开始“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改革试验，率先在全省开展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和稳定了农民负担，规范了农村分配关系，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机制日益完善，取得了良好效果，同时也为贵州和全国农村税费改革的配套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尤其是2001年提出并实施的“均衡减负，户户减负”的改革措施，与国务院2003年《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03〕12号文）强调的“村村减负，户户受益”的政策相一致。
改革成效：百花齐放 硕果累累
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湄潭人民的不懈努力下，20年来，湄潭试验区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曾先后获得全国商品粮基地县、全国商品油料基地县、部级生态农业示范县、全国优质烤烟基地县、全国瘦肉型商品猪基地县、全国无公害茶叶生产基地县、全国粮油高新技术示范县、全国计划生育服务先进县等荣誉称号。20年改革，百花齐放、硕果累累，龙头企业不断壮大，优质农产品基地规模不断扩大，农业产业化经营不断推进，经济发展呈现良好态势。湄潭是典型的内陆型农业县，盛产优质大米、玉米、小麦、油菜、茶叶、烟草、辣椒、中药材等。县委、县政府始终树立“产业强县”的理念，狠抓产业结构调整，在优质农产品基地规模建设，龙头企业的扶持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特别是总书记在1987年湄潭试验区建立时提出：“湄潭县发展商品经济有一定基础，‘烤烟加油菜，人均一百块’，在那里，茶叶生产的发展不够理想，还有可种茶的大片荒山没有种上茶，或者虽种了茶，但生产水平不高。”同志的鞭策与鼓励，为湄潭试验区在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中提供了重要的宝贵意见。
在基地建设方面，湄潭试验区现有优质烤烟基地7万亩，产量17万担；优质稻基地15万亩，粮食总产量22万吨；优质茶叶基地12万亩，产值1.5亿元，并力争“十一五”期末茶叶总面积达30万亩；年出栏30万头生猪生产基地，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36%。此外还有优质蔬菜基地10.87万亩、优质油菜基地20万亩。
在新型工业化方面，品牌效应不断显现。湄潭依托自然资源优势，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先后涌现一批知名龙头企业，年复烤60万担的申义烟叶复烤公司、兰馨茶业有限公司、茅贡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栗香茶业有限公司、银盘山食品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并率先建成了全省第一个绿色食品工业园区。以“湄潭翠芽”、“遵义毛峰”“贵州针”为代表的名优茶，连续23次荣获国内国际名优茶评比金奖，“茅贡”牌优质稻米连续四年获全国十大优质稻米金奖，被誉为“中国第一米”。
在基础设施公路建设方面：从2004年开始，湄潭抢抓机遇，利用国家对农村公路建设的大投入，先后通过争取配套措施，“十五”期间共争取上级资金项目支持1.7亿元，共修建通村公路1100公里，使全县所有村通了公路，60－70%的村通了油（砼）路，1.5小时的经济圈已建立。水利设施建设方面，解决5万多农村人畜饮水困难。
在社会事业改革方面，一是新农村建设不断发展。根据2007年中央1号文件，湄潭重点开展“黔北民居”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利用政府引导、群众主导参与，重点建1000户“黔北民居”示范户，预计可以带动全县1亿元的投入；二是切实抓好基层组织建设，首先开展“五大机制”的建设，即：干部驻村的留人机制，工资报酬的待遇机制，办公经费的运转机制，培养选任的用人机制，实行养老补助保障机制。同时开展了以“二增二减三在村”的村级管理体制改革；三是加大教育改革力度。通过抓“三基”（基础教育、基层组织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实现科教兴湄战略。
关键词：节能降耗;运行分析;调整措施
1引言
在火力发电厂正常运行后，其运行参数是否达到设计值，甚至优于设计值，与操作员运行调整的节能降耗方法有直接关系。本文通过对某百万级电厂多年的运行参数进行统计，分析，总结等，归纳出以下节能降耗措施，如实时煤耗监测、优化制粉方式、及时停运多余出力设备、减少热量泄漏和工质损失、提高真空、降低厂用电率等。
2降耗分析及采取措施：
2.1在汽轮机系统方面
2.1.1降低凝汽器背压在机组蒸汽进汽参数稳定的情况下，提高凝汽器真空，增强蒸汽做功能力，来减少燃料量是降低煤耗的重要方面，运行中采取具体措施如下：（1）真空严密性试验：a）定期执行机组真空严密性试验，确保真空下降值小于133Pa/Min；b）通过试验结果，可以进一步明确机组是否需要真空系统查漏或进行凝汽器灌水查漏；c）根据机组负荷调整汽轮机轴封供、回汽压力至正常值，轴端不冒气、不吸汽；（2）循环水系统及循环水泵运行的节能措施；机组设计为三台循环水泵，根据机组负荷及循环水温度启停第三台循环水泵运行：a）循环水温度大于26℃时，保持三台循环水泵连续运行；b）循环水温度小于26℃时，若机组负荷大于700MW，启动第三台循环水泵运行；若机组负荷小于700MW，负荷低谷时段，停运第三台循环水泵运行；c）循环水温度小于20℃时，保持两台循环水泵连续运行；通过机组煤耗分析，以上运行方式显示机组煤耗水平最低，解决了盲目启、停循环水泵所带来的不经济，不安全情况。（3）正常投入循环水水室真空系统，保持凝汽器水室无空气；（4）监视凝汽器循环水入口压力及进、出口压差，发现凝汽器钛管堵塞及时采取半侧隔离进行清理。（5）维持凝汽器热井水位正常值，运行人员通过多次进行凝汽器热井水位调整试验，正常运行中保持在630mm左右各参数指标最优。运行电厂凝汽器热井水位一般设定值较高，如果凝汽器热井水位过高，部分钛管被淹没在凝结水中，将处于饱和状态的凝结水继续被冷却，造成过冷度增加，使机组冷源损失增加，经测算凝结水温度每增加1℃过冷度，机组循环热耗率降低0.5%。2.1.2维持给水温度为设计值维持设计的给水温度也是提高汽轮机组效率的重要因素，通过改变抽气量的变化来调整锅炉给水温度，直接影响到汽轮机效率；另一方面会使锅炉排烟温度变化，影响锅炉效率，所以给水温度是机组效率的关键因素。如何正确、合理的提高给水温度：首先，要保证高压加热器正常投入：（1）保持高压加热器水位稳定，就地及DCS显示一致，且加热器端差值达到设计值；（2）严格控制高压加热器滑参数启、停给水温升率的规定，一般不超过3℃/Min；（3）发电机并网后及时投运高压加热器，发电机解列前停运高压加热器。其次，调整高压加热器水位正常。加热器正常水位的维持是保证回热系统的良好经济性。如果水位维持过高，会减少有效换热面积，降低换热效果，同时冷却的疏水会沿抽汽管道倒流至汽轮机危及安全。最后，检查高压加热器抽汽逆止门和抽汽进汽电动门开度正常以保证抽汽管压降正常，经过上述方面检查是否达到负荷对应的给水温度，以达到机组设计的煤耗标准。
2.2锅炉方面
2.2.1合理优化磨煤机运行方式该燃煤发电厂采用正压直吹式制粉系统，设计为六台中速辊式磨煤机，五台可带机组满负荷运行，一台作为备用。六台磨煤机对应的六层燃烧器垂直布置与锅炉八个角，所以磨煤机组合运行方式对于锅炉燃烧调整，主、再汽温度，排烟温度等重要参数尤为重要。经过反复运行调整，组合方式摸索，可采取如下措施，起到明显的降低煤耗的作用：（1）特别是机组低负荷期间，保持上层磨煤机运行，同时增加上层磨煤机的出力，以此还提高锅炉火焰中心高度，从而达到提高再热汽温的作用。（2）煤种变化时，根据飞灰细度和含碳量化验报告及时进行磨煤机旋转分离器和液压加载力的调整，控制飞灰细度R45小于30大于20，含碳量小于0.5%，使制粉单耗最经济。（3）磨煤机停运后，磨煤机出口温度降至60度后，及时关闭磨煤机冷风门，以降低一次风机和排烟温度损耗。2.2.2减少再热器减温水量经统计测算，燃煤火电机组，再热器减温喷水增加1%，机组热耗上升0.15%左右。再热器温度每升高10℃，热耗减少0.22%，再热蒸汽温度每降低10℃，热耗将增加0.25%。再热器的调温，尽可能采取烟气挡扳进行调整，同时配合磨煤机组合方式及吹灰的优化方法，减少再热器的喷水量。2.2.3锅炉管屏吹灰优化在锅炉运行保持受热面清洁，可增强管壁吸热能力，降低锅炉排烟温度，从而提高锅炉燃烧效率。但是锅炉吹灰过程要耗掉大量工质及高品质热量，势必增加了工质损失及热量损失，所以吹灰方式及次数进行优化。主要为保证受热面清洁的同时减少吹灰范围及频次，具体优化方式及措施如下：（1）机组负荷大于90%额定负荷的工况，减少蒸汽吹灰，避免吹灰过程中热力系统蒸汽损耗增加及再热汽温的较大波动，维持参数在额定值运行。（2）机组正常运行中，根据煤种的变化，适时调整吹灰范围，如将吹灰枪拖入数量减少为三分之一，即三天完成整个锅炉受热面的吹灰。同时，利用机组检修期间对受热面检查结焦情况。2.2.4烟气热量回收由于排烟损失是锅炉最大的热损耗损失，因此回收排烟中的热量是非常可观的。所以可通过技术改造增加烟气冷却器，将烟气中的热量回收至凝结水中，既提高了循环效率又可以增强电除尘效果。该电厂增装烟气冷却器后，经过性能试验测算，降低发电煤耗约2.6g/kwh。2.3降低厂用电率对于节能降耗，节省厂用电也是重中之重。为降低厂用电率，可采取以下措施：（1）机组启动前，合理安排工作节点，尽量缩短锅炉上水到锅炉点火时间间隔，以减少循环水泵、电泵、凝结水泵等大功率辅机运行的时间。（2）机组停运后，具备停运循环水泵、凝结水泵、工业水泵等辅机条件时，尽早停运；重要辅机的油泵当油温满足条件时，可以停运并定期试运。（3）按磨煤机对应负荷台数，及时停运磨煤机。（4）厂房照建议采用光控和时控。
3结束语
火电厂节能降耗，减少能源消耗的方法、措施很多，本文仅通过某百万机组现场实际运行经验，总结分析了在运行过程中可采取的切实可行且有效的节能降耗措施。
参考文献：
[1]赵毅.我国发电企业节能现状与技术措施[J].热力透平,2008(02):71-76.
关键词：负所得税 劳动供给 效应 评论
负所得税修正论
（一）Penman的补贴计划
Richard Penman（1968）提出将税收多少与预定计划工作按比例联系的一个补贴计划。这个计划要求把补贴进行分级，即劳动者的额外收入将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而递增。他讨论了计划的缺点，并断定工作激励将被保持，劳动供给却不会减少。
（二）Perlman的补贴计划
Richard Perlman （1968）认为，只要闲暇不是劣等品，任何补助低收入者的计划都倾向于削减劳动供给。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得到的收入就会超过仅靠劳动所得取得的收入。Richard Perlman 提出一种补贴计划，它把税收补贴和完成的工作量挂钩。他也检讨了该计划的缺陷，并指出，在这样一个分等级的计划下不能确定工作激励得到完全保证和劳动供给不会削减。
该计划的主要缺陷可能有：首先，根据工作时间多少支付负税的任何计划将难以管理（或者说太昂贵了）；其次，由于一直从事工资率低的工作，他们提高技能的激励会减弱—或许会很严重；最后，由于角点解的存在，作者建议的负所得税方案，尽管人们工作时间增加了，收入提高了，但是效用水平却下降了。从作者提出的方案来看，超出负荷状态的过度劳动是不鼓励的。
Perlman最后的结论是，人们对收入的偏好胜过闲暇越强烈，这样的计划在实现保证劳动供给目标上成功的可能性越大。
（三）Martin Rein（1973）对英国FIS劳动供给效应的研究
英国家庭所得补助（Family Income Supplement，简称FIS）基于以下原理：补贴只支付给全职就业者，不能享有大多数的保险和福利计划，因为后者通常支付给那些工作中断者。在英国，自从1795年斯宾汉姆兰体系结束以来，那些全职就业的人一直不能得到补充性补助 （supplementary benefits）。
FIS计划是为有小孩的家庭设计的，要求家庭的户主从事全职工作，且每周不能少于30个小时。跟正税体系要求强制登记不同， 负所得税的申请是自愿的。任何家庭如果想得到补贴，需要提出申请。
Rein指出，英国FIS在实施中遇到两个棘手的问题：低覆盖率（take-up）和工作负激励。从第一个问题来看，美国公共政策几乎受如何削减福利工作量这一问题的困扰，恰恰相反，英国却致力于如何增加符合资格的接受者的覆盖面。从第二个问题来看，几种很低的补贴执行的税率和支付的递增的税收被认为影响工作行为。
人们或许争论，英国的工人平均工作时间很长，如果这些社会补贴能够带给他们同样的收入，而工作的时间短一些，整个效用可能提高了。而且，短的工作时间可能为低的失业率所抵消，以致整个生产水平不会下降。当工人有机会改变他（她）们的职业地位而不是工作时间的数量，人们或许希望他（她）们偏好更好的工作，因为它提供了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好的工作条件，以及与向上的社会流动相应的其它非经济因素。而且，FIS申请资格要求补贴接受者从事全职工作（前面提到，它是按照每周工作30个小时来定义的）。既然补贴仅仅支付给有工作的穷人，这使得工作的越多而不是越少变得具有吸引力。因而，FIS激发了家庭户主继续工作的正向激励。
实际上，人们很难对各种税率给低工资工作者激励所带来的累积性效应作出评估。有关高税制知识和实际工作行为的联系是不确定的。而我们追求的收入平等的实现恰恰是以整个收入等级的高税率和某些劳动所得水平的等级（notches）为代价来实现的。这些不平等和异常源于两套平行体系的存在：一个是税收体系，它基于一套原理，包含一系列救济和减免（allowances）；另一个是社会保障体系，它基于另一套原理，包含另外的补贴和减免。
为了克服FIS带来的这些弊端，来自保守党的英国财政大臣（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巴伯在1972年预算报告中提议对收入课征30%的税率。这既可以用来计算高于税收门槛的高额税收，又可以把某些社会补贴（benefits）支付给收入低于那个水平的人群。它将是一个综合的负所得税，把一些补贴揉进税收体系。
在英国，用税款抵免（Tax Credit，简称TC）体系代替FIS等福利体系的提案起初没有获得通过，但后来还是得到贯彻实施。关于TC方案，人们最感兴趣的是它从税收改革的角度提出。这个提案明显不同于美国讨论的负所得税制：它并没有试图削减补充性补助（supplementary benefit，简称SB）数量，而是保障最低收入，或者鼓励工作。
（四）Cooper旨在解决英国就业的负所得税计划
A.G.Cooper（1983）指出，政府应该把降低失业率作为最主要的政策目标。要既能有效地解决就业，又不会引起对其他宏观经济方面的冲击。一个设计得当的负所得税计划是关键的第一步。一个合理的负所得税计划更有可能使潜在的雇主和雇员双方都可以利用财政获益来安排就业，从而达到充分降低失业的目的。这个负所得税的税率相当接近于当前对大多数人适用的税率。该计划已经在英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显著地降低了失业率。
有关失业最重要的事实是绝大多数失业人口还是愿意工作。提请注意的是，解决就业的激励必须从雇主和雇员两个角度来考虑。普遍存在的问题却是，仅仅从将成为雇员的角度讨论激励，而没有从将成为雇主的角度讨论之。因而，没有先验的理由期望实现充分就业，这实际上反映了已经发生了什么和将会发生什么。负所得税通过取消现存的对就业的征税能够改变激励结构，从而充分就业可以期待。由此看来，雇主没有动力去雇佣任何一个人，除非他给雇主生产的产品的销售价值大于现实的最低工资（minimum wage，简称MW）。
作者不仅反对MW，也反对就业保护法案（Employment Protection Act，简称EPA）和类似的措施。因为后者也提高了雇佣的潜在成本，进而对雇主产生负激励。设计恰当的负所得税计划有利于阻抑自动化引起的技术性失业。
负所得税在经济文献中得到广泛的讨论。Cooper（1983）认为，就实质而言，负所得税跟如下的税收制度是类似的，如：反向税（reverse tax）、税款抵免（tax credits）、社会分红（social dividend）。 他还指出，全面的失业补贴（comprehensive employment subsidy）跟它们也并无差异。以往的许多研究仅仅考虑了税收或社会保障的单一效应，却没有考虑它们的联合效应，如米德（James E.Meade）等人。Cooper指出，当研究它们的联合效应时，有关税收和社会保障的所有支付和收益主要或全部依赖于个人所得，不妨称之为“总括所得税”（generalised income tax，简称GIT）。
实施负所得税的充分条件是GIT 的边际税率不能超过一个“太高”的值。“太高”到底是多少在有关激励的文献中得到广泛的讨论。有证据显示，上限大约是70%-75%的税率是可以接受的。
Clarke在1977年列出了大约44 种需经过经济状况调查的不同的补贴形式。这是因为每一项经过经济状况调查的补贴提高了GIT的税率，使之接近100%，以致形成贫困陷阱，并对就业带来负激励。而负所得税本身就相当于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经济状况调查（means-test）。
显而易见，经济学家对负所得税简化税收-社会保障-福利体系的潜力，而不是这提到的理由更有兴趣。实际上，现存的计划太多了，如临时就业津贴（Temporary Employment Subsidies，简称TES）、工作创造计划（a Job Creation Programme，简称JCP）、年轻人就业津贴（Youth Employment Subsidies，简称YES）等，更不用说FIS。负所得税的提案只有与税收—社会保障体系的“大检修”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仍然是正确的。
最后，Cooper对负所得税的三个反对意见进行了一一驳斥。
负所得税创造的额外工作报酬很低。聊胜于无，社区的重要价值是通过各种工作来实现的，而工作机会又是在上面提到的各种方案的帮助下创造出来的，尽管这些方案具有有限的适用范围。而且，负所得税体系应该特别有利于边远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因为，很明显，如果许多人能够找到有工作的话，他们还是愿意居住在这些地方。
负所得税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吗？准确地说，问题的核心在于把就业从我们面对的其他主要宏观经济问题中摆脱出来。这能够使得处理诸如通货膨胀和城市衰败等问题变得更加简单。
负所得税是一项昂贵的政策吗？这种广泛流行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只要工人继续争取尽可能合理的高工资，几乎可以确信全体人口将会支付较少的总括所得税。或许真正难以避免的是对现有财富的某种再分配，当然，尽管一些人不希望回避这个问题。
（五）Moffitt对美国TANF和EITC劳动供给效应的研究
负所得税的建议无论是在政策界，还是在学术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政策的维度看，负所得税提案推动了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耗资高达上百万美元的现场试验，试图测量劳动供给的效应。尼克松总统曾提出一个负所得税的版本，后继的其他总统也曾经思考过这种转移支付计划。虽然负所得税的理想形式从来没有获得国会批准，但是现行福利计划的税率出于工作激励的考虑已经做出了一些改变。
按照1996年联邦福利改革法令的要求，美国几乎所有的州都降低了福利税率（指1996年由AFDC向TANF的转变—译者注）。而且，20世纪90年代劳动所得税收抵免（EITC）的增长已经引入了一种比弗里德曼所设想的规模还要大得多的负所得税。这说明，利用财政手段激励福利接受者努力工作的思想在盛极而衰，沉寂了多年之后，最近在政策界出现了复活（resurgence）。
Robert A.Moffitt（2003）重点考虑了负所得税中心思想的两个挑战：一个是与劳动供给效应—与工作激励的本意背道而驰有关；另一个与使用工作条件要求反而引致劳动供给的增加有关。
1.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与工作负激励。Moffitt对劳动供给效应的看法非常新颖。他认为，劳动供给的平均变化符号是不确定的。这种符号的模棱两可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无关，两个效应会把工作努力推向不同的方向；即使在劳动供给函数中替代效应总是大于收入效应，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另外，这个问题与成本也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负所得税计划要在工作激励和成本之间权衡的观点未必是正确的。
其他的模拟研究结果显示，所有的项均为负，反映了负所得税与其他所有经过经济状况调查的转移支付计划一样削减劳动供给的事实。Moffitt（2003）通过表格证明，在多数情况下税率削减引起工作时间的增加，但是随着税率的削减工作时间的增加有时是很小的，甚至有时效应是相反的。低弹性比高弹性更有可能导致工作时间的增加。
另外，西雅图和丹佛试验的研究考察了这种变化对丈夫、妻子和单身母亲的效应。对丈夫和妻子来说，更低的负所得税税率削减劳动供给的数量—事实上，吸引更多的人进入福利体系。对单身母亲来说，负所得税税率的削减通常提高劳动供给，但有时削减劳动供给，这取决于保障收入水平。这两个群体反应的差别部分是因为收入差异所致。
这些研究的政策教训是，负所得税可能提高某些群体的劳动供给，也可能削减某些群体的劳动供给。在收入保障水平和隐含税率的某些组合中负所得税的劳动供给效应成立，而其他的组合中不成立；某些收入分配存在这种效应，其他的则不存在，这取决于沿着预算约束线在不同的点上家庭的相对数量。因此，负所得税的劳动供给效应可能因地而异、因人（如群体）而异和因时而异。
2.工作条件要求与劳动供给增加。20世纪80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斯·弗里德曼（Milton and Rose Friedman）在其合著的《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一书中对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现存的福利体系提出非常具体的批评，同时还详细讨论了负所得税。
在过去的30年，美国福利体系政策呈现多个方向发展的趋势。有些发展方向跟弗里德曼型负所得税是一致的，有些却不一致。其中，三个最重要的发展趋势涉及福利税率、工作条件要求（work requirements）和多重计划（multiple programs）。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工作条件要求已经日益成为美国福利政策的特征，尤其是遵照1996年福利改革法案，它们已经成为现金福利计划（如TANF）的核心组成部分。
工作条件要求制度把人口分为能工作的人和不能工作的人。适宜雇佣的群体如果没有工作将得不到任何支付，仅当他们工作时间达到最低的数量要求时，才给予补贴。不适宜雇佣（nonemployables）的群体将给与一定保障水平的收入，它可能按照低的负所得税税率逐步停止，这是基于他们或许能工作一定数量（尽管较小）的假设来设计的。
然而，一些模型初步证实，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工作条件要求和分类转移支付体系（categorical transfer systems）比纯粹的负所得税更有合理性。比如，在1996年以后的一段时期，福利接受者的工作水平显著提高，现在福利接受者工作水平超过30%，而改革前的仅为5%甚至更少。这种变化是否完全是税率削减的结果，这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工作条件要求也被引入，经济已经随之发生了变化。
从EITC和1996年以来各州的福利改革来看，美国有效实施负所得税的规模远远超过弗里德曼的预料。1996年用于EITC的支出超过现金福利支出，并且这个差距越来越大。2000年，EITC的开支高达260亿美元，TANF的开支高达140亿美元（Moffitt，2003a，Table 1）。另外，2000年有600万人收到现金福利支付，EITC的领取者高达5500万人（Moffitt，2003a， Table 3）。
最后，Moffitt提出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最低保障收入水平定得相对较低—在州现金转移支付计划中这一水平远远低于贫困线（PL），常常仅是PL的一半—但是，隐含的平均税率也极低，从而导致支出居高不下，加上补贴资格的要求使得计划深深卷入收入分配中。一个主要的问题是，由于这个超级的负所得税，平均劳动供给增加了还是削减了。一项研究发现，女性劳动供给的全面效应是正的；尽管单身母亲的劳动供给增加了，但是家庭收入来源居于次要位置的女性（secondary workers）和主要已婚妇女的劳动供给还是削减了（Hotz和Scholz，2003）。
第二，劳动所得税收抵免（指EITC）并不是取代福利计划，因为它没有给无其他收入来源的贫困家庭提供任何帮助。事实上，劳动所得补助本身在其低的范围内是累退的，给更加贫困的家庭反而提供更少的补贴而不是更多的补贴。
第三，从美国福利计划体系的发展趋势来看，1968-2000年间，所有福利计划总的人均支出随着时间的变化而上升，但是其构成已经明显转向实物计划（in-kind programs）和适应不同人群的专项福利计划。其中，增长最快的是医疗计划，主要是公共医疗补助（Medicaid）部分的增长。
（六）Spermann和Strotmann对德国T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的研究
美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负所得税计划试验为财政激励计划（financial incentive schemes）和社会试验提供了权威的证据，财政激励计划和社会试验导致了工作补贴（in-work benefits），如劳动所得税款抵免（Earned Income Tax Credit，简称EITC）的实施。在20世纪90年代，工作补贴在美国和英国全面实施，新的激励计划如SSP也在加拿大通过社会试验的方式接受事实的检验。
Alexander Spermann和Harald Strotmann（2006）报告了1999-2002年间德国的第一个现场试验（field experiments）中试验组（program groups）和对照组（control groups）的经验证据。评估的计划—T负所得税是一个对福利接受者有时间限制，需要经济状况调查的就业补助项目。Spermann和Strotmann 使用在德国曼海姆（Mannheim）实施的福利接受者试验的数据估计出了 T负所得税试验对参与概率的影响。平均试验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简称ATE）是显著的，位于6.6%-6.8 %之间。
然而，不论使用什么估计方法，Spermann和Strotmann都能证明 T负所得税的供给（包括全国性的失业人口和失业持续的时间）对福利接受者工作决策存在正向的小的影响。因此，试验无疑有助于在T负所得税对参与决策的效应方面提供有价值的洞见。
总之，研究结论是：第一，如果地方政府工作人员没用正确执行相关的计划，T负所得税与正的或负的就业效应没有联系，也就是说，T负所得税对实施的环境非常敏感。第二，Spermann和Strotmann 发现，T负所得税对参与决策存在正的就业效应。在相同的地方性劳动市场，T负所得税接受者比对照组在劳动市场有更高的参与概率。如果读者接受了观测假设（observables assumption）的选择问题，那么平均试验效应（ATE）是6.8%左右。
从2004年1月起，按照 Hartz IV法案的规定，T负所得税获准合法实施（见Viertes Gesetz，2003）。这不仅是因为吸取了对福利接受者予以制裁的“用胡萝卜激励作为大棒的补充”这一积极的国际经验，而且基于评估中发现，并在2002年最终报告中提出的T负所得税在微观水平上有小的正的就业效应。
全国性的T负所得税为运用非试验方法更全面的评价这个计划提供了新的机会。Hagen和Spermann（2004）制订了有关如何评价2004-2008年期间的T负所得税的日程，准备进行微观和宏观两方面的研究：宏观的评价可能揭示，像T负所得税和SSP这些有时间约束的财政激励计划仅仅是一定时期内突围“贫困陷阱”的一种思路而已。
如今改革德国劳动市场政策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尤其是在学术界。几位学者支持财政激励计划，而不是公共就业计划（PEP）。尽管激进的改革提案在政治辩论中获得很少的支持，改革公共救助已经成为关注的焦点。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已经提出更加温和的改革提案，只是还没有引起政治争论。最后，从2004 年以来，从福利到工作战略（welfare-to-work strategies）逐渐受到欢迎。然而，从财政的角度来看，如果为福利接受者提供的主要是公共部门的工作岗位，那么这个战略将是很昂贵的。
评价与借鉴
综上，本文分别从“劳动供给削减论”、“劳动供给质疑论或增加论”和“负所得税修正论”的角度对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研究进行了梳理，笔者将结合我国的实际对这些研究文献予以评价。
第一，笔者认为，劳动供给效应应该从更广的角度进行探讨，它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对失业还是就业的影响；对工作时间长短的影响；对工作努力或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对就业结构（包括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乃至不同职业）的影响以及置于劳动需求与劳动供给的框架下进行研究。这样界定劳动供给效应的价值在于，可以使我们对负所得税的劳动供给效应从广度和深度上有一个更为准确的把握，进而对负所得税政策作出更为科学全面的评价。譬如：从负所得税对劳动需求的间接效应来看，负所得税可能对高工资的工人有利，而对低工资的工人不利，尽管负所得税解决的主要是非熟练工人的就业问题；从负所得税对我国不同地区的间接影响来看，负所得税可能对中西部地区不利，而对东部地区有利，尽管负所得税的补贴接受者主要分布在我国中西部地区。
第二，从对劳动供给效应的界定来看，失业率的升降与人均工作时间的长短不是从同一个角度而言的，两者并非总是一致。一般来说，失业率的下降（或上升）意味着社会总的劳动时间的增加（或减少），但在业者人均工作时间可能增加、不变或减少。在就业者平均工作时间不变的前提下，失业率的下降（或上升）意味着社会总的劳动时间的增加（或减少）。考虑到负所得税适用的对象主要是工作不稳定的低收入者，他们往往以临时工作或兼职为主，经常变换工作，处于就业不充分的状态。如果我们不考虑不同工作之间的异质性，并且认为负所得税的接受者的人均工作时间少于社会平均工作时间，那么，可以推定如下的命题：因负所得税的实施导致失业率的下降（或上升）意味着社会总的劳动时间的增加（或减少），但在业者人均工作时间可能减少（或增加）。从长期趋势来看，经济社会越发达，人们对闲暇需求越强烈，平均而言，人均工作时间也越短。从短期来说，激励工作，不“养懒汉”是负所得税的重要目标之一。但从长期来看，负所得税的这一目标在工作激励方面越有效，则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偏离越远。
第三，夫妇之间到底是替代品，还是互补品，或者兼而有之—既是替代品，也是互补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无疑直接关乎负所得税劳动供给效应的大小。笔者认为，夫妇应该既是替代品，也是互补品，关键是哪一个占主导。不同的家庭类型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另外，以上是假设劳动与闲暇在夫妻之间的完整替代或互补，是否还分别存在劳动或闲暇在夫妻之间的部分替代或互补？如夫妻在同一个单位，甚至同一个部门，或“夫妻店”型自我雇佣等情况下，他们在工作上的相互帮忙（替代）是大量存在的。切记，当把上面的分析用于我国的情况时，理论的自洽性更是不言自明。因为负所得税适用的主要群体是农民和城市的低收入者，其中后者多从事非正式的零工或者自我雇佣式工作。农民和城市的自我雇佣者在夫妻之间存在着简单协作（即互补）关系，但是由于他们的专业技能水平较低，在农活或自我雇佣中相互替代的情况也大量存在。
第四，单亲女性的劳动供给效应是负所得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单亲女性的地位跟双亲家庭中父亲的地位相似，她们（他们）都是家庭经济来源的主要提供者，可以据此推断，她们（他们）的劳动供给反应较小；然而，由于女性户主的特殊性，在家庭外部充当双亲家庭中父亲的角色，而在家庭内部充当双亲家庭中母亲的角色。可以进一步推断，她们的劳动供给反应应该介于双亲家庭中父亲与母亲两者之间，即应该比父亲的大（指的是绝对值），而比母亲的小。另一个问题是，双亲家庭中父亲的兼职工作的性质跟双亲家庭中母亲的全职（或兼职）工作的性质相似，都在家庭的经济来源中起着补充性作用，所以他们（她们）的劳动供给反应应该较为敏感。许多学者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些预测。
第五，研究负所得税的劳动供给效应的必要前提之一是要明确作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群体的负所得税补助接受者的劳动供给曲线到底是什么形状的，即到底是向右上方倾斜的，还是呈“后弯型”？如果是正常形状的，那么，劳动供给弹性是富有弹性，还是缺乏弹性的？甚至包括双亲家庭的丈夫和妻子、单亲家庭的女性以及单身人士在内，他们各自的劳动供给弹性大小应该差别很大，这也是进一步明确的。根据许多研究提供的思路，如果负所得税补助接受者的劳动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补助的增加可以近似看作工资补贴的增加，从而间接提高工资率。因为此时替代效应是超过收入效应的，人们会用工作代替闲暇，据此推断劳动供给应该是增加的，可是，为什么负所得税试验的结果与这里的推测并不完全一致？或者具体地说，为什么经验事实反而支持了收入效应超过替代效应这一假说？
第六，笔者多年来一直力倡政府“养人”是我国目前解决就业的一种重要渠道。实际上，政府通过提供公益岗位来解决“4050”人员的就业政策本身就是变相地“养人”。政府“养人”至少有以下好处：在劳动力总体过剩的前提下，有效调节“失业缺口”，维持劳动市场的供求平衡，避免工资水平过低，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发挥“蓄水池”的作用，根据经济周期的变化调剂余缺；同时也给在业者施加一定的工作压力，增强了威胁的可置信性。诚然，政府“养人”的关键在于搞清楚养什么人，养多少人，怎么养人，把人养到什么样的水平。
第七，在探讨负所得税的劳动供给效应这个问题上，留给我们的思考是很多的。比如：我国负所得税适用的对象主要是低收入者，在“二元经济”的视阈下可能更多的是广大的农民。这些特殊的群体有他们自身的特点，表现在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思想观念较为保守等。就拿就业观念来说，“学而优则仕”这一观念根深蒂固，认为进城上大学就要当官，由于这一传统的观念作祟，从而衍生出很多偏见：进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才算就业，进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不算就业；正式的固定工作才算就业，临时非正式工作不算就业；长期的工作才算就业，短期的工作不算就业，等等。在我国实施负所得税以后，这些陈旧的就业观念将会对负所得税的劳动供给效应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从实践层面来看，美国、英国、新西兰、加拿大、德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家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已经或正在将负所得税这一梦想变为现实。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尚未开征负所得税。我国要借鉴国外负所得税理论研究的成果，特别是对于负所得税的各种效应，包括本文论及的劳动供给效应在内的研究，力争在不远的将来设计出一个适合我国国情并施加一定约束条件的负所得税方案—CCNIT（Chinese Constrained Negative Income Tax）。（全文完）
参考文献：
税收
[中图分类号]F224;F81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11）08-0051-02
一、指标的选择
税收源于经济，因此经济的发展水平和质量会对税收产生基础性影响。本文中选择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对税收的影响。并且，为了扣除价格因素对的影响，本文以1970年的价格水平为基础对各期进行折算(令1970年的=100)此外，可能影响税收收入的主要因素还有：职工工资总额、进出口贸易总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些指标均用绝对值来衡量。
：国内生产总值（%）
：职工工资总额（亿元）
：进出口贸易总额（亿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税收收入（亿元）
二、模型的建立
下面运用逐步回归法建立税收收入影响因素的模型。选择样本期为1990―2005并设税收收入影响因素模型为：
（1）相关系数检验。由于以上每个因素都与税收收入高度相关，而且解释变量之间也是高度相关的。现在按照逐步回归原理建立模型。
（2）建立一元回归模型。相关系数检验表明，指数与税收收入相关性最强．所以以作为最基本的模型。
(3)将其余变量逐个引入模型，在基本模型中引入和后t检验和拟合优度都有显著的提高，并且其t检验合格；引入时，其系数为负，经济检验不合理。经过以上的逐步引入―检验过程，最终确定税收收入的影响因素模型为：
4369.086+28.853+0.1230.830
(4)模型的检验。为了进一步检验预测模型的有效性。对税收收入影响因素模型进行以下的统计检验。
第一、异方差检验
检验是通过建立辅助回归模型的方式来判断异方差性。本文中，利用Eviews进行该检验，结果如下：
取显著性水平=0.05，则由于Obs*R-squared=8.283585>（16），故残差序列不存在异方差。其实通过观察P值可知该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第二、自相关性检验
模型的=1.5534，我们大致可以判断模型不存在一阶自相关性。
此外模型的判定系数=0.99545调整后的判定系数为0.994312。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F检验和T检验均通过，说明模型对总体的近似程度较高并且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显著。所以通过逐步回归法建立的模型是有效的。
三、模型的经济分析
经过采用逐步回归法建立起来的税收收入影响因素模型，在克服了多重共线性影响的情况下，显示出对我国税收入影响最大的宏观经济指标主要有：
第一，。是经济发展的代表性指标。税收与的关系集中反映了税收与经济的关系。简单的说，经济决定税收，税收促进经济。二者在核算范围上基本一致，具有直接相关性。因此，是影响税收收入的最基本因素。
第二，进出I：1贸易总额。进出I：1总额与税收收入呈正相关。这表明，进出日总额的增加会带来税收收入的增加。进出口总额在模型中的系数为0.123144。其经济意义为，进出口贸易总额每增加100亿元，税收将增加12.3亿元，这说明进出I：1贸易对我国税收入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现在关税已经成为我国税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调节我国国内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它不仅可以保护和促进本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积累则政资金。充分发挥关税在积累国内建设资金方面的作用。仍然是我国目前关税政策的项重要内容。
第三，职工工资总额。模型中可以看出，工资总额与税收成负向影响关系．似乎不太好理解。人们容易认为工资愈高，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就愈多，于是引起税收的正向增长。但注意到，近年来，由于行政事业单位人员一再膨胀。职工工资总额由1990年的2951.10亿元上升至2005年的19789.86亿元，大大超过当年各项税收收入，如此迅猛增长的人头费必然会影响税源构成，牵制税收增长。从的构成结构来看，工资与生产税净额同属的构成项目属并列关系。在一定的前提下，二者此消彼长．工资增加则必然税收减少。
四、政策建议
我国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期，市场机制还不完善，需要政府加强宏观调控，特别是转轨时期的经济结构剐性，使得政府调控更依赖于财政支出政策。因而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必然要求政府有相应的则力作保证。财政收入目标主要包括税收足额稳定和税收适度合理两方面要求。根据这两个目标以及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应实施积极的减税政策。以加快社会经济发展。而实施“结构性减税”则是当前减税的现实选择。实现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具体措施可包括：第一，在刺激投资需求方面。要把着眼点放在如何启动民间投资上，如考虑对鼓励发展的行业实现“消费型”增值税；减少企业所得税对生产征税的因素，提高企业获利水平：第二，在刺激有效需求方面。调整消费税、营业税，增加居民消费能力，如在消费税方面。调减已失去消费税征税意义的税目，降低部分税目的税率；第三。对一些长期低税负或无税负、税收义务与经济实力不相称的领域适当提高税负，或者开征新的税种。另外，针对国家税收增长高于增长这一事实。国家还应对税种进行调整。利用宏观政策和税制调整的手段，使国民收入和税收保持同比例增长，促进经济的发展。
[1]何晓群.应用回归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赵卫亚.计量经济学教程[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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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税制结构；结构性减税；居民消费
中图分类号：F81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5）04-0101-06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经济增长缓行下协调结构性减税与居民消费的关系，是我国政府和学术界亟待深入解决的重要问题。对税制结构、税收政策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国内很多学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深入探究。储德银（2012）将所得税、商品税与财产税作为关键变量，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分析税制调整对居民消费的结构效应，得出财产税挤入居民消费需求、商品税和所得税挤出居民消费需求的结论[1]。李香菊（2013）则是基于协整分析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采用长面板研究各税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证明不仅渐趋完善的税制结构对调节宏观经济的作用日益明显，而且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显著，间接税的累退性一定程度抑制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2]。赵蓓（2010）基于霍尔不确定条件下的消费理论，建立消费决策模型，研究减税与政府扩张促进居民消费的关系[3]。从国外理论看来，似乎上述结论有悖于李嘉图等价定理，但如Carroll（2001）与Blanchard（1985）所证明，由于个体寿命与个体预防性储蓄等不确定性存在，政府支出与减税政策效果不会被个体未来的完美预期消费决策行为所抵消[4，5]。换言之，使得李嘉图等价定理成立的条件在现实中其实难以满足，更符合实际的是宏观财政政策能影响当前个体消费决策，从而对居民消费具有正向积极作用。Ljungqvst和Uhlig（2008）在Andrew B.Abel的“不甘落后（Catching up with the Joneses）”效用函数框架下分析最优税收政策对消费的影响[6，7]。
目前很多学者在税收总量层面考察居民消费需求已经分析全面、成果丰硕，也有少数通过划分税种进行实证的研究结果颇具价值，这都为我们研究居民消费与税制结构关系提供了启示。但笔者认为，首先，结构性减税政策实施多年，鲜有在此背景下，较为全面、完整的总结改革税制结构对居民消费需求作用的成果。其次，未有人考虑税制结构调整影响居民消费的空间外部性，即结构性减税政策在某地区是否存在外溢性作用于相关或邻近地区。最后，需要考虑财政支出、金融体制与经济发展程度方面，在我国实施减税政策提高消费需求的同时，是否会挤出政府部门的相关扩大内需支出，弱化结构性减税效果。因此，本文力图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体现在有利于检验我国税制结构调整政策的作用与实施效果，弥补考察结构性减税与居民消费关系的不足，更加清晰准确地揭示和认识近年来税制结构变化影响居民消费的轨迹，进而为我国下一步税制改革方向提供借鉴。
二、我国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现状
对于结构性减税内涵，贾康[8]（2011）总结为两方面，一是强调“减税”降低实际税负水平；二是强调“结构性”，有别于简单全面的减税，是有选择性的、优化结构的安排。虽然政府征税存在效率损失，直接或间接的减少了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抑制了居民消费，但在既定税收收入下，通过调节税制结构、税种间比例仍可以达到一定税收总额约束下最大化居民消费的效果。
我国对从税制结构角度调节居民消费的政策能力十分关注，但仍在实践中探索其实效性，缺乏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与方法支持。
理论上，商品税、财产税、所得税都会对居民消费行为产生影响。调整所得税，直接关系到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影响消费决策，存在收入效应。调整商品税，改变当前消费的相对价格使得居民消费结构与选择方向受到影响，消费者将依据自身效用函数调整需消费的商品组成，即替代效应。财产税是对财产征税，调整财产税，使当前购买财产与当前消费间产生替代效应，财产税负担增加将使消费者获得财产的相对效用降低，转而进行当期消费的相对效用更高。
三、税制结构调整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
图1以几何坐标轴分析税制结构调整的经济效应。图中曲线代表消费者效用的无差异曲线，纵坐标代表居民储蓄，横坐标代表居民消费。初始情况，税前消费者预算约束线为直线AB，政府对居民所得与财产净收益征税，预算约束线平行下移至EF。同时，政府还对消费商品征税，对财产所有征税，由此产生的替代效应使EF变换至EH。此时，消费者消费和储蓄分别为X2和Y2。于是可假设：税制结构变动的收入效应使消费者在调整后受到的预算约束相对于调整前有所减弱，预算约束线上移至CD。此时，若替代效应保持不变，最终预算约束线应是平行于EH 的直线CM，消费增加量为HM。但商品税与财产税的变化将改变居民当期消费结构与跨期的消费储蓄分配决策，使得新的最终预算约束线CG不再平行于直线CM，两者的综合替代效应使消费者做出决策调整，提高当期消费，即CG斜率小于CM。最终，消费增加量为MG。
最终预算约束线CG与无差异曲线U0相切，对应消费为X0，储蓄为Y0。收入效应使消费支出增长X0X1。而X1X2代表着替代效应的消费变化量。X0X2就为税制结构变化刺激消费的总增长。同时，在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框架下同样尝试推导税制结构对消费的影响路径。
所得税征收率t1与居民消费倾向为负向关系；商品税与财产税对消费的替代效应改变居民消费倾向，即β与T2存在负向关系。因此，我们得到消费函数C（t1、T2）的一阶偏导数均为负。这与前面使用几何图形说明的结果一致。
综上，笔者认为，以结构性减税为主的税制改革，可以充分利用税制结构调整的经济效应，达到改变居民倾向、影响居民消费结构、引导居民合理消费与储蓄的目的。而结构性减税政策通过商品税、财产税、所得税三方面究竟给予了居民消费何等程度和何种方向的作用，我们需要通过实证检验来获得结果。
四、构建税制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实证模型
（一）模型设定
1.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现实中居民消费是一个跨期动态过程，经济中个人遵循着跨期效用最大化路径以配置自己的消费支出。个体会基于过去因素相关的经历来考虑当前环境下的行为，这意味着考察税制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动态关系颇为重要。因此，为了修正动态数据结构引发的内生性问题，防止参数估计的有偏和不一致，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式（SYS-GMM）考察我国结构性减税政策下税制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
被解释变量Cosuit代表居民消费支出的自然对数，Comtit、Inctit、Protit分别代表商品税对数、所得税实际税率、财产税比重，Unit为控制变量。控制变量Gdpit是名义人均生产总值，Czexpit代表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以地方财政历年教育、社会保障与就业、医疗卫生及文化体育传媒四项支出总额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计算得到。Lcit代表流动性约束，用城镇及农村的居民收入减去消费性支出得到的人均储蓄除以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最后，模型中的μi是各省份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γt是时间效应，εit为估计误差项。考虑到本文采用短面板数据，将滞后项最大阶数均取1，即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Cosuit-1作为解释变量，体现居民消费的动态变化。各变量下标i、t分别代表第i省与第t年。
2.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空间权重是空间计量模型的关键要素，是地区空间外溢性的体现，又鉴于此步骤旨在检验我国结构性减税下税制结构调整是否存在空间效应，因此，将存在共同边界的省份视为相邻，地区与其自身视为不相邻，相邻地区权重取1，不相邻地区权重取0，选用空间杜宾（SDM）模型进行分析：
式中，W代表省份间以地理相邻关系特征所确定的空间权重矩阵，W×Cosuit表示解释变量居民消费支出的空间滞后变量，其系数β0反映相邻省份居民消费支出情况对本省份居民消费影响的方向与大小。同样，W×Comtit、W×Inctit、W×Protit表示相邻省份的商品税、所得税、财产税变动情况的空间滞后变量，对应系数显示各结构成分对本省份的影响程度与正负。模型中其他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以及误差项均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含义一致。
（二）主要变量定义
1.商品税。商品税变量选择用增值税、消费税及营业税之和的对数进行描述。增值税属于中央地方共享税，在计算商品税额时，根据中央与地方间3∶1的比例分成原则，将各省份国内增值税的4倍作为当年各省份实际征收到的全部增值税额。营业税直接加入商品税变量。另外，选取《中国税务年鉴》中相应消费税数据与增值税、营业税求和。
2.财产税。实证部分财产税变量以各省份历年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车船税和契税之和占该省当年税收收入比重得到。
3.所得税。在实证过程中税制结构的所得税部分仅考虑个人所得税。选择个人所得税税额除以居民收入得到个人所得税实际税率。个人所得税中央地方分成比例为6∶4，因此，同样乘以2.5倍进行反向处理得到各省份每年征收的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
（三）数据来源说明
计量模型和数据选取样本时序跨度为2004～2012年。将数据横截面选取为全国31个省份，除消费税数据其他所有基础数据均取自2005～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此外，为消除价格因素影响，笔者对基础数据均进行平减处理。在控制变量中，财政支出变量与流动性约束变量也是商值形式。但在计算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变量时并没有预先进行平减处理，是考虑到名义性物价因素会影响居民消费的决策，对居民产生一种虚假的价格改变现象，所以人均生产总值采用包含物价指数波动的名义值。
五、税制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一）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结果与分析
鉴于矫正异质性导致的估计误差，在考察动态回归之前，本文预先采用了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来检验税制结构对居民消费的作用。结果支持了结构性减税背景下税制结构成分对居民消费不同程度与方向的影响。
而实证检验中运用动态模型考虑居民消费支出的动态变化将更符合现实。回归结果如表1。
AR（1）、AR（2）统计量用于检验模型差分方程误差项是否存在一阶与二阶自相关，AR（2）结果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动态模型序列不相关。Sargan检验考察的是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根据检验结果在10%的置信水平下，我们不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所有的工具变量均有效。由此可知，本文使用系统GMM估计的结果是可信的。
滞后项变量Cosuit-1的系数估计值为0.84829，通过1%显著性检验，表明我国消费具有动态的自我增强能力，居民消费上一期的“发育”程度决定了本期的“成长性”。
关键变量Inctit系数为-0.13810，通过5%显著性检验，与居民消费负相关。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多年所得税调整使居民承担的所得税实际税率每提高1%，居民消费支出将有0.13810%的减少。因此，我们可知近几年的两次提高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与暂停征收利息税等措施都未能从实质上改变所得税负担对消费需求的约束，其调整仅仅是落后的收入再分配机制的与时俱进，还未能实质上产生刺激经济引导消费的作用。虽然所得税一定程度上挤出了居民消费支出，但不能单纯立足其经济效应抑制消费而否定其地位与重要性。所得税属于直接税，加大直接税比重是我国税制的一项重点改革方向，改革所得税时还需要兼顾财政收入、社会公平和收入分配等多方面，将所得税视为整个税制结构的成分之一，总体上与其他税类统筹协作来刺激消费与调节宏观经济各方面。
Comtit与Protit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通过1%置信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其中商品税收入实际值每增加1%，居民消费支出提升0.11279%，财产税税收比重增加1%，居民消费支出更是增加0.33970%，这表明施行结构性减税政策的税制结构调整后，商品税与财产税挤入了居民消费，支持了税制结构调整的商品税与财产税的替代效应。征收财产税产生较强替代效应，结果是购买财产所获效用小于使用该收入进行当期消费，以致增加了居民消费。
由控制变量估计结果可知，Czexpit系数通过5%显著性检验为0.06196，Gdpit、Lcit系数通过1%显著性检验分别为0.00810和-1.15021。这说明政府有关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文化体育方面的公共服务支出导致居民能在保障基本生活条件前提下更多地消费而不是进行预防性储蓄；人均生产总值表明当地的社会发展程度和本地区拥有良好的消费环境，选择范围广、消费品众多能刺激居民将更多收入支出于消费；流动性约束每增加1%，消费支出减少-1.15021%，系数绝对值较大反应出流动性约束对居民消费决策抑制力强，所以从货币角度来说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开放程度与居民消费呈现出很强的相关性。
（二）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结果与分析
在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估计前，我们必须先对被解释变量居民消费支出的空间自相关性进行检验。如图2，莫兰指数为0.303037，且P值为0.0070，通过1%显著性检验，可以确定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存在一定空间正相关性。因此，有必要引入空间因素来分析居民消费支出的跨区域作用。另外，在分析固定效应模型时通过豪斯曼检验我们确定了固定效应优于随机效应，所以，下面利用Matlab2009a软件进行固定效应的空间计量实证分析，结果见表2。
W×Cosuit的系数为0.13000，在5%置信水平下显著，即我国各省份地区居民消费支出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证明相邻省份地区居民消费对本省居民消费存在刺激作用。商品税空间滞后变量W×comtit系数为0.23073，通过1%显著性检验，财产税空间滞后变量W×Protit系数为0.41581，通过5%显著性检验，说明商品税与财产税的空间依赖性强，两者能正向促进相邻省份的消费支出。我们认为，由于相邻外省商品税、财产税的税制结构变化，本地区居民进行消费决策时根据获得的外地区消费环境、消费习惯等信息会进一步调整自身的最优消费组合，同一商品若由于地区价格波动等因素导致外省居民承担税负较高，本省居民可能产生一种本地区消费此商品税负更低而收益的心理暗示，从而更加倾向于消费此商品。另一方面，外省税制结构中财产税的变化使外省居民选择当期消费，从而会通过消费支出的空间外溢性间接促进本省消费。最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中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与动态面板模型得到的估计系数同方向，且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了在模型加入空间相关性后各个控制变量因素对居民消费影响仍存在。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实证估计结果显示，近几年来我国以结构性减税为主的一系列税制改革措施取得的成果，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内消费需求，但从税制结构角度构建促进居民消费长期稳定增长的体制机制才是解决内需问题、优化税制结构的根本之道。而且，上述分析可以为政府部门如何把税制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一把利器来扩大内需提供理论参考与决策指引，为我们反思此轮改革推行至今的效果，日后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政策措施提供了启示与借鉴。
1.构建既稳定又灵活的商品税制度，进一步调整商品税税负构成，弱化流转税的累退性弊端，以结构性减税为主要调整政策，促进营业税全面改增值税的步伐，规范与细化增值税、营业税的覆盖领域，分工协作以提高税收制度运行效率。对于商品税，一方面要加快“营改增“步伐，合理制定增值税税率，例如将居民日常生活消费品归入低税率档次，同时重点解决增值税与营业税重复征税问题，将重叠征税部分明确划分，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的发展与升级。另一方面，消费税的特殊作用是我国政府将消费税作为引导居民合理消费、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的原因，保持消费税率变动的灵活性，充分发挥消费税对消费高档品、奢侈品及资源消耗品的调节作用。
2.加大发挥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功能，完善所得税制度，积极实施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建立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协调的所得税动态反应机制。首先，改革工资薪金所得税适用税率，制定税率适当及时调整的计划。其次，兼顾公平税负与量能负税。提高各收入项目费用扣除标准，可以考虑将居民用于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与就业、文化体育与传媒的支出项目纳入费用扣除，提高中低收入人群保障生活的能力以此提升消费欲望，同时对低收入人群的所得税费用扣除进行特殊的减免规定，以保障其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最后，目前我国个人财产性收入占个人收入比重越来越高，财产净收益给予优惠，存款利息税等应恢复征收，可以达到增加居民收入，鼓励居民少储蓄的效果。
3.构建系统的、完整的财产税制度，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如今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增加，财产性收入成为拉大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方面，应全面及时地总结沪渝试行房产税经验和问题，尽早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同时减少房地产交易环节的税收，促进存量房的流转，抑制居民投资性房产需求，间接刺激消费。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减轻低收入人群解决居住所负担的成本。另一方面，加快遗产税与赠与税的制定与颁布。遗产税与赠与税不仅在改善社会风气、更新观念方面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且能遏制财产资本非经济性的集中，以此鼓励人们合理储蓄，进行即期消费。
针对文中控制变量系数的估计结果，认为决策部门还应统筹兼顾、放眼大局，在继续稳步有序地推进“有增有减”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同时，强调初次与二次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真正做到藏富于民，提高居民收入，并注重发展与完善金融信贷体系、不动产登记及现金管理制度，为居民借贷消费创造条件。收入提高、经济发展一方面将为潜在蕴藏的消费能力的释放打下基础，长远上提供了税收来源，另一方面，税源得到充分保障还能为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手段的财政支出腾出更大的伸缩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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